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节日传播意义
少数民族的节日传播我们大体上可以知道，就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和传播。著名传播学者李彬认为，所谓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一般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面对面的亲身传播，所以又称面对面传播，人对人传播。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来分析少数民族节日所带来的一些文化意义。
一.泼水节
说到泼水节，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幕场景，就是人们穿着傣族的服装，欢声笑语的互相泼着水。傣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一提到傣族，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泼水节。泼水节实际上就是傣族的新年，它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富魅力的民族节庆活动之一。傣族的新年在傣历六月，时间大体相当于公历四月。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傣族人民举行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庆祝，其中人们相互泼水祝福是一项最富民族特色的活动。因此，“傣历新年常被称为泼水节”。
1.泼水节的来源
傣族泼水节一般要过3-4天，第一天是除夕，中间的1-2天是“空日”，最后一天是元旦。除夕这天，澜沧江边的傣族村寨，成千上万的傣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澜沧江边，观看赛龙船。在除夕和元旦之间的“空日”里，傣族群众更是身着盛装，在村头树下翩翩起舞，男女青年则到广场上兴致勃勃地玩“丢包”的游戏，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元旦那天，男女老幼沐浴更衣，天刚亮人们就抬着供品到佛寺，每一户人家都在佛寺旁用沙子堆成四五尺高的沙塔，在上面插上鲜花和彩纸，并在沙塔旁聆听佛爷诵经。“人们尽情地泼水，互致祝福，共同祈求疾病不生，四季平安”。
关于泼水节的起源，傣族民间有着很多不同的传说。其中流传较广的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傣族人民生活的地方，有一个凶恶的魔王，他到处烧杀抢掠，人们对他恨之入骨。他抢了七个傣族姑娘作妻子，第七个妻子善良勇敢，决心要杀死魔王。在探知了国王的保身秘密后，她和六姐妹一起，在魔王熟睡之际，用魔王的头发拴住他的脖子，勒下了魔王的头。但魔王的头在地上滚到哪里，哪里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姑娘们情急智生，她们把魔王的头抱起来，火就熄灭了。就这样，七个姑娘轮流抱着魔王的头，每人抱一年，一年一换，从此傣族人们才有了幸福的生活。为怀念这七位姐妹，傣族人民每年泼水，意为她们洗去身上的血迹，祝她们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所以每年都要泼一次水，世代相传，一直沿袭到现在。
2.泼水节的文化意义
傣族群众认为水是吉祥之物，它能洗去烦恼、带走疾病灾祸、为人们带来吉祥幸福。在浴佛时，人们不仅把放了香水的水洒向缅寺的佛像，同时，还用小杯子从盛水的桶里舀水出来，每一杯水都先举过头顶，然后洒向缅寺里面及外走廊的每根柱子上。这是傣族村寨里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去做的，因为傣族群众相信：只有这样，吉祥的水才能把过去一年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愉快和不顺利的事全部带走，为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带来吉祥如意。尽管当代泼水的形式已有所改变：从前泼水仅用青树枝点洒以示祝福，今天已发展到用盆或桶装满了水来泼；从前人们泼的是河边或沟边的水，而今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上了自来水。但无论泼水的形式有何种改变，泼水节的象征意义也没变，那就是：水是吉祥之物，水能冲走疾病灾难带来健康幸福。
二.火把节
彝族是火的民族，彝族传统火把节历史悠久。它具有彝族火崇拜的文化意蕴，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还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彝族火把节时间一般在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几天。
1.火把节的起源
关于火把节的起源，有不同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点：一则是认为火把节习俗起源于彝族先民对火的原始崇拜（秋浦《火与火把节》）；二则认为火把节实为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小年节（杨和森：《楚雄彝族概况》），而十月年则是大年节；三则认为火把节与彝族星月历有关，是通过所观测到的星相的变化而定的过年日（李世忠、孟之仁，《彝族星回节源流考》）。实际上，这三种看法的本质都强调了火崇拜的因素及其与年节的关系，都不约而同地说明了火把节是通过火崇拜的一系列仪式活动来祭岁、除秽、祈年的。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有缘由的，楚雄彝族火把节也不例外，据说他是由一个故事引发的，那是一个美丽感人的爱情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楚雄州大姚县赵家店红山脚下彝族寨子有个聪明美丽贤惠善良的姑娘诺娜和英俊勇敢的彝族小伙阿查倾心相爱。可一个叫魔哈的阴险狠毒的山官头人一心妄想霸占山茶般秀美的诺娜为妾。在魔哈的下，英勇的阿查以弱胜强，以精湛的技艺战胜了险恶的魔哈老爷，魔哈恼羞成怒，便用巫术轰裂了土猪梁子，阿查不幸堕落深渊。后经众乡亲搭救才脱险。在阿查遇难的时候，诺娜为免遭贱踏，便越悬崖绝壁，离家逃走，寻找阿查，终因气力耗尽累死在红山悬崖之下，诺娜的身影永远显映在悬崖上，故有“白人崖”之称。阿查得知这一消息后，痛不欲生，找遍了丛山峻岭，最后才发现诺娜留在红崖上的白色身影。他想跳崖与诺娜同归。众乡亲前往劝阻，从崖边拉回了阿查，并和他一起商量复仇的办法。次日（六月二十五日），阿查和四山八里的乡亲们高举着上千火把直奔魔哈家，焚烧了魔哈宫殿，烧死了魔哈，为诺娜报了仇，为众乡亲解了恨。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每年六月二十五日这天下午，彝族村寨的人们都要点燃松明火把，用这熊熊燃烧的火把去照耀四壁，烧死蚊虫，驱邪除恶，以示吉祥幸福、清洁平安。巡游之后，将火把插在田头地角，村前开阔地带，男女青年就围着火把跳起欢快的“左脚”，老人们围坐火塘，打开醇香的白酒，互相敬酒，互祝吉祥。这古老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2.火把节的功能
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以祭神祭天、祈年丰收、送邪恶为主要风俗内容。在彝区的各家各户门前都竖一个火把，当夜幕降临时，全村男女老少便端着自己准备的瓜果、酿制的米酒汇集广场，点燃火把，并用松香粉扑撒火把，顿时光焰冲天。
彝族火把节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他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经济功能。在以民族文化为内涵，旅游业为依托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火把节在楚雄以文化资源形态，积极进入旅游业市场。
通过上面两个节日的介绍，我们知道了火把节和泼水节这些民族节日，具有很多文化意义，泼水节能洗去烦恼、带走疾病灾祸、为人们带来吉祥幸福。火把节能够促进教育、经济的发展，还能很好的促进旅游事业，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2
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共识。我国非遗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势头迅猛，从2001年至今我国已有34项非遗项目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机制；2011年出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截止2014年7月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517项，其中音乐类项目接近半数。这对音乐学科及其从业者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虽然近年来，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重申报轻保护。就音乐类非遗来说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音乐领域专家系统非遗知识欠缺；而非遗专家音乐专业素质不足，两者兼备者有限，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音乐类非遗工作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培养一批既懂音乐有具有系统非遗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民族传统音乐研究都把传承危机指向了传承人的缺失，所以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在内的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的重中之重就是有目的地进行传承人的“栽培”，而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学校教育，而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又离不开各类高校，所以近年来学界普遍认识到要建立非遗的长效保护机制离不开学校教育的参与。
二、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在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保护方面的优势
近年来，不同性质的高校纷纷根据自己优势提出参与音乐类非遗保护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地方性普通综合类高校强调其“地利”优势；高等师范类院校强调其“人和”特色。那么我们作为民族院校音乐专业的优势在哪里？笔者以为，民族院校音乐学科由于其民族教育的特殊学科环境，在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保护及传承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其他院校不能替代的。从保护对象来看，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类非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相对的特殊性：首先，要熟悉其历史传承与文化背景；其次是要对其民族语言及文字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再次还要精通专业音乐知识技能。而作为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几乎得天独厚地具有以上优势：在整个学校的专业设置方面，民族院校都有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院系，这不但解决了语言的问题也一定程度解决了文化背景问题；其次，有丰富的少数民族馆藏文献资料；再次，有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生源，这些学生在民族地区成长熟悉包括音乐在内的母语文化，进校后又有系统的音乐专业知识技能的训练，他们毕业后大多回到生源地，成为民族地区音乐艺术各领域的骨干力量，影响着民族地区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民族高校在培养方案中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教学内容，不仅以培养复合型人才而为独有办学特色；也为民族地区音乐类非遗保护做出应有贡献，这也是民族大学为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有所担当的体现。
三、当前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参与少数民音乐类非遗的现状及原因
当前民族院校音乐专业培养方案中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传统音乐（非遗）的内容极少，和普通综合院校一样常将音乐专业院校的培养模式看成范本及目标，越来越被“学院”化，民族院校本来应该具有的民族特色却越来越少。就拿来自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以“原生态”面目入学，却逐渐被学院化的培养方式同化，入学后不久便“自觉”地认为本民族的音乐同服饰一样不合时宜需要“进步”。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3
关键词：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民族凝聚力，维护和促进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政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整合的软权力，这种软权力的合理利用，能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有效建立起信仰软权力，在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建设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一、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和执政安全概述
1)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特殊性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其政治习惯、经济水平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比较溥弱。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通的理论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缺乏亲和力，把思想政治教育和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相结合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2)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政安全及其在少数民族地区遭遇的挑战
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没有丢失政权的危险，能有效抵御各种执政风险，执政体系处在稳健良性运行以及可与时俱进的状态。"稳定"和"发展"是执政安全的两种应有状态。
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文化交流，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化现象愈演愈烈，一些宗教极端势力也渗入民族地区，另外，国内方面党的各方面建设也面临一些问题，以上几个因素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执政安全相应存在潜在和现实的挑战。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例，该地区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民族历史、宗教习俗才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群众性，有些少数民族公民的意识形态认同感弱，地区各种宗教势力错综复杂,有时甚至是边疆、民族、宗教三者相互交织,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心理、习俗联系错综复杂,既有长期积怨和争斗,又有相互依赖和融合。边界问题、毒品问题、贫困问题、生态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集中出现，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政府符合现实的路径选择。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党在该地区执政安全的正效应。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软权力，对其进行合理运用，能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思想产生正面效应，从而可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政安全。思想政治教育对执政安全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强化对党的地位和权力的认同。
第二，培养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素养，增强少数民族政治辨别和参与能力，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当前，突发政治事件最多的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事件一旦发生，危害程度比较严重。社会矛盾是突发事件产生的主因，矛盾会导致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是冲突的背后推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在培养少数民族人民在突发事件中政治参与能力，也能增强少数民族人民政治素养，提高辨别是非、防止被民族分裂份子误导的能力，理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从而防止某些突发事件演变成威胁政治安全的事件。
第三，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在新时期形成具有新的特点，从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变为以文化为基础的隐秘渗透方式。在复杂的意识形态传播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在民族地区建立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民族地区人民的思想，从而保护边境安全和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政安全。
第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执政党的现代化。执政党的现代化是一个构建执政党的思想理念、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的过程，使执政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能增强人民民主、监督能思想意识，促进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从而推进执政党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三、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执政安全中的选择
1)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去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虚幻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文化的过程，它包含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面对民族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实际问题时，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与之结合，形成符合各民族地区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二是把马克思作为标志性的意识形态，是对某些理论思潮进行批判和衡量的标准，使马克思主义为全体成员提供理论支柱和精神动力。其三是通过把马克思与民族文化的紧密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指导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使马克思主义生活化，消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排斥心理，自觉的学习马克思主义。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前提，在民族化之前，要给群众呈现一个科学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样才能做到在民族化的同时保证科学化，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避免产生虚幻的马克思主义观，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防止打着虚幻的马克思主义旗号变相宣传其它意识形态的现象，真正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该地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还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尤其要加强各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研究。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重视少数民族民众的参与，以理论要彻底说服人，以实践来说服人，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贯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
2）注重政治文化建设，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主题，依托文化载体培育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
政治文化是一个地区对于政治体系和制度在内的一种信仰，有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社会秩序就能稳定。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经常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蛊惑，缺乏良好政治文化的地区民众很容易在其蛊惑下曲解党的政策，受到极端宗教势力的打压而屈服参加一些威胁国家统一的政治活动，危害执政安全。
要使得少数民族在现实条件下提高政治文化素质，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传导的平台，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亲和力，使群众乐于掌握，为群众所掌握，正确理解这种科学的理论，增加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感。其次，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加强对群众的文化教育，在培养其文化素养的同时培养政治文化素养，做到润物细无声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者领航政治文化建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加强基础建设，缩小文化差距
民族地区物质文化落后及其群众文化素质低下是该地区容易受错误思想影响的重要原因。有强有力的载体才能有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落后的民族地区，由于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原因，一些思想政治工作无法开展。在一些落后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发展的原因，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并没有成为当地群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其作为主要载体之一作用有限。该地区人民经济发展水平低，人们在谋生之余无暇顾及文化娱乐活动，报纸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作用不大，甚至比不上该地区人们的宗教活动对其思想等各方面的影响。
针对该地区落后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特殊环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建设：一是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提高该类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人们的文化素质，从而为提高思想水平打下基础。二是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增加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培育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实效的思想政治载体。
