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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的概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49:23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1

论文关键词海洋软实力构成要素

海洋是世界格局中增强国家地位,获取政治、外交发言权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海洋权益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为了争夺海洋资源、海洋空间等,国际海洋权益斗争也日益加剧。在相互依存、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实现利益诉求,需要更加注重海洋软实力的提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软实力研究成果的借鉴,确定了海洋软实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

一、海洋软实力的概念

(一)国内外软实力概念的梳理

为了更好地研究海洋软实力的构成,首先要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软实力”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他将“软实力”概念阐述为“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政策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政治议程的能力。目前,对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阐述,各国学者尚未达成统一,其观点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类:

1.从软实力形态和构成要素的角度来定义。贝茨·吉尔认为,软实力主要来自于文化、政治和外交等软性因素的力量。阮宗泽认为,“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庞中英认为软力量可定义为:非物质的、无形的力量,包括奈举例的那些美国“软力量”,例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吸引力;国际结构性力量,指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国际结构中拥有的权力;与军事或者战争力量不同的外交(主要是谈判)力量。

2.从软实力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角度来界定。郭树勇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对软实力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软实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即合秩序性发展的能力、对战争施以合法性限制的能力,以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能力。”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从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来分析软实力包括哪些能力,而不是从内部角度分析软实力的构成。

3.从资源的运用方式上来说明软实力。詹姆斯·特劳布认为,软、硬实力这种两分法本身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没有考虑到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也可以产生软实力。如今,美军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工具——战争、外交、社会政策和人道主义救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军队。简而言之,软实力不一定是软绵绵的。这种披着坚硬外壳的劝诱可能比通过典型工具展现的软实力(尤其是通过流行文化表现出来的软实力)更加有效。詹姆斯·特劳布的观点表明,对硬资源的运用方式决定了这一资源的运用效果和属性,军事资源用于战争时,它实现的是硬实力的效果,军事资源去救援救灾、推动友好交往时,则会发挥软实力的效果。

上述关于软实力的看法,各有所长,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分析。但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界定软实力,难以客观的反映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完整情况。要更客观、更全面的定义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同时关注构成软实力的资源、对资源的运用以及运用的结果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可以将国家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的能力。

(二)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海洋软实力从实质上讲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国家软实力追求的是国家权益,国家权益包含很多组成部分,而海洋软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它所追求的就是众多国家权益中的海洋权益。因此,对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可以建立在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借鉴,可以将海洋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以维护和获取海洋权益的能力。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强调软实力来自于对资源的运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如果不能够被其他国家所了解和认知,就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以海洋文化为例,不是拥有了悠久的海洋文化,就具有了软实力,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被有效地运用而产生的结果,所以海洋文化本身不是海洋软实力,它只是海洋软实力的基础、海洋软实力的来源。

2.强调运用资源的方式是柔性的。无论是什么资源,必须运用柔性的方式,才有可能实现软实力的效果。虽然是软资源,但运用方式不是柔性的(比如交流、沟通、宣传、合作等),也无法达到软实力的作用。比如想推广一个国家的海洋价值观,虽然海洋价值观是软资源,但如果采用强迫、威胁等方式传播,达到的作用肯定是适得其反,此时的海洋价值观所发挥的效果就不是软实力。

3.强调软实力的来源涵盖所有的资源。不论是硬资源(军事、经济、科技等),还是软资源(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等),只要运用方式得当,都能够产生吸引别国的力量。比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当它们投入到沿海地区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时,军队此时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海洋软实力了。所以,即便是军队,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硬资源,同样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发挥海洋软实力的作用。

以上对海洋软实力的界定方法既可以避免在海洋软实力研究过程中对资源进行不必要的软、硬形态的机械划分,因为有些资源无法进行绝对意义上的软、硬形态划分;同时还可以避免仅从某种或某几种资源的角度(如文化、制度等)去认知和界定海洋软实力,有助于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海洋软实力。

二、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海洋软实力来自于资源及对资源的柔性运用过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产生海洋软实力的资源多种多样。学界通常认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有威望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影响力等,即文化、政治、外交三个方面。其实,软实力也可以来自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虽然不同的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会有紧密而复杂的内在关系,但不容置疑的是,每种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必然有其的独特作用。中国的发展不能只是硬实力的发展,还要重视历史文化、教育状况、法治水平、政府效能等软实力的综合建设。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国家利益的多向度化和新的竞争模式要求海权建设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培育。接下来,本文就从政治、文化、外交、经济、军事、科技资源及其运用六个方面阐述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

(一)政治资源及其运用

对于现在的国际海洋制度,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面对。在遵守已经签署的海洋条约、公约和协议之外,更要加强对国际海洋法的研究和利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使我国在国际性海洋法律文件形成过程从一般参与转为积极介入,把本国的利益诉求借助国际法的规则反映出来,从而实现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目的。同时,面对岛屿领土主权争端,要加快国内立法,使海洋边界划定更加明确,通过法律途径避免海上冲突,确保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二)文化资源及其运用

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海权强国相比,我国的海洋意识还比较薄弱,缺乏海洋文化传统。郑和远航的主要意图是宣扬国力,近代海军现代化试验也只是为了应对列强炮舰政策,它们都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海外贸易和合作增加,我国对海洋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国民的整体海洋意识还有待提高。中国需要把海洋教育的内容注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去,通过互联网等传媒工具引导民众讨论和传播科学海权观,使我国民众更加关注海洋资源、海上交通安全等海洋权益问题,以此来推动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三)外交资源及其运用

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流。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没有使用武力来加强自己在南海主权主张的倾向。中国目前利用的是海洋软实力,包括对地区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帮助,积极参与一系列的海洋和环境倡议,比如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南海项目,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实施的维护航海安全和环境保护合作机制。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有意愿实现“基于国际法、不使用武力和谈判解决纠纷原则更全面地融入区域关系系统”。

(四)经济资源及其运用

海洋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和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其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海洋产值的不断上升已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要不断提高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能力,拓展海洋产业链,加大海洋产业项目支持力度,打造有优势的海洋产业,通过海洋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我国的海洋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合作,实现经济效益、国际关系的双赢。

(五)军事资源及其运用

在解决国家争端和保障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军事资源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战争时期,它可以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而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作用。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我们要不断加强海军的战斗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后盾,并更加有效的参与到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中去,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军队是威武之师,更是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六)科技资源及其运用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2

一、引言

当今世界人类对于海洋旅游的需求逐步提升,并伴随着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海洋生态旅游作为旅游业的新生命逐渐发展壮大。我国海洋旅游资源丰富,海岸线漫长。国内学者从海洋生态旅游的概念、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策略、海洋生态旅游的产品与市场、海洋生态旅游的文化以及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这几大方面展开研究。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以期为我国海洋生态旅游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海洋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

正确理解海洋生态旅游的概念是研究海洋生态旅游的关键和基础。首先,旅游是指人们出于移民和就业任职意外的其他原因离开自己的长住地前往异国他乡的旅行和逗留活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海洋生态旅游本身由生态旅游衍生而来,是生态旅游与海洋旅游的结合。目前国际上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并不统一。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是:到相对未受干扰的自然区域进行的对环境负责的旅游和游览,目的是享受和欣赏自然(以及其他附带的文化因素――过去的和现在的),促进环境保护,旅游者的负面影响小,给当地居民提供社会经济利益。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将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因此我国学者对海洋生态旅游的界定大都从生态旅游角度出发,但始终未能统一乃至权威化。周映萍、朱坚真(2009)认为:滨海生态旅游是利用海洋环境开展的生态旅游活动,包括海上垂钓、漂流、探险、潜水、冲浪、品尝海鲜、观赏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参与海上作业以及海洋探秘等。张从(2009)认为:海洋生态旅游是为了了解、体验、欣赏和研究海洋生态景观(包括与自然融合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而开展的,既体现认识和享受自然,又体现环境教育的旅游。梁永国、李少云(2011)认为作为生态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旅游除了具备生态旅游的共性特征,更包括了独特的海域文化、海洋自然资源等特性。

海洋生态旅游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导向,以社会经济条件为依托,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为前提,开发海洋旅游产业,以期实现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效益。这是学者们在对海洋生态旅游定义时所取得的共识。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海洋生态旅游的定义大多是在生态旅游的定义上出发,结合海洋空间范围来界定的。对于海洋生态旅游的内涵理解,本文认为海洋环境下,一切符合生态旅游核心理念的旅游活动即可称之为的海洋生态旅游。

三、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策略的研究

我国对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研究中,以区域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研究比重最大。潘海颖(2007)提出在海洋生态旅游景区开发中需要贯彻的核心思想是:旅游景区开发原理与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的结合,注重事前预防、超前定位、动态监控、系统管理。他认为开发中要特别重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过程,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促进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和谐。郭晋杰、焦艳丽分析了广东省特呈岛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和潜力,指出模红树林资源作为海岛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可以作为发展海岛生态旅游的资源凭借。提出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几大原则和取向:一是特色化原则和品牌化取向;二是市场化、产业化原则和人文化取向;三是旅游内容层次化原则和科学化取向;四是可持续化原则和绿色化取向。桂峰等(2001)对辐射沙洲沿岸地区概况以及如东旅游资源进行分析,认为潮滩各区间生态特征不同,从而旅游资源价值不一。因此针对潮滩资源提出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分带开发模式以及点轴开发模式。楼筱环(2011)分析了舟山群岛生态型海洋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树立生态旅游区域发展概念,出台与实施无人岛生态旅游开发政策等发展

策略。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充分认识到开发海洋生态旅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了极大关注。但研究内容大多针对区域和海岛,缺乏对中国海洋生态旅游整体性研究。目前以理论研究成果为主,对开发海洋生态旅游提出的诸多策略缺乏实践价值,因而对实际开发所起指导作用较小。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内海洋生态旅游研究的开发进程。

