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1
编者按：2014年以来，全社会融资成本显著上升，融资贵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融资贵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在2014年8月出台《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并在11月国务院常务会上提出新“融十条”再次聚焦融资贵问题。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在其创办并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论坛上，对于“如何根治融资贵难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从多个视角分析了中国融资贵的原因，并提出了在“新常态”下解决融资贵问题的指导性意见。
小微企业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陈彦斌教授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与金融体制的扭曲是导致中国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房地产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以及产业政策失误导致了产业结构扭曲，将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挤出，加剧了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另一方面，金融抑制政策导致大部分银行贷款投放给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而小微企业难以获得低成本信贷资金。
陈彦斌教授还指出，近三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加剧了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一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而实际利率上升，加重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负担。二是“积极财政+稳健货币”的政策组合推高了贷款利率。三是债务率不断上升导致资金需求进一步扩张，从而推高了利率水平。四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推动融资成本上升。五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给中国利率上升带来了外部压力。面对新的经济环境，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降准降息等一系列货币政策，但是效果不佳，可见货币政策并不能根治融资贵问题。
小微企业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小微企业占据全国企业数量80%左右，并贡献了GDp的60%左右，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有助于调结构、促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新常态”。因此，政府要通过各种政策在短期内缓解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纠正金融体制扭曲与经济体制扭曲，从而在长期中更好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
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2
【关键词】金融改革；民间借贷；问题；对策
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民间借贷合法化提供了政策支持
（一）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自2011年4月以来，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频发。2011年9月，温州信泰董事长胡福林因高利贷出逃；2011年11月，济南市的两个在建楼盘舜耕名筑和东城摩尔，因开发商“跑路”和被查封而停工；2012年3月，常熟鲤鱼门酒店董事长周思扬、苏州凯维隆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顾春芳在欠下巨额债务的情况下相继跑路。全国各地的“老板跑路”事件频频发生。
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全国工商联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90%的中小企业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而小微企业这一比例更是达到95%。中小企业与银行信息不对称，没有各方认可的信用等级等原因，导致其难以从银行筹集到资金。于是，他们将筹资的渠道转向了民间资本。据调查，跑路的企业主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年化利率非常高，有的企业的实际民间借贷成本已经达到100%，而做实业的中小企业利润率不过3%～5%，大大低于民间融资的利率。资金链一旦断裂，停产、关门甚至“老板跑路”都会成为必然。
另一方面，浙江，尤其是温州，存量民间资本数量巨大。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温州市存量的民间资本已达到6000亿元，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就有1200亿元。
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民间资本合法地流入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使民间借贷规范化和阳光化，就需要架设一座桥梁。
（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
2011年10月，总理视察温州期间，浙江省和温州市提出了把温州作为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请求。10月底，温州市起草了《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申报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请示》，递交到央行。2011年11月8日，温州在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的一个主要文件和八个配套文件。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实施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
经济学家马光远指出，温州的金融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全国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都在关注，中国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合法化将从这个试点方案正式起步。
二、在温州金融改革中民间借贷合法化可能遇到的问题
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民间借贷危机倒逼的金融创新举措，是打破金融垄断的破冰之旅。试点改革将以前不受监管的、存在灰色地带的、靠隐性手段运行的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这将对民间借贷的有序运行起到积极作用。温州金融改革是试验，是创新，是在探索中前行。在探索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快钱文化”融入温州民间资本，使其不愿扶持实体经济
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风向标，其民营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其他地区民营企业的信心。希望通过温州金融改革，引入大量民间资本来扶持实业，给民间资本以合理的名分，恢复民间借贷的信心。
然而，“快钱文化”已经融入温州的民间资本，投资者习惯了“投机”，习惯了追逐虚拟经济下不正常的高收益。投资者可以放高利贷，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投资者也可以抱团炒房、炒煤、炒棉花、炒大蒜，短期内便可获得高额回报。投资于实体经济，回报率低、见效慢，投资者往往不满足于正常的回报，他们在快钱文化的诱惑下，看不起行业的平均盈利。因此，如何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后劲，民间资本不愿进入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投资大大减少，曾经的“温州速度”降下来了，温州总体发展速度已明显滞后于浙江其他地市。2011年8月开始的全球经济低迷的浪潮又波及到了温州。温州民间金融生态遭遇生存危机，部分企业出现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个别企业家跑路或自杀。温州企业的发展缺乏后劲。
温州人具有游牧民族的性格，他们有一种“骆驼精神”。估计有160万温州商人遍布全国各地，大约有40万温州商人闯荡海外。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质，在温州企业的发展缺乏后劲的预期下，温州民间资本很可能绕道温州企业，投向可能带来更高回报的异地企业。上海一位私募股权投资（简称pe）人士表示，“温州本地资源匮乏以及产业面临空心化，其他地方受国家鼓励新兴行业要比温州当地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纺织业更受pe的关注。”《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温州本地企业不受温州本地创投的追捧，而温州本地创投偏好外地项目股权投资。因此，温州本地企业发展的滞后使创投无处着力，资金外溢的可能性加大。
（三）“温州模式”发展遭遇瓶颈，民间借贷合法化难当重振温州经济之重任
温州的发展模式是我国多数民营企业发展的一面镜子。温州模式可以归纳为“三低模式”：低成本、低附加值、低水平模仿。几十年了，温州中小企业层出不穷，但是自主创新少，低水平模仿多，闻名国内外的大企业少之又少。现在，全球经济低迷，经济环境变数大，“三低模式”难以为继。辛苦积累的资金无法助推产业升级换代。仅凭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民间借贷合法化，恐怕难以完成重振温州经济之重任，而应多管齐下，打出一组综合拳，出台更多配套措施，温州经济才能从“温州模式”的藩篱中走出来。
（四）温州的民间借贷文化，可能使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运转遭遇困难
2012年3月28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3月29日，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注册成立。中心有22位股东，其中8名为自然人。现在已经有4家融资中介机构入驻该中心。温州的民间借贷文化就是依靠熟人私下交易，现在要摈弃这种方式，并非一时就能实现。另外，大家都比较要面子，不愿意让第三方知道自己在借钱，所以可能不会接受这种公开登记的民间借贷方式。因此，温州的民间借贷文化，可能使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运转遭遇困难，甚至会是“死水一潭”。温州民间借贷文化的重塑可能尚需时日。
（五）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将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不能完全解决
在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如融资难、招工难、用电荒等问题，融资难、融资贵只是其中之一。温州的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找到了政策性的良好归宿，为中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但是，温州金融改革将民间借贷合法化、阳光化，并不等于完全可以解决民间借贷问题，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能还会长期存在。
