法理学发展史篇1
1内省法的根据
内省法，又称自我观察法，是对自己心理活动进行观察的方法。内省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又根据的。第一，内省法是心理学现象的主观内在性决定的，即意识的可对象化，能够成为人意识的客体。第二，内省法在许多心理学派和心理学分支的有关实验研究中不同程度的使用着，而且内省法一直在不断的改进和发展。第三，内省法是一种独立的方法，它可客服客观观察的实验法的局限，弥补实验法的不足。综上三方面，内省法作为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可以确定的，尽管人们对内省法提出了众多的批评和指责，但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波林所指出的那样：“内省还是跟着我们，只是用了不同的别名而已。”
2内省法的种类
第一，经验内省，即以个人日常经验或体验来陈述心理学问题的方法。如柏来图、奥古斯丁、笛卡尔对心灵的思考、早期联想主义心理学家(经验主义者)陈述意见的方法以及对心理现象(观念)的解释等。
第二，实验内省，即借助于实验进行内省的心理学方法。实验内省由冯特所提倡，之后又有构造心理学派的古典实验内省法，符恣堡学派的系统实验内省法等等[3]。
第三，科学内省，即现代心理学应用方面，用一套经过标准化了得实验程序要求被试做出的内省反应，比如人格测验、态度量表等。
3西方心理学史上内省法的应用
3.1柏拉图用内省法去探索独立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或真理。
对柏来图来说，本质与形式有关，它独立于自然界而存在，只有通过忽略感觉经验，把思维转向内部(即通过内省)才能获得。柏来图以回忆说阐述灵魂的形成过程。这是欧洲心理学实验史上关于天赋观念和内省法最原始的表达方式[4]。
3.2奥古斯丁的《论灵魂》。
奥古斯丁认为心理是主观自生的内部经验，无法为他人直接认识，灵魂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接近，并以自我报告的形式陈述出来为人所了解。因此心灵就是通过自己认识自己的。在欧洲历史上人们把奥古斯丁看作是心理学上第一个内省主义者[5]。
3.3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不承认感觉经验的真实性，只承认理性思维的真实性。笛卡尔正是用内省开思考真理的，或者说正是用内省来思考和探究人的心理现象的。
3.4经验主义者用内省研究观念和联想。
经验主义者就是强调经验在知识获得过程中得重要性的一种哲学[6]。这三种观念的形成，都是以人的联想为链条和中介。也就是说，这些观念都是由一同出现的有关观念联结或者集合成一个东西的结果。
3.5冯特—实验内省法
“实验内省”德文词是experimentelleSelbstteobachtung。就冯特本人来讲，他得实验内省指的是利用实验技术，如反应的测量、词语的联想以及对刺激的辨别反应等对心理过程所用的科学研究。
3.6构造主义的内省法
铁钦纳采用的内省法在运用上区别与冯特的实验内省。首先，在应用范围上，铁钦纳把实验内省应用于复杂的、高级的心理现象，如记忆、思维等上，打破了冯特的限制。其次，铁钦纳实验程序要求更加严格。铁钦纳对实验内省方法的使用比冯特更加复杂，被试必须寻找到他们经验中的元素成分，他们的工作是描述产生复杂认知经验的、基本的、最初的元素经验[7]。
3.7式塔学派的直接观察法—不破坏自然经验的内省法
格式塔心理学家即以直接经验为研究的对象，而直接经验是自然而然观察到的完整的现象，因此他们主张采取自然的观察法，而主张观察是离不开直接经验的，因此他们并不否认内省法，只是反对人为的分析的内省法。比如对缪勒-莱耶错觉(箭形错觉)的分析上，ab两线由于附加了两种不同方向的箭头，各自组成了一个格式塔，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把他们看成是一长一短，才是真实的自然经验[8]。因此他们极力的反对传统的内省法。
3.8行为主义的言语报告法
尽管古典主义心理学家摒弃主观意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反对使用内省法，但还是采用了内省法，只不过是换了名字—言语报告法而已。以致有人说：“他(华生)把内省法从前门赶出去，又以语言报告法把它从后门迎进来”[9]。
3.9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技术是弗洛伊德由催眠术的启发所创造的，相对于实验内省和言语报告法更加自由、灵活，它所反映的内容完全是患者的主观思想，导致一些人批评他得研究结论主观臆断不准确。
3.10罗杰斯(人本主义)的以人为中心疗法与认知心理学的自我观察法
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和认知心理学派对心理现象的研究都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内省法只体现在其中的某一种上。首先，罗杰斯倡导现象学方法，把它作为对意识经验的一种直观描述法。其次认知心理学家采用自我观察法，即在解决问题时让被试者口头思考，把他们在进行各种运作活动时的想法。
3.11科学心理学的心理测验法
比如智力测验、成就测验、人格测验、态度测验等等。这些测验所用材料都是经过预先标准化的，被试根据指导语按自己主观思考来完成。完成心理测验的过程也就是被试进行内省的过程，较之以前的内省法更加科学有效。
4小结
从本文第三大部分，即内省法在西方心理学史上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规律：
4.1内省法从最初的主观思辨发展到现在的心理测验，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始终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尽管用了不同的称谓。4.2内省法应用条件不断得到改进，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心理学家们的应用。
法理学发展史篇2
【关键词】史学方法论；历史本质；理性解释；历史显象；感性描述；逻辑进程；
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周祥森，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史学月刊》编审，博士研究生
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关于1978年以来新时期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从1980年代的史学方法论热趋于“降温”并发生“转向”的1990年代初开始，就陆续地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者以不同的形式做了堪称充分的整理或综合的述评。
例如，蒋大椿对最能反映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成就的史学系统方法和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的讨论情况，对历史科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历史比较方法的研究情况，都分别做了专题性的概述和分析，并对1949年后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进行了梳理[1]。李振宏对整个20世纪和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分别做了具有很强的条理性和理论性的总结[2]。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李振宏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热情的空前高涨；199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沉寂与转向。根据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所显现出来的思维路径，李振宏梳理出了对第一个阶段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进行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他指出，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在三个方向上思考问题。一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唯物史观，有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二是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是否应提出建立历史学科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三是在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是否还需要探讨新的方法论途径。在这三条思维路径上，人们很快有了统一的肯定性的认识，并由此推动史学方法论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80年代末，史学方法论研究循着四条线索得到了发展。这四条线索是：与唯物史观相关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近代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西方现代史学方法的借鉴和引进”。199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有了新的转向，即从关心宏观层面的方法论转向具体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和口述史学方法的探讨[3]。李振宏的这些看法很有启发意义。
除上述学者外，其他学者在总结或是20世纪、或是1949年以来、或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程的著述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对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评述[4]。
现有的对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述评，在学术上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为史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为理解和展示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逻辑进程提供了自然历史的和主题的线索。但是，现有的研究至多只是揭示了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在形式上的实在的历史联系，而没有能够揭示出它在本质上的即内容自身的思想联系和逻辑进程；基本特征是自然历史事实介绍、观点综述取论探索，对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缺乏整体性认识；在研究方式上，表现为主要是学术史的或史学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史学方法论自身的理论思考。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大多缺乏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自觉，而停留在对史学方法论成果的经验描述或知性分析与概括的层次；有的学者甚至只是简单地介绍学术观点，连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自然线索都没有。
对于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历程来说，虽然学术史或史学史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实际上也是常用的研究方式，但是这种方式追问的只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自在的东西，而不是其自在自为的东西，它能够提供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实在的自然基础，而不是其逻辑的意义基础，它能够回答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过去”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自然性历史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其意义性历史理性的问题。
在本文作者看来，对新时期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不仅是对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的理论探究。从逻辑进程角度进行研究，就是要从内部去理解史学方法论自身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内涵，理解它实际发展过程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超拔性，亦即把史学方法论当作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理解它自身的生命运动轨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我们不仅仅是精神遗产的继承者，而且本身完全是历史精神的产物）才能发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任务”。在这里，这个任务就是，通过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现实的“历史的（我们的历史的）整体的批判地理解”，在新时期彼此间互相超越的史学方法思潮或史学方法论思想中，“通过从不清晰的阶段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清晰的阶段，最终直到它自己成为完全可理解的”[5]。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在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问题时，不仅要有历史感，而且要有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关涉。但是，由于个人能力所限，因此本文并不奢望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只是想在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进程即其自然历史的基础上，从逻辑进程的角度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读者。
一、历史哲学发展之转向：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前提（上）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前提，必须首先从世界历史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去探求；易言之，必须首先了解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尤其是史学方法论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本质特征。因为，虽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是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的表现，但它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形式却不是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所特有的。作为特殊的或个体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只有在具备或作为普遍性意义上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之存在的前提下，它才能区别出并表现出它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或个体性的东西。换言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实际上只是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及其本质特征的特殊体现。
和哲学一样，历史哲学的“每一阶段都有其本己的必然性”[6]。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从历史认识论哲学转向史学方法论哲学，历史哲学课题从对历史知识性质的知性分析转移到对历史认识“工具”或实现方式的综合思索和体系建构，历史哲学探讨的具体问题从历史认识是否可能、怎样成为可能、历史认识主体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局限，转移到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对象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历史认识主体如何建构对象性的历史，或者说历史认识对象如何本己性地向历史认识主体显露其自身的各种“显现模态”或“显象系列”亦即其存在方式的系列[7]。
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的这种课题和问题的双重转换，是历史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在特定时生变化的具体表现。在本文作者看来，历史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是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则是作为哲学最高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哲学领域的特殊体现。历史本体论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主客体何者为历史认识本原问题，侧重点在于对作为历史认识对象之本原的“历史存在”，确切地说“过去存在”的本质直观和辩证理性认识；历史认识论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历史认识主体是否能够认识作为对象的历史或客观实在的“过去存在”能否成为认识对象而被认识的历史可知性问题，侧重点在于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力和历史认识（作为历史知识）性质的知性直观与分析；史学方法论哲学的任务在于从主客体两个方面解决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如何实现相互结合的现实的问题，侧重点在于对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合一性关系或相互同一性关系的实现方式或途径、主客体相互同一性关系的作用机制等问题的整体性甚至本体性的探讨。
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是史学方法论哲学的根本基础和历史前提，史学方法论哲学只有在此基础上和前提下才能获得现实的发展。可以说，史学方法论哲学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实现辩证统一的结果，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的“真理”。就是说，史学方法论哲学，它既是它自身，同时又必然地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辩证统一的实现——它是历史学自身的哲学。如果史学方法论哲学没有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基础和前提，或者脱离了这一基础和前提，那么，它就会沦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成为一种仅只是起中介作用并与历史认识对象、历史认识目的——亦即历史本体——相脱离的单纯的工具。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也就是自然科学所代表的科学主义的间接性[8]。科学主义间接性下的史学方法论，只是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技术性操作方法，而不是方法论。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必然面临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认识对象、历史认识目的，亦即历史本体与史学方法论之间的激烈冲突。历史哲学就是在历史本体论（或历史存在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相互作用关系的张力中并在这种张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
