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1
关键词：历史建筑保护；价值创新；产业协作；政府干预；产权管理；制度创新
abstract：thepaperexpoundstheeconomiccostandvalueofhistoricbuilding,anddiscusseshowtoenhancethebenefitfromtheconservationofhistoricbuildings,andhowtokeepthebalanceofthemarketandtheconservationofhistoricbuliding,bymeansofvalueinnovation,industrialcooperation,governmentintervention,propertymanagementandsysteminnovation.
Keywords：conservationofhistoricbuilding;valueinnovation;industrialcooperation;governmentintervention;propertymanagement;system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tU-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09-0085-03
保护历史建筑，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延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由于历史建筑保护不能创造或者创造很少经济效益，历史建筑与市场经济成为了矛盾的对立体。为了追逐开发利益，大量历史建筑成为了GDp的牺牲品，湮没于高楼大厦之间。因此，分析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历史建筑保护的经济原理，提出务实的经济实施手段，成为城市建设的当务之急。
1历史建筑保护的经济性
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历史建筑，可以发现历史建筑具有商品与公共物品的双重经济属性。一方面，作为不动产，历史建筑具有商品的特征，拥有房地产的价值，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历史建筑处于城市之中，无偿给公众带来形式美感和文化愉悦。正是由于其双重属性，历史建筑保护的成本与收益也不同于一般商品。
1.1成本
历史建筑保护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
1.1.1土地成本，指取得历史地段更新权所需的土地费用。
1.1.2修建成本，指对历史建筑进行修复、改善与更新建设的费用。
1.1.3管理成本，指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的日常管理费用。
其中，因历史建筑的复杂性，其修建成本与管理成本远远高于一般建设项目。
1.2收益
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直接收益，历史建筑的收益包括两个部分：
1.2.1内部经济收益，包括租金、商业收入，和其他作为经济场所（如办公、酒吧、博物馆）所带来的收益。
1.2.2外部经济收益，指历史建筑施加给社会的某些成本或效益，而这些成本和效益不能由历史建筑的所有者直接获得。例如，由于历史商业街区的改造成功，周边地价、房价均大幅度增值，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因为历史建筑成本巨大，而内部经济收益较低，加之其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土地增值效益的辐射范围往往超过自身基地，使得周边区域获得经济收益，而保护的投资者却不能直接获得相应的利益，故保护的成本与收益往往难以平衡，历史建筑的保护动力严重不足。
2直接提高内部收益的经济策略
在市场经营中，历史建筑规模小、限制多、收入低，因而提高历史建筑保护的内部收益不能像一般商品可借助提高规模或降低成本来实现。但在信息时代，蓝海战略与维基经济等新经济理论为历史建筑保护提供了价值创新与产业联动等新的收益增长方式。
2.1蓝海战略与价值创新手段
蓝海战略（BlueoceanStrategy）是由w・钱・金（w.ChanKim）和莫博涅（mauborgne）提出的。把整个市场想象成海洋，这个海洋由红色海洋和蓝色海洋组成，红海代表现今存在的所有产业，是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则代表当今还不存在的产业，属未知的市场空间。蓝海战略其实就是企业超越传统产业竞争、开创全新市场的企业战略。“红海”是竞争极端激烈的市场，但“蓝海”也不是一个没有竞争的领域，而是一个通过差异化手段得到的崭新的市场领域，在这里，企业凭借其创新能力获得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利润。
历史建筑具有一般建筑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悠久的历史、精美的形式、独特的风情等等，因此，历史建筑可以突出建筑、文化、历史等营销主题，提供个性化的产品与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开阔“蓝海”的市场，实现效益的增长。运用蓝海战略成功的历史建筑保护案例不胜枚举，如上海的外滩3号、6号、8号等建筑群保护中，许多外国顶级品牌纷纷抢驻，它们用历史建筑的华丽外衣提高自身产品的美誉度与尊贵感，开拓逐步发育的高端市场，而这些顶级公司的入驻也带来了历史建筑保护收益的最大化。
2.2维基经济与产业协作手段
维基经济（wikinomics），源于互联网中维基百科全书网站（省略）的巨大成功，其核心是维基软件（wiki），它是一种用户也能够编辑其内容的web网络软件，人们可以分享知识与资源，以创造一系列广泛的任何人可使用的开放产品和服务，由此衍生的“投入和共同创造”的经济命名为“维基经济”，它证明：如果有一种方法充分利用组织里每一个人的智慧，它的能量将无比惊人。维基经济提出了开放（openness）、对等（peering）、分享（Sharing）以及全球运作（actingGlobally）等原则，构筑了集体智慧、大规模协作、对等生产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很多成熟的传统公司正在从这种新的商务范式中受益。
历史建筑保护看似与虚拟经济理论毫无关系，事实上，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与维基经济所提倡的大规模协作生产、自愿合作、创意集市、产消者等新概念具有天然的互补性，运用得当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如北京的798创意文化产业集聚区就是自觉与不自觉中运用维基经济而获得了成功。
798工业区位于北京朝阳区，原为原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保留一片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前苏联援建、原民主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工业厂房，无论从规模、技术和建筑艺术方面，其价值不言而喻。从2001年开始，来自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外的艺术家开始集聚798厂，他们以艺术家独有的眼光发现了此处对从事艺术工作的独特优势。他们充分利用原有厂房的风格（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稍作装修和修饰，一变而成为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现今798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并已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798工厂保护与更新的成功正来源于艺术家、保护者、消费者等等大众自发的协作与创意，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平等而自由地进行文化创意与遗产保护，这种开放式的历史建筑使得该地区经济与社会效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3外部收益内部转化的经济策略
除了直接提高内部收益外，历史建筑保护可以尝试将外部收益转化为内部收益。对于如何将公共性商品的外部收益转化为内部收益，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三条思路：一条是以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思路，一条是科斯提出的产权管理思路，另一条是诺斯提出的制度创新思路。
3.1庇古理论与政府干预手段
庇古（arthurCecilpigou，1877-1959）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庇古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并未承担社会用于治理负外部性的费用，政府应通过征税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加到企业的成本中去，即“外在成本内在化”――“庇古税”；而对于产生正外部性效益的经济主体，政府应给与补偿。这一思路的特点是，由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进行调控，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目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对历史建筑保护的干预措施主要有资助手段、规划手段、处罚政策等。
3.1.1资助手段
资助手段是政府干预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建立保护基金（鼓励使用者保护和修缮历史建筑），政府对难以实现资金平衡的保护性项目给予必要的资金补助，并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从资金来源上看，资助手段主要有中央补助、地方补助、地方公共资金、公共企业经营、开发权转让及历史街区拍卖等形式。1997年底，国家计委设立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项保护基金，该基金规定了资金的用处，并需要地方政府拿出一定比例的保护资金与专项资金共同使用，联动效果较好。
3.1.2规划手段
规划手段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调解方式。在历史风貌区的规划控制方面，可以采用奖励引导（容积率、覆盖率）的技术手段，对提供公共空间、延续历史文脉的开发予以容积率或者覆盖率的奖励，使其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
3.1.3处罚手段
当然，处罚政策同样是政府干预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方式。在一些历史风貌区，对一些破坏历史风貌而又为触犯法律的行为，政府一定要根据地方政策，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的良好氛围。
3.2科斯理论与产权管理手段
以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为代表的产权管理思路则认为，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无须政府干预，通过产权明晰化，并依靠有关部门方面的协商和谈判，足可使外部性问题得以合理解决。因为，科斯认为政府的调节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他主张通过经济主体间的谈判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要在财产权明晰，且交易费用为零，市场机制会找到最合理的办法，并使资源达到最优状态。
在历史建筑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历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体现为对周边产业经济利益的提升，周边的地产商、商业运营者是外部经济性的受益者。根据科斯定理，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可以由这些地产商和商业运营者与历史建筑所有者进行谈判、协商，促使这部分外部经济效益回归历史建筑；或者直接将历史建筑以及受其外部经济性密切影响的地产商、商业运营者进行合并，合并后历史建筑的外部利益自然内部化了。
上海新天地项目是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周边地区的整体开发的典型实例，香港瑞安地产公司将上海传统里弄建筑保护和紧邻地块的房地产开发结合起来运作，在开发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了历史建筑保护，提升了街区的区位价值，通过周边地产的升值实现了历史建筑外部经济性的内部化。
3.3诺斯理论与制度创新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创始人，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没有明确提到外部性经济，他是用一种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差额来表达一种所有权界定、保护的存在完善程度。他认为必须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而这种个人行为产生“激励相容”的有效制度，需要有效率的组织来提供，他得出了著名的“诺斯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关键，只存在没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只存在没有效率的制度，不存在没有效率的国民。
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要使历史建筑在市场经济中既得到充分保护又发挥其价值，需要对现有的产权制度、市场体系、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尽快地让社会形成保护的公德，减少对历史遗产的破坏，充分利用市场形成依法管理历史建筑资源的局面。
3.3.1明晰权利与责任
明晰所有者、开发者、使用者、监管者的不同权利与义务。区分参与历史建筑保护的个体，赋予其相应的使用权、所有权、开发权等各种权利，落实保护、维护等责任。通过法律的强制性，真正做到权责分明，维护保护者的利益。
3.3.2建立市场体系
为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历史建筑保护的工作中发挥作用，需建立土地、二手房、知识产权、开发权、知识产权等相关市场体系，促使企业、个人成为保护的主体，实现“以政府、市民参与”向“政府扶持、企业运作、市民参与”转变，将历史建筑保护纳入市场化运作的良性轨道。而且，应相应建设能激发保护行为的产权交易政策，保证企业或个人拥有历史建筑的开发权和使用权，使每个地块的价值都能在市场中恰如其分地得到表达，经营者获得长期的利益，让保护和再利用的行为得到鼓励。
3.3.3完善配套法律
加强必需的控制和引导，防止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带来的后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使其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保护文件，为保护工作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避免开发时出现“拆”或“留”的两难的抉择。并细化建设性破坏刑事责任追究权，扩大文物保护部门的权力，包括执法权等，加强对市场行为的有效监管。
4结语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市场的发展和培育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方式提供更多的可能，为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长效的动力。同时也应看到市场机制在历史保护工作中的不足，完善的市场体系、有力的政府干预、健全的法律制度将是弥补市场缺陷的武器。城市历史建筑是城市的宝贵财富，是城市的战略性资源，合理长效地利用历史建筑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建设和谐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DonovanDRypkema.the(economic)ValueofnationalRegisterListing[J].CRmno.1,2002.
