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范文地理信息行业研究十篇地理信息行业研究十篇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20:02:10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1

一、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干部职工精神文化建设现状

一直以来,各级测绘与地理信息部门坚持以人为本,不断解放思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重视和关注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坚持用文化引领前进的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激发创造活力,创新开展多项内涵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使职工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都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氛围,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弘扬测绘精神,提高测绘队伍凝聚力。通过大力弘扬“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使之成为全行业广大干部职工的价值共识,感召和激励一代又一代测绘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开展班组建设,培养职工团队精神。通过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班组建设活动,特别是以“学习互助、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组组互助”为主要内容的“五个互助”活动,有力促进测绘职工的团队精神,提高了工作效率,培养了职工之间的淳朴友情。

提倡以人为本,注重文化的导向性。通过完善分配制度,鼓励职工岗位成才。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职工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提倡鼓励技术干部学一些管理学和心理学,政工干部学一些技术,倡导职工“精一门,会两门,学多门”,自觉追求全面发展。

开展文化活动,提高职工幸福指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联欢晚会、文体竞赛、技术沙龙、岗位比武、业余摄影展、演讲比赛、专业讲座等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使广大干部职工在繁忙的工作中缓解了压力,陶冶了情操,提升了综合素质。

部分职工精神追求趋于享乐型。市场经济大潮难免会影响职工的价值取向,有部分职工越来越看重金钱效应,追求高雅精神文化生活的理念有所缺失。经调研发现,职工在非上班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上网类,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在网上主要是打游戏、听歌曲、看电影,聊天,刷微信、微博等;二是电视类,约占60%以上的职工晚上休息时间都是看新闻或连续剧打发时间;三是投资理财类,约有30%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投资理财方面知识;四是健身类,青年职工多是中午在单位打会儿乒乓球,老年职工基本是散步、遛狗、跳广场舞,中年职工则锻炼最少。

二、提高测绘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对策与思考

一个行业、一个单位只有当拥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取向时,才能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单位的精神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广大干部职工的“幸福指数”,也关系到一个单位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做大做强,走的更远。

(一)完善测绘文化建设工作的体制机制

测绘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健全测绘文化建设的工作机制,为测绘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突破测绘文化建设只是各级党组织、宣传部门和群众团体“单打独斗”的旧模式,形成各级党组织牵头、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负责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测绘文化建设工作新格局。

完善投入机制。加大对测绘文化建设的投人,测绘与地理信息各个单位每年都要安排一定的测绘文化建设经费,并逐步增加经费投入的水平,纳入单位年度考核。

创新运行机制。努力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突破,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测绘文化活动,精心培育根植测绘与地理信息事业、服务干部职工的文化载体,切实发挥测绘文化在提升境界、陶冶情操、舒缓压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把握职工需求,丰富文化内涵,构建测绘特色职工文化。

职工精神文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吸引力,必须满足职工求知、求美、求健、求乐的美好愿望,结合单位发展实际,构建职工精神家园。

构建职工“家”文化。“家”是心灵的依靠,是情感的依恋。职工在单位工作占据了整个人生的黄金时段,不仅把汗水挥洒在了单位,更把情感融入到了单位之中,把单位当成了家。因此,在测绘精神文化建设当中要尤其突出“家”文化,着眼职工在事业发展、民主公平、情感认同、渴望尊重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利益需求,大力推进职工之家建设,营造“和谐、温馨、包容”的大家庭氛围。

构建职工“和”文化。单位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同样,一个人也要有平和理性的心态,才能和谐共事,和睦相处。一个单位的职工文化就是由每个职工千差万别的个体文化组成的,作为单位,要围绕建立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引导干部职工善于换位思考,正确看待利益之争,观念之差等。大力开展亲情互助活动,在“家”文化的基础上,推进人家关系的亲情化。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2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发展创新

当前的供应链信息技术管理模式主要以intranet为内部核心,以internet为外部核心的商务平台,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防止外部侵害入侵,具有一定的安全性、科学性和高效性。供应链信息管理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经营目标,需要通过科学的供应链管理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测量和衡量。近些年来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供应链的管理以及运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和帮助,可以不断实现供应链之间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不断降低供应链成员日常运营和合作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减少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摩擦,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市场预测能力,降低运营链管理过程中的成本。

1国内外研究现状

1.1我国国内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企业的日常运营和发展对于信息化的需求和依赖日益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开始转变,从过去的单纯财务部门及应用需求逐渐转变为企业级全面运用需求,从注重经济利益财务信息逐步扩大到关注企业的日常运营客户关系、内部管理以及供应商、供货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其次是当前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使得各大企业不断重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应用和发展,企业之间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不断实现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业务协同和合作。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发展较为全面的企业都纷纷意识到供应链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开始不断运用这种先进的理念进行日常运营和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部分国际性跨国公司也开始认识到供应链信息管理的重要性,在中国市场运作中采用供应链管理模式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最后,我国的相关学者开始不断加强与国外的交流和学习,对供应链研究信息和知识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结合我国当前实际运作的情况,不断丰富研究成果。近些年来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但是在供应链信息化管理运营程度上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我们必须精准地认识这一现实,采取多种方式不断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注重学术界的内部交流,定期召开相关的研讨会,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相关的专业讨论,不断激发相关学者的学习热情。

1.2国外研究现状

不断提升信息的利用价值以及信息的共享程度是国外学者提出较早,并且研究较为全面的现代化主题,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当前的信息技术已成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之间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对于供应链管理更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不断实现行业和企业之间的互补共存不断,扩大企业的生存空间,信息的利用以及资源共享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近些年来因特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开始在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日本著名企业丰田汽车公司在其全球供应链语音过程中研制和创新的知识共享机制,供应链中的各个节点、各个企业可以对于其中的显性知识以及隐性资源进行一定的共享和互补,并且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功。国外对于供应链信息管理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主要分为供应链中的知识学习、供应链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供应链企业之间的知识吸收能力、供应链知识管理的实现、供应链之间信息和资源的共享等。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实证研究以及理论研究相互融合的方式,结合实际的具体案例不断分析理论意义。

2我国在实施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的现状

供应链管理理念是当代社会和经济不断发展、市场竞争力不断加剧背景下产生的各种竞争力和资源进行集成和互补,对供应链中的各个企业进行同步化、集成化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从而能够使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在实行外面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为客户争取最大程度的经营收益,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本文的研究出发点在于信息技术在供应链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现状,结合当前我国企业日常经营发展过程中供应链管理手段的现状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索,就当前我国企业在实施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相关的建议和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对策,以便不断促进企业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2.1信息技术应用的积极性不高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发展有了明显的突破和创新,但是部分企业在经营理念和经营手段的选择上过于陈旧和老套,不能正视供应链管理为其发展带来的积极意义和收益,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不愿意与相关企业进行信息技术上的共享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小部分利益而去换取产业链的最大利益,企业之间缺乏存在的信任问题,总想最大限度地为自身企业规避风险,而不管供应链中的其他企业,缺乏一定的合作意识和供应意识,因此使得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2.2实施供应链管理过程中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落后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因此供应链管理理念在我国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之间的应用并不广泛,对于一些思想成就手段落后的老式企业,新型理念和管理手段的推行总是阻力重重。就以当前的物流条码技术推广过程为例,有一部分企业能够正视该项技术对于企业发展带来的便利和收益,但却有一部分企业认为如果不给商品印制条码,将会影响企业中自动扫描系统的设置和建立,而部分生产企业则认为物流企业不建立应用系统,而使得商品条码印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此外物流条码的不规范也给后期的配送和出售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断增加运营过程中的难度,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不断提高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损失。

2.3没有过多地利用网络开展相关的经营活动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的互联网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但是却有一大部分企业并未在网页上开设相关的主页以及地址,并没有对当前广阔的网络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和使用,没有借助网络开展相关的商务活动、不断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综合实力。甚至有部分企业忽略自身的网站建设,网站的主页信息长期不更新,使网站有名无实,而对比美国等其他相关企业,我国企业的网络活跃程度远远不够。2.4各大企业电子商务进程缓慢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全球经济进展越来越迅速,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全球的电子商务正处于快速的上升时期,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却并不成熟,部分企业信用较差,存在着拖欠资金、信息技术不配套、缺乏支付系统以及保障制度等问题,在电子商务的推行和应用过程中并不积极。

3关于供应链信息管理研究的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我国各行各业的提升越来越迅速,对于供应链信息管理的研究也逐渐加大步伐,当前国内外各个研究学者纷纷开始对供应链管理理念的案例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样化,对于供应链信息管理的现在以及未来发展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在当前的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过程中,单独对供应链信息管理进行研究和创新的组织却少之又少,而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企业供应链信息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依旧困惑着企业甚至于各个行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各行各业的相关学者要不断转变自身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向,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加强国际交流和探索,专门针对供应链信息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不断加强研究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也在不断转变经营理念,改变传统老旧的经营方式,不断提升企业内部的信息化技术水平,将信息技术水平与供应链管理模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要学会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不断,在网络上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借助网络这一开放的市场进行资源的收集和整理,不断提升信息技术。而当前针对于企业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信息系统的研究,相关学者和研究者却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在选择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方向上较为单一,并没有广泛深入地针对某一行业或某一企业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信息技术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深入,这是当前供应链管理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依旧困惑着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仍旧得不到处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除了相关的控制论以及统计学原理,还可以采纳其他的科学原理来对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信息化问题进行研究和建议,找到问题的根源,从根本上控制问题。在进行研究和实验的过程中可以应用控制工程学的方法和相关理论,对信息失真、信息技术应用缓慢的问题进行分析,从本源上找出成因,用合理有效的方法去消除困难。因此不管未来市场经济如何动荡,各行各业发展如何改变,在供应链管理模式的研究和创新路程上,科学信息技术的研究应当得到一定的关注和支持,必须要深入探讨和分析网络信息技术存在的各种问题得以解决,才能更好地促使供应链管理模式得到更加良好的发展。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3

关键词:信息经济;信息管理;创新;互联网;会议综述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部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1]。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2],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3],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4],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5],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6]。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7];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8],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9],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10]。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及其相关术语—与姚健同志商榷[J].图书与情报,1995,(2):1-3.

