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的概念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众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贯穿着一种思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为适应综合经营需要逐渐向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需采取相应变革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笔者并非绝对否认金融统一监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对上述思路的论证方式仍然存有疑虑。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鉴的基本原理,仅有国外法制变革的现实而缺少对该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提出法制借鉴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体系的统分,起码包括人员机构、经营业务、金融监管和法律规定等多个层面,并非是一项“统一”的理念或号召就能够瞬时解决的宏观问题,而应当选择合适时机和步骤逐步完成。[1]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1999年制定《证券法》时选择美国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按照金融产品保障、储蓄和投资功能的基本分类,建立了“一行三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体制。如今面对金融产品功能混合、金融业务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机构发展的客观现实,在采取逐步改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方式下,如何区分金融产品功能以及确定相应金融监管机构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此外,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冲击,银行或证券监管部门是否应当介入、如何进行分工合作、如何对具体金融产品或行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仅有金融监管的宏观理念和制度变迁描述是不足的,还必须深入到细节问题上,有必要从根本上扩张“证券”概念及范围,这样,才能对当下金融监管职责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经营与监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较为有力的回应。
二、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2005年修改的《证券法》第2条对该法调整范围的界定,该法调整“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同时,“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1999年《证券法》制定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法》应当调整所有证券(包含其衍生品种)的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证券法所调整的证券关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债券等基本证券的交易活动,而对股票、公司债券的发行活动在公司法已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作出补充性规范。此外的其他证券,即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种调整范围的观点,称此举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惯例、现行体制和立法技术几方面的综合分析”。[3]这在学者看来属于一种“过渡阶段”立法。这种用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来解释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图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修改《证券法》过程中对“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问题,已经成为执行《证券法》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没有分散型法律、法规设计的情况下,统一型法律已经先期出台了,其调整对象‘宽’比‘窄’好”。[4]然而,在2005年该法修改时,对法律调整的证券种类仅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种;关于“证券衍生品种”的法律适用,《证券法》原则规定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实践中,仅有中国银监会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上于2004年《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中规定“衍生产品”是一种以“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为基本种类的金融合约,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证券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并未根据法律授权认定过“其他证券”的种类。总体上,我国目前《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是以股票、债券为基本类型,相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审查批准、信息披露、不当交易控制、法律责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种证券概念的界定而构建。
面对以股票债券为基本证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新发展,现有立法中的证券概念显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对金融实践进行规制。国外法制经验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都对证券范围有所规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标准’对证券种类进行不完全列举。功能标准,是指按照某种权利证书是否符合证券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来判断其应否归属于证券,而不是按照该种证书是否被冠以证券之名而进行判断。所谓不完全列举,是指证券法只能列举证券的主要和常见类型,而无法全部列举各种证券形式”。[5]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需要扩大《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建议,“在列举法定证券种类的基础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为证券监管机关判断某种金融投资商品是否属于‘证券’提供判断标准”。[6]如此,学理上需要探究说明的问题是,如果从列举角度无法完整概括证券种类,是否可能设定兜底性条款或实质性标准来说明证券特征,以使监管执法及司法部门明确判断金融产品是否具有证券属性、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或比照相应原则进行规范管理。
三、证券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大陆法国家的法律传统习惯于从上而下的体系构建和相关概念种属确定或比较鉴别,以此确定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通常从两个层面提炼证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证券是一种记载于某类介质上的权利凭证,由此其属于法律中书证的范畴。由于证券法上证券通常表彰的是财产权利,并且按照该财产权利与证券介质之间的关系,证券概念被缩限在有价证券的范畴中。其二,证券是财产权利的凭证,其与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证券被等额划分或标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份额的自由转让,因此证券被认为具有标准化及流通性的特点。在大陆法学理中总结证券的特征为:证券是一种投资收益权凭证、是一种占有凭证、具有流通性和风险性。[7]学者进一步将有价证券区分为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并认为证券法中的证券为资本证券,而货币证券为票据法的调整对象。[8]
此种证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够勾画出证券法上证券在民法书证或广义证券体系中的地位,便于从形式上定位证券概念。然而,此种方法注重形式比较,没有解释出区分商品证券、货币证券或资本证券的实质,在足智多谋的金融投资者面前这种证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国SeCV.w.JHoweyCo.案[9](以下简称“Howey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交易对象以果园和果树等实物资产为表现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对事实上存在证券的实质性的司法认定;而在RevesV.ernst&Young[10]案(以下简称“雷维斯案”)中,作为投资工具的表现形式是农业合作社签发的见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将该案中的本票认定为证券。
以上述案件为例,笔者明显感到,如果以大陆法惯常使用的证券形式概念和种类列举方式,将会出现法律规制漏洞的问题。相较而言,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证券法制较为注重法律关系的实质性,“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经济现实轻法律术语、重内容轻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务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只要在经济现实上与证券一致,就按证券论,要求登记披露,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反过来,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备股票的基本特征,还是不能按股票论”。[11]
美国证券法制中对证券的概念界定,实质上是采用双层认定体制。首先,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2条a款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3条a款第10项都有对“证券”种类的列举式规定。其次,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裁判认定证券的情形。尽管美国联邦及州立法中对证券概念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列举式规定,但实践中具有证券性质的金融工具种类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因此,司法机构承担了在具体案件中判断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证券以及是否需要接受证券法律规制的任务。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几项证券判断的重要规则[12]:第一,尽管股票作为证券的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明确的,即股票的特征是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并享有投票权及承担责任;但如果案件中金融工具不符合上述股票的基本特征,法院还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投资合同(investmentcontract)来判断其是否属于证券概念;第二,投资合同成为法院认定证券法列举证券种类之外的金融工具,或是对金融工具证券定性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基本概念。事实上,美国借助投资合同这一含义不甚明确的概念,实现了法的稳定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的平衡,由司法机构承担了面对实践不断产生、花样翻新迅速的证券类金融工具性质的认定工作。
受美国证券法的影响,日本《证券交易法》第2条也采用列举方式规定所调整证券的种类。[13]该条在详尽列举各种类有价证券之后,还概括性规定可适用证券交易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因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必要且适当,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证书”情形。为应对交易商品多样化趋势、重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秩序,特别是吸收证券化关联商品的法律规制需要,日本1998年修改《证券交易法》时增加了第2条第18项,即在列举第1-17项之外,法律概括性规定“斟酌流通性以及其他因素,为确保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有必要,政令(《证券交易法实施令》1条)规定的证券或证书”。[14]2006年,日本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时,将“证券”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尽管立法并未对“金融商品”进行明确定义,但为适应各种基金实践需要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定义,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第2款第5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合伙、有限责任事业合伙、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他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15]尽管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金融改革立法尚未最终完成,但从“集合投资计划”概念的导入,到对有价证券概念定位采用“经济实质性标准”的做法,显然是受到美国“Howey案”判决的影响。这为日本《证券交易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变身为《金融商品交易法》,并使该法规制所有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奠定了根基。
金融投资的概念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消费者；投资者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发达国家利用本身较为成熟的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并强化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念，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上升到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高度。同时，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得金融服务纠纷日益增多，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我国也要从理念上和立法体系上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目标，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涵义
1. 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我国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提法逐步增加，但是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并不统一。2006年正式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应“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银监会已将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顾客均视作“金融服务消费者”；保监会也将投保者视为“保险消费者”，但《保险法》并没有采用“消费者”说法；证监部门认为证券投资者具有投资性质，采用了“金融投资者”概念，提出“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口号。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由此可见，构成消费者的三个基本特征是：第一，主体是自然人；第二，行为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第三，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
从我国现实出发，可以看到，金融消费者具备了消费者的基本特点：首先，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即单个消费者构成了消费者群体，消费功能由个人行为的集合体及个人行为集合体的再现而构成；其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就是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行为；再次，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为已经成为自然人生活的一部分，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
金融技术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不断加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理财产品、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的保险产品，使得金融消费者与其他领域的消费者相比有其特性：一是盈利性的需求，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安全性的需求，对风险比较敏感，渴望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佳、安全性好的产品与透明可靠、方便灵活的服务；三是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收入层次不同、消费动机不同，还有不少金融消费者希望金融机构提供一揽子理财服务。
同时，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就提到，“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