[2]DonovanDRypkema.Community,placeandtheeconomicsofHistoricpreservation[R].newJerseyHistoricpreservationawardsCeremony,april27,1996.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2
摘要社会保障是政府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具有保障主体、保障对象和保障目标等公共性的特点。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出现了公共性缺失的现象,文章主要从我国社会保障主体和保障对象的公共性流失出发,总结了社会保障公共性流失的原因,提出了治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公共性流失治理
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公民暂时或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具有公共性的特征是因为社会保障产品是准公共物品,它具有公共物品的一般特性。
一、社会保障公共性的具体表现
(一)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的公共性
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政府。首先,政府通过立法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一定的法律制度框架。国家立法规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参与者应尽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力,通过法律使社会保障各项目能合法、顺利开展,为广大人民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其次,政府依法规划和实施社会保障计划。政府部门在法律的框架下对社会保障各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为符合条件的参保对象提供相应的保险金给付,同时还要负责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业务,并依法监督社保基金的运行状况,在保证基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值,维护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再次,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负有一定的财务责任。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行雇员和雇主缴纳的保险费在税前列支,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同时我国社会保险的大多数项目是由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的缴费共同负担的,其中政府的社会保险支出是社会保险基金的重要来源,甚至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项目中政府成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此外在社会保障制度出现收不抵支时,政府承担着制度的兜底责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弥补资金缺口,维持基金的收支平衡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保障对象的公共性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力。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赋予了我国公民获得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就社会保险而言,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都有权力参加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在发生保险事件时有权获得保险金给付和相应的服务。就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而言,只要国家设立这两个保障项目,就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而不需要事先缴纳任何费用。任何公民在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时都有权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通过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品;任何公民也可以从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中满足和发展较高层次的需要,而不需付出相应的代价。也就是说只要国家按照一定的法律举办社会保障事业,任何公民都有权平等地参加社会保障的各项目,在符合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获得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三)社会保障目的的公共性
社会保障事业是国家举办的一项公共事业,其目的和其他各项公共事业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不断增进公共利益,提高公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就经济方面而言,国家通过举办社会保障事业使广大劳动者及其家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保证人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病有所医,鳏、寡、孤、独、残障者皆有所养;就政治方面而言,通过社会保障保证国家的各项公共政策得到贯彻和落实,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举办和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生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广大劳动者谋利益。
二、社会保障公共性的流失
(一)社会保障主体公共性的流失
政府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责任主体,一般而言,它主要承担着两方面的责任,即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虽然政府在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而言,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履行仍然不足,是社会保障主体公共性流失的重要表现。
第一,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不足。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还是“自保公助”型社会保障模式,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财政责任。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责任方面,政府整体上仍然未尽到应尽的职责,政府未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机制,使社会保障的实施运行在资金方面难以得到保证。尤其是在历史责任方面,我国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过渡到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保险制度转向社会保险制度以及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带来的历史欠债和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历史欠债构成了制度的历史欠债,政府逃避历史责任,对转制成本的承担没有做出承诺。政府试图通过统账结合、混合管理等方式把历史责任向企业和个人转嫁,使社会保障统筹基金出现巨大缺口,导致企业缴费率不断提高,给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造成个人账户大量资金被挤占挪用,出现大量的空账,新制度面临着蜕变成旧制度的危险。
第二,政府监管效率低下,监管责任未落实到位。政府监管是社会保障有序发展和正常运营的重要保证,只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管,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环节才能有效衔接和良性运营。同时有效的政府监管可以节约政府的财政资源,又可以提高制度的整体效用。在我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监管效率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不力,造成大量的社保基金被挤占挪用,资产流失严重。2000年有关部门调查发现有170多亿元社保基金被挤占挪用;2006年9月的上海社保案中被挤占挪用的社保基金高达34.5亿元;广州市1999年前被挪用在外营运的10亿多元社保基金,截至2007年2月,尚有在外营运6.6亿元养老保险基金和0.27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暂未收回,被挪用在外运营的10亿元社保基金总损失在5亿元左右。其次,政府对社保基金监管不力,导致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较低,不能应付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对基金的冲击,使基金的保值和增值面临威胁,不利于基金的收支平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保障对象的公共性流失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性流失的重要表现,使广大农村人口不能像城镇人口一样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未能实现参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等权利。首先,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程度看,体现了社会保障对象公共性的流失。我国在建国之初就了劳动保险、社会福利、职工福利、优抚工作和社会救济工作的一系列法律和条例,基本建立起了适用于城镇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制度和适用于机关干部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为城镇企业职工建立了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等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远远滞后,长期以来广大的农民主要依靠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来度过各种风险。虽然我国农村建立了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正在试点,但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未成体系,广大的农民获得的保障仍然很有限。其次,城乡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利于公民社会保障权力的实现。我国城镇企业的职工基本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广大的城镇居民和低收入家庭也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而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大量的农民还未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再次,城乡社会保障给付水平的巨大差异,体现了社会保障对象之间的不公平。由于城镇社会保障项目较完备,给付水平较高,使城镇的社会保障对象通过社会保障给付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农村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低,领取的社会保障金根本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许多农民甚至不能获得任何保障,在遇到困难时就会陷入贫困状态。
三、治理社会保障公共性流失的政策建议
(一)落实政府的各项社会保障责任
第一,政府应明确承担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责任。首先,政府应支付制度的转制成本,偿清制度的历史债务。目前,通过减持或变现部分国有股和基金投资收益增长来偿清历史欠债成为清偿历史债务的主要手段。其次,政府应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维持基金的收支平衡。在社会保障基金由于经济、人口老龄化、监管不力、运营不佳等原因出现基金缺口时,政府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及时弥补基金的缺口,使制度维持一定的偿付能力,确保受益人的社会保障权力得以实现。
第二,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的监管力度,使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政府应对社会保障进行分类监管。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由于社会保障各项目的筹资、给付和基金运营管理存在较大的差异,不适宜采用统一的行政监管体制,可采用分类监管的方法实现对社会保障各项目的有效监管。其次,政府应对社会保障实施全过程监管。以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管理为例,政府应通过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加强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各个环节的监管,实现对社保基金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确保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
(二)确保人人享受社会保障权利,维护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共性
