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研讨会即将圆满结束。根据会议安排，我对研讨会情况作一简要总结。
一、关于研讨会取得的成果
这次研讨会上，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16位同志围绕研讨主题，作了精彩发言。大家贡献了智慧，交流了心得，认清了责任，增强了使命，形成了共识，凝聚了力量。总的说，这次研讨会研讨深入，富有成果，开得非常成功。与会专家学者对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党的精神和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论述进行了交流
党的报告和的重要论述，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许多专家学者做了科学阐释和深入解读。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报告中蕴含的历史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树立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辨别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前进、在伟大斗争中发展的历史观。报告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进一步把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纳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中。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给全党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精准标尺，更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指导思想。
二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新动向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曲解、抹黑中华文明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军队的历史，否定、曲解、抹黑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呈现出多种形式。有专家学者提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学术、思想政治、文艺、舆论等不同形态。对党史人物的虚无主要表现为攻击领袖、抹黑英雄、美化坏人三个方面。有专家学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传播中呈现新特点，表现为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话题庸俗化、思想观点隐蔽化、政治问题学术化、传播受众年轻化；出现新动向，表现为攻击目标转向政策法规、外交政策、国企海外投资等辐射地带，实行境内境外联动。
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抓住某些大事件中的个别事例，主观臆断，凭猜测搞“逻辑推理”，从歪曲某段历史过程入手，否定党史国史军史，以达到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社会的罪恶目的。有专家学者用丰富鲜活的实例说明，正是由于苏共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不力，弱化和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专家学者提出，历史虚无主义是坚定“四个自信”的“绊脚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在于消解社会主义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扰乱人们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的历史认知，抹煞中华优秀文化与理想信念的价值认同，帮助敌对势力实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要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用心，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要害在于否定党的领导。
四是对如何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探讨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坚决予以抵制和批判。对于如何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与会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有专家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是一种历史观问题，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要以历史事实和史料为根据，但更为根本的是培育、坚持和发展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和宣传党史人物，既要在思想认识上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又要在方法路径上运用扎实的研究成果筑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基，以防历史虚无主义趁虚而入。有专家学者提出，要以党的精神为指导，更加深入地学习好研究好党史国史军史，运用好党史国史军史研究成果，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坚决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有专家学者强调，要加强党史研究，重视对党的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重视对中华民族历史与党史之间联系的研究。要强化史学研究、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强化监督管理、形成抵制合力等应对措施。要重视新技术新应用，强化传播手段建设创新；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净化网络舆论环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需要党的理论工作者、党史工作者加倍努力，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二、加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能力建设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党史工作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充满斗争的底气和勇气，同时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始终高度警惕，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及时应对，做到久久为功。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能力建设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各种工作本领。
下面，我就落实青山主任提出的“切实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水平”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只有在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才能坚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定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关于坚定不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为反对历史虚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强调，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于坚定不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理论品格，对于做好党史工作尤其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当前，党史工作者要把学习党的精神特别是党的报告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自觉。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守好党史舆论阵地，不搞“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那一套，以踏石留印的决心反对和抵制一切歪曲丑化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和党的领袖、英雄模范人物的言行，积极主动打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强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面对历史虚无主义伪造、篡改、歪曲甚至“恶搞”历史等种种行为，党史工作者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观点明朗，敢于亮剑，敢于说“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含含糊糊、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历史虚无主义常常以意识形态工作上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我们对此要时刻保持政治警惕性，并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强硬的手段，“该出手就出手”，对心怀叵测、毫无根据的错误论调，坚决给予最严厉的反击。
（二）只有在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下功夫，才能不断增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鉴别力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其产生有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思想政治原因和历史文化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方面，只有透过现象才能抓住本质。历史虚无主义包括民族虚无主义或者文化虚无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或形式，但基本倾向具有共同性，表现为不加分析地盲目全盘否定人类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坚持否定一切的态度和思想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意图比以往更加明显。针对历史虚无主义一度盛行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总书记的论述深刻阐明和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和哲学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就是前车之鉴。
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这体现在其具有的几个特点上。一是虚假性。“虚”和“假”是历史虚无主义最普遍、最常见的特征。历史虚无主义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故意伪造或编造历史；打着所谓“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真相”“重新审视”等旗号，为历史翻案；忽视历史的内在逻辑，对历史进行假设。二是片面性。历史虚无主义以偏概全，不讲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片面肢解历史本来面目；任意夸大某些枝节，夸大偶然事件的历史作用；否认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孤立地看待历史问题，或是用过去否定现在，或是以现在否定过去；用主观代替客观，不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凭借主观经验甚至个人主观臆断对严肃历史问题作出简单甚至不负责任的结论。三是欺骗性。历史虚无主义由于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党的历史问题上的虚假性、片面性，加上手段巧妙，其言论和观点必然带有欺骗性，蒙骗了一些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四是破坏性。历史虚无主义以攻击、丑化、污蔑为目的，惯用的手法是抹黑英模人物，丑化党的领袖，歪曲党的历史，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破坏。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甚至以讹传讹的不良效果。在青少年和国民教育中，对受教育者的心灵产生误导，影响了他们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认知，影响了青少年理想信念的形成。如果任历史虚无主义自由发展，必然干扰和动摇“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党史工作者要善于洞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动向，坚决反对及时制止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指出，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我们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围绕党的历史上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研究。对党史国史军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进行深入重点研究，准确判断和科学区分不同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善于分析其表象，挖掘其本质。
（三）只有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才能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战斗力
指出，历史就是历史，谎言说一万遍，仍然是谎言，要善于运用思想的武器、真理的武器，捍卫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只讲大道理、空喊口号，必须提高实际工作本领，依靠扎实的研究成果说话，用真理的力量征服人、教育人、启迪人、打动人。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着力提高从政治上看待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水平。要努力提高研究和运用党史的能力，掌握党史研究的主动权，占领制高点，坚持实事求是，多出有历史依据、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深刻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正面应对为主，科学把握实时、适度、适当、精准的原则，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际成效。
（四）只有在提高综合运用舆论工具本领上下功夫，才能不断提高反对虚无主义的政策把控能力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多种复杂的原因，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采取切实管用的办法，不能温水煮青蛙，软弱无力。同时要注意区分政策，善于区分各种虚无主义的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以及深刻的政治背景，对策上不搞简单化、一刀切，善于用事实讲话，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理论教育人、说服人、武装人。伴随着互联网、微信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历史虚无主义也以更加多样的表现形式出现。党史工作者要用广大党员干部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党的曲折而辉煌、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让真理走进人们的心田，不断放射出革命理想的光芒，照耀前进的方向。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2
“历史主义批判”一文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二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批判”一文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关键词】历史主义概念的历史方法论的限度辩证观点
俞吾金教授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一文（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以下简称“批判”），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表面上的“历史偶像主义”而骨子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作了深入的反省和批判，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文章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批判”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所作的犀利的剖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批判”把这三者指认为是“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则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对其本义的把握不能离开它的历史。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首先提出“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论学习一节中，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概念［1］。此后，自4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这一理论作了长期深入的研讨。其中尤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60年代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与史学界的“史学革命”的极左思潮所作的艰苦抗争。
从对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综合看，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内容虽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但公认它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点：