[2]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4):52-65.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刘涛雄,徐晓飞.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J].经济研究,2015,(12):68-82.

[5]乌家培,谢康,肖静华.信息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11.

[6]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3-47.

[7]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J].世界经济,2015,(6):3-21.

[8]宋雪雁,王萍.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0,(4):625-629.

[9]王伟,陈伟,祝效国,等.众筹融资成功率与语言风格的说服性———基于Kickstarter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5):81-98.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4

关键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企业经营环境已经从传统的单向循环环境转变为受社会多方影响的多元环境,推动企业从单纯的产品质量竞争、价格竞争发展到全面责任竞争。许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开始把社会责任上升为公司战略,主动披露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说明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过程。目前来自中国政府的积极政策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日益关注对推动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数量每年都成递增的趋势。在上述背景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对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一、国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最早可追溯到1905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年度报告。但从研究意义上看,moskowitz(1972)是最早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研究的学者。之后,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采用了多种理论,来阐释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

(一)合法性理论

自从Ramanthan(1976)将合法性理论引入到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领域之后,许多国外学者纷纷从合法性视角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合法性是在社会所形成的规范、价值、信仰和观念体系下,对公司的行动是否合乎期望,是否恰当以及是否合适的一般认识和假设。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70)认为,公司应在遵守法律和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但许多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忽视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忽视雇员的健康与安全、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为了规制企业的行为,各国政府和很多组织纷纷建立社会责任守则,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披露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在法律法规的监管下,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而披露更多的有关环境、社会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Zimmerman&Zeitz,2002)。Campben(2007)研究发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公司行为的监管、制度化规范都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并指出有效的国家法律、运行高效的行业自律协会、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以及制度化的相关规则是促使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关键因素。patten&Crampton(2004)以及Deephouse&carter(2005)研究也同样证明了这一观点。合法性是企业的生存、发展和获利的基础,一旦合法性受到质疑,便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谴责和攻击以及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动因是为了遵守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以满足合法性要求(patten,1991;Gray等,1995)。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是经济学家ansoff(1965),之后Freeman(l984)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社会责任领域,认为企业在将影响公司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应将在公司目标实现过程受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如公司所在社区、政府、环境保协会等视为公司利益相关者。Ullmann(1985)在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理论框架模型,来分析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因,研究显示,利益相关方的力量越大,则企业对他们社会责任信息需求就越重视,更积极地向关键利益相关方披露社会责任信息。Donaldson和preston(1995)认为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都有着利益诉求,当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时,他们可能会愿意与企业合作,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因就是了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但企业并不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所有要求,Roberts(1992)引入变量衡量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正相关,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越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越强。

(三)经济利益理论

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经济主体的基本动机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在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最终目的也是为追求自身利益。当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给公司带来回报时,他们会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关系,并通过信息的披露以增加公司的无形资产,即获得好的社会声誉(trotman,K.t.,1979)。企业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虽然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同时也将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利益(Bethune,1998)。Judge.w.Q.Jr.和t.J.Doughs(1998)从自然资源视角,研究了将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入其决策范围的多家美国公司,发现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和积极的管理将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和令人满意的财务回报。Frantz(2006)等通过构建模型证明了充分的信息披露能够增加生产效率。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是相信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进而会使公司受益,且这种利益会大于公司收集、编撰及这些信息的成本(arieha.Ulimann,1985)。

(四)战略管理理论

战略意味着精心挑选能实现企业价值目标的行为,信息披露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一种需要长期地、一贯坚持和执行的战略(Lev,1992)。于是,许多企业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有策略、有选择、有管理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Lindbfom(1994)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出于以下四种战略动因:转移问题的注意力;改变外界对绩效的期望;告知业绩改善信息;改变利益相关者对事件的感知。adams(1996)和Deegan等(1999)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许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都可以追溯到以上一个或者多个战略动因。Carola・adams(2008)从声誉角度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他认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最大动机是提高企业形象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赞誉,并且披露负面信息更有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marcVilanova(2009)等基于战略研究视角,探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的形象和品牌的识别,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因是为了提高组织的透明度,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声誉,进而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

上述四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合法性理论侧重政府制度和相关立法的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侧重社会团体以及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利益理论则强调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经济目标的结合,强调把社会责任成本支出变成价值来源;战略管理理论突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获得机会、创新和竞争优势的源泉。各个理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拓展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视角,丰富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内容。

二、国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政府和学术界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国内研究者纷纷借鉴国外研究的方法和成果,结合中国公司特有的环境和制度背景,对中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李诗田(2009)基于合法性视角研究国内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结果发现合法性压力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认为媒体关注指数、社会责任行业敏感性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实质性的影响。沈洪涛、金婷婷(200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发现环境越敏感、自然资源损耗越强的行业越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驱动力。张会芹(2010)同样基于合法性视角,以2008年度上市公司公布的地震捐赠数额为研究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捐赠行为以及相应的信息披露行为背后蕴含着政治动因,民营企业通过公益捐赠建立政治联系,以克服法律、产权和金融发展等制度落后和政府失灵对企业发展的阻碍。尹珏林(2010)从制度理论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是一种合法性驱动的行为,制度环境尤其是社会规范环境的外力对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刘新东(2010)以2006-2008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年报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主要是合法性证明、利益相关者压力和社会政治压力,也就是说,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动机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是在政府监管、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等共同作用下,公司被迫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廉春慧、唐婉虹(2010)从声誉视角解释了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行为的动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声誉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及未来研究趋势

通过上述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的综述,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背后原因、驱动因素,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特征、概念框架、披露模式、影响因素、价值相关性和市场反应等方面,涉及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介绍和探讨阶段。许多学者从合法性角度来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主要是合法性证明,其次则是为了获得好的声誉。但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大都通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这类计量方法比较主观,无法保证完全排除主观因素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可能影响,使得研究结论缺乏广泛性和权威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的理论基础,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考虑改进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的度量方法,减少评价体系的主观性,提高研究结论的信度。

参考文献:

1.沈洪涛,金婷婷.公司特征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3).

2.刘新东.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D].吉林大学,2010.

3.李诗田.合法性、冲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D].暨南大学,2009.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5

系统综述(systematicreview)又称系统评价,起源于医学领域,是指在复习、分析、整理和综合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研究方法[12],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13],逐步应用于社会学、教育学、图书情报等领域[14]。系统综述可被精确区分为两种类型:(1)定性系统综述,原始文献的研究结果被分析与总结,但未经统计学合并;(2)定量系统综述,又称元(meta)分析或荟萃分析,应用统计学方法对若干个研究结果进行定量统计合并的过程。在某些不强调或较难实施统计学合并的研究领域,直接将定性系统综述称为系统综述,将其作为一种对某研究问题、主题或现象的可获得的所有研究进行评价和解释的方法,目标在于通过一种可信的、严格的以及可审计的方法来提供公正的研究评价[15]。信息科学与旅游科学的交叉研究属于较难实现统计学合并的研究领域,因此本文采用定性系统综述方法,简称系统综述。本文关于信息科学与旅游的交叉研究的系统综述研究包含如下步骤:(1)确定研究问题为了全面了解与分析信息科学与旅游的交叉研究现状,本文确定了如下系统综述的研究问题:①信息科学研究中面向旅游的研究主要有哪些方面?②旅游研究中与信息科学相关的研究主要有哪些方面?③信息科学与旅游的交叉研究有哪些趋势?(2)确定文献搜索策略基于所确定的研究问题,设计如下文献搜索策略:①搜索工具与数据库:采用GoogleScholar、ieeeXplore、ScienceDirect;②搜索关键字:采用关键字组合“tourism”anD(“computer”oR“communicationtechnology①”),即“旅游”与“计算机”或“通信技术”同时出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信息科学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方向之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科学与技术在信息科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过反复搜索测试,“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作为关键字与“旅游”进行组合搜索,搜索结果能够较为全面地覆盖信息科学与旅游的交叉研究,实现本文系统综述的研究目标;③搜索的时间范围:2000年之后。(3)文献搜索按照上述搜索策略分别在3个工具与数据库进行搜索。GoogleScholar显示共有54500条结果(2011年12月22日),其只提供最相关的前1000条;ieeeXplore(搜索字段为“摘要”)共搜索到46条结果(2011年12月24日);ScienceDirect(搜索字段为“题目”或“关键字”或“摘要”)共搜索到36条结果(2011年12月24日)。(4)文献筛选在上述搜索到的条目中,按照表1所示的文献入选和剔除标准,筛选用于本文系统综述的文献。表1所示第一步完成后共有512篇文献入选。第二步经过多次逐步细化筛选,最终确定用于本文系统综述的入选文献共245篇,其中期刊论文158篇,会议论文87篇。245篇文献来自106种期刊和58种会议,文献来源分散且涉及领域广泛,有关文献来源、作者等的定量分析结果已另文撰写[16],本文则侧重对系统综述研究步骤(1)所确定的研究问题的回答。(5)分析与完成报告根据系统综述研究步骤(1)所确定的研究问题,对入选文献进行分类、分析与总结。分析结果见下一章节。为了分别回答问题1与问题2,本文需要将入选文献划分为旅游研究和信息科学研究两种视角,分别简称为旅游类研究和信息类研究。而事实上,当两种研究产生交叉与融合,进行上述严格区分是较为困难的。为此,本如下处理:(1)按照文献来源所属学科范畴进行划分,如来源于tourismmanagement及《旅游学刊》的文献则划入旅游类,来源于expertSystemswithapplications及《计算机工程》的文献则划入信息类;(2)按照期刊载文的学科范畴划分,如《华东经济管理》刊载旅游类文章,则归为旅游类,《北京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刊载信息技术类文章,则归为信息类;(3)按照入选文献的具体内容划分,一些综合性期刊无法直接确认属于哪一类,则阅读入选文章原文,如果偏重人文社会学视角,则归入旅游类;如果偏重信息科学及技术视角,则归入信息类。由此,经管类、电子商务、地理类等期刊归入旅游类中,测绘类期刊归入信息类中;两类分别含有入选文献147篇和98篇。

