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1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andpeace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2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allen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贝丝•阿什（Beth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同年，沃尔特•维（walter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β，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β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2
自从开展对经济法的研究以来，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提法达30余种。（注：参见王晨雁：《试探经济法的弹性特征》，《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大致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类：（1）着眼于处理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用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的教材认为，经济法的特征就是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不同点。据此，从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出发，比较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调整对象、范围、方法等因素，将其相异之处作为经济法的特征。（2）着眼于揭示经济法的独特功能，将经济法的某些功能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规制性等。（3）着眼于划定经济法的范围，以经济法体系的构造特色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边缘性、综合性、弹性是经济法的特征。（4）泛化的描述。有些学者借用某些对一般法律特征的表述，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威严的约束性、严格的强制性和明确的规定性；有些教材认为，经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而且还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面向经济领域；而有的人把经济性作为经济法的特征。
虽然，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每一种提法都反映了提出者在明晰经济法的角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有的提法也的确体现了经济法的特色，对人们正确理解经济法的科学含义有较大帮助。然而，当前关于经济法特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偏差。
第一，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封闭性倾向。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经济法也必然如此。要把握经济法的特征，就必须将经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比较，从而归纳出经济法独具特质的一面。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不同，经济法将显现出不同的特质。而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等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故经济法的特征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当前的某些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试图以一种或几种提法替代经济法的特征的整体，这种封闭性倾向不利于对经济法的特征的全方位研究。
第二，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空洞化倾向。某些论者论及经济法特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的痕迹，想当然地罗列所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是以具体的比较作基础的，内容十分空洞。这种倾向使人们对经济法产生一种玄妙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对正确认识经济法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次不分倾向。当前，有关经济法特征的某些表述，其名虽然被冠之以“主要特征”、“本质特征”，但不是基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有的甚至是民商法等法律部门所共有的。这种倾向造成了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混杂。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经济法的诸特征，必定有一些是主要的、关键的、本质的，而其他的则是次要的。哪些特征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这应当联系研究经济法特征的目的来确定。从开始对经济法的研究至今，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界定经济法同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这一直是经济法研究的核心。研究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为这个核心服务。因而，将经济法与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相比较显露出来的特质才应当是经济法的主要特征。
总之，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以开放的态度进行个别性、具体性研究，分清主次，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经济法的特征。
二、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表现
从普遍意义上说，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一方面，法律的内容、性质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定的法的变更与发展也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另一方面，法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法对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对于与其相矛盾的、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摧毁。（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页。）
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都具有这种反映性。但是，脱胎于传统法律土壤的经济法的这种反映性绝不是仅仅局限于这种普遍意义的反映性的水平，即它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水平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首先，经济法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速度更为敏捷。不论是经济法体系已经相对稳定的西方各国，还是正在建构经济法体系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大到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动都能从经济法的变化中得到反映。这时，经济法或者从立法上发生变化，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某种变化。其变化的速度十分敏捷，往往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有时甚至超前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以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为例。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该法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和垄断结构予以严格规制，这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民主化”改造的产物。这种严厉的结构规制一度给日本的经济振兴造成极大困难，于是“经济民主化”的要求让位于经济振兴的需要，法律上的反映即是1949年修改《禁止垄断法》，缓和对大公司持股的限制，放宽对公司合并的控制。随后，日本还制定了两个《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法规，即《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和《出易法》，以后关于适用除外规定的范围逐步扩大并与产业政策法相配套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产业垄断化倾向极其强烈，物价上涨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1977年日本修订了《禁止垄断法》，恢复对垄断结构的规制。以上经济法的变动都是及时地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的变动。在美国，其反垄断立法虽然比较稳定，但司法、执法的标准和尺度却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动也发生了灵活的变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先后的几个《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变化中。至于中国的经济立法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关系则更是表明经济法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动的反映的迅速和敏感。比较而言，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的反应则迟钝得多。比如，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一直没有制定新的民法典，旧的民法典除少数与现行法律制度抵触的规范以外仍然得以适用。
其次，经济法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广、敏感度更高。不仅经济关系的大的变动会引起经济法的相应变化，而且其他的如政府及其经济目标的变动，社会主流舆论的移转，经济状况的波动，无不会引起经济法某种程度的变化。政府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引起某些经济立法的改变。有关经济的社会舆论尤其是一些权威的新闻机构的倾向对经济法变化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经济法随着经济状况的波动而变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各国经济危机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法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就连通货膨胀状况、进出口状况等这些细微的经济因素有时也能对一国的经济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若发生在民商法等部门法领域简直不可思议。
再次，经济法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也远远超过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政府的更替，政治人物的个人特性，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各种政治性目标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各国的经济政策日益趋于用经济法来体现，因而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及经济执法与司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中国，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一直没有消退过。政治体制的状况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转，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法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这是造成我国现行经济法文件数量繁多、抵触多、协调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工具性色彩在经济法尤其是一些具体的经济立法上体现得十分突出。比较而言，民商法对政治的独立性要强得多。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至今已经历近200年的风云却少有变动即是明证。
最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更为明显。适当的经济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当的经济法只能阻碍经济发展，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例如，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1962年的《石油业法》，1963年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及《沿海渔业振兴法》，1964年的《林业基本法》，1966年修正颁布的《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以及1967年的《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20年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基础。而民商法等其他部门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是非导向性、间接性和事后性的。
总之，经济法的反映性在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部门法。在此意义上，“反映性”已不能十分恰当地体现经济法的上述特色，因而，笔者主张使用“回应性”一词来表述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回应性”一词源出于当代西方一些法学家的论述。即提倡法律应当具有较强的回应性，使法律能够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美国的诺内特等人还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以区别于“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他们认为“回应型法”的法律目的是权能，其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其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但仍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一体化。（注：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可见，经济法的反映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回应性”的要求，用“回应性”来概括经济法在对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似乎更为贴切。
