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的属性篇1
[关键词]旅游本质属性；文化体验；文化涵化；经济效益；二律背反
[作者简介]马小骅，贺州学院外语系旅游英语教研室助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在职研究生；曾艳，贺州学院外语系副主任，讲师，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061―05
当今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旅游业也随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受到功利主义主导下旅游业的无序发展和跨文化交流的涵化现象的双重影响，旅游系统运行内部的经济文化属性日益凸显出二律背反，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卡夫丁峡谷”。在本文中，笔者运用系统论等相关研究方法，解析经济文化属性在旅游系统运行中所存在的“二律背反”，并就这种二律背反的适调提出自己的管见。
一、旅游系统运行中的经济文化属性分析
(一)旅游的概念界定及其本质属性
旅游概念与旅游本质属性之间互相规定而又相辅相成，科学地界定旅游的概念不仅可以表述旅游现象的特征，而且有助于明确揭示旅游的本质属性。从总体而言，旅游的概念可以划分为技术性定义(或曰实践性定义)和概念性定义(或曰理论性定义)。20世纪中后期，随着战后稳定的工业社会持续发展，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便捷安全的信贷系统得到广泛应用、相对便宜的喷气式商务交通日益便捷化，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变迁之下，旅游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新兴的特殊产业和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应运而生。此时，囿于人们从现象学视角出发来阐释旅游，旅游概念的技术性定义处于主导地位，世界旅游组织1980年马尼拉会议对于旅游的定义成为技术性定义的典型代表，该定义强调：旅游是“人们出于非移民及和平的目的，以及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及精神等多方面的个人发展需要和促进人们之间相互了解与合作而进行的旅行活动。技术性定义对于旅游现象的测度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忽略了对旅游本质涵义的揭示。
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旅游本质的思考，旅游概念的定义呈现出以理论性表述为主、技术性表述为辅的特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关于旅游的本质，道格拉斯・皮尔斯就提出了“旅游是人们出于休闲和娱乐的目的而出外旅行以及短暂居留”的观点。皮尔斯的观点得到了我国学者的认可和进一步阐发。冯乃康明确指出，旅游是“以去异地寻求审美享受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短期生活方式”，“旅游的基本出发点、整个过程和最终效应都是以获得精神享受为指向”，旅游“这种精神生活是通过美感享受而获得的”，因此，旅游又是“一种综合性的审美活动”。谢君彦在对上述“休闲和审美”观点加以肯定的基础上从哲学层面进一步将旅游的本质表述为，旅游是个人以前往异地寻求愉悦为目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经历，即旅游是“愉悦”、“异地”、“暂时”这三者的函数。旅游本质的规定性是“审美和寻求愉悦体验”。和技术性定义相比，上述观点从旅游活动的目的性角度更进一步揭示了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根据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旅游的本质属性就是文化体验与经济效益作为一对深刻而又关键的范畴在旅游系统运行中达到内在有序的辩证统一。
(二)现代旅游系统诸层面的经济文化属性
1947年，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Bertalanffy，Ludwigvon)发表了《一般系统论》，从而开创了一般意义上的系统论。他认为处在一定相互作用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个组成要素的整体即是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是较高一级系统的要素，任何一个系统要素本身，都是较低一级的系统。每一个系统自成系统，同时又互成系统，关键在于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这一关系可以用方程式表示：dQi／dt=fi(Q1，Q2……Qn)
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的量度Qi改变，是从Q1到Qn所有要素变化的函数。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将引发其他要素乃至整个系统的变化。系统论通过眼观六路的全方位视野对近代以来分门别类研究所产生的片面性与形而上学作出了合理的调整。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系统论运用于旅游业的研究领域，强调旅游是一个由市场(旅游者)、旅行(交通)、目的地(景区、设施和服务)和营销(信息和促销)等一系列相关部分构成的完整系统。基于对这种观点的进一步阐发，笔者认为旅游活动赖以发生的基础是一个由旅游者、旅游企业经营、旅游资源和旅游信息等诸多层面所构成的系统及其功能的发挥，各层面的经济文化属性及彼此间的互动对于旅游系统运行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经济文化属性在旅游系统运作中的互动：协调与二律背反
现代旅游活动的产生有赖于旅游系统功能的发挥。功能发挥良好的旅游系统，需要经济和文化两大属性在功能上表现出辩证统一的协调。但是，经济与文化属性在旅游系统运行中的交互作用表现出相得益彰的同时，又表现出了二律背反。
(一)二律背反的概念范畴
“二律背反”是康德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意指在自然界中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的运动规律之间存在着相反相成并可以论证的“理性矛盾”。当人们把二律背反这个哲学命题运用于解析经济与文化属性在旅游系统运行中的关系时，往往是指旅游活动过程中经济效益与文化体验之间的不协调性。
(二)经济文化因素在旅游系统运行中的动态交互关系：协调互动与二律背反
1.积极影响
经济与文化属性在旅游系统运行中协调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化体验对经济效益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将从旅游经营理念、旅游信息传播、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与旅游产品(商品)的销售的关系等方面来探讨文化属性对旅游经济的积极影响机制。
(1)文化思维是指导旅游经营理念的圭臬。经营者从维持企业平稳发展的长远观点出发，始终担负着更为合理化地组织企业经营活动的任务以积极应对经济的动态变化，而居于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明确界定企业的经营理念。旅游者处于旅游系统的核心，其兼顾旅游经济消费者和旅游文化体验者的双重身份，在旅游市场营销时，旅游者的消费选择必将受到文化动机的左右。这就要求企业确立起以旅游者价值为运行导向的经营理念。以旅游者价值为导向，就是在旅游系统运行过程中认识到“消费”并不仅只是经济学意义上“成本一效益”分析模式中旅游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且是旅游者个人生活中文化意义与价值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旅游系统的运行不仅应能提供“物质功能”，而且还应提供“文化理解”；不
仅应创造出“功能特色”，而且还要表达出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因此，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文化思维来经营旅游活动，满足旅游者的文化体验需求，成为做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篇文章的肯綮所在。
(2)文化的审美意象在旅游经济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信息功用。胡塞尔将人类的生活世界定义为“一个人在其自身所居住的世界的各种直接参与活动的总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在与科学世界相对应的意义上来阐释的。在此，笔者在借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基本含义的同时，也对他的生活世界做出适当的延伸，即本文所指的世界，是人们相对于旅游世界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今，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不断创造与自然化世界相对应的人工化世界。但是，物极必反，人们在现代主义的功利性和效率第一原则的驱策下疲于奔命；作为西方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主义的失败的运势使然，前现代的卢梭式“皈依自然”的怀旧情绪悄然复归，这表现了人们渴望寻觅一种内生的生活方式，摈弃泊来或外界规程的影响。旅游正是人们从其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喧嚣与繁琐中逸出与超脱。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大都喜欢寄情于山水观照，乘兴歌咏风物，从文学、审美和体悟的角度为人们构建一个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并通过旅游文学作品这一特定的物质形态流传后世。这些传世之作，成为现代旅游信息的文化载体。游客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所描述的景观图式及所蕴蓄的感情体验，实现了日常生活世界与其精神家园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一种憧憬和体验的张力中，“拯救和保存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由此激发出炽烈的出游动机。以“江南水乡游”为例，2002年，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6大古镇一年接待的游客总数超过了790万人次，仅一个周庄的游客人数就和故宫、八达岭长城的游客人数等量齐观。“小桥流水人家”的文化魅力向蜗居在现代“围城”中的人们娓娓讲述江南古镇所特有“流觞曲水，亦足以畅叙幽情”的静谧与恬淡，成为吸引大量游客纷至沓来的重要诱因。
(3)旅游者消费行为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旅游产品文化意义的经济附加值的有机结合。在文化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中的文化因素显著提高，消费者的潜在消费欲望能否转化为实际的消费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现在的消费者对于所享用的商品和服务的感性诉求在于“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在内心深处感受充裕和健康，并与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灵感产生共鸣”。在今天，消费者这种追求独立于商品与服务之外的超经济需求的文化价值取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这层意义上说，旅游产品文化意义的经济附加值对于产品的销售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谓旅游产品、商品文化意义的经济附加值，是指该产品、商品的通常定价由于增添了文化象征内涵而超出通常定价的部分。当今，“生活艺术化”将文化、艺术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人们力求将文化、艺术的品质与商品、服务的便利及效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商品和服务所固有的文化价值。这就意味着，为了满足人们对于生活品质日益提高的需求，商家在产销商品与提供服务时，必须充分发挥其天然的优势，并添加进富含个性的创意和设计，形成独一无二的价值。因此，处于文化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旅游产品或商品的价值除了满足旅游活动中的基本需要，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旅游产品、商品的所凝炼的文化附加值将在产品营销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2.消极影响
由于旅游发展受到功利主义及文化涵化的影响，旅游系统运行中的经济、文化属性之间的二律背反也日益彰显，这表现在旅游经济活动对旅游地物质文化遗产所造成的破坏、涵化对东道主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舞台化真实性”对景区文化影响力的侵蚀。
(1)旅游经济开发活动对景区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由于旅游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具有乘数效应，旅游每增加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的收入相应增长4.3元，全球旅游收入为旅游业增加乘数0.50，为相关行业相应地增加0.517，诱导其他部门0.48。因此，各方对于发展旅游业趋之若鹜。但是，片面强调旅游的经济效益，摒弃旅游的文化特性，一窝蜂式的盲目开发，很容易将旅游业引向涸泽而渔的道路，从而产生严重的后遗症。例如，有的景区为了创收，在古典园林中修建游乐场，把泉水改为喷水池，锉山建索道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景区原有的自然美感与文化氛围，其效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2)旅游所产生的涵化对东道主传统文化的冲击。涵化是一个人类学的专业性概念，其含义是指不以人们意愿为转移，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文化并非一个静止均衡的实体，文化内部的创新、跨文化交流、自然或社会生态的改变都会影响文化内部结构及文化特质问的力量对比。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的展现。它促进了跨文化的交流，也造成文化的冲突，成为文化变迁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涵化的根源在于旅游者的外来文化与旅游地原始文化这两个相互开放的文化系统之间发生碰撞而产生了失衡的交互适应。尽管旅游活动中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但是，由于经济文化发达程度的差异，外来的旅游者处于一种“强势文化”的地位，而东道主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在来自于发达社会的游客及其所持有的资本的冲击下，东道主因其经济文化的欠发达，难以把握自己旅游的发展方向，“东道主社会更多地被动接受旅游者的外来文化元素”。文化涵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冲击着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吸引力。譬如，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在旅游景区中修建迎合旅游者的现代化住宅、娱乐消费场所、夜总会、酒吧等摩登建筑形式，使原有的古香古色的建筑风格充斥着格式化的现代商业气息，景区的本色却荡然无存，这说明他们采用了外来的生活消费模式的绝对主导，会让他们的生活因此丧失了传统文化的亮点。
