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范文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十篇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十篇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57:32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1

1.对证券市场低效率研究的一般性回顾。证券市场效率,一直是证券市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金融经济理论中,关于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应首推e.F.Fama在1970年提出的“有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若证券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则称该市场为有效率的。若证券价格并不由于向所有证券交易参与者公布了信息集中而受到影响,那么就说该市场对信息集Φ是有效率的。换言之,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金融等各方面信息的证券市场,就是“有效率市场”。规范而言,假定不同的相关信息被渗透到证券价格中,按照证券市场上信息集Φ的三种不同类型将市场效率划分为三种:(1)弱态有效市场(weakformemH):是指信息集Φ只包括价格历史序列中的价格和信息;(2)半强态有效市场(SemistrongformemH):是指现时的股票价格不仅体现全部历史的价格信息,而且反映所有与公司证券有关的公开有效信息;(3)强态有效市场(StrongformemH):是指市场价格充分反映有关公司的任何为市场交易参与者所知晓的全部信息。

“有效率市场假说”提出之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反映在证券价格中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的实证研究。经过大量实证分析,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态有效和半强态有效。但是,强态有效市场理论并不成立。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国内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问题给予了积极性关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股票市场,大量证券市场有效性检验主要是以股票市场为检验对象。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市场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集中于是否弱式有效;从实证支持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市场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这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阶段性变化。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证券市场若干时间区间段的子样本实证分析,结果也说明证券市场效率随发展阶段而不断提高,如吴世农(1994,1996)、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陈小悦等(1997)。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实证支持的中国证券市场弱式有效性判断存在广泛争议。戴国强等(1999)认为,国内学者对市场有效性检验仍主要停留在随机游走模型上,但满足随机游走模型只能是市场有效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魏玉根(2000)认为证券市场有效性应是市场异常收益的随机性,而不是证券价格变动的随机性,并对能否得出中国证券市场弱式有效则应视为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王开国(2001)对中国证券市场复合收益率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不完全,呈弱有效性态式。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证券市场的效率是否通过市场有效性来反映,市场有效性是否是检验证券市场效率的惟一指标,这一指标能否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效率具有完全的解释能力?我们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

2.证券市场效率:是市场有效性还是资源配置效率?

从金融研究领域中,金融效率是一个非常关键性范畴,但目前学术界没有对此给出一个权威性、一致性、明确性内涵。有的学者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尽管金融效率还没有统一性涵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学中效率的基本涵义是资源配置效率。相应地,证券市场效率应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是指该种融资以最低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是指其能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相当于托宾提出的功能效率。

针对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与核心,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资本市场有效运行效率角度进行分析的。在有效市场理论中,“有效”在多种场合中用于描述资本市场的运行特征。“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在确定资产价格中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它(从信息上说)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在具体分析中,该理论将证券市场区分为有效运行(内部有效)和有效定价(外部有效)两种类型。

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是指证券市场价格是否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并以此通过价格机制将金融资源从储蓄者手中向生产者手中转移。没有有效运行效率,定价效率也就难以达到。如果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证券价格的人为操纵、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对潜在投资者市场的准人限制等因素,那么,这样的市场运行肯定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与此相对应,这样的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错误的定价和稀缺资金的逆配置。而错误的标价必然导致资本错误地分配到生产效率相对较差的企业或行业,并最终提高效率较高企业的资金成本。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实质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指证券市场通过对证券价格的定价,使证券市场的收益率等于厂商和储蓄者的边际收益率,从而使稀缺的储蓄(金融资源)被配置到有效率的生产性投资上。市场价格在任何时候都充分反映了与证券定价相关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这就是说,证券的有关信息会很快地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映。在有效率的证券市场,价格充分和瞬时地反映着所有可以获得的相关信息,证券价格是资本配置的准确信号,不存在使投资者持续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现象;它只能使投资者收益率与市场平均收益率之间存在较小的随机差异,并且其差异范围通常包含在交易费用之中。

尽管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为许多人所推崇并得到相当部分的实证支持,但在现实中这一理论仍然面临许多矛盾与难题。按照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理论,市场有效性本身就是证券市场效率。因为在有效率的市场中,通过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与信息机制,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按照资本市场有效理论,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则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但是,这能否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单纯用市场有效性理论难以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做出合理性解释。从证券市场效率的第一重涵义,即资源动员能力分析,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的十年期间发挥了强有效的资源动员功能,实现了传统经济下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融资制度的有力切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从证券市场效率的第二重涵义上讲,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效率低下,还不能有效反映市场信息,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定价机制与信息传导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社会资源无法有效配置成为证券市场低效率的主要体现。所以,证券市场效率的度量不能简单地视为市场有效性,还必须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考察。

(二)证券市场低效率根源:制度变迁中的制度缺陷

1.前人的研究:市场有效性的视角。

如前所述,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已经进入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视野。但目前学术界对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研究,是从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视角进行验证分析的。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不全,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股票市场的检验。

早在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进行考察,指出“上海及全国的证券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其作用力度必定有限”,证券市场效用“主要表现在筹集资金的单功能方面,对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企业管理、提高效益等方面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通过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市场的结构性因素所致”,例如处于发育阶段的股票市场的弱小性与单薄性;非均衡的供求关系,法规与管理的探索性等原因。这种非有效远离竞争状态的股票市场,极容易导致市场信息传递的结构性与技术性阻碍,从而少数市场信息操纵者可能以牺牲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长期地获取超额利润,而扭曲的财富再分配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运作机制并加剧股价波动。在此基础上,俞乔提出了政府干预不完善市场的合理性,即当市场运行并不具备有效性,信息传递存在极大阻碍和代价时(市场结构远离完全竞争状况,存在不同形式的“垄断信息”),资源分配则并非最优,政府的市场干预便具备了合理的经济学基础。吴世农则提出,“证券市场效率一般指的是证券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即证券市场能否将资金分配到最能有效使用资金的企业,”“证券市场效率的高低是衡量证券市场信息分布和流速、交易透明度和规范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证券市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通过检验证券价格得出中国证券市场在特定阶段符合弱型有效的结论。陈小悦(1998)从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真实程度的角度出发,验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尚未及时反映所有的公开信息,实证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达到弱式有效,但未达到半强有效。王开国(2001)在考察中国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时指出,造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信息传递能力与价格形成机制。

市场有效性差,股票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信息,能否等同于证券市场低效率?这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对于这一问题显然不能简单下此结论,关键是要考察市场效率、证券市场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寻求造成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此,我们认为市场有效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信息传递和价格形成能力,是造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直接性因素,而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中国证券市场变迁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运行的扭曲,使证券市场内在机制不能有效运行,即信息机制与价格机制对资源的引导与配置能力减弱,由此造成了证券市场的低效率。

2.我们的见解: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

尽管市场有效性理论、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及其制度缺陷问题,都早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但学术界并没有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来解释中国证券市场的低效率问题。这也正是本课题在此领域所做的尝试和探索。

如前文所述,证券市场效率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按照配置机制的基础作用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机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证券市场制度作为市场化产物,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其内在功能,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与定价机制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作用过程可以概括为:市场运行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源配置效率。

按照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证券市场有效运行对市场信息予以反映,市场信息形成价格。通过市场定价效率实现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既保证市场价格的合理形成,又能够实现资本的高效流动,以此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动员作用与配置效能。因此,只要是有效率的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够充分发挥,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和市场定价机制将资本配置到边际效率高的项目之中,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可以实现。因此,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市场有效性可以通过信号传导与价格形成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可见,在完善市场制度的前提下,市场效率可以用来衡量证券市场效率,即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而考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其建立的初衷是改革设计者在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求持续资本供给,而这本身就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这样的初始条件下,政府对证券市场制度安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计划经济特定路径的惯性,使政府依旧对全社会资金的配置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从而保证其执行产业政策、实现赶超战略所需的资本。由于行政力量作用于证券市场运行,既定制度安排下信息难以发挥其内在的传导作用,造成市场行为的扭曲,以致证券市场运行的效率过低,定价效率也不可能有效发挥,因而难以做到在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可见,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不是市场本身错了,而是市场运行机制发生了扭曲,在证券市场运行中其内在机制不能有效的传递信息。而市场机制是依靠“信号”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中,两种力量作用共生的条件中“信号”的形成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扭曲,具有相对优势的利益团体在体制变革或制度变迁中,便利用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来获取潜在的机会利益,进一步损耗了制度效率。

通过解析中国证券市场效率,不难发现制度缺陷是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的根源所在。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范畴,我们认为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受初始条件的制约,证券市场的制度设置与制度安排的不完全,旧体制内涵因素作用于市场运行,造成证券市场运行效率降低,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扭曲,无法有效反映市场信息,从而严重弱化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从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内涵分析可见,这一范畴并不是一般性制度范畴,而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过渡中产生的“制度错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缺陷有别于市场缺陷,但不能同市场缺陷完全相割裂。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发展内在规律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内生性缺陷。制度缺陷作用于市场机制,并引致市场运行的扭曲化,使市场本来的运行机制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以外部生成作用于内在市场运行机制,信息传递渠道受阻,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反映与传递,资本市场行为扭曲,减弱了证券市场资源的内在配置能力。

(三)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生成机理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因此,要提高证券市场效率,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性发展,首先应该对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进行深层次剖析,分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生成机理。

1.赶超式发展战略:制度缺陷生成的主根源。

中国证券市场内生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长,政府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有效动员金融资源,从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高效的资本支持。政府在证券市场制度安排上,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初始的制度设置与安排,无疑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使中国证券市场很快纳入快速发展轨道。

从证券市场制度本身分析,不同经济制度与市场体制,其金融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在证券市场制度的形成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等相对完善,金融业相当发达,金融过程已经相当成熟,其证券市场制度按市场自我强化的轨迹发展。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主要体现在金融立法上,金融管制的立足点在于维持金融过程的安全性,从而实现资本价格的稳定和均衡。资本市场在较为规范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下,按照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在这类证券市场制度中,金融资本的定价和配置由市场决定,而非通过行政性合约来完成。与西方自由发展证券市场制度形成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市场信用机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金融制度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模式构建上,还不具备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模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证券市场发育了百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才试验性建立。

由于经济制度与市场发育条件的不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与西方自由发展的证券制度之间存在信息租金与信息成本差异,其制度效率存在显著差别。在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中,成熟的市场制度为证券市场运作提供了完全的竞争,公司财务制度的透明性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与资本的搜寻成本,而管理行为的公开性和财务制度的透明性的存在,产生对经营绩效不良管理者进行替代(接管)的持续性外部压力。因此,发达国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依赖于市场和制度的完善,市场与法律制度越健全,市场搜集信息成本越低。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将证券市场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以行政性长期契约关系降低信息成本与资本搜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非对称性和谈判问题,弥补了有缺陷的市场结构。但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证券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正是证券市场效率损耗的制度根源。

为解释两种制度的制度效率,我们在此引进证券制度效率模型。图1中横轴表示金融资源动员的边际成本mC,纵轴表示边际信息租金R,V为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效率曲线,U为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曲线。在两条效率曲线交点o,边际信息租金和边际信息相等,政府主导型和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的经济效率是相同的。当通过市场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大于mC0时,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更有效率,而在市场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小于mC0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有效率。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证券制度的效率呈现一种动态化特点。在证券市场初建阶段,以政府为导向的证券制度对资金进行非均衡配置,其积聚资本的功能很强。但经济发展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行政化干预,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机制与激励机制扭曲,上市公司对缺乏使用监督和资本利用条件宽松的限制约束,容易引致粗放式股本扩张,产生“免费资本”幻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和法律契约日臻完善,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在获取相等信息租金的前提下,其搜集信息的成本是渐次降低的,即制度效率呈上升化态势。这样,图1中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效率曲线V向右下方发生移动至V;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曲线U向左方发生移动,移至U。于是,两条效率曲线的交点移向左下方的o,即两类证券制度的边际信息租金与边际信息成本的均衡点降低,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在提高,相应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效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政府干预使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损耗增大,定价效率降低,资源配置功能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迫切需要政府修正制度设置,进行制度创新,打破计划旧体制下的制度均衡,阻止VV。而是采取市场化改革,减少证券市场运行中旧体制的约束,改变制度的运行模式,实现曲线V型运行向U型转化,即VV",实现制度的帕累托改进。

2.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形成的内生说明。

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中,政府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其突出表现为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度倾斜,实质为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