一般认为，1725年维柯《新科学》[9]的发表是历史认识史上历史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维柯的《新科学》不仅仅具有历史本体论哲学的开山意义，而且具有同样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哲学的意义，因为《新科学》的理论旨趣实际上在于创立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历史本体论哲学只是它的基础。正是维柯第一个提出数学、历史、语言三门科学知识是比自然科学更加精密的知识。在维柯看来，数学、历史、语言是人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东西，对于自己的创造物，人当然可以透彻地、完完全全地把握它最内在、最深刻的东西；而自然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它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人不可能像认识数学、历史、语言那样洞察自然界的秘密。这就是说，比起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来，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更加具有科学性；或者可以这样说，科学精神不但不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相反地，它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人文科学的这种立场，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努力探索，使维柯被后世誉为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先驱者[10]。从那时以来直到今天，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本体论哲学）到“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再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发展，正好走完了从历史本体论哲学到历史认识论哲学再到作为两者之统一的实现的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完整发展历程。
当代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亦即史学方法论哲学与欧陆现象学哲学、结构—解构主义哲学和英美语言分析哲学这三大主流哲学相适应，从三个视向探讨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与现象学哲学，特别是哲学诠释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理解的途径、历史诠释的方式，形成历史诠释学、历史现象学。实际上，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直接与历史科学部门里的诠释活动相关联的[11]。与结构—解构主义哲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探讨历史话语本文的建构模式及其结构与功能，形成结构—解构主义史学，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中的时段结构理论、历史人类学、历史知识考古学或历史意识体验哲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叙事的逻辑形式或表现方式，形成元史学、历史符号学、历史语境学。
当代西方哲学具有反本质主义、反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或对本质主义、近代启蒙理性进行解构，或把现象直接理解为本质，而将本质本身悬置，或否定理性主义而片面地强调意志主义、存在主义。与主流哲学思潮相激荡，当代以史学方法论理论建构为重心的史学方法论哲学，也表现出否定并解构历史本质、只注重历史显象的思想特征。
此外，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也出现了诸如计量史学、模糊史学等其他支流性的、仍然以自然科学为科学之范本的史学方法论探索。
目前，首先在美国历史学界出现并在例如中国历史学界获得积极响应的所谓“全球史观”，也许可以看作是历史哲学发展新的历程、或者说历史本体论哲学复兴运动开始的征兆。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者对史学方法及其理论的研究，是在上述西方历史哲学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下展开的，并且明显地表现出与当代西方史学方法论哲学发展相似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特殊表现。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以及理论历史学）的发展，必须充分地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意义。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新时期理论历史学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区别于西方的特点：历史哲学科学体系三大组成部分的发展从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就史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发展而言，共时性发展的意思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在具备了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充分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进行的，而是与历史本体论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建构同步进行的；而且，史学方法论建构事实上成为历史本体论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一方面推动了新时期人们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质疑和正本清源工作，另一方面促进了在1949年以来长期被悬置的历史认识论科学（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建设[12]。
二、“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
逻辑前提（下）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不仅是世界历史哲学实际发展过程的逻辑必然，而且是中国理论历史学实际发展过程的逻辑必然。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是以“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为其逻辑前提之一的。虽然“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属于历史本体论哲学范畴，但是，作为历史本体论哲学，它是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歪曲的产物，是专制地对待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把它扭曲为独断论的表现。“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在史学方法论上集中体现为阶级分析法。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就是在质疑、否定阶级分析法为历史认识唯一方法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作为阶级分析法的对立面或替代者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前盛行于中国历史学界的“唯物史观”，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它具有一般的“知性的形而上学”所共有的缺点或思想特征。黑格尔曾经把“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缺点归结为三点：（1）以抽象的知性范畴去认识无限的理性对象；（2）以抽象的片面的判断或定义来表达具体的真理；（3）以抽象的同一性作为真理的原则，坚持严格的“非此即彼”[13]。这三个缺陷表现在“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身上，例如，以阶级斗争范畴去规定无限丰富的、纷繁复杂的、现实的“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14]——亦即客观地发生了的“过去存在”或“曾在”，片面地、绝对地以阶级概念表达文明时代社会结构演变、民族运动等等具体的历史运动规律，把文明时代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区分为相互敌对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现实中每一个体性的人都被规定为非前者即后者，人类文明时代全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历史上的各种对立”[15]，都被一分为二地划分为“非此即彼”的两个敌对营垒之间的关系和斗争：或被同一化为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或被同一化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和斗争——唯物与唯心的关系及其斗争又同一化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被归结为统治的、剥削的、压迫的阶级与被统治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阶级这两大阶级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历史上所有的对立都消融在了这种阶级的对立之中。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只有阶级，而不是现实地存在的、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才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16]，人类社会自始以来就是纯粹化为矛盾极端尖锐的两大对抗性阶级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历史创造活动的主体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活动中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7]，“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不“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而是类似于上帝的全能全智的、无处不在的“阶级”。人类的实际发展过程就是作为阶级的代表的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以一定的形式不断地在进行的相互厮杀的角斗史，人类历史舞台就是古罗马的角斗场。而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展示和阐明这种以阶级形式表现出来的敌对营垒之间相互残杀的历史场景和过程，完成此项任务的唯一正确的和科学的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其他史学方法，甚至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历史主义方法、相互作用关系论，都在被禁止探讨和应用之列。总之，根据“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文明时代全部现实的人类历史被高度概括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的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被扭曲、被曲解和被为极端地敌视人的“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并且把这样一种“唯物史观”宣布为唯一的、最高的历史真理。
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的真理，否认其他学说也具有真理性或包含真理颗粒，这是以专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制态度，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为一个自我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当作绝对的真理，因而也就阻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之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以专制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者，就叫做独断论者。采取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真理这种专制态度，把开放的、充满生机和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变成唯我独尊的独断论，其必然后果是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怀疑论甚至否定论。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就是在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从质疑、进而到否定、最终悬置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本身的前提下，并且在这种质疑、否定以致悬置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结果是从注重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
三、从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从方法论史本质上即是方法论本身的意义上说，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对其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描述只是基础性工作，所要解决的更为核心和本质的问题，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是什么，或者说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矛盾关系之中进行的。为此，在历史的方法基础上，需要运用逻辑的方法。
就一般的方法论原则而言，用逻辑的方法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加以考察和批判，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因为从本体性上讲，现实的历史过程和逻辑的思想进程是同步地开展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9]。当然，作为辩证理性的历史认识，这种“反映”亦即对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体验、诠释以及建构，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无反思的、就事论事式的、如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而只能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0]，是哲学性地理解的“反思的历史”；“简言之，它是现实的历史过程之辩证逻辑的再现”[21]。
按照恩格斯在科学批判方法论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逻辑的方式考察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实际发展进程，就是要把新时期相继出现的各种史学方法论思潮作为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自身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矛盾进程来研究，并使它们作为史学方法理论思维由于内在矛盾而向前推进的、必然的、活生生的自己生命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
从逻辑进程来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本质趋势是越来越回避对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而越来越沉溺于对历史显象[22]的直观感性的经验描述。这是同一过程的互为因果的两个不同方面。
在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其实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例如，民国时期所谓新考据派（又称“新汉学”）与史观派（又称“新宋学”）之间的矛盾关系；1949年后的十七年表现为史与论关系、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讨论；1980年代史论关系问题、历史主义问题讨论的继续，阶级分析法的讨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关系理论的探讨，都与历史本质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关系直接相关。1990年代以后，史学方法论研究趋于沉寂，并不意味着二者矛盾关系的解决或消失，而是表现为宏大叙事与史学“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宏大叙事几乎淡出历史学部门，“碎片化”史学日益受到经验历史学者的青睐，并成为主导性史学形态——这表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基本完成了从对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的各种方法论形式的质疑到避而不谈历史本质问题，并且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过渡历程。
毋庸讳言，历史显象是历史认识得以成为可能的出发点，但它不是历史知识的来源。历史知识不是由对显露出来的历史显象的叙述构成的，而是由对内在的蕴藏于历史显象之中的历史本质的揭示、诠释构成的。历史显象的经验描述只是提供给人们一幅历史故事连环画，只有关于历史本质的揭示、诠释才能提供给人们真实的历史知识。
如果说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的理性主义历史学关注的是历史的结构—过程、历史的必然以及历史的内在本质，那么，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经验主义历史学则正好是理性主义历史学的反身倒转：关注历史事件、历史的偶然以及历史的外在表象。从历史本体论或历史观角度说，前者是过程史观，而后者是事件史观。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从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到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转变，是新时期历史学者历史观转变的表现，即从时间性和历时性的结构—过程史观转向了空间性和并时性的、结构—过程由以构成的因素—事件史观。
四、新旧“加工工具”：新时期史学