(3)旅游“舞台化真实性”对传统文化影响力的侵蚀。旅游活动是旅游者个人生活中经济价值与文化意义的构建和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比较于单纯地购买物态化的商品和被动地接受服务，旅游者更倾向于“强调亲身体验，在享受文化氛围的同时进行消费”。在体验型旅游前景看好的背景下，粗制滥造的商业化民俗文化促销活动就不可避免地泛化，从而产生了旅游的“舞台化真实性”问题。舞台化真实性是指旅游者无法辨别场所和体验的真假，而旅游服务供应商为了刺激旅游消费，有意识地向旅游者提供具有一定思想文化意义的体验、形成了物体与事件的非真实(前台)形式。而游客所享受的商品化的文化体验已经在商品化的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和功能，导致其文化价值的大量流失。例如，有些景区出于促销目的而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组织旅游文化商业表演(如传统民族舞蹈、手工艺制作等假冒形式)，欺骗不明真相的游客。上述旅游经济文化属性的二律背反所产生“飞去来器”效应将导致旅游景区吸引力的付诸阙如，最终促使旅游经济活动的必然消歇。
三、旅游经济文化因素二律背反的适调
实施可持续发展是对旅游经济文化属性二律背反进行适调的可行之道。世界旅游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联合宣言》指出，合理的旅游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旅游物质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及提高人们的旅游质量，教育和规划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两者都有必要且互为补充。对此，笔者将从资源开发、品牌创设与服务水平三方面予以探讨。
(一)发挥文化创意，科学系统规划与开发旅游资源
资源禀赋又称为要素禀赋，指自然资源、人力资本、资金、技术等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生产要素拥有量。旅游系统中，资源禀赋是指由旅游地资源(含自然与人文资源)、旅游服务及其设施、旅游客源市场三大要素构成的相互吸引、相互制约的游记系统，是有关这三大要素相互间吸引向性的总和。(如图1)
从上图可知，立足于景区资源的文化内涵和品质，以发挥创意性思维为媒介，充分发挥旅游目的地的比较优势，可以有效地开发潜在的客源市场。陕西的华山旅游景区在发掘旅游资源方面，巧借现代武侠文化来标新立异，使旅游资源开发围绕“笑傲江湖”这个主题不断拓新。2003年10月8日，在有关方面的组织策划下，在华山顶峰上演一出现代版的“华山论剑”，特邀金庸先生谈古论今，指点江山。陕西电视台向内地26个省市及港澳台地区直播了“华山论剑”的全过程。据预计，至少有3亿海内外观众观看了直播。通过“华山论剑”。主办方成功地使游客感觉到自己的华山之旅，既是与大自然对话，又在同古人叙谈，从而在自己潜意识深处体验了一回“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书剑恩仇，其收获远非单纯的观赏自然景观可比。据有关方面统计，华山连续多年出现旅游热潮。仅2008年7月，景区登山游客人数多达20000多人，其中学生占游客80％以上。这说明华山景区独辟文化蹊径，“以武会友”开发旅游资源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二)独创旅游产品的文化品牌是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品牌是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来源。基于服务和服务业在人们的生活及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学者们日益关注服务市场的品牌塑造。服务品牌理论的代表人物一英国学者L.D.彻纳东尼和m.麦克唐纳认为，服务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服务品牌是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来源。在旅游经济活动中，品牌形象营销就是通过品牌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和美感观念向旅游者承诺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价值。广西桂林推出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就是近年来我国旅游业界实施品牌战略的一个成功范例。举办方创造性地采用了“全景式、大舞台、总调度”的构思，巧妙地把自然景观与人文韵味的各种美感元素“诗意地栖居”于演出的整个过程中，以一曲渔舟晚唱演绎出“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少数民族风情给予游客以极大的心灵震撼，成功地展示了名牌战略在文化产业中连带性强、社会辐射宽泛的显著效应。有关研究报告称，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增量保持在20％以上。截至2007年2月22日，《印象・刘三姐》献演1000场，观众累计达到了160万人，在创造可观的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
(三)通过文化教育提高旅游业者的职业素质，充分发掘人本资源的潜能
对于旅游产业而言，“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旅游服务作为“一经提供随即消失”的文化消费品，是以“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的形式存在的。业者的服务是旅游活动转化为现实经济效益的中介，通过文化教育以提高业者服务水平成为旅游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文化休克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公认的阻碍旅行者享受文化旅游乐趣的最大难题。文化休克是指游客在进入异质文化地区之后与东道主社会成员进行交往时，由于“遭遇了某种异质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对以往“社会交往中所熟悉的记号和符号的丧失”而产生“对适应新环境与民众不成功的反应”。而一个文化功底深厚的业者在向游客提供服务时，本着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方式，以积极友好的态度对待来自不同文化的旅游者，通过自己精湛而周到的服务满足游客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这样做的结果将有效地缓解甚至消除文化休克问题，圆满实现旅游服务的目标。
四、结语
现代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要求业者应以旅游者的体验和经历为旅游经营活动的目标定位，提高旅游经济的文化含量和发掘旅游文化的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体验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因此，本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观点来指导旅游的系统运行。是跨越经济文化属性的二律背反这个旅游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的必由之路。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2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服务业产品化制造的服务化
目前，我国仍是一个工业经济主导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少数发达城市正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但总体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很薄弱、规模也较小。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支持下，现代服务业正成为我国服务业最重要的增长点。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重大转变，全球服务业逐渐取得了经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中的比重，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不仅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而且成为社会就业和凝聚高端人才的主要行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力军。
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趋势
(一)服务业产品化趋势
一体化。服务需求的多元化使服务内容日趋复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在追求面向客户提出整体解决方案的同时，呈现出服务产业链新的分工与协作趋势，即整合服务产业链上的上下游资源，形成后台运营的一体化。例如，eRp解决方案。
网络化。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商业模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例如，基于网络平台交易服务的电子商务、远程教育、公共服务等。
标准化。在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思想的支持下，现代服务业引进“工业流水线作业模式”，在内部管理、对外服务诸方面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程序化设计提供质量稳定可靠的服务并降低生产成本。
自助化。应用信息技术，提供标准化的前台环境，并实行前台操作自助化。由用户自助完成全部或部分的服务活动，从而解决由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人工服务成本高，难以满足客户一对一服务的难题。
(二)制造的服务化趋势
传统的以产品制造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正在被基于产品提供综合服务模式所替代，专业化生产服务和中介服务，已经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主导。制造业的利润提高空间日趋狭窄，竞争力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通过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快速消失，产品愈来愈融生产和服务于一体，消费者需求的是有形物和无形服务捆绑在一起的产品。这种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不断融合，推动了制造的服务化。
利用商品属性扩展与分离发展现代服务业
(一)商品属性概念
属性在逻辑学中是对象的性质及对象之间关系的统称。商品属性是多方面的，可概括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商品自然属性是商品形成后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例如商品成分、结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生物学性质、生态学性质等;商品社会属性不是商品生来就具有的，而是人们后来赋予商品的，例如商品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政治属性和其他社会属性等。商品的属性具有可扩展性和可分离性。
(二)商品属性扩展与分离催生现代服务业
在现代经济环境下，由于对所提供商品范围越来越难以界定，边界越来越趋于模糊，商品交易的完成环节不断增多，而且多数交易行为是一种可重复的持续行为，商品表现出的复杂性成为商品属性扩展或分离的原动力。这种属性的扩展与分离在生产范围内表现为分工的细化与产业链的延长，催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消费范围内表现为个性化与精神层而需求的满足，催生了现代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
1.利用商品属性的扩展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了适应人们日益强烈的个性化需求趋势，一般商品提供者总是通过扩展商品属性来满足消费者。例如超市购物，商家除了提供丰富的物品供人们选购外，注重营造轻松愉快的环境，舒缓的乐曲、明净的柜台、柔和的灯光、方便的取物方式;除此外还提供亲子区、休闲区;在店铺内还适时地推出各种文化宣传，使人们购物过程就是一个享受过程。
2.利用商品属性的分离发展现代服务业。巴泽尔认为商品可以看做多种属性的集合，不同商品包含着不同数目的属性，同一商品的不同属性归属不同的人可能会更有效率。中银有很多的结算中心，分离结算属性，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专业的可以为很多企业做结算的结算中心，面对所有需要结算的企业群体，可以提供跨地区、跨地域进行结算的服务企业。
参考文献:
1.冯华，司光禄.商品属性视角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7(11)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3
关于宪法的属性，从阶级实质上看，它具有阶级性；从民主政治的法律化角度看，它具有政治性；从国家根本法的特征看，它具有法律性。[1]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宪法的基本属性。然而。经济属性作为宪法的基本属性之一，过去在我国宪法学界极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认识和研究宪法的经济属性，就是从经济角度探求宪法真谛，给宪法学注入更丰富、更积极的科学内涵。宪法学发展至今的一大缺憾就是，很多的学者往往只注重宪法鲜明的阶级性。高贵的政治性和庄严的法律性，而很少思考宪法的经济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制约了宪法科学相当部分的实证色彩。因而，提出和论证宪法的经济属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探求宪法的经济属性要从宪法与经济的关系入手，因为“属性”[2]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而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却要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去寻找。如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讲过，“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4]从这一认识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宪法的经济属性表现得十分广泛，如宪法是一定经济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宪法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宪法的许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对资源具有配置作用，经济制度是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规范也应符合经济学中效益原则的构建要求，宪法在实施中亦有一个如何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以实现立宪目的问题等等。