国家信用过度倾斜与行政性制度安排引致证券市场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行为的扭曲,可藉寻租理论来说明,而租金的产生主要应归因于制度或体制缺陷及政策不到位。经济制度的变迁诱发寻租行为,因此布坎南说:“对寻租活动的分析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学。”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制度的安排与推进,市场证券制度的内生性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体制性缺陷,成为证券市场寻租活动的制度根源。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产生的内在机制,可用简单的经济理论模型加以描述。根据前文分析,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经济主体行为方式不同。在纯粹市场经济的“最小政府”和纯粹计划经济的“最大政府”的两极制度下,都不会出现寻租活动。在两种体制的共生中,政府干预市场会产生“政策租金”,形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

根据前文的分析,政府在制度设置安排上存在支持证券市场发展的意向,即“隐性担保契约”。这会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利润,即由体制性安排产生的租金。由于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根据成本收益寻求与分享“政策租金”。

假定证券市场经济主体(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总收入m由正常经营收入mn和制度缺陷引致的“政策租金”ma组成,即有:

m=mn+mamn,ma≥0

在这里,对正常经营收入的变动略而不论。其中,a为租金的发生率,租金总量ma为租金发生率和经济主体收入总量的乘积:

ma=a·m,a=[0,1]

寻租活动完全取决于经济主体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租金规模大小与取得该租金的成本收益关系,即租金的单位成本收益率Ra。在此,我们规定R为租金单位成本收益率Ra与经济主体正常经营收入的单位成本收益率Rn之比,R可以表示为:

这一关系说明,R同租金的收益率成正比,同经济主体的正常经营收益率呈反比。当正常收入的收益率不变时,R只能取决于租金的收益率的变动;而租金规模大小完全取决于制度缺陷(w),即有:

在此,R可以反映一个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证券市场制度缺陷较小,获取租金的成本较大,因而市场寻租机会十分有限;而在转轨经济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强性制度安排和行政性干预,使得租金的获取机会较大且成本较低。根据前面的假设,R正是决定。的直接因素:

此式表明,租金的发生率,取决于市场参与主体租金与正常收益的成本收益比率关系,并最终取决于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其变动情况。

该式表明了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影响市场主体寻求租金收入的主要因素。受制度变迁的影响,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只的变化使得租金的成本收益率Ra相应发生变化。在证券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依赖国家提供的“隐性担保”,寻租成为一种“廉价选择权”。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设法在证券市场谋求更多的“租金”,呈现股权融资的偏好,进而股权融资变得非常“廉价”,相应社会资本的成本无法有效体现;而在外部,缺乏对上市公司监督制约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利用信息占有的优势地位,甚至同庄家“合谋”行为,寻求租金。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者根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对市场发展存在一个预期,并寻求投机的潜在收益。由于投机(寻租)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投机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于是,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年内容量巨大扩展的同时,“大多数股票价格与其盈利能力相比的比率奇高,以致丧失了投资价值,只能成为投机的工具”。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在政府推进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并提供“隐性担保”的前提下,市场边界与政府行为边界的界定不清,这样结果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制度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据资料分析,纽约证券交易所系统风险(不可分散化风险)占1/4左右,而非系统风险(分散化风险)占3/4左右;而上海交易所的投资风险结构与此“倒置”,系统风险占2/3,非系统风险占1/3。同时,在“隐性担保契约”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过于密切滋生一种“唯亲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倾向,导致上市公司对无利可图或仅有边际利润项目的过分投资。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2

1.对证券市场低效率研究的一般性回顾。证券市场效率,一直是证券市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金融经济理论中,关于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应首推e.f.fama在1970年提出的“有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若证券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则称该市场为有效率的。若证券价格并不由于向所有证券交易参与者公布了信息集中而受到影响,那么就说该市场对信息集φ是有效率的。换言之,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金融等各方面信息的证券市场,就是“有效率市场”。规范而言,假定不同的相关信息被渗透到证券价格中,按照证券市场上信息集φ的三种不同类型将市场效率划分为三种:(1)弱态有效市场(weakformemh):是指信息集φ只包括价格历史序列中的价格和信息;(2)半强态有效市场(semistrongformemh):是指现时的股票价格不仅体现全部历史的价格信息,而且反映所有与公司证券有关的公开有效信息;(3)强态有效市场(strongformemh):是指市场价格充分反映有关公司的任何为市场交易参与者所知晓的全部信息。

“有效率市场假说”提出之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反映在证券价格中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的实证研究。经过大量实证分析,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态有效和半强态有效。但是,强态有效市场理论并不成立。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国内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问题给予了积极性关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股票市场,大量证券市场有效性检验主要是以股票市场为检验对象。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市场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集中于是否弱式有效;从实证支持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市场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这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阶段性变化。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证券市场若干时间区间段的子样本实证分析,结果也说明证券市场效率随发展阶段而不断提高,如吴世农(1994,1996)、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陈小悦等(1997)。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实证支持的中国证券市场弱式有效性判断存在广泛争议。戴国强等(1999)认为,国内学者对市场有效性检验仍主要停留在随机游走模型上,但满足随机游走模型只能是市场有效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魏玉根(2000)认为证券市场有效性应是市场异常收益的随机性,而不是证券价格变动的随机性,并对能否得出中国证券市场弱式有效则应视为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王开国(2001)对中国证券市场复合收益率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不完全,呈弱有效性态式。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证券市场的效率是否通过市场有效性来反映,市场有效性是否是检验证券市场效率的惟一指标,这一指标能否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效率具有完全的解释能力?我们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

2.证券市场效率:是市场有效性还是资源配置效率?

从金融研究领域中,金融效率是一个非常关键性范畴,但目前学术界没有对此给出一个权威性、一致性、明确性内涵。有的学者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尽管金融效率还没有统一性涵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学中效率的基本涵义是资源配置效率。相应地,证券市场效率应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是指该种融资以最低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是指其能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相当于托宾提出的功能效率。

针对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与核心,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资本市场有效运行效率角度进行分析的。在有效市场理论中,“有效”在多种场合中用于描述资本市场的运行特征。“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在确定资产价格中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它(从信息上说)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在具体分析中,该理论将证券市场区分为有效运行(内部有效)和有效定价(外部有效)两种类型。

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是指证券市场价格是否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并以此通过价格机制将金融资源从储蓄者手中向生产者手中转移。没有有效运行效率,定价效率也就难以达到。如果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证券价格的人为操纵、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对潜在投资者市场的准人限制等因素,那么,这样的市场运行肯定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与此相对应,这样的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错误的定价和稀缺资金的逆配置。而错误的标价必然导致资本错误地分配到生产效率相对较差的企业或行业,并最终提高效率较高企业的资金成本。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实质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指证券市场通过对证券价格的定价,使证券市场的收益率等于厂商和储蓄者的边际收益率,从而使稀缺的储蓄(金融资源)被配置到有效率的生产性投资上。市场价格在任何时候都充分反映了与证券定价相关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这就是说,证券的有关信息会很快地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映。在有效率的证券市场,价格充分和瞬时地反映着所有可以获得的相关信息,证券价格是资本配置的准确信号,不存在使投资者持续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现象;它只能使投资者收益率与市场平均收益率之间存在较小的随机差异,并且其差异范围通常包含在交易费用之中。

尽管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为许多人所推崇并得到相当部分的实证支持,但在现实中这一理论仍然面临许多矛盾与难题。按照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理论,市场有效性本身就是证券市场效率。因为在有效率的市场中,通过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与信息机制,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按照资本市场有效理论,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则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但是,这能否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单纯用市场有效性理论难以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做出合理性解释。从证券市场效率的第一重涵义,即资源动员能力分析,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的十年期间发挥了强有效的资源动员功能,实现了传统经济下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融资制度的有力切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从证券市场效率的第二重涵义上讲,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效率低下,还不能有效反映市场信息,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定价机制与信息传导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社会资源无法有效配置成为证券市场低效率的主要体现。所以,证券市场效率的度量不能简单地视为市场有效性,还必须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考察。

(二)证券市场低效率根源:制度变迁中的制度缺陷

1.前人的研究:市场有效性的视角。

如前所述,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已经进入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视野。但目前学术界对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研究,是从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视角进行验证分析的。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不全,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股票市场的检验。

早在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进行考察,指出“上海及全国的证券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其作用力度必定有限”,证券市场效用“主要表现在筹集资金的单功能方面,对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企业管理、提高效益等方面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通过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市场的结构性因素所致”,例如处于发育阶段的股票市场的弱小性与单薄性;非均衡的供求关系,法规与管理的探索性等原因。这种非有效远离竞争状态的股票市场,极容易导致市场信息传递的结构性与技术性阻碍,从而少数市场信息操纵者可能以牺牲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长期地获取超额利润,而扭曲的财富再分配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运作机制并加剧股价波动。在此基础上,俞乔提出了政府干预不完善市场的合理性,即当市场运行并不具备有效性,信息传递存在极大阻碍和代价时(市场结构远离完全竞争状况,存在不同形式的“垄断信息”),资源分配则并非最优,政府的市场干预便具备了合理的经济学基础。吴世农则提出,“证券市场效率一般指的是证券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即证券市场能否将资金分配到最能有效使用资金的企业,”“证券市场效率的高低是衡量证券市场信息分布和流速、交易透明度和规范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证券市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通过检验证券价格得出中国证券市场在特定阶段符合弱型有效的结论。陈小悦(1998)从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真实程度的角度出发,验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尚未及时反映所有的公开信息,实证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达到弱式有效,但未达到半强有效。王开国(2001)在考察中国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时指出,造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信息传递能力与价格形成机制。

市场有效性差,股票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信息,能否等同于证券市场低效率?这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对于这一问题显然不能简单下此结论,关键是要考察市场效率、证券市场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寻求造成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此,我们认为市场有效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信息传递和价格形成能力,是造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直接性因素,而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中国证券市场变迁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运行的扭曲,使证券市场内在机制不能有效运行,即信息机制与价格机制对资源的引导与配置能力减弱,由此造成了证券市场的低效率。

2.我们的见解: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

尽管市场有效性理论、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及其制度缺陷问题,都早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但学术界并没有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来解释中国证券市场的低效率问题。这也正是本课题在此领域所做的尝试和探索。

如前文所述,证券市场效率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按照配置机制的基础作用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机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证券市场制度作为市场化产物,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其内在功能,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与定价机制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作用过程可以概括为:市场运行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源配置效率。

按照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证券市场有效运行对市场信息予以反映,市场信息形成价格。通过市场定价效率实现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既保证市场价格的合理形成,又能够实现资本的高效流动,以此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动员作用与配置效能。因此,只要是有效率的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够充分发挥,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和市场定价机制将资本配置到边际效率高的项目之中,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可以实现。因此,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市场有效性可以通过信号传导与价格形成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可见,在完善市场制度的前提下,市场效率可以用来衡量证券市场效率,即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而考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其建立的初衷是改革设计者在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求持续资本供给,而这本身就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这样的初始条件下,政府对证券市场制度安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计划经济特定路径的惯性,使政府依旧对全社会资金的配置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从而保证其执行产业政策、实现赶超战略所需的资本。由于行政力量作用于证券市场运行,既定制度安排下信息难以发挥其内在的传导作用,造成市场行为的扭曲,以致证券市场运行的效率过低,定价效率也不可能有效发挥,因而难以做到在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可见,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不是市场本身错了,而是市场运行机制发生了扭曲,在证券市场运行中其内在机制不能有效的传递信息。而市场机制是依靠“信号”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中,两种力量作用共生的条件中“信号”的形成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扭曲,具有相对优势的利益团体在体制变革或制度变迁中,便利用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来获取潜在的机会利益,进一步损耗了制度效率。

通过解析中国证券市场效率,不难发现制度缺陷是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的根源所在。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范畴,我们认为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受初始条件的制约,证券市场的制度设置与制度安排的不完全,旧体制内涵因素作用于市场运行,造成证券市场运行效率降低,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扭曲,无法有效反映市场信息,从而严重弱化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从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内涵分析可见,这一范畴并不是一般性制度范畴,而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过渡中产生的“制度错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缺陷有别于市场缺陷,但不能同市场缺陷完全相割裂。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发展内在规律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内生性缺陷。制度缺陷作用于市场机制,并引致市场运行的扭曲化,使市场本来的运行机制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以外部生成作用于内在市场运行机制,信息传递渠道受阻,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反映与传递,资本市场行为扭曲,减弱了证券市场资源的内在配置能力。

(三)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生成机理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因此,要提高证券市场效率,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性发展,首先应该对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进行深层次剖析,分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生成机理。

