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鉴定方法篇1
关键词：死刑；精神病抗辩；精神病鉴定
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1.12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美国著名学者乔舒亚·德雷斯勒曾指出：在刑法界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精神病人的免罪辩护。从14世纪爱德华三世的“愚蠢的行为”成为刑事指控的完全辩护理由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即使是在最近几年，英美两国的法院以及立法机关仍然难以给“精神病”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提出“精神病”的定义，就招来了哲学界压倒性的批评，一部分人还强烈呼吁废除以精神病为理由的辩护[1]。事实上在英美两国，自从精神病辩护制度确立以来，关于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参见：赖早兴.精神病辩护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08，（6）：106.
与英美国家相比，精神病抗辩或辩护在中国司法实践中起步较晚，法律规定亦不完善。近年持续发生的几十起影响颇大的恶性案件，譬如陕西邱兴华杀人案、湖北随州熊振林特大杀人案、云南丽江导游徐敏超杀人案、福建南平郑明生杀人案、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浙江杭州刘全普杀人案、上海杨佳袭警案等均史无前例地凸显了中国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问题的复杂性与争议性，引发了一波波大论辩，至今尚未尘埃落定。
死刑案件中的精神病抗辩，是指被告方根据《刑法》第18条，以精神病为由向法庭所提出的无罪辩护。中国的实践证明，当下法院涉嫌死刑案件的审理中，精神病抗辩往往成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抗辩的重要理由甚或惟一手段，且随着媒体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大肆渲染而激发出过度的“示范”效应，使被告方已经习惯在涉嫌死刑的案件中，动辄提出精神病抗辩。然而，尽管在审判实践中，被告方及其支持者频频提出精神病鉴定申请，并通过“权利话语”论证精神病抗辩的“正当性”，但目前法院却往往拒绝启动精神病鉴定。同时，2007年死刑复核权被收回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了两个证据规定，以及最近刚被全国人大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都表明国家正逐渐加强对死刑审判程序的法律规制，以突出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但这种趋势看起来却与被告人精神病抗辩的失败经验相悖。有鉴于此，我们将结合相关调研和媒体报导的部分案例，详细剖析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难以成功的原因，并进而寻求合理变革之途。
展开讨论前，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关于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的当前研究与社会争议，目前最引人瞩目的是精神病的司法鉴定问题，尤其是其中的鉴定启动权。由于被告人是否患精神病，需要训练有素且获得资质的专家进行判断；同时，中国刑事鉴定权被国家所垄断，且在死刑案件中，法官对精神病鉴定谈之色变，极不愿依职权主动启动鉴定，参见：陈卫东，等.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J].证据科学，2011，（2）：202.因此，被告方在庭审阶段提出精神病抗辩时，不能提交其自行委托获得的鉴定意见，即便提交也不会被法院采纳与采信，他们只能申请法院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另外，精神病鉴定科学本身问题重重……。诸如此类，事实上影响了精神病抗辩制度在中国的运作。由此看来，讨论中国死刑案件中的精神病抗辩，不能同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割裂开来。
二、一个悖论：中国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的现状（一）被告方提出精神病抗辩的现象增多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陈如超：论中国死刑案件中的精神病抗辩我们曾经对重庆市某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2009年5年间一审审判进行调研，其中被告人或其辩护人以被告人患有精神病为由进行抗辩的案件绝对数与其所占死刑案件数量的比例均成上升趋势，且逐年递增（参见表1资料统计）。当然，该表冰冷的百分比无法掩盖我们样本数量的单薄。事实上，一些研究指出，精神病鉴定在刑事案件中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手段残忍、不合常理的暴力犯罪中，参见：郭志媛.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改革的实证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1）：131.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等；如陈伟华等在对湖南2005-2009年1808例精神病病人犯罪后进行鉴定的案例分析表明，故意杀人罪705例（占39.0%），故意伤害罪563例（占31.1%）。（参见：陈伟华，等.湖南省1808例犯罪精神病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资料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1）：48.）相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参见：林勇，等.广东、四川两地鉴定机构2916例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资料对照分析[J].广州医药，2009，（1）：28-31.同时，精神病鉴定大多发生在侦查阶段，进入审判时已相对较少，约占10%。由此可见，即便我们假定审判阶段的精神病鉴定完全因被告方的抗辩而启动，藉此也可以反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提出精神病抗辩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比例不会太大。
无法否认的是中国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的案件绝对数仍呈上升趋势。理由在于：首先在2006年陕西邱兴华杀人案中，是否应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各种争议所带来的波及效应，使得精神病抗辩在恶性案件中逐渐成为被告方的惯常抗辩策略，无论成功与否。比如在2010年佛山中院审判的成瑞龙一案中，被告成瑞龙逃脱死刑的惟一办法就是被认定为精神病。因此他向法院递交了要求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并以此为由，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当其请求被法院驳回时，他说“我知道我没有精神病，但是申请精神病鉴定是我的权利，我行使了权利，没有意见。”（参见：刘艺明.广东杀十三人凶犯审判揭秘：三理由认定无精神病[n].广州日报，2010-03-08（5）.）这种被外界解读为“后邱兴华案效应”的结果是引发了实践中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死刑案件中被告方均在法庭审判阶段提起了精神病抗辩，福建南平郑明生杀童案为起点的系列校园血案更掀起了中国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的高潮。
其次，论者与媒体对死刑案件精神病抗辩的关注集中在近段时间。我们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输入“精神病抗辩”、“精神病辩护”、“精神病鉴定”等关键词所收集的几百篇文章与媒体案例显示，他们大规模关注精神病抗辩（尤其死刑）的文章数量集中在2000年、特别是2006年之后。早在2000年，江苏南通亲姐妹硫酸毁容案就吸引了理论界与媒体的强烈关注，但其影响力与全民参与程度远不能与2006年邱兴华案相提并论。因为“邱兴华案终将变为一种社会机遇。类似的机遇是国人记忆犹新的辛克利刺里根总统案，辛克利因被鉴定为精神病而免责。从某种程度上讲，邱兴华也许就是‘中国的辛克利’”[2]。如果说理论研究与媒体报道是对社会发出的要求的冲击波的回应参见：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一个社会科学角度的观察[m].李琼英，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4.的论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案件数在近年激增的现象是真实的。
再次，据山东省某安康医院的统计指出，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和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例数逐渐上升。特别是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实施后，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被告人精神病的案例数增加更快。参见：宫玉祥，张永生.司法精神病鉴定“无精神病”10年案例分析[C].中国法医学会第三届全国司法精神病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06：56.结合前文所述的精神病抗辩主要发生在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恶性案件中，以及如后所述，法院并不愿依职权主动鉴定说明死刑案件中精神病鉴定基本上都由被告方的申请而启动，同时也意味着精神病抗辩现象的增多乃不争之事实。
最后，研究者的实证调查数据表明，法院审判阶段发生的精神病鉴定数量在增加。参见：郭志媛.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改革的实证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1）：131.虽然不排除一些表现出典型精神病病症（手段残忍、不合常理、犯罪动机奇怪）的被告人会被法院主动启动鉴定程序，但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刑事法官庭审总体较为消极、且其调查手段倾向于讯问被告人的客观事实参见：陈如超.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157-161，死刑案件中精神病鉴定数量的增加，应该主要是被告方申请精神病鉴定所致。
被告方在涉嫌死刑的案件中频繁提出精神病抗辩的根本动因在于：首先且最主要的一点是，一旦精神病抗辩成功，随之启动的精神病鉴定就有可能证明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而无刑事责任能力或仅具限制责任能力。其次，一些典型案件反映出即便精神病抗辩失败，也不会给被告方带来利益损失；拒绝提出抗辩，反而失去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机会。第三，一些案件中的被告人确实在作案时患有精神病，至少存在患有精神病的重大嫌疑。据2005年的相关报道，我国现有重性精神病人1600万，只有约20%的病人能得到及时治疗；同时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的30%至40%会产生暴力倾向。第四，部分案件中的被告人提出精神病抗辩得到了专家与学者的强力支持。在法院审理一些死刑案件的过程中，既有精神病专家强烈呼吁法院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甚至通过媒体披露的信息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如刘锡伟教授对邱兴华案、刘爱兵发表的看法。尤其是在湖南刘爱兵发案四天后，刘锡伟就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拟定了一份《界定湖南12.12特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刘爱兵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十点理由和根据》的意见书。（参见：刘锡伟.界定湖南12.12特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刘爱兵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十点理由和根据[eB/oL].[2011-03-26].http：///index.php？showtopic=372002.），亦有法律人（包括律师、法学学者）以“权利话语”作为武器，直指法院不启动精神病鉴定的失误，一些学人甚至联名通过网络发出公开信，要求法院为被告人进行鉴定。最后，鉴于中国司法精神病学的科学性、客观性问题，部分鉴定人的不中立以及鉴定人错鉴难以或不被追究责任的现状，有时被告人试图以鉴定逃脱罪责。在实践中发生了几起犯罪嫌疑人因精神病鉴定而试图逃脱罪责的案件，参见：黄春宇，范红达.精神病鉴定岂能成为真凶的免死金牌[J].中国检察官，2011，（8）：70-72；金镒.精神病鉴定：把住免死“金牌”[n].哈尔滨日报，2006-09-10（7）.由此看来，存在种种动机促使被告方选择精神病抗辩，但恰恰是抗辩原因复杂，以及难以避免的错鉴、误鉴精神病的错鉴、误鉴问题其实在德国也较为常见，这说明精神病科学本身的问题，当然它在中国尤为突出。（参见：张丽卿.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证据[m].台北：元照出版社，2000，394.），一定程度上又催生了法院拒绝精神病抗辩的做法。
（二）法院倾向驳回被告方的精神病抗辩
在被告人涉嫌死刑的案件中，被害人或其家属一般会强烈请求法院判其死刑当然，在家庭暴力、被害人作恶多端或被害人是精神病人并危及家庭及社会的案件中，被告人因不堪忍受或为民除害而杀死被害人的案件，此时无论是家庭其它成员还是社会民众，都会为被告人求情，请法院从轻或减轻判决（当然这从反面又证明了被害人方与社会情绪对法院判决的影响）。而在其它恶性案件中，被害人或家属则难以原谅被告人。因此当2008年北京第一中院在审判宋晓明因债务纠纷刺死马某一案中，被害人之母梁建红为被告人求情而博得学界与民间赞誉一片。（参见：江渚上.“求情减刑”：伟大的母亲，人性的司法[n].新京报，2008-07-16（4）.），而当被告人作案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则会招致社会民众的义愤填膺，此时，被告方倘若提起精神病抗辩，法官所考虑的因素就已经不仅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问题，他们必须顾忌“案结事了”与“社会认同”，尽管这已背离了程序自治的思想。因为在中国，司法正义的渊源在法律之外。“重实体、轻程序”不但是政治文化和心理传统，也是法律得以顺利运作，分配正义，法院法官得以维持民众信心，争取最低限度的独立的现实手段。这是一种灵巧的工具主义法治[3]。
工具主义的法治传统要求法庭审判必须平衡各种利益，故在涉嫌死刑的案件中，被告方的精神病抗辩权并非法庭考虑的惟一要素，甚至不是主要要素。而高层的认同加剧了这一趋势。如200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珠海法院视察，谈到死刑问题时指出，判处死刑要做到“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而同时，法官不轻易根据被告方的抗辩启动精神病鉴定还在于本文第三部分所述的众多原因，如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法律规定不明；法官作为外行无法判断精神病专家意见的真实可靠性，尤其存在多份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加之鉴定费用也增加了法院负担、且被判无罪的精神病人难以被安置。确实，当被告方提起精神病抗辩，并申请鉴定时，鉴定费用如何分配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而根据司法实践，大多恶性案件的被告方根本无力承担鉴定费用，此时启动鉴定必然意味着由法院承担鉴定费。
如此的法庭审判局面导致了在被告人涉嫌死刑的案件中精神病抗辩的成功率较低。如表1所示，该院5年来针对被告人提出精神病抗辩的14则案件，无一例外地被法庭所拒绝。而近年媒体披露出的系列案件，譬如云南红河州的马忠富案、湖北随州熊振林案、青岛肖增明案……中，同样反映出法庭倾向于径直驳回被告方提出的精神病抗辩。事实上，被告方提出精神病抗辩的成功率，还可由法官在死刑审判中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态度与频率来判断，因为精神病抗辩的成功，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以此反驳侦控机关的鉴定意见（若被告人不满而申请重新鉴定），或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审前没有鉴定）；反之，没有进行精神病鉴定，当然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抗辩成功，因被告方无法自行提供鉴定意见，即使提供也不具可采性。据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指出，法庭在审判阶段启动鉴定的情况极少参见：汪建成.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实证调研报告[J].中外法学，2010，（2）：290.，甚至在死刑案件中启动精神病鉴定，许多地方要求上审委会决定。其根源一是案件经过侦控机关的两层筛选，二是法院不希望成为舆论的焦点，因此，死刑案件在审判阶段即便要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不仅需要更充足、可信的理由，还需上审委会讨论决定，这当然导致精神病鉴定难以展开，相应的，精神病抗辩也不可能有效。何况，一些研究表明，精神病鉴定中，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比例高达三成（且限制责任能力的也差不多三成左右），参见：陈卫东，陈雷.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2012，（1）：165.如此局面，焉能不使法院在死刑案件中不谨慎。
除此之外，一些精神病专家与辩护律师的看法印证了上述结论。一些精神病专家根据多年的丰富实践指出，法院是否启动精神病鉴定，需要考虑如下因素：（1）被杀的不是亲属，因而民愤极大，一般不做精神病司法鉴定；（2）杀多人者倘若被鉴定为精神病，要衡量利弊，其一，有助于推卸官方责任，则应采纳；其二，有助于平息民愤，则不应采纳；其三，有助于强调疑犯之个人问题，起到教育作用，则不应采纳。……（3）杀人者倘若伤及军警，不宜进行精神司法鉴定[4]。实践中律师们亦一再指出：当被告方提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时，法庭大多以“被告人庭审中表述清晰明确，没有证据证明本人和家族有精神病史”作为驳回请求的常规套语。
因此，邱兴华案虽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让全社会正视精神病人的正当权利”，但在此后的时间里，在重大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接受精神病鉴定并未成为常态，更多的是在司法机关的“酌情考虑”中有选择地进行。面对精神病抗辩难以成功的现实，有人甚至发出中国精神病鉴定何日出现“珍贵范本”的慨叹。参见：赵天水.精神鉴定何时出现“珍贵范本”[n].南方周末，2010-04-29（a03）.
