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1
关键词鸡公山植物园；植物专类园区；规划
中图分类号Q94-3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3）15-0198-02
鸡公山植物园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鸡公山中部避暑山庄的一个山谷地带，总面积为52hm2，森林覆盖率98%，海拔320～690m，年平均气温15.2℃，极端最高温40.9℃，极端最低温-20℃。年平均降水量1118.7mm。年平均相对湿度80%。年平均日照时数2063.3h。土壤主要是黄棕壤，表层腐殖质含量较多，有机质分解充分，通常呈弱酸性，pH值5.0～6.5，土层厚度为30～50cm，腐殖层厚度为10～20cm。森林植被以人工植被为主，林相整齐，生长旺盛，森林环境优美。园区内山坡多，平地少，小生境类型多，宜于建设不同生境的植物景观[1-3]。
1规划背景
鸡公山植物园建立于1977年，隶属于鸡公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其植物专类园的规划和建设历经了3个阶段：一是1977—1999年，为初建期。规划建设了9个植物专类园，以植物专类专属展示为主题，重点突出观叶、观果树种。二是2000—2012年，为成长期。以抢救大别山气候带的珍稀濒危和特有植物资源为核心，以收集保存和繁育珍稀濒危特有物种为目标，坚持抢救、保存、科研、科普相结合的方针，不断加快植物园的建设步伐，取得了一定成效。收集保存各类植物超过1400种，植物园的框架已初步形成，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植物专类园设置的可行性论证不充分，重点不突出；收集保存物种种类较少，缺乏系统性；有特色、有影响的植物专类园少；大部分植物专类园是在原有林相基础上改造建设，骨干树种多为大乔木，空间拥挤，林下灌木和地被层缺乏，种植形式单一。三是从2013年开始为调整期。对植物专类园重新规划，加大建设力度。在鸡公山植物园总体规划（2013—2022年）中，全园被划分为收集与保存区、繁育与研究区、科普展示区和管理服务区共4个功能区。
2规划目标
一是充分发挥植物园在生态保护、园林景观及造园技艺等方面的研究与示范作用，按照生态造园的原则，形成优美、自然的山水和植物景观及森林大环境[4]。二通过专类植物的收集和栽培，丰富物种多样性。到2022年，收集保存植物种类由目前的1400种增加到1800种。三是以收集、保存、繁育和研究大别山野生植物和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带珍稀濒危及特有植物种质资源为主，集科研、科普教学实习、科普旅游、资源保护于一体的独具地区特色的综合性植物园。
3专类园区规划
3.1收集与保存区
3.1.1茶树种质资源区。面积1.33hm2。信阳市是茶树原产地，因其自然地理的特殊性，孕育了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是中国茶树的起源中心和原产地，被誉为茶树种质资源的宝库。鸡公山植物园通过对大别山气候带的茶树种质资源进行收集、鉴定，征集稀有珍贵资源入园保存，对茶叶生产和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分布的茶树30种左右。
3.1.2药用植物区。面积1.33hm2。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众多的草药中利用价值高、适应性较强、能露地越冬、生长习性表现良好药用植物50种左右，如著名的药用植物七叶一枝花、九死还阳草、何首乌；名贵中草药天麻、党参、黄连、杜仲、厚朴等。
3.1.3珍稀植物区。面积2hm2。主要收集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如珙桐、秃杉、银杏、水杉、连香树、鹅掌楸、金钱松、香果树等60余种。
3.1.4特有植物区。面积1.33hm2。主要收集鸡公山特有种或以鸡公山地区为模式产地的活植物标本，如鸡公柳、鸡公山山梅花、鸡公山茶杆竹等30种。
3.1.5地带性植物区。面积26.67hm2。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的代表性植物1260种。同时注意收集地带性的彩色叶植物，包括槭树属、金钱槭属、盐肤木属、南天竹属、银杏属、黄栌属、柿树属、乌桕属、南酸枣属、卫矛属、枫香属等多种多样的、叶色富于变化的植物，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秋景图。
3.2繁育与研究区
3.2.1油茶及其近缘种种质资源区。面积1.33hm2。主要收集油茶属内及其近缘种的野生植物，选择代表品种30种加以收集保存。
3.2.2经济植物区。面积3.33hm2。信阳既是“中国名特优经济林板栗之乡”，又是“中国名特优经济林银杏之乡”。本区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的名特优经济林植物如板栗、银杏、油桐、山楂、中华猕猴桃、核桃、樱桃、悬钩子、三叶木通等50种。
3.2.3裸子植物区。面积2hm2。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分布的裸子植物，包括落羽杉、红豆杉、水杉、秃杉等植物40种以上。
3.2.4竹区。面积4hm2。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分布的禾本科植物30种。
3.2.5繁育圃。面积2hm2。大力开展大别山气候带珍贵树种的繁育工作如柃木、独花兰、石斛、香果树、大别山五针松等。
3.3科普展示区
3.3.1森林花卉园。面积0.67hm2。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分布的兰科植物和一批珍贵兰花品种60余种。适当配植一些分布于中、低海拔地区、能与兰科植物伴生的其他科属的草本花卉200余种，如菊科、玄参科、百合科、石蒜科、鸢尾科、姜科、天南星科、禾本科、莎草科的草本观赏植物以及杜鹃、蔷薇、紫薇等。
3.3.2木兰区。面积2hm2。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分布的木兰科植物50种。适当配置耐阴、能与木兰科植物伴生的其他科属的草本花卉。
3.3.3温室景观区。面积0.2hm2。利用温室组合不同地域、不同生境、不同海拔、不同植被区系的植物，展示自然界植物种类的丰富与神奇，同时具有绿化生态教育功能，通过露地展览区和生态温室的结合，让游客在游赏的过程中，了解并学习植物进化系统以及植物分类系统的知识，实现植物科普教育。
3.3.4系统进化园。面积2hm2。主要收集大别山气候带上具有代表性的植物60余种，展示植物界由低到高的进化历程；按不同分类系统如恩格勒系统、哈钦松系统或克朗奎斯特系统种植，用以展示植物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自然组成，通过艺术的手法向公众展示其中的科学意义。
3.3.5水生植物区。位于翠湖主要水体的位置，该区水体水深富于变化，根据这一特点，园区分为沉水植物区、浮叶植物区、飘浮植物区、沼生植物区，从而形成丰富的水生植物观赏区，主要植物品种有菖蒲、香蒲、芦苇、荷花等[4-8]。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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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2
关键词：概念；教学引入；区别；联系；概念图
初中生物课本中生物概念有很多，它是学生学习生物学科的首要门槛。学生最初接触生物这一学科，就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生物概念。接触学科之初培养学生掌握正确、清晰的生物概念，有助于掌握基础知识，提高以后解答生物题的解题技能。所以，概念教学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物概念这样重要，我们如何更有效地实施生物概念教学呢？
一、概念教学时要注重概念的情境引入
学生接触生物学科，首先接触的是概念。如何潜移默化并有目的地将概念引入学生思想意识，对学生非常重要。生物学概念区别于文学、哲学、数学等方面的概念，是在大量观察生物现象的基础上形成的。细心的观察是引入概念的前提，首先要将学生日常生活熟知的事物与生物概念相联系，然后引导他们得出一般性的、小结式的概念。这种做法，往往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这些概念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前提。除了观察引入概念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创设实验情境、问题情境引入生物概念的学习过程，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学习动力，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注重概念的引入是促进学生有意义学习生物学科的先决条件。
二、对概念进行分析和比较，注重知识间的区别和联系
在生物教学中，有很多意思相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学生往往存在难以分辨，模糊不清的印象，记忆时也容易混淆。但是，这些概念却一直是教学的重点同时也难点，也是学生极易失分的误区之一。所以，在生物概念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把这类易混淆的生物概念进行网络式的比较、区分，帮助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网路，这样学生就能更好地掌握基础知识，提高解题技能。这种做法还可使学生明确这些概念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从而能够将它们科学有效地区分，使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更清晰。
三、对生物概念进行系统整理——绘制概念图
概念图指的是把我们学过的所有概念中有关某一主题的不同级别的概念进行分类，以箭头、方框、圆等绘图方法表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对学生来说，概念图能促使他们回忆旧知识，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建构知识网络，浓缩知识结构，从而使学生分清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将分布在各章节的知识点联系在一起，形成系统的结构，对知识进行综合复习。概念图能表明概念间具有明确包容关系的层次结构，并形成一些交叉点，使学生能将新概念与头脑中已有概念间的这种类属关系进行正确链接，将有利于学生将新概念同化到自己头脑的已有概念体系中，从而真正掌握生物概念。
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3
关键词：森林；林分类型；林分起源；生物量；生产力；中国西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S758．5＋2；S718．55＋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
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问题正在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1－3］。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全球碳循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生物量的测定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和自然界环境要素循环的基础工作［4］，森林生产力作为陆地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判定森林碳源（汇）和调节生态过程的主要因子［5］。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特征是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最基本要素之一［4，5］，并且生态系统的能量和营养元素循环的研究首先也依赖于生物量和生产力的数据［6］。森林的生物量积累和生产力发展是生态系统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动态决定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变化［7］，因此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动态对人类进行森林的管理与利用也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考虑到森林及其变化对陆地生物圈的重要性，推算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便成为生态学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还可为系统研究森林植被碳库及其变化提供基础数据。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课题组对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森林的主要优势树种林型的生物量和生产力进行了汇总，旨在为该地区的森林生产力监测与评价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为森林净生产力有关的信息查询、分析评价、辅助决策等提供综合服务。
1森林净生产力概念及计算方法
净生产力指单位土地面积上、单位时间内有机物的净生产量［8］。用净生产力确定林分的总生产量比较困难，所以在研究评价林分的净生产力时，往往采用其年净生物量作为衡量指标，即求算现有林分的年生长量、植物凋落和枯损的量、被采食（伐）量三者之和。但因后两者的量值很小，以往的研究几乎都将其忽略，因此所计算的森林年净生物量要比实际情况略低一些。
森林年净生物量计算公式为：
Δw＝（wa－wa－n）／n；
式中，wa为森林单位面积现存的生物量，wa－n为n单位时间前森林单位面积的生物量，n为从wa－n到wa的时间跨度（单位：年）；若wa－n为0，则森林年净生物量Δw为n年的平均净生产量（wp），否则为连年净生物量。
2西南地区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
2．1西南地区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研究现状
本研究收集了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自1986年以来，在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研究领域里发表的相关研究结果［2，3，5，8－53］，包括针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阔叶林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并对其进行了整理、分析、汇总［54，55］，其中涉及的树种有辐射松（pinupsradiataD．Don）、云南松（pinusyunnanensisFaranch．）、海南五针松（p．fenzelianaHand．－mzt．）、油松（p．tabulaeformisCarr．）、华山松（p．armandiiFranch．．）、马尾松（p．massonianaLamb．）、思茅松［p．kesiyaRoyleex．Gordonvar．langbianensis（a．Chev．）Gaussen］、高山松（p．densatamast．）、日本落叶松［Larixkaempferi（Lamb．）Carr．］、红杉（L．potaniniiBatalin）、峨眉冷杉［abiesfabri（mast．）Craib］、长苞冷杉（a．georgeiorr．）、云南紫果冷杉［a．recurvatamast．var．salonenensis（BotdZres－ReyetGaussen）C．t．Kauan．］、杉木［Cunninghamialanceolata（Lamb．）Hook．］、云杉（piceaasperatamast．）、紫果云杉（p．purpureamast．）、油麦吊云杉［p．brachytyla（Franch．）pritz．var．complanata（mast．）Cheng．］、墨西哥柏（Cupressuslusitanicamill．）、柏木（C．funebrisendl．）、桤木（alnuscremastogyneBurk．）、黄背栎（QuercuspannosaHand．－mazz．）、辽东栎（Q．liaotungensisKoidz．）、灰背栎（Q．senescensHand．－mazz．）、桦木（Betulaspp．）、红桦（B．albo－sinensisBurk．）、黄毛青冈［Cyclobalanopsisdelavayi（Franch．et）Schottky］、杜鹃（Rhododendronsimsiiplanch．）、杜仲（eucommiaulmoidesoliver）、楠木（phoebezhennanS．Lee．）、光果西南杨［populusschneideri（Rehder）n．Chaovar．tibetica（C．K．Schneid．）n．Chao．］、连香树（CercidiphyllumjaponicumSieb．etZucc．）、竹（Bambusoideae）、刺楸［Kalopanaxseptemlobus（thunb．）Koidz．］、赤桉（eucalyptuscamaldulensisDehnh．）、元江栲（CastanopsisorthacanthaFranch．）、短刺栲（C．echidnocarpamiq．）、木果石栎［Lithocarpusxylocarpus（Kurz）markg．］等；其中针叶林的各树种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1，针叶阔叶混交林的各树种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2，阔叶林的各树种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3。
2．2西南地区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资料汇总
综合表1、表2、表3结果进一步汇总可以得出，中国西南地区的森林生物量为162．15t／hm2，其中乔木层生物量为148．41t／hm2，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所占总生物量的比例分别为91．53％、2．93％、1．46％和4．08％；森林净生产力为11．98t／（hm2·a），其中乔木层净生产力为10．64t／（hm2·a），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所占总净生产力的比例分别为88．80％、6．04％和5．16％。