1.赶超式发展战略:制度缺陷生成的主根源。

中国证券市场内生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长,政府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有效动员金融资源,从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高效的资本支持。政府在证券市场制度安排上,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初始的制度设置与安排,无疑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使中国证券市场很快纳入快速发展轨道。

从证券市场制度本身分析,不同经济制度与市场体制,其金融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在证券市场制度的形成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等相对完善,金融业相当发达,金融过程已经相当成熟,其证券市场制度按市场自我强化的轨迹发展。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主要体现在金融立法上,金融管制的立足点在于维持金融过程的安全性,从而实现资本价格的稳定和均衡。资本市场在较为规范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下,按照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在这类证券市场制度中,金融资本的定价和配置由市场决定,而非通过行政性合约来完成。与西方自由发展证券市场制度形成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市场信用机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金融制度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模式构建上,还不具备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模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证券市场发育了百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才试验性建立。

由于经济制度与市场发育条件的不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与西方自由发展的证券制度之间存在信息租金与信息成本差异,其制度效率存在显著差别。在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中,成熟的市场制度为证券市场运作提供了完全的竞争,公司财务制度的透明性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与资本的搜寻成本,而管理行为的公开性和财务制度的透明性的存在,产生对经营绩效不良管理者进行替代(接管)的持续性外部压力。因此,发达国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依赖于市场和制度的完善,市场与法律制度越健全,市场搜集信息成本越低。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将证券市场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以行政性长期契约关系降低信息成本与资本搜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非对称性和谈判问题,弥补了有缺陷的市场结构。但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证券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正是证券市场效率损耗的制度根源。

为解释两种制度的制度效率,我们在此引进证券制度效率模型。图1中横轴表示金融资源动员的边际成本mc,纵轴表示边际信息租金r,v为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效率曲线,u为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曲线。在两条效率曲线交点o,边际信息租金和边际信息相等,政府主导型和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的经济效率是相同的。当通过市场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大于mc0时,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更有效率,而在市场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小于mc0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有效率。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证券制度的效率呈现一种动态化特点。在证券市场初建阶段,以政府为导向的证券制度对资金进行非均衡配置,其积聚资本的功能很强。但经济发展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行政化干预,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机制与激励机制扭曲,上市公司对缺乏使用监督和资本利用条件宽松的限制约束,容易引致粗放式股本扩张,产生“免费资本”幻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和法律契约日臻完善,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在获取相等信息租金的前提下,其搜集信息的成本是渐次降低的,即制度效率呈上升化态势。这样,图1中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效率曲线v向右下方发生移动至v;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曲线u向左方发生移动,移至u。于是,两条效率曲线的交点移向左下方的o,即两类证券制度的边际信息租金与边际信息成本的均衡点降低,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在提高,相应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效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政府干预使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损耗增大,定价效率降低,资源配置功能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迫切需要政府修正制度设置,进行制度创新,打破计划旧体制下的制度均衡,阻止vv。而是采取市场化改革,减少证券市场运行中旧体制的约束,改变制度的运行模式,实现曲线v型运行向u型转化,即vv",实现制度的帕累托改进。

2.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形成的内生说明。

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中,政府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其突出表现为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度倾斜,实质为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

国家信用过度倾斜与行政性制度安排引致证券市场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行为的扭曲,可藉寻租理论来说明,而租金的产生主要应归因于制度或体制缺陷及政策不到位。经济制度的变迁诱发寻租行为,因此布坎南说:“对寻租活动的分析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学。”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制度的安排与推进,市场证券制度的内生性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体制性缺陷,成为证券市场寻租活动的制度根源。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产生的内在机制,可用简单的经济理论模型加以描述。根据前文分析,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经济主体行为方式不同。在纯粹市场经济的“最小政府”和纯粹计划经济的“最大政府”的两极制度下,都不会出现寻租活动。在两种体制的共生中,政府干预市场会产生“政策租金”,形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

根据前文的分析,政府在制度设置安排上存在支持证券市场发展的意向,即“隐性担保契约”。这会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利润,即由体制性安排产生的租金。由于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根据成本收益寻求与分享“政策租金”。

假定证券市场经济主体(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总收入m由正常经营收入mn和制度缺陷引致的“政策租金”ma组成,即有:

m=mn+ma

mn,ma≥0

在这里,对正常经营收入的变动略而不论。其中,a为租金的发生率,租金总量ma为租金发生率和经济主体收入总量的乘积:

ma=a·m,a=[0,1]

寻租活动完全取决于经济主体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租金规模大小与取得该租金的成本收益关系,即租金的单位成本收益率ra。在此,我们规定r为租金单位成本收益率ra与经济主体正常经营收入的单位成本收益率rn之比,r可以表示为:

这一关系说明,r同租金的收益率成正比,同经济主体的正常经营收益率呈反比。当正常收入的收益率不变时,r只能取决于租金的收益率的变动;而租金规模大小完全取决于制度缺陷(w),即有:

在此,r可以反映一个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证券市场制度缺陷较小,获取租金的成本较大,因而市场寻租机会十分有限;而在转轨经济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强性制度安排和行政性干预,使得租金的获取机会较大且成本较低。根据前面的假设,r正是决定。的直接因素:

此式表明,租金的发生率,取决于市场参与主体租金与正常收益的成本收益比率关系,并最终取决于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其变动情况。

该式表明了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影响市场主体寻求租金收入的主要因素。受制度变迁的影响,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只的变化使得租金的成本收益率ra相应发生变化。在证券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依赖国家提供的“隐性担保”,寻租成为一种“廉价选择权”。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设法在证券市场谋求更多的“租金”,呈现股权融资的偏好,进而股权融资变得非常“廉价”,相应社会资本的成本无法有效体现;而在外部,缺乏对上市公司监督制约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利用信息占有的优势地位,甚至同庄家“合谋”行为,寻求租金。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者根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对市场发展存在一个预期,并寻求投机的潜在收益。由于投机(寻租)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投机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于是,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年内容量巨大扩展的同时,“大多数股票价格与其盈利能力相比的比率奇高,以致丧失了投资价值,只能成为投机的工具”。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在政府推进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并提供“隐性担保”的前提下,市场边界与政府行为边界的界定不清,这样结果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制度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据资料分析,纽约证券交易所系统风险(不可分散化风险)占1/4左右,而非系统风险(分散化风险)占3/4左右;而上海交易所的投资风险结构与此“倒置”,系统风险占2/3,非系统风险占1/3。同时,在“隐性担保契约”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过于密切滋生一种“唯亲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倾向,导致上市公司对无利可图或仅有边际利润项目的过分投资。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3

1.1业务结构不合理,过于依赖传统业务从上述中美对比分析来看,我国证券公司的业务结构不够合理,过度依赖证券经纪、自营和承销等传统业务,对于兼并收购、财务顾问等新兴业务发展不充分。海通证券的经纪业务、自营业务和投资银行三项占总营业收入的68.2%,存在业务结构失衡,对证券经纪的依赖程度过高。相比较而言,高盛公司的业务结构则相对均衡一些,各项业务齐头并进,尤其是在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方面分别占到12%,比海通证券等国内券商高出许多。另外在投资银行业务上,国内券商的承销占比较高,而高盛则在财务顾问、承销业务、并购重组上取得协调发展。

1.2主营业务相互影响大,经营风险不能分散证券经纪、自营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之间关联性高,容易同向波动。当市场行情好时,一级市场上企业融资活跃,证券公司的承销业务好;二级市场交易也活跃,经纪佣金收入也好;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收益也相应较好。反之,当市场行情不好时,三项业务收入同时急剧萎缩。从海通证券近几年营业收入和利润来看,营收和利润受股市行情影响非常显著,所以,我国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受外部环境影响巨大,收益的稳定性较差,当市场行情不佳时,同时对公司的营收和利润会造成较大的冲击,导致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

1.3行业集中度较低,同质化竞争激烈截至2013年底,我国115家证券公司的总资产为2.08万亿元,净资产为7538.55亿元,我国证券公司的规模偏小,行业集中度不高,行业整体发展水平有待提升。截至2013年底,海通证券公司总资产为1290.18亿元,净资产603.11亿元,均位列全国第二,而截至2011年6月30日,高盛公司的总资产为9,370亿美元,是我国全部证券公司资产总额的近三倍。我国证券公司在业务创新上乏力,企业间同质化竞争现象严峻,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在最近十几年获得了迅速发展,比如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量达到2494家,相比1996年实现了6倍的快速增长,但由于证券公司的数量和规模增长,而新业务发展不足,导致经纪业务和承销业务面临严重的同质竞争,企业间对于客户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对于行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

1.4证券公司缺乏专业人才,服务水平有待提升证券行业发展很快,但是相应专业的研究和服务人员则配备不足,且专业能力有较大欠缺,一方面是证券公司不能基于客户需求有效进行业务创新,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导致行业对于客户的吸引力降低;另一方面,在粗放增长和人才缺乏的情况下,许多公司往往在吸引客户开户入市以后,采取较为粗放式的管理,形成了繁荣的假象,并使客户对证券行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印象,对证券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电子商务环境下我国证券公司业务的发展对策

近几年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增加了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认知和认可,互联网金融以其低成本、高便利、即时响应、深度互动等特点为证券业务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证券公司需要做出调整,积极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积极促进业务发展。

2.1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业务创新,加强客户沟通创新业务是国外证券公司提升服务能力和盈利水平的重要支撑,美国的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创新业务发展和传统业务协调发展,为美国证券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国外证券行业的发展历史规律来看,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成熟,资产管理业务需求不断增长,其在业务结构中的占比会逐步提升。在今后一段时期,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公司和家庭资产管理需求会不断增长,证券公司在提高投资倾向,优化资金配置效率方面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了能够适应这种需求,各证券公司应加强研究工作,有效利用互联网这个高效的载体,借助于大数据分析,以互联网思维做引导,积极探索和创新业务形式,推出更好契合客户需求的各项增值业务,加强与客户之间的沟通,为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以及兼并重组等新型业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2.2加强行业整合,优化线上线下融合布局中国证监会对于业务开展有着相应的准入限制,业务开展能力需要和资本规模相匹配。证券公司的资本规模和它的整体运作能力,抵御风险能力有着较强的联系。我国证券市场环境在开放性、透明性方面不断完善,企业要在这个环境下谋求竞争力的提升,必然要涉及到如何整合资源,做大做强的问题。在政府层面,对我国各行业的做大做强,优化行业资源配置,适度提高行业集中度给予一定的期望。证券公司应该积极依据政策导向,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积极利用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并购重组机遇,通过资本化的运作,增强证券公司的综合实力,提高行业的集中度,打造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批优秀证券公司。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的布局扩张方式需要做出调整,不能单纯注重营业网点的数量,而是应该做好线上线下布局的融合,更好发挥两者的协同优势,因此应该加强对于网点布局的统筹,一方面使网点的辐射能力得到强化,并借此弥补互联网服务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加强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服务能力,有效降低客户服务成本,并实现高效、即时、深度、优质的服务。

2.3提升网络化服务能力,实施差异化竞争近些年来,互联网普及率的稳步、快速提升和智能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为网络化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作为投资者重要交易形式和信息获取渠道,将在营销中展现出更重要的价值,尤其是手机等移动终端使企业的服务更加便捷的到达用户。证券公司应该不断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并注重体验营销在证券营销中的应用,利用网络和通讯技术提升客户的使用体验,提升企业为顾客创造的服务价值,并借此做好客户开发和成交促进工作。各证券公司应该借助网络服务能力,紧密结合自身条件,认真筹划如何进行差异化战略,证券公司需要针对客户需求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不断挖掘业务增长空间,增强自身在业务经营上的特色,凸显自己的业务定位,树立自己的业务品牌,形成各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4