综述结果与分析

1:信息科学研究中面向旅游的研究主要有哪些方面?“面向旅游”并不特指专用于或专门针对旅游的研究,而是指其研究问题由旅游领域而产生,或者旅游是其最为典型的应用。面向旅游的信息科学研究几乎涉及了信息科学研究范畴的各个方面,而许多研究领域更是体现了信息科学领域较新及较前沿的研究方向与热点,如表2所示①。面向旅游的信息科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是应用系统、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系统、移动应用、推荐系统以及语义网与本体等;而web服务、虚拟现实、普适计算、计算机仿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下面对表2排序前10的研究主题的进展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应用系统指面向各种终端设备,如电脑、手机、pDa(掌上电脑)、电话等使用者的可用人机交互系统,也包含网站(web)应用系统。本文为了强调移动应用和推荐系统两类特殊的应用系统,在本类研究主题统计中将其排除,另列类别。应用系统研究占据了面向旅游的信息科学研究的较大比重。一方面是因为信息科学向旅游研究中进行渗透的最初方式正是其在旅游行业中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是入选文献中我国研究占据较大比重且较集中于该类研究。应用系统的相关研究可分为:①战略设计或实施建议,如航空业信息技术应用战略与战术研究[17],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旅游组织实施电子商务的建议[18];②技术架构设计,如基于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Soa)的旅游资源信息服务模型研究[19];③系统设计与开发,如一种智能旅游行程导航系统[20],以及四川[21]、山西[22]和赣东北[23]等目的地或区域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人工智能是面向旅游的信息科学研究较多采用的方法与技术,可将相关研究分成以下几个方面:①推理,即采用人工智能推理技术支撑各种应用系统,如基于贝叶斯网的旅游行程推理[24];②数据挖掘,如旅游突发事件预测预警[25,26]、消费者特征分析[27]、基于机器学习的旅游博客观点挖掘[28]以及数据仓库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29];③主体(agent),如主体旅游者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并向旅游者进行旅游推荐[30-32];④评价,如基于神经网络的上海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33];⑤决策支持,如旅游目的地选择决策支持系统[34]。旅行活动是一种人地关系,地理信息是设计与开发各种旅游应用系统的重要信息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就是为这些应用系统提供地理信息使用接口的重要支撑系统。个性化目的地推荐系统[35]、基于短信服务的餐馆推荐系统[36]、导航系统[20]、位置服务系统[37]、旅游资源监控预警系统[38]以及古建筑信息系统[39]等应用系统都离不开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上述“应用系统”主题研究中,几乎所有面向目的地与区域的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都离不开地理信息系统。有关旅游地理信息系统本身的研究也较为活跃,如雅安市webGiS(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的实现研究[40]、基于webGiS的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研发[21]以及泰山三维(3D)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发[41]。移动通信技术,特别是移动终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面向旅游者手持终端(如手机、pDa)的各种移动应用得到了迅猛发展。相比较于传统的计算机应用,移动应用较好体现了旅游以“人为中心”而不是计算机为中心的理念。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面向旅游者服务的信息推送与搜索[37]、导航[42,43]、实时路线及目的地推荐[34,36,44,45];并向普适计算的方向进行扩展,如手机电子门票[46]、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车辆监控与导航以及手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游戏[47]等。除了面向旅游者服务外,移动应用研究还包含面向旅游研究者、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以及旅游企业的旅游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如可通过基于手机数据的散客流分析,对目的地住宿的可容纳量进行估算[48]。移动应用中与位置信息相关的应用也被称为位置服务,如位置信息服务、导航以及实时路线推荐等。推荐系统是为解决互联网“信息过载”问题而提出的一种个性化服务,帮助用户从大量信息中发现其可能感兴趣的或者满足其需求的资源,如信息、服务以及商品等,并自动生成个性化推荐[49]。目前,推荐系统在旅游中的典型应用为旅游行程规划,可面向旅游电子商务用户[50],也可面向互联网用户[4,51,52];可规划旅行的时间、地点以及活动等全套行程规划[4,51-53],也可推荐旅游目的地[35]、餐厅[36]以及住宿[54]等。推荐系统主要采用人工智能[50]、语义网[24,53]、移动应用[36,45]、定位与地理信息系统[36]等技术。相关研究还涉及用户个性语义模型[55]、系统架构设计[56]等方面。语义网(semanticweb)是传统网站的一种扩展。在语义网中,信息具有明确的含义———语义,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理解,机器能够自动地处理和集成网上对于人而言可用的信息,使得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变得像人与人之间交流一样顺畅。本体(ontology)是用来描述网络文档中术语的明确含义及其之间关系的技术,能够实现语义网信息处理的自动化,提高网站搜索的准确性以及网站服务质量[57]。旅游领域是语义web与本体研究的问题来源与典型应用对象,如基于语义web与本体技术的旅游中小企业间信息交换[58]、动态生成客户供给的客户关系管理[59]、旅游网站信息系统[60]、旅游目的地管理系统[61]以及旅行推荐系统[24,30,53,54,56]。这些系统能够对旅游领域知识进行本体表达,从而集成对于用户有用的或者满足用户需求的语义信息;其中,旅游知识域的本体表达[62]、行程规划的语义信息推理[24]是实现这些系统的关键技术。web服务(webservices)是web上数据和信息集成的有效机制,是解决web上各种应用系统高维护与更新代价的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57]。因此,web服务在旅游中主要用于信息集成、交换以及系统之间的互操作[63,64]。web服务技术对于旅游目的地管理而言非常重要,能够实现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与旅游企业之间以及目的地旅游企业之间的异构数据交换、共享以及集成[65]。web技术还是web推荐系统的重要技术之一,能够获取推荐系统所需的动态与实时的万维网数据[52]。虚拟现实技术主要用于旅游目的地、景区、景点的市场营销。国内的相关研究集中于旅游目的地、景区及景点等的虚拟展示,如西安市360度全景虚拟旅游系统[66]、北京妙峰山古建筑群的网络虚拟漫游系统[67]、村镇民俗旅游资源的立体展示[68]。郑鹏等认为这是一种旅游产品的虚拟试用体验[69]。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则侧重于游客的现场体验,特别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与遗迹,如意大利的peaCH(personalexperiencewithactiveculturalheritage,个性化体验活动的文化遗产)项目针对提升游客在博物馆对于文化遗产的体验[70]以及马来西亚凯利城堡(Kellie’sCastle)的虚拟旅游原型研发[71]。虚拟现实技术在旅游中的应用还包含了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如十三陵景区的虚拟复原[72]。普适计算模式下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进行信息的获取与处理。由于移动终端设备及其应用的发展,普适计算在旅游研究中非常活跃,如一种面向移动终端的基于旅游本体的信息广播与推送方法研究,用以解决传统移动终端对于旅游者需要花费昂贵的“漫游”网络连接费用以及需要主动获取信息等问题[73];一个面向德国雷根斯堡(Regensburg)游客的移动终端游戏的设计与应用,游客可以通过在空中晃动手机来与游戏中的历史人物沟通,该游戏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向游客介绍雷根斯堡的历史[74]。普适计算是我国目前形成研究热点的物联网应用的基础理论与技术之一。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中面向旅游的研究包含基于概率统计方法对上海旅游服务系统顾客满意度进行仿真[75]以及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新度假制度对城郊旅游的影响进行仿真[76]等。