二、认识和研究宪法经济属性的理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对宪法经济属性的认识是科学、完整宪法观的一部分。
人们之所以长期对宪法的经济属性缺乏认识。主要原因在于宪法规范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根本法是其形式上最显著的特点，政治性是其内容上最大的特点。此外，直接调整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民法、商法的存在也多少使人忽略了宪法的经济属性。在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宪法属于“政治法”[5]的范畴。这种认识是与早期宪法的内容和特点相适应的。近代各国的宪法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革命后才制定的，因此，宪法中的政治内容就显得很突出。同时，由于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宪法中的政治内容在客观上也需要比其他内容规定得更明确具体一些。这样一来。宪法是政治法的看法就潜移默化地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但是，当1919年魏玛宪法调整经济生活的规范大增，以及社会主义类型宪法诞生以后，世界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愈来愈重视宪法经济性的倾向，如法律经济学对领域的拓展和渗透，经济宪法学和宪法经济学的问世及发展就突出地表明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建设这一宏大课题时，我们就更有必要重视宪法的经济属性了。一味地崇拜宪法的阶级性、过度渲染宪法的政治性和论证宪法的法律性，忽视宪法的经济性必将有损人们对宪法全面、透彻了解，也不利于正确把握宪法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法律性的科学内涵。所以，研讨宪法的经济属性是科学、完整的宪法观的一部分。
第二，认识和研究宪法的经济属性有利于科学地把握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双向供需关系。
首先，从宪法的经济根源或经济发展对宪法的需求看，仅仅在宪法条文上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神圣原则、公民拥有各种基本权利，而不寻求这些基本权利是否真正来源于人们可能实现的实践以及是否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生活需求相吻合，是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公民权利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具体的历史统一。从历史的经验看，如果法律的规定实际上不具备实现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只会成为对公民的愚弄。只有实事求是地在立宪中反映社会的经济现实。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平衡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减少冲突，缓和矛盾，建立程序，才能使用宪法关系主体切实感受到宪法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还有，在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宪法监督保障已迫在眉睫的今天，如果仍停留在一般的呼吁、论证、争论是否设立有关宪法保障机构的问题上，那么，我们将会因踌躇犹豫而贻误了法律机制切入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化。
其次，必须通过发挥宪法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功能以促使公民基于自身的物质经济利益的改观来树立宪法意识，关心宪法实施。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生活着。社会实际上是由分工和协作产生的不同利益主体所构成。宪法不能科学反映利益机制（主要是经济利益机制）的运行规律，不通用合理公平又有效率地配置和调控权利义务关系。则宪法实施是缺乏社会基础的。宪法学研究者应该拓展研究思路，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运行及经济改革的实践对制度的创新渴求中去捕捉原有体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实际现象，捕捉完善的途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产生许多全新的宪法学课题，如经济民主问题、产权制度改革问题、选举制度完善问题、公民权利的发展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力运行范围和程序问题、经济发展的恒动性与宪法条文的刚性的协调问题、经济发展与宪迁的内在规律等等问题。所以，必须“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6]
再次，民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环境，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宗旨出发来探寻它的经济环境、经济机制，大力改革不适应民主建设的旧有的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主的发展完善奠定坚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这一切要求我们从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出发把握宪法经济属性的科学内涵。
注释：
[1]关于法律性，宪法学界一般是从宪法具有根本法的形式特征上去认识它。亦有学者强调宪法的法律性是指宪法作为法律所发源具备的一般素质，并指出其基本涵义是宪法可以而且必须由适当的机关加以适用。关于这个观点，可参阅王天成《宪法的法律性探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学》1991年第1期。
[2]“属性”是拉丁文attributum的音译。在逻辑上泛指对象的特性、特征、状态、动作和关系等。在西文哲学上，一般指实体的本性即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属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如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4][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8页。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4
[关键词]会计计量；计量属性；经济发展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4.17.007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4）17-0010-03
1引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会计学界就逐渐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会计就是一个计量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的计量是会计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体现了会计的特有属性并贯穿于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在会计计量观念中，从传统的实物计量发展到现今的以货币为统一量度，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产物，会计计量的变革一直与经济环境的改变相伴随，会计计量属性也不例外，其产生于货币计量观的应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并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创新。
2文献述评
我国会计发展起步较晚，对于会计计量属性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如林志军（1985）认为，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模式有着较显著的优越性。但是，在特殊条件下，即商品价格发生较大变动之时，严格坚持历史成本模式提供会计信息又会带来较明显的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会计计量不应当，也不可能仅有一种模式。吴艳鹏（1990）提出应该根据资产计量的客观环境，采取灵活方便的资产计量反映和信息提供的方式，肯定原始成本在企业资产计量中的主流方向，但在某些场合下对于某些资产事项，恰当地运用其他非原始成本计量属性计量反映，形成一种以原始成本为主流、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的格局。这都是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并得以发展，通货膨胀初见端倪的环境下提出的。
随着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使用，黄世忠（1997）提出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下一世纪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为公允价值会计在下一世纪发挥主导作用创造了客观环境。葛家澍（2010）认为，今后，在财务会计中运用双重计量进行确认与报告的模式将是大势所趋。对于大多数的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仍然需要按历史成本计量，而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
由此可见，会计计量属性的不断革新与发展都是基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提出的新要求。
3会计计量属性的历史变迁
3.1历史成本计量占绝对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时期
人类会计的萌芽可以认为起始于早期的“刻木记事”“结绳记事”等活动，这正是人们力图正确记录各项活动的原始计量行为，这个时期，实物承担了计量的全部任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仅靠实物量度的记录活动已不能满足会计的需要，于是产生了货币量度计量的行为。运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是会计计量区别于原始计量行为的标志。在由原始计量向会计计量转变的过程中，会计计量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结果更加符合人们期望中的“真实”。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所进行的产业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企业的最基本经济组织形式，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也随之产生。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当时的会计计量要求不偏不倚、如实加以反映，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历史成本以其以实际交易为主、具有可靠性、计量程序简单、资料易获得、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自然成为记录公司财务活动的绝对选择。
3.2多种计量属性登上历史舞台：经济危机引发的思考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使得市场经济自由化走到了极端。企业“自主管理”使会计变得无序，对外财务报表充满了欺诈，导致了1929-1933年的空前经济大危机。在反思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人们认为在大危机之前虚夸利润和粉饰经营前景的会计报告的泛滥，导致各方对经济发展的盲目乐观，是引发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学者们在系统整理会计理论的初步尝试中，强调收益计量的可靠性，强调会计数据的客观性、一致性、可比性和配比性以及历史成本原则。
然而，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物价下跌、公司寿命不确定、股份常常易手等现象，会计目标逐渐从反映受托责任转向投资决策有用性，使用者不仅强调信息的可靠性，还关注信息的相关性。虽然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历史成本信息因不及时和不能完整反映企业价值而日益遭受各界批评，已经有一些会计学家开始关注稳定币值会计，如约翰・B・坎宁在1929年出版的《会计中的经济学》中率先主张会计应向经济学靠拢，并在会计学中第一次提出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概念，同时指出最好采用未来现金流量对所有的资产进行直接计价。
经济大危机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促进了公认会计原则的研究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从而开始了制定会计准则的新时期。其中《试论企业广泛适用的会计原则》（aRSno.3）中莫立茨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设――“市场价格”假设，认为市场价格可分为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易形成的过去价格（即历史成本）、现在价格（即现行成本和现行市价）和未来价格（如利用未来现金流量和现值技术形成的公允价值）。斯普罗斯和莫立茨认为既然资产的价值在于它代表未来的经济利益，那么资产的计量问题就应当计量其未来的服务，就应该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计价，从而不同的资产项目根据各自特点分别用历史成本、现行重置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其等值进行计量。尽管这些观点不能为当时的会计界所接受，却与目前会计界对计量属性的倾向观点十分接近。
