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1
关键词：课程内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
abstract：Curriculumdevelopmentisthekeytobuildingcourses.inthesocialtransition，laboreconomicscoursesshouldbethebuildingofthewesternlaboreconomicsthegeneralprinciplesofmarketeconomyandChina'sspecificpractice，focusoneconomicreality，basedonresearchissues，focusingonthedevelopmentofdisciplinesforstudentstounderstandtheeconomicdevelopmentLawsandthepracticeoflabormarketservices.
Keywords：curriculum；socialtransformation；economicdevelopmen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理论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人的学问。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3年招收本科生开始，劳动经济学就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中的专业必修课，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劳动经济理论基础，并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有利地支持着这个专业的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深化。反映到课程内容，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系统地阐述西方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在应用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着庞大的就业人数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压力。值得关注的劳动经济问题很多。
（一）从宏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调适问题。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经济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经济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为了扭转高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失衡状态，在经济发展目标已被社会发展目标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与各种新的经济结构要素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如何消除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这都应包含于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之中。
2.经济政策与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经济并存，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劳动经济问题更趋复杂，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和谐社会的推进提升了劳动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等等，也应是劳动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比如，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曾经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初目标的实现，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升。从今年7月份开始，深圳市把经济特区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00元人民币[1]。这样的经济政策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从微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输出结构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练工人到处都是，工厂是买方市场的观点现在得到扭转。在广东，各家工厂不得不以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吸引工人。然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人们却没有以过去的速度从农村涌入城市。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矛盾。1978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偏紧已经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2]。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比人口红利期长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问题。应该说，劳动经济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劳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各国劳动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渐进式的改革又是我国所独有的，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劳动经济问题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完全说明。因此，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该关注这些特殊性。
二、着眼于学科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也为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这些机遇除了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使劳动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以外，还表现在为劳动经济学的特色打造与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关注这些新要求。
（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打造
1.“中国特色”包含着“本土化”的内容。劳动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欧美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国劳动经济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围绕“本土化”特色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着重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变型初期劳动经济理论和一些政策；近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市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致力于“本土化”，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
2.“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为指导，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劳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入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突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同时，要防止片面化倾向，应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增强同国际劳动经济学界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往往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关键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劳动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正在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1.从封闭的研究视角转向开放的研究视角。开放化是时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二战后，美国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学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吸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经济学，同样应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借鉴和移植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从综合的研究视角转向分化研究的视角。重视分化研究也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其实，日趋复杂的劳动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和认识。
此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综合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微观研究与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日]内堀敬则.“中国制造”不再是破坏价格的根源[n].参考消息，2008-07-01.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2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 劳动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不同的学科研究的领域可能相同，但是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要弄清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之处，首先我们要弄清两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的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豍在生产和劳动的世界里，劳动者不仅仅进行经济行为，而且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劳动社会学就是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视角来对这些活动进行分析。“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豎劳动经济学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手段来研究劳动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它将注意力投向人们工作的范围以及变换工作的行为，如就业、失业、劳动力供求、人力资本投资等。
笼统的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都研究劳动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都对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等感兴趣。但是，两者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
在劳动力方面，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在研究劳动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区别：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被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人，他们的性别特征，民族特征，社会关系特征等都将被考虑进去。例如，研究劳动者的社会结构，社会化过程等。在劳动经济学分析中，劳动力被假设为同质的，在劳动市场上工人可以相互取代，一般不考虑劳动力各种社会特征，而把关注点集中在生产率这一概念上。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分析，便于建立经济模型。劳动社会学认为人是复杂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而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成了劳动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者的行为选择会受到与其他人互动和交流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是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豏例如，企业文化对劳动者行为的影响，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等等。这种社会变量会涉及到他人的评价、态度和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的产生过程又离不开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在劳动经济学中，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人们的行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而且人的行为选择是不受其他人影响的，是独立的。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与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总的来说，劳动社会学更加注重劳动者的社会特征、“社会性”，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影响。而劳动经济学更加关注劳动力的经济特征，“独立性”。
在社会分工方面，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是职业分层，例如职业声望和职业地位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职业分层造成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等。劳动社会学认为任何一项职业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并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资源和社会报酬，正是这些职位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报酬促成了职业分层。而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劳动分工。经济学认为职业分工能够使劳动资源效用最大化，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发挥了劳动者的比较优势。
在对工资的研究方面，劳动社会学关注同工同酬、收入差距、地区不平等、工资歧视等社会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把工资看成是经济成本，看成是劳动力的价格、报酬。主要研究工资决定理论，如效率工资，工资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等等。
总的来说，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效益，如何使社会运行在最佳水平；而劳动经济学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如何以最小的劳动投入获得产出最大化。