三、在温州金融改革中针对民间借贷合法化可能遇到的问题的相应对策
温州金融改革，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民间借贷合法化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是要解决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任重而道远。
（一）温州企业必须“调结构、转方式”，加快产品转型升级，增加企业投资吸引力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的“三低模式”已经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瓶颈。要突破瓶颈，重现经济发展的活力，吸引“嫌贫爱富”的资本，温州企业必须依据国家政策导向和自身发展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国家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指引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应该加快开辟新兴市场、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努力加大研发力度，着重培育自己的品牌，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加快产品转型升级。积极创新将民间资本转化为科技资本、产业资本的地方资本市场。资本逐利是其天性，当温州本地企业重现活力，民间资本将会注入本地企业，外溢的资本也自然会回流。当然，现在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多，机遇与挑战并存，调整与转变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企业需要做好经历阵痛的准备。
（二）政府应出台措施，加大力度，多方面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与创新
中小企业是温州整体经济的中坚力量，他们兴，则温州经济兴；他们衰，则温州经济衰。政府从政策层面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与创新是当务之急，是民间资本流向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敲门砖。第一，温州民间资本丰沃，却是泡沫制造者，民间资本似乎更多地与“炒”连在一起，温州本地的创业投资却是一个资本的“贫瘠之地”，与民间资本的发达程度严重脱钩。政府应出台措施，留住喜欢“炒来炒去”的民间资本，系统性地引导民间资金流向，使其投向实体经济，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二，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企业研发与自主创新。第三，从“税”和“费”两方面给中小企业减负。根据国家对企业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适当减免对中小企业的行政事业以及社会团体收费，对高科技创新企业税费可全部减免。第四，政府可聘请专业培训机构，对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培训，培育他们的风险投资意识，提升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
（三）“温州十二条”只是为温州金融改革搭建了框架，政府需要出台更多可行措施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只是为温州金融改革搭建了框架，指明了方向，政府需要出台更多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措施。这次改革，是一次金融创新，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有太多的问题值得去发现和探索。例如，民间借贷的利率能否市场化的问题。实行浮动利率可吸引民间资本的流入，但是也有可能导致外地资本涌入，形成制度套利。能否搞“利率特区”需要政府的智慧。又如，中小企业债券融资问题。“温州十二条”明确支持中小企业债券融资。通常来说，中小企业债券的风险会比较高，甚至被人们认为是垃圾债或高收益债。企业债券的门槛应该设多高比较合适？如何保证中小企业债券能够顺利融资？这些问题，同样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也等待着市场的检验。
长期以来，温州的实体经济只是充当了融资的平台，实体经济的低收益难以承受昂贵的资本成本，资金并未进入到实体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去。通过温州这次金融改革，希望民间资本能够流向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笔者也希望通过民间借贷合法化，为民间资本找到合适的和满意的投资渠道，更希望这次充满着勇气与智慧的金融改革试验能够成功，并尽快推向全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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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3
改变贵州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职责，任重道远。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找准全省发展的抓手，紧抓投融资工作的着力点，扩大投融资规模，才能进一步推动贵州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
项目建设是我省发展的主要抓手
贵州为什么落后?大家众说纷纭：既有历史原因，又有自然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原因。但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贵州落后是因为缺乏发展的条件。
对此应怎么办?妄自菲薄、不思进取肯定不行；不顾客观条件、好高骛远，也于事无补，甚至可能劳民伤财。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正视现实，遵循规律，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加快发展。
若干年前看过一部叫《创业》的电影，讲的是我国石油战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里面的一句对白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油田开发工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现在想起来，这很符合我省工作的现实：近些年来我们坚持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全力以赴开展扶贫攻坚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就是在为加快发展创造条件，在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创造条件，就是在从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人一之我十之”的精神，才总结出了“一手抓适应，一手抓提高”的工作方法。
创造条件的工作千头万绪，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不难发现项目建设是我省发展的主要抓手，是为贵州创造发展条件的有效载体。没有项目，发展就没有依托，增长就没有后劲。抢抓机遇，很大程度上就是抢抓项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最近指出：“要以项目建设来迅速提升全省的经济实力，引领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既充分肯定了项目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又充分显示出省委、省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当然也对我们的项目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项目建设离不开投融资，因为投融资是做好项目建设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也是抓好项目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抓住投融资工作的着力点
世界性金融危机造成了资金的紧张，但那只是处理不良债务时出现的资金短期平衡问题。从中长期看，流动性过剩是国际金融市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国内而言，流动性更是充足，仅存款准备金提高到17.5％这一项，银行系统内就积攒了大量的资金。天下的钱都集中在银行、资本市场、政府和其他投资者四个地方。关键是看能不能遵循资本运作规律，拓宽资金融通渠道，把更多的资金引流到具体的项目中来。
资本的天性是逐利，而保证安全是逐利的底线。“借得到”必须要“还得起”。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形成“借”的载体，集中力量解决发展中的瓶颈，加快发展速度，做大发展空间，用随之而来大幅度增长的收益来解决“还”的问题，是实现投融资良性循环的路径。因此，一个地区的投融资，除积极向中央争取、自身财政在“保吃饭”的基础上尽量挤出一点外，必须突出三个重点：一是建立有诚信的举债机制，努力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二是搞好房地产土地批租和资源使用税、费方面的工作，挖掘并用好资源性资金；三是通过资产运作来扩大社会融资。
畅通各种融资渠道关键要抓三大要素，即：项目、企业、行政服务。因为趋利性决定了资金一定会奔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好项目，国家的补助也需要项目符合投向；企业是项目投融资的载体，有诚信的企业是顺利开展投融资的前提；经济秩序良好、经济发展稳健、政府服务优质高效是拓宽投融资必须具备的氛围。对于如何做项目，如何做氛围，我省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经验，相关研究也很多，这里只对如何利用好企业这个投融资载体做些探讨。
构建我省建设性投融资平台
通过上面对投融资渠道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逻辑关系：好的大企业与投融资规模相关，大企业越多，净资产越好，融资就越容易，融资额也越大，成本也就越低；如果企业不大，资本金就小，由于要办的手续同样多，成本就会很高，不划算。
前不久，北京通过北京市国资委整合了能投、交通、医药和首钢等大企业股份，注册了北京国有资本交易管理中心，总资产已达4000多亿，按此计算的中期票据融资量可达到1000多亿元以上，如果将一半作为资本金，还可以拉动2000多亿的银行贷款。广东省政府将其持有的南方电网股权、中广核股权和粤电集团股权无偿划拨给广东恒健投资，使恒健投资的注册资本金迅速由5000万急速扩大到150多亿，中期票据融资量也达到60亿以上，如果同样拿一半作为资本金，还可以带出100多亿的银行贷款。重庆市通过成立十大建设性投资集团，拓宽政府融资空间，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大建设性投资集团投资已占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75％以上。江西省将省直单位的84处宾馆、招待所和商铺等整合成一个总资产超过150亿的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公司，统一向银行贷款60亿，解决了全省85个污水处理厂建设融资问题。