探究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历史成本以其客观公正得到了会计界的普遍认可，然而，面对经济危机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其缺陷也逐步显露，受到了现行成本、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计量属性的冲击。但历史成本依旧是财务会计与报表最主要的计量属性，这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后，真实的财务会计取代过去弄虚作假会计的必然选择。
3.3多重计量属性确立：经济复苏对会计的新要求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企业规模日益扩大、资本集中加速并向国际化扩张、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带来新的会计问题，而且新的会计问题仍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传统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致的理论框架，有些重要会计文献实际上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互相冲突，结果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因此会计实务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适应新环境的完整的和规范的会计理论框架，用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和约束会计实务。这样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界就纷纷开展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多重计量属性并存的格局。
FaSB在1984年12月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5）“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中列举了现行实务中采用的5种主要的计量属性，即原始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和现值，并分别给出了定义。它还指出，现行会计实务是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多重属性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
3.4公允价值在批判中发展：金融市场繁荣的背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特点的日益突出，大规模的企业联合与兼并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企业逐渐产生了一些难以用传统的可观察到的市价来计量的资产，比如无形资产、金融工具等。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关于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摆在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面前。1990年9月，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指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严重不足，首次提出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由此宣告了公允价值会计的诞生。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和广大金融工具投资者普遍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充分反映了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而且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衍生金融工具的问世，既增加了市场竞争的风险，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市场经济随着金融创新而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于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运而生，从最早应用于金融工具的表外披露，逐渐演进到表内确认和计量。在金融创新时代，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被财务会计所采纳，也是历史或时代的选择。会计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公允价值是计量金融工具最相关的属性，也是计量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
3.5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行：新时期经济环境的新要求
金融创新的日渐发展使得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逐步得到认可，然而，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得金融投机随之产生，因此公允价值属性可靠性低的特性很容易被加以利用，会导致会计造假现象的泛滥。由于会计这门学科是以真实可靠为基础的，因而历史成本依然是也必然一直是会计计量的基础，而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流行使用，公允价值也是顺应环境需求的必不可少的计量属性。企业今后在财务会计中运用双重计量进行确认与报告的模式仍然是大势所趋。就是说，在一个企业中，对于大多数的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仍然需要按历史成本计量，从而产生相应的历史的即实际的信息，而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仍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从而产生相应的按当前脱手价格反映的预期信息，更能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实际价值。
没有一种计量属性是完美无缺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等特征的矛盾性使得不同的计量属于不同的会计目标和信息质量需求，因而不同的经济环境会使不同计量属性或备受青睐或广招诟病，同时也会使其不断发展创新。
4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会计计量属性的变革一直与经济条件的改变相伴随。会计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社会赋予了计量的使命，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计量的手段和技术也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以更好地履行自身的使命。经济环境的改变，会暴露出更多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缺陷，也会引发新的思考，从而导致不同计量属性的产生与变革。同时，不同计量属性的选择，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大环境，促进经济繁荣或是造成经济繁荣的假象，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危机的原因。
迄今为止，对于不同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学术界和实务界依旧未达成共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种计量方法是完美无缺的，资产的多样性以及经济环境的动态性决定了计量属性不可能是唯一的或是一成不变的，而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革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窦家春，陈朝琳.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J].会计研究，2010（2）：7-12.
[2]吴艳鹏.资产计量论[J].会计研究，1990（5）.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5
关键词：艺术属性商业属性文化产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大幅度增强（据测算,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到33%,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达10%左右）,这象征着我国一个庞大的文化市场开始逐步形成。
文化产业一词产生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在我国把文化作为一种产业进行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的理念，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渐渐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宣传的有力“武器”的观念被转变为“产业”，这种理念上的转变，促进着文化领域从创作到制作，从文化意义上的“作品”到商业意义上的文化“产品”等一系列深层的理念上和形式上的突变，同时也给政府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扶植、支持、限制乃至打击等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政策策略的更高要求。在近些年来的艰苦探索中，人们开始了对于文化本体的文化属性、艺术属性和它的商业及其外延属性进行深刻的关注，在大的市场经济概念上对文化艺术其实本来就具有的商业现象进行了理性观照和市场实践，在这些实践中一些文人由穷变富，一些文化团体由弱变强，一些文化现象起死回生，有些边远村庄成了名闻遐迩的“文化产业发展示范基地”，这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看似平常的突起异军，实际上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无法想象的历史奇迹。本着对文化本体和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高度负责精神，对这种现象从文化艺术的艺术属性、商业属性、艺术品的创作心理、艺术品将要进入市场的制作心理、艺术的创作技艺、艺术品的制作工艺、经营策略等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艺术品的艺术属性与商业属性
李长春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既有教育人民、引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经济属性。在“两种属性”中，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商品、产业、经济属性是文化产品的普遍性。不能因为文化产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就忽视其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也不能因为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就排斥其商品的一般属性，而是要把两者统一起来。①
对于文化艺术品,在过去较长的时期里,我们只研究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或社会政治性),很少研究其审美属性(或学术性)，更没有人去揭示它的商品属性。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不为斗米折腰”、“视功名利禄为粪土”、视“富”且“贵”为“浮云”的文人风骨和气概，成为代表中国文人刚正不阿、高风亮节的优良品质的象征，但这些观念也严重阻碍了创造文化的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商业属性的揭示和认知。
其实关于文化艺术的商业价值并非古人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学艺术创作中经常塑造一些满腹经纶的文人，在落魄遭难而身无分文时拿出了“杀手锏”――写出一手好字，立解燃眉之急。从而使我们看到了艺术品的两重属性在危难中彰显出的奇特魅力。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创造了物质产品，在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后，以货币为媒介交换的过程中使这些产品变成了商品，而文化艺术的创作则是把自己的创意通过一些价值不高的媒介表现出来，使得人们很难以一种物质的概念去统一衡量它的价值，因为文化艺术作品的价值只在于它的文化性、艺术性和审美性，它只作用于意识形态而不可能作用于人的低级本能的需求，因此不同文化素养和不同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群将会对同一个文化艺术作品作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换言之，文化艺术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是精神领域内的传递，它的获得实际上是非物质的，而一般人只把通过艰辛的体力劳动获得的物质产品看做价值，这就为文化艺术品走入市场铸成了艰难的通道。
随着物质文明的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生活向着高质量、高品位迈进，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随之提高，在人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文化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越发看到了文化艺术作品的生产也同样要耗费人类的艰辛劳动，因而具有价值；因为这些作品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因而具有使用价值；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一般也要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才能供人消费，因而也具有了交换价值。因此文化艺术作品也和物质产品一样，“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其使用价值也一般是在流通过程中按照商品交换的方式，在满足了他人的社会需要之后实现的。所以，文艺作品在流通和交换过程中也具有商品属性与商品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在实践中，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条件下，过去长期被人为掩盖着的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已经骤然大显……”②
艺术作品与艺术商品创作和制作心理对文化艺术品走向市场的影响
