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条件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中特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商品经济的条件篇2
关键词：贸易条件变化波动性入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反映了每单位出口商品所换回进口商品的单位数量，是衡量一国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以贸易条件为切入点，研究我国入世前后贸易条件变化并做出客观的评价，并以贸易条件的变动为客观依据，研究入世对我国经济福利和贸易利益的影响，弥补当前判断我国入世之后经济福利和贸易利益变化时客观标准不足的缺憾。
我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
（一）数据说明和计算方法
本文结合《
2类商品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化也呈现恶化趋势，从2005年的99到2006年的71，下降了28，通过h-p值可以看出其恶化趋势不断加剧，幅度大于整体贸易条件，该类产品贸易条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为6.7%，低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9.1%。
3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虽然也是恶化，但是恶化程度并不是很大，从1995年的109到2006年的102，通过h-p值观察到的恶化趋势程度从1995年的-0.57%到2006年的-0.07%有所减轻，3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在入世前为7.6%，入世后上升为9.2%。
4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是上升的，h-p趋势值从1995年的53到2006年的99，但其上升的趋势在不断减弱，因其h-p值从1995年的12.2%逐年下降为2006年的1.6%，同时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为17.2%，入世后为16.8%，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5类商品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是恶化的，1995年为110，2001年为92，2006年为68，并且其恶化趋势在不断地加剧，h-p趋势值的增长率从1995年的-2.2%变化为2006年的-6.8%，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小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前者为7.1%，后者上升为8%。
6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也是恶化的，1995年为126，2006年为72，且恶化呈下降趋势，入世前的年均波动则小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分别为4.4%和5.6%。
7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从1995年的124恶化为2006年的95，但是恶化趋势有所减缓，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11.1%则高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7.2%将近4个百分点。
结论
第一，从贸易条件的变化分析来看，我国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从1995年到2006年处于下降趋势，但入世前则是较为缓慢地下降，幅度较小，入世后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对于不同的分类商品，除了4类商品外，其他种类商品的贸易条件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类、5类、6类商品的贸易条件在入世后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第二，从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分析来看，入世后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比入世前较大，这跟入世以后整体贸易条件的明显下降有关。从分类商品来看，2类、3类、5类、6类商品入世后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性大于入世前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这与这些商品入世后贸易条件的明显下降有关，3类商品（虽然未出现入世后的明显下降，但是其贸易条件入世后的变化幅度要大于入世前。0类和4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则小于入世前，而7类商品贸易条件整体上呈现正弦式的波动。
第三，结合我国入世前后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性分析，可以看出，入世前后我国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和绝大部分种类的商品贸易条件是下降的，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在入世后下降更为明显。入世后我国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和大部分分类商品的波动性大于入世前，且入世后的贸易条件出现明显下降的分类商品，其入世后的波动性也比入世前较大。
可见，入世前后我国整体贸易条件和分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和波动性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对研究入世对我国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入世通过哪些因素以怎样的路径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产生了影响，将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崔津渡，李诚邦.中国对外贸易条件：1995-2005年状况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06
2.韩青.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基于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
3.胡飞.中国贸易条件变动及改善研究[j].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7
商品经济的条件篇3
[关键词]概念特征要件原因危害形式立法
早在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以后，一些人为了达到政治、经济目的或谋取其他利益，就开始向国家官吏贿赂。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就有贪污贿赂的记载，《尚书·吕刑》中所谓“五过之疵”中的“惟货”，即指官吏接受贿赂。《汉书·刑法志》中也有“吏坐受赇枉法”的记载，《说文》解：“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可以说，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从另一个视野看实际是一部贪污贿赂史。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贿赂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已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揭露出来的政治丑闻都与商业贿赂有关，如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支付160万美元，导致日本对田中提起刑事指控，而且牵连了三名国会议员，震动了日、美朝野内外，在拉美与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国家，商业贿赂现象也比较严重。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竞争日渐激烈。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拜金主义和“官本位”，“权本位”等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管理法规的滞后等原因，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行为又重新出现和泛滥，成为严重破坏竞争秩序，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为广大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社会公害，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党的形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回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帐。”该规定分为两款，可以划分出三层含义：第一款前段，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是对一般商业贿赂的禁止性规定；第一款后段，即“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是对商业贿赂的典型形态——回扣作出的专门规定；第二款表面上是直接规范折扣和佣金的，但其目的显然是对商业贿赂与折扣、佣金的法律界限的划分。
由此可知，商业贿赂就是指在市场交易中，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于交易条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特征
1．商业贿赂行为是行为人主观上出自故意，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客观上通过秘密的方式向个人或单位支付财物的行为，其所支付的金额款项通常以伪造财务会计帐册等非法形式进行掩盖，具有隐蔽性。
2．商业贿赂行为具有违法性。该行为是在帐外暗中进行，帐外即不入正规的财务报表，暗中即在合同，发票中不明确表示，最后进入个人腰包或者单位小金库。它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财务、会计、廉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商业贿赂行为大都发生竞争激烈的行业，如大宗买卖房地产等，借此对交易行为施加不正当影响，使自己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击败竞争对手，促成交易。
二、商业贿赂行为的构成要件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前段实质上已经把商业贿赂的内涵描述出来，只是没有以下定义的方式进行规定。《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2条第2款也以定义性规范的形式对商业贿赂进行了解释。从上面规定来看，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商业贿赂的主体方面
行贿人和受贿人是商业贿赂的主体。《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前段对于行贿人作出了规定，即“经营者”，但对于受贿人来作规定，作为行贿人的经营者，当然是指交易对方实施交易行为的人，而且，经营者的职工或人执行职务时实施的行贿行为就是经营者的行为。
1．经营者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前段“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规定，商业贿赂的行为主体是经营者。而该法第2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据此，一般的说只有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进行贿赂时，才构成商业贿赂行为，而经营者包括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2．经营者的职工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性质《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3条规定：“经营者的职工采用商业贿赂手段为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该条规定表明，经营者的职工执行职务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经营者的行为，应由经营者承担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就体现了这种通理，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人在代表法或其他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时进行贿赂的。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其他职工在执行职务时进行商业贿赂的也应由单位承担责任。
（二）商业贿赂的主观方面