三、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原因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英美契约法巨擘科宾教授终其一生都认为法律不会确定不变，必须符合社会之需要及要求而改变方可。（注：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还会具有超越民商法等部门法之变动性的回应性特征呢？
首先，这是由经济法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规范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活动，“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为完成此种任务，经济法与民商法严格受制于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较有不同，其着眼点不是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而是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即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于是，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表现，体现出较强的变动性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这也是由经济法的性质决定的。在公法与私法的分野中，经济法的归属目前学界虽然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既有公法性质，又兼具私法性质。从公法、私法概念的提出者乌尔比安的定义来看，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注：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不仅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出公法性质，而且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然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却又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之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法有很多任意性法律规范，在契约自由原则的统领下，民商法主体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只要不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它们就能以相互间的合意排除民商法的积极介入，因而，民间社会的许多局部的变动都没有引起民商法的变动。而经济法则与此不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力和义务的运用及承担是不容许任意变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这样回应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经济法的特征。
最后，在国与国之间，民商立法差别不大，而经济法的差别却十分显著。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在各国有较显著的共性特征，而各国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要素却有较大的差别。前者决定了各国民商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制度的变动性不会很大；而后者使得各国干预本国经济的目标、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法都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民商法是共性多于个性，经济法却是个性大于共性，经济法对于地域范围的回应性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四、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意义
（一）实践意义
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经济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经济法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高度的、相当稳定的系统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经济法很难表现为法典形式。经济法产生以来，唯一一部名为“法典”的经济法是196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但这部《法典》的基本部分是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活动以及关于经济债的规范，而有关计划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则几乎没有什么规定，许多经济法问题，仍需专门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来加以解决，“无怪乎有些法学家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经济合同法”。（注：陈汉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法律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3期。）在苏联，以b·b·拉普捷夫为首的某些经济法学者也曾主张制定经济法典，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注：参见［苏联］b·b·拉普捷夫：《经济机制改革的法律问题》，陈汉章译，《法学译丛》1988年第1期。）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法学界部分同志也呼吁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动机虽好，但是“缺乏操作性”，（注：刘惊海：《有关经济法学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因而应者寥寥。事实上，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法的法典化是难以达到的。若为提高经济立法的统一化和整体化水平，可以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纲要》之类的文件，而各种具体的经济法规则必须以专项、灵活的形式出现，使之符合“短、平、快”的要求，以便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回应。
2.经济法移植必须慎行。经济法由于具有回应性特征，就必须紧密联系各国的实际情况，从各国社会经济的具体实际出发建构各国的经济法体系。对于民商法领域，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法律移植也许是一种简便可行的立法模式。但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移植却存在较大的障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败投降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直接仿照美国的反垄断法制定了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法。事实证明，这样的法律并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日本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没有出现一个结构规制的案例，日本不得不在旧金山条约生效后自己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淡化了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才比较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种主张对民商法等法律部门也许并无危害，但对经济法而言，则不得不需慎重行事，其理由已不言自明。
3.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必然。“‘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无可辩驳的真理。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制度，只能是一组仅为了对付一时事变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尽管经济法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相对较弱的稳定性，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经济法发生效力的基础。回应性与稳定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协调。实践证明它们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过程的精心安排以实现协调。从立法来说，某些基本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较强的原则性，不宜规定得过细；只有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的内容才可以具体化、细致化。这样，原则性较强的基本法律文件与较为具体、细致的经济法律文件配套组成一个体系，可以很好地解决回应性和稳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同时，创设一种较为灵活的执法、司法机制，赋予执法者、司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解决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法律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经济法的回应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英国1976年制定的《限制法》，较为原则地规定了限制性协议的定义、种类、处理程序及处罚方式等，对于某种具体的限制性协议是否需要进行登记，是否提交限制法院判决，限制法院是否将之判为违公共利益等问题的处理，授予公平贸易总局长、国务大臣、限制法院等较大的决断权，这使得以法律文件形式表现的经济法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而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回应能力并没有因此减弱。
（二）理论意义
把握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以更务实的态度从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必须立足本土资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尤其是立足本国特定阶段的国情。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同于以前的计划经济，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这些不同点当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市场经济。（注：参见王全兴：《立足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第92～94页。）这些本土特性决定了我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手段、途径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怎样发挥好经济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促进功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实践和理论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只能依靠我国经济法学者们立足现实，研究解决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积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
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应急管理体系;中国特色;转型期;发展;和谐
一、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各类危机发生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各种社会问题及突发事件的高发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规范需要调整或重建,社会不太安定、突发性事件频发。中国2008年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事实上,近年来,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呈现加速上升,应急管理所需资源增大,相对于每年由于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约占GDp总量的5%的损失,中国用于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总预备费只有预算支出的1%-3%,预留比例显得有些不足。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形成和演变也更为复杂,更具深层次原因,衍生更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强化公共安全保障、建立健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预警与应急管理体系是中国政府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需求。
二、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立的简要回顾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国家批准了“十一五”期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支持开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已设立重大项目“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重点支持应急管理的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研究。