由此可见，金融消费者应指的是出于非贸易、非职业或非商业经营的目的，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它可以看作是消费者的一种类型，是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2. 金融消费者的范围确定——兼议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实践中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都基本认同消费者概念，而证券业则倾向于认同投资者概念。对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并未明确，界定也比较模糊。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社会各界在对境外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金融改革进行报道、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也往往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混淆，也产生了金融消费者范围确定的误区，认为购买股票、基金的行为属于投资行为，不受《消法》的保护范围，即金融投资者不包括在金融消费者领域。
金融投资的概念篇3
沪港通即将开启的步伐，沐浴着亚太格局进入中国时代的春风来临了，沪深市场也迎来了蓝筹股投资的黄金期。
兰石重装创造新股财富效应，引发次新股涨停热潮。今年以来新股上市后的表现一直让投资者望尘莫及，究其原因主要是新股资源的稀缺属性，以及超低的发行价和上市首日新制度改革，造就了新股军团上市后无量一字板的壮观之举，兰石重装（1.68元发行价、流通股本1亿）更是创造了连续24个涨停板的新纪录。对于新股的走势，笔者的热点回顾很少提及，但随着岁尾将至，小盘次新股无疑是年报高送转牛股的摇篮，故还是有必要梳理次新股的投资线路。本轮次新股炒作，主力机构依“上市新股沪市次新中低价股预期送转次新股”的炒作顺序，将次新股炒作进行的热火朝天，本周市场以石英股份、萃华珠宝、陕西黑猫、中电电机、海洋王等十余只新上市股票军团继续上演连续一字板涨停秀；以飞凯材料、赢时胜、京天利、国祯环保、康跃科技为代表预期高送转概念股独领，大显小盘高成长股身轻如燕的股性；以川仪股份、中材节能、禾丰牧业、节能风电、重庆燃气为代表的中低价次新股，在经过箱体整理后走出突破主升浪行情，成为最具有爆发力的品种。
大金融发力上攻喜迎沪港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概念股受青睐。沪港通将于11月17日正式交易，大金融、特色资源为代表的蓝筹股成为未来市场新的投资主流。大金融投资爆发的导火索无疑是上海陆九条扶持互联网金融产业和沪港通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驱动，陆家嘴携高居中国华尔街大旗，率领外高桥、浦东金桥等上海本地股连续涨停，成为市场靓丽的风景。以华泰证券、兴业证券、东北证券、中信证券、中国银行等金融概念股也有10%以上涨幅，以北京城建、华茂股份、中山公用为代表的参股券商概念股，以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概念股也为大金融投资主线增色不少。特色资源投资主线主要包括稀土、白酒等国内具有优势、国外稀缺的行业龙头品种，山西汾酒、古井贡酒、沱牌舍得等白酒概念股，以锌业股份、厦门钨业、包钢稀土、包钢股份等特色资源概念股也有不错的表现。
一号文件进入预热炒作期，农垦改革概念股成急先锋。据报道，农业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多部委年中针对农垦系统改革启动了空前规模的调研，按照目前调研情况看，明年中央一号文件预计会对农垦进行改革，重点涉及新疆兵团农垦系统和全国农垦系统改革、新型农业产业化集中发展经营、农村股份制等内容。本周市场以新中基、新农开发、新赛股份为代表的新疆兵团系概念股，以农发种业为代表的中农垦，以华西股份江浙试点概念股，成为一号文件概念股的上涨先头部队。
展望后市，笔者认为沪港通背景下的波段性行情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提醒投资者注意新股炒作浪潮和题材股的投资风险，短线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概念股。
金融投资的概念篇4
自Bauer(1960)最早将消费作为风险行为进行研究并引入感知风险的概念以来，迄今该领域已进行大量研究，但感知风险的概念及结构仍未达成完全一致;行为金融领域对风险感知的研究则始于1970年(alderfer＆Bierman)，由于金融产品较一般消费品而言其风险感知更为复杂，因此迄今关于金融风险感知概念的研究也并不充分。
1.1风险感知的定义Bauer(1960)强调风险感知是一种主观感知的风险而不是真实世界的客观风险。Slovic(1987年)将风险感知定义为人们对风险的直觉性判断。英国皇家学会(1992年)对风险感知的定义则涉及人们对风险和回报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情绪，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和文化倾向。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来自Diacon＆ennew(2001年)。他们认为风险感知并不是一个类似于“风险”那样简单的抽象化概念，而是对具体情境中某个潜在危险的多维属性所进行的评价。他们提出风险感知是一种特殊的释义进程，是人们为在某领域/情境/事件中做出计划、选择和行动而试图对其赋予意义、加以理解的心理加工过程。
1.2金融风险感知以往文献中出现的“financialriskperception”根据其研究内容的不同，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1.2.1财务风险感知将风险根据其来源不同进行风险感知的维度研究时，它是一种风险要素或风险类别，跟其它风险要素如心理、社会、生理等类似(Jaboby＆Kaplan，1972年)。它在各个领域(如医疗健康、金融投资)的维度研究中都可能存在，是关于财务性风险的感知，我们称其为财务风险感知。
1.2.2金融风险感知金融领域风险感知尽管与其它各个领域一样，也包括了对财务风险感知的研究，但却不只于此。如:olsen(1997年)、Diacon(2004年)研究的是金融专家或金融产品投资者的风险感知;Diacon＆ennew(2001年)研究的是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感知;Vlaev，Chater，＆Stewart(2009年)研究的是与投资领域金融决策有关的各种风险感知;Sachse，Jungermann，和Belting(2012年)将金融实践中各投资品种本身所涉及的风险看作金融风险并研究个人投资者对其的感知。与Bauer的观点相似，Slovic(1972年)最早关于投资决策的研究也发现，不确定性(即:风险)情况下的决策是基于预期对不确定性与回报做出的权衡，而回报的波动性本身并非决策的可靠预测变量。这正是金融领域风险感知产生的根源。大部分研究者认同金融领域的投资者属于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其风险因素更为抽象、知识不足导致的不确定性更为突出(mitchell＆Greatorex，1993年)、所“消费”的产品，质量在购买前难以评估，甚至在购买后也因市值波动的影响而很难准确评估(Diacon＆ennew，2001年)。因此，金融领域具有不同于其它领域(包括普通消费领域)风险感知的特征。我们根据以往研究进行总结，金融风险感知研究的是:在金融实践领域中，投资者对金融产品和投资决策风险的直觉判断、态度、情绪和社会文化倾向。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包括投资者的风险感知、金融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感知、对不同金融投资产品的风险感知等。归纳而言，对金融领域活动中存在的所有风险的感知，我们统称其为金融风险感知(FRp，FinancialRiskperception)。需说明的是，金融包括融资和投资两方面，但本文仅介绍个体作为一种特殊消费者的情况，仅指金融投资领域的个人投资者风险感知，不含融资领域风险感知和机构投资者风险感知。
2金融风险感知的维度与测量
2.1结构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oftheCon-struct)个体风险感知的维度研究(researchondi-mensions/facetsofindividualriskperception)最早源于对风险感知结构的概念化，并为后期感知风险减少的策略研究也提供了思路。其中Bauer(1960年)关于感知风险的概念是消费行为领域最早的和应用最广的结构式定义，包括结果和不确定性两个维度。Schiffman(1972年)等研究者则提出另一种双维度风险感知的定义:不确定性和重要性。也有学者提出仅以单一维度来定义风险感知。Cox(1967年)根据Bauer的概念提出了感知风险的2个维度，他认为感知风险值是损失(预期结果不发生时可能产生的损失)和不确定性(或损失概率，主观感觉到的预期结果不发生的概率)的函数，而损失是预期结果重要性、损失严重性和预期结果实现方式的函数。也有学者提出反对，发现当损失足够大时，不确定性维度不再有意义。
2.2金融风险感知的维度金融风险感知的维度研究始于上述风险感知的概念研究所发现的结构、基于普通消费领域风险感知维度研究的成果，并逐步发展到更为丰富的多维度模型。Slovic(1987年)就公共及社会应激管理的研究所发现的双维度被很多金融风险感知研究所采用，包括因素1:可怕性风险(缺乏控制感、恐惧、最大损失及其可能性、风险/回报不匹配)和因素2:未知的风险(被判断为不可见的、未知的、新异的并且损害会延迟体现的高风险)。olsen(1997年)在投资领域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投资风险感知是多维的，包括四方面的风险属性(在他的研究中能解释80%以上的总体风险感知)，预测作用从高到低是:缺乏控制感、大额资产损失可能、回报低于预期可能和投资知识不足感。macGregor等人(1999年)调查了专家对一系列投资在14个变量上的测量结果，发现风险感知包括回报相关和风险相关两个感知维度，其中焦虑、变异性和知识3个因素能解释98%的风险感知。Koonce等人(2005年)的研究结果与此类似。Diacon＆ennew(2001年)对英国投资者的风险感知研究发现的则是5个维度:不信任、关注不利结果的严重性、关注回报不确定性、缺乏知识和难于管控。最近的研究是Sachse等人在2012年进行投资风险感知的因素分析时，发现了风险性和可控性两个维度，其中总体风险感知主要负载于风险性因素(是关于产品本身风险属性的感知，包括:损失和波动性、随投资行为而来的焦虑、关注和不可预见性等);另一个可控性因素则包括流动性(可变现性)和公开性。
2.3金融风险感知的测量方法将Slovic(1987年)的理论应用于金融领域，那么金融风险感知测量的就是人们在描述和评价金融产品和投资决策时所做出的判断。目前最常用的是心理测量范式，包括对测量结果进行排序、相关分析、因素分析等，据此产生风险感知的几个维度，并根据心理测量量表对金融感知风险进行量化的测量。归纳以往研究，发现金融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2.3.1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一是调查的多为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中产品的风险感知，包括调查全部金融投资品种、部分金融品种或某一种金融产品等不同的研究情况。如:macGregor等人调查的是19个风险、回报及其比例不同的产品，并在总结出跨产品的金融风险感知共性维度同时，发现个体对不同产品风险感知的具体因素有些许差异;Sachse等人(2012年)调查的是7种市场常见的投资品种;Baker等人(1977年)调查的是股票投资;Huber等人(2012年)调查的则是保险投资。二是研究的因变量多与偏好和决策有关，如:wang等人(2006年)调查再投资意向和投资满意度;Sachse等人(2012年)关注对具有不同金融风险感知的产品的投资意向。
2.3.2采用开放式(定性)与结构化(定量)结合的调查方法通过开放式问卷获得一些属性不同的潜在风险来源，要求被试对其进行评价，再根据测量结果抽取出金融风险感知维度。第一步，要求被试报告在衡量投资风险时首先考虑什么(即:风险的相关方面)，并逐一评价其重要性(Vlaev等人2009年)，这一定性研究的结果为下一步结构化金融风险感知调查的设计奠定了基础，减少了风险感知变量的数量;第二步，对统计结果显示了显著关系的各方面进行因素分析，并进而测试其与总体金融风险感知、投资决策的关系，如:要求专家对不同投资品种的风险和投资环境、产品的其它方面进行评价(Koonce等人2005年)。olsen(1997年)也是根据自己早期定性研究所发现的风险各相关方面来考察它们对总体风险感知的预测程度;Vlaev等人(2009年)基于前述Slovic的研究，围绕“不懂”和“害怕”两个方面，通过专家辅助设计了22个问卷题目调查影响风险感知和金融决策的因素。
2.3.3表达性偏好的广泛应用除Duxbury＆Summers(2004年)、nosic＆weber(2010年)和Huber等人(2012年)等少数研究者采用实验法外，在金融风险感知领域，以风险感知研究大家paulSlovic为代表的绝大部分研究者，进行维度研究多通过表达性偏好(re-vealedorexpressedpreferences)方式。如前所述，采用标准化问卷进行调查，特别是总体金融风险感知多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weber等人2012年)等。而Lucarelli＆Brighetti(2009年)的实验研究则是采用了一种创新性的、融合了金融和生理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一个名为iGt(i-owaGamblingtest)的心理测试，以皮肤电传导测量个体在做出风险决策时的心理反应。
3金融风险感知的影响
因素近年来在金融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主观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被纳入。金融风险感知的差异总的来说源于三个方面:与金融投资活动本身有关的因素(如:收益率、损失概率)、个体差异和社会文化差异，如:weber＆Hsee(1998年)就是通过一系列投资选择的实验发现了风险感知的跨文化差异。
3．1风险来源和风险信息从风险活动或投资产品本身入手，这是最基本也是研究最早的风险感知因素，因为风险感知总是与特定的风险事件或情境(如回报、期限、概率等)有关(Sachse等人2012年)。而金融风险感知还会因前后的风险事件、情境的影响而变化，如Burns，peters，＆Slovic在2012年的研究发现，金融风险感知在经济危机前后有所差异。wang等人(2006年)指出:风险来源(通过研究信息类型确定)对中国股民的金融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来自公共机构的公开信息能降低金融风险感知，而信息的不对称性则会增加金融风险感知;Kahneman＆tversky(2000年)等则关注了风险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如anderson＆Settle(1996年)认为，应按投资者的投资期限向其提供投资产品的收益、风险分布信息，且投资者更愿意接受简单易懂方式呈现的信息;Vlaev等人(2009年)要求被试对11种不同的风险信息描述方式(针对同一金融产品)进行评价。Huber等人(2012年)发现产品的风险信息以正面参照点/负面参照点/无参照点的三种不同方式呈现时，被试的金融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差异。
3．2个体差异从参与风险活动的个体差异入手，这是被研究得最广、涉及面最多的金融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知识、情感因素、风险偏好和人口统计学属性等。Koonce等人(2005年)等大量研究者都关注了知识，特别是特定领域的具体知识或熟悉程度(Slovic等人1985年)，并发现知识对金融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Sachse等人(2012年)还进一步发现知识和经验与投资风险感知呈现负相关(即:较低的金融风险感知水平与较多的知识、经验相关)。Slovic(2000年)等则通过调查专家和外行两个群体(知识水平不同)的差异来间接研究知识对金融风险感知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发现，两类人的金融风险感知结构相似，都含有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观点的非理性因素。人们的正负向情感和情绪因素，如焦虑、恐惧、快乐等也会影响其金融风险感知。Finucane等人(2000年)和Slovic＆peters(2006年)等强调了情感启发式在经验性思考和决策中的作用，并发现感知风险和感知价值的反向关系是由于正负向情感因素的存在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加工过程，从而他们将感觉或情感作为感知风险的一种最基本方式。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情感因素对金融风险感知的负面作用，如概率忽视(Loew-enstein等人2001年)或过于看重小概率事件(tversky＆Kahneman，1992年)、对损失比对回报更敏感(Kahneman＆tversky，1979年)，或对短期的损失更敏感(thaler等人1997年)。大量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属性对金融风险感知有影响。weber等人(2002年)发现金融风险感知有性别差异(男性偏低);Haslem(1977年)发现年龄和教育水平对金融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投资者属性如投资年限和经验、周期、品种等，也对金融风险感知有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统一，Sachse等人(2012年)的线性回归分析就发现性别、年龄和经验与金融风险感知不相关。风险可容忍度和风险偏好、认知偏见和信任等，通过心理加工过程也可能对金融风险感知产生影响。weingart(1995年)认为风险偏好会影响风险感知;Huber等人(2012年)也以更详细的阐述支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态度影响感知进而影响行为的金融决策链条。但也有很多研究者(如weber2002年等)认为对感知风险的态度在跨文化和跨领域、情境时能保持稳定，而风险感知本身却存在跨文化的差异性。
4金融风险感知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engel等人早在1973年就已发现了感知风险在决策中的重要性，认为决策就是一个降低感知风险以达到可容忍水平的过程。而在金融投资领域，投资决策包括对感知风险进行评估和对是否投资做出选择两个方面(Duxbury＆Sum-mers，2004年)。weber等人(2002年)关于愿意采取风险活动的可能性与风险感知的回归发现，不同性别和领域的风险行为可能性差异与该行动的风险感知差异有关;Sachse(2012年)在放入了前述风险性因素和可控性因素的投资意向模型中，发现风险感知可用于解释95%的投资意向差异;Roszkowski＆Davey(2010年)认为风险感知会影响投资行为。但从研究结果来看，这一观点仍然存在争议:wang等人(2006年)所提出的风险感知中介模型(自变量为外部刺激;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因变量为再投资意向和投资满意度)未被全部验证，他们发现风险感知与投资业绩正相关、与投资满意度负相关，但在以风险信息来源预测投资意向时仅与投资业绩正相关，与风险感知高低无关。这与Slovic等人(1999年)的研究结果类似。
5结束语
金融投资的概念篇5
信息消费概念股是继房地产、汽车之后的又一消费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4G、三网融合、金融iC卡等项目有望成为今后政策扶持重点领域。笔者上周重点推荐的信息消费概念股表现最为靓丽，初灵信息周最大涨幅30%，成为信息消费概念股的龙头品种；超图软件、周内最大涨幅也达到了20%；御银股份、数字政通等信息消费概念股也有10%以上的涨幅。智能自动化概念股整体表现中性偏好，御银股份等相关品种表现为冲高后的震荡格局。
新兴产业概念股百花齐放。环保概念股异军突起，香梨股份25亿收购水务公司，复牌后连续3涨停；传统环保概念股中电环保、龙净环保、首创股份三剑客涨升一片。智能自动化主题投资中，以安居宝、捷顺科技、鹏博士为三剑客的智慧安防概念股；以智云股份、瑞凌股份、蓝英装备为代表的机器人概念股；以中航电测、汉威电子为代表的传感器概念股等热点板块纷纷涨停。
文化娱乐板块继续高歌猛进。大传媒概念股以华录百纳、华谊兄弟为代表的影视概念股涨幅居前。手机游戏概念股出现分化现象，市场开始挖掘低价未涨的潜力股，以鸿博股份、高乐股份、华润锦华为代表的三低游戏概念股连续涨停；而对高位股票持观望态度，中青宝等龙头股出现滞涨现象，佐证了上半年红极一时的手机游戏概念股炒作或已经进入尾声。
金融投资的概念篇6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英德日韩等国的金融法制出现了从以往的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2006年日本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统合性的规范，构建了一部横向化、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深刻认识到其纵向割据的监管机构对不断创新的金融商品缺乏横向统一规制的问题。本文考察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后，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对适用对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投资者种类、自律规制机构等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内容进行全面分析后，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探讨我国应对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的对策。
