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认识篇1
小农经济必须改造
中国古时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是讲人们只要有志向和决心，必能战胜任何困难完成常人所认为不能完成的大工程，这个寓言，对于我们革命者也很有教益。曾经把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即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比作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座火山，勉励我们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搬掉这两座大山，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把这两座大山搬掉了，建立了人民民生共和国。从现在起，我们的任务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原因之一，就是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人数众多而又极其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大海”。我们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除了自行国家工业化以外，还必须在相应的时间内逐步地填平这个“大海”，即使得目前为数众多而又极其分散落后贫困的小农经济逐步地改变成为用机器装备起来的集体大经济，在农业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造小农经济的任务。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开始了，同样需要我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决心来完成它。
大家知道，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破坏了和农民的关系，就是坏了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不是坏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小农经济的改造符合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当然符合于全体劳动农民的利益，从过去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证明，是完全可以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欢迎的，它是一件国家公共利益和农民的个体利益相结合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办得不好，在办的过程中把这两种利益分裂开来了，农民也会不赞成我们，因而远离我们。
向志在“论人民民主”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用了多长的时间呢？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宣布；“我们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个时间是从一九二七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十年）苏联宣布采取逐众集体化方针时算起的，当时苏联已经实行工业化政策获得了决定性的成效，对改造小农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至百分之四十二。我国现时的基础则比苏联当时落后得多，在我们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农业集体化，当然需要更长一些的工夫。我们是一个落后基础，（工业稀少，小农经济广大），改造小农经济，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地发展大工业和建立国营农场，另一方面需要自下而上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这两者必须互相配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特别后者在目前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细心组织的群众运动。但只要我们按照党的政策并实事求是地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是有一切条件和一切信心解决这个任务的。间题是在如何改造，如何正确地对待小农经济的改造问题。
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改造小农经济
要改造一件东西，必须认识这件东西，要改造小农经济，必须认识小农经济，认识小农经济的现状和特点，从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再根据其他客观可能条件，求出改造小农经济的方针、步骤和办法，如此才谈得到积极而又稳步地改造小农经济，而不致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什么是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我们对这些特点应当保取什么态度呢？
小农经济的认识篇2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素有“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说法。1997年，中国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汤安中教授的一本专著，书名就叫《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作者饱含深情的写道：“中国的无论哪一件、哪一桩风云大事均离不开‘农民’这个‘源头活水’”，故书名“颇合中国国情”[2]。中国与农民的这种“鱼水”关系使农民问题始终成为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施政问学的焦点，作为一生始终站在“不断革命论者”立场上的革命家，毛泽东所追求的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首先便是以解放中国广大农民为目标。毛泽东出身农民，一生关注农民和研究农民问题；他对中国农民的理论认识，达到了历代社会精英所没有达到的高度；他就中国农民问题所说过的许多著名论断，至今也令许多中外政治与学术精英为之倾倒或惊愕；他执着于为中国农民谋利益的事业，为解放农民奋斗不息，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富裕绞尽脑汁；他言行一致，敢想敢干，一往无前，全面而彻底地将历代中国社会精英所追求的“大同”理想付之于实践，成就了历代统治者想做却始终没能做的空前事业，同时，其实践结果的最终失败则彻底打破了他们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空想。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和丰富实践，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即使其“沉重的教训”也给中国农民问题的出路昭示了新的契机。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路，集中了同时代的中国社会精英在此问题上的全部正确和谬误，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来者。也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认识农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结果，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陷入的困境，都可以从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和对农民问题解决的思路上获得全部的说明与启迪。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烙印！所以，研读毛泽东，是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内容；读懂毛泽东，是理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和“三农”困境的一把钥匙。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第1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理论方面，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革命与农民改造的理论，主要论点有：“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是造成农民的“极端贫穷与落后”和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历代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得不到先进的政党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而成为历代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1]；“农民不能代表自己”，要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2]；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才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3]，他们中的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而充当“革命先锋”[4]；作为专制制度“对立物”的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的思想[5]；农民那“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并“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6]；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或小商品生产者”，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积极性[7]，作为私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表现出农民的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8]；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9]，“稍微放松……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10]；因此，“严重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农民”抛弃家庭经营的“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即“一大二公”）道路[11]。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上述基本观点与基本结论，都是当年教课书与主流媒体宣传的基本思想。当时，虽有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一批学者，在注意“随时批判和清算农民意识”中，似乎展示了被认为是有别于主流认识的独特观点[12]，比如，在强调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基础上，批判农民根深蒂固“向上爬”和不断分化的“小私有观念”[13]；认为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是通过迫使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向农民“作某些让步”来“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14]；“农民本身是封建阶级”而“非革命阶级”[15]，不管是造反或革命都是“非自觉的”，不会发展成为“打土豪分田产”、“打倒地主”[16]和“组织起‘苏维埃’”[17]，而“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统治”[18]；别“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19]，“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是个“需要领导”和“教育”的“落后阶级”[20]。但是，如果将上述所谓“独特”观点与主流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历史主义学派除了在挖掘农民那些愚昧落后意识的程度上和对农民落后意识进行执着而严厉的批判上稍进一步外，其与当年主流舆论集中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教育、引导和推动农民追求集体化“政治目标”，即走向“一大二公”体制上并无质的区别。都是在证明：农民阶级是愚昧落后，不具备现代意义的革命性，即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必须通过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坚定地接受先进阶级的教育与领导；而当时所谓的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引导，实际就是要农民走“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即便其有细微区别的“让步政策”曾遭到毛泽东的“反攻倒算”论的严厉批判。如果再将两者基本思路和结论与毛泽东著作中相关论述加以对照，则同样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出处，实际论述的内容也还是毛泽东论中国农民问题的注释版而已。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3、692页，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5]洪家义：《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谢天佑：《对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必须作阶级分层》，《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6]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9]《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2]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7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作者认为，以赵丽生、孙祚民、蔡美彪、翦伯赞和董楚平等著名学者实际形成了一个历史主义学派。
[13]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5]翦伯赞：《怎样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文汇报》1962年5月18日。该文认为：农民虽然反剥削、反地主和坏皇帝，但不反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地主阶级。
[16]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8]孙祚民：《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9]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20]蔡美彪：《再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11期；沙健孙：《是‘历史唯物论，还是经济宿命论’读后》，《光明日报》1964年7月15日。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打击封建制度的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2]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3]；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4]，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5]；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6]；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7]；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著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其次，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革命作用研究上的深化与某些突破，这方面经济史和古代史学界着力最多。他们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农民革命作用、家庭小农经济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农民意识的批判等研究上。如针对长期形成的农民战争是“真正发展动力”说和农民起义“革命”说，学者们打破“暴力万能论”[8]，提出了“生产力发展”说和“修理工”说，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民战争或起义只是充当封建统治的“修理工”，目的是建立“开明的新王朝”[9]。对农民意识问题的研究，针对长期受赞赏的平均主义革命性，孙叔平、董楚平等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的失败，认为这是“让农民的自发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自由泛滥”[10]，是受到或利用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导致的严重危害，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在作怪”[11]；即认为毛泽东在集体化运动中所体现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或受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影响[12]；肯定“农民革命”、“农民政权”和“农民革命领袖”就是赞赏农民平均主义而放弃对农民阶级的先进领导[13]，等等；将平均主义视为农民意识进行批判是此时的显著内容。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认识与研究：有的认为农民战争对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保护是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并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14]；金观涛等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提出超稳定系统假说，认为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超稳定的“板结体”，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黄宗智则以华北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为例，提出了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15]。显然，上述研究都还是对教课书已认定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进一步解读与批判上的具体深化[16]。与此相反，白钢则提出“小农经济非封建专制国家经济基础”的观点[17]：认为小农经济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本身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它的地位和作用受当时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18]；邵达生等则认为，小农经济称为封建专制国家的“剥削基础”更为准确[19]。非常清楚，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入，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民家庭经营，重新认识农民阶级的作用和农民意识，已是中国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尽管还没有看到对农民家庭小农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论著，但“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论的坚冰已经打破。反观当时的中国现代史与党史学界，翻阅期间上述学科近十年的学术成果，传统思维似乎还是陈陈相因，急需理论的引入、更新和运用的创新。
[1]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2期，第90页；毛磊等：《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见《江汉论坛》，1990年，第3期，第27页；《中国的平均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3]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6]林蕴晖：《变变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矜持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7]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8]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著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9]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和《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控浅》（《求是月刊》1981年第2期）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1979年10月23日。