不管怎样,近年来,证券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缓慢是其既定事实,而造成这一现象,竞争对手强大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监管过于严格、产品结构单一、渠道较少、人才匮乏是导致其发展缓慢更主要的原因。(一)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风险较高目前券商的理财产品结构单一,大多投资于股票市场中,风险相对较高。由于近两年股市持续低迷,券商理财产品吸引力也随之大幅下降。相对而言,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理财产品投资领域更为广阔,且产品风险有明显的层次感。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其中既包含低风险的货币市场产品,也涵盖以债券、票据、信贷资产组成的风险适中的理财产品。而在客户有需求时,也会为客户提供风险相对较高的股票、汇率、商品、衍生品等结构化产品。(二)渠道较少,专业人员缺乏过去几年,证券业的发展基础得以夯实,但总体规模小,网点少,对金融体系影响力弱。尽管近两年来券商营业部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扩张,但证券公司网点数仍不足5000家,仅为银行网点的10%左右。另一方面,虽然证券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的产品设计及研发人员,然其营业部的财富管理专业人才缺乏,这也是其无法掩盖的一个劣势。虽然目前证券公司的投资顾问队伍已经初步建立,但整个队伍的专业素质不足,职业素养良莠不齐,财富管理所需要的理财知识也相对缺乏,给客户的感觉更大程度上是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而非专业的理财服务人员。(三)审批环节过多不管是在财富管理产品的投资范围上,还是销售资格准入方面,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证券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均存在监管过于严厉的现象。第一,相比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备案制,证券公司理财产品的发行仍采取审核制,这无疑限制了券商资产管理规模,不利于丰富券商资产管理产品的品种。第二,券商营业部目前仅允许销售某些类别的理财产品,这也使券商营业部无法转型为产品线齐全的财富管理中心。第三,目前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机构投资者仍无法参与申购券商理财产品,这也是券商系理财产品迟迟无法做大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还存在理财产品投资主办人更迭频繁、账户设置繁杂等缺陷。这些缺陷有的是由于行业客观发展所致,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改善;有些则是券商自身业务设置不合理所致,可以通过业务创新加以改善。

证券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发展对策

面对各类经营的竞争与挑战,证券公司可以通过采取多种措施使其财富管理业务得到更好的发展;而关键就在于立足于自身优势,将投资顾问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结合起来,在为客户进行投资咨询的同时,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另外,证券公司还可以在客户细分、完善产品线、培养专业人才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一)以客户细分为基础,推动服务方式转型客户细分,是指企业在明确的战略业务模式和特定的市场中,根据客户的属性、行为、需求、偏好以及价值等因素对客户进行分类,并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服务和销售模式。对于证券公司来说,进行客户细分不仅有利于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也有助于券商充分了解自己的目标市场,为券商服务资源分配提供依据。另外,按客户风险偏好及承受能力进行的细分,还有助于证券公司将适合的产品营销给适合的客户,避免风险承受能力低的客户投资高风险产品。总之,客户细分有助于证券公司更深入的了解客户喜好,针对目标市场设计出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忠诚度和满意度。(二)完善账户管理体系,健全券商理财账户功能目前,由于监管的需要,券商的理财账户无法跨省进行运作。面对规模日渐增大的流动人口趋势,一省一账户的特点严重限制了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在完善账户管理体系方面,可以将各省的理财账户进行融合,方便客户的资金流动与管理。另一方面,在健全券商理财账户功能上,可以设立独立理财账户。独立理财账户不仅可以制定个性化的投资策略,还可以在一个理财账户上集合多种金融功能。以1977年美林证券与一家美国地方银行合作推出的著名的现金管理账户(Cma)为例,该理财产品就把银行的支票结算账户功能和证券投资增值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独立理财账户的理念应用于财富管理上,对于同一个客户,使用同一个账户,进行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抑或是设计个性化的投资组合。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方便客户,节约成本,也可以让财富管理专业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配置客户资产,以获取更高的回报。(三)理财产品创新,完善券商资管产品线商业银行之所以在财富管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理财产品线完整。因此,券商应加速推出不同风险类别的产品,形成不同风险收益配比的完整产品线。根据其风险,可以将理财产品分成六大类。第一类是货币市场相关类产品。这一类别的产品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的短期有价证券,并旨在为客户提供流动性管理,其收益虽低,但优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即资金安全性高。第二类是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这一类产品的风险较低,但也能为投资者带来一定收益。通过充分利用银行间市场的产品与工具,可以为客户提供固定收益类投资渠道。第三类是股票类投资产品。股票类投资产品具有一定的风险,但从长期看上涨潜力巨大,是目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主流产品。第四类是衍生品、程序化交易品以及另类投资产品。以程序化交易产品为例,在2011年相对较差的市场情况下,绝大多数以套利、对冲为交易手段的程序化交易产品仍取得了绝对收益。随着商品期货有可能向券商财富管理业务开放,更多的基于期货和现货之间、不同合约的或品种之间的交易策略将得到广泛应用,为客户提供一系列低风险稳定收益品种。第五类是融资融券类理财产品。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使得投资者既能做多,也能做空,不但多了一个投资选择以营利的机会,而且还能适当规避风险。随着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的逐步发展,融资融券类理财产品也将成为券商理财产品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一类是为满足客户特殊需求所设计的理财产品。针对高净值客户,可以根据其独特的风险收益偏好来设计个性化的投资组合,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同时,实现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投资收益。(四)完善券商业务资格管理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受到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场,证券市场的结构和发展速度受政府影响,券商业务资格的取得需要政府的批准,服务价格也受到政府的管制。另外,金融产品的创设要由政府核准,即使是证券市场的行情走势也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券商从事各种业务时,例如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都需要取得政府的准入资格。从历史角度来看,券商各种业务正是靠政府设置的高行业壁垒、高服务收费而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就亟需完善商业资格管理,设立财富管理业务资格认证。(五)加强培训,打造证券公司财富管理专业人才除了以上谈到的这四点外,券商还需要加快打造财富管理专业人员的步伐。财富管理是一项高技术、高智能的知识密集型业务,具有及人才、技术、机构网络、信息、资金和信誉于一体的特点,这就需要大批知识面广、业务能力强、敢于竞争、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作后盾。因此,加强培训,打造证券公司财富管理专业人才团队是发展财富管理业务的竞争力所在。应当优选一批业务熟练、责任心强的精英员工,进行保险、股票、基金、税收、法律等经济金融专业知识的强化培训,建立起一支全面掌握证券业务,同时具备各种投资市场知识,懂得营销技巧,又通晓客户心理的高素质理财管理队伍,为不同消费习惯、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客户提供理财服务。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5

在上周(3月14日~3月18日)“两会”结束后,大盘迎来了关键时刻。首先,美联储“下调全年加息次数”,这让全球市场的主要利空担忧被化解。上周a股放量上攻,突破2900点阻力位,周涨幅逾5%,创业板周涨幅逾12%,中小板周涨幅8%。同时,“两会”期间一直被压抑的中小创也终于爆发。

市场情绪很有趣,之前多家券商面对颓势的大盘纷纷表示担忧,大盘上涨无望。但这周在创业板的带动下,整个市场情绪却开始好转,券商也纷纷乐观起来。

有券商表示,春季行情可能真的来了!“两会”后开跌的诅咒没出现,说明行情上涨有自发性而非简单维稳。

对于a股市场“两会”后走势,有部分券商表示,近期政策面偏暖,短期内注册制不可能出台、中证金不会退出、国企改革有望加速等增强了投资者信心,在经过漫长的观望等待后,市场正在震荡反弹。

申万宏源指出,短线市场重心可能有所上移,热点也会比较活跃,但运行的空间有限,基本面也缺乏持续有力的支撑,快速反弹可能较小。

华融证券则称,美联储表态明显鸽派,短期降低汇率贬值压力,抑制a股反弹的负面因素有所消退,市场有望迎来喘息期。

华鑫证券表示,对于后市来说,指数仍将以宽幅震荡为主,市场在经历了前两个月的大幅杀跌后,在政策面逐渐明朗的情形下,3月大概率将收阳。

正所谓“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总理的话没错,“只要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

券商看盘

英大证券: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英大证券表示,从盘面上看,热点切换速度太快,稍有不慎则踏错节奏,尽量避免追涨杀跌。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17日表示,“让嘲笑李大霄的人见识一下a股的原动力!”李大霄认为,市场已经出现反转,在市场反转时候创业板弹性比较大,所以涨幅比主板要高,而且价量齐升,市场表现非常的良好,各个板块出现了资金迅猛流入迹象。震荡上行依旧是主基调,前期大跌市场信心严重受挫,信心的恢复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短线高手可高抛低吸,降低成本。

从中长期看,目前沪深300的市盈率在11倍左右,已经处于历史低位,中长线投资者可择机低吸质优蓝筹。之前证监会主席在记者会上表态,注册制是要搞的,但不可以单兵突进的,同时证金公司退出为时尚早。刘士余主席的表态解除了市场的担忧。既然注册制不能“单兵突进”,那就意味着还需要较长时间,那么前期暴跌的创业板就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创业板个股盘子小,弹性大,投资者可选择质优的个股,积极参与博反弹。

银河证券:

政策面偏暖,市场可能震荡反弹

银河证券表示,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风险偏好有望提升。有媒体报道,央行就mLF操作向部分银行询量,并下调各期限利率25个基点,释放出宽松与降息信号。综合看,近期政策面偏暖,短期内注册制不可能出台、中证金不会退出、国企改革有望加速等增强了投资者信心,在经过漫长的观望等待后,市场正在震荡反弹。

华融证券:

美联储明显鸽派,市场迎来喘息期

华融证券表示,近期央行连续主动下调人民币中间价和大宗商品出现回落,成为抑制a股反弹的主要因素,管理层维稳意图明确则降低了股市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16日晚,美联储表态明显鸽派,短期降低汇率贬值压力,抑制a股反弹的负面因素有所消退,市场有望迎来喘息期。具体操作上,半仓参与反弹,待市场有效突破2930点后再加仓不迟。短期内,尽管信贷数据不及预期,尽管除地产投资数据外经济基本面略显疲软;但“一行三会”积极表态,释放出维稳资本市场的信号强烈,有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

申万宏源: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6

关键词:中外证券市场;监管模式;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6)04-0038-06

证券监管是国家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需要结合具体国情不断健全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本文试图在比较、借鉴美国、英国、德国证券监管模式的基础上,考虑我国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期对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模式的完善有所启迪。

一、国外证券监管模式的主要类型

由于各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不同,其证券市场的监管模式也不一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1.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集中统一型监管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由政府下属的部门、或由直接隶属于立法机关的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监管,而各种自律性组织,如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只起协助作用。集中统一监管模式以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为代表。

美国在1929年证券市场崩盘之前,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建立强有力的证券监管机构。危机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其中之一便是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设立了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简称SeC),它直接隶属于国会,独立于政府,对全国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券商、投资公司等依法实施全面监管。由此开创了政府集中统一监管的证券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后来被许多国家效仿。

SeC是一个具有准立法和准司法职能的独立机构,其宗旨是:对全国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证券商、投资公司、投资顾问等依法进行管理,监督证券法、证券交易法以及其他与证券有关的联邦法律的执行和实施,以增进市场的稳定,为投资者提供最大的保护及最小的证券市场干预,促进证券市场发展。其负责监管的范围是:(1)规定注册程序和注册标准,对公开发行的证券进行注册登记,监督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制定证券交易的监管规则和监管方法,并监管证券交易活动;(3)监管投资银行、投资公司、证券交易商、投资顾问及其他从事证券经营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的行为;(4)监督指导证券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管理活动;审查批准自律组织制定的规则等。SeC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直属总统,直接对国会负责,每年须就全国证券市场的情况和对证券法律的执行情况,向国会提交书面报告。SeC行使职权不受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涉,只是在其预算、立法等事项上应同有关部门协调。SeC的权威性在于其执法权限广泛,可以独立行使职权,这些职权突出表现在:(1)制定证券市场规则。(2)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SeC在认为有必要认定某些主体是否具有违法行为、正在进行违法行为或者准备实施违法行为时,有权进行调查。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有权签发传票,收集证据和复制账册、记录及其他相关文件。如果传票被当事人拒绝,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3)对违法行为实施制裁。SeC可以对违法者进行民事和行政制裁以及将案件移交司法部提起刑事诉讼等。在行政制裁权方面,有权对违法行为,依法签发停止违法行为令,对违法行为人进行罚款、谴责;有权在举行听证后,依法暂停、撤销或取消、禁止有关违法行为人执行有关业务的资格,如暂停或开除交易所或场外交易商协会会员的会籍,暂停或撤销交易商或投资顾问的注册登记,暂时或永久禁止个别人士受聘于已注册的公司。此外,SeC根据证券法律的规定,当发现某些人正在从事或将要从事某类行为,该行为已构成或可能构成违法行为或活动时,有权签发临时性或永久性禁令。(4)在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权。1990年《市场改革法》授权SeC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无须通过《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程序,直接通过命令的方式,采取临时紧急措施。所谓紧急情况是指证券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出现异常波动、造成市场混乱和对公平秩序的破坏,严重影响证券交易和清算交割的进行,以及其他类似情况。SeC的紧急命令除非被法院撤销、已经过时,或者被修改,或者被总统所废除,否则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商和经纪人都必须遵守。