理论研究与实践都证明，集合资源打造大型投融资平台是扩大投融资规模的好方式。但我省投融资平台恰恰既少又弱(目前仅有一两个规模不大的投资公司)，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投融资的巨大需求。因此，整合资源打造我省大型投融资平台，通过金融市场发债(包括银行贷款)，或者发放信托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或者向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融资规模，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是现行体制下有效而可行之举。它可以充分发挥现有资源潜力，把由政府出面举债为主的直接投资方式转变为以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的间接投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
结合实际，我省也可以通过整合资源打造省级水务、水利、服务、交通、能源等大型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构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平台。所需的资本金可以采取以下办法筹措：
1、把分散到各市县的相应国债项目资金所有权统一收上来，按项目性质归口注入相应的投资集团；
2、将有关规费如路桥费、部分城维费等作为财政专项分别归口注入投资集团；
3、赋予部分投资公司土地储备职能，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对投资集团的资本金注入；
4、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巨额存量资产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成为其固定资产；
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4
关键词：新常态；中小企业；融资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4-0017-02
1引言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国经济生活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更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据统计，截止2014年，全国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总量超过6600万家，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达到90%以上，创造了超过60%的国内生产总值，他们在吸纳就业、活跃市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及推动技术创新、拉动出口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开始主动调整，传统行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投入获取高利润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进一步突出，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中小企业如何在新形势下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成为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中小企业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在对新常态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经济新常态给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有如下：首先是融资渠道过少，融资结构失衡，其主要表现在直接融资通道狭窄，间接融资信贷支持不足；其次是企业投资意愿减弱，融资难度加大；此外，在经济增速总体下滑的大环境下，部分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融资成本相比大中型国有企业过于高昂。
2.1融资结构失衡，融资渠道过少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企业上市的门槛比较高，并且政府部门对于上市企业的监管力度也比较大，创业投资体系不健全，这导致了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公开资本市场运作来筹集资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大概仅5%，而国际上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则达70%左右。由于我国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同时也缺乏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扶持政策，这使得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股权融资来获得资金的支持，导致大多数中小企业在面临流动资金短缺和大规模投资项目的时候首先想到通过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支持。但是银行贷款的诸多限制性条件使得企业无法按时足额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向也受到较大限制，严重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新常态下银根一再的紧缩更是给中小企业融资雪上加霜。
2.2银行更加惜贷，融资难度加大
经济新常态下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传统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减慢，产业转型升级加速，而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却蓬勃发展起来，这进一步挤压了传统银行业的资金来源和利润空间，据“工农中建交”国有五大行公布的2014年年报数据显示，其业绩净利润增速均已全部回落至个位数，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此外，市场不景气，大量的房地产泡沫加剧了银行贷款坏账的风险等等，在这些新常态下的共同作用下，银行业处境艰难，这使得很多银行施行更加严格的贷款政策，惜贷现象严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问题进一步突出。
2.3经营状况堪忧，融资成本升高
企业的融资成本包括筹资费用和利息支出，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信息不透明、资产抵押价值偏低、担保手续过于复杂且费用高昂等劣势，加上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获利能力减弱等因素，部分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中小企业在借款时无法获得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样的待遇，反而需要比国有大中型企业支出更多的浮动利息和担保费用，来保证借款的按时偿还。随着经济新常态下银行贷款的审查和限制越来越严格，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银行的高要求和各种限制性条款，推升了中小企业融资和信用的成本，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向融资成本更高的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利率根据供需原则不断的上涨。甚至有些中小企业的获利连民间借贷的利息都无法还清，甚至还有人说中小企业伸手民间借贷无异于饮鸩止渴。
3新常态下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3.1改善外部环境
3.1.1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法规
在经营成本上升和融资难、融资贵的双重挤压下，中小企业不得不“穷人吃贵人米”，生存发展举步维艰，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帮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但是由于大部分政策还是过于笼统，相关规定可执行性差，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致政府虽然对中小企业实行的很多优惠政策并没有达到预先期望。国家有关部门应出台一些关于融资和企业信用担保的详细解决方案，增加政策的可执行性，与此同时，银行、民间资本、资本市场中关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也应同时出台，各方共同努力保证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畅通。国家在制定政策的同时，应该对中小企业进行深入的研究，倾听中小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做出合适的政策而不是走形式，相应的政策出台后相关部门还应做好相应的监督措施并及时反馈给政策制定部门，不断完善和改进，切实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充分释放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活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1.2打造配套平台，设立专门机构
国外很多发达国家都为本国中小企业融资设立了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我国应该参考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机构为中小企业的融资、管理、监督等方面提供服务，增加中小企业的透明度，这些机构能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费用低廉的担保或者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3.1.3优化资本市场，发展民间资本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市场应该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来源，然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市场准入门槛还很高，导致许多中小企业被拒之门外，无法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政府应该尽量降低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创新资本市场模式，探索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本市场新模式，最新推出的新三板市场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应细化中小板块的分类，让处在各个规模各个发展阶段的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能够更好的进入证券市场进行融资。
此外我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民间资本，由于目前相关法规的缺失，导致我国民间资本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一味的禁止民间资本的运营绝非良策，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更应该立法引导民间资本的运营，使民间资本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也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3.1.4转变银行理念，实现合作共赢