三、精神病抗辩为什么难以成功？中国死刑案件中的精神病抗辩呈现出上述尖锐的矛盾：被告方虽频繁提起、但时常被法院所否决。当然，即便极力推崇被告人诉讼权益的英美两国，其精神病抗辩问题同样毁誉参半。故在美国，自行刺里根总统的辛克利因精神病被宣告无罪以后，约有半数州修改了法律，使严格限制精神病辩护成为当前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一个趋势[5]；据有关学者的介绍，美国目前精神病鉴定的提起比率不足1%[6]。同样，英国近年精神病作为辩护理由被援用的每年也只有一、两次。但细究起来，中国与英美两国限制精神病抗辩的原因不同。譬如在英国，被告人不愿提出这一辩护，是因为他们宁愿冒定罪和判刑的危险，也不愿招致确定为精神病错乱的污名及随之而来的无限期监禁治疗”。参见：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m].李贵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25.因此，除了前面讨论的工具主义的法治传统，以及法官是否启动鉴定而考虑的各种案内、案外因素外，我们更需在法律框架内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被告方的精神病抗辩在中国的成功率较低，或法院拒绝或忽略被告方精神病鉴定申请的原因是什么？
（一）法律没有规定被告方提起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
当被告方提出精神病抗辩时，控辩双方应由何方承担何种证明责任、证明到何种程度，法律语焉不详。没有对被告人提起精神病抗辩的相关证明责任的规定，可能产生如下几种后果：
一是可能激发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投机心理。法律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抗辩事由，没有设定最起码的提供证据责任，或者说未要求其履行初步的举证责任，所以死刑案件审理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精神病的抗辩事由往往存在随意性。我们对表1所示中级人民法院五年来提出精神病抗辩的14件死刑案件进行梳理发现，未履行任何初步举证责任，随口辩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的有8件，占57.1%（该8件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皆为指定辩护人）。当问及提起精神病抗辩的原因时，辩护人往往说是感觉被告人可能患有精神病、被告人杀人动机捉摸不透等等。这其实反映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为了不被法院判处死刑而产生的侥幸心理，随心所欲寻找理由，并无任何的事实及医学根据。
二是被告人在提起精神病抗辩的同时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此时就产生了被告人是否存在精神病的后续鉴定问题。若被告人提起精神病抗辩的诉求，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进行证明，此时法官可以直接驳回其申请；但问题是被告人提供相关证据，如家庭的精神病史、亲人或邻居的相关证明，此时就可能具有精神病鉴定的需要，此时究竟由哪方进行鉴定就成为现实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实践中，有时由法院直接聘请鉴定人进行鉴定，有时由法院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案件补充侦查，没有操作的规范性。
根据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阶段是否需要进行鉴定一般由人民法院决定，被告方提起的精神病抗辩与鉴定诉求并不能导致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必然启动，而由法官自由裁量。于是当被告方提出精神病抗辩的诉求时，却因鉴定请求权与决定权的分离，以及没有相对客观的审查被告方鉴定请求是否合理的标准而导致辩护方与法官之间的冲突。一些精神病专家指出：目前启动的标准法律规定不明确，对于什么样的情况应当鉴定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现行法律规定要鉴定需证明是否有精神病史，但是刚发病就犯罪的嫌疑人没有既往精神病史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是否批准司法鉴定的申请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7]。而且，按照一些专家的意见，精神病是一个情感问题，而非智力问题，不能以智力是否正常作为判断的依据。但实践中，法官往往通过被告思维清晰、表现正常为由拒绝被告方的精神病抗辩请求，而被告方却对法官不启动的决定并无任何救济措施。更何况，即便被告方提出了如下适当的证据，如被告人有精神病家族病史、本人曾经患有精神病、被告人的日常表现、犯罪动机不合理等材料，但在涉嫌死刑的案件中，尤其是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法官其实更优先考虑该案引发的社会后果与被害人方的意见，而倾向否定辩方诉求。
因此，在当前司法鉴定职权主义模式的情景中，法律必须设立必要的精神病抗辩与鉴定启动的审查标准，对于符合抗辩条件的，法官则应决定司法鉴定；对于不符合法定标准的，法官可以驳回辩方的请求。如此不仅能够杜绝法官决定的恣意性，且能够使其摆脱外在的影响，避免成为当事人双方强烈抗议与社会民怨的反应器。
（二）精神病司法鉴定问题重重
科学证据是否可信需具备三个条件：（1）理论的有效性；（2）科技的有效性；（3）专家正确地将科技应用于特定案件中。参见：王兆鹏辩护权与诘问权[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226-227然而就此三个条件展开讨论，精神病司法鉴定却存在如下众多问题：
首先，精神病鉴定缺乏统一的科学标准。目前，精神病鉴定确定疾病诊断所依据的3个诊断系统（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之间、甚至各诊断系统不同版本之间的诊断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故使用不同的诊断标准就可能得出不同诊断结果；而更关键的是，评估精神病对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的影响程度缺乏标准，鉴定人对其理解存在差异，且精神损伤因果关系的评定更为复杂，常因鉴定人的认识差异导致不同的结论。参见：刘小林，刘杰司法精神病鉴定中不同结论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5，（1）：45精神病司法鉴定共同标准的缺失，导致其领域不时出现错鉴现象，一方面使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判刑，另一方面却使正常人逃脱刑责，以至于司法精神病学被个别人指责为“垃圾学科”或“半吊子科学”。
同时，精神病鉴定的诊断方法，也使其科学性备受质疑。当一位精神病鉴定人出庭作证时，辩护律师对其诘难：你的问询式精神检查不科学、没有仪器检查，评价法医精神病鉴定与老中医的搭脉没什么区别[8]。尽管这反映了人们对精神病鉴定抱有成见，但不可否认，精神病学到目前为止还称不上是客观的科学，只要一鉴定，各鉴定人都可能声称自己出具的是“正确”的鉴定意见。何况像轰动海内外的黄静案出现6个结果不同的鉴定意见表明：既然一般的鉴定尚且如此，精神病鉴定又能得出什么样的公正结果？
第二，鉴定人在精神病鉴定中的中立性问题。由于死刑案件中被告人涉嫌的犯罪后果严重、社会影响较大，因此被告人一旦进行精神病鉴定，鉴定人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承受各方面的压力太大。在第十一届司法精神病学会议上，一位与会专家对鉴定要考虑“社会和谐”的业内流行说法提出质疑：“（司法精神鉴定）考虑的社会因素太多，按下葫芦起了瓢，没完没了。如果老这么偏，偏到哪里啊？有没有原则？”（参见：柴会群司法之困：那些犯下命案的精神病人[n]南方周末，2009-06-04（a03））因此，有些被告人明明是精神病人，但为了平息所谓“民愤”，个别专家在司法机关压力下不能坚持原则，将病人鉴定成无病，或者有病也要承担刑责。刘全普案先后共经过三次精神鉴定。凭借最后一次由上海一位著名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参加的“限定责任能力”鉴定结论，刘全普被法院一审判无期徒刑。不过，一名参与了第二次鉴定的专家曾公开表示后悔，认为刘更应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这位专家透露，他是考虑到社会影响才同意将刘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我以为他也就被判五年、十年，没想到他会被判无期。”同上注。据一些业内人士透露，在司法精神病鉴定界曾有一个潜规则：如果受害者是肇事者的亲人，则易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如果受害人是外人，则多评为限定责任能力或完全责任能力。
比如在2009年湖南安化刘爱兵故意杀人、放火一案中，司法精神病鉴定就是如此。在该案的法庭审判中，针对辩护律师的提问，出庭的湖南芙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单飞豹坦陈，由于精神疾患的判别并无一个量化标准，所以他们对这类影响重大的案件鉴定，“会考虑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会考虑案件本身的特殊情况”。而且，单飞豹反问道：“如果将刘爱兵这类犯下累累血案的嫌疑人鉴定为精神病人，会不会造成当地政府的负担？会不会有很多受害群众上访？”[9]可以说，单飞豹的陈述有力地证明了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难，以及鉴定人并不中立客观的现实。
同时，鉴定人过失或故意地错误鉴定和虚假鉴定屡见不鲜。还有利用精神病鉴定来帮助被告人逃脱法律制裁的现象。因为肯定的精神鉴定意见在司法实践中素有“免罪金牌”之称，而错鉴的存在，导致它们有时成为被告人开脱罪责的工具，甚至成为“杀人执照”。知名专家刘锡伟教授认为，中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误鉴率高达10%，其典型案例如“1999年南通王逸亲姐妹硫酸毁容一案，由于上海司法部鉴定科学研究所精神病鉴定组的误鉴，认为王逸精神正常，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并且又否定了第一次鉴定（南通医学会）和第二次鉴定（江苏省医学会）的正确意见”，而导致法院采纳了错误的鉴定意见。参见：赵天水精神鉴定何时出现“珍贵范本”[n]南方周末，2010-04-29（a03）然而，尽管司法精神鉴定存有不少误鉴、错鉴的情况，并由此导致错案、冤案，但却从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
第三，法院一旦认可被告方的精神病抗辩、并启动精神病鉴定，则容易出现多次相互冲突的鉴定意见。这种鉴定意见的冲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同一法院委托鉴定所获得的若干次鉴定意见相互冲突；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与侦控一方提交的鉴定意见相冲突；公检法三机关委托或指派的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意见彼此矛盾。例如2007年云南丽江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徐敏超涉嫌杀人案中，辩护律师出示了由法院委托的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对徐敏超作出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书》，其认定“徐敏超作案时患有旅行性精神病，评定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而在此之前，云南省公安厅技术处鉴定“徐敏超对作案具有完全责任能力”。不同的鉴定机构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鉴定结论，控辩双方各执一份精神病鉴定书，争辩不休。参见：段曌红徐敏超案：两份相反司法精神病鉴定书昨同呈法庭[eB/oL][2011-03-23].http：///xinwen/2007-12/14/content_1091590.htm
又如，2006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金某故意杀人暨附带民事赔偿一案的庭审过程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委托相关鉴定机构作出了四份相互矛盾的鉴定意见，金某先后被鉴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法官认证困难。参见：肖波，张华多份精神病鉴定结论的甄别[J]人民司法，2008，（6）：16-181999年5月，河北保定市的一名妇女摔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一审期间对其做了三次精神病司法鉴定，三次结果都不相同。参见：周娜，李雅琴论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之完善[J]医学与哲学，2005，（9）：39
重复鉴定的出现，固然与精神病鉴定的科学性、鉴定人的不中立等问题有关，还在于被告人及其家属与控方、被害人对鉴定意见的法定能力的评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尤以辩方对完全责任能力的异议最大。参见：张广政湖南省刑事案件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案例的随访研究[J]法医学杂志，2006，（2）：43实践中，针对部分法院给出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意见，当事人只要认为与其期望相悖，就立即提出抗议，反复申请重新鉴定，不惜频繁上访，甚至求助网络、案情寻求民众支持，来给法院施加外在压力。而一些法院又担心把事情闹大、害怕破坏社会稳定，导致部分无理的鉴定申请也被允许。有时，针对法庭的鉴定意见，控方也会申请补充侦查，以进行再次鉴定。其后果是，一旦法院启动精神病鉴定，总会带来无休无止的重复鉴定。
然而，两份或两份以上的精神病鉴定意见，常常彼此矛盾，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说，在其经手的刑事案件中，“只要有两次（精神病）鉴定，最后的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10]。多份冲突的鉴定意见使大多数法官无法抉择。作为外行，他们总是强调没有合理审查精神病鉴定意见的知识结构，面对多份鉴定意见，他们或者要求鉴定人出庭，或者诉诸再次鉴定，或者根据鉴定机构的级别高低进行判断，很少法官能够结合案情或其它证据来甄别其真伪。其实，再次鉴定尽管可能印证某次鉴定意见，但其效果也可能是扬汤止沸，意见的一致并非成为其真实的理由。而精神病鉴定人的出庭，可以通过他们的陈述、对质来减轻法官选择的困难。但实践中精神病鉴定人出庭率低（不足1%）。参见：马金云，郑瞻培2006年度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状况调查[J]上海精神医学，2008，（2）：37且其出庭并非就能使案件越辩越明，反而使法官更加迷茫。2009年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在审理涉嫌“运输假币罪”一案中，前后出具不同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出庭，并未使法官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参见：李亮三次司法鉴定结论各异，疑犯是否有精神病该听谁的[n]法治周末，2010-01-14（07））
当然，还需补充一点，重复鉴定的发生部分基于中国刑事法官放弃了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职责。本来，鉴定人只进行医学鉴定，即被告人是否存在精神病，至于该精神病是否影响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及影响程度，则应由法官评断。如此，既使鉴定人可以相对超脱、做出较客观的鉴定意见，又能使法官综合评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部分减少重复鉴定的发生。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因司法精神病鉴定存在各种问题，以及容易引发重复鉴定，导致法院尽管在被告方提出精神病抗辩存在重要依据的情况下，也不敢轻易启动鉴定程序。
（三）被告人因精神病抗辩被判无罪存在监管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可见，因精神病而判无罪的人存在两种处理办法：监护人的看管和医疗；政府的强制医疗。
监护人的看管与医疗。据中央电视台2005年9月26日所制作的《新闻调查》之“精神病暴力事件调查”反映，“在多数精神病人的家庭中，作为法定监护人的亲属都没有真正尽到监护人的责任，精神病人基本上都处于失控的状态下。”当律师的抗辩或其它原因而导致被告人被判无罪，监护人（主要是家属）会因经济能力而无法送其就医，以致他们不愿领回被无罪开示的精神病人；即便愿意或被迫领回精神病人，监护人对其的看管和医疗亦存在诸多问题。有些精神病人家属不堪监护责任的重负，甚至对精神病人采取铁链捆绑等比监禁更为残酷的方式，家属杀死精神病人的事件也屡有发生。
究其原因，目前中国犯罪的精神病人的共同特征是文化程度低、生活在农村、经济状况差、获得较低的社会支持或生活环境恶劣，这些折射出其家庭本来就贫困、愚弱而又无计可施；且加之长期与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监护人早已苦不堪言，还要时时赔偿其造成的损害，由此导致在精神病人涉嫌死刑的情况下，监护人根本就不会在审判阶段提出精神病抗辩，甚至要求法院判其死刑，或将其终身监禁。
政府的强制医疗。《刑法》第18条虽规定“必要时政府强制医疗”，但对于被判无罪的精神病人，究竟应由哪级政府负责、钱由谁出、如何落实等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导致其无法具体操作。而目前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的机构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但安康医院的强制收治程序目前仍“无法可依”。即便如此，对于犯下刑案的精神病人，如果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也只有少部分被送进安康医院强制治疗，大部分病人仍被放归社会。参见：柴会群.“武疯子”犯案不能一杀了之[n].南方周末，2010-05-13（F31）.如湖南省2005-2009年接受强制治疗的犯罪精神病人比例很低，仅15.7%。参见：陈伟华湖南省1808例犯罪精神病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资料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1）：48-49其它研究与此相似，而且精神病就是接受了强制治疗，也多为短期的治疗。另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送进安康医院的精神病人，也仅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鉴定其犯病的犯罪嫌疑人；至于在审判阶段被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被告人，则只能关押在监狱或作其它安排，而不能送至安康医院强制治疗。