在整个体系建立上,2003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成立了应急预案工作小组,重点推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建设工作。2004年将制订完善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作为2004年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体制建设上,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公共安全建设列为专节(第四十一章),应急管理工作首次被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一案三制”建设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这是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加强应急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设置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室),承担国务院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总值班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用。2007年,全面建立了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将应急管理工作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在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上,2004年国务院第376号令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6年1月8日国务院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相继出台的还有《防洪法》、《防震防灾法》、《安全生产法》、《传染病防治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
(一)中国特色
应急管理的本质依然是管理,管理对象本身的特性决定了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必须适应管理对象的特质,因此,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必须落脚于中国具体的国情,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中国的应急管理面对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是指应急管理的最为基础的体制方面具有典型的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特征,应急管理的对象有着显著的中国独特的特征,包括地理自然条件特征、人文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并且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城镇化、加速的社会转型期交织在一起)又同时对这些因素特征施以影响(见图1)。尤其是,在本身已经具有的相对于应急管理的中国独特的因素之外,中国的应急管理工作还面对一个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即转型期。转型期问题已经深入广泛地和以上列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因素相伴相生。
(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
应急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多主体、多因素、多尺度、多变性的特征。从各国的实践看,突发公共事件处理成败的关键,其一是反应迅速;其二是资源整合,两者并重。在应急管理体系中,应急管理体制具有先决性和基础性。从2003年的SaRS到2008年的大雪灾、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可以看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巨灾、重特大公共事件中表现出的凝聚力、指挥力、执行力显然是优秀的。30多年的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证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能够充分满足应急管理所要求的特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最优质最多的资源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并能够长期地做好善后工作。为进一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必要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和基于未来的建设,继续深入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建立公共管理型、服务型政府。
(三)独特的地理自然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自然灾害基本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灾害的种类非常多,除了火山以外,所有的自然灾害中国都存在。二是分布的地域非常广,中国70%以上的城市,50%的人口均受到地震、洪涝、海洋等灾害的威胁。三是发生的频率非常高,受季风性气候影响,基本上每年都会有洪涝或干旱灾害。四是灾害的损失非常严重。每年受灾害影响的人口大体在2亿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1/7。2009年民政部《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情况通报》称,全国各类自然灾害更是共造成约4.8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523.7亿元。但同是一个年份,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表示,2009年是十年内全球最低自然灾害年。
中国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是形成中国自然灾害基本特点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处在两大自然灾害带,即环太平洋地震火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地震火山带的交汇处。二是中国处在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地壳运动强烈。三是中国2/3的面积是山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四是季风气候不稳定。
近年来,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有较大关系,生态环境的破坏则加剧了潜在的环境危机的爆发。有明显的南北不同和东西分异。生态资产的明显短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已成为推动自然灾害在空间上蔓延、在时间上加剧的重要原因。
(四)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文化传统倡导以人为本,注重天地人和谐的理念,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传统文化理念和精神无疑在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动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凝聚人心作用。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也就决定了其执政理念、政策和制度与西方国家是有所区别的,反映在应急动员的组织实施、领导体制、组织机构上,更有利于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几次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动员的实践充分说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取得救灾胜利的重要条件。
(五)经济发展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阶段,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人均资源较少,而能源消耗强度较高,经济增长又较快,经济发展方式长期难以实现根本性扭转,能源、资源、运输供给长期偏紧。经济增长对基础能源的强劲需求,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再加上中国的安全生产基础一直较为薄弱,一些地方和企业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居高不下,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由于教育的缺失,人们对利益、财富的渴求已经忽略了基本的道德。“阜阳奶粉事件”造成的大头娃娃、狂犬问题疫苗等食品、药品的生产经营中市场秩序混乱、源头污染严重、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日益突出。
(六)社会特征
近期,、报复社会事件如南平事件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行业、各群体之间发展及收入的不平衡。二是社会处于急速转型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迅速推进过程中,社会结构加速分化,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目前中国的利益表达、协调和解决机制还不健全。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制度规范逐渐失效、而新的制度规范尚未最终形成,不能给处于混乱状态的人们的行为、思想、观念法制化、人性化的引导。三是政府信任的流失。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及民生问题的凸显、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和腐败等现象的存在,集聚了大量的“怨气”,人民群众容易在突发性事件中爆发对政府的不满。
四、小结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矛盾交织并存,使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综合起来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多种致灾因子和不同的承灾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多种因素、多个条件的复合叠加,使突发公共事件呈现复杂多变、综合性强的特点;导致应急管理工作较之以前具有更强的复杂性、艰巨性、严重性和放大性。因此,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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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4
论文摘 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的特征。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手段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姓“社”姓“资”的制度属性的区别。由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提，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并同该社会基础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要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以及后来的实践，是重要的历史性尝试。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市场经济。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过搞混合经济的设想，但没有来的及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设想，还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实践，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为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完善的，有些实践也是盲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如怎样将国企推向市场，国企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破产、三农问题如何解决、金融体制如何改革，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但是，市场经济又总是与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与之并存的必然是非公有经济的各种形式，它们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也提出了改革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任务。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出特有的优势。
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逻辑历史错位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考尔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马克思正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们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时，这一方法却往往被遗忘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与历史的错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一