长期以来，由于广大中小企业缺乏抵押物或信用度达不到要求，银行贷款普遍存在偏爱国有、大型企业，“抓大放小、扶强弃弱”的做法屡见不鲜，更有人将银行这一做法总结为“偏好锦上添花、少做雪中送炭”。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思考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长期以来，公有制、国企等概念在银行贷款中根深蒂固，经济新常态下，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银行应当摒弃旧的观念，平等对待大中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消除所有制“歧视”。其次，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中缺少资金的不多，主要是中小企业缺少资金，银行应当修改自身的营运战略，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做一套信用评价方案，并且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部门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帮助，实现合作共赢。
3.2完善内部因素
总理曾说过，打铁还须自身硬，仅仅有外部政策环境的支持显然是不够的，经济新常态下，良好的内部环境对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3.2.1主动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核心的国民经济转型大趋势下，国家开始大力发展扶持科技创新型企业，传统的成本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位于“微笑曲线”最底端，付出大量的劳动力却获得较少的报酬，这样的发展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属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的品牌价值低廉，自身发展受到订单的制约，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新常态下国民经济放缓，用工成本上升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很多中小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生存都难以为继，自然融资也就更加困难。因此，广大中小企业应该响应政府号召，积极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朝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发展，掌握核心科技并且发展自己的品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适应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自身的融资难问题。
3.2.2完善财务制度，优化管理结构
财务状况混乱、不透明已经成为了很多中小企业的通病，这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敢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自身素质，信息透明开放，这样才能解决由于财务报告准确性不足带来的融资难得问题。中小企业应当不断改善自身公司治理情况，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引进专业的管理团队来打理企业，这样企业的财务信息就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银行方面才有可能愿意贷款给企业。
4结语
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没有中小企业参与的市场是不完整也是不可能的，作为当今多元化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我国中小企业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居民就业，在当今经济增速放缓，外部环境不景气的新常态下，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本文在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从外部政策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两大模块，分六个方面对经济新常态下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实现中小企业的战略转型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希望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有一定的启示，相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继续推进，政府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也必将会得到有效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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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5
：从2003年的改革试点到目前存贷款新增市场份额、存量市场份额均保持省内银行业机构首位，贵州农信社是如何实现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
王术君：能否洞察机遇、抓牢机遇，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2003年，贵州成为全国首批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8个省份之一。
当时我们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建立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确立了省联社“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加强了整个贵州农信社系统的内部管理；在农信社发展方向、指导其建章立制、帮助清收旧贷等方面则实现由贵州省政府把关，形成了“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省级人民政府管理、农村信用社自主运作”的“三位一体”新型管理模式。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是贵州农信社系统这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是始终抓住产权制度不放松，在合作制中引入股份，将股份制与合作制两者紧密结合，既不偏离服务“三农”的市场方向，又激发了企业的活力。
实施股份合作制，不仅明晰了产权，而且扩大企业法人入股的对象和范围，有效增加股本金来源，解决股权小额分散问题，建立起了一整套具有贵州特色的企业激励约束监督机制，同时在处置不良资产、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为农信社经济效益的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贵州农信社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农信社由合作制向股份制转变，这对于整个农信社系统的管理和市场竞争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王术君：2013年，促转型，加快转换经营机制，把农信社打造成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的现代银行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目标。
首先就是要稳妥推进农商行改革。在坚持省政府主体责任不变、坚持党组织关系垂直管理不变、坚持现阶段人事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符合条件的法人机构组建农商行，成熟一家，组建一家。农商行组建不下指标，不派任务。对暂时不具备银行类组建条件的机构，按照分类指导、股份制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分阶段稳步实施股权改造。在改革改制过程中，要合理选择募股对象，加强股东资质审核，在防内部人控制的同时，更要防外部人控制，确保管理架构不动摇，使行业体制、系统优势、服务方向和经营管理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建立大额股权转让的分级审批备案制度，加强股权流转的管理。认真总结省内外改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结合省情社情，做好改革改制的顶层设计工作。
立足“三农”
打造富有竞争力的现代银行
：一直以来，农村金融被视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作为最熟悉农村、最贴近农民的金融机构，贵州农信社如何在服务好“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同时，实现不断盈利，自身可持续发展？
王术君：农村金融的确是块“硬骨头”，曾令很多金融机构望而却步，甚至有不少金融机构对于“三农”只是吸存却不放贷，换言之，就是“吸血”却不“输血”。长此以往，“三农”发展无疑将进一步受制于资金短缺问题。
额小、量大、管理成本高、市场风险大，这些都是农村金融客观存在的问题。对于一家立足于、扎根于“三农”的金融机构而言，我们是“根在农村、命在农业、情系农民”，只有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农信社才有存贷款的增长，才有利润空间。为了做大市场，我们首先着力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没有贷款，农民不可能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农业、立体农业、特色农业、现代农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农民也就没有余钱可以存款，农信社的资金来源也就不可能充裕，发展必然受限。因此“贷款难”的问题是首要问题。长期以来，“三农”贷款难主要是因为农户可用抵押物的缺失。目前，农户主要资产是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现行物权法规定又不属于有效抵押资产。农户只能通过小额信用和农户联保方式获得数额较小的贷款，很难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贵州农信社开展了在全省范围的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所谓农村“信用工程”，就是以培育信用农民为基础，创建信用村（组）、信用乡（镇）、信用县，进一步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有效增加农业信贷投入，促进农村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发展。通过评级授信，即使没有抵押和担保，这些商户也可以获得相应贷款。
目前，我们已评定信用农户647万户，创建信用组44526个、信用村7093个、信用乡镇383个、农村金融信用县5个，农户贷款余额达到904亿元，有效破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
：在异地成立金融服务中心，可谓中国银行业金融系统一大创举，实施成效如何？
王术君：我们提倡服务跟着农民走，2008年，针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贵州农信社在全国银行业金融系统中率先成立了“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已在农民工较多的广东、福建等地设立11个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不仅为农民工提供金融服务，还为农民工救急、维权、解难等，为两地牵线搭桥，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搭建起农民工务工地与家乡所在地农村信用社的信息交流平台。