方法论发展的层面和路径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从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是从两个层面或类别[23]、按照三条路径进行的。
1.讲求旧的“加工工具”。第一个层面或类别是讲求旧的“加工工具”——处理似乎无穷无尽的历史材料的工具或操作程序。这一层面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大体沿着两条路径行进：一是对传统的语史考据方法的研究，其口号是“回到乾嘉去”；二是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进行正本清源和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重新进行中国化，经历了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的演进过程。
（1）“回到乾嘉去”。在新时期，一部分历史学者为了证明传统史学在方法论上似乎依然能够为当代史学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隔过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陈寅恪等为代表的现代考据史学方法，直接回到乾嘉考据史学，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回到原汁原味的乾嘉考据史学并不现实，所以便回到比较现实的基地——民国时期的现代考据史学。于是，陈寅恪一时成为名人：不仅是史学大师，而且是文化、思想界的巨擘；一度出现了“陈寅恪热”现象。但是，就学术研究策略而言，这种讲求旧的加工工具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很大程度上是对1970年代末就已经有学者（李幼蒸）提出并践行的跨学科史学方法努力（1980年代则有新旧“三论”的倡议者，1990年代以来倡导者转为社会史和环境史等领域的学者）的一种抗衡。
（2）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在这条路径上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2004年本文作者在系统地评论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4]一文时，已经做了梳理[25]。蒋大椿和李振宏两位理论历史学家也做过更加系统的梳理和分析[26]。故在此不赘，而仅指出其中存在着的缺陷。
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回避，其自身经历了一个逻辑演进的过程，即从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批判，引发对五种社会形态说、阶级斗争史观、历史动力论（阶级斗争）、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等理论命题的质疑[27]。这是历史学界以质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正本清源。正如一切怀疑论一样，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怀疑，势必导致这种“唯物史观”理论自己取消自己，从而预示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新发展，因为否定是辩证发展的必经环节。这种新发展在历史学界主要表现为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又称“一元多线论”）和蒋大椿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但是，“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自己取消自己，在历史学界更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本身的回避，像罗荣渠和蒋大椿那样努力使其获得新发展的学者少之又少，他们两人的新理论在经验历史学中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因此，总体上讲，质疑、正本清源的实际结果是悬置或取消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在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指导地位。
2.设计和生产新的“加工工具”，并研究其运用技术。第二个层面是考虑如何设计和生产新的“加工工具”并研究其运用技术。这一层面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走的是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包括史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路径，其口号是“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
（1）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研究兴起的历史前提。在客观方面，跨学科史学方法研究崛起是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为前提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改变了历史科学研究的最终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与前科学时代的历史学不同，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的最终质量不再是单一地由史料客体（博闻强识）决定的，而是主要由“非史学的”学科知识即跨学科性加工工具的实践性甚至实验性运用而决定的。在处理历史材料的过程中，从主题安排、材料取舍、逻辑推断，到价值评判、意义抽象，都严重地依赖于经验历史学研究者运用“非史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能力。
从主体意识方面来说，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的提出，或者说，跨学科史学方法论意识的觉醒，有着多重的前提和意蕴：
第一，经过“”的摧残，中国历史学者开始深切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史学除了能够提供语史学考据方法这一工具外，已不再有能力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提供方法论方面的其他工具，以满足处理无穷尽的史料客体的现实需要，因此有必要甚至必须在历史科学之外去扩大、丰富对史料客体进行有效加工的工具、手段。
第二，中国历史学者开始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历史科学要发挥其“改变世界”的实践，必须切实地提高历史课题的说明力和解释力。
第三，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者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焦灼不安的情绪。潜在地，历史学者隐隐地感觉到史学边缘化的危险。1990年代初，这种潜在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而更为实际的考虑是：如何恢复在“”时期被严重践踏的历史学的声誉，尽快地使历史学的发展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2）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在新时期，真正把史学方法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技术性操作程序或工具的研究与应用。
从一般史学方法论角度展开的新的史学方法论思考，主要有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研究[28]、李振宏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化的探索[29]、赵世瑜的方法论化社会史理论研究[30]、前述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和蒋大椿的以“超越唯物史观”为旨趣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的理论建构。其他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都仅只是部门性史学方法论或技术性史学方法的研究。
或由于现代学术制度和学术职业化的制约，或由于专业主义或单学科本位主义的影响，或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作用，一般的史学方法论建构迄今都还只是一种边缘性的运作，或者被制度化和职业化学术所解构，其本身最终成为一门职业性的学科，如作为一般史学方法论的社会史。
更多的历史学者把设计和生产新的史学加工工具的思虑转向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例如，对新旧“三论”与经验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的探讨及其实验[31]。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发展出了历史人类学，个别人类学者（例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立即引起了经验历史学学者的强烈抗拒；然而，最初由人类学者积极推动的历史人类学的艰难发展，后来却主要在历史学者，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社会史学者的主动参与，并且采取与国外人类学家合作的方式得以实现。哲学诠释学，主要是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史家进行的，在历史学界，无论理论学者还是经验历史学者，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参与其中（台湾学者除外）[32]。
从推动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在新时期史学方法论领域，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者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起这种作用的主要是国内的西方哲学史界和人类学界。例如，一直生活在当代学术制度和学术市场之外的自由学者李幼蒸在理论符号学、历史符号学领域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儒学、汉代学术意识形态等的部门研究[33]。中国西方哲学史界关于历史诠释学的研究，都是跨学科史学方法论（一般的和部门的）探索的成绩卓著者。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把“老三论”还是试图把“新三论”引入历史学，都是史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的表现，也都是希图模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是以下列假设为前提的：人类科学知识只有唯一的一种存在形态，即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的真实性、科学性是一切人类知识真实性、科学性的标本；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是一切部门性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因此，从主观上来说，提倡三论史学方法者的目的似乎是要通过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而提升历史学的科学化程度，然而，历史学准自然科学化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历史学的特性和独立科学部门的地位为代价的。
“三论”（“老三论”）史学除了当年的倡导者依然在艰苦地坚持外，没有被更多的经验历史者接受。因为“三论”很难用来处理微观层面的例如社会生活领域的材料，主要适用于处理宏大的结构—过程性历史课题。进入1990年代，在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下，经验历史学迅速从宏大研究转向中观，特别是微观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勃兴起来。通过引进符号学、结构主义、修辞学等理论和方法，文化史和新思想史研究也开始兴起。随着社会史和新文化—思想史这两个部门史学研究的发展，跨学科史学方法所跨学科也从1980年代的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并且似乎表现出了它与历史研究对象和材料内容多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3）跨学科史学方法实践的评估。对新时期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的实践结果，本文作者认为不宜估计过高。相当一部分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实质上只是新瓶装旧酒——新名词表达旧思想，没有给史学增加什么真正的新知。在相当一部分经验历史学者看来，跨学科史学研究不过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上以历史学科知识去解构“非史学的”知识，或者仅只是用“非史学的”新名词、新概念重新表达原有的历史内容。对于经验历史学者来说，似乎经验历史科学只要把它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或方法转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就能够在根本上解决经验历史科学对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工具的现实需要。这一错误的认识又导致了另一个同样是错误的理论上的认识，即理论历史科学的研究重点不是把包含在经验历史科学中的特殊之物抽象到并还原到它的最普遍、最原则性东西的层次和基础之上，而是把历史科学之外其他学科中的理论和方法嫁接到经验历史科学身上的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跨学科”，新时期以来更多地停留在空洞口号的阶段。从现实来看，相比于跨学科历史研究方法，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人才培养上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工商社会导致的学术市场态势，使得中国的历史学者切实地掌握历史科学之外或之上的其他学科知识仅只是一种理想。而由于中西学术交流和对话的不断加强，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却是可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新时期的所谓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至少从技术性运用方面来说，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历史学界史学方法或历史分析工具的搬用，而不是西方历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科学中的中国化。
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难于真正施行，最终往往流于空洞的口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虽非完善但正在迅速迈进的专业化的单学科本位主义从业教育制度，切断了历史学者准备“非史学的”知识的通道。即使在历史学科范围之内，专业中心主义同样十分盛行，比如，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一般不开设中国史学科的课程，更不用说开设与历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课程了，甚至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课程也很少开设。在能力和水平上，人们普遍地感到，今日的史学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学士，博士不如1980年代的硕士。1980年代的史学学士、硕士之所以在历史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方面远超过今日的大多数史学硕士、博士，原因在于1980年代是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等理论历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十年，后来在史坛崭露才华并且迅速成熟起来的史学专家，有不少人在攻读史学学士学位时就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史学理论问题探讨。199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理论研究表面上呈现繁荣和发展的势头，但是在探索精神和思想深度方面远不如19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者或以介绍、引进西方历史理论成果为职志，或以整理中国传统史学材料为旨趣，纯正的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趋于缺失之中。在史学方法论思潮方面，经验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取性主义而占据主导地位，史学的“去科学化”潮流又加剧了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潮，其结果是历史无秩序化，历史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堆死材料的堆积，人们在历史中不再能够看到秩序。
跨学科史学方法论建设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还在于除个别学者外，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实际上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跨学科的生长基地或平台。符号学、诠释学的引进，可以说解决了“基地”或“平台”问题。但是，由于现代学术制度、学术市场化，特别是学科本位主义的制约，以跨学科或跨文化为特征的新的史学方法论的建构，或者处于学术体制和学科职场之外的边缘性游离地位（如李幼蒸的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研究），或者仅仅局限于学院之内的与实证历史学和理论历史学都缺乏密切联系的学科或课题领域，对于史学发展并未起真正的推动作用（如历史诠释学）。
因此，从实效来看，新时期历史学者的跨学科史学方法论探索，并没有在史学方法论层面达到多元化的目标，其主要的成就可能仅只是历史研究对象和史料内容的多元化。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确切地说，这一点“成就”其实是由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所致，而不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五、余论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学方法论，长期以来盛行的是“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在这种中国式“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者教条的、机械的、以贴标签的形式把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套用到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史学文本话语模式。对于这个模式，邓晓芒在讲授哲学史方法论时曾经就它在哲学史学科领域的表征有一个很好的概括：“这个模式表现在[哲学史]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后，然后就往那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上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34]在历史学界，这种史学文本话语模式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多少。无论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法制史研究，都不可能缺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这三大块内容，“经济基础”的分析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不管哪一门专门史，都缺乏纯粹性，都缺乏自身应有的抽象高度。表面上看，把任何历史课题的研究都分析到“经济基础”这一最底部，似乎做到了“深入”，达到了“根本”，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其自身固有的根基部分，即缺乏在自身内部展开的学理分析和思想理论分析。可以说，以专门史或专题史为名的著述，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横向“通史”，即以某个专题为轴心而展开，至少囊括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三大块内容的“横通史”，而不是精确意义上的“专门史”或“专题史”。缺乏西方历史学通常具有的专精性（专门性和精深性），是制约中国史学深入发展的一个顽症。