精神病人因判无罪而引发的监管和医疗难题，在2010年广东潮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刘宝和因精神病而免除刑责的案件中凸显出来。参见：柴会群“疯汉”杀人的艰难免刑[n]南方周末，2010-09-19（a3）本案的两次鉴定结果（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被评定为“无责任能力”）出来后，潮州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首先说服被害人家属接受该结果，然后多次找到刘宝和父母，让其将刘宝和领回家中看管。然而，由于其父母均年事已高，且家境贫寒，拒绝将刘宝和接回，甚至要求将刘宝和枪决了事，以平民愤。而潮州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找到刘宝和家庭所在的镇政府，对方明确表示因财政困难而无力承担强制治疗费用。后来，该院院长几经周转，获得该县县委书记的支持后，方才解决此问题。更令人惊叹的是，该院法官在刘宝和被政府强制医疗后，才正式宣判。这说明，中国死刑案件中的精神病抗辩，其涉及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制的范畴。
由此可见，当被告人因被鉴定为精神病而判无罪后，其监护人不愿看管或医疗，且政府的强制医疗亦遥不可及时，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那怕在审判阶段提出精神病抗辩，并辅之以有力证据，其抗辩也难以成功。考虑到这些问题，以及出于对安全的关注，法院大多不愿意将一些提出精神病抗辩的被告人按精神病人作无罪处理，以避免其重新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
四、中国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的合理变革或许基于前述的原因，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五编第四章史无前例地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但并未在精神病抗辩制度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比如鉴定启动问题、被告方提出抗辩的证明责任问题等等。当然，若过度强调被告人精神病抗辩权的优先地位，就可能忽略了“如何保护潜在受害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忽视了一旦进行精神病鉴定后可能产生的鉴定意见冲突，没有看到一旦被告人被判无罪后法院处理起来的左右为难，更遗忘了“一种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更加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是否具有支撑这种权利的充足资源”[11]。因此，中国死刑案件中精神病抗辩的进一步改良，必须在被告人权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
首先，法律须明文规定死刑案件中被告方提起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明确的法律规则可以带来行动的可预期性与标准化，亦能够限制运用规则的人的自由[12]。因此，就死刑案件的审判而言，确立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至为关键，既避免被告方动辄就提起精神病抗辩，又能防止法院过度自由的裁量权，甚至还能使法官从各种争议漩涡中解脱出来。
我们认为，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这一问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系统计学意义上的少数和例外，故应将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赋予辩方，即：当被告人提起精神病抗辩时，必须提交必要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的可能性较大，并影响到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这类似英美两国辩方就“排除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或者缺陷”的问题所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所谓的积极辩护）。参见：孙长永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58一些学者已经较为全面地指出了被告方应提交的相关证据：行为人有精神异常史或精神病家族史的；虽然没有明确的精神疾病发作史，但行为人家属及其周围人员反映其性格乖戾、行为冲动、情绪不稳、动作幼稚、睡眠规律反常、或者有抽搐发作史的；行为目的、动机、方式、过程等有悖常理的，或者缺乏作案目的或动机，或者虽有一定动机与目的，但与行为的严重后果显著不相称的；作案后或在诉讼过程中有精神反常表现的；行为人具有药物或酒精依赖史的等等[13]。而且，被告方提供的相关证据还需证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法官相信被告人至少存在精神疾病并影响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较大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
一旦被告方提交了以上的相关证据、并证明到高度盖然的程度，法院就必须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这就是死刑案件中对精神病的强制鉴定制度。事实上，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9条就规定：“对可能属于精神病人……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鉴定或者调查核实”，虽然并非强制鉴定，但其显示在死刑案件中精神病鉴定的重要意义。既然如此，那么在审判阶段，当被告方提出精神病抗辩且有必要的证据证明时，法院就应该鉴定，而不能仅顾忌案结事了或社会认同而对之拒绝。死刑案件中精神病的强制鉴定制度，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对其垄断的精神病鉴定权的妥协与让步。当然，被告方既然在审判阶段提起精神病抗辩，至少说明他或者更加相信法院的中立性、或者希望通过审判阶段的鉴定来否定侦控机关的鉴定意见，因此，法院不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案件，进行再次鉴定。
其次，在死刑案件中，当被告方提起精神病抗辩时，需要建立必要的救济制度以加强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因为尽管建立了强制鉴定制度，但在对证据的理解以及证据是否证明到了高度盖然的程度，法官与辩方存在理解的差异，这需要赋予辩方适当的救济权。如当被告方的精神病抗辩申请被驳回时，法院必须给予详细且有说服力的理由，而不能根据其自由裁量权随意拒绝；被告方针对法院的驳回裁定，可以申请复议或作为向上一级法院上诉的理由。
第三，规范司法精神病学的鉴定标准、改革相应的鉴定制度，减少重复鉴定，使法官不至于因畏惧心理而拒绝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目前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需要进一步规范，使其客观、科学，并减少各规范之间的冲突；同时，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也必须制定可操作的、统一的标准，不能仅依靠鉴定人的个体经验进行判断。至于刑事责任能力究竟由鉴定人还是法官评断，目前争议较大，可以存而不论。
为避免重复鉴定，在司法鉴定程序上需要适度的变革，诸如赋予被告方在法院选择鉴定机构与鉴定人方面的参与权；以及被告方可以聘请技术顾问或专家辅助人，参与精神病的鉴定过程；目前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被告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做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但并没有规定这种辅助人参与鉴定过程，因此存在一些不足。甚至可以邀请相应媒体、中立的第三人参与鉴定过程。这是通过被告方以及第三方对鉴定过程的参与来重塑他们对法院鉴定意见的信任，即通过“过程信任”建立“结果信任”。这不仅可以根治重复鉴定问题，还能使精神病鉴定意见显得科学、客观，易为社会、被害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如此的制度建构可以减轻法庭在涉嫌死刑案件中进行精神病鉴定所受到的超常压力。
第四，加强被判无罪且又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的监管与治疗措施。由前面分析可见，死刑案件中的精神病抗辩成功率低，其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对被判无罪的精神病人应如何监管与治疗成问题。一般来说，精神病人的家属因为经济原因与管理能力，都不愿负担其监管与治疗职责；而对于地方来说，由于财政的限制，加之法律规定不明，导致其承担监管与强制治疗的压力过大，因此亦不愿接管精神病人；虽然公安部门的一些安康医院能够收留部分精神病人，但数量偏少，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因而，中国死刑案件中被告方提起合理的精神病抗辩能够成功，其关键之处在于国家与政府应该进一步投入对被判无罪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的监管与治疗措施，而不是如同修正后的刑诉法一样，仅仅建立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固然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但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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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鉴定方法篇2
[关键词]正当程序精神病鉴定体制构建
被众多媒体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其之所以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不仅仅在于邱兴华疯狂地杀害了10个人，更主要在于邱兴华的家属提出申请要求法院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下，二审法院仍然驳回了这一申请。邱兴华虽然被执行了枪决，但由这一事件引发的法律问题的思考却没有停息，被告人及其家属是否有权启动精神病鉴定，推而广之，被害人及其家属是否对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有权提出异议，司法机关在精神病鉴定中应当享有什么权力和负有什么职责；在刑事诉讼中，是当事人还是法院、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负有举证责任，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正当程序下重新审视和思考。
一、现行法律下的精神病鉴定体制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精神病人实施了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减轻、从轻其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上，由于精神病人部分或者全部丧失意识和意志能力，因此其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要件，因此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
对于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一百二十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同时，根据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颁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司法机关委托鉴定时，需有《委托鉴定书》，说明鉴定的要求和目的，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这些规定说明，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精神病的鉴定，由公安司法机关（含检察机关和法院）主动进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主动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或者不服公安司法机关鉴定结论的，可以而且必须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申请，但是否进行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由公安司法机关决定。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病的举证责任问题，显然，在我国，检察机关负有“客观公正”的义务，因此，公诉方对被告人有罪负举证责任，同时也有义务查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同时，由于司法机关掌握了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权力，因此，司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患精神病并不需要负有举证责任，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家属的申请决定是否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不过，对于不进行精神病鉴定的，通常会说明理由；但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任一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因而要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时，该机关必须出具司法鉴定，负举证责任。
二、域外司法精神病鉴定体制剖析
患有精神病的人实行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是，如何启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以及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由谁来举证，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却迥然不同。
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通常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人，整个诉讼活动，包括侦查、起诉都被认为是为法官发现事实而服务的，因此，是否需要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主要由法官来决定。
在法国，共和国检察官、辩护方或者民事当事人向预审法官提出建议，要求进行鉴定，预审法院也可依职权命令进行鉴定。对于建议，预审法官如果认为所提议的鉴定措施对查明事实真相并无多大用处，则在一个月内作出说明理由的裁定，对此裁定提出建议方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如果法官认为所建议的措施是可采取的适当措施，即可任命一名或多名鉴定人。在鉴定报告已经提交之后，预审法官应当传唤各方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律师，向他们通报鉴定人所做的结论，预审法官向各方当事人规定提出意见或提出请求的期限，尤其是要规定提出进行补充鉴定或者反鉴定的意见或请求的期限。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反鉴定的请求，预审法官可以驳回请求，当事人可以就预审法官的决定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1
在德国，鉴定人被认为是“法院的助手”，鉴定人只是应法院之委托从事专业知识上的鉴定。在以下的情形时，法官必须延请鉴定人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一是当被告人进入精神病院接受观察其精神状态时；二是如果认为有将被告人移送精神疗养病院、禁戒处所或保护管束之必要。在判断责任能力时，可视需要聘请一位精神医疗方面或心理方面的鉴定人，但并非一般性地均以聘请精神病学方面的鉴定人为优先考虑。法官（有时是检察官）聘请谁为鉴定人及请多少人数，由法官、检察官自行决定，不受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建议所拘束，不过，如果法官拒绝被告所指定之鉴定专家，被告仍可以要求传唤其所指定的鉴定人，并基于证据调查之申请强迫法官对其应进行讯问。同时，德国基于直接言词原则，鉴定人应当出庭，应当就其鉴定在法庭上进行报告，法院对于鉴定人所完成的鉴定必需自己再加以独立的判断、确信，不得任由鉴定人的鉴定结果毫不经检验即用于判决中。1
英美法系国家把鉴定人界定为专家证人，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20条规定：“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者裁决事实，则凭借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者教育而能够格为专家证人，可以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就此作证。”2因此，精神病鉴定人也作为专家证人，而精神病鉴定作为专家证言。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这种诉讼模式是一种对抗制，证据的提出、事实的发现和程序的推进都主要由控辩双方负责，因此，决定是否实施精神病鉴定，是否让专家证人出庭也属当事人的权限，辩护方和公诉方都可以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同时，精神病鉴定人应当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支持本方观点，并接受对方询问，是否认定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由法官自由心证决定。当然，在英美法系，特别是怀疑被告人精神错乱，法官也可以主动指定专家证人来帮助法庭查明事实。根据美国《刑事诉讼联邦规则》第28条的规定，审判法官可以命令被告和政府，或双方，表明不应该指定专家证人的原因，并且可以要求各方提出可能的证人的名字。法官或者指定各方同意的专家，或者指定他自己选择的专家。法官或者以书面形式，或者在双方都有机会参加的听证会上，告知法庭指定的专家证人的职责。法庭指定的专家证人将告知各方他的发现，并且此后可以被审判法官传唤到证人席上作证，或者任何一方均可以提供专家证言。法庭指定的专家将受到双方的充分的交叉询问。3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美国大多数的州和加拿大、印度、新加坡等国刑法认为，精神错乱作为一种辩护理由，其主要适用的原则是1843年形成的姆女内坦规则（m‘naghtenrule）。该规则的基本内容是：应当告诉陪审团成员，所有案件中的被告人均应推定为神志清楚，具有对其犯罪负责的足够的辨认能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不是这样。以精神错乱为由提出辩解的，必须清楚地证明被告人行为时由于精神病而缺乏理智，结果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者即使知道行为的性质，但不知道自己行为是错误的。辩护方要以精神病为理由获得成功，必须证明以下几点：一、被告人因精神疾病而缺乏理智，这是生理病理标准；二、被告人在缺乏理智的情况下活动，即在行为当时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者虽然知道行为的性质但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误的，这是心理学标准，也可称为法学标准。1