2．2．1不同林分类型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若按林分类型来划分，则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的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4，由表4可知，各林分总生物量的大小顺序为阔叶林总生物量、针叶阔叶混交林总生物量、针叶林总生物量。针叶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145．18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126．15t／hm2，占针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86．89％，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针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3．36％、2．96％和6．79％。阔叶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178．08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166．84t／hm2，占阔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93．69％，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阔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3．20％、0．66％和2．45％。针叶阔叶混交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164．63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160．17t／hm2，占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总生物量的97．29％，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总生物量的0．64％、0．82％和1．25％。从表4还可知，各林分的总净生产力大小顺序为阔叶林总净生产力、针叶林总净生产力、针叶阔叶混交林总净生产力。针叶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12．13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10．74t／（hm2·a），占针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8．54％，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净生产力分别占针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5．19％和6．27％。阔叶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12．75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11．33t／（hm2·a），占阔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8．86％，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净生产力分别占阔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7．69％和3．45％。针叶阔叶混交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9．61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8．63t／（hm2·a），占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9．80％，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净生产力分别占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1．46％和8．74％。
2．2．2不同林分起源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若按林分起源来划分，则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的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5，由表5可知，天然林的林分总生物量大于人工林的。天然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210．58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196．09t／hm2，占天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93．12％，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天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3．04％、1．15％和2．69%；人工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110．65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97．84t／hm2，占人工林林分总生物量的88．42％，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人工林林分总生物量的2．34％、2．08％和7．16％。各林分的天然林总净生产力也大于人工林的。天然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13．38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11．96t／（hm2·a），占天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9．39％，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净生产力分别占天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7．55％和3．06％；人工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10．56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9．24t／（hm2·a），占人工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7．50％，灌木层和草本层分别占人工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3．31％和9．19％。
3西南地区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影响因素
谷晓平等［56］研究了近20年来的气候变化对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和自治区部分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地区总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与降水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海拔高度呈显著的负相关；从年际变化来看，这些地区总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有上升趋势；蒙吉军等［57］也对近20年来西南喀斯特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植被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植被指数年际变化与气候因子年际变化的相关系数区域差异比较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总体均呈增加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王兆礼等［58］对珠江流域（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及其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受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近20年来珠江流域植被净生产力整体上呈现减少的趋势，单位面积减少了约0．6％，不过差异不显著；这个结果同谷晓平等［56］和蒙吉军等［57］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行政区划范围的不同造成的。
杨亚梅等［59］和王玉娟等［60］分别研究了季节变化对贵州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前者研究结果表明，在1981～2000年期间，春季和秋季的植被净生产力都呈显著增加的趋势，而夏季和冬季的植被净生产力都呈减少的趋势，春季是植被净生产力增加速率最快的季节，夏季是植被净生产力减少速率最快的季节；后者研究结果表明，植被的净生产力大小顺序为春季净生产力、秋季净生产力、冬季净生产力。
4小结
1）在总结前人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的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按不同林分类型和林分起源进行了总结概述，结果显示，该地区的森林生物量为162．15t／hm2，净生产力为11．98t／（hm2·a），这比于维莲等［54］的研究结果［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南省，1989～1993年平均总森林生物量为148．66t／hm2，净生产力9．64t／（hm2·a）］和方精云等［55］的研究结果［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森林生物量为101．43t／hm2，净生产力为9．67t／（hm2·a）］稍高；就是按不同林分起源来划分，同于维莲等［54］的研究结果［天然林林分生物量为156．65t／hm2、人工林林分生物量为84．51t／hm2，天然林林分净生产力为8．93t／（hm2·a）、人工林林分净生产力为10．20t／（hm2·a）］也存在一些差异。产生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所选参考文献的范围、年限等不一致造成的，也可能是计算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其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查找分析。
2）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发现不同林分类型乔木层的净生产力及灌木层、草本层的净生产力计算方法差异较大，主要是在林龄的确定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丁贵杰等［8］认为，林龄8、12、18、22、30年的马尾松林分松针叶龄应分别取1．4、1．5、1．7和1．8年；吴兆录等［29］对林龄40和100年的高山松林分松针叶龄取的则是3．5年；宿以明等［14］对35年生的峨眉冷杉林分针叶叶龄取的是5年，林内灌木层和草本层林龄分别取的是5年和4年，而在“川西采伐迹地早期植被生物量与生产力动态初步研究”一文中，草本层的年龄取的则是1年［45］；潘攀等［35］在对杜仲人工林生产力研究中，草本层的林龄取的则是林分年龄7年；江洪等［11］对云南松林分松针叶龄取的是林分年龄18年等。基于以上种种差异，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根据不同林龄、不同林分类型等来划分，统一其林龄或叶龄取舍及其计算方法。
3）本研究共收集了有关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相关文献60篇，但针对针叶阔叶混交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的研究文献仅有7篇，60篇文献中只有13篇的林分净生产力包括了枯落物，其他的文献则没有。基于此，笔者认为，今后对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林分枯落物的净生产力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另外，收集的60篇相关文献中，有多达34篇是2000年以前发表的，由此可反映出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森林净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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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4
本文就找出那么几对看似是孪生的专业，让大家来辨别一下。
生物技术vs生物工程
这两个专业都属于生命科学学院，差别在于“技术”和“工程”，从字面上，基本无法很清晰地分析出区别。它们在学习的前两年的基础课程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是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就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最大的区别在于，生物技术是理科，而生物工程是工科。前者偏理论，后者注应用。
生物技术学习的是生命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系统的生物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学习的内容偏于理论，从微生物到细胞到分子到基因，一切都是为了向更高端的生命科学发展而努力，所以很多学生都会考研或是在研究机构做研究工作。
而生物工程相比生物技术来说，诞生的时间要晚一点。它是以生物科学为基础，应社会之需要而兴起的，所以更注重应用。简单来说，就是对生物进行创造和设计，在分子、细胞、组织和个体这些不同的层面上，对生命有机体进行新的改造，比如利用固定化菌体或固定化酶来大规模生产果糖浆来代替蔗糖。生物工程需要学习不少药学相关的课程，很多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生物医药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做工艺和装备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工作。或者是进入政府的工商税务、海关、药检等部门从事监管工作。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vs材料科学与工程
想必大家已经发现这两个专业最大的差别了：“高分子”和“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是材料中种类非常丰富的一个大类，橡胶和塑料都属于高分子材料。材料科学与工程的“材料”里并不包括有机高分子材料，它研究的是金属材料和无机非金属材料（如陶瓷、水泥、混凝土材料）。
虽然都是材料，不过最大的区别在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化学的关系紧密，而材料科学与工程和物理相伴。这一点看看它们的课程设置就明白了。前者要学习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基本涵盖了所有基础化学课程。后者则要学固体物理、量子力学和材料物理等课程。在学习的内容上，它们就很不一样。
就业方面，高分子更注重新型材料的运用和研发，反而是一些和化学沾边的公司更需要这一专业的学生，比如著名的陶氏化学。当然，说到橡胶和塑料，化工、汽车、电子、航空等行业同样需要相关人才。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在传统机械制造类行业更有优势，比如航天、船舶、重工业的相关企业。
环境科学vs环境工程
读到这里，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两个专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偏理论，后者重实践，理学vs工学。的确，前者更多地注重在科研方面，而后者则注重在工程上。
环境科学专业的学习内容比较宏观，比如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的营造、环保的规划。学的是理学，对环境化学、环境毒理、环境微生物等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论上的学习。
相比之下，环境工程属于工程类专业，它的应用性要强得多，很多课程都是实打实地去学如何控制污染，比如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全过程管理，以及环境的评测。
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两个专业的区别在于，环境科学是指认垃圾的，而环境工程则是处理垃圾了。这种说法或许不完全正确，但可以给我们参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vs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vs电子科学与技术vs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首先，让我们镇定一下，千万别被这一连串的“科学与技术”给绕晕了。这四个专业，都和物理、计算机密不可分，但是细究起来，差别却不小。
从学习内容上来看，计算机主要学习计算机软件、硬件和应用系统的学习，学的是计算机。电子信息学的是如何获取、传输、处理和设计电子信息系统，偏重在电路和电子上，它的口径比较宽，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都有所涉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电信、广播、雷达、声呐和导航都是它的应用领域。电子科学与技术是信息科学和材料科学的交叉学科，学习的是各种电子材料、元器件、集成电路等的设计、制造和相关的知识。最后一个光信息则是现代光学和信息科学紧密结合的专业，研究的是如何用光取代电信号对声音、图像和数据等信息进行处理，比如光纤通信。
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5
关键词蚜虫，物种多样性，雾灵山地区.
