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1
1.坚持“因村制宜，全面覆盖，重点推进，示范带动”。在整治工作中，按照十项专项整治内容和乡村实际，将全乡18个村分为三个平台：①基础差、底子薄的**等村，从整治“脏乱差”入手，重点实施村庄清洁行动；②村容整洁、基础好的***等村开展整改提升，打造美化示范村；③景区村****突出特色村、景观村打造。
2.注重从改善民生实际入手。在拆违拆迁整治中，结合群众急需解决的诉求、影响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方便群众生活的实事着手，边拆边建，办好实事，让群众看到实效，增强获得感。如厕所改造，加快公厕建设和管理，方便群众实用后，再及时拆除旧厕；拆违中，先硬化一条示范街，让群众看到整治成效后，再积极推动。
3.分区包干与重点督办相结合。在整治工作中，将全乡18个村分为三个责任区，分别由班子成员带队，驻村开展工作，抓进度、解难题。对厕所改造、污水治理等重点专项工作，分管口统筹调度督办，确保治理成效和进度。同时，开展擂台赛，对各区、村整治进度一周一排队，半月一观摩，比进度，找差距，营造比学赶超氛围。
二、典型带动
在整治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干部带头作用，发挥典型带动作用，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增强干群凝聚力。
**村党支部书记李**。东庄村两委班子团结一致，第一书记***和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带领队伍始终干在整治第一线，决定以整治脏乱差和发展生态经济村相结合，从解决群众出行难和臭水沟入手，启动街道拓宽治理、河沟治理。带头拆，***从自己做起，首先拆除自己厕所2处，拆除媳妇舅舅厕所猪圈3处，老房2间，车库1个。在拆除中，张春海总是第一个动手拆，冲在最前线。群众帮，整治中村党支部坚持白天开展整治工作，晚上召开党员和群众代表会统一思想，每周至少召开2次党员群众会。整治以来，村群众热情高涨，干群一心决定丢掉后进帽子，在修路建广场中群众每天出义务工40多人，干群关系更加紧密。解难题，在整治中，面对村内无资金的难题，为了不拖延工期，李生群带领班子一块垫资，先从自家拿钱干活。整治以来，该村已拆除厕所91处，拆除小房、车库24间，清理河沟2条500米，新建小广场3个2000平方米，硬化街道300米（从2米加宽至7米），修村上山场道路2500余米，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三、工作开展情况
1.再全面动员。5.11县观摩会后，乡党委、政府对全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动员发动，分别召开了党政联席会、乡村干部调度会研究安排，明确工作要求，压实责任分工，浓厚工作氛围。同时，乡村组织不同层次的党员群众代表外出学习对标，提干劲。
2.开展擂台赛。已召开了3次现场观摩调度会，对全乡18个村进行现场观摩评比、打分排队，亮成绩，比进度，找差距，对整治进度慢、整改不到位的，重点督办，增压力。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2
【关键词】：乡村治理，措施，分析
历史事实说明，乡村治理问题绝不只是单纯的乡村问题，它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只有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考虑，才能真正解决好乡村治理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在我国现在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优化资源配置，适时打破城乡界线，逐步清除城乡之间的藩篱，成为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尽管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即使在改革开放年代里安徽农民分田包干都已经成为开启了中国史诗般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杠杆支点，但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历来是政治塑造的对象，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要改进就离不开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乡村发展和稳定。60余年来，中国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有效治理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农村底子薄、基础差的现状并没有根本改变，乡村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不断地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十分必要。下面将以后陈村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以建立科学的组织体系，推进村级治理的现代化。后陈村创建了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组织体系，即村党组织领导村里工作，支持保证村民委员会及其他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村民自治组织由村务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为主体框架，三者相互制约又协调运行。
第二，建立健全制度法规，以比较完备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障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顺畅运行。后陈村以监督制度为突破口，建立了包括《六步工作法村务决策制度》、《村务监督制度》等制度法规，以及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救援制度等一整套相对完备、管用的制度体系，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内容、权力边界、运行程序等进行规范，保障了决策民主、执行有力、监督有据可依。
第三，以民主反腐、制度反腐，建设廉洁政治，提升乡村治理组织的公信力，为推进村级治理现代化提供合法性支撑。“后陈经验”的真谛，是畅通了村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监督公权力渠道，开拓了民主反腐、制度反腐之路，其经验不仅对建设乡村廉洁政治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对各级各领域的反腐倡廉都有启示作用。建立村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相互制约，又协调运作的权力运作机制，实施了权力对权力的制约；畅通村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以制度法规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选举权、管理权、监督权，通过授权、监督、质询、罢免等，实现了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他们利用现代媒体，实施村务公开、权力运行透明，让村民进行评议、参政议政，进行了舆论（道德）对权力的制约；重视发挥了社会对权力的制约等。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立足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重视对村民进行民主法制和权利义务及责任教育，培养具有民主法制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公民，为村级治理走向现代化，提供公民素质的支撑。建立“村规”，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规范，明确了权力的边界和责任。制定“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范了村民有序政治参与，指导村民正确行使民利，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积极承担责任义务。村民民主法制意识及道德素质的提高，是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第五，坚持党的领导，党组织引领改革、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创新，是“后陈经验”迅速走向县、市，推广到省，并走向全国的重要原因。“后陈经验”的总结推广，离不开党中央和省市县领导同志和党组织的关怀支持。特别是武义县委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十年一贯地支持和具体帮助后陈村总结提高，使“后陈经验”不断拓展完善。
中国乡村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基本的问题在于治理逻辑的多元性及碎片化。究其原因一个基本的缺陷在于缺乏总体性治理的思路，因而未来的走向应该是总体性治理。总体性治理意味着制度设计与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协同性，它是一种以乡村居民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为宗旨的运作方式，这不但要靠地方政府基层乡镇政府的努力，需要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农村社区、社会甚至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
参考文献
[1]赖海榕.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01.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3
“安”乃官之本，民之福。身为乡党委书记，我在综治工作中，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和决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政法部门的精心指导下，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版权所有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落实领导责任制为主线，扎实推进“平安崇儒”建设。通过全乡政法综治部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三年来，全乡无一起群体上访事件，无重大治安刑事案件，社会政治大局稳定，治安状况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为我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强化领导责任，健全机构机制
“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三年来，我时刻绷紧稳定工作这根弦，始终把政法综治工作放在全乡工作的首要位置来抓，将综治工作纳入了我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把综治经费纳入乡财政预算。切实做到了维护稳定，创建平安工作亲自抓，健全组织专门抓，落实责任共同抓，确保了各项维稳和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是建立健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基层安全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等各种综治领导机构。配齐配强了乡综治专干和村级调委会、治保会、村巡逻队等村级综治组织。促进了综治工作规范化，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实行主要领导挂点包村负责制，并逐步完善了党委、政府定期召开稳定分析会制度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三是与各基层单位签订年度综治责任书、禁毒工作责任书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书。四是逐步完善综治工作预案，推动基层预警网络建设。
二、树立新理念，确保创建平安工作有实效
创建平安工作是上级党委、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实推进“平安××”建设，增加人民群众安全感，就是为民办的首件实事。
（一）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加快依法治乡进程。我十分注重对法制宣传工作的领导，为了进一步让创建平安工作深入家家户户，深入民心民意，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建设“平安××”活动热情，在每次的宣传活动中我都亲自部署，亲自监督，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三年来，我们出动法制宣传车8台次，出法制宣传栏9期，刷写永久性标语30条，张贴宣传标语1000多条，发放《致××乡群众的一封信》3000余份、《平安建设守法公约》3600份、“百、千、万”基层普法及依法治理活动宣传单6000份，提高了群众对创建平安工作的知晓率，有力促进依法治乡进程。
(二)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矛盾纠纷解决及时。作为乡党委书记，我始终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当作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的实际问题来抓。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定期召开稳定分析会，未雨绸缪，及时化解、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在大排查工作中做到了领导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和责任到位，确保工作落实到人，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三年来全乡共调处纠纷矛盾17起，受理件12起，排查解决不安定隐患9起，地质灾害隐患9起，安全生产隐患21起，全乡无出现越级上访事件和群众集体上访事件。
（三）完善基层网络建设，提高综防能力。根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我们狠抓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的落实，全乡27个村都建立健全了集防火灭火、抢险救灾、治安巡逻于一体的农村治安防控工作队伍，乡所在地成立了一支专兼职的治安巡逻队，强化了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高了我乡的社会治安防范能力。
三、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
专项治理工作是综治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切实解决突出治安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以实现“版权所有发案少，秩序好，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以“打黑除恶”为重点，严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了辖区内人民的安居乐业。三年来，我乡共破获刑事案件11起，查处治安案件28起，捣毁窝点9处，捣毁“”非法活动窝点2处。
（一）铲禁毒专项治理工作。每年的冬春季节，我都能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结合我乡的工作实际，对禁种铲毒工作进行周密部署，躬亲力为，开展全民禁毒活动，实现了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的目标。
（二）反警示教育专项活动。成立了崇儒乡农村反警示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本人亲自任组长，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把反警示教育活动和法治宣传教育相结合，和党的建设“三级联创”相结合，和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努力创新和丰富活动载体，扩大影响面。通过挂图和图片等宣传材料进行巡回宣传，向群众重点讲解“×××”等组织的危害性，帮助群众提高认识，直觉抵制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活动。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安全生产文件和会议精神，适时在全乡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以道路交通、矿山、易燃易爆品、食品卫生、建筑、改革聚集场所等为重点，加强检查、督促与整改，确保了我乡三年来无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圆满完成“四五”普法，积极推进“五五”普法进程
