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1
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中立性的知识，所谓的知识都是一个个“个体知识”的相互结合，以至于更有可能接近人们所谓“真实”的知识。后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认识活动过程中，“认识对象”的属性深受主体及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客体不再是纯粹的自在之物，主体也是特定情境下受客体影响的主体，不再是“我自身”。另外，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事物的被选择是由主体的兴趣所决定的主动选择，而主体的兴趣则与个人的利益、价值观、知识、意识形态等等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的获得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特色”，知识是个体创造的、发明的，而非发现的。
二、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科学教育的启示
（一）拒绝知识为上，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强调了知识的不确定性，认为真理不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因此在科学教学时，在向学生介绍前人的发现和总结的规律时，要客观要理性，不能将其神化，要在教学语言和教学方式上仔细斟酌，让学生明白任何的规律定理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情境，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要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敢于反思和批判，学会证伪的方法。这样学到的知识对于他们来讲才是灵活的有意义的。但是要注意，对现有定论的质疑和批判并不是否定主义。否定主义的否定是绝对的排斥，简单地说“不”，而后现代主义中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它是对“夜郎自大”的排斥和对开放性思维的倡导。
（二）引入科学史，强调人文关怀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知识具有文化性，任何的知识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其背后蕴含着与社会与历史与人物与事件息息相关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传授科学知识时，要适当的引入科学史，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知识的生命性。
（三）关注本土资源，讲学生身边的科学
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具有境域性，这一点对我们科学教学的启示就在于讲授知识时应该尽量以当地的风俗习惯为背景，考虑到当地的特色。这就要求教师平时要细心观察，多关注新闻事实，善于将当地的风土人情、城市建设、改造变化、热点事件转变成教育资源运用于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感觉科学知识就在身边。
（四）注重分析学情，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2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laudan,progressanditsproblems,university ofcaliforniapress,1977,p.11.
[10] l.laudan,scienceandvalu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11] p.feyerabend,againstmethod,london,1975,p.295.
[12][13][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3
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理论资源
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80年代，至今仍然影响深广。就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哲学文化而言，现在虽然进入了21世纪，但至少目前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还没有出现更新的哲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迄今仍无统一的概念，其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工业化的产物，它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许多学者提出，现代主义可以从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方面加以界定，其中在文化精神维度上，“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以数学、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由启蒙主义引发的哲学中存在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后现代主义也可以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加以理解。在社会经济方面，后现代指的是以信息传媒、后工业社会、“饱和的社会”等特征为主导的新时代;在文化方面，后现代指的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反中心、反主体性的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一种有着统一宗旨的哲学或文化流派，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其主要体现为对一切崇尚中心、秩序、总体性的理性体系的反叛，对不确定性、异质性文化的尊重与追求。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并不是全部否认理性、科学，而是为了破除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绝对确信和盲崇。同时，更强调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实现对现代主义哲学的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同那些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哲学思想一样，它的精神实际上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最终将成为人类的存在的构成因素。
后现代的文化将不仅表现在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和抨击上，也反映在对人性光明面的歌颂和鼓励上，还体现在对真理的认识和正义的扞卫上，更呈现在对文明人格的塑造、思想境界的升华、精神情操的陶冶、生活信念的鼓舞、人类光明前途的憧憬上，而并非完全是“尽善尽美的自欺式幻想”。即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游戏”观点也有合理的成分，游戏反映出了“自由、愉快”的人类本性。尽管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在今天也许才刚刚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后现代心理学是指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中出现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取向。这种后现代主义取向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如建构主义心理学、解释学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女权主义心理学、后认知主义、后实证心理学和话语心理学等分支，在这些不同的后现代心理学的分支流派之间均存在着许多对立与冲突，但也反映出了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普遍试图以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重新阐释心理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基础性问题，从而能为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基本支撑点。后现代心理学在哲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建构实在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在科学认识论方面，无论是批判性的后现代心理学，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心理学，他们纷纷以有机整体观、生态科学观为武器，试图实现“世界的返魅”，再现“科学的魅力”，进而建构起一种内生性的“真善美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与科学观;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心理学不断通过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赖以立足、发展的理由及方法进行深入反思、追问和判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离散式的理论格局，重新解释与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知识观、真理观和意义价值论，特别是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流派在知识论和认识论领域所开创的“后继认识论”，更是在理论心理学的层面上对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实证心理学及认知心理学的一种有力否定与超越。
长期以来，现代主义的理性科学观点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在心理学的学科共同研究纲领中，“自然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实证心理学，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认为，只有走近代数学、物理学的科学之路，才是心理学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因此，创建心理学的先驱者们相信，通过科学的方法最终能揭示人的心理活动方面的“真理”。于是，倾心于自然科学化便成为多数心理学家的梦想。即便是当代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相信科学、相信客观真理方面，也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是一致的。为了实现科学化梦想，心理学一直期待着有自己的牛顿、达尔文式的科学巨人的出现。因为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虽然于1879年建立第一个实验室，这一事件曾被誉为“科学心理学”正式摆脱哲学、走上自然科学道路的标志，但冯特所开创的心理学实际上是二元型的“新科学”：第一种是哲学的心理学，第二种则是半科学的心理学。正如我国已故着名心理学家潘菽所讲的那样，心理学独立之后的“半科学的心理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至今也未能发展为纯正的科学，因为其所有的问题还未能脱离旧时哲学的影响。即使是实证心理学，其出发点都是在沿习某种哲学，它们都要先采取一个固定的哲学观点。现代主义的实证心理学从反哲学出发，又走向了竭力维护自己的另一种哲学的发展道路。
西方不少思想家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极端“科学化”做法早已进行了尖锐的间接的批判。例如，马克思便曾指出，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是“肤浅的经验主义”。列宁也批判过心理学的创始人在哲学上是“侏儒”、一只“跳来跳去的老麻雀”。与冯持同时代的哲学家胡塞尔更是明确指出，在自然主义观点中的“悖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的科学心理学。胡塞尔说，19世纪中叶，“通过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为了将意识现象作为经验科学的考察对象，尝试着要进行意识的自然化，探究存在于其中的因果法则。但是即使仿照物理的、化学的手段，采用精密的实验方法，由于心理学家们甚至‘连实验方法的诸前提是无法凭借实验心理学自身来建立基础的’都没有认识到，因而如果勉强要建立这一基础的话，那心理学就只能是陷入悖论的循环。在胡塞尔看来，对于心理学而言，现象学方法具有优先性。因为只有依靠纯粹的意识分析科学的现象学，才可以使心理学获得科学的基础。
后现代心理学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一大思想资源，无疑是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科学观、知识观和真理观的系统性反思和批判。现代心理学主流范式的基础性前提是科学中心论的实证主义，而有关知识、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问题，既是现代主义心理学发展的立足性基础前提，也是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理论与建构性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现代主义的心理学重视科学与知识的客观价值，强调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真理、逼近真理的惟一方法和途径，实证的科学方法最终能揭示真理及规律。后现代心理学则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科学观与认识论发起了攻势强劲的批判与否定。后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知识、概念和理论完全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一切知识和真理均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是特定的和情境性的;知识不能、也不需要被认为是“真理”,一切所谓的真理都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知识永远是某种角度的知识，知识的情境性远远甚于普遍性;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而不是惟一的;知识发展的根本目标不是效率，而是保证人类的公平和正义;知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参与的和分享的，而不是权力的、垄断的和支配性的；知识的学习与传授，应该是情境的、价值的，而不是程序的和方法的。后现代心理学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技术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自然科学技术的公共语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形式，因而不再应该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和社会特权，它只应该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元。
后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重要批判性理论资源是对目前在心理学界盛行的另一种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认知心理学的批判。现代认知心理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假设是物理符号加工系统，即主张物理符号系统类似于人的心理表征机制。后现代心理学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认知机能主义的核心假设。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格根等人提出，在人的头脑中并不存在着一种心理表征的机制，或是“认知魔殿”、“认知小鬼”。人的心理活动的实质不是“心理机制”，或表征系统，而是“话语”、“技能”与“能力”等方面的个体自我建构活动。即使是与认知心理学关系十分密切的认知建构主义学派也批评了经典信息加工理论中的“表征”核心概念，例如格拉斯费尔德等人便指出，知识并非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抑或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和假设，而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革命掉。科学知识被个体接受之前对其而言“毫无意义”，一切外在知识信息的输入，只有经过个体的主动加工、转换与建构，才具有客观的价值意义。后现代心理学在坚持以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逐渐发展并建构起了自己的元理论基础。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建设性资源
有的论者认为，西方后现代心理学“就其本身的理论层次及理论穿透力而言，它所触及的领域要远远超出了整个心理学，它事实上是一种新的知识论，是科学研究的元理论或者元话语。”[6为了更好地考察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精神资源，有必要从元理论的视角对之进行扼要的阐述。所谓元理论是指以某一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探索对象的研究取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许多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一股日新月异的元理论化研究运动，这标志着社会人文科学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及反思自身学科时代的到来。元理论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建立理论的一般出发点，规定着学科在某些问题上建立理论的方向。元理论化发展趋势目前已被视为社会人文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在一些学者看来，元理论乃是获得对理论深入理解的新方式，构建新理论的序曲，形成超越的理论视界的资源。从元理论视角来看，后现代心理学对的心理学元理论贡献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核心假设？社会认识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既反思质询“什么是心理学”或“心理学的知识是什么”一类的认识论、知识论问题，也同时注重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起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的中心观点”。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心理学的概念、理论不是知识的客观性的积累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知识的建构过程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因此，语言规则是科学事实产生的语言前结构。语言本身是社会现象，其意义依赖于语境，语言规则包含着“文化生活的模式”。一些学者总结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建立其“社会认识论”元理论的四个原则:一是话语知识论原则。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的建构之关注的焦点从传统二元认识论的主观？客观、心？物世界的关系的探讨，转移到了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之分析，从人们头脑中的命题转移到了人们所说的语言中的命题，话语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二是知识社会关系论原则。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首位，这种关系正是在微观社会层面上行为相互依赖的范型，而没有必要像传统二元论者哪样追究人的心理如何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知识或语言是社会文化和主体间交往的产物，其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情境之中。三是知识语言的经验性、参与性原则。它主张知识由过去的经验所构成，个人从内心解释外在的经验，进而对这些经验产生深刻的意义。知识的理解只能由个体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信念背景而建构起来。四是主动建构性、实践性原则。许多建构主义者普遍重视“活动”，即创造性的形成性的、建构性的自我再生产的自我维持的活动。
也有的学者从元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心理学的知识性质’。赫波得指出，后现代心理学在元理论水平上对心理学的知识话语系统进行了8个方面的分解：（1)心理学理论中的心理话语是用其他心理话语来解释、表达和规定的。（2)—种心理学的理论，不过是由一系列相近的语词、定义组成的。（3)心理话语将还原为一组扩展的重复话语，多属于无谓的重复和赘述。心理学的语言在典型特征上，类似于数学上的命题，是可以被理解的。（4)心理学的语言陈述中的合理部分只不过是表明，在刺激世界与心理话语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功能关系。（5)心理学的理论存在于语言沟通、协商过程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学科专业术语本质上是由沟通中的协商所决定了的。（6)心理学的语言习惯的约定来自于语言的前结构被随后普遍化为“科学事实”。（7)心理学公共语言中的事实含义，以及不规则的异例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用来表达相关内容的命题形式。(8)对心理学语言的规范，实际上是促使能够变成清晰的语言陈述习惯，也预示着对某些事物的研究特征‘能够被理解”。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相当关注“怎么做”一类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习惯于使用方法一词，但有时他们也用近似于方法论的术语来讨论科学、真理与知识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所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他们甚至声称，就方法而言，“怎么都行”。同时，作为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科学方法”的替代者，后现代心理学主张这样两条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其中“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解释”则侧重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在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的领域中，解释的特点受到严格的规定:寻求协调、追求对真理的统一，而不是寻求各种方案的扩大和增加。可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解释理论内，解释已经不是深入根底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而只不过是一种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化理解形式。所有的文本意义，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法确定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他们拒绝让某个陈述高于另一个陈述。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将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认为话语分析方法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一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创立了Q方法，主张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