德西迪厄里斯・奥班恩在他的《艺术的涵义》里指出：艺术家和工匠的区别在于艺术家的创作兴趣在创作中，画匠的创作兴趣在创作前。③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反映个体在社会中的体验在作品中得以体现的过程。这种体现过程往往以充分反映作者的主体意识为特征，对于作品的优劣也往往以主体意识体现的个性突出与否为标准。因此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乐趣与兴奋点全在于主体意识的体现和对于人生体验的宣泄的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都经受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洗礼，因此这些真实的人生体验在作品中能够得以忠实的体现，才被认为体现了真、善、美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具有了社会价值。但是也正因为个体的独特经历和宣泄方式的独特个性，使得作品只能在极少数的专业人群中得以传播，在以共性为审美基础的大众审美中受到冷落，而在以货币为媒介使艺术品转化为可以消费的艺术商品的现实中，其艺术价值和获得的货币值往往使人瞠目。
反之，从事艺术制作的工匠们在艺术品诞生之前就兴趣十足地把目光投向了市场，目的性非常明了。他们的创作和制作过程中始终牵挂的是“市场”，他们按照“市场”的规则和商品的要求从事创作和制作。他们的作品往往使人似曾相识，缺乏个性，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体现了大众的审美情趣；人生的共同体验，再加上他们往往在制作中体现了高超的制作工艺或表现技巧，因而使作品雅俗共赏，往往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进而慷慨解囊，使艺术品在通过货币交易而成为商品的过程中畅通无阻。
对于一些个案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
商丘市民权县王公庄，过去有王建民等人以画虎为生游走于河南、山东边界的村镇集会，后在收徒传授技艺中，为了更多更快地产生作品，改创了自己的一套中国画线描效果的表现方法，使学生在老师打好基础后很快就能掌握使作品成型的一套技法，从而使作品很快走向市场。尤其在2005年以后，民权县委、县政府在文化部制定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鼓舞下，对王公庄的这一文化现象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和推介，使他们深受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关注，部长刘云山赞其为“画虎画出一片新天地，画虎画出一个新农村”。布赫副委员长也亲自为王公庄题写了“中国画虎第一村”村名。王公庄“老虎”一举名震国内外，创造了文化艺术品走向市场的成功范例。
在离王公庄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县里，人称“泥人李”的李秀山老先生的泥塑源于祖传，他吸收了许多现代的创作理念，在艺术造诣上受到中央美院教授等我国高层艺术家的赞扬，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市场认可获得经济收益。
和其同县的麦秸画以精湛的工艺、绚丽的色彩、设计师深厚的美术功底和作品多以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样式为特点，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根据三家文化艺术进入市场的现象分析，可以从他们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
文化艺术作品要采取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并以此为基础发掘出千变万化的艺术构想和令人惊叹的精湛工艺。从事文化艺术作品产业的人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文化艺术商品和艺术创作是有市场性和非市场性的区别的。
要培养有后劲的艺术名人，产生名作，做好品牌。文化艺术作品市场的事实证明：许多艺术品在作者未成名之前并不受人关注，而成名以后则身价倍增。因此艺术创作者首先以个性的创作积极参加各种赛事以获得专家认可，而后根据市场要求开拓产品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同时少数艺术家的作品经过长时期或一个历史时期的检验也可被市场认可，但要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在各方面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今时代，想以此发展文化产业是较难的。
把艺术创作作品的过程改造成可以规模化、集约化、流程化生产的工艺。以扩大生产能力，使其具备产业化的条件。从泥人李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到:首先他的作品的影响力还未能充分达到市场的购买要求；其次，他的作品大多数属于纯艺术创作，他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是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沉淀的；再就是他未把它变成一个能进行系列化生产的制作流程，缺乏工业性。变形金刚是一个成了名气的艺术形象，一些艺术家把它变成了工业化生产，他就具备了亿万身价的商业性。
培养对于文化产业销售和经营管理的人才。依上所述，由于文化艺术产品具备商业属性，要想使其顺利进入市场就必须有一批有深厚的文化鉴赏能力和远见卓识的市场运作水平的管理和经营人才的介入。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涌现出的文化艺术商人（经纪人、媒介公司、策展人、演出策划等）在使艺术品走向市场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政府的扶持和支持。王公庄的经验之一就是“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和推介”。“‘四大虎王’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漫长的探索，却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是各级政府的介入、大力扶持和全方位推介，才有了今天的现状和名气。”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党的富民政策的支持，一个地方的文化产业更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扶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我们中原，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只要当地政府认真研究，有很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市场，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产业军。
当然,当我们认真研究了文化艺术产品成为文化商品进入市场经济的可能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在走入市场的同时为当代文化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比如为了进入市场有制造假文化的现象，有些本来具有珍贵历史文化的形式为了进入市场，使原本蓬勃的艺术精神泯灭，甚至使历史久远的文化底蕴逊色，使文化健康传承出现危机。还有些文化形式为了提高市场回报率有意保留传统糟粕，或制造些糟粕进入艺术作品，等等。这些现象应该看做是我们在把“文化”变成“产业”的大事业进程中的小的偏差，我们坚信这些问题将在我们的工作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健康发展的洗礼中得到解决。（本文为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
注释：
①摘自：baike.省略/view/40273.htm，《文化产业》。
②张劲：《关于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与商品化之我见》，《贵州社会科学》，1998（6）。
③德西迪厄里斯・奥班恩著，孙浩良、林丽亚译：《艺术的涵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6
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
在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当中,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精神文明是人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等内容,同样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标志。它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桥梁,对国家活动的方向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影响,任何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在思想道德领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肯定不可能稳固。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法对一定社会的
精神文明的规定,就是国家的文化制度。如我国现行宪法把建设精神文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因此,文化制度亦应属于上层建筑。
作为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经济制度不言而喻,也是一种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经济基础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制度乃至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各种制度的性质。同时,对经济基础的确认和维护是经济制度以及整部宪法的根本任务之一。除此之外,经济制度还包括经济基础的其他补充形式和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方式、方法、方向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形成的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魏定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7
内容摘要: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开发中普遍存在古城保护、旅游开发和城市发展的矛盾,本文从历史文化名城的共有属性――功能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的角度解析矛盾的表现形式,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开发提出建议,以协调三方矛盾,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属性错位矛盾
历史文化名城概念及其属性界定
(一)历史文化名城概念
我国1982年11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在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时正式确定。我国于1982年2月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分别于1986年12月、1994年1月公布了第二批名城38座、第三批名城37座,之后不断增补,目前我国总计110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历史文化名城属性
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多维属性特征,它首先是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一种场所,因此,城市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其次,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内保存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因此,历史文化名城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化属性。而且,历史文化名城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优美的景色吸引了各地的旅游者,因而又具有旅游资源属性。
功能属性:城市属性。城市是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场所之一,是在一定地域内,由特定人群发生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由共同人员组成的地域社会,是人类活动的场所和聚集中心。历史文化名城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仍然是部分居民日常生活、工作及旅游的载体。文化属性:遗产属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因其不可替代性、不可恢复性、共享性和非赢利性,具备遗产保护的典型意义。我国所评选出的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独特的景色风貌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符合《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中的某一或几项条件,可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利用。因此,遗产属性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属性之一。经济属性:旅游资源属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个特殊的旅游客体,其旅游资源是以古城的各种建筑实体为载体,包括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这种空间内的能够吸引旅游者的一切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成果。历史文化名城特别强调营造“宜居宜游”的理想生活环境,风格独特的人文景观,为旅游发展提供基础,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过程中的属性错位
(一)功能属性为重,“城市化”破坏古城“原真性”
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过分强调城市属性优先,忽视遗产属性的保护,也不谈旅游资源属性的合理利用,会对历史文化名城造成很大的破坏。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化”速度加快,古城风貌面临建设性的破坏。
(二)文化属性优先,“标本式”保护禁绝开发
