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1
素质教育的提出，是针对“应试教育”中存在的弊端而言的。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高教学术界有些论者在探讨论述素质教育方面的问题时，一般将素质教育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在高等学校教育中，法律专业教育是指以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为目标，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活动内容，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法律专业的培养目标来进行法律专业教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社会法律行业对我国的法律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法律职业工作，公正地执法，实现法律的价值并维护好法律的尊严。因此，法律专业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要以培养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为主要或首要目的来进行。素质教育中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正是一个优秀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所应具有的综合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方向；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核心；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法律专业教育对法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蕴涵在素质教育的本质之中，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正是高等教育中各种层次教育及各类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要求及标准的总纲。
二、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可以从素质教育包含的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
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保证了对法律专业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
在人的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居于核心地位。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德治国”，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有一些以德治国方面的论述：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忧也”（《论语·述而》）等，这些精辟的言论，阐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德育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不仅需要法律来约束其行为，而且更加需要道德力量来发挥主导作用。在教育领域，要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思想，并要把“依法治教”与“以德治教”及“以德育人”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法律专业教育，要培养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首先就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试想一个法律专业人才不具备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他在今后从事的相关法律工作中，不公正执法，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伤害，在社会上造成怎样的恶劣影响。因此，法律专业中思想道德教
育的宗旨要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与实现服务，要同社会主义法的价值相符合，即要同社会主义法的自由价值、法的平等价值、法的安全价值、法的秩序价值、法的正义价值、法的效益价值相符合。我国法律专业人才在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应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与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两个部分。法律专业人才不但要加强自身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而且更要注重加强自身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是基础性和通识性教育，本文着重论述对法律专业大学生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问题。笔者认为，对法律专业大学生在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树立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对真实和真理的探求是法律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法律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法律活动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并接近真理的过程。同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正义内涵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和完整，并且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同。人类对真理和正义的探索过程是发展中有进步，前进中有曲折，其总的发展势态呈现出螺旋上升发展状。对法律专业人才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在法律实践中把对正义的良知和对法律的理解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只满足于学习法律的职业逻辑规则和职业逻辑形式，要根据自己的真理观和正义观面对事实作出回答，这是现实社会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是坚定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信念。崇尚法律，法律至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之所在。在依法治国的国家里，法律应该是公意的体现，正义的化身和权威的来源。人类社会除道德舆论评判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外，法律制度应成为评判人类行为的尺度和准绳。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法律发展史。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事例都是人类要求变法求进步的血泪史。因此，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崇尚法律，捍卫法律是法律专业人才必备的职业思想道德品质。
三是培养恪守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精神品质。法律职业伦理主要包括崇尚法律真实以及崇尚程序公正和崇尚自律精神三个方面。崇尚法律真实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中最基础的部分。歪曲法律事实所进行的程序公正将会对法律事件作出不公正的评判，更找不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自律精神之所在。崇尚程序公正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崇尚程序公正是维系法律职业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各角色相互间对法律事件展开抗辩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可以说是保证法律正义和法律正当性的前提条件。自律精神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自律精神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除注重个人自律外，法律职业共同体更需要注重行业自律，即对法律规范的自觉服从。崇尚自律精神才能突现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优秀形象。在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是法律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组成部分。文化素质是一个人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方面的文化素养和品质。它是一个人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长期积累，逐步内化和升华而形成的。文化素质也是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的基础。纵观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综合、分化到综合与分化并存的发展趋势。在中外教育史上，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都是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浑然于一体的。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这些教育模式就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仿效前苏联的办学模式，设置专业强调按国民经济计划对口培养专门人才，以”专才教育“的思想制定专业培养目标。当时的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专才教育“使本科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人才培养的口径越来越窄，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宽，文化素养不高，所培养的专门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很差。因此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通才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以及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大学素质教育中的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一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的融合；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三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融合。
在高度发达的科技与经济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里，法律专业人才如果要想在法律社会实践中游刃有余，就必须加强综合文化知识的学习。结合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对法律专业人才文化素质的培养应根据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三个层面来进行教育。首先，在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融合的层面上，法律专业学生除掌握本专业所必须学习的书本知识外，在人文社会知识方面，应加强对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美学以及音乐艺术等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除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外（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的衔接问题不在此赘述），还要掌握现代计算机有关知识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对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所涉及了解。同时应了解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与趋势，对现代信息特别是法律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势态及发展方向有所掌握，要与社会时代的发展同步，做一个观念先进，思想通达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法律专业的学生应努力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精华部分及优秀成果，增加对自然界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对人类文明的理解，随时准备在今后的各种法律实践活动中为我所用。其次，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层面上：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努力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其中，在科学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不墨守陈规、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的大无畏精神和科学精神。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人才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正确地协调好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人类社会自身的协调问题，促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并深刻理解法律的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必须培养和具备的一种经综合了的内化并升华的人格品质。最后，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合的层面上：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既包括科学的思维方法又包括技术的研究手段。其中，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哲学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方式和形象思维方式。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益的发展，现代技术的研究手段越来越智能化。因此，科学的思维方法与现代先进技术手段的结合能够促进并加速问题的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系统的和经验的总结，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在进行法律专业文化素质教育时，要引导法律专业的学生充分加以学习并努力运用于法社会实践中去。