问题2:旅游研究中与信息科学相关的研究主要有哪些方面?旅游研究中与信息科学方法与技术相关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表3显示本文入选文献中归入旅游类的研究主题共有43种①。其中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是电子商务、网站评估以及在线消费者行为。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科学方法与技术在旅游中受到了相应重视。旅游网站空间、系统评价、网络营销、应用系统以及正在大范围普及的web2.0互联网应用模式也受到了旅游研究的重视。信息科学领域中的某些前沿研究也在旅游研究中得到了关注,如计算机仿真、推荐系统、web服务、语义网与本体。进一步对表3各类主题的文献内容进行剖析与归纳,可以得到以下旅游研究中与信息科学方法与技术相关的6个研究范畴:信息技术对旅游的影响研究主要包含信息技术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与信息技术在旅游中的应用影响两个方面。其中,信息技术在旅游中的应用影响又分为现状研究、作用研究、影响因素研究等方面。信息技术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传统旅游产业价值链的重构上,集中表现于电子商务对旅游产业的影响[77]、新型电子中介(供应商、互联网门户网站、拍卖网站、数字电视、移动商务等)对传统电子中介(计算机订座系统、全球分销系统等)的影响[78]、信息技术对分销渠道的影响[79]。信息技术在旅游中的应用现状研究主要侧重于旅游企业,如电子商务在北京旅游企业中的应用现状[80]、土耳其旅行社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81]、爱尔兰旅游中小企业和乡村微型住宿业对信息技术使用情况的分析[82]、南非中小旅游企业对于信息技术使用的状况研究[83].信息技术对旅游的作用研究既包含旅游企业整体层面,如信息技术对埃及中小接待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84]、知识管理对于澳大利亚旅游业的作用[85]等;又包含旅游企业的某项具体功能,如信息技术应用对于泰国酒店运营效率的作用[86];还包含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方面,如计算机技术对于泰国古建筑重建的重要作用[87]。信息技术应用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旅游业如何有效应用信息技术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相关研究包含:①电子商务的应用影响,如泰国旅游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88]、酒店业应用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89];②网络营销对旅游企业的影响,如互联网广告对旅行社运营的影响[90];③旅游企业对技术应用的态度,如希腊旅行社对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情况与态度[91];④旅游者对信息技术使用的态度,如游客在度假时是否愿意使用基于技术的信息[92]、影响旅游者使用互联网进行旅游规划的因素[93]。目前,信息技术在旅游中的应用模式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子商务模式、网络营销以及web2.0。电子商务模式的相关研究有区域旅游电子商务开发计划研究[94]、旅游电子商务模式现状与趋势研究[95]、旅游电子商务模式[96]以及运营模式研究[97]等。网络营销是除了电子商务之外信息技术在旅游中最主要的应用模式。网络营销研究多围绕网站展开,如英国农村接待企业网站营销现状研究[98]、塞尔维亚旅游网站网络促销现状和形式研究[99]、美国旅游官方网站网络营销使用分析[100]、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网站的客户需求研究[101]。此外,在线葡萄酒旅游[102]以及在线客户关系管理[103]都是一种网络营销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web2.0作为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受到了旅游领域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①营销,即基于web2.0的网络营销方式,这是目前旅游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方面,如web2.0对克罗地亚旅游产品的营销作用研究[104]、博客对于旅游市场营销的中介作用[105];②旅游者行为与服务,如web2.0下网络旅游消费行为模式及旅游网站应用研究[106]、基于web2.0的用户个性化定制研究[107]以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微博“旅游情感”数据挖掘[108];③网站分类,如web2.0旅游网站的分类机制研究[109]。此外,面向产业价值网络的四川旅游信息资源整合推进模式和机制是一种信息技术在旅游中应用模式的有效探索[110]。网站评价是信息技术应用评价研究中最主要的内容[111]。从评价对象上看,相关研究涉及官方旅游网站[112]、目的地营销组织网站[113]、各国及地区旅游网站[114-116];从评价内容上,包含有效性评价[112]、可用性评价[114,117]、使用分析[118]、功能分析[113,119]、网站设计[116,120]、网站旅游本体分析[121]、游客价值[116]以及网站访问者分析[119]等;从评价方法上有调查法[114]、启发式方法[115]、数据包络分析法[122]、内容分析法[113]、网站日志分析法[118]、领域本体分析法[121]等。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应用在旅游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针对移动应用系统的评价研究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从用户角度对移动应用进行评价[123]、各种移动旅游者指南功能与可用性评价[124]。较传统旅游研究对象,如旅游资源、旅游企业以及旅游者等,信息社会视角的旅游研究对象发生了扩展,如从旅游者的地理时空变化扩展到了在线旅游者行为变化,从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扩展到了旅游网站的网络结构等。在线旅游者行为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是消费行为研究,如消费影响因素与满意度[125]、忠诚度与推荐行为[126]、在线分享行为[127]。随着社会网络的形成,在线旅游者的情绪研究得到关注,如通过旅游者在论坛、博客(微博)上的评论分析旅游者情绪[3,108,128],相关方法包含内容分析[3]、统计与语言学分析[128]、人工神经网络方法[108]以及数据挖掘技术[127]等。一项研究还将旅游者的博客进行了计算机可视化,用来辅助其他旅游者的旅行计划[129]。此外,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网站的旅游者在线行为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101]。目的地地理尺度的旅游网站空间结构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主要包含方法研究与案例研究。方法研究有统计方法[130]以及网络拓扑图方法[131-133]等;案例包含欧洲[131]、意大利厄尔巴岛[132]以及河北省[134]等。旅游虚拟社区是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形成的新型社区,部分旅游研究者对其给予了关注,如针对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芒果社区网(mango)的综合性研究[135]。社会信息化下的旅游研究方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传统旅游研究方法可借助社会信息化背景进行扩展,如网络调查方法[1,136]扩展了传统现场发放问卷的调查方法;基于射频识别(RFiD)与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的追踪系统扩展了传统旅游者游憩行为问卷调查方法,并提高了数据的精度[137,138];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RS&GiS)技术可提高旅游资源监测的准确性[139]等。二是指旅游研究方法对于信息科学方法与技术的借鉴。人工智能是旅游研究中采用最多的信息科学方法与技术,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需求预测,如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西班牙巴利亚利群岛旅游时间序列预测[5]、遗传算法在旅游需求预测中的应用[140]、模糊时间序列及灰色理论在短时间序列旅游需求预测中的应用[141]以及人工智能方法与其他预测方法的比较[142];②在线行为分析,如基于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的在线消费者行为数据挖掘[127];③基于主体(agent)的旅游系统仿真研究,采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多主体系统(multi-agentsystem,maS)对多层面、多地理尺度旅游系统进行计算机仿真,探索旅游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规律,如基于多主体的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研究[143]、旅游者在目的地[144]以及景区范围的动态性研究[6]。计算机仿真方法与技术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也受到了旅游研究者的关注,具体研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预测,如旅游收入预测[145];②旅游经济研究,如区域旅游经济系统动力学分析[146];③旅游主体行为研究,如上述人工智能研究中基于主体的旅游系统仿真研究[6,143,144]。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作为旅游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或工具,主要被用于旅游资源评价[147,148]。随着移动终端设备在旅游者中的普及,旅游研究者对移动应用的相关研究给予了较大关注,如上下文适应的移动应用体系框架设计[149]、上下文相关的信息推动服务系统设计[150]以及用于博物馆导游的多媒体技术研究[151]。语义网与本体是信息科学的前沿领域,但由于其对于提升面向旅游者的网络服务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受到了旅游研究者的关注,如用于搜索引擎的旅游域语义表示研究[152]。智能系统作为信息科学的前沿领域,在旅游研究中也受到了关注,除了综述性研究外[153],还出现了有关智能系统设计方面的研究[154]。应用系统的规划建议与系统结构设计是旅游研究者较为关注的信息技术研究,如基于知识管理视角的目的地管理系统设计[155]。而其中以我国的相关研究为最多,如赣东北网络旅游信息系统研究[23]、上饶市旅游资源信息系统[156]。数字旅游是一种典型的旅游与信息技术的综合叉研究主题,在我国旅游研究领域受到了关注,既包含了偏重技术的研究,如数字旅游的体系框架[157],也包含了围绕数字旅游系统建设的保障体系研究,如相关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158]。