文化属性优先是指忽视历史文化名城所处的时代背景,过分强调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真空保护”,是一种“专家保护”和“政府保护”,是一种限制性保护模式。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停留在标本式保护阶段,甚至否定重视遗产安全前提下进行的开发与利用,忽视城市属性和旅游资源属性的存在。这必然导致遗产属性保护动力不足,效率低下,以至影响古城的修缮、保护等。
(三)经济属性为主,重视旅游开发忽视资源保护
有些地方热衷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带来的短期经济价值,把开发利用古城旅游资源作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忽视旅游发展带来的过量游客和大量旅游设施建设给历史文化名城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独特的生活观念造成的冲击。使得历史文化名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工化、商业化倾向。最终以生态失衡、历史真实性与风貌完整性消失等为代价,换取地方经济一时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属性错位引发矛盾的表现形式
(一)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
静态保持限制城市发展。“原真性”始终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但它在实践中经常被曲解为以保护为终级目标,为保护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多目标的保护,但在现实中常常表现在只“保”不“护”,强调“还原”地保持本来面貌,这不仅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而且引起居民的反感。基础设施的缺乏和道路的不畅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很多人搬离了旧宅,致使古城“空心化”现象严重。城市发展导致传统文化衰落与环境危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随着城市的发展、知名度的提升,居民与外界的接触机会增加,当地文化在与各种外来文化的反复接触、碰撞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质变。当地居民的生活不断丰富,眼界不断开阔,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消费方式等逐渐向现代化发展。但同时也淡化了原有宁静、古朴、雅致的生活氛围,甚至导致当地文化逐渐消失。另外,居民自发的建设活动破坏了许多传统建筑,这种人为的建设性破坏对古城格局的破坏极大,许多传统的古建筑精华因此不复存在。
(二)城市发展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
1.社区居民获益少,态度消极影响旅游发展。由于民主意识不强、经济发展滞后、知识水平有限和参与意识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社区居民除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获取收入以外,几乎是被动参与旅游开发的。旅游开发中的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各项活动基本由政府和开发商包办,尤其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社区居民在旅游参与过程中大多处于被决定、被包装、被表达、被展示的状态。
2.游客超容,影响城市环境。旅游容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不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旅游者的旅游感受质量等方面带来无法接受的不利影响的旅游业规模最高限度,一般量化为旅游地接待的游客人数最大值。当前历史文化名城普遍将旅游视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积极打造城市旅游,以提高旅游收入,却忽略了旅游收入的激增即游客人数的激增,这会给古城环境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特别是黄金周和双休日旅游热带来的巨大的游客流,大部分已经超过了目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容量允许的限度。游客超容量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如旅游地环境恶化,服务质量下降,游客满意度降低等。对当地居民来说,旅游地是生活和工作的场所,过多的游客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将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三)旅游发展与古城保护之间的矛盾
1.旅游产品表象化,掩盖古城文化内涵。旅游作为一项给人轻松、愉悦感受的大众休闲活动,其本身就是为了给游客提供区别于常态生活的体验,所以旅游经营者在设计旅游产品,展示古城文化内涵以吸引游客时,更倾向于提供通俗性、娱乐性、游戏性强的旅游项目,从而顺应大众旅游者的心理,符合旅游者的消费偏好。而保持文化原生态的旅游产品如同阳春白雪既高雅又严肃,经营成本较高且风险大,曲高和寡。两相比较,旅游经营者较容易选择大众文化性质的展示方式,利用古城文化某些外在、表层的东西,以商业化、娱乐化的表现形式使游客获得审美体验,但这难免会带来文化展现的肤浅和庸俗。
2.旅游地商业化经营,古城形象失真。旅游开发商关心的是经济效益,他们热衷于将资源商品化。目前古城的商业化经营表现为:利用古城实体资源引导视觉消费、店铺和院落商业化经营、景区周边进行房地产投资;利用地方文化和生活习俗经营餐厅饭店、打造宾馆客栈、设计旅游纪念品、提供歌舞表演等活动。这些经营活动会造成古城商业氛围浓厚、文化氛围消弭、空间结构转变、古城形象失真等。
3.古城保护不力,阻碍旅游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和近年来“发展”思潮的影响,目前历史文化名城的面貌大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古城风貌无法真实再现,与旅游者对古城的心理期待存在差距,导致旅游者游后评价不高,重游率低,阻碍当地旅游进一步发展。
相关政策建议
(一)努力协调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
保护和开发并不是绝对对立排斥的,它们有共同的利益趋向和价值取向。保护是绝对的,需要较大投入,但并不是毫无效益。历史文化名城不同于山水城市,它的经典内涵是历史和文化。在历史文化名城开发中,应将古城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置于一个核心的位置,保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从古建筑的设计、构造、材料、样式、色彩、体量及空间位置等方面入手,从影响古城整体格局、氛围、环境等方面进行考虑,多层次多手段来保存古城历史文化遗存。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是古城旅游发展的源泉和基础,对其保护的不利,将使古城旅游开发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确处理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之间的关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创新,才能全面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吸引力和潜力,从而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的双赢。
(二)实现“游客-居民”双向满足
古城文化是当地居民真实的生活再现,只有当地居民和居民的真实生活才能给古城赋予无限活力。所以开发部门应该致力于古城原真性的保护,让游客体验真实的地方风情和历史文化。另外,改变将历史文化名城视为单纯的旅游观光地的做法,切实考虑生活在历史文化名城内居民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样不仅能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有利于古城的保护。
(三)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目前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仍然以观赏游览为主,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容易操作,便于招揽各类游客,但是旅游过程短暂,游客体验有限,游客的消费层次不高,重游率低,古城居民的旅游收入也就得不到提高。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必须要突出其文化内涵,把当地特色文化展示给游客,使游客充分体会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就要求对当地文化旅游资源深入挖掘,除了对建筑艺术进行详尽的介绍和扩展,还要收集历史文化资料,重点展示当地名人、名事,继而进行周密细致的策划,推出不可模仿的精品产品。
(四)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首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起到了《文物保护法》的宣传作用。申报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地拆迁违章建筑,整治周围环境。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接受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监督,古城能得到更高层面的保护和监督。其次,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品牌,是该地区人文价值的亮点,对当地文化旅游起到提升拉动作用,从而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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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文跃,张捷,罗浩,卢松,杨效忠.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旅游学刊,2008.10
7.吴龙生.浅析城市旧居住区的再开发[J].甘肃科技,2008.8
8.张成渝,谢凝高.“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与世界遗产保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8
关键词：族际通婚；族属选择；传统习俗；社会流动；民族政策
一、前言
族际通婚一直是社会学有关群体研究领域中最为核心的专题之一，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以往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已有较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主要是强调族际通婚的演变过程、现状及意义，在族际通婚家庭中子女民族选择方面研究较少，仅李晓霞在《新疆两乡民族混合家庭调查》中论述较多。而研究主要集中在族际通婚家庭子女选择的结果上（主要选择民族人数少的一方、“成为一种利益权衡的过程”），对族际通婚家庭子女族属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变化过程方面却研究甚少。在研究地域上，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但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研究至今未见。
本文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从居民的平均文化水平、家庭经济水平、年龄、文化水平、民族属性、使用本民族语言和其他民族语言情况、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情况等来作为问卷和访谈的项目。根据研究目的和区域特征，选择a乡有族际通婚的家庭中的40户居民作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
根据调查研究惯例，作者把所调查的对象地成为a乡，a乡全称毕节市千溪彝族苗族白族乡，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乡。千溪乡位于毕节西南部，距市区21公里，全乡平均海拔1790米，全乡面积5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184亩（其中：田2152亩、地12032亩），林地面积220484亩，草坡面积7500亩，水域面积50亩，难利用的耕地面积19800亩。全乡辖5个村92个村民组，居住着汉、彝、苗、白等民族，共有4758户18149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4738人，占总人口的26.2%。
二、族际通婚家庭中子女族属选择的因素
族际通婚家庭中子女族属选择的变迁是衡量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交流的情况、群体认同的强度、国家政治制度、国家相关的民族政策以及社会整合的一个敏感因素。本文通过在民族乡――a乡的实地调查，从宏观的角度归纳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族际通婚家庭中子女族属选择的因素。
（一）民族传统习俗
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是一个民族智慧和生活经历的结晶，它从价值观念和规范的层面上为民族内部成员树立了标准，影响他们的行为。这一影响直接渗透到婚姻家庭制度的模式和标准。虽然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不断改观，也是会发展和变化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接触日益频繁，民族内部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发生了一定的文化变迁。在婚姻选择和子女的族属选择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从传统的婚姻关系来说，择偶是异性间的一种综合性选择，是结婚对象双方在经济、相貌、品德、能力以及家庭背景等方面权衡性选择。按传统习俗，子女的族属选择是按照跟随父亲的民族属性来定的，这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结果。这种以父亲民族属性来定子女的民族属性的传统负载着一个族群发展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族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调整，这种传统“惯习”也在进行调试与变化。在作者的调查中，族际通婚家庭子女族属选择随父亲的比例为85%，他们大多都认为子女的民族属性还是要跟父亲的才好，认为这是家族传根溯源的保证。例如，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56岁彝族男性a24（根据调查统计的需要，我们把访谈对象进行编号）是这样说的：
问：你觉得你家儿子和孙孙些的民族属性为什么都要跟男的这边的民族属性来定？
（a24）：肯定要这样哦，一般都要跟爸爸的（民族属性）走，这个不得说的，如果跟老妈的民族，那家（族）里不是乱了！我们家代代都是要随老爸这边的民族的。