社会保障作为公共物品,人人都有从中获益的权利。为了让广大农民和城镇人口一样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我国应逐渐打破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缩小城乡的社会保障差距。首先,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实施的经验积累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探索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之路,逐渐扩大农村的社会保险项目和覆盖范围。在社会救助方面,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使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得到保障。其次,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给付水平,使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下降,并适度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城镇社会保障,国家对农村的社会保障投入很有限。为了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共性和公平性,政府应该逐步扩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转移支付,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黎民.公共管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邓大松.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3
［关键词］养老金收支平衡原因
养老金收支失衡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收支问题，它与养老保险制度历史改革过程、制度体系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都有密切联系。本研究认为影响我国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因素
我国养老金历史隐性债务沉重。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出台为标志，我国最终确立了“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模式。《决定》规定，制度改革前已经离退休的“老人”，按照原制度下的待遇领取养老金；在制度改革前参加工作而在制度改革后退休的“中人”，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确定过度性养老金；在制度改革后参加工作的“新人”，退休后领取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制度改革前，“老人”和“中人”缴费支付当时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并积累了相应的养老金权益；在制度改革后，虽然“老人”的养老金，“中人”的基础养老金和过度性养老金，“新人”的基础养老金都由社会统筹支付，即仍采用现收现付制，但“老人”的养老金和“中人”的部分基础养老金（制度改革前视同缴费年限对应的养老金权益）、过度性养老金，与他们根据新制度规定的缴费积累形成的权益并不对等，这是因为“老人”工作期间并没有养老金积累，“中人”在制度改革前也没有养老金积累。因此，这两部分养老金应该由政府筹资解决，而不应该由“新人”和“中人”供应，即对于政府而言，这部分养老金权益对应着一种债务。但在改革实践中，这两部分养老金都是由“新人”和“中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缴纳）支付。
二、社会因素
1.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96%，标志我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0055万人，占总人口的7.7%；到200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1309万人，占总人口的8.5%。我国人口老龄化导致：第一，退休人员急剧增长，使得养老金支出与日俱增，潜伏着养老金支付危机；第二，养老金支出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使养老金的主要缴费者――企业无力承受过高的缴费率，另一方面使财政不可能为养老保险提供太多的资助。这两个结果势必会影响我国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2.诚信危机
养老金的参与主体有政府、企业和职工个人，这里着重讨论企业和职工个人的诚信意识。首先，企业的诚信意识。养老保险“统账制度”要求企业负担一定的缴费比例，这种费用对企业是一项附加成本，是资金的流出，对企业财务具有短期负效应。为了获取即期收益，企业可能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行为：人为少报、瞒报企业工资总额；人为少报、漏报企业职工总人数；拖欠、拒缴养老保险费；逃避制度约束，理性逆选择等。其次，职工个人的诚信意识。职工个人的诚信意识不强，也会构成破坏养老金收支平衡的风险。有三种情况会使职工个人的诚信意识降低：第一，减少个人缴费时，个人的效用会增大。如果劳动者认为养老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在已有示范中，预期在少缴费或不缴费时会有额外的收入增加(比如政府补贴)，其无差异曲线位置会提升，同时其未来消费与即时消费的组合也会发生变化。第二，如果劳动者通过对个人账户养老金运行机制的观察并得出结论，个人账户仅是名义账户。劳动者就会产生理性预期，名义账户既缺乏安全性，又缺少流动性，那还不如不缴费，用自愿储蓄的形式来增加流动性，至少不会减少个人效用。表现在实际操作上，个人主动与企业合谋，愿意降低名义核定工资总额，并将工资差额转变为个人可支配财富。第三，在领取养老金给付时，由于劳动者个人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退休劳动者及其人也会有道德风险倾向。
三、制度因素
1.参保率及基金征缴率不高
我国养老保险尚未实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基金征缴率不高。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已达到98%，但是参保率仍不高，尤其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自由职业者。以江苏为例，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参保比例高达86.47%，而个体工商户只有19.16%，私营企业只有36.11%，两者合计也只有39.68%。这说明我国养老保险参保率仍有较大的提高余地。在基金征缴方面，我国除部分企业经济效益滑坡，无力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缴费能力的企业故意拖欠养老保险费用、故意压低职工缴费基数，严重影响了养老金的积累，更有甚者借改革、改制、重组之机，将下岗职工、老弱病残人员当作包袱甩给原企业，使其变为“空壳”，进而导致养老金的征缴无着落。
2.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混账”管理
在制度转轨之初，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应该如何结合，从而导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边界模糊不清，成了“混账”管理。这就在制度安排上为挪用个人账户基金留下了余地，给社会统筹基金不断透支个人账户资金提供了方便。由于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的管理者都是社会保障机构，于是就出现了统筹账户的钱不够，就用个人账户的钱来弥补的状况。再加之，随着老龄化加剧，各地社会统筹基金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状况。为了保证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发放，养老保险经办部门利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混账管理的便利，直接挪用在岗职工个人账户中的资金，直接导致在职人员的个人账户基金被挪用，从而产生了个人账户“空账”现象。
四、经济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养老金收支状况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养老保险范围，在我国就有城镇和农村之别；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养老保险的项目和内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养老保险的保障程度，东部地区的给付金数额高于中部、西部地区。就养老金而言，经济增长与养老金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是受经济财力的限制，我国难以筹集到足够的财政资金来补偿当期应负担的历史债务，只好从个人账户基金透支，进而影响到养老金的即期平衡；另一方面是整个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影响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积累能力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到养老金的远期平衡。
2.基金收益率低
基金收益率低是养老金管理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对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账户，基金几乎没有结余，因而基金收益率对其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基金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积累过程，因而基金收益率就成为影响个人账户基金的重要变量。在我国，个人账户个人缴纳部分按照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由于我国养老金投资的限制还未充分放开，且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健全，养老金绝大部分仍以储蓄和购买国债为主。但是，目前存款利率水平较低，甚至一度低于通货膨胀率。当养老金支付水平相同时，较低的基金收益率则要求较高的缴费率。因此，较低的基金收益率直接加重了制度的现行负担并直接减少了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如果基金一旦出现贬值，则意味基金实际是在“缩水”，按照目前规定确定的养老金标准则无法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届时为了保证退休职工的生活，必须提高养老金标准，那么养老金的支付压力更大。
参考文献：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4
［关键词］var；历史模拟法；riskmetrics;kupiec
近年来,我国a股市场波动非常剧烈,这给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带来巨大挑战。世界上,金融机构由于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不善而导致巨大损失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等一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因此,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必须准确辨识、测量金融风险。var即valueatrisk，已逐渐成为各种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监管者测量市场风险的重要工具。与传统的风险测量方法如β值相比,其优点在于简明、综合性。valueatrisk按字面解释就是“价值风险”,其含义指:市场正常波动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的最大可能损失,即在一定概率水平(置信度)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价值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最大可能损失,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prob.表示资产价值损失小于可能损失上限的概率;1?p?表示某一金融资产在一定持有期1?t的价值损失额;var?表示置信水平α下的风险价值,即可能的损失上限。
目前常用的计算方法有:历史模拟法、分析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本文主要讨论历史模拟法和分析法中的riskmetrics方法。
1历史模拟法
历史模拟法就是用历史时期上市场因子的变化,来表示市场因子未来的变化。在估计模型中,历史模拟法采用的是全值估计方法,即根据市场因子的未来价格水平对头寸进行重新估值,计算出头寸的价值变化(损益),最后,在历史模拟法中,将组合的损益从小到大排序,得到损益分布,通过给定置信度下的分位数求出var。如对于1000个的可能损益情况,95%的置信度对应的分位数为组合的第50个最大损益值。
历史模拟法的优点有：①简单直观,实施容易,容易被风险管理者和监管当局接受；②历史模拟法是一种非参数方法,不需假定市场因子变化的统计分布,可有效处理非对称和厚尾问题；③历史模拟法无须估计波动性、相关性等各种参数,也没有参数估计的风险,历史模拟法不需要市场动态模型,因此避免了模型风险。历史模拟法的缺点有：①历史模拟法假定市场因子的未来变化与历史变化完全一样,服从独立同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不随时间而变化(或明显变化),这与实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不一致；?②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③历史模拟法计算出的var波动性较大,当样本数据较大时,历史模拟法存在严重的滞后效应,尤其是含有异常样本数据时,滞后效应就更加明显,这会导致var严重高估。
2riskmetrics模型
riskmetrics模型是1994年由j.p.morgan风险计量部门提出的。在假定资产的对数收益服从条件正态分布的前提下,riskmetrics模型利用指数移动加权平均的方法得到收益的条件方差,它的基本思想是采用ewma对时间序列中的数据根据距离现在的远近施加不同的权重,距离现在越近的历史数据被赋予的权重越大。计算公式为：
4实证检验
4.1历史模拟法
通常历史模拟法需选择较大的样本,以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分别选择上证a股和深证a股2004年7月16日—2010年10月13日的收盘数据,然后转化为收益序列,根据历史模拟法,利用matlab编程,进行515次var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5%置信水平下,lr的值小于3.841,表明var的估计准确,但是在1%的置信水平下,lr的值大于3.841,失败次数分别为22次和18次,显然低估了风险。
5小结
由以上可知,历史模拟法在1%和5%的置信水平下,准确地估计了风险,而riskmetrics方法在5%的置信水平下,准确地估计了风险,但是在1%的置信水平下,低估了风险。对于1%置信水平下,riskmetrics方法低估了风险,可能是由于证券市场收益率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不符合标准正态分布,与riskmetrics模型的前提假设不符合。2010年4月16日,我国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以后市场的运行的特征是否会发生变化,有待以后有足够多的数据,再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j.p.morgan.riskmetrics-technicaldocument［m］.4thed.newyork：j.p.morganandreuters.
［2］张玉.基于riskmetrics模型的单个期货合约保证金比例设计［j］.统计教育,2008(11).
