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1
一、工作目标
采取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形式相结合的宣传方式，系统宣传解读《条例》、《实施意见》和《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切实增强社会各界关注，实现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医药企业等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全覆盖，营造“人人知法、人人守法、人人护法”的良好监管环境。
二、活动主题
宣传贯彻《条例》，加强基金监管。
三、活动时间
2021年4月1日—4月30日。
四、活动重点
（一）宣传解读《条例》和《实施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通报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典型案例。
（三）宣传《市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畅通举报投诉渠道。
五、宣传方式
紧紧围绕宣传月活动主题，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集中宣传月活动。
（一）多种形式宣传。通过海报、折页、标语、宣传栏等，运用通俗易懂、印象深刻的宣传形式，注重宣传解读与典型案例警示相结合进行宣传。
（二）多种渠道宣传。通过法律法规宣讲会、典型案例通报会等形式，对单位职工、参保群众等进行宣传。充分利用短信、微信公众号、网站、公开栏、显示屏等多种渠道，加强信息公开，构建良好舆论氛围。
（三）贴近群众宣传。以定点医药机构、医疗保障经办窗口为主要宣传场所，在人群密集场所醒目位置广泛、长期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折页，LeD滚动播放标语。乡镇卫生院要结合本地实际，进街道社区、村社广泛张贴海报，科学、有效组织宣传活动，解答群众疑问，提高公众知晓率。
六、组织领导
为确保此次宣传活动顺利、高效、有序开展，取得良好宣传效果，县医疗保障局成立“宣传贯彻《条例》，加强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
成员：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督与大数据股股长
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医管股股长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宣传贯彻《条例》，加强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充分认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强化宣传责任，落实宣传力量，保障宣传经费，确保宣传取得实效。
（二）精心组织，讲求实效。
1.精准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责明确任分工，确保工作到位。
2.精心准备宣传资料。参照发下的宣传资料模板，医药机构要及时印刷宣传资料，制作宣传标语及宣传栏等，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3.扎实开展宣传活动。结合实际，把“宣传贯彻《条例》，加强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与日常宣传结合起来，突出活动主题，做到全面、准确的宣传和解读《条例》等法律法规，争取社会共识，团结群众，形成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2
一、城乡贫困人口的卫生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障覆盖
1.卫生服务利用之比较
2003年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显示[3]了城市不同收入居民的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情况。按照收入五等分法划分，从最低收入的1/5家庭到最高收入的1/5家庭(从左到右)，两周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但是差别并不明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数据的来源是“居民自我报告”，如果考虑到收入不同的被调查者对患病的主观判断因素在内，结果可能略有不同)；然而，从因病卧床率的数据来看，收入最低的1/5家庭却远高于其他收入的家庭；同时低收入人口的未住院率和未就诊比例均远远高于其他人口(见表1)。
表12003年城市不同收入居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两周患病率(‰)13.3813.5614.2914.3115.48
因病卧床率(％)3.693.323.123.393.33
未就诊率(％)60.257.754.251.245.2
未住院率(％)41.5832.3022.7328.2317.18
同一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农村同样表现出两周患病率随收入上升而微弱上升的趋势，而因病卧床率同样是收入最低的人口远高于其他人口，未就诊率和未住院率也同样表现出随收入上升明显下降的趋势(见表2)。
表22003年农村不同收入居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两周患病率(‰)13.3913.2313.4113.8114.01
因病卧床率(％)4.203.853.663.723.40
未就诊率(％)46.043.844.744.542.9
未住院率(％)41.0433.8031.3326.4019.45
由上述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城乡贫困人口在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共性，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不比其他人口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较其他人口差，但是贫困人口对卫生服务的利用却明显不足。此外，同一次调查还显示，在两周患者未治疗的原因中，除自感病轻外，经济困难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占36.4％和38.6％。[3]
2.医疗保障覆盖之比较
在与城乡贫困人口相关的医疗保障覆盖方面，如表3所示，[3]乡贫困人口表现出同样的低覆盖率的特点，城市和农村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医疗保障覆盖率分别只有23.97％和20.13％。
表32003年城乡不同收入居民医疗保障覆盖情况(％)
收入最低1/5收入次低1/5收入中等1/5收入次高1/5收入最高1/5
城市23.9744.9358.9371.3680.46
农村20.1318.2017.5319.1031.88
然而城乡不同的是，城市随着收入的增加，医疗保障覆盖率呈明显上升，而农村则表现出各个收入层医疗保障覆盖率都普遍较低的特点，中等和中等偏下收入层的覆盖率尤其低。也就是说，在城市的情况是，医疗保障资源在各收入层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收入越低，从中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收入最高的1/5人口是城市医疗保障的最大受益者；在农村的情况是，虽然看起来医疗保障资源在各收入层间的分配相对城市更为平等，但是不同收入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普遍较低的情况，首先反映的不是医疗保障资源分布的平等，而是农民疾病风险的增加。由于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农村人口也存在医疗保障覆盖率低的情况，因而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较差，存在因病致贫的巨大隐患。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另一组数据也证明了这种情况，[3]在2003年农村致贫原因构成中，因疾病或损伤导致贫困的占33％，是致贫的首要原因；而劳动力少与疾病或损伤存在密切关系，是致贫的第二大原因，占27％。
医疗保障覆盖情况与医疗保障的制度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城乡各自在覆盖率中反映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分析得到解释。
二、城乡与贫困人口相关的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一般主要由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组成。在目前的中国，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农村分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
1.城市与贫困人口相关的医疗保障制度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对医疗保障产生了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单位”解体，原有保障的供方无法有效运作；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构成改变、贫困人口增加，对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提出了新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开始尝试新的模式。
(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决定从1999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决定》的颁布意味着在中国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将被新的医疗保险所取代。中国正在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企业、个人共负责任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1999年以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长迅速，1999到2004年的5年间增长了10339万人。[4]
然而另一方面，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仍存在诸多问题，对贫困群体的作用有限。且不提其保障范围仅限于劳动者，而没有劳动能力的城市人口被排斥在外，单就城市劳动者而言，也不能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首先，虽然1999年以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加很快，但是保障率仍不高，以参保人数最多的2004年为例，在职职工参保数只有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34％。其次，由于制度设计与企业利益联系比较密切，因此参保人员大多是单位效益较好，本人生活也较有保障的职工；相反在困难企业，由于企业效益差，没有为职工办理医疗保险，因此困难企业职工面临生存和医疗双重风险。再次，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上虽然包含城镇所有劳动者，但是目前失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城市流动人口等都没有包含在内，对于特困职工、下岗职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虽有提及，但是并没有细致和强制的规定，致使这部分人口至今不能纳入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体系。此外贫困人口自身由于收入低，且对目前的医疗保险不了解，极少会主动考虑以医疗社会保险这一手段解决自身的医疗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起到兼顾公平、保障贫困人口的目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3]随着收入由低到高(从左到右)，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亦上升迅速(见表4)。
表42003年不同收入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情况
社会医疗保险(％)12.2730.0244.7559.0370.28
因此，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的责任更多落到了医疗救助这张最后的安全网上。
(2)城镇医疗救助
目前城市的社会救助体系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展开的。具体到贫困人口的医疗需求，低保制度在设计之初是不包含医疗救助的内容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明确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地区意识到了贫困和医疗问题的强相关性，有条件的地区开始尝试跟低保制度相结合的医疗救助。由于这种尝试都是部分地区的自发行为，所以目前各地的医疗救助方案也各不相同，其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综合各地的实践，医疗救助对象以城市低保户为主，部分地区涉及部分低收入人口和下岗困难职工；救助内容涉及门诊、治疗、住院、手术等诸多方面，不同的地区侧重点和比例各不相同；救助方式以减免医疗费为主，还包括慈善医院、临时救助、以及与医疗保险制度的结合等；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并吸收社会资源，以及企业资金。
虽然有诸多关于医疗救助的尝试，但是从诸多的文献中不难发现，由于医疗救助不是强制要求，而只是部分地区的自发行为，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因此只有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才会主动开展这项救助，而越是经济条件不好、贫困人口比例较大的地区，反而越没有能力和意愿关注贫困人口的医疗需求。目前能够得到医疗救助的城市贫困人口比例甚小。可以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作用在于首先甄别出哪些人是贫困人口，其次对贫困人口实行最低限度的维持温饱的救助，除此之外，在医疗救助方面贡献甚微；而且在低保制度之外，至今都未出台其他独立有效的城市医疗救助方案，因此真正全国性的、制度化的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还没有开始。
2.农村与贫困人口相关的医疗保障制度
解催生了与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适应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农村虽然也经历了“集体”的解体，但是必要的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却远远落后于城市。计划经济时期，依赖农村集体经济，中国农村曾经建立起了覆盖率较高的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开放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旧有的合作医疗制度丧失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随之瓦解。然而重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过程却迟迟没有开始，因此农民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无医疗保障状况，近20年来，中国农村的医疗保障覆盖率一直不足20％。