1．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并具有连续性，切不可割断历史看问题。［2］
2．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注意其基本的历史联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3．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4］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5］
4．把握现实与现存的辩证法。现存的尽管现在还占主导地位，尽管现在还是多数，但由于它已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它就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现实的尽管现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现在还是少数，但由于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它必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现在处主导地位但已丧失合理性的现存［6］。
史学界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地位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的认为，历史主义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7］。但各家对于历史主义是考察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致予以明确肯定的。各家都认为，坚持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得以保持自身科学性的根本前提［8］。
然而，“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论定为“历史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显然，背离了这一史学思想发展史确立的历史主义概念的本义。
“批判”作者也许是因为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所以认定它是“历史主义”，这就未免望文生义了。其实，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倒是历史主义的反面——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它抽去了历史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时代条件，使之成为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它否定的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原则：历史事物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对于自己的时代的条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离开了自己的时代的条件，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偶像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同样，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也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正如“批判”所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偶像主义是表面上相反而实质上相同的“殊途同归”的否定历史辩证法的“两个侧面”；而历史虚构主义则是历史偶像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同样否定历史辩证法，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加以打扮的女孩”。
所以，“批判”把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的批判，归结为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其所指为误指。
“批判”也强调要确立历史意识，但历史意识的确立在历史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由于“批判”对历史主义作了误指，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如“批判”改为“非历史主义批判”，那末，文章的论证就合逻辑了。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第二个理论原则问题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十分中肯地阐明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批判和克服历史偶像主义等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但“批判”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则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这一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
这一解释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可为历史上向它演进的各个阶段的“猴体解剖”提供钥匙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一原理中的“猴体”，是指与资本主义同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各形态，并不包括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基本思想作进一步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几个物支配人的对抗形式的社会形态的概括。①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各形态的共同点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以政治经济学这把解剖刀，对最发达的物支配人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作解剖，自然可以为解剖前资本主义的物支配人的各形态提供钥匙。但它不可能进而为对原始社会的剖析提供钥匙。这是因为：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对其社会性质、结构和动力作分析的理论工具，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人类学。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人类学研究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理论。
所以，“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是有限度的——它不包括“过去”的所有阶段，而只包括“过去”的一定阶段。
“批判”仅仅强调“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者的关系是持辩证的观点。他们不仅重视对当代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对起源的研究——对人类起源、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认为后者的研究具有前者的研究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11］。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论证了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从劳动发展史理解全部人类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12］。
“批判”对于起源研究的历史偶像主义倾向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起源研究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对于“现在”研究与“过去”研究的关系应辩证地看待：在一定限度内，“现在”研究对“过去”研究有方法论意义，而“过去”研究对“现在”研究也有方法论意义。关键在于：两者都要把握历史的本质，都要坚持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原词为okonomischenGesellchaftsformation，原中文本把它误译为“社会经济形态”，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之作了校正。传统理论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误释。其本义应是指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公私两重性的第一个对抗形式的生产方式。拙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对此作过初步探讨（武汉出版社，1999版76-84页）。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1964：499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213、211-212
［7］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103
［8］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20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82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3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为了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有自己的学科定位，要大力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5年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5个所属二级学科。
今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同时，为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一个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
这个决定，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中的指导地位，对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必将提供重要的支撑，发生深刻而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要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此前已设立的五个二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三门课程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支撑。而为了给新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同样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1943年，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由此可见，理论、历史和现状三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研究，这是建设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不是一般的历史知识课，而是通过历史教育解决“三个选择”问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职能特殊而重要。现有的学科并不充分地具备这种职能。
比如:目前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是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的和充分的学科支撑的。其原因，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讲，中共党史不能涵盖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从1840年讲到现在，中共党史则是从1921年才开始，前面80年不涉及。二是从研究领域讲，党史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为主，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中、下编虽以党的活动为主干，但还需要广泛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情况，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三个选择”，较之中共党史，其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
目前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也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的充分的学科支撑。因为从研究内容上讲，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是有很大不同的。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供直接的充分的学科支撑。其原因，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涵盖1840-1921年这一段历史。二是从研究内容讲，它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科学体系，并不是要去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并不是要去全面地论述“三个选择”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增设新的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专门的、直接的学科支撑。
目前，全国每年都要为近300万本科学生普遍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有助于吸引和稳定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和相关的理论研究，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成就感，有助于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并为更好地造就本课程的教师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创造条件。
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定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通知明确规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性质和功能作出的科学定位。
从这个规定中，我们可以对这个学科得到以下几个基本方面的认识:
第一，、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对应，本学科所要着力研究的，正是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
这是本学科的主题、主线，是本学科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向。
第二，中国人民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在总结中国近现代正反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作出“三个选择”的。为了科学地阐明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我们需要系统地掌握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发展脉络和基本经验。
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能割断历史。胡锦涛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正因为如此，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
这就是说，本学科要在广泛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论述，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是本学科的特点之一，也是本学科的优势之一。
第三，本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虽然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但它本身的基本属性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已经表明，它不同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它并不要求去展开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及其具体的历史细节、事件、人物，而是要在弄清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的基础上，着重对与“三个选择”紧密相关的基本历史规律和主要历史经验进行研究。本学科要将理论研究同了解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要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开展对中国人民作出“三个选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的研究，深入开展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的研究，深入开展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研究，深刻阐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增强人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这样，它才能很好地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相协调，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直接的、有效的支撑。
第四，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此前已经设立的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几方面开展相关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则着重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