[10]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页。
[16]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这种见解在视农民家庭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时就已经出现，其代表就是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派，在国外，则有舒尔茨、张五常、赵冈等人的观点。
[18]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19]邵达生：《是经济基础还是剥削基础？》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集；谢天佑：《封建社会再生产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历史地位》，《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著，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990年，我考取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二次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在导师魏宏运先生精心指导与组织下，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交流平台。期间，我于1991年初完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的写作[2]。在书中我就前述土地革命中有关平均分配土地、阶级划分、富农问题、查田运动问题、农村互助合作和农民的负担等等问题，在已有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不同见解。1991年8月，我在南开大学参加了由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变革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3]的会议论文；并将出版社会议前夕送来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的样书分送给与会的国内外同行交流。论文在小组发言后受到了国内外与会学者的关注和“好评”[4]，同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也意外地受到国外学者关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现代史专家马克·塞尔顿（markSelden）对拙作抱有良好的印象，并给予了令我吃惊的评价，他希望我能同意将该书在美国翻译出版[5]。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也是我多年的研读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关注的开端。随后，我在《南开大学学报》、《抗日战争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等书刊上又先后发表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再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权政策转变的再探讨》、《变革封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略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变革运动》等论文，完成了《平均主义与改造农民：试论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根本性失误》和《社会心理与高潮迭起：试论农村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等论文的初稿，并参加了我的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调查”的冀东农村社会调查。冀东农村调查，是我真正亲近北方农村乡土，走进北方农民的土屋小院，坐上乡村大炕头；北方农民的敦厚勤奋、朴实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还先后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做了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些农村调查与考察，使我的研究走出了原有的狭小区域，为完成学位论文（即努力全面系统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我在南开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于1993年夏天回到我曾经学习与工作过的江西师范大学工作，并在1994年春夏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增补与修改，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6]为题，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于1995年正式出版。
[1]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3]该文根据1985年在南开大学进修期间撰写的初稿修改而成，于1991年提交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小组会发言。会后主要内容收入大会论文集《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全文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4]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5]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StudyoftheLandRevolutionintheCentral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economic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6]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首先，拙著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为书名，将毛泽东半个世纪左右（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他的逝世）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实践，划分为两个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和集体化运动时期，以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界）四个阶段（走向变革阶段：1919－1927；土地改革与废除农村封建生产关系阶段：1927－1953年春；走向“一大二公”阶段：1953－1960年；执著空想模式与继续探索前进新途径阶段：1961－1976年），进行系统而全面考察，从而将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的“理想与实践”“逻辑”为“按照他的设计和理想前进”的一个整体（拙著前言第1页）。当时，毛泽东逝世已经近20年了，他推动的农村经济变革，在毛泽东及他之后的时代都是那么的惊天动地；可是，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一生推动农村经济变革的专著却迟迟没能问世（至少当时乃至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在我看来，那时能看到的有关论著中，学者对毛泽东推动的整个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均局限于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分析与考察，缺乏系统考察、全面分析与整体把握，总是把毛泽东的理想目标与策略调整、或把理想追求与战略退却混为一谈，似乎毛泽东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接着又重复错误；导致不仅研究对象毛泽东的行为前后矛盾，而且研究者的“事后诸葛”也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拙著是在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体性综合研究，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将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概括为：“有时循序渐进，甚至以退求进，有时高潮迭起，一个紧接一个；理想与历史契入现实，阶级斗争相伴始终……现实曾校正过理想，理想因此却变成了现实，历史树起了时代的丰碑；理想曾也发展为空想，空想又左右过现实，历史因此陷入‘停滞与徘徊’。功业也辉煌，失误也重大。辉煌的功业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重大的失误酝酿了新的历史性变革。”（前言第2页）它将毛泽东策略艺术的高超与目标模式的错误区别开来，对毛泽东推动农村经济变革实践，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其前后的继承与发展都清楚而协调地展现在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之间。
其次，拙著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第3页），“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再次，拙著在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许多正确策略政策和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史实论证，对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在各阶段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评价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农村阶级路线问题，不仅30年代初期对“地主、富农和中农成分的划分”“明显地存在严重的问题”（第25页），就是到50年代的土改中，对从事经营“做指挥管理工作而不直接参加农业体力劳动的富农，其成分的归属问题，因受到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最终也没有能得到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表面涉及的只是富农的阶级成分问题，但实质上是怎样正确认识“剥削”与“劳动”的内涵的问题；它在当时虽无“大的不良影响”，但对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中“正确认识多种经济形式共存，正确把握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实践上与理论上将引发更为深刻的问题”（第30页）；而所谓“联合中农”的问题，实是“依靠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权威，掀起火热的阶级斗争，达到团结中农，这才是毛泽东联合中农政策中更为确切而实际的内涵”（第34页）；对依靠贫雇农“可能导致的盲动错误”，“史学界却长期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以致解放后也长期未能吸取下层贫苦农民说了算的经验教训”（第37页）。关于平分土地与富农问题；论证了平分土地的前提是没收一切土地，“不然，政府凭什么去平分一切土地”；“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同样都采取“平分土地”，实质并没有所谓的“原则的改正”[1]；它不但消灭了旧式富农，同样会损害中农的利益（第40-43页）；30年代开始毛泽东确立了“地权农有”思想，但它“只是”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打了折扣的”和“不完全的”的“土地占有权”，从法权上说存在“不严密”的“缺陷”，仅是革命策略性的“产权”，进而自然影响新富农保护问题（第60－63页）；当年曾有“削弱富农”、“限制富农”、“抑制富农”等提法，“实际内容都是消灭旧式富农之意”，至多是保护新式富农（第23页）；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则仅仅是实现平分土地的措施之一，不是什么“限制富农”（第45页）；废除“债务问题的认识，从另一个侧面上，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社会观，也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水平”，“不能盲目颂扬”（第48页）；“抗日根据地内的‘减租减息’推动了一场‘悄悄’的土地变革运动”，是“变革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和“全方位的经济变革”（第48-52页）。根据地农村劳动互助组织，是“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发展经济组织形式，创造了“‘大书特书’的奇迹”，但毛泽东在总结时出现了偏差：即“脱离具体环境”、将劳动互助当作集体劳动和与生产率大提高划等号，并将之“与追求‘集体化’理想目标相联系”，这导致他后来坚信“‘一大二公’和轻信浮夸风”（第77-80页）。对于集体化运动；针对不少论著认为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总路线是战略改变的即兴而为，提出并论证了这是“误解毛泽东整个农村经济变革战略”的观点（第116-120页）；针对党内不同意见最后都服从毛泽东的问题，认为不能单从毛泽东的专制武断解释，比如，“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由于他们在追求的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就不可能从理论上来影响毛泽东，而只能在毛泽东迅速推进的合作化运动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了”（第130页）；针对史学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以1955年夏天为界，肯定前段，批评或否定后段，重点是批评后段的急躁冒进错误”的基本看法，认为“如果仅按急躁冒进错误来认识问题，上述阶段的划分是正确的，要是只允许从传统的集体化模式和姓社姓资的思维方法来评判这段历史，那么史学界的上述看法也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把集体化（或合作化）运动分为前后二段来加以肯定和否定，是根本不科学的，与毛泽东的原意是相违背的，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集体化运动的失误，绝不是一个急躁冒进或快与慢的问题（第140－141页）；针对学术界将集体化运动的失误归咎于农民平均主义，通过对当年激烈阶级斗争形势下整个农村社会心理的分析，详细论辩这种观点的错误和导致亿万农民“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认为“人为地滥用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社会缺少基本的民主与法制”，才是导致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187-194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2]，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2]《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著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关于农民意识的特别是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问题的研究，则还是传统观点一统天下，认为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精神麻木，因循守旧甚至封建迷信，信天由命”[1]；“多数人都对新的生产技术的功效表示出怀疑、排斥、恋旧和冷漠等态度”[2]；“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3]；“农民平均意识即平均主义”[4]；农民的“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5]；“农民天真地要求与统治阶级平分社会财富”，并发展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期望和价值观”[6]；“只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依然占优势地位，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冒出来并左右其行动”[7]；“普通农民最为欣赏的自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作法”，土改“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农民把“合作化当成了‘合伙平产’……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第二次土改”[8]；建国后平均主义的“严重危害”，也被认为是“清楚地看到了……农民意识的严重危害”[9]。显然，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或农民意识等传统认识，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著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再次，关于实现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也是近十年农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杜润生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中国农村改革理论研究和直接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农民问题专家。他在农村改革初期就注意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自我组织对农民的重要性；80年代中期，他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农民协会[17]，认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18]，并一直呼吁让农民组织起来；陆学艺、郭书田[19]、陈锡文、迟福林[20]、于建嵘[21]、李成贵[22]、盛洪[23]、赵立刚[24]、党国英[25]、蒲文忠[26]、程同顺[27]等都持相同观点，认为在政府政策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是造成“三农”困境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的问题，改变农民弱势群体的地位，他们都主张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民组织，以提高农民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当然，相反意见也很多，如有学者认为：农会是一种“革命组织”，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农民组织也可能被人利用[28]，或担心农民组织演变为“社会运动”，威胁现有政权[29]，或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也不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即便付诸实施，也会“沦为公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建立农会不仅“尚早”，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30]；或从现实操作性角度提出建立农会在当下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31]；或认为在“当前农民的原子化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协会可能不仅不能维护农民权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负担，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32]；等等。因而，反对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应该说，尽快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无疑切中了当前农民问题的要害；而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对目前我国工会等民众社团组织的现状及其社会作用的评估指数，持相反观点的一些意见也不无道理；至于现实社会最终没能接受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的建议，主要是因为没有准确认识谁是农民的主体。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思维所致，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农民就成天然的“造反者”、“革命者”，是暴民、乱民和刁民，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愚昧落后，总是被人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33]；因此，乡村干部怕农民，城镇市民怕农民，知识分子怕农民，政治精英也怕农民；持农民组织论观点者也没有能破解几个似是而非的农民组织危险论的观点。这样，九亿农民就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组织。所以，理论界急需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区分谁是农民的主体，认清农民主体是社会建设者与社会稳定力量，还是社会破坏者与社会动乱因素，纠正对农民群体认识的误解，转变长期形成的农民观。
