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1
【关键词】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文化生态，是人类文化与其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科学技术以及经济体制等环境因素综合作用、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相比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在进行保护和开发，从生态重建的角度着重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社会人文环境更为重要。用发展的眼光重构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维护其稳定、平衡，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尤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的生态危机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考察可以发现，古老技艺的传承十分艰难。以河南朱仙镇木板年画为例，开封木版年画艺术馆馆长任鹤林先生曾说，一些年画作坊为了追求商业利润，盲目进行翻刻印刷、粗制滥造。艺术的传承绝不是对形式的模拟，而是要认真挖掘传统艺术中最本真的价值，寻找能够承载现代文明的艺术能量。目前来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内耗性传承。传承人为了追求更多经济利润，往往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本极力转化为经济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各家老店甚至各持一家，互相诋毁，争抢“老字号”，导致内耗严重。
二是变异性传承。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利益者、守护者，既是被保护的对象，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我们应该尊重传承人的基本现实诉求，保障他们的现实利益，避免传承变异的情况发生。
三是破坏性传承。破坏性传承往往表现为被动的破坏，例如由于过度开挖导致原材料供应不足，或者是因为城市化发展导致原材料难寻。原材料的运用决定了文化遗产的形态面貌和质地品格，也决定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价值、地位，在漫长的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遗产的艺术形式与原材料之间建立了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联系。失去了相应的天然原材料，也就意味着确立自身、表现自身、延续自身的客观本质的丧失。所以说，天然原材料一旦枯竭，任何代替品都无法逆转和挽救相关传统手工艺的消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重构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要求我们必须从本源出发，在生态重构的视角下进行科学保护，将非物质文化放到整个文化环境中去考量，并力求在不伤及艺术精髓的基础上，融合现代审美观、唤起文化认同感，并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建设。
第一，要培养和细化专业人才团队。专业人才应该由专业学者、专业艺术创作者、传承人组成，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者。专业学科的建立，专业人才的培养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架构的细化，区域文化课题的周密分工，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和抢救，国际平台的平等交流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大部分传承人已经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变革。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他们的努力往往无法获得理想效果。因此，在高校艺术教育中设立民俗艺术学研究专业，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和高校专业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要完善保护规制。政策法规的制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传承的保障。2011年6月1日，我国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随后各省市也出台了相关条例。但是保护条例仍比较笼统，缺乏对具体门类详实的保护措施和实施办法。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的宣传力度有所增加，不少传承人甚至一年都有半年的时间外出表演、宣传。但更长远、实质性的扶持却微乎其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规的制定是一个持续系统的过程，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实践运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调整。相关部门应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习俗、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等特征，制定更为细致可行的地方政策，将保护落到实处。
第三，要搞好区域文化建设。区域文化建设不是狭隘的维护或者保持乡土文化的原样，而是要发掘那些被遮蔽的乡土文化生存智慧，以构建体现“天人和谐，文明共生”的生态文明。我们应该借助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将我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从细微之处挖掘民间乡土文化中蕴含的现代价值。
第四，要完善生态博物馆、民俗资料馆、民俗文化生态区等设施。生态博物馆是各国文化遗产研究、人类学研究学者不断探索总结出的一个有效、合理的文化传承的办法，这种方式也逐渐被各国接受和推广。生态博物馆有传统博物馆所不具备的传播优势，对于传播生动的、变化的、多层次的非物质文化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陆续在贵州省、广西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份建立了16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舆论支持和政策倾斜，同时，联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经过严谨的组织、考察、策划，推动建成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博物馆、民俗文化生态区等设施、场所，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
第五，建立或者鼓励发展专业的决策咨询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任何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操作都将带来严重的损害。建立专业咨询机制，减少政府干预，避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限制性、破坏性的保护。
第六，制订创意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品牌战略计划。培育创意文化品牌可以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达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制订创意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品牌战略目标，应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为指导思想，坚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意文化产业开发并重，着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高品质、高品位的艺术品牌，发挥产业联动和区域经济的互动作用，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链，打开多渠道经营模式，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并促进非物质文化相关文化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还要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制订品牌战略方针。从现代人的主体立场出发，关注当下，结合当代人的审美心理感受，创作出既有较高艺术价值、符合人类总体价值取向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内涵，又能体现文化异质性的，真正具有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作品。
第七，要强化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国际间的非物质文化交流对保护世界人类文化生态的完整以及我国文化安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广中华文化，开展双边文化合作，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文化大国的形象，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赏与肯定。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我们与国外合作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我们应该积极争取有深度的国际间合作，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艺术理论家和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几方面共同展开国际间交流，推广中国非物质文化。借国际学者先进的研究理念和专业技术，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创新、传习、推广做努力。
生态重构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需要我们不断审视传统艺术在新语境下的变化。结合产业化的发展方式，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环境下的传播方式，在坚守传统艺术本质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化语言进一步展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①周若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手工艺资源保护》，《美术观察》，2007年第11期。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又有其地域性，每个地域文化又集中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要发扬中华文化，就应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重要资源。那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也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我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法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如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内蒙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当丰富，为群众文化建设提供了广泛的资源，也为群众文化的大发展，为弘扬民族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精神特质