进入21世纪，这一情况有所好转，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进入前所未有的转折期，这一转折目前正在继续，具体表现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正在建立，政府开始承担起农村医疗保障的主要责任。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提出建立这两项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村居民的贫病恶性循环，并决定由政府对这两项制度给予支持。自此，全国性的、与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相关的全新的制度实践展开。
(1)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建立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思路，该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各级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力争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并且决定由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给予支持。
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于2003年联合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组织实施做了明确规定，并且卫生部在之后2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进行着不断调整，使目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呈现出既区别于旧有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色，又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医疗保险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该制度遵循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而不似众多工业化国家的保险一般都是强制性的。
第二，统筹单位方面，不同于旧有合作医疗的以村或乡镇为统筹单位，新型合作医疗以县为基本单位运作，一方面加大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政府责任。
第三，在筹资标准方面，也不同于旧有的依赖集体经济存在的合作医疗，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具体是每年个人交纳10元，地方政府资助不少于10元/人，中央对中西部除市区以外的地区补助10元/人，共同组成合作医疗专项基金。另外国务院101次常务会议决定从2006年起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农民缴费标准不变。第四，在补偿方案设计上，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补助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有条件的地方兼顾小额医疗费用补助。
目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已经覆盖超过全国20％的县，覆盖地区参合率在70％以上。[5]按照卫生部的规划，到2006年试点范围将扩大到县总数的40％，2007年达到60％，2008年在全国基本推行，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6]
(2)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初步实践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除了关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方面的内容外，还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建立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要求对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家庭实施以大病补偿为主的医疗救助，并对贫困家庭参加合作医疗给予资助；在农村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基金将通过政府投入和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进行资金的筹集；明确规定了政府对医疗救助的筹资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
2003年11月，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三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具体而言《意见》所呈现出的今后农村医疗救助的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救助对象是农村五保户和农村贫困家庭成员以及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居民。救助方法包括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合作医疗；对于患大病，经合作医疗补助后仍有困难的，给予医疗救助；未开展合作医疗地区，因患大病个人难以承担费用的给予医疗救助；对于某些特定传染病(如非典)的救治费用给予补助。救助标准视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和疾病类型而不同。医疗救助服务由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提供，未开展合作医疗的地区由救助对象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提供。关于资金筹集方面，各地要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通过各级财政拨款和社会各界资源捐助等多渠道进行。
2004年，全国已有19个省市出台了试点方案和相关政策，943个县正式启动了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占全国县数的33％。[7]
综上，目前对于农村医疗保障建设而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过去很长时期以来医疗保障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民无医疗保障的状况有望得到缓解。然而正如农村贫困人口卫生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障覆盖的数据所显示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制度体系，能否在短期内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覆盖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兼顾资源的公平与效率，尤其是避免城市中存在的医疗保障资源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目前都是未知数，有待实践检验。
三、分析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目前城市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是欠缺公平，贫困人口得不到保障；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是制度框架尚未完全建立，医疗保障整体覆盖率低，无法防止因病致贫。从这一判断入手，目前城市和农村的医疗保障建设应各有侧重。
1.城市：重点在于公平
进一步深究其显失公平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二是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滞后，在救助体系方面存在严重的部门不协调。因此：
第一，加强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改变支出结构。
1990年以来，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58％下降到2002年的32％，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也处于较低水平。[8]
与此同时，医疗保障经费所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较低，而且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39％下降到2002年的20％。[8]
上述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不足，结构不合理与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的关系在于：社会保障筹资本应体现政府、单位、个人三方责任，贫困人口个人和大多数困难企业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加入医疗保险，政府有限的医疗保障资金支出又不足以扶持贫困人口加入医疗保险，再加上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缺失，必然造成贫困人口医疗保障覆盖率低，能够分享到的医疗保障资源极其有限。此外，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不足造成的另外一个必然后果是医疗服务价格上涨，这个因素与贫困人口的无保障因素相结合，更加深了贫困人口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的状况，使他们的疾病风险进一步增加。因此，要解决城市医疗保障的公平问题，首先应该加大政府公共卫生支出，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社会医疗保障经费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
第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医疗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的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2002年这一制度实现应保尽保。然而在城市低保制度推进的过程中，专项救助却进展甚微。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一方面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贫困人口的增加，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失去医疗、住房等单位保障的贫困人口对专项救助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背景使各个部门的成本核算和利益意识都在加强，相关部门提供专项救助受到阻碍。这样就出现了包括医疗救助在内的专项救助需求增加，供给萎缩的情况。又由于旧有的行政体制的惯性，各个部门局限于自己原有的工作范围，缺乏创新性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作，最终使得专项救助迟迟没有开展。
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救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提高城市医疗保障资源利用公平性的必要途径。因此，在政府今后需要增加的医疗保障资源投入中，应该将医疗救助列入资金预算。相关各部门应该加强沟通和协调，尽快建立联合调研组，在调研的基础上，由各部门联合切实可行的医疗救助政策。关键在于建立制度化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并且考虑其与目前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将医疗保障的网编织得更加严密。
2.农村：重点在于框架
第一，搭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框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近几年刚刚开始制度设计和初步试点的较新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现在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似乎为时尚早。而筹资是这一制度的基础，从城市的经验来看，也是与贫困人口最为相关的一环，本文仅就筹资方案设计中表现出的问题做出分析和建议。
按照最初的设计，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的参保费用是30元。不足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30.6元[9]的1/4；即使2006年增加到每人每年50元，也仅相当于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38％。
如此微薄的人均参保费用会使新型合作医疗产生一个很大的费用缺口，补偿方案设计的困境由此而来：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以大病统筹为主，主要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然而在农民自愿参加的前提下，这种只有少数患大病的农民可以受益的设计受到威胁；因此文件又多次强调兼顾门诊费用，以避免打击农民的参合积极性，然而面对有限的资金，这必然使大病的补偿降低。总之，过低的人均筹资额在权衡门诊和大病的补偿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推论其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
因此建议增加人均筹资额。目前农民个人每年缴纳的10元钱只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0.4％，对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对于少数无法承受的贫困家庭，民政部出台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已经列入解决范围。而在一个制度转型的初期，尤其是在面临过去众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农民对这项制度的信任，调动农民的参合积极性，应该说目前个人缴费的标准是合适的。事实上，要增加筹资额，政府筹资和社会筹资还有很大空间。