[1]陈庆立：《中国农民素质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2]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3]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4]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5]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6]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05、133页。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另参见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7]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8]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9]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1]秦晖：《“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世纪中国》2001年4月4日。
[12]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3]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第36、38、4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李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6]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7]肖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经济管理文摘》2003年第2期，文章提到小平同志的回答是：“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
[18]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19]郭书田、陆学艺：《解决“三农”问题的十条建议》，载《中国经济时报》，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5月
[20]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1]于建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
[22]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3]盛洪：《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经济观察报》B2版，2003年1月27日
[24]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2日
[25]党国英：《相信农民甚于相信政府》，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2日
[26]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8]于建嵘在《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一文中提到学者们的三种担忧：“农会最好不要搞，因为这种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成立了农民协会这种群众组织取代基层政权将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谁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物品，谁承担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行等等”；“成立了农民协会，被坏人利用了如何办？”。见《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12日
[29]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第四，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新进展，比如，“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即使不是‘杜撰的或误认的’”，起码也是被“不恰当地扩大了的”；当时农民“只可能”存在“自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急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毛泽东是“使用经济、政治和行政三大杠杆顺利地将农民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的[1]；有的认为合作化运动要解决的正是农民最缺少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2]；具体的策略步骤虽多有创造性，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3]。但综观全面，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具有解决经济发展和消除两极分化以及广泛的“人民性”与“历史合理性”[4]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合作化运动只是过急、过快、过粗、过于单一的“四过”框架还没有实质突破[5]；甚至有的还仍然将其夸大为“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保守的、自我封闭的小农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对于中国农民的思想教育，却是空前的”；对农民“是一次难得的教育机会”和“伟大胜利”[6]。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准确评价毛泽东推动的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和正确认识与深化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问题，史学界的研究还真是任重而道远，本质上同样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另外，我在拙著中论及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富农问题，在最近出版的许多论著中，因没有把握共产党关于树立农村“贫雇农权威”和政策确定或允许“重新平分土地”（“大多数人要求即可重新平分”）等主要生产资料对富农、中农的实质影响，而空谈对中农乃至富农的所谓保护问题[7]，都显然是不准确的。我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早在拙作中已作了明确的表述。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回顾与学习学界同仁相关学术成果，追踪农村社会改革与发展面对的新问题，顺应时代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是我尝试重新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基本路径选择。如上所述，在进一步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全部问题都关系到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问题，要解答农民的“毛泽东热”是否农民留恋毛泽东追求的“一大二公”？研究缓解“三农”困境途径应不应该让农民组织起来，则要从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弄清谁是农民的主体和农民组织是否危害社会稳定做起；对农民意识“危害论”和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的传统认识，则要从历史与理论上加以澄清；而对以救世主或以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无视或敌视农民家庭经济的传统意识，则要分析它为何总是挥之难去；等等。如何解答？如何弄清？又如何澄清？如何挥去？这些问题，则是我最近十年来期望进一步努力读出来的重要内容。在此期间，我十分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先后两次给予我的研究课题立项资助，使我能够以20世纪百年来的历史为时段，以曾是中央苏区的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为个案，继续对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资助和学界同仁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在该地区农村进行了多达近300天的社会调查研究，发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专著，使我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本书的《遗产与超越》一章中，正是在已有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前述学术回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节展开专门的讨论：以“闪烁而耀眼的遗产”那“抹不去的记忆”与现代“三农”困境前后比较，阐明了“毛泽东热”是农民对社会公正的渴望，而非对“人民公社”的留恋；通过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谁是农民主体的问题探讨，分析了农民的主体在以下层或上层为导向，将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论证了农民主体不仅是社会建设者，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力量，回答了当前中国农民能否真正实现自我组织的问题；通过农民本质属性的探讨和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探源，论证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而是平均主义的“克星”和“一大二公”体制的瓦解者，而打造平等与公正，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的阴影则是中国社会的应然选择；通过农民家庭经营所具有的自发激励功能、灵活适应转化功能和连接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基因分析，进一步深入论证了它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和“非均衡”发展的经济经营模式，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小规模农业向与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适度规模农业发展，因而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是适宜的因而也是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指出“私”无罪，“小”无碍，农民家庭经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活水源头”；应善待农民家庭经营，让农民从“无产者”回归“有产者”，培育农民成为市场主体。最后，本书在结束语中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确认：自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与实践者。然而，对九亿农民群体来说，则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执政的共产党人只有让农民也能自己代表自己，才能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知晓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并将其综合与融入执政的正确决策与实践之中，真正实现对全国广大人民利益的全面代表。而在本绪论中，我力图对学术界长期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寄望能将本书研究的内容推到新学术的前沿。这些都是我为努力读出来所作的尝试。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著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著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著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2]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4]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5]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小农经济的认识篇3
一、农业经济管理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
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当中，由于堤防政府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认识不充分，从而导致在实践当中存在诸多问题。当下在国内很多地方政府虽然在党的政策作用之下，开始了新农村的建设，但是对于内涵性的东西没有充分认识，没有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因此，在农业经济管理当中，导致实效不大。而且，在农业经济管理当中，当地的地方政府还没有树立起强烈的人才意识，多数乡镇政府没有把农村的农业经济管理作为一项准公共服务而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地方政府对于农业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没有正确的认识，从而导致在后续工作实践当中，诸多问题得不到贯彻落实，问题重重。
2.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
在当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当中，农村与城市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国家政府复制，促进发展，旨在缩小城乡差异，但是农村的现状在当下不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我国人均可耕地面积少，伴随着先进农业工具的应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也因此，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与有限的耕地资源的矛盾不断凸显。而长期在这种环境之下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当中的问题也会逐步出现，因为城市发展当中，沿海地区甚至出现了“用工荒”，而农村却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样便在农村经济发展当中，出现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农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便会导致在人力资源还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开发前，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给城市也带来诸多方面的压力和困惑。
3.农业经济管理缺乏核心动力。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优秀青壮年和有知识人才外流，许多从农村走出去的劳动力很少又重返家乡进行建设的想法。其中包括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再加上青壮年的外出务工，重要的建设力量的缺失，便大大加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难度。近年来，在劳务输出地区，出现了诸多的留守村落，当地的农业劳动力就呈现出为女性化、老年化和儿童化倾向。没有核心的动力发展支持，导致在加强农村现代化建设当中，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起来问题重重。因此，在这样一个人口质量和结构基础上进行农业经济的开发和建设，必然会引起很多的困难。
4.农业经济管理偏重于增产增量，忽视质量控制。
当前我国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往往偏重于增产增量，忽视了对农业质量的控制。一些地区，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的管理着重于运用各项技术，去提升农产品的产量，例如开荒种植没有根据地域自然条件选择合适的经济作物、过多的使用机械，农药的过量使用、鼓励新品种种植等等，而没有提前的探索这些增产增量策施将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忽略质量控制的直接后果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当，造成环境消极的影响，例如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等。此外就是农产品的质量问题，例如农药残留过量，人们食用了这些农产品，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对于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是不利的。
二、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策略
1.地方政府加强对于农村建设工作的认识。
在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当中，首先必须要正确认识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政府首先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为农业经济管理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另外，在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更要重视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同时，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在积极认识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进行招商引资，全面发展新农村建设。
2.积极建设现代农业新结构。
在农村发展当中，积极的调整农业发展的结构，是农业经济管理当中的重头戏。首先在农业经济管理当中，可以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新型农民来打造现代农业。通过扩大和加强农村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范围与力度，来缓解当下农村和城市面临的双重压力。同时，也要提高农民应用技术的能力，大面积惠及现代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和改变农村经济结构。这样，不仅可以更好的推进国家第一产业的发展，对于构建新农村，加强农业经济管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在当下新农村建设当中，应该就地取材培养实用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实用型技术人才和现代新型农民。这样，不仅可以大大的因地制宜的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而且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3.鼓励青壮劳动力、大学生回乡建设。
在当下农村发展当中，缺乏一批高素质、有远见的队伍在农村发展建设。这样便导致农业经济管理缺乏动力支持，因此，要为青壮劳动力、大学生回乡建设创立一个绿色通道。积极引导他们回家乡发展，这样既把城市文明带回了农村，提升了农村的文明程度，又利用所学到的一技之长，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对于加速新农村的建设，提升农业经济的管理水平都有诸多的积极意义。
4.加强对农业经济各个环节的管理。
对农业经济的管理要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不仅仅侧重于对农业生产环节的管理，从产前到产后加工都要加强管理。尤其是近几年，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各式各样的食品安全丑闻被媒体暴露出来，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流通、食品质量与安全监测等环节应该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管理的重点所在。农业作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不能够忽略的，否则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可以出台相应的管理标准，对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设置质量标准，在管理农业经济的时候，就能够依据这些标准开展管理的工作，管理工作能够更加顺畅。
三、结语