在就业和劳动力流动方面，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也有不同之处。劳动经济学假设劳动力择业主要是基于工资报酬、经济水平考虑，以此来构造劳动供给模型，工资高，则劳动力供给多。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流动也是因为较高的工资报酬水平驱动，通过构造劳动力模型，计算流动净收益现值。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还是着眼于经济效益来对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研究的。而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择业不仅仅考虑工资报酬，还会考虑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职业声望高低等因素。劳动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职业声望更高的工作，选择拥有适合自己企业文化的工作。
关于失业方面的研究，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失业类型和失业原因。在失业类型方面，劳动经济学通过构造贝弗里奇曲线表明失业人数怎样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化。在失业原因方面，劳动经济学通过斯蒂格勒模型、麦克尔模型等工作搜寻模型来解释失业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更多的使用构建经济模型的形式对失业进行研究。而劳动社会学可能会偏重于研究失业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考虑建立积极的就业制度（包括用工制度、雇佣制度、退休制度等）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以及建立失业保障制度，保障失去工作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上有很大区别：劳动社会学以社会学视角和基本原理研究劳动领域的问题，更加关注劳动者得社会特征、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劳动制度的社会效益等。而劳动经济学主要是以经济学视角研究劳动领域问题，通常是通过建立经济模型，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更加关注效率、成本、经济收益。但是两门学科都是属于劳动科学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交叉和渗透，研究劳动领域问题时，应该运用多角度进行全面分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注释：
劳动社会学.潘锦棠.第13页.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3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4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以后，人们开始对第三产业进行理论研究。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所以也是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开始。
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以外的包括文教卫生、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内容十分庞杂。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石，服务经济学就是以这些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样，服务产品的二重性是由创造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创造使用价值，服务劳动作为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形成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服务产品是由服务企业或个体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大多数服务劳动者在企业或经济组织中进行劳动，个体劳动者是少数。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是由服务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或以货币为代表的生产资金，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服务者对消费者直接的服务，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对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比其他部门更有决定意义。因此，服务经济学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是以市场为舞台。因此，对服务产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对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产品市场不同于实物产品市场。
例如，服务产品市场的弹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经常处在相互替代的变动之中。服务企业或单位若要扩展市场、开拓市场，必须使自己的服务产品适销、优质、廉价。因此，对服务业进行计划指导，也要以服务产品市场的特点为依据。
服务经济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它的产品是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它为了满足自己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从其他部门取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产越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服务业的需要越大，同服务业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5
论文摘要:掌握和运用正确的经济学方法是马克思创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必要前提。本文主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经济学方法的争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表明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而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关键就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
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将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实现了方法论的变革，掌握并运用了科学的经济学方法。马克思曾反复强调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对理解《资本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种方法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并以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认识事物，揭示反映经济现象之间本质必然联系的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在具体研究中，马克思分别采用了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所说，“劳动价值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概括表现，它强调生产关系在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不理解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所采用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国内外学者批判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观点总体上体现出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有意识的直接否定，并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另一种是无意识的事实上的不理解，这是他们对劳动价值论做出浅薄或错误批判的重要原因。
一、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否定
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是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经济学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抽象方法，而后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现象的现象描述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对立或争论很早就已存在了，特别是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开始就有了比较集中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人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斯密在经济学方法上的二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密经济学体系的二重性。当斯密使用抽象方法遇到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或矛盾时，他就转向了现象描述的方法。如，由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到购买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认识转变，就是这一思维过程的具体体现。同时，斯密经济学方法的二重性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而言，庸俗经济学接受和推广了斯密的现象描述方法，而李嘉图和马克思则继承与发展了斯密的科学抽象的方法。从对李嘉图的批评开始，庸俗经济学家就没有停止对在政治经济学中采用抽象方法的批评。萨伊就曾批评过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过于抽象，他说:“李嘉图先生，有的时候依据过于一般化的抽象原理来推论—这个指责可能是有根据的。尽管李嘉图的抽象方法相对斯密而言已有很大进步，但仍是不成熟、不彻底的。由于李嘉图往往会跳过一些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推论工资、利润、地租等具体概念，进而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众多批评者中，部分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抽象方法也提出了异议，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庞巴维克、伯恩斯坦和熊彼特等。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体系之所以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方法的错误，他宣称，“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形式辩证法的基础上的。”汇在庞巴维克看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没有提供其经济理论的经验证明，而是“以对完全有利于获得其理论的途径的认识而离开这些经验事实的。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基础上的，而且这种抽象不仅抽象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抽象了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现象，最后“价值就失去了任何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无法说明那些实在的、经验上可以确定的概念。布劳格也是马克思抽象方法的反对者。他认为，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彻底的本质论者，但马克思运用本质论却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他不顾各方面的经验事实，简单地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去研究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现实的。
以上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劳动价值论脱离了经济现实，或者说劳动价值论“错误”的根源是马克思过度使用了抽象方法。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显然，这些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科学的抽象方法要求“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并没有忽视或背离经验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在充分占有具体材料和全面把握经济现象的前提下，紧紧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内在矛盾，进行一系列科学的提炼、归纳和概括，从而在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上成功地抽象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和劳动力、利润和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本质抽象的方法，才使马克思越过复杂经济现象的层层迷雾，深人经济现象的本质，探求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在于它不会机械地、不分主次地观察和理解经济现象，而是在研究中将那些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质干扰因素排除出去。在研究价值的本质规定的过程中，暂时不考虑货币因素、供求关系和剩余价值，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与庸俗经济学家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方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庸俗经济学家由于不想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以他们就不可能接受或采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而是满足于从经济现象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庸俗经济学家往往迷恋于经济现象之间的直接的、数量的、表面的联系，只是在效用、价格、利润这些表面现象上兜圈子，而不能理解价值、剩余价值和生产关系这些本质因素;只是研究了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研究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很复杂，运用的数学方法很高深，但这都不能掩饰它们实际抽象程度很低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