4）引导民族地区社会思潮，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4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李华明，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218-04
意识形态，是指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观念体系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时代性与主导性。意识形态安全则是指保护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感与信仰，社会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表现出高度认同感与行为的践行。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性特点，承担着促进基层地区发展、民族文化交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任。在新时代环境下，如何强化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日益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教育与国家安全问题中关注的焦点。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价值分析
（一）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体现社会主义特性
意识形态具有强烈而明显的社会性质。树立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党中央一直努力践行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院校，以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作为行动指南与发展方向，是不容置疑的原则。邓小平曾指出，政治方向是高校发展必须坚持的第一要素。也强调，“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少数民族大学生虽然具有民族文化与思想认识的特殊性，但也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存在，不能超越这一界线。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培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制度与民族精神的认同感，才能自觉抵制各类腐朽思想与不良行为，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体现民族团结特性
民族团结与基层稳定历来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也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努力的方向。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10%，5个民族自治区，占到了全国国土的64%。这些区域与人口大多地处边疆边境基层地区。据统计，全国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有1.9万多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135个边境县有107个在少数民族地区，其中30多个少数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跨境而居。而且这些又大多是“老、少、边、山、穷”特殊地方，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发展障碍较多，是国家重点扶持与扶贫发展地区。可见发展好民族地区对促进民族团结与基层稳定具有显著意义。而少数民族地区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往往成为境外敌对分子渗透的重点对象。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民族地区或民族群众中的杰出分子，他们知识多、见识广。其言行举止对民族群众及民族地区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示范引领作用。事实证明’，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培育他们良好的“三观”认识、民族意识与政治认同，对维护基层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显著意义。
（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体现人才素养特性
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是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家乡，服务边疆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的崇高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也是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灵魂。正是经历如此熏陶与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才能以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与优异的能力投身生长与培育他们的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以自己实际行动来推动发展，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也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是人”。同志也强调，人才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当前民族地区人才极为缺乏，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少数民族群众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代表，有责任、有义务回归到民族地区这一大舞台干事创业。回报社会。
二、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缺失与原因分析
（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消解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当前我国周边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问题。东线的朝核问题、韩朝关系紧张。中日的纷争，特别是美国高调声称重返东亚，占领新主动。同时，西方意识形态的包围也无时不进行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更多披着文化交流的外衣。更难以辨别，特别是美国，凭借强大文化优势，极力向他国进行价值输送，以达到思想意识的演化。这些意识文化的渗透对我国知识分子与青年大学生的生活方式、通俗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们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动摇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因其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性，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上比较薄弱，也更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如新疆大学某教师曾焦虑地说：“现在还有极端势力的渗透，主要是宣传西方的一些价值观，而且重点是针对我们的一些优秀学生。我们每年都张榜公布优秀学生和三好学生的名单。他们把这些人都盯上，然后一个一个做工作，允诺出国、赞助等等，拉拢了很多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错误思想引导，也曾出现了极个别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参与游行示威、、冲击国家机关等极端行为，这些都影响着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
（二）社会思潮涌动助长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意识多元
社会思潮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反映一定社会阶层或某些群体的利益需求，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程度影响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思想趋势、思想流派。其包含了社会生活、文化意识等诸多因素，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即社会利益的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进而产生各类新生的利益群体和边缘人群。从而冲击着我们传统一元化的归属情感、价值判断。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源于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民族传统观念、意识，而且他们文化基础薄弱，经济较为贫困，自卑情感较重，在这些社会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下，极易与一些不良社会情绪产生思想共鸣和精神关注。进而产生意识文化的多元化。此外，社会思潮中，一些国家将“自由”、“平等”、“人权”观念及物质化生活环境无限放大、美化，并极力鼓吹、渲染。把他们当成世间宝典与人类至高文明，以此冲击着少数民族大学生传统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三）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削弱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给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据统计，至2012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已超3亿，而微博既可以传播谣言，也可以成为“谣言粉碎机”，“微时代”到来，政府应加强应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相对本民族其他群众更能优先便利接触到各类社会化的新媒体，如通过网络、微博、数字影像等渠道了解世事的新发展，使他们拓宽视野，开放思维。但同时，开放、虚拟、自由的新媒体也容易被敌对分子利用，成为非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阵地。如网络上非法散布的“民族独立”、“民族压迫”、“藏疆圣战”等言论，如一些西方媒体对新疆巴楚县的“4.23”恐怖袭击案进行恶意攻击抹黑我们党和政府。污蔑中国政府镇压少数民族群众等。个别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邮件、网传、非法网站了解这些所谓的“内幕”，则很容易被这种假象迷惑，而产生思想波动，甚至会对我国的社会制度、党的政策、人民政府产生怀疑，进而淡化“四个认同”，不利于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
（四）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淡化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往往对科研、教学、办学规模等硬件格外注重，而对意识形态安全等软件教育则显得相对淡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这群有着特殊民族文化背景的群体也等同于汉族大学生一样对待，未能突显出教育个性。在西方敌对势力以各种形式攻占高校宣传舆论阵地，毒化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意识形态的时候，极少数高校干部群众未能认清形势，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教育措施，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领域出现漏洞，使非主流意识渗透有隙可乘。如在新疆有一说法，“新疆大学稳定了，乌鲁木齐就稳定了，全疆也就稳定了；新疆大学出问题，乌鲁木齐就会不稳定，全疆也就不稳定，因此新疆大学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与管理。据统计，先后同‘伊扎布特’组织进行了5次大的较量，彻底摧毁了其在学校的组织网络，遏制了其在学校的发展蔓延势头”。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高校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三、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对策建议
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直接决定了高校教育的成败，也极大地影响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颜色”。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党和政府及其他主体联动构建。形成系统的教育格局。
（一）培育公民意识。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对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一方面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统领意识形态发展，用这一科学理论来统领意识形态的教育。武装少数民族大学生头脑，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另一方面要通过党的民族政策方针、民族团结理论及“四个认同”和“三个离不开”思想教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把公民意识与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实践活动相结合起来，如在“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月”、“优秀民族文化展示”等活动中进行理论灌输，使他们接受和强化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
（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重要性。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基于此，高校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打牢少数民族大学生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增强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形成社会建设的凝聚力，促进和巩固民族大团结。同时高校应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积极拓展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新外延，大力开展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但对待一些不良言论、腐朽思想与反社的思潮必须给予坚决取缔与打击，确保校园文化的健康向上，稳占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制高点。
（三）加强和规范新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拓宽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阵地
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则取决于使用者的技术与能力。规范新媒介的导向。需要对广大师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即在新的信息环境下，通过各类传播技术手段实现最基本的沟通，以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生活有新的认知和感受。党的十报告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高校应充分扬长避短，积极利用新媒介的有利优势，主动走进新媒介，弘扬主旋律，抢占舆论优势，遏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拓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具体而言。高校应健全新媒介管制机制，规范媒介舆论、宣传、管理；把握新媒介时代特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理念，坚持正面引导，主动适应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利益诉求与心理变化需求，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通过必要的手段，强化新媒介的舆情研判工作，坚决杜绝不良信息与腐朽思想渗透校园，保证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安全教育的时效性与针对性。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5
【关键词】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社会主义价值民族教育
引言
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实践的研究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途径。
1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
1.1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在民族地区高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能够凝聚和统一广大师生的思想，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对于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价值对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价值取向，具有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因此在民族地区应当把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一言以蔽之要让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科学思想的指导和统领。
1.2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入批判旧的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去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长期的、彻底的斗争，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一个包括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倡导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系统的、基础性的文化工程。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国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着高校的性质和方向，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指导地位的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当前，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强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各族师生头脑，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真分析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形成、传播的社会基础和演变规律，针对各族师生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疑惑做出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解答，帮助各族师生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1.3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思潮，是高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文化的重要任务，是高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保证。建设和谐校园，和谐文化是根本，坚持用校园文化所蕴涵的人生信仰、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文化因素去引导师生塑造灵魂，共同建设高尚、健康、文明的和谐校园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它指明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和灵魂，确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和动力，规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以及民族地区高校内部特殊的主体构成，使得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此外，由于历史、宗教以及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的新型管理模式，对于加
民族地区高校的稳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高校校园和谐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不同民族师生员工的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因此，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搭建有效的交流平台，对于增进各族师生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地区高校和谐校园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4培养各民族合格大学生的现实需要
各族大学生是未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决定和制约着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谁赢得了年轻人，谁就赢得了未来。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我们必须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高度来认识民族地区高校建构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性，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树立共同的理想，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培养各民族大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理想信念的合格人才。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建议
2.1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
高等学校和广大青年学生历来是西方敌对势力争夺和渗透的重点。民族地区严峻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解决好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和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面对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我们更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重视和巩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在读学生的理想信念，确立和壮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必须始终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关键时刻不动摇，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执行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确保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做到清醒、坚定、有作为。