任何民族的精神都蕴藏在它的文化中，而这个文化也是保持其生存，推动其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正如庞朴说的：“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的大厦。这样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正是这既定的“地基”，正待我们去好好勘察，从而建立起更加稳固的中华文化大厦。由此可见，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我国现代文化的基础，它蕴含着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核心。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和民族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所在。如剪纸艺术，它既是我国工艺美术有的一种艺术样式，民间表达情感的手段，有很普遍的用途（用于日常的装饰，或用于节日的庆贺），又是一种象征符号，内涵丰富，是中国人特有的祈福和祝福方式，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不仅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其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都会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所保留，构建传统文化的内容，规范本民族群体生活方式、思想内核，以及价值取向，因而维系着民族团结、社会巩固、族群和谐，是民族凝聚力、社会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对民族文化认同、和谐社会构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在笔者几年间的走访调查中发现，一些民间艺人或年事已高，或已经离世，造成民间艺术的传承人断层；一些民间曲艺由于从事者文化素养较低，精华与糟粕共存。有关资料也显示，如2014年11月22日开始的第七届潘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博览会，诸多手工艺品使广大观众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熏陶。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与传承，也引起了研究者和艺人的担忧，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风车、风筝等传统玩具，二人台、晋剧等戏曲，受众越来越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这是当前相关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也曾看到，一些能坚持制作传统玩具、秉承二人台艺术的老师们，只是坚持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把自己的信念传承下去，不能让传统的手艺在自己手上断送了，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多么艰难。究其传承困难的原因，不外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风气轻浮，艺术传承难收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首要问题就是收徒弟，这也是多年来艺人们传承技艺的重要方法。但是，现在社会风气轻浮，人们急功近利，做任何事都要先考虑投入和产出比。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学习，本身就费时费力，一个学徒想要系y学习制作工艺，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期间徒弟没有其他收入，生活就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已经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二）生活方式改变使许多乡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的娱乐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对大多数的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小就熟悉，因而对它们失去了热情和兴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化”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学校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教育已经开始走进学校，广大师生也能够近距离学习简单的非遗技艺。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学校教育都是为了学生的分数而教学，并没有把素质教育真正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能学习不积极，有的学校只是展览性地开办展览室，以备检查了事。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堪忧，“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亟待加强。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一）鼓励家族式传承
一些民间曲艺和戏曲的从业艺人，他们大多是从祖辈、父辈或亲戚中得以传承的，传承给后人是他们的使命、也是责任。因此，他们在传承中就应主动把手艺传给后人，以使祖传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使自家的手艺后继有人，同时也为社会、为国家、为群众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如内蒙古土右旗的二人台、蒙古族的呼麦等，它们多是家族式传承的。因此，应鼓励传承人承担起传承的责任，为群众文化发展创造条件。
（二）师徒式传承
师徒式传承在过去十分普遍，但近年来，由于社会生活方式改变，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师徒式传承在民间已经比较少了，但它仍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群众文化建设中，政府应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对师徒都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扶助，以打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使师徒传承更加有效果，使群众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三）学院式传承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3
关键词：音乐类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订单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119-02
在保护和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培养新一代非遗项目传承人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一些部级和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去世，以及传承地因城镇化建设导致的居民生活和劳动方式改变，江西一些音乐类非遗项目面临着消失或衰落的境地。“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破除音乐类非遗项目身口相传模式的弊端，运用“订单”模式培养新一代非遗项目传承人，是各地高师院校、文化部门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运用“订单”模式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切实可行
“订单”人才培养模式源于国外的“Cooperativeeducation”，即“合作教育”。2005年以来，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一批高师院校，采取“订单”模式，培养了一批师范、药业和幼儿教育、特殊教育职业人才。笔者以为，借鉴既往教育经验，运用“订单”模式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不仅切实可行，而且能够实现多方共赢。
（一）有利于文化部门统筹培养传承人
据笔者统计，截止2014年12月，江西共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70项（含扩展项目），其中音乐类（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非遗项目34项；共有省级非遗项目488项，其中音乐类非遗项目192项。另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34名、省级传承人314名。根据有关规定，部级和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应通过收徒或办学方式，积极开展传承工作，文化部门负责监督考核和资格评定。然而事实上，由于资金补助不到位、市场效益不好等原因，传承人对开展传承工作并不积极。如果文化部门监督考核不力，现有传承人去世后，极易出现传承断代现象。运用“订单”模式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可以倒逼文化部门履行监督考核职责，在全面摸清部级、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开展传承工作底数的基础上，统筹制定传承人培养方案，确保音乐类非遗项目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二）有利于高师院校深入推进教育改革
当前，高等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将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用“订单”模式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将有力促进高师院校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据了解，目前江西以省文化厅名义命名的非遗研究基地共有4个，分别是九江学院、江西师范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景德镇手工制瓷）、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民俗、民间艺术）；传承基地有2个，分别是江西省赣剧院（赣剧）和江西艺术职业学院（南昌清音）。由于没有相应的教育权，5家命名为基地的高师院校大多承担研究和推广职责，普遍面临“无人可教”的尴尬境地。如果赋予高师院校相应的教育权，通过“校地合作、订单育人”，必将充分发挥其在音乐类非遗项目研究、传承方面的基地作用。同时，也将促使高师院校调整教学思路，将音乐类非遗项目引入教育体系，确定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音乐教学目标。如樊祖荫教授所言，“加强本土文化基因认知的自觉性，解决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认知严重欠缺的现状。”