二、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理解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理解马克思在寻找价值源泉中所采用的抽象方法的科学性。马克思抽象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并将商品的本质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庞巴维克认为:“在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不论是衣的使用，食的使用，或者屋的使用，当然是不相十的，可是一般的使用价值绝对不是不相干的。我国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共同的质。将效用作为价值的源泉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商品的价值源泉不只有劳动一个，而是有多个，相应的就产生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马歇尔的“四要素论”、配克的“商品价值论”等多种关于价值源泉的理论。近些年，我国一些学者也对马克思将价值源泉唯一地归结于劳动提出了异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等。如，有位学者认为，“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采用了科学的抽象方法，才使马克思从商品的实际价格这一表层现象开始，逐步探寻到生产价格、交换价值、价值，并最终将价值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一深层本质。将商品的本质归结于价值，并将价值的源泉唯一地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最为本质的抽象内核，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区别于其他一切非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根本的特征。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不理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否认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所谓的一般使用价值，即与商品自然属性有关的人的心理或生理现象，必将使价值规定失去社会属性和客观衡量标准，因而是极其错误的。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曾作过多次批判，深刻指出这种庸俗观点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歪曲成为物与物关系的典型表现，并用表面的经济现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资本、土地、劳动，而这些费用又决定于供求。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规定。”马克思对萨伊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以上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理论。
三、对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资本论》的整个叙述结构体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只有通过深人研究抽象出经济现象的本质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要求思维行程要从事物最本质、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规定出发，运用概念、范畴等本质规定在理论上把经济现象在逻辑上和思维中还原和再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确立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等本质规定后，又在第三卷将之发展成为对利润和生产价格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因此，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是一个从“抽象本质”到“思维具体”的过程。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看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个逻辑发展过程，而只是看到第三卷和第一卷之间形式上的所谓“矛盾”。国外学者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和国内学者关于两种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是国外学者围绕劳动价值争论中最主要、最持久也是影响最广泛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说明《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和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是否是矛盾的。庞巴维克认为，“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像庞巴维克一样，萨缪尔森宣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是“两个可以代替而不可能调和的体系”，而且“价值向价格转化”意味着完全放弃第一卷的价值概念，代之以第三卷的价格概念。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理解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也不了解马克思在论述价值转形过程中所经过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如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等。事实上，价值转形理论并不会否定价值规律本身，而只是使价值规律在贴近于经济现象这个层面上有了生产价格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虽然转形后的商品生产价格往往会与商品价值不一致，个别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往往会与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一致，但全社会的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也仍然等于总利润。
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也是我国学者围绕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存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关于商品价值量由哪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最终产生了三种意见:一是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二是由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三是由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事实上，理解了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不应产生所谓存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疑问。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价值量决定的本质规定。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了作为劳动价值论抽象概念的具体化，第三卷所要解决的是利润和生产价格等贴近经济现象的问题，而绝不会对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重新作出不同于第一卷的规定。也就是说，价值量的决定作为一种本质抽象的规定，在第一卷中已得到完全解决。所以，两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本身就体现了我国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通过论证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所谓“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与通过论证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所谓“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两种观点并无本质不同，实际上都体现了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四、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均不理解
以上分析了由于对马克思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不理解所引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或否定。如果既不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又不理解马克思的叙述方法，结果之一就是对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即严格限制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6
【关键词】劳动力价值;海派;创新;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已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钰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括“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海派”理论认为,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努力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其他所有学科的先进部分如哲学、伦理学等。“海派”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
当前,在国际学术界,正广泛开展一场经济学的改革运动。无疑,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学改革运动与“海派”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经济学就应当有“大海”海纳百川的气魄――历史主义、演进主义与包容性,这才是经济学的真品格、真性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海派”的核心灵魂与风骨,无论是构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平台,还是倡导经济学方法论多视角学科的融合,都似乎表明,“海派”经济学正在融入这个国际性的经济学改革的滚滚洪流中。
参考文献
[1]周肇光.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2006(3)
[2]周肇光.科学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12次高级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1(9)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7
时间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等不同价值论之间长期以来便存在争议，但是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内在统一的衡量尺度，那么不同的理论在各自的范畴内都是合理的，并且这个合理性既不能用来作为自身合理的证明也不能作为其他理论不合理的依据。因此，许多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试图从不同方面对价值理论进行阐述，以往学界对于不同价值论间的讨论多是分析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的比较关系。以时间为内在尺度，不仅能够阐明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的合理性，同时能够证明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以及这个统一的合理性。价值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尝试在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及其统一性探究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是价值也即财富的不同度量，也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用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解释并度量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重点是由此引出的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也为按劳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效用价值论用商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效用价值论尽管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但它易于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特点仍被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所广泛采用。要素价值论认为价值由不同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共同创造，它既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也与产权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三者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许多学者在对三者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对要素价值论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学界多运用比较法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同时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两种价值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阐明两者的统一性问题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向国成（1995）认为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两者能够进行理论综合。[1]他认为对商品价值本质的认识要借助哲学价值理论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①[1，64]，在需要计算价值量时才需以某种实体作为计量价值大小的单位。他指出马克思关于机器磨损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效用对劳动价值量起折算作用的思想，并总结出公式②解决了机器无形磨损论述中的矛盾。宋波（2001）认为劳动时间就是历史时间，经济发展的长期演进趋势就是由单位产出劳动时间下降和边际效用递减共同决定，历史时间本身的推进会显露出两者的综合和统一。[2]文章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发③[2，65]，通过具体数字和图表例证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关系：价值决定效用，效用制约价值。价值与效用的源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并且也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白暴力，张栋（2006）证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性，说明了边际效用的度量可归结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文中运用边际分析法了社会总效用量与社会总劳动消耗量在总量上的统一、商品的边际效用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个量上的统一，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统一的。并在两种价值论统一性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及其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基础正确性的结论。许有伦（2006）提出揭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的商品价值理论的关键，他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在对商品使用价值源泉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上也存在相同之处。[4]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上，董德刚（2005）又进一步提出与要素价值论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劳动和资产等客体因素与社会需求这个主体因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既要肯定劳动的作用又要承认资产的作用，既要考虑客体因素（劳动和资产）又要考虑主体因素（社会需求），建构“系统价值论”。[5]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和资源，也取决于它对消费者的效用，是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的统一，并提出了“系统价值论”商品价值公式：商品价值=商品效用÷（劳动+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统一性是具有理论依据的，寻找三者的共同点可以实现新的价值论的突破。