政府已经在多个会议和文件中做出承诺，要将农村医疗保障建设列入政府责任，而鉴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应该将其列为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首要考虑，继续增加政府对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
第二，搭建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框架
一是甄别救助对象问题。农村甄别医疗救助对象的问题相对复杂，如果救助对象只确定为农村贫困人口，则无法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如果将救助对象设定为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则资金需要量大大增加。
因此建议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医疗救助制度。首先甄别出哪些是农村贫困人口，赋予他们享受医疗救助的合法资格；而对于低收入人口，也应适当考虑他们的医疗需求，尤其是在大病救助方面应该将这部分人考虑在内。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3
关键词：农民工；医疗保障；医疗保险；企业；伊宁市城市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间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现阶段已进入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本研究在对伊宁市农民工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重点探析其医疗保障水平，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切实掌握并提高伊宁市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让他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享受政府的福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伊宁市能够不断地吸引和留住农民工，实现伊宁市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与社会的繁荣、和谐[1-2]。
1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座谈会和个别访谈以及资料调查的方法，对新疆伊宁市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进行研究。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7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与此同时，与10个农民工进行了集体座谈，对5个政府官员和9个企业人员进行了个别访谈。此外，调研组还查阅、参考了伊宁市的医疗保险制度条例和其他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新疆统计年鉴》和《伊宁市统计年鉴》等。新疆伊宁市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人口结构复杂，因此对于不同群体的相关医疗保障制度规定也极其繁琐，目前伊宁市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为：就门诊而言，农民工只能在缴纳医疗保障费后享受每月50元的买药补助；在大病和住院方面，期限在3个月以上至6个月以内的，每次住院医疗费用按60%住院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报销限额为5000元；期限6个月以上至12个月以内的，每次住院医疗费用按80%住院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报销限额为10000元。在门诊方面，农民工的综合保险每月补贴为50元，与其他医疗保障类型相比，数额过小。总体而言，对于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报销数额少，报销程序复杂以及最终完成审核结算及支付时日过长，都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同时，较低的保障水平，无形中增加了伊宁市部分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不利于农民工群体的稳定，进而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风险[3]。
2农民工医疗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2.1农民工自身参保意识不强
伊宁市农民工总体呈现年轻化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特征，受教育水平大多在初、高中阶段。文化程度低直接导致他们对医疗保障制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医疗保障的意识淡薄，并且加上其大多年轻，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盲目乐观，认为自己不需要在打工地参与额外的医疗保障。同时，即使参加了伊宁市的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大部分参保农民工对医疗费用报销过程中所需准备的证件和证明以及报销流程知之甚少，且很少关注当地政府对医疗的改革和报告，出现报销困难且对医疗改革方案反馈较少等问题[4]。这些问题导致大部分农民工在生病的情况下，多是一拖再拖，或是到价格低廉的诊所就医，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健康状况。
2.2用人单位参保意识薄弱
伊宁市的大多数企业是中小型规模和私人企业。调查发现，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支付医疗保障费用的比例相当低，一部分原因是农民工本身流动性大，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用人单位考虑到用人成本，对农民工参保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实际上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及损失，尤其是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生产型企业，农民工参保将大大提高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分摊发生意外的医疗费用，从长远角度考虑有利于企业发展，但是目前企业对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险的认知不够，参与率较低。
2.3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低
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伊宁市71%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农民工在家乡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明显高于在伊宁市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较高，且农民工自身参保意识不强。农民工收入有限，独自承担压力较大。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参保意识薄弱，大多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险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例如，通过瞒报农民工用工人数、谎报农民工工资收入或者拖延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等，甚至有些用人单位通过不签订用工合同的方式来降低医疗保险参保支出，进而降低用工成本。
2.4政府对农民工医疗保障不够重视
农民工是建设伊宁市的一支“强力军”，政府应该意识到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其医疗保障水平，进而提高社会整体保障水平。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对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障不够重视。在伊宁市的城市结构中，农民工几乎达到一半，但就目前参保情况来看，伊宁市相关事宜的宣传工作差强人意。政府部门把主要精力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忽略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
2.5法规制度不健全
法规制度的不健全从根本上影响到伊宁市农民工医疗保障水平。由于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管理和执行落实在市县一级政府部门，因此在维护农民工的医疗权益保障问题上，伊宁市地方政府应该出台最直接有效和最具有操作性的立法及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但是，就伊宁市目前针对农民工出台的法规来看，数量有限，且内容并没有切实保护到农民工的利益[5]。
3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对策
3.1加快农民工的医疗保障立法
只有依靠法律的坚强后盾，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工主体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农民工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伊宁市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关于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障的地方性法规，从法律层面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将农民工纳入法定参保群体，并且明确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体三方各自的责任，使农民工获得应有的医疗保障，从而维护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
3.2积极引导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转变参保观念
农民工群体占伊宁市人口总数的比重较大，因此应该多方互动，引导政府、企业和农民工参保观念的转变。相关政府部门应意识到其重要性，多关注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用人单位应主动承担农民工相应的医疗保障费用，减轻农民工的负担，促进参保主体的发展；应当增强农民工的参保意识，改变其传统就医观念，让其能够以可接受的价格参与医疗保障，提高其定期体检率，减少农民工看病成本，最大限度降低因病致贫的比例[6]。
3.3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
3.3.1降低收费门槛,减轻农民工负担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收入总体不高，但生活压力和负担又较为沉重。为了缓解农民工工资收入低和现有城镇基本医疗保障费用偏高这一矛盾，伊宁市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在制定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时应坚持“低门槛，大范围”原则，在实证调研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收费标准，确保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率是能够被接受的水平。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参保积极性，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覆盖率，同时也有利于缓解中小型企业的经济压力，提高经济发展动力。3.3.2参保方式灵活化农民工医疗保险的设置应该满足灵活性和多样化的原则，对于自愿投保的农民工群体可以采用自主选择、灵活投保的方式。一方面通过细化险种让农民工按照自身需求来自行选择；另一方面可以参照商业保险的模式，在参保方式上设置多重额度，实行多投多保、少投少保和基本保障相结合的方式。这样既保证了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也考虑到不同家庭的经济情况，避免因投保费用过高而导致参保率的下降[7]。
3.4加大宣传力度，共同关注农民工
由于农民工思想观念的局限性，缺乏对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内容、形式、益处的充分了解。所以，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以宣传工作为先导，充分借助互联网和大众媒体平台，积极做好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引导和宣传工作，为切实推进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相关部门也应派专职人员走进工厂企业、建筑工地，与企业领导及广大农民工面对面地进行政策宣讲，提高其参保意识，激发企业为农民工投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展望
作为伊宁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民工在为伊宁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有着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力，正确认识伊宁市农民工的医疗保障现状，理性看待存在的问题。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说，应将伊宁市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来考虑，看到农民工医疗保障的重要性。其次，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将直接影响到伊宁市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健康的身体是劳动力投入的基本条件，如果农民工的身体素质全面下降，既会对伊宁市新型工业化发展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又会延缓伊宁市城市化结构升级步伐。最后，从政治发展战略的角度看，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维护公民基本权益的必然举措。医疗保障权是一项基本的社会保障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解决好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对流动人口的公民权利予以尊重和维护的体现[8]。最终，政府、企业、个人三方面必须共同努力。政府应从立法、监管、制度设置等多方面做好医疗保障改革工作；企业应转变观念主动承担其相应职责；农民工应充分认识到医疗保障的重要性，提高参与积极性，“三方”齐动，共同推动农民工医疗保障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盈盈，马丽卿.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村社会保障，2016，27（7）：188-192.