2.2民族之间的“和合”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师生要弘扬和合精神，并不是抹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特点，而是要特别强调同族师生之间的协作，使各民族师生在沟通和交流中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养分，实现个人成长的提高和升华，达到所谓的“和合而生”。为此，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各族师生必须以和合精神为理念，用这个精神支柱团结起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战略目标的实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价值观的多样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我们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允许和而不同的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做到“和”就要控制多种价值观的冲突，这就要求在价值导向上坚持一元性，即要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而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前提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师生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必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广大师生的思想认识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2.3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有效载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通过开展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学术、艺术、文化、体育、娱乐等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无形的价值理念直观化、具体化。高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校园文化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杠杆。因此，为建设和谐校园，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作为中心环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融入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力图建设高品位、形式多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
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精
神。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校传统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学校优良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体现；大学精神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人的努力，长时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独有的文化因素往往蕴涵着深刻的价值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要坚持和发扬具有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优良传统，积极培育具有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精神。要对学校传统深入挖掘，特别是挖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传统，如爱国主义传统、民族团结传统等。要加强校史研究，加大校史馆、人物展等展示学校传统的展馆的开放程度，鼓励各族师生参观，积极推进学校传统教育。充分利用一些广受学生欢迎的精品校园文化活动，例如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校园电影节、名人访谈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观的熏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体化，引发学生的共鸣，在此基础上以事述理，以理服人，以行动促教育，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2.4发挥政治理论课的渠道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探索新途径，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各族师生所感知、所认同、所喜爱、所接受，以在脑海中形成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必须接受大学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价值和要求。然而这些主流文化价值和要求必然会与母体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冲突。所以有必要实施文化精品品牌战略，增强先进文化的影响力，以提高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同。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应加强对理论教育工作的特色管理，以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还应该做到加强对理论教育阵地的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牢牢掌握理论教育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2.5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队伍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组织保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具有政治坚定、爱岗敬业、专兼结合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组织保证和长效机制，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要做到以专职人员为主，兼职人员为辅。把少而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员，从兼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中分离出来，负责学生的教育管理；把一批适合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工作的干部，从正常的教育管理活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中培养一批德育专家，从事德育研究活动。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必须使广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提出明确的专业要求，使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人员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相应的工作能力。
3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引领的功能，从社会价值取向上巩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高校作为社会各种思潮的生产、的集散地，客观上需要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进行引领和整合，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社会预期目标的方向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稳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主导各族大学生价值追求。文章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除了要应对与内地高校面临的共同挑战外，还必须正视由于地缘、人文
历史潮流、风俗习惯等因素带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一定要在高度关注其特殊地位、特殊人群、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方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体现人本精神，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6
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从身边匆促而过/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孤独便从心底淌溢/我泪水盈盈/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
这种弥漫在《心灵牧歌》中的孤独、悲情的感触与表达，我在另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哥布（哈尼族）的诗作中也明显感到——
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乘着电梯上楼去/拉开天窗帘眺望城市/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世界是这样大/人是这样多/我像夏天的雨中/掺杂的一粒雪雹/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隔膜，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生活状态的认同与亲和；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受，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其实是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打开了这道窗户，唤起了这种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聂勒、哥布这类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化社会的骄人成就保持了一种心灵的游离和对抗姿态？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基本态度因而随之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化思维的种种方式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感觉与表达方式，甚至它的内质，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致。
一 边缘化文学主体意识的嬗变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正如一个人并不总是一个实践者一样，即使是一个写作者，有时在他业已完成的写作中也并非体现出主体意义。文学主体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作品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建构，从而提供了某种理解生活和艺术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网络中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问题，才能触及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部隐含着的诸多意义。
现代以来，相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汉族主体文化观念排斥的结果，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在那个文学的新生时代，尚未有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人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相当淡薄。为数不多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五四新文化和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开始学习汉语写作，逐步形成影响，那是启蒙思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从他们的创作见解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总体上服从于时代要求而非本民族内在的心灵渴望。在云南，20、30年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马子华、张子斋、马曜、罗，彝族的李乔，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等，几乎都是被新文化熏陶，或接收了新式教育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其中一些人在创作活动中不仅受到新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还曾得到茅盾、蒋光慈、叶紫等名家的教诲，属于现代精英范畴中的文化人。他们领悟了革命叙事的真谛与基本方法，在写作中往往将阶级斗争的宏大矛盾作为文学叙事框架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奴役与翻身的主题，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子民》等作品，往往感觉与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的思想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异军突起，终归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这里所说“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则确实是事实。这个开创性的起步影响深远。稍后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则更为进步，他们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前缘，如广西的陆地（壮族），贵州的陈靖（苗族），等等，皆有着更为直接的革命经历。作为热血青年，他们首先投身革命，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有的在延安“鲁艺”和“抗大”接受了进步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培训（如陆地等）。可以说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在浴血奋战中有感而发提笔写作，革命斗争主题自然几乎占满了他们创作世界的全部，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文学主体展示，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并未得到注意。
上述两种写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虽然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出现，但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今天反思其中的原因，只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旧时代的蒙昧向现代生活迈进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翻身解放、抗击外侮的时代社会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以强大之力迅猛地将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及文化追求推进到了与汉族文化相一致的最前沿，觉醒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展开民族意识的自我审视和价值探究就被时代共性所笼罩，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甚至整个现代文学阶段都没有形成具有自觉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曾经有人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从一开始就排斥或者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在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之后我发现，事实与此相反，恰好是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识，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李鸿然先生研究，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创刊号出版于1949年10月25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月）中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使“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茅盾提出了概念却避开了概念界定可能造成的困扰。但是他心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有明确标准的。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其后，1956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言的报告，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这些材料证明新中国已经有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相关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
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茅盾与老舍，当时都担任着中国文化界的重要职务，他们在发刊词和工作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读为：新中国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上的策略一方面是将多民族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一方是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体现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与空前盛况。这里不妨引述老舍报告中的两段文字以作说明：
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应得的重视，并飞跃发展。
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意气风发，全力以赴！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够达到汉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作为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老舍还在他的报告结尾引用了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句：“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歌唱/但他们的歌声/却融合得多么动听/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但是他们的心，却都这样地热爱着/我们的领袖！”什么是
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什么，老舍所作的表达是多么清楚！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国家关于民族文学的策略及其诸多鼓励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西南边疆，许多极富分量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小说方面有李乔的长篇巨著《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伍略（苗族）的《泉水之歌》、普飞（彝族）的《门》等等；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长诗，如，广西韦其麟（壮族）的《百鸟衣》，苗延秀（侗族）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仫佬族）的《虹》，贵州吴琪达（彝族）的《阿支岭扎》、云南饶阶巴桑（藏族）的《牧人的幻想》、康朗英（傣族）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傣族）的《傣家人之歌》、晓雪（白族）的《祖国》、《祖国的春天》等等；电影和戏剧有黄勇刹（壮族）等的《刘三姐》、周民震（壮族）的《苗家儿女》等等；华山（壮族）、那家伦（白族）等的散文也写得很有水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放异彩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丰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继续保持着中国现代性阶级斗争叙事的基本思路，其二元对立的思想特点还得到进一步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它的主体意识中大大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所写的题材往往来自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之中，所塑造的形象则是本民族（或者民族作家所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用以负载对新生活美好向往之情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无不充满了特殊的民族韵味，民族的与时代的因素被较多结合在一起。中国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就这样翻开了它亮丽的第一页。很明显，在这种文学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主体世界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萌动，另一方面是主导意识的加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极为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它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新时代的认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其质朴而温和的民族情感在许多作品中极为自然地流露出来——
茶歌从天上飘下来了——带着露珠、带着红霞艳艳，飘进了山下的茶坊里，揉茶机的歌儿更动人心弦。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美，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甜。不！揉茶机和茶姑在合唱哩，歌唱着边寨茶山绿色的春天！
——广西，莎红（壮族）《茶歌》
我和女画家怀着激情走出这间平平常常的草屋。原来，天空已泛露曙光了。早现的红红霞光，把这条祖国边地上的江流映成红红的一匹彩缎。画家已经激动地打开她的草本。我在兴奋地想：在这匹宽宽的红缎上，我们的一对僾尼青年，一对人民的终身摆渡工，将要写下多么美、多么美的诗句呵!