小农经济的认识篇4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压迫，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首先参与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得中国改革获得了稳定的基础广大的发展空间，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覆辙。在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贫困落后问题，因此也同样离不开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三农”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他又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2]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见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80年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农民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总之，“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80年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第一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52年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第二个时期是从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至2001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3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在这漫长的8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认识飞跃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二次认识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建设道路。
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即解决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问题。由于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内忧外患日益深重，资产阶级既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必须找到庞大的主力军，也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城市里无法解决的。在1921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了队伍和影响，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庞大主力军，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在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显然是不存在的。大革命的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大批过去就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和熟悉农村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彭湃、邓子恢、方志敏、贺龙等，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干扰，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更重要地是毛泽东通过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找到了如何依靠农民、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即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可以从毛泽东当时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在发动农民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立即遇到了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也即是如何打倒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和从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战争以抗击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围剿。于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自然成为党在农村的三大任务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武装斗争）。因此，从1927年到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农村奋斗，在土地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以及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经开始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开始成为土地改革以后的主要问题。首先，党一直认为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但是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
1950年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和整顿供销合作社，1951年积极提倡农业互助合作，1952年农村整党中批判和处理党员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反映出党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思路，引导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跟共产党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验证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论断，于是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来说，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都成为当时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务，成为保证工业化任务顺利实现的前提。当年开始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都表明党对农民的基本而是，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力军（革命性）转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为了减少“统购统销”的阻力和迅速推行农业合作化，党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村基本上成为清一色的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再次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划分阶级阵线、开展阶级斗争的办法。此时的阵线划分，则是以贫下中农为一方，以富裕中农和富农为另一方，其理由是贫下中农因为经济地位和生产条件不足，依靠个人发家感到困难，因此欢迎互助合作，希望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而属于党在农村中依靠的阶级力量。而富裕中农和富农，由于家庭经营条件较好，认为单干的效益最高，更愿意单干，并且对于国家实行的“统购统销”等不满意，他们希望走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代表着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而他们是党农村中需要战胜的阶级力量。
从1953年到1957年，党在农村中一直以这种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单个或追求自己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而共同富裕的合作社，则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矛盾很多，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典型示范时期除外，因为那时不多的合作社一方面确属自愿互利、进退自由，另一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援助）。实际上，上述认识往往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陷入两难选择：自己想选择的单干发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党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虽然是阳光大道，但是未必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于是只好放弃自己的选择，顺着潮流跟着政府走，去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现实与这种理想的目标总是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就陷入无休止的体制变动和政治运动中。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年“大跃进”证明了公有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堵死了自1953年以来形成的企图依靠公有化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甚至无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1961年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三农”问题留给全党的教训。于是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转换思路，开始另一种改革尝试：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选择，不再要求以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
于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改为村民自治，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生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大为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该说，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就“三农”问题来说，此时的认识基础，已经不是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从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看，党也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纯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城市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
应该说，经过5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党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形成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即邓小平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点，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至于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来实现这个目标，则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3]三、历史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如1978年以后率先开展农村经济改革。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则受到挫折，如大革命时期不敢放手发动农民，大革命失败后仍然以城市为中心；如合作化过程中的“四过”问题；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四清”等。历史虽然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我们叙述和研究这个历史过程，主要的目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4]研究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认识的历程，就会发现，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
党的80年历史证明，凡是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而认识上的失误，也主要是由于照搬马克思主义某些设想、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或凭主观愿望。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贡献最大的毛泽东，是“实事求是”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典范。他对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主要得益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强调要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他发动的“整风”运动确立了全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基础，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样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是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才突破了长期束缚中国共产党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的认识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和江泽民提出的关于党的“三个代表”思想，都反映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三农”问题认识上，1978年以后对“包产到户”的认可和推广，对农村专业户的认可和扶持，对乡镇企业的认可和鼓励，都反映出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而80年里党在“三农”认识上的失误，则往往来自“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调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和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就是教条主义和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同样地，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由于缺乏经验，但主要是从苏联经验和理论出发，在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上，在农村两极分化、互助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在工业化速度的认识上以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上，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实事求路线和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尤其是忽视了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经验，结果得出了一些与实际有出入的结论：例如关于小农经济弊病的认识；农村两极分化趋势的认识，关于初期合作社优越性原因的认识；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认识；关于1957年“退社”风潮的认识；关于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认识；关于“包产到户”的认识；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等等。其中最极端地就是“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主观主义和压制不同意见。
（二）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
党的80年历史提供的第二个经验教训，就是正确的认识来自良好的民主集中制，而错误的认识则多产生于独断专行或压制不同意见。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之所以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王明等人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手段。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几次重大失误，也主要是违背了长期形成的党内民主制度，个人独断专行：1955年对以邓子恢为代表的稳步前进意见的批判，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压制了党外不同意见，那么1958年的成都会议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则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1955年邓子恢受到批判以后，就“三农”问题来说，党内其他领导人已经不能平等地与毛泽东讨论问题，而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甚至不敢与毛泽东争论是非了。其实，从合作化时到国民经济调整，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党内并不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普遍的共识，但是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认可，仍然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例如60年代初期出现的“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被压制下去，直到1978年以后才重新推行，结果延迟了将近20年，使中国在60年代初期失去了一次可能成功的改革机会。
（三）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还说明：在不能代表促进全体公民利益的前提下，凡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着说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就是正确的。就“三农”问题来说，由于农民始终占人口的大多数，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除了战争以外，我们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损害他们的利益或者剥夺他们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此，一切认识和决策的的前提应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其实农民是通情达理的，在民族危亡或确实需要其做出牺牲时，农民是不会拒绝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是一个落后的、分散的群体，文化水平低和受产业的限制，以及作为最需要被改造的群体（改造传统农业广大农民需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农民也是理性的，也同样具有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自主权，即使是一部分农民，甚至是少数农民，他们的自主权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并不是注定的牺牲者，而首先应该是受益者。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动员农民，即打破旧政权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实现耕者有其田，来建立了新中国，为现代化扫清道路。应该说党的政策确实代表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农民是革命的受益者。