在专业素质方面：业务素质在法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是核心部分。高等学校是实施专门教育，培养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行业（职业）的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我国高等学校实施专门教育，是根据学科或社会行业（职业）部门分类设置专业的。为了拓宽专业范围，有的大学试行按系科组织教学。但不论按专业或按系组织教学，都是实施专门教育的组织形式，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目的性或职业倾向性。为了实现法律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教学计划的整体要符合法律专业培养目标，然后对整体教学计划进行分解，使每门课程、每种教学活动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着法律专业培养目标来组织。法律专业的设置以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为宗旨。我国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根据时展的需要，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状况，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法律专业素质过硬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的本质与法的作用的具体体现。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信息瞬息万变。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加快。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2
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大学
早在11世纪末期，巴黎一大就已具雏形，当时名为巴黎大学，与中世纪西欧的所有大学一样，它开设了3个大系：神学理论、医学和法律。此外还有艺术系。在16、17、18世纪，学校经历了连续几次改革，但内部结构并未大变。当时的巴黎大学只在法律意义上存在：教授们在家中组织教学，并且只有部分学生在一些学院中借宿。后来，为解决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各系分别进驻一个学院。法律系占据了塞纳河左岸，圣日内维也瓦山脚的布吕诺学院，并且于1777年迁移到山顶。新校由当时著名的设计师苏扶罗操刀，苏扶罗同时也是法国精神象征先贤祠的缔造者。
1250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指导神父罗伯德・索邦在圣日内维也瓦山翼为神学理学理论建立了索邦神学院。在法国大革命风潮中，索邦神学院和法律大学校分别在1791年和1793年被关闭。1808年，拿破仑建立了一所新的法兰西大学，并且按各学科分类，其高等教育和机构划为文学、法律、科学、医学和药学几大系列。1819年，法兰西大学为扩大规模在索邦神学院设置了两个补充阶梯教室。文学系、科学系以及巴黎科学院在1822年并入索邦神学院。这样的校址布局一直保持到1968年。
巴黎一大汇集了3大系科：法律、经济及人文科学，主要机构坐落于苏扶罗所组建的老法律大学校和索邦神学院两处，现在的校名“先贤祠――索邦”大学就由此源起。如今的巴黎一大又拥有了许多新的校苑，目前共拥有14个中心点。其中最出名的是彼埃尔・孟戴丝法兰西中心，这是一幢坐落于巴黎南部的高达23层的摩天大厦。在新教育体制的影响下，巴黎一大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成为当代法国的思想之源。
欧洲政治思想之源
巴黎一大最为特色的科系当属政法系，其下属有六个教研室，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政治学教研室、社会学教研室、行政法学教研室、商法教研室。
政治学教研室1969年创立。它是法国国内唯一研究和教授本专业的机构，负责授予硕士与博士学位。
社会学教研室在第一阶段学习中服务于法学专业的某些课程，颁发经济与在社会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劳动管理与会计学专业的高等科技文凭，劳动顾问证书。在第二阶段，协助有关社会法、社会问题及劳动方面的教学，颁发社会法学士与硕士学位文凭。在第三阶段，负责指导社会法、社会学与社会保障经济学，劳动史及其社会学，人事管理方面的研究。
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的研究机构有金融研究中心、宪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其中有一中国法律档案及研究组和城建及环境研究中心。
此外，巴黎第一大学的经济系也格外出名，经济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从巴黎第一大学的研究课题就可以看出。经济系下属共有三个教研室，其研究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源与劳动，主持有经济学与空间环境中心、运输与发展中心、广告经济学与国营财务研究中心、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改革开放、认识论与社会学研究组、应用微观经济学实验室等。教研室与国际研究教研室的经济分支联合颁发文凭：第一阶段有经济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在第二阶段，为修学士与硕士学位，须先完成一些基本科目并取得经济学基础证书，然后再转入专业定向学习。第三阶段为高等深入研究文凭。取得深人研究文凭的学士通过论文答辩后还可取得博士学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巴黎第一大学的法政系已然成为欧洲政治思想之源，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未来它必然会为欧洲世界培育更为的政治人才。
欧洲人文思想之源
巴黎第一大学的人文科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这里汇聚了法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学着与思想家。例如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就曾执教于此。人文科学共有5大教研室，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艺术史与世界著名学府学研究室。该研究室主要负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考古中心。该教研室下属五个研究中心，其中著名的有：史前人种学实验室、让・戴埃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当代艺术研究史研究中心、中世纪考古研究中心等。
在教学方面，第一阶段的文凭有艺术史大专文凭和文物保存修复科技硕士的准修证书；第二阶段的学位分学士、硕士两种。专业有艺术史及考古学、文化社会活动学、视听艺术及电影等。还有艺术品及古迹文物的保存修复方面的科技硕士学位；第三阶段的准备深入研究文凭含有艺术史、考古学、史前史、人种学及人类学、电视电影、环境与考古、现当代建筑史、文化遗产修复技术等专业，并在取得文凭后设博士学位。
哲学教研室包括六6个研究中心：科技发展史及哲学、现代思想系统史、当代艺术哲学、技术与实践研究、中世纪思想研究等。在教学第一阶段设哲学大专文凭；第二阶段设哲学与逻辑学两个专业的学士与硕士学位；第三阶段的准备深入研究文凭有3个专业：哲学史、哲学理论、科学哲学史。这3个专业都设相应的博士学位。
此外，巴黎一大设有一个直属校长管理的定向、资料与职业选择中心服务点，从学生入校开始帮助他们选择专业到毕业后为他们的职业生涯作指导。该校除戴孟斯中心的一大校图书馆外，还有经济学法学图书馆、圣・耶纳维也瓦图书馆、当代国际资料图书馆、艺术与考古图书馆、索明图书馆等。巴黎一大的图书馆，可以媲美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其掌管着300万册的图书以及数量庞大的文献。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3
【关键词】《中国舞蹈史》；舞蹈表演专业；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2-0210-02
得益于新中国以来中国舞蹈史研究的丰厚积淀以及中国舞蹈教育的深入发展，《中国舞蹈史》作为高等院校舞蹈专业理论课及公共选修课，目前已渐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普及。该课程主要以高等院校舞蹈学专业及部分非舞蹈专业本科学生为教学对象，以集体课为主要教学方式，旨在讲授中国舞蹈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与客观规律，以期增进学生对中国舞蹈历史的了解，以理论促实践，更好地实现专业型人才培养与综合型人才培养的目的。武汉音乐学院《中国舞蹈史》课程开设时间较晚，其教学体系建设尚有可探求发展的空间。本文即以武汉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下的《中国舞蹈史》课程作为研究对象，以七年来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经验为依托，着重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思路及教学方法进行个案分析，以期进一步推动和完善该课程体系的发展。
一、《中国舞蹈史》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中国舞蹈史》作为一门舞蹈基础理论课程，旨在鞒兄泄舞蹈文化、提升舞蹈专业理论素养、普及推广舞蹈美育等教育理想。其教学实践从最初的“非专职”教师代课到今天的“专职”教师授课，已经逐步走上科学、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但从教学现状来看，仍旧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教学实践“灵活性”有余而“规范性”不足。《中国舞蹈史》作为一门国内高等院校舞蹈专业普遍开设的基础理论课程，在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舞蹈学理论各专业方向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并未形成各自明确的教学规范和教学标准。通常情况下，各教学单位或教师自主安排，由此导致不同院校、不同教师的课程教学随意性强，教学效果良莠不齐，课程价值体现不足。所谓“灵活性”有余而“规范性”不足，便是指当前教学现状中，各专业方向的具体教学实践主观随意性强，系统性、规范性不足。
（二）教学内容“丰富性”有余而“针对性”不足。《中国舞蹈史》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舞蹈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与客观规律，其教学内容主要源自中国舞蹈史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就此而言，可供选择的舞蹈史论教材版本和教学内容非常“丰富”。但是在教学规范和教学标准不够明确的情况下，教师面对“丰富”的教学内容容易陷入盲从的被动地位。所谓“丰富性”有余而“针对性”不足，是指教师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时，容易忽视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和需求，教学层次不清，教学内容泛泛而杂。
（三）教学对象“重实践”而“轻理论”。“重实践、轻理论”是舞蹈教育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问题。该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与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不够完善有关，另一方面源于舞蹈艺术实践的特殊性。长久以来舞蹈教育偏重身体技术训练，对舞蹈理论学习不够重视。这种重实践而轻理论的主观学习态度，增加了舞蹈史论教学的难度。
二、《中国舞蹈史》课程教学内容初探
（一）《中国舞蹈史》课程普遍应用的教材现状分析。《中国舞蹈史》课程教材主要来源于科研与教学成果。前者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舞蹈史》（五卷本）、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舞蹈史纲》（彭松、于平著）、《中国舞蹈发展史》（王克芬著）、《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王克芬和隆荫培主编）、《新中国舞蹈史》（冯双白）等中国舞蹈史论研究著作为代表，后者以21世纪以来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袁禾）、《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冯双白、茅慧主编）等基于中国舞蹈史论教学实践而成的专门教材为代表。专门教材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21世纪以来高校中国舞蹈史类课程教学开展和不断深化发展以后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专职舞蹈史论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不过就教学主体差异来看，也并非能够完全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武汉音乐学院《中国舞蹈史》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便是在个体差异之中生成的。
（二）武汉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中国舞蹈史》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武汉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中国舞蹈史》课程的教学对象是四年制舞蹈表演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该课程设置与课时安排以适应武汉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实际需要为前提，教学课时为每周两课时，共计九周十八课时。
武汉音乐学院《中国舞蹈史》课程在九周十八课时中，首先应遵循一般教学规律，完成中国古代舞蹈史、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史两个部分的教学任务，其次要兼顾个性需求，从本专业人才培养实际出发，以古鉴今，理论联系实践。由此，其教学内容设计如下：
三、《中国舞蹈史》课程教学思路与方法求索
（一）《中国舞蹈史》课程一般教学思路与方法。《中国舞蹈史》作为专业史论课程，旨在将教学对象置身于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景观之中，认知和把握中国舞蹈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与客观规律，熟悉并了解中国舞蹈历史发展的优秀成果和民族传统，为舞蹈艺术实践及艺术修养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以当前最普遍应用的《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袁禾）和《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冯双白、茅慧主编）两例教材来看，《中国舞蹈史》课程的一般教学思路体现在以中国舞蹈艺术纵向历史演进为主线，着重介绍各时期舞蹈艺术发展状貌及主要成就。教学方法上以历史叙述为主，作品赏析为辅，力求图文并茂、鲜活生动。
（二）武汉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中国舞蹈史》课程教学思路与方法求索。武汉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中国舞蹈史》课程教学在遵循一般教学规律基础上，试图从舞蹈表演专业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教学思路与方法的个性求索。
其一，动态导入。所谓“动态导入”是指课程内容的导入充分发挥舞蹈表演专业学生的优长，选取有相应时段或风格特色的舞姿情态，以视频影像或模仿表演的方式，将学生的注意力聚焦于课堂环境和教学内容。
其二，素材为重。所谓“素材为重”是指课程内容的选择及安排以史实材料为重心，在认知和了解舞蹈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更侧重关注表演素材的积累。这部分内容在教学思路上应注重“点、线、面”结合，对各时期历史事实的介绍避免盲目罗列和堆砌，应由史实或现象出发，例举主要论证资料（含人物、作品、事件）进行分析说明。
其三，互动融合。所谓“互动融合”是指将文本历史与身体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对史实素材的认知和了解，对各历史时期的舞蹈表演形态与审美特征进行模仿表演和观点讨论。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4