［3］周泽炯.基于var-garch模型对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9(2).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5
如何解释预测结果？为何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却得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将面临负债危机的结论？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期望贡献与期望收益间的差距——投入与制度所能给予的回报间的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制度方面
1、立法不健全。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层次不高，刚性不强，法制化程度较低，虽然2010年已出台《社会保障法》，但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等的基础法规、实施细则等基本处于空白，立法的权威性、连续性与稳定性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导致社会保障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行政手段推行，从宏观上影响了社保基金的积累。
2、制度存在缺陷。从目前来看，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由国家和企业支付，个人交纳额度较小，不能很好地体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一是统筹层次过低，这是我国社会保障中的主要制度缺陷，导致老百姓的保障待遇不尽公平，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我国现行的资金统筹方式主要是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很少，甚至入不敷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劳动人口减少，影响基金收入，而养老、医疗、健康和护理等对期望收益却不断提高，社会保障项目的需求引发支出增加；三是新旧养老制度转型过程中，形成对中老年职工的历史欠账，导致社会保险基金存在巨额缺口，支付风险凸显。
3、保障覆盖面偏小。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我国全社会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为3.64亿人，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仅为27.19%；城镇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已超过90%，而农村才只有2%，；东部沿海地区已占70%，西部地区最低仅有30%。覆盖面上的种种差异，个人缴费比例无差异和地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共同造成了缴费的个人账户出现问题，本应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行政分割，影响个人缴费积极性，制约了社保基金的收入渠道及范围，影响了社会保险基金的资金积累。
4、农村社保制度建设滞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本身覆盖面就较小的农村社会保障中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又十分广泛、复杂。基金管理的不规范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严重影响了群众投保的积极性；加上我国尚未建立专门涉及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系统性法律制度，农村社保工作还处于非规范化、非系统化阶段，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心也影响了其期望贡献额，导致社保基金征缴困难，加剧了社保基金的结构性不平衡。
（二）管理执行方面
1、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社保基金管理机构。财政、民政、卫生、人事与劳动保障、计划生育、保险公司及各企业单位都参与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多头分散，监管主体间职能重叠,监督乏力，宏观、综合管理水平相对弱化，管理成本不断加大，削弱了社会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
2、基金管理机制滞后。一是基金预决算管理机制难以形成。社保基金预决算是实施社会保险管理的重要环节，多部门共同运行的保障机制，决定了基金预决算机制难以形成；二是社会保险基金征收主体与执法主体不统一，各险种征缴工作无法有效衔接，导致征缴力度大大减弱；三是没有建立资源共享管理平台，不能及时全面掌握参加社会保险的总体情况，缺乏完整有效的基础数据，影响基金管理效率。
3、个人账户“空账”问题突出。个人账户的实施和推广，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在一定时期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缴费个人的积极性。但目前设立的个人账户并未真正落到实处，以养老保险基金为例，“老人”和“中人”在旧体制下没有实行缴费制，而是由国家包揽，造成社会统筹基金不断透支个人账户积累，用于支付现期退休金，节余利息也是名义的。随着“空账”规模的逐年扩大，这种“统账结合、分账管理，空账运行”的模式，根本无法满足积累养老基金的目标。
（三）基金筹措和使用方面
1、基金来源不稳定，收支不平衡。从收缴情况看，由于基金征缴缺乏法律制约，加上历史原因“空账”运行、企业经营效益差等，逃费、欠费行为比较普遍，前账未清，又欠新账，原有的筹资渠道就难以满足实际支付的需要，参加统筹的离退人员却迅速增加，绝大部分资金要靠财政筹措，增加了政府的财政风险。从支出情况看，为实现广覆盖的目标，我国最新启动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无疑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增加了新的项目，而缴纳的费用远不足以抵消刚性支出；参保职工提前退休、企业破产改制等因素，导致隐性债务日益膨胀。
2、基金财务管理不规范。从账户开设情况看，目前的社保基金大都开设了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三个银行账户，各账户都存在相当数量的活期存款，不能相互调剂，统一使用，无疑增加了资金成本；从基金征收情况看，保险费征收时因票据传递不及时造成各部门记账不衔接、征收程序不完整，收支两条线管理还不到位，基金预算仍游离于财政预算之外。从监督管理情况看，对社保基金的监督，主要放在对存入财政专户的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上，而经办机构对基金征收、支付环节却监管乏力，致使经办机构截留社会保险费收入、随意增加支出项目和提高支付标准以及恶意套取社保基金等情况时有发生。
3、资金投资低效运营，增值保值困难。一是上述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基金监管不到位等因素，致使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二是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对优惠利率政策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国家发行特别国债，给予优惠利率，但与预定增值目标存在较大差距，使社保基金筹集和使用过程中增值速度极为缓慢；三是农村基金的管理级别太低，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基金增值范围太小，间接造成基金隐形流失，带来了预期的贬值风险。
二、实现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建议
（一）健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
1、尽快完善相关法律。立法是稳定政策的最好途径，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宏观上指导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但社会保险领域情况复杂，需要制定出分别适用于城镇和农村的两部平行的同为第二层次基本法规，围绕《社会保险法》，出台并完善统率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等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条例，构成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规范社保资金的征缴、支付、管理、运营等行为，保证社保基金管理和监督的效果，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法可依，执法有力，健康运行。
2、完善个人账户累积制度。一是继续完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养老保险模式，在保证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支付的基础上，建议按照一定的比例，由政府牵头建立个人账户投资交易平台，做实个人账户，并逐步补充个人账户空账，确保个人账户积累制的实施。二是根据基本养老待遇标准和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缴费标准，合理控制替代率水平。由中央政府集中社会统筹基金，重点落实各级财政对养老金收支缺口，逐步完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加快社保“费”到“税”的改革。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当前，面对社保“费”征收中存在刚性不强、措施不力等突出矛盾，要积极实施费改税，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将社会保障费纳入统一的税收管理体系，以法律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筹措社会保险基金。这样，既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力度，又有利于降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
（二）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一是建立统一协调管理机制。首先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边界，界定政府责任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责任，正确高效引导其他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事务。其次应整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减少基金运转环节，加强部门协作，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及时协调和化解社保“费”征收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保障广大缴费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二是建立预决算管理机制。建立和改善社会保障专门预算，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逐步确定社会保障支出作为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的主要支出项目，建立社会保障预、决算审批机制，促进基金收缴、支付和投资运营及管理提取的合理化、规范化，更好地弥补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安全完整。
2、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借鉴我国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一是明确社会保障债务风险指标控制体系标准，完善社会保险基金使用效益考核办法，对我国社保基金规模、结构和财务可持续安全性进行预测，并对其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二是建立内部预警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基金使用效益考核办法。在社保基金的征收、支付、货币资金管理等重要环节严格执行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授权批准控制预警原则，从源头上防范挤占挪用社保基金等不法行为发生，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行。三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及上下级报告机制。全面及时地了解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规模、构成、发展趋势，规范披露政府财务状况，及时报告基金信息，定期预测基金结余总量的风险和结构风险，制定应急预案，提高社保政策执行的透明度，有效提高基金风险防范能力。
3、建立健全统筹调节的基金补偿机制。一是提高统筹级次。为提高基金的调控能力和使用效率，企业养老保险应逐步过渡到全国统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建立省乃至部级社保基金统一管理机制。二是建立财政支付转移手段。必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对企业缴费能力弱、基金收缴难度大、养老金支出增多的突出矛盾进行调剂。实行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调剂分配资金，加大基金补偿力度；三是解决历史欠账问题。对全国的“老人”和“中人”要摸清底数，通过企业、地方财政、中央财政三种渠道进行解决，按一定比例制定补偿计划，分清责任，分级负责。将企业应承担的与地方财政应承担的基金支出结合使用，逐步补清“老人”、“中人”的历史欠账，确保社保基金良性循环。
4、建立健全信息系统共享机制。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全省乃至全国的社会保障信息网络，完善并普及各业务子系统及包含统计分析、预测预警、政策模拟和政策评估等支持系统，把社会保障对象的基本情况以及各类资金的缴纳、记录、核算、支付、查询服务等纳入系统管理，做到信息共享，提高信息的实效性，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服务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丰富资金筹集渠道，确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1、拓宽基金筹集渠道。《社会保险法》中明确了“社会保险基金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国务院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一方面将大量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通过增加征缴的强制性来增加财政收入，解决社保资金的供给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要多元化筹集社保基金，比如通过商业保险补充社会保障功能的不足，争取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和援助建立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等社会保障项目等多种渠道充实资金来源，逐步降低基金收入不足带来的风险。
2、完善基金运营方式。当前，要放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限制，明确投资运营政策，从长远来看，首先，要设立独立的社会保险基金营运机构，组建专业化的机构基金管理公司，按照安全、有效和流动性原则投资运营。其次，将地方社保资金结余统筹运营，参与实体投资，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等经验，增加基金的流动性，提高基金的中长期收益；再次，在投资过程中，还应处理好投资组合中各资产的占有比例，做出量化规定，使投资组合更加多元化，降低投资之间的相关度，确保基金投资取得预期收益，降低系统性风险。
3、制定基金保值增值计划。在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范围和方式的前提下，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要做到投资收益最大化，就要根据人口增长率、工资变化、物价变动、利息变动等因素开展社会保险精算，制定社会保险基金周转金管理计划，对保险基金的增值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安排。如对对保险基金定期存款的档次进行长、短搭配，科学配置，形成存储周期，每个周期有到期的存单，又有新的定期存入，如此利滚利，将能实现保险基金增值的最大化。
（四）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