建国以后，尽管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党员成分来说，中国共产党都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试图实现工业与农业并举、城市与乡村同步的发展思路。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影响和缺乏经验，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即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单一公有制。结果事与愿违，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了比苏联更为极端的压制农民的体制和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问题还是出现在如何看待农民的利益。工业化最终会为农民带来利益，这一点谁也不否认。问题是农民的个体经济是否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业不能相容？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不是绝对的奉献者？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但却是列宁和斯大林早已有定论的问题。195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决议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1953年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又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这两次回答都是完全根据苏联的理论和经验。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过去批判“包产到户”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压力下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利。同样地，在80年代中期，当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中共中央同样出于保护农民利益和自主权利的考虑，在一片关于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干扰计划和产生“不正之风”的呼声中，坚持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
建国以来50余年的历史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为己任，在党和政府的决策层中或能够影响决策层人群中，农民人数虽多，但呼声却比较弱小，常常是农民、农村、农业发生严重问题才引起重视，因此政策和措施也往往带有救急的性质。因此，在方法论上有意识地强调关注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实在是很有必要。
[1]《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2]《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3]《人民日报》2001年3月17日，第一版。
小农经济的认识篇5
一、现行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意识的缺失表现
公民这个概念包含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内容，包括两种不同又相互关联内容。一种是法律概念，所谓公民，即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人。另一种是社会政治定义，它从个人与国家权利义务关系来对个人作最基本的社会成员身份定位。现代公民意识要求每个人把自己从自然的“人”或抽象的“主体”转化为公民社会中的一员，转变为人格平等的“公民”。
现行的村民自治实践所暴露的农民公民意识不强，是由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过去把社会存在主要归结为生产方式是不全面、不准确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三形态(或三阶段)对人们的意识其有决定性影响，为我们解惑意识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自然经济(农业经济)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本特征。它是权力集中、人身依附关系，与此要适应的“人治”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奴卑意识赖以存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及不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此类现象；交换经济(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实质上已经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是以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即人依赖于物的价值形态——货币，但人的人格是独立的、自由的)为特征。亿万次交换既是破除自然经济——人身依附关系的利器，又是形成独立、自由、平等的基础与前提。交换的主体必须是独立、自由(不能把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0、平等(地位平等、内容等价——或认为是等价)交换才能正常持续恒久地进行下去。社会主义从原来经济落后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超越了市场经济阶段，实质上是在现代经济(世界范围内)条件下放大了自然经济，从而在很多方面不自觉地把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某些观念当作社会主义的意识来坚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体制写进党章与宪法只有近十年时间，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说只是暂短一瞬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缺乏政治民主与公民意识是十分自然的。具体表现如下：
1、缺乏法治观念。中国农民老实，“权大于法”的观念仍禁锢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农民还较普遍地习惯于行政越权安排。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的行政人员中仍认为村委会是乡政府的“腿”，是自己的行政下属，而广大村民也习惯接受“上级”领导，即使侵犯了自身政治权利，也很少感到有什么不对，即使感觉到了也能容忍。
2、缺乏自主、自立。在一定意义上，村民自治是国家对村民的一种民主承诺，村民委员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种以村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村民自治体制，要求村民逐步树立自主、自立意识。因为村民有了强烈的自主、自立的主人翁意识，行使国家赋予的种种权利和应尽的各种义务，村民自治才能落到实处。
3、缺乏合作意识。中国农民最大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是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为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超家庭的社会、经济等联合体。个人在面对强大政府的种种不公时，往往表现出无能为力。在村民自治实际中，很少有村民个人能够与其它同胞联合起来影响或改变政府或村委会的想法或决定，不知道这样的合作是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的有效办法。
4、缺乏权利责任意识和独立人格。公民之所称“公”，不但要意识到自己和他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之基本权利，而且还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有相应的、无可推御的社会责任，公民权利与社会责任不可剥夺，不可回避，不可转让，公民不但有责任和义积极参与与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宜，还有责任对公共权力机关进行认可，监督和支持，不断促进完善政府的工作，使政府职能既要到位又不越位。而农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种种心理和表现，反映出我国大部分农民还停留在传统的官管民的思维中，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之权利。在农民村级选举中，许多人对村级领导班子评价不高，意见甚多，愤愤不平，但对基层选举却又缺乏参与热情，不肯积极地通过选举来改善村民自治的权力运行，认为选举没有太大作用。大部分农民缺乏强烈权利责任意识和独立人格，不能正确利用国家赋予自己的选举权利，不善于、不敢于用法律抗拒来自乡政府或宗族的种种不合理要求，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只好默默地忍受种种不公。农民缺乏独立人格，进而缺乏充分的民主权利意识，使得奠基于政治参与基础之上的村民自治的发展失去了内源性动力。
二、培养农民向公民意识转型的具体对策
村民自治的主体由于缺乏公民意识，致使作为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发生了异化变形，实现向公民意识的转型，根本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击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奠定社会经济基础。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科学技术，实现农村工业化，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第一、加强法治教育，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尤其需要一种具有“主体自由追求和自律精神”相统一的公民意识，它在法律上表现为：一是主体地位意识。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公民的绝大多数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因此，实际生活中这一点往往被遗忘和颠倒，变成了“当官的为民作主”，人民的“主人”意识由此被削弱和淡化。因此，必须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维持人民权利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坚信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简言之，就是“法律至上”观念。认识到法律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手段，一方面，唯有法律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只有法律才能制约权力的运作，防止权力的滥用。正因为如此，法律才被人们信仰，由此生发出公民自觉的守法精神和护法精神。这种精神是法律信仰的灵魂，它要求公民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力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并把这种行为视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把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当作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奠定文化基础。小农意识的狭隘经验性、落后保守性、自我封闭性、个人迷信等特点都是与小农愚昧无知的文化状态造成的文化素质低下紧密相联系的。因此，必须大力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对农民的教育，主要是解决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用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先进文化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增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克服落后、保守的小农意识。目前农村某些地区封建迷信盛行、宗族势力抬头、农民集体现念和民主法律观念淡薄、社会治安混乱、道德水准下降及丑恶现象买卖婚姻、拐卖人口、吸毒贩毒、**嫖娼等的死灰复燃。落后的小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泛滥，说明教育农民的任务具有现实紧迫性。
小农经济的认识篇6
论文摘要: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解决农村成人教育存在的问题,转变思想观念、强化成人教育法治和信息体系建设、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对成人教育的投入以及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已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新农村需要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这就对农村成人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有效解决农村成人教育存在的问题,加强农村成人教育,使之成为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义新农村的重要基础。
一、农村成人教育现状与问题
1.观念滞后
具体表现在:一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经济工作十分重视,而对农村成人教育却认识不足,他们摆不正农村成人教育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缓慢,跟上不经济发展的步伐。二是由于农村的文化、交通、通讯、信息、科技等相对落后,使得农民的思想观念也相对落后。农民作为受教育者,大多数存有小富即安的思想,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意识比较强,不愿花钱学习,认识不到科学知识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这种陈旧观念严重制约着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2.没有政策和制度作保证
长期以来,由于以普教为中心的格局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普教和城市成人教育,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重视不够,无论是教育经费的投入,还是教育资源配置、机构设置、信息服务等,都没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致使国家规定的许多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的政策与措施得不到贯彻落实。致使大多数农村成人教育基础设施陈旧、办学条件差、教学手段落后,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这是制约当前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
3.师资队伍水平不高
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农村成人教育师资队伍是农村成人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农村成人教育教师严重匮乏,而且专业化水平不高。大多数教师都是由普教转岗或是由刚走出校门的年轻教师组成的,他们对成人教育的工作方法及农业科学知识掌握不足,缺乏实用性教学经验和成人教育管理经验,严重影响了农村成人教育的质量。
4.成教理论研究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和农村成人教育实践严重脱节,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忽视我国基本国情和基本农情的现象,因而缺乏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和成果,所以也难以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当前成教的困惑,笔者认为,必须采取如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1.切实转变思想观念
一是党政部门的思想观念。各级党政部门在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时,必须充分认识农村成人教育是解决农业增收、农民致富、农村人口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生力量和重要阵地,在此高度认识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有力保障,为农村成人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是农民自身的思想观念。农民的观念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发挥成人教育善于培训的功能,让农民走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误区,逐步在农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好风尚,这样,才能改变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落后状况。
论文关键词:成人教育;新农村建设;困惑;对策
论文摘要: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解决农村成人教育存在的问题,转变思想观念、强化成人教育法治和信息体系建设、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对成人教育的投入以及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已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新农村需要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这就对农村成人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有效解决农村成人教育存在的问题,加强农村成人教育,使之成为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义新农村的重要基础。
一、农村成人教育现状与问题
1.观念滞后
具体表现在:一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经济工作十分重视,而对农村成人教育却认识不足,他们摆不正农村成人教育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缓慢,跟上不经济发展的步伐。二是由于农村的文化、交通、通讯、信息、科技等相对落后,使得农民的思想观念也相对落后。农民作为受教育者,大多数存有小富即安的思想,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意识比较强,不愿花钱学习,认识不到科学知识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这种陈旧观念严重制约着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2.没有政策和制度作保证
长期以来,由于以普教为中心的格局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普教和城市成人教育,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重视不够,无论是教育经费的投入,还是教育资源配置、机构设置、信息服务等,都没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致使国家规定的许多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的政策与措施得不到贯彻落实。致使大多数农村成人教育基础设施陈旧、办学条件差、教学手段落后,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这是制约当前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
3.师资队伍水平不高
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农村成人教育师资队伍是农村成人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农村成人教育教师严重匮乏,而且专业化水平不高。大多数教师都是由普教转岗或是由刚走出校门的年轻教师组成的,他们对成人教育的工作方法及农业科学知识掌握不足,缺乏实用性教学经验和成人教育管理经验,严重影响了农村成人教育的质量。
4.成教理论研究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和农村成人教育实践严重脱节,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忽视我国基本国情和基本农情的现象,因而缺乏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和成果,所以也难以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当前成教的困惑,笔者认为,必须采取如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小农经济的认识篇7
［关键词］农村；农民；集体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权
abstract:atpresent，therearelotofproblemsintherurallandcollectionandexpropriation.
oneofthemainproblemsistheconfusedlandownershipastherelativelawsdonothaveacleardefinitionandsomeofthemareevenincompatible.theprincipalpartoftherurallandownershipshouldbea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thatlandisusedastheirmainproductivematerialandthememberscovertheentrymembershipinthearea.thesizeoftheareacanbeeitherbigorsmall;nowadaysthenaturalteampisionisabetterwayforthearea.andthiskindof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houldbedifferentfromavillagecommitteeandtheotherformsofruraleconomicorganization.