二、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创新的突破口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研究内容是时间的经济价值，但本文的研究不属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而是在价值论的讨论范畴。因此，本文不赞同时间经济学将时间的机会成本作为时间价值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同劳动价值论一样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作为价值的度量它具有绝对性，不能用耗费单位时间所损失的货币收入衡量。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对人文关怀的诉求而不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对价值的讨论只有落实到人的层面上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价值的讨论必须要有“人”的因素，这也是本文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的初衷。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间观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体现的时间观思想正是本文进一步研究时间价值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是劳动价值论重要的理论资源，李瑞娥等人（2004）从时间尺度、时间价值、时间节约、时间分配和未来时段五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和时间思想。[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是理解经济学时间观的支点。[7]首先，从经济实践客体的角度分析，时间是作为物的形态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8，53-54]价值量的衡量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凝聚在商品中以物――也即经济实践客体――的形态存在。其次，从经济时间中介的角度去看，马克思把经济学时间观在经济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上划分成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宏观层面上则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再次，马克思时间观的分析重点是经济实践主体，他指出：“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由一个必要劳动时间和一个剩余劳动时间构成。”[9]劳动时间体现的是对劳动的人的关怀，因而对价值的剖析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2.关于劳动、时间与价值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这里，“无差别”既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更是研究商品价值的基础，商品之所以能交换就是因为这种无差别的“等量的共同的东西”[8，49-50]。“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8，50]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子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即抽象劳动，而具体劳动只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不生产价值。其中体现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笔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对商品交换基础的发现，以及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对人的尊重也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将具体劳动剥离出来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已经不再是“无差别”，仅仅把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来源的价值论应当称作“抽象劳动价值论”是不能称之为“劳动价值论”的。因此，笔者认为商品中“无差别”的“原子”应当是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也就是说，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
首先，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无差别”前提，它比以劳动为尺度更能体现“无差别”，能更好地反映价值的本质。一方面，劳动本身可以“无差别化”，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劳动就会在该段时间内创造价值。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尽管弱化了劳动的二重性，但能够对价值进行目的性更强的研究。另一方面，时间本身比劳动更具有“无差别”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商品作为客观物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并且时间比空间更能代表所有事物的无差别同质性。也就是说，商品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特殊空间和时间存在，劳动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更能够体现其本质。其次，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能够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认为，事物具有价值是因其稀缺性或相对的稀缺性，供求理论便是在这个思想上构建的，尽管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西方经济学对价值和稀缺性的观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客观说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劳动都能够循环再生，不存在稀缺性的劳动（不同于劳动力短缺）不能通过这方面体现价值。但是时间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这是由生命规律客观决定的，时间的稀缺性正是价值的来源。再次，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与价值量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从逻辑角度来看，越符合简单逻辑的理论越易理解并且越具有合理性。马克思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论述用简单逻辑表达即是：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劳动量，而劳动量用劳动持续时间计算，所以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其中需要进行劳动量到劳动时间的转换，这样虽有其合理性但是否是等价转换还有待商榷。而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动时间的规定的简单逻辑是：价值是劳动时间，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条逻辑线中间不需要任何转换，因而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综上所述，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的“无差别”本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能够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逻辑关系更为紧密。
以上对价值的讨论中，时间始终与劳动结合在一起，都能够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反映出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充分说明了以劳动时间为规定的时间价值论和以劳动为规定劳动价值论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两种价值论中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是一样的，复杂劳动仍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其换算关系依然是人们在长期交换中通过反复比较换算自发形成的[11]。但是笔者认为两种价值论还有着本质的区别，最主要体现在对劳动的理解上。在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结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在时间价值论中，笔者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聚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人类的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不再是价值源泉而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唯一手段或方式，只有通过劳动，时间付出才具有经济价值。
3.时间价值的测度
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中对时间价值的规定相同的，都是用价值量进行测度，只不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上有细微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8，52]而时间价值论中具有更丰富的制造内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于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特殊商品并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如虚拟商品。尽管没有使用价值，诸如虚拟商品等的新型商品仍旧凝聚了无差别的劳动时间是经济市场的消费内容，因此符合价值内容的要求。
三、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还没有对于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时间内涵的著述，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几点拙见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在研究价值论的道路上相互探讨。
1.效用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效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人对效用的主观评价，传统西方经济学多用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描述，但是长久以来没有在效用的测度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认为，效用本身不会生产价值，但效用的价值可以依据商品中凝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进行判断。如前文所言，时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商品的效用能够通过节约而等效延长消费者的生命，宋波（2001）也提出计较劳动时间（时间节约）是经济社会的真正内涵的观点[2，67]。消费者对某一商品和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和具有相同的效用评价。因此，在不考虑使用价值区别的前提下，商品间的效用可以通过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小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商品的效用同品质成正比，而品质与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成正比。因此，商品的效用同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度是符合生活经验的。
2.要素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与效用价值论一样，要素也不是价值的来源，要素的价值也必须通过与其等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测度。土地和资本作为物质要素是物化劳动时间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土地和资本是生产价值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却不能作为充要条件说明土地和资本能够生产价值。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作为人特有的资源在运用的时候必须付出劳动时间，价值的来源也是劳动时间，不能因为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表象掩盖了劳动时间这一价值的真正来源。总得说来，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核心是对物化时间的所有权，进而占有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正是这种所有权下的价值占有导致了生产要素能够生产价值的错觉。
四、时间价值论的意义
本文的内容是对时间价值论的讨论，重点是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与人类劳动时间无差别，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时间价值论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确立时间价值论的新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时间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扬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体现。时间价值论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否定，相反，时间经济学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其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价值是劳动时间的论断与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都是关于蕴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价值的合理理论。第二，时间价值论的时间内涵能够为分析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提供合理的依据。效用和要素不生产价值，学姐对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在价值生产上一直存在争议，以劳动为出发点对另外两种价值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均有难度，但时间价值论比较合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将效用和要素统一划归到劳动时间进行等价度量。第三，时间价值论的核心是人，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符合经济学发展趋势。自近现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不再仅仅是对财富的追求，更多的是谋求与自然和自身的协调发展。时间价值论突出了人的价值，体现了经济学的道德一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由于学识和眼界受限，笔者在对时间价值论考量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冀藉此能够为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一些浅拙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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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6-57.
[11]李朝林，王永年.政治经济学原理新教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33.