(三)后现代心理学的实践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涉及到了心理学的实践论问题。实践论是与方法论相并联系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去做”之类的实践应用问题。这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超出了元理论的既有研究内容，但是实践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也迫使元理论研究对于实践问题不得不对理论的应用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因为如果任何形而上学的元理论是无用的，那么，后现代心理学对于科学的一般性质和结构之类议题的讨论，同样也是多余的，或者是无用的。而倘若一个心理学理论问题的解答是有意义的，其必然是人类实践所必需的。因此，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基础性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也理应涉及元理论的实践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讲，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即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而后现代心理学也强调自己是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和实践操作的心理学。正如建构主义者波特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心理学实践向这样4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促进语言的意义与功能的转变;二是从个体中心模型向关系模型转变;三是从客观世界向社会建构世界转变；四是从经验实证向话语分析转变。波特还批评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心理学，认为其至今仍未能将人的实践活动概念化，未能认识实践的行动定向和协同来建构其功能，也未能说明实践如何通过人的分类、公式化及定向活动获得意义。话语心理学集中强调了自然情境中关于现实和认知的“文本”的产生过程，这种文本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后现代心理学者看来，作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的后现代心理学，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不过，这种所谓的“新的心理学样式”进一步的发展目标则应该是对自己的学科和职业实践活动有所贡献。正因为如此，当前西方后现代心理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对于文化实践的心理学作用问题，以便为心理治疗、咨询、教育、测量和组织管理工作等心理学的传统职业活动提供服务。近年来，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理论不仅在教育领域发挥了观念先导、实践操作的支配性作用，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模式已经出现在家庭疗法、叙事疗法、交往互动疗法等职业实践中。“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理论，不但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能够使心理学的社会职业实践有所丰富。
三、对后现代心理学精神资源的初步评价
在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在元理论上的学术贡献的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分歧很大。肯定者认为，后现代心理学所提出的社会认识论这一理解方式，解构了传统心理学的基石，它一方面为重新理解和审视传统研究模式和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基点，另一方面则又同时打开了通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门扉，进而在心理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取向，正在兴起一场理论革命。因此，应该欢迎后现代主义这种与西方传统上不同的探讨真理的方法，应该给不同的视角以同样的尊重。国内学术界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造成了一次反映论的革命。后现代主义无论对于推进人类认识，还是社会实践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启发、批判和开放的作用。但是，否定的意见则更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史密斯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只能在心理学的人文领域等边缘地带发挥作用，而在核心的自然科学领域则毫无市场。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范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冲击，其破坏了来之不容易的现代心理学共同体所建立的基本信念。当然，后现代心理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饱和的后工业社会、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探索，其本身也正在处于发展及完善之中，因而要对它的理论精神资源做出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尚为时过早，但目前至少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
首先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精神资源能够促进心理学科自身的不断反思与进步。从学术意义上讲，怀疑、探索、反思与批判，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内在生命力。反思批判精神是开辟真理、推动科学进步的有力思想武器。在现代及后现代科学知识的研究积累、探索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批评与喝采同样重要”的发展规律。有时批评的声音、批判的视角，恰恰是扞卫人类进步事业的充分必要程序。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不害怕自己被否定和超越。任何科学研究并非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变成了绝对真理，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如果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对已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成果偏爱有加，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会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新教条。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任何科学研究，只有在坚持以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并建设起新的理论。毫无疑问，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精神是当代心理学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科学品格及精神。也正是在批判性研究的发展中，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才得以形成、发展乃至实践，进而使其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中，走向了对现代性形态的建设与重构的发展阶段，从而使当前西方的后现代心理学迈上了一个“后现代与现代特性相共存”的新的发展平台。就心理学的理论的建设性需要来看，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元理论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最后根据，作为基础性的心理学元理论需要经常反思自己学科的基本问题，以便重新整合与发展自身。为了同人类知识、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相衔接，心理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不断地面临着基础问题的重新组合的强大压力。而后现代心理学正是基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对心理学中的许多重大学科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探索和创新。后现代心理学并非完全是反知识、反科学、反技术的基本本体论形态，而是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强调通过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
其次，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丰富了认识反映论的实质性内容。从认知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变是当前西方心理学基础理论核心假设转换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后现代心理学中的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贡献最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识的确是对外部信息的加工，没有外部的信息，认识就无法形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人的认识何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又必须到心理的建构和反思中去寻找，也就是需要从认识的社会性、文化性、语言性、能动性和经验性等方面加以阐释和澄明。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从心理基础、生理机制和语言方面深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具体机制，比较深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主体的认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即认识过程中主体的内源性因素，这是对反映论的具体化和深化。因为反映论与建构论是现代认识论中的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后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建构论中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成分。当然，西方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建构论而非客观建构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分歧。过分地高估后现代心理学的建构论与反映论的一致性，也是不正确的。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4
【关键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儒家文化/现代化
【正文】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批判科学主义的潮流。这些“反科学主义”者借用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中的一些概念来抽象设定中国的所谓“科学主义”，对那些重视和倡导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观点，尤其是对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五四科学思潮进行了批判，并表达了自己特殊的学术旨趣。显然，这种批判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反科学主义”进行批判，从而来倡导与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异质性的科学文化，并希望借此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环境。
一 西方反科学主义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没有留给我们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遗产，所以在中国并不具备形成科学主义思潮以及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反科学主义首先产生于西方，有其自身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根基，也与西方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中国的“反科学主义”思想根源于西方。因此在分析中国的“反科学主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西方反科学主义的基本内涵。而西方的反科学主义又是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产物，它将与之相对立的观点称之为“科学主义”，并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自己的观点。所以要弄清反科学主义的基本内涵，最终必须到“科学主义”的词汇中去寻找。
“科学主义”(scient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877年。它的原意是指“作为科学家特征的方法，精神态度等等”。[1]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灵魂。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科学文化霸权的确立，以及科学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疏远，使得在西方社会兴起了一股反科学主义的思潮。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种种“疾病”正是科学主义、技治主义和工业主义等流行和统治的结果。反科学主义者从自己的学术主张出发，界定了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科学主义。例如，著名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曾定义为：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主张”，“相信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方能有效地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2]显然这种界定已与科学主义的原义相去甚远，含有明显的贬义。当然，对当代“科学主义”概念的界定不仅限于此，它随着反科学主义者所持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但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出以下三点：其一，科学范围无疆，即现象界不存在科学不能研究的对象；其二，科学方法万能，即原则上，科学方法可用来解决人类在现象界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其三，科学知识独尊，科学知识最精确、完备和可靠，在各种知识类型中地位最高，是一切知识的典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崇尚科学的主张都应界定为是科学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也要从历史角度来具体分析。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的必然结果。科学通过技术所释放出来的自然力，充分展示了它的外在价值。当牛顿力学用机械的、分析的、还原的原则成功地解释了地上物体和天体的运行规律时，人们开始认识到：科学比上帝更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对科学寄予厚望，并开始用科学观念（主要是经典力学的原则）来审视人自身及宇宙，从而逐渐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机械世界图景。实证主义的出现使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和渴望变成了一种哲学形态，并认为：经过经验证实的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典范，也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成就。应该承认，到此时，科学主义所倡导的仍是一种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并非主张科学范围无疆、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知识独尊。反科学主义批判的也不是这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批判的是：“将科学的有限原则转换为无所不包的教条，从而使之超越了具体的知识领域，”[3]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主张主要是通过西方科学哲学中主张“统一科学”的哲学思潮而表现出来的。他们的主旨在于通过科学方法的综合来统一人类所有的知识。显然这是一种“科学方法万能”的主张，理所当然是要批判的。
反科学主义者认为：从近代自然科学中所提炼出来的机械的、还原的、分析的世界图景及其方法，一旦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就必然会造成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人类社会的全面统治，从而造成现代社会对人文关怀的疏远，使人产生异化。胡塞尔曾指出，“科学危机的直接后果是整个自然科学迷失了方向，从事于科学技术活动并享受其成果的现代欧洲人迷失了方向，不再清楚科学对于人生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4]胡塞尔的批评为欧陆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定下了基调。他的学生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都循着这条道路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主义所造成的人文失落展开猛烈的批判。海德格尔从对技术的本质中揭示了技术对人的统治。他指出：处于技术威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离开了存在的乐园，远离了真理的境域，处于“无限的”无家可归的状态。现代技术为人提供了阳光充足、方便舒适的住房，而人仍然可能无家可归。马尔库塞则指出：通过工具理性在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统治，使现代工业社会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从对西方反科学主义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并不是要反对在现代社会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也不是要反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他们的主旨在于反对以科学技术理性为核心的文化模式、思想模式和社会模式在现代社会的统治。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于阻止核试验或生物工程的研究，而在于科学与技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活动方式或作用方式，在于科学技术理性与所谓“人文精神”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表现出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命运的忧虑，常常是站在弘扬人文精神的立场上来反对科学主义的。因此，反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主张有一种独立于并高于科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是人生的指导。这种异于科学的更高的存在方式被称为“人文的”。科学技术现代状况的种种不良后果，都在于背离了“人文的”追求，或者说科学技术压制了“人文”。正如图尔敏所说：“反科学主义其实是文艺复兴时人文主义的复兴。”[5]
二 中国反科学主义的实质
中国的“反科学主义”并非土生土长的，其基本理论来源于西方的反科学主义。但是它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不仅具有西方反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而且还因这种结合体现出它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为：他们用从西方引进的抽象概念对中国的所谓“科学主义”作非历史性的分析，从而对早已有了公论的历史事件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以表达自己特殊的学术旨趣。
中国的反科学主义者多通过批判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科学主义”来表明自己的学术主张。首先，他们用西方科学主义的抽象概念来界定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科学主义”思潮。最为典型的是他们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五四科学思潮界定为“唯科学主义”。他们论证道：“唯科学主义”的真正产生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是鼓吹“唯科学主义”的力作，而它的始作俑者当属《科学》杂志。那么《科学》杂志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科学》杂志在其发刊词中说：“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之有造于人生”，“科学之有造于知识”，“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显然这是在强调科学的社会价值。中国长期落后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的落后。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申明科学的社会价值无疑有助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但就是这一举动却被“反科学主义”者定性为“唯科学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肯定科学具有正面的价值，这是科学主义的基本信念”。并且“对科学的价值的强调，往往逻辑地引向对自然的征服”和“具体化为技治主义的要求”。[6]他们继续论证道：在《新青年》中，“唯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高扬。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非常敏锐地看到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所在。他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方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7]但在“反科学主义”者眼中，这又是“唯科学主义”的主张。于是他们说：“科学成为新文化的权威，成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信仰，成为拯救中国的武器。虽然当时中国的科学研究几无学术成就可言，但科学的权威却声名远扬。”[8]显然，中国“反科学主义”在不顾中国具体国情的情况下，用西方科学主义的抽象概念把中国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而提倡科学的举动定性为“唯科学主义”，无非是想为他们进一步批判以反传统儒家思想为主题的五四科学思潮作下铺垫。
其次，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思潮，特别是五四科学思潮进行否定性的评价。由于反科学主义者否认科学具有价值性，所以他们对科学被引入中国后所起的作用持否定的态度。理所当然，他们对不断认识到科学各方面的价值、并大声呼喊和强调科学价值的五四科学思潮的意义也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当时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变革：政局动荡、民族危在旦夕、文化冲击剧烈。一批饱受欧风美雨洗礼的知识分子勇敢地为科学呐喊，欲在大众的精神领域内注入生机与活力。为捍卫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他们冲破传统文化的重重阻力，希望以新的精神和观念来拯救民族危亡。然而，这却被反科学主义者看作是“科学救国论”，是“唯科学主义”。从而“对中国科学事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与西欧不同，中国科学共同体从未与‘唯科学主义’运动相分离，这就使得中国的科学始终未能培育出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因而难以抵御来自社会的干扰”。[9]他们对五四运动反对传统儒家思想，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尤为痛恨。认为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就是“唯科学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赛先生”变成了“赛菩萨”。致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营造的科学文化从此不容置疑地走进了思想的歧途和历史的困境。这也许正是五四科学启蒙最终归于失败乃至中国近代文化现代化运动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10]