——云南，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
“姐妹们，别多话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社，社办不好，队也上不去。别说吧，我们明天就开始修新水沟和在田里追五道肥。明天，再研究具体工作，来，陪客吧，客人不是光听人家扯工作的。”我听得入迷了，心想，听听这样的谈论，多么能够认识人和生活啊！想不到，如今的姊妹场中，同样讨论着一切重大的事情。——贵州，苏晓星（彝族）《山上红花》
随手翻开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50、60年代的作品集，这种充满兴奋与赞美的吟唱比比皆是。这里我们各举三省一个作家的作品作代表。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富有情调的民族青年，新生活带来的激动，浪漫的抒情格调……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50、60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风格，即使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一切似乎都在证明，一个真诚的高唱赞歌的民族文学主体正在形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启蒙意识与革命理性精神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获得了延续，宏大叙事穿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外衣，焕发出了新的巨大魅力与光彩。这既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又是它的民族特色的彰显。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的则是民族意识逐步空泛化和创作走向新的单调单一的伏笔。这个建构与变化的过程十分明显地说明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力量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文艺活动中的强化。
意识到这种巨大变化及其负面价值是在新时期。反思来自创作领域和理论领域，导因当然是新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预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被逐步抽空，甚至取消，作家的创造能力丧失殆尽。民族作家要么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出现，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使在思想解冻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僵化的思维惯性，少数民族写作仍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米酒飘香，腊肉滴油，笑声似浪，歌声如潮，竹笛清脆，月琴琮……跌脚开始了，山寨在喜浪中晃荡了……”“她读过省城的民族学院，上过北京观礼，懂得整洁和卫生。”“粮食多得吃不完，卖粮还要看脸色。”“当我看到盛开的鲜花，我觉得她那一笑，使天地生辉的眼睛比千万种同时盛开的鲜花还好看；当我看到早晨天空中的玫瑰色云朵，我感到玫瑰色的云朵怎比得上她那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光泽的脸庞；当我听到金那丽的歌唱，它怎么比得上她那夺人心魄的朗朗笑声。”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会感到少数民族作家离自己的民族生活已经多么遥远！这种现象带来了观念上的反思，有评论家认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努力地去把边疆的生活，或者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表现出来，“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弹着早已过时的老调。那种对于丰收的祈望和喜悦，对于使用电器和机械的新奇，对于节日的欢乐的描写，反复出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老师经常讲，再过几年，阿佤山要修公路建电站，点电灯，安装碾米机、打谷机……'，又如，大马路两边的田坝上，大片大片的谷田，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亮光，黄窝窝的谷穗，毛粗粗地把穗头坠得弯弯的。搬下部落里所有的谷箩，也装不完这些谷子……’，这些东西，50年代在写，60年代在写，80年代还在写，且不说写作观念上的陈旧，只看还有很多人在写，就说明生活的变化实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显然，新中国建立初期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在经历了极左思潮和“”的磨难之后，不是更加强大而是更加式微，甚至几乎消逝殆尽。
重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20世纪80年代初期，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声呼喊：“我是彝人”，凝聚了民族心灵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用吉狄马加的话说，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要“用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笔触，写我们民族的欢乐和痛苦，让作品带着自己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吉狄马加所代表的民族意识并不完全是中国现当代那种趋近主导观念的少数民族意识的延续（虽然保留了其中的某些成分），而是西方现性精神映衬下的民族心灵世界的发现，它出自新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在对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状态进行精神能关照之后的自我审思，充满了叩问与寻找的力量，带着新的精英文化视点的敏锐与深刻。这种民族文化自立意识对80年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精神的激励作用非常巨大，它给少数民族写作带来了真正的多样化景观。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作用下，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充满了自信和自主色彩。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写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特别是思想解放、活力激荡的80年代）都是值得珍视的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多样化景观。我们首先看到老作家复活了创作热情，他们成熟的写作把50、60年代的民族书写方式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释放出它本来具有的活力，这种写作方式还吸引了部分青年作家的参与，因此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这种方式成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方式，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作品，如李乔的《破晓的山野》、陆地的《瀑布》、杨苏的《路啊，漫长的路》、张长的《空谷兰》、伍略的《麻栗沟》、普飞的《对象》、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佩华的《瘦马》等等小说，以及晓雪、包玉堂、莎红、农冠品、黄堃、河清、罗汛河、龙国义、王泽洲、潘俊龄等人的诗歌，都是体现出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又洋溢着少数民族情韵的优秀作品。
在部分年轻作家（他们大都在新时期走上文坛）中则出现了新的创作思考，开始了民族自我价值的主动探索。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淡化翻身解放主题和政治斗争背景，或将之隐藏到文化现象深处，而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世界、民族习俗和文化积淀作为直接面对的对象，以新颖方式尝试着多样化写作，展现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云南边地书写（《野玫瑰与黑郡主》、《猎取人头的姑娘》等）；佤族作家董秀英具有原始主义趣旨的书写（《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等）；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具有存在之思的哈尼族文化书写（《那年头的牛头谷》、《兽灵》等）；景颇族作家岳丁的景颇民俗风情书写（《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爱的渴望》等）；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藏地本土文化写作（《高原大江》、《天珠》等）；哈尼族作家朗确的哈尼乡村社会和私人叙事书写（《歌手的妻子》、《最后的鹿园》等）；哈尼族作家艾扎的魔幻写实主义书写（《马伴》、《血岸》等），哈尼族作家哥布的“来自大地根部的”诗歌写作（《母语》等）；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的具有生命色彩彝族文化书写（《荒原的古树》《、陌生人》等）……
这类写作是具有开创意味的，从一亮相就体现出丰富与深厚。多种迹象显示，这种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所追求的是不仅成为民族生活境况的文学代言人，还要成为“人类灵魂”的承担者和叙述者。在这种写作中矛盾心态出现，即在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皈依中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依恋，对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有限度的坚持。当它正在形成更为深入的开掘之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到来，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学主体面对巨大冲击与挑战。后现代毕竟是一个解构主体的时代，无论这个主体是统一的国家意识主体还是民族自我意识主体。在新的文化转变中，我们看到了又一种文化不均衡现象，即一直占有主流位置的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主体迅速转换了方向，而刚刚建立起民族主体意识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则感到了转换的困难，甚至出现了茫然。历来，由于地缘因素，边疆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地总是会“慢半拍”。当放弃80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主导，以浮浅的日常叙事切近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90年代以来主流文学的主体常识（尽管这种转换也伴随着阵痛）之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正在经受文化震荡的考验，因为他们刚刚觉醒的主体意识带来的是民族自信，现在，这一切受到了质疑，这是来自文化层面更为宽泛的质疑，你甚至找不到主词，找不到变化的施动者，变化的价值指向也飘摇不定，这种情形对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主体来说，意味着更为艰难的选择，困惑与痛苦是必然的。这种困惑与痛苦远远超过了主流文学世界所感受到的程度。
在广西少数民族写作中，这种状态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人失去了本质，破灭感、对于生命的失望和“恶心”使得现代人的精神忍受着极度痛苦，一切的精神追求仿佛都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困惑表现得最为成功的是壮族作家凡一平、黄佩华、黄夏斯榕等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如凡一平的《随风咏叹》、《请你来爱我》、《浑身是伐》、《同名俱乐部》、《真实的谎言》，黄佩华的《满脸是痘》、《你看人家》、《文学杂志主编王晓》、《擦肩而过》，黄夏斯榕的《虚热》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干脆“不想事”，及时行乐，或者放弃精神追求，显出庸俗化、市侩化的倾向。在这些小说中，恰如詹姆逊所说，“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在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少数民族作家那里，深沉的忧郁油然而生——
我们亲爱的寨子在大山母亲的腿上熟睡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内心也空寂
这是云南哈尼族诗人哥布的吟唱，我觉得，它仿佛也是文化转型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整体感受。外在的纷纭繁复难掩百年孤独，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在后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困惑具有天然的文化批判意义。或者说，只有他们的困惑才具有一种对抗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朴素而本真的文化意义。二 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后现代文化思潮使具有一统倾向和共同特性的宏大叙事主体遭遇解构压力。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虽然这种主体的彻底消解并未成为全部现实，但压力逐步增强，转变正在发生。当代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确实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如果说写作是无法终止的事情，并不会像美国文学理论家西利斯?米勒等人所宣称的“文学已死”，那么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要面临的问题也许首先就是如何寻找和重建新的主体世界。
在具体作品中我们看到，像吴恩泽（苗族）《伤寒》，聂勒（佤族）《心灵牧歌》、黄佩华（壮族）《生生长流》、鬼子（仫佬族）《一根水做的绳子》、冯艺（壮族）《红土黑衣》等实际上凸现出更加个性化的主体色彩，这种主体色彩不局限于思想开掘，还渗透在个性化话语的具体方式中，更多地依赖了艺术形式，这种现象使我意识到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的是重构一种非中心化主体。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背景中所形成的种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的意义构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一作为，也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雅克拉康对主体间性的阐述否定了现代性的主体性，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由此看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于重构的非中心化主体，正是体现主体间性的主体，它实际上侧重于从“他性”视域带来的关系结构与比较思路中寻求一种新的主体路径。
在西方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写作中这是普遍现象，它追求并肯定了个人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但在当代中国西南边疆，这种行为能否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多样性景观呢？更进一步，它能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增长点？这些问题后面包含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
1.草莽主义主体倾向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是固守边缘生存的极端化的主体倾向。它以回到民族“原在”为借口，故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以显示其民族个性。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倾向，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一开始（现代文学阶段）就体现出与进步的主流文化的亲和与相容，积极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增添了力量。这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形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了塑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各少数民族为翻身解放而奋斗，因和睦相处而欣喜，积极的价值追求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充满了温情与浪漫格调，整个文学状态体现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新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表现，更多地与民族置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问题相联系，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总之，历史情形已经说明，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温和的民族性格为底色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确保了该地区的文学始终保持了讴歌民族团结、促进了共同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
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通过族际政治整合把多个民族整合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当中，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是必须长期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少数民族被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意识形态也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了主动整合改造，其结果，“一方面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艺人被纳入日益健全的体制中成为‘体制人’，成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艺术原有的内涵被解构，大量形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这种做法已成惯例，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化成分，它的所有活动，包括作品写作到发表，再到评奖与评论，都体现出明显的主导倾向。
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后现挥了巨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继续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中发展，并不会产生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泛滥，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无法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找到生长土壤。
当然，不排除在文化“作秀”场景中我们会看到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某些端倪或变形方式。后现代毕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满足“他者”的愿望，谋取经济利益或增加文化资本价值，草莽主义艺术倾向往往浮出水面，它以故意姿态（而不是源自思想深处）嘲弄政治或主流价值观念，以不亲近不合作的距离感造成与文化“他者”的共鸣，以夸大了的民族习俗（包括少数民族独特的、泛神意识和怪异的行为等等）营造文化卖点。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作秀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惯用伎俩，也是它的有效方式，它为后现代艺术增加了泡沫般的大量花絮，形成有吸引力的看点和卖点。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后现代场景中，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主体选择途径，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一种主要的有价值的主体选择方式。