全省农村信用社累计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发放贷款90882笔，金额35.5亿元，支持72492户农民工创业，带动近4万余人就地就近就业。如农村信用社支持的安顺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现有水晶加工农民工356户，带动1万人就业，初步形成产业链，预计年产值达到1.5亿元以上。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贵州农信社如何在与国有银行、私有银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我们的机遇在哪里？
王术君：长期服务于“三农”，贵州农信社在网店覆盖、资源掌控、信誉等方面具有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立足“三农”是农信社的使命所在，也是优势所在。但这个优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农信社发展的最大劣势，由于网点分散，省联社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存在一定差别，在与现代金融企业竞争时，农信社由于点多、面广、线长，贷款笔数多、额度小，无论是人力成本、业务运营成本，还是管理成本，都高于其他金融机构。
为了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不断加强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强产品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整合提升现有产品，开发“量体裁衣”式的金融服务产品，全面推动金融服务上水平。各行社因地制宜，因需而变，重点在经营特色化、授权差异化、利率差别化上培育和形成客户服务优势，提升对接市场、对接客户的有效性针对性。加强定价政策研究，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
2012年10月，贵州农信社“致富通”农户小额贷款获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的中国“三农十佳特优金融产品奖”。
2012年，我们资产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724亿元，各项存款余额2223亿元，高于全省银行业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各项贷款余额1546亿元，高于全省银行业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存贷款新增额市场份额分别为24.8%、22%，存量市场份额分别为21.1%、18.7%，均保持省内银行业机构首位。
全省农信社在与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增比进位中，资产增速高于全国平均9.3个百分点，负债增速高于全国平均9.5个百分点，各项存款增幅高于全国平均6.9个百分点，各项贷款增幅高于全国平均9.4个百分点，涉农贷款增幅高于全国平均11.5个百分点。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仅有3个省在本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存款市场份额超过20%，贵州名列全国第二位，仅有5个省在本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贷款市场份额超过18%，贵州名列第四位。
贵州农信社已成为省内资产规模最大、存贷款余额最高、支农力度最强、金融服务最宽、机构覆盖最广、从业人员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6
目前，温州地区的大部分出口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设备落后、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没有足够的抵押能力，或没有符合条件的担保人，而银行贷款门槛高、条件多，出口企业往往不具备银行融资所需的抵押和担保条件而被拒之门外。随着银行不良率的增加，银行在出口领域的信贷政策也愈加收紧，比如在国际结算领域颇具影响力的某大型国有银行规定，凡是新增的贸易融资必须追加抵押担保方可进行，其他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均有类似规定，免抵押担保的出口贸易融资实际上被全面叫停。
二、传统贸易融资产品的局限性
银行的传统贸易融资琳琅满目，看起来有不少品种，包括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贴现、福费廷和国际保理，但传统贸易融资实际上有诸多的限制条件，其实际应用范围往往很小。打包贷款、贴现业务都需要出口企业提供相应的质押、担保，且审批手续繁琐；出口押汇或者需要抵押担保或者需要信用险下出单，且要求单证一致单单相符。
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以下简称“信保融资”）系指外贸公司对出口货物或服务办理了出口信用保险后，将应收账款收汇损失的保险赔款权益转让银行，银行借此向出口商提供应收账款融资业务。信保融资业务因为缓解了出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曾一度广受企业欢迎，2012年温州全市信保融资余额超过24亿人民币，约30%投保信用的客户申请开展信保融资业务。但由于近几年信贷环境恶化，部分企业为了获得贸易融资不择手段，虚构贸易背景骗取银行融资，导致银行放贷发生风险后，无法从保险公司获得赔款。仅2012年温州地区因虚假贸易背景无法获得保险公司赔款的银行贷款金额就高达8亿，涉及十余家从事国际贸易结算的银行，从而引发了银行业集体暂停了出口信用险融资。全国各地均有类似情况。
贷款保证险保障在贷款出现逾期后由保险公司赔偿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损失，本来也是缓解贸易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手段，但近几年整体贷款风险持续升高，贷款保证保险实际上将银行的不良转嫁到保险公司，加之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使得保险公司及合作银行难以对贷款真实目的准确把握。
三、两险结合可以有效解决出口企业融资难题
对金融机构而言出口信用险和贷款保证险各自单独融资的风险均较高，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积极参与，极大影响出口企业的融资渠道。如果将出口信用险和贷款保证险两险进行结合，则可以有效解除银行和保险公司对风险的顾虑。对银行而言，由出口信用险保障国外买家的付款风险，确保贷款第一还款来源应收账款的安全，由贷款保证保险保障国内贷款企业的经营风险，在第一还款来源失效的情况下还可以有明确的第二还款?碓矗?如此可有解除对信保融资的风险顾虑，重启贸易融资的大门。对保险机构而言，出口信用险要求企业操作规范，保险公司实务参与度高，保险公司对企业有较强把握能力，对贸易真实性比银行有更强的把握能力，且出口信用险本身可以保障应收账款的安全，只要贸易背景真实，信用险的赔付条件成立，则贷款保证保险就无须赔付，如此，贷款保证保险赔付的几率大大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大大提高。
四、两险结合的主要优点
（一）解决出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通过两险结合的贸易融资业务，由于贷款保证险起到类似担保的作用，出口企业无须任何抵押物，只须按规定办理相关的保险，就可向银行融资，不占用授信额度，而且融资资金可循环使用，极大地解决了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融资难问题。
两险结合还可以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根据温州中行、宁波银行等银行的数据，出口贸易项下的融资成本为年利3%-4%左右，比普通企业人民币贷款利率低一半左右。即使加上信用险和保证险两者的合计保费，企业实际承担的年融资成本也仅仅为5%-6%，仍低于企业人民币贷款利率。
（二）提高银行积极性，降低银行不良率
温州银行不良率高企，不仅限制了银行向企业进一步贷款，更加危及银行本身的稳定经营。两险结合贸易融资业务将银行作为贷款保证险下的被保险人，直接保障银行的贷款安全，在银行贷款出现逾期的时候直接对银行进行赔付，银行贷款享有保证险和信用险双重保障，大大提高银行贷款资金的安全性，此举必然有效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和不良率。有助于维护本地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转。
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7
拥有云贵高原最为瑰丽奇妙的自然景象的贵州，犹如镶嵌在大西南的一颗绿色明珠，以其独有的魅力无时不在吸引着人们观光探景的视野・・・・・・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长期滞后的公路网，已成为严重制约贵州旅游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内外游客在大赞贵州风光美之余，对滞后偏僻的贵州交通环境颇多非议。
“贵州到，汽车跳”就是对20世纪90年代贵州公路状况的生动写照。急、弯、险、窄的公路条件让广大驾驶员望而生畏。更要命的是交通建设资金紧张，按照常规思路和投资规模，显然无法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时不待人。敢为人先的贵州省委、省政府再次挥动大手笔，决定举全力打造“公路交通圈”――全面奔小康的黄金跑道。根据《贵州省骨架公路网规划》，贵州今后13年要以高起点、高规格建设“三纵三横八联八支”骨架公路网，总规模7400公里。到2020年，基本形成连接所有县，覆盖全省、沟通邻省的3000公里高速公路网。届时，人流变爽，老百姓出行方便快捷；物流顺畅，全社会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产业带的分布自然而然地变得科学，沿着高速公路沿线集聚、向城市集聚・・・・・・这一骨架公路网勾画出的壮丽图景，不仅惠及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将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强大助推器。
这一宏伟规划振奋人心，但思路和规划毕竟只是纸上美景，要把它变成现实，谁都清楚一个最要紧的问题是资金短缺。按照概算，3000公里高速公路资金总需求为2000亿元。由于是省内规划，国家补贴资金相当有限，省里必须先自筹700亿元资本金，才能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修路。
机不可失。但钱从哪里而来？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程孟仁介绍，在省内规划的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有许多投资商前来考察。但公路建设投资大、回收期长，令一些投资商望而却步。
况且，随着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和公共财政的建立，政府能够用于投资的财政资金也越来越有限，单纯依靠财政资金的路子将越来越窄，难以弥补贵州大通道开发巨大的资金缺口。虽然中央财政在贵州的投资明显增加，但资金缺口仍很大，怎么办？
如何走出这条狭窄之路，闯出一个宽阔的天地呢？这个宽阔的天地就是社会的资金。面对如何拓宽高速公路建设投资融资渠道的选择和贵州财政投资路子窄的严峻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贵州省迅速推进公路投融资市场化进程，在高速公路建设上逐步演化多元化投融资的新机制，吸引各方资本流入交通建设领域，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颇具特色的“贵州做法”。通过实施互动合作项目稳步“走出去”，贵州高速公路建设“跳起‘国际交谊舞’”！
在“追问”中整合，我们发现，四通八达的3000公里高速公路网建设的铿锵之声，正自千里高原悠悠飘来！
“捆绑”运作
Bot融资模式显活力
有人测算在软土基上建设高速公路是用100元人民币贴两层铺起来的，交通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这些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用改革的思路，从实践中来！
彩旗飘扬、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桥墩的混凝土浇铸。一幅“安全防范大于天，质量责任重如山”的宣传标语在烈日下分外醒目。6月12日，在厦蓉高速公路贵州境内榕江至都匀段Bt15合同段交梨河特大桥桩基施工现场，工地负责人介绍，目前，施工现场作为示范桩基施工在厦蓉高速贵州境内格都段全线推广。