最近，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思潮的批判，中国的反科学主义者表达了自己特殊的学术主张。20世纪50年代后，玄学派中的许多人物如张君劢等移居海外，他们在对“科玄论战”进行反思时，还念念不忘当年科学派的“错误”，仍在不遗余力地论证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人文文化优于科学文化，并将当年科学派大力倡导科学之举说成是他们“过于强调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又是“一种浅薄的哲学”。为了使儒家思想获的更大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价值，海外新儒家对张君劢这一辈人的观点又作了一些反省和批评。主张实现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继承和创造的转化”，目的仍然是为了恢复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思想统治地位。当他们这些思想被引入国内时，引起了国内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共鸣。华裔历史学家郭颖颐先生在其著作中开明宗义地表明：“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种“唯科学主义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向，但并不有益于科学的进步”。[11]杨国荣也认为：“在肯定科学具有‘无上尊严’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对现代性的维护。正是在这里，呈现出科学派提升并泛化科学的另一重要意义。”[12]“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深受中国传统式教育的熏陶，他们也许能自西方得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但是他们又难以把握西方科学的真正精神。而只能成为‘唯科学主义’的狂热鼓吹者。”[13]在他们看来，要真正把握科学的精神，要真正挽救民族的危亡就只能到传统儒家中去寻找答案。“中国近代对科学的礼赞和认同并非仅仅是近代西学东进的产物，它同样有其传统的根源。”[14]“唯科学主义同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观有某种思想的契合之处”[15]等等。同时他们也试图借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来论证儒家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众所周知，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抗争史，同时更是一部寻求民族振兴的探索史。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五四科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使国人认识到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那就是缺少科学和民主。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反科学主义”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贬斥五四科学思潮呢？原因有二：其一，五四科学思潮认为儒家取向的遗产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这与企图复兴儒家文化的主张相冲突。其二，没有真正认清五四科学思潮推崇科学的真正主旨在于在国民中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特殊的学术主张，并不是真正忧虑科学的应用在中国所造成的种种疾病（其实中国的现实是科学技术远没有全面应用于社会），也不是想用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来弥补科学文化的不足，而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某种依恋，并希望通过对反传统儒家文化的五四科学思潮进行批判，来恢复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思想统治地位。
三 反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危害性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凸现出来的种种“疾病”，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警示作用，这引起国人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也是很正常的。中国“反科学主义”的特殊学术主张，倒是向国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该如何看待传统儒家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是应该恢复传统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还是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呢？
现代化一般而言是指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经济基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逐步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16]虽然就历史和现实来看，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可以不同的。但有一些基本内容却是大家共有的，即：现代化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器物层的现代化、制度层的现代化、观念层的现代化。在器物层中，经济上的工业化是其核心的内容，而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制度层上，核心的内容是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而在观念层上，就是要用科学精神来指导人类的行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的工业化和民主化过程。就这三个层次而言，我们认为，观念层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仅有器物层的现代化，不足以支撑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
对于我国而言，不仅借以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本身还比较落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离现代化还差之甚远。据调查，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达到标准的仅有0.3%，而欧共体1989年就达4.4%，美国1990年就达6.9%。无怪乎各种封建迷信、伪科学，直至法轮功这样的邪教在中国至今还屡禁不绝。即使有人注意到科学的作用，但也往往只注意到科学对社会的“形而下”（或曰“器物层次”）的作用，把其看作是“财神爷”，而低估乃至忽视它的“形而上”（或曰“观念层次”）的作用。所有的这些都说明，在当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科学主义”不是多了，而是还很缺乏。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所以，高扬科学的精神，倡导科学的方法，申明科学的价值，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中国的“反科学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自然可以矫正因科学主义的泛化而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归功于儒家文化的胜利。由此他们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当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更多的思想资源，努力实现传统的现代化转换。不错，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其精华，这也是我们在现代化中应努力吸取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国民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尚未普及的条件下，大谈儒家文化的复兴，显然有悖于历史的进步。因为毕竟儒家文化与由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近代科学的精神本质有着质的区别。况且，中国的儒家文化能否帮助克服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这要从西方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来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而不应根据个别西方学者的某些极端言论来断定；儒家文化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有多大，也要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事实作具体分析，而不能凭主观想象加以夸大；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利与弊，也必须根据它近百年来对中国的科技、经济、政治和人生的实际影响来评价，不能抽象地讨论儒学的某些原则和信条的利与弊，也不能事先主观地假定儒学对西方和东亚有积极作用，再以此反观儒学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积极作用，更不能对传统儒学的个别范畴和原理加以任意地阐释，赋予其现代意义，以此来证明传统儒学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就算儒学能够实现某些转换，但其重心仍然在于“返本”。现代新儒家并未解决从儒家的心性之学到现代科技和民主政治过渡的必然性问题。他们认为儒家文化有利于矫正科学文化的偏差，且不说儒家的价值观与科学的价值观分属不同的价值系统，即使就现代科技的应用而言，新儒家脱离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谈儒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把科技的应用引入有益于人生的轨道，这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确定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能仅局限于观念领域，而主要应看它能否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历史对它的需要和选择。
四 结语
长期在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中国，科学以及科学主义（如果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称之为科学主义的话）从来没有取得无上尊严的地位。反倒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内省体验的神秘主义文化仍在根深蒂固地左右着人们的言行。所以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反科学主义”倡导儒家文化的复兴显然不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现代化更多的是需要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申明科学的价值。一句话：更多的是需要“科学主义”的呐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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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5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05
当今科学哲学领域既没有形成重大的方法论观点，也没有出现在影响和声誉上能与孔德、波普尔和库恩同日而语的人物。科技哲学式微，甚至有走向终结之忧。何以解忧？唯有实现科学哲学的转向。无独有偶，西方心理学正日益卷入“康德式难题”：标榜科学，但总遭致怀疑；屡遭怀疑，却总被寄予厚望。纷乱中，西方心理学也在寻求转向。
所谓“转向”，就是改变原有主题和观念，实现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变换。心理学脱离哲学，但不能够回避哲学，尤其无法回避对科学作哲学反思的科学哲学。叶浩生先生主编的《心理学通史》中，言及流派历史，则必讨论科学哲学背景。因此，科学哲学的转向势必影响到心理学对研究主题、研究线索和路径的选择。
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主要转向：社会-历史转向、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本文循着科学哲学转向和西方心理学史的脉络，试图逐一解析科学哲学转向对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及心理学的反响。需要强调的是，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很多学科，尽管各种纷争激烈，但都一定程度走向了兼容并蓄的整合进程。因此，科学哲学的三大转向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并存。
一、社会-历史转向与心理学人文社科化
就现代科学哲学而言，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实证主义摒弃了一切理论成见和形而上学，认为直接观察的事实才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建立了静态的关于科学证明的现代逻辑方法论。西方心理学在其引导下，在追求科学身份上走出了关键一步。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心理学却走了极端：铁钦纳将高层次心理活动排在研究之外；华生使心理学失去了意识。尽管，第二代和第三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借鉴了稍微温和的逻辑实证主义。但是，西方心理学在20世纪初的科学划界标准是绝对的实证标准。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派在此标准下被置于非主流。这一标准至今还深入人心。
事实上，科学哲学不是研究科学家应该如何做，而是描述他们实际怎么做。于是，历史主义将科学因素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反对超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反对静态分析与机械“积累观”，从而推动了科学哲学与人文解释学、科学社会学以及认识心理学等一大批学科的相互渗透。在历史主义影响下，弗洛伊德在其生命后期越来越认识到心理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性质；第二代和第三代精神分析学派认识普通人的动机、情绪和人格，用以理解人性及社会文化生活。这也直接影响后来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
心理学流派时期，心理学对社会-历史转向所做的回应还不够充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界开始了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并反思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思维模式，认识到心理和意识的社会历史特征。Gergen就指出，人的心理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缺乏一般物质所具有的不随时空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因果关系模式不适合心理学。Sampson甚至直接提出要从自然主义模式向社会文化模式转变，以实现一场“范式”的革命。
如今，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转向社会文化模式的心理科学观，承认心理学的文化历史特性，承认心理学知识和理论观点必然反映特定的历史文化内容。在研究方法和线路上，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还大胆地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社会-历史转向惠及心理学的各个学科，使心理学的说明力和解释力更强，为心理学争取到更多的合法地位。
历史主义转向强调科学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该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历史分析法、历史观察法和发生学法等历史方法在本质上是辨证的，比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逻辑”要合法得多。然而，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轻视真理性，可能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趁机而入打开方便之门。要警惕西方心理学的科学主义倾向，但是也不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二、文化转向和心理学文化主义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在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和历史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是由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共同汇成的一股洪流。历史主义转向将科学主题注入历史社会维度，为科学理性加入多样的价值理性；文化主义转向则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意义来解析。换言之，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社会历史局限，预示着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曹天予认为，科学哲学中，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要淡出，历史、社会和文化方法要兴起。
自冯特建立科学心理学以来，一直以科学主义的逻辑语言为标榜，预言要以物理学语言统一心理学，追求实验方法的精致。这种对人自然品性的追求使心理学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窘境。在何去何从的路口，文化转向无疑为拯救心理学开出了一剂良方。
通过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文化转向为心理学开疆辟土，极大地扩展了心理学的研究视域。同时，文化转向也为当代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人类行为的新方法论。因此，pedersen指出，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之外的第四个解释维度，它的意义就像三维空间之后发现的作为时间的第四个维度。
文化转向除却为心理学带来全新的主题和研究线路外，还为心理学注入了一种“文化反思精神”。通过心理学文化反思，对每一种心理学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现实和土壤予以全面的理解。从文化学的视角，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使用概念、心理学者的生存方式、心理学常识性、心理学民族性和心理学理论等元素置于文化框架下进行具体而细致的文化学分析和探讨后，揭示出心理学各个元素的逻辑、理性和理智层面的自然科学品性遮蔽下若干重要的文化特征，将被遮蔽的文化品性彰显出来，还原心理学本来的真实面目。
因此，心理学文化转向一方面在尝试去回答“心理学到底是什么”、“心理学向何处去”等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心理学自我批判和挑战现代心理学的重大体现。实际情况也证明这种转向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虽然文化转向为心理学向广度和深度迈进开创了局面，但是能否作为心理学的一种归宿和终极目标，目前还不便枉下结论。
三、后现代主义转向和心理学多元化
科学哲学的前两次转向是从框架内部修补过度追求科学理性造成的缺陷，试图继续捍卫科学的理性与进步。后现代转向则直接告别理性，否认科学经验，消解基础主义和实在论。
实现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有不同方案：修辞语言学转向、认知转向、女性主义转向、价值论转向、社会建构主义转向和信息哲学转向等。同样，后现代心理学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社会建构论或社会建构心理学、叙事心理学、解构心理学、多元文化论思潮、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等。
现代科学哲学是一种对待科学的信任态度。后现代科学哲学则拒斥科学，是一种不要科学的科学哲学；同样，现代心理学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认为心理具有客观规律。后现代心理学反对实在论，消解了客观规律。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为应对科学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方向；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则为分析人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如女性视角、弱势群体视角和建构主义视角等。
在评价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时，哲学界一直对之莫衷一是。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也颠覆了整个科学哲学。在分析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时，关于其存在前提、理论构想、观念转换和未来发展等问题，学界也是议论纷纷：一是持科学主义的反对态度，认为心理学的后现代倾向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危险倾向。二是以人文主义立场肯定后现代心理学的合法性和价值，认为其正在并终将发生显著和深远的影响。三是折衷主义，既肯定进步与合理的成分，又持观望态度。
就该问题的评价，赫根汉认为心理学应该积极接纳多样性和包容差异性；如此这般，心理学将继续是一门令人激动的学科。因为，所有正确的观点，不管是经验的还是非经验的都得到聆听，并被接受为可行的解决方法。后现论将对心理学理论差异的宽容推向极致，人们可以在概念与逻辑、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修辞与叙事、应用与实践等不同的层次和水平上对理论展开评价。
四、结语
通过对科学哲学转向和西方心理学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科学主义的浪潮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也使西方心理学走上历史的舞台。同时，科学主义也使科学哲学陷入困境，同时也让西方心理学面临合法性危机。
其二，“科学的逻辑”无法解决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历史主义转向和文化转向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有其逻辑必然性。人性既有物性，也有历史性和文化性。强调人的自然性，不能排斥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其三，后现代主义不是科学哲学的最终归宿；后现代心理学也不是西方心理学的最终出路。只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的视角来整合性地看待哲学和看待人性。这是时代的要求和趋势。
其四，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以及心理学随后的回应都是主题的转换：转向理解历史性、人文性和非实在性。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
心理学在科学哲学的指导下既取得了成果，也吞噬了恶果。但是，科学哲学在20世纪进行的几次重大转向，无疑是学科内外部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三次重要的转向是大势所趋，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步骤。紧随其后，西方心理学作出的转向选择在研究对象的扩展、方法的深入和线路的选择上体现出巨大的进步。这也为更好地认识人性积累了大量的知识。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6
abstract:thetechnicalpessimismandtechnicaloptimismfromthedifferentattentionspot,therolewhichactsinthesocietycarryonthelimitsforthescienceandtechnology,orhopful;orfrightening.twothoughtbothhaveone-sidednessandthelimitation,buthastheimportantenlightenmentfunctiontosociety'sdevelopment.weshouldcomprehensive,dialecticalappraisethesocialconsequencewhichtechnicalthesocietyaffectsandproduces.