商业贿赂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是行贿、受贿和介绍贿赂的经营者或其他主体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受贿者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而为他人提供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行贿者则是为了争取本不应当或不可能，或不一定得到的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而给付财物等等。行为者的主观目的都是为了非法利益而故意所为，行贿、受周而复始都是出于自愿而进行的行为。
（三）商业贿赂的客体方面
商业贿赂行为的客体是进行正常竞争的交易活动。商业贿赂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即是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交易。商业贿赂的目的是干扰正常的市场经济规则，扰乱市场交易自愿、平等、有偿的基本原则，以此来争取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经营者进行商业贿赂一般是为了争取交易机会推销其在竞争中不一定能占优势地位的商品；有时经营者进行商业贿赂是为了抢购到在竞争中本不能买到的紧俏商品或原材料。或者进行商业贿赂的经营者为了获得交易上的便利和优惠条件。
（四）商业贿赂的客观方面
受贿人只要收受贿赂，受贿就成立，已经构成主观故意。行贿交付或提供贿赂的时间，不论是受贿人为行为人谋取交易机会和条件在前或在后，不影响行贿的成立。另外，只要向交易相对人行贿，不论行贿的目的是否达到都是行贿行为。
三、商业贿赂长期存在的原因
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以空前的速度迅猛繁荣；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它生产的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自发地产生社会的丑恶现象，这就历史的辩证法，而商业贿赂正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显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消极影响，是历史的怪胎。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商业贿赂在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即已出现。这种现象被当时的经营者认为是当然的一种经营手段；政府对商业贿赂行为也并未加以制止。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限度的所谓“折扣让利”以纷繁复杂的形式大量存在的，以致于形成了当时的商业习惯，被称为当时“标准商业的传统做法”。
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和原材料的供应等方面全部由国家计划部门来安排。流通领域里，国营商业与供销部门均需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进销差率，进行一直从货源供应到批发，零售的一系列流转活动。由企业的产、供、销各环节均受国家计划调节，企业本无经营自主权，再加上国家对企业与市场又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没有商业贿赂的必要性。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产权不清晰，各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形不成公平竞争的势态在事实上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商业贿赂既然无必要也无可能，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经济领域中并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商业贿赂。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以史无前例的增加速度得到发展。仍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副效应，消极因素，在我国同样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出现了。商业贿赂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近年来在竞争的经济生活中也以名目繁多的形式纷纷出笼。商业贿赂在我国出现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渐得到确立。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初步形成了市场竞争的格局，由于每个经济主体有着自己的独立经济利益，在竞争中不良经营者就会运用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同时实施商业贿赂争取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
商品经济的条件篇4
关键词：吉芬商品；理论解释；现实证据；综述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2006906
“吉芬商品（giffengoods）”是一种需求量与价格呈同方向变动的特殊的低档商品（高鸿业2007）[1]，其表现出与需求定律截然相反的经济学现象。迄今为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吉芬商品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分析，但是对其理论和存在性的争议尚未停息。尽管吉芬商品在经济学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鲜有学者对其研究成果以及前沿方向做出述评。本文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吉芬商品问题的理论与现实的证据进行综述，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关于吉芬商品理论的争论
（一）吉芬商品的由来及其前提条件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首先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最初的表述：在爱尔兰发生灾荒时期土豆价格上涨，而其消费量却在增加。首次将此现象称作“吉芬商品”并纳入经济学教科书的是马歇尔[2]。他运用需求与价格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得出吉芬商品的收入效应应大于替代效应。他同时认为，在确定单个需求曲线时必须考虑消费者的收入、偏好、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以及所有相关商品的价格。由于马歇尔无法使用他所认为的对于任何商品都普遍适用的需求定律来解释吉芬商品的特例，于是吉芬商品是否存在被称为“吉芬悖论（giffen'sparadox）”的现象就成为一个研究焦点。
此后，为了辨识吉芬商品与需求定律之间的关系，相关学者对需求曲线设定了更加严格的前提条件。斯考森（2001）[3]提出了建立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三个关键的前提条件：收入和偏好保持不变以及商品无差异。只有在满足此三个前提条件下，才能说明所研究的需求曲线是否与需求定律相违背。应俊耀[4]强调，通过无差异曲线推导出吉芬商品存在时需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局限或约束条件下争取效用最大化、商品替换定律和内凹定律。基于上述的前提条件，部分学者认为，吉芬商品在特殊条件下存在，与需求定律并不违背；而有些学者却认为吉芬商品并不存在。
（二）吉芬商品存在的观点及其难以观察到的原因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吉芬商品现象并没有违背需求定律，而是该定律在特定条件下、在特殊商品上的体现。李伟伟（2009）[5]认为，吉芬商品出现最有可能的情形是所有商品价格同时提高，而吉芬商品的价格提高幅度小于正常商品，从而导致了其相对价格下降。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吉芬商品的替代效应与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呈逆向变动，与其价格呈同向变动，收入效应也与价格呈同向变动，说明吉芬商品现象没有违背经济规律，只是一种特殊现象。刘正山（2006）[6]分析具体市场的事例后认为，如果在研究吉芬商品时剔除需求定律所要求的上述特定条件外其他条件不变，则吉芬商品的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但考虑其他条件后，整条需求曲线就发生移动。如图1所示，需求曲线l1向右上移动到l2，而均衡点也从a移动到b。这样表现出来的“价格上升，需求量也上升”的现象。虽然均衡点上的需求曲线已发生变化，但每条需求曲线依然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因此吉芬商品实质上与需求定律并不矛盾，说明吉芬商品是存在的。
在对吉芬商品为何难以观察到的解释中，dougan（1982）[7]和weber（1997）[8]认为，理论上的需求曲线与用实际均衡价格数据绘制的需求曲线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假设存在这样一个需求曲线，在一些价格区间内是向上倾斜的，而在其他价格范围内是向下倾斜的。市场均衡会呈现出如图2所示的三种情况：（1）一般的情形是，供给曲线s1与需求曲线d的向下倾斜的部分相交于
点a；（2）在多点市场均衡下，供给曲线s2与需求曲线的交点并不稳定，可能会在b1、b2和b3等多处达到均衡；（3）一个稳定的吉芬商品的均衡在需求曲线向右上倾斜时，供给曲线s3与之交于c点。这样就会出现吉芬商品和我们对其的经验不一致的情形。换言之，我们观察到吉芬商品的可能性要小于这种商品存在的可能性。
boland（1977）[9]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将吉芬悖论排除在外，也不能给出吉芬商品无法被观察到的原因。如果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是正确的，吉芬商品应该存在。如果未被观测到，不仅是因为上述的一般性前提条件未被满足，没有准确的测量数据，还可能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存在缺憾。lipseyandrosenbluth（1971）[10]认为，虽然吉芬商品很难被观测到，但从理论上讲，吉芬商品的存在是不能被证伪的。他们进一步指出，吉芬商品的存在范围应该比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述的劣等品更加广泛。
（三）吉芬商品不存在的观点
上述观点旨在证明吉芬商品与需求曲线之间的兼容性，以明晰吉芬商品的存在。然而，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给出吉芬商品不存在的论证。张五常（2010）[11]提出，需求定律应该是被当作公理使用，该规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成立的。而吉芬商品从逻辑上无法成立。他认为，“逻辑上吉芬商品只可能在鲁滨逊的一人世界存在，在多人社会中这种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不可能用作走后门或其他形式的交换或者交易，价越高我越愿意买，而你则越不愿意卖，交换或买卖不会有均衡点”。以逻辑为理论工具，何琳、廖东声（2004）[12]运用波普尔的证实和证伪的非对称性理论分析吉芬商品发现，吉芬商品并不存在，其原因在于：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当一般性条件得到满足时，需求曲线必然向右下倾斜，但是假如同时承认吉芬商品这种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特例存在，就违背了波普尔的理论可证伪性。苏斌（2004）[13]指出，西方经济学中之所以得出吉芬商品存在的错误结论，是由于在对吉芬商品及其现象进行经济分析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方面，忽略了需求规律存在的上述的一般性前提条件，即应该假设除了商品自身价格以外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变；另一方面，分析建立在与实际情况相脱离的错误假定基础（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向变动）之上，最终必然得出吉芬商品能够存在的错误结论。
从市场视角出发，尹华（2004）[14]通过对吉芬商品本质的探索，提出其仅仅是违背了需求规律的表面现象，应该进一步考虑到市场变化的本质。他指出，爱尔兰灾荒时期的土豆市场供给的减少传递一种强烈信号，让爱尔兰的贫困农民增加了对土豆的需求，所以需求定律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可靠的经济学规律，市场中并不存在吉芬商品。郑大川（2007）[15]认为，传统西方经济学利用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理论来解释吉芬商品并不恰当。这是因为在爱尔兰灾荒时期，农作物普遍减产，土豆及其替代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因此理论应用的前提条件（替代商品的价格不变）并没有满足。他同时提出，土豆需求的增加是因为在灾荒时期，土豆和替代品的供给减少，造成食品价格相对上升，因此人们会减少相对昂贵替代品的消费，转向购买土豆充饥。蔡立雄、何炼成（2006）[16]则另辟蹊径，以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为基础，详细分析市场价值、供求、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得出结论：西方经济学对吉芬悖论的争论实质在于，没有看到价值变化的事实，把不同的需求曲线当作一条曲线进行分析，从而片面得出价格上升、需求增加的结论。因而，吉芬商品是不存在的。
二、吉芬商品存在的现实证据
实际上，判断吉芬商品是否存在的最好方法就是找到有说服力的现实证据。鉴于此，许多学者开始了探寻吉芬商品存在的证据，并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走向实证性的探索阶段。spiegel（1994）[17]在研究中给出两个例证：一个是交通工具，在固定的交通预算的制约下，公共交通工具可能是一种吉芬商品；另一个例证是每个家庭中儿童的营养餐，在成长必需的充足营养前提下，低价格的鸡肉也可能是一种吉芬商品，并通过公式给出推导证明。bopp（1983）[18]指出，1967年到1976年中美洲的煤油就是一种吉芬商品。在需要取暖的季节里，人们享受着住房、食品以及医疗等各种津贴的情况下，煤油非常接近吉芬商品。其原因在于：煤油燃烧的目的只是取暖，却释放出难闻的气体。因