四、海洋生态旅游产品与市场的研究

(一)海洋生态旅游产品的研究

海洋生态旅游产品主要源于对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蓝宗辉(2002)等在探讨红树林对海洋生态的作用时指出,红树林是海上旅游的后备资源。因其具独特的生态旅游价值,可被开辟为生态旅游场所。庞振刚(2003)等针对象山环港区整体海洋生态旅游规划制定出了渔乡风情、海岛游乐、海上运动、滨海疗养和海塘娱乐5大海洋生态旅游区,并设计了相关旅游产品。冯锦龙(2002)凭借江苏海洋渔业资源,针对江苏沿海的海洋旅游、生态旅游或大旅游设计了5类渔业产品:观赏性旅游产品、参与性旅游产品、科普性旅游产品、购买性旅游产品和品尝性旅游产品。并为江苏沿海生态旅游设计了“10观4海”共14类产品。

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可利用资源丰富,海洋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潜力大。国内对海岛与海滨生态旅游产品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可以初步形成一套系统的旅游产品模式,对其他众多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利用和旅游产品的设计起到导向作用。但总体上来说,我国海洋旅游资源利用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第一,各区域共性产品多,个性产品少。产品开发限于利用海水、阳光和沙滩,地域文化不够凸显,区域差异不足。第二,大众普及型产品多,高科技特色产品少。另外游客消费能力偏低,开发者销售收入少,积极性不高;第三,陆地产品多,海洋和深海产品少。

(二)海洋生态旅游市场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海洋生态旅游市场的研究较匮乏。在对区域海洋生态旅游的研究进程中也很少涉及市场的问题。从提出海洋生态旅游研究起,所能搜索得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庞振刚等(2003)在探讨象山港区域开发海洋生态旅游问题时进行的初步的市场分析。他们将其市场定位为以宁波市及周边城镇居民为主要客源市场,并且根据其市场特征划分出三级客源市场。一级为宁波市及周边奉化、宁海、象山等城镇居民;二级为浙东地区;三级为利用旅游介入机会从其他景区分流的一些较远地区的游客,亦可称作机会型市场。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较少关注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市场,这对海洋生态旅游供需双方市场的发展不利,也会使我国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缺少市场导向。

五、海洋生态旅游文化的研究

对海洋生态旅游文化的研究并不多,仍以对海洋旅游文化的衍生为主。梁永国、李少云(2011)认为海洋生态旅游文化是在海洋生态旅游活动中,旅游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积累、凝结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的总和,是海洋文化、生态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复合体。而其文化价值源自海洋生态旅游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可分为标准生态旅游模式、准生态旅游模式和生态化大众旅游模式三种实现模式。

由于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发展较晚,包括学者在内的旅游者没有或少有海洋生态旅游活动的体验。同时海洋空间范围大,生态旅游活动有限,而人类碍于海洋的可进入性和不安全因素,而未能对海洋生态旅游文化及其价值的研究有进一步的

突破。

六、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目标。翟庆文(2011)探究了我国滨海休闲潜水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潜水业活动可能对旅游产生致命性问题,即毁坏海洋生态的同时还会摧毁海洋传统文化。雷春、高艳利(2011)在探析海南省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时强调现实情况远非固定或静态,应对开发的项目按时间一致性和空间一致性要求进行研究,取得海洋生态系统整体的效益。徐菲菲(2003)通过多目标加权平均法,以滨海城市连云港为例,创建了滨海生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提出连云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资源环境――社区参与――经济发展――管理监控型”的模式。马克美(1999)对广东海洋生态旅游进行分类分析,提出海洋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要讲求名牌效应,要创建滨海旅游的中心城市,还要加强环境保护法规。乌兰(2010)在分析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统一关系时指出,环境条件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海洋生态旅游发展的方向和潜力。因此要改变目前海洋旅游开发中经济利益大于环境利益的不可持续的增长

方式。

我国学者在研究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大多是理论成果,鲜有学者能够提出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模式。再者由于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发展处于初步阶段,已进行的少量海洋生态旅游活动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学者们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存在信息落后的现象,因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时间上相对滞后。

七、结束语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3

我国远洋渔业已经走过30个年头,通过渔业生产、海区调查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远洋渔业数据。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学技术(如RS、GiS等技术)在远洋渔业方面的应用,远洋渔业数据必将具有海量特征。如何高效管理这些海量的远洋渔业数据是本研究要解决的关键。文章通过对远洋渔业中3种经济鱼(金枪鱼、竹荚鱼、鱿鱼)的生产、调查、地理等相关方面数据的分析,基于SQLServer2000设计了远洋渔业调查数据库,基于Geodatebase设计了远洋渔业空间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形式,实现了远洋渔业海量数据的高效管理。同时,针对所建立的远洋渔业数据库的空间数据建立了G树索引,为高效查询相关空间数据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

远洋渔业;数据库设计;空间索引;渔业管理

远洋渔业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涉及国家的海洋权益、经济利益、食物供应安全等方面,我国对远洋渔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同时,海洋渔业管理是海洋管理的重要内容,做好渔业管理,对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与管理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自1985年来,我国海洋工作者在进行远洋捕捞的同时,对多数海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远洋渔业数据。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独立开发建设了很多数据库。毕健等[1]利用来自于舟山、上海、烟台、大连、宁波等17个渔业公司(或单位)提供的1994-1995年渔获量统计资料建立了西北太平洋鱿鱼钓数据库,利用Foxpro数据库系统准确快速处理鱿鱼钓渔获量数据,利用经济领域中的预测方法来预测产量、可投入船数、平均日产量等,指导渔业生产与管理。李小恕等[2]利用1997-2001年对海洋生物资源与生物栖息环境调查数据,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与生物栖息环境数据库,该数据库在海洋渔业资源与环境的研究、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袁骐等[3]利用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东海和南海水产研究所1999-2002年多个航次的调查数据,设计了海洋渔业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库系统,针对海洋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特殊需要,增加了污染物质生物体残留量子数据库以及多种水质、底质和生物污染程度综合评估模型,为海洋渔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相关数据和信息。陈卫忠等[4]在系统收集东海区历年海洋捕捞产量、捕捞努力量统计资料、主要经济鱼类生物学参数以及渔业资源研究文献报告等资料基础上,对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补充,建立了渔业资源研究数据库。张寒野[5]在对海洋生物资料调查信息分析与整理的基础上,将涉及的数据分为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两种,分别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数据库和矢量图层;最终利用这些数据库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用来准确评估海洋渔业资源现状。

总体上,目前这些与渔业相关的数据库存在以下不足:①数据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导致处理数据时费时费力,增加了操作失误和人为误差[6];②数据库中数据的丰富度、完整度不够[7],很少将资源、环境、空间、人文、科技等相关信息关联起来,涵盖的信息量不足,导致数据库水平不高;③数据库相对孤立、分散,大多针对单一用户提供单一产品,应用面较窄,共享性差[8],数据库之间难以实现互联互接,信息闭塞、推广难度大[9];④数据库比较小型化,没能形成综合的大型数据库,给远洋渔业数据的科学规范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依据现有的数据库且结合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渔业遥感GiS技术实验室的数据,兼顾当前RS以及GiS技术获得资料,拟对远洋渔业数据库进行设计开发,设计一个规范、全面、实用性强的远洋渔业数据库。并利用该数据库对这些多源异构的海量远洋渔业信息进行管理,以便为海洋渔业科研奠定更好的基础,为海洋渔业生产提供多面服务,为渔业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指导,为海洋资源管理做出科学决策。

1远洋渔业数据库设计

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远洋渔业涉及生产、环境、资源、地理、船舶等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将涉及的数据分为调查数据和基础数据两种形式,分别设计了远洋渔业调查数据库和基础数据库(即空间数据库)。远洋渔业调查数据库在SQLServer2000的环境下,根据需求创建的调查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本着信息规范、系统性能稳定、数据安全、信息完整、系统可扩展等原则,创建了包括鱿鱼、金枪鱼、竹荚鱼生产信息和生产调查生物学数据信息专题,以及生产调查环境信息专题等的11个数据库表以及若干字典表。远洋渔业地理空间数据库在arcGiS的环境下,基于Geodatabase根据实际渔业调查或者生产中涉及的数据创建的空间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经纬网、Fao渔区、海区、捕捞点等具有特定地理意义的数据。这些包含地理信息的空间数据大多以矢量数据格式存在,通常采用“图层”来对它们进行组织和管理,各个图层分别存储不同专题的空间信息。在本数据库中,包含捕捞点、观测点、航线、渔区、海区、洲等6个含有基础空间数据的图层。

1.1远洋渔业数据库需求分析远洋渔业数据库的数据信息包含调查数据和空间基础数据,随着今后调查和渔业生产活动的执行,积累的数据会不断增长。该数据库的调查数据包括与调查相关的数据,如调查时间、调查经纬度、网次、温度、深度、盐度、渔获物量以及渔获物生物学方面的数据;基础空间数据主要指海洋功能区划信息这类代表特定地理意义的数据,包括经纬线、渔区、海区、海陆边界、观测点、作业地点等。这些数据在数据库中以图层的形式出现,同时调查数据中涉及空间的数据(如经度、纬度)均属于空间数据。该数据库中的调查数据(是指基本上与空间位置没有直接关系的数据)存放于SQLServer数据库中。