一是加大效益审计力度，充分做好计算机审计。首先核查现行社会保障政策效应、评价社会保障有关政策法规的落实情况、适用实效、范围与效果，对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进行深入的解剖分析，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其次从资金征收、支出、管理环节分析资金的拨付效益和管理效益、检查有无虚报冒领、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及挤占挪用、私分等违纪问题，是否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同时重点核实资金的存放和运营情况，降低行政成本，保证资金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再次充分利用社会保险数据化信息资源，通过审计业务操作平台及应用软件系统对采集的共享资源进行数据转换，利用ao软件采集、转换、整理基金的财务和业务电子数据，通过分析、排疑、预警等方式发现问题，查找违纪违规线索，更加高效地为审计目标服务，为社保基金高效运转服务。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6
宏观透视：管理与经营现状
存款总量不断增加，资金实力明显增强。2003年底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24053.04亿元，2007年底为46000.88亿元。几年来，全国所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均得到大幅提升，由2003年底的2.4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4.6万亿元，增长了1.9倍，资金实力明显增强。
贷款总量不断增加，支农力度明显加大。2003年底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17183.77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为7077.32亿元，占总贷款的41.19%，农户贷款覆盖率24.3%；2007年底为31381.63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为13998.40亿元，占总贷款的44.61%，农户贷款覆盖率32.6%。几年来，全国所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不断增加，支农力度明显加强。各项贷款总额由2003年底的1.7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3.1万亿元，增长了1.8倍；农户贷款余额由0.7万亿元增加到1.4万亿元，增长了2倍；农户贷款覆盖率由24.3%增加到32.6%，增加了8.3%，惠及农民超过3亿人。
不良贷款仍然高企，资产质量不尽人意。2003年底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5049.4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9.38%；2007年底余额为6595.9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02%。其中2006、2007年为五级分类口径，其他为四级分类口径。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仍然很高，不良贷款率较高。
在资本充足率方面，2003年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为-6.6%;2007年为-0.11%。其中2003、2004年为农村信用社口径，2005～2007年为商业银行口径。2002年在没改革之前，全国所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为-8.3%，处于历史低位；2003年改革试点开始后，资本充足率得到提高，2004年改革全面铺开后，由于国家的资金支持，资本充足率达到历史高位，为0.5%，随后在2005、2006年又处于低谷，2007年通过兑现央行票据等方式补充资本金后资本充足率有所改善但仍为-0.11%。
财务状况逐步改善，赢利能力明显增强。2003年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收资本为618.73亿元，当年结益为-6.09亿元;
2007年实收资本为2223.84亿元，当年结益为289亿元。全国所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实收资本和当年结益是逐年增加。
微观调查：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
管理体制层面
法人治理结构初步建立但仍需完善。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标志就是以法人为单位的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当时“花钱买机制”的重点和核心。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管理体制等虽然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取得进展，但仍然还存在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明晰和厘清。以青海省为例，该省处于藏区的农村信用社机构共153家，占全省农村信用社机构总数的42%。由于受地理环境、人口和经济总量的限制，这些机构近50%的机构达不到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统一联社的要求，勉强达到组建要求的县联社在其业务发展上也达不到组建统一法人联社的改革初衷，呈现“形似神不似”的特征。吉林农村信用社全省股本金68.5亿元，分散到85.6万户社员手中，户均股金8000元。由于产权主体分散、股金额度小、虽然人人都投资，但人人都不关心经营、不关心管理、不关心收益，不能实行民主管理和监督，法人治理结构流于形式，“三会”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另一方面现有管理模式缺乏合理性和法律支持。省联社由各社员入股组建，这种“大法人”对“小法人”的管理，缺乏资本纽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
办事处普遍设立，管理链条不断延伸。按照最初的政策设计和体制安排，农村信用社实行两级法人体制，即省级联社和县级联社。但在近几年的实际运行中，我们发现许多农村信用社在地区一级设立了办事处，并设立了相应的内设机构。对此，我们不由得思考和权衡其设立的利弊，是否有延长管理链条、增加管理成本的嫌疑？由于其内部又设立了相应的内部科室，其发展方向是什么？是管理机构？经营机构？或者是新的一级法人？
监管职责尚需明确，外部监管亦需加强。目前对信用社实施监督管理的有省级人民政府、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信用社省级管理机构。但由于监管机构的多样性与交叉性，从而形成多重监管或空白监管，再由于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对农村信用社依法监管和依法维护农村信用社的合法权益形成困难。由此得出的启示是：农村信用社的监管职责尚需进一步明确，此外关于农村信用社的法律法规已到非出台不可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依法监督；另一方面可以保障农村信用社的合法权益。
发展方向尚未定论，双重目标尚有距离。农村信用社信贷经营要求粗放型（扶贫）与金融管理集约型（商业化）之间存在矛盾。贫困地区农村资金需要面广、需求量大，具有广泛性特点，这就要求必须点多面广，即在机构设置上实行粗放型；另一方面，农村产权不明晰，房屋无产权证，土地无使用证，不能作担保抵押，只能为信用贷款，即在经营管理上也实行粗放型，但是由于金融环境不好，信用程度不高，以及自身的商业化运作和可持续发展致使其采取收缩网点、上收信贷权限以及压缩信用贷款比例等措施。
业务经营层面
历史包袱较重，消化时间较长。以湖北省为例，截至2007年底，湖北省信用联社历史包袱223亿元，其中历年亏损挂账66亿元，其他挂账21亿元，历年拨备缺口1367亿元，按照目前的赢利水平需要20年才能完全消化。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4.62亿元，按照目前的赢利水平需要5年才能完全消化。通过湖北、内蒙两地农信社的状况可以看出，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较重，靠自身的力量从亏损转为赢利的时间还很长。由于其历史包袱带有政策因素，形成原因复杂。因此，除了靠自身努力化解历史包袱和弥补亏损以外，政策支持必不可少。
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缺口较大。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来源由于受到相关政策的制约和歧视，其来源普遍单一，这与农村金融大量的资金需求形成矛盾和缺口。虽然国家对农村信用社在货币政策上实行了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但由于还要给省级联社缴存2.5%,实际上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基础上也增加了2.5%。虽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下发以后，各地在取消对农村信用社不合理的限制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总体落实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专项资金限制存入农村信用社的规定和做法仍然较多：如国务院颁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征收的社会保险费存入财政部门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财政部下发《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是指财政部门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的，用于存储和管理社会保障资金的专用计息账户；第五条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工作需要在与同级劳动保障等主管部门共同认定的国有商业银行开设财政专户。再如《财政部关于加强与规范财政资金专户管理的通知》要求：为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高效，原则上各级财政国库部门应在当地国有、国有控股银行开立财政资金专户。部分地区还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宁夏中卫市规定：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城市、农村信用社存储住房公积金，违反规定要严肃处理，造成资金损失的要依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宁夏人保公司规定：各公司设立的三个专户（保费收入户、赔款支出户和费用支出户），必须在国有商业银行开立，至于具体在哪个行各公司自择，但决不允许在信用社或其他非商业银行开设账户。
中间业务发展缓慢，收入结构尚需调整。以内蒙古农村信用社为例，截至2007底，该社的中间业务收入余额为1551万元，仅占总收入的0.3%，其构成也主要是保险手续费收入，卡业务和其他理财业务几乎没有进展，99.7%的收入仍来自于传统的存贷利差，开拓的主要难点是技术落后、网络落后、人才匮乏以及其他无形因素的制约，其现状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从中可以看出，农村信用社的中间业务发展缓慢，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偏小。因此，加快业务转型，优化收入结构，大力拓展以不动用自己经济资本的中间业务仍是全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主旋律。
贷款利率水平合理，基本能够覆盖成本。利率水平是农村金融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一方面利率低了农村信用社不能覆盖成本；另一方面如果过高又会增加农户的负担。因此，均衡或市场化的利率水平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和方向。目前我国农信社贷款中大部分贷款利率上浮，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水平大部分上浮区间在50%以下，其次在50%～100%之间，基本上能覆盖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成本。
贷款产品不断创新，金融需求不断满足。由于受《担保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农户的抵押产品极端缺乏，在这种背景下，贷款产品的主动创新应运而生。比如安徽宣城市宣州区目前正在试点农房产权登记流转制度，将数量庞大的农房从资产转化为资本，确认农房的房产证，提高农民融资能力。资料显示，自2003年至2007年，宣城房管局共办理农村房屋转让884起，转让额5692.53万元；共办理农村房屋抵押贷款7729起，抵押贷款额5.02亿元。截至2008年3月，该区农村信用社包括集镇和市区以商住楼为抵押的贷款余额为5.86亿元，而且最近5年发放的这些贷款几乎没有损失。
资产质量不优，不良比重高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逃废债；其次是乡村集体债务；另外是农户不愿归还、内部管理和其他原因。资料调查显示，湖北自省联社成立以来，虽然不断加大控新降旧力度，清收盘活不良贷款106.7亿元，但不良资产仍然很大，截至2007年底，该社不良贷款余额153.7亿元，占24.4%，不良贷款占比过大，降低农村信用社资金运用率，制约了业务的发展。河南全省33家部级贫困县的县级联社的平均贷款不良率超过40%，其中有6家县级联社不良率超过50%。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不良贷款率主要在30%到40%之间。
农信社金融服务有待进一步完善
改进服务，满足农村地区金融需求
农户和微型企业是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但是实地调查显示，90%的农户对资金有着强烈的需求，同时认为农村信用社不能满足贷款需求。以青海省为例，青海省农村信用联社对农村牧区的资金投入普遍不足，许多有效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在当地，农牧区金融市场呈现出多家金融机构抢占存款份额，而贷款需求仍基本由农村信用社一家提供的局面，呈现出“一社支三农”的现状。截至2008年3月，青海省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只占全省金融机构总量的6.2%，却承担了全省92%以上的农业贷款，资金实力与资金需求形成巨大矛盾。甘肃省农村信用社截至2008年3月，全省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为249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89%，但各项存款仅占全省各项存款总额的12.84%。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用占全省金融机构9.15%的资金来源发放了占全省96%的农业贷款，农户贷款覆盖率达到40%以上。
除了资金投入不足，当前农村信用社在提供金融服务时，还存在贷款产品不灵活，贷款手续较复杂等问题，这些都降低了农村信用社金融服务质量。
完善农信社服务还需完善政府职能
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和重要性，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农业给予了特殊的财政支持和货币政策。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新一轮改革以来，省级政府承担起管理农村信用社的职能，使得农村信用社和地方政府的关联度更强，但是目前对于政府支持农村信用社完善金融服务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和改进。
政府支持力度巨大但缺乏制度化、长期化。资料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吉林省50家县一级农村信用社有44家专项票据得到兑付，兑付金额44.6亿元，1家信用社申请专项借款2.54亿元；改革期间减半征收营业税、5年免收企业所得税，共减免营业税、所得税8.2亿元；全省一次性获得储蓄保值贴补息1.55亿元；省政府出资3亿元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由财政部门列支股金分红资金共计2800万元。截至2008年3月，四川省农村信用联社已经获准发行专项央行票据97.87亿元，目前有37家县级联社实现票据兑付16.8亿元；二是累计享受所得税减免6.96亿元；三是国家财政补贴存款保值贴补利息已到位资金5771万元；四是地方政府扶持政策逐步落实。全省各地政府已经到位各项扶持政策19.2亿元、帮助清收国家公职人员不良贷款9651万元、归还政府背景贷款9953万元。
从以上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巨大，帮助清收了不良贷款，保值补贴资金、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许多扶持政策基本到位，但其扶持政策没有系统化、制度化和长期化。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7