历史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和学科，这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否认。但是，历史学者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学是什么？”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学者往往按照日常思维想当然地认为“过去存在”或“记忆存在”就是“历史”，而“历史学”只是一门记忆学或杂学。个别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语言，而只能从其他学科和日常生活世界中借用它们的语言。缺乏思想和理论的自觉，使得历史学这门最古老的学问和学科已经越来越变成一门最落后、最原始的学问和学科，直到今天它依然处在前现代的经验主义主导下的“技艺”阶段，职业历史学者也把历史学“技艺”作为史学方法论建设的最高目标，而没有考虑过要把“技艺”提升到真正的史学方法论哲学高度。
史学方法论的功能在于让历史学者的思想超拔于那些具体的历史观点和命题，而上升到真正历史学的把握，即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历史学的本质。如果说历史本体论哲学解决“历史是什么？”问题，历史认识论哲学解决“历史认识如何可能？”问题，那么，史学方法论哲学要解决的就是“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邓晓芒在谈到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哲学观点之间的关系时说：“和那些具体的哲学观点相比，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质。”[35]哲学方法论与哲学观点之间的这种关系也适用于说明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历史观点之间关系，即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一个比具体的历史观点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历史学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史学方法论即是史学本体论。
目前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悖论性现象是：一方面，在历史学者中历史学“非科学化”或“去科学化”思潮越来越盛行；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表现出越来越自然科学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把研究对象的目标瞄准原子式、单子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原子、单子的研究而揭示历史的结构—过程，把历史要素—事件等同于历史结构—过程本身。其结果，一是历史学越来越变成了纯粹的语史材料编纂，以为史料堆积得越多、脚注越多就是高水平的历史研究；二是历史学者越来越成为一群没有自我、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历史学者从不自己说话，而总是让死人来替他说话。历史学者存在的根据，似乎就只是在于死人需要作为活人的历史学者出面替他们说话。历史学者不过是要求说话的“曾在”的死人的一张嘴巴——这就是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史学方法论的实质。
森姆帕逊（G.G.Simpson）曾经说：“科学家们对于怀疑和挫折是能容忍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唯一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容忍的就是无秩序。理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自觉地减少知觉的混乱……科学最基本的假定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理论科学就是进行秩序化活动。”[36]这说的是自然科学中理论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历史科学亦然。但是，目前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做的最多的工作却是：或者组织翻译西方学者的作品（这无可厚非），或者以“研究”为名介绍西方学者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想。只要查阅近二十年间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著述，就可以发现，史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已蜕变成了西方史学史研究。
中国历史学界如果不能出现像1980年代那样的理论研究热潮，如果不能培养出一批专业从事理论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如果不能把对具体的经验性的史学方法或“技艺”提升到史学方法论的哲学层次，那么，中国的历史学者就只能生活在如森姆帕逊所说的无秩序和混乱状态，并且长期容忍和满足于这种无秩序化的学科状态。
注释：
[1]蒋大椿、李洪岩：《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蒋大椿、李洪岩：《解放以来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蒋大椿、刘俐娜：《史学系统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6期。
[2]李振宏：《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3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1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例如，张越：《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邹兆辰：《2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理性认识与方法借鉴》，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王晓华：《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史学主潮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第93-94页，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所引胡塞尔语，参考张廷国的译文而略有改动（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第24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69页，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按照他（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构造理论，当我们意识一个对象……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意识中把它意识为同一个对象，尽管这同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显现模态，既可以从前面、后面显现，也可以从左面、右面显现。然而，在意向性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显现侧面都可以被我们意识为同一个对象的不同侧面。”（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第101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塞尔的“显现模态”，在萨特那里称为“显象”；胡塞尔的由不同的“显现侧面”构成的“显现”，萨特称为“显象系列”。萨特认为，存在物的显象系列与存在方式系列是有本质区别的[参见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第1-2页，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8][10]邓晓芒：《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的启示》，载氏著：《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58、54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意]维柯：《新科学》（上、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的“第二部分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上卷，第223-491页），即是以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为中心而展开的讨论。
[12]关于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详见周祥森：《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参见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第18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1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2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修订版前言”、第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本文所使用的“历史显象”概念，是指显现历史存在物的显象，即历史存在物如其自身所是的那样向历史认识主体意向的显现和表达。历史存在物的存在，正在于它之所显现。它不仅以或是十分萎缩、或是完全歪曲、或是高度发展了的形式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中显现出来，而且因此而显现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意向性意识活动或精神世界中。显现是历史存在物从“曾在”的存在方式转化成为“此在”现实的存在方式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已经成为不再现实的过去存在物进入现实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向性意识活动，从而与历史认识主体发生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方式。按照萨特的说法，“‘显象’这种说法在本质上假设了有某个接受这种显现的人”（[法]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页，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历史显象概念自身就潜在地隐含了历史认识主体的存在。历史显象是历史存在物的整个显象系列，它以“显现模态”或“显现侧面”的方式部分地、而非整体地显现在“此在”现实的生活世界、社会世界以及精神世界之中。历史显象在结构上的系列性和在显现方式上的非整体性特征，从历史认识的对象性根源上决定了历史认识活动必然具有再认识的特性；甚或可以说，历史认识必然是一种历史再认识的活动。
[23]关于史学方法论发展两个层面或类别的区分，参见李幼蒸：《史学理论与跨学科方法论》，载氏著：《历史符号学》第5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5]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另见氏著：《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第57-9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文在收录到后者时有所修订。
[26]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6期；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3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参见蒋大椿：《八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四）》，载《历史教学》2000年第9期。
[28]李幼蒸：《历史符号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初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11出版，第2版于1999年12月出版，均为李振宏一人署名。
[30]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1]“老三论”（SCi论）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DSC论）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对新时期中国的经验历史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是“老三论”，主要表现为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社会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他们的这种研究从中国古代历史延展到中国现代历史，从社会结构深入到了观念史领域。
[32]例如，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主持人黄俊杰，他主编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是哲学诠释学应用于历史学的代表。但是，他们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儒学经典和思想史研究领域，未能扩展到其他历史领域。
[33]例如，李幼蒸：《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幼蒸还探讨了诠释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问题，参见李幼蒸：《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版；李幼蒸：《历史和伦理——解释学的中西对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但是，李幼蒸的历史解释学，更多地是从符号学学科领域做出的理解。
[34]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2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理学发展史篇3
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在1605年出版的《传统数学》一书中专辟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试图对此前的会计进行回顾与。这形成了早期中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开始了人类对自己的会计行为历史有意识的探讨。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出版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一书，对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成为会计史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由此奠定了会计史学学科的基础。20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会计史研究组织，创办发行会计史刊物，从事会计史学术研究活动。各国的会计史研究组织还联合组建了国际会计史学家协会，召开会计史国际会议，交流会计史学术研究成果，加强各国会计史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往，不断地推动着会计史学研究的进程。
伴随着会计史学研究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自20世纪30年代起，也开始了对会计史学的研究活动，当时已有一些学界中人从事会计史专题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之会计研究》、林道俊的《我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等论文见清会计刊物，成为中国早期的会计史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期间，中国的会计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系统的会计史学研究，迄今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
财政部领导十分重视开展会计史的研究工作，认真研究民间有关成立会计史研究机构的提议。1983年5月，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筹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并将研究中国古代会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史、中国革命根据地会计史、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的工作列入中国会计学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1989年12月，中国会计学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现改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成立暨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由分散、自发研究状态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后，集中举办的学术活动主要有：①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暨理论讨论会上，以“历史上的会计变革”为主题，探讨中外会计变革历史经验与教训，会议讨论了历史上会计变革的原因、中国会计变革的基本轨迹、历史上的会计变革对当前会计改革的启示、当前会计改革的历史地位、会计史研究与会计改革等。会议确定，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史学体系，近期目标是通过广泛搜集、整理、编印会计史料，抢救中国的会计历史遗产；开展专题性、地区性和部门（专业）会计史的研究；初步完成会计史教材的基本建设。②在1991年5月召开的第二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会计发展的历史”为主题，讨论了会计发展的一般规律、会计体制沿革及其规律、会计演进及其规律、会计思想（会计理论）演变、成本会计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港、澳、台地区外）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沿革等问题。③在199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注册会计师发展历史过程及其运行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所处阶段、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方法、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的发展环境、注册会计师法制建设、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等问题。④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为主题，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会计各领域或各专业方向的发展历史。