1.2远洋渔业调查数据库建立

1.2.1远洋渔业调查数据库概念结构设计概念结构设计是将分析得到的用户需求抽象为概念模型的过程。即在需求分析基础上,设计出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的各种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念设计模型。概念模型是对信息世界建模,能够方便、准确地表示信息世界中的常用概念[10]。概念结构设计能真实、充分地反映现实世界及其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易于理解和更改,以及易于向关系、网状、层次等其他数据模型转换。在远洋渔业数据库中,每艘船舶会在不同的渔区从事不同的作业,这些作业包括对不同经济鱼种进行生产以及生产时的环境调查等。在生产的过程中,对捕获物进行统计和测定。不同的捕获种类有着不同的生物学特征,并且不同的经济鱼种在生产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以,在本数据库中涉及对象有:金枪鱼、鱿鱼、竹荚鱼生产信息,环境调查信息,生物种类,生物学信息,海区信息,船舶信息等。用e-R图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1.2.2远洋渔业调查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e-R模型是用户的模型,它独立于任何一种数据模型。因此,需要将用e-R图表示的概念模型转换为某个具体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所支持的数据模型,然后建立用户需要的数据库。根据数据库概念结构设计阶段得到的远洋渔业地理属性数据库e-R模型,我们可以设计以下远洋渔业调查数据库逻辑结构模型,其中实体标志码用*标出(下同)。(1)鱿鱼生产信息,包括:日期*,渔业公司*,经度,纬度,作业渔船数,渔获量,作业类型,备注。(2)鱿鱼生产调查生物学信息,包括:日期*,船名*,渔业公司,船舶呼号,经度,纬度,胴长,体重,性别,性成熟度,摄食等级,胃含物,备注。(3)金枪鱼生产信息,包括:作业日期*,船名*,船舶状态,投绳船速,投钩起点时间,投钩起点经度,投钩起点纬度,投钩终点时间,投钩终点经度,投钩终点纬度,起钩起点时间,起钩起点经度,起钩起点纬度,起钩终点时间,起钩终点经度,起钩终点纬度,两浮子间钓钩数量,投钩数量,投绳长度,支绳长度,两支绳间主绳长度,投放主绳长度,鱼种,渔获尾数,加工重量,兼补海龟状况,备注。(4)金枪鱼生产调查生物学信息,包括:日期*,船名*,渔业公司,船舶呼号,经度,纬度,胴长,体重,性别,性成熟度,摄食等级,胃含物,备注。(5)金枪鱼生物学统计信息,包括:日期*,船名*,渔业公司,船舶呼号,经度,纬度,渔获种类,平均体长,平均体重,备注。(6)竹荚鱼生产信息,包括:日期*,船名*,网次*,渔业公司,船舶呼号,放网时间,放网纬度,放网经度,起网时间,起网经度,起网纬度,产量,CpUe,拖速,拖向,网位深度,网口高度,网型,手纲,沉力,浮力,水平扩张,曳绳长度,鱼群下缘,鱼群上缘,鱼群水深,鱼群高度,鱼群影像,网位仪水深,备注。(7)竹荚鱼生产调查生物学信息,包括:日期*,船名*,渔业公司,船舶呼号,经度,纬度,叉长,体重,纯体重,体宽,体高,体周,性别,性成熟度,摄食等级,胃含物,备注。(8)海况气象,包括:日期*,船名*,时间*,渔业公司,船舶呼号,经度,纬度,天气,气温,气压,流速,流向,风速,风向,能见度,浪高,浪向,干球温度,湿球温度,总云量,低云量,备注。(9)温盐深观测,包括:日期*,船名*,时间*,渔业公司,船舶呼号,经度,纬度,深度,温度,压力,密度,盐度,叶绿素-a,溶解氧,备注。(10)海流观测,包括:日期*,船名*,时间*,渔业公司,船舶呼号,经度,纬度,水深,速度x,速度y,速度z,温度,速度,方向,备注。(11)船舶档案,包括:船名*,船舶呼号*,所属公司,船籍港,船籍国,船型,作业许可证,全长,功率,总登记吨位,巡航能力,造船时间,冷冻能力,仓容量,作业方式,船舶照片,备注。(12)渔区:包括:渔区iD*,渔区名称。(13)海区:海区iD*,海区中文名称,渔区英文名称。

1.2.3远洋渔业地理数据库物理结构设计数据库在实际的物理设备上的存储结构和存取方法称为数据库的物理结构,与给定的硬件环境和DBmS软件产品有关。本数据库是在windowsXp的操作系统下,磁盘320G的环境中,利用SQLServer2000建立。

1.3远洋渔业空间数据库设计本数据库是基于Geodatebase建立。在Geo-datebase中,要素类是具有相同的属性集、相同的行为和规则的空间对象的集合。所有的数据都在同一数据库中存储并中心化管理,实现地理数据的统一存储管理。同时,还可以实现无缝、无分块的海量要素的存储[11]。根据空间数据的特征,对空间对象建立的逻辑结构如下:航线信息,包括:要素iD*,形状,要素类型,航行航次,航行船名,开始航行时间,终止航行时间,航行海区。海区信息,包括:要素iD*,要素类型,陆地中文名,陆地英文名。渔区信息,包括:要素iD*,形状,要素类型,渔区号,渔区所属海区,面积。洲信息,包括:要素iD*,形状,要素类型,洲中文名,洲英文名,面积。影像信息,包括:影像名称,影像iD*,存储路径,文件格式,空间分辨率,影像格式,拍摄时间,左上角经度,左上角纬度,右下角经度,右下角纬度。根据空间数据的逻辑结构,建立空间数据库的物理结构如表1至表3所示。针对不同的图层,在方便管理和储存的前提下,利用Geodatebase建立了远洋渔业空间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要素类型共分为3种:点状、线状和面状,共有7个图层。捕捞点、观测点属点特征图层;航线属线特征图层;渔区、海区、经纬线、洲等属于面特征图层。在Geodatebase中的个人数据库中,利用arcGiSCatalog工具,将盐度、温度和叶绿素的影像存储在该数据库中。

2远洋渔业数据库索引的建立

渔业调查数据库中涉及大量的空间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是具有点实体特征,并且均与时间有关。实际应用中,经常需要对这些渔业数据进行空间和时间的查询访问。为了快速而又准确的查找到所需目标,作者根据远洋渔业数据库中的调查时间数据建立了顺序索引,对空间数据库建立了G树索引。由于调查数据都会有时间的字段记录,因此可以针对时间建立顺序索引。顺序索引建立的方法有B-树、B+-树索引等。这样,要查找某一时间的调查数据,按照顺序检索或者折半检索,就可以快速定位满足条件的数据。G树格网索引将海区作为第一层次,渔区作为第二层次,点状实体、线状实体、多边形实体等作为第三层次。在检索过程中,先对数据进行过滤:先检索第一层次,找到目标实体所在的区;将此层次中目标实体所在的海区的格网投影到第二层次的格网中,找出目标实体所在的渔区;再将第二层次中目标实体所在的渔区格网投影到第三层次中,然后在第三层次中进行精确查找,直到精确查找出该目标实体。

3结论

本研究以现有的远洋渔业生产数据、调查数据以及地理数据为基础,在详尽分析了远洋渔业中金枪鱼、竹荚鱼和鱿鱼等数据资料之后,依据分析结果进行了远洋渔业数据库的设计与探究。本数据库分为两部分,利用SQLServer2000建立了远洋渔业属性数据库,利用arcGiS建立了远洋渔业空间数据库,使得基础数据与空间数据得以连接在一起。另外,还对远洋渔业空间数据库的索引进行了研究并针对该数据库建立了G树索引,提高了空间数据查询的效率。远洋渔业数据库的建立,为海洋渔业科研奠定更好的基础,为海洋渔业生产提供多面服务,为渔业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指导,为海洋资源管理做出科学决策。该远洋渔业数据库设计目前仅考虑金枪鱼、竹荚鱼、鱿鱼3种经济鱼,下阶段的工作是把其他经济鱼种也考虑进来,同时在该数据库的基础上开发远洋渔业数据库系统,实现远洋渔业有关的分析和统计等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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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的概念篇4

摘要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制度是海洋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国际资源开发与保护制度的重要部分。这项制度从萌芽到成形是与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脚步同步的,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海洋环境是整个地球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污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全球环境的状况。对于国际海底区域这一全新的领域,对其的环境保护也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地位环境保护

作者简介:林煜,贵州大学法学院2012级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国际环境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57-02

一、国际海底区域概述

(一)国际海底区域概况

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国际海底区域(以下称“区域”),是指各国管辖水域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国际海底区域是当今国际海洋法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并且是一个海洋法上的新概念。

 

1970年12月17日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以118票赞成、0票反对和14票弃权通过了确立“区域”及其资源的法律地位与法律原则的第2749号决议,即:“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与下层土壤的原则宣言”,其宣布: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以及该区域的资源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在以后的一系列国际文件中均反映了该原则。

 

《公约》明确规定,“区域”及其资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根据其规定,关于“区域”的规则主要有以下五个:

(1)不得占为己有。任何国家、自然人或法人不得将“区域”的任何部分或其资源占为己有,同样任何国家、自然人或法人也不得对“区域”或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

 

(2)设立国际机构进行管理。设立专门的国际机构即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对“区域”及其资源进行管理。根据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决议,1983年3月成立了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

 

(3)为全人类的利益开发使用,各国公平分享经济利益。“区域”对所有国家不加歧视的开放,从“区域”及其资源的开发活动所取得的利益,在无歧视的基础上由各国公平分享从“区域”内活动获得的财政及其他经济利益。

 

(4)“区域”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的法律地位不受“区域”的法律地位影响。

(5)开发的目的是专用于和平。开发要有利于维护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国际合作和相互了解。

(二)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制度

“区域”面积约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65%左右,在这广阔的海底内蕴藏着丰富的金属能源和生物资源。随着陆地资源的消耗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将视线转到了“区域”这片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场所。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主要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在“区域”内进行多金属结核的海上探矿活动,这是人类开始在“区域”内进行勘探开发的早期活动。到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具有商业开发远景的多金属结核矿区基本确定下来。在此之后,发达国家利用其资金与技术上的优势在开展富钴结核壳和其他深海资源的勘查开发研究中投入巨资,紧随其后的是印度、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

