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1
（一）三元结构的出现
无论在使用现代部门的产品作为原料的传统家庭手工织布业中，还是在为近代工业生产原料的农民家庭农副业中，以及垦殖公司的基层单位个体农户，都可看到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由于和现代部门的种种联系，传统产业部门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它仍然顽强保持着传统产业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和现代部门发生种种联系，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重要变革，它既突破传统又未隔绝传统，从产业形式看，它或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或是农副业生产，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家庭，生产地域仍然是农村，生产者仍然是家庭成员，生产对象中农副产品仍然是基本物。它是地道的传统部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古代传统部门，是一种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部门。从农家织布业看，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与现代工业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它们已经大大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基本特征，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者通过商人、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或仍由家庭独立完成，或变为与手工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发生由纯粹的家庭经营向家庭与工厂或手工工场某种联合的变化。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入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单纯经营的局限性，初步形成一种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新型经济结构。从蚕桑业看，其生产组织形式、生产方法和生产目标也都发生了虽然初步却重要的变化。千百年以来，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都是以单独的农户为单位进行，呈一盘散沙之状。用新的合作方式进行蚕桑生产，要求"共同催青"、"共育稚蚕"、"共同烘茧"、"共同运销"，离不开一个"共"字，这就提出了一个通过合作经营改革分散经营的任务，可以说是在社会结构上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启动点。采用改良蚕种育蚕，从自行缫丝变为用新式茧灶烘茧，从自己织绸出售到纯粹为工厂生产原料，最后出口，都使蚕桑业从单纯的农家副业变为与机器工业联为一体，并主要出口的农工贸一体化生产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蚕农仍然保持着家庭生产的基本特征，并与农业密切结合。在长江三角洲农村的蚕桑生产中，也出现了一个既不同于农业传统部门，又不同于现代部门、但又兼有二者共同点的新型经济类型。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以自给性粮食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我们把这类新型经济结构称之为近代三元结构。将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所谓近代三元结构之中的"中元结构部门"的内涵是，传统部门中运用资本进行的、与现代部门有直接经济联系的（如原料与产品关系）商品生产。它主要以近代出现的新型农村商品工副业为主，但也包括城镇中的和现代部门有关联的各类手工业。尽管各种农村工副业的形式繁多，但新型工副业即中元结构部门都有两个基本特点：一，充分发挥出传统家庭手工业、副业生产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本和原料，以符合国情资源条件相吻合的低成本和代价进行生产。传统部门的繁荣使很大部分劳动力在传统经济内部得到充分利用。传统农村工副业的重要特征是家庭劳动力的尽量利用，作为家庭成员，干不干活，总要吃饭，努力使家庭成员中闲置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最经济合理的持家之道。农民家庭工副业的作用正是在农闲时有活可干，也可使老幼半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织布农民在使用机纱后，我们看到的是壮年男女上机织布，老人儿童忙于做纡子绕纬线的景况。江南农村忙于育蚕的情景，在茅盾的小说"春蚕"中有生动描写。二、在可能条件下充分吸收现代部门的先进要素和影响，与传统要素相结合，从而明显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使农民家庭和农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近代三元经济论的提出
从中国近来以来经济变迁的进程中，可见到几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由此提出若干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理论观点。
由于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的起因有重大不同，有必要辨识基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的抽象--古典经济学而界定的基本概念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与中国实际的重要异同。就传统部门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部门并非二元经济论所定义的"不使用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它以维持生计为主，但为达到维持生计的目的，家庭生产单位多少使用资本，并与自给性农业密切结合，进行部分商品生产。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在家庭内部根据季节、忙闲合理安排劳动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将较丰裕的劳动力与有限资本结合起来乃至尽量使有一些劳动能力的老人、小孩都"不吃闲饭"。因此，在中国传统经济内部，就存在着运用资本和劳动力（包括剩余劳动力）相结合以形成新生产能力的"功能"。但往往由于家庭拥有的资本十分有限，贫苦农民的家庭工副业规模狭小甚至难以进行。就宏观看，中国的传统经济部门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拥有劳动力最多的、运转得最为有效的传统经济。就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现代部门看，其产生原因也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部门不同，它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突破原有水平的自然产物，而是随着外国资本列强入侵出现的，现代部门的产品不但不易打入国际市场，有限的国内市场还要受洋货的大肆冲击。这使其面临的原特别是市场条件迥然不同于欧洲19世纪中期以前的许多国家，现代部门的市场容量和种类亦即市场的规模和性质，不能不受本国传统经济的极大制约。与传统部门相比，现代部门的规模、数量、内在的生命力和支撑力都极弱。
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二元经济呈现如下特征：
(1)现代部门不可能吸收太多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尽管可能存在低工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中国经济向现代的变迁也只能在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能被汲尽、并远远超过现代部门吸收能力的条件下进行。
(2)现代部门不能单纯依赖吸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来积累资本获得发展，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市场和原料。
(3)现代部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部门在革新基础上的繁荣，因为只有传统部门的繁荣才能形成现代部门的市场和原料保障，而不是相反，其建立于传统部门的单纯要素供奉和索取上，随着要素的付出后者衰亡。
(4)传统部门可以借助于现代部门的资本、技术、组织形式的支援和影响发展壮大，在保持传统部门的优势、发挥积极因素的同时改良自身。传统部门不但在现代部门出现后未被削弱和取代，反而借助于现代部门得到发展壮大。
(5)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相互作用，产生变化和局部更新的传统部门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部门了，它实际是在社会经济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结构，它源于传统部门但又不等同于传统部门，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传统部门中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部分。但这种转化决不是在产业结构上使传统部门变成现代部门，而是在充分吸取现代经济的营养中，使传统部门本身得到发展和更新。"中元部门"的出现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现代部门出现后，以发放原料（放机纱）、工具、改良生产等等方式促使传统部门发展，既有利于现代部门本身，又得以相对少量资本大大"激活"了传统部门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的功能，在传统产业中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新型经济结构，这比之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现代化道路，使用资本要少得多，吸收劳动力要多得多，耗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代价更要小得多。
上述事实向二元经济论的基本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在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被现代部门大部分吸收的状况下，传统部门可以在现代部门的有利作用下通过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形成一个新型的经济部门。这个部门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中介。正是通过中元部门的纽带作用，传统部门在自身的更新发展中，可以提高传统部门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吸收消化自身的大部分劳动力，并以最符合中国资源拥有特征的生产方式配置资源，以最低成本和代价从事经济活动，从而在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的同时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必须通过现代部门"消亡"传统部门，通过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途径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三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实行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前进。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实行现代化应如何处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前辈学者给我们提供了极可贵的思想资源。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就有一批学者高度注意了大工业在中国兴起对农村经济和农民家庭工副业的影响。费孝通在周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利用电力和内燃机，一部分工业可以分散生产，从而避免蒸汽机时代工业过分集中都市的弊端。他还以他人的研究为证，提出机器大工业、乡村作坊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相互联系、平衡发展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吴承明明确反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将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小农经济的积极因素，小农经济可以和大工业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走一条土洋结合，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国工业近代化之路。从他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到对本文极具启发的思想，如：传统经济亦使用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可以认为，吴承明的观点，在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在"后进"国家走向现代经济的规律的认识上，对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直至当展经济学，都是一个重要突破。
这里特别要提到当代"三元结构论"。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三元结构"概念。各种三元结构观点不尽一致，（注：可参见吴伟东等：《我国三元结构问题初探》，《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5期；：《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3期；陈吉元等：《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究》1994年4期。）但共同点是：第一，认为在我国农村人口总量极大国情下，由于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能力有限，难以从传统经济直接过渡到现代经济的一元结构。第二，根据乡镇企业大发展已形成重要经济力量，并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实际状况，认为农村工业已构成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新工业系统，我国经济形成三元结构。3.中国经济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应该并只能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作为中间环节或过渡阶段来实现。通过农村工业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汲尽，从而实现农村城市化和现代经济的一元化。