社会保津是通过社会力童为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需要特殊帮助者提供的保护，它依照政府法规，通过税收、强制性或自愿性的储蓄等多种筹资方式，建立起一套自我循环体系的专项基金，以保证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社会保障的目标是公平与效率。即一国公民在需要基本生活保津时，社会能给予之;在实施社会保障时，社会保障基金这一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体现这一目标的内容是社会保津基金的“三性”，即安全性、流动性和增值性。社会保障基金是构成社会保津体系的内核。基金，顾名思义，是一定单位的货币量，这一货币童的存在是任何塞金存在的物质前提。而这一单位货币量—社保基金的生命力在于其本身运作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增值性。安全性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本质要求，在所有的基金中，它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公平性，因而，安全性成为社会保障基全的第一性。流动性，是指社会保降基金的运作状态，没有运动的绝对静止的基金根本不可能存在。增值性，是指社会保障基金效率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一碗水套一碗水或丁吃卯粮的基金仅存在于短期的瞬间。然而在这“三性”的相关性表现为安全性与流动性具有负相关的关系，即安全性最大时，流动性为饥流动性最大时，安全性为o。在资本运作市场上，基金品种交易换手率越大，其投机性就越强，而其风险也就越大。为使安全性或风险度处于最合理区域，流动性应相机而动即先安后动。安全性与增值性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增值性越大，安全性就越强。流动性和增值性，流动性是增值性的前提条件，就资本运作而言，它们具有正相关关系，即资本投资周转率越高，资本增值的概率就越大。总之，社保基金这三性，是公平与效率这一目标的基本属性，安全性决定着公平的实现程度，流动性和增值性体现着效率的高低。从而，在制定社会保阵基金政策时，必须遵从“安全性第一，增值性最关健，流动性是必要条件”的原则，使基金存黄在安全中流动，在流动中增值。自单位支付(主要是国有企业)约占75%，来自乡村统筹供给约占5%，来自个人缴纳的部分约占2%，来自福利和福利服务收费、福利工厂收益的约占2写，来自社会捐献近1%①。可以看出，其中国有企业承担的供款任务最重，政府次之，个人承担的缴费责任较少。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体制是部门分管。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主要有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三个，而卫生部、教育部等政府职能部门及一些半官方机构亦在职责范围内行使着对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权，其中财政部门与其它有关部门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关系。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机制是综合的。如构成基金主体的财政部门，既是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直接管理部门，同时也是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综合监督部门。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现状是现收现付制度与部分积累制度的共生。所谓现收现付体制，即以当年收支平衡的原则筹集保障基金，不保留储备金。部分积累制是将筹集起来的基金的借方留有余额，以备急需或自我发展。近10年开展社会保险改革以来，政府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对住房福利采用公积金制度，从而使社会保障开始有了基金积累，并面临着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结果，基金存量的运营便成为人fl7广泛关注的问题。由于财政性社会保险基金属于预算管理，企业保障基金属于企业财务管理，民营性保险基金受民营机构和捐献者的意愿支配，这些基金的营运要求不是很大，因此，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实际上是指社会保险基金与住房公积金的运营。在下文讨论中，主要是这“两金”存量的管理和营运问题。在社会保险签金中养老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约占90写以上，它已从1987年的19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9亿元，年均增长22.37%，年终滚存余额从1987年的24.41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739.4亿元，年均增长40.08%;目前的住房公积金积累达814亿元，二者之和达到1553亿元之巨②。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征收管理和运营的机构多元化且分散，导致具有规模效益的基金的细分和效益低下，风险凸现。所以，尽管基金存量数量大，但相对于基金的动态和结构性的需求而言，这一存量既有量上的不足，又有基金的漏出效应。从而造成基金供需的巨大缺口。造成我国杜会保障基金供需缺口扩大的原因(一)基金的静态形式:来源和需求的分析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方面，供给是有限的。一是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率低。据统计，到1998年6月底，全国地方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累计达348亿元，相当于1997年全国地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额的36.8%。二是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到1997年底，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为8770万人，仅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口20207万人的43.4%，如果考虑乡村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则这一比例还要降低到26.1%。③而在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上，多数地区实际上停留在其市级统筹层次上。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实行省级统筹，但因历史债务未能清偿，在实践中出现了社会保险基金逆向流动的现象，从而使大量的保险基金存量不能得到统一管理。在社会保障基金的需求方面，需求量是庞大的。其一，老年化“银发潮”的来临。我国老年人正以13.5%的速度增加，到2010年，中国老年人(65岁以上)将达到20350万，若按平均每人每月200元的养老费计算，每年养老费支出将达到4800亿元之多。其二，下岗失业人口与日俱增。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分流为大势所趋，截至1998年底，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17627万人，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55%(《中国保险报》，1999.4.16)。按照今年9月23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国有经济有战略地收缩防线的精神，预计现在在岗的国企职工下岗分流的比例将相对地进一步扩大，所需的失业救济金发放规模将更大。(二)基金的动态分析#p#分页标题#e#在社会保障基金运作管理方面，管理效果不理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成本偏高。如政事分开的原则虽然已经确立，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制却未真正确立，财政与劳动保障部门仍然存在着职责不明确的问题:基金的运作机制还未有相应的政策规范;基金的监督机制也不健全。1995年有59亿元基金被违规挪用，1996年上升到68.5亿元，1999年上半年达到150亿元，其中56亿元尚不能收回(((中国保险报》1”9.3.9)。二是基金管理缺乏专业人才，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机构具有官方性质，管理人员多由行政直接任命，因而他们在决策基金运作时，因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会出现“道德风险”的投资，造成不可挽回的坏帐风险。(三)基金的历史分析在传统体制上，历史包袱沉重。过去的体制中，我国模仿苏联的“重建设，轻福利”，使几千万的中老年职工养老金早被国家投资花销殆尽，形成了约3万亿元的历史赤字。这一方面使职工个人帐户的积累成为虚设的“空帐”，另一方面，政府以债务的形式来承担，并迫使社会保障机构用提高缴费标准的办法来维持基金的收支平衡。这使得担负缴纳大头基金费用的国有企业雪上加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供斋缺口是巨大的，现存的积累基金余额相较之，犹如鸡蛋比西瓜。为填补这一缺口，采取社会保障系统内的增收节支措14施，如加强征缴力度，扩大受保搜盖面，配备合格的基金管理专业人才，进一步实施省级统筹的纵向管理、广泛接受民间慈善救助等，是非常必要的，但仍显身单力薄。这样，就僻要从基金存量的运作方面人手，寻找解决基金供需缺口的办法。一个资本量的扩大，既可以通过资本的集中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盘活资本存量来达到。在福利性机构中，更富有意义的资本扩张是在于资本存量的扩张，即社会保障基金的自我增值。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是当务之急社会保障基金的大小和分配，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公平程度，而检验福利好坏的标准，按庇古的观点，一是国民收人是否大量增加，二是国民收人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量是否平等，三是国民收人是否稳定。在我国现有社会制度下，增加国民福利，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是我国政府正致力实现的目标。然而，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增大福利、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就成为政府当前的工作重点。1996年，我国颁布的《保险法》明确规定了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作途径:社会保障基金除留足2个月支付额外，80%必须用于购买国债。这样，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就仅限于国债利息收人。国债利息虽稳定，但由于1996年至今央行七次存贷利率的下调，使得同期的国伎利率也下降至历史最低点，而以国债为主要投资品种的社会保障基金收人也就受到极大的损害。然而，我国国债余额以年均39肠的速度增加，债务负担率(即国债余额/GDp的比率)也以年均23.3%的速度增长。现在的国债就是即未来的税收(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国债规模的高速扩张，意味着未来国民税收的加重，也即以购买国债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又将成为未来政府财政赤字的最大的敌人。世界银行专家们认为，社会保障体制应被看作一种保险体制，而不是通过税收或举债支持的保障系统，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也不应成为国家正常预算内的项目。所以，依靠财政来支持保障基金的运作，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样，就必须从基金存量本身寻找答案。因此，以国债作为社会保障基金增值的绝对优选途径在长期来看是应该修正的，根据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应该借鉴投资基金管理模式，将基金的40%用于购买国债，30%用于购买投资基金，20%用于银行存款，10%用于投资实业。这一比例划分仍然符合基金的“安全性第一(国债+银行存款)，增值是关键(投资基金+实业投资)”的原则。在这里，也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为解决股票市场资金的严重缺血的现状提出的;而将社会保障基金投人实业投资是基于扩大就业面和增强实力方面考虑的。从长远来看，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应该是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模式，而不应完全依仗政府财力的支持。另外，社会保障基金的自我壮大，对于解决我国历史债务缺口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8
关键词:世行贷款街区保护经济发展正外部性
一、绍兴古城历史街区保护项目情况
绍兴古城历史街区保护和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是浙江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城建环保项目的一个子项目，项目总投资5.63亿元，其中利用世界银行贷款4412万美元。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世界银行执董会于2004年批准贷款。
2006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在绍兴召开了“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与会专家对绍兴名城保护的理念和做法表示赞同和肯定。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修复和保护了绍兴古城文化遗产，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旅游发展来维持其文化和历史的风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升和培养了公众对城市文化遗产的意识和兴趣，减少城市文化遗产免遭擅自拆除的威胁，在保护和开发之间找出平衡点，为其他城市树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二、历史街区保护带来的正外部性
文化遗产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它除了具有一般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的性质之外，还具有文化价值，当这些文化价值通过旅游、观赏等方式被人们享受时，就形成消费意义上的经济价值，而且文化遗产还具有世界或国家范围内的唯一性、不能重复性、不可再生性，这些特征再次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处于绝对优先的低位历史街区属于公共产品或公共资源。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城市重视生产建设而忽视了城市发展过来本身所蕴含的历史底蕴，造成许多历史遗迹因保护不力而被破坏，许多历史街区的基础设施得不到改善，出现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公共产品增长速度不协调。
绍兴古城历史街区保护和基础设施改造具有正外部性，在街区散步的人既可以欣赏建筑并感受到这些古老建筑带来的历史沧桑感，又可以从这些建筑物上了解到过去的历史。历史街区的住户更能够深切体会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优化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同时，古色古香的建筑的修缮和政府的大力宣传给当地的旅游发展带来了新思路。沿历史街区的许多住户成为了搭便车者，开出富有绍兴当地特色的小吃店、手工艺品店和土特产店，旅游经济发展的如火如荼。
三、世行贷款资金对项目的作用
(一)利用汇率风险，实现财务收益最大化
与世行长期和优惠的利率机制，保证了资金的利用水平。同时由于过去几年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及国际市场等因素，人民币有了强劲升值。2003年12月，绍兴项目办与世行签约时，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是8.28，截止2012年12月底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是6.30，汇兑收益8735.76万元，大大降低了项目成本，减少现金流出量，外债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借款人得到收益，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吸收了世行的先进管理理念
世界银行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和精通各专业的技术专家，拥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和知识，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绍兴来说，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不仅仅在于引进优惠贷款，更重要的在于利用世界银行的国际经验与发展理念，发挥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作用，给绍兴古城历史街区保护和基础设施改造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绍兴历史街区保护整治后，进一步发掘和利用了旅游资源。仓桥直街历史街区作为绍兴市第一个保护整治后的历史街区，向北连接市中心城市广场，向西紧靠府山越王台，向东与越都商城相连接，向南与鲁迅故居、明代文学家徐渭故居“青藤书屋”相近。游览历史街区既可漫步在古老的石板路上，也可以乘水乡绍兴“乌蓬船”沿环山河观赏水乡风光。古城内其他几片历史街区也都结合自身特点发展特色旅游。近期，绍兴提出古城创“5a”的目标，需要更有效地利用绍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绍兴旅游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市旅游业总收入由116亿元增加到318亿元，游客人次由1523万增加到3489万，旅游业日益成为绍兴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四)扩大绍兴知名度和影响力