（三）有利于部级和省级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
据调查，目前江西的部级和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年龄偏大，大多年过六旬，且多数身处乡镇，不以表演非遗项目为生。由于传承人教学时间不能保证，学徒质量不能保证，音乐类非遗项目的整体传承工作差强人意。如果引入“订单”模式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对部级和省级传承人而言，一方面可以减轻自身压力，借助高师院校这个平台，科学合理地选拔、培养下一代传承人。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特聘授课方式，获取一份稳定的劳动收入。此外，现有传承人大多通过祖传学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与高师院校合作办学，将深入挖掘代表性作品的内涵，进一步促进表演技艺的提升。
（四）有利于年轻世代学习和传承音乐类非遗项目技艺
受现代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正逐渐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音乐类非遗项目同样缺乏年轻人参与，濒临传承无人、技艺失传的危机。运用“订单”模式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为年轻世代打开学习和传承非遗项目之门，可以极大地增强他们学习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和曲艺的兴趣。他们的授业老师不仅限于乡村艺人，还有学有所长的专家、教授；他们的知识不仅限于某个非遗项目，而是更为宽阔的音乐海洋。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采用“订单育人、定向分配”模式，他们学有所成后，并不需要为就业发愁，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取一份光荣而稳定的职业。
二、“订单”模式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面临的障碍
运用“订单”模式培养新一代非遗项目传承人，尽管切实可行，但是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相关各方顾虑重重。
一是文化部门心存顾虑。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管单位，文化部门负责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资格评定、监督考核等职责。据笔者调研了解，文化部门对运用“订单”模式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总体上持积极态度。但是，也面临三个难题。其一，“单从何来”？当前各地群艺馆和文化馆人员普遍超编，向省里争取非遗项目传承人专项编制有一定难度。其二，“单给谁做”？除了江西省赣剧院和江西艺术职业学校以外，其余省内高师院校，在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方面并无丰富经验。其三，“单由谁定”？现有的部级、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都是通过各地申报评审、社会公示、部门联系会议复核评定的。采用“订单”模式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学员来源、资格评定工作由谁来主导？
二是教育部门心存顾虑。笔者在高师院校从事音乐教学二十余年，对高师音乐教育工作深有体会。一方面，高师院校作为音乐基础教育合格人才的培养基地，承载着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具有师资力量、学科建设、教学资源等优势，理应在保护、传承音乐类非遗项目方面大有作为。例如，呼伦贝尔学院音乐系（师范专业）开设了长调演唱大专班，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开设了侗族大歌班，福建师大与泉州师范学院开设南音演唱传习班。另一方面，由于职责不清、部门扯皮等原因，江西高师院校在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方面几无作为。即便采用“订单”模式培养传承人，也面临三大实际问题。其一，“教什么”？江西的部级和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众多，涵盖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和曲艺四大门类，如何科学整合相关资源，编写一套符合江西实际的音乐类非遗教材？其二，“怎么教”？对纳入高师招生计划的定向大学生，如何合理设置公共课、理论课、专业课、实践课，如何处理好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关系，使未来的传承人学有所成，并且保持非遗项目特色、提升传承技艺？其三，“谁来教”？除了培训骨干音乐教师外，如何平息部门争议，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改进身口相传的授课模式，将部级、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引进课堂？
三是现有传承人心存顾虑。现有部级、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在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方面，享有推荐权、教育权。虽然对传承人而言，附加的经济值不高，但因为国家重视，社会地位较高。推行“订单”模式后，现有传承人最关心两件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其一，“我教谁”？以前是子承父业，如果儿女不学，自己可以选徒授徒，以后的资格推荐权怎么保留，教育权怎么落实？二是“谁管我”？以前虽然得到文化部门推荐评定，但在表演、传承、生活等方面，处于无人管理的“放养”状态。“订单”模式培养的新一代传承人，从招生、教育到表演、就业，各个环节都有国家支持。如何消除差别待遇，提高现有传承人在保护、传承非遗项目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和现有传承人的各种顾虑，其实都是作为利益相关方，围绕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资格推荐和评定、教育培养、监督考核、就业分配等进行的权利博弈。因此，采用“订单”模式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必须合理关切各方利益，力求齐头并进、多方共赢。
三、运用“订单”模式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实现途径
运用“订单”模式培养部级、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全国并先例。作为一项先验性举措，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各部门密切配合，才能使之开花结果。
第一，建立“订单”模式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工作机制。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平台，健全完善“政府主导、校地合作、订单育人、定向分配”工作机制。一是制定高考优惠政策。依据将要出台的《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将“订单”培养模式纳入法制化轨道。对列入“订单”名录的非遗项目考生，给予降低文化分数、减免学费等优惠政策。二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将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培养经费纳入财政专项预算，为现有传承人提供特聘教学津贴和保护传承补贴。三是明晰各方权利义务。按照“订单”培养模式要求，进一步明确文化、教育部门的招生权、考核权等。重中之重，是要赋予现有传承人推荐权，鼓励其与地方文化部门协商，推荐文化基础好且真心学艺的年轻人进入高师院校，以避免日益严重的“家族式”传承危机。
第二，合理确定音乐类非遗项目“订单”名录。音乐类非遗项目“订单”名录表面为招生计划，实质上是下一代非遗项目传承人选。要将34项部级音乐类非遗项目、192项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全部纳入“订单”范畴，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应由文化部门牵头，教育部门配合，在摸清现有传承现状的基础上，按照“试点完善、逐步推进”的原则，对社会影响广、人才稀缺或濒临技艺失传的部级音乐类非遗项目，如传统音乐类的兴国山歌、九江山歌，传统舞蹈类的婺源傩舞、南丰傩舞，传统戏剧类的赣剧、弋阳腔、青阳腔、赣南采茶戏等，率先制定若干“订单”名录，通过审议评定后执行。待取得相关经验后，再扩大“订单”名录范围。
第三，严格评定高师院校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资质。音乐类非遗项目内容丰富，传承技法复杂，相关专业的开设一定要慎之又慎。目前，省文化厅命名为非遗研究、传承基地的高师院校，如江西师范大学、九江学院、赣南师范学院和江西艺术职业学院，在研究、推广音乐类非遗项目方面已有丰富经验，能够承担起培养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任务。此外，一些虽未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基地的地方高师院校，如井冈山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上饶师范学院、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在开设音乐与舞蹈学专业课程方面具备丰富经验，经考核评定后也可授予培养资质。对保护理念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等不具备承担“订单”教学条件的高师院校，即便当地政府支持，也应避免“大干快上”、“扎堆抢人”，否则不能保证教学质量，只会适得其反。
第四，探索完善音乐类非遗项目教育模式。目前，高师音乐教育有一套完整的课程设置、教材创编、师资建设和教学评价体系。音乐类非遗项目文化传统深厚，其传承人的培养，与现行高师教育体系并无必然联系。如果生搬硬套既有教育模式，必然会出现不协调、不适合的现象。因此，高师院校在实施“订单”教学时，要探索完善音乐类非遗项目教育模式。一是组织专家、学者，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分门别类编写教材。二是强化师资力量建设，将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以及了解非遗保护政策的专家学者引进课堂，除公共课程外，核心课程必须由现有传承人亲自授课。三是改进教学评价体系，建立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培养考核标准，避免教学重心偏离。
参考文献：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礼堂；作用
中图分类号：G249.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8-0250-01