从上述对于两大法系精神病鉴定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一是在大陆法系，鉴定人通常是认为是法官的“助手”，因此，当事人拥有的是向法官要求鉴定的权利，当法官不许可时，可以上诉；在英美法系，鉴定人是当事人聘请的专家证人，因此，聘请鉴定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是当事人的权利，当然在特殊情形下，法官也可以指定鉴定人出庭作证。二是在大陆法系，鉴定人既然被看作是法官的“助手”，那么，被告方就不存在对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负举证责任；在英美法系，鉴定人是当事人的专家证人，被告方要以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而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就必须负有举证责任。不过，在两大法系，对于鉴定人出庭都有明确要求，大陆法系根据直接言词规则，英美法系基于传闻证据规则，都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双方的询问，并且法官不应直接受鉴定人结论的左右，而是根据自由心证来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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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体制构建
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精神病鉴定的体制，显然与大陆法系比较接近，鉴定都是主要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由司法机关决定。不过，比起大陆法系的体制而言，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做出不予鉴定的裁定上诉的权利；也没有规定允许被告人指定的鉴定人出庭的权利。
从程序正义和确保司法公正的角度而言，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精神病鉴定的体制存在缺陷。关于程序正义，根据西方法治国家的标准，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自然正义原则”，该原则早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就为人们所接受，其包括的内容有：1.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2.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二是“正当程序”原则，该原则是由美国宪法所确定的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我国学者者陈瑞华根据西方的程序正义原则和联合国的相关国际条约，提出在刑事诉讼中的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1.受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人应当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制作过程，简称“程序参与原则”；2.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简称“中立原则”；3.控辩双方应受到平等的对待，简称“程序对等原则”；4.审判程序的运作应符合理性的要求，简称“程序理性原则”；5.法官的裁判应从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简称“程序自治原则”；6.程序应当及时地产生裁判结果，并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最终确定，简称“程序及时和终结原则”。1
以此作为衡量程序正义的标准，那么，我国对于精神病鉴定的体制中，只允许司法机关对于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而不允许辩方（被告人）、被害人有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权利，显然有违“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对等原则”、“中立原则”；没有规定辩方（被告人）、被害人要求对于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以及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显然有违“程序参与原则”、“程序理性原则”。因此，笔者建议，根据程序正义原则，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合理的因素，重构我国精神病鉴定的体制：
（一）鉴于我国检察官具有“客观公正”的义务2以及我国秉承大陆法系的法官具有探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权力的传统，因此，应当保留现行的司法机关有权委托鉴定人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规定。但是，同时应当规定辩方（被告人）、被害人申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权利以及对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的鉴定不服要求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决定不服的，辩方（被告人）、被害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对于法院的决定不服的，辩方（被告人）、被害人有权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二）应当赋予辩方（被告人）、被害人聘请鉴定人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权利。当辩方（被告人）、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不予鉴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行聘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或者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最终的鉴定结论不服的，也可以自行聘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并提交法庭质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应当提供条件，方便辩方（被告人）、被害人聘请的鉴定人进行精神病鉴定。辩方（被告人）、被害人都要求聘请鉴定人的，鉴定人应当由辩方（被告人）、被害人双方共同指定，无法达共识的，双方都有权利聘请鉴定人。
（三）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费用由国家出，而由辩方（被告人）、被害人聘请鉴定人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费用由聘请人出。
在精神病鉴定的基本体制确定后，对于被告人是否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病由哪一方证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大陆法系，由于鉴定人通常是法官的助手，当事人只有提出鉴定而没有直接聘请鉴定人的权利，因此，被告人在犯罪时是否患有精神病，通常由法官委托的鉴定人向法官和当事人释明，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但如果法官不认为被告人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病，在说明理由后也可以驳回当事人的申请，不进行精神病鉴定；在英美法系，由于控辩双方均可聘请鉴定人，同时英美法系刑法认为，被告人在犯罪时是否患有精神病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只是被告人免责的辩护理由，因此，要成功以患有精神病免除或者减轻责任，辩方负有举证责任。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强调检察官对于被告人有罪无罪的证据都负有查清的义务，但实际上当检察官认为被告人在犯罪时没有患有精神病而不决定鉴定时，并没有严格的举证责任，只是简单地说明理由；但认为被告人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病，负有举证责任，必须提交相关的鉴定结论。
笔者认为，英美法系中将精神病作为被告人免责的辩护理由，由辩方负举证责任是具有合理性的。首先，通常来说，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推定为是正常理智的公民，其才能享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自己的行为能担当起责任。所以，当其涉嫌犯罪时，就应当推定能负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只须证明其行为涉嫌犯罪，如果被告人要免责，就必须由其家属或者辩护人提出证据证明其不能负刑事责任。其次，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审判认定有罪前推定是无罪的，所以证明被告人的有罪责任在控方，但是，控方要证明的应当仅是被告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而犯罪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不在控方举证范围内；再次，如果我们赋予辩方（被告人）、被害人聘请鉴定人的权利，那么他们也有可能举证来证明被告人在犯罪时是否患有精神病。因此，我国应当引入“姆女内坦规则”。不过，鉴于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负有“客观公正”的义务，既要注重有罪证据又要注重无罪证据，因此，我们对于精神病的举证规则，可以有所变通。笔者认为，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认为被告人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病，那么应当出具精神病鉴定书，如果被害人不服的，可以自行聘请鉴定人，将鉴定书提交法庭质证或者据此提起自诉，此时控方对被告人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病负举证责任；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认为被告人在犯罪时没有患精神病，应当出具相应的理由说明，辩方（被告人）不服的，也可以自行聘请鉴定人，将鉴定书提交法庭质证，辩方（被告人）对被告人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病负有举证责任。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客座教授。
1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布洛克著，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646至655页。
1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吴丽琪译：《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61至267页。
2参见刘晓丹：《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356页。
3同本页2，第357～358页。
1参见赵秉志：《英美刑法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26页。
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2版，第54页。
精神病鉴定方法篇3
关键词：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管理；体会
experienceinForensicpsychiatricRecordsmanagement
YUYa-hong
(JudicialidentificationCenter,theShaoxingSeventhpeople'sHospital,Shaoxing312000,Zhejiang,China)
abstract：withtheincreaseinthegeneralstandardoflegalconsciousnessofpeople,moreandmorecivildisputes,andbyresortingtothelawtodispute,requirementevaluationinvolvedinpsychosisorsuspectedmentalpatientscivilcapacityalsoincreasedaccordingly.psychiatricjudicialauthenticationfilesisanimportantpartofmedicalrecords,andprovidethebasisforthelegaltrial,sentencingeffect,therefore,howtofile,isveryimportanttoensuretheintegrityofthearchivesandsystemic.theauthoronthebasisofsummarizingexperience,somepracticalexperience,nowreportasfollows.
Keywords：Judicialidentificationofmentalillness;Filemanagement;experience
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民事争议，与纠纷被诉诸于法律来解决，要求评定涉案精神病或疑视精神病患者民事行为能力的委托也相应增多[1]。由于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是对疑有精神障碍的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的精神状态及其法律能力，进行精神状态检查、分析、诊断、判定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它既具有为法律审判、量刑提供依据的效应，又是医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归档整理，保证档案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每个档案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笔者是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心的专职档案馆员，在从事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管理工作中，得出了一些实践体会，现与同行商榷。
1精神病司法档案管理的归档依据及内容
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资料的整理是档案资料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所以必须依据整理。我们在整理、归档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时，是参照《中国档案分类法》和《中国图书分类法》将资料分为：行政类（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心的年度工作计划、总结、析评、验收等资料）、和鉴定类（主要是精神病司法鉴定被鉴定人的档案资料）。文中阐述的档案整理是指后者。
一份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的形成，包含了从接收鉴定到档案归宗的整个过程。①作为鉴定单位，在精神病司法鉴定前，会收到由委托单位提供的材料，包括委托单位介绍信、司法部门统一监制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委托书"、涉案卷宗的相关材料复印件等。我们在接到鉴定委托时，会把这些信息做详细登记，项目内容有：序号、委托单位、委托时间、被鉴定人姓名以及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的名称、份数等等。②是在鉴定中形成的原始材料，包括司法鉴定讨论记录，辅助检查报告单（心理测验、脑电图、Ct、磁共振等）、司法鉴定书的原稿和打印件副本、鉴定者实地调查并经委托方认可所获得的材料，以及鉴定结论不一致时，不同意见方的书面材料等。这些资料是整个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中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序归档。并在首次接待的登记本中完善鉴定结果的填写。使登记本成为司法鉴定档案的检索工具，方便资料的查找利用。
2精神病司法档案管理的归档卷宗整理
我们对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卷宗的整理，采用病历档案排序法，按年份和时间编号，一人一卷，与委托时登记的日期呈现一致性，譬如，某卷接收鉴定的日期为2012年3月5日，当年度是序号为第18位，那他的卷宗号即为：2012-03-05-018；这样的排序有利于查阅，也有利于年度统计。卷内材料排列从首页到尾页依次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副本原稿）司法鉴定小组的鉴定讨论记录辅助检查报告单（心理测验脑电图Ct磁共振）其他方司法鉴定书复印件病历档案复印件有关案情的旁证材料司法鉴定申请单位委托书司法鉴定申请单位介绍信。这样的整理方法，既能保证整份档案的完整性，又能保证档案的统一性、规范性。
3精神病司法档案管理的归档保管期限
目前，我国对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的保管期限没有具体的规定和标准。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3条规定:医疗机构的门诊病历档案的保存期不得
4精神病司法档案借阅管理
由于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既有法律的属性，又有医学的属性。因此，其借阅的规范性尤为重要。阅档制度规定，阅档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根据实际需要，借阅有关档案。这一类借阅主要是本单位专业人员在科研、教学、撰写论文时使用，借阅前必须办理由医务科、科教科、护理部审批同意的手续。②外调人员查阅鉴定档案时，必须持县(团)级以上机关的介绍信，办理借阅手续。③借阅者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档案内容，确保档案安全；查阅档案时，不得遗失、涂改、拆散、剪裁、勾画、批注档案材料，以保持档案的整洁完好。④借阅时间一般不超过7d。⑤档案馆员根据要求做好登记、借还手续，并具体解答借阅人查阅档案中的有关问题（专业问题，由中心主任回答）。
总之，精神病司法鉴定档案是客观全面地反映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作案时是否有精神症状的具体资料，是依法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故而规范、完善档案的管理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能力验证鉴定文书析评[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6:236-237.