厦蓉高速公路贵阳至都匀段高速公路全长78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期为两年，投资总额70亿元。由于这段路暂时没有纳入国家规划，需要自筹资金。我省采取Bot方式筹集建设资金，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投资人中交集团进行设计、投资和施工总承包，资金难题得以化解。这在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史上是第一次。设计、投资和施工一体化总承包的方式，也有别于先设计再将投资、施工进行总承包的一般模式，在全国属首创。
所谓Bot项目融资方式，即“建设―经营―移交”，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缓解政府的资金负担，把基础设施项目上省下来的资金用到更为迫切的项目上去，从而可以用有限的资金办更多的实事。
在高速公路建设中，投资市场冷，施工市场热是普遍现象。为筹集资本金，贵州省交通部门创造性将投资和施工捆绑起来，将冷热市场有机结合，在国家政策范围内，采用投资-施工总承包方式建设。
作为贵州省骨架公路网组成部分的水盘高速公路全长91公里，是毕节至安龙高速公路中投资最大的路段。投资概算为70亿元，由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和六盘水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水盘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再以公开招标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投资-施工总承包单位。在我省高速公路建设中，像这样引进外资的例子还有很多。目前，Bot方式在我省高速公路建设中已被引为切实可行的一种模式。这一改革，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资金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办交通的积极性。
银企合作
不断创新投融资模式
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作为我省唯一一家负责全省高等级公路投资、建设、整体开发和运营管理的国有大型独资企业，一直奉行着力打造具有良好信用的投融资主体，与国家开发银行等建立起长期友好的银企合作关系，签署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实行统贷统还，加强资金监管，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了利息，降低了融资成本。根据协议，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组成银团，对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十一五”期间，计划投资建设的板坝至江底、遵义至毕节、赤水至六盘水等13条高速公路及由其负责建设的二级公路项目，提供162亿元的融资支持。
该公司2007年还与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在传统信贷业务领域之外创新合作，成功发售贵州高速“利得盈”信托产品，共募集公路建设资金5亿元，开启了贵州省公路建设多元化融资的新篇章。这是我省金融机构首次为省内优质企业在全国发行信托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贵州高速“利得盈”信托理财产品，发售规模5亿元，投资期限6个月。贵州高速“利得盈”信托产品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青睐，仅在贵州省就销售了近亿元。所募集的5亿元公路建设资金，用于西南公路出海大通道贵遵公路扎佐至南白段改扩建工程。
目前，高速公路投融资模式，已由政府单一投资转变为以财政为基础、贷款资金为主体、民间资金和外资为重要补充的格局，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项目业主多元化趋势。
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属投资拉动型，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将全社会资金引入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将市场机制运用到投资、融资、退出、建设、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全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新的改革形势不仅给公路领域的投融资活动带来了新机遇、新发展，同时也对投融资工作提出了新标准和新要求。
贵州省交通部门一位负责人认为，投融资工作在今后的发展中要继续在三个方面加强：
坚持政府在公路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后，政府的调控手段不仅不能减弱，而且应当加强。从而建立起既遵循其行业特点，又有利于公路建设发展良性循环的科学、规范、高效的投融资管理体制。继续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监督，为公路发展构建更加科学、规范的支撑体系、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深入拓展融资主渠道，加快公路建设发展。公路属于政府规划建设的基础性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资金占用时间长等特点，这就要求市场融资渠道具有相应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因此从长远看，中长期信贷、债券、股票方式将成为今后公路建设筹资的主渠道。
加大引进民间资本的力度。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已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民间资本在交通等垄断行业中，投资所占比例很小，不及1%，整个中国约有12万亿民间资本被闲置。贵州省虽然在引进民营资本进入高速公路建设经营领域方面作出了积极大胆的尝试，但由于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过高，吸收民间资本的力度和数量不够，随着投融资体制的调整和改革，一定要在引进民间资本的力度上下功夫，为民间资本进入公路领域、尤其是高速公路领域松绑，创造条件。
高速公路投融资
走向多样化多极化
有关专家认为，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已经初步形成以财政资金为基础、贷款资金为主体、民间资金为重要补充的新格局，走向多样化多极化。目前，车辆通行费制度、债券融资、收费经营机制、股份融资、公路经营权转让、利用“Bot”方式运作。除此以外，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还在资本置换融资、发行公路行业基金融资等方面积极尝试，进一步拓宽了高速公路建设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
贵州交通部门在高速公路建设中多元化投融资的新机制，吸引多方资本流入高速公路建设领域，它彻底打破了旧的公路建设体制格局，由此实现了从“政府一家办”向全社会办的根本性转变。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有偿使用、以路养路，主动发展的高速公路建设路子，为贵州交通建设引来了不竭的资金源泉，使贵州交通建设资金的筹集由被动应付向自行规划转变。
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8
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的输血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亟待稳定资金来源，应扭转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逆向选择”。农村金融问题一直是“两会”代表高度关注的问题，仅2006年以来，央行主办的人大建议议案和政协提案中，涉及农村金融改革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工作的就有73件。
2007年1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但是，当前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如何继续扩大农村金融供给，如何协调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如何继续完善城乡联结的金融服务体系。
此外，金融工作会议还明确“政策扶持原则”将是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原则，市场也在翘首期待这些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出台。(徐以升)
民生四大难点问题：医疗、教育、住房、就业
建设和谐社会，关键是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与他们利益最攸关的、最迫切的问题。解决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四大民生难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有赖于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但眼下考验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考验着政府转型的决心，考验着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智慧。
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焦点将集中在如何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基础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对公共医疗投入力度如何；如何解决“以药养医”的医疗机制以及药价虚高的医药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以改变医药行业“层层批发、层层加码”的现状。2007年，国家必将加大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力度。
今年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将对我国农村亿万名适龄儿童享受义务教育产生质的影响；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同一地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择校之风，将是今年教育部门解决的另一重点；同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效益和改革也令政府重点关注。
在未来一年中，国家将会着力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重点发展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并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赁制度，切实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问题。
同时，就业亦成为2007年民生关注的热点话题。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就业总量矛盾更加突出，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问题更加明显。为切实解决这些矛盾，2007年政府将把促进就业作为重要宏观调控目标。(季谭)
反腐：更高的期待和更大的决心
当下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使得中国现阶段既是发展的机遇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及时抓紧进行政治制度化建设，防止制度“被俘获”和经济建设成果走样，已成为现实的选择。