2.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分散自律型监管模式

自律模式有两个特点:(1)通常没有制定直接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而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法规来制约证券市场的活动;(2)没有设立全国性的证券管理机构,而是靠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如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进行自我监管。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是自律模式的代表。

以英国为例,英国证券市场是在银行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英国一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和财富集中区。经过海外贸易的高度发展和繁荣,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英国银行业成为最富有的行业。对于短缺资金的众多企业来说,也主要仰仗银行提供生产经营资金。银行在英国经济中具有的特殊地位,直接导致了银行业对证券业务的深度干预,并在英国证券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管职能。英国银行曾与多个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签署备忘录,这明显地反映出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依存关系。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直接管理、干预较少,证券交易所、公司收购与兼并委员会、证券业理事会等自律组织是英国证券市场重要的监管力量。由伦敦证券交易所和英国其他6个地方性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和交易商组成的证券交易所协会,对全国范围内的证券市场活动进行监管,是事实上最重要的自律监管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采用会员制,参与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的人必须是其会员;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证券上市指南》规定了证券上市的条件,并可制定规则明确公司必须达到盈利能力的等级,并以此作为批准其证券上市的依据。证券交易所作为自律机构,有权对其会员和上市公司进行处罚,如撤销会员资格、拒绝新证券上市、中止现有上市证券的交易、进行罚款和公开谴责等。此外,证券交易所还可以通过严密的监管规则,监视上市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的变动。英国没有证券法或证券交易法,只有一些间接的、分散的法规;英国虽然设立了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称为证券投资委员会,依据法律享有极大的监管权力,但它既不属于立法机关,也不属于政府内阁,实际监管工作主要通过以英国证券业理事会和证券交易所协会为核心的非政府机构进行自我监管。

3.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综合型监管模式

以德国为代表的综合型监管模式,是介于政府监管型和行业自律型之间的一种监管模式,该模式既强调集中统一的立法监管,又强调自律管理,是集中型和自律型两种模式的相互协调、渗透的产物。

在早期,德国证券市场主要接受各种债券作为上市证券,调整债券发行与交易的法律相对比较发达。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从英国引进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德国的发展,股票也逐渐成为德国证券市场的重要证券形态。在此过程中,德国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证券交易场所。但与前述美国和英国证券监管不同,德国证券监管有若干自己的特点。主要反映在:(1)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监管机制。在德国有3类证券交易市场,其监管机制与之相对应,分别遵循宽松、较松、很严的不同的监管原则:第一类是官方市场,就是一般性大公司市场。相当于我国上海、深圳交易所的主板市场。对这类官方市场上市公司和股票交易的监管是以国家通过的《证券法》为标准,监管较松。第二类是新兴市场,即地方性小公司市场,相当于俗称的二板市场。开辟这样的市场,目的是使地方性中小企业有市场融资的渠道和机会。在法兰克福交易所,这类市场的股票被称为特别小的股票,由证券交易所直接监管,德国对这类市场的监管最为严格。第三类是自由交易市场。主要是国外已上市公司来此市场交易的股票,以美国证券市场的股票居多。证券交易所对这类公司股票的交易控制得不是特别严格,来此进行交易,只需找经纪人再填好一张表格就行。监管相当宽松。(2)政府与行业监管分工明确、互相协作的监管组织体系。德国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德国联邦银行监管局、联邦证券监管局及联邦保险监管局分别负责对德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监管工作。证券监管是政府、行业等多重式的监管。政府监管由联邦证券监管局负责。联邦证券监管局主要监管各类证券包括基金的交易行为,制定相关政策。行业监管由证券交易所负责,主要监管违规行为的调查,与价格波动有关的信息披露、重大事项的披露、行为准则的制订等。证券交易所的调查主要是防止金融机构的内幕交易,其工作内容是:成立独立的调查部门;对机构广告、媒体报道、公开披露信息及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监控系统的数据资料进行详细搜集;对有关信息是否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进行分析;对涉嫌违规案件进行立案调查。各州政府及联邦卡特尔局则起着辅助监管作用。如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竞争限制法”等规定监管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机构的兼并行为等。(3)依法对证券等金融机构进行严格和缜密的监督和自律,实施全过程监控。德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在欧洲大陆是最多,也是最严密的。庞大而严密的金融法律体系作为金融监管的基础,辅以德国公民自觉的守法意识,使得德国证券、金融监管颇具权威和有效。

二、不同证券监管模式的比较分析

综合以美国为代表的立法型的政府监管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律型监管模式及介于两者之间,既强调自律又强调政府作用的德国模式,可认识到:

1.集中监管模式

优点在于:(1)由于监管机构超脱于市场竞争者之外,能公平、公正、高效、严格地发挥其监管作用,并能协调全国各证券市场,防止出现过度投机的混乱局面;(2)具有统一的证券法规,使证券行为有法可依,提高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权威性和严密性;(3)更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现象。其弊端在于:(1)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单靠政府机构而缺乏自律组织的配合很难达到既有效管理又不过多行政干涉的目标。(2)证券法规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超脱于市场,从而使市场监管可能脱离实际,缺乏效率;(3)与自律组织相比,政府机构离市场较远,掌握信息有限,造成监管成本上升,而且对市场发生的意外行为反应较慢,可能处理不及时,使得监管滞后。

2.自律模式

优点是:(1)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创新和竞争意识,有利于活跃市场;(2)允许证券商参与制定证券市场监管规则,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较丰富,更能对市场存在的问题做出迅速准确的判断,从而使市场监管更切合实际,制定的监管法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比政府监管机构效率高;(3)自律组织对市场发生的违规行为能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但是,自律模式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1)通常把重点放在市场的有效运转和保护证券交易所会员的经济利益上,对投资者利益往往没有提供充分的保障;(2)由于没有立法作后盾,监管手段较软弱,易被钻空子;(3)由于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非规范化、弹性大,监管者的主观因素、人为因素对监管影响很大,随意性大,难以实现全国证券市场的协调发展,容易造成混乱。由于这些原因,不少原来实行自我监管的国家,现已开始逐渐向集中监管模式转变。例如,1996年,英国政府宣布,要彻底改变证券市场的传统监管方式,加强政府监管力量。其他一些实行自律模式的国家,如意大利、泰国、约旦等,也开始走向集中监管模式。

由于以上两种模式都有缺陷,德国模式就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以实现互补。目前美国、日本、英国的证券监管模式也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美国正改变僵硬的法律条文和适当减少比率指标测评和模型运用,增加灵活性和主动性,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等;英国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朝着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日本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市场机制的法律、法规,宣告政府的“护送舰队”式的监管时代的终结。总之,这3种监管模式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证券市场监管模式的变迁必须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和传统的变化相适应,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成熟,没有绝对优或绝对劣的监管模式。近20年来各国的证券监管模式也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完善,总的发展趋势是以自律管理为基础,政府监管(以立法方式)为指导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行业自律行使一线监管作用,是政府风险监管的有效配合,政府具有最终的法定监管权。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使集中监管和自律监管模式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

三、对我国证券监管模式改革的启发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各种各样丑闻屡屡暴露,从操纵股价到做假账、连环担保圈黑幕等,致使目前市场诚信缺失,流通市值损失不小。为此,全国上下对证券监管模式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结合以上3种监管模式的比较分析,来进一步考察我国证券监管的现状,可发现我国的证券监管模式自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其职权范围随着市场的发展逐步扩展,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标志着集中统一的全国证券监管体制基本形成。毫无疑问我国的证券监管模式是属于政府监管型,但还不成熟,需要改革和完善。

首先,必须认识到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市场不成熟,规则和制度不健全这种特殊国情,它决定了强化政府监管有其合理性。但处于wto后过渡期的我国不得不加快证券市场开放的步伐,使我国的证券市场风险日益复杂化,也增加了控制和化解风险的难度,完全依赖政府来监管市场是不现实的。但目前“为辅”的行业自律还缺乏法律赋予的权力,交易所缺乏公司上市的选择权,缺乏对市场运行与异常波动的实时监控权和调查权,中注协作为社会监管组织也只能调查和处罚会计事务所及相应的注册会计师,不能调查上市公司,这些都不利于及时发现查处违规行为。由此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该明确界定自律组织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凡是能通过行业自律组织解决的问题就由自律组织解决,充分发挥自律组织在风险防范中的一线缓冲作用,避免证监会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承受过大的社会压力,逐步实现“以政府监管为主,自律为补充”的监管模式向“以自律为基础,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过渡,这是十分必要而现实的选择。

其次,合理划分政府与自律组织监管权限。合理划分政府与自律组织的监管权限,受如下因素的影响:第一,政府、证券自律组织各有所长。政府擅长于宏观决策、事后制裁、强制执行等,证券自律监管组织则更贴近市场,更灵活性,市场认同感更强。第二,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政府主导证券监管体制仍是合理的选择。考虑以上因素,并结合证监会国际组织(简称ioSCo)自律监管组织咨询委员会的题为《有效监管模型》的报告,我国证券交易所应该主要负责一线市场并对其股东实行监管,包括核准公司证券的发行,审查公司证券的上市,对证券市场活动的监管,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调查、惩处和纠正,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等;而证券业协会主要在一线市场外对证券公司实行监管,授权批准市场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及其标准制定,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审查证券公司的设立,监督证券市场主体在一线市场内的活动,对违反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者给予纪律处分。

再次,完善证券业协会的自身建设。加强我国证券业自律监管,就是要充分发挥证券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功能。就证券业协会而言主要是完善其自身建设。我国的证券业协会尚不能完全承担自律监管的任务,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着需要完善之处。适当的法律方式能帮助完善证券业协会。第一,法律应当赋予证券业协会独立的地位,保证其他组织,尤其是政府不会随意对其侵犯。第二,法律应当加强对证券业协会的监督,确保其公正性。第三,法律应当规定该协会与其会员的联系制度和决议的产生方式,增强其代表性。第四,法律应当明确其性质、地位和作用,保证移交给它的职能是合理的。目前我国证券业协会的法律性质不明确,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样有利于保证证券业协会充分地行使权力,解决当前证券业协会难以实现自律监管的问题,并更有效地保障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最后,必须厘清我国证券交易所的产权性质。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会员制法人。但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解散,其章程的制定、修改和重要人事任免都取决于政府。因此,目前我国的证券交易所离一个独立的会员制法人还有些距离。这种现象不利于证券交易所自律功能的实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证券交易所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求生存和发展,国际上证券交易所的发展趋势是向公司制靠拢,建立非互助式的结构。鉴于我国证券交易所产权不清导致了各种问题的产生,建议将我国的证券交易所改制为公司制,以推动交易所的市场化发展。此外,证券业协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还应就自律监管建立一种协调的关系,以便于自律监管体系的顺畅。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参考文献: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7

一、“顺势而为”是投资证券市场的重要法则

趋势是什么

证券的市场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图表上会留下其轨迹,这一轨迹呈现一定的方向性,方向性反映了价格的波动情况。简单地说,趋势就是价格波动的方向,或者说是证券市场运动的方向。趋势有三种方向:上升方向;水平方向;下降方向。

按照道氏理论的分类,趋势分为三个类型:主要趋势,是指价格波动的大方向。主要趋势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是投资者极力要弄清的方向,因为了解了主要趋势后才能做到顺势而为。次要趋势,是对主要趋势的修正和调整的趋势。次要趋势持续的时间较短。短暂趋势,是对次要趋势的修正和调整的趋势。短暂趋势持续的时间更短。

“顺势而为”是亚当理论的精髓

亚当理论是美国人威尔德()所创立的投资理论。威尔德于年发明了著名的强弱指数,还发明了其他分析工具如、抛物线、动力指标、摇摆指数、市价波幅等。这些分析工具在当时的时代大行其道,受到不少投资者的欢迎,即使在今天的证券投资市场中,仍然是非常有名的分析工具。但很奇怪,威尔德后来发表文章了这些分析工具的好处,而推出了另一套崭新理论去取代这些分析工具,即“亚当理论”。亚当理论认为,没有任何分析工具可以绝对准确地预测市势的趋向,每种分析工具都有其缺陷,市势根本不可以预测,原因是,涨势时涨了可以再涨,跌势时跌了可以再跌。该理论的精髓就是摈弃所有的主观分析工具,而要“顺势而为”。

沪深股市中的个股中,持有长期牛市的个股,即顺牛市而为,结果带来盈利;而持有长期熊市的个股,即逆熊市而为,结果却越套越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既然“顺势而为”这么重要,那么怎样判断趋势和“顺势而为”呢?我们先来看看直线的趋势线是否能有效判断趋势。