注释：
①原文p64：“哲学价值理论认为：（1）对价值的认识，必须以主客体关系为依托，以主客体关系中人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为依据，为尺度。需要、劳动、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或内在规定性。（2）客体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客体是否按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促进作用。（3）在主客体关系中，主客体相互作用，存在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种趋向，价值就存在于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三点对于分析交换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②其中，、分别代表a、B的社会劳动耗费价值，、别代表a、B的效用价值，代表以劳动耗费价值量为计量单位的a的价值量。
③原文p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之为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创造某个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第三卷中又提出了被称之为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限制，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劳动消耗，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按照社会需求总劳动时间分配到部门的劳动消耗总量……”
④关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参见，屈炳祥.《资本论》与时间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1999，（11）：5-6.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8
对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地位受到影响问题，一些专家学者特别是如刘国光、①张薰华、卫兴华、高鸿业、胡代光、程恩富和吴易风等②《资本论》研究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著名专家学者大声疾呼。为此，决策层适时推出了“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组织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和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等。然而，从目前效果来看，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加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地位的工作中，必须回应的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挑战。然而，从现在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出发，却会遭遇“理论脱离实际”的尴尬问题。按照当前高校传授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特别是按照其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雇佣劳动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通过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雇佣，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而由传统范式解读的劳动价值论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产业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了新价值，特别是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而资本家剥削了广大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这种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恰恰是长期以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被模式化的“基本原理”，以其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问题时，必然遭遇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困境，无法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对此，很多学者提出各种解释，试图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如，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问题不能光看数量比重，而应当考察公有制成分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学者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化制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因为劳动者在总体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人和生产资料的主人。有的学者论证，在我国资本家已经不是传统理论体系中的剥削者，而是新时期的企业家，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之一。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已经不存在剩余价值和剥削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与劳动者是相互雇佣的关系。有的学者主张不应再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原理”，强调不能搞“本本主义”，更不能搞“语录教条”。有的学者则主张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果作为研究重点。然而，诸如此类的种种观点对于如何看待《资本论》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代的生命力这个基本问题，都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和分析力，不仅无法有效解释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微观问题，而且无助于分析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把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认为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甚至把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贡献仅仅框定为剩余价值理论。这类观点普遍出现在我国的主流教材和书刊上。如，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有关“出版说明”中强调，“马克思在这部著作(指《资本论》———笔者注)中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1］然而，我国现阶段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迫切需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思想理论及其规律机制等作为指导。而框定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后，不仅导致“理论供求”的严重失衡，而且带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论”、“无用论”等言论。因此，要加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必须对现实的挑战作出回应。
二、要强化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
必须准确解读原著迄今为止，对于国内通行的政治经济学及其他马列主义原理的教材，其范式、原理和体系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归结为仅限于生产关系，即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这两大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资本家群体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活劳动因素作为重点范畴，由此突出的主线是活劳动创造新价值，通过区分雇佣工人劳动中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论证剩余价值的源泉，从而形成“剥削论”的理论逻辑结论;把马克思《资本论》几大卷简单概括为剩余价值源泉论、剩余价值运行论、剩余价值分配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但实际上，以上内容同马克思的本意有着不小的差距。马克思将其代表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限定为生产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并且明确指明撰写《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一方面，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技术性、制度性和生产力本身的因素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制度性因素，又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和剖析了现代社会(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尤其重要的是揭示了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4］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资本论》全部理论的立论基础。然而，少有学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阐明了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而且同时阐明了社会化经济活动中价值规律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及规律。马克思深刻揭示出商品价值的源泉来自于劳动，这种劳动既包括雇佣工人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又包含物化劳动价值的转移;同时，在社会化经济活动的条件下，这种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并不是社会直接认可的价值，只是一种可能的价值。因此，“活劳动价值论”是以劳动的特殊性等同于劳动的社会性为前提，它适用于非商品经济以及简单商品经济，而不适用于发达商品经济。［5］在社会化生产中，特别是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只有完整而有效的社会必要劳动，即符合社会需要比例的劳动量对于其产品量(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有机加权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才能形成真正的价值。一方面，只有符合这种社会必要劳动要求的活劳动才能最终形成新价值;另一方面，也只有符合这种社会必要劳动要求的其他生产要素的物化劳动，才能进入新商品的价值构成之中。正是这种受到社会需要制约的社会必要劳动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包括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不受社会需要约束的实耗劳动的平均并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这种实耗劳动的平均并不能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可以说，价值规律归根到底就是以反比例形式表现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规律，而剩余价值以及价值增殖规律则是以提高生产力为手段来达成目的的规律。［6］可见，马克思阐明的劳动价值论就是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而这种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适用于所有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涵盖着活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特例，只是由于一些学者假定活劳动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才有了活劳动价值论及其逻辑推论。