三年来，我把开展“百、千、万”基层普法依法治理活动，作为“四五”普法宣传工作的重头戏来抓，做到了“确立一个观念”、“实现两个转变”、“力求三个不发生”、“做到四个明显下降”。首先是营造浓厚氛围，广泛开展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适用性强的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活动。全面实现了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法律素质转变，领导干部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转变，全方位的推进了我乡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为依法治乡总体目标的全面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是在学校成立校园治安特别管护区，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四五”普法工作的圆满完成，为我乡全面推进“五五”普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五、积极创建“治安模范村”，认真落实帮教工作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4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考察云南重要讲话指示要求，坚决执行州委、县委工作部署，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平安红河”建设、依法治县成果，持续用力建强基层组织，推动全镇文明乡村整治走深走实，把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引向深入，维护全镇政治绝对安全、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繁荣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建设新时代团结进步美丽红河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现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加强对文明乡村专项整治工作的领导,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专项整治行动达到预期、取得实效，经研究，决定成立宝华镇“强组织抓治理普法制促文明”乡村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二、目标任务
紧密结合我镇实际，集中全镇力量，集中一段时间，与疫情防控、脱贫攻坚、春耕生产、复工复产、项目建设同步，深入剖析老问题、直面新挑战、解决真矛盾，进一步激活基层组织的中流砥柱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脱胎换骨的整顿、全面彻底的治理、直抵民心的化育、务实管用的帮扶、坚决有力的打处，着力解决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部分农户脱贫质量不高、局部地区陈规陋习泛起、少数乡村案(事)件易发多发、民众法治意识淡薄等五个突出问题。
通过开展工作大调研、问题大排查、群众大走访、矛盾大调解，坚决扭转部分乡(镇)和村组问题多根子深、隐患大风险高、危害重影响广的被动局面，固化更多制度性成果，开创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形成文明乡村整治的“头雁效应”,确保广大乡村稳步走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发展道路，为全镇高质量脱贫、与全国同步建成
全面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奠定坚实治理基础。
三、工作时段
(一)3月10日-3月20日：周密部署、系统调研、全面摸排，制定方案，在摸排中逐个击破、逐案化解、逐件清零。
(二)3月21日-6月20日：重点化解，紧盯调研和摸排中未解决的重大疑难问题和复杂矛盾，整合力量、完善措施、配套政策，全面清仓见底，确保暴露问题得到彻底根治。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5
一、强化领导责任，健全机构机制
“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三年来，我时刻绷紧稳定工作这根弦，始终把政法综治工作放在全乡工作的首要位置来抓，将综治工作纳入了我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把综治经费纳入乡财政预算。切实做到了维护稳定，创建*工作亲自抓，健全组织专门抓，落实责任共同抓，确保了各项维稳和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是建立健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基层安全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等各种综治领导机构。配齐配强了乡综治专干和村级调委会、治保会、村巡逻队等村级综治组织。促进了综治工作规范化，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实行主要领导挂点包村负责制，并逐步完善了党委、政府定期召开稳定分析会制度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三是与各基层单位签订年度综治责任书、禁毒工作责任书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书。四是逐步完善综治工作预案，推动基层预警网络建设。
二、树立新理念，确保创建*工作有实效
创建*工作是上级党委、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实推进“*”建设，增加人民群众安全感，就是为民办的首件实事。
（一）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加快依法治乡进程。我十分注重对法制宣传工作的领导，为了进一步让创建*工作深入家家户户，深入民心民意，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建设“*”活动热情，在每次的宣传活动中我都亲自部署，亲自监督，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三年来，我们出动法制宣传车8台次，出法制宣传栏9期，刷写永久性标语30条，张贴宣传标语1000多条，发放《致**乡群众的一封信》3000余份、《*建设守法公约》3600份、“百、千、万”基层普法及依法治理活动宣传单6000份，提高了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有力促进依法治乡进程。
(二)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矛盾纠纷解决及时。作为乡党委书记，我始终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当作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的实际问题来抓。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定期召开稳定分析会，未雨绸缪，及时化解、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在大排查工作中做到了领导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和责任到位，确保工作落实到人，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三年来全乡共调处纠纷矛盾17起，受理件12起，排查解决不安定隐患9起，地质灾害隐患9起，安全生产隐患21起，全乡无出现越级上访事件和群众集体上访事件。
（三）完善基层网络建设，提高综防能力。根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我们狠抓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的落实，全乡27个村都建立健全了集防火灭火、抢险救灾、治安巡逻于一体的农村治安防控工作队伍，乡所在地成立了一支专兼职的治安巡逻队，强化了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高了我乡的社会治安防范能力。
三、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
专项治理工作是综治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切实解决突出治安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以实现“发案少，秩序好，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以“打黑除恶”为重点，严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了辖区内人民的安居乐业。三年来，我乡共破获刑事案件11起，查处治安案件28起，捣毁窝点9处，捣毁“”非法活动窝点2处。
（一）铲禁毒专项治理工作。每年的冬春季节，我都能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结合我乡的工作实际，对禁种铲毒工作进行周密部署，躬亲力为，开展全民禁毒活动，实现了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的目标。
（二）反警示教育专项活动。成立了崇儒乡农村反警示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本人亲自任组长，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把反警示教育活动和法治宣传教育相结合，和党的建设“三级联创”相结合，和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努力创新和丰富活动载体，扩大影响面。通过挂图和图片等宣传材料进行巡回宣传，向群众重点讲解“XXXX功”等组织的危害性，帮助群众提高认识，直觉抵制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活动。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安全生产文件和会议精神，适时在全乡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以道路交通、矿山、易燃易爆品、食品卫生、建筑、改革聚集场所等为重点，加强检查、督促与整改，确保了我乡三年来无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圆满完成“*”普法，积极推进“*”普法进程
三年来，我把开展“百、千、万”基层普法依法治理活动，作为“*”普法宣传工作的重头戏来抓，做到了“确立一个观念”、“实现两个转变”、“力求三个不发生”、“做到四个明显下降”。首先是营造浓厚氛围，广泛开展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适用性强的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活动。全面实现了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法律素质转变，领导干部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转变，全方位的推进了我乡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为依法治乡总体目标的全面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是在学校成立校园治安特别管护区，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普法工作的圆满完成，为我乡全面推进“*”普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五、积极创建“治安模范村”，认真落实帮教工作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6
关键词：政治结构；乡村传统；国家能力；有限主导
一、需要回答的问题
目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受到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支持者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它作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将一种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公共权力产生的方式用制度确定下来，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特别是，由于中国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的农村社会政治秩序具有特别的历史使命，将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对者则指出，尽管在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于乡村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乡村改革应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因此，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而只是一场发展后果尚难以预料的乡村政治动员令。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乡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应以现代国家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
可以说，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学术观点，表面上是围绕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安排展开的，争论的焦点却是，在现代化背景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民主制度在中国乡土社会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
为回答这些问题，1999年5月至2001年2月，我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沿着毛泽东当年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路，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农村社会调查。本文是在对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以下简称五县）近代以来乡村治理方式演变和权力结构的变迁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
二、清末：县政乡治和乡村控制
清末，五县在县境内均分设官治与自治两大体制。官治体制以知县为核心，各县按清制都设有知县衙门，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知县衙门的首脑为知县（正七品），总揽全县行政权和司法权。五县均设县丞（正八品）1名，主管粮草、税赋；主簿1名，（正九品）主管户籍、缉捕；教谕1名（正八品），主持县学。湘乡还设有驻防把总（正七品）。这些官吏均由朝廷任命。在知县公署大都设吏、户、礼、兵、刑、工、仓、库、课程、户税、承发等主管具体的事务。
五县在县以下建立的正式制度是保甲制，但在具体的区划设置和名称上多有不同。衡山县在康熙43年（1704年）将原6乡16都（里）1坊改17个字号，字下共设437个区，每个字号设团总1人，每区设保正1人。长沙县在道光24年（1844）设10都、4坊、1厢。坊厢下设甲。湘潭县在光绪12年（1886）划为21都，都设都总，主管行政；都团总，管军事、治安。都下设10保，保有保正；保下设甲，甲设团正，甲下分境区（后改为牌），全县共计607境，境有境长。醴陵县康熙21年（1682年）设东南西北4乡，乡下设30都，都下设108境。湘乡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将全县划成12个乡，乡以下划分为44个都和3个坊，都以下分区，区以下分牌。尽管各县在县以下体制的名称和设置上区别较大，但相对皇权来说，这种保甲体制是用“一地方之人，在一地方区域以内，依国家法律所规定，本地方公共之意志，处理一地方公共之事务”，具有地方自治性质。
也就是说，1840年至1911年，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五县县政作为清王朝最基层政权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自治。这种官治和自治的范围即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相对清晰，且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历史现象与国家激变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那么，为什么在传统社会皇权政治没有渗透到乡村社会呢？