 

“区域”的活动形式自1982《公约》通过后逐渐从无序到了有序。《公约》自1994年生效,在“区域”开发活动中共有俄罗斯、日本、中国、法国、印度、东欧集团组成的一个企业以及韩国这7个登记的先驱投资者。近280万平方千米的多金属结核资源矿区主要由联合国分配的多金属结核资源矿区和7个先驱投资者提交管理局的保留矿区以及跨国公司拥有的勘探矿区组成,基本已将矿区分配完毕。

 

经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斗争,公约最终确立了具有过渡性质的“区域”资源的平行开发制度,显然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争论中妥协的产物。

平行开发制度的主要内容有:

(1)“区域”内活动由管理局管理。《公约》第153条第1款规定,应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管理“区域”内活动,按照本条以及本部分与有关附件的其他相关规定,以及管理局的规章、规则和程序予“区域”内以安排、进行和控制。《公约》第157条第1款规定:管理局是缔约国按照本部分组织和控制“区域”内活动,特别是管理“区域”资源的组织。这两条均体现出管理局在平行开发制中起着主导作用。

 

(2)在“区域”内活动主体的确立。《公约》第153条第2款规定,“区域”内活动应(a)由企业部进行,和(b)由缔约国或国营企业、或在缔约国担保下的具有缔约国国籍或由这类国家或其国民有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或符合本部分的附件三规定的条件的上述各方的任何组合,与管理局以协作方式进行。即明确“区域”内活动的主体有:企业部、缔约国或国家实体、或在缔约国担保下具有缔约国国籍或由这类国家或其国民有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

 

(3)明确了“区域”内活动申请的条件以及要求。《公约》附件三第8条规定,开矿申请者必须向管理局同时提出两块估计商业价值相等的矿址,并提交关于这两个部分的所有资料。在不妨害本附件第17条所规定管理局权力的情形下,提交的有关多金属结核的资料应涉及制图、取样、结核的丰度及其金属含量。在收到这些资料的45天内,管理局应指定其中一个部分专保留给管理局通过企业部或与发展中国家协作的方式进行活动。另一个非保留区域则为合同区,由申请者与管理局签订合同后自行开发。

 

二、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

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法律地位不同于领海、公海等传统海洋法制度的法律地位,其有着特殊的法律地位。自发现深海锰结核以来,随着大陆资源被发掘殆尽以及海洋开采技术的不断提高以来,众多国家对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引发了国际上关于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法律地位的争论。

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重要动因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提出。自帕多教授提出这一原则以来,经过多年的争论,最终在《公约》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进而发展成为公约的重要原则。公约第136条规定,“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当然,公约不仅确立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在公约中的地位,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该概念的内涵。

 

根据“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内容和涵义以及《公约》的规定,“区域”的法律地位可以作如下表述:

(1)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2)同传统海洋法上个区域一样,各国在“区域”内的一切行为也应符合国际法。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5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洋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亘古久远。作为与大陆文明相对应的一种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与海洋紧密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海洋环境存在差异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适应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样性的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出海洋人类学(maritimeanthropolo-gy)这一独立分支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兼跨人类学与海洋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在推动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拟从追述人类学的海洋研究人手,介绍海洋人类学的概念发展,界定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并对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意义略加阐释,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提供借鉴。

一、海洋人类学的由来及概念界定

所谓海洋人类学(maritimeant}1ropology),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类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探讨包括渔业社区的人口、家庭、风俗、、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技术工具、艺术以及海洋适应、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社区发展、海洋资源共享、海洋利用协作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与人类学发展息息相关。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初,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c.Haddon)教授就曾组织开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峡(torresStrait)调查,对海岸带土著人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此外,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所撰写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是专门针对海岛土著部族的人类学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类学经典以海岛土著作为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统治格局是密切相关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点是“土著”而非“海洋”。人类学真正意义上以渔村、渔业为主题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研究,是由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间,弗斯与其妻子在莱弗尔梅(Leverhulme)奖学金的资助之下,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调查和研究当地的海洋渔业,并写成了《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malayFishermen:theirpeasanteconomy)一书。该书于1946年出版,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当地渔业经济的细节描述,如渔获量、商品价格和市场组织、渔民收入、资本投入及借贷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对影响当地渔业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人类学主要集中针对农耕社会和采集狩猎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海洋及渔业社会文化。可以说,弗斯的《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角专门针对一个渔业社会及其经济关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类学关于海洋渔业社区的研究日渐增多。伴随着大量相关论著得以出版,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从现有资料可见,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正式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名称,其最初定义主要是用来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带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质文化。而随着人类学日渐介入海洋社会研究,其研究内容也渐趋丰富,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从最初集中关注海洋民俗文化,发展为有关海洋社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为学术界所熟悉和认可,其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而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共有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斯(m,estellieSmith)所编著的《海上人家: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一书。

在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渔业社区与海洋社会是两个争议较多的核心概念。从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其所考察的对象基本集中在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渔业社区和群体。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渔业社区和群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技术工具以及思想观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什么样的社区才属于渔业社区,渔业社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渔业社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渔业而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都颇有争论。概而言之,这些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主要是从社区的文化或文化建构(culturallyconstructed)的角度来考虑,如marianBinkley、GeraldSider和anthonyDavis等人主要是从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属关系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来定义渔业社区;而SteveJacob和michaelJepson等人则认为,既然是渔业社区,那么渔业在人们心目中和认识观上必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Richardapostle等人在对加拿大和挪威的渔业考察之后则发现,渔业是一个“文化的容器”(culturalcontainers),它容纳了很多特别的技术、组织形式、制度、知识和身份认同等内容。另一派则是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定义渔业社区,如BonnieH.mc-Cay认为可以依据地理学上所说的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定义渔业社区;patriciam.Clay和JohnJ.poggieJr.等人则强调渔业社区应该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时又在同一片海域作业的存在各种联系的人群共同体,这一定义特别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地域上的联系。虽然以上定义强调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渔民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流动性,渔民在陆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渔业聚落,但是在海上作业时,却通常是随波逐流,分散行动的;另外,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船主与船员之间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船主已不再经常雇佣自己的亲属当船员,所以说从文化建构以及地理位置等单一层面来判断和定义渔业社区显然是存在不足的。

与西方学术界不同,目前国内从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多强调使用“海洋社会”作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何为“海洋社会”,不同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较多分歧,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正是因为意识到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总是会遇到概念界定等问题,著名海洋史学者杨国桢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磨合,他认为概念磨合是任何学科创立之初都会存在的问题,概念磨合是一个交叉、渗透和融合的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还会刺激更高层次的多样性研究。

其实,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变。自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社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如今沿海地区采用传统的出海捕鱼方式来经营生计的渔民越来越少,相当多数的渔民转而从事海产养殖;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业也因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便利交通优势,纷纷将企业和工厂转移到沿海渔村,由此吸纳了大量渔村劳动力,导致从事传统捕捞业者越来越少,渔村人员外流严重,出现巨大变化;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民流动等因素也使得传统渔业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所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变化,渔村呈现较大变迁,生长于海洋社会的人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都渗透着海洋的因子和色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海洋社会的这些变迁也恰好正是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一。由此观之,我们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不必过度拘泥于概念的严格区分,只要我们立足于从多维视角来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内涵,不同学科和学者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相关概念的理解就必然会愈加透彻和清晰。

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目前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由于切入学科性质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例如海洋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学主要关注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习俗、神话、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等,海洋考古学则侧重对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发掘之类问题的探究。近期兴起的海洋社会学则注重考查社会条件变量与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的海洋人类学家JamesR.mcGoodwin、JohnJ.poggieJr.、RichardB.pollnac和RobvanGinkel等人的一系列论著,几乎都是从海洋民族志视角考察渔业社区问题。以研究海洋渔业著称的人类学家艾奇逊(Jamesm.acheson)曾经将海洋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渔业(modern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life)和史前海洋适应(prehistoricmarineadaptations),但这一归纳显然还是比较狭窄的,并未能涵盖海洋人类学的丰富研究内涵。从海洋人类学兼具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独特学科特点出发,同时结合对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我们认为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渔业社区的整体性研究。渔业社区是海洋和渔业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为整体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经济,而且还可以窥探具有多样性文化特征的渔民生活。具体来说,渔业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生产方式、技术工具、经济模式、行为方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理性格、、音乐艺术以及船员的水上生活和渔业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二是有关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内容的应用性研究。众所周知,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强度日渐加大,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海洋生态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带的过度开发、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与渔业社区文化之间矛盾频生,这些都是海洋人类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海洋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一点,从西方海洋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海洋文化转移到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公共财产资源管理、海洋使用权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强应用对策性的问题探究上。三是海洋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岛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适应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当然,海洋人类学在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学。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会疑虑上述海洋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学科重叠问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海洋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重叠。在海洋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之间经常会出现研究对象重叠、研究区域相近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研究重叠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对于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之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其实,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差异只是关注点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视角皆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的深度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互有交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既可以是针对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生计模式,也可以是关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等等。但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与人类学对于农耕及采集狩猎等社会的研究不同,海洋人类学注重“以海洋为本位”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文化规范等。其二,海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重叠。如同样对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开展研究的海洋社会学,以及对海洋社会和人群的民俗、信仰开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学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人类学与上述海洋社会学、海洋民俗学在一些研究范畴上确实存在交叉重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在视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海洋人类学注重从海洋主体性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原始、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和思维。以人类学对于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基本都是站在一种“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将这些非中原汉人社会的族群和文化视为边缘,从而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独立性和他们对于文化进行再建构的能力。又如在关于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民族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陆地看海洋、华夏看岛夷”,从而使历代海洋族群的社会历史和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因此,如欲将海洋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于海洋的研究区别开来,就必须要转换视角,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即以“海洋的思维”作为开展研究的主导思想,突出海洋社会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和学科优势所在。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来,长时间(通常为一年)地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中,与被调查对象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通过田野笔记等各种方式来记录和获取资料就一直被奉为人类学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圭臬。人类学的这种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可以让研究者观察到被调查社区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图景;二是参与式的观察可以让研究者同时拥有一种主位和客位的双重研究视角,进而获得更多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体到海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发表之前,很多学者批评人类学家对于传统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一经发表,就对很多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质疑及批评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还使用了很多统计性的数据,包括渔民的渔获量、出海时间以及渔市中的资本、利息、利润、工资等,从而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实际调查中对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有效运用,此外,弗斯在全书的附录部分还增添了许多其在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有关船只、技术、资本、鱼产量等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像弗斯这样精细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类学的深度参与观察才能完成。所以说,在海洋社会研究方面,无论是从研究视角亦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类学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优势。