目前，影响较大的是“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该学术观点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显然，如果只是活劳动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调节劳动，那么只能推出“剥削论”的理论逻辑，因为按照活劳动价值论只能推导出新价值的源泉和价值成果分配上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问题，不能说明劳动价值论有效调节社会劳动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因此，“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既没有全面阐明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社会充分必要条件，也没有阐明活劳动创造新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的内在关系，更没有阐明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是怎样通过市场经济内在复杂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矛盾运动过程，才能迂回曲折地、有折有扣地真正成为商品的价值和新价值。可见，“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也没有解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资本论》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命力问题。应当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明确概括为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因为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既可以阐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于活劳动、物化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的内在关系问题，又可以阐明活劳动、物化劳动如何通过市场经济内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运动过程，有机地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一分子，从而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机制有效调节社会劳动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功能。当然，在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中，也存在活劳动的新价值创造问题以及相应的价值成果分配上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问题。因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社会劳动及其他资源的配置调节论比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对立的“剥削论”具有更高和更深层次的内涵与立意，只有如此解读和把握，才能展示《资本论》应有的强大而又持久的理论生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即最大的制度性制约因素，就是由资本主导生产要素组合、组织经济活动，从而由资本主导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其全部经济活动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增殖这一基本目的，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资本获得掌控的手段，形成了雇佣劳动者群体与资本家群体之间目的和利益上的严重分化和对立。这种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及其分配方式，一方面大大强化了资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力量，往往为资本增殖而不遗余力，无视甚至违背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亦即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造成劳动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严重影响社会需求的相应发展，不断引发和加剧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当然，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和便于思维逻辑及其文字逻辑的抽象与分析的展开，马克思在一些著作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大都暗含着已经存在“活劳动等于社会必要劳动”、“个别劳动等于社会劳动”、“私人劳动等于社会劳动”、“个别企业生产完全符合社会产品需求总量与结构”等一系列社会假设前提。但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些暗含在“假设前提”下马克思的分析与结论，又往往引发一些学者的误读和误解。因此，要想强化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必须改变传统范式对《资本论》的误读和误解，从准确解读原著入手，真正激发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
三、以科学的态度重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需要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正本清源
目前，许多沿袭传统范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及教材，往往对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存在误读和误解。马克思上在《资本论》中揭示和剖析了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经济规律和机制，包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工资运行和结构变化的规律与机制、产业资本运行的规律与实现机制、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规律和机制、社会群体利益的分配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等。此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晚年补充发展的一些理论并没有出现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与教材之中。如，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特别是在论述“过渡阶段”时，已经做了一些修正和补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新生产方式成长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明确的正面论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变革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有很多相关论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列宁在晚期经过了短暂而又痛苦的实践后，有着一系列的重大转变和重新认识。因此，必须要正本清源，不仅要正确解读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著，还要全面研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后来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
(二)正确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
应当承认，当代西方经济学剖析与揭示了商品经济活动和市场经济运行的许多规律与机制，其中一些确实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可为我所用。但从基本的理论体系上说，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在“经院”、“书斋”里勾画出来的，尤其是在理论体系及其理论结论上极力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西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证和辩护的。当然，所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还没有统一的模式，而是大都“拼装”占主流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一些非主流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批判态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则往往视而不见。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诸多理论，应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综合吸收其科学合理的成分。
(三)努力建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9
【关键词】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学;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关系学(laborrelationsscience),又称产业关系学(industrialrelationsscience),是研究劳动关系存在和运行的一般规律的学科(常凯,1995),以平衡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及相关组织的利益诉求从而促进社会劳动的顺利进行为研究目的。在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已有一个世纪的历程。随着美国学者邓洛普于1958年发表的《industrialrelationssystems》一书,劳动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学已成长为一门成熟的应用型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我国,专门对劳动关系进行研究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劳动关系日益成为瞩目的经济、社会及至政治问题。在当前,和谐社会的建立亟待劳动关系的有效调整,这也赋予了劳动关系学研究以新的更高的历史使命。
目前在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许多学者纷纷倡议加强对劳动关系的研究,认为这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增强其社会应用性。为此,首先必须明辨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与劳动关系学的学科界定与互动关系。本文想在此议题上作些探索。
1从历史和现实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属于劳动关系学研究的微观部分
brucee.kaufman认为,劳动关系研究同时作为大学专业设置和企业从业范围始于北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虽然也有众多的学科标签,但人们后来逐渐将凡是探索有关工作、雇佣和雇主与雇员关系的理论和实务统一到劳动关系(industrialrelations)这一学科范畴下。劳动关系研究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学派,即人事管理(pm)学派和制度劳动经济学(ile)学派。虽然两者都关注雇佣和工作场所问题,都寻求劳动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但区别是明显的(见表1)。人力资源管理是人事管理的发展,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继承了人事管理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思路。而制度劳动经济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会运动的低落和人事/人力资源管理的昌盛而走向衰落。
综观劳动关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人力资源管理是从个别劳动关系的层面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雇主与雇员的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学不仅从个体劳动关系,而且还从集体劳动关系及社会劳动关系的层面广泛研究工作及雇佣问题[1],人力资源管理是劳动关系学的微观研究部分。
2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局限性决定了必须加强劳动关系学的研究
对劳动关系的理解有三种主要的观点:一元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fox于1966年概括了理解劳动关系的两种基本观点: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其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基本上属于一元主义的观点。fox(1966)将一元主义定义为:一种将组织看成是由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团队,而这一共同的目标就是组织成功的思想。[2]一元主义的主要特征有:
①组织的全部雇员都属于一个由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团队,全体雇员都追求这一共同的目标。
②只存在单一的权威来源,那就是管理方。
③因为所有的雇员都追求同一个目标,所以冲突是不合理的,并且肯定是由于沟通不佳或没有共享这一目标的“麻烦制造者”引起的。
④第三方的出现对劳动关系是一种侵扰,所以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