问题3:信息科学与旅游的交叉研究有哪些趋势?尽管信息科学与旅游的交叉研究在近12年间经历了快速发展,但其仍然属于新兴交叉学科,其发展需要相关学者更为广泛与深入的探索研究。在本节,笔者在对最近12年信息科学与旅游的交叉研究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捕捉旅游类与信息类研究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表4),以及基于笔者对信息科学以及旅游研究趋势的把握,找到信息科学与旅游交叉研究中的研究重点,其反映了两类科学的交叉发展趋势,或者研究者们重新认识某些对该交叉领域的发展来讲非常重要的问题。以下分别对它们进行阐述:人工智能方法与技术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如何应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涉及知识表示、自动推理和搜索方法、机器学习和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程序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尽管目前人工智能在旅游中的应用以旅游需求预测最为成熟,然而其相关理论、方法与技术并没有在旅游领域中得到充分应用。如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方法与技术来有效处理与使用旅游数据、信息与知识,深入挖掘旅游者、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以及旅游企业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决策支持,是信息科学与旅游科学交叉研究中较为迫切与前沿的问题。语义网与本体研究是信息科学领域的前沿领域,是海量网络信息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传统面向旅游者的“线下”服务扩展至“线上”,包含以传统计算机为中心的和以新兴各种移动终端为中心的“线上”服务,“线上”服务质量对于信息时代的旅游者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语义网与本体技术的旅游推荐系统正是提升网络服务质量的有效方法与工具,如何将语义网、本体技术以及旅游推荐系统进行理论、方法以及应用上的有效集成,使其对旅游者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是信息科学与旅游科学交叉研究中的另一个前沿问题。普适计算是我国目前形成研究热点的物联网应用的基础。随着移动终端设备及其应用的发展,传统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网络服务扩展至以移动终端—旅游者为中心,基于普适计算模式的连接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物联网以及各种移动应用系统在旅游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得到了重视。然而,无论是普适计算还是物联网,在信息科学研究中都是前沿领域,存在许多未解问题,因此,普适计算以旅游领域为问题域或典型应用,将同时有助于其本身以及旅游问题的解决。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6

摘要地理信息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主要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按照地理信息的实际情况,研究如何利用和配置社会资源进行地理信息的生产、将产品分配到社会各需要的阶层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研究地理信息市场的组织、结构等,促进地理信息市场的良性运作。

关键词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学经济地理

客观世界是一个庞大的信息源,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借助近代数学,空间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人们已能够迅速地采集到地理空间的几何信息,物理信息和人文信息,并适时适地的识别、转换、存储、传输、显示及应用这些信息,使地理信息逐渐成为对信息社会进行服务的一项主要内容。随着卫星导航技术的应用、基于位置的服务、数字城市等地理信息服务范围和服务领域的变化,社会化的应用客户日益增加,以地理空间位置为基础平台的社会经济数据加工和产品服务已成为现代信息服务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地理内容便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进入社会经济活动中。

一、地理信息与微观经济

1.什么是地理信息

地理信息是指与空间地理分布有关的信息,它表示地表物体和环境固有的数量、质量、分布特征、联系和规律的数字、文字、图形、图像等的总称;是有关地理实体的性质、特征和运动状态的表征和一切有用的知识,是对表达地理特征与地理现象之间关系的地理数据的解释。

2.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微观经济是指个量经济活动,即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是指个别企业、经营单位及其经济活动,如个别企业的生产、供销、个别交换的价格等。主要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各种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在微观经济分析中,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因此实际上要解决的主要是既定的经济资源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3.地理信息与微观经济分析

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是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下,研究家庭、企业采用地理学基本原理和信息方法描述现实世界以及通过消费地理信息来支持经济博弈的微观经济模式的一种理论探讨。

当前大量的地理世界的描述和经济分析的工作基本以宏观为主,对个人、单个企业的描述方法则较为简单,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可能使一个社会个体的信息得到满足,也使在地理平台上的信息描述和规律分析开始遇到极微小尺度上信息内容分析的挑战,同时以信息、数据方式表现的地理内容也开始需要分析供给和需求问题,微观经济领域内容开始以从未有过的挑战方式进入地理信息领域。

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不仅仅是描述信息技术支持下微观尺度世界的特征,更重要的是研究信息技术反应地理世界的方法,从事地理信息工作的企业如何能够在经济活动中生存、成长等问题。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领域研究地理信息生产和加工销售的厂商行为和经济学特点,以及应用地理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企业行为、地理信息消费者效用等。

二、地理信息微观经济与经济地理的区别

1.经济地理的研究内容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这些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包括微观上的企业区位与环境关系,中观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宏观尺度上的经济全球化与环境条件利用等都是其研究的对象。

2.区别分析

为了更好的研究地理信息的发展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必须将其与经济地理学这一地理科学系统中最为发达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加以区分。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包括各经济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区经济部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其经济活动必然发生在一定的地域内,与一定的地理环境相关,所以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与经济地理学是有差别的,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是直接将地理信息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进行研究,探讨的是它在要素和商品市场的表现与行为。

三、结语

地理信息产业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新兴信息产业,其产业成果已经在我国广泛应用并在国民经济的重大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着激烈的国外市场竞争,解决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是必要且迫切的。

在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企业的行为,这是长期以来地理信息行业研究十分薄弱的部分,企业加工微观地理信息的成本和收益将直接描述地理信息的市场和价格。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今后的地理信息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益激烈,美国和欧洲相继降低地理信息产品的价格,这为我国的地理信息建设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数据资源和产品,同时又给我国的地理信息产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为此,我国应加强对地理信息微观经济的研究分析,加速有自主产权的空间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促进地理信息产品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应用,从而增强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陆守一.地理信息系统实用教程.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2]蒋殿春,黄有光.高级微观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3]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7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一)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全面铺开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是全球范围内基础教育改革的新课题,其核心部分就在于信息技术课程。按国家教育部的部署,从2001年开始用5~10年时间在我国中小学逐步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实施信息技术教育的紧迫形势要求开展行动研究,探索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规律。

(二)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实施层面研究的不足

我国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从提出到实施仅仅两年多,加上国际上可借鉴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队伍力量薄弱,造成目前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研究相当不成熟,尤其是实践层面上的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从国际比较研究的状况来看,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特别是实践层面上的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研究远未形成一定的共识研究成果。这种状况对于已经全面铺开的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发展不仅十分不利,甚至是十分危险的。本课题正是基于对国内外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研究现状的考察与反思而提出的。“行动研究”一词,一方面是指行动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是指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就在于实践层面上的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研究。其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课程实施模式、课程评价量规等将成为重点研究内容。通过这些研究尽快改变“行动在先,研究在后”的不利局面。

(三)信息技术教师在职培训与专业发展教师在职发展问题

对于信息技术课程的实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毕竟教师在学校教学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代替的。但是我国依据计算机教育理念、目标培养出来的教师,应该怎样才能适应教育改革的要求,承担起教育信息化基层尖兵的责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紧迫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几所著名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针对“在职培训”这一理念而并没有关注到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发展层次。此次行动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希望通过对教师较长时间段内的专业发展状况跟踪,分析专业发展状态变化的原动力,为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建立以及面向专业发展的培训活动设计提供依据。

(四)学校发展、学习环境改善与校长之间的关系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产业信息化带动工业现代化”。在教育领域中,教育信息化也逐步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细胞——学校的信息化学习环境的发展,更是影响信息技术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改革结果的关键因素。

(五)目前信息技术课程评价手段单一,状况令人担忧

信息技术课程的评价一直是信息技术课程实施领域中最受关注的方面。不仅在信息技术课程领域,在整个中小学教育领域里,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于评价的问题。什么样的评价适用于信息技术,什么样的评价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什么样的评价能够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这是信息技术课程实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六)信息技术教学理论的探索

同所有的学科一样,信息技术学科也应有自己的教学理论。但由于该学科在我国刚刚诞生,因此,学科教学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可喜的是,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信息技术学科教学论的重要性并积极的它的建立付出努力。但是,现阶段的信息技术学科教学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近两年来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经验的总结,并且保留着大量并不适应教育改革的、原有的计算机教育理念。此次行动研究将在研究课程实施的同时,关注信息技术教学理论的发展。

在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发展历史很短。2000年10月,国家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正式在中小学阶段开展信息技术教育。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并在信息技术教育的理论研究方面、教师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培训方面,在信息化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随着信息技术教育实践工作的开展,与课程实施相关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信息技术教师是怎样理解信息技术课程标准的?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怎样提高教学质量?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评价?如何建立适当的信息技术学习环境?如何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怎样开发与利用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资源?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理论层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行动研究》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本课题试图立足于目前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环境,依据信息技术教育的规律和特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研究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实践层面上的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问题,以及促进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发展解决方案。

二、指导思想

(一)实施层面上的问题要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的途径

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层面上的探讨所不能完全了解和解释的。无论是理论研究的依据、素材、问题的引出,还是理论研究结果正确与否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从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因此,所有的问题——不论是实践层面上的还是理论层面上的,都必须在实践中研究、检验。

(二)行动研究的对象是实践层面问题,但目的是为了透过课程的实践表象抓住课程设计的本质

课程的一切问题,从表象上来看都体现为实践层面的问题。或者说课程研究者遇到的问题,绝大多数出现在课程的实施这一阶段上。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行动研究,关注的不仅是课程实施这一因素本身,更主要是通过对实施环节的研究寻找、验证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

(三)信息技术课程的评价是面向过程,面向知识、能力、情感的综合评价

基于信息技术学科实用性强、变化迅速、难以书面表述等特点,其课程评价将通过描述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进步程度这一关键“帧”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活动。这种“进步”将体现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等方面的提高和完善,甚至仅仅是“变化”。通过学生的变化了解变化背后的原因,并通过对原因的分析帮助学生以后的学习。

(四)关注教师的发展,使教师真正能动、自主地参与课程实施和课程设计

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强调教师与课程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整个研究活动中的许多具体项目更应该由教师设计完成而不是在课程学者的“指示”下完成。