当代"三元结构论"在理论上对于二元经济论是极大突破，可称为向建立中国本土经济学迈进了十分重要的一步。本文在思路上亦颇受益。
但当代三元结构论也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它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基本限于1949年建国后甚至更迟时期，对持续数千年的、构成中国传统经济实质内涵的部分置而不论。这不能不影响到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它对中国百余年前已经形成的二元结构的近代状况亦不论，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它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间关系的全面认识。"当代三元论"最突出的不足，就是未认识到中国传统经济是由自给性生产和使用资本的商品产生密切结合的，它自身就含有直接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基因，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两部门经济"关系。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有相当大的不同。（以下简称"当代论"与"近代论"）
1、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当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仍是消极的，它对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只是向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现代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以及利于现代部门发展的其它生产要素。这和二元经济论并无实质性区别。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也只能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来实现。"近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对中国现代化至少有几方面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一，传统部门构成现代部门最重要的市场，无此市场现代部门无法在中国生长壮大。其二，传统部门是现代部门的主要原料提供者。其三，传统部门以家庭组织进行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在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后，它以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产力和各种新生产方式，对现代化作出独特贡献。总之，经过改革后的传统部门本身就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2、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当代论"认为，现代部门的一元化是最终目标，而工业化、城市化是标志。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主要依赖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的途径。"近代论"则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和劳动力基数的庞大，不仅靠城市难以解决，就是单靠农村工业也难以解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希图将庞大人口从农村全部或大部转入城市企业乃至转入农村乡镇企业部门的设想是不现实的，经济现代化只能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比企业安排工作远为有生命力、远为便捷、远为成本低廉的办法是发展农民家庭工业。而工业又只是充分利用农村丰富劳动力的一个方面，在相当地区可能还不是主要方面。农业本身仍是消化吸收劳动力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业，所有的商品性工业手工业副业，都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广阔天地。总之，传统粮食种植业、经济作物、农村家庭商品性工副业、乡镇企业几个方面都应协调和适度发展，而不能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工厂视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乃至唯一途径；也决不能认为只有进入企业拿工资才算充分就业。总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传统部门、中间部门、现代部门，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公司加农户式经营，可以共同现代化，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绝不是一种部门或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3、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当代论"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标志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变为企业职工和城市市民。当前的农村工业只是城市大工业的低级阶段，或称之为"近代工业部门"，它的发展前途应向城市现代部门迈进。"近代论"认为，农村工业的主要职能是为农村传统产业的改良、革新和现代化发展服务，发展农村工业只是传统部门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高度紧张，生态环境约束愈趋刚性的国情下，现代化道路不应步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老路。而应根据国情探索尽可能节约能源和资源、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经济与社会、人文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传统经济本来具有极为可贵的充分利用人力，天人合一理念，高度重视家庭与家庭经营的巨大生命力等等积极因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中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已显示了巨大优越性和顽强生命力。在当前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经济的优越性可能较"工业化"时代具有更大优势和生命力，中国有希望走出一条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严重弊端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关键之一在于要对国情有真正的认识并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近代三元结构演变的挫折和教训，三元结构确立的前提与条件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变迁过程表明，通过三元结构，可能使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共同发展，向共同现代化方向前进。但必须充分注意，一，三元结构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共同现代化是建立在某些基本条件上的。二，近代三元结构只是初步形成，尚有许多矛盾和不完善之处。因此，要使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一体现代化"，就必须健全它必需的基本条件，并对其不足不断改进。
什么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两个。
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2
一、新经济涵盖传统产业升级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1]。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383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在新经济形势下，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高度融合，产业结构升级淘汰的不再是所谓的夕阳产业，而只是夕阳技术。总之，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完成产业革命，取决于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结合的紧密程度，
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个国家传统经济的基础不同，新经济的起点就不同。因而各国新经济的内涵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确定发展新经济的具体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和特殊性。例如，中国作为尚未完成传统产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新经济”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甚至不排斥在某些有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赶超战略，但其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使传统产业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传统产业升级。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而中国装备工作的综合实力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仅处于以机械化为主、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数控机床拥有量仅占机床总量的0．7％，产品技术平均落后15—20年[2]。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受到了传统产业这方面的极大制约，不突破这种制约，它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而劳动者素质较低，只有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解决就业难题。否则，失业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也势必威胁到处于萌芽状态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规律，一国所具有的安全性的产业结构，是那种没有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只有按照国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产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经济的安全度，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是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劳动资金双密集型、劳动技术双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中国应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优势产业的把握及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3]，当引以为鉴，第三，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可以演变为新型的现代化产业。如果中国不加快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升级，势必在质量、规模、效率和核心技术方面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也形成新的挑战。惟有技术升级可以确保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增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立足于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不是对传统经济的消极维持，而是对新经济的积极促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资金双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内涵。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新经济不可能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它不会消失。新经济的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辅相成，具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它们共同促进着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新经济既要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要标志的新经济涵盖了传统产业升级。
二、新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使社会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有了新的推动力量。同时，新经济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对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绿色科技的产生与兴起，将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科技不仅将成为全球各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产业部门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降低和丧失，而应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则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中国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4]。鲁北化工绿色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经历23年历程，创建了绿色科技，构建了绿色产业链，实现了源头控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使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产业”向“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鲁北”从一个只有40万元试验经费的小厂到发展为目前拥有50亿元资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体现了绿色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