中图分类号：S436文献标识码：a
SpeciesdiversityofaphidinwulingmountainofHebei
abstract:thispaperdealswiththespeciesdiversityofaphidsfromwulingmountaininHebeiprovince.Specimenrecordsandpublishedliteraturesareusedtodeterminetaxa,faunacomponents,hostplants,geographicaldistributionoftheaphids.theresultshowsthat114speciesbelongingto55genera,8familiesarefoundinwulingmountain.andpalaercticRegion,palaerctic+orientalRegionandwidespreadspeciesareobviouslypreponderating.Hostplantsofaphidsinclude72generaliein28families;Familyofaphididaehavethemaximumhostplant,andDrepanosiphidaetakesecondplace;andRosaceae,Compositae,BetulaceaeandGramineaehavethehighparasiticalaphidspeciesdiversity.Variouspartsofhostplantsareinfested,maintlyonleavesandstems.Keywords:aphid;Speciesdiversity;wulingmountain
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层次，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核心(wilson，1988)。在物种水平上，人们研究物种的分类、分布、起源与进化（姜洋，2004）。昆虫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许多昆虫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昆虫多样性已成为昆虫学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之一（吴坤君，龚佩瑜和盛承发，2005）。
蚜虫是半翅目昆虫中一个较大类群，广布于世界各地，全球已知4,700余种（vonDohlenetal.,2006），中国记载13科269属1,000余种（QiaoandZhang,2000）。蚜虫与寄主植物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较密切的协同进化关系，因此它的地理分布和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寄主植物的分布和多样性。
雾灵山位于河北兴隆县境内，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7°22′北纬40°36′，最高海拔2116m，为燕山山脉最高蜂，属温带大陆季风型山地气候。该区以森林景观为主体，植被属于“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包含华北、东北、内蒙古三大区系的植被，森林垂直分布明显，是华北地区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丰富的植物区系和植被类型为各种昆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本文在已有标本采集记录和资料的基础上，对雾灵山地区蚜虫的种类、区系组成、寄主植物、寄生部位、空间结构等进行总结和分析，较全面的反映了该区蚜虫多样性的现状，以期为该地区的害虫综合治理以及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提供基础研究资料。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来源及研究鉴定
研究标本主要来自2007年-2009年在雾灵山地区采集的蚜虫标本；以及部分可靠文献资料（张广学，田士波和钟铁森，1990；姜立云，2004）的记载信息。本文采用张广学和钟铁森(1983)的蚜虫分类系统，利用外部形态进行物种鉴定。
1.2研究方法
1.2.1蚜虫物种多样性统计
将雾灵山地区分布的蚜虫记录到种，统计各科蚜虫属级、种级数量，对应全国各科蚜虫的属、种数量计算百分比。根据该区所有已知蚜虫物种，分析其物种组成特点。依据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和世界动物地理区划的划分（张荣祖，1999；章士美，1998），研究雾灵山地区蚜虫物种的区系组成和特点。
1.2.2寄主植物多样性统计
主要根据野外采集记录，对雾灵山地区分布蚜虫的寄主植物进行统计，寄主植物记录到属，部分种类寄主植物来源于相关文献记载。统计蚜虫的主要寄主植物，以及不同寄主植物上寄生的蚜虫种类，蚜虫记录到属。同时对蚜虫寄生在寄主植物上的寄生部位进行统计，寄生部位包括叶片、叶柄、茎、花（包括花序）、嫩尖等；分别统计寄生在不同部位的蚜虫种类。
1.2.3数据分析
生物多样性可视作所有生物不可降低的复杂性，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客观的指数测度生物多样性，只存在与特定目的相关的测定方法（williams，1996）。本文采用G-F指数（蒋志刚和纪力强，1999）反应科、属的多样性。利用相似性系数分析不同林带（海拔高度）蚜虫分布的共性与特性。
（1）G-F指数：
F指数（科的多样性）：，其中pi为群落中k科i属中的物种数占k科物种总数的比值，n为k科中的属数，m为群落中的科数。
G指数（属的多样性）：，其中qj为群落中j属的物种数与总的物种数之比，p为群落中的属数。
G-F指数：，如果一个地区仅有1个物种，或者仅有几个分布在不同科的物种，则定义该地区G-F指数为零。
（2）雾灵山地区不同林带（海拔高度）蚜虫类的相似性比较：
采用Sprensen二元相似性系数：Si=2c/（a+b）。其中，c为两个样点中的共有物种数，a、b分别为样点a、B所具有的物种数。根据相似性系数进行聚类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蚜虫物种多样性
2.1.1蚜虫种类组成多样性
通过对雾灵山地区蚜虫种类的鉴定和统计（表1），已知该区共分布蚜虫8科55属114种，分别占中国已知蚜虫科、属、种数的61.54%、20.45%、11.00%，蚜虫种类较丰富。在各科中，蚜科占相对优势，其属数和种数分别占该区蚜虫总数的47.27%和53.51%，斑蚜科、瘿绵蚜科次之，属数和种数分别占总数的25.45%、10.90%和21.05%、11.40%。该地区无蚜虫特有科和特有属分布，已知特有种6种，隶属于3科5属，占该地区已知种数的5.26%。
表1雾灵山地区蚜虫种类与全国蚜虫种类对比
table1Comparativetothenumberofknownaphidsfromw.L.m.withthosefromChinaandfaunacomponentsofaphidsfromw.L.m.
属Genus种Species区系组成
Faunacomponents特有种
endemicspecies
中国China雾灵山w.L.m.百分比prop.中国China雾灵山w.L.m.百分比prop.
球蚜科adelgidae6116.67%2015.00%1(古北种)―
短痣蚜科anoeciidae3133.33%1417.14%1(古北种+东洋种)―
蚜科aphididae1142622.81%4616113.23%28(古北种)+9(古北种+东洋种)+6(古北种+新北种)+18(广布种)1
毛蚜科Chaitophoridae8225.00%6469.38%2(古北种)+2(古北种+东洋种)+1(古北种+新北种)+1(广布种)―
斑蚜科Drepanosiphidae501428.00%1362417.65%8(古北种)+6(古北种+东洋种)+4(古北种+新北种)+2(广布种))4
毛管蚜科Greenideidae10110.00%5711.75%1(古北种+东洋种)―
扁蚜科Hormaphididae27005700――
大蚜科Lachnidae13430.77%8578.24%1(古北种)+5(古北种+东洋种)+1(广布种)―
纩蚜科mindaridae100500――
瘿绵蚜科pemphigidae30620.00%1271310.24%5(古北种)+3(古北种+东洋种)+2(古北种+非洲种)+2(广布种)1
平翅绵蚜科phloeomyzidae100100――
根瘤蚜科phylloxeridae400400――
群蚜科thelaxidae200500――
总计total2695520.45%103611411.00%44(古北种)+27(古北种+东洋种)+11(古北种+新北种)+2(古北种+非洲种)+24(广布种)6
注：w.L.m.=wulingmountains（以下各表同），prop.=proportion；全北区=古北区+新北区；广布种指分布于3个或3个以上区域的种类；(古北+东洋)种等表示同时分布于2区的种类；“―”表示在雾灵山地区没有分布。
2.1.2蚜虫区系组成多样性
雾灵山地区的蚜虫区系组成以典型的古北种、古北+东洋种和广布种为主。就种类而言，有44古北种，27古北+东洋种，24广布种，11古北+新北种，6特有种，2古北+非洲种，无典型东洋区种类（表1）。古北种占总数的38.60%，古北+东洋种和广布种分别占总数的23.68%和21.05%。
表2雾灵山地区蚜虫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的分布
table2thedistributionofaphidsinChinesegeographicalareasofw.L.m.