二、直线的趋势线

关于趋势线概念的讨论

“直线的”,是笔者加在“趋势线”前面的形容词,目的是把“直线的趋势线”与首次由笔者提出的“自然趋势线”区分开。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关于证券价格趋势线的分析理论(即切线理论)中,只有“趋势线”的概念,而且这个“趋势线”指的就是“直线趋势线”。比如说,在由李向科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月出版的金融系列教材中的《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第二版)第页,趋势线就是这样定义的:“趋势线是表现证券价格波动趋势的直线”。这种把趋势线定义为直线,显然是有一个暗含的假设:趋势的方向是直线的。而这与实际的证券价格波动趋势的方向是不完全符合的,因为价格波动趋势的方向,即使是大方向,不一定就是直线的。价格波动趋势的方向既有直线的,也有曲线的。

直线的趋势线画法

直线趋势线分为上升和下跌两种。在上升趋势中,将两个上升的低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得到上升趋势线。在下跌趋势中,将两个下跌的高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得到下跌趋势线。实践证明,就某一价格趋势而言,站在不同的角度会画出不同的直线趋势线,不同的人也可能会画出不同的直线趋势线,因此利用直线趋势线来分析价格趋势,其结果就必然大打折扣,也就是说,直线趋势线不能有效地判断价格趋势。

三、自然趋势线

笔者认为,不要人为地为证券价格画定趋势线,而应该找出证券价格自然形成的趋势线。

自然趋势线及其画法

所谓自然趋势线,是指相对于直线的、人工画出来的趋势线而言,是伴随证券的价格趋势运行而自然产生的,需要寻找和确认的趋势线,它通常是最能代表趋势的某日价格移动平均线。自然趋势线首先是一条特定的移动平均线,是一个阶段内股价的算术平均值的连线,它反映了该阶段股票持有者的平均成本;其次,它又是一条反映一定阶段股价运行的趋势线,简单地说:自然趋势线移动平均线+趋势线

自然趋势线的画法:以上升趋势为例,运用证券分析软件,点击鼠标找到一根最适合的移动平均线,使得尽可能多的股价最低价落在这条线上,就得到上升自然趋势线。反过来,还可以得到下跌自然趋势线。

案例分析

被称为是“”行情的上证指数的上升趋势图。图中的最低点是年月日的点,最高点是年月日的点。图中所示的自然趋势线是经点击鼠标找到的日移动平均线。

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指数没有跌破趋势线前,市场都处于牛市状态,那么在股票投资方面,就要树立牛市思维,顺牛市而为,长线持有股票。当指数有效跌破该趋势线后,市场才转为熊市。

从××年月日起上证指数的下跌趋势图。图中的最高点是××年月日的点,最低点是××年月日的点。图中所示的自然趋势线是经点击鼠标找到的日移动平均线。

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指数一直处于该趋势线下面期间,市场都处于熊市状态,那么在股票投资方面,就要树立熊市思维,顺熊市而为,坚决空仓。当指数有效突破该趋势线后,市场才转为牛市。

银广夏的上升自然趋势线就是日移动平均线。银广夏从其起涨点到其最高点,涨幅为%。

科龙电器下跌自然趋势线就是日移动平均线。科龙电器从其最高点元开始下跌,在其下跌自然趋势线的压力下,最低到元。

四、自然趋势线论的应用

判断趋势是否已经有效反转

以下跌趋势为例,只有当股价有效地向上突破下跌自然趋势线时,下跌趋势才被证明为已经向上反转。同样道理,只有当股价有效地向下突破上升自然趋势线时,上升趋势才被证明为已经向下反转。从上面幅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判断趋势是否有效反转。

找到了主要趋势

自然趋势线是最能反映证券价格趋势的特定移动平均线,是证券价格运行趋势的简单体现。因此,找到了自然趋势线,就意味着找到了价格运行的真正趋势,而且是前面所提到的“主要趋势”,这就为“顺势而为”找到了依据。

在股价的上升趋势中,只要股价运行在上升自然趋势线之上,就要坚定地持有股票,顺上升趋势而为,直到上升的趋势有效反转为下降趋势。在股价的下跌趋势中,只要股价运行在下跌自然趋势线之下,就要坚定地空仓,顺下跌趋势而为,直到下跌的趋势有效反转为上升趋势。

翻开沪深股市的运行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做到了顺自然趋势线而为,盈利是非常可观的。这就是自然趋势线最大的用途。

自然趋势线论丰富了证券技术分析理论

自然趋势线是最能反映证券价格趋势的特定移动平均线,是移动平均线的一种,因此有关移动平均线的分析理论和技巧也都可以应用于自然趋势线。自然趋势线既然为“顺势而为”找到了依据,这就丰富了“顺势而为法则”的内容。

自然趋势线为格伦维尔买卖法则找到了分析工具。格伦维尔的买卖法则中无论是买入法则、卖出法则,还是警告法则,要被有效采用的前提是,必须确认股价的趋势是升还是降。有了自然趋势线,我们就轻而易举地看清了趋势的本来面目。

为葛蓝碧法则找到了可参考的移动平均线。葛蓝碧法则中的买入法则和卖出法则的依据就是移动平均线,但应该依据多少日的平均线,葛蓝碧并没有阐述。自然趋势线是最能代表股价运行趋势的特定移动平均线,因此,参考自然趋势线就能很好地利用葛蓝碧法则为投资者盈利。

自然趋势线与直线趋势线的联系与区别。联系在于自然趋势线对证券价格的支撑和压力作用与直线趋势线类似,因此有关直线趋势线的分析理论和技巧也都可以应用于自然趋势线。区别在于自然趋势线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是证券价格运动的自然结果,因此它更能准确地反映价格运行趋势的本来面目;而直线趋势线是人为画出来的直线,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不同的人可能会画出不同的直线趋势线,因此不同的人对趋势可能会有不同的分析结果。

在期货市场,无论是商品期货,还是金融期货,自然趋势线同样可以找到,并发挥其作用。

五、自然趋势线论的局限性

并非所有的股票都能找到理想的自然趋势线。

在股票进入横向整理时,自然趋势线难以找到。

“顺自然趋势线而为”对人的个性提出较高的要求:投资者不能受股价微小波动的干扰,而改变原有的持股或空仓状态。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8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逐步起暖,1988年自由经济市场调节的信号逐渐加强了市场的灵活性,1990年的公司证券化帮助我国公司发展确定了新的方向,起初上市的8家公司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几千家,从最早的上市资金几十亿元发展到了现在的上千亿,现在上海证券交易大厅的资金流动规模可以达到每天的几十亿到一百亿。世界市场的分工细化导致了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这种竞争具有“双面性”,有益的一面是可以加速企业发展,扩大企业资本规模,寻求有效的融资方式,大多企业会选择证券市场上市融资方式;不利的一面是对我国弱小的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激烈的市场竞争会让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与兼并的风险。我国证券法的监管从根本来说是以努力提高证券市场上市前和上市后的正规化发展为主要方向的,加强证券上市的健康运转和可持续发展性。我国财经委是从1992年起开始针对《证券法》成立了起草法案小组,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上市与上市后的管理与运行做出规划,该法案1998年通过并得到推广使用,当时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发展环境非常复杂,证券市场变化很大,对市场的管理带来了挑战。我国公司证券上市自1997年起全部归于证监会管理,但是长期发展来看,证监会管理能力并不突出,无法做到司法部门的法律管理强制性,也没有考虑到中小投资人的最大利益,缺乏管理多元化的拓展,在证券业市场中扮演者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由于受国际化影响因素逐步较大,再经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公司上市融资的目的变得多样化,公司大股东的选择性谋利与欺诈行为屡见不鲜,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虚假和内部信息操作的内幕交易行为也时常发生。1997年深圳交易所的379家上市公司中,净收益达到10%的上市公司只有93家,因为我国设置的印花税率为5%,深圳交易所全年的交易量为950亿人民币,但是印花税就要占到230亿人民币,加上证券市场的开户费、委托费、信息费等种类繁多,对政权投资者的要求过高,导致了成本过大,影响了我国的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带来了困难,对我国经济发展大环境带来了挑战。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的10年时间,我国2009年已经发展成为了拥有3000多家上市公司的集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三家为主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持续的、多阶段的不断修正《证券法》,提高了证券法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对很多不合理和影响市场发展的条例都给予了修正。现阶段的证券市场发展中,要利用法律的手段加大对虚假财务信息、市场发展不确定性、公司内部监督管理等的管理,未来面向国际发展,压力更多的学习国际环境中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发展理念,要学习国外《证券法》的制定技巧和措施,了解外国证券发展的历史,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正规化和国际化。对证券市场管理与监督空洞的现象要给予重视,要防范对我国的证券市场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国政府必须加强对法律管理的重视程度,提高公司的法制观念,限制不正当和不道德的证券上市的融资行为。

二、我国证券上市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财务信息造假的法律监督漏洞《证券法》中缺少对证券发行公司内部财务信息监督与管理较全面的审查措施,目前的《证券法》中只规定了对于公司内部财务信息的上市前的审查,对于上市后期财务信息的申报和披露没有做出严格意义上的要求,让国内上市公司有机可乘。我国证券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是对证券市场发展的一种信息公开,对于公司内部商业秘密排除后的公司财务信息公开需要保持三个特性,即准确、及时、完整。但是我国公司公开的财务信息数据却存在一些问题:多数公司只是盲目的追求市场发展而对财务数据进行造假和虚构,公布的财务信息模糊不清、容易让投资者产生歧义,公布的信息容量不完整,信息可靠性不强,财务信息的透明度过低,不能让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掌握公司在市场中发展的确切信息,从而造成了投资者的判断失误,带来了损失。公司财务信息的虚假引起了公司财务信息报告的非客观性和非公正性,这反映出企业的经济活动与实际操作相背离的现象,违规造假与信息遗漏是公司财务信息造假的主要途径,它的主要表现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财产虚增或虚减,损益表上的虚增或虚减和现金流量表上的数字虚拟等等。

2.没有针对性地解决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纠纷在《证券法》中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去制衡或限制上市公司内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纠纷或矛盾而引发的混乱。对于缺乏的制度而言,是缺乏相应的应急机制,没有针对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切实利益出发和考虑问题,大股东与小股东的主要矛盾在于我国公司组织结构中对于股东和经营管理层的矛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公司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一致,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公司内部的利益纷争也一直影响着公司在市场中的发展。主要问题是公司内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存在纠纷,由于大股东考虑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会忽略小股东的经济损失,往往会在市场中选择对自我比较有利的市场操作,会制定出不考虑小股东投资风险的战略决策,对于大股东来说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会影响股东与公司经营层的关系,经营管理层会从公司利益出发,去考虑如何解决公司面临的难题,选择对公司有利的发展方向,大股东会考虑个人利益而选择其他方式发展,民间个人股票投资者会由于大股东的个人利益行为而遭受损失,由于我国不存在集体诉讼制度,所以小股东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全面性保护。

3.《证券法》没有防范大股东对股价的操作和利用的机制在公司上市前,会以大股东为对象提高证券增发数量,可以使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以较低价格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大股东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良,公司发展不稳定的机会,以财务数据的舞弊和虚假报告来操作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化,通过资产的注入和提高企业运营业绩与声誉的方式推动股价上涨到一定程度,降低市场和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等到股票在市场中全面流动之后,大股东又利用内幕信息开展交易、对股价市场变化的操作动机可能近一步提升,大股东可以注入资产提高股价,再将优质资产进行转移,可以利用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打压股价,或者采用隐藏利润、释放利空消息联手庄家砸盘打压股价的方式,迫使股价降低,等股价下滑到适当程度再建仓注入优质资金开展第二轮的“恶意”操作。对于大股东的这种恶意的操盘行为的理解就是一种对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我国证券行业发展机制还不健全,在《证券法》中也没有规定大股东不能恶意竞争和牟利,针对小股东的利益保护在《证券法》中也没有相应的给出制度安排,对待不同的困境目前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和灵活机制去应对这种《证券法》中的难题。