21世纪以来，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混业经营格局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又进一步促进混业经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破产重组或被收购，还是主动申请转型，各大独立投资银行纷纷回归传统商业银行的怀抱，开始全面组建金融控股公司。[1]这似乎又回到了1929年以前美国的混业经营模式，但这绝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计划通过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的变革最终建立基于市场稳定性、审慎性、商业行为三大监管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主旨就是将多头分业监管格局收缩为混业综合监管格局，将授予美联储综合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力。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就是对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监管，而缺乏一有效监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监管机构的纵向割据造成的。美国的金融混业综合监管和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2]
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彻底修改《证券交易法》，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法的规制对象，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构筑了从销售、劝诱到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的横向的、全方位的行业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基本框架，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这是大幅改变金融法律体系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融合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制度，从而成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证券金融法制之一。其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设计，较好地平衡协调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在此次美国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日本的金融体系未受太大影响，并且逐渐在充当美国金融危机救世主的角色。日本继受和创造金融法制的经验，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借鉴和参考。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战。
此次危机虽未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探讨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
近年来，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代表，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根据单一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模式来重新整理和改编原有的多部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而将传统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一部法律中的趋势。英国率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第一次金融大变革，制订了《金融服务法》(1986年)，20世纪90年后期又进行了第二次金融大变革，并于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中的“投资商品”定义包含“存款、保险合同、集合投资计划份额、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合同等”。通过金融变革，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德国通过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改善法》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修改，导入新的“金融商品”概念，对“有价证券、金融市场商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等”作了界定，并通过修改《招股说明书法》导入投资份额的概念，将隐名合伙份额等纳入信息披露的对象。欧盟2004年4月通过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引入了“金融工具”概念，涵盖了可转让证券、短期金融市场工具、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和衍生品交易。欧盟内部则出现了金融服务区域整合，欧盟成员国的金融法制也逐渐呈现横向化和统一化趋势。
战后一直学习美国金融证券法制经验的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英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随后的证券法修改中不断学习英国和欧盟的经验，早在1998年就成立统一横贯的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在完善统一金融法制的方面，日本一直努力构筑以各种金融商品为对象的横向整合的金融法制。其对金融商品进行横向规制的金融体系改革始于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的“金融大爆炸”。此后，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如同一个三级跳，第一跳是2000年制定的《金融商品销售法》，第二跳是2006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跳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日本版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存款、保险商品将真正纳入一部法律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由四个支柱组成。第一个支柱是投资服务法制部分。具体而言，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横向扩大了适用对象（证券种类、金融衍生品）的范围，与之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等。第二个支柱是指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具体包括季报信息披露的法定化、财务报告等相关内部治理措施的强化、要约收购制度以及大量持有报告制度的修改等。第三个支柱是确保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的正常运行。第四个支柱是对市场操纵行为等加大了征收课征金（罚款）的处罚力度。《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虽具有复杂的体系，但其特点又可用“四个化”来简单概况：适用对象和业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等的“横向规制化”、规制内容的“灵活化”、信息披露的“公正化·透明化”、对违法行为处罚的“严格化”。[3]其中，“横向规制化”是该法的最大特点。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和影响之下，1998年4月韩国成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监督委员会。2003年，韩国政府也开始推进统一金融法的制定，2005年2月17日，韩国政府发表了将《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及间接投资资产运用法等资本市场相关法律统一为《关于金融投资业及资本市场的法律》（简称“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计划。2007年7月3日，韩国国会通过了能够引起韩国金融业“大爆炸”的《资本市场统合法》，该法于2009年2月4日正式施行，该法整合了与资本市场有关的15部法律中的6部，其余的法律将一并修改。该法将分为证券、资产运营、期货、信托等多头板块的资本市场整合为一，旨在激励各金融机构自我改革和创新，增强韩国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其推出必将给韩国资本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预示韩国金融业整合期的到来。[4]
韩国《资本市场统合法》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本质上相同，都是金融投资服务法，不是真正大一统的金融统合法，尚未达到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阶段。但日本、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建立和统一金融法制的制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资本市场逐渐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正常发展时期。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实行分业经营的大国。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从分头监管走向统一监管，是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分阶段加以推进。韩日两国中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的经验尤为突出，韩国的《资本市场统合法》在2007年迅速推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影响。而受到日本韩国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工作，计划于2009年12月1日提交立法机关，并预计2010年4月通过，2011年11月开始实施。
在法制完善方面，一般都是日本先行韩国和台湾地区紧随其后，金融法制的改革也大概如此。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法制、整合投资服务法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观各国或地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或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一个最重要的立法原则即是由现行的商品类、金融业者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现行资本市场相关金融规制法律的特征是以“对象商品”或“金融业者”的概念形态或种类为基础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这种规制在如今迅速变化的金融市场环境中日趋不能适应。因此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应从现行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为了贯彻这种功能规制原则,各国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先将金融投资商品、金融投资业、客户等根据经济实质进行重新分类,以金融投资商品(证券、衍生商品)、金融投资业(买卖、中介、资产管理业等)、客户(专业投资者、业余投资者)为标准进行分类。[5]以下分别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投资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论证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横向规制特点。
二、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目的在于统一规范投资商品或者具有投资性质的各类金融商品，投资者保护是其根本目的和立法核心，其本质实际上是投资服务法。[6]与许多成文法国家相同，日本《证券交易法》对证券的定义较为狭窄，不包括很多投资产品。此次修法，日本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以适应近几年来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不断创新发展的现实环境。为了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金融商品交易法》以《证券交易法》的对象范围即“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商品”为基础，最大幅度地横向扩大了法律适用对象的范围。
1.有价证券的范围的横向扩大
日本此次修法，虽然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并未对“金融商品”做出严格定义，《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仍是“有价证券”的定义。《证券交易法》第2条规定了证券法相关的各种概念的定义，特别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有价证券的定义。1991年的证券交易审议会报告书参考美国的证券概念，提倡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概念。即作为有价证券的定义，在个别列举之外，设置概括性条款。日本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证券交易法》的有价证券的概念重新定义。但1992年的修改并没有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仅完善了个别规定以对应证券化相关商品。1998年的修改对定义条款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扩大向投资者提供的商品类型适用公正的交易规则，构建了方便投资者购买的投资环境。此次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仍未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未对“金融商品”做出定义，只是对有价证券的范围进行了横向扩大。在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上也曾探讨根本修改“有价证券”概念，但考虑到世界上主要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仍在使用“证券”或“有价证券”概念，且“有价证券”概念长期以来已被日本社会广泛接受，“有价证券”这一用语也被其它法律大量引用，如修改将会影响向国会提交修改法案等情况，《金融商品交易法》仍然延续了“有价证券”的概念。[7]
与《证券交易法》相同，《金融商品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两类：发行了证券、证书的权利（有价证券）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准有价证券）。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有价证券包括：①国债；②地方债；③特殊债；④资产流动化法中的特定公司债券；⑤公司债；⑥对特殊法人的出资债券；⑦协同组合[8]金融机构的优先出资证券；⑧资产流动化法中的优先出资证券、新股认购权证书；⑨股票、新股预约权证券；⑩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⑪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投资法人债券、外国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⑫借贷信托的受益证券；⑬特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⑭信托的受益证券；⑮商业票据（commercialpaper）；[9]⑯抵押证券；⑰具有①至⑨、⑫至⑮的性质的外国证券、证书；⑱外国贷款债权信托的受益证券；⑲期权证券、证书；⑳预托证券、证书，21）政令中指定的证券、证书。该法第2条第2款是关于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而视为有价证券的规定（准有价证券）。具体有以下这些权利：①信托受益权；②外国信托的受益权；③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社员权（只限于政令规定的权利）；④外国法人的社员权中具有③性质的权利；⑤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⑥外国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⑦政令指定的权利。
相比《证券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有价证券（包括准有价证券）中增加了抵押证券（原由抵押证券法规制）、信托受益权（原由信托法规制）、集合投资计划份额等。《证券交易法》中有价证券的信托受益权仅限于投资信托、贷款信托、资产证券化法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等，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其它的信托受益权均作为准有价证券，无遗漏地横向扩充了适用对象范围。
《证券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之所以如此区分，是因为考虑到表示为证券、证书的权利的流动性较高的缘故。但2009年7月之后日本的无纸化法即《关于公司债、股份等过户的法律》（2004年6月9日公布）的不发行股票制度开始全面实施，股票电子化后通过账册的过户就实现股份的转让，股份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将权利表示为证券、证书流动性高的立法理念已过时。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仍依据是否具有证券、证书来分类有价证券，被批评是一种古董式的陈旧做法。[10]
2.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
把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列入有价证券的范围内，是为了各种基金适用《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概括性规定，是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近年来在日本依据合伙合同的基金的投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各个领域，个别投资对象已不在投资者保护的框架内。因此，迫切需要对于依据合伙合同的各类投资基金予以法律规制。
对于不断创新的多样化的集合投资计划，需要打破原有的纵向规制法制，无论运作对象资产和流动化的对象资产如何，构建着眼于运作或流动化构造功能的横向法制。其理由如下：第一，在日本，集合投资计划是“金融大爆炸”之后应成为金融领域主流的“市场型间接金融”的主角，完善其法制是当务之急。第二，集合投资计划一般是销售给普通投资者，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需要对计划的组成和运营进行横向覆盖的法制化和制度建设。第三，投资者人数较多，容易产生集体行动的问题（collectiveactionproblem），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制基础和制度建设。第四，原有的法制是纵向不全面的，其内容也不充分，产生了诸多不便和障碍。因此，需要对集合投资计划加以横向全面的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完善。[11]