，对于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当煤油价格上涨，实际收入相对减少，所以就会减少常规燃料的购买，而购买更多煤油。
无独有偶，battalioetal.（1988）[19]的研究也给出一个实例，对于那些只能购买低价格水平饮料的人来说，对奎宁水降低价格的反应是减少对其购买量，而用剩余资金购买相对优质的粗啤酒。garratt（2005）[20]描述了一个选择城市的案例，并认为选择在规模比较小、比较安逸的城市生活是一种“吉芬商品”，并给出了数理的支持。他的研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给出了观察到吉芬商品的三个可能条件：一是在消费中这种商品必须占有足够多的支出；二是这种商品的边际效应低于普通商品；三是消费者必须希望在更低的价格水平上购买该商品。gilleyandkarels（1991）[21]的研究更加具有创新性。其研究目的在于将吉芬效应（giffeneffects）延伸到一个更加普遍的情况（不仅限于两种商品）当中，说明吉芬效应衰减和可选择商品的增多没有必然关系，但是增加了吉芬商品的替代品数量后，确实减少了吉芬效应出现的可能性。该研究进一步表明，增加的商品只有在其价格足够低廉时，才能发挥替代作用，影响到吉芬效应的观察。王则柯（2003）[22]通过描述“童话岛”的案例，说明吉芬商品是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的。童话岛上只有两种食物——面包（质优价高的特产）和马铃薯（劣质价低），管理者为了保护本土低收入居民对马铃薯的消费量，提高了卖给来岛旅游者土豆的价格，但是在预算约束下，旅游者无法再购买面包，而是更多的转向购买土豆，却使得土豆需求增加。他同时指出，在满足一般性前提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经济学实验来证明吉芬商品的存在，但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严谨的求证。
然而，上述研究仅仅是学者通过假设的案例或者观察到现象的探索，虽然陈列了与实例相结合的数理推导证明，但是仍然缺乏直接的、拥有翔实数据支持的证据。鉴于此，研究者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并试图通过控制与改变实验的条件，来使得结果更加接近吉芬商品。degrandpre（1993）[23]设计了一个实验，分析了七名尼古丁依赖者在预算限制的情况下对品牌香烟和烟叶不同价格的选择反应，结果证明了在实验条件下烟叶是吉芬商品。jensenandmiller（2008）[24]在中国的实验更加有影响力，实验选择在分别代表北方的甘肃与南方的湖南，五个月中一些相对贫穷的家庭被给予不同价格补贴的“食物券”，观察这些家庭对作为主食的大米和面粉购买量的数据，给出了吉芬行为（giffenbehavior）的现实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者的着眼点放在了吉芬行为上，这是因为使用“吉芬行为”而不是“吉芬商品”是为了说明吉芬很可能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针对特定消费者的只依赖于价格和需求而不是其他因素的现象。因此，并不是说某种商品是否吉芬，而是消费者的行为是否吉芬。
三、吉芬商品理论的扩展
综上所述，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上述实验给出了能够证明吉芬商品存在的有力证据。近年来，对于吉芬商品问题的研究也日趋扩展深广。从相对角度上看，吉芬商品存在局部不稳定性，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商品，换一种条件下就可能不是吉芬商品。张攀春[25]认为，有些商品在一段时期内为正常品，而在另一段时期就可能为吉芬商品。吉芬商品由传统意义中纯粹的劣等品演变为相对劣等品，因此扩大了吉芬商品的范围。他声称，吉芬商品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现象，从这一角度出发，满足吉芬商品经济学特征的都属于此范畴。
在心理预期对吉芬商品的影响研究中，刘明国、李汉文[26]提出，能够出现吉芬行为主要是消费者预期变化所致。如在爱尔兰饥荒时期的土豆，价格越高，消费者的预期价格越高，人们认为现在价格上涨是在传递一个预期价格上涨的信号，因此要趁还没有涨到更高的价格之前购买，因此出现了与需求定理相悖的现象。何全胜[27]认为，经济学家关于吉芬商品的激烈争论的原因有二：一是其忽略了“意图需求”与“实际需求”的区别，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是无法验证的心理量，需求定律作为一个心理规律无法被证伪；二是传统西方经济学上认为的吉芬商品是指一种劣等品，购买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往往比较贫困。然而，doietal.[28]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效用函数进行数理推导，证明吉芬行为与家庭的收入水平不相关
。吉芬行为存在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并且与劣等品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无关。这与一般教科书中对吉芬行为仅发生在低收入水平的家庭的阐释是相背离的。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表现出与吉芬商品相似、与需求定律相反的商品的出现，拓展了对吉芬商品问题研究的外延，如炫耀性商品与投机性商品。炫耀性商品是指消费者出于向别人炫耀的心理而购买的商品，其较高的价格是炫耀的条件。因此，炫耀品的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大。投机性商品是指购买者出于从价格变动中套利的目的而买卖的商品，并不是真实的需求。对于这类商品，决定需求量的不是当前的价格高低，而是未来价格与当前价格的差额，只要投机者预期价格高于当前价格，就会买进；反之，预期价格低于当前价格，就会卖出。然而，预期价格是一个事先无法确定的未知数，购买者只能依靠自己的预期进行决策。由于不同的购买者会对未来做出不同的预期，这类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稳定的规律可循。在对投机品的研究中，giovanni[29]提出，吉芬商品在股市当中起到非常特殊的作用，其存在会导致市场均衡不稳定甚至崩盘，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在风险厌恶市场上，知情交易者会有两个动机：投机和坐庄。他们利用已知的信息引导噪声交易者放弃购买价格下跌的股票，而将资金转向购买价格攀升的股票，从中获得利润。但是由于这种吉芬商品类型的股票价格和净资产不相对应，最终可能会遭遇崩盘。
四、研究结论及展望
吉芬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其理论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争议。本文有关吉芬商品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证据的综述可以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首先，部分学者认为吉芬商品是存在的。吉芬商品没有违背需求法则，是发生在特殊条件、特殊商品上的经济现象。其次，吉芬商品很难被观测到。原因有二：一是通过现实市场上均衡价格和需求量数据绘制的曲线，很难与理论上的需求曲线相一致，使得我们难以识别出吉芬商品。另一个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本身可能存在着缺陷，使得以此为理论依据分析经济学问题存在偏差。再次，部分学者认为吉芬商品并不存在。从逻辑推理、理论辨析和数理推导等不同角度证明需求法则是一个普遍的、可靠的定律，因此与其相悖的吉芬商品并不存在。第四，经济学家通过案例分析与设计实验的方式，寻找吉芬商品的现实证据。这种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并找到吉芬商品存在的证据。最后，吉芬商品问题的研究方向日趋深广。对吉芬商品相关概念（如吉芬行为、吉芬效应）以及表现出与吉芬商品相似特征商品（如投机品、炫耀品）的探索，扩展了吉芬商品问题研究的范围，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尽管有关吉芬商品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尚未定论。但是，该领域研究的方向逐渐由理论探讨转向现实证据的探索方面。吉芬商品的存在可能会为产业发展带来比较严重的制约，这是由于价格与需求的同向变化，致使市场难以达到稳定的均衡，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鉴于此，更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在于评估吉芬商品的存在对市场中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解除在产业发展层面上吉芬商品引致的不稳定均衡制约，使产业发展突破“吉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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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条件篇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包含着严密的科学论证部分，也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部分，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侧重于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部分，而较少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部分。本文运用文化哲学方法重构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三个重要理论观点，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流淌着的深厚的人文底蕴。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性地位，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实际运用，又是共产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科学依据，因此，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来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蕴藏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属于人自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它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整体；当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内核被外在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不断地分割、衡量时，生活世界同商品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就不断积累、不断激化。从劳动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上看，劳动创造了生活世界，源初的劳动创造了源初的生活世界。原始劳动是社会分工尚未出现时的源初的劳动，源初的劳动具有整体性，由它创造出来的原始社会也是整体性的社会。从存在论上看，人类社会恰恰是在“源初劳动”所创建的“源初社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进而来的，而这个“源初社会”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源初生活世界”，因此，源初生活世界同源初劳动相互发明、同时出现，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内核。作为商品经济出现条件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以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消解为代价产生出来的。源始劳动和分工劳动分别同源始生活世界和私有制相适应，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源始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整体性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物化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碎片化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分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而主宰这一经济形式的阶层就是资产者阶层。资产者阶层通过商品经济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又再生产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即再生产出了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和更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物化时代”的基础更加巩固。质言之，私有制商品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巩固着“物化时代”存在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削弱着“源始时代”的存在基础，即整体性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经济的两个存在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们的发展进一步遮蔽了源始劳动和源始生活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了整体性的“源始劳动”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劳动不断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上；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统一的“源初生活世界”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物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与劳动的商品化和碎片化的物化方式相类似，人类生活也在不断物化，一个由资产者所主宰的人类世界必然是一个丧失了整体性源始生活世界的纯粹物质化的世界，它的物质性的一个集中表现是以可计算、可交换的物化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来支配整个人类生活。