由此可见,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了“管理特权”,即认为管理者有能力解决组织发展的所有问题而不需要其它力量的干涉和挑战。这种单源权威的思想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学家的批判。对组织权威的理解涉及到对组织存在本质的认知。现在一般认为,组织存在是为了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而管理者的行为只是为满足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所以过分强调管理特权容易侵害雇员、社会等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血汗工厂、雇佣童工、用工歧视、组织不公等雇佣现象无疑是这种思想所致的恶果,管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对劳动关系学的研究学术界多倾向于采取多元主义的观点,fox(1966)对多元主义的定义是:组织像一个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小型的民主国家,政府的职责就是尽力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劳动关系学的研究其根本目标是探讨如何建立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和谐的劳动关系系统,它强调通过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文化的和管理的手段,实现劳资双方力量的平衡和合作劳动。特别是在我国背景下,国家性质和当前的发展理念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多元主义的思路来思考所有关于工作和雇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加强劳动关系学的研究,探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充分体现人在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
3劳动关系学研究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实务提供了基础条件
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阶段,非常注重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弹性。所谓战略弹性,指组织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等特征能适应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弹性集中体现了组织的动态核心能力,是组织培育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来源。所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首先必须要善于进行环境分析,理解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劳动法律法规、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者的就业心态等等,从而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政策、实践活动作出灵活的调整。
劳动关系学以现代社会中劳动关系的环境、主体、运行协调、矛盾处理作为基本的研究内容,将劳动关系置于宏观的层面进行广泛的审视。所以劳动关系学的研究成果有益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与从业者明确组织内部劳动关系所发生的宏观背景,探索出有利于组织降低用工风险、增进成员组织承诺、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高组织用工弹性、履行组织社会责任的途径,从而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绩效的贡献度。
4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的研究方向探讨
劳动关系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学从来就有一种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为两学科的发展不断地注入动力和养素。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学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而劳动关系学在我国的诞生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这种状况使得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主要限于对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同时也缺乏来自我国劳动关系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和滋养,这制约了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的社会应用性和认可程度。在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为促进社会范围内劳动关系的和谐,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须跳出既有窠臼,结合我国情境下劳动关系的特点,重新审视其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从企业的层面探讨如何促进劳动和谐的问题。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应注重并加强对以下几方面问题的思考:
4.1经济全球化和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和方式问题。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工标准全球化的问题,企业要想在跨国经营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企业形象,必须根据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并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备审查。同时,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企业更加重视人才管理,这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4.2增进柔性雇佣问题。柔性雇佣建立在员工分类管理和不同雇佣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它有利于组织节约人力成本、增强用工弹性、保持和发展核心能力,也有利于员工自主管理职业生涯、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在西方国家,柔性雇佣已是一种普遍的劳动现象,在我国柔性雇佣也发展迅猛。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应注意研究如何对员工进行分类管理、如何为各类员工设计并施用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套餐”、如何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以规避法律风险、如何对员工进行有效激励等问题。
4.3改进员工参与问题。改进员工参与有利于发挥员工在经营中的主体性地位、增强员工的组织承诺、建设学习型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应探索有利于改进员工参与的组织变革、文化营建、制度机制问题,从而使员工的利益和组织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员工在劳动中的纯工具性地位。
4.4组织文化建设问题。组织文化建设不仅是组织的一种战略安排,也是满足员工自尊、成长和归属等高级精神需求的手段。人力资源管理应承担起进行组织文化建设这一重任。所以应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者如何进行组织文化的设计、实施,如何通过各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捆绑”以支持特定组织文化的实现等问题。
4.5劳动法律的适应问题。劳动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体现政府对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利益的调整,其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巨大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为了减少用工的法律风险,必须要研究对劳动法律的适应问题。同时,劳动力使用者也可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对劳动法律的制订、修订、实施等方面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4.6管理方与工会的关系协调问题。管理方与工会在我国情境下应是一种合作管理劳动关系的关系。为充分发挥这一关系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求工会不断增强其独立性和组织性,另一方面也要求管理方与工会解决好合作的机制问题。对人力资源管理来说,需要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如何认知工会的地位、如何充分发挥工会在组织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建立健全与工会的合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4.7劳动冲突的有效管理问题。劳动冲突在劳动关系的运行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劳动冲突处理不善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甚至使组织卷入法律的纠纷之中。人力资源管理能在组织层面上对劳动冲突进行有效的预防和疏导,进一步研究劳动冲突的预防、识别、处理机制应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2008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10
【关键词】农村劳务经济；现状；制约因素；发展对策；综述
所谓劳务经济，是指劳动者通过出售劳动力商品，提供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某种需求，从而获得劳动报酬，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发展形式。农村劳务经济，即农村劳动力以劳动形式获得经济报酬，将劳动力资源转化成为资本资源，优化配置农村经济发展要素，实现当地社会财富增长的的经济活动。农民工是农村劳务经济的主体。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其直接目的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劳动效用最大化。同时，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市化市民化建设、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农村劳务经济进行了较为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简要评析农村劳务经济的历史发展和研究现状，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农村劳务经济的产生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密切相关。农村劳务经济与劳动力转移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及实现农民增收等目的上存在一致性。黄玲对农村劳务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她认为劳务经济与劳动力转移都是以劳动力流动为载体，但是劳动力转移偏向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民化，而劳务经济则侧重于市民化前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时间序列上看，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要早于农村劳务经济，劳务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劳动力转移研究一脉相承。刘易斯对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在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由于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这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对工业部门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会不断被工业吸收，从而实现劳动力转移。随后拉尼斯、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重要性的缺陷，建立了拉—费模型，并提出农业剩余的产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同时农业剩余的数量决定了工业化水平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这也正说明了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但上述研究未把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考虑在内，之后的托达罗阐述了城市就业概率和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劳动力转移决策的考虑不仅包括收入水平还包括就业概率，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规模。但托达罗模型以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为前提，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针对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蔡昉、肖文韬、侯风云、张征等通过实证分析等不同方法论证分析中国劳动力问题，并指出区域之间相对收入差距、教育水平、户籍制度等因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王方友、姜冬梅等认为中国农村劳务经济的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资源禀赋稀缺、自然资源的超负荷承载排斥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以及城乡、区域之间的收入势差等方面。