航空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航空法学以一般法律原则之外的航空特殊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并不研究一般的民事、商事、行政或刑事法原则。这使得航空法学首先是一门法律之中的特殊学科。作为特殊学科的航空法具有逻辑自洽的特性，无需借助其他学科来完善其特殊性。超越特殊性的规则属于一般法律原则与制度，不属于航空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次，从航空法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航空法学虽然包含多个部门法学的知识基础，但这些知识基础是以追溯的方式而非自然积淀的方式呈现出来，因而其认识论基础是航空法的特殊性，而不是一般部门法的原则性。航空法学是以航空法特色为核心支撑的，没有航空法特色，就不能称其为航空法学。而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则以航空法学为核心培养内容，并根据其培养内容需要而设置培养计划，因而航空法学特色专业是应航空法学及上述航空法特色而设立的法学专业，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具有以下几个最重要的特色：一是培养目标与普通法学培养目标不同。航空法学特色专业以培养理解和掌握不同于一般部门法的特殊航空法制度的法律人才为目标，而不是培养理解和掌握一般部门法基本制度的法律人才为目标。二是培养内容以航空法特殊制度为核心，辐射普通法学知识，而不是以普通法学基本制度为基础，简单叠加航空法课程。三是所设置的课群是以将航空知识与航空需求作为其前提的跨学科课群为主的完整课程体系。当然，航空法学特色专业还有其他一些特征，但至少应当满足上述三个特征，否则不能称其为航空法学特色专业。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应当在对航空法的特色、航空法学特色的准确认识基础上进行。然而，就目前试图建设航空法学特色专业的大学来看，尚未有基于上述清晰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下文以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的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为例，来分析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合理的建设路径。二、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目前，着力航空法学特色专业的院校虽有四五所，但以中国民航大学最为突出。故此，以该校的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为蓝本研究其得失，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实证素材。早期的中国民航大学并没有法学专业，但为了满足让民航人才懂一些航空法律知识的目的，开设了简单的航空法课程。之后，学校认识到航空产业对于航空法人才的需要，结合学校作为民航专业院校的角色定位，决定设立法学院，并在此后的硕士学位授予权等工作中，逐步认识到民航大学的法学院应当是以航空法为特色的法学院，而非以普通法学为教育目标的法学院。这一点为包括学校教师及各层次评估专家所认同。“我国正处于由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发展的过程中，民航产业的做大做强，对民航人才需求不断加强，而能够服务民航的航空法学实务人才更是促进民航由大到强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因此，着力培养航空法特色人才成为该校法学院的基本目标。然而，由于对航空法专业特色认识不清，专业建设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朴素的1+1培养模式不符合航空法学的特色。为突显民航法特色，民航大学法学院对本科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采取了普通法学课程加航空法模块课程的课程体系。“法学本科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除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普通法学专业课程外，还专门开设了航空法学、航空保险法、航空运输法、航空犯罪与预防、民航法律实务等航空法模块课程”，［3］并将此作为其特色培养模式的核心来理解。然而，此种培养模式并不符合航空法学的特色，不能满足航空法特色人才培养的需求。在一般的部门法教育基础上进行航空法教育的1+1模式的设置前提是：航空法学是需要在普通法学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一项模块教育。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航空法学仅仅涉及不同于一般的部门法的特殊规则对航空活动的规制，其特殊规则之外的普通的部门法知识仅仅在航空法未有规定时才作为补充对航空活动予以规制。从法律发展历史来看，除航空法外，各个部门法的历史均具有较长的发展历程，但在发展过程中，航空法并未被列入法律发展的“计划”之中，因此才有了在今天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有土地者拥有上至天寰下至地心的权利”的法谚。换言之，航空法的出现是出乎传统法律意料之外的，传统法律并未为航空法准备足够的养料。航空法唯一的养料来自于另一个同样充满特殊制度的法律部门：海商法。因此，航空法拥有自洽的逻辑体系，无需去向一般部门法寻求知识基础，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逻辑推演与一般部门法建立特殊法与一般法之间的适用逻辑。换言之，今天的一般部门法知识之所以可以构成航空法的知识补充，是因为航空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仍植根于人们的普通生活之中，因而需要在特殊制度之外关照普适性规则的作用。因此，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并非是普通法学课程加航空法模块课程的简单叠加，此种模式忽略了航空法本身的特色与发展历史，与航空法特色教育所需的基本模式不符。第二，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不符。目前，在民航大学法学院本科课程设置中，承担航空法学特色教育任务的课程主要是以下几门：《航空法学》《航空保险法》《航空运输法》《航空犯罪与预防》与《民航法律实务》。这些课程是在普通法学课程为核心的基础上叠加设置的，并不符合航空法学特色专业的培养目标。航空法学特色专业以培养理解和掌握航空法特殊制度的法律人才为目标，这就要求：首先，课程设置应以航空法学为核心，而不是以普通法学课程为核心。否则，培养的人才只能是普通法学人才，绝不能说因为多学习了几门重复性很高的航空法课程就是航空法特色人才。其次，课程设置应当构成完整的航空法学科体系。在目前民航大学所设置的五门课程中，《航空法学》是对航空法各个方面均有所涉及的简介性课程，而其他四门课程中，只有《航空保险法》《航空运输法》《航空犯罪与预防》构成航空法学体系的一部分，而其他应当具备的课程，如《通用航空法》《宪法与航空》《航空侵权法》《航空行政法》《航空合同法》《航空产业与劳动法》《航空物权法》《航空融资法》《航空企业法》《国际航空法》及《航空国际私法》等航空法学体系应有的大量课程却未能设置。很难想象在课程内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所培养的法律人才是航空法特色人才。第三，课程设置应当满足航空法实践的需求。“法律实践的需求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内容，而法学教育的展开又将影响法学的学科建设”。［4］目前，航空实践中最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集中在通用航空、航空融资、航空劳资关系、航空安全运行法规与标准、空域制度、承运人、机场与旅客纠纷以及涉外航空法律服务等方面，然而民航大学所开设的航空法课程远远未能涵盖这些重要领域。不能培养解决航空现实法律问题的人才，就不能称之为有特色的专业。
第三，法学专业教学计划过于僵化。民航大学的教学计划一般四年一次小的修改，大的修改则需要由学校确定修改幅度、条件和时机。同时，法学院教师设置课程自由度较小，课程设置完全由教务处决定。而教务处组织的专家在确定是否设置选修课方面缺乏法学专家，导致新申请的航空法课程往往被砍掉。笔者就曾申请过《航空货物运输法》课程，但最终无疾而终。之所以开设该课程，是因为目前所有航空法课程都主要讲授旅客运输规则，并不讲授货物运输法律。而事实上，我国几乎所有开设航空法学的大学均将注意力集中在旅客运输法中，航空货物运输法都一笔带过。而航空货物运输随着电商的兴起正在勃发生机，故此，忽略航空货物运输法既是对实践的冷漠，也是对航空法学体系完整性的无视。教学计划的僵化与课程设置程序的不合理，导致航空法学的特色课程无法通过教师的学术兴趣与社会实践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难以培养符合实践需求的航空法特色人才。第四，法学教师缺乏航空法或者其他运输法律背景知识，影响对航空法学的准确理解。毫无疑问，对于普通法学专业毕业的法律人而言，航空法学与海商法学就是两个新的专业，他们利用以往所学的普通法学知识完全不能理解航空法学与海商法学知识，而需要重新学习，这是由航空法学与海商法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然而，民航大学法学院的多数教师没有运输法律的知识背景，对航空法的理解多从民法等学科的知识视角出发，往往产生偏差。在此种境况下，如果不对教师进行专门的航空法知识系统培养，进行航空法特色人才培养就是一句空话。三、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可能路径如何革除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无疑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重点。航空法及航空法学的特色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部门法及其学科。因此，针对航空法特色的法学教育就必须以对航空法特色的充分把握为基础，以现有问题的解决为导向，设立以专业建设目标、课群设置、教育模式与师资培养方案为主要内容的培养体系。第一，在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内涵的基础上确定新的专业建设目标。根据前述对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内涵的描述，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应当确立这样的建设目标：设置具备航空法学学科完整体系的课群体系，将1+1教育模式转向航空法学向普通法学辐射的发散模式，培养能够解决航空活动中的现实法律问题并掌握通识性知识与航空法学知识的学生，拥有一批航空法专家型教师。上述专业建设目标抛弃了一些虚无宏大的目标，选择了距离我们最近又最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
第二，以航空法学体系为核心设置课程，顺应航空法学特色专业的内涵与特征，航空法学特色专业课程应当以完整的航空法学体系为核心进行设置。笔者以为，应当将普通法学的16门主干课程融入航空法特色课程之中，亦即将航空法特殊制度与相应的普通法学课程相融合设立课程。首先，《法理学》《中国法制史》《航空法学》与《宪法与航空》应当作为航空法特色的专业基础课，将《法律英语》课程改为《航空法律英语》，亦列入专业基础课模块。开设《地理与大气物理概论》《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中国法制史》作为通识课程。之所以开设通识课程，目的在于为航空法特色课程的学习与实践打好基础，如地理知识对于航空知识的理解不可或缺，而历史知识对于法律而言更是理解法律文化与制度背景的必需储备。而以《民航概论》《航空运输》《航空史》作为专业背景课。上述课程亦列入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此外，结合普通法学主干课，开设《航空刑法与刑事诉讼》《航空民商事诉讼与仲裁》《航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航空知识产权法》《航空产业与劳动法》《国际航空法》及《航空国际私法》《国际航空合作与竞争法》《航空侵权法》《航空合同法》《航空物权法》等课程，作为航空法学特色专业必修课。《航空安保法》《航空保险法》《通用航空法》《航空融资法》《航空企业法》《航空环境法》等作为专业限选课。而《商法》《经济法》《法律职业与伦理》《法律谈判》等相关课程则作为专业拓展课，列入任选课模块。上述课程包含了法学主干课，却是以航空法学的特殊知识与相关课程充分融合的方式展开。至于实践课程的开设，下文另有述及。第三，理论教学以“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归纳与演绎逻辑为宏观模式，实践教学从“旁观者模式”向“自体验模式”转向。对于前述课程的教授，不是航空法学知识与法学主干课程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讲授航空法知识，扩及法学一般知识，形成“特殊向一般”的归纳逻辑。此种讲述方式符合法律演进的过程：众多个别事实的重复导致规则的形成。比如《航空合同法》在讲旅客运输合同时，会讲述旅客运输合同与一般合同订立的基本差别，进而阐明要约与承诺的法律效力及其在旅客运输合同中的认定，避免了合同法知识太散、无法聚焦于航空运输合同制度的问题。在1+1模式下，学生在学习了《合同法》之后，并不能自然地推演出旅客运输合同的订立模式，因为电子订票系统与传统合同订立过程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航空法学的很多特殊制度是一般的部门法规则所不能演绎出来的。因此，新的课程设置同时关照了知识递增的两种读书逻辑并体现了航空法学的专业特色。
第四，法学教育一直表现为一种“旁观者模式”，即“学生读书本上的法律规则，评价和分析他人的行为法律效果。因此，即便是我们采用所谓案例分析的模式，也无法摆脱隔靴搔痒的无奈，学生始终无法体验行为与法律结合的规则效果。多年来，无论我们如何改革，似乎‘旁观者模式’一直是个让人沮丧而无法摆脱的范式”。［5“］在法学理论研习时，将自身经历或处理过的案件进行法律模拟评价，以判断自身当初行为的正当性，从而提高法学素养，这种法学教育模式以自身体验与法律再评价模拟为核心，可以称之为自体验法学教育模式（以下简称‘自体验模式’）”。［5“］自体验模式”将案件旁听、案件模拟剧（非简单的模拟法庭，而是包含案件整个发生过程的回放式重演与审判模拟相结合的剧场化过程）、诊所式法律教育、企业等航空实务部门的实践等作为重要的课程形式列入教学计划之中。“诊所式法律教育是教育革新的资源之一，潜在的（至少）也是反对传统法学院课堂威权主义和内容贫乏的方式之一”。［6］民航大学也曾开设诊所式教育，但仅仅只是一个形式，基本的教育工作并未展开就已黯然退场。这不是因为该种教育模式不好，而是未被列入教学计划，缺乏制度保障，今后的特色专业建设应当注意吸取以往的教训。借鉴美国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经验与我们的实际，该教育方式应当在二年级第二学期至四年级第一学期结束，以课程方式跨两个学年与至少一个暑假为期开设。同时，将目前的毕业实习改为航空法律社会调查。上述“自体验模式”的建构避免了“旁观者模式”的弊端，以回应霍姆斯“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的经典论断。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5
关键词：中国古代养生史；体育课程；高校社会体育专业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3-0066-03
课程与教学是教育的基本结构和核心结构。课程设置结构与教学内容体系反映着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它是提高人才培养素质的关键环节，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目标就是为社会体育工作的开展和普及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为推动我国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和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按照2004高校体育《课程方案》体系都开设体育史课程，而此课程研究的范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的自我组成，二是体育与社会其它现象的联系，而对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和方法没有系统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社会要求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必需具有科学的知识、专项技能和健康的体魄，较广的健身知识，健身方法，而且必需了解和掌握我国古代养生思想和方法，这样不仅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能够更好培养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对传统体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拓宽了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教育的范畴，这对于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他们整体素质和现代意识，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 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1 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的重要性