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活态文化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体现。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全方位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战线工作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广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如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做到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值得思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承保护工作是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能有机融入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不仅有利于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且还有利于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1、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礼堂“两堂”“五廊”建设中的相互促进。展示展览是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展示素材，或者内容单调肤浅，那么文化礼堂建设就会显得单薄空洞。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农村非遗）则能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提供素材、彰显特色、增添亮点，从而发挥独特的吸引、宣传和教化作用。如浙江丽水松阳县（以下实例简称松阳县）赤寿乡梧桐口村则充分整合利用村内保存完好的祠堂、古民居等资源，打造“古村文物馆”，对一些破损的墙壁、格扇门窗、牛角、古字画进行仿古修复，较好保留了历史建筑原有的风貌。如村史廊建设中则需充分整合民间历史资源。深入挖掘村情村史、宗谱族谱，整合提炼出各个村庄的“传世之宝”和“存世之事”。如松阳县吴弄村、蔡宅村深入挖掘古村落的文化典故、人文风俗共20余个在村情村史、历史文化版块进行陈设展示，让古村落不仅仅是古老的房子，还包括房子和村子的内容和故事，让古村落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内涵。特色廊的建设中，如松阳县大东坝镇蔡宅村和二滩坝村对采茶灯、正月龙灯、狮子灯等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以展演、实物展示等形式巩固传统历史文化。在特色展馆建设中则需充分整合民间特色资源，挖掘整理古村、民俗、宗教、姓氏文化等田园文化脉络，整合提炼出蔡宅客家文化、吴弄晒红烟文化等一批乡土特色文化，推进乡村博物馆建设。这些都是农村非遗在文化礼堂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2、内涵与保障的相互促进。农村文化资源比较匮乏，而农村非遗含有许多精神、礼仪层面的文化内容，如结婚礼仪、学子入学礼仪、年俗礼仪等习俗，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发展，逐步凝结成特色和精华。这些特色和精华能丰富和提升文化礼堂的文化内涵，真正发挥其精神家园的作用。而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的“五廊”建设，能为农村非遗传承提供阵地和展示展览平台，增强了非遗工作的实践性。
3、活动与载体的相互促进。农村非遗的特点是活态的流变，如传统的松阳高腔、道教音乐等，能极大地丰富农村文化礼堂的活动内容。农村文化礼堂是农村非遗的传承载体，如果没有这个载体，非遗就像尘封的宝剑会生锈，又如失去土壤滋润的树苗会干枯。
4、传承与发展的相互促进。农村非遗需要加强保护和不断演练，才能传承发展，如大东坝山边马灯、采茶灯等，文化礼堂需要宣传培育、潜心研究，才能创新繁荣。所以，农村非遗融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能实现相互依存、共同提升的良好效果，必将极大地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5、建设与教育的相互促进。采取戏剧、戏曲、小品、文艺演出等宣传教育方式，宣传、展示农村非遗，农村非遗开发和研究才会更加深入。
二、影响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作用发挥的因素。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也受到农村老百姓的欢迎。如何发挥农村非遗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的相互作用，有一些问题急需及时解决。
1、外部条件欠缺，具体表现为四个不够：一是社会氛围不够。在现代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不少古村落、民族建筑和文化遗址遭到破坏，公众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珍惜，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参与，以及对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等存在较大差距。二是资金投入不够，财政预算安排在文化建设和非遗工作上的资金很少。三是人才储备不够。农村非遗传承和文化礼堂建设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基层文化工作者长期缺乏，农村非遗传承人的年龄逐步增高，待遇问题急需解决，使许多农村非遗技艺失传，甚至消失，严重影响农村非遗的传承和保护。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5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王天凯、党委副书记陈伟康，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晨阳，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等纺织行业领导、专业机构专家和致力于纺织非遗传承的有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淮滨主持。
会上，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主任张家洲首先介绍了我国纺织类非遗保护现状和自身特点。截至目前，我国政府分四批公布了1372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纺织类82项，分布于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三大类。纺织类非遗具有自身显著特点，一是底蕴深厚、品种丰富；二是促进就业、精准扶贫；三是精工细作、彰显个性；四是亲和百姓、融合生活；五是绿色环保、拓展性强。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晨阳就文化部关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规划和任务做了全面介绍，他强调，尊重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融入现代生活、满足大众需求是传承非遗文化的关键。希望纺织行业、企业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与创新工作，加强文化领域与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重点谈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开展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他指出，在82项纺织类非遗项目中有52项为少数民族项目，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内容丰富、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对少数民族纺织类非遗的重视，希望纺织行业、企业能够共同参与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广东名瑞集团董事长蔡民强、北京皇锦品牌创始人张雪梅、北京雪莲集团董事长孟泽、著名中式服装设计师顾林，以及孙颖、王国英、郑芬兰等非遗传承人，都是对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技艺有着深深情怀、执著坚守、不断创新的人。这些与会嘉宾认为，纺织行业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具有明显优势。首先，产业链条完整；其次，企业品牌资源丰富；此外，成功模式可供借鉴。
之后，与会嘉宾就如何有效开展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形成几点共识：市场专项调研、培育共建基地、丰富产品设计、规范生产标准、增强产权意识、发挥网络优势、建立专项基金、推进跨界合作。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王天凯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纺织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其工作的根本是保护，工作的难度是传承。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6
（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云南昆明65020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千百年来留下来的宝贵财产，民族技艺传承人则是传递者。“知识产权”诞生于工业时代，其特点便是将财产私有化。“传统化”与“私有化”构成了民族技艺传承中的传承人和知识产权的矛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传统技艺的知识和工艺，对其进行保护意义重大。
关键词：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1.0030.04
收稿日期：2014.09.11修回日期：2014.09.30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专项基金项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2013K002）；《云财教10年288#助学成才》子项目资金资助；201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J108）。
作者简介：高慧玲（1988—），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
*通信作者：秦莹（1968—），女，湖南益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技人类学、科技史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107.1306.007.html
SkillinheritorstrainingandKnowledgepropertyRights
protectionUndertheperspectiveofintangible：
aCaseofYunnanprovince
GaoHuiling，QinYing，LiChanghan
（instituteofscienceandCivilisation，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Kunming650201，China）
abstract：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svaluablepropertyleftbyhumanforoveronethousandyears，andnationalcraftinheritorsarethetransmitters.However，intellectualpropertywasbornintheindustrialage，itscharacteristicisthepropertyprivatization.traditionandprivatizationformstheconflictsbetweeninheritorsand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thecourseofnationalcraftheritage.minorit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sthewitnessofnationalhistoricaldevelopment，aswellasthepreciousstatespiritualwealth，inheritorsmasterandbeartheknowledgeandtraditionalcraft，theyshouldbeprotected，whichissignificant.