这样，“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就既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重点，又能够与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三、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建设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的通知，对本学科博士学位、硕土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对本学科的研究范围，对本学科的课程设置以及主要相关学科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通知规定，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的条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面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熟悉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务工作等骨干专门人才。获得本学科的硕士学位的条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较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承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务工作等。转贴于
通知规定，本学科的研究范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三个选择”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规律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重点、难点、热点理论问题和教学实践研究，科学的历史观教育研究。
通知规定，本学科的主要相关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通知还对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这些规定，导向正确，切合实际，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下面，我仅就本学科博士生、硕士生的课程设置这一个问题，谈一些认识。
通知规定的课程设置，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著作选读。
在今年5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广泛学习和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要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等课程的设置，是同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完全一致的。
十七大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了掌握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著作选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什么理论基础上开创出来的呢?胡锦涛指出:“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为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
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上述课程设置，体现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
早在1960年，邓小平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时就讲过:“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不赞成有的同志关于“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政治经济学”这种提法。他说，“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有发展，比如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解决了。”对于这些已经解决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毛泽东没有必要再在自己的著作中去作重复的论述。这样，人们要真正了解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仅仅读毛泽东的著作是不够的，还必须读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著作。这些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邓小平说:“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邓小平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通过学习本类课程，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这是我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必须具备的基础，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第二，史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方法论指导的问题，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观点、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我们要能够科学地回答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这些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不行的。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理论界、史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甚至严重分歧。有些不同意见的产生，是由于研究者掌握材料的多少、深浅不同，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但有的分歧的产生，则是根源于人们据以治史的历史观的对立。正因为如此，为了求得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认识，为了抵制“告别革命”等错误思潮，分清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学好“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通过学习“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分析地鉴戒国外史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这是搞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之一。
第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经对于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提出过重要的意见，他说:“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方面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个意见也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学习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等，我们才能为综合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才能系统地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得民族的独立、解放，走上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从而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是在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
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论著，研究党的历史文献，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这是我们搞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第五，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4
[关键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史学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1-0106-05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学宝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这笔史学遗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学术界应该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明辨是非，使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这里，笔者仅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谈谈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问题，以求正于学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遗产中，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影响，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有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总结了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社会大论战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认识，概括地论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等重要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阐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范文澜将之贯彻到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史学著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有关中国历史的上述主张，很快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算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危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些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过去称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泛封建化”理论的误导；也有学者对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这些新看法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许多学者的论点和论据，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方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主要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对亚洲的历史也并非一点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大体上”人类社会经历五种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哪个民族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斯大林及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纠正斯大林及苏联学者的偏颇的同时，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基本看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但范文澜、侯外庐、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未曾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范文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p210-212）我们怎么能将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武断地称为以西欧的历史框架中国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呢？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学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稍有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2]（p102-109）我们怎么能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言以蔽之曰“教条史学”呢？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目前要彻底否认中国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形态，仍是一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制社会，仍值得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奴隶制社会，是否就能确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呢？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的重新深入论证，否认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这也成为学术界新的共识。由此可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有关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仍值得我们珍惜，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历史学家，在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启迪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今天，中国古代史在断代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领域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学科体系，由此，中国历史学才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依据，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之前，这些论断仍应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南。诚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具体认识是否正确，仍需不断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论断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过去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予以深入探讨，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革命阶段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革命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新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偏颇，做到了从下向上看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958年掀起的所谓“史学革命”及后来开展的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极“左”政治之实。如果说“史学革命”是因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极大的摧残和颠覆，“评法批儒”的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的幌子的极“左”政治，有关文章和论著，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和庸俗化，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歪曲成为阶级斗争史和路线斗争史。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中错误的做法。但有些史学工作者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拒绝和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重要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由此在认识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偏差。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倾向，可以感受到有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拒斥发展到何种程度。著名哲学史研究家涉足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使中国倒退到黑暗的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史学家的笔下，曾国藩、袁世凯、慈禧太后成为大肆歌颂和吹捧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结果；过去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农民运动。诚然，过去拔高农民的革命战争，对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做法，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有多少能真正站得住脚？又有几家能经得住学者的认真讨论和辩驳？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3]（p3-29）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龚书铎说：“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显然是出于偏见，只要客观地正视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中，最受贬损、否定的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否认，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曾经有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但这是运用者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出的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这是不正确的。只要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客观存在，这个学说就不会过时，至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更是不能回避的。”[4]（p279-288）