精神病鉴定方法篇4
论文关键词刑事司法精神障碍启动程序
2006年7月邱兴华连杀10人,逃跑途中又致一死两伤。10月陕西省安康中院审理后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依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邱兴华死刑,。11月邱兴华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前,其妻子以家属身份提交精神病鉴定申请,同时其二审律师也向法院提请了该申请。江苏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刘锡伟断定邱兴华患有精神疾病,希望法院能够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其间中国司法精神病鉴定领域的泰斗杨德森教授也大力声援。12月陕西高院二审,尽管双方就精神病鉴定启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然最终法院以未提交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为由未采纳被告精神病鉴定的主张。事实上,在据邱兴华杀人案主审法官王晓回忆:“9月30日早上,安康市检察院将该案报送中院的办案人告诉我,他看完卷宗,觉得邱兴华有些神经不正常。”在公安侦查过程中则完全没有考虑过对其精神状态的检测。最终12月邱兴华被执以枪决,精神病鉴定程序始终未启动。
一、现行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问题
这里的刑事司法精神障碍鉴定启动程序,认为是控辩双方或一方或有关国家机关申请精神障碍鉴定,到鉴定人、鉴定机构最终确定的过程。精神障碍鉴定的司法鉴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程序,而其启动程序更是业界关注的重点。随着2006年邱兴华杀人案的判决落幕,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各届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讨论。2011年6月《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从立法层面上做了一系列规定,可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该草案也并未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的一些具体做法予以规定,我国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上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一)控辩双方权利失衡,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另外,第159条规定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从这些条文的内容来看,诉讼参与人仅享有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权利。控辩双方权利失衡,是现有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审查。审判三个阶段均有不同程度地存在。
1.侦查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
公安部1998年的5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6第233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由此可见,在我国,侦查机关享有启动鉴定的决定权。然而在该启动过程中,侦查机关由于自身的一些局限性会造成启动的不公。一方面,侦查机关由于自身职责的倾向性,会更加注意到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名加重的证据。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结果可能使被告人罪名减轻,因此侦查机关通常不倾向于启动该鉴定,即使启动,由于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是受侦查机关委托,迫于压力也可能做出侦查机关所希望的结论,无法保证结果的公正客观性。另一方面,侦查机关人员本身并非精神障碍专家,只能凭借主观意识判断被告是否可能患有精神病,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无法独立判断也造成了启动的困难。加上当事人没有初次鉴定申请的权利,其权益更加难以保障。在邱兴华一案中,按其妻子的描述与精神病主任医师刘锡伟教授的判断,邱兴华精神方面的障碍在公安司法机关办案的时候就已见端倪,然而在侦查阶段并未启动精神障碍的司法鉴定。在本案中,公安司法机关迫于各方面压力与自身职责倾向性与知识局限性做出了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这显然是有违程序正义的。
2.审查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的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6第19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也应当进行鉴定。由此可见,我国的检察机关同样享有启动鉴定的决定权。同样在检察院审查阶段,其司法鉴定的启动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检察院的鉴定权同侦查机关是相类似的;其次,在行使检察权时,检察院可以就鉴定事项和公安机关进行讨论或提出异议,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或针对已有的鉴定结论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检察院亦可自行重新鉴定。如邱兴华一案中,主审法官跟检察院办案人的一个私下的交流。可以说检察机关在鉴定启动上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同样由于其自身的职责倾向,它存在和侦查机关相似的问题,很可能在本应该启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并不启动,从而使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3.审判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鉴定;另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的规定,若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从这些规定来看,人民法院毫无疑问也拥有启动鉴定的决定权。法官被预设为“最高公正性”的人,法官在司法鉴定中也拥有启动权,或者说法官是最应该具备鉴定启动权的人,其决定按说最应该体现出鉴定启动的公正性。然而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启动我国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法官也有专业的局限性,且容易混淆鉴定启动的标准与判定其为精神障碍的标准。如在邱兴华一案中,法院最后以“未提交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为由驳回了被告的精神障碍鉴定申请,法院认为,邱在逃跑过程中多次有意识地逃离了追捕且从侦查到审判整个过程中思路都很清晰,由此判定邱没有精神病,对精神病鉴定申请不予采纳。而事实上案发前,邱怀疑老婆外遇,女儿非亲生,上诉时说法庭判决没把他妻子不忠写入判决书等,这一系列言行均表明邱有被害妄想、嫉妒妄想等精神障碍的倾向,加上精神病教授的论断,精神鉴定泰斗的声援,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证据。如果不去注意到这些事实,仅去关注邱正常的一面,很容易陷入误区忽视他的这些精神症状。由于没有鉴定启动遵循的标准,加上法官专业知识的缺乏,造成了不利于当事人的结论的产生。
(二)鉴定预启动过程中的立法及社会影响问题,导致鉴定结论的科学性难以保证
精神病鉴定不同于其他鉴定,一旦启动,它的鉴定也具有诸多不确定性。首先,它虽然有一定的国内外标准可以进行判断,但这类鉴定本身是法学与医学相交叉的学科,其复杂性远远超出单纯医学的鉴定且其还带有不少主观色彩,不同专家,不同时间或情境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结论;其次,它也是一种回溯性评价,所以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也会降低;最后,还可能出现精神病专家权力寻租或迫于其他方面的压力做出违背职业道德的判断。这些都是在启动精神障碍鉴定后会面临的具体问题,也会使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得不到保障。
1.鉴定人、鉴定机构的的相关立法规定宽泛,规范性不够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刑事诉讼中的精神障碍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款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内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有所冲突,到底是由省级政府指定还是有司法鉴定委员会决定鉴定机构,没有明确指定或决定哪一级别的医院作为鉴定机构没有规定。
有关鉴定人的鉴定资格问题,《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作了规定,即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且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可以担任鉴定人。这个规定可以说非常宽泛,“五年临床经验”、“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和“主治医师”模糊宽泛,门槛太低,这样很容易造成鱼目混珠的事件发生,专业权威性不够加上鉴定授予的随意性较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科学性。
一般情况下,鉴定人、鉴定机构由侦查机关或审查机关或审批机关自行决定。如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3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应当指派、聘请具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鉴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0条规定:“鉴定由检察长批准,由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聘请其他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但是应当征得鉴定人所在单位的同意。”辩方当事人没有参与到鉴定人、鉴定机构的最终确立。导致辩方当事人由于程序不公正而产生对有可能是实体真实的鉴定结果的怀疑。如”邱兴华案”中其妻子一直要求对其进行精神障碍鉴定,所表述的观点就是“让他死的明明白白。”
2.社会环境对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负面影响
公检法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权力机构的影响,同时法官也不可能完全中立,特别在这种重大事件的处理上,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容易引起民愤。在近几年的精神相关类重大杀人事件中,邱兴华以残忍的手段连杀十几人,这绝对触犯了民众的道德底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作出对被告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将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造成某些政治局部的不稳定。因此,司法机关在这种重大案件的处理上,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性沉默,对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慎之又慎。
二、完善我国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构想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定程度的鉴定启动权
有关鉴定启动权的问题,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鉴定启动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强调的是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抗,启动权赋予给双方当事人,要不要鉴定以及由谁来鉴定都是当事人自行决定,控辩双方都可委托各自的专家出庭作证。此时,诉讼程序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来推进,法官基本处于居中的位置。受限于我国政治体制和我国目前的法官角色定位,我国精神障碍司法鉴定不可能完全由当事人来启动,但还是可以赋予当事人积极的启动权,被告可在司法机关未启动鉴定时,自行委托合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相关机关需要对其鉴定行为进行配合,鉴定结果可作呈堂证供,司法机关有任何疑问可启动补充鉴定或重复鉴定。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错案冤案的发生,还可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相信这也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不断走向完善的大势所趋。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启动程序的救济权
“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在目前我国当事人无权启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情势下,需要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权力。在邱兴华一案中,二审其妻子和律师要求精神障碍司法鉴定被法院驳回,法院的做法并未违反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加之没有任何救济制度,因此被告人也无能为力。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请求权和救济权是必要的,鉴定请求权包括初次鉴定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司法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依职权启动鉴定,同时当事人双方均有权向司法机关申请提出鉴定,在其请求得不到满足时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或就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向法院,这些救济程序可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启动程序的选任权
在不妨碍侦查的前提下,应当通知当事人并赋予其选任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权利。首先,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应该有更为明确统一的要求。不同法规对鉴定机构的选择要求不同,不妨统一为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同时必须是精神病治疗为其强势专业的三甲医院或国家认可的专业性研究机构。有关于鉴定人资格,也需要予以提高,规定必为临床经验十年以上的副高以上级医师。以省为单位建立起各省的专家数据库,必要时也可跨省咨询专家。考虑到司法精神障碍与医学精神障碍上的差别,可定时召开专家会按照法律的要求不断完善其判断标准。其次,在选任时要求双方当事人同时在场,对选任结果达成一致即开始进行鉴定,如未能达成一致,可采取专家库摇号或者抓阄的形式来选取鉴定人,保证鉴定人的中立性与结果的公正性。最后,只有在当事人无能力选任的情况下,由法院来履行选任的职责,最大程度地保持鉴定的中立性。
(四)正确处理鉴定启动程序与社会舆论的关系
首先,作为公安司法机关而言,要认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坚守法的本质,公众的朴素正义感与法律所维护的程序正义存在冲突时,法律首先要维护程序正义。因此在决定是否启动精神病鉴定时,应当将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置于优先地位,尽量避免社会因素的影响。另外,作为公众而言,虽然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但对法律具体程序以及条文的理解并不及专业人士清晰,并可能由于这种理解不足在事态发生后出现干扰司法审判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长期的互动来去获得一个平衡点,舆论能够对法律有积极的促进面,同样司法也可以引导舆论朝着一个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精神类杀人案这种民众质疑与不解颇多的点上,司法机关加强对舆论的回应,增加与民众的沟通,开展普及法律程序知识的讲座,都能对舆论的影响起到积极的效果。
精神病鉴定方法篇5
论文关键词司法精神病鉴定司法程序责任认定管理和治疗
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接受司法精神病鉴定委托以后，鉴定进行过程中，要同时注重法学要件和医学要件的考察，做出能够赢得社会认可的鉴定结论。本文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就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鉴定前后的司法程序、涉案精神病人的责任认定以及管理治疗等方面，重点梳理一些看法和要点，供大家探讨。
一、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根据《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五章规定，“司法机关是委托鉴定的唯一主体”。依据我国现行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体制，由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决定是否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我国在立法上并没有赋予当事人可以独立地启动鉴定程序。本人认为这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而且有悖于控辩平等的原则。法律应当允许当事人自己或其监护人选择进行鉴定，当事人可以因举证需要而委托鉴定，或者通过鉴定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既可以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性，规范司法鉴定活动，也可以树立司法鉴定结论的公信力。
二、鉴定前和鉴定后的司法程序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但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公安机关主动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一旦犯罪嫌疑人被确认为精神病人，公安机关就会撤销案件，终止司法程序，有的就将行为人移送强制医疗，有的由公安机关径行“无罪释放”，而不移送检察机关。在这种情况下，未经过司法机关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被害人得不到心理慰籍，得不到经济上的补偿，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对法律的公平公正性产生怀疑，最终导致上访政府、报复社会，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和不良影响；犯罪嫌疑人若被移送强制医疗，未有经过申辩机会，亦会有不满；犯罪嫌疑人若被放任在社会上，对社会亦会构成极大的危险和隐患，带来不良的后果。以上这些极不利于当前所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
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是查清犯罪事实，收集和提取指控犯罪的证据。至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以及应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些均应当由法院来最终判定。在侦查阶段，若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或其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情况，依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因此，公安机关只要在实体上查明了案件事实的各要点，即使怀疑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也应当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法院结合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的鉴定意见作出有罪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或者作出移送强制医疗的决定。
三、涉案精神病人的责任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以上认定标准与现代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是一致的，即采用医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相结合的方式，在心理学标准的认定形式上采纳的是丧失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的择一说。
所谓医学标准，又称之为生物学标准，是指从医学上看，行为人是基于精神病理的作用实施特定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所谓心理学标准，亦称法学标准，是指从心理学、法学的角度看，患有精神病的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由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病理机制所引起的，而且由于精神病理的作用，使其实施危害行为时丧失了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从而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所谓丧失辨认行为的能力，是指行为人由于精神病理的作用，在实施危害行为时不能正确地了解自己行为危害社会的性质及其危害后果；所谓丧失控制行为的能力，是指行为人由于精神病理的作用，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选择实施或不实施危害行为，也往往表现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和控制危害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方式与程度。精神病人不构成犯罪，必须同时符合上述医学标准和心理学标准，才应确认为无责任能力人，排除在刑罚的处罚之外，按照《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在司法精神病鉴定方面，必须保证精神病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统一性，在全国范围内应当制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统一标准，供所有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共同遵守。另外，对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鉴定，不能紧紧依靠该结论作为认定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还应进一步根据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和案件情况综合评定，才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笔者认为，立法可规定办案人员应当按下列步骤进行初步审查，进行初步认定：（1）是否有精神病史；（2）作案的动机是否为报复、泄愤、财、情等正常心理，是否有犯罪的现实动机；（3）作案是否为预谋，如果为预谋，是否精心“踩点”准备工具；（4）作案手段是否离奇；（5）犯罪后是否有自我保护意识，是否伪造现场，是否丢弃犯罪工具；（6）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是否出现幻觉与妄想等精神症状。
四、涉案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治疗
当前精神病人犯罪是一个非常热点的社会问题，尤其近些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特大案件都是有关精神病人犯罪的，有些案件震惊全国甚至引得世界关注。尽管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其权利需要法律予以保护，但其对社会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亦非常严重。当精神病人发生重特大犯罪，专家从专业的角度提出观点时，往往会引起社会上很多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关键是需要改进目前我国对精神病人犯罪后的处理措施，我们应当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以损害正常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否则，公众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精神病鉴定方法篇6
“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态势，忽视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笔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司
法精神病学近几十年的变迁，以此为参照，发表了对精神病人犯罪研究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精神病人；犯罪；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刑事责任能力
【中图分类号】d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1—0s12—06
researchonabilityoftakingcriminalresponsibilityofamentallydisorderedpatient．hetian．southwestuni—
vet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0031．
【abstract】lawbreakingofamentmlydisorderedpatienthasbeenseldomresearchedforalongtimeinthedomestic
legalfieldbecauseoftheincorrectconceptionofacquittalbyreasonofmentalillness．consequently，psychiatristhas
replacedjudgetodeterminepatientswithmentalillnessguiltyornot．atthesametime，thepublicsafetywasneglected．