背后经济带来了新的人才观，新经济要求人才内涵升华，提出了人为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向潜能开发和创造力开发转化。这种新的人才观对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人才的日益重视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而以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这些都是微观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普通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传统产业升级具备必要的人才力量和技术支持，给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希望。
新经济赋予政府新的责任。新经济不仅要求政府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制定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还要求政府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重点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问题，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发展知识经济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发展知识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因为，新经济的建设涉及新旧产业的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规模和涉及的领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有采取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才能顺利实施．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基础设施，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是高速数据信息网，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工程投资。政府必然成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各国政府必将全力以赴，给企业以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将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政府也将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产业经济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正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迈进。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过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60一70年代的调整培育了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与历次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给中国的机遇不谋而合，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潜力将为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三、新经济时代怎样实现传统产业升级
在人类经济发展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每次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是由新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新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必须采取适合新技术、新经济内在要求的具体方式，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潮流，遵循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基本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和先导，正是在信息技术及其它高新技术的强大推动下，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成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脉，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控制财富的手段。企业的信息化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经济形势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也必然构成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包括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首先必须保证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前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管理设备和相关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可以直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中国辽宁省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辽宁在发展软件产业时，注意运用软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出许多传统产业与软件技术结合的新方式．如软件与交通运输相结合，开发出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动态目标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机械制造业相结合，开发出数控机床，带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2]。第二，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传统产业能否获得新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诚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不只是添加一些先进技术设备，或是把手工报表用电脑打印出来。它是企业深层次的改造，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包括建立以高速数据网络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大型动态数据库、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生产过程、建立网上交易手段等。企业的信息基础设施为企业的信息循环流动创造物质条件，使整个企业的运营，包括产品的设计在内，都在网络上进行。而数据库的建立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依据，同时它也是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程，实质上是形成一种迅速、高效的管理方式。在这种管理方式下，生产的组织不再以动力、物资等为中心。而是着重管理数据流。籍此，企业可以提供大量个性化服务，从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扩展企业的生存空间。网上交易可以帮助企业打破地理、时间的限制，开拓广阔的市场[5]。第三，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它为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信息化改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教育基础设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法规等的建设。
(二)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
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现代科技革命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商品化更迅速．新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的成本不断降低，这是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对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一个产业、部门和企业如果不在技术上占据优势，就无法形成市场优势。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有：第一，加大科研与开发：投入，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建立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第二，积极探索产、学、研联合新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第四，加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和人才培养，使技术层次的创新成果在生产经营过程不断被涮新。
(三)对传统产业进行组织结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而中国传统产业在整体上还处于分散、规模过小、质量与效率低下、核心技术薄弱、跨国经营尚未起步的状况。因此，产业的重组与整合是中国传统产业走向振兴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具体途径包括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目前美国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进行过国内购并的占90％以上，进行过跨国购并的占70％[6]。现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已进入相对过剩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已有充分的条件采用企业的外部发展方式——购并。通过购并实行强强联合，与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抗衡，以打破外资的垄断，并借此培育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不过，国家不能忽视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扶持与培育，因为中小企业历来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
(四)对传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
体制创新可以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无论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还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没有体制创新，企业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创新。新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的体制创新面临国有企业的体制转轨和各类企业的管理模式转变这两大任务。首先，国企体制转轨的关键是政企分开，通过公司改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目前中国国企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践中普遍出现了“翻牌化”等问题，体制转轨没有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著名学者李维安教授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订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7]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迫切需要国企建立一套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指导下制订各企业自己的公司治理原则或准则。其次，新经济呼唤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强调企业内的职能运作独立而分工明确，而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必须强调企业内部的部门协调，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各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正常的联系机制，使企业管理更为系统化。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也要相应变革，传统的等级管理方式比较僵化，难以适应新经济时代决策的需要，现代决策需要一种更少约束、更为灵活的网络组织形式．根据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有效率的企业管理模式应该是把等级式管理与网络式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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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3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眼文献标识码？演B？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7-0067-03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Ⅱ《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第一目《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如下表述：