随着的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史坛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经少人问津，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分的拔高，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现在出现的对历史上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奋起的抗争的革命运动大肆诬蔑，是否就是科学的做法？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需再花大力气从事农民战争的研究，但与之密切联系的以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却值得学者去着力研究。为了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为农民战争史，进而忽视和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遭到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批评。“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5]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懂得阶级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史，阶级分析应与阶层分析相结合，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应将这一分析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6]（p135-140）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世纪这样的曲折不应该再出现了。
三、关于学术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
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已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将学术与服务于现实密切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科学化和服务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十年“”的极“左”政治，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新时期，广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史学家在深入反思之后，明确提出：必须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应以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去服务于现实，正确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现实功用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有不少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反思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学不能再和现实搅混在一起，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愈远愈好等等极为偏颇的观点。
诚然，历史学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混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会混淆现实和历史的差别。“”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后期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怪胎，这些血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永远引以为戒。但历史学是否就应该与社会现实绝对无缘，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学家就应该隔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排除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影响？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代就应该抛弃？实际上上述看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科学的根据。首先，历史学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研究课题时不能不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要历史学家关起门来去追求所谓的历史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会将历史现实化，与历史实际愈来愈远，另一方面，现实因素的刺激，也有助于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开阔思路去思考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历史学本身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意识形态对史学家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将历史意识形态化，歪曲了历史的实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歪曲性的评判；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找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课题，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更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确地运用，将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或现实需要出发去评判历史，也会出现不少的弊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的曲折，就是这方面深刻的教训。至于选择与社会联系紧密的课题，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当然，从事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太密切，但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不能再犯20世纪50年代末的简单的“厚今薄古”、将古代和今天对立起来的错误。过去“左”倾政治固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史学与政治必须无缘，摆脱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瞿林东发表的《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及《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文章，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论述，他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和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7]“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8]（p34）笔者认为，瞿先生的上述认识，正确地揭示了有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地认识这一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性有机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很值得我们珍惜。把他们的史学论著一概称之为“战时史学”，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相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处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将学术与社会紧密结合这一做法，我们仍应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新中国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证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健康地发展。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和史学研究中“左”的流毒已经清除，过去对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一味排斥的错误已经纠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主张史学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同时，应更注重于研究与社会以及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历史学才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在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开拓与社会生活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她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曾明确地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p261）一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影响能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同样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我们要抱着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以推动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更大的飞跃，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仍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和遗产的基本的态度和原则，只有认真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3]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a].刘大年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n].人民日报，1961-05-31.
[6]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瞿林东.论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J].史学月刊，2001，（1）.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5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6
一
在西方史学史上，有关主体性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可以19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此处仅指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思想为代表。
总的说来，客观主义史学家们把主体性看作是一种消极的东西，主张抑制它、摆脱和消灭它，并相信经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摆脱主体性的纠缠。历史研究的日的是客观如实地说明历史。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让历史自己来说话。妨碍和影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实性的主要威胁来自主体自身。为此，他们设计出种种方法，规定各种研究的原则，努力想净化历史认识过程，帮助主体抑制、摆脱和消灭主体性。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应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人，一面镜子、一种工具，主体一旦抑制、摆脱了主体性，就可以达到“如实地说明历史”，达到不是我在讲历史，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嘴来讲【历史学家菲士泰尔·库朗热语。见《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2页。
客观主义的史学思想受到了当代史学家的怀疑和批评，其中尤以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史学家的批评最为严厉。他们认为，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耍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等，都是由于史学家决定的。事实就象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他们强调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和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历史认识活动。有的说在历史学家制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有的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历史学家心灵中的重演，有的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但是。他们从主体方面出发，得到一个与客观主义史学家相似的看法，即仍然把主体性看作是影响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消极因素，或者说主体性和主体效应的结果必然是造成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主义，主体性即主观性。“他们认为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不止一个人的头脑而流传下来的，并且是经过他们‘加工处理过’的。因此，这种知识不可能包括一些基本的，与个人无关的、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因素……，既然所有的历史判断都牵涉到人和观点，而此人此一观点跟彼人彼一观点又各有千秋，因而便不会有‘客观的’历史真实了”【《历史是什么》第2页】。
于是，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象客观主义史学那样，抑制、摆服和消灭主体性去追求历史认识的真实性，还是象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那样，肯定、强化和高扬主体性而放弃、牺牲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呢?
二
当代思维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认识总是在主体先存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相对于认识客体来说，主体总是处于一种主动态势和能动状态，没有主体的主动干预，没有主体认知图式的操作和运转，认识活动是无法进行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无法获得。历史认识活动也不例外。
客观主义史学对主体性的排斥和对主体效应的否认，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19世纪前历史哲学的反叛。他们看到了理论和观念粗暴地歪曲历史的事实，认为思辨式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哲学家们构建理论体系的思想工具。为此，他们把历史讲究的目的和任务规定在对历史事实的发现和确定，而无需对事实提什么问题。他们反对对历史进行任何抽象、概括和评价，认为只有感性直观才能为我们提供确切可靠的历史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由它所肩负的批判历史哲学的历史使命所规定的，也是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合乎逻辑的一环。但是，他们由怀疑和否认错误的抽象思维而错误地怀疑和否认一切抽象概括和评价。由怀疑和否认主体性的负效应而错误地排斥主体的一切作为。试图以抑制、消灭主体来净化历史认识过程，保全“历史的贞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7页、第233页】。另一方面是出于他们对历史认识活动的直观理解，即完全从客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他们认为历史认识不是产生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和史学实践之中，而是产生于客体对主体的给予，主体只是一种被动、消极和等待着被给予的工具。这种理解很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但在逻辑上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客观主义史学对历史认识的本源问题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即肯定历史认识对象是先于认识、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并把它看作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一旦把对认识本源问题的理解直接搬入认识发生问题的讨论中，简单地把物质决定意识等同于客体决定主体，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矛盾；既然主体只是等待着被给予的消极的工具，那么凭什么说对象是先于认识和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呢?因为上述判断本身就是认识的结果。无条件地承认在认识(给予)前的对象的独立存在，不就是承认了有一种可以不通过给予的认识吗?有一种先于认识的认识吗?