[2]商雨华.浅谈工伤医疗保险管理的现状及措施[J].人力资源管理，2016，24（6）：202-205.
[3]王瑶.浅谈农民工在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下的社会保障缺失[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2（2）：88-93.
[4]谭夏妮，夏葵媛.高虹镇农民工医疗保障现存的问题及对策[J].中北大学学报，2014，30（6）：26-30.
[5]庞叶利，龙智.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研究[J].经济与科技，2013，47（12）：99-104.
[6]于盈.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研究[J].学术研究，2010，11（10）：82-87.
[7]谢长青，李晓.佛山市灵活就业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问题研究[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5）：30-35.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4
一、沿海部分城市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新趋势
趋势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趋向三层结构
基于分类施保、全员覆盖原则，沿海部分城市在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根据城镇个体劳动者、被征地人员、“双放弃”农民、城乡老年居民、农民工等群体的不同特点，建立了类别多样的基本养老保障政策，基本覆盖了城乡全体居民。然而从情势发展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日益呈现三层结构。
第一层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对象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第二层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暂定名)，夺杭州市区称之为“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养老保险(俗称“双低”养老保险)，在上海市冠之为小城镇社会保险(俗称“镇保”)。“双低”养老保险主要针对征地农转非人员和农民工两类群体，“镇保”瞄准的对象是郊区小城镇地区的从业人员及征用地人员。上海市权威人士表示，在条件成熟时，力争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对象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预见，“镇保”覆盖的对象将是所有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从业人员。第三层是城乡老年居民养老补贴或服务。主要模式有三：一是非缴费型的养老补贴，如上海市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社会保障办法和老年农民养老补贴办法，苏州、无锡等城市实行的城乡老年居民社会养老补贴制度。二是缴费型的养老补贴，如杭州、宁波等城市实行的城镇老年居民生活保障办法。三是非缴费型的养老服务补贴，如北京、上海、大连等城市实行的居家养老服务财政补贴制度。=三者的主要区别是：第一、三种模式个人无需缴费，普惠制，即符合条件的所有老年居民均可享受财政补贴。第二种模式个人需部分缴费，财政给予适当补助；第一、二种模式重在老年居民的收入维持，第三种模式强调的是老年居民的服务保障。
上述结构的主要特征有三：一是保障对象各有侧重。尽管第一、二层都是针对城乡从业人员，但前者更多覆盖的是那些缴费能力较强的正规组织就业人员，后者重点纳入的是那些缴费能力较弱的非正规组织就业人员、被征地人员、务农农民和农民工。第三层则是专门为城乡无保障老年居民设计的。二是保障资金来源不一。第一、二层的养老保险费均源自个人、单位缴费。但与第一层相比，第二层在缴费基数、缴费比例方面被明显调低。第三层的非缴费型补贴或服务，资金全部来自各级财政，而缴费模式的资金有相当比例由各级财政承担。三是保障待遇梯次下降。总的方向是：第一层保障待遇最高，第二层次之，第三层最低。具体到第三层，缴费模式的补贴标准高于非缴费型补贴或服务，城镇老年居民的补贴标准高于农村。
趋势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趋向两层结构
根据国家现行政策和对象的不同特点，各地逐次分阶段出台了诸多基本医疗保障政策，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老年居民大病住院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少年儿童大病住院基本医疗保险、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等等。但从发展趋势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复合成两层结构的态势。
第一层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主要对象是城镇从业人员。第二层是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暂定名)，参保对象为所有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主要包括城镇非从业人员，农村居民、被征地人员和农民工，如嘉兴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和苏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等。
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的主要特征有三：一是基金筹集源自个人缴费、政府适当补助，对城乡困难群体(如低保家庭、特困职工、重症残疾人等)实行财政全额补助。二是筹资标准和保障待遇城乡统一，并相应调低。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向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
趋势三：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趋向综合救助
中央决定，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意味着，“全民低保”目标有望实现。然而，从沿海部分城市的最新进展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日益完善的同时，正在向综合救助的方向发展，即在应保尽保、应补尽补的基础上，逐步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内容引入恢制度，力求把它打造成保障城乡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综合平台。
二、当前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沿海部分城市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所发生的部分“质变”，总体上是积极的，对全国也有先导作用。首先，基本养老保障趋向三层结构、医疗保障趋向两层结构的制度设计，顺应了当地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农村居民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如若仍局限于现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把农村居民置下法定养老和医疗保险之外，既非审时度势之举，也有违社会公平。其次，基本养老保障趋向三层结构、医疗保障趋向两层结构的制度设计，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理性选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如高保险费使大量城镇个体劳动者、农村居民、农民工等低缴费能力群体被排斥在养老保险制度之外，等等。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创新设计，既响应了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方面的迫切需要，也顺应了国际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第三，对城乡老年居民实行养老补贴或服务，对无缴费能力或弱缴费能力的城镇非从业人员和广大农村居民实行财政适度补助，突显了政府着力维护公平正义和公民基本健康的责任和意愿。
不过，要使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在稳健和创新中有序发展，当前亟待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趋向三、二结构能否超越区域界限
基本养老保障趋向三层结构、医疗保障趋向两层结构的制度设计，目前仅发生于沿海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城市未来的发展是否也会遵循同样的路径。如是，应采取何种时序结构，选择什么样的突破口，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如何有系统地协助广大农村居民加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直面的现实是：一方面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国家专门建立了自愿参加的、储蓄积累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使参保农民整体加入
强制型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制度整体转换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尤其是务农农民缴费能力普遍较低，如果没有政府财力的支持，如果不进行制度创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实现“升级换代”难度很大。事实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转换成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三)城乡老年居民养老补贴或服务是地方政策还是国家福利
基于财力和需要，沿海部分城市先后建立了“广覆盖、低水平”的城乡老年居民社会养老补贴制度和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财政适度补助制度。然而问题是，这两项制度是有条件地区居民独享的“专利”，还是所有公民普享的权利。如是后者，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如何扮演主导的角色。
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思路及建议
(一)核心理念
制度建设，理念先行。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把实现底线公平作为首要目标与核心价值。所谓“底线公平”，是指政府和社会有责任确保每个公民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具体到城乡社会保障，底线公平意味着有些制度和项目是最起码的、必不可缺的、非歧视性的，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坚守并承担的责任“底线”。而底线以上或以外的部分，可以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去承担，是有选择的、有差异的。
基于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底线”至少包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助三个方面的内容，其表现在制度上，则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总体思路
1、近期目标：三项制度、多层结构
到2010年，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着力围绕“三项制度、多层结构”的目标进行建设。“三项制度”指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多层结构”是就基奉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而论，意指在国家社会保障战略框架下，鼓励各地结合当地实际和不同对象特点，逐次分阶段建立形式多样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政策，力争实现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城乡居民。
鉴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城市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可以在不断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城乡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使之成为探索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的一个战略突破口。
2、中期目标：三项制度、三二一结构
到2020年，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重点应是确立“三项制度、三二一结构”。“三项制度”指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三二一结构”中的“三”是指基本养老保障由多层结构转变成三层结构，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无保障老人养老补贴及服务；“二”是指基本医疗保障由多层结构转变成二层结构，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一”是指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远期目标：三项制度、二二一结构
到2050年，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形成“三项制度、二二一结构”。“三项制度”指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二二一结构”中的第一个“二”是指基本养老保障由三层结构复合成两层结构，即城乡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和国家养老金；第二个“二”是指基本医疗保障南城乡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和全民初级卫生保健两部分组成；“一”是指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城乡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对象为城乡各类从业人员，资金筹集以个人和单位缴费为主，政府对困难群体适当补助；缴费标准全员统一，保障待遇与实际缴费挂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捆绑缴费。国家养老金和全民初级卫生保健面向全体城乡居民，所需资金全部由各级财政分担。
(三)具体建议
考虑到中期目标具有较强的规划意义和参考价值，对策建议部分以此为重点。
建议一：不断夯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把重点放在提高两项制度的覆盖面和保障对象受益率上。
建议二：大力发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重点取向有二：一是应更有系统地把仍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个体劳动者、农民工、劳动年龄段被征地人员等引入该制度。二是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广大劳动年龄段的务农农民加入这一制度。可行的办法有：开放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增加财政投入，帮助缴费能力较弱的农民进入。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的着力点有二：一足把新型合作医疗保险逐步转换为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二是帮助农民工纳入该制度。