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构成社会经济稳固的基础。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这种经济结构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其特点是耕织结合。
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据时人（1846年）记载：“松（松江）、太（太仓）利在梭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此冲击下纷纷破产。
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在这段材料之后，指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很明显，他也是将这段材料作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例证的。
捡之网上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教案、试题，几乎都认为松太布市材料补充、说明和佐证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这一结论。
松太布市材料已然成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典型例证，几乎成为中学历史教育界的共识。其影响可谓深远。
不过，我反复嘴嚼前两段文字和松太布市材料，总觉得“专以纺织为业”到“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的变化，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没有内在的联系。
现就此问题，提出三点商榷，以就教行内专家学者。
第一，“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表述是否相互矛盾？
何谓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有多种含义。可以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分析，如奴隶制经济、地主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可以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来分析，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工业等；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如区域部门结构、价格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来考察。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一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教材表述中的经济结构，没有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而是用“传统”这种时间性名词来表述。实际上着重突出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即个体农业、家庭手工业，还有很少发生联系的商业（既然只是“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那么另外的小部分手工业品就必须购买，这就涉及商业）这一产业结构。另外则是突出以家庭为单位，以性别分工的男耕女织，这属于劳动力结构。因此，教材所谓“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其特点是耕织结合”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可见，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程度与小农经济解体的程度应该是同步的。但教材却说“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我以为，这一判断是相互矛盾的。“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应该属于过去时，可以理解为变化完成。而“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则是“解体”刚刚起步，远未达到完成的地步。所以，“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一结论不妥；而“小农经济开始解体”，这一结论合适。因为布市材料涉及的时代是1846年。仅仅是鸦片战争后几年间，即使有些外商在通商口岸创办的银行、航运公司、船舶修造厂、进出口加工企业等，也只是寥若晨星的初创或发轫时期，清政府办的机器工业并未产生，私人投资的近代机器工业更是后来的事。即使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在洋纱洋布打击下，逐渐衰落下去。但对它破坏的程度也不宜估计过高。直到半个世纪后的甲午战争时，“全国棉布消费量中，还只有14%为洋布所取代”。所以说“发生了变化”，还为时过早。是否能将“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改成“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与“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保持一致。
第二，“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说明了什么？
这真的说明小农经济的开始解体吗？不，我以为布市材料根本就未涉及耕织是否结合问题，因而，也就根本未能反映小农经济的开始解体。
何谓小农经济？简言之，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称的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商品经济是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的总和，是为买而卖、为卖而买，与市场发生紧密联系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则是“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以家庭为单位，其特点是耕织结合”。也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极少与市场发生联系的经济形式。教材这样解释小农经济，那是非常精炼、准确的。
问题是，布市材料能反映这种小农经济的开始解体吗？
材料说：“吾村专以纺织为业”。既然是“专以纺织为业”，那就必然不是男耕女织、耕织结合、自产自销、自供自给的家庭副业；相反，只能是为买而卖、为卖而买，与市场发生必要的、紧密的联系的专业生产。所以，“吾村”的经济形式，只能是商品经济而绝不会是小农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因此，将这段材料设置于小农经济开始解体的这一结论之后，企图以此例证“小农经济开始解体”，那是怎么也挂不着、联不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农经济的解体，本质就是自给自足性质的破坏。这个“破坏”，一方面是指原来与小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衰落或开始衰落，并与农业分离，男耕女织变成或开始变成男耕女不织，或男女皆耕，或男女皆织；另一方面，既然男女皆耕或男女皆织，那么，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最基本需要，农业生产本身就必然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也就是农产品必然向商品化方向发展，否则，无法生存。我们知道，小农经济解体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首先是从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和破坏开始的。这不该有所怀疑。然而，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只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生产设备的改进、对工人剥削的加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海底电线的接通等），以及廉价的洋纱洋布大量输入中国才开始的。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织两业分离；其次，才是洋布代替土布，使耕与织分离。耕织结合的农夫（妇），从自己纺纱划不来，买纱；到自己织布划不来，买布。只有到此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才开始解体。而1846年的“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反映的只能是深深卷入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吾村”专业手工业者即棉纺织专业户的破产，而不是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耕织结合的“小农”的破产。所以说，布市材料用在此处，企图例证、说明“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根本就是徒劳，其结果只能是使师生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与为卖而买的“专以纺织为业”之间狐疑两端，不知信谁为好。既误导教，也误导学。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网上的关于这段材料的一些试题，那就真是谬误流传，害人不浅了。
中学历史教材的影响力，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可以说，比任何一部历史学术专著都要大得多，包括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在内。因此，其科学性的要求，也就应该更高，更严格。历史材料的选择，也应该慎之又慎，百般推敲，无懈可击才好。布市材料不能反映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应该废弃不用，或可另外慎选“你耕田来我不织布”的典型材料，以反映“经济结构开始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据我有限的知识来看，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载：江苏川沙县，“自洋纱盛行，而轧花、弹花、纺纱等事，弃焉若忘。幼弱女子亦无有习之者”。广西“迨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织之工业，逐渐消灭。今欲于乡间觅一纺车，几不可得矣”。浙江在八十年代以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耕夫■妇，周体洋布”。这类材料比较恰当。为什么？因为，不轧花、弹花、纺纱，那只能是买！“家庭纺织工业逐渐消灭”，那农户农妇穿什么？只能是从市场上买！“周体洋布”，那说明绝不会是自己纺纱织布的结果！没有了自给性质，而与市场发生密切联系，这样的材料，才能例证、说明经济结构变化或开始发生变化、小农经济解体或开始解体。
第三，教科书引用的材料是否要注明具体出处？
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4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基础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
ontheBasisoftheFormationofChinesetraditionalSports
ZHUChengmin
（CollegeofSports，ZhaotongUniversity，Zhaotong，Yunnan657000）
abstractUseofliterature，expertinterviews，formthebasisofacomprehensiveanalysisofChinesetraditionalsportsarediscussedstudyresultsshowed：Chinesetraditionalsportsformedthebasisofthemaineconomicbase，includingnatural，patriarchalsocialrelations，kinshipbuildsystemsandprimitivereligionandphilosophy.
Keywords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formation；basis
我国有着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经济格局，经济格局又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环境赋予了民族传统体育基本底色。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它极大地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得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重视伦理和社会价值，把精神情感放在第一位，形式和理念都倡导以德为本。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主导地位日渐被西方现代体育所取代的现状下，我们对其形成的基础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可以为相关体育部门制定民族传统体育政策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综合分析法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进行了研究探讨，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对昭通学院图书馆、昭通市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等资源库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以及结合专家访谈得到的信息和理论知识进行了综合分析。
2结论与分析
2.1自然经济基础