theauthorsimplyintroducestheamericanchangeonforensicpsychiatryoverrecentdecadesandexpressessomeowdopinions
onaboveproblems．
【keywords】mentallydisorderedpatient，crimecommitting，cognitiveability，controlability，abilityoftakingcrim·
inalresponsibility
前言
国内一些人对刑法有关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规
定存在认识误区，错误地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精
神病患者因为在主观上不具有认识能力，所以，精神
病患者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
论其行为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结果，都不负刑
事责任。①简而言之，就是“有病无罪”。加上我国《劳
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
所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不属于管理范
围．这样“有病无罪”的观点好像理由更为充足。受此
观念的影响，不少法律人士对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
研究不屑一顾，误以为那仅仅是鉴定医生涉足的领
域，致使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处于滞后状态，危险性
精神病人给社会带来的创伤长期得不到很好的综合
治理
精神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对没有辨认能
力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不追究刑事责任，既
是人类社会认识能力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当今世
界重视法治精神和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我国法制
建设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走上正轨，司法精神病
学系统研究始于那个时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美
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控制犯罪法》，这个法律对精神
病免罪辩护的基本政策是“从严掌握”。对比之下，
我国的“精神病免罪”则是从无到有，自从有此规定
开始，一直是“从宽掌握”。这样做必然带来两大不
良后果．一是精神病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成了
社会的隐痛．公共安全受到了极大的侵扰；二是罪犯
诈病的事件屡见不鲜，更有个别诈病成功者公然叫
嚣自己有“杀人执照”。②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器。起着平衡冲突各方
利益的作用。对精神病人违法的认识和处理须兼顾
[作者简介]何恬(1958一)，汉族，女，重庆人，医学学士，法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学和鉴定工作。
tel：13368202658：e—mail：hetian@swup1．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05jazh019)。
①刑法的认识理论对司法鉴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借鉴与影响。http：／／www．sod．gov．cn／newsview．asp?nid=446＆class：50，20__年12
月搜索
②刘海明：《精神病鉴定证明缘何成了“杀人执照”》；载于《检察日报}20__—07—03。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4卷(第1期)
作案精神病人和社会两方面的利益。司法精神病学
是法学的分支学科，具有精神病学和法学交融的复
合特征，在处理相关的各个案件上单靠其中某一学
科的专家来操作难免顾此失彼。遗憾的是，长期以
来我国司法实践中，精神病患者是否具有认识能力，
主要由临床精神科医生加以鉴定，形成了“精神病学
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现状。①一旦某
位犯罪嫌疑人被鉴定医生诊断为精神病，不管他是
否达到了法律精神病的程度，不管他是否仍然有危
险性，往往是一放了之。我国法律对这类精神病人
虽然有强制治疗的规定，但法律对因经济来源不足
不能进行强制治疗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却未有规定。
加之
公安机关受超期羁押的限制，无法长期拘押他
们．所以这些人很容易成为“累犯”，对公共安全构成
了极大的潜在威胁。
一
、我国当前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识上
的误区
犯罪是以行为人具有主观罪过与客观行为为构
成要件。主观罪过又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基础。
精神病人对自己的作案行为有无认识能力，部分鉴
定医生常常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单一地考察病人的事
实行为，只要发现被鉴定人有达到精神病诊断标准
的精神异常，便不问其他情况，以点带面地下“无刑
事责任能力”的结论，对那些作案中正常的精神活
动，部分鉴定医生不是毫无觉察，而是用“实质性的
辨认能力受损”通通给否定了。尚需指出的是，由于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所以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
的判断习惯于类型化拟定，非个别考量。目前，许多
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改变这一传统习惯。②不少鉴定
医生遵循此常规，当鉴定犯有数“罪”的精神病人的
刑事责任能力时，仍然以点带面地代替一桩一桩
“罪”具体分析，否则认为一个人在此事上有刑事责
任能力，在彼事上无刑事责任能力是件自相矛盾的
事情。例如，一患精神病的现役军人，因受病态信念
的左右，开枪打死数名战友，逃跑途中路经岗哨，恐
值勤哨兵阻拦即开枪击毙对方。有鉴定医生认为被
鉴定人对前面的行凶行为没有辨认能力，但对后面
的行凶行为有辨认能力。相当多的鉴定医生却持相
反的意见。长期以来，后一种意见已经成为一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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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看法。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种刑事责任能力的
类型化认定方式成了对人不对事，难怪个别别有用
心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精神病的鉴定证明后叫嚣
自己有“杀人执照”，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留下了精
神病人犯法后有“免死牌”的烙印，这似乎隐含着精
神病人可以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
其实我国刑法并未规定“有病一律无罪”。对“犯
罪”的精神病人该不该负刑事责任是有条件限制的。
我国刑法l8条第l款规定，对产生危害后果不负刑
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
为前提条件，也是医学条件，即为精神病；③第二个
条件是医学和法学相结合的条件，即辨认能力或者
控制能力丧失。前一个条件是纯医学问题，宜由具
备鉴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做出临床诊断，后一个条
件中混合了医学和法学两方面的内容，宜由鉴定医
生和法学人员共同联合评定。鉴于此，法学人士研
究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问题责无旁贷。
二、国外有关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规定
医、法两界人士研究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目
的是解决病人作案时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到底
怎样。法学人士选择哪条路径着手研究值得一提，
这儿不妨简单了解一下美国司法精神病学近几十年
所经历的转变，也许从中可以得到不少启发。
美国对精神病的辩护最先采用的是麦克·纳顿
条例(m’naghtenrule)，该条例仅涉及病人的辨认能
力问题(即患者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者虽然了
解但不知道自己的作为是错误的或违法的)，不含控
制能力问题。后来逐渐在许多州又增加了不能控制
规则(irresistibleimpulserule)。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人的心理能力包括两种能力：一种是认识能力，即理
解行为性质和知道行为对错；另一种是意志能力，即
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若缺乏认识能力，自然没有
控制能力；有认识能力，不一定就有控制能力。精神
病人常常有上述的一种能力或者两种能力损害，所
以，后一规则关于精神病辩护的范围宽于前一规则。
1954年，华盛顿地区联邦上诉法院在审理德赫
姆案件时认为，“如果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是精神疾病
或者精神缺陷的产物，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这就
是鉴别精神病的德赫姆规则(durhamrule)。该规则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20__年2月28日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纠正这一现象无疑有益匪浅。
②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__年版，第249页。
③这里的“精神病”系从广义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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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扩大了精神病免罪辩护的范围，反对者认为，
由于陪审团根据这个规则掌握不住鉴别标准，因而
只得依靠精神病学专家的鉴定，造成“精神病学专家
统治审判”的背离司法原则的现象。另外两个副作
用是，医院病房很快充满了“生病的和装病的”，就同
一案件医学专家们的意见往往也是不一致的。1972
年该联邦上述法院自己放弃了这一规则，转而接受
“模范刑法典规则”(mmcrule)，它也称实际能力规
则(substantialcapacityrule)，这个规则是：第一，如
果一个人行为时因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而缺乏评
价其行为是否犯罪或者缺乏使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
的实际能力，则不负刑事责任；第二，在适用本条文
时，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这一概念不包括仅仅表
现为反复进行犯罪或者其他行为的心理变
态。①
美国公众长期对精神错乱辩护持不理解、不支
持的态度，曾几度出现废除精神错乱辩护的呼声。
1981年辛克利案件宣判后，导致全国范围内精神错
乱而无罪(ngri)法律条例的修改：(1)收紧精神错
乱无罪辩护的范围。国会颁布的“改革条例”强调：
“被告人在作案时不仅患有精神疾病，且须达相当的
严重程度，导致其行为能力损害者；仅有某种精神疾
病的诊断，不能构成ngri辩护”。之后，美国半数以
上的州修改了ngri辩护的法律。有3个州如里根
政府所建议的那样，取消精神错乱辩护而用“犯意”
来替代，如果被告虽患精神疾病且辨认或控制能力
有实质性损害，但有“犯罪的故意”，不管这种“故意”
是否出于其正常的或真实的意愿(是现实性、病理性
抑或混合性动机)，应判有罪，判决后直接进入特定
机构接受监护、治疗。(2)取消控制能力标准。认为
实践中很难分清“不能控制”、难以控制”和“不加控
制”，经鉴定仅有控制能力损害的被告得以赦免会导
致ngri辩护的滥用和误用。但仍有人主张保留，只
是必须严格“控制能力”的定义。(3)举证责任。辛克
利案件之前，一般由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目前，联
邦及33个州的法院要求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借以
增加ngri辩护的难度。(4)有病有罪的裁决。在
1981年以前仅有两个州采用，辛克利案件后，又有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1期)
11个州采用，意在减少ngri的辩护。②
另外，精神病学家的证言是否应限制在描述被
告人精神指控方面也是美国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
曾提议，精神病学家证言仅仅描述被告人的精神状
况，即精神病学诊断、实施行为时的心理状况、行为
动机等。然而，这样一来，精神病学家就不能为被告
人诸如是否精神错乱、是否应否负责等等“最终问
题”而作证了，对“最终问题的限制”实质是对精神病
学专家参加对被告人的法律标准测验的限制。因此，
被告人实施行为时是否“缺乏基本的依法行事能
力”，“缺乏对犯罪行为的基本认识能力”便由法官认
定。美国精神医学协会(americanpsychitricassoci．
ation，简称apa)并不反对上述对精神病学专家证
言的限制。因为精神病学家是医学工作者，而不是
法律工作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法庭上的任务，是
进行“精神分析”．即提供有关的医学常识和医学观
点，详细解释专家定论的原因。当然，必须允许精神
病学专家充分阐述被告人的诊断、心理状况、行为动
机，帮助陪审团和法官对最终结论进行判断。认定
被告人是否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是法庭的
事实审理者的工作，而不是专家证人的工作。③
美国近几十年司法精神病学的变化有两点值得
注意，其一是法条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其二是司法
人员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比较而言，我国司法精神
病鉴定几乎是鉴定医生独打天下，法学工作者的参
与空间非常狭窄，甚至完全置身局外，只能被动地采
信鉴定医生的结论，其鉴定书中充满了医学术语(美
国法庭禁止医生作证时使用医学术语)，内容又简
略，易生歧义和争议，由此滋生种种弊端，在此无须
一一列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司法精神病学先进的
经验值得借鉴。首先，办案人员要以主动的姿态向
鉴定医生了解被鉴定人的详细医学情况，不懂的医
学问题及时弄明白。其次，鉴定医生也有义务认真
仔细地向办案人员讲解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以及提出
自己的看法。最后，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法官再利用
法律知识重新综合评定被鉴定人的责任能力。因此，
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应以本职工作为出发点，积极
①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2版，第104～106页。
②参见徐声汉、周述虹：《美国司法精神病学的现状》，载于《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97年第1期：第5～18页。又见：贾谊
诚、纪述焕译：《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关于“精神错乱辩护”的声明》(上、下)，分别载于《上海精神医学》，1987年第2期：第
88～92页和1987年第4期：第163～167页。
③孙东东译：《美国司法精神病鉴定资料》。http：／／www．anglaw．com／medlaw／psycho03．htm，20__年12月搜索。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1期)
投身于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研究中。
现在，英国对患精神病的嫌疑犯不的正式
决定权通常掌握在法官手中，案情轻微的可由警察
发出察看令(以观后效)并释放有病的嫌犯。如果调
查显示案情重大，尽管鉴定医生认为犯罪嫌疑人有
病无罪。警察也会把对案件的处理留给法院来解决。
法院在接手前要经历一个中间阶段。先由检察院指
定一名工作人员对警方递交的案件进行审查。审查
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立案证据是否充分。另一方
面是站在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看是否提起公诉。检
察院跟警察部门一样。不会因嫌疑犯被医生诊断为
精神病而做出结案决定，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作案证
据确凿的重大案件交由法院处理。法院对这类小的
案子，由预审法官做出即决裁定(summaryeonvie．
tion)。较大的案子才开庭审判。④
我们已经习惯于鉴定医生对被鉴定人作刑事责
任能力的评定，如何从法、医的双重角度来研究触犯
刑律的精神病人是有罪、减罪、免罪确实是一个全新
的课题．在此不妨以英国的一个判例为参照拓宽思
路。
英国在处理姆纳坦案件的意见中。法官阐明了
检验精神错乱的方法之一。即凡是某人在精神错乱
的幻觉中实施了犯罪行为。他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
的程度。要根据他所想象的事实情况来确定。“例如，
被告如果在幻觉的支配下，认为别人正在实施企图
剥夺他的生命的行为。因而他把该人杀掉了。他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自卫，那么，他会被免除刑罚。如果他
的幻觉是。死者对于他的名誉和财产造成了严重损
失。作为对这种假想损害的报复，他杀死了他，那么，
他就会受到惩罚”。②
审理该案的英国法官充分尊重了客观事实，不
单以被告有幻觉、杀人行为因幻觉所致。即评定他为
无刑事责任能力(我国的鉴定医生就是这么评定
的)。而是进一步将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检验，
看临床精神病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认可的程度。不然，
司法精神病学与临床精神病学有什么不一样?笔者
拟以上述英、美国家对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法律
处理作参照，结合国内刑法的有关规定，对精神病人
作案类型和作案原因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但愿能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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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讨我国刑事责任能力法律要件
我国刑法第l4条规定：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
果发生所持有的主观心理状态是犯罪故意。故意犯
罪中，行为人的明知是以其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的。
精神病人作案有没有认识能力不能一概而论，一定
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和病情加以客观全面的分析。为
行文方便笔者以评定精神病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
医学和法学的混合条件为线索分析研究精神病人的
违法行为。
(一)辨认能力
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与病情轻重有一定关系，
然而并非完全对应的关系。因而鉴定精神病与诊治
精神病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笔者以司
法精神病学本身为立足点来审视“犯罪”精神病人的
辨认能力，将其分成3种类型。
1．无辨认能力
一些精神症状可使病人作案当时根本不知道自
己正在干什么。事后也回忆不起自己干过什么，典型
的如意识障碍伴错觉(相当于一般人说的神志不
清)。这类作案的特征为：(1)突发性无预谋，无现实不
良刺激；(2)无选择性，包括对作案的对象、地点、时间
均无选择性。作案工具也是随手拈来；(3)无现实作案
动机；(4)案发后缺乏自我保护，不会主动去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审讯时否认作过案。作案原因多系病人
因意识障碍伴错觉，感觉周围环境不安全，周围的人
非人、物非物。全是妖魔鬼怪，出于自卫的本能伤人
毁物。若案件一发生警察即展开对作案人的审讯，
可能发现对日后精神病鉴定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意
识障碍的持续时间一般不长，待病人清醒后病中的
经历回忆困难。综上所述，这类病人对作案是没有
辨认能力的。
另一些精神症状，如思维逻辑障碍、部分智能缺
陷和抑郁症的扩大性自杀，作案时病人虽然清楚自
己正在做什么。但没有犯罪的主观恶意，甚至把所做
的坏事病理性地推理为好事，诚如抑郁症患者杀死
自己最心爱的人是基于同情，不忍心自己死后受害
人活在世上遭罪。显然，这类病人也是没有辨认能
力的。
①seepeterbartlettralphsandland：mentalhealthlawpolicyandpractice．oxforduniversitypressinc．，newyork．secondedition
20__．p242-244．
②储槐植：《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89页。
·s16·
第三类情况是病人意识清楚，作案与病理动机
和现实动机都沾不上边，讲话总是东拉西扯，听不懂
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无法与其正常交谈，常见于思维
散漫或思维破裂。
2．部分辨认能力
典型的有妄想、幻觉，它们是导致精神病人作案
最常见的精神症状。病人受其影响会对本无任何矛
盾冲突的人产生敌对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敌对情
绪会越来越加深，这种情绪病人可能表露出来，也可
能埋藏在心里，但终究要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故一
旦行凶，手法往往比较残忍。与病人密切交往者更
容易成为他仇恨的对象，当然有时素不相识者同样
可成为其仇恨的对象，这些对象可特定也可不特定，
特定则作案有选择性，不特定则“滥杀无辜”。作案
可分成3种类型。
(1)在妄想、幻觉直接作用下回应性地立马作
案。尤其要说明，如果病人感到大祸临头，出于正当
防卫的心理原因作案，应归人无辨认能力一类为妥；
假若病人仅仅是感到气愤作案，就应放人部分辨认
能力类型。
(2)遭遇现实不良刺激后突发作案。这应了人们
常说的一句话“冰冻三尺，非一et之寒”。现实生活
中一点小小的冲突可作为导火线点燃病人长期郁积
在心中的愤怒火焰。受害人即为病人妄想、幻觉所
指向的对象。
(3)有预谋的作案。作案准备的充分程度一点不
比正常人差，个别病人还显示出超常的智慧和意志
力。客观地说，这种病人“恨”的根源来自妄想、幻觉，
不过对作案行为本身的违法性病人通常是心知肚明
的．所以．行凶前有的病人犹豫不决，行凶后有的病
人会主动投案自首或藏匿起来。
部分辨认责任能力不是一个确切的量化指标．
10％跟90％之间的差距不小，如何筛取一个合理的
部分值由综合因素决定，或许以下两大方面不能不
重视：
(1)病人作案的主观恶性度高低。一个病人受妄
想、幻觉的困扰，总认为有人要害他，采取多种合法
手段保卫自身权益．一再受挫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
下才付诸暴力；另一位相同病情的病人却总是用武
力来对付假想敌。可见，后者的主观恶性度高于前
者。再如，有预谋的作案病人的主观恶性度肯定高
于遭遇现实不良刺激后突发作案的病人
(2)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将来再作案的几率
大小。在评定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时千万不能忽视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1期)
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将此作为考虑因素正是对
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视。
部分辨认能力的病人作案时意识清楚，在没有
抵触情绪时能完整交待作案的来龙去脉。部分病人
事后对作案感到悔恨，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始终对
受害人义愤填膺，视自己的违法行为为正义之举，多
数人希望得到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少数病人持无
所谓的态度，还有极少数人有求死愿望。其共同特
点是：a．意识不到作案动机源于妄想、幻觉，故不会
以此作为主张宽大处罚的理由；b．妄想、幻觉的内容
旁人听起来荒唐滑稽，而病人本人不以为然，觉得合
情合理，还试图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话；c．最初接触
病人时，感觉他很正常，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尤其
是触及作案原因时会感到病人说话越来越离谱。
鉴于这类病人对作案行为有部分辨认能力，所
以不宜完全免罪．恰当的做法是量刑中予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3．有辨认能力
主要指那些与病态的认识活动无关联的因现实
纷争而起的作案类型。若这类病人有控制能力障碍，
宜参照下面的原则处理。
(二)控制能力
如今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已经取消了不能控制规
则。国内刑法规定了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障碍，
意味着病人两者居其一即可得到减刑或者免责。精
神病学理论认为，绝大多数精神病人患病后，甚至病
情缓解后一直有自控能力下降。鉴定医生常常基于
这两点，评定那些有辨认能力，但控制能力有障碍的
病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不
难想象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高。不言而喻，这可能增
大那些有辨认能力病人故意作案的风险。生活中不
乏其例，如：一脑外伤病人伤愈后，仅遗留性格改变，
由过去的温和个性变得暴躁易怒，发火时尽情发泄，
不计后果。本人自恃有病公开叫嚣警察奈何不了他，
加上年青力盛，帮人充当追债的职业打手，以此作为
谋生手段，受害人不计其数，民愤极大，警察审问时，
发现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对自己干过的坏事供认不
讳。鉴定医生给出的鉴定结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不正好应验了他的公开叫嚣吗?针对这一时弊，
笔者建议从严掌握控制能力障碍的尺度。改变对控
制能力障碍的病人作泛泛医学评定的定势思维习
惯，结合具体的案情分析病人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是
否达到“心神耗弱”的程度。这样医学状况相似的病
人仅是临床诊断一致，而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完全是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4卷(第1期)
另一码事。那么，司法实务中应怎样掌握控制能力
障碍的尺度呢?仍按分类的方式进行探讨。
1．外界不良刺激惹而作案
控制能力减退的病人容易犯冲动型的暴力犯
罪，原因是他们易激惹。
笔者以为务必要查明有无激恼此类病人发火的
外界因素，不然何须牵扯到病人的控制能力问题上?