随着去年多名党政高官被查处，中央、地方一些主管部门的整顿，以及纪委书记产生机制的变革，中国反腐格局形成一个新的高度，新高度也内在促成未来反腐态势的明朗。中央的高调和态势的明朗也自然拉动了上下各层人士的高涨情绪，并形成了百姓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将在今年两会得到集中释放。
而今年的反腐大动作中央也已宣布：在继续严查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着力加大源头反腐力度。一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倡导八种良好风气；二是积极筹建部级的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组建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这两个源头的努力在两会期间预计将会得到党和政府更多阐释和承诺。(孙荣飞)
公共财政：让每个公民都明白
从去年开始，财政部部长不再像以前那样用几个小时来宣读财政预算报告，而是在会议开幕之前就将厚厚的预算报告发给代表，并附上详细的解释说明，让代表们有充分的时间研读，为自己宝贵的一票负责。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预算报告都越来越厚、越来越详细，对一些专业名词的解释逐渐让财政预算报告摆脱了过去“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尴尬境地。
而提高财政的公共性程度、增加财政向教育、卫生等公共领域的支出，一直是这几年人大代表全力呼吁的热点话题。在超过3.9万亿强大的财政收入数字面前，如何解决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等民生四大领域中的问题迫在眉睫。此外，围绕着财政超收部分的规范使用、如何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预算安排计划、如何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如何化解地方债务危机等，都将是本次专题关注的内容。(陈黛)
社会保障：转折点上的沉吟
中国社保制度的建设，关系到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转变能否避免成为一次“人口海啸”式的震荡，关系到我们这两三代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广大劳动者能否避免“未富先老”，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人最古老的和谐社会愿景：人人老有所养。
从来没有哪一年像去年那样，社保成为全社会的中心话题。也从来没有像去年那样，党中央、国务院就劳动保障工作连续下发了8个重要文件。各地频发的社保案件让人们反省社保制度本身的同时，也促使着决策者们加快了完善它的步伐。
今年，政府致力于推动四项社保试点：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逐步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积极推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试点，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社保基金监管制度，加大监管工作力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正处于转折点上，处于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急迫问题为主向进一步完善制度、协调推进和建立长效机制转变，从主要面向城市和企业职工向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转变，从初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向健全、完善、充实社会保障体系转变的关键时期。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未富先老的国家来说，转变注定是艰难的，但只要去努力，就会有成效，哪怕这种成效是细小或是琐碎。我们看到，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职工已经可以享受就业扶持，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业被纳入了社保覆盖范围，农民工的社保政策正在逐步实施等。(郭晋晖)
中国税改与中国纳税人
2006年是中国税法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年：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高收入者的自行申报；纷纷扰扰地讨论了多年的两法合并有了实质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将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决。
制定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必要性已经毋庸多谈。但草案中拟定的25%的税率是否最合适、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费用等之处的扣除办法和标准、如何整合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实现新老企业过渡、对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应如何优惠等，都是需要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商榷的细节问题。
在财政收入和税收增幅连年超过GDp增幅的情况下，中国的税务水平再次成为焦点。对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后，会对各地区的招商引资和企业的盈利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本专题都将给予独到的分析。(陈黛)
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资本市场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折期，决定着大国崛起之金融崛起。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清欠、证券公司综合治理这证券市场三大主要攻坚任务基本完成或已有初效，证券市场已经基本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晴雨表，并相互联动，因此股指在去年补涨130%，成为全球股市第一涨幅。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杨蔚东、刘昌谋等提出针对股改的对策建议，要求使流通股股东与大股东之间平等协商、借机理顺国资管理体制等。去年，证监会建立了严格有效的股权分置改革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和严厉打击利用股权分置改革进行欺诈、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和加强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在改革中的协商沟通机制。各股改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会、网上路演、走访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和协商，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陆媛)
外汇储备体制改革：箭在弦上
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改革开放至今近30年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外汇匮乏的国家跃升为世界头号外储大国。这一方面是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双顺差”推动下的外汇储备激增实际上反映了储蓄大于投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激增的外储还加大了央行的对冲外操作成本，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从2005年以来，对外汇储备的规模、管理和运用方式等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今年1月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指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体制改革箭在弦上，期待本届"两会"提供更清晰的改革建议和思路。(张)
环保、减排、节能：我们能增长多久？
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席宋健刚刚在全球生态管理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水，而不是石油是中国最珍贵的液体》，可以预见，水资源的话题，包括水污染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污染防治等话题，将是“两会”代表委员们最为关注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有关“乡村清洁”的话题也将引起代表委员们的重视。
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暖冬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政府第一次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作为两项约束性“硬指标”列入发展目标。但年终盘点，节能、减排两大指标仍亮着红灯。
可以预见，在今年的“两会”上，绿色GDp、减排、节能降耗、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话题将是“两会”代表、委员们意见和建议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章轲)
区域发展如何协调
中国的区域不均远比城乡二元对立更为麻烦。进入2007年的人们突然发现，全国经济恐怕呈现的是更复杂的四极分化的态势。北京、上海贵为发展极点，沿海地区仍可算作经济领头，已显落后的中部省份中还存在同西部一样更为落后的地区。
谁是中部发展龙头始终悬而未决，财税改革试点的争夺博弈依旧需静观，上海、北京上演的“双城记”，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之间的资源和人才争夺，中西部之间的暗自角力都会在"两会"中体现。
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9
贵州是全国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积极承担历史使命，将金融服务与扶贫开发深度融合，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在贵州省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忘初心
发展紧扣支农支小服务
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面对特殊省情，贵州农信认真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以及人行、银监关于金融扶贫的一系列举措，主动融入贵州脱贫攻坚工作，找准金融与扶贫的结合点，走出了一条以践行宗旨为方向、党建工作为统领，搭载金融扶贫、社会扶贫“双引擎”的扶贫之路。
截至今年9月末，全省84家法人行社有各项存款4977.06亿元，各项贷款3509.07亿元，其中涉农贷款2703.16亿元，占全部贷款的77.03%。据统计，贵州农信发放了全省40%以上的农业贷款、80%以上的农户贷款、40%以上的个体私营及小企业贷款、70%以上的妇女创业贷款，大力支持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边远山区的群众获得金融服务难、成本高，为了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贵州农信在全省搭建了方便快捷的支付结算渠道。