关键词：技术悲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双刃剑
keyword:technicalpessimismtechnicaloptimismDouble-edgedsword
一、技术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化
英语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源于希腊词τεχνη或techne（技艺、工艺、技能）和logos（言辞、逻各斯）的组合。technē有许多意义，原表示所有与自然（phusis）相区别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表示一种技能性。另外，techne还与两个词有关：一是表示科学知识的episteme（认识），另一个是表示创造、写诗及艺术技能的poiesis。因此，在希腊人的眼中，科学、技术和艺术三者是不做区分的。17世纪technology在英国首次出现，仅指各种应用技艺（arts）。1859年它正式进入英语词典。20世纪初，technology的含义逐渐扩大，它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的方法和过程。到20世纪后半叶，它被定义为“技术是人类为实现社会需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手段、方法和技能的总和”。
中文古籍中的“技术”一词出现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意为“技艺方术”。在中国，要问何人、何时、何处采用“技术”一词翻译technology，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也有中国人对技术下的定义：“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的手段和方法。”
二、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反思
从不同的层面理解科学技术的价值导致了不同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其中最为系统的则是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层面来理解科学技术的价值。科学技术是在人们的认识、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存在着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关系不同层面的理解差异，正是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生使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认识历经了曲折的过程。
在科学还处于孕育和萌芽状态时期，它虽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效果并未引起人们的太大关注。直到，15世纪后半期开始到19世纪这一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许多思想家才开始觉察到科学技术的重大社会价值。特别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不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使其再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与之相应的是涌现出来一批否定科学技术的观点。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做出过较为深刻的表述。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1、科技乐观主义
科技乐观主义。实际上就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本质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圣神化，认为技术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主要认为是指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后果持乐观的态度和看法。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可以解除和摆脱人类社会的各种难题的困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不仅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且还能解决经济危机、失业、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战争等问题，技术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托夫勒、贝尔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技术万能论”则是技术乐观主义的极端表现。
就思想和学术来言，科技乐观主义可以追溯到认识论乐观主义。16世纪技术的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根就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但是只作为一种思潮，直到19世纪技术乐观主义才真正形成。18世纪60年代爆发的产业革命，显示了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社会机构和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因此，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科技兴国，技术可以救世，技术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入20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和克隆技术的发展成熟。一些持有技术乐观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认为，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技术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人类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更好的控制和利用自然。认为现在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不足为虑，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去开发利用地球、海洋、以及内层和外层空间。与古代希腊和近代相比，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相当神速、涉及面广、创造性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前所未有的。
2、科技悲观主义
科技悲观主义。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影响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由此，一些思想家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了消极态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后果持悲观的态度和看法，科技悲观主义便应运而生。这一思想主张抑制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技术悲观主义（pessimismontechnology）是这样定义的：“指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并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种观点，又称反技术主义。它是技术否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尽管这个定义有以偏盖全之嫌、值得进一步商榷。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技术悲观主义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自卢梭以后，对技术的批判就不曾停止过，而且技术越发展，对技术的批判和指责越强烈。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技术观，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只不过由于人们的观察角度不同、生活体验不同、价值追求不同，而对技术的恐怖心理、批判程度表现不同。其极端表现便是彻底否定技术的作用，主张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真正持这种极端技术悲观主义观点的学者并不多。多数技术悲观主义认为，现在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一切负而效应都可以归罪于技术，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危险物，社会最终将毁灭于技术之中。例如，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不仅是改造自然的一种展现，它还是一种“座架”或“框架”，它把自然和人类社会都遏人到其中并把它们改造成一种失去其独立性甘受其奴役的“持存韧”，把人类社会推向生态毁灭和政治自杀的危险边缘。
3、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对人类的生活、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它不仅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推动社会制度的转换。但不能否认的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威胁人类未来的全球问题。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为人口增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所困扰，因此，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评价就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注意发挥它的正面功能，同时正视并抑制它的负面影响。只有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才能保证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来拓展未来的发展之途，而不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的前途对立起来，不被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所累。
科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两种观点都是以历史为依据，却显示一定的片面性。科学技术的价值总是两面的，既能造福社会，也会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何发挥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面功能，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并非仅仅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主要的是人类如何去运用。现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只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这种双重影响，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变成真正造福人类的利器。
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在对“转基因”技术和“电脑能否代替人脑”的认识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前者担心转基因技术将会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电脑会完全超过人脑井取代人的地位：后者却认为．转基因技术可以解决温饱，造福于人类，不能因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着负面效应而阻止对它的研究．阻碍它的发展。电脑不会战胜人脑，机器人只能模仿人类的某些行为．能够高效率地为人类服务而不会战胜人类。
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价值观
对待科学技术，无论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态度，其共同点都是科技决定论，把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单纯地归咎于科学技术。按照马克思、思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思想不难看出，技术决定论极端和片面地夸大技术在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社会环境对技术的影响和塑造。在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技术只是一种带有中介性的客体，人类则是主体，技术虽然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它不能取代人类的丰体地位，它将永远受到人类及社会的影响和牵制。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不能绝对地取决于技术本身，应该通过完善人类自身和社会的体制并依靠技术来加以克服。因此，以技术取代人类的地位是本对的，而围绕技术给人类社会影响的后果所产生的极端乐观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重要社会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等深刻的认识。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认识到，科学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以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已经成为近现代实践所证实，因此，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指向美好未来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不仅在物质方面增强了人类认识可征服自然的能力，也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把握和应用。实际对科学技术的效应及其他方面的负责联系都难以有个绝对清晰的预测，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是有限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各自片面强调技术、社会在二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其观点具有片面性。马克思、思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既承认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也强调了社会对技术及其发展所起到的引导和作用。马克思、思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既不是单纯的技术决定论，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决定论．而是关于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的理论。因此，不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进行断章取义地片面臆断，而应当今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技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树立科学的技术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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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7
一、社会建构论的心理观
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解构”，二是“重构”。社会建构论首先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和批判，然后力图从后现代视野重新审视和重构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取向。
（一）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批判与解构
以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格根（K.J.Gergen）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者站在西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解构。他们反对传统心理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个体主义和科学主义［2］439-446［1］。
1．对主客二元论的批判。现代主义心理学的首要预设是人生活在主客二元的世界中，在主体的经验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主体的心理、意识、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社会建构论认为，这种二元世界的划分只是一种无法“证伪”亦无法“证实”的预设，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宏大叙事”，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谈论某个对象，我们就已经进入表征世界。”［3］433在表征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不可能进入人的意识领域，因此“二元世界”的划分是一个武断的、不可靠的预设。
2．对实在论的批判。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包括人）都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定性的客观实在。基于这种实在论预设，现代主义心理学相信心理（心灵、意识、人格）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心理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或发现它们。社会建构论则认为心理现象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心理学的概念也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所谓认知、情绪、人格等一切心理特征都不过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并没有一个精神上对等的实体与之相对应。心理（知识）并非是人对心灵本质的揭示或发现，而是社会文化的创造或发明。
3．对科学至上论的批判。在现代主义取向中始终处于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坚定地主张科学方法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径。社会建构论者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热衷于实证方法的心理学日益淡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科学方法无法科学地证实自身，科学方法也同样无法用自己的方法证实正在使用的方法。一些人反驳说科学的成功就展示了其正确性。但何为成功？你又如何证实成功？”［4］286社会建构论者尖锐地指出，方法中心主义使得心理学降格成了一门主要由方法驱动和界定的学科，从而使理论探索只具有次要意义。认为所谓方法体系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定时代被人们采用的一个特定视角而已。
4．对个体中心论的批判。现代主义心理学聚焦于个体的心灵、个体的理性，将“个体心灵（inpidualmind）”视作意义、行为发生和解释的中心，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对现实的反映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选择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个体心灵”之中。因此，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凭借心理学家的个人理性探索、揭示人类“个体心灵”对现实的反映、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本质、规律，寻求促进个体反映能力、适应能力的提升。社会建构论将这种个体中心主义预设斥之为盲目“自大”和“自恋”的心理学。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祛除了他人、它物的“个体心灵”是虚妄的，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二）对心理学的后现代重构
在对现代主义心理学解构的同时，社会建构论者也开始了心理学的后现代重构的历程。尽管一如其批判的视角各不相同相似，重构的视角与理论也多有不同，甚至同一个社会建构论者在不同时期的见解也屡有出入，但就其理论发展的走向看，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的统合倾向：
1．心理是社会的建构。社会建构论反对心理学的二元论、实在论、反映论和基础主义的理论预设和研究取向，认为主客二元的世界划分是一种不证自明的预设；心理也并非是先在于主观世界的“本质实在”并对客观世界地反映或“摹写”；同样的，同所有所谓科学知识一样，心理学知识也非主体之于现实/实在（reality）的中立的“发现”。实际上，知识、心理、意义都只不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发明”，是社会的建构。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而社会建构的结果，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语词的意义依赖于社会过程，因而我们不可能达到对世界的客观理解。知识只不过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5］232
2．互动是心理的源泉。社会建构论主张，“建构”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单个个体无法建构。换言之，认知、情感、自我意识、人格等一切心理现象或特征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互动是心理的源泉。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且不论情感、自我、人格等复杂心理的建构性和互动性，就是感觉这种最基本的心理现象也不是“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向“内部世界”的输入，而是特定共同体的社会互动的结果。用格根的话说，“眼睛不仅仅是神经的一部分，它同时也是传统的一部分”［6］102；“令人愉快的味道是社会传统的产物。”［6］9人们对颜色、味道、气味、疼痛等的感觉和反映无一例外的要受到社会传统、文化、所属群体的影响和制约。转贴于 3．话语是社会建构的中介。话语是语言的结构形式，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心理的媒体或中介。社会建构论认为话语是先在于个人的存在，因此人们并非是通过话语表达自身的认知、情感等心理活动，而是在社会互动历程中借助话语建构着心理。这就是说，情感、意志、认知、人格等并非精神的实在或实体，而是一些话语范畴。换言之，心理是话语的建构和产物。当然，话语本身也存在着建构和重构的历程，“我们用以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术语和形式都是一些人为的社会产品，是置根于历史和文化的人际交流的产物。”［7］49