同时，用给予的观点也很难解释具体的历史认识活动，在一般的认识活动中，尤其是在感性认识阶段的感觉层次上，认识还可以用“给予”来描述，还可以感官与对象的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认识活动，即使是感性的认识阶段(如历史事实的确定和发现)也总是表现为思想与对象的关系。思想所把握的总是一般性的规定，思想与对象的关系总是表现为普遍性概念和个别性事实的结合。如果主体只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工具，自在的事实又怎么会变成我们现实研究活动的客体呢?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只要仍抱着以客体为中心，让主体围绕客体旋转的思维形式，上述矛盾就无法解决。解决的途径，就需要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肯定、强调主体性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忽视、否认主体性到肯定、强调主体性，意味着历史学家对自身研究活动的深入，意味着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对史学研究主体性的误解和种种摆脱，抑制和消灭主体性的努力，已经把历史学家对自身的理解和史学实践引入歧途【罗素在《人类的知识》里曾说，摆脱主体性的愿望，已经在有关的认识沦方面，把一些近代哲学家引入了迷途】。如对历史认识真理的绝对主义态度；热衷于历史事实的确定，而对发现规律少有问津，只注重对史料的考订鉴别，而不愿对史事作概括、综合和评价等。
三
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相反，我们认为，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会消失掉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主体性并不等于主观性。这种不等于的依据，来自主体具有的“天赋”能力，表现为主体认知图式与客观历史图式的同构或一致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它是主体在后天的教育、学习和史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人类的知识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特点，前辈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总是为后来的史学家创造和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后来的史学家们通过纵向的历史联系和横向的社会联系，通过信息的传承和交流，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知图式，从事新的历史认识活动。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的认知图式并非是主体自身的主观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象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共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具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客观历史的图式。通过史学实践，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一方面是认识主体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建构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认识主体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重建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主体认知图式的不断重建，主体的认知图式就能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并不会消失掉认识的客观性。相反，认识的客观性只能产生于主体性之中，主体性的本质是倾向于认识的客观性。
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根本缺点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性。在思维方式上，他们不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而是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分析历史认识的主客体关系。由原来的以客体为中心，让主体围着客体转的思维方式转换到以主体为中心，让客体围着主体转的思维方式，并完全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结果，主体变成了专横主观的主义，客体成为一堆任人摆布的材料，“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却是一切”。其次，他们混淆了历史认识的发生与历史认识的本原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恰当地把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中的主体的地位、作用夸大到历史认识的本原问题上，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于是，主体不仅决定客体，而且还吞没了客体。如贝克尔所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但是事件的实在的—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当前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60页】。于是，肯定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保持历史认识的发生和历史认识的本原问题上的一致，“解决”了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矛盾，但是抛弃和牺牲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实际上仍未能科学地说明主体性问题。
四
客观主义史学对主体性的抑制和对主体效应的否定，从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应该注意主体性的消极作用和负效应。在历史研究中，因主体认知图式的原因而导致的认识偏离和失实的事例比比皆是。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常为证实自己的理论而随意歪曲史事和篡改史料，或者是从历史中选择事实为自己的理论体系辩护，凡不合己用的一概摒弃。
显然，主体性具有两种效应：一方面由于主体性的存在和发挥，使主体能更完全、更准确地认识客体，达到对客体的真实反映，这是主体性的正效应，或称主体性的积极方面和肯定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主体性的存在和发挥不可避免地造成认识与客体的偏离，这是主体性的负效应，或称为主体性的消极方面和否定方面。主体性的两种效应从主体方面来说，是来自于主体认知图式功能的二重性。由于主体认知图式的操作和认知功能的发挥，认识不再是客观历史的临摹复写，而是能动的创造构建；不是消极的等待感知，而是积极的探索和主动的提问。主体认知图式的介入使主体能有选择、有指向地在混乱杂多的历史信息中迅速而准确地捕捉到自己的对象，并将它们整理成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否则便会沉没于历史信息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星星点点、若隐若现的历史材制，经过主体认知图式的分析综合，联属成一个个完整的感性形象。不是这样，历史人物就难以活现，历史事件也无法重演。再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处理，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最后形成对历史多方面本质属性的统一的具体认识。认知图式的积极功能产生了主体性的正效应。同时，在认知图式的操作中，图式中的各种主观因素必然会干预和介入到认识活动中，造成认识的主观性和认识与客体的偏离。认知图式的消极功能产生了主体性的负效应。
主体性的两种效应渗透于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中，最后又汇集、凝聚并集中体现在认识的成果上。任何一种史学思想，既凝聚着主体性的积极，肯定方面，又凝聚着主体性的消极、否定方面。既不是纯而又纯的客观，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主观。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因此，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某些历史认识活动和历史认识成果都是不正确的，即使是基督教神学史观，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
正与负、积极肯定与消极否定，如同一条轴线上的对立两极，主体效应就在这条轴线上的两极间移动。当主体能够不断地按照客观历史的图式来重建自己的认知图式，并用不断完善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客观历史，主体性的积极、肯定方面就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高扬，认识的结果就表现出显著的客观性。当主体不是时时按照客观历史的图式来重建自己的认知图式，而是“强物就我”地把历史图式纳入自己的认知图式，来保持和加强原有的认知图式，这是主体性的消极、否定方面的作用，其结果就表现为认识的极端主观性。
历史认识的根本目的是追求认识的真实性，追求认识与客观历史的一‘致和符合。从
主观方面来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通过发展、强化、完善主体的认知图式来实现。但是，主体认知图式的发展、强化、完善又不单纯在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内凭空臆想，必须以客观历史为蓝本和规范，通过认识活动中主客体间的信息的交流、转换来实现。这便显示了主体性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性的制约性。
五
综上所述：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就是历史认识活动巾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它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特性，是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基本规定。历史认识不是客体对主体的简单给予，而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积极创造。主体性也是历史认识的基本属性，只要有人的历史认识活动存在，就必然带有主体性的属性，不带有主体性的“纯净”的历史认识活动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表面上看，主体性的探讨似乎会否定认识的反映本质，实际上它否定的是机械、照相式的反映，而旨定了历史认识的本质是创造性反映。创造与反映不仅不矛盾、不排斥，相反，它们统一地构成了历史认识的本质。
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态势和能动状态，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贯串于整个历史认识的过程，最后又集中地汇聚到认识的结果中。主体总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能力，思维形式、内在需要、价值尺度去选择客体和理解客体的。主体性的作用，意味着主体自身性质、状况决定和制约着历史认识活动和历史认识成果的性质和状况。任何一种历史的理论、学说，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和凝集了主体的因素和属性，纯而又纯的历史真理是不存在的。主体性的探讨，从表面上看会降低和抛弃对历史认识真理的信念，实际上抛弃的是历史认识真理可以轻易获得的幻想【谢龙主编：《现代哲学观念》，第162页】。
主体性是历史认识论的范畴，是描述主体在历史认识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范畴。主体性的存在并不排斥和否认客体的优先存在。将主体在认识发生中的作用提升到认识本原层次上是错误的。但是，优先存在的历史现象之听以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不只是由于它的客观存在，而在于主体的认识指向，这就显示了主体性的意义。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7