集合投资计划的基本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从多数投资者筹集资金进行各种资产管理运作（资产管理型），另外一种是，特定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加以组合然后卖给多数的投资者的构造（资产流动型），针对这两种方式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从历史上、经济上、实务上来说都是不同种类的类型，因此针对这两种类型，需要制定横向覆盖的规则体系（交易规则、市场规则、业者规则）。[12]在进行集合投资计划的法制完善时，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不管计划的私法上形态(公司、信托、合伙等)如何，是否课以相同的交易规则。[13]《金融商品交易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直接列举和导入了“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该法最大限度地把几乎所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纳入适用对象，进行统一规制。[14]
2005年12月22日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为实现投资服务法（暂定）”中，对作为《投资服务法》对象的金融商品设定了三个标准：①金钱的出资，具有金钱等的偿还的可能性；②与资产或指标等相关联；③期待较高的回报，承担风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以此标准为基础，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第2款第5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事业有限责任合伙（LpS）、有限责任事业合伙（LLp）、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它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主要由三个要件构成：①接受投资者金钱的出资、支出，②利用出资、支出的金钱进行事业、投资，③具有将该事业所产生的收益等向出资人进行分配的相关权利。[15]上述条件均具备的权利，无论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和进行何种事业，均属于集合投资计划份额而成为该法的适用对象。[16]
3.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
近年来，随着金融商品的多样性发展,钻法律间空隙进行欺诈的事件在日本也频频发生。日本传统的以行业区分的纵向金融监管体制，已逐渐不能迅速应对新型金融衍生商品、混业经营和多种新型金融商品所引发的问题。特别是2003年日本进行外汇交易的机构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成为社会关注的大问题，虽然此后紧急修改了《金融期货交易法》，将外汇交易纳入规制范围内，但也未能达到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扩大金融衍生商品的规制对象范围。对此，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的“中间报告”提出：不论原资产如何，均可作为适用对象。但如果完全不限定金融衍生商品的原资产而做出概括性定义，其适用对象的范围则不明确，又会产生过度规制的问题。为避免过度规制，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需要将一些金融衍生商品予以排除，但事实上操作起来又非常困难。基于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金融衍生商品没有采取“概括性定义”的方式，而是在扩大交易类型、原资产及参照指标的同时，授权政令根据情况予以追加规定。
《证券交易法》中关于金融衍生商品的定义仅限于原资产为有价证券和有价证券指数等。《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衍生商品的对象范围予以大幅度扩大，除《金融期货交易法》的金融期货交易之外，还包括利息、外汇互换、信用金融衍生商品、天气衍生商品等金融衍生商品。
《金融商品交易法》确立了范围广泛的“金融商品”的定义，沿用《金融期货交易法》的“货币等”定义[17]，并将有价证券和确保投资者保护所必须的价格变动明显的原资产金融衍生商品等加以融合而形成。但遗憾的是，该定义仍停留在规定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范围或从业者的一部分业务范围上，并未形成完全横向贯通规制，此为今后改革
当前，世界各国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种类蓬勃发展，已达数千种，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还在不断涌现。同时，金融衍生商品具有衍生再衍生的特性，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发展已经混淆了很多以往认为是泾渭分明的界限，很多交易类型难以界定性质，处于不同金融领域的机构通过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间接地进入了其原本无法进入的市场。在金融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诸多购买新型的金融商品的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无法从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的类别划分而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中得到救济，使得金融消费者面临蒙受损失的威胁。同时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依照传统方法已经很难界定金融机构的类型。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必然带来金融机构间兼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和融合，金融监管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调整因多头监管而导致的监管主体模糊、监管空白、监管重复等现象，坚持统一金融监管体制，成为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发展趋势。[18]因此，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必然会要求建立横向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4.关于存款、保险商品
对于存款、保险商品，《银行法》、《保险业法》等各行业监管法律设置了保护利用者的框架，并不是《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制的对象，但如外币存款、金融衍生商品存款、变额保险、年金等，该法认可其具有一定投资性，但其又不属于存款保险以及保险合同人保护范围内的商品。因此，此次在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同时，对《银行法》、《保险业法》相应部分也进行了修改，设置了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所以，《银行法》、《保险业法》等条文的修改实质上也是投资服务法的一部分。[19]
日本金融改革的目标原本是通过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证券、保险、银行、金融衍生商品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进行横向全面的统一规制，但是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规制和统一监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厅、财政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存在部门利益的争夺，导致目前无法实现真正的金融商品的统一规制、统一规范、统一监管。《金融商品交易法》未将所有金融商品进行统一规制，固然存在遗憾和不足，但按照该法的原则和原理，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设置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亦可解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最终实现投资者保护之目标。
该法制定后，针对金融商品、投资服务的对象范围，日本正在讨论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存款、保险商品真正纳入统一规制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20]
三、金融业的横向规制
以上分析了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的内容，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趋势也必然会要求金融商品交易业者、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规制机构等金融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内容做出了规定。
1.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
在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对金融商品的进行横向规制的同时，就会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即《金融商品交易法》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了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了业务规制的横贯化。
此前，日本针对与金融投资服务有关的行业的法律主要有：《证券交易法》（证券公司）、《关于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的法律》（信托投资委托业者）、《与有价证券有关的投资顾问业的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投资顾问业者）、《金融期货交易法》（金融期货交易业者）、《信托业法》（信托业者）、《抵押证券业法》（商品投资交易业者）等。《金融商品交易法》为了构建横向规制的投资者保护框架，也对上述各种复杂的行业类型进行了横向整合，一并纳入该法的射程内，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21]从事该行业的单位或个人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并一律适用登记制度。[22]该法还并进行了重新分类，具体分为①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③投资咨询业；④投资运作业等四种行业类型。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有价证券相关业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商品相关业务以及集合投资计划相关业务；投资咨询业相当于投资顾问业；投资运作业相当于投资信托委托业。除以上四种行业类型之外，该法将从事有价证券的买卖和买卖委托媒介等的证券中介业者，定义为“金融商品中介业者”。[23]
该法依照以上各类行业类型的业务特点制定行业相关规定，但对各类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具体规制、具体业务内容，基本沿用了原有规定。[24]该法根据所要申请从事的行业不同，需要满足的准入要件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资本金额和申请人资格等的要求方面。因此，申请人既可以一次申请从事所有行业，也可以只申请从事准入要件比较低的行业，[25]体现了该法的灵活性。
2.金融商品交易业务行为的横向规制
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扩大和完善众多金融商品的横向化法制框架，填补投资者保护法制的空白，对现有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重整，使具备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金融商品交易法》被定位为金融商品销售与劝诱的一般法，就涉及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而言，不分业务形态适用统一的销售和劝诱规则。具体而言，该法针对广告规制、合同缔结前的书面交付义务、书面解除、禁止行为(提供虚假信息、提供断定的判断、未经邀请劝诱)、禁止填补损失、适合性原则等各方面确定了行为规范，其他行业法(如银行法、保险业法、信托法等)均准用这些行为规范，接受同样的行为规制，以保证行为规制的统一性。[26]
该法作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基本规则，规制各类业务的共通行为，其中，适合性原则、合同缔结前或缔结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等，沿用了《证券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规的原有行为规制。
3.投资者种类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保护投资者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风险资本的供应，降低交易成本。该法根据投资者的专业程度，模仿欧盟2004年新投资服务法指令，把投资者分为特定投资者（专业）和一般投资者（业余），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特定投资者一般具备自己收集分析必要信息的能力。
如果金融从业者的服务对象是特定投资者，则可免除行为规制的适用，力求降低规制成本。具体包括（不包括内阁府令规定的情况）金融商品交易的劝诱时，不适用适合性原则、禁止未经邀请劝诱原则，此外，合同缔结前和缔结时书面交付义务等也可免除。缔结投资顾问合同和委托投资合同时，不适用禁止接受顾客有价证券的委托保管的规定。特定投资者限定性地规定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日本银行、投资者保护基金等。
以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顾客为对象时，免除适用在销售金融商品时销售业者的说明义务。区分专业的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的制度在2000年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中已部分导入。但《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导入的特定投资者制度涵盖从金融商品的劝诱到缔结等与金融交易相关的合同，扩大了行为规制适用除外的范围，在横向规制这一点上意义重大。[27]
4.自律规制机构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针对行业协会、交易所等自律规制机构，在承续原有功能地位的基础上，完善了其机能，构筑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金融商品交易所的横贯化规制。
包括日本在内各国资本市场都设有各种各样的行业自律机构，如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这些协会的组织形态比较丰富。为了实现一元化管理，《金融商品交易法》在第四章中将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业协会等“核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基于民法规定的公益法人制度设立的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公益法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对其进行统一调整，对其设立要件、成员性质、主要业务、章程和准则等分别作出规定，实现了对行业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28]此外，为了灵活运用裁判外纷争处理程序，通过自律规制机构以外的民间团体对投诉等纷争进行公正迅速的处理，该法还创设了“核准投资者保护团体”。
该法又横向整合了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期货交易所，将东京证券交易所等六个证券交易所和东京金融期货交易所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所”，随着法律对有价证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金融商品的定义的扩大，在金融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商品的种类和范围也随之扩大。
另外，在交易所内部也进行了横向规制。2003年《证券交易法》修改后放宽了对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要求，以前只能采用非营利性的会员组织形态的证券交易所被允许采用股份公司的形态。大阪、东京、名古屋证券交易所先后转变为股份公司的形态，其中大阪证券交易所在其本身的交易市场上市。证券交易所既是市场运营的营利主体又是自律规制的实施者，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危险。
针对此问题，《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确保金融商品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具体有：第一，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可以在交易所外设立从事自律规制业务的自律规制法人，或者在交易所内部设立自律规制委员会。该法明确规定有关金融商品的上市以及停止上市的业务和有关会员等法令遵守状况的调查业务为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内容，突出了交易所作为自律规制机构的重要性。[29]第二，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或者以金融商品交易所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设立“自律规制法人”的独立法人，被批准后可以委托自律规制业务。第三，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是股份公司时，可以在公司内设置“自律规制委员会”，授予其有关自律规制的决定权限。但作为自律规制委员会成员的董事的过半数必须是外部董事，以确保自律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第四，规定必须明确自律业务的范围，规定自律业务的实施体制，以达到强化其自律机能的目的。第五，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原则上禁止其股东单独持有超过20%的交易所的股票，而《证券交易法》中原规定为50%。[30]
四、日本金融法制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日本采取实用主义的立法哲学，根据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最新动向和趋势，及时对本国的金融立法取向做出调整以适应国际国内变动的需要，应对金融立法的横向化趋势，分阶段有效地推动。如前所述，一直学习美国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学习英国，1998年成立金融监督厅，2000年出台《金融商品销售法》，2006年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31]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需要分阶段地逐步推动在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的横向规制立法，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具体建议。