Keywords：inheritor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heritorstraining；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主要是通过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培养来进行。当前民族技艺传承人的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拜师、祖传以及高校的培养和媒体的传播来进行的。这种模式的特点便是大众化、普遍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提升，“知识产权”意识逐渐深入，它将乡土知识、文化思想两者结合，对其进行保护，说到底，便是对其私有化。那么，传统培养模式的“大众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私有化”两者如何兼具和发展，是当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现状
“留住手艺”似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词，大众传媒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拍摄、记录，从而呼吁大家将手艺留住，这其中的主人公便是技艺的传承人。
纵观历史，政治风云变幻，技艺传承人的命运也与此息息相关。从我国的国内情况来看，在20世纪的上半叶，我国长期处于战乱中，这就使得民族技艺传承人一直处于动荡和不稳定中。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这一历史，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的逐步发展，大的背景给技艺传承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且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走向：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发展和政策的变化，加大了对民族民间手工艺的开发力度，一部分手工艺发展成了新的产业，同时给这些技艺传承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手工技艺的传承人不仅发展了数百年的手工技艺，也受到了应有的保护，新的传承人队伍也不断壮大。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大理的扎染，鹤庆的新华村制银；当然，在此过程中，一般的传承人培养便是师承传承和家族传承，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承模式，特别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技艺传承过程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种传承模式的好处是技艺和文化很好地传给传承者。除此之外，许多高校也开始聘请一些资深技艺者，为学生们讲解、传授民族的文化、技艺，促进成为技艺传承的载体，从而成为技艺的传承者。
另一方面，一部分手工艺因为某些特殊性和局限性并未得到开发，比如像口头文化传承人，民间音乐、歌舞传承人等，他们无法从事其他工作，生活的艰辛将他们击倒，有的艰难度日，有的病缠床榻，这极大地影响了技艺的传承，同时也影响到后辈们对此学习的积极性，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从而造成我们民族技艺的流失。
二、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深入，我国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关注加大，除了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对传承人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云南省文化厅编著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中收录了差不多230位传承人，所收录的传承人囊括：民间艺术（铜锅舞、花灯戏等）、手工技艺（户撒刀、白族扎染等）等等。在对传承人的认定方面，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0年下发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共十六条，主要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定义，对如何申报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需履行的义务以及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传承人的资助等，这些都促使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对民族传统技艺知识产权意识的认识。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包括石林彝族自治县所申报的民间文学“阿诗玛”等等。他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一些行政保护措施以及通过法律法规（民事措施）来进行保护的；调动专门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人展开普查，普查的内容及方向囊括多种，比如医药、手工艺、艺术等等，随后经过严密的整理、筛查、编排后，对其进行申报。在调查过程中，如若发现一些“非遗”的文化传习场所需要修建，则会投资重修；如若发现某些文化即将失传，则政府部门会安排小组，集中专员对其抢救。例如石林县的三弦，因为多方面的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学习制作以及演奏三弦的手艺。针对此类问题，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极力地抢救、扶持，建立了专门的三弦演奏队，对其进行培养，现已发展壮大。到目前石林县已经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3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名，县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30名［1］。
除去上面的行政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就是民事保护措施。主要包括著作权保护制度（石林县搜集了与阿诗玛有关的各种版本“资料”论文，编辑出版了阿诗玛文化丛书）、商标权保护制度（石林县制定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关于促进企业创名牌名品的实施意见”，鼓励全县企业争创三级名牌）、专利权保护制度（石林县着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工艺美术品申请外观设计）。
以上提到的都是政府措施，那么对于技艺传承人本人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似乎还很陌生。
第一，传承人对“知识产权保护”这个概念不懂。即使听到过这个名词，但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拥有的技艺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例如，苗族锦鸡舞的传承人，好多拍摄者都会将他们在一些场合下的舞蹈记录下来，并且刻成光盘进行售卖，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
第二，有一些传承人开始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朦胧的意识。例如一些户撒乡的阿昌族传承人，已经有了朦胧的品牌意识。他们的户撒刀上会印有如下标志：
第三，少量的传承人对品牌经营比较注意，并且已经持有了知识产权。最典型的就是白族的蜡染。
三、民族技艺传承人与知识产权的矛盾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然而在现实的操作中，很难界定谁才是真正的传承人，再加上，现在很多地区的人对传承人这个词汇并不是很懂，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关注，或缺乏这种意识。因此除了国家认定的，还有许许多多未被认定的传承人。例如云南德宏州户撒乡阿昌族的张师傅，他们家世代都是做户撒刀的，但由于他们并不知道传承人的说法，也不懂得申报，所以他们并没有被认定为户撒刀的传承人；又如云南德宏州三台三乡德昂族老人邵师傅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从小就会建造他们本民族的房屋，因此他不觉得这是一种独特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千百年来留下来的宝贵财产，它是传统的、大众的，其中，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延存下去的活态载体。而“知识产权”诞生于工业时代，封建社会的“特权”与知识产权的起源追根溯源，知识产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即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吏、封建君主、封建国家以榜文、敕令、法令等形式授予发明创造者、图书出版者在一定期限内的专营权、专有权。因此知识产权将知识、思想的结晶明确主体，从而开始对其进行保护，说到底，便是对其私有化。那么，我们传统的培养模式的“大众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私有化”就构成了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矛盾。这种矛盾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难以达到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永久保护。例如，在知识产权的整个体系中，独创性的价值趋势与时间紧密联系，成反比关系，因此他的保护期限是有限的，与之相反，在民族技艺传承人的保护中，独创性的价值趋势与时间成正比关系，这是因为，在传承的过程中，一些知识体系得到补充、完善、升华，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沉淀更加值得挖掘。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法与民族技艺传承的无限延续性特点不相符合。
第二，知识产权体系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保护相冲突，存在许多难以规范和保护的问题。例如，白族的扎染工艺，许多白族人都会扎染这门手艺，所以它的权利主体很难确定，因为它的传承人是一个不特定的群体，但是在知识产权体系中却不同，它具体了权力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组织、法人，或者是自然人［2］。又如，在口述文化中，口述者与记述者，谁拥有知识产权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为了收集整理我国西部民歌，他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终于使得中国的西部民歌传遍世界。但他只能作为他所收集、整理的民歌传承人，而非这些西部民歌的创作者和所有权人。他能享有的权利只是对这些西部民歌在创作作品的著作权，而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有权，因此他根本没有权利授权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这些民歌，更不能因此收取费用［3］。
第三，技艺传承人培养重在对民族技艺的保护，而并非效益的实现，这与知识产权的中心思想：开发文化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相矛盾。
四、“非遗”视野下的传承人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以保护得以传承的重要纽扣，因为他肩负着特有的技艺和知识，因此对传承人进行保护急不可待。如何进行保护，主要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尊重民族技艺传承人意见，培养知识产权意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其本民族的传承人，因此在保护的过程中，不能以搜集资料进行保护的名义，将该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转移，而是应该充分尊重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意见。关键还要培养少数民族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而加大该少数民族的技艺传承人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传承人的界定做到合理。由于少数民族技艺的传承人是一个不特定的群体，权利主体难以确定，因此在确定代表性传承人时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认定。所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极其重要［4］。