蚜虫（科）古北区palaercticRegion东洋区orientalRegion
aphids（Families)东北区华北区蒙新区青藏区西南区华南区华中区
球蚜科adelgidae1100000
短痣蚜科anoeciidae0000001
蚜科aphididae27563215152327
毛蚜科Chaitophoridae5520223
斑蚜科Drepanosiphidae91833246
毛管蚜科Greenideidae1100101
大蚜科Lachnidae5654645
瘿绵蚜科pemphigidae51151514
总计total53984723313447
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古北界又分为东北区、华北区、蒙新区、青藏区；东洋界分为西南区、华中区、华南区（张荣祖，1999；章士美，1998）。雾灵山地区位于古北界华北区黄淮平原亚区。由表2可见，雾灵山地区的蚜虫在华北区有分布的种类最多，达98种，占该区蚜虫总数的85.96%，这与雾灵山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其次，东北区53种，占46.49%；再者，华中区和蒙新区各47种，均占41.23%；华南区34种，占29.82%；西南区31种，占27.19%；青藏区23种，占20.18%。
在雾灵山地区蚜虫种类中，蚜科、斑蚜科、大蚜科和瘿绵蚜科在各区均有分布，以蚜科在各分布区中物种最多。除短痣蚜科外，其余各科均在华北区有分布，且数量均较多。毛蚜科物种除青藏区无分布记录外，其它区均有分布。在雾灵山仅分布1种的科，毛管蚜科在7个区中有四个区有分布；球蚜科主要分布在东北和华北两区；短痣蚜科仅华中区有分布。
2.1.3蚜虫多样性指数分析
根据计算得到F指数为3.8351，G指数为1.6001，G-F指数为0.5828，如果G-F指数趋近1，则代表科间多样性的F指数下降，或者代表属多样性的G指数上升；否则G-F指数趋近零或为负数（蒋志刚和纪力强，1999）。此数据表明该地区蚜虫属的多样性高于科的多样性。
2.2蚜虫寄主植物及寄生部位多样性
蚜虫种类的多样性与其寄主植物的多样性和寄生部位的多样性密切相关。任何物种，其寄主植物种类越多，寄生部位越广泛，分布范围就越广。雾灵山地区蚜虫以科为单位对应寄主植物和寄生部位见表3。
蚜虫的寄主植物种类繁多，涉及267科2120属,尤其以菊科、禾本科、豆科、伞形科、唇形科、蔷薇科、茜草科、兰科、壳斗科、杨柳科、胡桃科等植物为主（方燕，乔格侠和张广学，2006）。雾灵山地区有高等植物168科665属（奚为民，1997），统计结果显示该区蚜虫寄主植物涉及28科72属，其中以禾本科、菊科和蔷薇科为主要寄主植物。8科蚜虫的寄主植物具有明显差别：蚜科是蚜虫中种类最多的一科，大都为多食性，是蚜虫类寄主植物最丰富的类群（RemaudièreandRemaudière，1997），在雾灵山地区该科的寄主植物范围最为广泛，涉及23科54属，分别占该地区已知寄主植物科、属的82.14%和75.00%，主要以菊科、禾本科和蔷薇科为主；其次是斑蚜科涉及7科11属，分别占25.00%和15.28%，以桦木科和壳斗科等北方常见植物为主；瘿绵蚜科多数物种生活史复杂，大多为异寄主全周期型，其原生寄主和次生寄主分属于亲缘关系较远的类群（张广学和乔格侠，1999），涉及4科7属，分别占14.29%和9.72%；大蚜科的寄主植物相对较丰富，涉及3科6属，分别占10.71%和8.33%；毛蚜科食性较单一，涉及2科3属，分别占7.14%和4.17%；球蚜科、短痣蚜科现有种类不丰富，类群较小，毛管蚜科的寄主植物分布范围以东洋界为主，这3科蚜虫在雾灵山地区发现分别仅寄生在1种植物上。
蚜虫在寄主植物上往往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以避免生存竞争的压力，可以在叶片、嫩梢、茎、花、根部、果实等多部位寄生。雾灵山的蚜虫以叶片和茎为主要寄生部位。
表3雾灵山蚜虫种类对应的寄主植物和寄生部位
table3aphidspeciescorrespondinghostplantsandinfestinglocationinw.L.m.
蚜虫（科）寄主植物Hostplants寄生部位
infestinglocation
aphis（Family）科Family属Genus
球蚜科adelgidae11叶片
短痣蚜科anoeciidae11叶片
蚜科aphididae2354茎、嫩梢、叶片、花、果实、
毛蚜科Chaitophoridae23茎、嫩梢、叶片
斑蚜科Drepanosiphidae711叶片、茎
毛管蚜科Greenideidae11茎
大蚜科Lachnidae36茎
瘿绵蚜科pemphigidae47花、茎、叶片、根部
注：叶片(含叶柄)；茎(含枝、树干和树皮裂隙)；花(含花序)。
2.3不同寄主植物上蚜虫的多样性
在不同的寄主植物上寄生着不同种类的蚜虫，在雾灵山地区蚜虫寄主植物中，菊科10属植物寄生蚜科蚜虫9个属21种，种级多样性最高；蔷薇科9属植物分别寄生2科12属18蚜虫，属级多样性最高；杨柳科2属植物寄生4科8属19种蚜虫，科级多样性最高。其次，桦木科、禾本科、榆科、壳斗科等植物寄生蚜虫的种类亦较丰富；此外，有20科植物仅寄生1科蚜虫，其中13科植物仅寄生1种蚜虫，物种多样性较低，这与蚜虫的食性密切相关（表4）。
表4雾灵山地区寄主植物对应的蚜虫种类
table4Listofaphidsinfringeuponhostplantsinw.L.m.
寄主植物Hostplants蚜虫aphids
科属
FamiliesGenus科属种
FamiliesGenusSpiece
唇形科Labiatae1111
豆科Fabaceae5135
椴树科tiliaceae1111
禾本科Gramineae123911
桦木科Betulaceae32913
金丝桃科Hypercaceae1111
锦葵科malvaceae1111
菊科Compositae101921
壳斗科Fagaceae3449
蓼科polygonaceae1122
柳叶菜科onagraceae1111
毛茛科Ranunculaceae1133
木犀科oleaceae1111
槭树科aceraceae1112
荨麻科Urticaceae1111
蔷薇科Rosales921218
忍冬科Caprifoliaceae3344
伞形科Umbelliferae3123
桑科moraceae1111
山茱萸科Cornaceae1111
十字花科Cruciferae2111
石榴科punicaceae1111
鼠李科Rhamnaceae1133
松科pinaceae3234
五加科araliaceae1111
杨柳科Salicaceae24819
榆科Ulmaceae1369
芸香科Rutaceae1111
3结论
3.1雾灵山地区蚜虫物种组成
雾灵山地区总面积不及全国的万分之一，已知蚜虫8科55属114种，蚜虫的物种多样性较高。特有种6种，仅占其已知种数的5.26%，但结合雾灵山地区的面积、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状况考虑，该地区仍属于蚜虫特有种较丰富的地区。斑蚜科在中国分布范围广，主要以华北地区为中心，向东北和西南方向逐渐减少（乔格侠，徐晓群和屈延华，2003；乔格侠，张广学和钟铁森，2005），因此成为该地区物种多样性最高的一科。蚜科是蚜总科中种类最多的一科，虽然该科是雾灵山地区已知蚜虫种类最多的科，但仅占中国该科已知种数的13.23%，丰富度不高。瘿绵蚜科和大蚜科除广布种外，多数物种都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因此相对于其它科来说在该地区也较丰富。毛蚜科是典型的古北区类群，主要寄生在杨柳科的杨属和柳属植物上，物种多样性相对较丰富。短痣蚜科和球蚜科种类在雾灵山地区都仅有1种分布，但其现生蚜虫中所包含的种类亦较少，中国仅记录14和20种。毛管蚜科是典型的以东亚和东南亚分布为主的科，在雾灵山地区仅有1种分布。
3.2雾灵山地区蚜虫区系组成
雾灵山地区起源于中国-喜马拉雅区系，该区蚜虫区系组成较复杂的科有蚜科、斑蚜科和瘿绵蚜科，各有5种类型，且特有种类都集中在这3科。其中蚜科古北种、广布种和古北+东洋种都为最多，分别有28、18和9种，占该区该科物种的45.90%、29.61%和14.75%。
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该地区所在的华北区属于古北界和东洋界的过渡带北缘，蚜虫资源丰富，主要以古北区的华北区、东北区、蒙新区和东洋区的华中区四个区为主。其中以华北区分布的物种最多，显示了该区蚜虫区系的基本性质，东北区次之，青藏区分布的物种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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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6
基于863计划数字人项目的研究中构建出与经络－腧穴记载有很强对应性的影像结构的分析、基于筋膜学理论，提出界定腧穴实质的假说：腧穴即是人体筋膜结缔组织聚集处、能在刺激（针刺）过程中产生较强生物学信息（神经、淋巴、交感）的部位。从筋膜学角度来看，腧穴与非穴位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这个量的区别，就是一个生物信息产生的阈值。
【关键词】腧穴；筋膜学；数字人
近年来，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成功地开展了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虚拟人体数字研究，为经穴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进行国家863计划数字人项目的研究中，在对人体结缔组织的标记和计算机重建时，构建出与经络－腧穴记载有很强对应性的影像结构［1，2］。这样的发现引导我们进行结缔组织和经络腧穴两者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1筋膜系统假说的提出
在对结缔组织和经络腧穴进行相关性思考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互动互参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假说是，数字人的研究让我们发现了结缔组织和经络腧穴有着一定的特异相关，而传统医学认为经络腧穴是一个功能系统，具有联络脏腑、沟通肢窍，运行气血、濡养周身，抗御外邪、保卫机体的功能。那么，反过来思考，结缔组织可能也是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
结合进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和传统解剖学知识，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后，原林教授提出了筋膜学的假说。该学说认为人体可能存在第十大功能系统——筋膜系统。原林教授推测，由间充质终结演化而成的筋膜结缔组织支架在机体内形成了一个能监测和调节机体功能组织细胞的生命活动和功能活动、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功能系统，原林教授将之列为人体第十大系统——支持与储备系统或自体监测和调控系统。这一系统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共同参与下，实现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作用，调节人体的功能活动和生命活动［3］。
2基于筋膜学理论假说探讨腧穴特异性的思路
2.1基于筋膜学理论探讨腧穴特异性假说的提出在对筋膜系统的系统思考升级到筋膜学的假说时，我们又反过来，从筋膜理论角度来重新思考经络腧穴的基本概念。其中，关于腧穴与非穴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我们的假说认为，腧穴的本质是在刺激时能产生较强生物信息（神经、淋巴、交感）的部位，这种信息通常以神经感觉信息为主，这种部位与筋膜高度相关。
中医学指出，腧穴是脏腑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一般说来，腧穴是一个点的概念。那么，全身上下有众多的点，哪一个点是腧穴？作为腧穴的这个点和其他的点又有什么不同？结合结缔组织和筋膜的分布，我们也存在着相同的疑问：人体筋膜支架遍布全身表层并深入组织器官之间形成间隔、间膜被膜、各种外膜等。全身上下都分布着结缔组织和筋膜，那么，哪处结缔组织和筋膜是腧穴所在的点呢？
2.2基于筋膜学理论假说探讨腧穴局部的生物信息特性笔者认为，这些众多的点在受到刺激时（比如针刺时），都能够产生一定的生物信息，其中，所产生的生物信息达到一定阈值后，就能够发挥作用，被称为腧穴；达不到这个阈值的点，就不能被称为腧穴。筋膜理论认为腧穴是信息聚集和传递的中心，而且与筋膜结缔组织的分布高度相关。但是，筋膜结缔组织遍布全身，并不是说穴位遍布全身。笔者认为，腧穴要发生作用，与该腧穴（该腧穴所处之筋膜结缔组织）所产生的生物信息量有关系。透过筋膜理论，我们的假说是腧穴的数量不定，其多少与生物信息量呈正相关，某一个点，产生的生物信息量小，就没有相应的腧穴效应，当生物信息量足够大时，就会产生相应的作用效应。基于此，我们对穴与非穴的界定也是基于局部生物信息产生的大小。严格地说，腧穴与非穴位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
具体而言，被称为腧穴的点，和非穴点比较，在产生生物信息方面有以下的不同：当腧穴受到刺激时，就是结缔组织或筋膜受到了刺激。结缔组织或筋膜受到刺激后，会产生牵拉、扭转的机械作用，由此产生相应的牵拉扭转生物学效应。该生物学效应体现在：（1）对神经的牵拉刺激：众多感觉神经的末梢和感受器位于结缔组织内，刺激牵拉筋膜可产生较强的神经信息；（2）牵拉扭转筋膜可促进淋巴回流；（3）牵拉扭转筋膜产生交感神经兴奋和局部血管反应和细胞反应，见图1。
腧穴这个点受到针刺或按摩等方法的刺激时，能够对局部结缔组织或筋膜产生一定的牵拉作用，进一步扭动、挤压毛细淋巴管、毛细血管，促进淋巴液、血液回流，同时也通过皮神经兴奋启动神经信号的传送，产生神经冲动。局部的牵拉效应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对末梢神经、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的挤压、牵拉、扭动达到一定阈值后，局部产生一定的生物学信息，以神经冲动为主要方式，向内传导。
2.3基于筋膜学理论假说探讨腧穴作用于脏腑的生物信息特性腧穴局部牵拉产生的生物学信息在脏器这个层次，与非穴的生物学信息的区别如下：笔者认为，存在着脏器门这样一个点或者是一些点，对相应的脏器的牵拉作用最大或者是较大（达到一定阈值）。如此，该点或这些点就能够对相应的脏器产生作用，对脏器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整。凡是能够对相应脏器产生影响的这些点，就是腧穴，该个（些）特别针对脏器门的点，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特定穴密切相关。那么，其他的点，对脏器的牵拉作用达不到阈值，就无法对该脏器产生影响，所以纳入非穴范畴。
总之，在数字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筋膜穴理论，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说：腧穴即是人体筋膜结缔组织聚集处、能在刺激（针刺）过程中产生较强生物学信息（神经、淋巴、交感）的部位。从筋膜学角度来看，腧穴与非穴位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这个量的区别，就是一个生物信息产生的阈值。进一步的推论是：（1）腧穴的数量不是恒定的，一个点是否被称为腧穴，与刺激量的大小密切相关，当该点受到足够的刺激、产生足够的生物学信息时，就转变成了腧穴；（2）基于局部牵拉效应的大小和对脏器门的牵拉作用的大小，可以发现腧穴的新特点和新主治，甚至还能够寻找出新的腧穴；（3）判定该点是否属于腧穴，其根据是生物信息量产生的大小。那么，提高刺激量的刺激工具或刺激技术对于一个点是否能够转变而成腧穴，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基于生物信息量判定腧穴与非穴，将促进新的针灸器械和针灸手法的发明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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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7