高校体育专业2004年《课程方案》的实施使我国高等教育体育专业课程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其实质是人才培养的路径更宽，社会适应能力更强，更注重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充分显示了课程设置的时代性、前瞻性。探讨课程体系改革必须首先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有了明确的定位，才可能进一步确定和优化课程体系。而社会体育专业学生毕业后成为我国社会体育工作最基层、最重要的人才，为指导全民健身和推动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全民健身运动开展的主力军，是我国社会体育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养生史，了解传统养生思想发展、演变过程，认识传统养生的作用、方法和规律，探索传统养生的科学内涵，就能充分保证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担负起基层体育、社区健身的工作重任，就能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为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社会主义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建设和谐文化，大力宏扬民族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一条重要措施。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脉，民族精神的内容很丰富，它构成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其内涵始终贯穿了“忠国”、“奉公”、“和合”、“仁爱”、“守正”等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而中国古代养生思想正是以儒家的根本宗旨，即“三纲”、“八目”为准绳，“三纲”是指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养生思想都体现重视生命，热爱生活，提出“养生者，养德则修身，无德者则损身”观点。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养生史，了解传统养生思想发展，演变过程，认识传统养生的作用、方法和规律，探索传统养生的科学内涵，为推动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健康长寿有着积极作用，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措施。笔者认为：在高校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的必要性
科技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和方便，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森林的毁灭、大气的污染、水源的污染等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身体的健康。在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正是对体育史课程未研究内容的补充，因此社会体育专业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学生就能更好了解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精髓，了解中国古代养生的方法。并将此方面知识和现代健身理念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科学的健身思想和方法去服务于人类健康的需要。中国古代养生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传统养生提出的“四时养生”、“调摄情志”、“导引按摩”和“吐纳服气”等主要养生方法，无一不是通过一代一代传授生存和生活需求的技能。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是教育的内容之一，其本身有着实际的教育功能。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高校学生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军，通过对古代养生史的学习，可以加深他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促进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热爱，为以后继承、创新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做好心理、知识和能力的储备。
总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小康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健康观念的进一步转变，体育健身活动将更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中。为了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健身意识，提高全民健身运动，更好地引导和指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全民健身活动，以及科学合理地从事体育锻炼，社会体育专业学生掌握和了解中国古代养生史是极其必要的。
2 中国古代养生思想课程的价值
中国古代养生思想不仅是体育史的一个分支，具有体育史课程的史学价值，而且是中国体育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自身的课程价值。
2．1 具有体育史课程的价值
体育史是体育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科学，中国古代养生史是体育史的一个分支。社会体育专业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既能使学生不断认识和探索古代养生思想发展脉络及演变规律，又能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逐步树立科学健身观，为全民健身计划服务；同时又能使学生增长历史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完善知识结构和拓宽思维，能够运用本门学科和历史知识，在今后的社会体育工作中发挥作用，促进和谐社会及精神文明建设；还能对社会体育专业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开阔眼界，使他们献身社会体育事业，继承体育文化遗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2 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的自身价值
社会体育专业开设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不但能增强社会体育专业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更主要的是能让社会体育专业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养生文化、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断
探索养生运动的演变、发展和创造过程，为现代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借鉴和科学的依据，为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服务于人类有着重要的价值。
3 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体系设置
3．1 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的目标
中国古代养生史课程目标体系的构建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育专业理论课程具有目标体系；二是中国古代养生史具有强化的目标体系。
(1)体育专业课程的目标体系。中国古代养生史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中国古代养生史属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国古代养生史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历史时代养生思想、养生方法的形成、发展和规律，以及它们之间、它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我国体育史的一个分支，也是体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社会体育专业学生充分、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养生史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与社会关系，从而掌握正确、科学的养生方法，形成科学的健身观，为走向社会更好地指导全民健身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2)中国古代养生史本身具有强化的目标体系。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为了生存、发展，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自然界，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努力创造条件以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维持自己的生存与种族发展。中国古代养生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对培养社会体育专业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培养社会体育专业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能力和科学健身观是非常有意义的。
3．2 中国古代养生史的内容
中国古代养生史的研究范围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养生的自身发展和形成，包括创立、形成、发展，制度、措施等；二是养生与社会其它现象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地理环境、民族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联系。从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历史的演变中，探索养生史演变的过程，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时期养生史、夏商西周时期养生史、秦汉时期的养生史、春秋战国时期养生史、隋唐时期养生史、宋辽金元时期养生史和明清时期养生史。
4 结论与建议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6
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第一，从法律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上看，如果是大学普通教育，那么除了法律专门课程以外，法律院系还要开设相当分量的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在法律职业训练中，则几乎是提供“纯粹”的法律课目。在前者情形中，由于专业的不同（如公法、私法或法学、经济法等），课程的门类及其内容的深浅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第二，就法律专门课程来讲，课程设置是以现实的部门法体系和法学学科体系为基本依据的，它们最终决定着法律教学内容的置废和变化。但课程体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部门法体系和法学体系。因为有的课程不可能包括法学体系中的全部大小分科；而有的课程则可能会兼跨几个法学分支学科。此外，在教学实践中，还要综合考虑不同的教育层次和培养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教学的时间安排等因素。
第三，一般来说，法律课程的设置是以本国现行的法律或法学为主导的，同时考虑历史的和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因素。这既包括部门法方面的课目，也包括一般性较强或纵横跨度较大的课目（如法理学、法律史、国际法等）。
第四，各法律院系之间，由于教师的结构或学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对课程的设置或教学质量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目前高等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委规定的教学计划为指导，分别结合各院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下面以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计划为例，来对其课程设置略作考察。该计划要求学生在4年中必须修满196学分方可毕业。其中，课堂教学179分，其他部分（包括社会实践、毕业学习、毕业论文）17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是7∶3.全部课程由政治理论课（20）分、文化基础课（31分）、法律基础课和法律主干课（两类共83分）三部分构成。
法学专业四年的必修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年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汉语外语（一年）体育（一年）法理学中国宪法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第二年哲学国际政治外语（一年）体育（一年）计算机基础民法（一年）经济法概论中国刑法刑诉法民诉法
第三年商法国际私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际公法证据刑事侦查物证技术经济管理
第四年律师制度劳改法犯罪学法医学
选修课比较集中地在
第二、三年中开设。非专业方面的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国际关系史、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应用数学等。法律专业选修课有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现代西方法理学、比较法、立法学、外国宪法、外国刑法、外国刑诉法、外国民诉法、港台法律制度、罗马法、合同法、财税法、金融法、海商法、环境保护法、会计、审计、自然资源法、产品责任法、房地产、国际投资法、外贸管制法、国家赔偿法、知识产权法、犯罪心理学、仲裁、公证和调解、法律文书、司法统计、法律文献检索等。
法学类其他专业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和文化基础课与法学专业相同；而且主要的法律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也基本一致，仅个别课目的学时较法学专业略有缩减。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将侧重于各自专业的一类课程设为必修。如经济法专业就将公司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列为必修，而这些课目作为单独的课程在法学专业中仅作选修。其他的法学专业（如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的情况亦同此类。