第三，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改进，使其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保护的矛盾点下降，争取达到相互契合。几千年以来，至于今日，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人的主要传承方式依然是：师承传承、家传传承、学校传承为主。技艺可以传承，技艺传承人也可以获取相关独特的技艺。在同个地域，甚至出现几个技艺传承人以家传和师承出较多的新传承人，这些人获取了相关的技艺，那么由此而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何划分、规划以及如何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确保，笔者认为，还应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创新，将技艺传承人培养、技艺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等三者有机结合起来［5］。
第四，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化。例如近年来，口述历史的方式在传承人研究中很是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便是云南石林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当地政府通过搜集各种资料以及传承人的口头叙述，将其编辑成册，这种方式就是典型的著作权保护。除此之外，商标权保护制度也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商品若含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特征或理念，则该商品就可以注册集体商标申请被保护，同时，如若该注册的商标侵犯了少数民族非遗的权利时，国家便可以撤销或者拒绝该商标注册。与商标权保护制度类似的还有一个专利权保护制度，针对的对象可以是特定民族民间传统的手工艺。
五、结束语
云南民族传统技艺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积淀与智慧结晶的融合，不仅仅具有民族的特性，更是跨越地域、跨越群体，同时其继承与变异的特性也相生相伴。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的重要载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是息息相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少数民族部落、群体以及社会交往群体的知识传统体系构成的，这些传承人通过不断的保存、传承和创新将其不断地发展壮大。
虽然说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权利主体和独创性的确定难之又难，但是它具备着知识产权的一些特征，因此，当务之急是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改进、创新，使其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保护的矛盾点下降，争取达到相互契合。同时，为保证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权利，建立权利代管机构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机构可以以具体的形式对权利进行固定，这样在一些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很明确的了解诉讼主体［6］。
［
参考文献］
［1］王瑞龙，李静怡．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证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2（1）：91.95．
［2］白慧颖．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J］．商业时代，2011（25）：103.104．
［3］黄小娟．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J］．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2（9）：9.11．
［4］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77.84．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7
摘要：随着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传承的日益重视，高校也积极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建设了很多相关的课程，为非遗研究与传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同的课程表述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但其课程构建的大原则是应该大体统一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建设；原则
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我们需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正确认识文化差异，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国文化的完整性、丰富性、互补性的意义，正确判断非物质文化与自己文化间的关系及相互间的影响。而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建设就是通过多种途径的学习、体会、交流与实践，使大学生了解、认识和传承文化，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开展，为中华文明的完整性、连续性、丰富性构建新的发展平台，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众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建设的一般原则
1、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来被各全世界视为人类的重要文化财富，一方面代表了民族的思想和灵魂，一反面体现了民族智慧的发源。非遗是人类文明的伟大结晶，从单纯的文化意义上是不分地域和种族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南方海岛还是北方草原，它们都是高校课程内容设置应该涉猎的。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新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在完全抛弃现有文明的基础上凭空创造出来，而是以既有的文化为依据，以现有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创造。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是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的发展，总是要从它的先驱那里继承一定的材料为前提和出发点。这种“文化适应”就如同“语言适应”，好比中国人自然而然的适应汉语一样，人还是更适应自己生长生活的地域文化。所以我们在构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内容时，就要坚持“文化传承”的前提，将非遗内容与“大文化”内容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并进行对照学习，达到在文化结构、文化语言智力结构方面的探索。基于文化的适应，提出因地制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原则，也就是提倡将非遗研究内容与高校所在地的文化结合起来，比如赣南师范学院就开设了《客家赣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课程，发挥教学的最大功效；做到因地而制宜，并坚持不懈的把“宜”进行下去，也就能达到真正的“实效”，在“宜”和“地”之间产生辨正的效果，这是对“因地制宜”的一种诠释。所以，“因地制宜、讲求实效”是课程建设的大原则，同时它也是课程建设实施过程中的大原则。
2、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学校实施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内容，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非遗课程建设研究中应该重视如何使其在大学生中得到普及，这是其最根本的原则之一，也是我们国家在大学生中实施文化传承的根本原则之一。只有踏踏实实的把文化传承工作贯彻到底才可能进一步产生推动文化发展的效果，才能把非遗教育落到实处。我们进行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而不是培养技能型艺术人才。可以说，普及是我们在高校中实施非遗教育并使其产生效果的第一前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作为个体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接受也有着很大差别，这种不同程度的影响也直接决定了教学的质量。在基础教育理论看来，主动参与和被动接受是有本质差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创造性的，而创造也就意味着参与，参与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操作性的，操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口传心授。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存在也等同于我们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面临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如何协调普及性学习与提高性学习在教学活动中的关系也是我们制定教学设置的一个重点原则。
3、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今年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也是非遗保护工作从推进阶段向突破阶段转型的关键年头，承前启后。笔者作为基层非遗保护的一名工作者，站在新的起点、新的时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目前非遗保护工作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有待我们去破解、去突破、去解决、去落实。比如：非遗的规划编制问题、数据库问题、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展示场馆建设问题、后续保护问题、深度挖掘问题、运行机制问题、开发利用问题、机构编制问题、非遗生态问题、新农村非遗保护问题，以及乡镇站所、村两委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广大非遗工作者逐一认真地去分析、去思考。为此，笔者就如何实现非遗保护工作转型升级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着手做好规划编制
规划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根本依据，是保障非遗资源有序发展、科学传承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根据国遗项目“八个一”要求，对部级和省级名录分门别类地编制中长期保护规划。同时，要着手调研和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规划》以10年为期限，以“非遗法”、“省非遗保护条例”等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以各级非遗名录项目为重点，以保护、保存、传承、传播为主要任务，以政府主导、服务、保障为主要条件和手段，对非遗资源后续保护、深度挖掘、开发利用、活态传承、文化生态等明确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保证非遗资源能够依法保护、依法管理、依法利用，使其真正成为提升软实力、增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资源。
二、着手提升硬件设施
各地经济基础不尽相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条件也有所不同。而非遗展厅、非遗传习所、非教学基地等硬件设施，对发展和传承非遗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建成多层次的，能够代表各地形象的，能够促进各地项目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此外，各地要充分利用村级文化俱乐部、村级文化礼堂、村文化活动室等途径，积极开辟非遗场馆建设的新路子。特别是在“美丽乡村”创建过程中，可以试行村级非遗传承展演展示馆建设，探索村级层面非遗保护的新措施、新方法和新模式。
三、着手培育人才队伍
非遗保护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传承人和民间艺人队伍，二是非遗保护和管理队伍。各地党委、政府或文化部门应该及时出台《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非遗中心、非遗馆的人员结构，落实对传承人保护、再传人培养政策和扶持措施。同时，每年举办一期由全县各乡镇文化员参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会，从乡镇一级层面对非遗保护知识进行同步更新，以加强对乡镇一级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在村一级层面，应该将重点加强对乡土文化人才等非遗保护队伍和非遗特色表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这批队伍在村级非遗保护工作的引领作用。