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
人的现代性困境可以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学说中被直观到。根据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学说，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是人的劳动的矛盾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靠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够解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都置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之中，商品生产者的心情好坏、生活怎样、幸福与否都与商品能否交换息息相关。商品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受到社会承认成为了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得到解决，于是心情喜悦、生活幸福；商品没有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心情沮丧、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因为作为物的运动的商品交换对人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才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商品。“商品拜物教”的社会意识所折射出的社会存在的状况是生活在物的运动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完全处于商品的支配之下。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物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商品拜物教”的更高形式“资本拜物教”出现了，资本代替人的抽象劳动成为了商品价值创造的来源。在“资本拜物教”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彻底“物化”的资产者阶层已经无法看到的“人的劳动的特殊作用”，他们完全抹杀了“人的价值创造者的地位”而将实物和货币形式的物化劳动，即资本当做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种颠倒表现为资产者刻意地混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界限，“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界限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是“物”（资本）而不是“人”（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遮蔽，而且也在理论上阻断了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产生的可能性。一句话，“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观念成为“物化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既反映出了“物化时代”的一般特点，也反映出了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根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基本特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一方面要求消除一切等级特权、非经济的血缘、地缘上的依附关系，形成人人平等的法律关系，“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另一方面要求每个人都自觉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潜力，不断增强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的运行来完成的，因此以该系统为中介而展开的人的主体性必然是物化的主体性，一方面，人的劳动只有通过这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系统才能够得到评价，从而导致非商品性劳动无法得到评价，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错位关系，导致了“表面劳动”的泛化。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依靠“商品交换”（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才能得到解决。这一规律说明了人的劳动必须始终围绕着商品的最终交换来展开，或者说“私人劳动被社会承认”的难题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的完成来解决。商品交换在劳动矛盾关系的解决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商品对人产生了异化的关系，人与商品的异化关系随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愈加明显。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人的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物化劳动的根源，因此活劳动的性质决定着物化劳动世界的性质；全面的活劳动产生全面的物化劳动世界，片面的活劳动产生片面的物化劳动世界。从历时态的角度看，人的活劳动先后经历了从源始统一到分裂对立再到回归统一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在原始社会早期，不存在分工和交换，劳动是整体和全面的劳动，由此产生的物化劳动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已经出现，活劳动变成了分工之后片面的活劳动，劳动产品由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了商品经济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商品交换在基础上确立起来，于是商品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奴隶社会开始经过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形式终于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追求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商品经济的两个基本条件，即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与此相适应，活劳动的分化和物化程度也都达到了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商品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将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初期，商品经济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资产者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目的客观上推动着商品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但当商品经济系统已经不断完善，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之后，发达的商品经济系统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之间的相互背反的矛盾愈发明显，这表现在下述悖论上:商品经济系统维护自身正常运行就要求“生产消费系统”必须要满足某些基本运行条件的要求，而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规律必然要破坏这些基本的运行条件。这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造成的生产的相对过剩和人口的相对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社会危害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加深，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根据对立统一原理，人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中，一个是琐碎的物质性世界，一个是整体的本真性世界，它们并不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包含着的两个矛盾方面，这两个矛盾方面相互作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两个世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表现，例如，从劳动的角度可表现为私人劳动的世界和社会劳动的世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从商品的角度可表现为使用价值世界和价值世界（商品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矛盾，即资本的宰制性力量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的属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可以表述为高度物化的社会生活与高度隐蔽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资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物化生活与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于是随着剩余价值资本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产者阶层实力不断扩大，他们对商品世界的实际控制权也越来越大；这样，庞大商品世界的运行就不得不遵照着资产者的意志运行，即朝着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向运行。同时，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系统与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需求已经高度融合、无法分离；这样，原本处于人的整体生活领域之外的商品经济系统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人的生活领域，这种控制是通过塑造一种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资本人格”来完成的。换言之，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系统，而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又是依照资本增值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因此，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也就不可能按照人的整体发展的方向运动，最终资本的强权不仅决定了商品经济系统的资本导向，而且也塑造了人的资本人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要求”并没有随着物化生活和资本人格的出现而泯灭，它通过两大矛盾的运动重新孕育出来。这两大矛盾，一个是物化世界自身的矛盾，即物质财富不断丰富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一个是从物化世界与本真世界的矛盾，即物化生活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大矛盾运动使得社会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不断被遮蔽，于是这个由资产者所统治和主宰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出现重大危机，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资产者阶级政治统治的危机，最终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将通过由阶级矛盾导致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而得以重新开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10.