（五）教学方法
法律院系采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是由担任某一门课程讲授任务的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即所谓的讲授法。课堂讲授的主要依据通常是在讲授该课时所用的教材。
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法律教学方法。一方面，制定法作为主要的法律渊源，客观上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对法律规则中的抽象概念和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另外，注释法学家在研究和传播罗马法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为教学中进行讲授提供了一个传统。这种教学“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学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相反，在美国的法学院里，教学方法却采取了相当具体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普遍推行的“判例教学法”（casemethod）。与制定法和判例法的优劣对比情形相类似，讲授法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也正是判例教学法的优势所在，反之亦然。
从中国近年来对法律教育改革的部分讨论中看，有人提出在教学中应广泛推行判例教学法，以改变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而轻实践，或者理论脱离实际需要的被动状态。然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判例法制度，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为法律院系实行判例教学法提供现实基础。尽管在课堂讲授中，特别是在讲授部门法时，教师往往插入一些经过挑选的判例。但这实质是以举例的方法来补充有关原理的讲授。其目的是让学生具体形象地理解并进而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教学。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吸收或借鉴判例教学法的积极因素，也会成为法律院系今后教学改革的一个内容和方向。
在以课堂讲授法为基本教学法的同时，为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之类的实践活动。即由学生分别担任审判员、原告人（或公诉人
）、被告人、律师及证人等角色，来模拟（假设）法庭的审判过程。然而，法律学生在整个四年当中惟一与本专业的实际接触最多的一次机会，就是为期二个月左右的毕业实习活动。这时，要求学生在某一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直接参加所在机构的司法业务工作。它类似于美国法学院的现场实习（clinicalprograms）。
（六）毕业生水平和就业选择
法律教育的最终结果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某种法律职业人员。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层次的法律院系毕业生的毕业水平及其任职资格，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
从国外的大体情况看，德国的大学一般不设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而设法学博士学位。法律系毕业生需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Volljurist）时，才能担任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及政府机构官员。法国的学位制度略为复杂。法律系学生在第二年结束时一般被授予法学专科毕业资格（bachelier）；第四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licenceendroit）。博士学位分国家博士学位（Doctoratd‘etat）和大学博士学位（Doctoratdel’universite）两种。但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者，又须先取得某一法学学科的“高级研究文凭”（简称DeS）。另一方面，获法学学士学位者若要从事司法实际工作，还须经过国家司法学院一至二年的实务训练。日本对接受四年法律教育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但若从事“法曹三者”之一种，还须参加相当艰难的国家司法考试，并对通过者再进行由司法研修所组织的二年的法律实务训练。而准备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的那些人，则可进入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一般为二年）或进而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即它要求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已取得文学士（B.a.）或理学士（B.S.）学位。因此，学生在完成三年初级法律教育后被授予J.D.学位以取代原来的L.L.B.（法学学士）学位。有的法学院为准备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学生开设了L.L.m.（法学硕士）以及S.J.D.（法律科学博士）学位。但为从事律师职业所须通过的律师资格考试（Barexamination）仅要求具有J.D.学位。
从学位制度方面看，中国与日本的学位制度类似，与德、法两国不尽一致，与美国的学位等级相同，但学位层次的含义完全不同。
根据中国的学位条例等有关规定，法学学位也像其他门类学科的学位一样，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其中，硕士又包括研究生和研究生班两个层次。法律院系的本科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的即授予法学学士学位。然后，毕业生就要在继续攻读法学研究生和从事实际工作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毕业生应参加每年初举行的考试（当然，符合条件的其他在职人员也可以通过考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考生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通常包括政治理论、外语、两门所报专业的主干课和相关的法学综合课共五门。其中，前两门为全国统考课目。口试在笔试通过后进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核准试行的草案，法学学科可以招收以下13个专业的研究生，即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研究生的培养任务由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律院系和科学研究机构（目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来承担。学制一般为二至三年。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也需通过入学考试。目前，上述的13个法学学科基本都已招收博士研究生，仅个别专业除外。培养单位分别不同地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八个机构中。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也是三年。
除上述学位教育外，还应提到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通称法学双学士）。它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它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报考的主要条件是已经获得除法学类专业的任何其他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目前开设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主要是一般法学专业和前文提到的知识产权和环境法专业，学制为二年，取得学位的学生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显然，法学双学士教育接近美国的法律教育方式，但两者的出发点仍有区别。法学双学士教育尚不是中国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
法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各类高级法律职业人员的一个主要途径。并不像日、美等国那样仅培养法学教学或研究人员。实际上，除了从事法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也和法学本科生一样，在就业选择中，面对着一个比较广阔的职业领域，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与法律职业的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而不仅限于法律教育的职业目标所意旨的那些领域。
就目前主要的几个法律职业领域而言，惟一规定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任职资格的职业就是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律师工作，必须通过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至于从事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目前尚无专门的任职资格规定。因为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限制，对于那些为数不多的、受过专门正规法律教育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来说，那种经历本身就意味着具有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但是，近年来中国已开始重视并正在探索建立法律职业任职资格的专门制度。假如所建立的任职资格规定能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建立较完善的法律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结论
从中国法律教育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律教育的存废兴衰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法律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法律教育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法律的作用受到重视的时候，这无疑就为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保障；但若相反，法律教育就只能走向衰退。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法律教育作用的成效还远不能够像立法那样较快地得到实现。法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法学家的水平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法律思想、法学知识以及各种法律经验材料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因此，连续性就成为法律教育进步和成长的一个内在要求。
如果说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主要围绕着有没有法律教育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所应给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教育-一个比较完善的、富有效率的、能够培养出适应21世纪需要的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法学家、法官和律师不仅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也还应当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中国法律教育的前景是广阔的，
而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
注释：
[1]近代法治国家，对法律教育给予必要的关注基本上是法学家们的一个自觉意识。这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议题、一般法学著作或法律期刊以及有关的学会或机构等方面。但在中国，至少就目前法学家的学术活动范围而言，该领域的情形并不令人满意。除少数有素的学者对此问题较为重视外，很少有关于法律教育的论文或著作出版。
[2]《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五蠹》，《史记·商君列传》。
[3]在中国法律史上，律博士之创设，有其历史背景。《三国志·魏书·卫凯传》载，“《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法，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4]《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89页。
[5]《唐六典》卷二十一。
[6]《新唐书四四·选举志一》。
[7]《旧唐书·选举志一》。
[8]《宋史·百官志》。
[9]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自唐朝即有“明法”一科，专门用以选拔法律人才。到了宋朝，法律考试更进入鼎盛时期。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明法”、“新明法”、“试刑法”、“铨试”、“呈试”、各色各样。参见徐道邻《宋朝的法律考试》，载《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志文出版社，1975年初版，第188页。
[10]在伯尔曼（Berman）举出的西方法律传统总体上具有的十大主要特征中，与法律教育紧密相关的以下一些特征尤为引人注目：（1）在于政治、宗教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意义上，法律是相对自治的；（2）法律交由一批职业法律专家、立法者、法官、律师和法律学者们培植；（3）在法律制度被概念化和达到某种程度系统化的地方。法律培训中心是兴旺的；（4）法律学问构成一种超法律的因素，并可以此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这些不仅仍然构成目前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而且从历史传统上讲，是许多非西方文化所不具有的。而自11世纪末起在北意大利的波伦亚等地凝聚在一起的三个因素-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下所汇编的法律作品的发现、用于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的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以及研究罗马法的大学环境-都属于创造近代西方法律传统的根本起因。参见HaroldJ.Berman，LawandRevolutiontheFormationofthewesternLegaltradi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3）p.7-10，37-38，123.贺卫方等合译中文版《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9-13，43-44，147页。
[11]沈家本《寄文存》卷六，《法学通论讲义序》。
[12]此前于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曾在北京设同文馆。其课程中即有万国公法（国际公法）一科目。这是中国在文教机构中最早开设的法律课程。此外，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中也设有法学分科。
[13]薛铨曾：《我国大学法学课程之演进》，载《中华法学杂志》，第三卷（1944年），第八期。
[14]同上注13.