第一，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修改现行相关法律，完善金融衍生品立法，时机成熟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实现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立法。
我国有关金融商品的现行法规有《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我国金融商品立法还很落后，特别是金融衍生商品立法欠缺。自1990年开始,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历了初步形成、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这是我国内地成立的第4家期货交易所，也是我国内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虽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发展逐渐步入正式轨道，但我国的相关立法比较落后。我国于2007年才对1999年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作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于2007年4月15日正式施行。原有的《暂行条例》只适用于商品期货交易。随着我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逐步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品种的条件和时机趋于成熟。考虑到要为将来推出期权交易品种预留空间，修改后的《条例》适用范围扩大为商品和金融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还是刚起步。《期货交易法》虽然也已经列入新一届人大的立法计划中，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
我国应该尽快完善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的法制，可以借鉴日本，时机成熟时制定一部统一规制的《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
第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制定《投资基金法》。
2005年之后我国的股市进入迅速繁荣和强烈震荡的特殊时期，出现大量的以合伙、信托等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组合等，目前我国对其缺乏规范。我国对私募基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管理原则。从日本的“集合投资计划”来看，其实私募不需要很严格的监管，但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原则。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的做法，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各类合伙形式、信托形式的基金加以横向全面的规制，以达到无缝隙保护投资者的目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投资基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的金融产品。很多金融机构目前都设计了这类产品，包括证券公司的代客资产管理、代客集合理财、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的代客理财，还有保险公司的联结投资理财产品，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新批的专户理财等。这五类机构所做的业务就其本质来说都属于投资基金，就其法律本质来说，都是一种信托关系。
目前我国的现行法中只有《证券投资基金法》来规制，剩下的都是以各个监管部门的规章来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至今已经五年，它对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它已经不能满足、也不太适应目前实践发展的需要。关于如何修改该法，目前的两种主流观点是“单纯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或是“把它真正变为投资基金法”。[32]
笔者认为，借鉴日本的经验，短期内如果无法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金融服务法》，则可以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归纳整理具有投资性的商品，将《证券投资基金法》改组为《投资基金法》亦是一种立法思路。
第三，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协调好金融创新活动和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关系，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的证券立法和金融监管多借鉴美国，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应该及时反省美国危机的教训，应多借鉴近邻日本韩国的经验，逐步推动金融的统一监管和金融横贯立法。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四家，总体上是“四龙治水”的多头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成本高、监管重复、监管缺位、不能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混业经营发展，这与美国的多头双层监管体制颇为相像，而美国此次次贷危机监管部门的缺位、错位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金融业者、金融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机构等金融投资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
混业经营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大势所趋,金融监管模式也会向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主管部门之间的混业监管或者以业务为标准(而非以机构性质为标准)的监管方向进行转化和整合，从而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但从短期看，由于金融改革的复杂性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目前不宜做大的改变，而应在增强各监管机构独立性的同时完善更大范围的金融监管机制，这些机构之间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和合作，建立各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稳定的横向协调机制，并注重加强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注重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审计机构作用的有效发挥。[33]
笔者认为，在混业经营的多种实现方式中，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是符合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过渡到混业经营的需要。它可以在保持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格局的条件下，在子公司层面实行“分业经营”，而在母公司层面实现“综合经营”，通过母公司的集中管理与协调，实现子公司之间横向协同，实现在同一控制权下的金融业务多元化和横向化。[34]我国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已经发展十分迅猛，笔者建议制定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这一重要的公司组织形式的性质、地位以及组建方式进行专门规定，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逐步实现混业经营和金融业务的横向规制。
第四，对投资者种类进行横向细分，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
为培育成熟理性的合格投资人队伍，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制订并于2008年9月27日正式实施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个人投资者行为指引》。这只是一个指南而已，目前上交所正积极探索投资者分类管理制度，以证券品种和业务创新及分类为切入点，依照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知识与市场经验等标准，进行分类监管，包括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准确分析投资者特点的基础上，引入投资者资格准入制度。[35]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区分为专业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在立法上，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进行投资者分类管理，对于专业的投资者，免除很多行为规制的适用等，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
第五，时机成熟时逐步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
当前，我国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把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统一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横向整合为金融商品交易所，尚不现实。但是，考虑到我国的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商品期货交易所）都归为中国证监会监管，相比日本来说，我国的金融期货交易和商品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统一，将来一旦实施横向规制、统一整合，困难并不大。
我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也面临着将来是否选择转换为股份公司等组织形态的课题，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与营利业务之间的独立性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如何确保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可以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设置一系列制度措施。
五、结语
我国向来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法制和金融监管研究甚多，而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较少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反思，我们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的完善和实践不能“美国一边倒”、“欧盟一边倒”。
特别是近几年来，日本、韩国在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立法趋势、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本身就是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研究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的同时，自然就会借鉴吸收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据笔者了解，日本、韩国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发展趋势和动向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如果让中国学术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等开始重视对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的研究则幸甚。
注释:
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次贷危机对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项目编号：22382008）资助。
[1]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总爆发导致了华尔街传统投资银行的独立券商模式的终结。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其资产分别被日本野村证券、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同样遭受次贷危机重挫的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则同意让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全面收购。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主动申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2]参见张波：《次贷危机下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其启示》，《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2期。
[3]参见【日】松尾直彦：《关于部分修改证券交易法的法律等》，载《Jurist》2006年第1321期。
[4]近几年，韩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致力推进包括监管机构及法规在内的金融改革，引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推出《资本市场统合法》等都是为推进改革做出的努力，这将对韩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但也有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参见李准晔：《韩国金融监管体制及其发展趋势》，载《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4期。
[5]参见许凌艳：《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及资本市场统合法的诞生》，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第1期。
[6]参见[日]黑沼悦郎著：《金融商品交易法入门（第二版）》，日本经济新闻社2007年版，第15页。
[7]参见【日】神崎克郎著、马太广译：《日本战后50年的金融、证券法制》，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马太广：《日本证券法的最新修改》，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8]与我国的合作社相类似。
[9]商业票据是一种以短期融资为目的、直接向货币市场投资者发行的无担保票据。
[10]同注⑥，第22-23页。
[11]参见【日】神田秀樹：《完善集合投资计划法制的思路》，载《关于集合投资计划的工作报告书》，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2006年版，第39页。
[12]同注⑾，第42页。
[13]美国的《联邦投资公司法》，不管私法上的形态如何，要求设置boardofdirectors或者40%以上都是外部董事。这也是横向化的交易规则。
[14]其实质是参考了美国证券法相关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并进行了成文法化。其着眼于经济性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着眼于法的形式的概念。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后，日本法形式上仍维持“有价证券”的概念，但是其概念的内容以“结构性”和“投资对象性”为目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至此，可以说日本20年前开始讨论，16年以来《证券交易法》修改没有完成的所谓“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终于得以实现。
[15]参见[日]三井秀范、池田唯一监修，松尾直彦编著：《一问一答金融商品交易法》，商事法务2006年9月初版，第91页。
[16]参见[日]花水康：《集合投资计划的规制》，载《商事法务》2006年第1778号。
[17]《金融期货交易法》将货币、基于有价证券和存款合同的权利等定义为“货币等”，作为金融期货交易的对象。
[18]同注⑤。
[19]此外，《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法》、《商品交易所法》也得以修改，使不属于《金融商品交易法》适用对象的不动产基金（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和商品期货交易等也适用与《金融商品交易法》相同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同注⑥，第17页。
[20]负责《金融商品交易法》起草的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第一部会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以全部金融商品为对象，制定更加全面的规制框架的课题，将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法制化和其实施情况、各种金融商品的特性、中长期的金融制度的形态等情况，继续加以讨论。”
[21]参见【日】大崎贞和：《解说金融商品交易法》，弘文堂2007年版，第40-43页；同注⒂，第13-14页。
[22]但是，通过利用专用交易体系（proprietarytradingSystem）和多边交易设施（multilateraltradingFacility）进行买卖交易等业务，适用核准制。另外，集合投资计划的营业者必须以金融商品交易业的形式登记，不但要提交事业报告书，还须向金融厅报告，成为金融厅检查的对象，并要求披露信息。
[23]参见【日】小立敬：《金融商品交易法案的要点—投资者保护的横向化法制》，载《资本市场季刊》2006年春季号。
[24]但也有变化，比如，《证券交易法》将营利性作为证券业的要件，《金融商品交易法》不再将营利性作为要件，《证券交易法》未将发行人自己进行的销售劝诱行为作为业务规制对象，而《金融商品交易法》将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抵押证券的自己募集、以及集合投资计划（基金）份额的私募均列为规制对象，还明确将集合投资计划中对于有价证券或衍生品交易的运作（自己投资）列为业务规制对象，横向扩大了规制范围。
[25]同注⑥，第34页。
[26]参见【日】神田秀树：《金融商品取引法的构造》，载《商事法务》2007年第1799号。
[27]同注23。
[28]同注21，第99-106页。
[29]参见【日】松尾直彦：《金融商品交易法和相关政府令的解说》，载《别册商事法务》2008年第318号，第248-252页。
[30]同注21，第107-121页。
[31]参见庄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评》，载《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5月号。
[32]参见吴晓灵：《私募监管应写入基金法》，载2008年3月10日《上海证券报》。
[33]参见朱大旗：《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金融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金融投资的概念篇7