对此类问题，学界多有论述，且一般都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剖析：一方面，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宗法关系下的道德压力和宗教压力通常足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也不会有皇权政治。另一方面则是包含有政治技术、政治机构在内的皇权政治若抵达村社共同体内部，成本实在太高，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负担不起。但是，如果深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加以解释。
第一，封建土地制度处于稳态，封建地主牢牢控制了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他们有能力也有内在动力和愿望来承担对乡村社会的管理。
社会上层建筑诸如国家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最深刻的根源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封建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统治形式，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在清末，特别是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中国在国家主权方面受到的严重挑战，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发展，但封建土地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封建地主牢牢控制了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据统计，在清代后期，占衡山县人口总数7%的地主，占土地总面积34.1%，加上他们控制的族田、学田，约为59%；占人口总数的4%的富农，占土地总面积的9.3%。湘乡此类情况更为突出。自咸丰以后，许多湘军将领回乡置田建庄。引起湘乡农村土地占有相对集中。土地的兼并使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同时，土地的集中，又使地方势力得到加强，地主特别是那些大的官僚地主有财力也有内在需求，来承办乡村范围内的如办学和义仓、治安等属于国家行政方面的一些事务。
第二，清朝实行了低农业税制，原体制能解决国家对农村经济需求的索取。
传统的政府管理，集中于两种职能，即征收赋税和维持秩序。征收赋税是国家政治统治乡村社会的主要体现。由于晚清在农业赋税限额很低且很严格，所以县政乡治体制能够保证国家政权对赋税的索取。
清康熙年间，衡山县11438丁，每丁征银0.2536两，合征丁银2900.68两。雍正元年（1723），固定丁银，平均摊入地赋，至乾隆中年，实存6315丁，丁银减至1602.37两。乾隆28年（1763），衡山县实有成熟田地塘80.06万亩，共征秋粮官米31378.35石，条银18100两。咸丰11年（1861），衡山漕粮8831.68石，合计征银11481.19两。光绪二年（1876），县丁漕总额白银5．3万两，宣统三年（1911）丁漕为5.64万两，其中地丁征银33942两，漕粮征银22482两。从中可以看出，在清末，直接有关农业的丁漕并没有较大的增加。从1876年至1911年，25年间仅增加了0.34万两，增加了6.4%。而在此期间，衡山县新增厘金、房捐、车捐、船捐、戏园捐、筵席捐和烟酒税等。仅厘金一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雷溪市厘金局即征收制钱折白银6．58万两，比光绪初年全县年征丁漕总额还多24.2％。而且，清代为鼓动生育，规定“孳生人口，永不加赋”，并“摊丁入地”，丁漕实际上主要为田赋，这样，王朝收缴农业赋税直接面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少数约为11%的人口而占有约70%土地的地主和富农。
当然，对晚清这种低农业税的政策造成的社会后果，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清代诸帝都对税收制度予以很大的关注，但由于限定和严格坚持低税率，反倒把自己的目的给搞混了。国家从这种低税率中寻求道德信誉，皇帝经常向臣民们自夸清朝在节俭和薄取于民的古典理想上比历代王朝做得都好。同时，国家让大部分地方财富保留在当地而不是送往国库，这些措施可能从士大夫集团那儿赢得一部分好感。可是，这些理想被现实严重地扭曲了。低额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行政费用，而税额又不允许提高，于是额外的摊派就加到成粮税上。一部分变成法定的额外税，其他则视情况变通使用。“晚清时代中国的土地税在政府筹措的资金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这时又正值国家处于财政开销大幅度提高，从而对附加财政收入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之际。如果土地税能像明治时代的日本那样在晚清时代的中国财政制度中起到关键作用，那么现代中国不仅资金条件，而且政治发展也会截然不同。”
第三，封建宗法制度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帝制下的乡村自治是宗法制度和保甲制度的有机结合。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层，以神权控制意识形态，以夫权控制伦理家庭。事实上，在治理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中，除一开始就包含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因素之外，还具有乡村社会成员自我管理内部事务、寓于社会之中的自治权因素。古代乡村权力体系从来就是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并存的二元性特征。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国家与基层乡村社会是相隔离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没有也不可能全面介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分散性日常社会生活。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家族社会也只能在一个较有限的地域社区里形成自治共同体。而国家和社会从来都不会也不可能绝然分离开。基层社区需要国家解决社区自身难以解决的冲突和问题，特别是将众多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公共工程，抵御外敌；国家更需要通过统治各个基层乡村社区，获得其生存基础。
然而，如果将帝制下的乡村自治等同于民主制度显然又是错误的。因为，保甲制度的最基本的单元是家庭，村民个人在这里并没有法律地位。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自治制度不是以分权为基础的，是皇权之下的地方自治。这种帝制下的乡村自治，是皇权、族权和神权的结合，是保甲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宗法制度是以血缘纽带连结的家族社会，要求个人“统于其家，其家统于其族，其族统于其宗。”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凝聚力。当十分严密的保甲制度与这种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对农村社会施行教化、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征集兵丁、维持治安，以确保皇权统治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性，但这种乡村自治并不呈现出一般设想的乡村级政府应具有的某些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是一个以保甲制度为基础的、以绅权和族权为纽带的自治政治，主要是从他的形式和功能而言的，并没有追究其阶级本质。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在古代中国乡村权力体系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二元性特征，但这并非意味在乡村权力体系中，王朝行使行政权，农民行使自治权，权力主体分别为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阶级。也就是说，事实上，“古代乡村权力体系的二元性只是表明，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行政权和自治权分别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成员手中，它们从根本上是统一的。即统一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统治基础上，其直接表现则是地主士绅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对此，从衡山县乡村权力者构成可以得到证明。在同治年间，衡山县17个字的团总，占有土地500亩以上的3人，占有土地200―500亩者有2人，占有土地100亩以上的9人。437个区的保正，有53%的是地主。也就是说，乡里和保甲是封建国家在政治上的神经末梢，这种与土地制度和超经济强制分不开的基层政权，总是掌握在当地的“乡贤”和“望族”手里。
第四，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回避制和科举制，一方面抑制了地方势力对县政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能满足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参与政治的愿望。
清代沿袭了东汉时期以来各朝各代有关任用官员的许多规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规定凡出任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定外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五百里内者（包括邻省），都得回避。”教职也得回避本府、州、县。府一级主要官员的本族官员，可在本省内调补，但须离开本府。而应该回避而隐瞒或借回避之名而挑选官缺的，都要处理。所以，衡山县道光20年（1840年）至光绪5年（1880年）29任知县，均非本省籍人士，且更换频繁，平均约1.37年更换一任知县，同治年间更是每年一换。湘潭县从道光20年（1840年）至宣统3年（1911年），共有58任知县，全部系湖南省外人士，任期平均为1.22年。长沙等县情况也大都如此。从县级政治体制来看，回避制使县政与地方势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地方精英很难直接进入县政的主导地位，他们只有通过严格的科举制成为官员才能在他乡主政。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知县均属外派，对县情了解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特别是衡山县民间多讲地方方言，属湘语长益片，且又有前山话和后山话之分，语音与北方话相去甚远，而所任知县多为北方之人，其交流起来就会很成问题。这些因素都加深了县行政工作的困难。这种情况其它地方也如衡山。事实上，“整个清代知县的任期都相当短暂，到19世纪任期更是大为缩短。平均任期从1.7年短到0.9年。这使任何一个地方官都难以熟悉本县，也减少了他对任何计划的兴趣，因为，他在任期内看不到结果。”
因此，在知县频繁更换时期，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自己获利，知县需要依赖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否则他就休想在那样短的任期内办成什么事情。“实事求是地讲，封建国家的代表――知县，只有将许多行政职能‘转交’给有办事经验的个人或集团，他才能统治约有30万之众的县。”这样，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实际上控制了县政的具体运作权力。在当时的国家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国家不需要为考虑地方精英的参政愿望而扩大国家机器，大大节约了国家的管理成本。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科举制和回避制是传统社会“县政乡治”体制这一超稳定结构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但是，到19世纪后期，特别随着科举制的衰落以至在1905年被废除，乡村社会与国家联结的这一重要纽带也就失去了意义，彻底改变了地方精英成为主流社会领导者的路径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这时，农村士绅们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切断，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新式教育的流行，城市新兴精英集团的崛起，使他们原来的社会名望朝不保夕，整上士绅阶层在20世纪初急剧衰落。他们为了寻求新的出路，只能流入城市，接受西化教育。他们一旦在城市里接受了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念，跻身于城市上流社会，就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甚至与农村在感情上、观念上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造成中国乡村土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原先多少存在的宗法互助关系荡然无存，乡村社会关系恶化，阶级冲突加剧。因此，随着精英作为地方显要人物的私人作用发生了变化，县级政府以下的非正式的政权也发生了变化。精英们对于一个削弱了的朝廷已经不太理睬，对自己所受的儒家教育中所包含的利他主义动机已经感到淡漠，对于自己通过高尚行为而艰苦赢得的精英地位也感到没有什么庆幸的必要。更高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用来保证精英家族的经济和政治优势，防止走下坡路。在精英自己和社会看来，他们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定了，合法性下降了，而剥削性却加重了。富有的领导人首先抛弃了公职高于其他职业的理想观念，因而当地方上的显要人物既可以不向监督他们的政府负责，又摆脱了地方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束缚时，农村社会的性质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民国：政权下沉和乡村掠夺
民国期间，无论是军阀统治、还是农会组织以及军政时期，总的特征是以强权为基础，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农村社会，强人和暴力是农村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在此期间，地方政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行政权力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乡镇从自治单位成为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乡镇之下实行的保甲制也与清末保甲制有明显的区别。
民国初年，五县均推行地方自治。湘潭县以下置自治区，行政机关叫区自治局，后改称区自治公所，无定员。民国4年，改区自治公所为区务委员会，设委员若干。区下设保，保有保董。保下设甲，甲有甲长。区委员和保董、甲长均选举本地人士担任。民国18年，湖南省推行地方自治，19年湘乡等地召开了地方自治代表大会，21年奉湖南省政府民政厅令，湘乡共设10个区，各区设区务公所，都以下的区改称团。同年，衡山县17个字改建为8个区；413个区改为乡，旋又合并为213个乡、9个镇。乡、镇下设闾，每闾25户；闾下为邻，每邻5户。区、乡（镇）、闾长均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同时选举产生区、乡（镇）监察委员会，监察财政收支和乡官工作。不称职的乡官，民众有罢免权。民国24年1月，衡山县实施《保甲规程》，废乡，县下设区，区下设保，保下设甲，甲下设户，户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如一区有三个保以上者，则设联合办事处，称“联保”，由县指定一保长为联保主任。同年12月，湖南省政府委员会第14次常委会通过《湖南省各县调整乡镇组织法》，提出调整乡镇区域办法，扩并乡镇，减少单位。民国25年7月，衡山县按实验要求，废区，采取县、乡两级自治制。全县设55个乡、2个镇。民国26年5月，衡山县划为26个乡、2个镇。乡、镇置乡、镇长1人，总务、教育干事各1人，公丁2人。从此，乡、镇成为县的基层政权。湘乡、湘潭、醴陵、长沙在民国27年均先后废区并乡，行政机关称乡（镇）公所，由县政府委派正副乡镇长和队附，乡以下的保甲长也改由委派制。公所下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4股。这样，乡镇长最终纳入国家科层体制，实现官僚化。而乡镇以下的保甲制也与清末时期的保甲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甲长虽然还是本地人，但大都由乡镇长和县长采取任命方式产生，其职权和权威来源于县长和官僚化乡镇统治者。由于保甲长的激励机制是国家权力对其剩余权的承认，因此，他们在乡村社会已不是清末的“寻租”问题，而是以国家认可的方式和手段进行掠夺。