（二）会计史纳入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财经类部分高等院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相继开设会计史专业课程，不但本科生、专科生及中央电大学生开始系统会计史课程，在少数高校举办的助教进修班上也开设会计史课程，或为青年教师开办会计史课程专修班。此外还培养了会计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会计史学研究推出、积蓄新生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在会计史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激发学生学习会计史的自觉性和学习热情，提高会计史教学的质量，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倡导和财政部会计司、会计史专家学者、各兄弟院校的支持下，天津财经学院与原北京学院的会计系联合制作了一套“会计史教学幻灯片”，并用于一些高校的会计史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国家高级别科研课题立项及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出版社出版选题计划中，均列有会计史方面的教材，统编或推荐会计史教材的编撰及出版，反映出会计史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和会计史教育逐渐规范化的趋向。
（三）建立一支从事会计史研究与教学的人员队伍
以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成立为标志、以高等财经院校会计史教育成果，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成果为基础，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构成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成为会计史研究的主力军。
（四）具有较高水平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间，中国会计史学研究取得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成果包括：
（1）关于中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著作有：《中国会计史稿》。《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中国会计简史》等。
（2）关于中国会计史分期研究的作品有：《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延安时期财会工作的回顾》。《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变》等。
（3）关于中国会计史资料汇编的作品有：《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等。
（4）兼及中国和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会计发展史纲》、《会计史教程》、《会计发展概论》、《会计发展史》等。
（5）关于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文明古国的会计》、《西方会计史（上）》、《简明西方会计发展史》等。
（6）外国会计史著作的中文译本有：美国查特菲尔德的《会计思想史》、苏联索科洛夫的《会计发展史》荷兰海渥的《会计史》等。
（7）关于会计史专题研究的作品有：《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会计思想史探索》等。
（8）在一些大、中型会计工具书中设有专门的分部，反映会计史的，如《中国会计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大事记》、《经济大辞典·会计卷·会计史》、《中国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史》、《会计全书·中国会计史、西方会计史》、《现代会计百科辞典一国会计史·世界会计史》、《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发展史》。《会计辞典·会计史》、《会计法规知识大全·中国会计法史知识》等。
（9）除上述会计史专著以外，尚有为数众多的会计史专题论文散见于各种会计刊物，对于宣传会计史知识、扩大会计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3月，成圣树、丁平准曾将其中部分论文辑录为《会计史学习资料（第一辑）》，由江西省冶金会计学会等单位印行。
此外，一些尚未刊行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如历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交流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加强同国外会计史学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者积极开展同国外会计史学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向国外宣传中国会计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向国内会计界介绍外国的发展情况及会计史的研究成果，并取得了有益进展。
二、构建会计史学体系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如前所述，近二十年来，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应看到，在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的稳定、研究条件及经费的保证、会计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需要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人员共同思考，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合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促进会计史研究的更快发展。本文仅就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供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按照历史学科一般结构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们从事的会计史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尚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会计史学的全部内容，亦即目前的会计史学研究及其成果仅属于完整意义上会计史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距会计史学的体系化建设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我们已经取得现有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当地回顾和总结研究会计史的经历与经验，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思考并提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可发挥规范或指导作用的方案，以使会计史学研究更顺利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会计史研究过程中，应开始考虑并着手建立会计史学的体系，明确或规定会计史学体系中应独立存在的不同学科及其各自性质、不同学科在会计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各学科包含的内容、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科学界定，以便为会计史研究人员提供确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明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各自分工。
（二）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必要与可能
（1）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①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是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历史学科的普遍规律，研究会计历史问题，其主要目标在于理清人类社会会计发展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会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即在观念层次上“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为了“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便需要对会计历史研究的对象、会计历史研究的技术等提出有关的要求，即建立会计历史研究的规范，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提出并完成会计史学的基本任务可以为完成会计史学的根本任务提供保证，也是会计史学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②会计史学在会计学学科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是会计专业学科与史学学科交叉生成的边缘学科。由于会计史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进行会计史学研究既不能单纯采用会计专业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也不能依样照搬史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因此，总结适用于会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指导会计史学研究的实践，降低会计史学研究的成本，提高会计史学研究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是会计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亟需。③目前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会计专业人员，他们既不具备会计界前辈们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史学专业训练，仅仅依靠对会计学科的深厚感情和专业自觉性从事会计史学的研究并取得成果。因此，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总结会计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可继承会计界前辈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和学术精神，养成现有会计史研究者的学术技能，下可熏陶会计史研究后来者的学术作风。
（2）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客观可能性。①历史学科关于史学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探讨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提供了“范式”，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可借鉴历史学科史学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②会计历史研究的现有成果已经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达到了相应的质量水平，奠定了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基石。③在会计史学研究中，资深的会计史学专家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其卓越的学术建树树立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楷模，一些中年研究人员也对自己进行的研究工作颇有心得和体会，他们共同积累了从事会计史学研究工作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三）“会计史学体系”的涵义及其结构
建立会计史学体系，首先要明确“会计史学”的涵义，而理解“会计史学”又必须明确“会计历史”的涵义。
人们对“会计历史”具有多重理解，其中主要的观点有：①会计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会计事实；③会计历史是对过去会计事实所作的记录；③会计历史是会计事物已往的发展过程；④会计历史特指“会计史学”。
因为人们对“”的理解不同。所以“会计史学”也就具有多重涵义。最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会计历史的全部工作及其成果；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以人类会计历史的过程及其为研究对象的；狭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人们对会计发展所形成的有关历史和的系统认识。最广义的、广义的和狭义的“会计史学”只是因研究范围、所处层次的差异而不同，其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基于对“会计史学”的理解，可将会计史学体系定义为：会计史学内部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的若干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可以依照学科门类和知识单元的双重标志进行架构。
1、会计史学体系的学科门类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从学科门类的结构来，可以分为主体学科、辅助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和反思学科。其中；主体学科是以综合地研究会计历史的整体或局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辅助学科是以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是以会计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反思学科即会计史学史，是以会计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
（1）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主要研究为会计通史。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内部结构按照空间标志可以划分为洲别会计史、地区会计史、国别会计史、地方会计史、部门（行业）会计史等等。按照时间标志可以划分为古代会计史、近代会计史、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原始会计史、奴隶社会会计史、封建社会会计史、资本主义社会会计史（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会计史）、社会主义社会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依帝王、朝代顺序分隔的断代会计史等等。按照会计学术、业务、管理工作等内容标志可以划分为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发展史、会计事业发展史、会计出版事业发展史、会计学术团体发展史、会计方法发展史、会计工具发展史、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会计法制建设发展史、会计组织机构发展史等等。根据需要，将上述划分标志相互交叉后，还可以派生出木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会计史，如“13世纪欧洲会计史”、“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复式簿记发展史”等。
（2）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内容结构按照研究历史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等。按照理解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年代学、历史地。古文字学、谱谋学等等。按照研究遗迹、遗物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考古学、古器物学、断年法等等。
（3）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历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广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规律解决会计历史不同层次具体的理论与方法、从其他社会科学和科学移人和借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本身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等。狭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仅指会计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此外，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还包括研究编撰会计史书知识的会计历史编撰学、研究会计史学工作组织与管理的知识、研究会计史学研究规划的知识等等。
（4）会计史学反思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一般包括：会计史学发展的过程及特征、会计史学的时代变化与社会条件的关系、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变化、会计史学流派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会计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重要的会计史学家、重要的会计史学著作、中外会计史学的比较研究等。反思学科的重点是会计史学思想的发展。
2、会计史学体系的知识单元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按照知识单元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记录和会计历史认识三部分。其中：会计历史事实是会计的客观历史存在；会计历史记录是反映会计客观史实的文字记载；会计历史认识是关于会计的历史评价与历史理论。