(五)校长

在一所学校的信息化学习环境变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校长通过变更学校的学习环境影响课程的实施作为学校的行政主管,校长对课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调整“学习/教学环境”,间接地通过学生和教师来实现的。因此,行动研究必须关注校长的行为,加强对校长这一学校特殊角色的研究。

三、基本设想主要观点:

①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实践层面上的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研究是现阶段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研究的重点;②通过开展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行动研究探索促进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式与方法;③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目标:探讨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实践层面上的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促进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发展。研究内容与子课题设计本课题分为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理论研究、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实践研究和基于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综合研究(分别简称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综合研究)三类子课题。其中,理论研究已经基本确定研究方向。

(一)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理论研究的研究方向

这一类子课题试图从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政策、设计、实施等方面开展理论性的研究,为实践研究和综合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课题研究周期为1~2年)。已确定的研究方向如下:1.信息教育课程设计的基本原理与理论基础2.信息技术教学的理论研究3.信息技术课程评价的理论研究4.信息技术课程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5.信息伦理与法规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6.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研究7.学校发展与信息化学习环境改善研究

(二)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实践研究

这一类子课题试图从区域发展、教学研究、学校发展、教师发展等视角开展实践性研究,适合基础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作为负责人承担课题研究(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2~3年)。主要研究方向(建议):1.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区域性研究。包括区域整体性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行动研究(例如:h省(l市、n区)、区域特色性研究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行动研究(例如: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区域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政策研究等。2.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研究。包括信息技术主题教学模式的行动研究、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评价的质化研究、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设计的实践研究等。3.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学校推进。包括信息技术课程学习环境研究、信息技术课程的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学校推进策略及模式等。4.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师发展。包括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教师培养研究、教师培训研究等。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及效率研究”(项目批准号:13BJY016)。

一、引言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责任及环境会计是资本市场的重要问题和学术热点。在中国,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和政府、社区、合作伙伴、消费者、投资者、员工、管理层需求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生产安全等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已引起政府、公众和企业的重视。2005年到2012年,社会责任报告成为中国企业最引人注目的自愿性非财务信息披露,为分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总体来看,理论研究多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或合法性理论为主;实证研究多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所属行业等公司特征探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解释变量;规范描述性分析多统计分析某行业或某地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从研究方向来看,主要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或解释因素、信息披露经济价值或经济后果和信息披露水平现状描述研究。根据对研究结论的归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特征

(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体特征

1.公司规模

在众多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可能性因素中,公司规模是一个高度相关变量。国外大量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公司规模影响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公司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有着显著正向关系。尤其在环境敏感性行业中更加明显(Deegan&Gordon,1996)。国内文献也认同公司规模是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的重要因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往往与企业规模、压力集团、重污染行业企业正相关。在社会责任报告的众多企业中,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沈洪涛,2007)。从理论上分析,大公司具有经济规模效应、较低的披露成本和分散的股权。很多大公司包括跨国集团、国有大型企业日益意识到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和价值效益,倾向于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影响(Cowenetal.,1987)。成本也使得依赖外源资本的大公司更主动地披露信息(Jensen&meckling,1978),降低因股权分散产生的高成本(meeketal.,1995)。从公众压力和关注度来看,大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力要远远高于中小企业(adamsetal.,1998;purushothamanetal.,2000)。Cowen(1987)指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所在地行业以及公司是否存在社会责任委员会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公司规模越大,社会关注越多。另外,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来看,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较多的可支配资源,使得企业具有经济基础考虑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其企业管理者拥有较高水平的视域、管理知识和能力,从而使其能够兼顾包括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内的企业多重战略目标(陶文杰、金占明,2012)。

2.财务绩效

根据margolis&walsh(2001)的研究,在1971―2001年间,检验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二者关系的有122篇文章,分为两类。其一,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从事社会责任和不从事社会责任对公司短期绩效的影响;其二,通过对企业财务绩效指标的设置,检验企业社会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的关系。两类研究未有统一结论,正如arlow&Gannon(1982)指出的“经济业绩与社会反应之间并无直接关系,无论是正向或负向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有正相关、负相关或非相关结论,其中支持正相关关系的文献居多。(1)正相关关系研究。该研究认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树立积极的社会形象和提高社会声誉,获得更多相关组织支持和投资者投资,降低商业风险,更能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促进企业获得比较高的财务绩效。Carola.adams(2008)指出提升企业形象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赞誉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最大动机。Bebbingtonetal.(2008)提出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声誉管理的一部分。Laietal.(2010)认为社会责任报告可成为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建立品牌效应的有效工具。(2)负相关或非相关关系。该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导致额外费用支出,降低企业盈利能力。尤其以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社会责任反对派认为社会责任的费用会增加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负担,投机性管理人员为了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可能会以社会责任的名义滥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Friedman,1962)。Brammer&millington(2008)也认为社会责任活动资源的耗用将产生管理层利益,而不是股东的经济利益。其他学者如Hackston&milne(1996)、patten(2002)、Clarksonetal.(2008)发现企业本期财务业绩和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关系不显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关系(aragon&Lopez,2007;Brineetal.,2007)或负相关(wagneretal.,2002)。可以看到,学者研究角度或选取指标的不同往往导致相反或不明朗的结论。另外,影响企业行为的因素众多,错综复杂,到底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了企业绩效,还是企业绩效促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果导向关系仍是未解之谜。

3.行业属性

行业属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着重要的影响,同一行业的公司往往会遵循相同的策略(Sanchez&Heene,2004)。这些相似政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同一行业的企业倾向于与行业特质保持一致性,如政治脆弱性或多元化程度(Craven&marston,1999)。wallace&naser(1995)发现领导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着该行业其他小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逆向选择理论指出如果某一企业与该行业的普遍实践不保持一致,则意味着该企业隐藏了坏消息(Craven&marston,1999)。早期学者已关注到不同行业的公司责任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倾向存在差异。如Sturdivant&Ginter(1977)就强调了行业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要性。waddock&Graves(1997)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因行业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近代学者Boutin-Dufresne&Sacaris(2004)进一步指出某些特定行业受其经营天然性质的影响,会自然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举措。另外,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则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我国学者也得出类似结论。李正(2006)发现重污染行业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相关。马连福、赵颖(2007)指出行业属性是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因素。孙清亮、张天楠(2011)发现重污染行业企业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比一般企业所披露的信息更多。鉴于行业因素对公司众多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往往会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并主要从是否是环境敏感型企业方面分析行业差异。

4.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规范性和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目标、经济效应和社会责任管理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只有在公司治理上取得成功,社会责任才能成功(akerstrom,2009)。二者在责任性、透明度和诚信方面有一定重合度(Jamalietal.,2008)。公司治理中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董事会领导权构成等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一定影响。股权结构研究主要考察不同股权集中类型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如高管持股比例对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的影响(Johnson,1999),法人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毛小敏,2008)、国有股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卓敏、胡勇,2012;于晓谦、程浩,2010)、公司内部人员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披露(abrahamson&amir,2006;nazli,2007)的关系。从董事会特征研究来看,多从董事会规模(毛小敏,2008)、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次数(abdullah&nasir,2004;卓敏、胡勇,2012)研究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从董事会领导构成研究来看,主要检验董事会与总经理二职是否合一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Simon&wong,2001;Gul&Leung,2004;马连福等,2007;于晓谦等,2010)。然而,不同的研究角度、指标变量或样本选取导致结论有很大差异。从宏观上来看,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其公司治理模式也会存在差异,如英美法系型公司治理模式、大陆法系型公司治理模式及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公司治理模式;从微观来看,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也会采取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

5.所有权性质

企业所有权性质是企业行为动因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2011年的国际调研指出“公司所有权结构直接影响公司公布企业责任活动的倾向,公开股票上市公司往往在企业责任报告上比其他类型的所有权结构的公司更为先进”。在东亚地区,一些学者对家族控股模式盛行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研究,发现所有权结构和自愿性信息披露有着一定联系(Chau,2002;eng&mak,2003;Ghazali&weetman,2006;Haniffa&Cooke,2002)。这些公司对外保守消息的文化固执阻碍着政府试图改革公司信息可验证性和透明度的力度,其自愿性披露意愿较低。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对企业资源的控制和供给起着重要作用。政治关系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李四年,2010;贾明,2010),产权性质会影响政治关联动因(刘慧龙等,2010)。张正勇、陈良(2012)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动机具有一定差异性。孙烨等(2009)发现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在信息披露上存在显著差异。张译文等(2011)认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受公司属于国有控股企业等影响较大,且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褚志姣(2012)认为终极控制人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率有重要影响,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企业比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企业履行了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黎文靖(2012)认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新兴市场中政府政治干预下企业的政治寻租行为,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其有影响作用。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基本认同企业所有权差异导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显著差异。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特征

1.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现状――总体的角度

2011年中国社科院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水平为起步阶段。以黎精明、陈玉清、马丽丽、刘长翠等为代表的较早的研究观点认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分散而随意,时间连续性差,多以定性描述为主。近期研究则在地域和行业研究上有更多扩展。在地域研究上,涉及河南省、吉林省、贵州省、安徽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在行业研究上,涉及煤炭行业、食品饮料业、银行业、制药业、旅游业、石油化工、石化塑胶、零售业等。但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并未明显提升,披露仍然不充分、形式简单,缺乏会计核算、行业披露差异明晰,重心不同。从数量上看,自愿披露公司较少;从时间上看,披露连续性较差;从内容上看,披露不统一;从效果上看,信息有效性和价值性低;从审计上看,第三方审验比例低。以上研究或以某一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分类为标准,赋予分值,或描述统计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侧重企业横向角度研究。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近十年发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质量已由起步阶段逐步向标准化、国际化的状态努力发展,特别是一些连续披露的企业在规范性、审验度、连续性和统一性上有明显改善。