4．话语分析是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建构论者反对方法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认为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单纯地定量分析无法对人的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和阐释。主张心理学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强调问题中心主义的多元方法论。社会建构论认为，心理学家对于行为的研究不在于寻找行为背后的个人内部世界的原因，而在于对建构行为的话语进行分析，分析是哪些话语通过其操作特点而导致行为产生的。话语分析理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强调运用Q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8］86-90。
二、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
现代主义心理学在人性观取向上始终处于内源和外源的两极摇摆之中［2］108-118。在心理学史上，有时理性主义内源决定论占主导地位，有时经验主义外源决定论占主导地位。但无论是内源决定论还是外源决定论，抑或是交互决定论，人性都被看作是客观存在。即人性“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但无论能否被人正确的认知，它都“在那里”运转着。与此同时，无论是“机器”预设、“完型”预设，还是“拟畜”预设、“自我实现”预设，抑或是“科学家”预设，现代主义心理学取向都相信人性（心理）是被决定的：要么决定于个体自身的某种先在的力量（如“力比多”、“生物完型”等等）；要么决定于个体之外的某种环境的刺激；要么决定于个体内在与外在的力量的“交互”作用。社会建构论对此持反对态度，主张人性是社会的建构，是话语的建构，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一）人性是社会的建构
社会建构论反对将情绪、动机、人格、自我看作是“精神实在”，反对对人的本质（人性）作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探讨。退一步讲，如果一定要探讨人性问题，那么所谓人性决非是一些先在的、被决定着的，同时又反过来决定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某些稳定的结构、特质、倾向或是实在，人性只不过是社会的建构。
现代主义心理学对于“攻击性”进行了大量的人性观层面的探讨，如依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人的攻击本能；依照格式塔学派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人的先在的生物“完型”；依照社会学习论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个体榜样学习的结果，等等。而依照社会建构论者看来，所谓“攻击性”，仅只是一种“预设”和“叙事”，是研究者从人的行为表现中推论出来的东西，然后又用于解释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如果真有一个稳定的人性内在于人的心灵，那么在各种场合其行为表现都应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场合人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如在这一种场合，可能富于攻击性、挑衅性，在另外一个场合则可能表现为包容性、退让性。可见，行为表现并非是单一的、同质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异质的。由此，一些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主张，人的行为同情景相联系，而不是由所谓的“人性”决定的。所谓“人性”仅仅是心理学家的幻影，是特定研究群体在互动历程中达成的共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同彻底否认人性存在的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不同，逐渐成为主流的温和的社会建构论者并不否认人性的存在，主张人性是话语的建构。话语（语言）范畴作为先在于个体的存在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和心理发展。话语（语言）作为一种“前在”是个体的思维和行为的必然选择，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为人的思维、行为提供了方向和约定，使人们能对自身的行为、心理和经验进行分类、解释或定义。对于个体而言，不是人规定了话语（语言），而是话语（语言）规定了人，规定了人的心理与行为。“对于现代主义而言，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of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二）人性是关系的存在
社会建构论者相信人性不是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的存在物，而是话语的建构。与之相对应，社会建构论主张把人性、人格、自我等看作是“关系的存在”、“过程性存在”以及“文化历史的产物”。
从个体的角度看，话语是一种先于个人的“先在”，是一整套意义、隐喻、表征或陈述系统；但从发生学角度看，话语是特定共同体中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呈现；是同一文化中的“游戏者”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承认人性是社会的建构、话语的建构，亦就是承认人性是关系的存在。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社会关系模式之中。在每一种关系体里，每一个人都以一种角色或身份存在着，如“父亲”、“领导”、“乘客”、“患者”等，每一种角色或身份都与其它角色或身份构成多种关系。人的行为不是内在心灵（人性）的自主选择，而是由特定角色或身份及其与相应对象的关系决定的。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身份与不同对象互动时，基于角色文本约定的不同，便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性（或人格），如攻击包容、自私利他、自信害羞、乐群孤独。人性究竟是攻击性、自私性还是包容性、利他性？社会建构论认为，人们很难其实也无须对此加以考证或鉴别，因为人性（或人格、自我）并不是一种恒常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关于这一点，著名社会建构论者肖特（J.Shotter）进行了清楚明了地概括：“从关系论的观点来看，内部生活的意识是通过发生于社会生活和话语实践的语言交往而创造出来的，是联合行动的结果。以这种观点来看，被心理学家当作现存的认知实体——意向、记忆、动机、知觉、情绪等等并非客观的和最后的形式，而是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这种建构过程又依赖于各种话语环境中同他人的相互关系。”［10］7
人性是话语的建构、是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说人性是话语或关系的决定物。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如果将人作为关系的决定物是对人的本质抽象，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复归。人与关系的关系具有相互构成性，亦即人既由关系构成，又是关系的建构者。关系是处在不断建构中的关系，话语是互动过程中建构的结果并始终处在重构中的话语。关系、话语、知识都不过是文化历史的产物，都不可能超越时空、历史和文化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是人与关系互构历程中的积极、能动的存在，是一种过程性存在，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三、社会建构论人性观的心理学意义
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对心理学研究的现代主义范式形成了深刻地影响和冲击。随着社会建构论及其它后现代心理学理论对心理学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的解构和重构，西方心理学正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本学科的研究取向与方法，重新审视心理成因、心理异常与治疗等方面的难题［11］79-84，并可能导致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9］803-813
心理学界对社会建构论为本已纷争不断的心理学所带来的这场“革命”褒贬不一，一部分心理学者极力主张心理学必须尽快消解冲突，以某种公认的元理论实现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我们认为，限于学科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心理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很难实现人们期望的大一统的格局。
心理学研究受制于自然科学的进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视界以及社会实践需要的共同制约。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共同限定或决定着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及其对心理问题的揭示程度。在19世纪中叶以前，心理学一直蛰伏在哲学范畴中，囿于认识论层面的思辨性探讨，限于对人的主观意识的简单、粗糙的阐释。尽管如此，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已经为心理观、人性观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随着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革命引发的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物理学、生理学的长足进步，经验主义获得了哲学上的主导地位，心理学因此沿着经验主义道路，迎应时代的要求，从哲学的视界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科学主义取向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立的学科。然而盛行于20世纪的经验主义（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并不能解决哲学上的所有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没能为科学主义心理学提供足够的科学营养，因此虽经百年沧桑，科学主义心理学依然未能解决本学科存在的诸多难题。科学主义心理学取向自身的缺陷为建之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前者在对后者持续的批判和解构中昭示着自己的存在，建构着自己的理论。从而使心理学陷入内源外源的纷争中，在两极摇摆中踯躅前行。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取向试图跳出现代主义内源外源的泥潭，主张心理现象既不存在于个体内部，也不简单地存在于外部环境的刺激，而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社会建构论对主客二元论、本质论、决定论和个体中心主义的彻底反动使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成为次要矛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成为当今心理学研究取向冲突和对立的焦点。
毫无疑问，社会建构论在人性观上的超越性对于克服现代主义内源外源纷争、个体中心主义和实证霸权倾向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社会建构论还只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新生事物，远未形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虽然其展示出来的活力和生机不可小视，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不比其它研究取向少。因此，无论是否有此雄心，社会建构论要取代主流心理学，成为公认的元理论，以实现学科的最终统一，将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认为，尽管外源决定论所带来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限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使心理学陷入对琐碎、枝节问题的探讨而饱受指责，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其极端的个体中心主义和实证霸权倾向，随着神经生理学、脑科学、乃至基因生物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进展，科学主义心理学将再次找到新的理论增长点，焕发出新的活力。内源决定论所带来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对文化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超个人主义、本土化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阵营。由此看来，分裂和对立仍将是当前心理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
分裂和对立使心理学走向多元，也使学界对心理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然而过度强调本研究阵营的真理性，盲目排斥相异的理论和研究取向将不利于学科本身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心理学研究者应以宽容、整合、超越的视界看待不同的人性观及其带来的不同理论取向、方法论和理论构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使心理学沿着建构、解构、重构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不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不必视社会建构论有如“洪水猛兽”，社会建构论也不必把现代主义全盘否定，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充分汲取对方研究的合理因子，是使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
当然，要使不同研究取向在人性观层面实现融合将是十分困难的。现代主义内源决定论和外源决定论的两极摇摆之势，促使一些研究者试图以交互决定论来弥合内源外源之争。而事实业已证明，交互决定论不仅没有终结二者之争，反而使对立进一步加剧。社会建构论是对决定论的彻底否定，这种人性观从根本上抛弃了心理（心灵）的本质主义和决定论，从而走向相对主义的互动论。现代主义取向与社会建构论取向在人性观层面的融合或彼此取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搁置矛盾和冲突，以宽容、平等、对话的原则面对不同人性观取向是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心态。毕竟人类文明尚未达成对真理的真正把握，人们可以找到很多经验事实证明人性是决定的，存在于个体内部，同样也能找到证据证明人性是建构的，存在于个体之间。每一种取向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人性观选择，但它仅只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而非真理性选择。不同选择之间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不同选择之间需要彼此宽容、平等对话，而不必沉溺于新一轮纷争的泥潭。
不同研究取向在方法论和应用层面的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则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这种研究态度已经在二者交锋中为一些有识之士所采纳。如社会建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格根就认为通过吸收实验（或实证）的方法，社会建构论可以在方法论层面上获得极大的收益。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弗雷德曼尽管批评格根激进的相对主义观点，但是也承认“科学心理学已经受益于后现代主义，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促进了文化意识，特别是对权力和地位差异的关注。”［12］463他因此认为后现代主义取向存在有益的一面，值得科学主义取向反思和借鉴。再例如，在有关“自我”的研究领域，许多实验心理学家开始吸收社会建构论的某些观点，建构着新型自我观和人格观，提出了“情境化的”自我观、人格观，并以经验实证方法证实了儿童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对自我的描述不同，亦即具有不同的自我概念和人格表现。这说明，两种取向在心理学的实践中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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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8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继续教育学院申秀英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我们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更加自觉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和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社会实践相结合，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传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并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发展思想，吸收了国外发展观的精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依据我们党和人民的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中，既包含着实践上的历史联系，又包含着思想脉络上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体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趋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迫切需要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它们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又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以科学发展观为例，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处于承前和深化、发展和超越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需要通过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来贯通、解读和整合。因此，尊重和珍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思想精髓，从而自觉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夺取新胜利。
二、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具有统领作用。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前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因而也是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理念。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邓小平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贯彻十六大确立的主题，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包括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科学发展，开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主题，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走自己的路”这一探索主题，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格局，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邓小平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项长久性的主题。对它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且还要我们一代一代延续和发展下去。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回答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作用，既体现在我国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又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科学发展观当之无愧地赢得了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这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荣历史地位。
三、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在多维视角下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当代阐释，是超越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困境并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的系统性，对于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发展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我国的人民生活与生产力状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但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实践证明，要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最坚实物质基础。
第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核心，抓住“为了人、依靠人、尊重人”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把依靠人民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对人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理论升华。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要在发展中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9