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基本上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经济讲起，一直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止；社会主义部分则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终点。从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完全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部分基础上保持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所增加的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章节作为《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也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产生于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与资本主义部分的终点之间：当我们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或还很不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②]），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历史赋予他们使命，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大致勾画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明确指出某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所具有的具体特点，以指导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马克思《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那么，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应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或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已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起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达到或曾经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其第一或低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由于工业化纲领的实现，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④]这就是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⑤]众所周知，工业化本来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事实上也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并不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前后并非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到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并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并非主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而去研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而是认为上述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导致逻辑与历史的错位，而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则是导致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以及这些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面临着两个非此即彼的错误选择：要么，把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要么，把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前者的实质是提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表现为典型的教条主义；后者的实质是降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当作教条，即：将马、恩所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于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也就表现为思想进程超越了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拔高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教条主义态度被否定了，但贬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态度却往往被忽视、容忍或认可了，后者甚至被当作反对前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思想进程超越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此甚至不惜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例如，为了说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不少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都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⑦]并理直气壮地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或其他现在是或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何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呢？即使是在“”期间我们也没有能够将个体私有制完全荡涤干净，何况农民兄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全民所有的待遇！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又如，有人以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借助于一系列这样的所谓实践证明，我们实际上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见全否定了。在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否会消亡，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即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商品经济是否仍然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或当我国在向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目前并没有这种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上述所谓实践证明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错位的检验方法。这种错位的实践证明就是逻辑与历史错位的具体表现。
本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就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进程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仍然热衷于归纳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特点等提法比比皆是。每一次再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这一系列所谓特征或特点的内容或提法。且不论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中有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体现。从逻辑上讲，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空间上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即所有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则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之前。既然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仅通过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怎么可能归纳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检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呢？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本来就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拔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断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或能够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更不能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征，难道当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农村也还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难道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没有必要再去热衷于归纳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应将注意力放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上。
二
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不仅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还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点当作教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也就走投无路了。于是，我们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并期待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下一次“大危机”中彻底崩溃。改革开放后，当国人再一次放眼看世界时，发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还比我们发达得多。到底如何解释《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却又往往落后于当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进行了很多调整，如股份制的空前发展与普及，国家垄断及国家干预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等，这些变化或调整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还是它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所要解决的或不可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一味强调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似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依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就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认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等方式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如果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岂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而且已经完全适应当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吗？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何说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又从何说起呢？恩格斯当年曾将股份公司称之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并预见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⑨]他在对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进行说明时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⑩]可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国有化，就可以说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俾斯麦式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不在此列。因此，所谓“丝毫没有改变”之说的思想进程不仅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落后于马、恩在世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时股份公司已经出现）。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超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又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于是，如果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部分中某些观点或提法与社会主义部分中相关的观点或提法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既卖茅又卖盾”的说法。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私有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公有制性质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将私人企业购买为国有企业丝毫没有改变其私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却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其主人翁地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要对这类说法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再问国家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我们又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属于私有制性质？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的企业都属于私有制性质。我们的很多理论观点包括不少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就是依靠这种循环论证支撑着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之贫困的地步呢？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参加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4-5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50页。
[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及版），中文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37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8页。
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征地活动；征地议价；政府规制