Keywords:country;farmer;collectiveland;farmercollectivity;ownership
在谈到农村土地时，我们习惯称其为“农村集体土地”，“农村”、“集体”和“土地”三者之间在此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词语组合关系。在此情况下，人们就产生了一个思维定式：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这是它唯一的所有权主体吗？“集体”又是什么？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这个“集体”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由此引发了现实中对农村土地处置和收益分配的大量纠纷。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这个“集体”的性质不明、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和虚化造成的［1］。只有确定了土地的归属，有可靠保障的所有权才可以进行正确的计算、比较和交换［2］。笔者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归纳，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现实情况，谈谈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识。
一、三种基本认识
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不同的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认识也各不相同。基本的认识有三种：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和归农民（或村民）个人所有。
（一）归国家所有
这是从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权而言的。事实上，我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国家所有（非常少数的特例除外）。说农村土地归国家所有，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部分学者支持，二是长期以来的既成事实。土地到底是国家的，还是农民的？有学者认为，土地的最终权力应当在国家手中，经济发展应当由政府主导，农村土地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赖以发展的重要资源，国家应当拥有土地的发展权［3］。实际上，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强制征用或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使之成为城市国有土地的时候，农民在是否同意征收、征收补偿标准、征收后农民安置等方面，都没有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力和能力，农村集体土地的处置权和有关农村土地的发展权实际掌握在国家手中。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国家所有，但事实上对农村土地的处置最终是国家说了算，是各级政府说了算。从建国初期政府将农村土地分给农民，到合作社时期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对于农民的自留地也是想收就收，想给就给），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又在农村将大量集体土地划出来建国营农场、林场和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用地等等，再到后来的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事实上都是政府的直接行政行为，都是各级政府在直接操作。
根据有关学者组织的调查，针对“你耕种的土地是谁的”这样一个问题，60%的农民选择属于国家的，27%的农民选择属于村集体的，7%的农民选择属于生产队（小组）的，6%的农民选择属于个人或属于其他人的。其中，认为“耕地属于国家的”情况比较均衡地分布在各调查地点［4］。因此可以看出，现实中认为农村土地属“国家所有”的并不在少数。2006年，国土资源部对2004年以后的用地情况进行检查，认为一些城市违法用地事件超过90%都与地方政府有关［5］，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另外，现在国家征收或征用的农村土地只给地力、地上损失补偿费和失去土地的人口安置费，不包括土地本身的价格，实际上也是只承认农民或集体对土地的使用权，否认其拥有土地所有权。
（二）归集体所有
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以下简称《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法》）第八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从这两个涉及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要法律看，尽管两者分别使用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个不同的概念，“集体”的含义、集体的内部结构和集体的范围等等也不明确，但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规定是明确的，这也是理论界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流认识。
（三）归农民个人所有
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是基于部分学者的认识和部分农民的愿望。这种认识在农民中所占比重不大，他们可能是“不敢”有此奢望，但在理论界认为农村土地应该归农民个人所有的却不在少数。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征收范围的扩大，利益受到侵害的农民群体也进一步扩大，农民的维权内容和维权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早年农民主要还是争取多给点补偿费和多给几个占地招工指标，而现在大多数则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农村的土地制度。江苏省省庄村村民采用网络公开信的方式向全国公告：“我们省庄村的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世代的子孙所有，除非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誓死捍卫我们的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权”；黑龙江省4万户农民（王桂林等）向全国公告：“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陕西省250户农民（马连宝等）向全国公告：“收回土地所有权”［6］。尽管他们的呼喊是如此的强烈，但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能真的收回或完全拥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
上述的三种基本认识各有市场，但农村土地归国家所有显然与法无据。归农民个人所有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方向，也有待商榷。因此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仍是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认识，但是争议也多，引发的矛盾和产生的问题也较多。
二、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的矛盾和问题
如果说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那么，这个“集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体呢？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个“集体”的理解和认识五花八门，甚至大相径庭。由于“农民集体”的法律性质不明，农村土地的主体无法确定，有的地方甚至失去了土地的发包主体，造成产权混乱现象［7］。对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的矛盾和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土地到底归谁所有
第21卷第2期
（一）“集体”的内涵及性质之争
在有关的法律中，对这个农村“集体”分别使用了“劳动群众”、“农民”、“村民”、“农村集体”、“农村经济组织”、“农业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组织”、“农民集体”、“集体成员集体”等多个不同的概念来予以表述（在做一般表述时，笔者用广义的“农村集体”来涵盖上述概念，并且这个“农村集体”都是基于农村土地所有权而言的）。这种多概念的表述，使“农村集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性质存在多变性，人们对“农村集体”含义的认识也只能是模糊的。概括起来，对“农村集体”的内涵及性质又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1.农村集体是阶级概念的延伸
《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八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宪法》使用的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这一概念，即农村集体是一个“劳动”的集体，是一个“群众”的集体。“劳动群众”沿用的是阶级社会的一个术语，与该词相对应的是“非劳动群众”即剥削阶级。1956年我国农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削阶级已不存在，既便有，也要把他改造成劳动群众。在当时的阶级划分中，农村主要就是农民，农民就是天生的劳动人民，所以顺理成章地农村土地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应该就是农民集体所有。只不过在现阶段这种阶级的划分早已不复存在，因此作为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形式也就失去了法律的根本性依据。《土地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与《宪法》不同，这里使用的是“农民集体”这一概念。
2.农村集体是一个“行政性组织”
《土地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而在现实中的结果是，对农村土地行使职权的就只能由村民委员会代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村委会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并不是政府的一级延伸机构，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是“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不具有行政职能。但其第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这一规定又同时赋予了村委会一定的土地管理权，使具有自治性质的村委会实际上演变成了具有行政性质的准政府机构，农村土地“属村农民集体所有”就演变成了“属村委会所有”。如在现实中，有些地方是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等非经济组织履行土地产权的职能［7］，其实就是将村委会看成一个行政组织。有学者就认为，将集体界定为“行政村”是最为可取的［8］。
3.农村集体是一个“经济性组织”
除上述观点外，更多的法律和学者认为农村土地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1995年）第一条规定：“农村集体资产是指归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集体所有的资产。属于组（原生产队）集体所有的资产，仍归该组成员集体所有。集体资产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这些法律规定均是将“农村集体”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来对待的，在乡、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中，农村土地主要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在上述法律中，农村土地分别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和“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内涵表述不统一、有分歧，指向不明。“劳动群众集体”的提法显然已不适应当代社会的情况，“农民集体”不管是作为行政性组织还是作为经济性组织都界定得非常含糊。“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定义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按照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解释，“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指的是属于一定区域内（乡、村、村以下）全体农民所有，既不归哪一个组织（生产合作社、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也不归农民个人。但是，财产所有权是很重要的法律权利，其主体必然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意义。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及我国相关的经济和民事法律的健全和发展，特别是在进行农村土地的确权过程中，这种没有具体组织形态和法律人格化的“农民集体”就会遇到诸如不能行使和保护自身权利等情况。农村干部之所以能大张旗鼓地非法处置农村土地就是因为这一“集体”太虚的缘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理论界和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力图明确“农民集体”的性质。例如1994年1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这一解释显然也不科学。笔者倾向于“农村集体”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观点。
（二）“集体”范围之争
如果认为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仅“农村集体”的含义模糊不清，集体所有的范围也存在较大的争议［9］，主要问题是多个范围并存：
1.集体的范围界定得非常笼统抽象
《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的这个范围有多大，《宪法》并没有规定，需要依赖于相关实体法明确。有学者认为，这种产生于“一化三改造”时期的抽象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10］。
2.集体的范围分别指乡（含建制镇，下同）、村、组集体
根据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分别归乡、村、组各自所有。但是由于法律的规定及人们的认识不同，对分属乡、村、组的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和理解也各不相同：有的认为可按实际情况分属“乡集体”、“村集体”和“组集体”所有；有的则认为只属“乡集体”和“村集体”所有，不应有“组集体”；有的认为分属“村集体”和“组集体”所有；有的则认为只有“组集体”才是农村土地唯一合法的主权集体。
（1）归乡集体和村集体分别所有。《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此法明确农村集体的范围是“乡集体”和“村集体”，没有“组集体”。有的学者据此就认为农村集体的这个范围应该就是“乡集体+村集体”［11］。
（2）归乡集体、村集体和组集体分别所有。《土地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与原《土地法》和《民法通则》比较，新《土地法》增加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的规定，删去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农村主要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根据该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的范围分别指乡集体、村集体和组集体，实际上也承认了“村民小组”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乡集体+村集体+组集体”，也就是说农村的土地可以有多个不同的主体，归不同的集体范围所有。