也有15%的子女的民族属性跟随母亲。虽然大部分的族际通婚家庭的子女的族属选择还是以跟随家庭的“户主”――男性长者为主，但这种“惯习”也有了一些变化。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63岁的彝族女性老人家a18是这样说的：
问：老人家，你家孙孙的民族为什么不跟他爸的民族属性来上户口呢？
（a18）娃儿些跟哪个（父母亲的民族属性）都没得什么事，我们家不兴这一套，我家儿子、姑娘们在外面打工，生娃儿回来上户口时，哪个的证件齐，方便办就跟哪个的民族属性。
（二）经济发展
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文化始终是紧密关联的运行体系。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各民族发展和民族间的交流。各族群间接触日益频繁，形成了趋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各民族间的相互包容性和接纳程度日益增强，族际通婚的可能性也日趋增强，其子女的族属选择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族际间融合程度加深而趋于向更少的民族或随性跟随其中一方。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学历相对较高、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30%的家庭中子女族属选择跟随母亲的就占了所有调查对象中子女族属选择跟随母亲的83%。可见，经济条件是决定一个家庭对传统观念及现实利益权衡的取舍与把握。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交流也多了起来，而交流的主要载体就是语言。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在当地几个民族混居的村寨里，会说本民族语言又会说其他民族语言（除了汉族方言）的不在少数。有65%的村民除了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外还会说其他民族的语言。在这些年长者的村民的下一代，会说本民族的语言的也高达47.5%，这与一些因发展民族旅游或乡村旅游而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村寨，其下一代基本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这47.5%会说本民族语言的下一代年轻人中，其子女的族属选择跟随母亲的只占所调查样本中全部跟随母亲族属的17%，这表明，经济发展越缓慢，越能保持民族传统，而在这些较好保持民族传统的家庭，其子女的族属选择越不容易破除跟随父系的传统。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是影响族际通婚家庭子女族属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社会流动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构调整，社会流动成为社会改革引发的必然结果。受这股浪潮的影响，民族地区的成员也加入了流动的大潮。a乡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占了该乡总人口的43%。一方面，外出务工的青年接受现代都市文化的熏陶，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扩大了自己的择偶范围，同时又缩小了在本乡、本族内择偶的范围，即使是与本乡人结婚，那么其共同组建的家庭必然在民族传统习俗的传承上与当地没出过门、没经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的其他同龄人家庭来说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当地的一些年轻人由于升学、参军、招工等因素在实现向上流动，改变了以前的地位，脱离了以前生活的环境，而新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必须重塑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构新的认同，接受新的文化场域并主动融入主流文化。因业缘关系而组建的族际通婚家庭对男女平等、夫妻双方良好的沟通及家庭
和谐等是十分看重的。在这种家庭中，族属不再是主体因素，民族传统习俗的人伦规范对流动到城市的青年男女的威慑力不再那么强烈。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57岁彝族女老人a34，在谈及她外出务工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及在市里当公务员的一个儿子时，说到：
（a34）：他们（外出务工的三个儿女）的六个娃儿（她的孙子）都是由我带的，他们每两年才回来一次，我姑娘是彝族，他男的是在打工时认得的，是汉族，为了方便和以后娃儿大了上学得些照顾，她的小崽（小孩）的民族就报成彝族了。还有我家二儿子，他在城里上班，她家女的（妻子）是苗族，他的儿子也跟了他妈，也是苗族。
就算在该乡村与村之间流动的村民，他们在迁移到新居住地后所表现出的对原有民族习俗的倚重也没有在搬迁前那么强烈，他们对新的居住地的民族及其习俗的适应是很快的。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个案例：一个白族家庭因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有的宅基地被征用修路，就搬到一个彝族自然村里，在过了近三年的时间后，就很好地融入到当地彝族寨子中，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其子女的族属选择则选择了与其母亲同族的彝族。
三、结语
影响族际通婚家庭中子女族属选择的因素既有制度、经济、社会等宏观方面的因素，又有个人的、家庭等微观方面的因素。就目前状况而言，受民族传统习俗的认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影响，族际通婚的比率日益上升，其子女的族属选择已由单一的父系继承向利益权衡倾斜，体现了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关系，也利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国家相关的民族政策在强化了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加强了民族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民族在继承原有民族传统习俗的同时，也因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变化而“适应性”地改变了一些原有的民族传统“惯习”。族际通婚家庭中，其子女的族属选择的变迁，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利好调整”，在强调了民族传统习俗、强化了民族认同的同时，也使得各族群间的民族融合得到了深化，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2]李晓霞.新疆两乡民族混合家庭调查[J].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3]梁茂春.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J].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9
关键词：艺术管理；艺术行政管理；艺术经济管理；艺术产业管理；艺术中介管理；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G306．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文化产业兴盛时代的即将到来，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的成败得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显得迫在眉睫。同时，因为艺术是文化的杰出代表，所以我们能否做好艺术管理的研究对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前瞻作用和开拓意义。当然，要想清晰地搞懂和弄透艺术管理并非易事，艺术管理是一个庞杂的系统，能否准确地构建出艺术管理的理论框架是我们探究艺术管理之谜的第一步。
一、有关艺术的诸种管理
艺术管理作为一个庞杂的体系包含很多种管理，其中艺术行政管理、艺术经济管理、艺术产业管理、艺术中介管理的概念是掌握和理解艺术管理所必须定义和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深入和全面探讨艺术管理之前，我们先来对艺术行政管理、艺术产业管理、艺术经济管理、艺术中介管理的概念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1、艺术行政管理。要理解艺术行政管理首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文化行政或文化行政管理的概念。文化行政或文化行政管理就是文化行政机构(在我国当前，有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播影视部等)依据所属国家和地方的方针政策、法律规章，对各项文化事业(广义的事业)实行规划、组织、调控等行政职能。如果把艺术作为广义文化的一部分，艺术行政管理当然可以并入文化行政管理，如果艺术有必要从广义文化中独立出来，那么艺术行政管理借用文化行政管理来帮助理解基本还是可靠的，即把上面定义中的“文化”字样换成“艺术”字样就可以了。艺术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或政府的代表，客体是发生在本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一切艺术性活动，管理的依据就是法律规章。事实上，西方对艺术演出团体已形成非常严密、科学的管理机制，对这些艺术演出团体的管理推动了一门新兴学科――“艺术行政管理学”的蒸蒸日上。
2、艺术经济管理。与艺术行政管理一样，艺术经济管理也是一个交叉理论：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的交叉组合。早先，已有人提出建立艺术经济学，他们认为艺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艺术经济和市场的问题，为的是寻求出艺术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从而做出哲学上的思考和认识。艺术经济管理虽然与艺术经济无论在称谓还是实践上都有一定区别，但艺术经济管理无疑也应该是以艺术市场为中心阵地来研究一切艺术经济活动的管理行为。艺术经济管理是一种多主体管理行为(后面详论)，艺术经济管理的客体是一切艺术经济活动(包括经济政策、艺术生产、广告宣传、艺术商业、艺术消费、工商税收等)。
3、艺术产业管理。何为艺术产业，这里我们可以借用赵玉忠先生对文化产业所做的表述：所谓文化产业，是指以企业组织方式从事文化商品生产和文化服务经营活动的行业。文化产业在本质上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因而它隶属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至此，我们可以认为艺术产业即指以企业组织方式从事艺术商品生产和艺术服务经营活动的行业，首先它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文化娱乐生产业，其次它还应该属于商业，是一种从事艺术精神生产品买卖和流通的密集式商业经营活动，这里的“密集式”表示活动之多、参与者之众、方式之繁荣。单体与单个之行为不能称之为产业。对这种密集式生产和商业经营活动的管理就是艺术产业管理，它与艺术经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它强调对群体性产业活动的管理，而艺术经济管理的客体既包括群体经济活动也包括个体经济活动。
艺术中介管理。从经济角度来讲，艺术中介就是居于艺术生产方和艺术消费方之间的艺术介绍和传播者，即在艺术市场上专门从事艺术流通和买卖的中间机构。艺术中介应该包括艺术经纪人(artbroker)、艺术人(artdealer)和艺术信托人(arttrustee)。简而言之，艺术中介就是艺术商人，包括个人和组织。艺术中介作为商业企业对自身的经营行为进行的管理活动就称为艺术中介管理，其管理主体特指艺术中介本身的管理层，其管理客体是指中介企业本身的经营活动。准确地讲，艺术中介管理与艺术行政管理相去甚远，因为管理主体截然不同，管理客体也差别较大；艺术中介管理从属于艺术经济管理，并且是其中一小部分的微型化；虽然艺术中介管理是艺术产业管理中最重要的一支，但又与艺术产业管理在层次上分道扬镳，因为艺术中介管理强调单个企业的微观管理，艺术产业管理强调企业群的行业性管理活动。艺术管理。包括上述四种管理的复合式管理，是由上述四种管理建构的庞杂的管理体系，是一切涉及艺术活动的管理的总称。
二、艺术经济管理的深入释疑
对于艺术管理的分类问题，孙仪先曾有这样的描述：“艺术管理可分为艺术经济管理和艺术行政管理两大类，都属于研究社会精神文化的管理学范畴。”这一认识在目前的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实这个结论颇有令人生疑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对艺术经济管理的定位研究上。
上面已经谈到，艺术经济管理是以艺术市场为中心阵地来研究一切艺术经济行为的管理活动。笔者认为，在艺术市场中，艺术经济管理可以有三种分类：宏观艺术经济管理、中观艺术经济管理、微观艺术经济管理。即政府对艺术市场和艺术经济活动的管理就是宏观艺术经济管理(主体最大，范围最广，是产业与事业的结合，等级最高)；艺术行业协会、艺术产业机构、民间艺术组织、艺术企业群对艺术市场和艺术经济活动的管理活动就是中观艺术经济管理(主体庞杂但位居中游，比政府小又比单个企业大，范围的中心主要放在产业性操作上，等级其次)；艺术企业即艺术中介对自身的市场和经济活动进行的企业化管理就是微观艺术经济管理(主体最小，为单个的艺术企业，管理范围最窄，局限于单个艺术企业的生产运营活动，等级也最低)。艺术经济管理的分类情况用下图表示就是：
从上面的图示可以看出宏观艺术经济管理同时又属于艺术行政管理(政府性管理)，中观艺术经济管理同时又属于艺术产业管理(行业性管理)，微观艺术经济管理属于同时又艺术中介管理(企业管理)，这就是说艺术经济管理与艺术行政管理的关系息息相关，根本无法截然分开，而把它们作为艺术管理截然分开的两个类别看来是不合适也不客观的。
三、艺术产业管理的重新建模
在2002年第四届中国艺术产业论坛上，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包括七个部分：文艺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培训和艺术品业，这一划分已写进了十五期间文化部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文化产业司还指出艺术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门类之一，其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分类法现在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艺术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门类在文化产业规划中已经缩减至艺术培训业、艺术品业了，这样的界定值得重新商讨。事实上，艺术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诸多形式，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人类几千年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才流传至今的，艺术产业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共识而谨慎确立。综上所述，艺术产业应该是包括美术品业、文艺演出业、影视业、文学出版业的复合型产业，而不应该是它们中的平等一员，否则就会犯“鸟和麻雀”对等的语义混乱的错误。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艺术产业的内容：