建议三：努力扩大城乡老年居民养老补贴或服务覆盖面。有效策略有二：一是放宽准入条件，如年龄以65岁为宜、居住时间不宜过长等。二是提高服务水平，如适度增加补贴水平和服务项目等。
建议四：着力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综合救助能力，使之成为保障城乡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促进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性制度。与此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促进救助对象尤其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员提高劳动技能，回归或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预防出现“福利陷阱”。
建议五：科学设定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的财政责任。就三项制度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城乡基本医疗保障，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城乡基本养老保障，政府应负有限责任。相对下城乡各类从业人员，政府应对非从业人员和边缘劳动力承担更大的财政责任。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5
为加快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逐步解决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通知》（浙政发〔〕30号）精神，现就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省不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政策，初步建立了多层次、广覆盖、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地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群众生活仍比较困难，特别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快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既是解决困难群众医疗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要从我省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把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作为当前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二、医疗救助工作的总体要求
医疗救助制度是对因患大病的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居民实行救助的制度。各地要按照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步推进的要求，加快实施医疗救助制度，已经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要在今年内组织实施；其他地区要在年全面组织实施。
医疗救助工作要按照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救助制度与其他保障制度相衔接，救助水平与筹资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总体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着眼于救助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加强监督，规范管理，逐步完善。
三、医疗救助工作的基本内容
（一）救助对象。
1．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2．农村五保对象和城镇“三无”人员；
3．市、县（市、区）政府确定的其他应当救助的人员。
“其他应当救助的人员”的具体条件由当地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卫生、劳动保障等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二）救助方式。
1．农村救助对象统一纳入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合作医疗的待遇，其参加合作医疗的个人出资部分，由当地政府负责解决。
2．救助对象因患大病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家庭或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仍难以承担，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由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补助。
3．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救助对象因患大病，家庭或个人负担医疗费用难以承担，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由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补助。
4．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救治费用，按有关规定和支付渠道给予补助。具体病种由省民政厅、劳动保障厅和卫生厅确定公布。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结对帮扶等形式，帮助解决救助对象的医疗及生活困难问题。充分利用各类医疗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兴办面向困难群众的慈善医院、惠民医院，降低医疗费用，缓解困难群众看病难问题。
（三）救助标准。
各地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筹资能力，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合理确定救助标准。救助标准要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相衔接。救助对象全年累计享受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当地规定的医疗救助最高标准。对特殊困难的救助对象，经民政、财政部门审定后，可适当增加救助金额。
（四）资金筹集和管理。
按照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原则筹集和建立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其资金来源：
1．财政性资金。市、县（市、区）财政部门每年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情况安排医疗救助资金（一般不低于人均3元），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省财政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等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数额由省财政厅、省民政厅根据各地医疗救助支出金额和财政状况以及工作成效等因素确定。
2．社会捐赠及其他资金。
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具体资金管理以及申请、审核、发放办法由省财政厅、民政厅、劳动保障厅、卫生厅另行制定。
（五）医疗服务。
救助对象的定点医疗机构选择及用药范围、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未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救助对象的定点医疗机构，由各地卫生、民政部门确定。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6
俗话说：“小康不小康，首先看健康”。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医疗保障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构架，其主要标志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农村地区也逐渐建立起了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尽管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总体上看还不尽人意。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狭窄
截止2003年6月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亿人，但从总量上看，医疗保险覆盖面只相当于2001年城镇就业人口的42％，在三大社会保险中是参保率最低的一种。从结构上看，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的是国有企业、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大量其他类型企业的职工，灵活性就业人员，城市弱势群体等，如低收入或下岗、失业职工，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进城的农民工，以及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等，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还没有享受到制度上的医疗保障，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真正形成
尽管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合作还有明显欠缺：一是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是现有体系中各个层次的运行还没有纳入正轨，成效并不显著。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社区医疗服务等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配套
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是关系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医疗卫生体制包括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问题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问题。就一般的意义讲，医院补偿机制就是指医院获得收入的方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对国有医院的补偿政策也有所变化，补偿的规模逐渐降低，医院以经营收入为主，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医院的经营动机。为了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允许医院从他们销售药品中获得15％～30％的价差作为补偿。在中国，90％的药品是由医院零售的。在追求利润的诱导下，医院常常给患者开大处方，特别是多开国外进口或由外资企业生产的价格高昂的药品。
此外，我国药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普遍存在的现象致使药品虚高定价，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医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药品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弊端，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顺利运转形成了严重的冲击。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配套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医院、医保机构和患者三方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关系紧张。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政府部门下发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医院行为的文件，对医院的选择、用药、诊疗项目、费用结算方式以及定点药店的选择都做了明确规定。特别是不少城市的医保机构，改变了过去与医院实行“实报实销”的“按项目付费”的费用结算办法，而采用对医院约束力更大的“总额预算制”。这种结算办法增加了定点医院的压力，甚至出现了医院与医保机构的冲突。医院和社保机构的矛盾，也导致了参保患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虽然参加了医疗保险，但事实上却得不到医疗保障，这将会动摇他们对医保制度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
(四)政府对医疗资源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投入到卫生医疗事业的资金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个人支出增长迅速。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l000～2200美元之间)的公共健康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2200—7000美元之间)的平均比例为2.25％，而中国只有0.62％。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健康支出仍然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国家卫生医疗资金投入不足，是宏观上医疗保险资金短缺的一个原因。
总之，政府财政对医疗资源投入的不足，对医疗保险制度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医疗保险基金始终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与此同时，由于医疗服务结构的不顺，没有合理地分解患者的医疗需求，使资金流向高成本的大医院，使有限的医保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
二、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途径及政策建议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为了尽快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目标，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政府对医疗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奠定基础