（1）会计历史事实的构成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特定的人物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为一定的会计目的进行活动的结果便成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事实以时间连续性的形式表现为一种过程，该种过程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因此，进行会计历史研究既不能对会计历史进行直接观察，也不能复制出已逝的会计历史事实，只能借助会计历史记录进行间接的研究。
（2）会计历史记录包括会计史料和会计史著两种类型。会计史料是前人会计思想或行为留下的痕迹，包括会计实物史料和会计文献史料两种。会计史料来源于逝去的会计历史事实，不能凭空杜撰，故具有客观属性；会计史料尤其是文献史料系前人遗存物或当时对会计客观事实的记录，故其又含有主观成分。研究会计历史依赖于会计史料，而会计史料的是非真伪则决定着会计历史研究的质量。进行会计历史研究必须搜集、整理会计史料，审查会计史料的真伪，评定会计史料的价值，正确解释会计史料的涵义，这些以会计史料为对象的全部工作即形成会计史料学。对会计史料按一定原则进行排比和编纂的知识体系，成为会计史料编纂学。会计史著要在恰当地运用会计史料的基础上，归纳会计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探索会计历史事实间的内在联系，并将研究结果编撰成书，以发挥会计史学的社会职能。编撰会计史著要解决好编写体裁、体例问题，还要解决科学性意义上的文字确切与性意义上的行文生动之间关系的问题。利用会计史料，反映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并编撰成书的知识体系，成为会计历史编纂学。会计史料与会计史著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史书，会计史料编纂与会计史著编纂是任务不同、编纂要求不同的两种史书编纂工作。会计史料编纂要将会计史料搜集得尽可能完全，并对其进行科学分类，依时序排列，其任务是储存史料信息，为史学研究者提供研究的材料；会计史著编纂要恰当地运用会计史料，全面反映会计史学的研究成果，其任务是还原会计历史的真实，揭示会计发展的内在规律。
（3）会计历史认识要从真实、可靠的会计历史事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畴、方法分析会计历史事实，提出假说，再用历史事实论证假说，从而形成会计历史理论。会计历史认识约有三种层次：第一层次为阐明会计历史的本质、关系或联系以及真伪判断，即通过历史现象揭示会计历史本质的逻辑评价；第二层次系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道德规范的标准对会计历史事实进行道德评价；第三层次为发挥会计历史社会职能，以会计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指导现实的会计实践。上述三个层次历史认识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在研究具体历史事实时常结合在一起。
（四）“会计史学体系”的基本学科
基于建设会计史学体系的认识，根据会计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在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研究工作已取得明显进展的前提下，探讨建立会计史料学、会计史方法学、会计史学史等会计史学基本学科，构建会计史学科学体系的框架是促进会计史研究更快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推动力。
1、会计史料学
会计史料学是关于会计史料的本质、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会计史料学奠定了会计史学研究的基础，通过会计史料学研究会计史料的源流、真伪判断、史学价值、使用方法等问题，为会计史学研究提供物质前提。会计史料学的理论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料”的定义，会计史料学与史论、史学的关系，会计史料在会计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史料学与其他会计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会计史料学的方法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鉴别、考证、训诂等方法。
2．会计史方法学
会计史方法学是关于认识表述会计历史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会计史方法学提供了会计史学研究的技术条件。通过会计史方法学研究，解决认识和表述会计历史的方法论指导问题。会计史方法学的理论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方法”的定义，会计史学方法的内容结构，会计史方法与会计史学的关系，会计史方法学的会计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会计史方法学与其他会计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会计史方法学的方法一般应包括：①普通方法，如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等；②一般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等；③专门方法，如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计量研究法、心理分析法等。
3、会计史学史
会计史学史是关于探讨会计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通过会计史学史廓清会计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规律，明确著名会计史学家和著名会计史学著作的历史地位，据以把握会计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促进会计史学的健康发展。
（五）会计史学体系建设之初步——创建独立的“会计史学概论”
建立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需要一个由理论设想到具体实施的操作过程。在实现这一设想的初期，可首先考虑创建一门独立于现有的“会计历史”课程以外的“会计史学概论”课程，将上述设想中会计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此课程中，以便在会计历史的同时，介绍会计史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俟条件成熟，再逐步进行会计史学体系各基本学科的建设。“会计史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会计史学的一般理论和基本方法问题，借以增强学习会计历史的自觉性，为研究会计历史提供指导。“会计史学概论”应包括下列内容：
（1）会计史学一般。它主要介绍会计史学的一般理论，分别明确会计史学、会计历史的定义；说明会计史学的对象与范围；会计史学的性质与特征；会计史学的目的、社会意义；确定会计历史的分类与结构；规定会计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
（2）会计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主要介绍与会计史学研究相关的一些学科情况，通过了解其他学科的情况，开阔会计史学研究的视野，把握会计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中借鉴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方法，促进会计史学不断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
（3）会计史学史。主要介绍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经历过程和发展趋势，了解、把握会计历史观的变化。
（4）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主要介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据以分析、解决会计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强调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密切结合。
（5）会计史料学。主要介绍会计史学研究中应用的搜集会计史料、对会计史料进行整理分类、辨别会计史料的真伪、判断会计史料的价值等研究技术与方法，以及研究会计史料的各种要求等。
法理学发展史篇4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
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
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
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
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
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
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
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
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
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
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
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
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
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
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
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
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
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
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
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
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
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
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
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
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
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
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
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迭比
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
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
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人文地理学相
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
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
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
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
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
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
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
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和解读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的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法理学发展史篇5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发展；研究方法
目前，中国的法制史在世界法制史的發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世界法制史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对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及研究方法、思考方式的不同，使得我国法制史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一些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所以说，在立足历史发展事实的基础上选择更加贴近我国基本国情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一、中国法制史的发展
早期的法制史主要重视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利用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对我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和探讨，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关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照搬到我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中，会导致我国对于法制史的研究缺乏严谨性和合理性。为此，研究人员尝试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前提下，对于中国的历史资料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一思想的转变，大大促进了我国法制史的进展。目前，随着我国研究人员对历史资料研究的逐渐深入和对诸多历史问题的发现，使得我国对于法制史的研究方法更加的完善，考虑的因素也更加的全面，促使我国对于法制史的研究迈向新的台阶。
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方法
（一）全面考察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目前，中国法制史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全面考察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由于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特色，所以对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需要对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要把中国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差异、中国与国外不同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同进行相关的比较和研究，这样才能有助于研究人员对中国不同时期的法制史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从多方面感受中国法律制度的特点，理解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法律制度的具体原因，从而找出更加适合的法制史的研究方法，为中国以后的法制发展提供参考。
（二）宏观理解和微观分析相结合
中国法制史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宏观理解和微观分析相结合。所谓宏观把握，就是对中国法制史的整体发展过程有全面的理解和整体的研究，从而掌握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研究人员对我国历史有全方位的把握。所谓微观分析，就是针对历史发展中的某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根据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造成的影响研究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和历史渊源，这样有助于研究人员对于每个时间精准的把握，有利于对历史发展中的联系分析的更加透彻。将宏观理解和微观分析相结合可以使得研究人员全方位、深层次的对我国法制史进行掌握，使其具有更加完备的法制史研究能力。
（三）重视史实与敢于探索相结合
中国法制史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法就是重视史实与敢于探索相结合。对于法制史的研究毋庸置疑的要建立在法制史具有真实性的基础上，为此，研究人员要全面的搜集法制史的相关资料，认真进行研究与分析。除此之外，一些历史资料的记载不一定是准确的或者真实的，可能含有杜撰的情况，而我们又无从查证。为此，研究人员在对历史资料进行解读时，要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根据历史资料的发展背景和产生原因等情况对资料的真实性做出论证，这样才能避免因为受到错误历史事件记载的影响造成的个人对法制史理解的偏差。在此基础上，对于不合理的历史记载提出质疑，并大胆提出自己的理解与观点，这样才能有助于我国对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进展。
（四）严谨教学与不断创新相结合
除了以上三种研究方法外，中国法制史还有一个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严谨教学与不断创新相结合。在老师对于学生的教学中，老师讲授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对我国法制史的研究态度直接关系着众多学生对于法制史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向。为了使得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法制史研究观和对中国历史有全方位的了解，老师在教学中要时刻注意教学的严谨性，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教导。学生是法制史研究的下一代重要人才，学生对于法制史的正确掌握有助于其提出新的观点，对我国法制史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够促进我国法制史的研究进展，为现代法制建设做贡献。
三、总结
由于我国历史的悠久性和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使得我国的法制史研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为此，本研究对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行了相关介绍，并重点阐述了全面考察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宏观理解和微观分析相结合、重视史实与敢于探索相结合、严谨教学与不断创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希望对我国法制史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张中秋.概括的传统中国的法理观—以中国法律传统对建构中国法理学的意义为视点[J].法学家，2010（02）：56～67，177～178.