一般说来。科学观是以自然科学为思维对象而产生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它是科学哲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探讨的是科学目标、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科学发现与科学检验及评价、科学发展过程和科学发展模式等等。可以说西方任何一位科学哲学家都有自己对科学的独特理解。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论文联盟是如果以时空坐标系统来反观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则大有“家族相似”的理论特征，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转型固然有其内在必然逻辑。而现代科学观向后现代科学观的演化更有其深刻的哲学发展背景、科学技术进步根由以及社会环境变化原因。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生，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是显而易见的，如“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等等。即使是具有后现代哲学特征的社会建构主义还在实现“更多的转向”。后现代科学哲学已实现的这些转向背后所呈现出的另一重要趋向性特征——“文化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加强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后现代科学观的研究。不仅是科学哲学理论本身发展的逻辑诉求。同时又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相关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因而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一、现代与现代科学观
“现代”与“后现代”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的。这是现时代研究后现论思潮的学者们必须追问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单从社会历史的分期来看，“现代”是以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起始点的，但从哲学的观点看，任何一个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嬗变都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条件、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是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由于哲学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特征，每一思潮的出现总是伴随一系列中心主题的产生。鉴于此，西方学者多倾向于在理解“启蒙”运动时。高频率地使用“现代”一词。启蒙运动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形成自己的观念体系，到18世纪占据统治地位。如以“百科全书派”著称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751-1780年编篡出版的一部长达35卷的《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概括了哲学、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成为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的最重要标志。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把16世纪由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近代科学家建立的科学范式以及由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等创立的量子力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统称为现代科学。西方哲学家们把笛卡尔开创的以“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哲学原理的理性主义哲学流派当作“现代哲学”的真正开始。
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兴起的同时。近代自然科学(英文中的“近代”与“现代”都属同一个单词“modern”)也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向前发展。天文学、数学、力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医学、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地理学也有长足的进步。哥白尼运用数学方法，对观测结果作了认真计算，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布鲁诺从三个方面发展了哥白尼的理论，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是一颗普通的恒星，地球的轨道不是正圆；开普勒提出了一个思辨的宇宙模型。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定律。伽利略以自由落体问题为突破口，开创了近代力学的先河；牛顿继承伽利略天地统一的思想，把自由落体运动、抛物体运动和天体的运转联系起来，建立了万有引力理论，并提出了说明自然现象的微粒说。这种
转贴于论文联盟
科学的复兴使人们对人和自然有了新的认识，它在揭露神学的欺骗性的同时，使人们认识到人具有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人能够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使人们对理性有了新的认识，伽利略曾高度赞扬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以理性为指导的结果，理性完全能够征服感觉。
如果说15、16世纪是现代主义的过渡时期，则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使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到了西方各个国家。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神学，阐发认识自然、发展科学的重要意义，论文联盟论证资产阶级的社会国家学说和伦理道德思想，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都为第一次技术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人文环境。18世纪60年代以纺织机和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生产影响技术，技术再影响科学，即生产一技术→科学”。三者的相互趋动、相互作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农业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过渡，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现代主义价值观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真正形成。所以说，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理性主义的代名词。
以西方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近代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牛顿的物理学、太阳系演化的星云假说、细胞学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原子——分子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分子运动学说、电动力学、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以及20世纪初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学等现代时期以来的科学统称为现代科学。近代时期的科学发展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为近代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它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地心说而建立日心说为起点，以牛顿发现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林耐采用纲、目、属、种等分类阶元的生物分类法的发明为终点，建立起近代机械的自然观。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为近代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它以康德出版《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太阳系起源于一片原始星云的假说为起点，以19世纪以来由于电子、x射线、放射线的发现而引发的物理学危机为终点。使辩证的自然观开始形成。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无论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还是天文学、地质学、数学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从科学发展的具体特点来看，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科学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以来的科学。无论在思维方式、价值目标等方面都是大相径庭的。特别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直接威胁到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理论范式。它的追求不确定性的“确定性真理”与经典物理学分道扬镰。所以，当我们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史、来理转贴于论文联盟
解西方科学哲学时，通常把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科学称为现代科学，而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以来的科学称为后现代科学。从思维方式上看。现代科学总体上奉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二者是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控制、克服与被克服的主客体关系。从理论重心上看，强调以牛顿力学为指导来认识理解客观物质世界，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形式都可以还原为机械运动。“一切事件都要用纯粹机械的方论文联盟法来解释——也就是说。完全要被解释为一些按照牛顿运动定律的质点运动。因而用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来寻求事物的必然性、确定性，而忽视甚至否定非确定性和偶然性。从对自然界因果关系的探究上肴，力崇归纳法而贬斥演绎法，认为自然界中同一类结果，可以尽可能地归之于同一种原因。而自然界复杂性科学的因果关系，概率与非线性问题都不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考虑之列。因为现代科学观认为，自然界不是紊乱无序的，在杂多的现象世界中一定存在着确定的、有章可循的因果关系，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借助予数学工具去完成。从科学价值目标上看，科学是一种追求本质、真理的理性事业。是一种求真的活动，因为有了真理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类的发展。所以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占有绝对霸主的地位，为“文化之王”，它在价值上也是中立的，它与其他人文文化并无多大关系，“科学操作自然的方式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即非善亦非恶，完全取决于人类运用它的方式。”这就是说科学与人的行为道德、审美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二、文化转向的时代逻辑
时代逻辑决定时代的理论观点，时代逻辑的演化决定时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从社会历史背景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垄断组织在争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建立起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共同组成了世界性经济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在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相互竞争、渗透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并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例如。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日、西欧共同体的合计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1955年分别占到了70.6％和62.1％。在战后20多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凯恩斯主义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较快、失业率较低、社会福利制度普遍建立。工人生活有较大改善，新兴科技事业蓬勃发展，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改善了投资环境，从而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不能给资本主义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从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主要表现为生产停滞、物价猛涨、失业剧增、利润下降、政府财政赤字逐年扩大。诸种迹象表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是无法解决其沉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因危机。
从科学发展的境域来看。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讲到的，当我们改变了对自然的认识时，先前的旧观念就会崩溃。如前所述现代科学追求的是精确性而缺乏综合性。它是在整体中研究部分、在复杂性中寻求简单确定因素。现代科学注重对线性系统和可积系统的分析研究，而忽视了非线性系统和不可积系统，这些系统在数学上是很难解决的，往往得出不确定的结果。后现代科学突破了经典力学范式，实现了科学认转贴于论文联盟
识上的重大变革。如量子力学领域的非连续性现象表明，所有的运动都可以被看成是非连续的运动，因为量子理论已成功地解释了电子运动的非连续性。在一定范围内事物可以与任何远距离的其它事物发生联系，当代物理学非局部联系的理论突破了机械论规范中的局部联系的观点。由于量子运动的不连续性，对它的认论文联盟识必须以一定的测量为条件来得出概率性认识，而且是认识者借助测量仪器和测量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得到的认识现象也不能重复。所有这些都是与我们先前的科学常理相违背的。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最初是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的。他通过对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发生理论冲突的物理学根源的探索，第一次以测不准原理来加以阐释。他的理论主旨是：在微观物理现象中，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时间与能量，方位角与等成对的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性，因此也就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数值。例如。在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这一成对的物理量中，其位置的不确定性x和其动量的不确定性p必然符合如下关系：x·p=h/4π。其中h为普朗克常数，该式表明，x和p的积和普朗克常数属于同一个数量极，它说明了一个微观粒子的那些分属于波粒二象性的成对的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性。测不准原理的提出，“揭示了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在本质上的差异，鉴于在经典力学中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原则上可以任意精确地同时测定，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测不准关系带来的这种效应，量子效应才能发生。”随后，波尔对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进行了更高的理论概括，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原理：由于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而波粒二象性的诸对物理量不可能同时用两类仪器精确测定，因此只有把两类仪器的不同观测结果互补起来。才能得到微观粒子的完全认识。玻尔和海森堡认为。测不准原理和互补原理出自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这一物理实在。既然微观粒子的物理属性表明它不同于宏观客体的物理属性，因此在对于微观粒子的物理属性的认识上。也就必须放弃以宏观客体为对象的经典力学中的那种因果决定论，而代之以量子力学的几率统计论。然而。爱因斯坦坚持认为，物理实在是受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因果率支配的，一切物理现象都具有其统一的因果性。所以。原子尺度上的事件可以被确切预言，而不是几率。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几乎在同一时期，数学的完备性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最著名的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1926年前后，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他公开发表的几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形式主义数学基础理论。他认为，数学就是由数学概念、数学定律与数学演算所构成的形式系统：数学的科学实质在于证明形式系统的无矛盾性。由此提出了“希尔伯特纲领”，其核心就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是数学基础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唯一标准；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的证明可以通过有限的构造性步骤来实现。这一纲领提出之后。奥地利青年数学家哥德尔在1931年出版的《论数学原理》一书中证明，包括算术形式系统在内，任何数学形式系统都不可能用有限的构造性步骤来判定它是否有矛盾。哥德尔所发现的这一被称之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说明。由于由任何公理所组成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备的，所以，不仅是数学全部，甚至是数学的任何一个分支，也不能用一个公理系转贴于论文联盟
统概括起来。正如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曹天予先生所言：“由于物理学和数学的基础研究中诸如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等发现，这些年来，人们对于科学依据其严密性和一致性而言的合法性所遭到的各种内部侵蚀，也日益敏感起来。考虑到所有这些。怀疑论者论证说，科学无论是就道德目的、认知真理、或是逻辑一致性而言，都不可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更不能说用其他话语了。科学，或者更一论文联盟般地理性作为合法性话语的失败，导致了刻画现代性方案的元话语观念本身的瓦解。所有这些观点、论证和批评，构成了后现代性，尤其是后现代科学起始和被接纳的思想背景。”
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把随机性、偶然性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耗散结构是关于非平衡态开放系统的有序生成和发展的科学。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耗散能量形成一种动态稳定的有序化结构。耗散结构论通过对熵、远离平衡态、开放系统、非线性相互作用和随机涨落等概念、方法的研究，第一次从科学上证明了自然界生存着同时又消逝着的本质特征。物质不再是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系的演化过程。这种思想在社会科学、生命科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协同学主要研究开放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协同效应。使系统以混沌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状态，以及有序又转化为混沌状态的具体机理和共同规律。它是通过对宏观参量、序参量、协同和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以及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化等概念、方法的探讨，使在一定条件下无法辨认的子系统有了研究的可能性，它说明了有序结构的形成和系统的自组织是自发的、飞跃的过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是“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这也印证了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的说法：“通过关注不可确定的现象、控制精度的极限、不完全信息的冲突、量子、‘碎片’、灾变、语用学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突变和悖论的理论。它改变了知识一词的意义，它讲述了这一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它产生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所以，用“本质”、“基础”、“确定”、“中心”、“理性”等词汇来描绘后现代科学，以“科学”为中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所有宏大叙事及其诸种文化现象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三、文化转向的哲学逻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西方文化已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最大转折时期，尼采的哲学诞生了。他在本体论上主张世界是许多个别意志的偶然性堆砌而无必然性的不确定性因素组成的；在认识论上他认为真理仅仅反映了人的主观信念，理性根本不能反映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科学对本质确定性的追求是徒劳的。要“重估一切价值”。建立新的人类文化。他提出“上帝已死”的口号，成为时代最强音，其思想成为后现代哲学的理论基础。而德国另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主客二分传统哲学的批判，成为后现代科学观之文化转向的直接理论来源。
尼采把意志看成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本源，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强力意志。他把强力意志分为四种：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和主子的意志。物理学中引力和斥力的对立，化学中的化合和分解，自然界中有机体吸取营养都表现为一种“侵占”、“征服”，事物之间的区别只是表现在强力意志等级上的不同而已。这样，不仅否定了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性，而且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性。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世界。现象世界我们是可认识的。而“物自体”是转贴于论文联盟