关键词:财务管理概念;资本成本;财务风险;资本运营
中图分类号:F2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5-0102-06
收稿日期:2007-01-16
作者简介:徐春立,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管理学(会计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理财。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是以严谨的概念体系作为支撑的。在学科的理论体系中,严谨科学的概念界定是不可或缺的。准确的界定概念,明确事物的性质,区别不同事物的属性及其功能,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也是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相反,对事物的属性、特征及功能不能够准确定义,必然混淆科学研究对象的构成内容,损害科学研究的发展。在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中,要么是出于对基本理财概念认识上的欠缺,要么是出于急于“创新”的功利主义色彩,抑或出于恶性炒作,导致对部分财务管理基本概念的曲解和误导,形成了认识上的偏差甚至伪概念的出现,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尴尬。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扭转,势必对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造成极大的危害。本文拟针对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流传甚广的错误概念或伪概念进行辨析或批判,以期为建立规范的、学术研究中公认的财务管理概念体系,促进我国财务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而抛砖引玉。
一、资本成本概念辨析
资本成本是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我国理财界在认识上普遍误解的概念之一。在我国大部分财务管理的著述中,均将资本成本定义为“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资金使用费用(股利、利息等)和筹资费用(为筹集资金而支付的交易费用)”。这种概念的错误定义流行甚广,甚至出现在部级的考试教材之中,对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误导。
上述错误概念的出现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引发的财务管理体制的变革有关。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集体企业是企业组织的绝对形式,国家对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制度,即企业所创造的收益全部上缴国家,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由国家统一供给。在这种背景下,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实际上是由国家垄断并实行计划经营,通过计划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这种经济资源的分配机制所形成的重大弊端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非市场化的配置,不存在经济资源的市场交易,不能够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优化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生产完全是国家计划安排,产品是国家计划调拨,实际上不存在企业自担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加之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利润,因此,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投资者,不存在资金的交易,也不会形成投资者根据市场无风险利率和承担的风险要求基本报酬的资金公平交易价格。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是不存在资本成本的概念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逐步的改革。最初的改革除利润留成、建立企业基金等分配制度的变革外,在企业资金的供应上先后推行了企业上交国家资金占用费、国家对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供应等制度,使得企业由无偿使用资金转向需要承担一部分资金的使用费用,其目的在于促使企业讲求资金的使用效率。资金使用费和全部流动资金贷款利息的出现,造成了理财界认识上的直观感觉是企业为使用资金付出的代价即成本,延续到市场经济机制下,这种直观的感觉就抽象为“资本成本是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错误的概念被直观的现象所印证,流传甚广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资本成本概念的出现源于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市场经济特有的一个概念。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下,不存在资金的交易,也就不存在资本成本问题。只有在商品经济时代,当出现了资金的剩余者和资金的不足者后,资金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需要凭借一个公平的交易价格进行资金的交易活动。公平交易价格与资金所有者的投资机会和投资者投资时承担的风险相关,对于投资者而言,投资者可以按照资金等风险的投资机会预期的报酬率作为投资的基本报酬率,也可以按照投资时承担的风险要求与之相对等的报酬。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投资者要求的投资报酬率与投资者个人的风险偏好、投资机会的差异性等因素相关。在资本市场出现后,市场利率就是投资者与筹资者进行资金交易的一个基本的交易价格的参照标准。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Fisher)根据存在和不存在资本市场两种情况,从理论上揭示了资本市场的效应:资本市场通过提供一种低成本的方式、使拥有剩余财富的经济人(储蓄人)和拥有投资机会但超出自身财力的人(借款方)实现其目标,市场的主要效用在于节约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储蓄人通过将资金借给资本市场能够得到更高的收益,借款人比自行寻找储蓄人由于搜寻费用的节约,从而从市场上得到低息的借款。由于市场效率,促使储蓄投资额的增长,同样也会提高借款人的经济效率。[1]费雪分离定理表明,资本市场产生了一个单一的利率,借贷双方在进行筹资和投资决策时,均以此为依据,致使投资与筹资的决策相分离。对于投资人而言,只要投资的收益率高于或等于市场利率时,就可以从资本市场借入资金,而无需考虑个别投资者的具体偏好。对于储蓄人而言,无需考虑借款人的具体偏好,只要投资的收益能够达到或高于市场利率,就可以将资金予以贷出。因此,对于债券而言,实际上资金交易双方是依据于市场利率进行交易的,市场利率就是企业筹集债务资本的一个基本的资本买入价格。也就是说,企业只有按照市场利率对投资人支付报酬,才能够获取资本的使用权。因此,债券的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和风险决定的债权人投资的必要报酬率。
由于债务市场的高度有效性,即债券的价格反映了债券所包容的全部信息,又由于债券的利息和本金的偿还是事先约定形成的固定的未来现金流量,因此
大部分债务的资本成本是与市场利率相关的,容易确定。而股票的未来现金流量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确定作为风险函数的股权资本的成本就比较困难。股权资本的交易不是像债券那样有确定的未来交易价格,对股东支付的报酬是企业运营后的后续行为,因此,实际上股权资本的交易是投资者卖出资本在先,企业买入资本在后。即企业以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股利与资本报酬来作为股权资本的买价。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根据风险程度要求的报酬率,即企业使用股东的资本必须要付出的成本是客观的,而企业是否满足股东索取报酬的基本要求,支付的股利和资本报酬能否达到股权资本成本的水平则是企业是否公平进行了股票交易的衡量标志。如果企业没有按照股权资本的交易价格支付买价,即未能够使股东达到相当于股权资本成本的基本报酬水平,企业就会丧失持续融资的能力,从而引发股东“用脚投票”的行为。关于股权资本成本的现代财务研究结果表明,股票的资本成本应是股票的投资者进行投资时承担的风险的一个函数,亦即投资者按照投资承担的风险程度要求的基本报酬率。“公司的股权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相当于公司的投资者预期从同等风险水平的其他投资中获得的总收益”。[2]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表明,股权资本成本等于无风险报酬率与投资者承担的市场风险要求的风险报酬率之和。费雪分离定理表明,股东根据承担的风险要求的风险报酬率与股东个人的偏好无关,风险的定价实际上是市场决定的。
综上所述,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者投资时按照等风险的投资机会获取的投资报酬率或承担的风险程度所要求的基本报酬率。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不按照投资未来有可能产生的报酬率(企业投资项目预期报酬率)来作为基本的报酬水平呢?或者说为什么投资者个人对资本使用产生报酬的预期与企业使用资本报酬的预期不相一致呢?原因在于市场效率即资产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程度的约束。债券市场的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交易双方依据市场利率作为交易价格,因此大部分债券的交易难以产生正的净现值。而股票市场的效率较低或者企业实物资产市场的效率较低,难以反映企业投资所包容的全部信息,投资未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只能够按照承担的风险程度要求报酬水平,而不能够按照投资预计的实际报酬水平要求报酬。
将资本成本视为企业使用与筹集资本所付出的代价,其定义本质的错误在于:第一,歪曲了资本成本的属性,资本成本不是企业使用投资者资本对投资者实际支付的报酬或发生的资本筹集的交易费用,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根据投资的风险程度或根据等风险的投资机会获取报酬的水平对投资要求的基本报酬率,其性质是属于机会成本;第二,未反映决定企业资本成本的风险因素,资本成本应是投资者承担风险的函数,是由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关系所决定的;第三,定义的角度错误,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投资行为所导致的投资者出让资本必须要达到的一个资本的基本售价,由于企业使用的股权资本所产生的剩余收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企业是否达到企业出资者索取报酬的基本要求,即买价是否公平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资本交易的公平性,只能够根据企业对投资者实际支付的报酬与资本成本的比较来确定。因此,即使站在筹资企业的角度定义,也不能够将资本成本定义为企业实际对投资者支付的报酬。实际上,站在筹资企业的角度,资本成本应该表述为,筹资企业为持续保持资本的融资能力所必需对投资者支付的基本报酬率。可能有的学者会问,既然资本成本需要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定义,那为什么在财务管理的教材上在计算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时所使用的股利折现模型,是按照筹资企业预计未来对股东支付的现金流量来计算呢?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的财务管理教材没有讲清模型产生的背景,股利现金折现模型应用的条件是市场的高度有效,不存在信息的不对称现象,所以可以按照企业预计未来对股东支付的报酬和资本的净买价(买价扣除融资费用)计算资本成本。
错误的资本成本概念对我国财务管理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在现实中,很多企业将对投资者实际支付的报酬看作是企业的资本成本,由于在法律上,没有关于使用股东资本强制分红的规定,对股东可以支付,也可以不支付股利,很多经理人员错误地认为股权资本成本比债务资本成本低,对经理人员的约束性较之债务要低,这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热衷于股权融资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国有股权资本非流通性与公众资本流通性的分置,绝大部分国有控股的股份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由政府委派,经理人员贪图舒适,造成了我国股份上市公司给予股东的报酬偏低,未能够达到股权资本成本的水平,导致了前一时期我国股市的灾难。甚至个别学者在解释上市公司股权资本融资偏好的原因时,也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低。这种将公司实际给予股东的报酬作为资本成本的谬论,对我国企业经理人员的理财理念产生了严重的误导,理念上的错误必然带来实践上的偏差。
资本成本是企业筹资决策和投资决策的基本参照标准。企业筹资决策的核心是建立适合企业承受能力、支持企业发展的资本结构,使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能够达到最低,企业价值能够达到最大。努力降低企业的风险,从而有效地降低资本成本,是筹资决策的主要目的;在投资上,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进行企业生产经营、战略发展所必须要达到的一个基本的收益水平,是企业使用投资者的资本而承担的基本责任,因此,只有企业生产经营实现的报酬率达到或超过资本成本,企业才能够满足投资者索取报酬的基本需要,才能够保持持续的融资能力。必须指出,依据mm定理,[3]企业的投资行为与融资行为是相互分离的,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遵循这一定理。也就是说,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不能够以项目具体融资方式的资本成本作为评价的标准,而应该将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混合决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项目的评价尺度。
资本成本是财务估价的基本依据。财务估价是确定企业资产,包括投资项目、无形资产、企业、并购等公允价值。进行企业资产估价的主要方法是现金折现模型。资本成本是资产价值确定的折现率。因此,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企业的风险进行计量并依据风险水平确定投资者的风险必要报酬率,是正确进行资产估价的前提,也是财务理论研究的前沿性课题。由于资本成本的属性表现为机会成本,在进行企业资产评估时,不能依据企业实际对投资者支付的报酬来确定折现率,而必须依据行业的基准收益率、投资的风险程度等机会成本的标准来确定折现率。
资本成本是考核经营者业绩的基本标准。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债权人与股东必要报酬率按照企业资本结构计算的加权平均值,是企业进行经营应
该创造的一个基本报酬率,评价企业是损毁价值还是创造价值,其标准是企业实际的总投资报酬率是否大于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mm资本结构的定理表明,一项投资可行的标准是该项投资必须创造正的净现值,即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内涵报酬率)必须大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净现值实际上是企业预期收益与资本成本差额的价值,正的净现值是企业价值的增量。衡量一项长期决策的有效性的标准是观察这项决策是否创造了正的净现值。净现值在每一个经营年度表现为经济利润。经济利润(eVa)是企业创造的息前税后净利扣除资本成本后的余额。企业获取经济利润,意味着企业为股东创造了剩余财富,是企业价值增加的源泉。当eVa出现后,很快就成为大型企业考核经理人员绩效的标准。
二、财务风险概念辨析
在理财学的基本原理中,企业全部风险被划分为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是指企业由于举债融资造成的净资产收益率或每股收益的不确定性或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表现为企业筹资风险。经营风险亦称为投资风险或商业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企业基本经营收益(息税前利润)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规范的、严格的、西方学术研究中沿用至今的学术概念,却在我国的财务理论研究中被部分所谓的研究成果篡改为企业财务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包括投资风险、筹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资金运营风险、外汇风险等,财务风险的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被无限度的夸大,几乎涵盖了企业所有的风险。自从这种所谓广义概念出笼后,在杂志上见到的财务理论研究文章中有之,硕士与博士论文有之,教材有之,专著有之。似乎“广义财务风险”的概念大有占据学术研究主流之势,造成了理论上极大的混乱。实际上,所谓的“广义财务风险”的概念只不过是反学术规范的伪概念。
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之一是,必须遵循规范的学术概念。这不是教条,而是在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学术研究成果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科学规范的概念的标志是这种概念的思维正确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破坏了规范的学术概念,必然造成事物之间区分的困难,无法界定事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不能够引领学术的研究方向。所谓的广义财务风险的概念的错误在于,不恰当地扩大了财务风险的内涵和外延,该种概念出笼的逻辑是,企业财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财务风险就应该包括资金运动的全部风险,财务风险等同于财务管理的风险。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定义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如果解释汉语中的“坐井观天”一语,就很可能被解释为蛤蟆坐在井里看着天。实际上,英文中的财务含有筹资的含义,财务风险特指的是筹资风险。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学术著作中,几乎均将财务风险视为筹资风险,它是具有负债筹资的企业所特有的风险,而经营风险是所有公司共性的风险。在规范的理财学术研究中,企业资本结构的设计与优化,就是在防范负债带来的财务风险和利用负债的杠杆等正向作用的权衡中进行的,如果我们使用所谓的广义财务风险的概念,将投资风险等均包括在内,就会造成研究上的混乱,因为在财务上投资和筹资是分离的,资本结构属于筹资领域,而投资风险属于投资领域,将属于投资领域的风险引入资本结构的研究,事物性质的混淆必然带来思维逻辑的混乱,就会破坏资本结构中关于负债效用的研究。
科学概念的标志是概念的外延上能够涵盖同类事物的特征。按照所谓的广义财务风险的定义,财务风险包括了投资风险,而在这类研究的文献中,往往又将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视为并列的两个概念,承认企业的风险是由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所构成。这就造成了概念定义外延上的混乱:按照广义定义的逻辑,既然财务风险包含投资风险与资金运营风险,而投资风险和资金运营风险规范的定义就是企业经营风险,怎么又出来一个与财务风险并列的经营风险呢?其概念外延定义的逻辑是多么混乱!