作者简介：张期陈(1978－)，男，山东莱芜人，经济学博士，上海商学院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新政治经济学与城市化理论研究；胡志平(1979－)，男，江西宁都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政治经济学与农村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2－0108－04 收稿日期：2010－01－15
一、实践中的征地活动――政府失灵问题
我国的征地制度及其实践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地方政府的人为操作空间很大。地方政府集土地市场管理者、土地市场供应者和土地市场需求者的角色于一身，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它将土地资源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李燕琼等，2006)。因此，地方政府主导的征地活动首先体现为城市化的效率而非公平，其结果必然是地方政府过度征地。如果再考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问题以及地方政府规避中央征地法规的机会主义动机(willianmson，1985)，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过度征地，而是地方政府过度低价征地。
因为征地活动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征地活动的发生与农地产权属性无关，但是征地活动的具体表现形态与地权属性直接相关。一旦农地产权本身有问题，那么其中的问题可能打破征地活动中相关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我国农地产权的最大问题在于农地产权不清(石莹等，2007)。农地产权不清则导致产权主体缺位，而产权主体缺位必然导致人们争相攫取稀缺的经济资源(周其仁，2004)。此外，我国的农村经济组织具有政社合一性质。政社合一导致村长(或村委)的双重(裴小林，1999；陈剑波，2006)。在我国的征地制度和村委会组织制度下，是由村长被征地村民集团参与征地活动。因此，我国的征地活动中容易发生委托问题，即作为地方政府人的村长无视自己作为被征地村民人的身份，在征地活动中损害被征地村民的集体利益。具体如图1所示。在图1中，虚的双箭头表示被征地村民和村长之间虚假的委托关系。其虚假性在征地活动中表现为，政府与用地主体、村委会相互沟通之后，征地过程就悄然开始了。村长仅仅告知被征地村民一些简单的征地事项，以致被征地村民集团被排除在关键的征地程序之外。于是，地方政府支配了征地活动的全过程。这种政府主导的征地实践在一些地区导致了诸多征地利益冲突，以致被征地村民集团因为实际支付过低而频频上访。
上述征地矛盾实际上是征地活动中的政府失灵问题，其中既有效率问题(过度征地)，也有公平问题(低价征地)。征地活动中的政府失灵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在美国这样一个对私有财产严格保护的国家，土地征用权也存在着被滥用的现象(钱忠好，2004)。但是我国征地活动中的政府失灵问题有其特殊性，其根源可以归结为农地产权不清、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而其直接原因则是征地活动中村长的双重角色。现实中，村长作为政府人的身份取代了村长作为被征地村民人的身份。其结果是，市场元素被排挤出征地活动。政府支配了征地活动，征地补偿价格的确定变成了政府单方面进行征地补偿定价。这会提高地方政府的征地效率，但却存在过度低价征地的隐患。
我国征地活动中政府失灵问题的根源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其一，农地公有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之本。只要农地公有，则农地产权的模糊性就始终存在。其二，在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化改革中，政绩评价和激励的制度设计确立了增长导向的主线，地方政府担负了企业家式创新者的角色(盖凯程等，2009)。因而，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必然存在，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始终存在。其三，在我国的财政分权体系下，由于中央大税种的征收挤压，地方政府存在预算扩张冲动，地方政府向土地要财政的动机必然存在。基于以上国情，从村长这一直接原因着手，或许是解决征地活动中政府失灵问题的一条可行途径。具体而言，就是取消村长在征地活动中的人资格，让被征地村民集团和用地方集团直接进行征地议价。征地议价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也是存在的。被征地村民集团和用地方集团分别找评估机构对被征地块进行价值评估，然后各自以此进行谈判。如果谈判不果，双方诉诸当地法院裁决。当地法院在被征地村民集团和用地方集团的监督下找相关评估机构集体会审，确定合理的征地补偿金额(李健，2007)。
二、征地议价与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市场失灵问题
由于经济人的有限理性，被征地村民集团在征地议价过程中可能存在利益短视问题，而用地方集团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两个集团直接议价的市场活动也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即，在征地问题上，市场也可能是缺乏公平或无效率的。为了应对征地议价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规制又是不可或缺的。
(一)征地议价活动的不公平性及其纠正
在征地过程中，被征地村民可能存在利益短视行为。具体而言，被征地村民可能只看重被征农地的价格，希望征地价格尽量高些，但是对与征地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可能远未认识到。此外，农地产权的公有性质也会引发被征地村民的利益短视。很多被征地村民认为，公有的农地毕竟不是自己的，但是因农地征用而分到的征地补偿款却是自己的，因此。只要分得的征地补偿款不是太低，他们也乐于农地被征用(张期陈等，2008)。这必然导致被征地村民的集体短视行为。相反，用地方集团则对被征农地的综合价值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他们更清楚被征用农地在未来用项上的远期收益，因此他们会基于被征农地的综合价值与被征农地的远期收益，确定自己对被征农地的需求。
在图2中，横轴表示征地数量，纵轴表示征地补偿价格。s表示被征地村民集团的农地供给，S为一条垂线，表示征地数量是给定的；D1是用地方集团名义的用地需求曲线；D2是用地方集团真实的用地需求曲线，D2包含了被征地农民的社保基金和就业补偿。如果用地方集团知道被征地村民集团是短视的，那么他们会把代表被征地村民集团长远利益的社保款和就业补偿略去，从而使自己的用地需求表现为D1。如果农地利用问题是个纯市场问题，那么用地方集团的用地需求曲线D1和被征地村民集团的农地供给曲线S的交
点e决定了自由市场状态下被征农地的均衡补偿价格p2这个价格p1忽视了被征地村民集团的长远利益：社保基金和就业补偿。
如果被征地村民集团对被征农地自身的估价能力也很有限，那么被征地村民集团愿意接受的价格可能更低，如图2中的p3。价格p3很可能会成为双方的成交价格。因为用地方集团可以从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低于p3)开始出价，使自己的出价逐渐贴近被征地村民集团可以接受的价格p3。显然，在该假定下，由于用地方集团的信息优势，两集团的议价能力进一步拉大。笔者把上述情形界定为被征地村民集团的利益短视i：被征地村民集团的利益短视行为导致他们低估被征农地的补偿价格。
假定政府是民众利益取向的，它倾向于维护民众的合理利益。该政府规制被征地村民集团和用地方集团的议价行为可以对被征地村民集团的利益短视行为起到补救作用，进而消除用地方集团信息优势导致的市场失灵。如图2，该政府可以向用地方集团征收一定量的农地使用税，从而使用地方集团的需求曲线由原来的D1上升到D2，使用地方集团的实际征地补偿价格由原来的p1上升到p2。如果政府的税收幅度恰到好处，那么用地方集团实际征地补偿价格的增加量(p2－p1)就恰好可以弥补被征地村民集团利益短视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规制行为意味着政府为被征地村民集团和用地方集团提供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征地补偿调节价。
(二)征地议价活动的无效率性及其纠正
在现实征地活动中，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被征地村民集团的利益短视行为导致他们高估被征农地的补偿价格。笔者把这种情况称为被征地村民集团的利益短视Ⅱ。合理的征地活动符合城乡居民的整体经济利益。征地活动给被征地村民集团带来的不仅是地产变现的机会，还会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增加被征地村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在当地产生良好的外部经济效应。但是被征地村民可能不会考虑这些因素，而仅仅关注被征农地本身的补偿价格。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失去了土地，他们就失去了安身之所和永久性的(实物)收入来源。因此，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后顾之忧，被征地村民集团倾向于向用地方集团要一个过高的价格。另一方面，用地方集团往往仅仅基于被征农地自身的价格给予征地补偿。两方面共同起作用，结果导致被征地村民集团要价大大高出用地方集团的出价。
根据图3，用地方集团的用地需求曲线D2和被征地村民集团的农地供给曲线s的交点e决定了自由市场状态下用地方集团愿意支付的征地补偿价格p1。价格p1忽视了被征地农民的社保基金和就业补偿。但是，由于被征地村民集团存在利益短视行为Ⅱ，此时用地方集团必须支付价格p3才可以。因为p3＞p1，所以最终双方不可能达成交易。如果被征地村民集团过度忽视征地活动的外部性利益，那么即使用地方集团的补偿价格包括了被征地农民的社保基金和就业补偿，最终双方也可能无果而终。由图3，用地方集团的用地需求曲线D2反映了被征地农民的社保基金和就业补偿，从而用地方集团愿意支付p2，但p3＞p2，所以最终双方仍然不能达成交易。
继续前述政府假定。此时，政府可以这样规制征地活动：先让用地方集团和被征地村民集团在一定期间内自由议价，在双方议价期限届满而议价未果时，政府在两集团的共同参与下，让专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被征地块的实际价格以及与征地相关的社保基金和失业补偿，最终确立一个合理的征地补偿价格。由此，政府规制行为限制了市场参与者的利己本性，提高了征地效率。
三、征地活动中的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
征地活动面对的农地产权可以是私有的(如欧美)，也可以是公有的(如中国大陆)。单纯从农地产权角度看，私有地权具有法律赋予的排他性，私有地权为征地活动储备了天然的市场因子。即使为了公共利益，政府的征地行为也必须面对私有地权的约束底线。这是欧美各国政府按市场标准确定征地补偿的产权根源。虽然集体地权不同于私有地权，但是集体地权同样具有对抗集体之外政府公权力的法权基础，所以政府的征地行为也必须面对集体地权的约束。即，面对政府的征地行为，集体地权与私有地权一样，都为征地活动准备了相应的市场因子。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村委会组织制度，集体地权对政府征地行为的约束是软的。不可能为政府的征地行为提供一个产权约束底线或市场边界。因此，不能单纯基于农地产权的性质讨论市场力量在征地活动中的表现。征地活动是否包含市场力量，包含多少市场力量，要受农地产权之外其他制度因素的制约。可见，征地活动的具体形态不完全取决于农地产权的性质。农地产权是而且仅仅是征地活动的产权背景而已。农地产权本身并不是征地活动的关键。
淡化对农地产权的关注后，征地活动仅包含两个基本内容：其一，征地的基本程序问题；其二，征地补偿问题。前者代表着征地活动在程序上的正义性；后者代表着征地活动在实体上的正义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正义性”代表着经济利益或社会福利的合理获取或分配状态，也即帕累托改善。结合征地活动的基本内容，可用表1反映征地活动的内在因素：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根据表1，征地主体体现政府力量在征地活动中的存在和作用；征地补偿标准和当事人权利则直接体现市场力量在征地活动中的存在和作用。如果说一种征地机制很好地协调了征地活动中相关经济主体的利益，那么这种征地机制一定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而且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还发挥得比较好。和谐的征地活动与它所赖以建立的农地产权性质无关，而仅仅在于存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征地机制；而一个公平合理的征地机制必须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良性互动的体现，是相关经济主体良性互动的体现。
我国一些地区的征地问题比较严重，这表明政府和市场没有在这些地区的征地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虽然在中国的城市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一政府机制存在一个消长演变的历史(钱文荣，2001)，但是政府支配征地活动的基本特征基本上没有质的变化。征地活动中的市场力量几乎消失了。征地议价这一方式使征地活动中出现了更多的市场因素，从程序上消除了村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改变了政府征地垄断导致的土地征用非均衡状态(钱忠好。2004)。征地议价为征地活动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和谐构建提供了契机。
四、重构征地机制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农村土地权利及其权
利主体问题又是土地制度的核心。征地活动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土地权利。因此，应该本着尊重农民地权的基本理念，构建合理的征地机制，把征地机制的构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完善的大思路之中。
(一)坚持征地补偿价格市场调节与政府规制相结合的原则，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基本行为取向
经济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经济活动，市场自发地起作用就能调节好，并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福利分配；还有一类经济活动，市场自发调节时存在社会的福利损失，即市场失灵。对第二类经济活动，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佳配置。但政府在干预经济活动时也可能导致社会的福利损失，即存在政府失灵问题。无论市场调节还是政府调节，都应该力求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合理分配。如果市场能做到这一点，则政府应该袖手旁观；如果政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市场就要“有限”退出。在我国的征地活动中，政府行政干预的色彩向来比较浓重，所以应该在未来的征地机制中添加更多的市场因子，鼓励被征地村民群体的集体参与。
(二)明确政府和市场协调征地活动的共同原则：协商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征地活动中，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都有可能存在。因此，在征地机制构建这一问题上，不能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或者用政府矫正市场失灵，或者用市场矫正政府失灵。应当把对问题的理解引申一步：在某些经济活动中，市场失灵只是市场经济具体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市场经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导致的，而不是市场经济所遵循的协商原则、公平原则导致的。虽然征用权是最高统治者不需要所有者同意而实施的权力，是政府与生俱来的权力(Barlowe，1978)，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产权至上的历史潮流中，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协商原则、公平原则应该成为市场运行和政府运行共同的原则，只不过在政府干预的某些经济活动中，这些原则受到一定的“约束”。