民国时期，国家行政权力为何要下沉又为何能够下沉到乡镇呢？
其一，从乡村掠夺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以满足政治统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民国元年（1912年），湖南制订《田赋新章》，将丁漕改征田赋。民国3年，湖南省政府因财政绌支，把地方附加控作正税，全部缴入省库，增加缴省田赋三分之一。为补地方经费不足，省同意县在田赋项下再征若干附加。从此，地方利用田赋附加筹集各种经费，农民负担日益沉重。民国18年（1929年），衡山县田赋附加高达28.43万元，其中常年附加1.45万元，临时附加26.98万元。民国20年（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整理地方田赋附加办法》，规定附加连同正供不得超过地价1%；地价未经查报者，附加总额不超过正供为限，但法令如同一纸空文，当年衡山县财政实际收入4.66万元，支出预算37.53万元，亏空部分全由田赋附加弥补。民国28年（1939年），湖南始建县级地方财政。省划定衡山地方财政来源为：田赋、契税、普通营业税、印花税分别按45%、60%、20%、30%比例分成；屠宰税、房捐、警捐全部归县。民国35年，国民政府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田赋收入30%划归中央，20%划归省，50%划归县。民国37年，衡山县每亩田赋8.7市斗，为民国30年的3.3倍。这一情况，衡山并非特例，湘潭等县也是如此。
从乡村索取如此多的赋税，主要为了支付战争和强化县内行政。1929年，衡山县包括地方自治费、公安费、党务费、财务费等的行政管理费支出银洋18.7058万元，占年财政总支出33.73万元的55.44%，其中公安费达10.42万元，占行政费总开支的55.76%。1935年至1942年，行政管理费总支出190.68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48.6%，其中党务费支出4.62万元，占2.42%；行政费支出64.99万元，占34.09%；地方自治费支出27.51万元，占14.42%；公安费支出77.64万元，占40.73%；财务费支出15.92，占8.34%。
第二，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作为宗法制度基础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冲击，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受到挑战。
1911年的推翻帝制后，在民国期间，虽然并没有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对地主进行土地兼并的内在动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进行乡村动员时，衡山县建起13个字号农协和203个区农协，会员达20万人，至1927年会员增至30万人，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攻击土豪劣绅，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大量地主及士绅为了自身安全，开始有意识地离开农村离开土地，他们从农村跑到上海、汉口、长沙或县城。这就造成了两种后果，（1）地主和富农势力明显下降。根据1950～1951年调查统计，占衡山县人口总数6?8％的地主，占土地总面积28.71％，加上原来由他们控制的族田、学田，约为50％；而占总人口49.2％的贫农，仅占土地总面积8.2％；占总人口7.21％的雇农，仅占土地总面积0.14％。按人口平均，地主每人6.56亩，富农每人3.97亩，贫农每人0.25亩，雇农每人0.029亩。可见，地主和富农较之清时的土地占有比例有明显下降。（2）一些充当乡村保护人的士绅离开后，另一些恶棍进入乡村政治领域，充当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人。这些士豪劣绅将大量的赋税以摊派强加于农民身上，这不仅恶化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使国家内卷化的问题日趋严重，而且，完全剥去了过去因保护型士绅的存在给封建宗法关系穿上的伪衣。随着地主势力的减弱，土绅阶层权威的丧失，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乡村自治体制也就失去了其效力，为加强政权在农村的调控能力，只有将国家权力不断延伸到乡村社会。
第三，民国期间，清代的科举制度和回避制度的废除，地方精英进入政治的路径相应改变，乡绅阶层分享地方政权的条件成熟。1911年以后，地方精英的地位再也不满足过去那种乡绅的地位了。直接参与地方政治，成为地方主流力量成了地方士绅的政治需求。随着地方势力的不断增强，在本省内甚至在本地区内任命地方官吏作为一种制度肯定了下来。民国期间，从1912年至1949年，共有45位知县和县长，平均每0.82年就换一次知县（县长），民国六年（1927年）一年之内共换了5位县行政长官。但衡山籍人士逐渐增加，自民国26年（1937年）后，基本上都是衡山或衡阳人士担任县长一职。这类情况，湘潭等地还更为突出。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38年（1949年）共有62任知县或县长，任期平均0.61年。其中从民国9年（1920年）以后的46任知县或县长中，只有3位是湖南省外人士，其他大多是湘潭本地或邻近如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人士。自1938年后，13位县长中，有湘潭本地人士5位。绅士阶层进入地方行政的通道打开后，就为国家行政力量延伸到乡村社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第四，人口的增加，需要变更行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衡山全县254583人。到民国6年（1917年），全县735444人。此后经过长年战动和瘟疫，虽死亡或外逃不少，全县人口还基本上稳定在50万人左右，差不多是乾隆年间的人口的一倍。人口的迅速的增长，国家的行政力量就显得相对不足。民国26年（1937年）衡山设立乡镇政权时，28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管辖近2万人。湘潭等大县就更为突出。光绪13年（1887年），湘潭全县人口就达到817608人，到民国2年（1913年）全县人口为974800人，到民国17年（1928年）为1073765人，民国29年（1930年）全县人口达到1234811人。显然，国家对一个超过100万且基本上为农村人口的大县的管理，如果要确实有效，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行政系统，将政权下延到乡镇一级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口的增长就必然要改变行政，因为在清同治年间，衡山人口也达到58万，却并没有设乡级政府。但是，在民国时期，国家权威的严重丧失，传统的宗法制度受到冲击，人口的增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就会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源。为了使国家政权处于稳态，行政权力的下沉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第五，民国期间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一级，与国家试图进行农村社会现代化有关。民国24年，国民政府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事实上是进行一次农村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动员。民国25年（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实验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县政机构，推行地方建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彭一湖为衡山首任实验县长，以推行其“乡村建设”理论。彭到任后，裁局改科，撤区并乡，建立示范小学乡村师范学校和卫生院，举办农事实验场推广农业新技术。但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低水平的农业社会，实际上并不具备国家政权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条件，在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低的情况下，国家机构下延引起的国家规模的急速膨胀，缺乏足够的资源保障，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改革，在实践中发生了蜕变。一方面，乡镇政权的行政行为效率十分低下，难以真正承担起国家进行乡村政治经济动员的责任；另一方面，乡镇低层官僚及其乡村人的“经济人”行为越来越明显，并逐渐形成了经纪体制，国家又缺乏对其有效的约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农民的剥夺也就越来越重，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尖锐，最终将国民政府葬送在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之中。
转贴于四、公社：政社合一和乡村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摧毁了封建的乡村社会秩序，农村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在国家对于农村基层体制的改造和制度安排的过程之中。到目前为此，这个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58年建立的是乡（行政村）的政权体制，1958年至1983年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4年以后，实行的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体制。其中，在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乡村干部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对权力的垄断。在这种公社体制超经济的强制下，村民变成了社员。
如果从乡村政治结构及其绩效来分析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它既是农村基层政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农村成年居民按团、营、连、排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普遍开办公共食堂，社员一律实行集体开餐，禁绝家庭小锅小灶。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被取消。各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湘乡县委1958年发出368号文，要求全县农村“凡生产资料、公共积累、股份基金、基本建设全部拆款或移交公社”，“关于生活资料如被账、家具、桌凳，归社员私有，自留地归社，房屋零星果木不归社员私有。”该县在实行“生活集体化”的同时，按照大办民兵师的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全县设6个指挥部，农村共编14个战斗团、116个战斗营、851个战斗连、4517个战斗排，所有劳力归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收益由公社统一核算，实行工资制与伙食医药费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后来通过调整，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即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归公社、大队、小队三级集体所有。但对生产管理的责任，以及为了收入分配而进行的劳动核算，都下放到了由自然村落组成的生产小队。村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属于人民公社这个集体中的社员，都有责任和义务参加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集体劳动，同时也将这种集体劳动形式作为唯一谋生的手段。醴陵县在把原农业社的生产资料、公共积累和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及部分生活资料无偿收归公社所有的同时，还相继把原全民所有制的商业、粮食、金融、财政、邮电和大集体所有的手工业合作社都下放给公社统一管理。事实上，公社体制通过这一系列控制措施，已使农村集体经济转化为一种为维持农民生存，组织农民按上级指令进行生产活动的国家计划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基本组织单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民公社体制虽然曾努力使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到农村的基层社会，但最终并没有实现乡镇以下的行政化。因为，国家行政权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科层制，也就是“官职”的存在。在人民公社的人事制度中，这种科层制的“职官”就是“国家干部”。从五县人事编制资料分析，除湘潭县在1958年至1961年大队长纳入到了国家的行政科层体制外，其它县乡（镇）以下的干部均未列入科层序列。也就是说，无论生产大队如何必须执行公社的各项命令，但其身份并没有改变，生产大队还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可以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农村特有的制度性安排，“国家控制农村的生产活动，但不希望承担过重的财政负担，而让集体自己来承担控制的结果”。
第二，集体经济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存在的经济基础。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经济方面，很少将经济集体化过程与乡村政治结构的演变结合起来思考。事实上，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是50年代集体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但是，由于农民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变两极分化的情况产生，为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各级党政积极引导农民成立互助合作组织。这种生产互助组织开始完全是以个体经营为基础，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共同使用某些牲畜农具，生产资料与收入全归个人所有，在劳动管理上采取以工换工或评工计分办法，秋后算账，多退少补，生产关系仍属私有制范畴。自从1953年起，各级党政在继续发展互助组的同时，开始引导农民将常年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初级农业社，土地、耕牛、农具归农户个人所有，土地随人入社，评定其常年产量，耕牛、农具私有私养公用，或由社付租金，或拆价入社，分期偿还。社员参加劳动，评工计分。年终分配，全年收入，扣除当年农业税、公共积累、生产费用、耕牛农具租金与下年生产费用留成外，一般按“地四劳六”，或“地三五劳六五”或“地三劳七”、“地劳各半”等比例，分配到户。到1956年4月，各地要求在原有基础上组织大多数农户参加高级社。通过建、转、升、并、全，到1957年底，五县95%以上的农户加入到了高级社，入社人口占总农业人口的94%以上。这种高级农业社的生产资料（小农具除外）全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以社为核算单位，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实行计划、劳动、财务、种植、产品、分配统一管理。