（3）仅归村集体所有。虽然上述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分属乡村组不同集体所有，但在实际操作时却常常以村为范围对土地进行承包和利益分配。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时，许多地方就由省人民政府作出规定：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确认使用权并发放使用权证，不发所有权证，由乡人民政府代管；村及村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统一由村民委员会申请登记，所有权证发给村民委员会。对于各村民小组的土地范围和数量只在村土地所有权证上备注。在实行家庭承包时，又统一规定村民委员会为农村集体土地的发包方，虽然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组可以发包，但实际上由组发包的土地极少，这说明村集体实际控制着农村土地，拥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集体土地归“村农民集体”所有也已基本形成共识［12］，有的学者就认为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把村集体经济组织规定为法人，使其成为法律上具有主体资格的法人［7］。但也有专家认为，从所有权主体来看，村委会既不是经济法人，也不是一级政府，作为当地村民的社区性自治组织，来充当集体土地财产的所有者代表，在村民现有民主法律知识有限和文化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往往成为实际上的村书记、村主任和村委会少数人所有［3］。
（4）归村集体和组集体分别所有。《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根据这些规定，村民小组有权经营、管理本村民小组的土地，可以讨论并决定集体土地补偿的分配。从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组集体”所有。
（5）只归“村民小组”所有。上述及各有关法律并没有规定“村民小组”作为独立的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但从理论上说，村民小组与农村土地的关系最为密切，其设置也是村民委员会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设置的，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上，也是事实上的独立，经济义务独自承担，因此其经济权利也应独立享受。在司法实践中，村民小组在法律上也具备独立诉讼主体的特点，实践中已经承认了村民小组的诉讼主体资格［13］。主张农村土地归“村民小组”所有也符合历史的延续性。1962年制定的《人民公社60条》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1962年2月23日，针对以当时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引起的“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指示》总结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四点好处：一是能够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三是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四是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14］。废除人民公社以后，人民公社对应的是乡（镇），生产大队对应的是村民委员会，生产队对应的是村民小组。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形式，虽然在各种法律规定及提法上有一些变化，但都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和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讲，农村土地应该是以现在的“村民小组”为主体的，属本村民小组所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应最终落实在“村民小组”，归“村民小组”所有［15］，使其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但也有学者认为，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给乡、村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确认给村民小组一级［7］。
3.农村集体的范围是其他各种经济组织
《土地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农业法》中也有归村内各农民集体所有的相关规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关法律确定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的主体范围是不明确的和多范围的，它们形成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多元主体结构，违反了《物权法》“一物一权”原则，导致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多样化和复杂化，致使农村各“层次”集体之间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常发生权属争议。讨论和明确“集体”的范围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如土地归“村集体”所有，那么国家征收或征用土地时需不需要经村民小组同意？征地补偿款是由“村集体”决定还是由村民小组支配？这就需要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集体”范围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而不是多主体范围的同时拥有。“农村集体（农民集体）”的范围应该是一定范围的“区域”或“社区”，这个“区域”可大可小，为什么非得规定以乡、村、组为一个区域范围呢？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同时，笔者认为，从现实情况看，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归“村集体”所有，从法律上讲有依据，在现实中更具可操作性：第一，虽然有关法律规定了农村土地的分别归乡、村和组不同的集体范围所有，但明显可以看出，乡和组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只是一种特殊情况，比重很小。第二，所有权主体归“乡集体”所有是对过去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遗留问题，从权利的行使上看，乡政府肯定也不能代行“乡集体”的权利。因此，这个集体如果规模较大，可以视为“村集体”，如果规模比较小，可以视为“组集体”，不能长期保留这种不伦不类的“乡集体”形式。第三，农村土地归村民小组所有，虽然在法律上有相关的规定，但实际上操作困难，矛盾也比较突出。因为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历史的原因，哪些土地属村（过去的生产大队）所有，哪些土地归村民小组（过去的生产队）所有，并没有谁去严格界定。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说归村所有可以，归村民小组所有也行。但一旦涉及如征用土地或其他利益时，这种矛盾就非常突出。另一方面，自土改到现在，农村的土地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特别是近些年来许多农村已打破了组的界限，同村组与组之间的边界变动较大，人口和土地承包可以在本村范围内自由流动，有的地方甚至撤销了村民小组。第四，主张农村土地归村民小组所有或事实上归村民小组所有的毕竟是少数，将其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一类，有夸大之嫌。第五，会产生连锁反应。如果甲村土地归“村民小组”所有，而乙村为“村集体”所有，那么乙村为什么不能要求土地归村民小组所有呢？第六，“村集体”是集体，“组集体”也是集体，只是范围的大小问题，在农村土地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之前，在“村集体”产生的问题在“组集体”同样会产生，将“组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不能规避问题和矛盾。第七，考虑到规模经济、农业集约化经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等等问题，笔者以为，以“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权利主体较为适宜。
（三）“集体”层次之争
对于上述乡、村、组各个不同的“集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三者之间是并列独立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如国家征收某村民小组的土地，其补偿款村集体有无权利提留？
现在的乡、村、组脱胎于过去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过去，“公社、大队、生产队是逐级隶属的三级经济组织，生产队虽然是基本核算单位，但公社、大队是它的上级经济单位。这就使得公社、大队仍可使用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来平调生产队的财物，而且也使得公社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来管理经济”［14］256，也就是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是具有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在生产的组织和利益的分配上，生产队听大队的，大队听从公社的。那么目前在农村集体属“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和其他经济组织”多元主体结构的情况下，它们之间是否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呢？有人认为这三个层次的“农民集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包容和从属的关系，小范围的集体应服从于大范围的集体，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农民集体组织之间还存在着上下级关系［12］，这种认识在乡村干部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土地征收补偿分配上的矛盾尤为激烈。笔者认为，在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村集体之间并不存在公司制下的那种母子公司的关系，村集体对组集体不存在经济上的“投入”，组集体也不可能对村集体进行分配。即使我们承认农村土地的多元主体，根据民事法律的一般原理，各个“农民集体”对外也均应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和义务，其地位是独立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乡、村、组各个农民经济集体之间不存在相互隶属关系，有的只可能是经济上的合作关系。
（四）“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之争
如果“农村集体”指的是“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是不是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是它的当然代表，即二者的职能是不是合二为一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根据该法的规定，“村委会”对“村属”土地具有“管理权”，农村土地归集体或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在村范围内就由村委会为代表代行管理权，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但第五条同时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此处的“集体经济组织”是“村委会”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还是村委会以外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如果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村委会”自己，何必“尊重”？单凭此法即可以看出，“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笔者认为，将“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名词，这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民皆“社员”。但在现行体制下，不能将“村委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来看待，如果这样，其实还是回到原来的“政社合一”时代了。按照《宪法》的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多种多样，但实际上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解体或者名存实亡［16］，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就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唯一躯体，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混同就成为必然。
在某区域内（如乡、村、组），这个“农村集体”可以有多个“集体经济组织”，但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却不一定覆盖这个“农村集体”的全部成员，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众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集体经济组织”只能有一个，它是独立于村委会，以土地为其主要生产资料，其成员覆盖全部成员的一个经济组织。相对于农村其他各种经济组织而言，以土地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人员覆盖全体。而其他经济组织不一定具有这个特点，只要符合1995年曼彻斯特《关于合作社特征宣言》及2007年7月1日我国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相关规定即可。
（五）“集体公有”和“集体共有”之争
对土地所有权，如果按所有制性质从高级向低级排列，应该是“全民所有集体公有集体共同共有集体按份共有私有”。“集体所有”作为介于全民所有与私人所有的中间位置，界限不明，责任不清，比较模糊。
“集体公有”和“集体共有”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农村集体”的内部结构问题，体现了“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关系。从《宪法》第六条和第八条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显然属“集体公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作为并列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其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均已脱离任何个人而存在，两者只是规模的差别，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归“大家”公共所有，不能“切分”为哪部分人所有或每个人所有。公有的关系决定了作为集体资产的主体的“集体”应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是不能予以拆分的。就农村集体所有制而言，创建的本意就是“集体”所有而非“集体成员”所有。如果归“集体公有”，则对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就应该归这个“集体公有”，而不能切分给农民个人所有。这样的农民“集体公有”，实际上变成了无人所有。
正因如此，农村土地“集体公有”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遭到很多人的质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无法兼容，已面临着生死考验
［10］25。一般说来，农民集体这样一个集合概念，除非推行全民公决式的管理模式，在所有权的行使问题上，它往往只有名义和抽象的意义，很难成为实践层面上的市场主体［17］。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关法律对农村土地采取了以模糊的“使用权”来代替“所有权”的办法，企图以此来强化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如新颁布的《物权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第九十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村集体资产属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成员集体所有”属“共有”的所有权形式，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就由“公有”变成了“共有”，农村土地所有权也由“集体公有”变为“集体共有”。这与《宪法》中的“集体所有”的“公有”的所有权形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共有的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同一人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认识。对共有的形式，有“集体经济组织单独享有权利说”