〔2〕李辽宁.当代中国“去政治化”话语评析[J].红旗文稿,2014，（04）.
商品经济的条件篇6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完全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但也绝对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我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主要侧重于关键设备、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推动下，对进口商品的总需求将会不断减少，未来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建立在本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具有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必然会使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同样的变化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价位水平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理论认为，本币升值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但从我国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以来贸易条件仍然延续了恶化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效应，美元贬值推高了国际价格基准，加之供需紧张和期货市场投机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效应。
从总体上说，剔除生产成本上升后的出口价格仍显著上升，说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我国出口价格并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以来，剔除国际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进口价格涨幅则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我国出口结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较强的行业出口占比明显增加，从而也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从长远观点来看，我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
非关税壁垒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由于关税壁垒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约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已经较少采用，而非关税壁垒由于其多样性和隐蔽性，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却屡屡得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愈演愈烈，对我国的出口产品造成了巨大影响，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从而形成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新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
商品经济的条件篇7
关键词：价格贸易条件对外贸易优化贸易条件
一、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概况
（一）价格贸易条件的经济含义
价格贸易条件（nBtt）又被称为“商品贸易条件”“纯贸易条件”和“净实务贸易条件”。它被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其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价格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如下：
nBtt=pX/pm（公式1）
其中，pX为出口价格指数，pm为进口价格指数，即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的商品所能换回进口商品的数量。如果出口以一单位的商品所能换回的商品比基期时换回的商品数量减少了，就认为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
（二）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演变
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整体出现上升的趋势，但是有一个分界点：1985年到2002年进口价格指数曲线图在出口价格指数曲线图上方，2002年以后进口价格指数开始上涨到出口价格指数以上，这也就导致了2002年以前包括2002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大于等于100%，2002年以后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取及模型的建立
文章所采取的数据为1985年到2000年的数据，选取了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与我国的实际GDp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都是以2000为基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来源于文章第一部分的分析，而实际GDp来源于我国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分析中将两者取了自然对数。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取对数后用innBtt表示，实际GDp取对数后用inGDp表示。以下是处理过的数据：（表1所示）
利用eviews5.0得出innBtt与inGDp的散点图如下：
根据图2，假设自变量为inGDp，应变量为innBtt，innBtt的变化由inGDp的变化引起，其他的变量及随即因素的影响均归并为u中，建立一元线性模型为：
innBtt=αinGDp+β+u
2.变量平稳性的检验
由于我们还不能判定着两个变量时稳定而严格的一元线性关系，而且其协整关系只有在两个变量的单整阶数相等时才算是有效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两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表2所示）
由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所选的两个变量都是不稳定的，但是一阶差分后，innBtt与inGDp平稳。但是如果要知道这两者的长期动态关系，需要先确认它们的Granger因果关系，以弄清它们之间是存在单项因果关系，还是双向因果关系，如果是单向，具体是哪个变量影响哪个变量等等。
（二）实证分析的结论
第一，通过Granger检验得知：我国经济增长是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而我国的贸易条件波动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第二，由检验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呈反向关系。从方程的结构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一个单位，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就会下降0.23个单位。
三、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影响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主要途径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1990年到2001年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比较平稳，在18%左右，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2006年达到了36%，然而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外贸依存度降到只有24%。过分的依赖出口，不利于我国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而且外贸依存度越高，也就说明我国的开放程度越高，在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中，一国很可能会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产业安排，这样就很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使我国产业一直处于低端位置，从而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
（二）我国出口产品增量不增值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增长，但贸易条件却在不断恶化。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制成品出口还
主要集中于一些低层次、低附加值的劳动和资源密型产品。不论从国际市场占有率，还是从贸易竞争力指数来看，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此类产品出口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依赖性很大。
四、基于我国经济增长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提出的对策
（一）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在扩大国内需求是要注意解决这样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我国大部分农民的购买力低，主要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的缓慢；二是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有一种“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三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在扩大国内需求是可以提高工职人员的工资；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强对人们经济消费的引导；完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缩小贫富差距等等。
（二）加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
技术进步可以作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它还能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有效的改善了我国的贸易条件。工业化的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由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与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转型到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与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技术进步是提升本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首要决定因素。
（三）从“以量取胜”转变到“以质取胜
在上述分析过程中，我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与低附加值的产品。低附加值的产品由于缺乏弹性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冲击，这种不稳定是一个危险的标志。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以量取胜”转变到“以质取胜”，实现我国从数量扩张性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把我国粗加工、浅加工的产品转向精加工，深加工的产品，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使得我国产品更加具有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坤旺.国际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4-42.
[2]王莹.我国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0
[3]林丽.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及发展研究[D].北京：华北电力大学，2010.