自然经济，简单地讲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商品交换。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源泉，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因素而存在。在农耕生产方式下，产生了诸多的体育活动，比如竹竿舞、过独木桥。在牧业区，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上的三项传统体育活动（骑马、射箭、摔跤）。而像满族这样的游猎民族在长期的骑马、射猎和迁徙的游牧生产过程中练就了骑马、射箭、投枪的追猎的本领，使得这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以骑射为主。此外，在自然经济时代，有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在集经济、社交、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节日节庆中产生出来的，比如说流行于湖南、贵州、广西一带的少数民族中间的抢花炮。而自然因素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发展有着两面性，既是体育发展的基础，因为它是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来源，同时又限制了体育的发展，我国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源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得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缺少竞争、缺少对抗，更多的是安于现状、重视伦理教化、自娱自乐、修身养性等，这样的民族意识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体育意识。
2.2以宗法、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体系
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宗法血缘为背景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氏族制下的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社会，家族的血缘伦理和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高度统一，这种封建伦常关系根深蒂固，它影响到民族传统体育上的主要体现是：体育活动不是日常的锻炼和练习，而是在根据农业节气所进行的周期性的祭祀祖先和祈福的民俗化活动。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基本纽带，在社会中起着维持社会关系的基础作用。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无论王朝更替，却始终没有斩断血缘纽带，而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且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于是形成了中国人重人情礼俗而轻法度的心理定势和文化传统。尊敬祖先、长者为先等建立在人生不同阶段上的礼仪和伦理在击壤、投壶、九柱戏等民族传统体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血缘关系使得家族成为了几千年一贯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风俗传统，而血缘性质的宗族制度给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规定性。中国是一个宗法观念意识非常强的国家，以家族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家庭集生活共同体和生产共同体于一身，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经济利益关系、伦理道德关系以及法律关系紧紧地拴在一起，体现出强烈的家族至上的家族主义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在武术的传播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3原始宗教与哲学
农业祭祀活动作为原始信仰崇拜的主要形式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感到无能为力时，人类往往使用“万物有灵论”来解释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认为万事万物有着同人类似的思想的欲望。而在对自然力量产生崇拜和恐惧的意识之下，人们往往给万事万物披上神的外衣，并把希望和力量寄寓于它，于是就采用祭祀的方式讨好他们心目中的神灵，以好酒好肉，当然也少不了各种舞蹈、竞技娱乐活动等对它顶礼膜拜。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比如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秧歌等都是出于请神、娱神、谢神和送神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庄稼的丰收、病痛的祛除、种族的繁衍、家人的平安，等等。
从哲学来讲，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跟建立在“气”学说基础上的传统健康观和方法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健康观是一种讲究整体、和谐的健康观。古代社会，各个学派对“气”有着各种各样的学说，但是在生命是由气构成这一点上有着强烈的共识。传统气学说认为，人和大自然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他们共同的本质，因此人和自然有着共同的属性，于是就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倡导“和谐”这一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中国传统体育也吸收了“和谐”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看，传统的健身养生思想还倡导强身健身的身体活动要依时而行、顺应自然，例如五禽戏等导引术就是在模仿大自然中动物的各种动作的基础上，把呼吸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保健运动项目，而太极拳和各种传统气功倡导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加以意念的配合，达到身与心的和谐统一，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所倡导的整体、和谐的传统哲学观。
3结论
在中华大地源生了如此庞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有着强烈的必然性，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内容结构，以宗法、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体系决定了运动的方式和目的，而原始和哲学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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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5
[关键词]知识经济组织结构变革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经济时代到工业经济时代，进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农业和工业经济时代是以物质生产为主，土地、劳动力、资本以及设备是竞争获胜的关键性资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的生产与运用为主，知识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在于对于知识的合理分配与管理。对于资源依赖的差异和产出的不同，必然要求相应的组织结构与之相配。
一、知识经济的概念与特征
1.知识经济的概念。知识经济的概念从1959年彼得・德鲁克的“知识社会”经过漫长时期逐步演化为知识经济。1996年，oeCD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按照知识和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飞跃界定了崭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是建筑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知识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我国学者吴季松教授指出，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简而言之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时代”由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支配的经济――“智力经济”的概念，以促进世界高技术产品化的发展。其他形式的定义方式很多，但总体上而言，知识经济或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或消费）之上的经济，是容纳新技术革命中一切科学知识和新技术等经济增长因素并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的一种经济。对于企业而言，知识上升为企业的战略性生产要素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充分利用知识资源从而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2.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有：(1)知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他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2)人力资源的意义进一步显现。(3)知识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对于知识经济有重要影响。(4)生产方式由集中化、大型化转变为分散化和类型化。
二、传统企业组织结构在新条件下的信任度问题
1.在工业化进程中，以直线制、官僚制为代表的传统组织结构，建立的基础是对于有形财产的确认基础上，通过对于个人财产的制度化确认，提高物质的生产效率。生产流程以机器为主，人及他具有的知识成为机器的附庸，组织设计强调等级秩序，层级设计复杂，强调非人性化管理。对于组织结构的边界设计主要在企业边界之内。通过对于企业内部资源的控制达到理想的利润水平。决策高度集中及正式，分工专业化并细致。这种组织结构模式相对于工业化之前的经验式的管理模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克服了家长制式管理在企业扩张时控制能力的不稳定，促进了工业社会生产规模的迅速发展，推动了钢铁、化工和汽车业初期的快速发展。是管理进入科学化的标志，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2.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组织结构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美国还没有完全进入知识经济，仅仅是知识经济的一些特征初步显现的情况下，公众对于所有机构的信任度就逐年下降，表现出巨大的信任危机。如下图，下表所示: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发现，整体上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主要机构的信任程度都在迅速下降，至1984年开始有所上升。其中各大公司的信任度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下降较为明显，从55%下降到1980年～1983年的17%，在1966年各大公司的信任度高于平均值6个百分点，在1980年～1983年低于平均值5个百分点，在1984年仅上升2个百分点，但低于平均值10个百分点。
从上边的图表可以发现，数据的发生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在这个时间段美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化，正处于知识经济逐步被相关领域的专家认知的时期。1959年，彼得・德鲁克在《明天的里程碑》一书中，提出了“知识工人”的概念，同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1962年，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提出“知识产业”概念，1973年，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概括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1985年，奈斯比特发表《90年代的挑战：重新创造公司》，指出：在新的信息社会中，关键的资源已经变为信息、知识和创造性。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只有企业对于资源的敏感性最强，因而表现出的波动性也较明显。
三、传统的组织结构在新形式下不适应的原因
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以分工为基础，以命令链为核心设计等级层次，在工业时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出了较大局限性：
1.严格的分工，窒息了员工的创造性思维。在传统组织结构里，员工需要被指导按照标准的程序操作，个人的地位与价值被所在机构所限制，一旦被机构遗弃，不仅失去经济收入，其社会地位与价值也不复存在。员工只是服从，工作是被动性的，与自己兴趣无关。工作被高度分割，不易产生成就感，个人的创造力受到极大限制。而知识经济社会，员工是本领域的专家，不需要别人告知该怎样做，其价值存在的方式主要是创造性劳动。过于机械的组织结构，难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多层次性，影响到员工创造能力的发挥。
2.对于外部世界的反应迟滞。在传统组织结构里，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工人的劳动重复性多，企业追求规模效益，因此更多强调的是常规化管理。而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市场稳定性较差，信息千变万化，消费者需求向着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企业必须及时回应市场的要求，在此情况下，谁能够适应这种变化的竞争环境，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传统的组织结构，要保证决策信息自上而下流动，经过多种层级最终到达生产者，即便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不发生扭曲，其传输成本也比较高昂，最典型的就是错过行动的最佳时机，损失市场。
3.企业规模扩张的非效益性。在传统组织结构下，对于利益的追求，往往会考虑到企业的规模扩张，试图实现企业的规模效益。常用的手段就是扩建，纵向与横向兼并等。在此情况下，规模的扩张，必然带来组织机构的膨胀，机构的复杂化一方面会抵消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收益，更为严重的是会使得指挥链加长，信息传递的层次增加，信息传递失真的概略加大，传递的时间成本增加。
四、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方向
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企业不断试验新的思想，如团队化、BpR、学习型组织等，信息技术在企业内部迅速普及，管理自动化、沟通便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推动着企业组织结构的进一步变革。大体而言，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符合以下发展趋势：