就我国的征地活动而言，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政府，不在于要不要市场，也不在于政府和市场谁为主导，而在于使协商原则和公平原则成为政府和市场协调征地议价活动的共同原则。征地议价活动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的干预绝不意味着对市场经济所遵循的公平原则和协商原则的完全抛弃。相反，在征地议价活动中，政府更应该重视这些原则，以防公权力导致政府失灵。更明确地说，是防止征地活动从市场失灵跌入政府失灵的深渊。同样，市场参与也不意味着被征地村民集团和用地方集团完全的市场自由。两集团的征地议价必须受政府规制，以防止市场失灵对社会整体经济福利增进的阻碍。
(三)增强政府对被征地块估价的信息披露，建立政府规制价格形成的合理机制，明确政府规制行为的协调作用。防止武断的政府计划定价行为
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郁建兴等，2009)。政府要把征地活动本身纳入土地市场构建的整体框架中，注重构建土地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培育市场主体。尤其需要政府注意的是，征地议价所需的政府规制价格必须合理，而政府规制价格的合理性表现在它实际上引致合理征地补偿价格的形成，而不是取代参与征地议价的市场主体进行计划定价。不合理的政府规制只反映某个集团的利益诉求。
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7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指导原则，对经济法的制定、修改、实施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年来，学者一直在进行认真地研究与思考，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明确的定论，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的基本问题，同时也隶属于法理学研究范畴，它是法的原则的外延。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理解离不开对法的原则的探讨。
法的原则是法的重要的组成要素之一，对于法律来说，法的原则是其发挥规范作用的基础，具有指导和统领的作用，是法必不可少的规范和原理。张文显教授曾经在某个观点中指出，原则不事先设定任何种类的确定的或者市具体的事实与状态，和法律规则不同，法的原则一般也不固定具体的权利或者义务，当然更不会规定因为行为所导致的可能的法律后果。
有些法的原则对于现存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有指导和协调的作用，而有些法的原则针对某一具体领域的社会关系设定某些法律调整的制度和机制。对于国家政策的要求和法律的具体规则和相关制度与机制来说，法的原则在二者中间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法的原则的存在不仅对于缓和立法中的价值冲突有着明显的作用，并且在法律规范的具体适用的过程之中，法律原则还可以指导法律适用者进行法律解释以及法律推理，从而可以填补法律的空白，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起到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经济法这一重要法律部门部门来说，是起到统领和指引作用的基本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的基本属性，在经济法这一重要的法律部门中起到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引领作用，是整个经济法部门的重要的指导原则。
在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以及法治实践中，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部门的独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引领，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以及法治实践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部门的最高指导原则和价值指引。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标准
(一)必须体现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部门的最高指导原则和价值指引，因此其应当体现出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的本质特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有所不妥，因其体现不出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的本质特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这一重要特征，要求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独特性、现代性、地域性。
独特性，简单地说就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经济法律部门的统领原则，只对经济法适用，而不适用其他法律部门，同样，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对于经济法律部门来说也不适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的具体的条文有着显著区别，对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比具体的法律条文更为密集地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反映出来。
现代性这一特征要求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满足经济法法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具体适用和发展的要求。除此之外，不同国家之间的国庆具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各国经济法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的法律形式，在不同的国家，经济法的内容和作用方式都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德国对于经济的干预就比较积极、主动，经济法的内容也都是关于国家对于经济的统制;美国却相反，比较的消极和被动，主要以反垄断法和饭限制竞争法等形式鼓励自由竞争，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与不同国家的国情相适应，体现出地域性的特征。
(二)宏观性标准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法律规则和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同，并不是规定经济社会关系中某个具体的细节，而是对于经济法所调整的所有社会关系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统领作用，对于所有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进行概括抽象，从而适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经济法的普遍价值，因此，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宏观性，从宏观上对于社会关系进行调整，而不是针对某些微观问题。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具有宏观性，但是也不能只利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去解决所有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会关系中所产生的问题，还必须适用相关的具体规则进行调整;同时，也不能把具体的法律规则和条文当作唯一的调整标准，忽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宏观指导作用，违背基本原则。
(三)普适性标准
经济法的一般法律条文只适用于其所调整的方面，对于其他方面则不适用，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则与其不同，具有极强的普遍适用性，适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所有领域。
从一各方面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普遍的指导行的原则，必须认真地在经济法所有环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进行适用，而不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就另一方个面来说，经济法基本原则不是只适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领域的局部，而是要适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领域的全部。
在经济法的各个部分中都会有一些法律原则，但这些法律原则只适用于其相应的领域，不能适用于整个领域。虽然这些原则也是法律原则，但不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四)价值性标准
价值是指在外界客观存在的事物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所具备的正面的意义。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经济法部门的统领性的原则，应当由其必备的价值。对于基本原则而言，指导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基本原则没有指导性的作用，具体的规则也就无从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如果说具体的法律规则及法律条文必须具有具体使用的价值的话，指导性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所必须具备的价值，如果没有指导性的价值，即使是经济法的一个原则，也不能称其为基本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经济法的法律规则和具体条文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使得新增加的法律规则和条文不至于违背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为其提供明确的指导。并且，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对于经济法的法律规则和具体条文的适用也有着指导作用，对于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来说，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是一个重要的指引，体现了经济法的指导价值。
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8
摘 要：明确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是很重要的。科学定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既有利于明确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前提条件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进行定位时，我们可以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所拥有的优势和特色自然资源，以及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几方面入手。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特色经济定位
少数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名族人民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等边疆地区。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是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二元结构特征明显[1]；与此相联系，伴随着落后的经济状况，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也较为缓慢。基于此，笔者认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逐渐全面、平衡发展的首要问题。而要真正做到切实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必须首先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进行准确的科学定位。
本文在明确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涵义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定位进行了探讨。
一、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
（一）明确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含义的重要性
明确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含义，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政府对自己在发展特色经济中的作用进行科学的定位。一方面，因为构建特色经济的首要条件是在对区域内的特色、优势资源进行充分调查和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所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内的任何各级政府，要能全面准确地掌握本区域内各类特色、优势资源现状，就必须准确理解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另一方面，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特色经济总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发展的，更何况特色经济的形成必须依托特色产业和构建相应的特色市场，所以作为充当服务者、顾问和助手等多重角色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只有在准确理解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含义的前提下，才能逐步明确本区域内特色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规模，才能制定出完善的规则制度参与其他区域进行合法的特色经济竞争，以及正确引导本区域内的市场主体进行科学、规范、合理、有效的特色经济运作。
（二）特色经济的含义
关于特色经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特色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多，如王生鹏等认为，特色经济是以特色资源为基础，以特色产品为核心，以特色技术为支撑，以特色产业为依托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2]；杨丽认为，特色经济是依托资源禀赋进行产业选择、培育的一种经济发展的特殊模式[3]；李澜等认为，所谓特色经济，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依据本区域现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资源禀赋和生产力水平，能最大限度地扩张经济总量，结构合理且主导产业优势突出，经济效益显著，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鲜明区域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4]。第二种观点认为特色经济是一种区域经济体系。如曹阳等认为，特色经济是指某区域依托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构建并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所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体系[5]。第三种观点认为特色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如谢宝剑等认为，特色经济是指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及企业、产品特色的经济结构[6]。