[4]李蕊.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可行性路径[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商品经济的条件篇8
关键词：商业贿赂；潜规则；公平竞争；立法
一、商业贿赂的法律构成要件
(一)商业贿赂的主体方面
行贿人和受贿人是商业贿赂的主体。《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前段对于行贿人作出了规定，即“经营者”，但对于受贿人未作规定。作为行贿人的经营者，当然是指交易对方实施交易行为的人，而且经营者的职工或人执行职务时实施的行贿行为就是经营者的行为。
1．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前段“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规定，商业贿赂的行为主体是经营者。而该法第2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据此，一般说只有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进行贿赂时，才构成商业贿赂行为，而经营者包括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及其他组织和个人。
2．经营者的职工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性质。《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3条规定：“经营者的职工采用商业贿赂手段为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该条规定表明，经营者的职工执行职务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经营者的行为，应由经营者承担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一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人在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时进行贿赂的，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其他职工在执行职务时进行商业贿赂的也应由单位承担责任。
(二)商业贿赂的主观方面
商业贿赂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是行贿、受贿和介绍贿赂的经营者或其他主体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受贿者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而为他人提供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行贿者则是为了争取本不应当或不可能、或不一定得到的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而给付财物，等等。行为者的主观目的都是为了非法利益而故意所为。
(三)商业贿赂的客体方面
商业贿赂行为的客体是进行正常竞争的交易活动。商业贿赂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即是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交易。商业贿赂的目的是干扰正常的市场经济规则，扰乱市场交易自愿、平等、有偿的基本原则，以此来争取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经营者进行商业贿赂一般是为了争取交易机会推销其在竞争中不一定能占优势地位的商品，有时经营者进行商业贿赂是为了获得交易上的便利和优惠条件。
(四)商业贿赂的客观方面
受贿人只要收受贿赂，受贿就成立，已经构成主观故意。行贿交付或提供贿赂的时间，不论是受贿人为行为人谋取交易机会和条件在前或在后，不影响行贿的成立。另外，只要向交易相对人行贿，不论行贿的目的是否达到都是行贿行为。
二、目前国内反商业贿赂的立法概况
鉴于商业贿赂的严重危害性和顽固性，我国在建国后，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惩治包括商业贿赂行为在内的各种贿赂、贪污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制定了有关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法规。
(一)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经济立法
在经济立法和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国务院1980年10月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指出：“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不得弄虚作假，行贿受贿．”1981年12月，全国人大颁发的《经济合同法》第53条明文规定，禁止“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非法转让、行贿受贿。”198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不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法接受任何名义的‘酬金’或‘馈赠”’，“任何单位、个人，不准向上级机关、有关单位或其工作人员‘馈赠’现金或实物，不准以低于国家规定价格或象征性收费办法向其‘出售’各种物品。”此外，我国《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经济法律、法规都从不同角度对禁止商业贿赂行为做了规定。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同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该条规定明确划清了商业贿赂行为与合法商业行为的界线，经营者在正规账目之外暗中给予、接受财物或其他便利，即属于商业贿赂行为，它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账外”，不入正规的账目；二是“暗中”，不在发票、合同中注明。与商业贿赂行为相反，在经济活动中可以给予接受折扣和佣金，只是折扣和佣金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入账”，要依法纳税；其二是“明示”，要在合同、发票中明示。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该法关于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较为全面、具体。(1)它根据我国国情，正确地划分了回扣、折扣和佣金的界线，这对于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推动反腐倡廉、促进公平竞争等都有重大意义。(2)它借鉴了国外的有关经验和做法，所作的规定和国际上通行的规定大体一致，有利于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3)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立法对贿赂行为的规定。
(二)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行政立法
商品经济的条件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法典;研究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交易制度已是经济进程中的中心制度,商品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衣食住行所需的种种物质资料几乎都离不开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因此,市场经济关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按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商品经济、交易制度需要根据市场共同准则,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赋予国家意志的一般表现形式,这就是民法典的实质所在。
法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法是社会的调节器。法律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法律的这种功能不仅表现为每个法律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表现为各个法律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在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出整体功能。民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关系到民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关系到整个法律是否科学合理。民法不仅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而且对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民法所创立的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思想,逐渐被其他法律接受和吸收,这就决定了民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性地位。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84页）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是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化,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由于民法的渊源在西方,人们在研讨民法时不得不光顾西方社会发展史。西方奴隶制社会时,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罗马法,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又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民法。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虽然绵延两千年,商品经济一直在发展着,但是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和民法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以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本身具有26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借鉴西方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民法是商品经济法的法权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律关系”。法律调整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这一活动中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世代流传的道德原则和人们在共同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习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私人占有,形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民法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并且是商品经济的法权表现。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品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的这些名言指明了商品经济关系形成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以及相应的法权表现:一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商品“监护人”,即所有者,这种法权要求就是确认权利主体制度;二是商品交换者对商品享有所有权,这种法权要求是确认所有权制度;三是必须要商品交换者意思表示一致,只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商品才能交换,这在法权上要求建立契约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上三个基本要求的法权表现逐步发展演变作为现代民法的三大制度———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市场经济是在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不断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相比不同的是,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交易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交易的安全系数。为了适应市场的这些基本需要,民法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主体制度方面,法人的出现和法人制度的确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为了适应生产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股份有限公司和责任公司应运而生。1897年《法国商法典》首次确认了这些经济实体的法律地位,赋予他们以法律上的人格。以后,法人制度为各国立法所确认。在物权制度方面,简单商品条件下是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主张物权中的所有权是财产所有人享有的、绝对的、全面的、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财产资源,出现所有权与其他各项权能相分离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调整所有人和非所有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关系的物权法律进一步发展完善。在债权制度方面,简单商品经济强调交易双方当事人意志自由,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障经济秩序和体现社会公平,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和维护社会公益的交易原则,使债权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之,在人类社会由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法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民法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文化产生极为重要和广泛的影响,成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首先,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别劳动对社会劳动的从属,个体对社会整体的依从,表现为个人直接隶属于他人或从属于某种社会组织。社会的资源配置,只能表现为不同身份中的不同配置;人或组织对资源的享有,只能表现为对特定身份的拥有。社会调整的措施是确认人的不同身份并维护这种身份关系。在市场条件下,人们相互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的涵义中不但包含了独立、平等、自由的前提,而且意味着权利、义务、责任的内容和结果,人类社会“由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次,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手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开始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无论在自然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运行基本上依靠权力的运作完成,而权力是掌握在有权人手中的,因此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是人治。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经济,它需要的是大经济观念而不是与手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家长制”观念。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规范有序的制度而非小生产条件下的家长的个人权威,要求通过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途径为自身开辟发展的道路,反映经济关系的法原则必然体现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内在要求,使整个经济秩序进入有序的法律状态。因此,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是凭统治者主观好恶所决定的。再次,市场经济带来人们思想道德观念方面的许多变化。在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