政府的资金投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供方(医院)的投入，二是对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如灵活就业群体的医疗保险、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和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投入。对医院，政府应考虑适当增加财政资助的比例，从补偿机制上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需要强调的是，在医疗保障的投入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承担相应责任，两级政府应该进行合理的分工，而不仅仅是靠中央财政拨款。当然，对于政府投入资金的使用情况，应该有必要的监督，确保资金真正用于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服务上面。对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外的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各级政府有责任投入资金。同时，医疗救助制度提倡慈善捐助和多种筹资方式。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方向，就是建立由政府和其他多种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共同编制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对于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各级政府也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已经明确了政府出资的标准，即地方财政为每个农民每年补助10元，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应切实覆行职责。同时对贫困地区，中央政府还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保证农民得到医疗保障。(二)医保、医疗、医药“三改联动”。创造医疗保障制度实施的良好环境
医疗、医保和医药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有三个方面协调运作，才能保障整个医疗系统正常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医疗、医保和医药在医疗系统中的定位和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三项改革必须联动，齐头并进。首先，政府对公立医院或其他非盈利医疗机构正确定位，通过适当的补偿机制转变医院“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其次，政府要下决心彻底解决医药生产和流通环节中的问题，扭转药品虚高定价的局面。最后，调整好医疗保险供、需、保各方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的医疗制度改革目标。
(三)发展社区卫生事业。理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社区卫生医疗服务具有“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六位一体的功能。在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加快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该是双层或三层机制，即小病、常见病在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社区医院就诊，大病、重病在较大的医院就医。社区医院的医疗成本比较低，患者能够得到比较及时和实惠的服务。为了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首先应当大力培养全科医生队伍，使其成为社区医疗服务的主力军；第二，鼓励医生或医生团体在社区开办诊所，诊所或医院既可以是新设立的，也可以是由区级(一、二级)医院改造的；第三，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医疗服务领域，并鼓励社会对社区医疗服务的捐助；第四，将社区医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社区医院或诊所视同定点医院。
(四)加快社会医疗保障的立法步伐。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推行提供法律保证
医疗保险实行三方付费制度，所以，规范需方、供方、保方三者的责任和行为，特别是加强医疗行为监管，严格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的发生十分重要。因此，要尽快对医疗保障进行立法。对于医疗服务的供方，严格医保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的准入资格，医保经办机构通过与定点医院、药店签订合同来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对于需方，也要用法律来约束其就医行为。通过分类给付，增加个人费用意识。对出借、冒用医疗保险卡者要受到一定的经济赔偿或停用的处罚。对企业和单位，要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基金的征缴力度。基金上缴要按时和足额到位，保证医疗保险基金有长期、稳定的来源。对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也要有相应的行为规范，并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同时有义务向社会公示其管理的业绩，并接受公众的查询和社会监督。
(五)扶持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真正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
为了进一步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划分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范围，补充医疗保险应该交由商业医疗保险经营。为此，应用法律的形式界定社会保险的经营范围，对于社会保险管辖范围的，商业保险不应插手；而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以外的领域，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也不应干预。二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扶持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政策。目前的优惠政策力度还不够大，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与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补充医疗保险费在一定额度内(工资总额的4％)予以税前列支；对经营补充医疗保险的公司，保费收入减免营业税；对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
(六)建立一套科学的医疗保障评价系统。为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医疗保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有必要对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一番思考和评估，以便为制度的发展指明方向。因此，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保障评估体系，针对医疗保障的运行特点，确定一套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对参保情况、基金的收缴、管理和使用、医疗机构的服务和医药市场公平性与可及性、个人负担比例、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健康改善与医疗保障的关系等进行深度研究和评价。同时，加快医疗保障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现代化步伐，为实施对医疗保障制度的评价奠定基础。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7
关键词：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政府责任
一、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背景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中“改革不成功”的结论引发空前未有的社会反响，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引发整个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争论。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各界包括卫生系统从业人员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已有广泛的社会认同。
1．国际背景。当前，全球化发展进程加快，尤其是全球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普遍趋势，探索世界各国卫生服务发展的共同规律，参考借鉴工业化国家卫生政策框架设计的历史经验，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已成当务之急。19世纪末期，德国俾斯麦政府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二战以后欧美“福利国家”体制形成，英国为代表的国民健康服务制度（nHS），德国为代表的医疗保险制度，加拿大为代表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北欧各国为代表的福利性、普及性和综合性全民健康保障，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化管理和市场取向的健康保险制度，各种各样制度模式并存共生[2]。1956年，日本石桥湛三内阁提出普及性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框架，并于1958年颁布国民健康法，经过四年国民健康保险普及运动，1961年日本建立覆盖全国100%全民健康保险制度[3]。1989年，韩国政府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几乎100%的公民都享受不同类型的保险。需要强调的是，韩国政府既将“健康和医药卫生服务”包括在社会福利制度范围内，又将就业服务、住房、社会保障（主要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服务）、妇女发展界定为社会福利[4]。1983年，新加坡政府建立全民保健储蓄计划，为全体国民提供强制性、储蓄性健康保险计划，全民保健储蓄计划与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三足鼎立，构成全民性健康保障制度[5]。1995年，中国台湾地区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大大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改善公民健康状况，台湾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施经验证明，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解决健康不公平的最好方法[6]。2001年，刚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泰国政府实施著名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又称“30铢计划”，最终实现医疗保障覆盖95%以上人口的政策目标，标志泰国进入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时期[7]。实践证明：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共同规律。这种普遍性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8
全面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首要工作是全面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前身是以“五保”供养和灾民临时救济为主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这一制度在解决农民贫困，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曾经发挥过较大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社会救济制度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范围窄，覆盖面小，相当部分贫困居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二是标准偏低，难以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门经办的社会救济经费不足，满足不了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需要；四是救济工作随意性大，缺少科学性和一贯性。
由于国家至今尚未出台针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具体指导意见，所以各地也都处于探索阶段。综合各地的实践情况，我们认为,有效解决以下四个问题将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1）如何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保障标准定得不宜过高；并且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各地的标准也不应强求一致。实际操作中，各地应在综合考虑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一个适合本地区的较为科学且可行的标准。（2）如何界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对象的确定是当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一个主要难点。原则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应该是最需要保障的困难群体；但在具体实施方面，各地应在全面掌握贫困家庭的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支出、致贫原因等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所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类别、分情况制定出保障对象的条件与范围，并严格按审批程序进行操作。（3）如何筹措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资金问题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是由地方财政和乡镇、村民委员会及集体经济共同负担的。就我国乡镇财政的现状来看，许多地方财政为赤字财政，而财政赤字一般依赖于收费等预算外收入来弥补。随着国家对乡镇费改税政策的试行及逐步推广，乡镇财政预算外收入将越来越少，乡镇财政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一些乡镇负担的保障金实际上难以落实。为了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都能享受或领取到足额的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除了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外，还应加大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并进一步扩大其它辅助来源，如组织捐赠、义演等慈善活动，依靠民间力量建立互助基金、扶贫基金等。（4）如何保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障金不能及时发放到位，是目前各地在建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如此。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各地可借鉴城镇经验，在资金发放上采取由财政部门按指定账号划拨资金，由银行统一发放的形式。