比较上述三种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对特色经济的本质界定是一致的，亦即都强调特色经济必须具备两个本质特点：一是特色，二是规模。因为无论强调特色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是一种区域经济体系，亦或是一种经济结构，只有特色而无规模，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开展多元经营中的一种“小打小闹”，称不上是特色经济；同样，只有规模而无特色，没有质上的优势，也称不上是特色经济。所以他们只是在表述上或者在强调的重点上有所不同而已。
（三）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
1、经济定位的含义
所谓定位，简单说来就是指确定位置，具体地讲就是确定某一事物在一定环境中的位置，如确定某一产品在市场中位置、某人在其所属组织机构中的位置（或角色）、某个物品在某一地理环境中的位置等。
而对于经济定位的定义，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定位是指国家、地区或城市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功能目标的选择与地位目标的确定的过程[7]。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与经济定位有关的几个问题：（1）经济发展的功能目标是由主导产业决定的；（2）经济地位目标是由主导产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3）主导产业的性质是由它的社会化程度决定的，其发展趋势是国际性，而主导产业的地位是由其影响的范围决定的，分为全球范围、国际区域(几个洲)范围、国际地区(几个国家)范围。可见，经济定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过程，即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发展目标的过程。但是，不能认为经济定位是经常地、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的，我们应明确它只不过是相对稳定罢了，一般至少可以稳定5～l0年。所以，可以认为经济定位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选择与确定。
2、特色经济定位及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
仿照经济定位的定义，结合特色经济的含义，笔者认为特色经济定位就是国家、地区或城市特色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功能目标的选择与地位目标的确定的过程，是特色经济发展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选择与确定。顺此思路，笔者认为所谓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定位，就是指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功能目标的选择与地位目标的确定的过程，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选择与确定。
二、科学定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意义
笔者认为，科学定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一）有利于明确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较为落后的现实，决定了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必然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由此又决定了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作用。
笔者认为，科学定位并发展特色经济的作用是很多的，但最突出的作用是逐渐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合理的地区经济布局和结构，才会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人尽其才，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地区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则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桎梏。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在特色、优势资源和民族文化上，与发达地区相比优势甚为明显，所以依托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将会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了，又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必然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状况，从而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二）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8]。面对激烈的国际、国内以及区域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加入wto所带来的冲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着既要提高水平和效益，又要适应并谋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此，少数民族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在经济规模扩大和经济结构调整上，确定自己在国际、国内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和层次，通过对特色经济进行科学的定位，既能为自身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又能激活与国际、国内及其他区域之间的竞争力，进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
实践证明，因为特色经济具有很强的应变性和适应性，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有效解决“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加快城市化进程[9]。所以，科学定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
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定位的探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特色经济定位时，总体思路上应进行多元定位，具体操作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其进行特色经济定位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既有优势特征又有劣势特征[10]，其优势特征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农牧业发展潜力巨大、如今在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开发及生产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优势，以及区位特点和优势明显等几方面。
少数民族地区的劣势特征更加突出：（1）因为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艰苦，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硬成本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2）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发展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原因，隔断了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或即使有联系但并不快速畅通，进而限制了资源的利用开发与流动；（3）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甚为缺乏或落后，因而对自然条件具有绝对依赖性和边际效益约束；（4）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观念和尊重人才的意识淡薄，使其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人才匮乏；（5）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体系的非均衡状态十分显著。正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优势特征和劣势特征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和相互结合，使其开发难度较大，经济发展忧喜参半。所以，笔者认为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特色经济开发定位的过程中，必须依其特点和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结合现实市场和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权衡利弊，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准确找到发展特色经济的目标所在，以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对策，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所拥有的优势、特色自然资源定位特色经济
前面述及，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优势特征之一。笔者认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当然是优势，但只是定位发展特色经济的必要条件，非充要条件。要能准确定位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经济并日后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所拥有的特色自然资源定位特色经济。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周边也不乏个别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也在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入手打造特色，而特色经济是在整体综合上的比较优势经济，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在对特色经济进行定位时，一方面要在特色资源定位上下功夫，找出人无我有，并进行产权定位如注册有关特色资源开发利用产品的商标或申请地理标志等；另一方面，要对与周边地区相同或相似的资源通过保护性的特色加工或特色营销等方式打造特色。
（三）根据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定位特色经济
因为各民族对于同一产品的加工和利用方法奇特各异，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或反映出人类在环境恶劣、科学不发达、生产生活资料极其匮乏情况下，主动适应外界条件的结果。比如，水族风味独特的名菜“韭菜包鱼”既营养，而又有“久久有余”的文化内涵，布依族的“酥肉”则是该民族在猎物过剩，缺乏储藏条件而又不愿扔掉的聪明智慧反映。众多的市场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业产品如民族加工产品等效益一直看好，所以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其民族文化定位特色经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仍以民族加工为例，根据调查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生产加工方法所获的产品，因数量极少，市场供不应求，根本谈不上成为特色经济。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对各行各业进行特色经济定位时，要将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注入其中，以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在生产加工领域，一方面要发掘民族特色加工工艺；另一方面，要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提高民族加工的生产效率；再一方面，加大扶持资金，注入相应的民族文化内涵，扩大规模，使其逐渐成为自身的特色经济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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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生鹏,祁明德.甘肃省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初步研究[J].甘肃科技,2006(12):33-36.
[3]杨丽.世界经济低迷状态下边远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昀新课题——以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为例[J].学术探索,2002(4):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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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宝剑,王志凌.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J].开发研究,2006(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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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9
一明确分期，体悟特征
准确把握阶段特征的第一要务是弄清历史分期。历史分期实际上涉及几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社会形态为依据的中国和世界古代、近代、现代史分期；第二个层次是某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如近代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期；第三个层次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分期，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等。对于一些同学，尤其是历史基础相对薄弱的同学来说，一下子要弄清这些分期可能确有困难，但同学们切不可因此就望而却步。因为只有迈过这道坎儿，我们才能通过对特定历史阶段中历史史实的咀嚼、品味，提取他们的共性元素，体悟出这些特定历史阶段独有的特征。