一是打通涉农补贴绿色通道“信合惠农一折通”。利用全省农信社通乡镇到村组的服务网络，将全部涉农补贴通过一个账户发放到农户手中，在全国率先实行涉农补贴资金省级发放，实现涉农补贴安全、精准、及时发放。目前，已无偿兑付中央和省级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涉农补贴资金400多亿元。
二是实现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全覆盖。自2010年率先在全国实现乡镇营业网点全覆盖以来，贵州农信积极探索基础金融服务的深入延伸，通过布放“村村通”自助服务终端的方式，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群众“存取款不出村”的愿望，目前已在全省1.5万余个行政村布放1.94万台自助机具。
三是围绕省委、省政府“大扶贫”“大数据”战略行动，抽调业务骨干开展“黔农云”平台建设，即将实现“线上注册、线下签约、线上放贷”的信贷业务流程，有效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改善服务体验、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牢记嘱托
服务紧贴脱贫攻坚主线
2015年6月，视察贵州时，要求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开发的投放。为了破解农户“贷款难”问题，贵州农信在当地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大力开展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在全省推广小额农户信贷业务，开辟信贷资金绿色通道。目前，全省已评定信用农户678万户，创建信用组92298个、信用村10139个、信用乡镇756个、信用县19个、信用市1个。累计有734万农户获得信贷支持，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1213亿元，得到中央及省委的高度肯定。贵州农信农村信用工程已列入了贵州示范纳入贵州地方标准。
如何从“普惠金融”转变椤疤鼗萁鹑凇保让“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是贵州农信一直在探索的课题。一方面，全省农信社加大建档立卡贫困户信贷投放，提高贫困户获贷比例，扩大贫困地区涉农信贷面；另一方面，在省扶贫办、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的政策引导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量身打造了精准扶贫“特惠贷”，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除担保抵押、扶贫贴息支持、县级风险补偿”的低利率、低成本贷款。自“特惠贷”政策实施以来，目前已累计向46.13万贫困户发放“特惠贷”资金169.89亿元，其中使用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资金50亿元，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此外，贵州农信通过成立贵州信合公益基金会，支持全省扶贫生态移民、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不断加大捐助捐赠捐资扶贫力度，多次捐助支持春晖行动、希望小学、灾后重建等。目前，共参与了60余个资助项目、捐赠资金9.4亿元，有效地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解决最需要、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与务川自治县结成帮扶对子，通过建机制、定方案、捐资金、搭平台等方式，全力以赴支持务川扶贫开发工作，捐赠帮扶项目资金1.5亿元，累计发放贷款32.1亿元，助力务川加快脱贫步伐。
不断探索
“三项创新”强化精准扶贫保障
如何开展农村金融服务，让群众得到最实惠的帮助，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改革和创新是关键。为此，贵州农信结合省情民情社情，不断推进机制创新、管理创新、载体创新，力争打造贵州省金融扶贫的“金融样板”。
着力创新精准扶贫保障机制。实施“三做实一保障”工程，即金融扶贫对象要实、金融扶贫措施要实、金融扶贫成效要实，自上而下成立扶贫事业部，建立“协同共建机制、组织联动机制、跟踪服务机制、银政互动机制”四项机制，形成地方政府与农信社牵头联动，广大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参与互动，以党建助脱贫、以金融强经济、以服务强民生的工作格局，为助推扶贫攻坚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篇10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也快速蓬勃发展起来了。2015年互联网金融可谓是遍地开花，第三方支付公司、p2p借贷公司、互联网理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譬如蚂蚁金服、百度钱包、财付通、借贷宝、人人贷、挖财、放心金融等等。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方式，相较于传统金融有着方便快捷、操作简单等优势，更利于实现金融普惠。因此，如何将贵州农村金融市场与互联网金融更好的深入结合，借力互联网金融的东风来大力发展贵州农村金融市场是值得研究与探索。
一、贵州农村金融市场概述
（一）贵州农村金融市场特点鲜明
农村金融一直以来都是金融市场的弱势板块，发展不是特别良好，究其原因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农村自身特点而言，一是农村地区大多地广而人稀，从而使得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相当分散；二是农村的基础建设相对城市而言又比较落后，从而使得农村中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人群相对比较少、金融市场的规模小；三是农村地区的信用体系尚未建设完全，多数农民缺乏信用记录和凭证，从而使得农村的金融市场收集交易信息的成本高、征信难度大。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方与供给方也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从需求方来说，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方多为农户和一些村镇小微企业。就农户而言，其文化水平相对而言普遍较低，他们缺乏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了解，但他们存在较大贷款需求；他们的贷款需求多源于农业产品的生产，由于农产品的生产具有较强的季节和周期性，故使得他们的贷款具有贷款频次较高的周期性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因素的限制，农户可用的有效抵押物品较少。就村镇小微企业而言，一般多属于农业产品行业，而该行业有着易受自然灾害影响、风险高的特点；该类型企业一般资产和规模均较小，同时效益也较为一般甚至较低，从而使得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物品；但该类企业的发展往往需要较大的贷款金额。就供给方而言，传统的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国有性质的银行，包括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信社；二是传统的民间借贷组织。在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国有性质银行的网点相对城市较少，与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相适应的金融产品也不多，同时由于考虑到避免坏账的因素，这些银行或多或少表现出“慎贷、惜贷、怕贷”的特点。另外，民间借贷组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其保障性相对较低，容易出现问题。
（二）政策扶持力度较大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用以改善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意见从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引导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拓展农业保险的广度和深度、稳步培育发展农村资本市场、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加大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九个方面给出了指导性建议。但当前的贵州农村金融市场依然发展得一般，针对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受限的一系列问题，贵州省内又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整个省份金融市场的发展。2015年期间，贵州省相继出台了《贵州省金融扶贫实施方案》、《贵州省金融业发展六项行动实施方案》，并成立了中国投资协会农业和农村投资专业委员会农村金融贵州促进中心，以此来进一步地推进贵州省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仍然是传统金融力量为主，互联网金融尚未完全发力
尽管出台的《贵州省金融业发展六项行动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出应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并力争在在2017年实现2个初具规模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及成立贵州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但在当前的贵州金融市场，传统的国有性质银行仍然是整个市场的主要的中坚力量，另外传统的民间借贷公司也大量存在，而金融服务中介公司以及新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正在逐步发展。阿里巴巴公司推出的“淘宝农村”计划已经在贵州省实现了一定的覆盖率，2015年10月，贵州首家农村淘宝县级运营服务中心运行。对互联网行业而言，城市市场几乎已经饱和成熟，而农村地区则是一片广阔的土壤，因此，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涌入贵州农村地区。正由于互联网的带动，互联网金融也正在贵州的农村地区发展起来。但目前为止，互联网金融尚未完全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力，其对整个贵州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仍待挖掘。
二、互联网金融概述
关于互联网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既包括传统金融行业以互联网为交易工具和媒介来改善提供服务的方式，即传统金融行业向互联网的渗透，也包括互联网行业向金融行业的渗透。后者就是狭义的互联网金融，它强调的是用互联网的精神和思维去更好的提供金融服务，相较于传统的金融行业所提品和服务，它更像是一种新的服务方式。谢平将互联网金融定义成不同于间接融资模式和直接融资模式的第三种金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资金供求双方实现直接交易，交易十分便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低、有效地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
互联网金融主要的理论基础：长尾理论。与一般的企业或行业所遵照的二八原则不同，互联网金融遵循的最基本思想就是长尾理论。长尾理论是由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与一般的企业或行业所遵循的二八理论不同的是，长尾理论关注利基市场，它关注分散较小的市场需求，并通过将这些极小的需求汇聚成一个特别的市场，这个市场的总额并不低，并且十分可观。
三、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