2.犬儒主义主体倾向
当草莽主义进入文化“作秀”现场并开始表演它的“文化坚守”角色时，实际上它已经沦入自己的对立面犬儒主义的泥淖。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曾说，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的地方宣称有丑行；而且厚颜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时刻夸耀胆量。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正是犬儒主义的温床，犬儒主义隐含在资本吆喝贩卖的“实在论幻象”中，哗众取宠，色情迷离，其最耀眼的形式，就是“一切都行”的“后现代”折中论调，即金钱实在论。几位理论家一语道破了在后现代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实质，这种流行的主体正在使文学丧失执著与鲜明的价值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犬儒主义有着广泛的后现代土壤。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因素是这片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提摩太?贝维斯写道：“我所说的‘犬儒主义’，是指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忧郁深广和顾影自怜的反应。因此，‘犬儒主义’是我所描述的后现代‘物化’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系列本质上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睿见被转化为当代政治现实本质真理的宣言。”在被物质基础决定，同时也被政治深刻影响着的文化之中后现代犬儒主义的盛行似成必然趋势，因为后现代以释放自由主体空间的形式挤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主体，把这个空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文学主体往往十分聪明，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又玩世不恭，它认定世界没有不可以亵渎和怀疑的权威与偶像，同时也不相信世界上具有值得为之献身的真理与崇高价值。它把物质与精神，现实利益和终极关怀分得很清。它敢于嘲弄一切精神权威，却未必愿意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它以个人化的智慧小心避开强权与压迫，从而获得一个绝对个人化的自由的小空间。中国文学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失落与作家主体犬儒化倾向密不可分。人文知识分子整体表现出的“政治无意识”，使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步转化为对消费社会的享乐原则的认同与欣赏。
因此，我愿意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如果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主体已经出现了犬儒主义的矮化症状，那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会例外，种种利益谋划确实已使部分作品出现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倾向，它们遁入封闭的自我和孤独的内心之中，以回归本真为理由而放弃个性化政见或社会批判力度。久之，这样的文学必然进入一种自我窒息的处境。
当然，我还应该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充满了被动性。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几乎都是被拖进现代化巨大洪流中的，为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加入到不对等的现代化竞争之中，他们的弱势正在于那些现代化的竞争规则的制定与之无缘，他们必须按别人预设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天生受制于强势民族、主导群体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意志，结果，在按别人的规则竞争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的只能是被动适应。在文学创作上，依循这种被动适应出现的写作主体，虽然根本上处于一种幻灭的处境，但却如提摩太?贝维斯所说那样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某种灵动气质。实际上，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后现代通过对强大的单一的主体进行消解和强制性的“自由”重建，充满诱惑地（同时也是难以抗拒地）离散或者消弭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多样性构成并使其泛起表浅化泡沫，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身份追寻充满了多重意识形态意义。当我们从种种消解了民族特性与个体化意志，甚至自身旨趣的写作中感受到惋惜与失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指向后现代思潮中的负面影响。
三 走向中心：永远“在路上”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思考少数民族生存和文化状态的时候，一些基本范畴正在左右我们的思路，比如“边缘”与“中心”。这些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概念，几乎快要违背它们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反叛而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与此相应，“从边缘到中心”也成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主要参照，甚至视之为他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梅洛—庞蒂曾说：“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只能在与主流文化中心的交往中才可能获得它的价值诉求。
问题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当我们已经分清了边缘与中心的含义，并确信中心正在变化，甚至被解构，“从边缘到中心”仍然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价值指向吗？
事实上，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学之旅确实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保持的发展方向，“中心”永远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灵深处的目的地。为着这个目的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似乎永远行走“在路上”。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心”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正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价值观念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与精英文学和左翼进步文学连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写作不愿意也并没有被区分出来；新中国成立至“”17年间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书写翻身解放斗争中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等社会矛盾，成功地建构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在从地缘与文化的边缘走向主流文化中心的旅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大步；新时期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的多样性开拓，又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更为引人注目的程度。现在，创作领域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促成了理论世界中的新诉求：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观念之中是否应该包括多区域多民族的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应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将民族大家庭的更多成员的文学精华囊括其中？这些理论问题的出现（当然尚未得到解决），似乎正在显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所要走向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学的平等共存、相互尊重、交融互补的文学胜景。
我们从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考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白族诗人晓雪坦言：“数千年来，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不但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例如，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满族作家曹雪芹的作品。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不提少数民族文学，对入史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往往抹去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这是不公正、不妥当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写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极其丰富的，它不断丰富着我国文学的宝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诚然，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最大，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取、融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动史诗，是一座各民族人民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团结精神共同建造的文学殿堂。”
从这些表达中我们看到，在边缘与中心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心灵深处的共同理想并不是远离主流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学“中心”，而是要在主流文化中心获得自己应有的平等位置。至今，他们尚未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说他们依然艰难地行进在路上，即使是“消解中心”的后现代，也无法阻挡这种脚步。
那么后现代“去中心化”对此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当我们否定了后现代可能导致的草莽主义和犬儒主义主体倾向之后，后现代还存不存在有利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从边缘到中心”的积极因素？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主流群体移开，更多关注少数群体，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价值。乔治?瑞泽尔认为，“多元主义者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确实，人类社会和对社会的分析工作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主流群体。多元主义者希望将社会和社会分析都‘去中心化’。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主流群体一般来说掌握着话语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少数群体却常常处于边缘，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摆布。可见这种观点肯定了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就其现实状态看，当然尚未进入中心位置，但是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二，“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占据学科核心地位的理论移开，更多关注不同理论的产生、形成，有利于在思维层面对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现自身价值形成影响。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探讨过总体性、本质主义、真理以及科学的真实性，米歇尔?福柯就在对真理进行阐释中发现真相，他将真理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真理是权力的产物，所有真理都是偶然的、暂时的，都是以形形的话语机体为根基的。只有权力才能派生真理，也只有权力才能决定哪一种话语是真理。这就对知识生成中固定不变的东西进行了颠覆。尼采也认为真理是伴随着语言规则的产生而形成的。利奥塔德区分了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思辨的、认知的、理论的、科学的，另一种是解放的、实践的，人文主义的，他认为，在后现代世界里，这两种宏大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具体到社会学理论上，乔治?瑞泽尔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内在地处于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位置。要寻求这样一个核心，尤其是寻求一个被永远祀奉在那儿的核心，必然会使其他许多东西注定被置于边缘地带。那些被搁置边缘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还注定要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些东西的控制。”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危害已经明显改变了人们对“中心”的习惯认识。
第三，“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人”身上移开，更多关注物的存在，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环境的独特意义。当以人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厦被晃动，人被降到了与其它生物一样的地位，只是偌大宇宙的一个微小分子；当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的信条不再被奉为圭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写作中不断开掘边地独特的自然主题与生态意识也就获得价值增长点，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从而在作品中蕴藉了“诗意居栖”的哲学意味。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7
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因此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众所周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以我国56个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民族成分最多的民族聚居地区，同时又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之一，历史上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和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信仰并存之地。多民族聚居、各民族信仰、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差别很大等因素决定了新疆民族关系的相对复杂性。同时，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边陲和亚欧大陆的腹地，是我国的西北门户，也是东西方各民族交往的重要陆上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地位、特殊的区情和地缘决定了新疆的发展和稳定事关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事关新疆2131万各族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决定了在新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极端重要性。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是多元一体的，具有民族性、包容性的特点，在新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是哪一个民族的事情，应是各民族共同的事业，继承、发展、弘扬新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途径之一。在新疆少数公民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仍有少数公民对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观念持否定或认识不清的态度。仍有部分群众对其他民族文化持狭隘、封闭的文化观。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构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基础。
二、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意义