世行中蒙局局长杜大伟先生对绍兴印象很深，认为绍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几年古城保护的成效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绍兴这个江南古城在世界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世行中蒙局可持续发展局副局长羿艾德先生认为“绍兴的历史街区整治做到了修旧如故、以存其量，保护实施中做到了公众参与，留存了活的地方文脉，保护和利用不以发展赢利性的旅游为目的。”来自国家财政部国际司的姚怡昕博士看了绍兴的历史街区，给她的印象很不错，“民风保护得很好，非常有吸引力”，值得作为“世行项目”。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城市发展部主任克沙夫·瓦玛在谈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时，认为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完全可以做到平衡，绍兴做到了，值得大家学习。
四、结束语
利用世行贷款项目对绍兴的历史街区保护产生了许多经济效益，也为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虽然世行贷款用于绍兴古城历史街区保护和城市基础设施改造这项工作已暂告一个段落，但随着绍兴古城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这些效用将会一直发挥。
参考文献:
[1]顾军.文化遗产经济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9
【关键词】币值稳定假设历史成本计量协调性
一、币值稳定假设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概述
（一）币值稳定假设
货币计量是会计核算的前提之一。币值稳定假设是会计核算做出的一种理想假设，是进行会计核算的前提。与其他计量尺度不同，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本身的价值是变动的。它具体表现为货币的购买力经常波动，在通货膨胀情况下，货币购买力下降；而在通货紧缩情况下，货币购买力上升。在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合理的认为币值稳定假设是成立的。因为币值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至于对会计信息的有用性造成大的影响。然而，当货币的购买力发生大幅度的变动时，例如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连续3年的通货膨胀率累计达到100%）时，币值稳定假设将不再成立，因为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所记录的资产、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不能够反映企业实际的情况，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只有当币值连续3年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不超过30%时，我们才可以认为其是稳定的。
但是币值实际上不是稳定不变的，当变动比较小的时候，通常不予考虑其对会计记录产生的影响。但是当币值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它对会计记录产生的影响必须考虑，由于币值的变动，它对会计记录的准确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会计记录不再能够反映实际情况。
（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历史成本，又称为实际成本，是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其他等价物。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其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其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在会计发展历程中，历史成本计价是会计计价的基础。历史成本原则成为会计计量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性质。历史成本在会计历史上之所以有如此的地位，主要源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以下特征：
1.历史成本的计量是根据实际的交易而不是估计的交易所判定，所发生的交易额是以双方承认为前提，其信息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2.历史成本计价方法容易取得实际支出的数据，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特点，能够清晰地反应一项资产的实际支出。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作为传统的会计计价方法，是最重要而且使用最广泛的计量属性，一直沿用至今。
（三）币值稳定假设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关系
币值稳定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存在的前提。按照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要求，货币的价值是稳定的或相对稳定的。但是，由于环境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发生，货币购买力产生剧烈的变动，使得按名义货币反映的各个时期的金额的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以致币值稳定的基本假设已经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要求。这样，继续以名义货币为尺度来计量企业的经济业务，将不再符合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可靠性和可验证性，由此将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币值不稳定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汇率的变动，然而汇率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使币值稳定假设因此成为泡影。继续使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将会造成所记录的数据失去准确性，使得企业的财务报表不能真实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
二、币值稳定假设和历史成本计量在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币值稳定假设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的假设，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会受到物价变动等的冲击。以币值稳定假设为基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无论是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还是对收入和费用进行计量，在会计实务操作中都存在相应的不足和缺陷。
（一）币值不稳定对资产的不良影响
币值变动对资产的影响，可以分为对货币性资产的影响和对非货币性资产的影响。货币性资产是指在币值变动情况下，其金额是固定不变的，或是以货币直接反映的资产。货币性资产主要包括现金、按固定金额收回的应收款项、按面值和固定利率到期收回本息的应收票据、收取固定利息或股息的投资等项目。货币性项目是以固定的货币金额来确定的，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上货币项目的期末数所反映的就是现行价值。但是，在通货膨胀下，用不变的货币量去购买价格已上涨的商品，本身就说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持有货币性资产越多，币值损失越大。非货币性资产是指在币值不稳定情况下，其金额或价格随物价增减变化而变动的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主要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收取商品或劳务的债权等项目。在通货膨胀条件下，非货币性项目不会发生购买损益。但由于物价水平变动，以历史成本原则计量的有关资产账面价值与变化了的价格水平二者的差异，称为持有损益，而这种持有损益不会增强或削弱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因而不是真正的损益。持有损益一般可以作为资本项目的调整额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也可以作为反映在当期损益表中。同时，由于企业的非货币性资产形态各异，特定项目的价格波动水平不一，这就使得对按历史成本确认的账面价值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企业资产当期的实际价值相差甚远，据此所做出的决策也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持有货币性资产会蒙受损失；而持有非货币性资产，会取得价值升值利益。相反，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持有货币性资产，会获得价值升值利益；而持有非货币性资产会蒙受损失。
（二）币值不稳定对负债的不良影响
币值变动对负债的影响，可以分为对货币性负债的影响和对非货币性负债的影响。货币性负债是指在物价变动情况下，其金额是固定不变的，或是以货币直接反映的负债。货币性负债主要包括固定金额支付的应付款项、按面值和固定利率到期支付本金和定期支付利息的各种长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债券等项目。非货币性负债是指在物价变动情况下，其金额随物价变化而变动的负债。非货币性负债主要包括预收收入、以商品或劳务形式表示的负债等项目。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持有货币性负债，则意味着企业承担了在今后时期支付一定量货币的义务，因而，在发生通货膨胀以后，就可以用购买力降低的货币去偿付债务，从而使企业获得因货币购买力下降而带来的实际利益。持有货币性负债越多，币值利得越大。用贬值了的货币去偿债，可以产生利益；而持有非货币性负债，则不但不能获得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利益，而且还必须用已经升值了的商品和劳务去偿还债务，因此会蒙受损失。相反，在通货紧缩情况下，持有货币性负债会蒙受损失，而持有非货币性负债则会获得利益。
（三）币值不稳定对所有者权益的不良影响
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产，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所有者权益是企业的净资产，反映的是企业资产在偿付债权人权益之后所有者享有的剩余索取权。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因此，币值不稳定对资产和负债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所有者权益。
三、如何降低币值不稳定对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不良影响
（一）消除币值不稳定对资产不良影响的对策
一是对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以保证所耗资产的价值及早得到补偿，加速回收资本，以及减少币值下降造成的影响；二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实际上，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历史成本已经被改变，那就是，通过计提资产减值改变其计量属性，改变计量属性、调减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年损益，符合稳健性原则。固定资产是企业最典型的资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受比值稳定假设影响较大，因此本文将以固定资产为例进行论证。
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减值损失的确定，以及后续支出的计量。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折旧方法。可选用的折旧方法主要包括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企业选用不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将影响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期间内不同时期的折旧费用。在币值不稳定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的折旧方法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双倍余额递减法是指在不考虑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后的余额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
这种折旧方法可以在固定资产的整个寿命周期内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其递减的速度逐年加快。固定资产在估计耐用的年限内通过收入加快得到补偿。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从稳健性角度来看，前期多计提折旧而随后递减的方法是可取的。固定资产折旧一般采用直线法，使用年限是按照物理性能决定的可使用年限计算。在物价上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会造成成本补偿不足。
例1：甲公司2005年购买200台电脑设备，原价为120万元，预计使用寿命为5年，预计净残值率为4%。
方案1：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
年折旧率=（120-120×4%）÷5=23.04（万元）
方案2：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年折旧率=2/5×100%=40%
第1年应计提的折旧额=120×40%=48（万元）
第2年应计提的折旧额=（120-48）×40%=28.8（万元）
第3年应计提的折旧额=（120-48-28.8）×40%=17.28（万元）
按照规定从第4年起改按平均年限法（直线法）计提折旧：
第4、第5年应提的折旧额=
（120-48-28.8-17.28-120×4%）/2=10.56（万元）
由以上计算可知，甲公司到2008年底，该笔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在不同的计算方法下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方案1的累计折旧为92.16万元，方案2的累计折旧为104.64万元。然而实际上，随着物价的变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到2008年底，甲公司的该笔固定资产的价值已然下降。由方案1计算出来的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折旧。
通过这样加速计提折旧的方法，使得固定资产在估计耐用时间内加速得到补偿。这样就更加真实地记录了企业资产的价值，使得会计要素能够准确的计量。避免了会计信息失真以及由会计信息失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二）消除币值不稳定对负债不良影响的对策
除金融负债以外,大部分负债采用的是历史成本计量法。负债的期限越长，受币值不稳定的长期影响越大，因为除非有极特殊的经济形式出现，币值一般不会在很短的期限内出现较大的波动（汇率的变动除外，汇率的变动本身就是币值不稳定的表现）。例如，5年前借入的长期借款30万元，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绝对不止30万元。然而，如果是1个月前借入的短期借款30万元，在1个月以后的今天，它的价值并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可以忽略。
当发生通货紧缩时，企业持有的非流动性负债会产生持有收益。因为通货紧缩时，银行利率会降低，而非流动负债在进行利息调整的时候是按照非流动性负债发生时的利率进行计算，在利率降低的时候，再按照以前的利率支付利息就会产生一定的损失。在这个时候，企业就可以考虑在非流动性负债发生时，约定按照浮动利率支付利息。这样就可以保证企业不会多支付利息调整金额而带来损失。