保护区地跨鄂托克旗和乌海市，总面积4719.89平方公里，鄂托克旗境内4550.91平方公里，占保护区总面积的97%。区内现有野生植物335种，古老残遗濒危植物72种（在全球干旱荒漠地区极为罕见），被列入部级重点保护植物的有四合木、半日花、沙冬青、蒙古扁桃、绵刺、革苞菊、内蒙古野丁香等7种。其中，四合木和半日花为古地中海孑遗物种，距今已有7000多万年的历史，是中国特有的孑遗单种属植物和草原化荒漠的群种之一，为强旱生植物，是最具代表性的古老残遗濒危珍稀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活化石”。
保护区内还有脊椎动物159种、昆虫145种与较多的古生物化石，被专家学者誉为“灌木王国”，也是我国温带草原灌木生物多样性分布和起源的中心，更是鄂尔多斯高原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域。这里不仅是探索物种起源、发展、演变和古生物、古大陆变迁的“科研地”，亚洲干旱地区孑遗植物的“避难所”，也是研究全球气候、生物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更具有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沙冬青
别名：蒙古黄花木
拉丁学名：ammopiptanthusmongolicus（maxim.）Chengf.豆科，沙冬青属。灌木，高1.5～2米。花期4～5月，果期5～6月。
强度旱生常绿灌木。沙质及沙砾质荒漠的建群植物。分布于杭锦旗中西部、鄂托克旗阿尔巴斯、鄂托克前旗茫哈图。为有毒植物，绵羊、山羊偶尔采食其花则呈醉状，采食过多可致死。可作治沙植物。枝、叶入药，能祛风、活血、止痛，外用主治冻疮、慢性风湿性关节痛。
沙质及沙砾质荒漠的建群植物，在亚洲中部的旱生植物区系中它是古老的第三纪残遗种，它的存在为亚洲中部的荒漠区系的热带起源学说找到了有力的证据。此外，它还是很好的固沙绿化观赏树种和药用植物。因此，它不仅有重要的资源价值，又有很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已被列为国家Ⅲ级重点保护植物。
四合木
别名：油柴拉丁学名：tetraenamongolicamaxim蒺藜科，四合木属。落叶小灌木，高90厘米。花期5月下旬至6月中旬，果期7月。强旱生植物，分布于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区。
四合木是东阿拉善荒漠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为内蒙古仅有的一个特有属，也是蒙古高原、亚洲中部的特有属之一，被认为是古地中海南岸热带成分的孑遗种，在研究古生物、古地理及植物分类等方面具有科学价值。是植物中的“大熊猫”，有阻挡风沙的作用，已列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植物。
长叶红砂
别名：黄花枇杷柴拉丁学名：Reaumuriatrigynamaxim
柽柳科，红沙属。小灌木，高15～30厘米。花果期5～9月。
超旱生植物。生于石质低山、山前洪积或冲积平原。分布于内蒙古杭锦旗、鄂托克旗。是东阿拉善特有种，属古地中海区系的孑遗植物。长叶红砂形态征独特，是红砂属中的古老类型、在分类和区系研究上均有重要科学价值，为内蒙古自治区Ⅱ级重点保护植物。
半日花
拉丁学名：Helianthemumsoongoricum
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8
关键词：龙王山；植物区系；科；属；种
中图分类号：Q94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5-1029-03
湖北省黄冈市龙王山位于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南麓，黄冈市黄州城北侧。地理坐标位于东经114°46′―115°14′，北纬30°25′―30°54′，海拔为81.8m，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春有低温，春夏之交有梅雨，入伏多干旱。年平均日照时数20.82h，年平均气温16.2℃，年平均无霜期261d，年平均降水量1213.4mm，年平均蒸发量1731.9mm。研究黄冈龙王山植物区系分布，旨在为黄冈市植物起源、演替和发展、植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维管植物区系组成
1.1维管植物统计
经过系统调查，黄冈龙王山内维管植物有82科166属210种，按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统计，双子叶植物比例最高（80.95%），是黄冈龙王山植物的主体；单子叶植物比例较低（13.33%）；蕨类植物（3.81%）和裸子植物（1.90%）比例非常低。
1.2维管植物科的组成
科实际上是植物分类学中最大的自然单位，同一个科包含许多具有不同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的属，具有比较稳定的分布区，并与一定的气候条件相适应[1]。研究表明，黄冈龙王山内含属数>10的大型科只有2个，菊科（Composita）含16属和禾本科（Gramineae）含11属；含属数6～10的中型科只有2个，蔷薇科（Rosaceae）含8属和豆科（Leguminos）含7属；含2～5属的寡型科有29个，其中，含5属的科只有唇形科（Labiatae），蓼科（polygonac）、茜草科（Rubiaceae）和葡萄科（Vitaceae）均含有4属，桑科（moraceae）、樟科（Lauraceae）、大戟科（euphorbiac）、卫矛科（Celastraceae）、伞形科（Umbelliferae）、旋花科（Convolvulaceae）、茄科（Solanaceae）、葫芦科（Cucurbitaceae）和百合科（Liliaceae）均含有3属，胡桃科（Juglandaceae）、榆科（Ulmaceae）、荨麻科（Urticaceae）、苋科（amaranthaceae）、毛茛科（Ranunculaceae）、芸香科（Rutaceae）、苦木科（Simaroubaceae）、楝科（meliaceae）、莎草科（Cyperaceae）和石蒜科（amaryllidaceae）等，均含有2属；单型科有49科，分别为紫萁科（osmundaceae）、金星蕨科（thelypteridaceae）、松科（pinaceae）、杉科（taxodiaceae）、马兜铃科（aristolochiaceae）、紫茉莉科（nyctaginaceae）、商陆科（phytolaccaceae）、石竹科（Caryophyllaceae）、鸭跖草科（Commelinaceae）、薯蓣科（Dioscoreaceae）等。黄冈龙王山含2～5属的寡型科所含属数占总属数的45.51%，单型科所含属数占29.34%，含6～10属的中型科所含属数占16.17%，含>10属的大型科所含属数占8.98%。在构成黄冈市龙王山维管植物科的结构中，含2～5属的寡型科占主导，其次为单型科。
1.3维管植物属的组成
属是由种所组成的真正的自然群落，它在分类学上所包含的种类常具有同一起源和相似的进化趋势，分类学和生态学特征相对稳定[2]。研究表明，黄冈市龙王山内含5种的大型属只有蔷薇属（Rosa）；含4种的较大型属有2个，为悬钩子属（Rubus）和女贞属（Ligustrum）；含3种的寡型属有凤尾蕨属（pteris）、朴树属（Celtis）、花椒属（Zanthoxylum）、卫矛属（euonymus）和茄属（Solanum）5属；含2种的寡型属有24个，代表属有杨属（populus）、桑属（morus）、马兜铃属（aristolochia）、酸模属（Rumex）、商陆属（phytolacca）、画眉草属（eragrostis）、马唐属（Digitaria）、稗属（echinochloa）、鸭跖草属（Commelina）和薯蓣属（Dioscorea）等；单型属共有134个，代表属有紫萁属（osmunda）、海金沙属（Lygodium）、松属（pinus）、杉木属（Cunninghamia）、枫杨属（pterocarya）、榆属（Ulmus）、南蛇藤属（Celastrus）、薹草属（Carex）、棕榈属（trachycarpus）、菝葜属（Smilax）等。
单型属含种数占总种数的63.81%，含2种的寡型属含种数占22.86%，含3种的寡型属含种数占7.14%，含4种的属含种数占3.81%，含5种的属含种数占2.38%。因此，单型属在构成黄冈龙王山维管植物属的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其次为含2种的寡型属。
2植物区系成分分布
植物区系是植物界在一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特别是在自然历史条件下发展、演化的结果。地理成分组成是植物区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地理成分比较是研究区系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3]。一个地区的植物区系主要决定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所处的气候带特有的生态环境条件以及地质历史条件。属由种所构成，大多数属是真正的自然群落，这一点对于植物的空间分布和演化关系最为重要[4]。
根据《中国植物志》第一卷中蕨类植物属分布类型的划分方法[5]和吴征镒先生《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中种子植物属分布类型的划分方法[6]，对黄冈龙王山内分布的维管植物做了区系成分分析，黄冈龙王山内维管植物属有14个分布型和8个变型。其中，世界分布25属；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38属，占26.95%（不含世界分布型，下同）；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4属，占2.84%；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7属，占4.96%；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7属，占4.9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2属，占1.42%；热带亚洲分布6属，占4.26%；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34属，占24.11%；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9属，占6.38%；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8属，占5.67%；温带亚洲分布4属，占2.84%；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2属，占1.42%；东亚分布及其变型18属，占12.77%；中国特有分布2属，占1.42%（表1）。由此可知，黄冈龙王山维管植物地理成分复杂，但表现出明显的泛热带和北温带成分，其次为东亚成分。
3植物区系成分分布分析
一个地区现代植物区系的形成和特点是在一定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是自然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下植物本身发展演化的结果。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生产经济活动对它们的影响也难以改变某一地区植物区系的根本性质[7]。黄冈龙王山被子植物区系分布及特征见表1。
3.1植物区系较丰富
黄冈龙王山的维管植物有82科166属210种。其中，双子叶植物170种（80.95%），单子叶植物28种（13.33%），蕨类植物8种（3.81%），裸子植物4种（1.90%）；含2～5属的寡型科占主导，其次为单型科；在构成属的结构中，单型属占主导，其次为含2种植物的寡型属。
3.2地理成分复杂
维管植物属共有14个分布类型和8个变型，表现出明显的泛热带成分（26.95%）和北温带成分（24.12%），其次为东亚成分（12.77%）。
3.3植物区系起源古老
1）吴征镒等[8]经过研究，一是明确了热带亚洲分布类型（7型）绝大多数是古热带第三纪的成分，较小部分是古南大陆第三纪的成分，这些在中国分布很少；二是明确了SJ型是古区系的孑遗；三是指明了第三纪古热带成分和起源于白垩纪-老第三纪热带原始古老属；四是指出了世界分布型（1型）由泛热带型分布向两极推移形成“全球分布”，起源古老。黄冈龙王山内，7型属有6属，SJ型属有6个，原始古老属共3个（香椿属、盐肤木属是第三纪古热带成分，棕榈属起源于白垩纪-老第三纪热带），1型中起源古老属共9个（铁线莲属、悬钩子属、酢浆草属、酸浆属、珍珠菜属、鼠尾草属、卫矛属、鬼针草属和苍耳属）。由此可以得出，黄冈龙王山原始古老属共占24属，占总属数的14.46%。
2）王荷生[4]认为单型属和少型属往往是一些在起源上相对独立，比较原始的类群，黄冈龙王山单型属和寡型属（含2、3种）分别占总属数的63.81%和30.0%，两者之和为93.81%。
3）汤彦承等[9]吸取各学派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根据吴征镒等的八纲系统界定原始类群的原则（一是分类群的进化程度是不同步的，若一个纲的最进化的科尚属原始，则全纲的科均作为原始类群；二是若一个纲，其中大部分科已十分专化，则选其基部类群的一些科作为原始类群），界定了60科为原始类群[9]，黄冈龙王山原始类群有马兜铃科、商陆科、睡莲科、毛茛科、小檗科、防已科、樟科和悬铃木科共8科，占黄冈龙王山维管植物总科数的9.76%，占现存被子植物原始类群的13.33%。
4）郑重[10]研究指出了湖北植物区系中生代白垩纪时出现和第三纪建立的科[10]，在龙王山内，中生代白垩纪时出现的科有杨柳科、胡桃科、桑科、蓼科、睡莲科、毛茛科、防己科、樟科、豆科、大戟科、漆树科、卫矛科、无患子科、柿树科，占总科数的17.07%。第三纪建立的科、属有凤尾蕨科的凤尾蕨属、苋科、石竹科、十字花科、虎耳草科、苦木科、清风藤科、葡萄科、山茶科、大风子科、千屈菜科、珙桐科、八角枫科、柳叶菜科、伞形科、山矾科、野茉莉科、马鞭草科、唇形科、玄参科、菊科、禾本科，占总科数的26.83%。白垩纪时出现的科和第三纪建立的科总和占总科数的43.90%。
5）珙桐科是中国最具古老性和特有性的四大特有科之一，喜树是黄冈龙王山优势木本树种之一，也是中国特有的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5讨论