府是社会的核心,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均由政府计划支配,一切经济组织和个人必须服从政府的计划和调配。与此相适应,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义务”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关系是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求尊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所要建立的是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上述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而民法作为这种变化的媒体或中介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法的基本原则逐渐被其他法律所接受和吸收,使民法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
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公平竞争、民事权利不受侵犯,诚实信用以及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契约自由,等价有偿等。这些最初形成于古代罗马法中的民法原则,并未因历史的发展而改变。无论古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本质上都是用民法准则来“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8页）也就是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将市场共同准则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从而减少经济运行中所有权、经营权行使的不确定性和不必要的环节,把随机变动,杂乱无章的市场活动秩序纳入规范模式。民法的作用在于以平等自由、等价有偿为保护手段,以确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和人身保护为前提条件,以确认和界定商品者的静态物权和动态债权为核心内容,通过反映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交换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保障民事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正是基于民法与商品经济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民法的基本原则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是指进入市场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既不因所有制形式不同,也不因权力大小和财产多少的区别而形成不平等的地位,每个主体都具有独立平等的人格,任何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把民法的这种平等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平等。而民法的平等原则,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调整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民法的公平原则主要是指等价和平等竞争,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夺和不平等交易,反对垄断。公平是一种主观评价,但判据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民法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念,即形式上的公平。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体现的是劳动人民和多数人的公平观。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公平原则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得以实施的物质条件。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法的公平原则不仅是民事关系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而且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民事权利不受侵犯的原则,是指任何人的合法财产和人身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民法的这项原则体现了权利主体本位的思想,这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关心和保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职能。因此,民法的这一原则已经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得到普遍尊重。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时要讲信用,只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才能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化,要求每个人应该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利益、意志、情趣和生活方式等,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总之,民法原则的社会化趋势,其意义在于使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能够实现协调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影响民法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的因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使中国始终没有产生一部独立的民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即将覆灭的王朝,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自1907年至1911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法典《大清民律草案》,但尚未公布,封建王朝即灭亡。民国建立后,于1931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因而这个照搬大陆法系民法大典订立的新民法尤如立于沙滩上的大厦,终以倾覆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民事审判实践积累的经验,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进入新时期后,加快了民事立法步伐,一批单行民事法律陆续制定,特别是《民法通则》的制定,为解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公民和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中遇到的大量共性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社会大环境始终制约着民法的发展。从民法在我国发展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48页）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道德传统与西方社会的差异,使得民法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不少冲突,如果不解决好这些冲突和难点,就不可能在中国确立和发挥民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对民法发展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呈现单一性的特点,生产和分配全凭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层次受到极大限制,生产和经营的单位必须为国家的统一计划服务,如同一部大机器上的零件,不存在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为确保不同利益主体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主体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构建的是一种纵向的经济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处在一种纵向的条条关系之中。它与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横向经济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的债权制度自然难以确立和充分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必须服从于制定计划的部门,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通过市场发生联系,自主经营是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它理所当然受到民法的调整与保护。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些弊端,决定了民法无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充分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其次是公法的侵位削弱了民法的基础地位。公法与私法的概念最早源于罗马法。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主要涉及国家的利益,调整国家与私人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国家权力,是国家管理社会的法律手段,因此公法表现的是一种纵向法律关系。在公法中,国家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与被管理者的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广义的公法包括刑法和各种行政法律法规,狭义的公法特指经济行政法。私法,顾名思义是指调整私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从罗马法至今,私法发展为调整一切平等主体之间经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即民商法。私法的共同特点是:私权不可侵犯,私人自治和契约自由。综上,公法与私法虽都属于国家法律,但两种法律手段的规定性不同,即各自调整的对象不同,公法调整纵向法律关系,私法调整横向法律关系,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法律程序以及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同。由于中国历史上和现代都从未有过公法与私法的明确的划分,因此,要评价二者的不同
作用和相互关系也只能借助西方国家的做法。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保障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而制定的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即公法;另一部分是为商品生产和流通而提供的基本规则,即民商法。法国制定许多经济行政法是基于市场经济需要,因为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的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这种干预是为了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法国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的身份;赋予参加者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需的基本权利;提供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则;把商品生产者与交换者的基本要求按照平等、自由、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规定为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破产等各项具体制度。民商法所提供的这些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规则。中国是在公有制前提下建设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一个以私法为核心的社会法律体系,但是鉴于民商法对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法制传统的状况,正确调整好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关系,发挥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政府行为调整本来属于民商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隶属关系取代具有民法特征的相互协调关系,用行政规范取代民商法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解决企业间债务关系以及调整企业破产关系等方面尤为突出。这种公法侵位现象如不改变,必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国家权力介入民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干预限制民法机制的作用,影响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法制领域各种法律关系的正常格局。行政干预介入民法领域使得行政单位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它是市场主体还是经济管理者的身份难以界定,客观上导致官民不分,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还有可能加大经济活动中的人治倾向,使正在形成的法治经济趋势发生逆转。造成公法侵位现象的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长期以来总是以无所不能的、控制一切经济生产活动的政治角色出现,加之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很容易出现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情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惯性不可能突然停止。二是由于市场经济法律机制不完善,民商法没有在市场法律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民商立法速度慢,机制陈旧落后,调整的社会关系范畴较窄,层次不深。归根到底,要确立民法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机制,并通过这种法律机制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法典。民商法是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法。民法所强调的权利本位思想,与封建专制社会中法律主要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镇压人民和维护自己专制统治手段形成鲜明对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关心和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神圣职责。因此,权利本位的思想,应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得到普遍尊重。民商立法的地位不是一般的立法安排问题,而是关系市场经济主要需要什么法律,以及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体制要不要从部门经济行政法向民商立法转变的问题。确立民商立法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是由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体制所决定的。民法一开始就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法,进而又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但民法在商品生产社会的基础始终没有变。民法所以在市场经济立法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是与民法机制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紧密相关的。民商立法在规范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中不可离开,从体现地位平等、权利本位、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来看,它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商品经济的条件篇10
abstract:inpre-modernstages,therehappenedtobeacontinualdevelopmentofcity.theconditionsofthemovementofJapaneseCitywasinquiredintoapproachasubjectfromdifferentangles:thesystemofBaku-han,theproductiveforcesinsociety,thedivisionoflabourinsocietyandcommodityeconomy,etc.