[15]参见民国三十四年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报告。转引自刘清波《现代法学思潮》，（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初版，第19页。
[16]1949年退居台湾后，在台湾原来仅有的一所法律系的基础上，于50-60年代初，复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后改为国立）、私立东吴大学、私立辅仁大学以及私立中国文化学院。这些机构均设有法律系。目前台湾的法律教育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律教育之实施，大抵一仍旧惯，乃在大陆时代法律教育之继续。”同上注，第20-21页。
[17]全文参见《法学基础理论教学参考资料选编》（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第184-186页。
[18]见《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初版，第85，89，218-219页。
[19]见《关于筹设中央政治干部学校方案的说明》，同上注18，第162页。
[20]从当时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时期高等学校共227所（包括国立的138所，私立的69所，教会学校20所），在校学生13万余。其中设有法律院系的学校53所。在校的法科类学生7338人，占全国在校学生比例的6.3%.参见陈守一《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第154页。《中国法律年鉴》（1987）法律出版社，第1104页。全面调整法律院系的主要理由是：（1）旧中国法律教育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2）设有政治、法律科系的大学多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布局很不合理；（3）政治、法律学科设置庞杂重复，在整个教育中所占比重过大；（4）法律教育制度基本沿袭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思想；（5）教学内容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求。针对此，1952年暑期，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进行了第一次较大调整。1953年，随着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为使高等学校院系分布进一步趋于合理，集中人才、物力，进一步明确培养专门人才的目标，教育部遵照中央文委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总方针，再次对政法类院校进行了调整。参见蔡诚主编：《中国司法行政大辞典》，法律出版社，1993年初版，第89页。
[21]清末时有“法政”这一名称。新中国成立后，普遍的提法是“政法”。除政法学院一词，还有“政法教育”、“政法工作者”、“政法建设”等。当时之所以称政法学院，并不是对其所设专业的一种简称，而是基于将政治和法律混同的一种“左”倾认识。此外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第478页。
[22]以上统计数字见李逢江《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概况》。另外，1957年法学类在校生数占全国大学在校生总数的1.9%，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1984年间的最高比例。同上注，《中国法律年鉴》88年本，第99页。9年本，第1104-1105页。
[23]见陈守一《新中国法学三十年一回顾》，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第2页。后编入《中国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1984年初版，第16页。
[24]见《西南政法学院1958年修订教学计划》等。
[25]同上注，！23.
[26]仅在“”后期几年中
招收过448名不经考试而被保送的工农兵学员。同上注20，《中国法律年鉴》（1987年），第1105页。
[27]有关总结或介绍近十多年来法律教育成就的一般性论著较多。较权威的和专门的资料参见甘绩华的《中国法律教育的成就，改革与对外交流》（China‘sachievementinLegaleducation，itsReformandexchangewiththeoutsideworld），北京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论文（英文）第109号。1990年4月22-27日。正文不再赘述。
[28]自1977年以来恢复和新设的法律教育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它们的规模也在不同程度地逐年扩大。因此，有关这些机构的各项数字也是经常变动的。
[29]同上注，《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本，第100页；1989年本，第1106页。
[30]第二、三、四中的统计数字均截止于1988年。同上注20，《中国法律年鉴》1989年本，第1113页。
[31]同上注21，引沈宗灵著，第154页。
[32]参见朱剑明在高等法学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2月31日），载《法制建设》1984年第2期，第17页。
[33]同上注20，陈守一文，《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第157页。
[34]同上注32，第17页。
[35]同上注，第43-44页。
[36]郝克明《法学教育的层次结构应当适应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载《法制建设》1984年第2期，第30页。
[37]法学类本科专业目录及其简介详见《中国法律年鉴》1989年，第1116-1118页。
[38]与其他的法学类本科专业不同，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专业主要招收已取得理、工、农、医等学科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学制为二年。
[39]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守一教授提出，法律教育的专业设置似乎应当有个整体计划。自流发展，未必有利。法学二级学科是否都可以设置专业很值得研究。同上注，引陈守一文，第157页。“专业的设置总的说来宜宽不宜窄，其划分应以知识结构确有明显特点为准，不宜为过分专门的学科单独设置专业。”同上注，引朱剑明文，第17页。
[40]上述有关规定详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第9条、第22条、第23条。应注意的是，现行的高考制度及有关招生和毕业分配方面的体制正在进行改革。至于有关报考法学类专业的学生数量与法律院系录取数的比例，尚缺乏专门的统计数字。
[41]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为完成法学基础教育和法律实务教育所需的期限依次为5-6年，6年，5年和7年。这是仅就通常情形而言。
[42]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初版，第15页。
[43]见《中国政法大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一览》（1994年）。此处仅以法学专业的课目为例。
[44]各法律院系普遍实行的是学年学分制，即在规定的四年期限中，学生在春、秋两季任一学期中每周上课1小时（一般是50分钟）为1学分。但根据此处的计划规定，学生有可能在修满196学分后提前毕业。
[45]这里不包括第二学士学位，如法学、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专业的课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理论和文化课被认为已是在前一本科教育中学习过了的。
[46]对教师使用何种教材并无统一指定的要求。因此，既可选用由国家教委或司法部委托编写并推荐使用的教材，也可使用各院系教师集体或单独编写的教材。一门课程较为完备的教材是由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配套组成的。
[47]同上注10，Berman著，英文版第131-132页，中文版第157-158页。
[48]m.卡佩里蒂等合著《意大利法律制度》（1967年），第89页。转引自沈宗灵《比较法总论》，第155页。
[49]美国早期的大学曾效仿williamBlackstone在牛津大学讲授法律的方法。但到了1875年，哈佛法学院教授C.C.Langdell（1826-1902）结合美国的判例法实际和法学院的职业教育方针，创立了判例教学法，从而取代了传统的讲授法。至今，虽然判例教学法也曾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指责，但“美国法律学生仍然发现判例教学法是他们大部分课程的基本教学形式”。e.allanFarnsworth《美国法律制度概论》（anintroductiontotheLegalSystemoftheUnitedStates，1978），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50]仅靠近法国的萨尔布吕肯大学设有法学学士学位，并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学生开设欧洲法学硕士学位。其他大学一般仅对外国学生提供德国法学硕士学位。因此，“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不是联邦德国大学法学院的一般学位制度。”参见魏民侠（michaelR.will），黄进《联邦德国的法学教育》，载《法学评论》（武汉大学法学院）1992年第4期，第57-58页。
[51]自1959年改革国家博士学位以来，两种博士学位间的差异已经减小。见勒内·达维《法国法学教育》，中译文载《法学译丛》1983年第3期，第79页。
[52]edwardi.Chen，thenationalLawexaminationofJapan，nol，Vol39J.Legaleduc.（1989）
[53]J.D.中文直译为“法学博士”，但这仅是在法学院取得初级学位，不同于中国的法学博士学位。
[5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0年）第三条。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1986年）。
[55]同上注21，引沈宗灵著，第482页。
[56]《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1987年）。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7
知识获取的迅捷性、记忆的持久性和再认再现的准确性，是学习效率的首要体现。每一个知识点、概念都有其不同的记忆方法，发现并掌握其规律，合理加工处理知识信息，探究便捷的记忆技巧，有利于提高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效率。一方面，教师可以提供一些相关技巧，供学生借鉴；另一方面，更多的是需要学生能举一反三，化抽象记忆为形象记忆，针对不同的识记对象，探索最佳的识记技巧，并相互交流和促进。
二、探索概要掌握某一部分知识内容的基本要领
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包括背景、经过、影响几大段的复杂内容，学生靠死记硬背，效率低下。这就需要化复杂为简单，通过信息的加工重组，提取记忆要素，便于学生的记忆。
三、探索系统掌握历史学科知识的方法
历史的每一部分内容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中，要把零散的知识纳入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掌握。一是掌握专题线索，如政治、经济、文化各大专题，在大专题下又可分为若干个小专题，如政治专题下的政局、制度、政体、政策、阶级、民族、对外关系等；经济专题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文化专题下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方面等。二是掌握历史阶段特征，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涉及的诸方面进行抽象地概括和掌握。学生可参照相关辅导材料中对知识体系的概括，结合自己学习特点进一步加工改良，用“集合”的方法，确定层次和隶属关系，探索出系统掌握历史学科知识的最佳方法。
四、深入探究历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首先是历史原因的探索，从直接原因到主要原因、根本原因，从主观原因到客观原因，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探索和分析原因。其次，由表象深入探索事物的属性和本质，理解其本质含义。在此基础上，综合各方面因素，总结出历史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如，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篡夺，主要原因包括革命党人的妥协等方面，根本原因则可以推给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会性质，它决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革命的特点，可以分析革命属于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革命的失败，又可以得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这一规律性的结论。
五、积极开拓学科内知识的横向、纵向联系
对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综合能力，是学生建构完整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关键，也是高考命题能力测试的重点。因此，在学习中要注意知识之间的联系、对比和综合。在横向联系上，可寻找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或不同方面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分析其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进一步归纳出这一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在纵向联系上，可寻找同一大专题或小专题所属的各时期中外历史相关内容进行联系综合，分析其相互关系，比较其异同点，分析其异同的原因、影响，并尝试将各部分知识迁移重组，形成专题线索，以此提高综合归纳概括能力。