可见，在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之前，农村社会所进行的经济集体化，实际上已在实行一种与之相一致的的乡村控制体系。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农村的经济组织在事实上已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参与功能。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民的附属性已基本上形成，实行更为严格和系统的政社合一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人民公社实现了工农商学兵的结合，超出了单一的经济组织的范畴，而为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统一体，乡一级政权当然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必须同公社合而为一。”事实上，在这种集体经济模式的基础上，要生成其它诸如民主的乡村权力结构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党组织不断扩大及下沉，是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政治组织基础。
在基层建立党的组织，是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重要法宝之一。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建立国家政权体制将其统治深入到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则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党员，建立完整的党组织，实现乡村社会的党政合一，从组织上确保了党对散漫的农民的绝对领导。衡山县在1950年农村党员为225人，到1958年发展到了6780人。1958年所有的人民公社均设立了中共委员会，生产大队设立了302个总支，生产队或联队设立了1037个支部。湘潭县农村党员数从1950年的1639名到1957年发展到了8020名。1958年湘潭县委作出《关于基层组织工作跃进规划（草案）》20条，用分配指标的方法发展党员，两年内共发展基层党员4010名。与此同时，党的组织也在不断下沉。其中，1950年农村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1954年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党支部，1958年10月开始在生产队建立党支部，在公社化完成时共有54个公社党委，972个党支部。
这些基层党组织建立后，实际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力。这主要表现为：（1）党支部有权为乡村的其他组织（大队管理委员会、妇联、共青团、民兵连等）制定大政方针，对其他组织下达工作指令；（2）在必要的时候，党支部领导有权作为领导者直接参与其他组织的活动；（3）党支部有权左右其他组织的领导人的任免；（4）当发现其他组织出现错误倾向时，党支部有权干预；（5）支部成员可能直接支配大队内的资源和人员。当然，在公社的具体时期和不同地区，这种权力垄断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从总的来说，在整个公社时期，农村基层党支部实际上控制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
第四，权力神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政治文化基础。
新中国的建立，通过地权均化的土地改革运动，以暴力强制性的剥夺方式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的基础，而使新政权在乡村社会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强有力支持。由于政权的合法性是以暴力为基础，屈服和神化政权的强制性是社会民众以及掌权者共同的习性。因此，当集体化运动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组建人民公社时，就大多数农民而言，对共产党的依赖和信服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使他们自愿而且热情很高地交出前几年共产党分给他们的土地投入到集体化生活之中。也就是说，农民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信任甚至崇拜，确保了共产党通过集体化方式重新剥夺农民土地的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农民的对小农经济的怀念而逐渐丧失，各种反抗事实上的存在，冲击着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秩序。于是，共产党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思想运动和各种乡村教育来维持，其中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给农民描绘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上的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以政治运动来促进和维持农村社会被激励起来的政治热情。中共中央在1958年8月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体制，“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这种以阶级划线的做法，在事实上给所有农村社会成员造成压力。60年代初，五县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虽然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风等五风问题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法制化的运动形式，又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在乡村的权力。在运动中，衡山县有4-5%的农村干部受到批判和批斗，有些人被集中起来反省，共中约15%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各地联系本地实际，将阶级斗争的表现概括为分田单干、投机倒把、地主富农反攻倒算、打击干部、破坏生产、封建宗法势力复辟、搞迷信活动、列为“八股黑风”。为反对“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这股“资本主义黑风”，各地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局、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要对照检查。衡山县共有519名犯有黑风问题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斗争或惩办。湘乡县在1960年底整风整社运动中，批斗犯有黑风的干部1295人，报捕95人，处理869人，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在这种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由于权力是这种序列的整合力量，这就使权力的作用进一步被神化。而这种互动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正是公社化得以推行的合法性及其权力有效性的基础。
第五，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动员能力，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公社时期，通过对土地等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造，确立了共产党和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绝对权威，政社合一体制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为进一步开展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提供了资源。在这一时期，中国依靠农村为工业化提供了7000亿元的工业积累资金，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及军事工业体系。而且，由于公社时期普遍实行所谓的“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一平二调”无偿调用人民公社大量的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已习以为常，大量的地方性动员远远地超过了中央政策集中使用的份额。衡山县1958年抽调了17万劳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68%）投入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当年共交售征购粮5800万公斤，是公社化之前的1957年的2.67倍。在‘大跃进’年代，衡山县共创办了大小厂矿300余个，兴修了水库76座，建设了100余公里简易公路和46公里京广复线路基。湘乡县在公社化后的一年内修建公路21条，长329.13公里，产铁2000余吨，采煤7万吨，公社办工业企业502个，工业产值621.74万元，建成中型水库和中型保坝各1座，较大水库6座，造林整地6.73万亩。在1959年就组织了10万人大炼钢铁，10多万人突击抢修公路，4万劳力采煤，2.2万多人参加修复湘黔铁路、修建水府庙水库。
国家利用人民公社体制进行强制性的乡村动员，以“大跃进”和“放卫星”的方式释放出了大量能量的同时，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长时间集中大批劳动力修水利、修公路、办厂矿、赴外地支援工业，田间生产基本上靠妇孺老弱，致使当年粮食大减产，而国家征购任务反而大增。1960年农业生产更加下降，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34亿公斤，比1949年还低0.08亿公斤。可国家征收却比上年增加了19.83%，占当年总产量的32.9%，农民人平分粮仅112公斤，且全由各公共食堂统一掌握使用。因此，这一年衡山县内有8万余人因口粮严重不足而患水肿、干瘦和妇科等病，并出现非正常死亡。湘潭1960年，农业总产值6384万元，粮食总产12256.5万公斤，为建国后的最底水平。湘乡1959年粮食总产比1958年减少1331.5万公斤，1960年比1959年减少4814万公斤，1961年又比1959年减少2430万公斤，3年共减产8580万公斤，亩产下降至167公斤，低于1949年水平。1961年人均口粮由公社化前的229.5公斤下降至160公斤，全县8735个生产队，人均口粮在150公斤以下的有3468个队，占39.7%，因缺粮等原因导致各种疾病死亡了24360人，当年人口负增长达4.01%.正是由于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违背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和社会发展规律，不能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通过行政控制方式对农村进行剥夺式的社会动员，积累了农民对国家的反抗，增加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成本，也最终决定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命运。
五、新时期：乡政村治和乡村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进入了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自此之后，中国农村逐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户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地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乡村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作为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政治模式，是指乡（镇）按照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组成为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实行乡（镇）长负责制；乡镇以下则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具体来说，就是在乡镇行政体制下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那么，在公社体制废除后，国家为什么将乡政村治作为其基本的乡村政治制度呢？这种乡政村治体制是不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理农村的有效方式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乡政村治生成的基础以及运行绩效来加以认识。
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乡政村治的经济基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一种土地经营方式，它是在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将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以承包的方式赋予给农民，农民家庭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国家计划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权按照自己特长和优势独立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活动，生产收益除完成年初确定上交给国家和集体的任务外，都归自己所有。这种“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农村经济领域的重要变革，它对农村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随着借助于指令性计划经营农业生产的经济功能丧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就失去了权威的基础，变得“无法容纳新兴的社会力量，无法协调和统帅社会”，原来那种准军事化管理体制也自行解体，农村社会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面对着农村社会这种经济上发展和政治上失控的状况，国家需要确立适应新经济状况的乡村社会治理制度，乡政村治体制也就随之产生。
第二，新时期乡村社会分化是乡政村治的社会基础。
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革命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实行阶级成份制。无论是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土地革命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阶级成份一直是进行社会和政治资源分配的基本依据。经过公社化运动后，“尽管各种阶级成份已经与现实的经济条件完全脱离，但是诸如入党、参军、招工、选干等项政治待遇，都与一定的阶级成份相联系，成份变成了一定社会地位的标志和参与一些社会资源分配的工具，连婚姻制度都打上了阶级成份的烙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9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衡山县在1979年4月就基本上完成对“四类分子”摘帽和给地主、富农子女重新订成份的工作，到1982年全部结束，全县共摘帽3041人，纠正170人，并给1.68万名地富子女新定成份。湘潭县共给4396名“四类分子”摘帽，给386人取消了错定、错戴的地、富分子“帽子”。1984年，全国最后一批7.9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掉了帽子，使建国以后2000多万“四类分子”全部改变了成份。正式废除了阶级成份制，使农村居民之间的政治身份基本上实现了平等，这就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政治前提。但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新的社会分化又开始产生。