海洋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它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弗斯在《人文类型》一书中,曾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各种问题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洋文明定义为一种海洋人文类型。那些生活于岛屿、海岸带、沿海村落等海洋社会的人群,“走洋如适市”,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间。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环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经常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必须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天气、风向、潮汐、设备、技术等,才能够在海上作业,否则任何气候状况变化或操作失误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海洋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上都产生了与其他两个文明类型有所不同的内容。对于海洋族群来说,海洋作为一个“自然家园”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的诞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其研究却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学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洋人类学的诞生缘于对现实的关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60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而成的海洋社会系统是人类社会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带。在中国,海洋同样已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甚至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海洋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进入2l世纪,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包括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海底能源的勘探与开采以及海洋和岛屿旅游业的开发等,海洋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海洋及海洋社会的深度认识,一段时期内,人们陷入了一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境地,进而使海洋生态变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领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界定和共识,所以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相邻各国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争夺海域捕捞权、渔民越境跨国捕鱼、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管理混乱等问题。正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2年,世界各国在牙买加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是,从现实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对于海洋发展和海洋保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效应,相反,由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明确划分,使得一些沿海国家对于海洋的开发呈现出纷杂多样的局面。其实,海洋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关海洋利益的争夺,从更深层次来看,它透视出的是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问题。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开展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学者开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涵盖渔民之间的协作、渔业资源的管理、海岸带的管护、海洋生态的保护、沿海滩涂的开发、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渔业社区的变迁和港口文化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海洋和处理人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国家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渔业保护管理局(mSa)在定义“渔业社区”的概念以及制定渔业政策的时候就充分参考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意见,美国的国家海洋局顾问委员会中也总是固定会有几名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又如在挪威,国家在发展海洋旅游业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钻井平台之前,通常都会先雇请一个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社区文化和开发之后可能会造成的相关影响进行调研和评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国、冰岛、荷兰、日本等海洋国家,政府部门对于海洋人类学家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视,并适时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吸纳到了本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人们一直抱有一种以陆地为本位的视角,将海洋看做是陆地的附属、边缘和终结,海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仅在于海洋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然而,海洋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这种传统认识观,从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海洋和处理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认识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关键点就是要树立海洋主体性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社会是与陆地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那些长期以来靠海为生的海洋族群在认识和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时也就会表现出与其他社会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洋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正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是有效处理当前海洋危机和人海矛盾的关键。摆脱来自陆地视野下的传统海洋认识和海洋研究,回归到以海洋为本位的学术视野下来认识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类学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海洋人类学在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主观描述常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数据统计和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所谓缺乏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写作方式,正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于人类学写作模式展开批评的原因之一。而在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著作中,定性与定量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量有关渔业经济、船只、设备、资本、收入、价格等数据的定量统计和分析被广泛使用,甚至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海洋人类学家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从渔业社区获得上述真实有效的定量统计数据,而且也可对海洋族群的日常行为、仪式过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细致“深描”,从而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资料。因此,从学术层面来说,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毋庸置疑,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海洋开发和利用也愈加立体、多样和全面,然而,就在人类大力开发海洋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人海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海洋争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缘于对海洋与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正式诞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层面,海洋人类学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对于海洋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自身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获得这些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的了解和认识,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说,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的一个重要交叉研究领域,它在推动和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影响深远。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6

2012年3月1日,青岛陆地与海域面积内,“一区一带一园”500多平方公里被盖上“蓝色硅谷”印章,这是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一年后,青岛为自己展开的新蓝图。

所谓蓝色硅谷,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青岛涉海机构集中、海洋研发人才密集的优势,培育海洋科技的研发中心、科研成果的孵化中心、科研人才的集聚中心,国内外学术交流、商务往来与经贸合作中心。

业界认为,山东半岛成为国内首个以海洋经济为鲜明特色而晋级国家战略的区域板块,为青岛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青岛借机打造蓝色硅谷,将推动其全面步入“深蓝时代”。

蓝色硅谷的区位坐标

“国际海洋科技教育中心、国家海洋科技自主创新示范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引擎、青岛滨海科技新城”,这是《青岛蓝色规划》对于青岛蓝色硅谷的发展定位。

如果以国际为纵向参照系,以国内为横向参照系,青岛蓝色硅谷规划在这张坐标图中身居何位?

如今,国际上海洋科技突飞猛进,海洋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世界沿海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海洋经济正在并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海洋经济也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产业范畴不断向多领域拓展,经济总量逐年增加,增长速度明显陕于国民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国内海洋开发仍以利用自然资源为主,海洋产业发展的结构不合理,2009年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等传统海洋产业占全部海洋产业增加值的77%,而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等海洋新兴产业产值只占5%左右。借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建设,青岛打造蓝色硅谷、发展海洋高科技,可谓赶上了国际潮流,填补了国内空缺。

国内沿海省份,近几年来也开始明显加快抢占国内海洋经济制高点的步伐。广东依靠全国第一的海洋经济实力建设“海洋强省”,浙江舟山群岛获批为第四个国家新区,同时也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部级新区,其他沿海省份也纷纷制定赶超战略,力求在激烈竞争中领先一步。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区域布局基本形成,以山东、浙江、广东为代表的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三大海洋经济区发展迅速。在青岛建设蓝色硅谷的同时,宁波也在打造海洋科技城,广东已经推出《广东省科技兴海规划(2010年~2015年)》。

纵观全国的经济转型,其实质都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青岛市构建蓝色硅谷,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重要科技支撑,这无疑是其在国内沿海领域抢抓发展先机的最佳选择。

与此同时,借力国家战略规划以及青岛在海洋科技与产业等方面的优势,蓝色硅谷也将为我国其他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对比其他地区,蓝色硅谷建设所依托的海洋科技优势相对突出,“以世界眼光谋划未来、以国际标准提升工作、以本土优势彰显特色”的根本要求,将会助其成为国内引领海洋经济高端发展方向上的领头羊。

另外,蓝色硅谷究竟发展到什么样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关系到青岛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发展的战略问题。

对于青岛来说,蓝色硅谷不仅仅只是一个增长点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园的概念,而更应该是一个增长极的概念,是拉动青岛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动力。可以说,蓝色硅谷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和体制机制保障,但这一点并没有在规划中很好地体现出来。

自2005年以来,国家已先后批准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10多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宗旨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将为青岛蓝色硅谷规划落实过程中的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海洋革命新浪潮

王印庚一直从事海参种苗和海洋水产病虫害等方面的研究,作为海洋科技领域的研究专家,他对蓝色硅谷规划中的一句话深有感触:“海水养殖的五次浪潮均起源于青岛。”五次浪潮是青岛海洋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于即将到来的蓝色硅谷,王印庚认为将会引领海洋产业进入一个新时代,引发海洋革命新浪潮。

依据规划蓝图,通过蓝色硅谷建设,青岛将加快集聚一批世界一流的海洋科研机构和研发中心、海洋高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海洋基础性、前瞻性、关键性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海洋发展由浅海向深海、由传统海洋产业向新兴海洋产业、由粗放用海向集约用海的战略转型,使我国海洋科技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引领海洋革命新浪潮,打造蓝色硅谷,这种历史性的“大手笔”能否为青岛所承载?或者说青岛是否具备了足够底气来完成这项使命?

资料显示,目前青岛拥有中国海洋大学等7家部级海洋科教机构,1个部级、17个省部级海洋类重点实验室,22艘海洋调查船,9个海洋观测站及10个海洋数据库;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等部级平台正在加快建设;海洋科研教学机构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涉海领域两院院士占全国的70%左右;承担了“十五”以来国家“863”、“973”计划中55%和91%的海洋科研项目,荣获的国家海洋创新成果奖占全国50%。海洋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国内领先,多个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

可以说,青岛的海洋科技优势在全国无出其右,正蓄势待发。

另一组资料表明,青岛已具备发展海洋高科技,并转化为海洋产业的深厚功底。目前,青岛已经是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示范基地、海水淡化示范城市,是我国新兴的海洋新药及海洋生化制品研发和生产基地,是世界最大的海藻加工生产基地和国内重要的舰船涂料及功能材料科研生产基地。2010年,青岛市海洋产业产值1350亿元,比“十五”末增长86%;新兴海洋科技产业产值236亿元,比“十五”末增长80%,占全市海洋产业产值比重达17.5%,成为重要支柱产业。

“蓝色人才高地”

人才与产业将是“蓝色硅谷”能否深入的关键因素,“蓝色人才高地”与海洋科研产业化将引导青岛走向深蓝。

可以说,蓝色硅谷的两大支撑,科技研发与科技转化,不但离不开人才,而且对人才素质要求较高。

据分析,青岛在海洋科技领域面临的一突出问题就是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基础研究人才占绝大多数,应用人才、经营人才、复合型人才还很匮乏,青