积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通过总结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的经验，国务院于2003年1月出台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并在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管理体制、补偿模式、监督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和突破。但目前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停留在原则性政策层面上，为了保证该制度得以贯彻落实，并解决具体实施过程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此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确保中央和地方财政资助的及时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是对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筹资及其数量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其目的除强化政府责任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借此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但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财政资助能否及时足额到位。由于中央转移支付的前提是地方政府的筹资到位，而地方政府的筹资又是以农民的筹资为前提条件的；但很多农民的选择则是“只有政府先出钱，我才能放心出钱”，这样导致新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可能陷入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政策的实际执行将会大受影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政府信誉，其依赖于中央和地方财政资助每一次都能及时到位。另外，为了鼓励乡村集体经济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予资金扶持，建议国家对其出资采取税前列支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科学制定农民大病医疗统筹实施方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了统筹层次，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并针对农民因患大病出现的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采取了风险型（保大不保小）补偿模式，从而有效降低了制度的系统风险。但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制定大病统筹实施方案，特别是如何确定统筹各方的出资额和保障水平。对此，我们认为可行的方式是：首先,各县（市）应在核清近几年本地区农民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费用的基础上科学测算出筹资总水平；然后，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收入情况确定各方出资额；最后，本着“以收定支、保障适度”的原则，在留有一定比例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同时确定报销起付标准、报销比例和报销最高限额。
第三，建立并完善多层次的监督机制。具体而言应包括以下四部分：（1）管理系统内部的监督。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对经办机构的监督，监督的重点是合作医疗基金的收支和使用情况。（2）监督委员会对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由于管理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管理委员会的直接、外部监督就成为多层次监督机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3）社会监督。指利用新闻媒体及群众进行监督的机制。建议建立基金收支及使用情况的张榜公布制度，以提高社会监督的力度。（4）法律监督。指利用行政诉讼等司法程序进行监督。为此,我国应加快出台相关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第四，探索建立县级农村合作医疗救助基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种自愿参与的医疗保障方式。但现实中农民参与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主观愿望，还受到农民经济条件的制约。对于许多农村特困群众而言，“拿不出钱”是其放弃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原因。而较差的生活状况本身又使这部分群众尤其需要依靠合作医疗提供必要保障。为了有效解决特困群众“看病难”问题，我们认为应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县级农村合作医疗救助基金。基金来源既可从财政拨付，也可通过捐赠等方式筹集。但无论如何，农村特困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不应成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盲区，而应作为检验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
第五，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村卫生体制改革形成良性互动。在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择优选择农村合作医疗的服务机构，并通过加强监管完善并落实各种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切实保证医疗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并有效控制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又要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来积极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而形成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村卫生体制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改进和创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9
关键词：医疗保险保障水平适度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这样一个特质，凡事讲究“中庸”、“中和”，与事与物与人甚至与天地自然和谐融洽才好。依据中国自己的体制、国情，建立适合自己情况的医疗保障标准水平，不断地按照实际修正使之趋于合理、恰当，就是“中”与“和”的过程。这就是适度性。
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包括个人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救济、公共卫生防控等。充分的医疗保障必须要有一个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防病、治病服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还要有一个能够支撑这一医疗服务体系的资金筹措和分配机制。被西方学者称之为“白色难题”。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寻找我国医疗保障水平的适度空间，实现医疗资源运用效率与公平兼容，对改善国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文明健康稳定、保障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适合中国国情这个“度”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大体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53年至90年代初，主要包括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大部分。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第二个阶段，经历了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之后，我国城镇劳动者由原来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过渡到现在的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广大农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经济发展和农村收入水平的变化，使合作医疗呈现多种多样的不同模式，农村医疗改革还在不断进行当中。目前医疗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低水平，广覆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并逐步形成包括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以及商业医疗保险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已处于从选择型走向普惠型，从试验性状态走向定型、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进入了相对规范、完善制度安排的关键时期；医疗基本保障制度取得突破性进展；公共投入不断增长，保障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城乡统筹推进作用初见成效，效率与公平性均在不断增强；医疗保障管办机构及经办能力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
同时也存在因缺乏统筹考虑与顶层设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理念与目标定位不太明晰，导致制度缺漏、碎片化，统筹层次不高，费率、基数和发放标准不一，转移接续不畅；管理体制分割，经办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医保事业发展需要；保障水平偏低，群体间待遇差距仍然较大；保险实际覆盖率不高，基金贬值风险与支付压力越来越大；贫困地区财力匮乏，发展不足与求急求快并存等问题。
2.适度是动态的，随“度”而变的
天底下没有不变的东西，适度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不断变化不断适应新情况新现实的发展的动态曲线。所有的改革，也都是随时依照国情而变的，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作为标准。
2003年至今，国内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占社会保障总支出在16～20%左右，而根据社会保障水平理论，医疗保障支出在社会保障总支的比例要达到34%。我国近年的数据说明了医疗保障体制的制度、结构、比例等方面均存在与现在经济状况不相适应的部分，我国也持续地推进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回顾以往30年的改革经验，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医疗保障模式选择和制度建设的思路应该满足三个要求：适度性；适当性；适用性。其主要特点是包容性强，覆盖面大，机制新，结构合理。它不以追求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以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均衡为目标，是一个福利水平适当、机制灵活、责任共担、切实可行、持续性强的模式。
在医疗保障水平的相关因素当中，GDp的增长是医疗保障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只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及人均GDp的增长，才会有资金支撑医疗卫生事业的各项支出。20年来中国总卫生投入的增长均略快于经济增长，虽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但总体是有其合理性。其次，中国目前正在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的比例，对医疗保障水平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据测算，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医疗保障水平增加0.85个百分点。第三，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与居民储蓄呈正相关关系，与国外相反。这一方面与我国内需不足等现实经济情况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逐渐走向市场，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逐渐向个人付费倾斜，造成居民个人医疗负担加重有关，当居民个人预期治病就医费用上升，储蓄意愿加强，从而使得我国医疗保障水平随着居民储蓄水平的上升而上升。
3.适度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3.1优化医疗保障制度，促使其从长期试验性状态走向定型、稳定发展新阶段
一是尽快将城镇居民新农合并轨为统一的居民医疗保险；条件成熟后再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轨为一元化的全民医疗保险。二是从疾病医疗费用保险向兼及疾病预防、保健服务并以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为目标的健康保险发展。三是尽快统一经办机构，理顺监管体制，提高医保水平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并促进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稳步提高。四是尽快制定新一轮医改方案，为医疗保险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3.2坚持稳步提高公共投入和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并重
医疗保障支出占全口径社会保障的比重、占GDp的比重，这是观察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是否同步发展的核心指标，可明确在2013年、2020年、2049年下限比率。通过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确保未来10年医疗保险基金持续大幅增长。壮大全国医保基金，为未来提供适度的战略储备，采取积极有效的投资运营，以减少未来外部资金支持的额度。多方动员社会资源，促进职业福利健康发展，推动企业、个人、慈善捐献等。土地收益与国有资产收益是重要财源，国家宜制定相应投入规则与相对固定的投入比重。
3.3健全重特大疾病的保障机制
目前，我国95%的城乡居民已经有了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已达70%，但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0%左右。还有近一半的医疗费用需要患者自付，而且患大病使用的不少药物、治疗手段突破政策范围的限制，也需要患者自己掏钱，造成经济负担沉重。而单纯地提高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也不能减轻大病患者负担。
在社保“十二五”规划中，医疗保障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其中对重特大疾病的保障机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制度和政策上也做出了特别的安排。主要是对于发生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保障大病统筹基金的支付，并逐步提高最高支付的限额。同时，对于重特大疾病患者及时实施医疗救助，建立医疗救助基金。覆盖全民的大病保险是社会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强化了社会互助共济的意识和作用，形成了政府、保险机构、个人共同分担大病风险的机制，推动了医保、医疗、医药互联互动，提高了医保的使用质量，能有效减轻患者的负担。