三、创新证券上市的法律监管途径

1.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法律审计制度国家要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的上市前期和上市后的财务监督管理都要真实、正确、准时。上市公司的数据做到真实、正确、准时才可以保证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与真实,才能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目前,上市公司的市场发展最优化路线会导致公司内部的财务信息披露存在一些虚构性、模糊性、不确切性、歧义性的特点,这些财务信息的不透明导致了上市公司证券市场的发展障碍。证券市场中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要从财务基本信息的核对开始,要建立健全公司的财务信息审计制度,建立财务审查部门开展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公布的信息审查性工作,核对和检验公布的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保证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与公开性。对信息的正确性和透明度给予一定的审查评价和评分,引导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排除商业秘密后仍然拥有公正性与公开性,让市场中的投资者可以了解到公司发展的真实状况,消除中小投资者与大股东之间的信息,严格控制与管理财务信息披露的流程,实现主要的三个流程环节的监管,即信息披露审查、信息上报审查、信息公开审查,让市场中的众多投资者参与管理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法律监管模式。

2.建立强制性惩罚法律措施在《证券法》中添加强制性惩罚的法律条款,以惩罚做为制约上市公司不正当竞争、不正当投资、不正当信息披露等一系列问题。惩罚性措施不是滥用的罚款机制,而是作为一种心理制衡的手段去使用,让上市公司的大多数经营者与股东心理有一条法律底线,如果真的触发法律底线,面临的就是强制性惩罚,惩罚分为第一次的金额惩罚、第二次的权利惩罚、第三次的行政惩罚。当前,我国证券行业均由证券监督与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证监会的管理手段比较单一,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在法律中应该添加可灵活运用的强制性惩罚制度,强制性惩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强制性、公正性,利用证监会管理的公正性合理监管市场中的上市公司的不正当行为和非法行为,对违反市场公平竞争法律的上市公司和个人给予惩罚,尤其是对财务信息虚假披露、大股东故意操作股价行为、恶意获利行为给予惩处。法律中缺乏惩罚措施是无效的,必须利用强制性的监管措施来提高市场的发展稳定性,上市公司前期的发展过于放纵,缺少监管的威慑力,市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就会损害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失去了信心投资者会停止投资行为,证券市场就不会良好发展,对违法行为的严格惩处代表着政府和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负责,是法律监管和制衡的重要方面。

3.建立集体诉讼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证券法》中对包括内幕交易、操纵股票等众多证券欺诈行为规定了诸如警告、没收非法所得、责令改正、罚款等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没有规定任何民事赔偿责任。我国由于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大股东利用内幕消息和优势资金操作公司股价变化从而获利的的行为经常发生,所以法律制度对于中小投资者自身的利益并没有起到良好的保护效果。作者认为证券管理法应该建立中小投资者的集体诉讼制度,利用司法方式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集体诉讼制度是指对中小投资者而言,在受到大股东或者市场的不公正待遇后,可以利用司法保护的手段,开展集体诉讼,集体诉讼是指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可以组成临时组织,以集体名义对大股东或者上市公司提出诉讼,对其恶意操作股票市场变化的行为给予法律的惩处,提出诉讼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大股东和公司内幕消息的恶意操盘行为,降低中小投资者的风险,保留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利用法律手段最大可能的追回损失的资金。建立集体诉讼制度的关键是可以有效的利用中小股东的参与式管理制度来实现证券上市市场中的利益均衡,利用利益均衡和适当原则的发展,提高证券市场的发展稳定性和健康性,在长期发展饿态势中可以观察出中小投资者的资金数量虽然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中小投资者的数量却占很大比例,所以照顾好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变得非常关键。

4.创新ipo制度审查与监督制度ipo制度是指的新股发行制度,新股发行必须经过审查才可以宣布上市。作者认为既然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监管存在信用问题,新股发行的审查机制就应该针对现存的问题与发展障碍开展创新改革,我国新股发行基本上是基于企业的资产重组后的定价发行,高溢价发行是主要方式。提高对公司上市的“门槛”要求,这种新的要求要建立新的标准,对资本总额、公司组织结构、经营状况、银行资信状况、社会责任、公司道德标准等方面做出详细的调查,审核一家公司上市前的综合实力,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资金审查和规模审查方式。严格审查新股发行的公司运营健康程度,对公司发展的健康性做出评分,并将评分和各项数据公开化,让公众和市场投资者进行监督。我们还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采用账户抽签配售新股的方式改变市场结构的利益均衡,让中小投资者与大股东的投资信息获取平等,证券市场还要利用ipo审查制度近一步限制机构投资者的大量资金“恶意”操盘行为,保障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四、证券上市法律监管制度创新的启示

证券上市的法律监管制度的创新再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政府发展证券上市的途径给出了新的看法和见解,对于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未来的改革应当更加强调保荐机构的法律责任,比如可以规定,对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应该没收其一定比例的(甚至是全部的)相关证券申请及保荐费用,并可以对相关责任人处以较高的现金罚款,以此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对于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除了“除名”,还可以引入“终身市场禁人”等更为严厉的处罚。同时,我国政府应当赋予证监会更大的处罚权限,以便迅速、有效处理违法违规行为。证监会也应当加强对保荐人工作能力、工作程序的监管。在未来的证券市场法律监管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中,我国政府应该紧跟时展的变化与特点,有针对性的提出改革建议,转化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创新制度。我国发展证券上市的制度建设时还需要注意对待投资者的个人心理因素的理解和定位,投资者的心理变化和对投资产品的理解程度意味着投资成功后或者失败后的一种表现,对于投资本身而言这只是一种得失的均衡,但是对于证券市场变化而言这将导致了投资的数量的上升和下降,对于市场中投资者的教育和引导是决定证券市场发展稳定性的另一个原因,从行为学的概念中适当分析如何改变投资者的心理及对大风险的态度,可以在未来更好的稳定我国的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9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ipo;承销商;声誉机制;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3-0071-05

一、引言

声誉作为一种“认知”,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一方参与人对于另一方参与人为何种类型(包含其偏好或可行)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将不断地被更新以包含两者间的重复博弈所传递的信息。与此同时,声誉又是维持交易关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机制,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或提供激励方面具有一些其他制度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与证券发行企业以及投资者的重复博弈过程中,承销商通过建立自身的行为规范,达成与投资者、证券发行企业之间的合作均衡,形成自身声誉并有效发挥声誉作用的机制是承销商声誉机制。在证券发行市场尤其是ipo市场,投资者与证券发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证券发行企业具有的信息优势,使外部投资者只愿意按照反映发行企业平均价值的价格来购买证券,导致证券市场逐渐萎缩,出现信息陷阱。要解决这一问题,发行企业必须通过信任的第三方机构来向投资者传递关于企业的信息。根据交易费用理论,证券承销商作为证券发行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机构,担负着“信息生产者”和“质量认证中介机构”的功能,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可信性问题,然而证券承销商也面临着可信性的问题。此时,承销商的声誉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承销商声誉是对承销商过去承销行为的一种综合记录和概括,是承销商内在特质的一种信号显示机制,声誉一旦受损,承销商的声誉投资收益将无法实现;同时,承销商对声誉的投资可以为自己带来“声誉租金”,激励着承销商对声誉更多的投资,承销商声誉机制是缓解承销商的道德风险,保证承销商信息生产可信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声誉机制的理论模型中以KmRw模型和C-F模型的影响最为广泛。在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之后,Kreps等建立了一个声誉模型,证明了声誉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过程中对合作均衡的促进作用,大大扩展了对重复博弈中合作行为机制的解释,从而解决了“连锁店悖论”。Kreps等人的思想被总结为KmRw模型:在t阶段重复囚徒博弈中,每个参与人都有非零概率是“非理性的”,且都不知道对方的类型,如果t足够大,必然存在一个t0

延续KmRw模型的思想,Chemmnur和Fulgh-ieri(1994)构建了一个从动态角度分析承销商声誉如何形成的模型,被称之为C-F模型。该模型是一个投资者、承销商和发行企业三方参与的两期博弈模型(在时期0,发行企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在时期1,发行企业进行再次公开发行)。在这个模型中,投资者根据承销商的评估报告推断发行企业的价值,承销商与投资者在事先都不能判别企业的好坏,但是承销商可以通过评估企业的价值来判断企业的类型,以促使自己在时期0和时期1的利润之和达到最大化。C-F模型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重复博弈模型,所形成的均衡是精炼贝叶斯均衡。在这个均衡中,投资者会根据承销商所承销的企业类型,并依据贝叶斯法则形成对承销商类型的后验概率,这一后验概率又将影响到投资者对承销商下一期所承销企业的估值,投资者对发行企业估值的高低将决定承销商的收益和市场份额,进一步影响承销商的声誉。高效率的承销商在每期都可以设置最为严格的评估标准,从而避免将“坏企业”当作“好企业”来承销以致损害自身的声誉;而低效率的承销商也会在内部均衡中设立一个严格的评估标准,以减轻信息生产中的道德风险,使自己成为可靠的信息生产者。根据这一模型,可以得出承销商的声誉机制具有重要的信号显示功能,投资者可以根据承销商的声誉等级来甄别其所承销企业质量的好坏,承销商声誉机制的这种信号显示作用对证券发行市场的有效性非常重要。

二、证券承销商声誉机制的形成机理

作为证券承销商声誉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有效的惩罚机制,包括交易主体之间的“自我实施”机制(“KmRw模型”中欺诈受害者本人对欺诈者的惩罚)和其它相关主体的“社会实施”机制。在ipo市场,影响承销商行为模式有三个主体,即投资者、证券监管机构和发行企业。前两者组成承销商开展承销业务的外部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后者为承销商承销业务的来源。承销商作为ipo市场里的中介机构,为发行企业和投资者提供金融服务,其服务质量成为发行企业、投资者和证券监管机构衡量承销商声誉的依据。ipo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1、投资者。投资者对承销商的惩罚主要体现为承销商后续承销风险的增加。若投资者认为承销商在之前的发行中弄虚作假,高估发行企业的价值,承销商后续发行证券的投资价值将会减少。具体表现为,投资者不愿购买或只愿低价购买其后续发行的证券,从而加大了发行的风险,同时通过发行企业对发行收益风险的预期,引致承销商未来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的下降;此外,国外ipo市场上投资者保护机制比较完善,承销商对发行企业的评估失误,会带来投资者的诉讼,引发法律风险。

2、证券监管机构。证券监管作为对市场约束机

制的一种补充,是承销商声誉形成的重要外部约束力量。证券监管机构介入ipo市场有两种方式:一是制度规范(即事前的约束规则),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和行政管理规则以及ipo发行管理方法等制度规范,构成承销商行为的外部制度环境。二是违规查处和惩罚(即事后的惩罚机制),从各国实践看,证券监管对目标承销商的惩罚不仅表现为行政罚款、法院介入等方式,还可能进一步引发市场对承销商声誉的判断,间接影响承销商的声誉等。

3、发行企业。在ipo市场,发行企业和承销商之间交互影响,在图1中用双向箭头表示。从发行企业的角度来说,在证券发行上市过程中,其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发行价格和发行风险。发行能否顺利进行,决定了发行企业能否筹集到所需资本;发行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发行企业的筹资规模。高声誉承销商因其推荐上市的项目更易被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认可,且拥有更为通畅的销售渠道,能与投资者进行更好的信息沟通,降低发行风险。同时,由于高声誉承销商能对发行企业进行更准确的定价,降低ipo抑价程度,使公开发行上市的成本降低。因此,发行企业尤其是好的发行企业,倾向于选择高声誉承销商以获得承销服务,并愿意支付高的承销费用。从承销商的角度来说,出于对发行风险的评估,承销商需要对发行企业进行充分的价值判断,以决定是否为其提供承销服务。承销商对发行企业评估标准的目前选择会影响到其金融服务的质量,而金融服务的历史记录是投资者和证券监管机构对承销商声誉评价的基础,影响着承销商的后续交易成果。出于后续交易的考虑,声誉越好的承销商,越会注重提高其金融服务质量,并由此对发行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好的发行企业只愿获得高声誉承销商提供的金融服务,较差的发行企业只能转向低声誉承销商,进而形成发行企业类型的分离均衡,使得承销商的服务质量和发行企业的质量存在一种正向的匹配关系。

综上所述,承销商在评估发行企业价值时更多地是考虑到后续声誉效应,发行企业对承销商的行为影响力较弱,这也是理论研究较少考虑发行企业在承销商声誉形成机理中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图1中发行企业和承销商之间的关系以虚线表示。