如果从乡村政治的发展来看，新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乡村利益的分化。因为政治只不过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体现。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利益分化的状况表现在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上，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上。（1）在利益主体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利益主体主要有国家、国家的代表者、国家的人和农村社区、农民家庭及农民个人。其中，家庭作为利益主体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而合法化，而国家的代表者和人则成为了依赖于国家而又具有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特别是国家在实行各级政府财政承包后，这种状况就更加明显。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国家给予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的权力中心，他们首先是政府在社区的人，但由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科层制度，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缺乏真正的直接的联系，这又决定他们对社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因此村干部在充担人和当家人的双重角色。（2）在利益关系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从公社体制的直线性表达方式分化成为散状结构，即从所谓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简单型连接转化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的交叉式综合结构，这种交叉式综合结构又以经济利益为表达方式。这种关系分化或复杂化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比如乡镇财政关系从原来的国家包干制转化为乡镇包干制后，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体现了国家的财政政策和地方的财政利益及乡镇干部的个人利益并与村级组织、农户等发生利益冲突。（3）在获取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无论是国家、乡镇政权组织、农村社区组织及农户和村民都改变的公社时期的无偿占有方式，而变成了法制化的财富转移。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也由体制内合法占有和非法侵占转为权力的寻租。这就要求国家在进行乡村制度安排时，将各种寻租活动限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以确保体制不致于因这些寻租而发生混乱。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有了一定的分化但同时分化不足是乡政村治体制生成的社会基础。
第三，国家的制度安排是乡政村治的政治基础。
有许多学者认为，村民自治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也是由广大农民自发创造的，是中国目前乡村社会的一种必然发展结果。我们的考察结果则是，如果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村民自治的制度性萌芽来自广西罗城和宜山农民的创造，但从总的方面来说，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在各种矛盾的错综交叉之中因势利导、掌握主动的一项国策”。而且，自从1982年宪法规定了废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实行乡政村治体制以后，各地并没有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迅速实行这一体制。到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在实行宪法的规定，建立乡政府，实行政社分开。并规定，乡人民政府建立后，要依法行使职权，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同时要求，乡以下实行村民自治，设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要由村民选举产生。各地在建乡的中可根据当地情况制订村民委员会工作简则，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制订全国统一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自此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始了恢复建立乡政权的工作。但在乡以下的村民委员会问题上，则大都采取换招牌的做法，即将原来的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名为村民小组，基本上没有实行宪法和有关政策规定的“自治”。五县均在1983年11月到1984年5月间完成政社分开和乡政府重建工作的。但是，改制后的村委员的干部基本上还是由乡镇政府指定或任命的，并没有实行以民主选举为核心内容的“自治”。到了1987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在1988年6月试行，并由民政部在1988年2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通知后，各地才开始真正自治意义的村委会建设。1988年全国共有1093年县级单位进了试点工作。这一年湖南省也召开了由13个地（州）市党委、政府和人大常委会或人大工作关络处负责人参加的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座谈会，并成立了相应的办公室。接着，湘潭和衡山进行了第一次村委会选举试点。长沙、湘乡和醴陵也随后进行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
第四，党和国家的民主取向是乡政村治的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的十年灾难，给中国社会各界最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民主生活的群众自治。”正是在这种民主政治思想指导下，1982年的宪法才将乡政村治作为乡村社会最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当然，共产党所主张的乡村民主，并不是要将乡村社会交给社会而失去其的政治控制。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就明确指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着眼和落脚于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农村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为实现农村发展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使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也就是说，“以社会主义市场为基础产生的诱致型村民自治制度变迁需求，符合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因而得到党和国家供给型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制度变迁的支持。这是村庄层面上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和实行村民自治最重要的政治原因”。
按照这种民主理念设计的乡政村治制度，体现了现代民主理念和自治原则。这主要表现为，（1）它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乡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2）它改变了那种自上而下任命村干部的习惯做法，要求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3）它贯彻了直接民主的原则，规定了村民会议的重要决策功能，这种以自治形式体现出的民主制度是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基础。（4）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不再有体制内的经济手段和控制资源；在自治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上，个人对自治组织并没有强烈的归属关系，村民委员会对个人的组织性是软性的、松散的。
第五，村民自治取得的成果是乡政村治体制的实践基础。
乡政村治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82年宪法规定设立村民委员会，到1987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再到199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前后相距了16年。在这16年中，乡政村治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在这个阶段乡政村治体制初步确立，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了乡镇政府，在乡镇以下建立村委会。尽管还没有真正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1984年全国乡以下干部比1978年要减少50.4%。村干部平均每村为5.4人，减少了0.8人，村民小组平均每组为1.4人，减少2.3人；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中，初中以上的占52%，小学的占44%；在年龄层次上，45岁以下的78%。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试行）》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五县中的湘潭县成为了全国村民自治的示范县，衡山县成为了湖南省的示范县。到1999年底，五县均进行了第四次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在1995年和1999年所进行的第三届选举和第四届选举时，湘谭县村民参选率达93.5%和94.2%，直投率分别达到82.85%。在第四届选举中，五县基本上实行了“海选”，把直接选举作为民主选举的首要内容和重要原则，并将竞争选举机制和秘密划票手段作为直接选举的必要补充和完善。这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村委会的组成成员，无论从素质和代表性均有较大的改善。湘潭第四届村委会成员，93%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77%的年龄在40岁以下，共产党员为72%，有15%的村主任由非党员当选。同时，五县普遍开展了村务公开活动，推行和进一步完善了村民代表会议这，通过多种形式的建章立制将这些措施变为制度。
当然，目前的村民自治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不仅有乡村政权机构、政治机构与自治机构的关系问题，也有乡村干部的寻租问题，更有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非规范行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乡政村治制度的绩效。但总的来说，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制度形式，是一种乡村治理制度，它在运作上具有成本效益核算并对外部社会资源配置效益中发挥作用。由于村民自治制度通过对村民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规则设定和制度安排，使社会成员的活动范围、权利和如何行使权利划定了清晰空间和条件，从而使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乡政村治政策的确立，改变了建国以来村组织经济化的进程，标志着村组织政治化的展开。
六、基本结论
通过上面的考察和研究，我们的结论是：
第一，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过程。
国家的这种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安排上，其基本趋势是，在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早期，当权力的分散实现了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的使命之后，国家会不失时机地使权力重新凝聚化，建立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权力的集中并非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随着社会革命的成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它必须逐步退出社会领域，缩小政治控制的力量和范围，同时扩大政治参与，将被社会发展动员起来的各种利益群体容纳进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之内。在这种意义，可以说，国家主导乡村社会实际上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问题，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问题。
第二，转型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受到了乡村利益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
尽管东方专制国家对权力具有极强的垄断性，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性主导，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其主导作用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表现出一定的有限性。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在进行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时要受到限制；国家的政策性主张在实施会发生效力上的偏差；国家在进行政策修改时会遇到阻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资源短缺和有限理性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乡村权威结构。
第三，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改变过程，乡村社会的基本政治主体正在实现从“家庭”到“单位”再到“个人”的过渡。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与农民相互关系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或正在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农民作为乡村社会最为基本的政治主体，也正在完成从家庭到单位再到个人的转变。这一点对于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特别重要。可以说，以广大民众参与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其意义不仅在于它能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更在于通过村民自治特别是乡村民主选举的全面训练，为中国的民主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累民主化技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民主化，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最深厚的基础得到改造。这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发展和进步的关键，也是认识目前中国村民自治的关键所在。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乡村社会病乡权活动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在许多人记忆中，中国传统乡村尽管没有城市的繁华发达和热闹时尚，但山明水秀、绿意融融、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安静祥和。这样的乡村，令曾经到过那里和从那里走出来的人都无限眷恋，都怀有抹不去的乡愁。但是，曾几何时，传统乡村的这些美好在当代乡村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乡村病”。
乡村病是指发生在乡村的、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本文所提“乡村社会病”是指乡村中存在的除政治、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问题，主要涉及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