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内容的角度

内容分析法被认为是“建立在选择标准基础上的把信息编撰整理成不同类别的方法”(weber,1988)。从国外研究来看,Carroll(1979)建立了包括经济责任、伦理责任、法律责任和自愿责任的社会责任金字塔。Brammer&pavelin(2006)将社会信息界定为环境、员工和社区三项信息。Kotleretal.(2005)把社会责任分为提升社会福利的贡献和与其积极相关的社会营销手段、企业捐赠、社区义举、社会责任商业活动。Lepoutre&Heene(2006)认为社会责任活动分为领导艺术、视域和价值、市场活动、员工活动、供应链活动、环境活动、社会活动和股东参与。国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分类与国外分类类似。阳秋林等(2002)认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包括企业对生态环境、社会福利、人力资源、产品提供和服务维修、商业道德和企业收益等的贡献。李正、向锐(2007)认为社会责任信息内延包括法律规定的活动和企业自愿的活动,外延包括环境、员工、社区、社会问题、消费者及其他类。刘文纲、唐立军(2009)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经济、法律、环境、文化伦理和社会公益责任五大类。沈洪涛、杨熠(2008)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分为环境、员工、产品、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见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分类大致相同,基本包括了企业与社会、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一系列活动。另外,发达国家研究中采用的内容分类主要来自ernst&ernst(1972―1978)和Gray,owen&maunders(1987)的研究,这种分类如果应用在新兴发展国家的研究中是有一定风险的(Belal,2009)。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分类方法,新兴发展国家的具体特色问题或现象或许不能被准确展现。

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计量――方法的角度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文献主要涉及四种计量方法:内容统计法、声誉评分法、专业数据库和指标权重法。前两种方法早期使用较多,后两种方法近期使用较多。(1)内容统计法。该方法根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字数(Deegan&Gordon,1996;Zéghal&ahmed,1990)、句子(Hackston&milne,1996)或页数(Grayetal.,1995b;Guthrie&parker,1989;patten,1992)来衡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由于该方法主观判断和统计过程易导致误差,已较少使用。(2)声誉评分法。该方法通过调查问卷评测企业社会责任声誉表现。最早miltonmoskowitz(1972)采用好(outstanding)、中(honourablemention)、差(worst)三种声誉来表示社会责任表现,现在应用最广泛的仍然是moskowitzl1972年创立的声誉指标和《财富》杂志(1992)的八个声誉指标。其他一些学者(alexander&Buchholz,1978;Heinze,1976;Vance,1975)通过对商业专业人士和商学学生的调研也自行开发了社会责任声誉指标。(3)专业数据库。该方法在西方使用比较广泛,其原因在于西方已有较完善的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和数据库评测工具,如多米尼400社会指数KLD指数(Kinder,Lydenberg&Dominiindex),Sam公司和道琼斯公司、StoXX编制的可持续经营指数系列DJSi(DowJonesSustainabilityindex)。(4)指标权重法。该方法确定一套合理的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加权计算单个的社会责任指标来综合计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总值。这种方法由于量化指标,提高了信息的计量性,目前在国内使用较多。但该方法的前提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界定和权重分配,量化过程中因其标准的不统一而使得该方法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主观性判断,降低了信息可比性。从以上四种方法来看,专业数据库法因其客观性、可获取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然而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计量目前仍是一大难点,其较低的可计量性和计量内容标准的不统一降低了公司数据的可比性和审验性。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特征研究

1.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的研究多见于基金投资市场研究,学者多采用LSV方法或是从众度和CSSD指标对我国开放式基金投资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着羊群行为进行研究。企业信息披露的“羊群行为”已受到一些学者关注,他们观察到在相同环境下,生存的驱动力促使组织限制并强迫同一群体中的个体单位去模仿其他个体(Hawley,1968)。Brownetal.(2006)提出同行业或同类型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存在羊群效应,尤其在高竞争行业中。羊群效应产生原因可能在于受同类公司前期自愿披露的具体信息内容的影响(信息羊群效应)和管理者们对于他们声誉的考虑(声誉羊群效应)。汪炜(2005)认为只要公司的信息获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者的重新评价将引起足够数量的公司披露信息,导致其他公司披露信息的可能性增加。梁飞媛(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交通运输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预告披露存在一定羊群行为,单个公司披露概率与同行业中已经披露的公司比率正相关,并随已披露内容和精确度的变化而变化,声誉较差的公司羊群行为概率较高。罗烨(2012)指出自愿性信息披露“羊群行为”的外部原因有同行业公司信息披露状况、证券市场有效性、证券制度激励,内部原因有公司规模、股权性质、公司盈利状况和管理者声誉顾虑。杨汉明等(2012)选取央企、邮电通信业企业和沪市上市公司,分析每年社会责任报告总数量、比例增长并比照连续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和只一次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认为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羊群效应适度存在。沈洪涛、苏亮德(2012)以制度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合法性压力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中的模仿行为,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同形性和模仿行为。

2.印象管理行为

印象管理假定一种弱式的市场有效,在短期内投资者无法获知足够信息评判管理层偏见,因此管理层可以通过印象管理影响公司股价,最终影响资本配置,提高管理层薪酬(Rutherford,2003;Courtis,2004;merkl-Davies&Brennan,2007)。Clatworthy&Jones(2001)和Yuthasetal.(2002)提出印象管理控制和操纵呈现给信息用户的印象,从而可战略性地管理其感知印象。Healy&wahlen(1999)认为这种行为可操纵信息披露内容和展现方式,改变用户对公司经济业绩的认知。Cho,Robert&pattern(2009)发现KLD指数评级较低的公司采用印象管理手段,包括高调披露利好消息而隐藏利坏消息,或者把积极业绩归属于公司内部因素,并指出上市公司印象管理行为主要表现为自利性归因,操纵可读性和设计财务报告的内容、语言、封面、图片、颜色、段落、字体等方式。赵敏(2007)指出自愿性信息披露中公司运用综合信息传递策略,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弱化财务业绩下降的不良信息的传递。梅跃碧(2009)认为公司通过打造语言特色、选择性披露和操纵信息可读性等构建公司形象,导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相关性不大。李红等(2009)指出印象管理行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方面产生影响。吉利等(2010)指出组织印象管理主要影响着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特征的平衡性和可靠性。王维虎、李娟(2012)指出印象管理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清晰性和可比性,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建立可规范印象管理和提高披露质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印象管理特征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因其战略或经营需要而采取的主动对外交流方式,是为了实现直接或间接目的而采取的信息披露操纵和控制行为。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9

关键词:甘肃省情;信息资源;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G3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160-02

一、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地位与作用

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本质含义是信息工作者或省情研究人员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有关方面的特定需求,围绕某一方面的内容,有目的地搜集和占有省情信息资料并通过整理、评价和筛选,运用数理统计、综合分析、分类评估等手段,对有关省情信息资源进行系统概括提炼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和再创造活动[1]。它实际上是在数理统计、综合分析全部或大部分相关信息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综述性文献的研究性工作,具有信息资源的荟萃性、研究的宏观性、研究过程的综合分析性和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选择性等特点。

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是一项信息再处理和深加工活动,目的是为了获取增值了的、具有决策支持作用和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分析与研究产品,为领导决策机构、科学研究人员或有关需求者提供概括性的专题知识和信息集成,为人们进行决策或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提供借鉴、指导和方法[2]。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我们开展系统性、针对性的省情研究,为各行各业的宏观决策和微观指导提供实际有效的服务。其次,它有助于我们参与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运用掌握的省情信息以及各种系统性、专门性研究的成果,向各级政府决策部门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参考意见和从宏观到微观的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主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再次,它有助于我们预测省情的发展趋势,开展对全省社会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研究,引导全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实现。而这些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我们能否生产出高质量的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产品。

二、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范围

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既是一种特殊的科学研究活动,又是信息服务的高级形式。由于它对其研究对象具有整理、评价、预测、反馈的重要功能,这就决定了它主要着眼于宏观问题和关键环节,着重于进行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综合性战略情报信息研究。

(一)社会政治、经济信息研究

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省情研究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有关省情研究部门和信息服务机构应该收集、筛选、分析、综合全省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各地区在现实经济活动及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信息,为了解、研究和宣传省情提供系统的社会背景信息,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各类参考信息。特别是要着重于以下诸方面:能够反映甘肃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或现实基本情况的连续性、资料性信息;能反映甘肃各条战线事业发展与实际工作情况的系统性、动态性信息;联系实际研究和探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理论性和学术成果信息;反映甘肃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环境意识、地方观念的舆情信息;反映甘肃社会意识、公众舆论的信息;反映甘肃经济发展道路、模式的信息;有关研究甘肃的理论学术动态信息,包括国内外学者对甘肃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评估、建议和反映的信息。从而为甘肃省的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甘肃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二)管理性信息研究