1.由被组织结构转向自组织结构。协同论的创立者H・哈肯给出一个自组织定义：“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时间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系统是自组织的。”也就是说系统形成的各种结构，无须外部的指令能自行创生、自适应、自复制、自演化，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就是自组织。而与之相对的，在外界指令干预之下实现的组织，则称作“被组织”。在组织结构上，运用自组织的方法组织结构即为自组织结构，而用被组织的方法管理组织，则称为被组织结构。例如，传统的组织结构，员工是被权力和指令进行控制，这样的组织结构是被组织结构。而在共同愿景的指引下，组织成员之间开展广泛的学习和交流，形成良好的协同作用，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的结构是自组织结构。知识经济条件下，组织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市场变化越来越快，组织的战略目标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因此对组织结构的要求是不能僵化，应保持高度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实现自动调整。
2.组织结构的边界由封闭状态变为半渗透边界。传统组织结构是封闭的，管理的范围主要限定在企业边界之内。而随着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巨变，大规模组织的局限性与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合作伙伴关系成为一种集中力量、共担风险、迅速决策的柔性模式。出现了企业联盟、虚拟性企业、转包等复杂性组织形式。这种半渗透边界结构模式是对传统的供应方――顾客关系的拓展，传统意义上公司与外部利害者之间的屏障正被拆除，许多公司允许其伙伴进入自己内部的信息系统。通过信息共享，降低信息传递成本。组织边界弹性增加，边界变模糊，企业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发现和填补在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空白地带”，而非争夺现有市场上的份额，因而，必须将顾客、合作伙伴等传统意义上的外部关系纳入本组织结构范围之内。
3.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日趋扁平化是指管理层次的减少和管理幅度的扩大。传统组织结构中，由于信息技术的限制，上级对于下级的层层传递指示和命令，下级则逐层向上级请示，中间层级的信息传输功能必不可少。新型的网络管理软件的出现和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不断普及，将为扁平化组织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所面临的是迅速变化的环境，信息的层层传递将会延迟决策的时间，使企业难以做出迅速的反应。由于专业知识传播的代价高昂，因此无论对于宏观经济还是单个公司而言，要在决策中使用专门知识就应该将许多的决策权下移，使得专家型的企业部门能够及时有效的应对。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人员精干,管理成本低;沟通效率和效果好;信息传递快,不易失真,反馈及时;决策速度快,质量高;适应市场的变化,反应迅速,能够及时捕捉机会,良性发展。
4.组织结构团队化。小组，群体已经成为新形式下组织构建的中心环节，每个单位或每个人都是一个与其他单位或个人保持信息沟通的节点，沟通的横向性增加，对于外部环境的主动性增加，团队成员根据顾客需要、价值增值的需要出发，及时做出反应。在团队中,每个人都要完成多种工作,因而使工作丰富化,扩大化,实现一人多能,有利于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通过团队的建设，可以促进知识的转移、共享，推动新产品的开发，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工作团队能吸纳内外不同背景、不同技能的优秀专家,共同完成特殊而复杂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团队可解散,因此,能增强组织的灵活性。顾客导向的跨职能的团队能够进行最有效的双向沟通,成员具有平等感、参与感和责任感,能焕发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
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6
关键词：村寨经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
国力的增强与经济整体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起到了推进的作用。然而在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针对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动力特征进行详细的分析。资源约束的强制性在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的转型关系到人们生活方式是否转变，所以在转型时，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一、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的特点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除汉族外，世居地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蒙古、羌和土家等17个。
在八十年代以前，我省少数民族的村寨经济结构是主要以粮食种植为主，产业结构等同于“农业”，也可以认为村寨经济的结构构成非常单一，主要的构成形式即为农业，由于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影响严重，少数民族村寨中也很少有其它产业形式，对于林业、牧业、渔业发展都很缓慢。后来，中国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已经在贵州省少数民族村寨当中初现成效，将单一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更加复杂的产业结构转型，村寨经济结构的构成模式，已经由最初的二级结构转型为三级结构，这种结构的主要模式是由生产结构、类别结构、产业结构这三大类型组合而成的。
二、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的产业结构特点
关于产业结构，至今为止，除了发展特别落后的村寨以外，大多数村寨已经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并协同二、三产业一起发展的产业模式。工业和服务业的出现，为村寨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加快了村寨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步伐。从生产结构上来看，农业的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牧业为辅。重点从事种植业，主要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寨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人们发展副业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获得货币，以换取生产资料，以及急需的日用品。少数民族村寨的第三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商业、饮食、服务、运输业为主。在第三产业中，劳务以及运输业，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三、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实现两大阶段的结构转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制度主要是依靠小农经济结构来进行推广的。一方面，使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以一个多民族、多样化的情态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力的推动了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多层次、多结构的历史转型。
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转型，主要是把政治作为出发点。国家从少数民族村寨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这两大方进行了总体改造。在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的认识基础上，以集中的形式对各民族传统经济类型进行强制性转型。在以国家为核心力量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组织的改变，村寨经济的整体结构也开始瓦解。
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第二阶段的经济转型，出发点已经开始从政治转向了市场经济。虽然转型的核心仍然是围绕生产方式与经济组织两方面展开，但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的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转型是在环境生态与资源约束、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变迁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实现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经济转型增添了动力。
四、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社会约束
对于少数民族村寨而言，社会约束在两大层上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一，在现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与经济制度变革的力量，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寨的生产模式、资源配置的全面重新构造，进而构成的外生性的社会制度性约束。其二，不同的少数民族村寨共同体，依赖传统社会组织对经济要素的结构性操作，所延续的内生性的社会制度性约束。可见，在国家与市场强大的外部力量的主导下，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因为传统经济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极大丧失，进而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型。但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统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因为这种转变从此就土崩瓦解了。少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延续，不仅仅从根本上保证了它经济要素的继续存在，而且还在与现代因素的相互交织、融合中，让经济转型呈现出长期的过渡状态，不断趋向于更为多样化模式的发展。
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在现代转型中所遇到的困难，可以充分的从两种约束力量中得到解释。但是二者之间的的关系并不只是相互抵触，更多的还是相互融合。将约束力化为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动力，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转型是传统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相互交融碰撞的，充满多重色彩，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五、总结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现代转型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指导和制约下开展的，它不单单体现为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机制，更体现为这两种制度之间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正因如此，解决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关键便是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互适应。这就需要我们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积极探寻解决制度之间相互约束的方法。我们必须在对外生性制度的持续反思和审视中，不断的去尝试、认知并且积极发展内生性制度中的合理方面，从而在有效降低相关社会成本中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也需要更主动地参与社会主流，从而制度的约束中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1]高发元.民族调查专题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2009
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7
关键词：网路经济；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085-02
一、网络经济的特点
（一）实时性
实时性就是指即时性，主要表现在信息流动上。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信息量极大而且快速，从而缩短了时间上的差距。网络经济的实时性给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网上订购商品或者服务，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想要的商品或者服务，这样就为我们节省了时间成本；某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可以建立共有的网络平台，这样生产者可以及时从销售者那里得到商品的销售信息，对市场做出即时的反应，从而决定生产的具体情况。
（二）虚拟性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传统的空间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虚拟化，全世界的任何人、企业或机构，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从而达到信息资源共享，智力共享等。一方面，虚拟空间超越了现实空间的限制，使人们可以获得无穷的信息量，无穷的选择和机会，经济关系也变得无穷。另一方面，虚拟性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的经济网络，使得对空间、资本、资源、仓储、运输的需要大大减少。企业只需要拥有具有优势的核心技术，就能通过网络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不需要有多少资本，不需要多少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选择在任何地方投资，使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组合达到最佳状态，从而使传统的生产流程和方法，传统的地理障碍和政治障碍都失去了意义，使资源的利用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三）交互性