近年来的高考历史试题，特别注重考查学生对历史阶段特征、历史发展规律和基本线索的把握以及对宏观历史的认识，要求学生能从整体上把握知识内涵，强调再认、再现的系统性、完整性和透彻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突出教学内容的整体结构，强调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努力让学生掌握系统的而非零碎的历史知识。其关键在于要确立历史知识结构的纵横联系，即所谓的“立体知识教学”。
历史知识的纵向联系，是指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历史经历世代交替的链式结构发展，把握纵向线索，就能贯通来龙去脉，明确趋势归宿，揭示变化规律。而历史知识的横向联系，是指历史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它包含了共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普遍与特殊等历史范畴。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注重知识的纵横联系，形成完整的、立体的知识树。这样，学生就能非常清晰地把握事物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就能从深度和广度的层次上认识事件之间的本质和结果。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和搞好素质教育的重大课题。而中学生的思维能力主要是在学习、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8
教学理念的转变
一方面，当今在各高校，部门法学属于法学课程里的显学，然而，各部门法的学生普遍都缺乏一种以历史的高度、宏观的角度看待现今法律制度的能力。这就需要以中国法制史来弥补。因为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中国法制史属于法学基础理论课，本学科的基本要求在于通过学习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梳理归类，进而深刻理解中国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达到为学生学习各个部门法奠定理论基础的目的，使学生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部门法，提高法学教学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当今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都来源于历史，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对于现代社会虽然无直接的实用价值，但却可以给人以启示和智慧。古今中国法制虽有巨大差异，但是中国人固有的行为模式、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因为纸面上法律条文的变化而完全变化。古代的许多习惯、法律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正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3］学习中国法制史，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因此，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改革，必须转变教学理念，变被动为主动，如此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以教促学，教学相长的目的。
教学方法的多元
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教师在讲授中国法制史时多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学生在课堂上只是被动的听众，完全陷入一种被动的接受过程，无法有效汲取老师所讲授的内容，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了。因此，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如专题式讲授法、案例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实践式教学法等。第一，专题式讲授法。传统的教学内容以历史朝代的更替为线，每一朝代里面的内容大多相似，客观上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混淆。因此，笔者建议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革新，既要加强学生对中国历史上法制建设的纵向性把握，也要让其明了各个法律制度的横向性发展，纵横结合，才能让学生记忆更加精准，理解更为深刻。具体做法是:在课堂讲授过程中，首先，宏观性地概述朝代法制的基本内容;其次，对于学生容易理解的内容略讲，而对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精讲;再次，在讲述某一法律制度时，可以结合同类知识，对其纵向的演变、横向的影响进行专题讲授，争取达到点、面结合。第二，案例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4］。其做法是在前一次课结束后，教师布置学生应复习的案例，通过课下查阅资料做好准备。上课时围绕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同学和老师进行交流和讨论。讨论结束后，由老师进行总结和点评，从而有效地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提高学习兴趣的目的。这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模式，目前在有些高校的部门法教学中已经开始运用。这样一种教学方式完全可以运用到中国法制史的教学过程中来，不但能够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还能够加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关系，更能够使学生更为深刻地理解古代法律制度。同时，典籍中载有大量古代的司法案例，通过对其分析讨论，学生还可以与当今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明其优劣，为现代法制建设服务。第三，实践式教学法。中国法制史的学习与研究之所以具有向现代中国法学及制度优化提供学术智慧的可能，在于中国现代问题与诸多法律传统息息相关，传统社会某一法律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法有可能作为我们解决当下类似问题的借鉴。尽管如此，但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在当下却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即与法科学生以后将要从事的司法实际工作基本脱节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实践式教学法，利用学校与法院、检察院的合作关系，经常带学生去法院、检察院进行多种形式的实践，了解社会上经常出现的问题，思考解决的办法，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律制度。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9
论文关键词通识教育专业性大学法学
目前，不少综合性大学开始探索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要宽口径、厚基础。与综合性大学在通识教育领域开展得轰轰烈烈不同，专业性法科大学却反其道而行之，一些专业性法科类院校的学科设置更加精细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部门法学方向。不少法学院校在本科学生管理与培养中又进一步细分了法学学科，将法学学科区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专业，一些院校甚至还在经济法里再划分有国际经济法和一般经济法方向。那么，专业性法科大学究竟应当是向技能性、精细化发展还是向综合性、通识性发展？这一问题绝非琐碎细节，因为这关系到我国专业性法科教育策略的选择，关系到在本科阶段究竟有无必要设立越来越多的法学专门方向。又，假设搭成要进行通识教育的一致意见的话，在专业性法科大学开展通识教育又会面临哪些问题？
一、我国专业性法科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一）法学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尽管法学共同体认为，法律应成为专门化的知识，法律应成为独立于道德、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法学共同体要确保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不少法学院校也致力于将法学打造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特语言、独特思维方式和独特职业技能的封闭科学，法学学科正在努力和道德、政治、舆论、经济等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就算是学者们所论及的法学共同体之培养，也离不开通识教育为之提供一个共识性的基础。强世功先生在关于法学共同体的激昂宣言中就指出，尽管律师、法官、法学家可能有相同的法律知识、共同的法律语言，但是他们却缺乏共同的价值、缺乏共同的思维方式、缺乏共同的精神气质。大学的法律教育就需要为法律共同体提供这样一个共同的知识、信念和意义，通识教育多数能够履行这样的职能。而在之后的一次讨论中，强世功也认为法学院校应当推进通识教育，这种通识教育有助于法律共同体达成一个共识性基础。
（二）我国特殊的教育体制更需通识教育
与美国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不一样，我国的法学职业者学科知识本就狭隘，其更有必要在本科阶段推行通识教育。虽然不少高校的法科专业分类只是专业名字的分类，其设置的课程、安排的师资并无差别，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多少都会持有“本专业课程”还是“外专业课程”的观念，对非专业课程重视不够。而且，不少法科学生很可能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是在某一专业性法科大学所度过，其专业边界很可能是封闭的，只有少数法科学生会涉猎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心理学等相关课程，而主动阅读自然自然科学的学生就更少。
毫无疑问，法学课程的讲授是专业性法科院校的重要使命，毕竟，如果一个法科学生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学训练，就很难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获胜。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法科学生毕业后不只是进入法院、检察院或者律师事务所，大量法科学生会选择进入银行、证券、零售等公司企业，也有不少学生进入政府部门，本科四年所学习的法学知识在其工作和生活中所使用的比例可能远远低于其它学科。更何况，“不是懂得法律条文就可以当法官的”，需要人文和科学的一些很厚实的基础才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来。而且，作为未来社会治理重要的中坚力量，要应当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法科学生需要有较厚重的知识背景，还需要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为此，专业性法科大学的本科教育不能只限于传统法学的范畴内，而应当是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法学本科教育“除为法律职业市场提供合格产品之外，还应当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性情的个人和优良政治观念的好公民，法律职业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双重主题。”当然，提倡通识教育并非要否认专业教育的重要性，更不是如苏力担心的，要求现代大学培养的是像林黛玉一样多愁善感的小资。加强通识教育，只是要奠定学生坚实的知识基础，拓宽专业口径，要使法科学生具有对当代问题的关心和洞察力，不应当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对立。
二、专业性法科大学通识教育所面临的困难
进入新世纪以后，不少重点高校开始重新建构大学本科课程体系，强化通识教育，推进大类培养，以纠正专业教育的过度职业化。比如北京大学实行了通选课设置，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则实行了“1+3”，即一年通识教育加三年专业教育的本科生培养模式。对专业性大学而言，其学科划分更细，按理更有必要加强通识教育，但在专业性法科大学推行通识教育却面临着各种困难。
首先，受制于师资的缺乏通识教育难以开展。要使通识教育不流于形式，就需要卓越的师资队伍，所授课程既要能吸引学生，还要能够使学生学有所获。但与综合性院校各种学科师资储备强大而丰富不同，专业性法科大学学科有限、师资规模相对较小，能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群体要小得多。要非法学教师讲授通识教育，难以确保其授课和法学课程能够较好的衔接起来，更何况，要高校留出足够的编制引进高水平的非法科师资也面临巨大的挑战。而法科教师基本上是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其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得法学教师难以胜任通识教育课程，要法科教师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讲授通识课程有相当大的难度。