三、证券承销商声誉机制缺失的主要动因

1、信息严重不对称。在证券发行市场上,相对于投资者、发行人和承销商更具信息优势。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诱使发行人和承销商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发行人和承销商为了能顺利发行或以较高的价格发行证券,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包装发行企业、捏造虚假信息、遗漏重要事实以蒙骗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导致投资者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信用能力和发展前景产生重大误解,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上的信号传递机制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如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传递缺乏效率、投资者信息解读能力欠缺等,使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先天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破坏了证券发行的公开、公平和诚信原则,导致证券发行过程中欺诈舞弊、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的行为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2、垄断。在证券发行市场,承销商垄断主要是指经济性垄断i、经济性垄断Ⅱ和法定垄断Ⅱ这三类情况,自然垄断和法定垄断i的情况在证券发行市场基本不存在。承销商因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而取得较其他承销商更高的声誉并由此取得的市场垄断地位的情况属于经济性垄断i,这种垄断是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不会损害承销商声誉机制。因承销商之间合谋限制竞争所形成的经济性垄断Ⅱ会使承销商对“声誉资本”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下降,因为它可以通过人为制造或提高发行市场的进入壁垒来消除潜在的市场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承销商不必通过进行“声誉资本”投资就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对自身声誉的关注程度会下降,这是导致发行市场承销商声誉机制缺失的一个重要潜在原因。由政府管制部门人为地制造进入壁垒所形成的法定垄断Ⅱ会影响承销商声誉机制,因为这种垄断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承销商最关注的是如何摄取发行市场上的垄断经营权,只要获得了垄断经营权,承销商就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对于承销商而言,垄断权的价值比声誉资本价值的重要程度更高。

3、过度竞争。从竞争的结果上看,过度竞争是指在市场集中度低的行业中,尽管许多企业利润率很低或陷入赤字状态,但生产要素和企业却不能从这个行业中退出,由此导致低利润或负利润长期继续,因此过度竞争又被称作“自杀式竞争”、“毁灭性竞争”或“破坏性竞争”。在证券发行市场上,承销商之间的过度竞争会导致一系列消极的后果:首先过度竞争导致承销商行为的短期化,大量的承销商拥挤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在与发行企业的谈判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很可能屈服于发行人压力而配合发行人损害投资者利益;其次,引起承销服务质量的下降,例如过度竞争可导致承销商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争取项目的前期公关上而忽视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工作质量;再者,可能导致承销商间的不正当竞争,如采取捏造散布有关其他承销商的虚假事实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来损害竞争对手的声誉,扰乱证券发行市场的秩序。

4、承销商内部治理结构缺陷。承销商的内部治理结构对于规范和约束承销商从业人员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若内部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容易引致承销商行为短期化倾向,最终违规失信。股权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治理结构是否有效,因为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控制权的分布,决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的类型。高度集中和缺乏流动性的股权结构可能导致法人治理机制缺失、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此外,我国薪酬结构单一化,激励目标短期化等内部激励机制方面的缺陷,容易导致承销商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管人员短期逐利的机会主义行为。

5、外部声誉激励约束机制匮乏。在证券发行市场上,缺乏承销商声誉激励和约束机制,会使弄虚作假、包装美化证券发行企业能力强的承销商,更容易获得ipo企业的青睐,那些“说真话”的承销商反而失去了承销业务。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市场上高声誉的承销商并不能凭借其声誉资本的价值获取更高的承销服务费用,承销商会失去“说真话”声誉的积极性,弱化了声誉机制对承销商提高信息质量的激励。若缺乏对承销商的约束,ipo企业无需为“说谎话”负责,在选择承销商时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承销商声誉的高低而是包装企业的能力如何,这也会大大降低承销商的声誉约束。

6、监管不力和监管过度。监管当局对承销商的监督和约束是规范承销商行为,防止承销商违规失信的外部约束机制。对承销商行为监管不力会纵容其违规失信行为,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监管越多就越好,监管有一个最优水平。监管水平与承销商声誉水平之间的关系见图2。

在图中,曲线D表示对监管的需求曲线,它表明承销商的监管水平越高,证券市场对承销商监管

的需求就越低;承销商声誉越低,证券市场对承销商监管的需求就越高。曲线s表示对监管的供给曲线,该曲线并不是单调的:在初始阶段,当监管当局的监管力度增加时,承销商声誉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但它有一个临界点,超过了这一点,监管当局监管力度进一步增强时,承销商声誉水平会开始下降,管制越多,承销商声誉水平就越低。在图2中,有a和B两个监管均衡点,B点就属于监管过度或管制不当的情况,此时如果放松监管,承销商声誉水而上升,监管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四、完善证券承销商声誉机制的路径选择

1、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一方面可通过规范信息披露制度来降低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如逐步建立结构严密的信息监管组织体系,规范上市推荐人行为,健全信息披露的有关法规制度等;另一方面,证监部门应利用多种渠道对投资者进行证券市场知识的相关教育,提高投资者的信息鉴别与信息分析能力,以降低人为的能力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2、进行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一是完善保荐人制度,实现有效的市场化发行制度;二是要规定承销商在限定的时期内对企业上市后的表现负责,承销商对发行企业的责任不能随着企业的上市而终止;三是完善承销商退出机制,承销商的退出机制可以将低效劣质、缺乏竞争力和市场信誉的承销商从证券市场上驱逐出去,从而将有限的市场资源转移给具有竞争力和良好声誉的承销商,以促进证券市场集中度的提升,优化证券市场的结构。

3、建立和完善承销商的声誉评价体系和排名制度。承销商声誉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到其自身的市场份额和业务收入,而且会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影响到整个证券行业的诚信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说,承销商声誉评价体系的公正性、科学性是整个证券承销市场诚信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科学公正的承销商声誉评级体系和排名制度来实现承销商声誉等级的差别化,并进行定期的信息公告,以充分发挥声誉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而形成对承销商声誉提高的倒逼机制,提高承销商的声誉和质量。

4、完善承销商内部治理机构。承销商要有自我防范、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自觉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并积极采取措施防范声誉风险。完善承销商的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明晰和优化承销商的股权结构,促使承销商股权机构分散化和多元化;其次,提高承销商股权的流动性;第三,应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激励机制。

证券市场线的优缺点篇10

1、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中国的证券市场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建立的比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这使得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快速的增高。由于近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的在增长,这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增强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加快了投资的体制改革,推进了企业的调整,让国家的经济更加地可持续的增长。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证券市场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我国的这种持续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既影响着中国证券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

2、中国证券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发展方式的改变,它可以通过许多的投资金融等行为方式来使企业变得更创新,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一方面,中国证券市场改变了经济的发展模式,对比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我们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慢慢的摆脱了这种依赖。另一方面,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方式,使以消费为主的社会发展方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经济发展。

中国证券的发展不仅为就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完善改进了产业结构,对于我国在第一第二产业的投入造成严重的浪费,而第三产业的发展的严重滞后现象改进了不少。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资金投入渠道变得更多,而且证券市场本身就属于第三产业,这使得第三产业市场发展有了资金的支持可以发展的更好更快了,也可以促进第一、二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解决了许多人就业的问题。

二、中国证券市场面临问题

目前,我国在证券市场方面面临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状况,我们应该给予这些问题足够的重视,下面将列出目前面临的相关问题。

1、换手率较高,股票定价扭曲

从我国最近几年的交易记录可以看出,人民在股票交易中的换手率较高,超过百分之五十,都比较喜欢进行短线操作,而对于那些发达国家,人们里的股票交易换手率小于百分之五十,且比较趋于长线操作。尽管在2006年和2007年后牛市的大幅度下跌造成一部分的人被套住,人们仍然换手率只高不减。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未来的收益和所承担的风险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我国的证券市场的投机性比较多,市场参与者在证券市场中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赚取差价。这样的目标如果长期下去,将会造成市场内部规律的扭曲,让市场变得波动增大,长期不稳定,最终会导致市场信息的严重不对等,让股票定价扭曲。

2、机制不完善

我国在市场上的管理,许多都难以找到依据的政策和法规,缺少规范的管理和一支成熟的经纪人队伍,另外,专业水平低,各方面都不健全,市场被分隔开,很多地方的交易价格不能随行的,连股份制改革也进展得很慢。造成我国在经济方面大幅度增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却都高于世界的背景下,导致一些a股十年都未出现什么涨幅,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

在证券市场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这两方面的问题上,例如许多上市公司即使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也存在在证券市场中,还有一些公司在未经合理论证的情况下就可以进入证券市场,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的程度上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性,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由于证券监管不够,这种没有效力的重要保障,使其不能起到发挥监督市场的作用,从而使证券管理能力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

3、证券市场没有起到“预报”经济的效果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股票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和谐,从而不能够起到证券市场对经济的“晴雨表”预测作用,这样就会导致股票的大幅度涨造成经济难以跟上而导致一系列不和谐的现象。例如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是缓慢的增长的,但上证指数却在大幅度的高涨,之后,又开始了一批特别火热的牛市,上证指数达到了很高的地方,这些都表明了金融危机影响经济的状况。

4、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已经明确的在《证券法》中规定了上市公司的许多行为,当许多的上市公司在终止交易时不严格按照《证券法》规定的做,许多准备退市的公司却进行重新组合而转身就变成了一家看起来不错的公司。《证券法》在执行方面没有进行很好的执行,造成许多特别不好的股票却高升的情况愈来愈多,造成中国变成了只有几家真正的退市公司的现象。a股在证券市场线中靠包装和造假的很多,有许多长时间的和短时间的,这些造假层出不穷的原因就是我国在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有缺陷和证券市场线潜在的巨大的利益。如审计方面存在不正当的不公平的竞争,而且在收费制度上不完善也不合理,造成审计成本和收费不成配比等问题的出现,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常状态。

因为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善,所以造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律的不完善,可能会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比较滞后,而且对于信息不具有法律效益,对于一个信息的时效性很强的证券市场来说,很大程度上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由于没有信息法律性,从而造成信息的可信度不高,也造成违法的情况比较多;许多投资者利用法律的漏洞来进行证券交易,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整体秩序不正常。

5、大众对证券金融的了解很缺乏

经过调查发现,我国人们群众对于证券和金融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少,大部分一点也不了解,这就说明我国的一般大众对于证券的认识严重的不足,缺乏对证券的风险意识和认识分析能力,造成许多的从众心理,看哪里买的人多就买哪里的。由于认识方面的严重知识缺乏,造成我国市场意识淡薄,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和走势,造成了许多问题。

三、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措施

1、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律规章

证券市场的发展是由于信息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产物。对于证券市场,我们要完善其法律规章。对于政府,应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进行重新的定位,不能干预具体的证券市场中的一些行为,需要制订统一的法律规章来使证券市场变得规范化,还需要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并且对一些已出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要根据具体的实时情况来进行及时地调整和改进,从而使我国的证券市场在政府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更好的长足发展。

例如,我们可以完善会计信息制度,明确每个人的责任,通过制度的作用来实现规范个人的行为,当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现在的规范时,就需要对其进行处罚或者用法律的强制力来执行一些措施。会计规范可以使企业正确的处理会计的事项,从而帮助证券市场进行信息的有效沟通。因此,我们要在完善我国标准法律中关注两点,即增强可操作性和处理好各种事物之间的冲突,这样就可以根据我国目前的各种情况来实现证券市场的各方面协调。

2、完善证券的市场机制

对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机制要进行各方面的完善,这是保证中国证券市场得以正常发展的保障之一,也可以促进证券市场更加规范化的进行发展。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完善证券市场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出发,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来提高证券市场的进入门槛,严格执行证券公司的进入标准。由于我国长期在证券市场上沿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使得公司上市靠的不是业绩而是看谁能争取到上市指标,造成政府中权力的滥用,使弄虚作假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需要进行改革管理和监督的政策,避免市场上秩序的不稳。同时需要清理不合格的上市公司,使这些不合格的上市公司退出证券市场。对于市场退出制度,我们应该针对监管部门不断出台挽救垃圾公司的政策现象进行处理,这些现象不仅使市场里的垃圾股被恶意的乱炒,还会让好股票被迫下降,让市场变得趋于泡沫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能力,监督他们的经济来源,并且通过优化他们的组织结构来加强社会的监督。只有完善证券市场的管理,才能让国家的管理进入新的理念和新的模式,才能更好地找出更适合我国发展的新型证券市场管理模式,让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更好更长久。

3、健全公司的管理

我们要从建立健全公司的管理出发,从本质上保证高质量的信息,从而实现公司管理的治理结构的健全。对于公司管理方面,我们要在约束机制上进行管理信息,协调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冲突矛盾,积极的进行双方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我们可以提高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让持股人和管理人的利益在一起,还可以通过建立期权形式的机制的方法来将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与股东的长久利益结合在一起,避免管理人员的短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