“乡村社会病”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启动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在法学视角中，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指通过制度变革和渐进过程，更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打破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促使城乡均衡发展，使乡村与城市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权利，享受平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从总体看，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后，我国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近年来，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显著加强，乡村社会事业得到明显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乡村社会病就是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表现。
乡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社会事业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乡村基础教育薄弱，其主要表现是经费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差。近些年来，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地方施行撤点并校。撤点并校在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学生上学路程远、上下学交通安全存在隐患、生活成本增加等新问题。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伴随，农民到非农领域就业已成为一种常态，由此产生出“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从总体看仍不乐观。
此外，已覆盖我国广大乡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使农民受益的同时也存在保障和理赔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虽然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贴逐年增加，2014年的补助标准已达320元，但由于我国医疗价格水平不断上涨，显然无法给农民医疗带来足够保障。当前，乡村老年人留守现象十分普遍，新农保制度实施5年来，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保障水平低。据估算，即便按每年500元的档次缴费，农民每月能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也仅有129元。
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国家发改委2011年10月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11）》在肯定近年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例如，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卫生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条件简陋、装备缺乏、布局不合理、急救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差等问题；文化设施落后于城市，文化人才结构与布局不合理，公共文化设施运转费用无保障机制等。这说明，创新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建设、运行管护机制，切实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
乡村社会治安堪忧。近些年来，乡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即留守乡村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乡村空心化引发了乡村治安案件的一些新特点，包括盗窃侵财类案件发案率高、开、由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增加、村霸乡霸活动抬头等。2013年12月2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农村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不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和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仍然较多。他还说，要严厉打击扰乱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涉农犯罪，坚决打掉农村涉黑涉恶团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上述讲话既反映了乡村社会治安的真实状况，同时也指明了乡村社会治安治理的任务和目标。
乡村环境污染加剧。近些年来，由于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城市环境污染有所缓解，工业污染比重得到控制并有所下降。但是，伴随制造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高污染企业不断向乡村和山区转移，导致乡村环境污染和人居环境脏乱差。乡村环境污染遍及各个方面，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农药污染、化肥污染、农膜污染、禽畜养殖污染等。在一些发达地区，乡村已变成“大工厂”，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随意排放，乡村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十分严重。乡村环境污染已成为乡村社会发展、农民身心健康和农业转型升级的巨大障碍。不仅如此，近些年来，乡村环境污染还引发了多起，对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
“乡村社会病”的由来
乡村社会病的形成是我国长期实行重城市、轻乡村政策的结果。这种城乡政策偏差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前，城乡政策偏差主要表现在对乡村社会发展抑制过多、剥夺过重；改革开放后，城乡政策偏差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发展支持保护不足，由此导致不仅没能彻底解决历史欠账，而且还增添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乡村环境污染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政策偏差。1978年以前，国家对乡村社会发展抑制过多、剥夺过重，以至伤了乡村社会的“元气”。在政治上，农民虽然有平等地位之名，但却无工农平等之实；在经济上，工农价格剪刀差使农民长期受到“取予不均”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用命令方式、以国家强力推进的农业合作化和化运动，使乡村和广大农民的利益遭受长期损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由于对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因而制定、实施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城乡政策，实为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后的城乡政策偏差。1978年以后，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实施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近些年来又推行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力图纠正长久以来造成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偏差，实现城乡社会均衡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发展支持保护不足，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例如，对村民自治保护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乡村出现了自发形成的农民自治组织，引起了最高立法机关的关注。1982年《宪法》在第一百一十一条设置了“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获得法律依据。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力，村民自治程度和实质效能都不高，村民自治虚化，甚至异化为村委会自治、村干部自治，严重挫伤了村民自治的积极性。由于村民自治虚化，很多事关乡村社会发展的事项任由村干部独断专行。对于此类问题，一些乡镇政府视而不见或者无所作为。
再如，对农民非农化保护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市民和农民两种身份，农民无权享受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也不能在城乡间自由流动。1978年以后，伴随国家城乡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的实施，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动、转移，中国社会亦开始成为一个流动社会。1982年，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要求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合理原则组织商品流通，初步放宽了城乡限制；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在口粮自理的情况下移居小城镇；1985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允许农民进城开店、打工、兴办服务业等，确立了与城镇户口相衔接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
到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形成了“农民工”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的形成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建设与繁荣、为乡村发展带来了资金等。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农民非农化是一种历史趋势，农民就业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各级各地政府应当主动因应并积极保护，但这种保护在许多地方并不积极，以至农民工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超时间超强度劳动、工资待遇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乏劳动技能培训、享受不到基本社会保障、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务、维权困难、身份转换难等。对农民非农化保护不力，限制了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归根结底是阻滞了我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的历史进程。
“乡村社会病”治理中的乡政
事实上，乡村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都与政府活动有关。在各级政府中，乡镇政府离乡村最近。乡镇政府所处的这一位置，使得乡镇政府在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既有压力，又有优势。本着“守土有责”的理念，我国各地乡镇政府要有为、有担当，做好应做之事。那么，治理乡村社会问题，乡镇政府要做好哪些应做之事呢？
认清乡权的特点。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乡镇政府的七项职权可以看出乡权的特点主要有二：执行性和增益性。首先，乡权全部是执行性的，例如执行法律、本级人大的决议、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等。当然，乡权也包括决策权，但这种决策本质上是“二次决策”，甚至是“三次决策”，是对上位法和上位决策的乡地化，目的是使上位法和上位政策在本乡得到更好的执行。其次，乡权不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权，乡权行使的全部目的就是保护、维护、保障农民各项权利权益。认清乡权这两大特点十分重要，乡权的执行性和增益性，明确了乡权行使的范围，框定了乡权运行的方向。也就是说，只要将乡权用于忠实执法，积极为农民增益，乡权的运用就是正当的，握有乡权的乡镇政府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将乡镇政府的职能重心转到乡村社会发展。我国政府系统的结构就像“金子塔”，金子塔内部分层，处于最上层的是中央政府，处于最底层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他级别政府不同的是，乡镇政府不设职能部门，乡权行使和政府职能履行主要依靠内设科室和“七站八所”。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础，乡镇政府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中责任重大，必须将政府职能重心转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上。
但是，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是县政府职能转变。现时，乡镇政府除了要履行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能，还要应对上级行政机关的各项达标任务。在有些地方，上级与乡镇政府签订的各种责任书多时达近40种，少时也有20多种，许多都是“一票否决”责任书，乡镇政府成了为上级打工的政府，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要求乡镇政府转变职能，首先县政府要转变职能，并形成与乡镇政府职能相适应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取消各种脱离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将乡镇政府的工作真正引导到为农民办实事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治理乡村社会问题要先易后难，渐次推进。乡村社会问题多，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在哪个问题上切入，在哪个问题上扩展，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要统筹安排，渐次推进。在这方面，赣州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在新农村建设中，赣州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乡村环境整治。这是一件农民关心、要求强烈、受益直接、短期见效的事，这件事做好了，农民见到了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赣州市许多农村环境脏乱差，垃圾乱堆、淤泥不清、厕所乱建、蚊蝇遍地、道路不通。赣州市用一年多时间主抓“三清三改”。三清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三改即改水、改厕、改路，乡村容貌有了很大改观。这件事做后，赣州市又启动了“农民知识化工程”、农民培训基地建设等工作，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