其次，专业性法科大学通识教育面临着课程设置的困扰。不少大学的通识教育都包括了历史、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课程，比如哈佛大学本科生必须选修外国文化、历史研究、道德理性、文学艺术、科学、社会分析、数量分析等课程。但法科类学校本身就有法哲学史、法律思想史，部分课程和通识教育有部分重叠。而且，由于法学学科的生源主要来自于高中文科，大部分法科学生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知识结构里较为欠缺的是数学、逻辑、科学等学科，但是要让法科学生学习这些“理科”学科还有非常大的难度。不过，反过来也进一步证明了通识教育的部分课程在专业性大学更具意义，是对中学教育知识结构缺陷的一种“反哺”。
最后，通识课程的设置可能会加重学生负担。美国不少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是所有本科生前两年的共同主干课和基础课，国内一些高校也要求本科一年级学生全部学习通识教育课程，比如西南财经大学的本科一年级学生全部归通识教育学院管理，进行集中学习。但是目前法科学生学习任务本已繁重，如果再开设通识课程就会进一步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以某专业性法科大学2011年新招收学生的课程安排为例，其教学计划要求本科生四年所学课程学生高达139个学分，这还不包括实习、论文、军训等。由于大四面临找工作基本没有安排课程、大三下学期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学生选课较少。这意味着学生需要在5—6学期学完139个学分，至少48门课。每星期平均至少8门课。在这样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如果再增加通识教育课程，会使学生不堪重负。
三、专业性法科大学通识教育的开展
就法学而言，其从来都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法学理论、法学研究都严重依赖于其他学科，不断从其他学科吸收新的观念和方法才能有所发展。法科学生在毕业之后无论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还是从事法学理论研究，都需要储备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理论。但目前专业性法科类院校过于狭隘的课程设置阻碍了学生对其它学科知识的吸收，抑制了学生未来从事实务工作或者理论研究的视野。尽管在专业性法科大学开展通识教育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由于通识教育对培养杰出创新人才、对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法律职业者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专业性法科大学依然应克服各种困难开展通识教育。
首先，改革课程设置。通识教育并非只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是为学生成人这个目的服务。通识教育所讲授的学科领域涉及哲学、法学、心理学、医学、生命科学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每个学生都应当对各个学科略有了解，进而激发其探索的欲望和创新才能，这也是世界著名高校之所以不断探索通识教育的原因所在。以法学院校为例，比如社会学训练能更好的促使法科学生直面社会现实，伦理学训练能提升学生的道德情操，哲学训练和经济学训练能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考虑到学科的重叠与法学职业的特征，专业性法科可以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自然科学史、人类历史等课程设为核心课程课，要求学生至少选择其中三门课程，其中大学一年级上学期应当全部开设通识课程。同时，可以在大学三年级时开设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跨学科课程，设置为公选课，规定学生必须选修其中至少一门课程。
其次，在师资配备方面，可以采取内部挖掘和外部共享的方式。毫无疑问，资深教授对本学科的知识掌握要比年轻教师宽厚得多，但由于之前学科背景的影响，他们对跨学科知识掌握也有所欠缺。相比而言，年轻教师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他们更有激励与热情去开拓新天地。为此，应当结合资深教授和年轻教师的各自优势，鼓励年轻教师教师积极转型，在培养之后胜任通识课程的讲授。而在一些特殊课程无法自我挖掘的情况下，可以鼓励学生跨学校选课，学校之间实行学分互认。与此同时，应进一步赋以教师开课自由，引导老师开始跨专业课程，让学生具有更自由的课程选择权，鼓励学生选修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课程。
法律史专业就业方向篇10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法学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一门学问：书店里法律出版物汗牛充栋，不少法律著作都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各种报刊上的法学专栏连篇累牍。电视上，法学教授已经成为出镜率最高的群体之一，他们对于各种社会事务侃侃而谈，向受众传递着种种前卫的或过时的法律知识。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或案件-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无疑激发了全社会对于法律及其相关知识的好奇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其他专业的学者们中间，从前的那种“读书万卷不读律”的心态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对于法学以及法律的兴趣不断提升，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与法学联系紧密学科的学者，他们与法学界的互动格局正在形成。所有这些都跟我们正在逐渐走向法治社会的这个大格局密切关联，同时也离不开法学界在十多年间不断努力。
当然，整体而言，法学还是一门处在发展中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不少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其中最需要努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法学研究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环节上把握两个维度之间的艰难平衡，那就是，一方面要追求专业以及职业的自治，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对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的开放。
自治
这里所谓自治，主要是指本学科内部专业化的建构。法学首先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专门化的学科，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甚至是一个不容易普及的知识领域。它具有自家的历史传统、概念与知识体系以及研究方法。法学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事务进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解释，法律之治之所以不同于单纯的政治之治或道德之治，正是因为法学传统、知识以及方法的这种独特性。说到底，所谓法治或者依法治国，不过是法律家用他们的专门知识对社会进行的统治。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对于这种专门化的知识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法学界给出了相当丰富的论说。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是，法学的话语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道德或政治力量的附庸或应声虫。我们只要将近年来法理学领域的新成果与十多年前的标准教科书作一个简略的比较，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追求运用法学自身知识传统、运用法学的方法解释社会关系与社会现象的努力。法学界对于“实事求是”原则理解上的变化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在以往那种政治法学的话语中，这一原则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由此演化出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几乎成为不刊之论。但是，现在的法学界，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可以作为司法决策依据的是“客观事实”；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司法过程的性质、证据以及更广泛的程序的局限性以及对于人权保障和制约政府权力的需要等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意义上的“事实”的独特性。这种围绕本原的法学研究不仅使得法学逐渐走向自治，也使得学术研究与司法实务之间的互动有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法学自治的另一个体现便是司法研究的兴起。由于欧陆模式的概念法学的影响，加上计划经济时代司法机构无足轻重的工具化地位，以往的法学很少注意司法问题。例如，在90年代中期前，法学界没有多少人认真地思考法官在整个法律秩序建构中的角色。这样的忽视与现实生活里法官选任的混乱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标志着法学与法律的同等屈从地位。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法学界对于法治理解的深化，司法研究逐渐成为整个法学界的最大兴奋点。人们对于司法权的性质、司法与立法以及行政之间的关系、司法官员的选任标准和程序、司法权的行使方式、司法管理制度、法律推理与逻辑语言之间的关联、法律职业共同体等等，都进行了热烈的和持续性的讨论。与此同时，司法改革也成为继农村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之后，中国改革的另一个热点。
过去的十多年间，域外专业著述的引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既是法学走向自治的一个表征，同时也是中国法学走向更坚实的自治的重要推动力。从1949到1992年间，译为中文出版的西方法学著作只有区区十种左右，这种令人悲叹的情形到了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自1992年以来，仅我个人参与的翻译丛书或包含翻译作品的丛书就有“外国法律文库”、“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宪政译丛”、“美国法律文库”、“司法文丛”和“比较法学丛书”等六套。其他还有罗马法、德国法、法国法、日本法等专题译丛。如果我们将行业力量寻求超越国界的对话和团结理解为自治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法学译著的大规模出版当然可以说是法学走向自治的一个表现。
当然，眼下的成绩还是相当初步的。目前最大的缺陷在于，在法学理论方面，自觉的体系化的建构还是相当匮乏。由于在中国数千年知识传统格局中，基本上不存在一种具有正当性的法学，千年以上的科举取士实践严重抑止了知识的分化，官员在判决案件时所运用的那种宽泛的文史知识和修辞风格无从带来司法决策的确定性，也不可能将司法程序变成法学得以发育的温床。晚清时引进的西方法学意味着中国社会治理传统的一种根基性的断裂。然而，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本土资源的呼应和支撑，外来事物难免钱锺书先生所谓“眼里之金屑”而非“水中之盐味”的命运。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所展现的从基本模式到具体规则的混乱不过是证明这种西方法学理论尚未本土化和自身体系化建构不足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因此，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努力，在法律教育、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务等各个环节上追求这个学科和这个行业在本土化基础上的自治。
开放
与此同时，从法学和法律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法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法律职业生存在一个鲜活的世俗世界之中，因此在自治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个相反的维度，那就是开放-法学和法律职业需要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汲取营养。从古罗马开始，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对法律学术一直具有极大的的推进作用；最近数十年间经济学、阐释学、人类学以及文学批评对法律思考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事实。法学也不能脱离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国策的实施以及人民民主诉求的强化日益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法治的正当性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得顺理成章。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学界能否敏锐地洞察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及时地对社会需求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开放当然也意味着法律学术与法律实务更紧密的联系。由于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脱节，我们的法律实务难以成为专业知识得以生长的温床；书斋里的高头讲章与操作中的章法混乱形成了激烈的反差。这种情况的改变离不开法律职业的认真建构，同时作为一门实践学问的法学更加贴近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