从我们高中历史教学的任务来讲,根据《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之规定,总结起来,大体要求学生会学历史,体验历史,既有坚实的文化底蕴,又能识古鉴今;从高考文科综合的角度看,要求学生学会运用历史知识和学科能力来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以适应高素质人才选拔的要求。因此,从历史学的学术范畴和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之精神来看,高中历史教学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引导学生解读历史,评判历史,感悟历史,提高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下面结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学习体会,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将历史和现实联接教学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教学目标的认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册第三章第二节《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既是本节知识点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内容主题是“民主”“国体”“政体”“公民权利”“宪法”等等,同时,在我们现今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国民来说,在历史上并没有受过民主思想和实践的洗礼,在现实中也没有相应的训练和教育,这样一来,在授课过程中,大多数人既无理论的熏陶,也无感性的认识,难免会感觉到模糊和枯燥,相比现实,也会遇到些许尴尬。但是,作为历史学在传授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适时地承担起宏大的历史使命,将历史的智慧和教训更好地指导实践和改造现实世界。
二、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容的分析
1、指导学生掌握《临时约法》基本概况:(1)时间:1912年3月11日;(2)颁布者: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国会);(3)性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4)目的:为了限制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制度。(5)背景: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即将卸任,将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与袁世凯。
2、剖析《临时约法》之内容及其实质:(1)国体之规定。原文中“国家归属国民全体,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首先,必须让学生明白,国体的含义是什么?所谓国体就是国家的社会性质。其次,与封建社会相对比,国家的归属君主或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描写的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但是,对于理解国家的问题,这句是恰当不过的。)在《临时约法》中,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来看,国家是归属全体国民的,国家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而且是人人平等。再次,历史意义上来看,这个规定实质上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揭穿了封建统治者虚伪的道统。最后,在现实意义上,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让青年学生树立国家主人精神、平等意识、公民意识。(2)公民自由和权利之规定。原文中“国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拥有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对于此条之规定,我们可以结合《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公民意识教育来授课,使学生了解奴隶、臣民和公民的本质不同,树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
三、以科学的、现实的态度去感悟历史,从历史教育中获得启迪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8
一、关键在于加强党史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
虚无历史之所以形成一种所谓主义和思潮，是因为其具有一套以唯心史观为指导、建立在虚无历史基础之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掩盖和否定历史规律、颠倒是非曲直、扰乱人们思想和价值观的政治图谋，而且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否定党史国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歪曲党史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因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把它作为一种错误的理论形态和社会政治思潮给予高度重视和警惕，进行理论的批判。
然而，当前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国史研究，存在两大严重偏差或缺陷，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上显得能力不足，在引导社会舆论上影响力不强。一是在理论研究的来源与基础上，偏重专门史、专题史研究甚或碎片化研究，通史性研究则严重薄弱。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但不通历史，则难为其理，也就不能够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大道和大势。二是在理论建设上，重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轻历史理论研究和建设。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相互联系的，但彼此在历史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差别的，历史理论是关于历史的本体论，是揭示历史是什么、历史向何处去和历史昭示什么的规律性认识;史学理论则是立足历史，如何对待和把握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手段的认识。应该说，历史理论是史学理论的认识基础，史学理论是历史理论的认识工具。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史学理论是服从和服务于历史理论的，这是历史研究中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辩证法。因此，无论是推动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国史研究，还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都需要把历史理论特别是党史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
历史理论研究是研究历史发展的方向、道路的，是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加强党史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有利于党史国史研究更有力地服务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党史国史研究创新发展，更加有效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使历史虚无主义在我们的党史国史理论体系面前归于破产。
当前，加强历史理论特别是党史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我国历史、中华民族历史、党史国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彰显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把党的思想理论成果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也即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与历史理论相结合，促进党史国史研究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把历史理论特别是党史国史理论研究放在历史研究中的优先战略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加强历史通史性研究和宏观叙事研究，着力于揭示党史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揭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先进性和规律性。全面深化和拓展党史国史研究，立足党史国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不断加强国史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增强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运用科学的党史国史理论，促进历史教育和党史国史教育，进一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深入推进党的领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斗争，始终而且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坚持党的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然而，长期以来，诋毁、否定党的领导的声音却一直没有消停过，一有时机就兴风作浪，企图扰乱人们的思想、误导社会舆论、动摇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当前，坚持党的领导，需要高度警惕以所谓对领导进行释义来消解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声音。所谓对领导进行释义，标榜对领导的本义作所谓正本清源的解释，实质在于消解和否定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
误导之一，认为领导的本质是影响。这种观点认为领导不具有强制性，领导不是上级命令和支配下级完成某项任务的过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是组织或群体中的成员。作为组织或群体中的成员，其地位是在组织或群体中形成的，因此，领导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影响力的动态变迁，被领导者可以成为领导者，领导者也可以成为被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实施领导的过程中，不能以命令和支配的行为，强制国家机关和社会公民服从党的领导。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能否变成国家意志，党组织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的候选人能否成为法定的负责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在实践中得以有效实施，主要取决于党的影响力和影响作用发挥的效能。
误导之二，领导过程中的权力与国家公共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认为，领导和被领导是在特定环境中通过权力实现的，但这种权力既可以是组织或群体中的内部权力，也可以是国家的公共权力，至于何种性质的权力，一般视领导者在国家中的地位而有所不同。当组织(主要指政党政治组织)在国家中居于执政地位时，领导者的领导过程主要是通过国家公共权力和组织内部权力的混合运用实现的。当组织在国家中处于非执政的在野地位时，领导者的领导过程只能运用组织内部的权力予以实现。这种观点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的过程中，应将主要的关注点落实在权威的提升上，而不是权力的过度或全面运用上。
上述这两种对领导进行的释义，显然是以西方领导学为基础，混合了中西领导学说，冠以中西或学界共识，把对党的领导的认识引向庸俗化、去核心化和泛化，歪曲党的领导中领导概念的历史理论和学理基础。对其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同时深入发展党的领导科学。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政治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科学揭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是内在统一的，如果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深入推进党的领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深刻揭示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性，把坚持党的领导融入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推进党的领导规律的探索。二要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要把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统一起来，从理论上充分阐明，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三要牢固树立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不断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从理论上充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都来源于人民，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本领。