“中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文化共同体，但是怎样才能让这个共同体变得鲜活起来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在强调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应多关注一下少数民族的文化，各民族都有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例如维吾尔族，民族从萨满教、景教、佛教再到现在的伊斯兰教，这个过程体现在我们的历史遗迹、语言、建筑艺术、文学作品等多方面，这是我们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他民族，例如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纳西族等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我们应该把这些民族的文化元素例如唐卡、江格尔、玛纳斯、纳西古乐等等都纳入这个共同体当中来。当然，笔者指的不是简单理论上的吸纳，这一点从这个概念提出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在这里笔者想强调人们心里的认同和接纳。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优秀文化资源。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注重对少数民族先进文化的吸收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来繁荣昌盛、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理应成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可持续的开发利用，大力提倡健康、文明的民族习俗，积极发掘和利用民族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符的精神要素，使其融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范畴之中，提升各民族的精神境界。具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中华文化形成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吸纳和宏扬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使其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少数民族文化必要的强调，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应有地位。其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认同，而少数民族文化正是少数民族产生文化认同的基础。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首要目的是提升核心价值理念、核心道德，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不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少数民族文化指的是一个少数民族群体所创造传承的文化，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具有支配意义。少数民族文化不只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外在手段和工具，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内在的需要和目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少数民族的形成同步，它是民族诞生时即同时并存和依赖着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不断沉淀、积累起来的总和，它经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不同的载体，是少数民族最持久的特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的文化是维系各少数民族存在的纽带，也是各少数民族的精神寄托。少数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得以独立于其他民族的内在特征，是民族认同产生的根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而少数民族文化对于少数民族认同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离不开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也离不开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风格、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种重要形式。和谐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少数民族优秀的社会公德系统，优秀的社会伦理观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笔难得的财富。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十分丰富和深刻，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与弘扬，不仅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构建和谐社会步伐的需要。最后，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充分发挥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可以抵御外来文化对民族地区的冲击，可以促进和加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巩固，可以增加国家的文化安全。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边疆地区历来是各种文化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交融、碰撞的敏感地区，是境外文化渗透的前沿地带。由于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相对剧烈，同时各少数民族对国家主体文化认同程度参差不齐，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往往最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首先要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开始。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功利思想的双重夹击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处境堪忧。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衰退的同时，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开始逐步进入民族地区。在新疆西方的文化、宗教乃至价值观念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影响，而这无形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形成一定的威胁。大力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效抵御西方的不良文化和腐朽文化渗透，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维护文化安全和国家利益，成为愈来愈紧迫的重大任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中，注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保护，将其引导到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上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如何弘扬少数民族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91-0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有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1]可见，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更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课题，其中，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的建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和谐文化的渊源及现代意蕴
汉语“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顺和、协调之意。“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安康富足，和谐相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愿望和梦想。《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理解为万物普适的普遍原则。《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把“和”与“谐”理解为治国安邦的根本。还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讲的慈悲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谐在今天也指事物相互之间的协调、有序，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和谐文化则已具有更多的现代意蕴，是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构一个以和谐的理念为根本，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取向，把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创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和谐的思想基础，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思想导向和精神支撑。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
二、和谐文化视野下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
（一）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承炎黄，经春秋，历汉唐，经过各民族的融合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体。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6个民族水融、和谐共存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价值诉求。有学者也把这种自身价值诉求用一个“56+1=57”的公式来加以表达，认为“这里的1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56是指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2]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包含了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都在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自己的藏品，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3]所以，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直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由各民族共铸的。
（二）发展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谈到少数民族文化，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大花园”理论是对我国多元民族文化发展最好的注解。费孝通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花园中，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艳、和谐共生，才能相得益彰。这里，“中国大花园”理论强调了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和谐的发展要求。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3]事实也证明，没有这些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态。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也说，多元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则明确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现实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是对它们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各民族政治、经济和谐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建设，而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则更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的建设。所以，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民族地区的很多文化，充分地体现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蒙古族的谚语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土家族过去的族谱家规中都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规定。这些文化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里面，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少数民族崇尚自然、崇拜天、地、山等诸神，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带有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和谐关系。“据云南学者的田野调查，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植物崇拜的痕迹。生活在云南富民的彝族，以竹为图腾，认为竹的兴衰象征族人的兴衰；怒江的傈僳族，往往以动植物为自己氏族的名称，如茶树氏族、紫柚木氏族等等，而这些植物都是禁伐的”。[5]同样，很多民族也用自己的文化传递了对于动物的情感，侗族大歌四大类中最精华部分的声音大歌(侗语称“嘎所”)，声音的标题常以昆虫鸟兽或季节时令的名称命名，如《蝉歌》、《知了歌》、《三月歌》等；鄂伦春族崇拜虎、狼、熊这些动物；蒙古族将狼作为本民族的图腾；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对一些动物禁杀、禁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文化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的特点，但其中形成的维护生态平衡，万物有灵，保护自然的生态朴素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以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和谐的价值取向，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三、和谐文化视野下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一）和谐文化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导向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边疆和偏远地区，长期封闭、发展缓慢，保留下了大量的具有很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富有本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但在日益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这种故步自封的状态，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进行互动和交融，因而也就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维护各民族文化平等、和谐发展，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无疑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来引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司马云杰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化都是有民族性的。”[6]不同民族文化反映着不同民族的特性，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选择，这都是特殊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又是各民族在互动、交融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一致认同的文化，是我国56个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普遍性。用同志的话来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7]所以，要处理好和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普遍和特殊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差异，重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充分保证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原则，有机地将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保证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作用，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就很重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建设，这在很多具体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有体现。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专门列举了多项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事项。在其他法规和政策中，还具体规定了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构筑了和谐的基石。如今我们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下，党和政府要求我们不仅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还更加注重挖掘民族多元文化资源，强调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鼓励、扶持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等等，使各种多元民族文化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状态。正如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一段讲话中所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都是这座殿堂的瑰宝。”我们当今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环境。这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其最终目标。
（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有效途径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1998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各少数民族都要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和不足，积极消除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意识和观念，同时，也要自觉抵制现实中一些不健康、不和谐的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首由始至终都和谐完美的奏鸣曲，总会时不时地掺杂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的噪声。有的学者也把文化的这种自我相关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称为“文化悖论”。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悖论”也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精神食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鬼神观念极为普遍，用来祭祀的开支巨大，常可使有的人家倾家荡产；在有些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中酗酒成风，因酒致贫或引发矛盾纠纷的现象比比皆是；另外，一些民族婚俗文化中还有近亲结婚、一夫多妻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与时展不和谐的落后意识和观念，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来加以克服。
当今的国际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甚至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8将文化冲突定性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亨廷顿的观点也为某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扼杀了其他文化“话语”，导致多样性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还使弱势民族淡化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归属身份的信仰和忠诚，并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陷入一种绝望自卑的心理困境，以至出现信仰背离和失语症状，不得不用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以迎合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欣赏，妨碍了自身主体的实现而走向边缘化，造成自身文化前进方向的迷失和衡量标准的错位，这也是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土民族文化出现病态异化、一些迎合西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低俗文化、泛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得以大肆流行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还以发展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分裂活动之实。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必须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轨道上来，通过有机整合，才能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文化。而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这将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英）C.w.沃特森，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出版导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李本书.善待自然.少数民族伦理的生态意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4）