二、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现状研究
（一）农村劳务经济现状分析
1.正面效应。劳务输出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所得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增大，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近42.5%，是与2010年相比比重上涨1.5%，与2000年相比比重涨幅达到10%。劳务所得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增进了资本回流农村，在外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改善了农业土地与劳动力配置的尖锐矛盾，有利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精神文明角度来看，农民外出劳务，劳动技能与文化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有利于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劳务经济的发展，与当地乡镇企业成长相互促进，为当地政府带来了稳定税源，有利于城市化市民化发展方向。
2.负面效应。由于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比较收益差距较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倾向增大，尤其是西部贫困山区农民外出劳务的比重更大。这就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特别是农业人才的流失，从事农事活动的人员大多为老人和妇女，其文化素质不高，生产经营形式衰退，阻碍了农业技术、机械的推广与利用。劳动力的异地转移还会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外出务工者的城市消费使其劳务所得重新流回城市资本市场，而其寄回家乡的收入并没有投入农业生产，大部分又通过储蓄的形式为城市所融资利用。通过对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前后耕地资源利用的调查，还发现了土地浪费甚至撂荒的现象突出，耕地粗放化经营，其中四川、贵州的情况最为严重。
（二）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制约着劳务经济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完全上，一方面农民对务工信息不了解，就业渠道狭窄，多与亲朋、乡里一同外出务工，具有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城市并不能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导致了市场供求双方地位不对等，这会严重影响农民就业和收入权益的保障。
2.人力资本缺口与劳动力素质制约。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数量上的供过于求，在劳动力结构方面却满足不了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从2005年的数据上看，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仅占5.7%，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有9%，其中获得专业技术职称的仅为1.3%。而目前劳动力市场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长期处于未饱和状态。文化技能素质低下导致了劳动力无法适应市场需要，市场竞争能力弱，仅能参与简单体力劳动，无法获得较高报酬，又较难形成人力资本，制约了劳务经济健康发展。
3.制度缺陷与政策制约。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制度是劳务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制度壁垒。不断地消除壁垒、完善制度政策伴随在劳务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从限制农民进城逐渐允许劳动力流动，从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病害事故频发到立法保障农民工群体权益。制度政策的完善也逐渐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问题、空巢老人问题、“菜篮子”“被褥子”问题。但是还应该看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未消除，养老医疗保险异地转续尚未真正实现，这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务工农民仍处于“边缘状态”，难以真正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益保障。
4.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劳动力、资金要素外流，经济发展滞后。一方面造成农村经济无法吸纳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低无力支付外出务工的成本；另一方面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逐渐将其市民化，农村人才、资本继续外流，发展依然缓慢，农村经济将陷入“发展陷阱”，保持滞后的经济状态。这将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当地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发展落后，为城乡统筹工作带来不便，影响了劳务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农村劳务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1.构建规范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化、市场化程度，最重要的要从市场信息和市场组织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信息数据库，做到信息更新及时，准确反映劳务市场的供求变化，并要拓展信息传播渠道，保障就业信息的及时传递与沟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务就业中介组织，调动劳动力市场活力，使劳务就业高效有序地实现，提高劳务就业服务水平，扭转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地位不对等的趋势。
2.推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鉴于农村劳动力素质因素的制约，韩云洁等人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要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建立农村学习型组织，组织劳务技能培训。杨明高等还指出需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方面同时入手，不仅要突出技能培训，法律普及、安全常识、文化培训也有必要同时跟进。这样才能做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才能提高农村文化技能水平，实现单一输出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
3.营造有利于劳务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政府推动劳务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好综合管理服务，保障务工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外出务工者的劳动安全和生活保障，有财力的政府可以考虑在务工人员密集的地区设立办事处，确保农民劳务合同的签订，更好地为务工人员提供就业、生活服务。此外，还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打破人口流动壁垒，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实行农地制度创新，加快土地在市场条件下的流转，消除农民外出务工的土地束缚；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加快解决农民工养老医疗保险异地转续问题，降低务工农民投保的机会成本，免除农民后顾之忧。
4.拓宽农民劳务就业渠道。段庆林从农民劳务收入角度，对我国农村劳务经济进行了地区模式研究，将我国分为郊区型、沿海型、北方型、南方型、边疆型5种模式，提出了依照地区性特征，因地制宜发展劳务经济。因此，要加强城市经济和乡镇企业在区域内的发展引导作用，推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区域内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民劳务就业岗位的开拓不仅仅要从国内考虑，还要积极发展国际劳务输出，开拓农民劳务就业空间，开辟政府、民间多种渠道，逐步扩大劳务市场份额。
5.加快金融创新与支持。李希欣、林晗从金融支持角度，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到了劳务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发展相互影响，提出农村金融创新、加快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注重财政补贴与金融信贷的配合、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建议。
三、研究简评及展望
（1）相关研究的简评。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内容是农村劳务经济的内涵、意义、制约因素、主要对策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等。有关农村劳务经济的内涵和意义的阐述，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种视角展开。有从使用价值、要素禀赋、效用等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也有基于社会学角度从劳务、劳务经济到农村劳务经济进行延伸阐述的。而制约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市场、人力资源素质、制度、政策和现状等层面分析，这方面的研究相似之处较多。相较于制约因素研究的相对集中，对策研究的视角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制约和困境，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尽管近年研究成果丰富，但是我国农村劳务经济的研究还有不足之处。一是理论、经验研究相对不足，国内学者对国外理论、经验研究成果对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关注不够。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与东亚的日本、韩国相似，农民兼业化、老龄化等情况也相符。对日本、韩国农民劳务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二是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泛而不深，未能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角度还需创新。目前研究文献中单从某一学科视角进行对策研究的较为缺乏，多是从宏观层面针对发展困境提出的较笼统的对策建议，没有沿某一视角深入下去。三是缺少农村劳务经济的中微观研究及区域的实证研究。从分析方法看，学者们更偏好于规范研究，侧重研究怎样发展劳务经济。基于地区经验的实证研究却相对缺乏，缺少对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发展方式或解决办法的问题的思考。（2）未来研究方向展望。近几年劳务经济的发展，因地方客观实际的差别趋于特殊，因而未来劳务经济的研究方向可能主要有三。其一是继续深度的理论、经验研究。结合我国客观实际情况，特别是经济区域内的社会结构特征、资源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借鉴国内外理论、经验研究，尤其是日本、韩国兼业农民的劳务经济研究，促进国外实践经验的本土化改造，以期更有效地指导我国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其二是研究视角的突破创新和深入。站在某一学科视角，根据区域特征深入研究地区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对策。继续拓展研究视角，比如从新闻学角度探讨劳务市场就业信息的有效传达等。其三是从经济区域角度深入研究。把握当地的实际情况，总结当地发展经验，着力解决本地区农村劳务经济的现实矛盾。通过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研究地区中微观劳务经济，总结出相应的规律，提高结论推广性，从而使提出的具体对策具有实践应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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