植物区系是自然形成物，它是自然界在一定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自然历史条件下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它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反映及环境变迁的见证或依据[11]。长期以来黄冈龙王山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进入的栽培物种及随之进入的杂草主要有响叶杨、紫薇、金森女贞、莲、石楠、对节白蜡、韭莲、甘薯、刀豆、南瓜、莴苣、狗牙根、狼尾草、蒿、苍耳、鸡眼草、播娘蒿、狗尾草等。龙王山东西均有湖水与外界相隔，南北各有一门，这样的包围环境使黄冈龙王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外界隔离作用明显；同时，高大的乔木层以较高的郁闭度对龙王山进行着有效控制。这有效阻止了龙王山的物种交流，龙王山就像一个自花授粉的植物一样一代代自我繁衍。黄冈龙王山更像一个岛屿，与植物的基因交流和物种传播扩散都较少；植物区系也和岛屿一样物种相对较少，当然特有植物比例并不会像岛屿植物区系那样高，但古老的物种得以保存。黄冈龙王山类似于一个岛屿，对黄冈植物多样性的保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古老属植物的保存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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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9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使用比较教学的方法，客观上要求学生对这一部分的知识需要有全面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根据教学要求和自己的理解，积极主动查阅相关资料、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对相近似的一些概念、原理等进行比较、鉴别，最终得出结论。这一教学方法的使用，可以把学生对理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能进一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二、比较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学中的运用
（一）通过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帮助学生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含义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有不同的论述。1890年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这说明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学说是有特定含义的，他坚决反对各种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而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提供问题的现成答案，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问题的差异，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4］在这里，列宁实际上比较直接说明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理解时不能太绝对。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从狭义上讲主要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斯大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5］这实际上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教材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6］2
（二）在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比较中，把握实践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德国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费尔巴哈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他在自然观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但在解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在历史观方面并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最终使自己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引入了科学的实践观，并把这一观点贯彻到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中，实现了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使实践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内容中，实现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变革。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可见，马克思认为哲学除了具有解释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功能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功能，这就是通过指导社会实践，达到改造和变革社会的功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上述比较，有利于学生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特征的理解。
（三）在具体科学与哲学的比较中，把握具体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具体科学与哲学有区别，也有联系，主要区别在于：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具体科学研究的是具体领域中的特殊规律；主要联系在于：哲学以具体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具体科学的问题上升到本质的解释，都需要回到哲学中加以解决，而哲学的论证需要以具体科学的事实材料为基础来展开。通过这些比较，可以加深学生对具体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与区别的理解，充分认识哲学学习对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四）在与唯心主义、二元论、多元论世界观的比较中，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唯物主义主张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还把科学的实践观和辩证法引入哲学中，进而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这就是物质。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统一于物质，是多样性的物质统一体，精神现象是物质的产物，它依赖于物质，根源于物质，并通过社会实践去作用于物质，实现对物质的反作用。这就与认为世界有一个本原即精神的唯心主义哲学，两个本原（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多个本原的多元论世界观彻底划清界限，正确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为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奠定了哲学基础。通过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让学生充分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正确性，把“‘上帝’、‘神’等可以左右世界”的观念从一些人心目中去除掉，真正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五）在同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诡辩论的比较中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
唯物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哲学观点。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两大基本特征。它坚持用联系、发展、运动的观点看待世界，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物质的运动变化发展需要从自身去找到根源，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认识事物需要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这就克服了形而上学不承认矛盾，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非此即彼的缺陷，也克服了相对主义诡辩论不承认事物存在相对静止，存在相对界限，“混淆和抹煞事物之间的根本界限，亦此亦彼的错误。”［8］通过这些比较，可让学生认识到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正确性。
（六）在对“心理”、“意识”和“认知”的比较中，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本质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心理”、“意识”和“认知”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主要区别在于：首先，三者的含义不同。心理是大脑的机能和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意识的本质在于它是人脑的机能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认知“是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言语，是指人们认识活动的过程。”“认知”这一概念在心理学中使用更多，它主要说明人认识外部事物的过程是如何逐步展开的。其次，承载的主体不同。“意识”和“认知”有共同的承载主体———人，仅对人而言的；而“心理”不仅人有，动物也有心理活动，这里的“大脑”既包括人脑，也包括动物的大脑。而“意识”和“认知”这样的术语不在动物身上使用。同时，三者也是有联系的：意识是在心理活动的基础上发展的，可以看成是心理活动的高级水平和形式；意识就其本质是人脑的机能和对外部世界的一种主观映像，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也不是人脑的分泌物，是人作为反映者对反映对象———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仅有外部世界或仅有人脑都不足于生产正确的意识，只有通过生活实践，才能把主客观联系起来，产生正确的意识；认知着重强调人对外部事物的感知、识记等过程的展开。在认识论范围内，意识本身无需辨别真假，而认识存在需要辨别真假，从而发现客观的真理性认识的问题。因此心理学范围内成立的结论，在哲学认识论中则不一定正确，应在不同范围内区别对待和正确运用。通过这些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本质的观点。
（七）在对“规定性”、“属性”、“质”、“性质”和“本质”；“现象”、“假象”和“错觉”的比较中，加深对相关概念的认识
通过相关资料的查阅，笔者了解到，以上这些概念具有区别：“规定性”“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性。分为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就是事物在性质上的特性，量的规定性就是事物在数量上的特性。一切事物都是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具体的统一”；“属性”“即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特点。是物质必然的、基本的、不可分离的特性，又是事物某个方面质的表现。一定质的事物常表现出多种属性。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区别。属性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如运动是物质的属性。特点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特征指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可见特点和特征的含义不同”；“质”“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6］5；“性质”“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根本属性（注：不是特征）”；“本质”“本质基本释义为本身的形体，本质基本释义为本身的形体，本来的形体；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本来的形体；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6］54；“假象”“是不符合事物本质的表面现象”；“错觉”“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歪曲知觉”，假象本身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是客观的，错觉则是主体在视觉上的偏差，因此是主观的。同时，这几个概念间有一些内在关联性：就“质”、“规定性”、“属性”、“性质”和“本质”而言，“质”的定义中包含了“规定性”，一定“质”的事物常表现出不同方面的“属性”，其中事物“根本的属性”反映的是事物的“性质”，事物本身固有的“根本属性”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根本性质就是事物本身的特殊本质；就“现象”、“假象”和“错觉”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象可分为真象和假象，不管真象、假象都反映事物的本质，真像正面反映事物的本质，假象则从反面歪曲地反映事物的本质。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