这个条件满足后再考虑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其中要
特别注意研究外界不良刺激与病人作案行为间隔的
时间，如果这一时间过长即说明作案与控制能力障
碍没有因果关系，反之则可能有关系，举例说明之。
一男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发病中，发现妻子红
杏出墙(确有其事)，欲找情敌报复。几天后两人相
遇，对方神情紧张，为麻痹对方，病人虚情假意地拿
出香烟请对方抽，然后与其友好地闲聊，趁其放松警
惕之际接连出手打伤对方。显而易见，认定该病人
有控制能力障碍有些牵强附会。倘若，病人是当场
发现情敌与妻子通奸，认定有控制能力障碍谁也不
会有任何疑义。
2．主动发泄病理情绪以寻求解脱
这类情况多发生于病理性心境恶劣时，可见于
抑郁症、焦虑症和癫痫病人。抑郁症病人一般是把
攻击指向自己，但也有极少数病人把矛头转向其他
人，典型的如间接性自杀，病人懂得杀人偿命的道
理，通过杀人达到被处决的目的。当然也有的抑郁
症病人杀人单单是为了发泄病理性情绪。此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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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人还可出现盗窃行为，目的
同样是为了发泄病理情绪。
本型病人的辨认能力完好无损，犯罪有某种自
利性，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度，且受害方往往无任何
过错，因此，只能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否则正
义得不到伸张。
结语
我国刑法第l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实施危害行
为时不负刑事责任须具备两个条件，前提条件是作
案人为精神病人，满足这一条件后就要进一步考查
行为人在作案当时有无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后一个
条件是法学与医学的混合要件。这是解决有无刑事
责任的关键，正确的作法是由鉴定医生从医学的角
度(即根据病情)判断作案的精神病人有无辨认或者
控制能力，司法人员在得到了医学技术的支持后，再
根据病情和案情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综合法
学与医学的复合知识得出适宜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判
定。如果遵循这一操作程序，就会因案不同而得出
以下数种不同的判决结论：一为没有精神病，刑法第
l8条不适用：二为作案人患有精神病，但有完全的
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则为“有病也有罪”；三为作
案人患有精神病．并且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有损
害，根据其损害的程度分别判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
精神病鉴定方法篇7
论文摘要:自2006年邱兴华杀人案以来,司法中精神障碍鉴定的启动程序倍受关注。本文从该案入手,探讨我国现行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借鉴英美法系鉴定启动程序,结合我国具体体制与国情,提出了完善我国精神障碍鉴定启动程序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刑事司法精神障碍启动程序一、现行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问题
这里的刑事司法精神障碍鉴定启动程序,认为是控辩双方或一方或有关国家机关申请精神障碍鉴定,到鉴定人、鉴定机构最终确定的过程。精神障碍鉴定的司法鉴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程序,而其启动程序更是业界关注的重点。随着2006年邱兴华杀人案的判决落幕,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各届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讨论。2011年6月《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从立法层面上做了一系列规定,可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该草案也并未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的一些具体做法予以规定,我国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上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一)控辩双方权利失衡,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护1.侦查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2.审查起诉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的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6第19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也应当进行鉴定。由此可见,我国的检察机关同样享有启动鉴定的决定权。同样在检察院审查阶段,其司法鉴定的启动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检察院的鉴定权同侦查机关是相类似的;其次,在行使检察起诉权时,检察院可以就鉴定事项和公安机关进行讨论或提出异议,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或针对已有的鉴定结论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检察院亦可自行重新鉴定。如邱兴华一案中,主审法官跟检察院办案人的一个私下的交流。可以说检察机关在鉴定启动上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同样由于其自身的职责倾向,它存在和侦查机关相似的问题,很可能在本应该启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并不启动,从而使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3.审判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二)鉴定预启动过程中的立法及社会影响问题,导致鉴定结论的科学性难以保证
精神病鉴定不同于其他鉴定,一旦启动,它的鉴定也具有诸多不确定性。首先,它虽然有一定的国内外标准可以进行判断,但这类鉴定本身是法学与医学相交叉的学科,其复杂性远远超出单纯医学的鉴定且其还带有不少主观色彩,不同专家,不同时间或情境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结论;其次,它也是一种回溯性评价,所以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也会降低;最后,还可能出现精神病专家权力寻租或迫于其他方面的压力做出违背职业道德的判断。这些都是在启动精神障碍鉴定后会面临的具体问题,也会使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得不到保障。
1.鉴定人、鉴定机构的的相关立法规定宽泛,规范性不够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刑事诉讼中的精神障碍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款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内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有所冲突,到底是由省级政府指定还是有司法鉴定委员会决定鉴定机构,没有明确指定或决定哪一级别的医院作为鉴定机构没有规定。
有关鉴定人的鉴定资格问题,《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作了规定,即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且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可以担任鉴定人。这个规定可以说非常宽泛,“五年临床经验”、“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和“主治医师”模糊宽泛,门槛太低,这样很容易造成鱼目混珠的事件发生,专业权威性不够加上鉴定授予的随意性较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科学性。
一般情况下,鉴定人、鉴定机构由侦查机关或审查机关或审批机关自行决定。如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3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应当指派、聘请具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鉴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0条规定:“鉴定由检察长批准,由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聘请其他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但是应当征得鉴定人所在单位的同意。”辩方当事人没有参与到鉴定人、鉴定机构的最终确立。导致辩方当事人由于程序不公正而产生对有可能是实体真实的鉴定结果的怀疑。如”邱兴华案”中其妻子一直要求对其进行精神障碍鉴定,所表述的观点就是“让他死的明明白白。”
2.社会环境对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负面影响
公检法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权力机构的影响,同时法官也不可能完全中立,特别在这种重大事件的处理上,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容易引起民愤。在近几年的精神相关类重大杀人事件中,邱兴华以残忍的手段连杀十几人,这绝对触犯了民众的道德底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作出对被告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将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造成某些政治局部的不稳定。因此,司法机关在这种重大案件的处理上,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性沉默,对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慎之又慎。
二、完善我国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构想
精神病鉴定方法篇8
论文摘要:我国法律未规定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国内法学界和司法精神病学界对此问题仍有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吸毒者陷于辨认或控制能力丧失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时该如何评定其刑事责任能力上。[1]本文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主张不能由司法鉴定人员以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认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改革开放后，毒品在我国死灰复燃，近年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吸毒人群数量日趋上升，毒品所致精神障碍引发的各类案件也屡见不鲜，其中部分情节已涉嫌构成犯罪。近年来兴起的新型毒品更具有很强的致幻效果，经问卷调查，使用新型毒品后产生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情况十分普遍，辨认和控制能力明显下降[2]。根据CCmD3(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精神活性物质(包括毒品)所致精神障碍是医学概念上的精神疾病的一种，其中“急性中毒”和“精神病性障碍”直接影响到吸毒者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实践中多以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来评定此类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力。
一、再议刑法上精神病人的概念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评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18条前3款，这3款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状况。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凡是符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均是我国刑法第18条中所指的‘精神病人’”[3]。因此有人认为，由于刑法并未对吸毒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特别规定，吸毒所致的精神障碍者就应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人”。但笔者对此观点具有不同的认识。
首先:刑法中的精神病应当是一个法律术语，而不是医学术语，就如同英美的“inSanitY”，日本和台湾的“心神丧失”。立法者不是医学专家，他们并非从医学的角度来选择立法的用词，这从第2款中“间歇性精神病”一词也可看出，医学上并无“间歇性精神病”的概念。所以对精神病的把握不应由医学的角度出发，而更多应考虑立法者的意图。立法者给予精神病人无辨认、控制能力时的绝对免责的待遇，其出发点肯定不是给予某几种精神疾病的特赦，而是给予某一类特殊状态病人给予保护。所以法律术语的“精神病”并非与某几种病有对应关系，而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状态。
其次:将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认定为刑法上的精神病，不符合立法原意。笔者认为刑法中对精神病人的规定免责和减责还基于一个常识性的认识，即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动性、无过错性。在一般常识中，精神疾病的患病和发作过程中，当事人均不存在任何过错，我们常将患病者作为受害者看待，认为患病是一种不幸。现代社会的法律和道德都不曾要求对任何人因其患有精神疾病而给予惩治或谴责。故在精神疾病影响下的危害行为不具有相应的罪过性，刑法据此给予宽缓。而法律和道德对吸毒者的评价则明显不同于精神病人。
再次:若认为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应依法认定其在发生危害行为期间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立法者未区别对待进入精神病状态是否存在过错，不能以故意进入精神病状态为由认定精神病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4]。如果吸毒时存在故意过失，那从法律角度只能追究其故意或过失进入毒品中毒危险状态的责任，但我国刑法尚无类似规定[5]。吸毒者只要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就只能做出无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这与我们实践中对毒品所致精神障碍后的犯罪行为需要打击的理念相冲突。
综上，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刑法结构中，毒品所致精神障碍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
二、不宜由鉴定来评定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由于其吸毒行为属于可控制之原因行为，具有违法性和自陷性。且吸毒不同于其他原因自由行为，吸毒的目的是追求毒品的兴奋或致幻效果，故在吸毒后产生相应生理反应导致无法辨认、控制自己行为时，行为人对此状况处于一个放任的故意。理论上对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应承担危害行为的法律后果并无争议。
由于我国法律对吸毒所致精神障碍没有特别规定，理论上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实践中无法得到适用。该理论支持“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且在此状态下实现构成要件”[6]。但这必须得到立法的支持。如《意大利刑法典》第87条、《瑞士刑法典》第12条、《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7条均规定，对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入无能力状态者的犯罪，排除关于精神障碍状态中犯罪减免刑事责任条款的适用。而我国刑法条文中并没有类似规定，在理论上也无法突破“无刑事责任能力者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的认识，故“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并不能用于实践。
实践中往往采用司法鉴定的形式“在评定时结合行为人对毒品的心理态度与辨认和控制能力受损程度两者考虑[7]，对如自愿吸毒者，如果说发生危害行为当时确实陷于辨认或控制能力丧失时，可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其余状态下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该一做法以吸食毒品的心理态度作为评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主要标准，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十九条同刑法第18条相同，仅将辨认和控制能力作为评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唯一标准，而吸毒的态度并非司法鉴定中评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指标。
在我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作出的被鉴定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对案件处理产生直接影响。特别在刑事诉讼程序进入庭审前，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无需要受到刑事追究，仅通过一个内部的审查程序，公安和检察机关将立即撤销案件、释放嫌疑人，整个案件不再经过任何形式的司法审查。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其主要作用是认定犯罪事实，而非直接对案件实体作出结论性的判定。否则鉴定人员就成了“穿着白袍的法官”。因此，笔者认为对毒品所致精神障碍的鉴定中不宜因无辨认和控制能力而直接做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
三、关于吸毒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应由法官作出
有学者认为，吸毒者对吸毒的态度，是司法机关在判定刑事责任时应当考虑的问题。[8]笔者同意将吸毒者对吸毒的态度交由司法机关评判。查证行为人是否自愿吸食毒品，随后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的心态进入毒品中毒状态，据此评价其是否应负有刑事责任。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判断，其核心是吸毒者对于吸毒的过错程度，而非毒品对其行为辨认、控制能力的干扰，主观上的过错判断不属于医学领域，这一判断不应由鉴定人员作出，只能由法官作出。
1984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4条增加规定“刑事案件中，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或境况的专家证人证词，不能对该被告是否具有属于被指控的犯罪构成要素或相关辩护要素的精神状态或境况表态，此类最终争议应由事实裁判者独立决定。”[9]即美国精神病学专家证言只能描述被告人的精神状况、精神病学诊断，不能就被告人应否负责等“最终问题”作证。在日本也存在“是如果法官认为其具有可以了解的动机，而且在行为时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场合，就不能认定为心神丧失”的判例[10]。在德国、韩国同样认为责任能力的判定属于法律问题，由法官根据鉴定人意见作出。在我国的鉴定结论虽是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但其只是一种证据形式，不具有“天然”的证据能力，也不等同于科学结论、“最终结论”，法官判断才是真正有权确定责任能力的。但考虑到目前司法人员专业知识的缺乏，普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可以由鉴定人员作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法官决定是否采信。而毒品所致精神障碍的鉴定中，鉴定人员应对被鉴定人过在犯罪时精神状态、其辨认和控制能力作出鉴别、分析和判断，而以吸毒者对于吸毒的过错程度来判断其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只能由法官作出。
注释:
[1]蔡伟雄，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问题探讨，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4期
[2]参见夏国美、杨秀石，毒品转向的文化透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胡泽卿，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续)，法律与医学杂志，1998年第4期
[4]以刑法上的“间歇性精神病”为例，我们在鉴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发病时也从不考虑其为何发病，是否存在过错的情况，对擅自停药的行为也不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标准。
[5]德国刑法330条a为例，其规定“故意或过失饮用酒精或其他麻醉品，置自己于无责任能力之酩酊状态，并在此状态中实施违法行为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正式针对这种违法方式的处罚，而我国没有相类似的规定。如果危害严重，可以适用(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明显不利于打击犯罪以及吸毒违法行为
[6](台)林山田:《刑法通论》，三民书局，1984年修订版，第176页
[7]许昌麒，对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上海精神医学，1999年11期
[8]同[1]
精神病鉴定方法篇9
一、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确认