例2：某企业在2007年12月31日发行5年期一次还本，分期付息的公司债券10000000元，债券利息在每年的12月31日支付。票面利率为6%，市场利率为5%。假设在2008年12月31日时，由于通货紧缩的原因，市场利率降为3%。如果企业再按照6%支付利息，企业将会产生损失。这时候就可以按照3%的市场利率支付利息，避免损失出现。同时，缩短利息支付期限。将付息期由1年改为1个季度（最短），1个季度按照一定的利率支付。在1个季度的期限以内，利率并不至于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另外在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多借入流动性负债，而少借入非流动性负债。由于流动性负债的期限较短，经济形势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较大的变化（当然，也不排除非常恶劣的经济形势的出现，但是可能性很小）。
消除币值不稳定对负债不良影响的对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企业加强经济形势的预测。当企业决定举债时，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做全面的预测和分析，并得出合理的正确的结论。然后在举债时，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如果预测正确，当发生通货膨胀时，可以持有货币性负债，这样不但避免了损失，还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持有收益；相反，当发生通货紧缩时，可以持有非货币性负债，也在避免损失的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当然，还要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综合做出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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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篇10
关键词: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制度设计,筹资模式
一、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进入了老龄化时期,65岁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超过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21世纪中国老龄化有加剧的趋势。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堪忧,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乡镇卫生院1/3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国家对城乡间医疗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而城乡居民面对的是统一的药品定价和医疗服务费用,造成了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研究表明,医疗消费在中国农村有着奢侈品的性质,农民对医疗存在着潜在需求,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约,医疗需求的满足尚处于从属的地位(卫龙宝,2005)。有以问卷形式对中国内地六省310个村庄进行了直接入户方式的调查访问,结果显示,有79.7%的调查对象反映,他们所在村庄存在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岳书铭,2005)。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农村的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户数占了很大的比例,该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别为21.61%和33.4%(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4)。更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不同地区,疾病导致了20%~70%的贫困(Jiang,2004)。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合作医疗制度能够提高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公平性,这一点已经得到研究证实。合作医疗能为大多数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自费看病相比,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花费相同成本的条件下能享受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中国10个贫困县进行的调查,合作医疗覆盖的低收入人群比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同等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他们的经济负担(个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也相对低。这表明合作医疗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资金筹集方面的公平性,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另外,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演进,发现合作医疗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且执行层有历史经验可循,在制度探索方面可以总结经验,少走弯路。根据[2003]3号文件《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规定,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保大病即在农民患大病的时候给予医疗费用保障,防止农民因看不起病而陷入贫困,有利于实现卫生资源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民众更加关注医疗合作制度对大病的保障程度。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的制度更能提高社会的综合绩效和社会整体福利,同时也是农民当前所需要的。关于保大病还是保小病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所争议,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议
下面分析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有悖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构建简单评价社会总体福利效益的模型:建立三维坐标体系,分别以X轴表示参合的居民人数,Y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Z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社会用于医疗保障的全部资金;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Q(社会总体福利效益);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中,把从消费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的一个额外的数量中所获得的额外的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定义为边际效用,假设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0时,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0;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确定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之间的函数关系Z=Yb,其中(0b,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a/B)b,社会总体福利效益为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上的积分,Q1(社会总体福利效益)=abB1-b.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医疗保障的覆盖面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a×B,其中a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人数与全体参合居民人数的比值(0Q2.结论为实行保小病不保大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比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更能够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
定位于保大病的机制,造成高成本、低效益、收益面过小、制度缺乏可持续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设立了严格的起付线,只有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治疗费用才能纳入补偿范围。而1993年和1998年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住院率只有3%左右(刘军民,2005)。这么低的受益面显然无法激励农民积极参加,而且这种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们获取以预防、初级保健为重点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在自愿参加的条件下,即使参加以后也会有人不断退出,最后造成制度无法持续。而保小病有利于刺激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同时真正影响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保小病可以有效防止许多农村居民因无钱医治小病而拖延成了大病。
所以,要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医疗制度安排,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实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模式,确保把农村居民中无力支付合作医疗费用的低收入者纳入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当中。
四、筹资措施
从2006年开始,国家提高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从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这样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然而,即使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仍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医疗保健的费用支出,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医疗保健支出96.61元,其中发达地区120~270元,经济欠发达地区100~119元,经济贫困地区60~99元(王向东,2004)。农村医疗费用仍然存在较大缺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目前的一个焦点,农村医疗保障费用的筹措成为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瓶颈。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业对工业贡献的主要受益者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表现为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以及城市扩张的用地。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理应成为反哺成本的首要承担者。自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有企业后,农民对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积累贡献被淡化,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呼吁保护工人权益的同时也淡化了全民中所包含的农民成分。由于国家具有强制力和财政资源的支配权力,所以以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行为主体的工业反哺农业行为的政府反哺,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反哺。有学者研究了政府反哺实现机制和社会化反哺实现机制,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应当视为农业对工业的早期投资所形成的历史投资的一种“期权收益”和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给农业的生态建设基金(朱四海,2005)。农业应当获得对工业的历史投资所形成的期权收益以及农民应当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利润分红,同时农业应当为提供生态产出而获得工商业提供的生态投入及生态建设的基金。
农业为工商业提供生态产出,工商业为农业提供生态投入,生态消费者支付生态生产成本,这就是工业化背景下分摊生态责任的基本逻辑、基本思路。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造成的。工业对农业有负的外在性。工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自然资源耗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种种后果。农业在承受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恶化恶果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补偿。单纯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而言,农业对工业具有正的外在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不仅在从事生产实际的农业产品的工作,而且改善了农村和城镇居民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农村居民在享受自己创造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并不能阻止城镇居民享受,因而农民无法向城镇居民收取应该得到的生态建设资金,城镇居民无偿地享受了由农村居民生产的良好生态环境。所以应该由国家强制执行这一操作,以实现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的生态建设基金。这样不仅可以为农村保障制度进程的推进筹集到所缺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总成本,有效解决外在性导致的无效率。当工业对农业存在负的外在性时,工业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差额就是边际外部成本。工业为了实现行业利润最大化需要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而有效的生产应该是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外在性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了社会总成本。同样道理,农业对工业的正的外在性也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社会总成本。所以发展农业必须从过去单纯注重其经济意义向经济意义和生态意义并重的方向转变,工商业必须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生态建设基金。
社会化反哺机制是对政府反哺机制的补充。社会化反哺就是发挥政府以外制度力量的作用,培育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主体,提供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供给,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反哺需求,实现反哺目标,并对政府反哺进行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