四、着手完善运行机制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9
关键词：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对于这种情况，联合国从上世界八十年代开始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01年，昆曲被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自此，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非遗的申报热潮。我国各地也都在积极申报非遗，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止2017年底，我国共有34个项目被联合国家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遗名录，至此，我国业成为了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文化旅游成为当今旅游业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各个地方的非遗项目也成为一项热门的时尚旅游活动。如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河南少林寺的音乐大典，这都是非遗与旅游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种适度的开发，可以繁荣当地的旅游市场，同时也会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资金支持，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面对宝贵的非遗资源，如何能在保护的基础上协调和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遗产地旅游开发不同于一般旅游资源开发，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如何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遗产地旅游如何进行开发等成为了非遗旅游开发的一大难点。本文在分析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问题，尝试探讨开发思路与策略。
一、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扬州，这座运河城市的历史可以追述至公元前486年，至今已经超过2500年。悠久的历史、便利的交通、商贸的繁荣，使这座城市不仅有繁荣的物质文明，也有丰富璀璨的文化资源。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就是其中之一。扬州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扬州这座古城几度繁荣。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曾经在扬州生活，留下许多名篇。唐朝诗人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每年春季也给扬州带来一波旅游高峰。我们去扬州，不仅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街巷，精巧秀丽的私家园林，还可以体验闻名中外的扬州“三把刀”，欣赏扬州评剧、清曲、弹词等。目前，扬州市拥有世界的非遗项目3个，部级非遗项目19项，省级非遗项目61项，市级非遗项目206项。扬州非遗项目涵盖类别非常广泛。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类具体如下表1所示。总的来说，扬州非遗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较高，浓缩了扬州这座古城2500年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资源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蕴含较高的美学价值。再者扬州非遗资源具有较强的科考价值，可以作为历史、文化、民俗、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专家的考察对象。
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问题分析
1、强调非遗旅游产品的观赏性而忽视参与性。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旅游消费需求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个性化。非遗旅游资源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游客只是简单的观赏，是很难体会其中的价值的。现在扬州的非遗旅游资源很多以博物馆陈列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如扬州八怪纪念馆、南柯一梦传说扬州市文化馆、扬州琼花与琼花观传说广陵区文化馆等。这种陈列式的参观，再加上解说系统不完善，会使游客兴趣大减。目前，很多游客对于非遗，会有一种过于僵化、呆板的印象，这对于激发游客的旅游意愿是非常不利的。2、偏重物质化展示，忽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扬州非遗资源内容较为丰富，种类众多，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扬州的非遗在许多方面提现出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但是在旅游开发方面，多数只注重对非遗物质化的展示，而忽视其文化内涵。扬州许多景区对于非遗的展示呈现出同质化、简单化的倾向，并没有去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因此，许多产品主要展示出的就是观光功能，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并且没有形成文化衍生品。3、非遗宣传工作不到位。扬州非遗资源丰富，但是在宣传方面，力度明显不足。至今，我们去网络上进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索，只能在扬州门户网站群的旅游与文化专栏下面找到部门内容。相较于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丰富的城市苏州就落后许多。苏州在非遗的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苏州建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作为一个非遗的官方网站对外进行宣传。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在2015年对外开放，包括山花博物馆、苏作博物馆等。此外，在2016年4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也正式开放。文化遗产馆分为光耀历史的一刻、市井生活的一天、岁时节令的一年、人生礼仪的一生、生态苏州的一城五个主题厅来多方位、多视角地演绎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苏州非遗对外展示和宣传的门户。扬州相较于苏州，对外宣传工作不到位，这不利于本地市民和游客了解扬州深邃的非遗文化资源。4、部分非遗项目存在传承危机。非遗是一种活态文化，这种文化能否传承下去主要靠继承人。扬州非遗项目众多，但是不少项目由于市场需求不多而出现了没有人愿意去学习的窘况。如扬州剪纸，这门手艺在张家已经传承了300年，其当代继承人张秀芳就表示怕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这门手艺在她这一代断档。非遗由于文化性较强，所以对传承人的要求不仅是有意愿要学，还要传承人具备文化素养、动手能力以及领悟力。扬州其他非遗项目也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如掌握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的仅有两位老人，扬州琉璃灯制作技艺仅剩一位家传艺人在业务时间进行创作，扬州绒花制作工厂现在已经倒闭。许多扬州非遗项目都存在着后继无人的传承危机。5、部分非遗责任主体申报积极性不高。由于非遗申报需要大量的投入，这需要在前期花费时间和金钱，一些非遗项目的保护责任主体不愿意配合。再者，非遗项目保护责任主体也担心即使申报成功了，政府的扶持资金却不能到位，这也影响了他们申报的积极性。还有一些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状况欠佳，无法由个体企业承担申报工作，而由企业协会来承担。
三、体验经济视角下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
1、旅游产品突出体验性，提高游客的积极性。体验经济时代对我们开发扬州非遗旅游产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体验经济要求我们在对非遗产品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产品的参与性。不仅要注重企业和游客之间的互动，也要调动游客的积极性，让游客和游客之间进行互动。我们应该改变现在单一的博物馆式的参观模式，可以引入一些动态的过程来增强趣味性。我们可以引入参与性的活动或者舞台式的表演来吸引旅游者。比如对扬州剪纸这项非遗产品的开发，我们可以请扬州剪纸艺术的传承艺人到现场进行表演，或者可以开发扬州剪纸技艺学习活动来增强旅游的趣味性，提高游客的参与性。还可以让参与剪纸学习的游客在学习结束之后，进行剪纸比赛，最后对他们的“成果”进行排名，对优胜者颁发证书。总之，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满足游客参与、体验、学习的需求。2、深入挖掘扬州非遗文化内涵，设计非遗旅游线路和旅游纪念品。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具有扬州原生态文化的基因，同时代表了扬州鲜活的原生文化。我们在对其进行开发的时候要注意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这对于丰富我们的旅游产品，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重要。同时，在对扬州非遗开发之时，我们除了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还应注意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如我们可以和旅行社、学校、艺术协会等合作，以扬州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为主题，设计非遗旅游线路和非遗旅游纪念品，开发研学、亲子、艺术爱好者等特色线路。这样的产品推向市场，可以使得这些非遗项目得到更好的宣传效果。3、多方位宣传，加大非遗宣传力度。在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方面，应该借势借机，抓住一切有力的机会，加强非遗产品的宣传。如政府可以利用开展“烟花三月旅游节”、“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等节日庆典的契机，充分展示扬州地方文化特色，加大对扬州非遗的宣传。政府还可以鼓励非遗传承人或者民间艺术表演团体，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盛会，进行非遗文化的展示和表演，这对于宣传、推广扬州的非遗文化也有重要的作用。再者扬州还要加快非遗数字化建设。相关部门应该组织开发便捷的数字化平台，做好非遗的资源库，对非遗的资料进行积累，保存。在这个基础上，对资料进行整合，建立专门的扬州非物质文化网站，以加大对扬州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4、培养和保护扬州非遗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扬州非遗保护的主体。我们应该强化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不断改善传承人的待遇，同时还要增加扬州各类院校从事非遗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壮大扬州非遗的传承队伍。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扬州应该对各项非遗的传承人进行评估、确认和保护，建立传承人技艺资料库的保护制度。同时，扬州还应不断去改善非遗传承人的待遇。如淮安和徐州都已经明确民间艺人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等方面享受实业单位人员同等待遇，有特殊贡献者循序破格提升。杭州鼓励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艺，并且给学习传统技艺的年轻人发津贴，这些都是值得扬州去学习的。扬州也应该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再者，扬州应该整合职校、高校的教育资源，为广泛培养非遗传承人打下坚实的基础。5、多渠道筹集、利用保护资金。扬州应逐步完善非遗旅游融资体系。政府可以采取招标、转让的方式，把非遗景区进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入企业进行经营，提高景区的经济效益，并且利用自己的经营收入开展保护工作。同时，对于资金的使用状况，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系统，让大家可以随时监督非遗资金的使用情况，最终形成一个政府调节，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新型旅游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沈娟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扬州样本[J].群众，2016(10)：52.