创新是保证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财务理论研究上的创新,应该是在前人的劳动成果已经被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财务理论。创新绝对不是标新立异,对概念的篡改不是创新,是伪学术的范畴,后果是导致规范的理论体系被曲解,导致规范的学术概念被破坏,也就必然造成研究思维上的混乱,造成正确的理论不能够被有效的传承和发展下去。学术上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应该有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在规范概念的定义上应该保持尊重和接受的态度,不允许胡乱定义。广义财务风险概念不是中国学者特有的创新,而是学术浮躁、急于求成的恶果。它破坏了财务风险的规范概念,站在整个财务理论体系的角度上看,造成了财务理论体系的曲解,是应该被学术研究摒弃的一个伪概念。
在财务理论中,企业的风险被划分为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两类。经营风险是一种企业不使用债务资本的情况下,资产运行产生的基本报酬(eBit)的不确定性,蕴涵在企业未来总资产报酬率(rate0freturnonaseta,Roa)的变动中。财务风险是属于普通股东所承担的一种企业举债融资形成的特有风险,蕴涵在未来的净资产收益率或每股收益的变动中。在未使用债务的情况下,总资产的报酬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是相等的,但在企业使用债务的情况下,由于债务的财务杠杆作用,会造成资产报酬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如果资产报酬率大于债务的利率,净资产收益率会高于总资产报酬率,如果资产报酬率小于债务的利率,情况正好相反。比如,某企业当年创造的eBit为20万元,资产总额为100万元,所得税率为40%。如果企业未使用债务,则资产报酬率为12%,净资产收益率也为12%。假设企业使用50%的债务,债务利率为10%,则总资产报酬率为12%,净资产收益率为18%。当然,如果企业资产报酬率小于债务利率,情况正好相反。这种举债融资造成的净资产收益率或每股收益的不确定性,即为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的大小可使用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财务杠杆等指标来衡量。
三、资本运营概念批判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企业由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里程碑。资本市场的出现,使得很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改建为股份上市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作用,筹集企业经营需要的资本,进行企业的战略投资。“资本运营”或“资本经营”的概念应运而生,曾经一度被大加炒作。仿佛是轰炸效应,使效率低下的我国部分企业看到了资本增值的希望,仿佛只有资本运营才是企业资本迅速增值的法宝。在这种伪学术概念的引导下,不少上市公司创造性地发挥聪明才智,在资本市场上,弄虚作假。对资本市场公布虚假的、人为操作的经营业绩报告的层出不穷,玩弄虚假的资产重组、并购、股权重组,骗取股价增值或套取股东现金的有之。一时间,“资本运营”的
口号响遍天下,企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和实践“资本运营”活动。直至今天,“资本运营”也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学术性的研究杂志上。“资本运营”真的那么神奇吗?
其实,拨开“资本运营”概念的神秘面纱,就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违背财务原理的伪学术概念。
资本运营概念的虚假性首先表现为其概念内涵和外延上的杂乱性。翻看有关资本运营的书籍可以发现,资本运营概念的版本诸多。有的将资本运营定义为对集团公司所拥有的一切有形与无形的存量资产,通过流动、裂变、组合、优化配置等各种方式进行有效运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增值,包括企业并购等扩张型运营和剥离、分立、股票回购、分拆等紧缩型运营;有的将资本运营定义为以资本增值为目的,以价值管理为特征,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企业全部资产进行有效运营的方式;有的将其定义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筹资、投资等经济活动。可见,即使是资本运营概念的使用者本身,对资本运营的概念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其概念的内涵属性和外延范围上是混乱的。更谈不上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公认性。一个内涵和外延高度混乱的概念,其本身就不具备任何科学性,更不能够界定同类事物的属性,不能够发挥概念在学术研究上引领事物研究方向的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资本运营,到底涵盖企业的哪些行为,定义该概念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何在。
资本运营概念的虚假性表现在对企业经营的误导性。按照资本运营概念的说法,资本运营是相对于企业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等实业资本运营而提出的概念,是企业以金融资本、产权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经营活动。其目的是通过金融资本与产权资本买卖,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在资本经营概念的炒作者看来,实业资本经营属于传统的企业经营方式,其资本增值的效率低于金融资本与产权资本的效率,这是对企业经营的严重误导。mm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无公司税模型的定理表明,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公司在未来所创造的经营收益的资本化价值,与公司的资本结构无关。尽管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在财务上尚未形成一致的定论,但mm理论揭示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任何企业的价值关键取决于企业既定投资规模下的生产经营效率。[3]事实上,通过资本市场筹集的资本,在企业经营上如果不能够创造高于资本成本的经营效率的话,企业就不会实现价值的增长。同样,企业扩充与重组,并不一定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只要这种投资行为或产权变更行为,没有提高企业未来的现金净流量,企业就不会增值。资本市场效率理论表明,在资本市场高度有效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的投资与筹资,并不能够获取正的净现值,因为金融市场的效率高于实物资产市场的效率,信息的对称程度高,故获取正的净现值的途径是进行实物资产的投资。试想,如果经营金融资本与经营产权资本的效率高于实物资本的话,那大概就没有人进行工商产业的投资了,闲置资本的拥有者,都去资本运营吧。在各种资源不允许的情况下,都去搞产权重组、企业并购吧,那样的话,可能一个社会离喝西北风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资本运营概念的虚假性表现在是对严格的财务理论体系的肢解。解析上述有关资本运营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资本运营的定义几乎涵盖了财务管理的所有范畴,如并购、资产重组、剥离与分立是财务管理投资扩充与财务重组的内容,而所谓的金融资本运营是财务管理在资本市场中企业筹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相关内容,而在内涵的定义中,资本增值是盗用了当代财务管理的核心思想―――创造价值,将财务管理的内涵与外延篡改为资本运营的概念,是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肢解,如果沿用资本运营的概念,必将在理论上引起极大的混乱,在实践上产生严重的误导,削弱财务管理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财务理论体系中,所谓资本运营的外延涵盖的问题如扩充、重组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人们对财务理念和财务方法的正确运用,离不开财务原理的支撑。而翻开资本运营的有关书籍,我们难以找到有关所谓资本运营的理论和方法的支撑。从这点意义上观察,资本运营只不过是拼凑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是一个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也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的伪学术概念。
准确的定义财务概念,是科学研究得以正确进行的前提。作为财务管理的学者,笔者呼吁在研究上放弃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的做法,以学者严谨的、规范的态度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虽然没有立足于创新,只是对我国财务理论研究中出现的错误的概念进行了斧正,但通过我们的呼吁以期建立和使用规范的财务管理的概念,使严谨的财务理论体系能够得以维护。应该指出,在财务管理领域中,被扭曲的和误解的概念决不止作者所剖析的几个重要概念,在市场经济发展了20年左右的中国,是对财务管理领域中的若干概念进行系统研究和规范、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以促使理论研究规范、健康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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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朱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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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的概念篇8
amC（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行业面临万亿规模的发展空间，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加速出表为amC行业注入强心剂。
数据显示，2017―2019年不良贷款余额将达到1.66万亿元、1.72万亿元和1.76万亿元，并预算2016年底不良核销清收约为6822亿元。预计未来三年amC公司将有2万亿―2.28万亿元的发展空间。预计首批债转股，全行业amC公司将吸收价值3000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本期我们聚焦a股市场中可能受益的上市公司，看谁能借此飞上枝头变凤凰。
重庆水务（601158.SH）
概念股指数：
公司是重庆市最大的供排水一体化经营企业，从事自来水的生产销售、城市污水的收集处理及供排水设施的建设等业务。在我国西部地^乃至全国供排水一体化经营方面位居前列，目前拥有重庆市主城区90%的自来水处理能力和全市97%的污水处理能力。目前已正式投入运营的自来水厂近30个。2016年10月公司参股的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获得银监会发放的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金融业务资质，成为重庆市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的唯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海德股份（000567.SZ）
概念股指数：
公司为海南第一家建成投产的以生产涤纶长丝为主的工业实体，后因为受经济环境影响，公司主营项目亏损，经过资产重组，公司主营项目由纺织变为房地产。2016年10月11日海德资管地方amC牌照正式获银监会批复，成为国内首家民营amC上市金控平台。最近的公告显示2016年9―12月，公司已与多个交易对方达成总金额67.23亿元的不良资产管理项目意向。未来三年公司计划项目规模400亿元，如按照平均12%年化利润计算，全部完成后，年利润48亿元。
信达地产（600657.SH）
概念股指数：
公司是中国信达旗下房地产开发上市公司，由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控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国内首家负债收购并经营金融机构剥离的本外币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实际出资人为财政部。2010年6月，信达成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中唯一获得银监会批准，可以经营非金融类不良资产业务的amC。信达可以接收实体企业的不良资产。财报显示，2010―2015年间，非金融不良资产账面资产已经从原来的4.28亿元增长至1364.6亿元，翻了320倍，占所有不良债权资产的55%。2009年至今，与中国信达展开过债权转让等业务的上市公司有25家，收购的债权超过140亿，为四大amC之首。
风范股份（601700.SH）
概念股指数：
公司主要从事输电线路铁塔和复合材料绝缘杆塔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2016年7月5日公告，拟共同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风范资管，公司出资人民币3400万元，持股比例68%，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通过组建苏州风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抢抓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开展相关行业的资产并购和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实现战略转型，能够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长航凤凰（000520.SZ）
概念股指数：
公司是我国内河经营干散货专业化运输规模最大，江、海、洋全程物流实力最强的企业，母公司中国长航（集团）总公司。公司2017年1月11日公告，称控股股东天津顺航与广东文华于2017年1月8日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天津顺航有意作价19亿元将其持有的1.8亿股转让给广东文华，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7.89%。广东文华表示，其有意向上市公司置入具备持续盈利能力，属于新兴行业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优质资产，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本次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广东文华表示将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支付。
陕国投a（000563.SZ）
概念股指数：
公司是国内首家上市的非银行金融企业，也是国内目前仅有的两家整体上市信托公司之一。公司为企业和项目提供信托贷款、信托投资、融资租赁、信用担保、财务顾问、风险投资等优质金融服务。2016年5月，公司公告称拟追加2亿元入股陕西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即共使用自有资金3亿元认购陕金资股权，持股比例5.36%。公司大股东拥有丰富的不良资产资源，公司的信托主业也有望借助amC实现不良资产的有效处理拓展业务链。
浙江东方（600120.SH）
概念股指数：
公司主营以毛、棉、麻、腈纶为主要原料的针织、梭织服装、服饰和家用纺织品出口业务。公司目前正在资产重组中，在其公布的草案中，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浙江国贸购买其持有的浙金信托56%的股份，大地期货87%的股权及中韩人寿50%的股权。通过此次交易，公司将拥有信托、期货、保险等多项金融业务资质或牌照。在标的资产评估中，浙金信托56%的股份评估价为5.36亿元。
一拖股份（601038.SH）