岛海洋科技应用技术开发人才与基础研究人才的比例仅为1:3。而在众多基础研究人才中,除在海洋生物技术领域人才优势明显外,青岛在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矿产与新能源利用、海洋仪器仪表等领域的科研人才,都很缺乏。即使在海洋生物科研方面,大量人才和项目都聚集在水产养殖上,而海洋生物制药、海洋生物材料等研发还处于起步阶段。

依据规划,在“十二五”末,青岛将实现海洋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由2010年的4000人左右,增加到8000人左右,基本建成海洋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区。

人才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靠本地培养,一方面需从外引进。围绕蓝色硅谷建设,青岛将着手系统地解决各类海洋科技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短缺的问题,建立并完善人才“选得准、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政策、机制和环境。

据悉,目前争取在青岛组建中国山东海洋人才市场的设想已经成型。以海洋人才市场为交流对接平台,青岛将立足打造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海洋人才集聚中心和交流中心。

据介绍,位于青岛即墨鳌山卫的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即将投入使用,这是国内在海洋领域内唯一一个国家实验室,由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五支“国家队”共同组建,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国内第一、世界第七的海洋科研机构。

此外,青岛还将加快推进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搬迁、国家海洋局一所鳌山涉海综合实验基地、农业部黄海水产研究所海水养殖遗传育种中心和黄渤海渔业生态与环境观测站建设。

如何拉长“短板”

5年初现形,10年基本建成。这是蓝色硅谷规划的两步走目标。

事实上,积聚国家政策、海洋科技、地理区位及人才优势的青岛,下一步仍然任重道远。蓝色硅谷在功能定位上不能仅仅以海洋科技为主要特色,而应该要把创新与创业平等地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特色突出强调出来。

从美国硅谷的发展经验来看,那种仅把大学、科研机构和风险资金等放在一起就能成功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硅谷不仅创造了新公司和新经济,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支持这种新的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完备系统,它主要包括硅谷的创业文化和专利保护、完善的金融资本服务和丰富充足的中介服务资源。硅谷首创的科、技、产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应是硅谷发展的内在动力。

青岛蓝色硅谷也并非仅是海洋科技资源高度集聚的概念,它在内涵上更包含了可以让创新活力充分进发、使科技成果顺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强大海洋产业优势的全新机制。而这后一点,恰恰是目前青岛的短板和软肋。

虽然当前集聚了国家水准的庞大海洋科技队伍和科技成果,但青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却不足20%,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其良好条件很不相称,未形成海洋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态势,不少在此研发的海洋科技成果流失到浙江、广东转化,“墙内开花墙外结果”。

创业领域的专家提出一个概念――“创业生态”,是指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创业环境、政策、氛围等因素的综合。对于青岛来说,这个概念似乎更具深意,就是借“蓝色硅谷”努力探索青岛海洋科研产业化的实现路径,全力打造海洋科研的创业生态系统。

在未来5年蓝色硅谷规划实施中,青岛拟组织总投资达到6000亿元资金,投向逾300个项目。同时,青岛已决定拿出100亿元设立国内第一支蓝色经济基金,推动大项目引进和开工建设。根据规划,青岛将主要引导这些资金投向四大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期待能突破关键技术,努力打造产业基地。

青岛斯可利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勇最关心的是融投资的政策优惠,“说实话,对于我们这样的海洋企业来说,资金的支持非常重要。像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很好的项目没有推广,很多想法没能付诸科研,而限制因素就是资金。”

诚然,硅谷是无法复制的,蓝色硅谷只有走适合自己的路才能成功。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7

关键词:广东;海洋生态文明;现状;问题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5-46-03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在党的十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2015年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海洋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在资源不断枯竭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转向海洋,我国在中共十报告中也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广东省是我国重要的沿海省份之一,濒临南海,海域辽阔,海陆架宽广,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2004年广东省政府做出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决定,建设海洋强省,此后广东省坚持海洋开发与海洋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大力建设海洋生态文明,2015年广东省海洋地区生产总值达1.5万亿元,占全省GDp的21%,海洋经济全国领先。但是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海域污染、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因此客观描述、分析目前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发现海洋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今后完善海洋的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生态文明

关于生态文明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认识它,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学者陈瑞清(2007)认为,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并即将迈入生态文明阶段;从狭义角度来看,余谋昌(2006)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第四种文明,它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同构成了社会文明,其中,物质文明是物质保障,政治文明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智力支持,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础,它们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简言之,生态文明就是用新理念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积极谋求发展的同时认真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二)海洋生态文明

海洋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术界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定义,马彩华(2010)借助生态文明的概念用于海洋领域,提出海洋的生态文明指人类按照客观规律开发和利用海洋,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实现人与海洋和谐的社会文明形态。学者刘健(2014)提出“六因子论”,他认为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海洋意识、海洋产业、海洋行为、海洋环境、海洋文化和海洋制度六个因子相互作用,实现人类、海洋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实现人海和谐,人类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这一方面要保护海洋系统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是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满足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综上所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海洋生态文明理论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和保护海洋,解决人与海洋的矛盾,治理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建立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提高海洋生态社会生活水平,发展海洋科技和海洋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探索和实践。

二、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根据前文对海洋生态文明相关概念的界定,对于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研究,从海洋经济、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海洋文化建设和海洋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海洋经济现状

据201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13796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21.3%。首先,从海洋经济总体实力来看,据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经济数据,2015年广东省海洋经济总量保持全国领先,海洋地区生产总值达1.52万亿元,约占全省GDp的20.9%,海洋经济成为广东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俨然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其次,从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来看,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2010年的10:42:48调整为2015年的1.5:43.5:55,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所发展,基本形成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二)海洋生态环境现状

1.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2015年广东省在春、夏、秋、冬季对全海域水质进行监测,包括盐度、pH值、油类、悬浮物、活性磷酸盐、活性硅酸盐、无机氮、铜、铅、锌、镉、汞等,依据《海洋水质标准》2015年广东省海域春、夏、秋和冬四季,第一类水质占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9.1%、67.2%、79.2%和87.5%,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比例年均值为4%,比2014年有所增加。广东省绝大多数海域水质属于清洁或较清洁海域,劣四类海域主要分布在湛江港、汕头港和珠江口的局部海域,其中主要污染物质包括活性磷酸盐、无机氮等。

2.海洋生态多样性

海洋生态状况的检测主要是开展对海洋生态多样性的检测,主要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大型底栖动物。广东省对雷州半岛西南沿岸、珠江口及大亚湾等重点海域进行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结果表明:(1)浮游植物类,雷州半岛西南沿岸海域多样性指数平均值①为3.6等级为较好,珠江口海域平均值为2.23等级为中,大亚湾海域平均值为2.01等级为中;(2)浮游动物类,雷州半岛西南沿岸海域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2.82等级为中,珠江口海域平均值为3.95等级为较好,大亚湾海域平均值为2.9等级为中;(3)大型底栖动物类,珠江口海域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1.36等级为较差,大亚湾海域平均值为1.92等级为较差。

(三)海洋资源现状

1.海洋生物资源

广东省海岸线漫长,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共有浮游植物406种、浮游动物416种、底栖动物828种。鱼类、虾类、蟹类等的数量占据全国前列,2015年广东省渔业经济总产值2532亿元,同比增长7.8%。此外,广东省大多数海域地处热带,海洋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海洋珍稀物种分布最多。2015年广东省对主要珊瑚分布区普查,共记录了石珊瑚8科18属35种,鱼类10种,其他无脊椎动物14种;珠江口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目击海豚2416头;江门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海豚约300头;惠东港口海龟自然保护区截止2015年共孵化6f多只小海龟。

2.港口资源

广东省拥有众多港口资源,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五大港口,分别是广州港、深圳港、湛江港、珠江港和汕头港,它们为广东省交通运输、贸易往来等提供了便利。2013年广东港口全年共完成货物吞吐量15.6亿吨,居全国第二,同比增长11.08%,从主要港口来看,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4.72亿吨,同比增长4.7%;深圳港货物吞吐量2.34亿吨,同比增长2.6%;湛江港货物吞吐量1.8亿吨,同比增长5.3%;珠海港货物吞吐量完成10023万吨,同比增长29%;汕头港货物吞吐量5038万吨,同比增长10%。

3.滨海旅游资源

广东省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空气质量状况优良,海岸线曲折,总长达4300千米,大大小小的岛屿约有1000多个,此外广东省各地滨海风情习俗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据统计,广东省共有可开发滨海沙滩170多处,沙滩总长约570公里,近年来,全省各沿海城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形成一批著名的滨海旅游度假区,其中阳江大角湾、汕头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汕头南澳岛等被评为国家4a景区。

(四)海洋文化建设现状

1.海洋文化宣传

海洋文化宣传是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海洋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及海洋国防等海洋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活动,举办海洋知识竞赛和海洋主题演讲活动,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增强海洋意识。2015年5月,惠州开展“美丽海洋,魅力惠州”海洋文化主题活动,通过对海洋生态、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展示,引导公众认识和关注海洋。2016年6月8日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在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启动,省市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及志愿者等共400多人参加,活动期间组织增殖放流等活动,倡导社会各界关爱海洋。

2.海洋文化公共设施建设

公共设施建设是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实施海洋文化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建设海洋博物馆、海洋馆、海洋公园等。目前广东省形成了以深圳海洋馆、珠海广东文化公园、湛江霞山观海长廊、广东海洋大学水生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公共设施,2016年7月,阳江市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被国家海洋局列为首批国家海洋廉政文化示范点。

3.科教投入

广东省在中山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南海海洋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增设一批涉海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和部级重点学科、本科重点专业,加强对海洋相关重点学科的建设,这为海洋的开发和保护提供了人才保证。在资金扶持上,广东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并提出科技专项资金向海洋倾斜的政策。