[2]徐晓庆.全域旅游视域下的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J].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0)：24-25.
如何传承非遗文化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活态展示
中图分类号：G26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博物馆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传承，专家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笔者尝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博物馆的基本概念入手，结合所参观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博物馆，从其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思考博物馆对于古老文化记忆的留存与传承，以及这种展示方式与观众内心之间产生的互动，进而探讨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博物馆的认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它有自身的特点和性质，正确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博物馆的概念内涵和特点，是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和基础。
实物性是博物馆的主要特征，博物馆作为一种事物的运动形式，可以说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物”进行的。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不受物质载体的限制，并不依附于一定的物质形态，也不以物质载体为主。其存在于人们口头传说和表述中，存在于不同的艺术表演之中，存在于各种民俗、节庆、礼仪之中，存在于传统工艺技能操作实践之中。它展示的是人或人群甚至一个民族对生产生活在认识上产生的情感或动机，是以人为主体的一种表达，并逐渐被人们共同体接受，形成固定模式，被后人继承且不断的创新发展，成为他们普遍接受的固定的表达内心情感或动机的最佳方式。②博物馆内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成博物馆基本职能的一个扩展，它改变了单纯以物为主的陈列，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与其载体的实物性相结合，通过对其详细介绍，达到了宣传教育的目的。
二、如何与观众形成互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
任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都必须考虑到“人”这一要素，具体到博物馆而言，就是要考虑观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所发生的互动关系――观众看到了什么？观众有什么收获？博物馆陈列展览只有和观众形成隐性及显性互动，使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技艺产生一种文化认同感，并启发观众的文化自觉性，才能真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从而达到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一）何谓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主要是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生动的，是不断发展的，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必须考虑到其独特性，应区别于传统博物馆以物为主的陈列方式，发展出一套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展示方式，使其有一个生存传承的空间，在这方面我国的专家学者已经有很多论述和探讨；其二，非遗类博物馆和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使其具有鲜活性，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见解，产生文化自觉性，这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
（二）文化冲击力、感染力的营造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博物馆对传统文化技艺的展示，应启发观众的思考，给观众内心带来冲击力，营造出一种文化冲击力和感染力。
以位于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为例进行详细介绍，作为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博物馆，其主要包括序厅、人类非遗名录厅、部级非遗名录厅及后记厅4个展馆。实际上在这座博物馆中并未展示很多的珍贵文物，整座馆以一种简洁、生动、有趣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强大的文化感染力：进入馆内的孩童面对新鲜有趣的文化游戏乐此不疲，同样也唤起成年人对于逐渐趋于消失的中国文化的深沉思索，整个场景展示富于思考性、趣味性、震撼性。综合来看，其给观众带来的文化冲击力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时光隧道带来的深沉思索
进入馆中，首先展示在观众眼前的是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拼成的世界地图，上书“世界的和声”，在这个地图上用图片、视频等合成了地球，蔚为大观。随后进入一个深长幽邃的时光隧道，简单的文字如“千童信子节活动的传承越来越困难”、“2008年汶川大地震，羌历农历新年陷入困境”、“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正濒临灭绝”……通过最简洁的文字告诉着观众一个最大的事实。在参观过程中让人感受到强大的心里冲击，或惋惜、或哀叹、或感伤，所有陈列的目的不过在于激起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愿望，在展览的开始就营造了对文化遗产的思索，可以说是为整个展陈做了一个铺垫。
2.视听等高科技的运用
该馆运用了大量的视听技术，高科技的运用拉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观众的距离，营造出传统文化的氛围，观众在动手参与的同时，用心和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在陈列民间传说如“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等时，将展板和听筒相结合，通过听筒传音的方式，分别用申请方方言、普通户、英语三种语言来讲述，拿起小小听筒选择你想听的语言，一段故事就会在你耳边娓娓道来，民间故事、山歌、戏剧、民族器乐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展示，生动而不死板，同时加大了观众的参与度。又如对川剧变脸艺术的展示，观众站在展示区，自动化感应技术就会对应观众的脸孔模拟川剧变脸，让观众体会到了川剧的魅力与乐趣。
这种化无行为有形的展示手法，生动有趣，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性，在观众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陈列开头的强大感染力，让人们在无形之中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真正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达到了对其的宣传教育的效果。
（三）传统陈列和现场展演的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
区别于上述博物馆，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用清代花楼木质机现场手工制作蜀锦；集中陈列、展示古今蜀锦、蜀绣精品，并销售产品；除此之外，仍保留蜀锦半手工半机械传统生产和现代工艺织造。进入展厅，锦绣炫目、色彩纷呈，奇美精妙，让人叹为观止。该博物馆对于蜀锦、蜀绣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制作加工工艺结合到了一起，通过对手工技艺的现场参观，传承千年的民族技艺带给观众的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欣赏，还有对民族智慧的自豪之情。这种“活态”的技艺传承，无疑是观众在传统博物馆中所不能见到的，也是非遗类博物馆的不同之处。
三、小结
2013年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的主题是“人人都是文化传承人”，这一主题的实现还很漫长。博物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者，不仅要考虑对其本身的保护，更应该考虑到“人”的传承和创新，思考如何使观众和展览发生互动，从而推动这一主题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张文彬、张柏：中国博物馆志[m].文物出版社，2012.
[2]苏士澍：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m].文物出版社，2006.
[3]王宏均：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
[4]潘守永：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赣南师范学院院报
[5]马建军：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7.
[6]赵冬菊：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
[7]彭建波：谈面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资源建设――以皮影数字博物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