可望不可及的。叔本华则认为，康德的“物自体”是可认识的，可认识的“物自体”就是意志。尼采则从右的方面批判康德哲学，他完全抛弃了“物自体”概念，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真实的世界，更谈不上去证明它。因此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是没有必要的，哲学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生命和本质，至于物质、精神、实体概念都是论文联盟虚构的，因为真实的存在唯有强力意志。“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他们本末倒置，把最后来临的‘最高概念’即是一般最空洞的概念置于开端。”尼采对传统哲学家们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理性的批判。他指出：“现在许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那种信念也是如此，他们对此信念甚感满意，即相信在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同等标准的世界，相信借助我们那微不足道的理性便可应付的“真理世界”。他认为，合乎理性的世界模式是按人类的理性本性构造的，如果用这种被理性创造的世界模式来规范人生，生命就会失去活力。作为理性的主宰者上帝一已经死亡。“人”应当做“超人”，“超人”具有“大地的意义”。即脚踏实地的人，能面对自然界生机勃勃的图景而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人，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拙劣的东西，没有一种动物比人危险的失去它的本能。”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超人”。
要做“超人”就要用艺术的眼光看待科学，就要对科学理性发起挑战。他认为。科学的首要特点是逻辑证明的严格性，然而其体系的建构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前提条件与科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理性为指导来解释世界是不可能的。尼采以十分犀利的笔调写道：“诸君所理解的所谓‘科学地’解释世界实在愚不可及。荒诞不经。我们把这话讲给那些机械论者听，这些人当今非常乐意与哲人为伍。而且误以为机械论是关于一切规律的学问，一切存在均建立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然而，本质机械的世界也必然是本质荒谬的世界。”在《反时代的考察》一书中。尼采揭示了科学事业带来的危险性、非人化和机械主义导致生命的病态以及工人的非人格化。在《偶像的黄昏》著作里，他揭露了科学研究给精神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人服从于物、受物支配的状况。他在极力否定利_学无所不能、无所不达的同时，又大加推崇文化和艺术，特别是希腊的悲剧文化。他指出：“我称为悲剧文化的文化，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在科学的种种引诱面前不为所动，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世界的总体图像，力图把握其中的永恒痛苦，怀着同情和爱心把它视为自己的痛苦。”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出发，重新思考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试图从根本上终结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自其开端以来，所讨论的问题一直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把存在者当作存在，并没有思考存在及其本已的真理。存在论讲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对象、客体、事实，也不是最终的根据、本质、终极的实体，“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即存在是一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根本源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转贴于论文联盟
最本已的意图。”“存在”一词是海德格尔哲学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然而西方形而上学始终把存在放之于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哪儿也看不到这种对存在本身的经验。我们哪儿也看不到一种思想，是思存在本身的真理的，从而是把真理本身作为存在来思考的。甚至当作为西方思想的开端的前柏拉图思想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展开做准备时。也没有思存在本身。‘存在是’固然是命名存在本身的。但它恰恰不是把在场思为其真理而来的在场。存在之历史始于，而且必然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论文联盟
既然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症结在“存在”，那如何对待“存在”方能终结旧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追问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抛弃“存在”这个概念本身。追问存在意义的是人，人又是什么?它不是传统哲学所说的“理性的”、“有思维”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即亲在(dasein)，一种本原性存在，一种没有主客之分、物我之分、思有之分的原物显现出来的存在，再不以主体、意识、自我等概念称呼人及其存在。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世界万物是融为一体的，人并非是孤立的主体，世界也并非是独立自存的客体。这样一来，真理也是与人的生存状态相联系的，它是事物得以揭示、解蔽而呈现出自己的面目，是存在意义上的真理。
海德格尔指出。传统西方哲学探讨客观世界原因、根据、本质、实体的做法，必然导致一神论。“形而上学必须从上帝出发来思考，因为思想的事情乃是存在，而存在以多重方式现身为根据：作为逻各斯，作为基础，作为实体，作为主体。”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时，就标志着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不可信，意味着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的终结。这种形而上学是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它是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根据的在场者。海德格尔宣称。尼采是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马克思由于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而使哲学达到了极端的可能性。当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而走向独立之时，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它是一种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人所思考的是如何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如何用技术并通过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当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性取得胜利之时，形而上学哲学也就终结了。“哲学之终结意味着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这也为思留下了任务。
思是什么?或者说思的事情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胡塞尔所探讨的是以实体性和主体性为形态的存在者之在场性。恩是一种去蔽或无蔽，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这种真理是指主观表象与客观对象的符合一致。而去蔽、无蔽之后的心境必然是一种自由之境，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敝开之境，这种在存在或在场状态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澄明本身，以往哲学是未曾提及的。为了进一步揭示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还提出了“无”的概念，运思语言与诗的关系，面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被奴役、控制的局面，指出了一条追求存在之意义的向路，对后世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文化与后现代科学观
学术界最难形成统一定义的术语之一就是“文化”。“文化”(cuhure)最初的基本涵义是“耕种”、“掘土”的意思，后来才引申为“培养”、“个性形成”等含义。古今中外文化的定义多达260余种，但无论如何，文化从总体上看，有三大方面的层次内涵。第一层次，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转贴于论文联盟
财富的总和，它是人类行为实践和精神活动的必然结晶，是人类从野蛮时期到文明时期，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不断进步与进化的产物，因此，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是不无道理的。第二论文联盟层次，人类物质活动以外的所有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政治、哲学、法律、道德、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它反映的是人类进入到文明时期之后精神生产、精神消费、精神制度的总和。在这里“科学和技术”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层次，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特定价值观念，如理想、信仰等等。
真正把“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来探讨，那已到了19世纪后期，并且对“文化”的陈述与“现代性”、“现代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所理解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俗等方面的复合体。如果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社会各类活动(包括科学技术活动)的理论框架，大致有三种形态的文化观念，即文化决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决定主义把文化作为认识真理和知识的唯一标准；文化保守主义把包括集体意识、社会良知以及共同价值体系在内的文化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一旦特定社会的文化瓦解或失效了，这个社会也就进人无序状态。化相对主义是在当代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影响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思潮。它认为，由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的文化具有相对性，所以人类认识的标准就不是绝对同一的。各种文化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谁优谁劣的根据也是无从寻觅的。其核心理念是“去中心化”，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是“解构”。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诸种表现，它的合理精神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但是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多样化的文化之间的伦理道德标准不一致，那是否还存在普适的价值观念呢?
“后现代科学观的文化转向”就是以文化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的技术)，把科学放在文化的背景下来探讨，进行哲学反思。到底有没有后现代科学?什么是后现代科学?如果单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后现代科学之说的。学术界特别在我国，通常把科学技术发展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部分，而没有在现代之后再划分出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国内有学者认为，以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为主体的第三次科学革命的产生，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直至今天，也显现不出有什么危机的征兆，如果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第四次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也不会发生新旧范式的转换，那么后现代科学就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如果仅仅以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来衡量后现代科学的有无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库恩的理论只是近似地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是归纳的结果，而现时代，制约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越来越复杂，科学共同体的组织模式、研究方法，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大大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再次，库恩的“范式”实为一种主观心理信念的演变模式，是一种“不可通约”的转贴于论文联盟
相对主义文化理念，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逻辑上讲，有后现代哲学就必有后现代科学哲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就必有后现代科学的存在。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论文联盟起，其观点理论、思维方式不断渗透、侵蚀到哲学领域，于是形成了至今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它虽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理论未必系统，但它有一批领军人物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科学哲学，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性”向科学哲学领域渗透是必然趋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生成既有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有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它不可避免地打上非理性、不确定性、差异性、去中心、反种族主义等文化烙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同伴，正如西方学者r·萨索尔所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做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反思，后现代科学哲学就是对后现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何谓后现代科学?我国有学者撰文指出：“后现代科学则是一种由现代性科学内部裂变而生的科学群。说其‘科学’，表明的是它仍然符合传统的科学规范，如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运用数学和实验工具，有逻辑自治的概念系统，规律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实践应用上的有效性和功利性等等；说其‘后现代’，表明的是它与现代性科学在形上基础、理式架构、思维方法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异质性。所以，比照这一区分，相对论、量子力学、深层生态学、发生生物学、势动力学、系统论、混沌学等当属后现代科学之列。”我们认为上述说法是比较客观而“科学”的。首先，它说明了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必然联系。后现代科学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是现代科学的继续，虽然没有如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爆发，但它已是现代科学发展链条上的环节，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实际功用。其次，它高度概括了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主要区别。后现代科学是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土壤里孕育生长的。因此它的哲学基础、内在价值和对社会的影响已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
后现代科学观就是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对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的技术)的基本特征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与现代科学或技术观念、行为、目标、形态等相对立的科学意境和科学追求，同时它也以后现代科学本身为反思对象，注重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背景与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后现代科学观一反现代科学观把理性摆在头等地位，认为科学是一种非理性、无政府主义的事业，过分注重经验与理性会阻碍科学的进步，根本不存在所谓客观真理，因为“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有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结合性的具有暂时性质的对话。”于此，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也并非“文化之王”。后现代科学所追求的是“科学的实用性、解释的有效性、各种构成要素的协同性，以及科学理论对实际应用的经验适合度。”后现代科学观指出，确定性自然规律已成为神话，“要找到准确无误的解答往往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关于生物物种偶然变异的积累可以改变原有物种的遗传特性理论，还是耗散结构、协同论有关参量、涨落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常常一个不可预见的涨落使在两个等价的有序状态之间做出了最终的选择……新的状态常常是由偶然性决定的。不仅自然界如此，社会经济领域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后现代科学观反对现代科学的“价值中立说”，揭示了科学技术与权力、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联系。如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科学技术成了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技术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其它社会文化问题并起到了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转贴于论文联盟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篇10
从总体情况看，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趋于缓和，特别是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哲学的观点；第二，对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方法论研究，特别是一些具体自然科学领域带来的重要哲学问题引起哲学家们的思考，如医学、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并有可能成为不久的将来的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英美科学哲学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事件。这场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围绕“科学能否表达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展开的，但更深刻的分歧却是在于科学假设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实在论一方坚信，科学假设虽然可能无法用经验的方法得到证实，但它们设定的实体或过程却是在整个假设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因而，应当承认这样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这种信念的根据就是科学推理中的“溯因法”或“假说推理”（abduction），即对于无法用一般规律解释的现象，可以为它们找出共同特征并形成新的理论，用其中的一个现象作为对这个新理论的经验检验。事实上，这是根据对科学成功的解释活动来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反实在论者的尖锐批评。在反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是要寻求科学理论的恰当性；在这种意义上，对科学成功的解释并不能，也不需要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而只是说明了成功了的科学假说在一个具体的场合或语境中发挥了作用，但这并不需要保证其中承诺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
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概括。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阿钦斯坦（peter achinstein）教授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焦点分别概括为三个方面：[1] 在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常识，就是说，实在论基本上是一种直觉的观点，即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谈到了原子、分子、质子等等东西，那么它们就应当是这个宇宙中独立存在的成分。第二，“奇迹”论证或“对最好解释的推论”：假定一个理论t“拯救了现象”，那么对这个事实的最好解释就是实在论，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在实在论的意义上为真，比如，它所描述的实体是存在的，这些实体具有这个理论所赋予它们的属性等等。如果这个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为真，那么说它“拯救了现象”就会是一个“奇迹”。第三，“共因原则”的论证：假定两个可观察的事实或事件之间相互关联，那么，就一定是其中一个造成了另一个，或者是第三者造成了这两个。这个第三者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但由于它是两个可观察事实或事件的共同原因，所以，应当假设这个第三者的真实存在。