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要科学设计，因地制宜。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要讲科学、用智慧、巧设计、顺乎自然、因地制宜，不搞大轰大嗡、大拆大建、劳民伤财。在这方面，海南琼海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十以来，琼海市确立了“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的发展战略，据调研，目前，全市建成文明生态村1754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67%，有8个村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广大农民群众得到美的享受，养成美的德行，过上美的生活，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筑起“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家园。在建设美丽乡村中，琼海市精心设计，巧借山形水势，依山顺水，不占田、不填塘、不砍树、不拆房，农民就地城镇化。琼海市新乡村既保留了传统乡村的清新自然，也兼顾了现代生活的时尚典雅，乡村真正成了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园。琼海市乡村治理的思路和做法，对海南省各地有普遍意义，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同类型的农村也有示范作用。
正确处理乡政与村治的关系。在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即乡政与村治。乡政是指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政府行政活动，村治是指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活动。乡村社会病的治理需要乡政与村治的共同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乡村分治”以来，有关乡政与村治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尽管两权运用的范围和功能不尽相同，但总体目的相同，因而必须处理好两权关系。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8
在过去一年里，我乡在乐清市委、市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旧村改造指挥部及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山区农村旧村改造和环境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现将我乡一年来旧村改造工作总结如下：
一、领导进一步加强
*乡于2002年开始启动旧村改造和环境整治工作，至今已有4年，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农民文明意识进一步提高，我乡党委、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在山区农村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是当前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山区群众生活水平，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载体。为此，我乡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环境整治工作的领导，按照该项工作要求，我们及时调整，充实了相关领导机构及组成成员，将旧村改造工作摆上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做到经常研究工作，经常解决问题，经常督促指导，并将该项工作做为各村年度目标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制订了针对性强、极具操作性的实施办法，真正形成具有山区特色旧村改造、环境整治的长效工作机制。
二、投入进一步加大
众所周知，旧村改造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内容，无论在硬件建设，还是在软件建设方面，都需一定的投入，为使该项工作健康有序进行，各村都进一步加大了投入力度，全力以赴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在过去一年，我乡各村在张庄、仰后等村的示范带动下，先后有夏林头、上岙、茅坪、泉路、湖上洋、泽基、南山庵、屿山等8个村启动了环境整治工作，并据不完全统计，上述几村，包括张庄、仰后二村在环境整治方面，累计投入资金达400万余元，其中单张庄村一个文化广场建设投入就达200万余元，上岙绿地建设投入16万余元，夏林头休闲广场预计投入地达40万余元。
而且，各村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在旧村改造、环境整治工作的技术、方式、方法上也都有所改进，特别是各村在开展各项建设时，都普遍坚持了先规划设计后施工的原则，且每项建设都经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后进行，保证了环境整治科学性和合理性，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特色进一步突出
*乡地处山区，无论是在地势地形特征，还是整治基础，与平原乡镇相比，迥然不同。因此，我乡各村在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时，也都坚持了因地制宜，充分体现山区特色的原则，特别是过去一年，各村更是立足*实际，结合山区特有绿色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各类绿化、美化、净化活动，如张庄村投资改祠堂为茶楼，建设临山傍水长廊，大力发展“农家乐”旅游极大丰富了环境整治内容，美化了村庄，而泽基村在开展整治过程中，结合“红色旅游”基础建设，充分借鉴各地作法和经验，建造了几座几格独异的生态公厕，与周边山水环境融为一体，深受好评。
四、服务进一步深化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9
超前经营，一致思想
乡村坚苦群众住房平安问题是当时我省最紧迫的民生工程。据计算，全省乡村危房有192万户，除已完成革新的82.2万户，还有110万户需求革新。因为乡村遍及山高路远、交通不方便、技能人才欠缺，加之当地财力匮乏，革新资金筹集压力和难度宏大，使乡村全体相貌一时难以获得基本改观。为尽快处理群众住房平安问题，省委、省县政府超前经营，全省上下一致思想，将乡村危房革新与村庄整治列入全省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加以施行。年9月，省委、省县政府实时将乡村危房革新总体规划由本来的8年调整为6年，并同步将100个村庄整治示范村建立和高速路“四大通道“两侧村庄整治列为2012年全省“十大民生工程”，走“改治结合”之路，以“改善生涯情况，进步生涯程度”为主题，将乡村危房革新与村庄整治有机结合起来，在完成乡村危房革新任务的还，完美乡村基本设备建立、改善人居情况、促进乡村财产发展。本年7月28日，在县召开全省乡村危房革新和村庄整治相结合现场推进会，有力地推进了全省乡村危房革新和村庄整治的开展。
加减统筹，整合伙金
一是做好加法，施行“财务津贴+农民自筹+整合伙源”的危房革新战略。全省进一步加大中心和省财务转移资金对村庄整治建立的投入力度，在本年年头预算中，省市县各级财务积极布置专项资金，构成不变资金投入，果断制止虚伪配套。鼓舞村民自筹资金，以“投工投劳+县政府津贴”的方法，辅之以民主协商、“一事一议”等办法，推进乡村危房革新和村庄整治工程。还结合村庄整治所需资金量大、各级财务资金和农民接受才能非常有限的实践，由省付与县级县政府对资金的统筹整合权、绑缚运用权，依照“渠道不乱、用处不变、绑缚运用、统筹布置、各记其功”的准则，加大对村庄整治、乡村危房革新、移民搬家、扶贫开拓等相关到县项目资金的整合力度，构成多元化投入机制，进步资金运用效益，缓解了民生工程资金不足的压力。二是做好减法，严厉依照“两最准则”（最风险住房、最坚苦群众），先重后轻，有序施行乡村危房消除计谋。依照危房轻重和危房户坚苦水平，确定革新施行时序，集中力气打歼灭战，领先对78.24万户重度危房、五保户危房和地质灾祸危房进行革新，树立工作决心，保证了危房革新工作顺畅有序推进。年以来，全省重点施行一级危房革新，并统筹二级、三级危房革新。年，完成了“全省局限内根本祛除茅草房”工作目的。还，从严节制革新规范，削减群众本身投入。结合省情严厉依照住房和城乡建立部、财务部、发展与变革委制订的规范，从严节制危房革新面积，防止群众因追求宽房大屋而逾越本身接受才能举债。减资等于增资，经过一增一减，有用化解了资金难题，推进了乡村危房革新和村庄整治工作。
改治结合，系统推进
一是把乡村危房革新与移民搬家结合起来。关于那些寓居在不具有根本生产生涯前提当地的坚苦群众，尽能够执行集中搬家；在适合生涯、有利发展的当地一致划地兴修新房。
二是把乡村危房革新与预留足够的生涯及财产发展空间结合起来。一方面一致规划、集中建房，构成乡村社区，改善配套的供水、供电、播送电视、沼气等基本设备；另一方面出力改善村容村貌，使革新后的农民住房能更好地表现当地文明特征和民族特征，为发展村庄旅行等特征财产发明优越前提。
三是把乡村危房革新与防护天然灾祸结合起来。对建在行洪道上的农房及地质灾祸隐患点的危房，果断执行易地重建。当前，省财务已布置专项资金4亿多元，用于施行全省地质灾祸户搬家方案。
2012年，我省启动城乡“规划全掩盖”工作，以规划指点城乡整治与革新。“规划全掩盖”坚持“量体裁衣、突出特征”准则，依照“一致规划、一致设计、一致施工”的要求推进村庄整治，果断根绝千村一面、千人一面。
关于少量民族地域，充分保存民族作风，科学运用现代修建资料和修建伎俩，进步建立工作效率和修建的防火、保温程度，起劲做到既保存当地民居修建的优异艺术传统，又符合现代生涯的需求，还起劲防止“一把火烧一个寨子”的悲惨剧重演。
以点带面，具体统筹
结合乡村危房革新进入新阶段的实践，在全省“改治结合”中，以学习遵义“四在农家”创立活动、深化推进乡村基本设备建立为切入点，“点线面”结合打好“全体战”。
在乡村基本设备上“软硬统筹”，一手按合理的修建时序，顺次抓好进村路、串户路、改水、改厕、改圈、改灶、沼气池等“硬件”建立；一手抓精神文明创立，鼎力施行天井美化和情况管治“软件”建立。经过系统整治，切实改动乡村“路难行、水难喝、味难闻”的近况，展示了乡村建立新面貌。
还打好“点、线、面”结合全体战。首先是抓示范点建立。本年全省共确定村庄整治示范点100个，个中省级示范点30个，省、市（州、地）共建示范点70个。其次是抓“线”的建立。以厦蓉高速、贵新高速、沪昆高速、市环城高速以及水黄公路等“四大通道”沿线村庄整治为重点，切实抓好道路沿线200米可视局限内一切村庄的乡村危房革新和村庄整治工作。最终是抓面的建立。经过建点、抓线和扩面，在全省构成村庄整治工作边试点、边总结、边进步、边推行的优越工作态势，高效地推进整治工作。
群众自建，共创家园
法治乡村工作总结篇10
（一）建组织，强责任。制定我乡2015年度“五水共治”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明确了今年五水共治建设项目。形成由乡党委书记周安涛，乡长孟波带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具体工作有人实际抓的工作格局。组织乡、村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到治水工作，不定期开展河道、环境卫生大整治等活动，发挥示范表率和战斗堡垒作用。从乡到村到户，层层落实、步步推进，有组织、有重点地织就一张覆盖全乡的“五水共治”网络格局。
（二）明目标，抓落实。五水共治，治污先行。我乡结合六边三化三美、三改一拆、洁净乡村等工作，全力推进五水共治工作，确保一江清水出__。
1.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投资10万余元，新购置300个垃圾大桶，2800个垃圾分类小桶。__村有机垃圾处理站基地建设完工，并投资30余万元，引进全市首台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设备，由专人负责。目前，该设备运行良好，并建立有机肥代售点，产出的有机肥包装成袋，以礼品形式赠送或以商品形式对外销售，逐步打响“__”有机肥品牌，真正实现垃圾变废为宝。建立“每周督查指导、每月评比排名、每季度点评总结”的垃圾分类工作机制，推动落实，防止反弹，全乡垃圾总量明显减少。今年以来，__县__镇乡村干部、松阳县“六边三化三美”办、__省__县党政代表团等100余批客人纷纷到我乡参观学习。
2.深入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以六边三化三美工作为抓手，整合党员干部、团员青年、民兵、少先队、留守妇女等各方力量，组织开展“捡垃圾，河长晒垃圾”行动，着重对全乡的建筑垃圾、保洁盲点的小溪、小坑垃圾进行集中清理，全乡共清理河道48公里，其中完成河道清淤0.8公里。__村、__村__和__市城北乡__村三个毗邻村继续深入开展“五互”联合治水，通过召开治水交流会、联合检查、开展垃圾分类等举措，河道环境卫生明显改善。2015年，我乡先后组织开展洁净乡村环境整治大行动6次、志愿保洁服务7次；清理保洁盲点及乱堆乱放点位150余处，清理河道及村道垃圾25吨，拆除涉水违法违章建筑200多平方米。
3.全力推进巩固“清三河”成果。建立乡、村河长每周巡查制，对部分河段小溪等卫生死角垃圾进行拍照取证，定期召开河道保洁员、村河长例会，采用投影仪“多媒体问政”的形式曝光通报，督促各村限期整改，全乡9个行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试运行。加强禁渔、禁采、禁占、保洁“四位一体”河道管理。全面禁止河道采砂行为，联合妙高城关水管站、乡派出所、县水利执法部门开展打击电鱼、毒鱼、炸鱼、非法捕鱼专项行动，切实保护水生态，实现人水和谐。
4.抓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扫尾工作。全乡9个行政村30个点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于去年年底全部完工，今年着重做好部分点位工程的扫尾整改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全部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投入试运行，同时，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网的管护，切实让该工程发挥作用，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有效处理。
5.做好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作。在__、__、__、__、__等5个村，实施废弃农药包装瓶、废弃农药包装袋等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先行先试工作，满20积分兑换一份生活用品。今年以来，该项共回收有毒有害垃圾4000余斤，为1000余户农户兑换生活用品10000余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6、联动推进水利建设保防洪。项目总投资2700万元，涉及9个行政村的农村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全部完工，将对下步为我乡防洪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完成__村、__村山塘修缮2个，__、__、__等村堰坝加固4个，__村渠道建设工程1个。
（三）建制度，抓长效。认真贯彻落实“河长制”，根据工作要求，我乡高度重视对__乡河道的日常巡查工作，定人定责，坚持每月不少于3次的河道巡查，对重点河段和重要的气候，加强巡查力度，提高巡查频率。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责任村限期整改，并跟踪整改情况，全年共落实垃圾清运不够及时、部分村垃圾分类有反弹等问题30余个。建立村、部门站所、乡三级联动包干河段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河道保洁长效管理机制。
（四）强
宣传，造氛围。为进一步提升沿河农户治水护河的意识和参与的热情，我乡借助日常巡查，积极宣传“五水共治”、“清三河”及“河长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农村环境卫生门前“三包”》等卫生保洁倡议书1000余份。同时将“河长制”工作开展和落实的情况及特色工作，涌现出的典型事迹，按要求及时向治水办报送，全年共撰写治水信息37篇。一年来，我乡五水共治各项工作成效较明显，但与上级部门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对个别小自然村及个别农户往河道倾倒垃圾等问题的处理办法不多；二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网日常管理和维护经费投入不足；三是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还有待完善。
（一）打造垃圾分“升级版”。以__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为突破口，做足有机垃圾文章，创新开展有机肥积分兑换、有机肥义卖等活动，逐步将有机肥推行市场，全力打造垃圾分类精品村。采取政府主导与农村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相结合方式，完善党员联系农户“一联三”、“一周一督查、一月一评比、一季一点评、一年一考评”常态化工作推进机制，倒逼垃圾分类工作顺利推进，加快实现我乡垃圾分类全覆盖。同时，配合县相关部门做好省级农村垃圾分类标准项目申报工作。
（二）全面落实村级河长制。由县、乡人大代表、乡纪委牵头，加强对乡村河长履职情况的督查。落实好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管护人员和管护经费，确保生活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转，切实让生活污水得到集中处理，进一步优化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