法理学发展史篇6
一、提高阅读教材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阅读是“学习之母”“智慧之源”，阅读能力的培养是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能力的核心内容。从历史学科来看，应着重培养学生阅读历史教科书的能力。提高读史能力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或课堂阅读时，教师就要给学生提出阅读的要求，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教材，边学习边思考，疑难的地方要求作上标记，以便在听课中加以解决。这样，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和质疑问答，主动学习和掌握历史基础知识，既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又可逐步培养和发展学生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思维活动通常是由疑问而产生的。在具体历史教学中教师应根据中学历史学科的特点，指导学生提问题的方法。如在新的知识比较中设疑，和现实生活联系处设疑，课本没有充分论述的地方设疑，自己学习难点上设疑等，使学生在具体的历史学习实践中提高提问题的能力。
二、采用灵活记忆的方法
增强记忆能力“对史实的掌握永远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记忆基础历史知识，是历史课堂教学的目的之一。记忆能力是历史能力中的基本能力。初中学生对具体材料的识记多于抽象记忆，机械记忆多于意义记忆。针对学生实际，启发学生理解记忆，避免死记硬背。
许多历史知识需要记忆。有好的记忆方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历史知识的记忆法很多，例如：浓缩记忆法是抓住历史知识的主要内容，扣住关键字，把复杂、繁多的材料加以凝炼、压缩进行记忆。浓缩的部分应该是最精华的。如《南京条约》内容可记作“五议港元”。“五”指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议”指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关税税率，由中英双方商（议）定；“港”指将香港岛割给英国；“元”指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此外还有数字归纳记忆法、谐音趣味记忆法、关键字词法、字头法、、歌诀记忆法等。
三、教会学生纵横向比较历史知识
培养理解能力比较法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重要方法，引导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形成历史概念，抓住事物本质。初中学生尤其要学会纵向和横向比较法。通过比较历史事件中的异同，更好的理解、梳理知识。
法理学发展史篇7
【关键词】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党史学科建设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6-0023-02
十年来，随着时代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此，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中国党史研究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理论和方法、思潮、党史学发展、海外党史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了飞跃性的发展。因此，归纳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理论价值并向社会提供相应的借鉴和思路，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十年来中国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成果的概况性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理论、组织等各个层面都出现了极大的发展和创新。围绕着这些革新和发展，中国党史学理论界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不仅召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会，而且大量的优秀专著和论文集纷纷面世，对于现阶段的党史学理论研究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2001年，“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举办。2002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组织――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中央党校负责组织，对于全国范围内的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和研究进行统一领导，最终实现对于理论研究力量的有效整合，以此促进中国中共党党史学科的未来发展。可以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目前，许多地方也都相继成立了党史研究组织，中共党史的理论研究迈向了快速发展的道路。2008年，由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组办的党史研究座谈会分别在扬州、南京、苏州等地召开。会上深入研究并探讨了党史学概论、党史史学史、党史史料学等中共党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三点问题，获得了突出的成果。2009年，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更是组织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党史理论研讨会，许多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次会议，研究成果极为显著。
此外，许多学者纷纷发表了有关党史理论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周一平所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所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学》、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并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党史理论纵横谈》、郭德宏主编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4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主编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等；优秀的论文也较多，为整个理论界的深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刘国新所写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的《中共党史研究60年》、石仲泉发表于《北京党史》2010年第4期的《党史研究：减“五种倾向”加“四个要素”――答〈北京党史〉记者问》、郭德宏和董汉河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的《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龚育之发表于《百年潮》2005年第8期的《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等。
二中国当前中共党史学科研究现状的评价综述
人文学科研究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部署下，中共党史学科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整体的社会认可度并不高，许多研究人员待遇较低，学科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实践中，许多党史研究者过于关注理论研究，为研究理论而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理论成果和社会实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由于当下人们更关注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党史研究这一略显枯燥的内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最终导致了党史研究学科逐渐边缘化。再就是，作为中国发展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是一个组织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所以，诸如政治、历史、社会、法律、经济等学科都有相当部分的党史研究内容，从而导致专业的党史研究反而成为资料来源，没有起到领导和骨干的作用。
实事求是地讲，在如今的客观条件下，中共党史研究这一学科很难在短时间内重现八十年代由解放思想而带来的繁荣景象。因此，为了真正实现学科的发展，理论界建议将中共党史设立为一级学科，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中共党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脱离，实现对于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党的建设、中国当代政治和政党制度、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等二级学科进行深入和专业化的研究，最终促进中国党史理论的完善和发展。除此以外，学界普遍认为，应加强对中共党史研究这一学科的监管力度，从制度上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制，杜绝出现违法和弄虚作假的现象，保障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学科的健康发展。
三中共党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究
中共党史学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理论研究过程，其中包括性质、对象、方法等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整个学科的进展，因此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共同关注。
1.学科性质
目前，学界普遍将中共党史学科定性为历史学，只是在具体的学科性质的研究和定义上存在着区别，有的学者侧重于其历史属性，而有的学者则侧重于其政治属性。可以说，目前关于中国中共党党史学科的定性并不存在着许多分歧，起终点在于处理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学界必须遵循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实事求是的发展相应的理论，才能真正发展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2.研究对象
从字面上看，中国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发展，但实际上，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争议。笔者认为，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时代背景、经验教训、人物等内容均应当是研究的一部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
3.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影响一个学科发展速度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的共识较为明显：由于中国共产党史这一学科包含面极为广泛，因此对其的研究也应当多样化和科学化，不仅应当有包括目录学、考据学、谱碟学、校勘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治史方法，还应有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此外还包括控制论等系统方法、计量学方法等多种内容。
四结束语
总之，当今的党史研究已获得极为显著的成果，但其中仍存在着许多有待开发的领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沈传亮、郑东升.新世纪十年间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述略[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2]刘晶芳、刘振清、沈传亮.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1）
[3]丁俊萍、宋俭.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江西社会科学，2005（11）
法理学发展史篇8
当今国际社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教育在这场竞争中起关键作用。因此，作为高中历史教师，现就本学科教学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方面介绍自己的探索，以期引起更多讨论，共同推动历史教育教学向前发展。
一、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学贵有疑，敢于质疑的精神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前提。创新型人才的人格特征有三个：思维不被已有结论所束缚，不屈服于专家学者的权威，不相信正确答案只有一个。鉴于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对固定的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探究，看其依据何种理论或原理推理出来，这个理论是否严谨，是否完善。通过探究，让学生形成创新的思维。
突破思维定势。突破那种用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习惯做法，以发展变化或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高中教材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用一种新的思维来解答。如：讲到分裂，要看到孕育着统一；讲到成果，也要看到负面效应。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掌握、评价历史知识，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二、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1.引入历史人物趣事
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是绝大多数学生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是他们极感兴趣的东西。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引入这些内容，便能一下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学生掌握相应的历史知识。
2.把诗歌带进课堂
诗歌朗诵起来朗朗上口，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们接触过许多诗歌，而且很多学生都能朗诵出来，所以把诗歌带进课堂，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课堂效果。
3.用口诀法记忆历史知识
许多历史知识枯燥乏味又很难记牢。教师不妨编些生动的口诀以帮助学生记忆，如此，能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里准确掌握知识且经久不忘。
4.采用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当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多媒体教学能生动形象地展示文字、表格、图片、实物、漫画、影片等等。不但能使学生较好地掌握理解知识，也能使历史可看、可摸、可感，从而变得生动有趣，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课堂教学质量。
5.设置讨论环节
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评价，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往往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说法。这时候教师可适当组织学生就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讨论，甚至可以不拘泥于教材的表述，这不但能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还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习惯