三、牢牢掌握对党史国史的叙述权、阐释权和话语权
指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学习历史知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宣传、教育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党史国史是党、国家、人民和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史国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是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历史。反对党史国史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站在党、国家、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牢牢掌握对党史国史的叙述权、阐释权和话语权，不断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9
关键词：史料历史事件学科
为提高复习效果计，中学历史教学界迫切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笔者以为，当前形势下的这种调整和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拓宽
拓宽，就是要对现行中学历史教材的知识范围作出适当的延伸和补充。对现行中学历史教材知识范围的拓宽，这是由当前高考改革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是由于现行高中历史教材本身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所决定的。现行高中历史教材中，《中国古代史》基本上是初中内容的压缩，深度不够，层次偏低；《中国近代现代史》是新近编写的，其体例、内容都很新，切合高中要求，但由于教材为避免与初中本重复，许多重要知识点仅一笔带过，交待不详；《世界近代现代史》仍沿用原来的老教本，知识陈旧，不少观点已经过时。因此，教学时必须针对具体情况予以补充和更新。本文认为，对高中历史教材知识范围的拓宽主要是补充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重要史实、史料的补充。
史实的补充是为了帮助学生对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现象形成更全面的了解和更完整的认识而补充一些必要的史实。如讲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就有必要将世界古代史上新航路的开辟和圈地运动的有关史实给学生适当介绍和补充。再如，讲秦统一六国时就有必要将秦的“远交近攻”策略给学生适当介绍，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认识秦统一六国的原因。
2.基本历史理论的补充。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要求中学历史教学要“逐步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1995年高考历史科《考试说明》对考生的能力要求第8条规定：“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是指导中学历史教学两个最权威的文件，它们都明确规定了对学生掌握和运用历史基本理论的要求，而这两个文件所要求的历史基本理论的具体内容则是中学历史教材上所没有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结合具体史实给学生介绍和补充。
3.相关学科知识的引入和渗透。
重视相关学科知识的渗透和考查是近年高考命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我们平时教学时就要重视将相关学科知识，特别是语文、政治、地理等学科知识引入和渗透进历史教学之中。
挖深
挖深，就是深入挖掘历史知识的内涵和外延，深化对历史知识理解和认识的深度。挖深一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从分析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原因、背景或目的入手。
如分析秦统一六国的原因时就要挖深到“战国时期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①从经济条件讲，由于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为统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②从民族关系讲，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已发展成为一个巩固的民族共同体，能够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促进各族人民的逐渐融合。③各国人民要求统一。
2.从分析历史事件的作用、意义或影响入手。
中学历史教材在叙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意义、影响，或对其进行评述时，由于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有时往往不够全面，只局限于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教学时教师针对这种情况必须予以挖掘深化和补充，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准确的认识。如世界史教材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只强调了它是“英、法、美长期推行的绥靖政策破产的标志”，而对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却无只言片语，这显然是偏颇的、片面的，教学时教师可适当补充。
3.从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比较入手。
如通过比较19世纪60年代封建国家掀起的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三大改革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俄国1861年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异同而对其结果不同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日本明治维新是在经过武装倒幕基本肃清封建幕府势力的基础上实行的比较全面和广泛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改革，结果使日本很快由受人欺辱的弱国走上强国之道；俄国1861年改革虽然宣布废除封建农奴制，但改革很不彻底，保存下来的农奴制的残余势力严重地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俄国在改革后仍然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洋务运动则是在没有对封建制度作任何触动的情况下仅仅单纯地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军事技术，因此没有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中国依然是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出现以上三种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对新旧两种制度所持的不同态度所决定的。
4.单元小结，归纳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帮助学生深化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篇10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457―6241(2012)09―0022―05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下称修订稿)的课程设计，从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呈现方式以及实施建议，在实验稿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特别是初中历史学科课程性质和课程理念的明确提出和阐述，体现了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一、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性质
课程定位是课程设计的首要问题。只有了解一门课程的属性、特点以及功能和作用才能把握它的基本面貌，也才能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的目标，并据此精选和组织学习内容。
实验稿虽然也有课程性质的专门论述，但由于观点不明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深，修订稿对此作了较大的调整。
实验稿的表述：
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修订稿的表述：
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的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思想性 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基础性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普及历史常识为主，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的、重要的历史知识和技能，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打下基础。
人文性 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综合性 注重人类历史不同领域发展的关联性，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学生逐步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全面的认识。
对某一门学科课程性质的说明，一般要从其在学校课程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学生成长发展的独特作用，以及课程实施的特点等方面展开。最好以特点相标识，以便于实施者把握。实验稿所表述的，只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任务，而不是历史课的性质。这样的定位，实际上没有明确历史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没有说清楚历史学科的独特价值。有关“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的定义也不甚妥当，因为“必修课”不能说明历史课程性质的本质问题。
修订稿对相关内容作了新的表述。首先将历史课定义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并在说明其地位和设置意义的基础上，从“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历史课程的基本特点。
1.思想性
历史课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学习历史，尤其是本国史，能够较全面具体地了解自己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本国的国情和政策。在现代国家，由于公民对形成国策的影响日益增大，而对史实的考虑又影响到公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所以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不关心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公民的历史意识对未来具有政治上的意义”。1996年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5~12年级)的开篇就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