Keywords:themovementofcity;thesystemofBaku-han;theproductiveforcesinsociety;commodityeconomy
摘要：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由于日本的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了。从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等方面，探讨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关键词：城市运动；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
城市的兴起和成长，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前进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人类进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人类的原始居住点最终分解成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由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欧的城市完成了从“城”到“市”转变从而使商业和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V-G-柴尔德把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社会进化过程称为“城市革命”。[1]p296城市革命则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个非连续性的社会过程连接起来，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因而，城市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西欧的现代化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而日本的现代化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这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在研究日本史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这次城市革命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一般情况，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特别是城下町的研究，而没有从城市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日本的城市发展。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左右而日本则为16%—17%左右。”[2]p116这是日本城市发达的结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现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别是江户、大阪、京都等三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江户到18世纪中叶人口便超过了100万，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万人。”[3]p236“人口在五万左右的有金泽、名古屋、广岛、长崎等；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大约有五十多个-------这样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而产生的。”[4]p86从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纪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里的城市化运动并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日本历史，在1550—1800年，完成了一次城市运动，创造了日本的“原城市化”运动。它是日本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文便来看一看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一、它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治，这样，日本的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成长起来。
德川幕府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幕藩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完成，它是日本武家政治的最强盛时期，完好地运行了近三个世纪。日本的幕藩体制是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兵农、兵商分离制的身份制社会。它们决定了城下町的发展方向。这一条件是日本城市发展即原城市化的决定性前提。
（一）、幕藩体制不是一种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决定了它“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它是集权的，同时也是分权的，但又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彻底的分权制。”[5]p184幕藩体制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它塑造着日本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德川幕府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幕府支配着全国重要都市，三都为中心的全国经济中心点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枢纽，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央市场。这是由集权获得的。“一国一城令”要求每一个藩国只有一个城下町，这样各藩就以城下町为中心形成了藩的领国经济，城下町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支点，形成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市场。而藩国林立的状态在全国统一条件下，有利于形成各藩国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推动着地方市场的繁荣。
同时，这种集权和分权的体制，又由于“参觐交代”制度的实施使其进一步完善化，促进了幕府对全国的控制。在稳定统一的政权统治下，这一制度不仅促进了全国物资流通范围的扩大，而且促进了交流的发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江户、大阪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流通经济体制，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出现。这样，城下町便成了大名的领国经济与中央的全国经济圈进行交流的枢纽，地方市场的繁荣不能脱离中央市场，有利于民族统一国内市场进一步发展。因而，幕藩体制下的城下町成为日本典型的城市，它们与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变动密不可分。城市作为国内统一市场的载体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
（二）、以石数制为主体的兵农、兵商分离政策是城下町成立的根本性的前提条件。
正天16年（1588年）的《刀狩令》和正天19年的《身份统制令》[6]p89-90明确实行兵农分离等制度，它使日本社会发生以下变化：
首先，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以石数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用身份制和村请制把农民变为国家的农民，国家依靠农民的自然经济所生产的年贡来维持收入。而且，通过“检地”来确定农民的社会地位。“检地的特点是否认过去的名主领有地，承认直接生产者为领有土地的本百姓即自耕农。”[7]p164日本江户时代通过这一政策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日本具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8]p785因而，这种土地所有制保障了农民的自由生产，农民各自独立地专心从事农耕；他们成为国家的农民，免受其他中间阶层的剥削。
其次，兵农分离制——武士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随着军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从而产生的以坚强堡垒进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了城下町因而将他们的田地交由农民去耕作。”[9]p16丰臣时代，使日本武士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幕藩体制的维持力量，而武士被要求完全居住于城下町，他们便成为城市中最大的消费者阶层和文化的载体之一。“促进城下町形成的政策，造成了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过渡。这本来是为了集中统治武士而推行的政策，但由于武士阶层消费的扩大，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居城及要塞已丧失军事意义成为政厅与大名的宅邸，而城下町因为人口的集中变成了城市。”[10]p70
最后，兵农分离过程同时伴随着农商的分离过程。由于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商人、手工业者增多了。而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过程中，武士做为消费者阶层不得不依靠商人、手工业者的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商人、手工业者集中于城下町，使商业、手工业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集团成长起来，这是日本社会的重要变化——这一时代商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一次社会大分工，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因而，日本的幕藩体制允许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开始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又以实施石数制为基础，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石数制是以年贡为主的实物地租作为封建的地租形式。通过石数制，日本所有的村、郡、国，均称之为若干石的村，若干石的郡或国，这并不是以其地域的耕地面积，而是以稻米的生产量来表示的，全国各地的经济实力便可一目了然了。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不仅有利于自然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城下町的存在而使领主、武士和农民都卷入了商业社会之中。商品经济使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改变统治政策，而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由此来适应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状况。
综上所述，日本德川时代，幕藩领主在幕藩体制的建立中对城下町的推进政策，使日本的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形成了对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统治。井上清曾指出：“幕藩体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农业和以商品经济发达为基础的工商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11]p3这样，幕藩体制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而且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日本的城市在幕藩体制下发展起来。城市运动即原城市化也就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是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商品经济是城市产生和繁荣的经济原因。同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日本原城市化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元禄时代以后，城市货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的进程。
（一）、日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由于德川幕府结束了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就可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耕地面积从丰臣秀吉检地时的150万町步，到18世纪初达到297万町步，1872年又扩大到358万町步，在此基础上，江户时代不到300年间粮食产量增长了近80%，从1588年的1800万石增长到1872年的3222万石。”[12]p35（其中17世纪末达到2580万石）[12]p16这样，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中等土质耕地的反收获量1594年为1.1石，1686年达到1.3石，到1873年提高到1.6石。[12]p35同时，江户时代的租税率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幕府确定的年贡率，开始是六公四民------十八世纪初，年贡率改为三公七民。”[13]p63这样，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别是农民手中剩余生产的增长，成为社会分工和交换扩大的基础，是使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物质前提条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才能够满足非农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农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城市才能够不断发展。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战国时代的畿内地区的棉纺织业的分工就已经发展起来，“要经过十四、十五道手续，提供许多的职业，养活各种家庭的人。”[14]p13-14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专业化的市场出现“不久它们变为常设的市集，商人定居下来，便形成了町。”[15]p208-209早期市场町、门前町、寺内町等市的繁荣，有利于促进了日本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后来，由于城下町化，武士、工商业者的集中使城市中确立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地位，使工商业者从农业分离出来，这样便形成了日本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级。城市分工的确立以及城市商业的发达既促进了商品经济发达也促进了工商业者的内部分工。“十七世纪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人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商品贸易额更为增多和商业趋向合理化，从而商人之间的业务分工发展起来-----大量的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的批发商和经纪人。”[4]p102-103这样，城市的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日本的原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为日本的原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原城市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向纵深发展——商品经济发达起来。原来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属物的商品经济渐渐地成长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因而，日本工商业者地位的确定反映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16]p161日本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促进了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的繁荣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着日本的原城市化。马克思曾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许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17]p371
三，自然地理条件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交通条件的发达及相适应的社会技术的进步则为日本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条件。
“通过对许多城下町地理条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当时的城下町所依靠的地理条件，有如下几种情况：（1）多位于平原的中心地带，路上交通便利。（2）河流的控制地区，水陆条件好。（3）适宜海上运输军备便利的港口，海运条件便捷。（4）军事要塞的地方，多集中丘陵地带。”[18]p221这里可以看到，城下町在形成之初，便多集中交通便利地带，陆运、海运和水运发展起来。而江户时代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参觐交代制度”的实行，使全国性的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在陆上，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以“五街道”为主要干线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网；在海上，由于日本是个岛国，海上运输作为主要交通方式，自古以来就很发达。江户时代由于全国流通的增长，使环岛海运发展起来，形成了以江户、大阪为中心，以“四海道”为主要航路的海运交通线。此外，内河运输也有所发展。疏浚了主要河流，河运多与陆路和海路衔接，使海陆运输更为活跃。
这样，由于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便进一步加强了。参觐交代制度推动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城市经济开始打破自然经济所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东西海运的畅通标志着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12]p21这反映着海运在日本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海运是简便易行的运输方式，它具有中途不用反复装卸、运输量大、运费低廉等优点。德川时代“海运船舶可载五、六百石，大者可达千石。”[19]p265由于日本江户时代以贡租米作为最初的流通物资，它的运输量使海上运输特别发达。交通运输作为商品的载体，促进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繁荣，江户时达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商品运输和集散更加繁荣，促进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着商人的活动区域扩展到全国。
四、江户时代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日本城市化的完成。
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城市社会经济更加繁荣。“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20]p296没有这一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会这样引人注目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日本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日本德川时代，在幕藩体制确立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城市化运动。这一过程，以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确立了市集的地位；以城下町化过程中的统一政策为契机，人为地促使了日本的“城”与“市”的结合，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城市而且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同时这一过程又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为动力，其他社会、自然条件为辅，日本商业和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这样，城市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发展起来。因而，在1550-1800年期间，日本的城市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成长壮大起来，日本的原城市化也顺利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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