(五)海洋管理现状

1.组织机构设置和规章制度

2009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设立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海洋和渔业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综合管理、协调和指导海洋的开发和管理,承担海洋经济运行、海洋环境监测以及处理突发涉海类公共事件等工作。根据职责,省海洋与渔业局设立办公室、海洋综合开发协调处、资源环境管理处、渔业与远洋捕捞处、水质量安全监督处等9个机构。

在规章制度方面,主要是制定和颁布政策法规,包括综合性法律法规、海洋性法规和渔业性法规等。近年来,广东省颁布一系列涉海法规,包括渔业管理、休闲渔业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砂开采管理、人工鱼礁管理、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等条例,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新的现实问题,政府与时俱进地对相关条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例如,2013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关于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提高海洋渔业发展水平的意见》,2014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在深圳湾部分海域设置禁渔区的通告,2015《广东省海洋与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渔业类)》(2015年修订版),同年组织编制了《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2015-2020年)》,2016年公布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2.治理与保护的具体实践

广东省及各市海洋与渔业局根据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近海海域生态进行综合治理与保护,包括削减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人工鱼礁建设、海域海岸带修复和建设海洋类保护区等。“十二五”期间,广东省确定沿海各市工业污染防治重点工程17项;投入8亿元资金建成人工鱼礁区40个,礁区面积2.4万公顷,在粤东、粤西等多个海区开展海洋经济物种增殖放流活动;2015年共投建成海洋与渔业类保护区101个,保护区数量、面积和种类均居全国首位;2015年,湛江、汕尾、潮州等沿海城市投入7亿元开展港湾整治;2020年,广东省计划全省沿海红树林面积达到3万公顷以上。

三、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自中央和国务院大力推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广东省作为先行省也在积极地贯彻和执行,在海洋环境治理、海洋文化宣传、海洋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为满足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海洋开发的规模和强度也不断加大,尤其是早期海洋野蛮开发造成许多生态破坏遗留问题,广东省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近年来随着沿海城市化建设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海洋作为众多流域和陆源污染物的总汇,陆源排污量日趋增加,这主要包括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农业污水等。2015年广东省入海污染源中,市政排污口污水水质超标高达51%,排污河污水水质超标率超过40%,河流径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271.39万吨,部分海域尤其是珠江口海域污染严重。目前污染治理方式仍以末端治理为主,缺乏对陆源污染的源头控制,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仍处于被动局面。

(二)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广东省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新兴产业比重低,说明目前广东省海洋经济仍然是粗放型的,耗能大、产品附加值小的传统产业仍占据重要的比重,尚未形成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违背。此外,海洋科研力量较为薄弱,尤其是粤西地区,高校、研究所类等机构较少,难以为新兴的海洋产业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三)海洋文化建设薄弱

海洋文化建设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目前广东省在海洋文化建设进程上比较缓慢,这主要表现为公众海洋意识薄弱、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缓慢等。首先,长期以来从社会到个人多重视陆域发展,海洋观念较为薄弱,政府对社会公众关于海洋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力度不足。其次,广东省对外缺乏对本土海洋文化品牌的宣传,在现阶段省政府宣传部门缺乏与文化传媒企业的合作,政府应当利用传媒受众范围广的特点,开发一些具有广东省本土特色的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在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同时,提升广东省海洋品牌知名度。

(四)海洋管理混乱

首先,在管理规章制度上,大多是针对某一海洋功能区或区域制定的专项规章制度,制度冗杂、互相冲突,此外政府推出的制度缺乏相应的配套细则和执行标准,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其次,在管理体制上,我国实行统一管理与部门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各部门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导致缺位和越位等问题。最后,在具体实践上,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模式,缺少与公众的沟通和协商,缺乏公众参与,使得执行进程缓慢。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广东省在未来应继续大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问题为突破点,以规章制度为准则,实现人类和海洋的协调发展,促进人海和谐,努力建设美丽富饶的“海洋广东”,强力支撑广东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瑞清.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J].北方经济,2007,(07):4-5.

[2]余谋昌.生态文明是人类的第四文明[J].绿叶,2006,(11):20-21.

[3]马彩华,赵志远等.略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J].中国软科学,2010,(s1):172-177.

[4]刘健.浅谈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基本问题[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4,(02):29-32.

[5]厉丞@,张朝晖.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综合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4,(03):87-95.

[6]傅英,龚耘.中国海洋文化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管理观察,2011,(27):194-195.

[7]王琪,张川.海洋管理制度的现状分析及其变革取向[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06):13-17.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8

[关键词]海洋工程集团;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策略

中图分类号:F4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1-0161-01

目前在海洋工程集团管理学概念中有一种管理的模式,研究者将管理的任务具体划分为四个步骤,归总为从这四个方面进行管理工作:人、财、物和信息。不仅是管理这个大的概念下可以划分为这四点,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的行为也可以从这四个角度进行思考。可以假设一下,一旦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偏差、不足或不当的现象,就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甚至是被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所淘汰;如果一个企业内部拥有很好地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那么必然也可以得到众多的支持,以此适应企业的各种需求。目前,将人力资源管理规划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任务,以更加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促成企业整体建设目标的实现。就最近几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忽视人力资源管理重要性的现象,这对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一、在海洋工程集团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海洋工程集团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规划为以下几点:如何强化企业再生产方面的效益、如何提升企业内部人员的工作环境和薪酬、如何帮助企业更快更好地完成企业经营的目的。因此面对以上问题,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步e划分为四步:资源获取、研发、持续使用和正常使用。由此可以看出,企业若想快速的发展就必然少不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工作,这项工作可以帮助企业占据市场份额,拥有经济实力和战斗力。另外,之所以被称之为海洋工程集团,必然在产业规模、组织结构、企业资金流、高科技和资源储备量方面不能和大公司进行比较。为此,海洋工程集团必须要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战略,不断完善企业内部人员的整体实力和文化涵养,防止被现今社会的快速发展所排斥。但是,就目前发展状况来看,都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地建设人力资源管理。

1.前卫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匮乏。海洋工程集团不同于大型企业的管理在于,主要是针对人员的管理,以人为企业经营的核心和主要建设任务。但是,就目前的数据显示,很大一部分海洋工程集团的管理者只是片面的认定企业的现有利润,把员工视为替企业谋利的机械,强制性的剥夺员工的权利,扭曲员工自身的价值,作为企业中最劳累的职业但却得到最少的薪酬,这就加剧了员工的工作不满程度。众所周知,一旦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就必然会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2.海洋工程集团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员匮乏。根据调查显示,在中国有很多的海洋工程集团都不考虑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的部门,主要是将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简化为最基本的形式。举个例子:企业内部和人力资源工作相关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分配每个员工之间的工资、如何记载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工作状况等等,这是最基本的日常监管,与人力资源管理没有本质上的关系。

3.海洋工程集团人才提拔以及培训机制不健全。现今社会一种连带式的人才选用风潮在海洋工程集团当别明显,除此之外,部分海洋工程集团对于将要进行的招聘活动并不关注,从来不设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只是留给面试者一个简单的调查环节,最后根据面试官个人的主观感受评定面试者的去留。由此,导致海洋工程集团内部出现人员素养有高有低的现象。招聘成功后,大部分职员都是直接接受企业的任务,并没有专门的培训环节和时间。一部分企业的培训计划设计的并不合理,导致新入职员工专业水平低下、局限于一般技能的发展,这种培训是没有存在意义的,只是企业内部选用人才的一个流程。

二、针对海洋工程集团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策略

1.打造“海洋工程集团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很久之前,企业的管理人员就有以人为本发展企业的意识,但是以往只局限于对人的管理角度,并未真正的发挥人才的价值。那么,海洋工程集团若想真正地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首先就需要将企业内部的员工看作信任对象,充分地认识到每个员工的特点和心理感受,将员工放在第一位;其次,就需要改变原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管理人的理念改变成经营人才,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然后是要不断强化海洋工程集团内部的团队力量,让每一名员工之间都有互相帮助的意识,以此不断激发员工自身的工作力量和创新的意识;最后是要把员工和海洋工程集团的利润紧密的关联到一起,共同进步。

2.聘请海洋工程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的专才,依照行业标准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在海洋工程集团中,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可能并没有销售管理、生产管理需要的技能多,但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要想让海洋工程集团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重要重要的作用,就需要从企业整体的发展战略考虑,合理的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

3.制定海洋工程集团选拔人才的标准,强化专业技能的培训。海洋工程集团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把关,尽可能地为企业输送最合适的人才,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一定要制定相关的招聘计划,切忌感情用事,导致企业发展的停滞。海洋工程集团内部正能量的人会带动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并为海洋工程集团带来最大化的利润。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9

关键词:大陆架划界;外大陆架案;自然延伸;公平原则;中间线原则;岛屿划界效力

一、前言

(一)海洋划界与岛礁领土

海洋划界与岛礁领土不同:岛礁的领土基点确定(部分岛礁可划定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成为划界参照物)各国根据《公约》划界现实复杂性(如海域面积狭窄,各国适用《公约》规定的不同的划界规则等)与邻国所划区域重合划界冲突产生。因此,正确理解海洋划界问题和岛礁领土问题,是正确运用国际法规则处理各国海洋划界问题的基础之一。

(二)大陆架

大陆架概念首次提出是美国总统杜鲁门,1945年9月,其总统公告《杜鲁门公告》,将地理地质学上的大陆架概念转变成了全新的法律概念,并提出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为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会国家签订的《大陆架公约》,成为大陆架制度建立的标志。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又进一步完善大陆架法律制度,成为现代国际海洋法的最主要渊源和权威文件,被称为“海洋宪法”。

二、大陆架划界

(一)问题产生

根据1982年《公约》76条大陆架的规定表明,大陆架是沿海国领土向海洋的自然延伸,因此沿海国对其的权利是固有的。中国于1998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其第2条有关大陆架的规定,正是根据1982年《公约》做出的,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但[1]“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中国海上邻国依据《公约》竞相主张最大权利范围”使得中国与邻国之间主张海域的重叠。