二抓准大事，概括特征
在上述三个层次的阶段特征中，最为实用、也是一些基础薄弱的同学最不容易把握的，是第三个层次的阶段特征。但如果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把握这个层次的阶段特征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同学们能否准确把握住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时空定位。比如，突然要同学马上说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阶段特征，同学们可能会比较茫然，但如果要同学们说出20世纪初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家可能马上就能说出是辛亥革命。由辛亥革命发散开去，结合它的背景、性质、作用和影响等进行概括，20世纪初中国的阶段特征便马上可呈现出来：总特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高潮。经济上列强大规模资本输出进一步瓦解中国自然经济，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政治上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并最终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文化上，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壮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民主共和成为进步潮流。可见，抓准最具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弄清其背景、性质、特点和影响，就能准确概括出其所处时代的阶段特征。
三纵横联系，明确特征
阶段特征实际上就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纵横坐标。因此，要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我们还必须注意它和上下游时间段之间的相对关系，挖掘同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联系，乃至与中外历史间的横向联系，这样我们对阶段特征的把握才更准确、更清晰。
比如，19世纪晚期中国的阶段特征，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中心，我们可概括为：总特征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政治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随着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下层人民发动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先后失败；经济上列强对华大规模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进一步瓦解中国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思想文化上，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成为进步思想主流。
四归纳演绎，熟悉特征
要对历史阶段特征的把握烂熟于心，我们的大脑就必须不断地对自己所掌握的具体史实进行加工、处理，通过我们的归纳、演绎等思维活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使我们大脑中的阶段特征日渐清晰、明了。比如建国以后的过渡时期，以“三大改造”为中心事件，阶段特征可概括为：总特征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经济上恢复了国民经济，“三大改造”的完成使中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五”计划工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政治上，新中国的建立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大民主制度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民主奠基，1954年宪法颁布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外交上，与苏联等17国建交，以独立自主姿态步入国际舞台；文化上开创了人民教育事业，“双百”方针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通过归纳、概括等思维活动形成阶段特征后，在碰到具体史实、特别是模棱两可的史实时，我们就要把具体史实与阶段特征进行比对，经过几次反复，我们对具体史实和阶段特征的把握都会更加扎实。比如，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但如果把人民公社化与过渡时期的阶段特征进行比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并非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三大改造”的措施，立即就可将其从这一历史阶段中排除。
五见微知著，捕捉特征
叶落知秋，窥斑见豹。任何一个时代的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细枝末节，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被打上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印记，这就是阶段特征。留心处处皆学问，历史阶段特征的把握也同样如此。作为高中生，尤其是选修历史的文科生，我们要尽可能地对自己碰到的一切与历史相关的事物，比如童谣、对联、照片、服饰、饮食、报纸、标语、流行语甚至是人名、店名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进行审视，找寻它身上留存的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有痕迹，细致观察和审视它的身上可资利用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以捕捉那个时代的阶段特征。比如，当你看到一张宣传画，画面上的男女青年均身着不带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根据现代中国服饰变化的有关知识，你可初步判断该画作是改革开放前的作品，如果你的观察再仔细一点，发现他们的手臂上戴有字样不清的红袖章，你便可进一步推断这个袖章可能与红卫兵运动有关，是“文革”时期的，如果画面上还有被男女青年押着的、戴着高帽的“牛鬼蛇神”，凭你对“文革”极“左”错误的印象及其对民主法制破坏的认识，你的推断就铁定准确了。
自然经济基本特征篇10
关键词:生态补偿;征地生态补偿;生态资本
一、征地生态补偿的范畴界定
1.特定视角的生态补偿
从视角来看，征地生态补偿是从土地被征用的特定视角下的生态补偿。征地的生态补偿具有生态补偿的一般共性，也具有其特定视角下的特殊性。
其共性表现在: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这种补偿仍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进行的补偿，并通过征收一定的费用或补偿性的措施对生态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进行补偿来实现。
其特殊性则表现在:一般的生态补偿，受到损害的主体一般表现为一定的生态区域或一些群体，具有不确定性。而在征地的视角下的生态补偿，土地权利方在转让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其生态利益也直接受到了侵害，在征地生态补偿中，生态补偿的主体则应包括土地征用方、土地所有方以及相关的区域，在这种生态补偿中，主体明确了出来，使得生态补偿更具可操作性。
2.特定类型土地的生态补偿
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产生了破坏减损以及对环境造成了污染而进行的补偿，而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最高所有者是国家，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享有受补偿的权利，国家以税收等形式获取补偿，再用到环境治理中去。
在征地生态补偿中，被征用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及草地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所有，土地所有者在享有土地的经营收益的同时，也享有土地经营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土地被征用后，土地所者的生态效益受到了直接损害，应该得到补偿。因此，相对于一般意义的生态补偿，征地生态补偿是基于土地所有权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生态补偿，其受补偿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国家主体，更直接的涉及到了土地所有者这一主体。
3.特定矛盾下的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的提出，就矛盾来说，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了资源的耗费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生态补偿的功能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自然资源的耗费进行抑制，以期达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盈，促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征地生态补偿的提出，更多的征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土地征用，在我国城市化大步推进的背景下，虽然土地是一个逐步征用的过程，但从长期来看，是一个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必然会导致征地地区生态环境的巨大反差。因此，征地生态补偿更具体的出的矛盾则是我国城市化与征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城市化中生态保护的欠缺与征地地区的生态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特定的矛盾是征地生态补偿的重要特征。
二、征地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及启发
1.土地利用的外部效应比对与补偿的欠缺
征地生态补偿中，土地的利用由土地的普通生产向土地的其它开发利用转变。这种利用方式的转变，其产生的外部效应存在着差别。
土地在普通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在土地上进行的种植、造林等生产，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对水土保持、空气等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土地上的普通生产行为是一种有益的无偿行为，对生态环境是有益的，对于生态环境而言，是一种正外部性。
土地在被征用后，用于房产的开发及一些企业的建设，对生态环境必然会起来一定的破坏作用，对于生态环境而言是一种负外部性。根据外部性的基本理论，外部性的存在对经济活动是有害的，不利于资源的配置和合理使用，也就是说，正外部性应该得到补偿，负外部性应该承担外部不经济后果，以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土地在征用前后，是一个正外部性向负外部性转变的过程中，因此被征地的土地所有方因其正外部效应则应得到补偿，而土地开发方因其负外部效应则应承担其外部成本。长期以来，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对那些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外部效应的企业等进行管理，然而，对于那些在生产中对生态环境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土地所有者则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及相应补偿，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片面性和消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态保护的难度。
2.公共产品理论与政府的干预功能
生态环境是公众的生态利益的实际体现，生态环境在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而又相对独立的一种产品，一方面给人们带来生态效益，由全体民众所享有和使用，另一方面其受到损害后，得不到积极的补救，因此生态环境具备了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两大特征，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可将其归为一种公共产品。
征地的生态补偿与一般性的生态补偿一样，被征土地所附带的生态产品也同样具备了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两大特征。公共产品理论的出现就是为了国家干预而确定的，也就是说国家在此过程中应该充分的发挥其行政干预的职能，避免政府在生态保护中的“无为”，而在征地过程中，被征地一方往往是农民群体，在经济活动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有效保障自身的生态利益，这就要求国家在此过程中加以行政干预，切实保障被征地方的生态利益得到合理的补偿和安置。
3.生态资本理论与总体补偿方针
生态资本即生态环境的资本化。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资本，既体现在其本身的物质产出，又体现在虚化的服务价值，为公众提供生态效益。生态资本成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具有一般资本的一般属性，表现为它在以盈利为目的，在市场中的运行要遵循市场规律的支配;同时，生态资本又因为其本身的生态属性，又要遵循相应的生态规律。
生态资本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不同于一般的特征。一方面，生态资本具有强烈的结构特性，即生态资本内部结构的平衡是决定其盈利大小的主要因素，是最大的物质产出和生态效益的保障。另一方面，生态资本具有长期性的特性。即只要对生态资本合理的运用，依照适度的原则，生态资本可以凭借自身的自主性，不断的升值，而达到长期盈利的目的。再一方面，生态资本具有地域性的特性。即地域性决定了其盈利的局限性，这是生态资本的弱点，由于生态资本不具备一般资本可以转移的特点，使得生态资本在盈利上存在着局限性。
生态资本的三大特征决定了生态补偿的方式应该在保障生态资本的最大盈利的基础上实施。即生态补偿的总体补偿方针应该是在保障生态环境总体结构平衡的原则上进行区域化的生态补偿，这个补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通过保障生态环境的整体结构平衡，充分发挥生态资本的自主性，兼顾生态资本的区域局限性，以期达到生态资本的最大收益。
根据以上几个经济理论，对于我国征地生态补偿制度，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发:以外部效应理论来对生态补偿的内涵加以界定，确定征地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各个主体;以公共产品理论确定政府在机制中的职能作用，强化政府的经济干预手段;以生态资本理论中生态资本的特性确定国家的对生态环境的统筹规划以及各种生态结构的调整措施，使生态资本的效益最大化，并采用多种的补偿安置措施对生态利益受损的群体加以补偿。
综上所述，征地生态补偿是在生态补偿基础上，在征地这一特殊视角下的生态补偿的理论扩展。人类由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要求。在我国，城市化的推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量的征地行为，以及依附于土地的生态效益的补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因此，构建完善的征在生态补偿制度，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