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精神病人及其刑事责任能力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必须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对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何种精神疾病、其病情与实施危害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的关系及作案时有无刑事责任能力作出鉴定结论，并由法官最终确认被鉴定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应否承担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对精神病人及其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确认包括两个前后相连的程序：一是对精神病人及其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二是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判断。
应该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前一程序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但在后一程序即如何对待鉴定结论的问题上，由于认识方面的原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即只要是司法机关委托鉴定的，对鉴定结论就可以不经法庭质证直接确认。因此，有的侦查、审查起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得出其为精神疾病患者，不能辨认、控制自己行为后，就终结案件，不再移送起诉或移送审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和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是错误的。
首先，对涉案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及其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欠缺的判定是法官裁判权的重要内容，而非侦查、公诉机关的职权，从裁判权的当然属性及维护裁判权的统一行使出发，最终应该由法官来审查、判断。侦查、公诉机关不能对此作最终结论，其鉴定只是其对被鉴定人刑事责任能力情况的判断，是否正确最终还应由法官确定。
其次，从证据规则来讲，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与物证、书证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证据一样，其证据效力在经庭审质证前是待定的，必须经过法官在庭审中审查核实，进行确认后才能作为认定被鉴定人是否精神病人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依据。
再次，由处于中立地位的法官来判断比由处于积极追诉地位的侦查、公诉机关认定更有利于保护有关主体，包括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二、对实施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的非刑罚处理
犯罪的精神病人虽然由于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不对其施加刑罚处罚，但他的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预防保护的角度出发，应对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其不致继续危害社会，这称之为非刑罚处理，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对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规定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实施和解除标准，随意性较大；
2.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决定者，是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还是由法官决定；
3.没有确定强制医疗的具体实施者，对强制医疗的过程也没有规定，包括医疗过程的监督、医疗费用的承担等都不明确。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是由法官裁决的，但各国和地区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美国对这类精神病人主要有刑事交托监管、民事交托监管等措施。所谓刑事交托监管是指将犯有某种罪行的精神病人，通过刑事审判程序交付精神病院或精神康复中心监禁。民事交托监管则是根据某人患有精神病并对他人构成危险的判定，由国家对其采取强制拘留或其他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根据具体国情，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确立自己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
1.将强制医疗的标准确定为实施了暴力行为而因其犯有精神疾病不予刑罚处罚，但其对社会时刻具有现实威胁，由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治疗仍不足以防止该危害性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其实施强制医疗；
精神病鉴定方法篇10
一、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为防止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伤害他人或自己，国际上往往通过精神卫生法或刑事司法程序对其处以强制医疗。本文中的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是指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适用的强制医疗、排除危害的刑事实体措施”①。
(一)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性质分析
1．父权视角下的保护措施。父权源于人民让渡权利给政府让其保护弱者而形成的一种保护关系，要求“政府对待公民要像父亲那样行为，或对待他人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当然，这里是指具有责任心和爱心的父亲或家长”②，政府有责任治疗实施伤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助其改善病情、不再犯错，以便回归社会。父权视角下的强制医疗是政府妥善维护精神病人利益，根据精神病人的需要而作出的一种保护措施，强制医疗与否以及程度如何都基于精神病人的利益。
2．警察权视角下的防卫措施。警察权表现为国家在其统治范围内为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公共道德和社会公正而进行相关立法的权力，其本质上是一种立法权。③精神病人尤其是已经实施过伤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可能会给社会公众带来危险，出于维护社会利益、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政府需要对其采取一定措施如强制隔离或治疗来消除这种危险，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将对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作为保安处分的原因。警察权视角下的强制医疗关注的是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避免精神病人行为失控而带来社会风险。在警察权视角下，存在危险是国家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的原因和前提。
3．人权视角下的干预措施。精神病人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如自由、平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而强制医疗会使其受到不定期的拘禁，构成对其人身自由的干预。自主原则是人权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医疗领域就是病人有拒绝治疗的权利，而强制医疗显然是对病人自的克减。从人权的视角来看，强制医疗虽然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而启动，但仍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一种干预，因而应受到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的约束。
(二)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比较分析
不同国家的强制医疗制度对公共秩序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有不同的侧重，无论是判处精神病人入院治疗还是允许其出院，都有着慎重的制度设计，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精神病人利益的兼顾。
1．德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德国《刑法》第63条规定，行为人在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状态下实施不法行为的，如果对行为人及其所犯罪行的评估表明当时行为人可能实施更严重的不法行为而对公众造成威胁，则法院应通过保安处分程序判令将其收容于精神病院进行强制医疗。收容的时期原则上不确定，持续到精神病人的疾病治愈为止，治愈无望时则持续其终生。法院应随时依职权或申请来审查是否有暂缓收容的情形，法官必须每年至少一次到精神病院听取被收容人及其治疗医生的意见。如果能够预测被告人不会再实施违法行为，则法院应对其暂缓收容并处以行为监督。行为监督期间行为人表现良好，没有再度犯罪的，法院可以在行为监督期满后宣告处分执行完毕。④
2．日本的医疗观察制度。日本于2003年通过了《关于对心神丧失等状态下实施他害行为的人进行医疗和观察等的法律》，该法适用于在欠缺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杀人、放火、抢劫、、强制猥亵、伤害等重大犯罪行为的人。对于此类精神障碍犯罪者，该法规定由法院裁定其是否住院治疗。诉讼由检察官提起，法院受理后由一名法官和一名精神保健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法庭审理时检察官、辩护人、辅佐人都应在场并陈述意见，在综合鉴定医生、重返社会辅导官、律师以及被人本人等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法庭作出住院治疗、定期治疗、无须治疗的裁定。如果对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存有疑问，则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⑤被判处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犯罪者被法院裁定许可出院后，仍要到厚生省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定期治疗，并受到精神保健观察官的追踪观察，有再度入院情形的，社会复归调整官可以向法院申请其再度入院治疗。
3．俄罗斯的医疗性强制措施。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部分规定了“适用医疗性强制措施的诉讼程序”⑥，刑事责任的有无和强制医疗的适用与否在此程序中一并解决。该程序适用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刑法禁止行为以及实施犯罪后发生精神病而不能被判处刑罚、执行刑罚的人。侦查人员发现行为人可能有精神病时可以决定对其进行疾病鉴定，在侦查终结时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检察院可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移交法院。法庭调查对以下问题进行解决:(1)是否发生过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2)当事人是否实施了该行为;(3)当事人实施该行为时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4)当事人犯罪后是否发生了精神病;(5)当事人的精神病是否对其本人或他人构成危险或可能造成其他重大损害。法院可以驳回诉讼请求或作出免除刑事责任和适用医疗性强制措施的裁决，此裁决可以上诉或抗诉。
4．美国的民事拘禁制度。美国刑法允许对诉讼当事人是否存在心神丧失作抗辩，如果抗辩成功，法官在判决诉讼当事人无罪的同时会判决将其民事拘禁于精神病院。美国强制医疗制度的特色体现在解除程序中。强制医疗机构和被拘禁人都有权向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法院提出解除拘禁申请，法院接到申请后会派两名有资格的精神病医生在60日内对被拘禁人进行疾病诊断。法庭如果认为被拘禁人对其本人或他人不存在危险，就可以作出予以无条件释放或有条件释放的决定;如果认为不能排除危险，则驳回申请。
二、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分析
我国《刑法》第18条第一款提出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但该规定中的“由政府强制医疗”容易导致实践中将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转为行政收容。新《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明确了强制医疗的司法化，这有利于强制医疗的规范实施，也有利于对犯罪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制度包括五个方面:(1)适用条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需满足三方面条件:第一，行为事实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第二，责任能力条件。行为人应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⑦。第三，社会危险性条件。行为人须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否则无须对其实施强制医疗。(2)审前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可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检察机关接受了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或者在审查阶段自行发现行为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在强制医疗决定作出之前，公安机关可以对行为人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3)审理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的规定，强制医疗的审理组织为合议庭，审理期间为一个月，法庭应当通知行为人的法定人到场，如果行为人没有律师，法庭应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帮助。(4)解除程序。《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有权申请解除的主体包括强制医疗机构、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解除的条件是行为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被继续强制医疗。(5)检察监督。《刑事诉讼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及其执行的合法与否进行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强制医疗机构是否对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进行了强制医疗，是否对被强制医疗人定期进行了诊断评估，其治疗行为是否侵犯了被强制医疗人的权利。新《刑事诉讼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这有利于化解目前许多家庭无力监护精神病人而导致精神病人实施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的局面，也有利于解决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对精神病人予以收容而带来的强制医疗适用随意的问题，但仍存在如下不足:(1)适用条件有待明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行为人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须经法定的鉴定程序得出，但该法第146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样就会出现不止一份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如果意见不同，则如何处理?另外，“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如何确定?是在前述对责任能力的鉴定中由鉴定人予以评估，还是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由法官作出判断，或是再次聘请其他人士进行鉴定?对此，《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似乎意味着可以采用对责任能力的鉴定来评判是否需要强制医疗，这显然失于草率，容易导致强制医疗程序的滥用。因为对责任能力的判断是根据行为人在案发时的精神状态，而强制医疗制度中对人身危险性的考量需要关注行为人当下以及将来的精神状态。(2)适用程序不够具体。就审理程序而言，《刑事诉讼法》中只有参与主体和审理期限的相关规定，对法定人和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未予明确，只规定可参照普通程序的相关规定。更多的问题是:被申请人或被告人是否需要出庭?庭审是否公开?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谁来承担需要实施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这一证明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由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如何解决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状态及其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专业问题?采用何种强制医疗方式?就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而言，《刑事诉讼法》规定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进行“定期”诊断评估，但具体如何“定期”由医疗机构作自由裁量，这容易导致医疗机构怠于行使诊断评估。另外，《刑事诉讼法》规定医疗机构和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作为申请解除者可以参加解除程序，则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否应当参与、以什么角色参与解除程序?法院是以开庭的方式还是以阅卷的方式处理强制医疗的解除问题?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中“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与“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该是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则强制医疗的解除是否还需要实施强制医疗条件中的“发生精神病”这一要件已经不存在?这些问题都有待明确。(3)权利保障有待加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法院单方面即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这显然有违裁判者中立的法理，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另外，强制医疗是以决定的形式作出的，对此只能申请复议，由上一级法院进行书面审查，这种救济力度明显不够。
三、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程序设置
责任能力确认程序和强制医疗程序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应适用不同的程序，如在德国，前者适用的是审判程序，后者适用的是保安处分程序。责任能力的构成包含生物性要素和心理要素，鉴定人只能对生物性要素作出鉴定，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应由法官衡量全部案情后作出，这样可以解决鉴定结论互相冲突的问题。法官判决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后，方可开始强制医疗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的实体条件须满足发生精神病的要素和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要素，因而在确认行为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后，应启动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检察官应聘请鉴定人或精神病医师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为示慎重，可聘请两名医师进行，在两名医师意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可决定实施强制医疗。
(二)细化程序规则
在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中，被告人或被申请人应出席法庭，除非其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庭;法庭应提前询问被告人或被申请人的相关情况，以调查其精神状态并向法庭宣读调查笔录。可将精神医学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纳入合议庭。鉴定人应出席法庭接受询问，否则不能采纳其鉴定意见。检察官承担证明应当实施强制医疗的责任，该证明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法庭应根据被告人或被申请人的精神状况的不同，决定适用不同的强制医疗措施。在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中，应明确解除的条件是行为人因发生精神病而引发的人身危险性已不存在，强制医疗机构应每隔一年对被强制医疗人的精神状况和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强制医疗机构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应将相关报告同时送达法院、检察院、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解除强制医疗应以听证的方式进行，强制医疗机构、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律师、检察官都应当出席，被强制医疗人承担是否解除医疗措施的证明责任。强制医疗措施解除后，可借鉴德国的行为监督制度附加一定的观察期限，由负责社区矫正的机构对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跟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