(二)外大陆架案

“外大陆架”是指《公约》82条规定:“沿海国对所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沿海国如对其外大陆架提出权利主张,则必须在《公约》对其开始生效10年内,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资料,在中国这些资料被称为“外大陆架案”。不同于大陆架对于沿海国的开发收益是归各沿海国自己所有且自由分配的,而外大陆架的收益分配方式,基于海洋不仅仅是沿海国的海洋,为保障内陆国的海洋权益,《公约》规定对外大陆架上的“非生物资源的开发”应缴付费用或实物。而这里所指的“非生物资源”就是各国热衷的油气等深海矿藏。各沿海国不仅热衷于大陆架上的深海资源,对外大陆架上可能得到的资源也是毫不放过,因此都充分利用《公约》以划定自己更多的海洋权益。

三、大陆架划界中的国际法运用

(一)划界方法的运用

1.自然延伸和公平原则中国在大陆架划界中,坚持自然延伸和公平原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2条规定。1982年《公约》76条第1款就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第4、5款规定了划定大陆架外缘的两种规则,主要是在自然延伸的基础上,根据大陆坡脚等地理地质情况选择最大限度的大陆架划界范围。可看出《公约》76条规定的是大陆架权利,我国坚持自然延伸原则,依次取得的大陆架权利是固有的。而《公约》83条规定的是大陆架的划界制度,根据83条第1款规定的“以便得到公平解决”,海域划界的结果公平是根本目标,或说公平原则“为了达到公平的结果而采取的划界规则”。“公平”并不是所谓的“等份额”,而应考虑一切因素,结合特殊情况做出的。2.中间线原则“中间线”概念的确定始于1958年《大陆架公约》,其6条第1款,是针对海岸相向国家作出的,内容如下:大陆架划界以当事国之间的“协议”为基础,若无协议,还要刨除“特殊情形”对大陆架划界的影响,而后才可以运用“中间线”的划界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大陆架公约》并没有赋予“中间线原则”一般国际法原则的地位,它存在着很多制约条件,并且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3.协议《公约》83条第1款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而根据《公约》精神,在大陆架划界中首先应当由争议国通过“协议”的方式自行解决争端。即大陆架划界问题充分尊重当事国的选择,只要当事国达成协议,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划界方法,就是最为公正合理的。但在现实中,争端国固守本国利益,往往不肯做出让步,很难达成划界协议。4.其他规则比例检验规则:[2]“当事国邻接划界海域的相关海岸线长度与当事国通过划界方法得到的相关海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数学比率的方式来表达”。但国际法院判定“划界的不公平”往往以“显著不成比例”为前提。但现在并没有相关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且比例检验规则本身也并非是独立的划界规则,仅是一种辅助的判断标准。特殊情况及应考虑的其他因素。如地理因素;实际案例中,第三国的利益也是应考量的因素等。

(二)岛屿划界效力

1982年《公约》121条对“岛屿”做了明确的规定,“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公约》121条2款又规定“除第3款另有规定外,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而第3款讲的是,“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岛屿在大陆架划界中常以“划界基准”的形式出现。此外,“海洋划界当事国的意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3]“存在争议的岛屿往往在海洋划界时赋予其零效力,不考虑该岛屿的存在”。

四、解决

(一)全面出击

中国应综合利用各方面因素,创造一个解决本国的大陆架划界争端有利的国际环境。如大力发展经济,在外交谈判中以掌握更多筹码。另外,中国需加快发展海底资源勘探、开采技术,实现本国的海洋权益。[4]“中国主张,任何争端都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或其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在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可通过争端解决机制,采取司法途径解决大陆架划界问题。当然通过强制程序解决是建立在诉讼双方自愿采取此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基于大陆架划界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在长时期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运用司法途径解决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应该是最终方式。

(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争议搁置期间,中国应加大争议岛礁的宣示力度,如做好争议岛礁上的标识等。在划界问题尚且难以解决时,应考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大陆架权益中,较为重要的就是对大陆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符合国家利益。且1982年《公约》第83条的规定也鼓励争端国,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达成“过渡性”协议。因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合乎国际法要求,不失为当下紧急处理大陆架划界问题较合理的方式。

[参考文献]

[1]余民才.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J].现代国际关系,2012(10):57.

[2]冯学智.中国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法分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18.

[3]王一帆.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3.3(上).

海洋资源的概念篇10

【关键词】山东省;渔业资源;可持续;对策

0前言

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海洋渔业资源处于可持续利用的状态,海洋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通过对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其合理发展的建议。

1可持续性的内涵与定义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了“零增长”理论,开始了可持续性内涵的萌芽,自此引发人类对环境问题的严重忧虑。在我国,可持续性的概念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著名思想家孔子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行为,认为对生物的获取要有度[1]。皮尔斯(pearce)和特纳(turner)(1990)提出了,所谓可持续性就是:“在维持动态服务和自然质量的约束条件下,它使经济发展净收益的最大化”[2]。直到《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出版,把可持续性言简意赅的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要求的能力能成危害的发展。综上所述,一是人类要发展,要满足人类的发展要求;二是不损害自然界支持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能力。

2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现阶段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利用和管理面临诸多问题。第一,海洋渔业资源产权缺乏有效地机制及相关法令;第二,过度捕捞使海洋渔业资源遭到较严重的破坏;第三,近海污染使渔业经济促使严重;第四,海洋灾害对资源危害日趋严重等。

2.1海洋渔业资源产权缺乏有效地机制及相关法令

从我国现行的关于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制度来看,产权制度对其具有决定性作用。依据我国法律,海洋资源一般属于国有,国家拥有海洋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归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海洋渔业实施监督管理。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海洋资源公有,导致的结果却是无人所有,海洋渔业资源所有权产权主体缺位,从而使海洋资源的产权不明晰。

2.2过度捕捞使海洋渔业资源匮乏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渔业技术也突飞猛进的发展,例如,拖网捕捞方法的应用,使得捕鱼量显著提升,直接导致海洋渔业资源总体的过度利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下降趋势显著,主要经济鱼虾类难以形成汛期产量。尽管有关部门提出了汛期封海,禁止打捞。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渔民长时间经济作业的停顿后的首次出海捕捞,呈现出“掠夺性”的捕捞,直接表现为许多种类主要是幼鱼,低质化、小型化、低龄化现象明显。

2.3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山东省在渔政体制上是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采用条块结合的做法,有利于调动省及市(县)积极性,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公共资源的管理。针对滥捕的非法行为,虽然山东省政府已采取了严格控制渔船数量和渔船马力增加的“双控”措施,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目前海洋与海洋渔业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可操作性差,监督上权属不清。管理机构重叠,形不成合力,造成海洋资源的极大浪费。

2.4近海污染使渔业经济损失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一系列威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的重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山东近岸海域污染物浓度明显上升,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由于水域污染等原因,山东近海和内陆水域中主要经济水生生物产卵场和索饵育肥场功能明显退化,海洋渔业资源得不到有效补充,水生生物总量减少。

3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相关对策建议

3.1加强法制建设,抓好管理工作

依法治海,把海洋开发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轨道,是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据了解,山东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例如:《山东省实施〈渔业法〉办法》、《山东省渔业资源保护办法》、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山东省涉外渔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建议进一步完善细节的规章制度,避免政策出多部门,意见不统一的现象。将渔业立法逐步由简单的单项规定向综合性的各项规定发展,使得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

3.2加强渔业执法队伍建设

据调查,山东省渔业执法队伍结构比较复杂,存在正式、合同和聘用多种形式。不论聘任方式如何,一定要保证员工较高的责任心和执法能力。伴随着蓝色经济区的建立,渔业行政执法人员更频繁的与外籍渔船交涉,这就对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熟悉我国的渔业政策还要掌握国际法律法规。因此,为了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要对他们进行法律、专业知识的培训、教育,以适应渔业执法的需求。军事化的培训不能再流于形式,使渔业执法队伍重拾军人硬朗作风。

3.3针对过度捕捞的建议

由于海洋渔业生产活动中的外部性和海洋渔业资源的公有性质,市场自由竞争只能导致资源的恶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渔民合作组织和制度,避免渔民之间的为了提高产量而造成的“博弈”。第二,积极探索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确定渔业资源总可捕量的基础上,为避免捕捞能力的增加、过度捕捞的出现,而将总可捕量分成若干份渔获配额,分给渔业生产者,允许他在渔获量配额范围之内自由捕捞,当其渔获量达到配额后,禁止该生产者在该年度内从事该鱼种的捕捞,配额作为财产,可以和其他财产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第三,对渔具、捕捞方式严格监管。避免出现幼鱼,低质化、小型化、低龄化现象。

3.4加强奖罚制度建设

渔民违规的成本是渔民决策的关键因素。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渔民违规的成本,使渔民违规的期望收益较低。地方政府应该对发现的不法行为要严惩不殆,可以采取没收其不法渔具和非法渔获物,并执行罚款,对于屡教不改或者违法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吊销其捕捞许可证。渔民们自然会自觉遵守规定采取正常的捕捞行为决策。

3.5切实改善近海污染问题

加大力度严管近海养殖区,保证近海水质达到一定的标准。近海水域中主要经济水生生物产卵场和索饵育肥场,水质的好坏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水生物的存活率和生长速度,关系到海洋资源的补给情况。建议可以有效的联合当地的环保部门,在海洋污染处罚的相关制度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可以参考当地环保部门的规章制度,对近海存在的污染问题进行较全面的整治。保证水质达标,推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参考文献】

[1]张天飞.天人合一[J].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们出版社,1995:20.

[2]胡涛,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从概念到行动[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9-14.

[3]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J].2012年山东省海洋环境公报,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