网络经济的交互性是指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人之间的互动式经济联系。在网络经济环境下，由于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得自己需要的任何信息，所以就出现了如交易活动的多重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等复杂的交互关系。在以信息快速传播为基础上的网络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广泛、深入且快速，这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交易效率。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交易效率的提高，会使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市场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例如：市场容量的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加深、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等。所以，网络经济的交互性使得社会分工水平产生了飞跃，使市场和经济活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二、网络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的影响
（一）网络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作用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最首要的基本前提，也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动就是对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区域各种经济活动的产生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密切相关。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现实可能性和经济增长的潜力。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再起决定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传统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实现了产品的更新换代，而且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使得第一、二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小，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小。
（二）网络经济对人才、资本和技术的影响
1.网络经济使得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资源一般是属于特定群体，资源配置通常也是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进行。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资源特别是人力、技术和资金已经不能简单的说是属于哪个国家或者地区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性使得信息产品和信息资源不再是某一国家或企业的，而是属于全球性的，地域空间几乎不能影响到这些资源的归属。而且资源的配置也摆脱了地域的限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的进行，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对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行搜索；反过来，这些要素的所有者也可以在全球范围搜寻需求者，从而实现了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由于网络使得技术成为了世界性产品，技术信息可以在瞬间在全球传播和推广。资金在现代网络技术条件下，不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账户，而且其在不断地流转中还逐步实现价值增值，从而使生产、市场交易等实体经济更加活跃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2.网络经济促进人素质提高和技术创新
人的素质包括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是人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道德修养等方面。综合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易于掌握一定的技能，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也较强，这些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能够不断地创新各种技术，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高素质的劳动力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网络经济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学习来扩大知识面，拓宽思路，并且可以很快了解一些最新的知识，同时还可以对我们的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支持，同时也能培养我们的创造力。学习者通过网络不仅可以增加相互之间的交流、加强协作，还能够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开阔视野。从而为我们成为综合素质的人才创造条件。
（三）网络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网络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信息技术作为一种综合技术，能够广泛的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部门，改造技术，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减轻劳动强度，促进产品更新换代等。信息技术通过为传统产业提供高效能的装备；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工艺；提高传统产业的管理水平及综合素质等方面渗入传统产业。从而引起了传统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传统产业的产业结构得以改变。
首先，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快速、准确的获得各种所需的信息，这样就有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来改造原有产业，促进原有生产部门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改变产业结构的要素。其次，在信息产业的影响下，传统产业中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断增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也提高了，信息成本占传统产业成本的比重加大，从而使生产部门的投入结构和产品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四）网络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网络经济环境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劳动力需求总量和结构也发生了相应调整和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部分地取代人的脑力功能，而且也节约了部分体力劳动。一些人力技能所不能达到的目标，借助于信息技术手段便能够达到，使得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从而促进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信息网络强化了专业化分工，使分工趋于深化，从而形成了新的产业和部门，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而且信息网络技术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一部分劳动力分流向新兴产业和服务部门。但是这也使得原有的一些岗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从而使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发生变化。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虽然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传统产业溢出的劳动力并不能马上适应信息产业新增的就业岗位，这样必然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一部分结构性失业人员。因此，可以使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使得结构性失业得以减轻。而且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高素质的劳动者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能够适应不同行业的工作，这也会减少结构性失业。
参考文献：
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8
经济法是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总称。经济法的地位在国家对经济决策上的作用也很大它是经济法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基础也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对经济的追求就存在不同的方向进而大家对经济法的争议和不同意见就层出不穷，大家对经济法的理解也不同，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初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就是和经济有关的法律总称;日本丹宗昭信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经济法是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法，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内容;有人认为.经济法是经济公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德国经济法学界的主流学说;有人认为经济法是企业法。德国的卡斯凯尔和库拉乌捷，日本的西原宽一等，主张以企业为中心来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认为经济法是关于企业的法，企业的概念构成了经济立法的出发点;法国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对传统商法的扩展，人们更多的用经济法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商法。这也可以归于企业法说的范围;也不乏有人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而两分法、大经济法说、纵横统一经济法、经济法商法化理论等则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
我国的经济法因为受多国经济的影响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没有统一定论。我国经济法概念的核心之争，在于经济法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我国要结合我国国情经济发展现状制定符合自己的发展路线。
2对现代性的理解
现代性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较强的一个概念，涉及的知识面也很广经济、政治、文化全部涵盖在内，它的核心价值是理性而自由又是其根本，他们就是让我们在传统和现代中理性的做出选择，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让我们对文化采取博爱，自由的态度，我日三省吾身孔子时代就开始倡导反省，在我们进步的现代社会当然反省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也要对现在的经济法时常反思才能进步。
3经济法现代性的体现
3.1经济法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
每个都有追求而每个人的追求又因人而异，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我们我们才能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你连自己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何谈精神追求，每天都会为三餐奔波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并实现它。而现代我国已经大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可以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追求更好的生活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变成了大家追逐的目标，人们对自己权益是否得到了合理的保护和权利的实施问题越来越关心了，因此法律成为了人们精神追求的一部分。又因为时展不同人们对不同法律的关心程度重视力度也不尽相同，在私权、契约等关系中体现的传统法与国家的自由经济论和自由放任政策都具有一致性，而经济法因为其产生时代不同所以其精神追求也不同。
经济法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其中处处透漏着与经济有关的内容，经济规律，经济活动，与经济有关的体制法度、政策、杠杆等都与其有着紧密的关系。由此经济性和机制性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经济法的显著特点，这就是经济法与其他传统部门法律的不同之处，事物都具有相对性通过比较才可知各自的优缺点，就像现代法和部分传统部门法律相比其现代性就相对明显，现代性梳理成章成为其特性。