（八）在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比较中，正确认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不同的含义，“主要矛盾是指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6］49“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指在矛盾统一体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它们涉及的是矛盾发展的平衡性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在主要矛盾当中同样存在如何把握在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相关问题。通过这些比较分析，能帮助学生准确把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九）在同唯心史观的比较中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正确性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心史观则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英雄人物的意志或“天命”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唯心史观的根本错误在：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存在客观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没有把唯物主义的思想从自然界，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否定了社会的物质性。社会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其实践性，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作用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英雄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其作用的发挥是融入“历史的合力”中去实现。这样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现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解决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半截子”唯物主义的问题。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让学生坚信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正确性。
（十）在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的比较中，正确把握经济基础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基础是“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在一定社会中，无论是前一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的残余，或者是本社会形态中新生产关系的萌芽，都不是该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只有在该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构成该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6］106生产关系有两个身份，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称为生产关系，相对上层建筑而言称为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化的物质社会关系。”［6］106通过这些比较分析，能有助于学生正确把握经济基础的实质。
三、比较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一）注意教学内容可比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只有把内容相近或相似，具有可比性，但实际上又有差异的知识放在一起，通过相互的对比分析，找出其区别和联系，把握其内在的关联，才能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学，否则无法进行比较。因此，需要注意教学内容的可比性。
（二）注重对学生的导向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使用比较方法进行教学，需要在学生对相关哲学知识有了全面、系统的掌握的基础上，通过学生查阅相关资料，认真学习教材，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对相关比较内容的对比、分析，最终得出相应的比较结果。因此，必须注重教师对学生的导向性。
（三）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生物和生物学的区别篇10
实践美学的人学观不但表现出对于现代人类学成果的滞后，而且表现出对于一百多年前恩格斯人类学研究水准的滞后。而将“劳动”这一概念绝对化和神秘化，是其集中表现。他们常常借着哲学的模糊性和抽象性来掩饰这种滞后。他们坚持这种滞后，是因为以科学的进化论为基础之一的人类学观，会动摇他们的以神化的人性为基础的美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绝对化的劳动观神化的人学观进化的人学观科学美学观
张玉能先生以《劳动与人》（以下简称《劳动》）一文，对笔者的《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以下简称《必须》）一文提出了商榷。［1］感谢张玉能先生赐教。为了相互切磋，以利于学术的进步，笔者认真地考虑了张玉能先生的意见。现在作几点回复如下。
对“区别”性质的辨析
在笔者展开自己的观点前，有一个事实看来需要明确一下。在张玉能先生的《劳动》一文中，有不下三、四个地方，以引用“笔者”的语言（“本质的区别”）的方式，来作为笔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的性质判断。这使笔者有些惊讶。笔者在《必须》一文中，确实几乎通篇都在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区别，但在对于他们的区别的定性上，却是谨慎而注意分寸的，记得自己并没有用过“本质的区别”这一提法。www.133229.com带着这一疑惑，笔者又重读了几遍自己的文章，终于发现，确实有“本质的区别”这一词组，但其内涵，似乎与张玉能先生所说的无关。出现这一词组的情况如下：笔者的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的一段话。然后就恩格斯的这一段话，笔者写道：“甚至在恩格斯所指明的、作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的对自然是‘利用’还是‘支配’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量的区别。例如，和‘支配’有更根本性的质的区别的应该是‘被支配’。而‘利用’和‘支配’却都是主动地向自然的索取，都是必须使用智能的行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一句恩格斯用语）。一种角度上的量的区别，也会是另一角度上的质的区别。我们这样说，只是为了防止对这里的‘本质的区别’的绝对化的理解。如此而已。”［2］不知张玉能先生是否把上文中的“本质的区别”，就当作了笔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区别性质的定性？那实在是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但除此之外，拙文中就再没有出现过“本质的区别”这一提法。由此看来，张玉能先生对笔者的“语录”的“引用”，多半出于“误读”了。
当然，笔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观点区别的性质，虽然并没有作“本质的区别”这样的定性，但和张玉能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定性，毕竟是大相径庭的。张玉能先生曾经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之界定的确是有一些差异，汪济生同志所做的分析完全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又就此“差异”，提出了一些自己迥然不同的判断。他认为这些“差异”的性质“主要是一种类似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以及哲学思考与科学实证间的区别，但是结论都是一样的……”［3］“只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更具有哲学性质，而恩格斯晚年的论述就更具有科学实证的性质，二者不仅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不同的，倒是可以相互生发、相互印证、相互阐发的……”［4］对于张玉能先生的这种“定性”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不过为了避免那种论争中常见的因为没有具体统一参照物而不可能有结果的抽象的词汇之争，我们还是通过罗列事实先建立起具体的“语境”，那问题的性质就可能有不言而喻之效了。
我们还是先选几段青年马克思的论述来考察一下他如何划分人与动物之界。第一段：“他（指人——引用者）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5］第二段：“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第三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原始动物的本能的劳动，……
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劳动。蜘蛛结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蜡来造蜂房，使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7］
我们也选几段恩格斯的论述，看看他如何划分人与动物之界。第一段：“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8］第二段：“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9］第三段：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10］第四段：“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1］第五段：“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恩格斯所养的一条狗的名字——引用者注］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么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12］
现在，让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提取几组“关键词”。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区别的主要几对关键词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全面的和片面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和本能的、无目的的。这几组关键词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相互对比、甚至对立的关系。在恩格斯那里，关于这些区别的主要几组关键词是——有意识和“发展起来了”的“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的有意识；能够在自然界打下“意志的印记”的有计划行动和不能打下“意志的印记”的有计划行动；“发展程度”较高的悟性活动和“发展程度”较低的悟性活动，等等。而在这几组关键词之间，呈现的却明显的是一种发展程度上的区别关系。把前后两者进行比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区别，虽然未必是象“金属”和“木材”之间的那种“本质的区别”，但象檀香木和水杉木之间的那种“质地的区别”总还是明显存在的。（笔者并且在《必须》一文中，还对这种区别的产生之因，作了较具体的探讨。）而张玉能先生却还要说两者之间构成那种“相互生发”、“相互印证”、“相互阐发”的关系。按照张玉能先生的“逻辑”来演绎，马克思关于动物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本能的”的“哲学”界定，可以“自上而下”地不矛盾于、甚至等同于恩格斯关于动物的行为可以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的“科学”界定。在张玉能先生那里，“哲学”和“科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竟然可以这样的对事物的性质进行反向“转换”！我们看不出这种“转换”与逻辑和学理有什么关系，只能使人想到一个词汇——“魔术”。按照这种“魔术”，在恩格斯这里的关于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的“科学”定性，“自下而上”地到了马克思那里，是否也能够等同于可以说人的行为在“哲学”上是“无意识的”和“无计划的”呢？
对“自由自觉”的辨析
那么，在张玉能先生那里，人和动物的区别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这样说的：“……人与动物的区别，最终表现为实践的自由及其生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也就是说，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使得人脱离了动物界成为能够审美的人，审美的人越来越离开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13］张玉能先生在他那篇不长的《劳动》一文中，将这一说法重述了好几遍，其中最主要的关键词就是“自由自觉”。他的这种主张当然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他所反复引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如下论述：“……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4］在这一段话以后，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在和动物的一系列对比中，阐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如我们前面已经罗列过的行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有计划性和本能性、全面性和片面性，等等。可以说，在这些描述中，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具有判然分明、两极对照的特点。时年26岁的青年马克思做出这些界定是在1844年。人非“先知”、人非“圣贤”，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诞生（1859年）以前15年的时代、知识背景下，做出那样的界定，是十分正常的，更何况在那样一本非自然科学性质的论著中。没有必要为尊者讳，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恩格斯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不是偶然的。进化论诞生后，人们在人和动物的属性之间，确凿地看到了两极之间的联系、对比之间的融合、低级简单与高级复杂之间的动态演进。我们在1886年时年66岁的恩格斯修订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中，基本上就看不到“自由自觉”“与否”那样的判然分明的提法。相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提法：“……［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15］“‘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16］“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17］在人和动物的区别问题上也是如此。并不存在什么绝对分明的“自由自觉”与“不自由自觉”。