由此可知，艺术产业管理实际有两种理解：①政府对美术品业、音像业、影视业、文学出版业、舞台表演业的政策性管理；②艺术产业内部企业化的管理。由政府担当管理主体从事的管理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理或政策行为，我们大可以称之为艺术产业政策管理，因为政府对产业进行的管理行为在国外早就有比较合理的称谓：产业政策。日本经济学家贝冢启明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出版一本书叫《经济政策之课题》，在该书中，他把产业政策定义为：“产业政策为通产省执行的政策。”其实就是通产省的政府部门对该区各种经济产业从事的行政干预与调控。后来美国学者布莱昂・辛特利说得比较明确：“产业政策是装有政府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措施的皮包。”美国社会经济学家埃利斯・霍利的说法更为犀利：“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而发展或抑制某些产业的政策。”这一认识基本已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当然，这里的艺术产业政策同样属于艺术行政管理，毕竟它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各类艺术产业自身自为的管理就像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工业管理一样更容易确定为经济组织自身的经济行为管理、企业内部的产销行为管理、工业化组织机构的经济、生产性活动管理，类似于艺术企业管理或艺术中介管理的集束性组合。事实上，艺术企业管理或艺术中介管理已越来越成为艺术产业管理的重头戏，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风光一时的文化艺术产业政策管理如今已风光难再，其在产业管理中实质性、操作性的干预地位也越来越为淡化。虽然艺术产业政策管理尚不能完全退出艺术产业管理的历史舞台，但它只能在文化艺术行政管理领域更能大显身手，在艺术产业管理领域已属强弩之末，这是政府放权后、市场高度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像如今人们观看电影、电视、阅读文学作品可以跟随市场宣传、社会名声、自己的欣赏口味而趋之若鹜，对政府为弘扬革命精神、宣扬政治主旋律、倡导同一价值观的做法不再兴趣昂然甚至有些反感一样。在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呈现个性化、多元化大发展的现实背景下，艺术产业管理的理论模式应该如下图所示：
艺术中介管理在艺术产业管理中的定位在上面的艺术产业管理模式图中其实已经大致明晓了。艺术产业管理通过对艺术产业内不同行业运营活动的管理(包括行业协会、行业组织、企业群系对内对外的企业化管理)继而传达至具体的、单个的艺术中介机构、艺术企业的管理，再进而总结为艺术中介管理。艺术产业管理像大类管理，艺术中介管理颇似个体管理；艺术产业管理是宏观认知，艺术中介管理即微观分析；艺术产业管理是上位概念，艺术中介管理自然就是下位概念。但艺术产业管理的主体部分和艺术中介管理都是对艺术产业经济、艺术商业行为进行的企业化管理，这一点是确定的。所以两者有时才有了互换重叠的可能。如中国在清代时，艺术产业化的管理就比较普遍了，其中名叫“老郎庙”的戏曲艺人组织就是这样一个行业组织――“老郎庙”是一种艺人行业组织，其基本职能是：对内管理艺人的日常事务，调和各个戏班之间的关系，维护当地演出秩序；对外则作为艺人的代言人参加社会事务，维护艺人的共同利益。老郎庙与明清时期的商人行业组织――公所、会馆相似，具有垄断和调节演出市场的权力。显然，老郎庙的管理就是对某地区戏曲行业的管理，我们称之为戏曲产业管理；而该地区每一个戏班自己对自己的管理就属于个体行为的艺术中介管理。
当然，艺术产业管理与艺术中介管理虽然都重企业化的管理，但艺术产业管理是对整个企业界的管理做出的宏观性研究，包含政府的产业政策指导，也重视某类艺术产业界自身自为的管理；艺术中介管理却是追寻艺术产业界中单个艺术企业实体的企业化管理，它并不具体考虑政府的任何宏观干预，它就是狭义上的、纯净的企业管理。如画廊是美术品业中的一支，唱片公司是音像业的具类，电影制片厂是影视业的个例，美术馆是艺术展馆业的单体等等，艺术中介管理就是这种“一支”、“具类”、“个例”、“单体”自身自为的企业化管理。艺术中介管理之于艺术产业管理就像独木与丛林、水滴与大海、石块与高山、星粒与星空，而恰恰是这样的独木、水滴、石块、星粒却构成了艺术产业管理最为重要的部分。五、艺术管理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第一幅图向我们揭示了艺术经济管理宏观上属于艺术行政管理，中观上属于艺术产业管理，微观上属于艺术中介管理，这对传统认为的艺术管理分为艺术行政管理、艺术经济管理的结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而艺术经济管理的这种分类与消解把艺术管理实际分成了艺术行政管理、艺术产业管理、艺术中介管理。因为艺术中介管理实际上是艺术产业管理中具类、单体的管理，所以，笔者认为艺术管理分为艺术行政管理和艺术产业管理更加合适。这样，艺术管理的理论框架也就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风铃式”理论框架：
通过风铃式框架结构图，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艺术经济管理被分解消融了，但这种分解消融并不是要把它排除出艺术管理，而恰恰是还复了它应该具备的较高的理论地位，也就是说艺术经济管理实际贯穿着整个的艺术管理。艺术行政管理、艺术产业管理、艺术中介管理最直接的目标都是要推进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艺术市场的繁荣、拉动文化艺术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可能推进产业、促进市场、拉动经济不是唯一目标，但绝对是整个艺术管理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因此，艺术经济管理应该是艺术管理中散布最广的管理内容之一，它融入到了艺术管理所有的领域，已经不可能与其他艺术管理类型割裂分离了。传统的艺术经济管理与艺术行政管理并列分类的观点，实际上人为割裂了经济与行政脉脉相通的学理关系，而主观、想象性地让艺术经济与艺术行政产生了对立意识。
六、结语
文化经济的属性篇10
1文化产业综述
当今，知识时代已经进入到炉火纯青地步了，而文化也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然而文化产业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重要的支柱型产业。诸多国家都已经把文化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和有效途径，在不断地制定文化发展的新战略[1]。因此，在现代这样的国际环境当中，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怎样重新审视文化传统，提高文化战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做强文化产业，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竞争力，是迫在眉睫要考虑的问题。文化问题是一个民族生息发展和一个国家生息发展的重大课题，在当今时代军事实力已经不能完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唯一标准了。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兴起的文化产业也作为和军事实力相同的指标了。因此，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崛起。因为我国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因此，宏观导向不够清晰，受到经济体制的制约，法律制度也不够健全，产业的结构也不尽合理，经济思维不够活跃，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意识也比较欠缺。文化产业是指生产经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影视业、演出业以及音响业和娱乐业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可以采用工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进行复制和批量生产，并且通过现代传播技术的推广和传播获得亿万群众，而且还可以通过运用现代经验管理的方式来实现自身价值，从而获得经济利益。
2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
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揭示了我国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在根本上的区别，主要有四个方面：
2.1文化产业行业的特殊性
在一些其他的生产部门作为生产物质产品的行业只具有单独的产业属性，也就是说以低投入高产出的巨大利润来为目标的。然而，文化产业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和产业属性，因为，它不仅仅只是生产部门，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部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阵地和载体，因此，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然而，它的产业属性也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规律，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从而获取经济利益。
2.2文化产品的可复制性
文化产业的重要核心在于“原创”，然而，文化产品主要是通过在原文的基础上加以复制而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把一个产品经过重新编码以后作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再现。所以，文化产品的复制是把文化内容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理解进行编码的方式，还有就是复制文化内容的载体[2]。文化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指的是在原产品的基础上所复制产品的无差异性和逼真性，文化产业是在复制现代文化产业，它是随着复制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不断的崛起的。
2.3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
文化产业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生产、意识形态这两种双重属性，它主要指的是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文化产业的起点。文化产业通过提供音像、知识信息、艺术、文字等知识来让取得人们的精神满足，它是提升人们精神生活的特殊产品，有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针对文化产业要将其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去考虑，要以企业的盈利为主要目标。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是不矛盾的，产业内的经济属性能够得到良好的发挥，而外部的社会结构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2.4文化产业的原创性和知识性
知识作为文化产业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人类的思想和智慧以及精神都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它是财富的直接来源。在文化产业的产业链条当中，对内容的创意是文化产业的起点。文化产业的知识性体现在新观念、新思想以及新方法上的整合，因此没有一个产业和文化产业一样具有依赖性。
3发展文化产业要从实际出发
我国的文化产业处于刚起步的状态，因此，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就要从实际角度出发，把握特色优势，量身定做符合自己文化发展的对策与思路。近些年来，全国各个地区都在不断的探索特色道路，无数事实证明，没有内在的拓展空间和创造力很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良好发展和生存。于此同时在不断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同时，还要不断的结合产业发展的整体要求来具体的把握产业的特色优势。因为，丰富的民族文化是文化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资源财富，想要在现代市场的技术制作和需求背景下完成文化产业就要就行资源配置，使资源有效的转化成为产业优势。我国的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点，资本、人才以及科技、信息的需求和市场需求水平的能力都展现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此，优化配置、开发文化资源是促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化发展的重点在于，坚持各种基本准则，充分对市场这个巨大杠杆加以利用。并且以商场为导向来提供文化产品和生产文化产品以及服务，使文化产品成为企业的经济增长点。除此之外，还要积极的引导消费，拓展文化市场，以不变应万变。然而，拥有很大发展前景的服务和产品未能得到良好的业绩主要在于缺乏市场开拓能力。有效培育市场和拓展市场关键要把文化产品的需求和消费良好的进行把握，和本地的文化资源进行结合，找到发展的突破口。然而，在这基础上想要拓展市场还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着眼于外来客人的需求，对外来客人要做到尽量满足消费需求；
二、对于本地居民的需求，对能够使本地居民满足的产品要大力的开发；
三、快速的造就能够引起品牌效应的产品；
四、选择切入点和重点，拓展外部市场。此外，在进行市场拓展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优化特色文化资源，获得稳步、快速的动力。与此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要做到足够的规范化。相关部门和立法机构要尽快的制定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3]。对文化行政部门的各类活动要进行规范，引导企业合法进行经营，在保障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自发自流开放的状态。此外，在进行市场管理、土地使用以及行政审批和融资等一些方面进行优惠措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文化产业的投资，以此来壮大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实力。政策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能够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发挥到极致，以此来推动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