事实上经济法和现代性是统一的，在现代的快速发展下经济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才能实现经济的高效性，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我们要协调社会和经济的矛盾使双方都可以取得最大的利益获得最大的满足。由此得知现代经济法是目标和效率共同发展的，既达到了传统法的要求满足私人权益也保护了国家的权利和利益。
3.2经济法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
不管多么好的事物都要看适不适合自己，如果不适合自己他再好对你而言也发挥不出他最大的作用。正如诺斯(D.north)教授所说的路径依赖理论一样。经济学在统一的传统部门法产生的条件下还需要根据自己的时代现状制定相应的经济法，所以说经济法的发展要根据自己的时代背景来考虑那么就要看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起点不同飞的高低也就不同，目标追求自然不会相同。因为时展不同经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就会相应的产生问题，而问题解决方法又是根据传统部门法律来实施的，那么对于问题的解决就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问题的产生就促使经济法向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中曾有很多人对其提出质疑正是这些质疑使其发展的更好。所以可以得出结论是经济法是在传统部门法不能适应时展，跟不上市场节奏是应运而生的。因此现代经济法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大的经济背景。
3.3经济法在结构制度上的现代性
人要全面发展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社会要多元化发展接收对我们社会发展有利的内容才能进步更快发展更加迅速，所以经济法也要全面发展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被社会所抛弃，在结构制度上也要做到现代性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法使经济法现代性飞的更高更远。要想经济制度结构现代化就要对各种复杂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解和掌握可以在出现问题是灵活快速的解决，不论在制度的形成、构成、运作上都要做到现代性。构成上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自足性而在运作上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政府权力膨胀和经济制度的可操作性和调控性。社会制度新要求的发展使传统部门法的使用者都深刻体会了现代经济法自足性的优点与传统的不足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经济法结构制度的现代性将慢慢的被广大人们所使用传统法将慢慢淡化。
4结合客观事实进行分析
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9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文化结构结构功能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着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着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土地改革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新中国“土地改革”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土地改革“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土改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着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着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StudyontheeffectofFarmers，Culturaltraditiononevolutionof
modernChinaagriculture
abstract:ChineseculturaltraditioninruralsocietyplayanimportantroleonChina’sagriculturalevolutionduringthesecondhalfof20century.theauthorsupposeatheoryaboutculturestructuretodiscusstheeffectofChina’sfarmers’wayofthinking,valuesandotherculturalelementsonagriculturedevelopment.thearticleusesthetheorytoanalyzethechangeinagriculturefrom1949to2000.accordingtotheauthor,governmentshouldpaygreatattentiontoculturaltraditionandcultureconstructionincountrysideinordertoreachasuccessinpolicyandsystemarrangement.
Keywords:ChineseculturaltraditioninruralsocietyculturalstructurestructuralfunctionevolutionofmodernChina，agriculture
注释
[1]马克斯·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 新华出版社，2001。
余恩海：《中国农民的理性》， 《社会科学论坛》，2002，12期。
〈战略与管理〉， 2003，1期。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0页
王思明：〈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王思明：《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页
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篇10
[关键词]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S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8-0065-01
福建省三明山区是福建省的内陆地区，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在农业经济发展结构中，低效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传统农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新农业、现代农业才刚刚起步。当前，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进入关键阶段。由于区位、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原因，三明山区随着宏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深化，近几年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协调、优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了较好的基础。但是，地处山区的大多数三明各县，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思想观念、市场信息和农业科技水平等问题，虽然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些成效，但还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为此，新形势下，如何以现代农业发展的观念改造升级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理念，积极推动三明山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三明山区探索一条符合三明山区地域特征、产业特点的农业产业发展之路，促进三明山区农业经济长足发展、协调发展尤为迫切。在此，本文根据当前三明山区一些县农业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客观地分析了三明山区农业产业发展优劣态势，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方向、途径、对策，对今后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1优化升级传统优势农业产业
三明山区各县长期在自然条件，历史人文条件、传统耕作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如建宁莲子、建宁黄花梨，永安笋竹、清流赖坊花生、清流豆腐皮、明溪淮山、明溪肉脯干等具有区位优势、一定市场优势的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特色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优势。改变传统的低效、粗放型增长方式，可以通过大力推广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把农村各产业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紧密衔接起来，能有效地解决广大农户组织化程度低、进市场难的问题，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市场为导向，适度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有效整合资金、技术，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三明山区传统的农业发展当中，由于科技力量渗透不够彻底，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不够娴熟，不能够使三明山区各县传统的产业优势得到强化。对传统农业那种粗放式的发展进行调整和转换，利用科技带动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建立品牌，利用品牌的龙头功能，同时再增强与市场的接轨力度，推动农产品规模化、集约化以及品牌化发展，实现高质量的产供销一体化，实现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并且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促进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2提升主导农业产业
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中，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以粮食生产和烤烟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农业产业结构。烤烟生产产业是三明山区根据特殊的地理条件，由政府主导推广发展起来的。烤烟产业，已经成为了三明山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了三明山区的支柱产业。而粮食产业是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产业。农业产业调整中，应当使用新型的高科技技术推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三位一体的发展。在粮食生产方面，要保障粮食安全，落实惠粮政策，稳定粮食生产；一是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相对集中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对农田基础设施的田、路、渠（沟）网进行科学规划。二是积极推广应用农业“五新”技术。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肥料、新农药、新机具，注重引进新的农业品种、技术、理念。烤烟生产方面积极引进烤烟优良品种，大力推广烤烟生产先进技术，完善烟田、烤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种植效益和烟叶质量，提高农民收入。
3因地制宜发展新特农业产业
随着新的形势发展，新技术对农业的渗透，近些年三明山区各县新兴了不少农业产业，主要有：茶叶、苗木、花卉、肉牛、肉羊养殖等，这些项目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为了三明山区特色农业产业。三明山区在今后的农业产业发展中，应在不放松粮食生产和发展的同时，围绕当地烟叶、食用菌、林竹、畜禽以及果茶等主导性的产业，因地制宜引进新项目、新技术，发展闽台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特色农业等，推进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三明山区应根据本身特定的区位、自然生态等优势，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农业产业项目选择中要充分发挥该地的区域资源的优势，需要着眼构建现代生态农业，做好山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使得许多年轻人都放弃了农业的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越来越趋于老年化，而且由于农业生产上资金和技术力量的缺乏，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农业发展的一种阻碍。因而要想全面的推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就必须从多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调整。首先可以在土地制度上进行创新，改善人地矛盾，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建立良性的生态系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一要引导农业的市场化，即把农业的生产与营销置于市场机制基础之上。二要推动农业的社会化，包括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以及把农业生产、加工、分配和流通等农业再生产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要实现农业的高产出化，即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通过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4小结
本文是基于我对于三明山区地理特点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在文章当中我首先是论述了优化升级传统优势农业产业，而后又分别从提升主导农业产业和因地制宜发展新特农业项目这几个方面论述了推动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然而宥于个人知识水平的限制，在本文当中我并未能够对三明山区农业新思路的问题进行全面详尽的论述，仅希望能够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