省情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和社会服务。因此,进行决策性、预测性和战略性的信息分析研究是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管理性信息研究主要搜集和提供为有关部门进行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规划和各级党委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可以参考利用的信息。这种信息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无形产品:计划、方案、建议和措施等信息,它是决策和有关工作行动所需要的“智慧和知识”[3]。管理性信息分析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具有阶段性。我们在进行管理性信息分析与研究时,要善于根据决策的阶段性,系统收集和提供以下管理性信息:为决策者提供导向研究报告;在决策前提供有针对性的预测信息;在决策进行中提供有分析对比的信息;在决策后提供反馈信息等。二是信息内容的多维性,诸如背景信息、预测信息、环境信息、对策信息、战略信息等。

管理性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另一方面内容是预测性信息研究。它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出发,以现有的资料、信息为根据,结合有关参考数据,进行归纳和推理,探索全省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与趋势。预测性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内容主要有战略决策的预测性信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研究、发展重点的预测信息研究等。要求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要能够对各级政府决策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起到启迪作用,并对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导向作用。

(三)政策理论性信息研究

它主要对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法规进行分析研究,是从政策理论角度进行信息的收集、筛选、评价和分析。其研究产品着重信息内容的理论价值、政策价值,学术性较强。研究内容主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荟萃有关的理论学说、政策分析、学术观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科学理论知识、事实、数据等。同时,还包括有关方法的信息。

三、加强甘肃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工作的具体措施

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科学再创造劳动,它要从省内外纷繁复杂、数量庞大的文献信息中,捕捉有用的信息。这就要求信息工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较强的理解力和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同时,信息分析与研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科学的加工方法和高效率的运行机制。

第一,必须加强甘肃省情信息资源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省情信息研究成果的质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省情信息资源的占有程度。可以说,没有高质量的省情信息资源的积累,就没有高质量的省情信息研究成果。掌握丰富的省情信息资源是开展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基础和保证。当前,加强甘肃省情信息资源搜集整理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要注重内部资料的搜集整理。省情信息资源的相当一部分是未曾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告、公文、统计数据等内部资料,这些资料或是统计数据,或是调研报告,或是分析材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就要求有关信息服务或研究机构及时了解有关省情的各种资料的出版发行信息,尽可能齐全地搜集整理省情信息资料[4]。二是在搜集方式上要注重利用行政力量,积极争取省上领导和有关单位的支持,通过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来搜集省情信息资源。要建立健全省情信息资源搜集整理的长效机制,畅通省情信息资源的搜集渠道,通过行政力量来保证省情信息资源搜集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三是要注重结合甘肃的实际,结合甘肃当前的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集中搜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省情信息资源。要把省情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和当前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着眼于服务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着眼于各种热点难点问题,系统搜集和整理有关甘肃省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开发、人力资源开发、新农村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四是要着眼于省情信息资源的服务和利用,建立基于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技术的省情信息系统。

第二,紧紧围绕现实需要确定选题。确定选题就是根据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和有关用户的需要以及省内外已有信息资源的客观现状,决定甘肃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题目或重点。它是工作的出发点,选题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信息分析与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确定甘肃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选题应当遵循一些原则,一是政策性原则。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是为科学决策、R&D和市场开拓活动服务的,其选题必须以各项政策为依据,在政策指导和约束下进行。二是必要性原则。就是要求选题要与全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与用户的信息需要相一致。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战略需要与战术需要之间、长远需要与当前需要之间的关系[5]。三是可能性原则。就是要分析研究具备的条件,量力而行,特别是要选择有能力研究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课题。四是效益性原则。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考虑社会效益,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在确定选题过程中,要充分调查用户需求,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注意抓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既要把握时代性、区域性,又要紧密结合当前的工作实际,还要根据已有的信息资源情况,认真分析,慎重确定。现阶段选择课题的重点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有关课题;涉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规划重点的有关课题;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及建设实践中产生并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甘肃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整装备制造业、建设文化大省等方面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争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长点方面的问题;新理论、新思潮、新问题研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动向、苗头中反映出的重大问题。

第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队伍。省情信息的分析与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苦的工作,需要有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有严谨的科学治学态度、能吃苦、脚踏实地的研究队伍。从这项工作的特性出发,这支队伍不仅需要省情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也需要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不仅需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政府部门、企业参与,更需要信息服务咨询机构的参与,还需要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参与。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能够随时掌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具有较强的综合概括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当前甘肃省的实际来看,一方面要充分调动现有的省情研究人员和信息资源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重视省情信息的分析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保证;另一方面要整合资源,加强合作,组织力量对省情研究的一些重点课题进行集体攻关,争取快出成果,出高质量的成果,并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队伍。

参考文献:

[1]易克信,赵国琦.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82―283.

[2]鲜鹏等.甘肃省情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m].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149―156.

[3]易克信,赵国琦.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89―290.

[4]商晓帆.面向本省实际搞好省情文献信息服务[J].图书馆建设,1997,(02):49―50.

[5]秦铁辉.情报研究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60―72.

地理信息行业研究篇10

【关键词】大数据;房地产;信息共享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的数据特征及挖掘潜力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庞大的数据体量,高速运行及实时更新的海量数据包含许多碎片化信息,对房地产信息服务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信息服务带来新的发展视角,而对数据信息共享的研究将推动房地产信息服务的发展。

大数据的核心要义在于预测,通过数据的处理与挖掘对所掌握信息进行有效预测的前瞻对每个行业都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面对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房地产行业面领着转型,李战怀等人提出基于大数据的特征从建立大数据库的视角实现大数据的运用,比较系统的提出理论构架,董迎选从房地产市场调控着手对房地产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本文基于大数据数据特征对房地产信息共享展开研究。

二、创新房地产信息服务模式

信息服务的依托由“样本”扩大到“总体”,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阐述对大数据思维变革第一部分就提到“不是随机样本,而是所有数据”,这便是样本的扩大,要求“更多”。在大数据背景下房地产信息服务只有打破传统的信息不对称局面才能推进房地产行业的转型与变革,面对庞大的数据资源新型房地产信息服务模式下应实现数据的公开化、透明化,将数据信息共享达到数据资源最优化配置,同时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参与到房地产信息服务的建设中,积极发挥政府信息调控作用开放相应的信息,建立完善的公共信息机制同时构建信息监督机制,形成制约,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数据范围的扩大及公开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获取成本同时避免了由于信息外露造成的信息获取成本不公平问题,促进市场公平,通过信息的相互交换不同角色各取所需将数据资源利用最大化,合理优化数据资源,但在对信息数据的挖掘与应用方面则体现专业素养的差距,大数据体量庞杂,看似毫无关联的数据却隐含着大量的市场信息,通过数据处理分析提取出的市场信息对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这便要求分析者有敏锐的市场捕捉能力去寻找所需要的数据,同时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机制。

三、科学的房地产研究方法

2009年谷歌研究人员Ginsberg等发表关于流感趋势论文,自此之后大数据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各个领域学者、企业也在不断研究大数据,各个行业都在积极与大数据接轨,房地产行业也站在大数据的浪尖上寻找转型出路。对数据分析、市场分析得出大数据的重要性,分析大数据特点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但并未提出如何将大数据真正的运用到房地产行业,并未提出系统的研究方法及运用技术改变现状。对房地产大数据的研究过程中,可通过构建数据模型将看似无关的数据进行整合得出相关性,实现“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思维模式的转变,不局限于传统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而注重其内在关联,挖掘深入的市场信息。

四、建立合理的数据共享交易机制和定价模型

这是大数据理论的创新,为大数据资产的实现有重要的意义,这部分问题的研究将解决如何将大数据真正的应用到房地产行业中,真正实现与房地产行业相结合促进行业的发展与改革。大数据库的建立可由政府机构建立并开放相关公共信息,完善公共信息资源体系的建立,大数据库的使用分为政府部门账号、企业账号及个人账号三种类型,分别实现政府部门数据、企业数据及个人数据之间的共享,涉及内部核心数据共享则可通过系统平台根据数据重要性程度进行交易定价,同时参考专业人士对数据的重要性判断。在信息共享过程中还应建立监督机制,对所共享数据进行监督管理,避免恶意共享虚假信息扰乱市场机制。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在提供相关数据共享的同时发挥引导角色,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数据使用对数据共享进行法律层面的严格把控,同时企业应秉持公平诚信的态度保障共享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促进数据交易市场的良好氛围,降低企业信息成本达成共赢。

五、结语

本文通过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信息,结合大数据特征对房地产信息共享问题进行研究,从大数据视角出发对数据共享问题进行简单探讨并提出若干观点,文章虽有不足之处仍希望可供相关人员进行参考学习。

参考文献

[1]李国杰,程学旗.大数据研究: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与科学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27(6):647-57.

[2]李战怀,王国仁,周傲英.从数据库视角解读大数据的研究进展与趋势[J].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13,35(10):1-11.

[3],吕欣.以大数据辅助房地产宏观决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4,8(34-6).

[4]董迎选.简析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房地产信息统计[J].时代金融,2014,4(213-4).

[5]舍恩伯格维迈.大数据时代[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