其实，也不必把所谓的“自由”、“自觉”神秘化。张玉能先生在他的《劳动》一文中，引用过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8］从这里，我们起码可以看到，行动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是达成“自由”的一种“可见表征”、甚至“衡量尺度”。姑且从这一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动物的行为就未必是完全“不自由”的和“盲目的”，也会有一定的“自由”和“自觉”；而人类的行为未必是完全“自由”和“自觉”的，也会有甚至相当大程度的“不自由”和“盲目”。不必舍近求远去找例证，我们就在恩格斯的文章中找。（为了看准问题，有些引文笔者不得不重复地引用。）关于动物，恩格斯写道：“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19］请问，动物（狐还远不是具有最高智能的动物）的这些表现，不是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觉”，是什么？再看看恩格斯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0］请问，人类的这些表现（这些表现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愈演愈烈），不是相当程度的未获“自由”、未达“自觉”、甚至“盲目”和“愚昧”，又是什么？
应该说，恩格斯的治学轨迹，是紧跟时代的脚步、并合乎科学发展的规律的；表现在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得出的就是合乎当时科学水准的、经由形而下的考察而确立的两个具体的区别“尺度”——动物是“利用”自然界，而人则是“支配”自然界；动物（具体为猿）在“劳动”中最多只会“使用（天然）工具”，而人则还会自己“制造工具”去进行“真正的劳动”。恩格斯没有再采用在“劳动”中是否“自由自觉”这种含义既宽泛而又绝对的“界限”，来区别人和动物。他的这些研究，无疑实质性地推进了当时的学术思想。但张玉能先生及许多实践派美学的学者们似乎不愿意循着恩格斯这一条治学轨迹走，他们仍然喜爱摆弄“自由自觉”这样的概念，而不愿、或不敢做那种“形而下”的“考订”。其实，他们并非在理论上不了解形而下的实证科学研究对于人类学和美学研究的重要性。
李泽厚先生就曾经这样谈到过审美心理学：“审美心理学就正是要科学地实证地研究这种种问题，研究所谓‘人类天性’实即文化心理结构的审美法则问题，尽管它现在还处在如此初步的阶段，其前途却是远大的。”［21］可是，每当科学提供的实证材料，威胁到他们既有的人本质说和美本质说的核心命题时，你就往往会看到，他们已经“防范在先”似地在提醒你，他们的研究和命题的“哲学”性质。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李泽厚先生在这样强调他的学说的“哲学”性。在他们那里，“哲学”几乎成了一个“避难所”、一颗“烟幕弹”、一道“攻守自如”的“战术掩体”。他们在“哲学”的名义下，无所不谈。而一旦面临别人要对他们的“高论”进行实证性的检验、甚至逻辑规范性的检验时，他们就要举起“哲学”的“盾牌”予以拒绝，并躲到形而上的烟雾中去了。他们的这种治学态度，并不符合经典作家们的治学原则。实践派美学家们十分喜欢提到据说是马克思写的《美学》条目中的“科学的体系”，李泽厚先生也多次提到美学的“数学方程式”，但又常常连对“形而下”的接触都惧怕，不禁令人想起“叶公好龙”之典。
对所谓“常识”、“定论”的辨析
在张玉能先生的《劳动》一文中，反复地提到了一些“似乎也无庸赘述”的“在今天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和“定论”，值得我们认真看看：“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依据至今为止的人类学、考古学、史前艺术史的材料，我们仍然坚持‘劳动创造人’，劳动使人脱离动物界成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审美的人’……生产劳动是人类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和分析。……尤其是在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关于人通过劳动自我生成有着大量的论述和分析，而且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关于劳动生成了人类，也是人类学的定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人类的史前遗迹中发掘出了不计其数的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各样劳动工具，这些石制的劳动工具——石器以及相应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明确证明了，人类正是通过劳动才逐步地脱离动物界，由类人猿转变为人，并且逐步地由半猿半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智人、真人逐步生成为现代人。这在今天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22］
我们不知道，张玉能先生怎么一下子就端出了这些斩钉截铁的“常识”和“定论”。我们清楚地记得，即使在恩格斯的论述中，“劳动创造人说”，也不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恩格斯这样写道：“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我们实在不知道，恩格斯的这个有明确的限定作用的用语——“在某种意义上”——怎么会被那些精通典籍的学者视若无睹。他们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名义，没有任何前提地搬用“劳动创造人说”，这实在是不严谨、不慎重的，客观上不能说就没有误解、甚至曲解经典作家原意的后果。“真理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应该是不用笔者来提醒这些学者的。
还有，张玉能先生认为“劳动创造人说”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似乎主张只要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就应该为人们确信，并能够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学派立论的基石。这也是笔者不敢苟同的。比如，根据日出东山、日落西山的“常识”，人们恐怕是很容易相信“地心说”，而拒绝“日心说”的。而真理呢，却在“日心说”这一边。事实上，“常识”是会追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普及，而不断变更其内容的。正如在今天，“日心说”已经取代了“地心说”成为了人们的常识一样。具体考察一下“劳动创造人说”，其中的“劳动”这一概念，恩格斯当时的定义是：“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4］他并指明“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劳动”。［25］所以，很明显，“劳动创造人说”中的“劳动”一词是指人的能够“制造工具”的“真正的劳动”。而猿类，显然恩格斯认为是不能制造工具的。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但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来，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已经大量地发现了动物，尤其是高等动物类人猿（如黑猩猩等）能够制造工具的新事实。这也几乎成为了科学界“人所共知的常识”。而这些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的事实，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这些现代类人猿为什么没有被“创造成人”呢？毋庸讳言，这些事实已经构成了对“劳动创造人说”的挑战。实践派美学家们在这种现实面前要再次认定“劳动创造人说”，起码要对恩格斯所定义的“劳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一番重新研究和调整。决不是重复几次“自由自觉”这种内涵模糊的语词，就能解决问题的。
再看看张玉能先生的所谓“定论”。如果说“劳动创造人说”在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界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尚问题不大；但如果要说它就是“人类学”的“定论”，那就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了。世界科学的新进展，其中包括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对高等动物“制造工具”等行为的观察和研究的新进展，早已经带来了人类学、人类起源问题研究的新局面。我们还是来看看有关专家的描述吧。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荣誉教授、被誉为“进化生物学中最耀眼的人物之一”的恩斯特·迈尔先生曾经这样写道：“人们曾经认为双足行走和使用工具是人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由于认识到双足行走的南方古猿依然保持着猿类的特征，而且由于发现黑猩猩也可以使用工具，于是人们不再认为双足行走和使用工具是人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脑量的迅速增加似乎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两项发展有关：人科动物不再生活在树上，以及语言（人类的交流系统）的发展。”［26］我们还可以看看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出身于考古世家的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先生的描述：“……那些认为诸如制造工具、使用符号、镜象认识，当然还有语言是唯独人类才有的行为的思想长期充斥了人类学文献。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现猿能使用工具，使用符号以及在镜子中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这堵‘唯人才有’之墙逐步瓦解。只有口语这个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触动。因此，语言学家成了人的独特性的最后辩护人。”［27］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陈述基本一致，世界人类学现状大抵如此。我们不知道张玉能先生的那个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有了“劳动创造人说”的“定论”的“人类学”存在于哪里？还请张玉能先生明示。
回到美学问题上来，我们并不先入为主地否定张玉能先生所坚持的“劳动使人成为审美的人”的命题。我们只是认为，实践美学在能够谈论这一命题之前，恐怕必须解决的“课题”是：他们应该首先对于“劳动使人成为人”（也即是“劳动创造人”）这一命题作出再认定。（道理很简单，一个学派治学就如一个人上台阶：只有踩实了第一个台阶，才能跨上第二个台阶。）同时我们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这种认定，已经不能再靠什么一成不变的“常识”和孤陋寡闻的“定论”了。仅仅是作为准备工作，他们就必须解决他们研究基石中存在的两个“滞后”的问题，即：其一是，他们相对与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滞后；其二是，他们相对于今天的科学水准的滞后。概而言之，也即他们相对于与时俱进的现实与科学的滞后。其实，仅就他们命题中使用的极端重要的“劳动”这一个词，他们要拿出一个合乎现代科学水准的言之有物的界定，就已经足够艰辛了。但这却是实践美学派不能止于空谈而必须实际从事的工作。否则，他们的美学命题，就不会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
在通过了创立学说所必不可少的夯实现代科学基础的必由之路后，如果实践派美学家们仍然能够充满自信地把他们的命题“劳动使人成为审美的人”标明于论文或论著之前，它才是有价值的。而以“哲学”为掩体，拒绝直面科学的进展，抱定“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宗旨”，这样的学派是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的前景的；它便只能仍然陷于停滞之境，并把这种停滞带给受它影响的学派和学人，而无力直面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现象，更无力承担起美学所应有的对于当代急速发展的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介入和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汪济生.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学术月刊,
2004(7)；张玉能.劳动与人——兼与汪济生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07(3)
［2］汪济生.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学术月刊，2004(7)
［3］［4］［13］［22］张玉能.劳动与人.探索与争鸣,2007(3)
［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57~58
［7］朱光潜.美学拾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98~99
［8］［9］［10］［11］［12］［15］［16］［17］［19］［20］［23］［24］［2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6、158、158、158、200~201、190、190、190、158、158、149、154、154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18］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11
［21］李泽厚.美学四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