在反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经验论，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经验上得到满足，我们无需假设任何神秘的、不可观察的或未知的世界，超越了现象界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在科学上则是多余的；而且，即使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也不是科学家所能了解的世界。第二，诉诸于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本体论上得到满足，它只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可观察的实体，谈论不可观察之物仅仅是为了组织我们关于可观察之物的知识的一种方式而已。第三，诉诸于科学的目的和实践，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家的目的不是要带来关于独立存在的不可观察之物的世界的真实陈述，而仅仅是为了“拯救现象”，特别是他们经常使用不可兼容的理论和模型。
当然，阿钦斯坦的这种概括主要是根据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关于观察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莱昂斯和克拉克则提出了对科学实在论的三种反对意见：第一是直接针对“无奇迹的论证”（no-miracles argument），认为科学实在论提出了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即为了寻求对科学理论成功的解释，就必须在求助于奇迹和推论我们的理论大致为真之间进行选择。范·弗拉森就提出了另一种达尔文式的选择：成功是理论生存的需要，如果我们的理论是不成功的，我们就不必保留它们。劳丹、雷谢尔（nicholas rescher）、法埃因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认知实在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在认知实在论者看来，真理提供了比非实在论者更好的解释。
另一个非实在论论证来自数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主要代表是迪昂、蒯因和范·弗拉森。他们认为，任何成功的理论都会大量经验上的竞争对手，虽然是无法比拟的。由于每个对手都会与我们的理论共有经验上成功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的理论就一定强过其他的理论。虽然我们的理论成功了，但这并没有证明我们的理论是真的。但实在论者会反驳说，我们并不能在经验上对每个理论都产生平等的对手，经验上的成功并不只是在认识论上具有价值，我们也可以通过求助于其他的超经验的好处如简单性来选择我们的理论。但非实在论者反对用这种超经验的长处来证明信念。
第三种重要的非实在论论证是历史上的。它认为，科学实在论仅仅提供了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它开始提出的成功理论无法被解释为真的。这种论证目前最为流行的形式是悲观主义的元归纳，即认为，我们曾经有许多成功的理论，现在却被证明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理论也可能在以后被证明是假的。[2]
目前围绕科学实在论的论战大多是试图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寻找妥协方案。其中一种妥协是认为，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理论中所描述的实体存在的问题，而并没有考虑科学理论的真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妥协被称作“实体实在论”，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观点，即认为真理陈述应当基于实验操作。目前不少哲学家认为自己是科学实在论的反对者，但却同意实体实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实在论才是关于被操作的实体的存在，并把这看作与关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实在论相悖的。不过，仍然有哲学家认为，这两种实在论都有共同的假定，即认为科学推理的规则是普遍的，对这些规则的证明是哲学上的。对这些假定的挑战，导致了语境主义的实在论，即仅仅承认具体科学领域里的经验材料的存在。
对历史在科学理论成功上的作用，哲学家们同样给予了关注。比如，莱昂斯就表明了，科学上的大量成功恰好是来自以往被看作是错误的理论，因而实在论者通常求助于新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历史问题。还有哲学家指出，实在论并不具有科学理论的地位，因为真理并不是解释性的。
在当代哲学家看来，科学最初是对常识的扩展，保持了强烈的常识推理。但科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常识的平台，特别是当代科学越来越表现出与常识的冲突。由于科学实在论者试图根据成功的科学理论去证明我们的信念，因而当代科学实在论也与常识发生了冲突。然而，科学实在论者却始终承认常识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对象，它们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中；而科学实在论的拥护者也求助于常识的实践去证明他们的溯因法的用法。这样，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常识就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既冲突又依赖。作为这个两难的解决，一些哲学家把科学推理看作与常识推理同样具体的，语境的，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的和社会的，这样就不应当承认有普遍的科学逻辑；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常识给我们提供了真实之物的标志，因而实体实在论应当是与这样的常识相一致的，如哈金所说，“如果你可以喷洒它们，它们就是真实的”。在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上，塞拉斯对“科学的形象”和“显现的形象”之间的区分在当代哲学家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不少哲学家从他的论述出发，更多地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范·弗拉森对“科学的形象”的反实在论处理方法。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
对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方面，其中被看作是热点领域的是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仍然在研究进化论问题以及分子生物学问题，对基因的研究主要是与进化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对生物学进展的研究构成了新的起点，并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医学哲学也成为新兴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哲学仍然是一个工作重点，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特别是博弈理论模型，逐渐成为了一门多少有些普及的学科，这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兴起，到了60年代基本消沉下来，只是由于生物学运用博弈理论重塑进化过程以及实验经济学家试图以经验模式研究经济行为，才使得这个学科得以复兴，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哲学家把博弈论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
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心理学哲学的复兴，这个学科以往是与哲学心理学、心灵哲学、行为主义、认知科学以及关于精神的性质问题等联系在一起的。但“认知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这使得认知研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了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重新定义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表象、解释还原、确证等等。例如，确证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新确立了最初由亨普尔提出的确证功能模式，认知科学所解决的问题重新塑造了科学本身的性质；同样，神经科学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对表象和知识的研究。
历史地说，认知科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许多导致了哲学转变的思想动力同样带来了新的认知模式，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计算机的影响，特别是它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因为计算机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推理和处理工具，而且是思考人类以及思考科学的一种模式。甚至有哲学家认为，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是“计算和信息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计算”（computation）、“复杂性”（complexity）、“系统”（system）和“信息”（information）应当是最为基本的概念。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计算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只有在大量研究计算哲学和信息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恰当的解决。这样，由此就产生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计算机伦理学”、“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和人机互动”、“互联网文化”、“数码艺术”，“人工智能”等等。同时，这种学科的出现也使得传统的哲学问题得到了新的解答，如“身心问题”、“关于实在世界的本体论”、“语言与知识”、“逻辑与概率”以及“科学与技术”等等，也为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如“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信息世界中的超文本”、“纳什均衡问题”（nash equilibrium）、“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模型”等等。[3]
哲学家们在这些具体学科中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们都明确地反对把科学和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发现把自己想象为所谓“理论的”科学家是很合适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实际地阐明他们所研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实质性变化。
当然，仍然有一些科学哲学家继续关注科学的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关于科学史的内在主义者（internalists）和外在主义者（externalists）之间的争论，这最终由于历史学科本身转向了社会史而远离思想史，导致了外在主义者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另一方面，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也符合以相对主义思想刻画历史时期，或以文化相对主义刻画文化人类学。这里的关键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因而属于历史和文化的偶然。为了研究这种人类活动，我们就必须了解科学家成长、学习和工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文化的或认识上的具体特征，才使得科学家们持有他们的共同观点。在这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种观点要比其他的观点更好一些，因为一切都是由这些科学家们共同的时代和文化决定的。
但这种相对主义往往会使人们担心科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因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与种族相对主义密切相关的，在价值与科学的关系上最有影响的问题是来自医学的价值问题，医学实践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医学伦理学的实际问题，如生与死、医患关系、知情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上需要很快能够给予解答。这样，伦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就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医院的日常决策和重新制定健康政策等事务之中。而科学哲学家这时也体现出自身的用处，因为他们实际地了解在做出有用的决定中所需要的科学，他们可以研究决策的各个方面和对证据的使用。此外，伦理学的另一种实际作用还体现在职业伦理学方面，这些目前成为实践的或应用哲学的重要方面。
科学哲学在讨论价值问题时涉及到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关于如何把科学作为日常决策的基础，如领导决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等。同样，在讨论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仍然会涉及到价值问题，如在选择某类实验范式时所倾向的价值，或者是，在对爱滋病研究上而不是在对痢疾研究上投入更多的金钱，同样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样带来了许多价值问题，如性别倾向直接影响了科学的实践活动。
当然，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原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和话题并没有完全消失。正如马哈莫（peter machamer）所说，“科学哲学家们仍然困惑于什么会带来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证据会为理论提供什么样的确证、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究竟是什么。这些是会不断出现的科学哲学问题。如今，我们仍然试图以具体的方式回答它们，这些方式会对科学和更大的世界产生影响。”[4]
三，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历史地说，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或者说，反实在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对“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对科学性质的理解，例如大卫·伯姆、大卫·格里芬等人把当代科学的发展看作是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因而认为，“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5]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多是从科学的外部看待科学的演变，特别是从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角度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如《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许多作者对宇宙创始说、现代有机论以及灵学的推崇），因而，这种后现代的科学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哲学家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引发了哲学家们对科学性质的重新理解，这既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也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产物。“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的出现被看作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过程中的第三阶段。[6] 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使得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的背景中，蒯因用实用性标准取代证实说，把本体论承诺与经验事实区分开来；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理论把前后相继的理论看作是不可通约的，把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解释为科学家们的信念所至；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纲领，主张科学研究“怎么都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思潮逐渐转向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其最大的后果是否定了认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最后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存在。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思潮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劳丹、范·弗拉森等人。
劳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规范的自然主义”观点，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反实在论特征，特别是他反对普特南提出的“趋同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趋向某种关于实在的真理，而是为了达到不同的科学规范，因此，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中，科学方法是与科学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决定了有什么目的，而这样的方法又是与价值密不可分的，因为价值要求和方向确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单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这种观点被看作是反实在论的观点中较弱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劳丹对库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人的历史学派观点给予了严厉批评，因而他的观点在后现代的科学哲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范·弗拉森（bas c. van fraasen, 1943- ）是当代美国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被看作是反实在论阵营中的主力成员。他于1980年发表的代表作《科学的形象》一书，被看作是开启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他提出的“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明显地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7] “建构的经验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经验上的适当性”，就是说，“如果理论关于世界上可观察物和事件的描述是真的——确切地说，如果理论‘拯救现象’，那么理论在经验上就是适当的。精确一些地说就是，这样的理论至少有一种模型，使得所有实际现象都可以填充进去。”[8] 由此，他为科学制定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而且认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范·弗拉森工作的意义绝不仅是为反实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他改变了以往谈论科学哲学的方式，彻底放弃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学哲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经验适当性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上的实用标准取代了以往的科学客观性的标准。这些都使得当今西方的科学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使得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而这些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明显特征。[9]
[1] peter achinstein, “observation and theory”, in w.h. newton-smith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ss. & oxford: blackwell, 2000, pp.330-331.
[2] timothy d. lyons & steve clarke, “ introduction: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ommonsense”, in their edited, recent them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ommonsense, dordrecht & boston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p. xiii-xiv.
[3] 关于“计算和信息哲学”的相关资料，可参见luciano floridi,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4.
[4] peter machamer, “ a brief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eter machamer & michael silberstein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ssachusetts & oxford: blackwell, 2002, p. 12.
[5] 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大卫·格里芬编，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86页。
[6] 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73-179页。他认为，第一阶段是经典的科学实在论在自身内部的分化；第二阶段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修正的科学实在论。
[7] 对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观点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郑祥福的《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187-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