[6]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9
关键词：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207-03
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近年来西方文化和境内外“”的渗透，使新疆高校文化安全面临挑战。新疆周边的政治环境复杂，如何正确应对挑战、确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内容的意识形态安全，提高新疆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已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培养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领域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以及文明冲突、民主和平、软权力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台，我国逐步认识到在文化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危机。文化安全是指国家防止异质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生活渗透和侵蚀时，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重塑和同化的安全;文化安全是相对于文化渗透、文化控制而言，是一种相应的反渗透、反控制、反同化的文化战略{1}。文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也是最深刻的。当今的西方大国往往通过文化渗透来控制和颠覆他国政府，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球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2}。作为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西方某些国家凭借经济技术实力，通过各种方式、采用各种手段向新疆高校大学生传递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企图瓦解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防线，让他们抛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进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强化新疆高校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才能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犯，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
2.有利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高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如果高校发生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必然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影响社会稳定。近几年来，民族分裂势力将其分裂思想渗透的目标集中在学生身上，各种敌对势力以民族、宗教、人权为借口，支持新疆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在新疆制造分裂活动，在新疆的少数民族青年学生中培植民族分裂力量。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生活、学习和思想观念都受到宗教深刻影响，容易被境内外“”渗透和利用，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还参与非法宗教活动，严重影响到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加强对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培养，构建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体系，抵御“”利用宗教对新疆高校进行文化渗透，实现新疆高校文化的和谐发展，促进多民族之间团结进步、文化融合及社会经济文化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有利于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高校是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摇篮。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互动的加深，西方国家不断向我国进行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严重危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以及民族文化的安全。新疆高校作为理论研究、思想传播、科技发展和人才培育的文化高地，自然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和侵袭的重要对象。西方国家利用语言、网络、消费文化等方式对我国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本身民族文化底蕴不深，成熟的政治价值观体系尚未形成，如果不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去教育他们、引导他们，占领他们的思想阵地，那么西方价值观就会乘虚而入。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电台、互联网、书籍、报刊和音像制品等大肆散布民族分裂主义舆论，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散布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狂热{3}。因此，强化新疆高校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环节。
二、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状况调查
2014年4月，笔者在新疆塔里木大学针对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3份，有效率为93%。通过统计分析，笔者认为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热衷西方文化。一些新疆高校大学生热衷于西方文化，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不自信。有44.68%的汉族学生（包括一位土家族大学生）明确表示自己过圣诞节;维吾尔族由于有伊斯兰教的信仰，仅有5.7%的大学生表示自己过圣诞节。65.38%的汉族大学生以及84.3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认为：西方的“情人节”比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更受新疆大学生的青睐。在汉族班的调查中，包括民考汉的土家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回族大学生，有62%的大学生认为“本民族传统节日比过去更冷清”;出于对本民族的维护，民族班只有11.63%的学生认为“本民族传统节日越来越冷清了”。74.47%的汉族大学生以及41.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是最好的电影”。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文化安全的潜在威胁更为突出，汉族班44%、民族班34.88%的大学生表示“上网时会浏览外文网页，在使用网络语言时会在母语中夹杂英文”。以上调查表明，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已渗透到新疆高校各个领域，对各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民族文化在新疆高校大学生中的传承有断裂迹象。
2.价值观念多元化。目前新疆高校大学生价值观念呈多元态势，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部分大学生中蔓延。下课黑板没人愿意擦，在教室里乱扔垃圾，在课桌上乱写乱画的现象比较普遍。当问到是否会在校园里的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时，竟然会有27.78%的汉族大学生和20%的维吾尔族大学生给予笔者肯定的回答。校园里学生经商、打工的不乏其人，但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却不多。一些新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乏，认为自己活在世上，就要活的舒服，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要享受巨大的“尊荣”，别人的事情可以“高高挂起”，眼睛里只有自己和所谓的“享受”{4}。28.3%的汉族大学生和44.6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明确表示“不会向校园里的募捐箱捐款”。由于市场经济利益导向的负面影响，新疆大学校园也出现了诚信缺失的问题。逃课、作业抄袭，，考试作弊手，拖欠学费、毕业后不还助学贷款，就业中的违约等现象，使大学生的信任危机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对于大学里抄作业、抄论文现象，很多学生表现得十分“宽容”，37.25%的汉族大学生和57.45%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考试舞弊行为的态度选择的是“无所谓”。以上调查表明，传统文化在西方价值的影响下，受到了极大的侵蚀，部分大学生道德意识淡薄，行为失范，严重影响了新疆高校的文化安全。
3.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偏差。一些新疆高校大学生对西方文化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缺乏必要的警惕，对文化安全威胁的认识不足。由于西方文化和境内外“”的渗透，目前新疆高校部分大学生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出现了困惑和动摇。对于中国在未来改革中要坚持的发展方向，59.57%的汉族大学生和42.55%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社会主义”，10.64%的汉族和6.3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欧美式资本主义”，27.66%的汉族和23.41%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经济上资本主义化、政治上社会主义化”;2.13%的汉族大学生和25.5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说不清楚”。对关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的看法，调查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汉族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关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的看法”分歧比较大，65.96%的汉族大学生对于“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94.29%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持反对或模糊态度。总的来说，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部分新疆大学生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缺乏警惕，对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有所认同，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却面临挑战。
三、提高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对策
1.弘扬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重要措施之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新疆高校要开展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教育，首先，举办阅读《论语》、《诗经》等经典的读书会，邀请国学大师做相关的专题讲座;其次，开设中华文化传承方面的公共课，并在语文、历史、政治等相关基础课程中强化民族文化教育内容;第三，成立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社团组织、举办民族传统文化论坛，为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学生提高良好的交流平台;第四，在校园里举办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传统节日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也赋予了精神文化内涵，积极传承本民族传统节日，增进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精神培育和弘扬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五，增强各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多元的民族文化认同，必须坚持中华文化认同的这一核心。总之，新疆高校教育应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加深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才不会轻易地对西方文化产生盲从。
2.提高新疆高校大学生的文化鉴别力。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以及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外来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从而滋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观念。当代大学生辨别西方文化的能力不足，大学生具备了文化鉴别能力，才能树立文化危机意识{5}。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学校的教育也应起到引领作用，让大学生学会用思辨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所接触的异文化。新疆高校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活化“两课”教学，采取案例分析、社会实践、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相关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利用学校社团、勤工俭学、党团日、扶贫助困等活动载体，提升大学生诚信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诚信行为习惯{5}，避免抄袭作业、实验数据以及考试舞弊等不良现象出现，逐渐形成动手动脑的良好习惯。随着近年来高校集体主义教育的逐渐淡化，部分大学生过于张扬个性，一切以个人为中心，思想与行为过于自我、功利化。培养新疆大学生的集体主义、吃苦耐劳和奉献精神，摆脱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提升大学生文化鉴别能力，是增强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关键所在。
3.加强新疆高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价值体系和目标起着指导作用，如果忽视意识形态的教育，就会缺乏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陷入信仰危机。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渗透与破坏使少部分新疆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混乱，目前，新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有待加强。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了解程度，46.81%的汉族大学生和47.8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自己“一般了解”，23.4%的汉族大学生和30.4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回答“知道一点”，10.64%的汉族大学生4.35%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回答“不了解”，2.12%的汉族大学生和6.5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不愿回答”;对于目前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调查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大部分汉族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目前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还可以，但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需加强。因此，新疆高校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系列讲话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反渗透斗争教育，努力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育人环境。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程，加大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教育，增强对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等“四个认同”意识，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等“五观”，引导各族大学生自觉地抵制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
4.建立和完善新疆高校文化安全教育工作体制。增强新疆高校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还要建立和完善学校文化安全教育的工作体制。首先，教师的思想和观念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有的教师自身的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有的教师政治态度暧昧，利用讲台散布民族分裂的言论;西方一些学术团体或个人，打着科研和学术之名，行文化渗透之实。因此，要完善和规范教师教案、讲稿和学术报告会、各类讲座以及学报、校刊的审查制度。对于在新疆高校兜售、传播的宣传民族分裂、极端宗教思想的书籍、传单、音像制品要严厉打击和没收焚毁;同时加强对西方文化产品进入校园的管理。其次，针对西方文化利用互联网进行渗透和境内外“”利用互联网进行民族分裂宣传，新疆高校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采用宏观导向和微观监管并举，优化网络环境，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量地宣传正确的健康的内容，用它们来占领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阵地，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7}。第三，新疆高校要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定期分析和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尽早发现和掌握带有苗头性的预警性信息。对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加以引导和教育，把问题消解在初起阶段，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并为新疆高校制定政策提供前瞻性和导向性的建议{8}。