历史知识是一个人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些恰恰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与我们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时所必需的。
近代“国民意识”的形成，无不以公民们对其民族、国家和历史所具有的认同感、尊严感为基础。因此，培育对国家的忠诚一直是历史课程的主旨。即使在倡导多元文化视角和营造世界公民氛围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学校历史教育都未在这一点有所松懈。著名史学家吴晗早在1934年就说过：“我们不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史学家，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社会上的健全公民。但在中学或大学时期应当给他们以充分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常识。”
2.综合性
历史知识包罗万象，既有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内容，也有中国和外国的内容，并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历史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特性就是在联系中确定的。历史现象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纵向的联系，如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本进程等；一种是横向联系，如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联系，可以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规律。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历史的因果联系分析则是其主要的方式。因为历史的产生与发展、延续与变化、渐进与突进，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受到时代、环境、条件的制约，又受到阶级、集团以及个人利益的左右，还受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因果联系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和互为因果等多种形式。只有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3.基础性
从学校系统的地位而言，初中历史课程与其他学科一样承担着基础教育的任务。从课程系统的地位而言，历史课程不仅以其知识的综合性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也以其思想性和人文性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17和18世纪，许多教育先驱者都强调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识到了历史教育对提高人的基本素养的价值。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强调，“熟悉历史是整个人生的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终身的眼目”。洛克认为历史是“持重与公民知识的主宰”。卢梭则把历史作为“爱弥儿”的第四期，即教育的最后一个时期(15岁以后)的最重要的学科。
4.人文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课以具有独立个体的人和人类社会为认识对象，关注的是人的思想境界建设，主要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从这一属性出发，修订稿提出了历史课程在增长学生的社会见识方面的作用。“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达到“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历史课程在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杜威认为历史学科是形成人的道德品性的最优良‘的学科。在他所设计的课程中，历史是“作为间接的社会学和实验的伦理学来予以重视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可以从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找到典范，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的道德遗产”，历史教学“将发挥最自然的伦理价值”。
二、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理念
课程理念是课程设计者蕴含于课程之中，需要课程实施者付诸实践的教育教学的信念，是课程的灵魂。与实验稿相比较，修订稿对历史课程理念的阐述更为清晰而准确，凸显了历史学科的特点和价值。
1.普及历史常识的理念
蕴含着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历史常识的传承，无论对个人、民族还是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常识的普及，关系到一代新人的知识底蕴是否丰厚，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否传承，关系到未来民族发展的前途。
所谓“普及”，一是规定历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以此达到普及的目的；二是指有关课程内容和要求的确定面向全体学生，能让学习这门课的所有学生都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课程标准的制定，既考虑了我国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条件，也考虑到了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内容标准的设计，体现了统一要求与灵活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如多数学习要点只是“对学习内容和基本目标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酌情处理。
“历史常识”是相对而言的。与高中和大学相比，初中的学习内容只是常识性的历史知识。即知识相对浅显通俗，课程难度较小，初中学生都能认知和理解。修订稿课程内容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生活经验，使相关的内容贴近现代社会、贴近学生的生活，避免了抽象历史概念和理性知识的堆积。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内容相比，初中课程的历史知识有_定的系统性，修订稿在实验稿的基础上补充了必要的框架性知识和主干知识，使初中历史课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
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相比，初中的“历史常识”无论是知识的范围还是内容都有较大的扩展。从知识范围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六大板块的内容，展示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历史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相对较广，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内容上看，既有与政治制度、战争和改革有关的政治史，也有与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有关的思想文化史，还有经济史、科技史和社会史，涉及的领域较广。同时，历史常识不单指与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评价有关的历史知识，还包括与收集、利用历史知识的程序有关的基本技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的历史意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修订稿提出了“以普及历史常识为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理念。
2.公民教育的理念
修订稿从时展和社会前进的需求出发，将“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作为初中历史课程改革的前提，将培养“良好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作为基本目标，并从培育学生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国际意识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
首先，在培养民族意识方面，通过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初中的历史课则进一步告诉学生：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哪些?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们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为人类作出了哪些贡献?通过本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及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生成并强化民族意识，振奋起民族的精神，进而提高捍卫民族利益的责任心。修订稿安排了相关的课程内容，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中提出了明确的学习任务。一方面要求在学习中国文明史内容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求在了解我国民族关系史内容的基础上，“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认识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相影响与融合的重要性。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当代中国，爱社会主义与爱祖国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修订稿通过中国史内容的组织，呈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其中，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则反映了民族精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与特点，通过学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历史的责任感”。
拓展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要求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共同维护、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各国的历史课程都强调有关国际意识的培养问题。国际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修订稿既关注民族认同感的培育，也关注其他异质文化；既注重在全球化时代表现民族自豪感，彰显自身的民族特色，也注意“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3.育人为本的理念
修订稿在提出历史课程人文性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人格教育、增长历史见识和增强历史思考力则是其基本内容。
健康的人格，一般包括自信、友善、有责任感、有抗挫折能力和善于自我管理等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在历史课程中有大量鲜活的事例，学生可以在了解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健康的人格。修订稿在课程性质、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几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提示。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上，指出了相关的学习要求：“初步理解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识别判断力，逐步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品质。”历史课程中的人格教育，是一个以相关历史现象的情感体验、历史思维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成长综合而成的过程，也是学生的社会性生成和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