［16］114、“特殊共有说”［18］、“共有和公有同质说”［19］、“新型总有说”［19］92、“公有财产主体单一否认说”［20］、“个人和法人契合说”［21］等等，我国资深经济学家周诚教授对我国农村土地性质的认识就经历了“共同共有制”、“按份共有制”、“等额享有制”等不同的阶段［22］。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由该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平均共有”既符合经济学意义，也符合农村实际。
（六）“成员权”和“贡献权”之争
农村土地如果属农民“集体共有”，那么应该归哪些人共有？是归该集体全体人员共有，还是归对这个集体有贡献的人共有？农村土地如果归“村委会”所有，应该以“成员权”为标准；如果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应该以“贡献权”为标准，因为经济组织是应该按贡献权进行分配的。在目前的体制下，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分配权是按“成员权”确定，还是按“贡献权”来确定一直有不同的争论，现实中的操作也不相同。这种争论和矛盾在把“村委会”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时表现得尤其突出。
根据《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劳动群众”应该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劳动能力或没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不应对农村土地拥有所有权。但是，我们现在的“村”是在当年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年的合作社，也并非纯粹劳动的组合，所有参加合作社的，都是将属于家庭所有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带入合作社的，加入合作社并非只是具有劳动能力的，而是全体家庭成员，在到“高级社”时，事实上就是全体农村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成员权”等同于“贡献权”，或者说二者属同一体。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也就是归某一集体范围的“全体人员”所有。但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村民”（或农民）不再是“社员”的同一语，农村中大量存在的一些特殊人群，如未成年子女、超生子女、现役军人、户籍关系迁出的在校学生、外嫁女、离婚外出、空挂户等等，还有许多具有“村籍”却并不居住在村组的“村民”，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无多少“贡献”。此时，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成员权”与“贡献权”发生了分离，建立在村民基础上的“成员权”与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基础上的“贡献权”发生了矛盾。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革命在农村的目标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平分土地”在建国初期就成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中心内容，“乡村中的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土地不仅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而是获得政治权利的象征，在成为土地主人的同时，成为乡村权利的获得者和监督者［23］”。因此，在农村，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成员权”而不是基于“贡献权”。在以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中，土地人人有份，对土地收益的分配也应该人人有份，个个平等。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所不具备的社区性，对土地的所有权是基于成员权的，只要某人是该区域（村或组）的一员，就应享有该区域的成员权，即使是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的今天，这个基本原则也是必须坚持的。至于现实中的特例，原则上应遵循法律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习惯来解决。
三、结论
总之，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认识，基本上有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和归农民（或村民）个人所有等三种不同的认识，其中归集体所有是主流的认识，但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和矛盾。主要有集体的内涵及性质之争、集体的范围之争、集体的层次之争、“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之争、“集体公有”和“集体共有”之争、“成员权”和“贡献权”之争等。但基于现行的法律框架，农村土地归“某一区域（或社区）”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这个“区域”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一个自然区域，按历史延续下来的惯例和有关法律规定，以“村”为一个集体范围较为合适。村委会只是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具备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资格，该“集体经济组织”是独立于村委会外的，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其成员覆盖该区域全部成员的一个经济组织。相对于农村其他各种经济组织而言，该“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生产要素的独特性（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人员构成的全体性、区域范围的唯一性的特点，农村土地所有权由该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平均共有”。“乡集体”应予取消，或收归国有，或视同“村集体”。“组集体”如果直接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村集体”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事实上已不能对其“控制”了，此时的“组集体”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调整设置。
本文的论述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尽管对其所有权主体进行了梳理和明确，尽管有关的法律也在调整，尽管许多地方也在试点，但由于都没有触及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性问题，现实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可以说目前最严重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均直接、间接地同土地制度有关，与土地有关的几乎所有的主体，似乎都在违背现行的土地法律、法规和制度［24］，必须对农村土地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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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认识篇8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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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认识篇9
一、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现实意义同时存在的问题
1.村干部素质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思路不清，办法不多。对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理解的不够透彻，对市场经济知识、现代农业知识还学习的不够深入，对本村的优势还把握的不够全面，无法根据本村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发展集体经济对策；二是视野不开阔。“等、靠、要、熬”思想严重，没有真正立足本村实际从内部挖潜，带动群众闯市场的意识不强，在把农业产品转化为商品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方面，用心不够，用力不多；三是私心较重。少数村干部考虑自身利益的多，考虑集体利益的少，四是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规划。个别村干部目光短浅，为了自身政绩，为了享一时之乐，将集体资产一包几年，形成了“前人花钱、后人还帐”的恶性循环。?2.发展意识不够强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逐渐淡薄，认为党的政策是鼓励发展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已经过时，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谁有本事谁致富，只要经济发展了，农民富裕了，有无集体经济无关紧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国有企业都改制了，各级都在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提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不合时宜。所以以上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使得部分村级组织没有把村级集体经济提上工作日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就更无从谈起。3.干部素质不够高尽管目前乡村干部的素质，尽管在年龄、学历、观念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是有一些差距。在思想素质方面，由于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小富即安”心理，缺乏一些开拓进取精神，过多强调客观原因；在文化素质方面，部分村干部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了解，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由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村集体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关心不够，积极性不高，存在严重的“等、靠、要”思想，同时认为村干部换届频繁，工作做得好坏一个样，这些错误认识制约了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4.缺少政策支持和扶持集体经济发展不仅缺乏总体规划，而且有关集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数据也模糊不清，给政策制定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比较混乱、集体经济发展缺乏规范指导等问题。当前，农民群众迫切希望政府给予土地使用、启动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落后的，因资金短缺，普遍感到起步难；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村级集体企业，因建在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没有产权，面临随时拆迁的窘境，对今后的发展感到很困惑。
二、新形势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对策措施
小农经济的认识篇10
[关键词]小农特征;小农意识;小农改造
[作者简介]宋圭武（1964―），男，甘肃靖远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98X（2016）01-0016-04[收稿日期]2015-11-09
一、小农特征
什么是小农？恩格斯将“小农”定义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1。伯恩斯坦（HenryBernstein）认为，小农生产有别于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剩余价值的占用和实现，也没有资本的积累。它的目的就是满足家庭生产，而不是获得利润。伯恩斯坦还指出，小农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为个体对生产资料还保有一些控制权。因此，小农生产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以生存为导向的驱动逻辑，对生产方式的某种控制2约翰逊（KirstenJohnson）等强调指出，在界定小农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明确小农有哪些共同点，即他们的一些关键特征。第一，小农生产单元总是包含着小农消费，这同时体现了经济和道义维度。第二，总是有围绕小农“剩余”的索取，这些索取往往侵害了小农的“生存权”，也是冲突、抵抗和反叛的来源。第三，小农创造了微观生态，其中所嵌入的知识是在家庭和农民社区内部产生和传播的。第四，小农具有一种弹性和抗压力，使其比历史敌对阶级存续得更加长久3。
从各国小农经济发展具体形式看，小农最核心的特征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小;二是主要从事产业以农业为主;三是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小农的其他特征则与小农的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当小农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是专制主义加自然经济时，小农必然在政治上是人身依附的，在经济上必然更多是自给自足和缺乏交换的;当小农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时，小农虽然在政治上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经济上，却是依附的，本质上是依附于市场的，是受市场的剥削的。
小农与外部发展环境互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小农形态。从而有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形态。随着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农未来的形态应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绝不是依附的。
二、小农意识及其翻版
意识总离不开生产方式这个基础。小农意识也离不开小农生产方式。笔者认为，小农最核心的意识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勤劳性。勤劳性与小农经济利润的微薄性紧密相关。由于小农经济本质是糊口经济，又加上资本稀缺，这客观需要小农更多通过投入劳动力来增加收入。二是自私性。小农的自私性既是天然的，也是后天的。由于缺乏分工，自私是天然的;由于规模小，后天也需要自私。三是局部性。所谓局部性，就是看问题没有整体观念，只看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具体表现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情况是自私性和局部性的一种结合。四是短期性。就是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这本质也与缺乏交换有关。五是依附性。由于生产规模小，小农天然是依附的。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的经济依附性更强。面对市场的巨大波动性，若失去国家保护，小农将会面临更大风险。六是面子性。爱面子是对小农的一种心理补充，同时也是应对社会交往的一种客观需要。七是保守性。小农一般面临的经济环境是收益小、风险大，长期的这种环境也容易养成一种保守人格。八是血缘性。这是由小农的生产单位是家庭所决定的。九是淳朴性。淳朴性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密切相关。自然的淳朴性也养育了农民的淳朴性。
在小农的核心意识之外，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与小农核心意识互相影响，最终又导致了不同的小农意识表现形式。从中国历史看，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加上儒家文化，最终让中国的小农意识除了具有小农最核心的意识外，还更多具有了世俗性、等级性等意识特点。另外，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加世俗性的文化约束也让中国小农更多具有了一种双重意识人格特征。主要表现有：一是既柔弱又残暴;二是既自尊又自卑;三是既胆小又胆大;四是既迷信又自信;五是既节俭又奢华;六是既勤劳又懒惰;七是既淳朴又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