1.教会学生“历史地思考”。
让学生具备历史思维习惯，首要问题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历史地思考”，也就是教给学生历史思考的基本方法。历史思考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分析历史的“三分法”、“背景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历史结果分析法”等四大类。
2.教会学生“走进历史”。
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习惯，还必须让学生形成准确的历史时间观念，这样才能让学生学会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去分析评价历史事件。让学生完成特定历史时空的历史作文。如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的变化，假如你是中的一员，等等。训练学生准确定位特定历史阶段历史重大事件的先后顺序。如数轴定位法、历史阶段特征训练法。训练学生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归纳本阶段的基本特征，再从历史阶段特征回忆反映这些特征的历史事实。只有让学生“走进历史”，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历史，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才能让学生逐步准确地形成历史时空观念。
3.教会学生“整理历史”。
法理学发展史篇9
《山西期刊史》作为我国首部以时展和历史演变为主脉的地方期刊史，它全面系统地勾勒了100余年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描绘期刊面貌，积累期刊史料，探索历史经验，总结期刊规律，启示当代期刊发展，实属开拓性的贡献。
关键词：
《山西期刊史》山西期刊发展独特价值借鉴作用
朋友寄我一册厚厚的《山西期刊史》。捧读完这本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早想写点感想性的文字，但忙于杂务，迟迟未能动笔。近期，再次抽空翻阅此书，联系自己重新补充校订的《中国期刊史研究著作（1978―2010）索引》，更体会到《山西期刊史》的独特价值和借鉴作用。
中国期刊史的研究发轫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1978年以后，期刊史的园地开始热闹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不算内部出版物，32年间正式刊行的中国期刊史方面的著作就达260多种。至于期刊个案的解剖数量更多，同样有自己的价值，如《共进社和〈共进〉杂志》（1985）、《长长的列车――〈小朋友〉杂志七十年》（1992）、《良友忆旧――一家画报和一个时代》（2002）、《长江文艺志》（2009）等等。
在众多的期刊史研究论著中，区域性期刊发展演进的历史也开始受到特别关注。这方面的成果有《河北近现代期刊综录》（1990）、《内蒙古期刊事业》（1990）、《江西期刊综录》（1994）、《辽宁老期刊图录》（2008）、《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2009）等等。其中多数为史料的汇编与整理。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北京志・期刊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无疑是区域性期刊史志研究的重要收获。志书一般“横排竖写”，就是“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即坚持“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对所记述的事物或内容科学的横向分类，然后再采取以类为主并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记述的方法进行编写。因此，《北京志・期刊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北京期刊史》。但它终究不是严格按历史发展顺序来展开的，没有整体的、宏观的纵向脉络。
我们知道，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的历史，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性期刊史著作还少之又少。再过几年，中国近现代期刊将走过200年的历程。但到目前为止，比较完整的、科学的中国期刊史论著还没有出现。而中国期刊通史的编纂必须以充分的史料为基础，以众多有分量的期刊专题史、期刊人物志、期刊个案史和区域期刊史（还有地方期刊史）为前提。《山西期刊史》作为我国首部以时展和历史演变为主脉的地方期刊史，它全面系统地勾勒了百余年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描绘期刊面貌，积累期刊史料，探索历史经验，总结期刊规律，启示当代期刊发展，实属开拓性的贡献。值得提及的是，1999年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纂的《山西省志・出版志・出版篇》（中华书局版）专设“期刊出版”一章（全书5章），以纵向勾勒为主，以4节篇幅分别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新中国的期刊出版，可算是山西期刊的简史。《山西期刊史》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也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极大地拓展了《山西省志・出版志・出版篇》的山西期刊发展研究。
关于《山西期刊史》的价值、特点与出版意义，胡苏平和张伯海两位先生分别撰写的《序言》虽各有侧重，但合起来论述已十分全面。而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8月16日）的评论文章《〈山西期刊史〉记录百年山西期刊发展历程》（作者冯文礼）又有进一步的阐发。这里，笔者只想从方法论的角度略述《山西期刊史》的特殊价值和启示作用。
我们知道，区域史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方法论。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表面看相当简单。即依据某些自然和人文要素方面的指标，而将地表空间划分成一系列的地理区或区域，然后针对区域内的各种相互关联现象，包括自然环境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以及人文活动的人口、经济、交通、聚落、政治、社会、文化等，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探讨，就是一般所说的区域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是地理学中区域传统，从整体的角度探讨当代各种现象的方法。20世纪初期，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就主张：“先从分析一小区域入手，综合小区域研究而成一州一山的地志（区域地理），再综合一州一山的地志而成一国的地志。”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像法国或美国那么复杂的大自然区域，面积广大，景象复杂，要在这些区域中，一看便找出确切的地理事实，那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只有先就一小区域内，作缜密的研究，然后才能识别和估定自然和人生间严正的地理关系。”中国期刊史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史的研究亦当作如是观。通过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途径，在具体空间脉络下所逐步重建的历史面貌，和依赖从各地抽离区域脉络汇集而成的历史材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而描绘的所谓“整体”历史面貌，应该具有性质上的巨大差异。
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可见出《山西期刊史》的价值所在。虽然说它更多地还是运用传统的地方史志的编写方法，而不是严格意义的西方区域史理论与方法，但编纂者以山西这个在“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撰写的《山西期刊史》，还是具备某些区域史的特点。它毕竟开了一个先河，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全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都编写出了各自的比较科学和完备的期刊史，既探讨期刊发展的地方特色，又归纳期刊演进的共同规律，在个性中寻找共性，从整体出发观照局部，那么一部同样比较科学和完备的中国期刊史就会水到渠成。期刊史编写从区分到综合，从局部到整体，从小区域到大区域，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我们过去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已经编纂刊行的综合性中国期刊发展史只能仅仅依赖“从各地抽离区域脉络汇集而成的历史材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而描绘的所谓‘整体’历史面貌”，因此显得不够成熟和完善。
当然我们也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界关于区域史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区域史并不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区域史并不仅仅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史的地方性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新的整体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作为具有学科方向意义的“区域史”突出体现为一种研究理念视野或方法的创新。不能将区域史等同于地方史和方志，而是将它视为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或新兴学科。我想这些对于我们今后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期刊史研究也是有启示的。
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从科学意义来界定区域史和规范运用区域史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是排斥地方史研究和方志编撰的学科地位及其重要意义，区域史与地方史、方志都有助于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整体（总体）史，在这点上它们的作用是相似的。指出它们的区别，旨在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史学分支学科与方法论，旨在强调区域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和学科来发展，必须具有自觉与清醒的学科意识，这样才能有助于区域史研究的健康与深入开展。《山西期刊史》大体还是属于地方史的范畴，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拓荒性劳绩，示范性效应，无疑是有助于中国近200年期刊整体史（或总体史）的研究的。虽不能说《山西期刊史》尽善尽美，不可逾越，但在目前谁要是编写自己的地域性期刊史或地方期刊史志，它理当值得认真研读和参考。
法理学发展史篇10
关键词物理教学物理学史
物理学史是研究物理学发展的学科，它是物理科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史已成为物理新课程改革中的一大热点。那么，如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史呢？
一、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史的意义
1、渗透物理学史有助于实现高中物理教学的目的。
物理学史教育对于发展学生科学素质影响最大。因为，一个人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行为等大部分科学素质要素，都要建立在对科学及科学发展过程了解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形成，这些都与物理学史教育有密切关系。通过物理学史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激发追求真理、献身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精神。所以，为了实现现代中学物理教学目的，必须加强物理学史教育。
2、渗透物理学史有助于培养科学的思维模式。
物理学史可以提供丰富的物理科学发展的史料，将物理概念、定律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现给学生，使之熟悉科学家发现规律的思维过程和科研方法，并从科学家的成功中得到启示。从长远意义上讲，学生掌握这些内容比学习物理知识、技能更为重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接受科学方法教育，潜移默化地培养科学的思维模式。
3、渗透物理学史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理解
关于物理学中的各个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基本规律，在历史上都有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的甚至曲曲折折，只有了解了他的这些知识，才能深刻掌握它们的物理意义，而且有利于巩固和加深理解已学过的物理知识。
二、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史的方法
1、“物理学史――归纳”方法
“物理学史――归纳”方式是以历史为背景，以大量比较一致史料为题材，对教学的内容，进行分析、概括和提炼，归纳抽取出概念规律。这是物理学史教学的常用方式。它比较简单，便捷。上课时，教师娓娓道来，学生的思维强度较低，有很好的故事性和情趣性。学生学习时能获得良好的心理感受。在故事中略作思考，通过归纳，便可得出结论。比较适合于文科特质学生，低年级学生，或者作为理性抽象的物理课堂的一种调节。但这种简单的操作方式完全符合全民普及性教育、科学素养提升、人文和科学结合的时代要求。
具体的实施步骤如下：
第1步，在教学开始时先通过描述现象或演示实验，学生通过聆听或观察，教师提出或学生自己得出这节课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
第2步，教师向学生介绍历史上的这个问题。
第3步，提供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关的各种现象、实验、及类似的不成熟观点，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总结。
第4步，形成对这个现象或问题的正确认识、形成概念、认清规律。
第5步，视情况对概念进行适当评价。运用概念或规律解决问题，加深理解。
2、准历史法：
所谓“准历史法”，就是在忠于历史事实的情况下，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物理学史料进行组织后贯穿在教学过程中来达到一定教学目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科学的还原那些重要的历史足迹，是对历史最具体的重演，是很好的过程体验教学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过程，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物理规律并从相关历史事件中广泛吸取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以及所蕴含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把物理学史教育真正实践在课堂教学中。
具体步骤是：
1）将物理学理论（教学内容）的历史发展过程按问题起源――提出的工作假设――思辨以得出推论――实验或思想实验对推论进行检验――假设的修正及结论的推广进行整理，以形成教学内容的“准历史”过程。
2）、将学生对物理知识（教学内容）的一般认知过程，即对物理现象的观察――提出问题――假设或猜测-实验探索-结论及对认知过程的反思，整合到已组织形成的教学内容的“准历史”过程中，形成具体的教学过程。
3、“物理学史――探究”方式
“物理学史――探究”方式是对历史最具体的重演，是很好的过程体验教学方式。重演的过程中蕴涵了大量的方法和哲学思想。这些深刻的实验思想会对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最后通过实验，用铁的事实告诉学生正确的科学规律。这整个过程能充分体现出物理的学科特征――理性和实证。这也是“物理学史――探究”方式最需要体现的过程和思想。
具体操作：第1步第2步同“物理学史――归纳”方法的第1、2步，第3步提供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现象和实例。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猜想或假说。根据这个猜想与假说，提出方案，设计实验。并进行实验检测，记录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论证。得出佐证那个观点的结论。第4步，引导学生建立和创造科学的概念。第5步同“物理学史――归纳”方法的第5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