[基金项目：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疆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研究”（090113B02）]
注释：
{1}张守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大安全.党政干部论坛，2000（12）：9
{2}蔺玄晋，陶劲松.当代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浅析.当代经济，2007（1）：57
{3}孙磊.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山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2012：1-2
{4}阮红新.新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乏的成因探析.新西部，2012（5）：45
{5}李岩.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现状及对策.社科纵横，2012（12）：244
{6}朱军.新疆大学生诚信问题研究.党政干部论坛，2000（12）：9
{7}周亦乔.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文化安全教育.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70
{8}刘玉琼.关于建立新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预警机制的几点思考.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56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思政部浙江绍兴312000）
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篇10
1.调查相关说明与结果分析1.1问题分类分析表1表明，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体系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大多数学生对其内容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表中各a、B选项可知，学生对体系的认可程度平均达到了60%以上。如“价值体系的内容”、“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认可度分别高达92%和86%。应当看到，不少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认知存在着严重不足：有14%的学生认为这一理论已经过时，还有较大比例（15%）的学生对这一理论本身缺乏基本的认知。1.1.1体系的认知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维系，有14%的同学认为“政府公信力”起着重要作用，另有18%的同学认为“经济的提升”有利于提高爱国主义的认可度。这表明了新时期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爱国主义维系方式的特殊理解和认知。1.1.2体系的情感分析图1、图2：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从以上4个图表可知，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体系不同方面的情感存在较大差异。最为缺乏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情感，最为认可的是“爱国主义情感。对于改革开放，大多数同学在认可的情况下，认为改革有一定不足，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特别值得留意的是，根据图4显示，对于我们目前所欠缺的民族精神，学生认为：“团结统一”精神最为缺乏，其次是“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精神，最后才是“爱好和平”和“勤劳勇敢”精神。1.1.3体系的态度分析表2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体系的态度从表2可知，尽管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体系的认知程度较高，但在体系的践行上存在一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入党动机”。表中显示，仅有56%的同学入党动机相对纯正，其余学生则是抱着功利性的目的。从表中还可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大学生中有不少学生本身就出生于西部，但选择就业时，仍放弃了在西部就业的可能，其比例之和达到了25%。另外，在个人诚信和生活信仰方面，也有不少学生存在价值取向上的错误。1.2对象比较分析为探寻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的详细现状，采用不同年级之间、不分民族成分之间的比较分析方法，能更为深入地了解并掌握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的真实现状，可以达到研究结果客观性和全面性的目的。1.2.1不同年级少数民族大学生之间的对比图5：贵州民族大学不同年级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价值体系的认知、情感与态度图5显示，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体系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年级性特征：大一新生对体系的整体认同度最低，大二和大三的学生对体系的认同感最强；相反，与大二、大三的学生相比，大四学生对体系的认同度有一定的下降。但从总体上看，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体系的整体认同感是比较高的，这也刚好与表1的分析结果暗合。但也发现，与正面认知相比，学生对体系的正面情感和态度明显较低，这也反映了学生在认知与情感、态度之间的深层次矛盾。1.2.2与非少数民族大学生之间的对比北京一课题组2009年对全国有代表性的五所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回收的635份有效问卷中，赞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学生占67.0%，选择“说不清”的占24.3%，6.8%的学生选择了“不同意”。对考试作弊的态度上，48.5%的学生认为“可耻”，46.6%的学生认为“可以理解”［3］。东北林业大学的一份校内调研显示：针对“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75.8%的学生表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针对“您为什么选择入党”，“增加就业砝码”的观点占了21.6%，“为了以后仕途顺利”的观点占了8.2%，“随大溜”的观点占了9.4%，这说明少数学生存在思想误区。针对“您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去中西部基层工作吗”，23.6%的学生表示“这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15.7%的学生表示“不会”。有超过90%的学生表示“当前应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4］。将以上两组调查和前文图表中同类问题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和一般大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无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上、爱国主义的情感上，还是在体系的具体践行上都显得偏弱。1.3调查综合分析1.3.1问卷综合分析通过问卷分类分析和比较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其一，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体系总体上是认可的。在阶段性特征上，有随年级逐步增强的趋势。这说明大学教育在其认同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二，学生的体系认同感程度和现实中对体系的践行力度存在较大矛盾，表现出学生在知与行上的严重脱节；其三，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族文化及心理对其本身的影响；其四，学生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认同度较高，但又认为“团结统一”是当今最为欠缺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他们对这一精神在国家向度和民族向度上的双重关切，彰显了民族问题在认同感上的特殊性。其五，和一般大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体系的认同度偏低，这对西部体系认同感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1.3.2访谈综合分析通过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座谈，得到学生的相关意见和建议主要有：（1）学生对高校思政课兴趣不浓，应全面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2）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流于形式，覆盖面低，实践课教学要切实开展；（3）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和风气有待净化；（4）要提高学生的体系认同感，加快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势在必行；（5）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应加强国家的文化建设力度和水平；（6）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应发挥好表率作用，不断增进其先进性和执政力。2.认同感体系构建原则与路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同感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为重点，以实现其体系认同与践行相统一为关键，以尊重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为基础，以全面提升体系认同度为目标。2.1基本原则2.1.1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人为本，就是要在体系教育过程中做到以少数民族学生为本，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身心特点，关心其合理诉求和内在需要，注重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双向交流，调动其情感，激发其动机，逐步引导他们在体系认同感上达到更高境界。2.1.2科学定位科学定位是保证体系认同感教育实效的基本前提。充分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现状和特点，对认同感教育的目的、内容、手段和方法进行全面谋划，做到合理、科学与高效。2.1.3循序渐进从心理学意义上而言，认同感是个体一种复杂的认知和认可过程，要突破心理发展阶段中的不同障碍，其本身就有发展缓慢的特点。另外，少数民族大学生因其独特的民族生活环境、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体系认同感的规律具有特殊性，速度也较一般大学生要慢。因此，循序渐进更应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教育的重要原则。2.1.4通力合作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其认同度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大学校园之内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社会的大环境、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能力、民族地区发展现状及趋势等，也对其体系认同感影响巨大。因而，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培育上，需要政府、高校、社会和民族地区的通力合作，以形成合力，增强教育效果。2.1.5务求实效从目前大学生体系认同感教育现状来看，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育目标、内容不明确；教育方式、方法不丰富；教育原则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5］。以高校为例，存在领导不重视、教师不尽责、学生不关心的现状。校内教育主体职责的缺位，校外大气候的影响，致使许多大学生所接受的正面教育化为乌有，严重削弱了体系的认同度，少数民族大学生也不例外。因此，增强实效性是大学生体系认同感提升的关键，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教育中应始终贯彻这一原则。2.2具体路径2.2.1充分发挥高校在体系认同感教育上的主阵地作用大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的研究基地”、“宣传阵地”和“建设基地”［6］。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的教育中，理应发挥大学的主阵地作用。前文的调查也表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大学教育的确对学生的体系认知、情感和态度培养起到了主要作用。充分发挥高校主阵地作用，关键在于领导关注与教师尽责，处理好“理论灌输与实践体验”、“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榜样示范与身体力行”、“全面提升与尊重差异”之间的矛盾，运用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园媒体、党团组织、学生社团、大学精神等载体，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形成教育合力。其中，高校教师是体系认同感教育主体中的核心，思政课教师、班主任、辅导员是骨干力量。高校应本着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态度，着力培养其敬业精神和大局意识，全面提升其教育质量与效果，大力改观教育效果。2.2.2进一步关注民族政策在民族团结上的重要价值调研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团结统一”民族精神高度关注，甚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目前欠缺的“团结统一”民族精神的担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自身民族发展现状的不满。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来自民族之间的高度团结和统一，这一凝聚力体现在整个民族层面上，就是所谓的国家软实力。因此，强化并大力推进国家的民族政策，解决好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荣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坚决打击并严惩不法分子的民族分裂行为，是促进民族团结统一、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的重要一环。2.2.3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的建党理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党性有无的重要体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增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是树立党的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指导地位的重要保障。以反腐倡廉为重要内容的党的先进性建设在目前尤为迫切，关系到党的自身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调查显示，增强大学生包括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党自身肩负着重要责任。2.2.4加强和谐社会构建力度和前进步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人类在社会层面上对真、善、美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渴求。构建社会主义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抓住这些最根本的民生问题，推进建设力度，加快前进步伐，使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调研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目前和谐社会的建设成效总体满意度不高，特别是关系到他们自身的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和家庭成员医疗问题。由此看来，在保证和谐社会建设效率的基础上，加快其推进力度，对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2.2.5全面净化民族地区的社会大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在给民族地区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民族心理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再者，由于民族地区小聚居、大杂居的居住现状，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多和民族成分的日渐复杂化，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激化的可能。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要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体系认同度，就必须全面净化民族地区的社会大环境。国家要在民族地区发展上加强政策倾斜；地方政府要在民族事务管理上加强思想引导和行为疏导；在民族矛盾处理上更为客观、公平和公正。除此之外，民族地区主流媒体要在宣传和弘扬社会正气方面发挥其特有的主导作用。2.2.6切实培育积极向上的健康文化文化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积极向上的健康文化有益于人民大众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因此，在体系认同感培育上，要充分重视健康文化在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体系认同感上的积极作用。禹晟哲认为，一国价值观念形成于一国文化。在当前社会转轨过程中，中国文化一度受到“‘没文化内涵’的文化”的冲击：文化含义被曲解、文化含量急剧衰减、文化个性完全丧失。究其原因则在于传媒的浮躁、精英的缺位和市场的诱惑［8］。孙正聿指出：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使得人们丧失了本我，“耻言理想、蔑视道德、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成了当下流行的社会思潮［9］。文化的大众化和多元化弱化了精英文化的“标准”化，造成了人们在文化方面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虑”［10］。对于健康文化的培育、主流价值的形成，禹晟哲则呼吁：要实现“政党的代表”、“精英的引领”和“传媒的担责”［11］。因此，健康文化的倡导和培育应成为目前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要高度重视其对大学生的影响和作用。3.结束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之大成，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系统凝练地整合在一起，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12］。加强大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体系认同感，不仅有利于坚定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而且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建设、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认同感培育上，要集大群体智慧，合全社会之力，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转化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觉追求；使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变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崇高信念；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灵魂；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行为准则。作者：陈彩利单位：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