金融投资的概念篇9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概念界定；分类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equityFund）最早起源于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创业浪潮，“创业投资基金”的形式开始诞生。后来，又出现了“企业并购重组基金”等其他形式。这时候，现代意义上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始出现。在2005年之前，中国没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当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是风险投资基金，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内pe基金行业逐渐壮大，许多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pe基金的支持。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辨析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界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后，其含义变得更加广泛、复杂。下面依据各国的惯例，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定义。国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看法不一。在欧洲大陆和英国，pe基金与风险资本（VC）基本等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认为：“凡是对未上市交易股权的投资”都可称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显然这是广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其包括风险投资基金、收购基金和夹层融资基金等。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条例》对其的定义主要有五大要素：“非直接经营主体；投资对象限于公司股权、资产、所有者权益；投资期限是将来必须以出售、清算等方式处置，投资年限最长十五年；任何公司或股东持股不得超于25%。”国内学者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阐述也存在一定差异性。盛立军（2003）认为，私募股权基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并通过退出获利。他将私募股权基金分为狭义和广义，广义的概念是指对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等各个时期的非上市企业所进行的权益投资的基金；狭义的概念则是指对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并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非上市的成熟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基金。雷滔（2013）认为，较之股权投资基金更为妥当的叫法应该是实体资产投资基金。他认为，实体资产的外延是人力资源、实物资产、股权资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介入被投资企业，参与企业管理，强调对股权的长期持有。从国内外的观点来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常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二是采用权益类方式投资；三是整个运作过程表现为融资—筛选项目—投资—退出。投资过程中，基金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管理，但对企业仍有一定的控制权。在投资后通过合适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股权，实现价值增值。（二）相关概念的辨析1.与证券投资基金。通常认为，目前我国投资基金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两者从投资对象、投资目标、投资管理模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的是上市交易的证券，如股票、债券、期货等。投资基金按照各自既定的投资策略，有效地选择投资品种，获得交易性的投资机会，从而将获利按持有人比例进行分配。而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对象只是狭义上的股权。通过长期持有非上市公司的股权，随着投资的标的公司逐渐发展壮大，使股权逐渐增值，从而获利。2.与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说法，二十多年前就在我国使用。发改委金融司曹文炼在2006年“中国私募股本市场国际研讨会”上，对产业投资基金概念发表过他的意见。“在我国，直接投资基金又被流行称为产业投资基金。这是因为我国投资基金的实践，最早是从设立境外产业投资基金开始的。”“产业投资基金除了创业投资以外，还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等各种直接股权投资。”可见，“产业投资基金”是个具有历史背景的名称。随着投资基金更规范化的发展，我们应该将“产业投资基金”正名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投资基金”仅仅只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一个大类，主要指政府主导的、侧重于某一产业或某一区域的发展基金，并不代表私募股投资基金的主流。
二、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分类
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分类，国内学者有的是根据投资领域进行划分，有的是根据企业的成长周期划分。本文为了以后着重研究中国特色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依据资金来源进行划分，把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划分为外资、中外合资、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四大类。（一）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在海外注册，从境外以外币（如美元等）的形式筹集资金的基金形式。最初，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整个股权投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主要的机构有凯雷、KKR、黑石、华平创投、橡树资本、蓝山资本等。这类基金的特点一般有：一是外资机构运作的大部分是美元基金。所有的美元基金都在海外向非中国投资者募集，并且这些基金的退出也在海外完成，从而将自身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二是这类基金的投资规模通常会受到限制。由于中国是外汇管制严格的国家，因此当基金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进行投资时，必须从中国有关政府机构获得批准才能运作。三是外资基金来华开展业务较早，拥有出色的业绩和强大的品牌优势，有丰富的基金运作经验、规范的投资流程等。四是由于是外资机构，因此这类基金的投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一些行业是不允许涉及的，如电信、航空、军工等。（二）中外合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外合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中国本土投资机构与外资投资机构联合行动，利用外资机构的品牌优势和行业经验，进行共同投资的基金形式。其中，较为活跃的有鼎晖投资和弘毅投资等。这类混合型基金由外资和中资共同所有，发行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混合型基金兼有外资和中资基金的优势，但劣势在于其两类所有者之间可能存在潜在利益冲突。（三）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在本国注册并且是以本国货币筹集资金，通常由中资机构来进行运作的人民币基金。由于是人民币基金，因此可以更自由地投资，没有严格的限制，但在有限合伙人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劣势。本土的合伙人通常没有长远眼光，有些急功近利，不能理性地筛选投资标的，投资过程也缺乏耐心。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具体又可划分为国有资金主导的基金和民间资金主导的基金。国有资金主导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般规模较大，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复杂的投资决策程序，主要为推动区域经济和助力国家经济战略的发展服务，如深圳创新投和中科招商等具有国资背景的基金。民间资金为主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是一部分民营创司和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国内早期的有良好前景的民营企业，并涉及一些后期的投资，比较著名和成功的民间资金为主的基金有联想投资有限公司、红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四）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是指中国政府设立自己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主要是政府机构。其又可细分为几个小类：第一类是国家财富基金，由中央政府设立，如中司等；第二类是准产业投资基金，比如中比基金、中瑞基金等，这需要以两国政府的合作为基础；第三类是中央各政府部门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比如国家发改委成立抗震救灾产业投资基金、科技部的产业投资基金“火炬计划”等；第四类是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现在各地方政府为了大力发展本地区的产业或者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都分别设立了这种基金。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
从1985开始，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在这期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的设立、股权分置改革等重大变革。私募投资基金的发展也从探索阶段，慢慢走向成熟。随着新三板等新的退出途径的增加，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高，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开始进入到迅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7月底，国内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达到7238家，管理基金11763只，管理规模43535亿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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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的概念篇10
关键词：股市；证券；金融；银行；经济
1我国金融板块股票的概念和市场背景分析
金融板块股票即我们常说的金融股，金融股的概念是指处于金融行业和相关行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金融股主要由银行股、券商股、保险股、信托股和期货商股组成[1]。长期以来，金融业的发展状况都关系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好坏，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输血系统。2008年由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等一系列重大且突发的金融世界变故，使全世界都陷入了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震惊和恐慌当中，很快这次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就席卷了全球，各国股市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其中受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金融板块股票。新的市场背景和环境下，如何来判断金融股是否值得投资，其中一部分投资人认为我们可以在a股市场估值较低的时期，从市场中挑选那些未来价值较高的企业进行投资；另一部分人则依据金融深化论中经济发展与金融体制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并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其通过经济发展和国民金融需求之间的相互促进，形成一个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循环；此外，完善的金融制度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以此来看我国的银行业发展和经济是一定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循环。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发现经济环境的良好与否，直接关系着银行股的发展走势和状况，因此我们在对银行股进行投资时，对于国内外经济市场动向和当前经济环境的分析和关注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帮助金融投资者更加准确地把控市场方向，作出最理性和回报率高的投资判断。
2我国证券市场金融股价值分析
我国当前的银行股现状是银行股在沪市的市场总值中占比最大，因此这一板块股市的涨或者跌，都能够直接地影响我国a股市场的整体走向和状况。接下来，笔者将以招商银行为例，对其投资价值进行分析，并从当下我国银行的具体实际出发，就股权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中的股权自由现金流这一概念和计算方式进行了相应的改变。
2.1股权自由现金流的估算
股权自由现金流，实际上就是指公司的现金流量，不过这里的现金流量是指公司在各项财务义务得到履行之后所剩余的部分。同时这里所指的财务义务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利息与本金在内的债务偿还部分；二是为维持现有资产而产生的资本支出；三是新资产的增加所产生的资本支出。根据以上概念能够得到股权自由现金流的公式如下：股权自由现金流=净利润+折旧费用-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本追加-债务本金偿还+新发行债务。但是在我国的股权自由现金流计算过程中，由于我国银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计算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这里的特殊性和差异可以归纳如下：一是关于资本性支出的概念问题，会计概念中的资本性支出是指固定资产的建设和制造，纳税人对外投资和购置等组成的支出；会计概念中的资本性支出指的是建造固定资产、购置和对外投资组成的支出，这里的对外投资主要由企业通过实物、无形资产和货币资金等形式进行的投资部分，与通过购买股票这种形式进行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部分。二是关于净营运资本的界定问题，上面我们提到的计算公式中，净营运资本主要是指企业流动资产的总额与企业流动负债之前的差额。就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而言，若以上面所讲述的计算公式来计算其中的资本性支出及净营运成本增加这两项，则会出现诸多的盲区和困难点，从而影响计算的精准性，首先来说银行针对个人和企业产生的长期贷款这部分资产就很难明确划分到哪一项来，而且银行的长期贷款部分资产的增加，区分时会发现它既不属于会计概念上的资本性支出，也不属于营运资本的增加，但是它在银行资产组成中又占有较大的比例，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很难把这一部分忽略不计的。综合上述种种原因，为了解决传统计算公式带来的困扰，我们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调整后的公式为：每年股权自由现金流=净利润+折旧摊销+当年资金来源-当年资金运用[2]。
2.2股权资本收益率的估算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公式为：e（R）=Rf+茁［e（Rm）-Rf］。其中，e（R）、Rf和e（Rm）分别代指的是股票预期收益率、无风险利率和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这三个概念。计算投资者要求的股权资本收益率r，需要首先确定以下几个参数：一是无风险利率。当前我国尚处于向利率市场化过渡的特殊性阶段，在现有的利率体系关于市场基准利率这一概念还没有较为统一的、可供参考的标准；二是β值。对于茁值我们可以较为直观地理解为某个股票对于金融市场变动的反映灵敏程度，计算茁值的具体公式能够表示如下：Y=琢+茁x+滋，Y：目标股票的周收益率，茁：斜率，x：市场的周收益率，Q：纵轴截距系数，滋：随机误差。
2.3增长率的估算
关于增长率计算，我们能够通过每股股票前期收益增长率数值，进行相应的推算和预测。相关券商和研究机构对招商银行过去几年的股票收益率进行了统计分析，对招商银行未来几年的股票收益率进行了推算，研究结果显示[3]：我们发现，近年来招商银行一直处于一个高速、稳步发展的良好时期，未来也处于趋势良好、前景良好的状况。
3对金融股未来发展的估计和推测
3.1发展趋势比较
我国银行和世界上较为先进的银行之间的差异，我们会发现：在美国的银行中，证券和债券的经营活动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银行中，由于产品的结构较为单一，主要的活动中企业贷款所占的比重很大。另外，我国银行与世界先进银行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环境和水平，以及整体竞争力上。未来，我国银行的发展将朝着更加国际化，服务范围更广、服务能力更强、综合实力更雄厚的方向发展。伴随着我国金融业向混合经营方向的过渡和发展，我国的银行将逐渐成为综合全面的银行，从而为客户提供多元的、高品质的金融服务。同时，银行的国际化发展也成为大势所趋，加强银行紧跟全球金融互联互通的进程，稳步地推进银行国际化发展。此外，银行发展的网络化也是迎合新形势下国际互联网发展的必然项目。
3.2盈利趋势
当下，伴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经济逐渐向好发展，全球的经济也进入了恢复的重要阶段，股市作为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前文的一系列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以招商银行为首的银行股是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的。我们参考关于整个银行股的各项研究结果和数据也能够发现，近年来各个银行的年净收益也是呈现一个逐步增加、一片向好的实况和趋势，收益率也在稳步增长。尽管金融危机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银行业却因其特殊性而顽强地抵御住了打击，这里所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抗风险能力是不容忽视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银行股的安全性和收益回报性都是很高的，投资者在进行金融投资时可以放心的选择，也能够获得较为可靠、稳定的收益，值得我们长期持有。
参考文献
[1]杨绮霞.内地与香港股市金融板块的联动性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2]廖娇阳.中国证券市场金融板块投资价值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