大病保障能力是一个国家医疗保障水平的体现，注重保大病保低收入群体，不能让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2012年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目的很明确，就是补上大病保障的“短板”，对城乡居民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报销之后再进行第二次报销，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资金来源首先利用基本医保结余基金，对于结余不足或没有结余的地区，在基金年度提高筹资时统筹解决。大病保险不再额外增加群众个人缴费负担。
参考文献：
[1]徐倩、谢勇、戴维周.基于健康经济学视角的中国医疗保障水平分析[J].《财经研究》，2003（12）
大型活动医疗保障总结篇10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医疗保障
一、农村医疗保障模式与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辩证关系
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是国家在建立和管理医疗保障活动中，通过法律对农村医疗保障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职权、责任进行分配，以保证医疗保障目标实现的管理体制、制度和措施的总称。
农村医疗保障模式与农村医疗保障立法是一种辩证关系。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是立法的资源和基础，也是将通过法律反映出来的主要内容。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立法条件的具备程度，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质量直接决定着立法的质量。因此，严密考量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各项制度的的设计，选择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医疗保障模式，才能推动立法，并通过立法来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否则，没有合理基础的法律将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由此可见，选择合理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对通过立法来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要选择合理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必须要考察外国现存的医疗保障模式。
二、外国的医疗保障模式及对我国的适用分析
由于各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安排受本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医疗保障制度的本土化程度很高。目前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有五种。每一种医疗保障模式各有其独特之处。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有一个方便之处，即可以将国外先发展国家的成功经验直接拿来用。但即便再完美的模式，我们也不能生搬硬套，因为每种模式都有必须具备的关键条件，如果我国不具备其所需要的关键条件，那么这种移植的模式就根本无法落实或无法发挥其优越性。所以需要对不同的模式以及对我国的适用进行分析，来判断和选择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模式。
（一）免费医疗保障模式
该模式也称全民医疗保障模式，是指医疗保障资金主要来自税收，政府通过预算分配方式，将由税收形成的医疗保障基金有计划的拨付给有关部门或直接拨给公立医院，医疗保障享受对象看病时基本上不需要支付费用的制度。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发达国家和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属于此类。
免费医疗保障模式具有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但由于医疗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资金，其运行又需要充足的财力支持，所以对国家财政产生很大压力；由于没有充分的竞争机制，各级医疗机构的工作效率很低，医护人员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医疗服务基本免费，容易出现医疗资源滥用和浪费。该模式维护了公平，却牺牲了效益，体现了社会福利却占用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实践中，有些实行该模式的发达国家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所以，在设计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时，不能搞攀比，必须要以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
现在，我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国家日益富强，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新阶段，但要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行免费医疗，目前来看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农村医疗保障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一步步发展。
（二）市场主导的商业医疗保险模式
商业医疗保险是把医疗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按市场法则自由经营的医疗保险模式。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参保者个人及其雇主所缴纳的保险费，一般而言，政府财政不出资或不补贴。美国是该模式的代表。
美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的特点是，医疗保险主要有市场经营和管理，政府只负责老年人和贫困者的医疗保险，保险经费主要有个人和企业负担，政府基本不负担。美国的医疗保险名目众多，居民自愿参加，能够通过医患双方的博弈，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人群的对医疗服务的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但该模式按照市场法则自由经营，公平性较差，往往把一些最需要得到医疗帮助的健康条件差、收入低的居民拒之门外。而且要运行该模式不仅要求国家具备成熟的商业保险市场，而且要求人们具有为疾病风险投保的财力和意识。
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市场还很不健全，远远达不到支持该模式的程度。而且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医学知识有限，对疾病风险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疾病风险存在差距。人们需要时间来形成为疾病风险投保的意识，来判断和理解这种安排的价值。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该模式的公平性差，与我国农村医疗保障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不相符。
（三）社区合作医疗保障模式
该模式是指依靠社区力量，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原则，在社区范围内通过群众集资建立集中的医疗基金（政府通常给与一定补偿），采取预付方式用来支付参保人及其家人的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费用的一项综合性基本医疗保健措施。
社区合作医疗模式将一个区域内医疗资金的筹集、因病造成经济损失的分担机制及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三者结合在一起，能够在基层单位提供较好的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有效保障基层农民的身体健康。其局限性是资金有限，覆盖人群少，保障水平比较低，抗御大病风险的能力差。
我国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属于社区合作医疗保障模式，它是农村集体经济繁荣时期的产物，在当时为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集体财产都包干到户。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需要在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基础上，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探索新的医疗保障模式。
（四）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
新加坡的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是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保健储蓄计划，医保双全计划和保健基金计划三个层次。保健储蓄计划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制度；医保双全计划是一种实行社会统筹的大病保险计划，作为保健储蓄计划的补充；保健基金计划由政府拨款建立保健信托基金。
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有利于增强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和费用意识，激励人们合理地利用医疗服务，尽可能减少浪费。但这种模式由于强调个人责任，在个人账户内无法体现社会保险的互助互济原则，使积累的资金十分庞大，存在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不高，而且不稳定，如果主要依靠个人储蓄来积累医疗保障基金，与完全依靠自我保障相比差不多。医疗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当承担制度设计、立法规范、财政支持、资源配置、监督管理等责任。这决定了在探索适合我国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时必须明确政府的责任，发挥政府的作用。
（五）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该模式是指由国家出面以社会保险的形式组织的，向农民提供因生病、受伤或生育所必需的医疗服务及经济补偿的制度，具有强制、互济、福利和社会性等特征。社会医疗保险的基金来源于国家、集体与个人三个方面，通常个人只需要承担小部分费用。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等国是该模式代表。
该模式由国家主导，将社会保障与个人保障结合起来，既能发挥国家设计、规范、管理、监督农村医疗保障的作用，又能兼顾个人责任，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还因由多方筹资，可以保障医疗资金的积累，而且可以通过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筹资比例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是一种能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医疗保障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模式，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开展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因实行农民自愿参加，所以不属于典型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通过对外国几种医疗保障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可以得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应采取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的社会医疗保障模式。该模式是现阶段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模式，但也应看到它仍存在诸多缺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不能期待它能独自解决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只能希望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它在历史使命时期内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农村医疗保障立法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其目标是更好的增进公民的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公平。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追求，应当成为主导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根本理念。豓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应将社会公平作为其本质的价值追求。这决定了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决定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价值取向，进而指导具体制度的设计。
（二）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法律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分配利益，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是自我保障与社会保障相结合，不仅能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而且能有效防止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培养农民的互助意识。
享受基本医疗保障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而保障公民能及时有效的实现这一权利是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但医疗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私人产品，受益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且由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缴纳一定费用并承担一定比例的医疗费，不仅是筹集资金，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给付的需要，也是防止医疗资源过度浪费的有效措施。
（三）立法要改变思路，重视预防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增加了农民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是“看病贵”的主要成因之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又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制度，而患大病的农民最多也只占总人数的5%，绝大多数农民需要的是预防保健和日常疾病治疗。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制度创新的同时，不应放弃之前的成功经验，而是要广泛吸收和承袭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并使之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因此，农村医疗保障立法应该改变思路，重视预防工作，不仅保大病住院，还要保小病门诊，在更广的层面上分散风险。只要处理得当，医疗保障基金不会因为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而出现支付危机，相反，对小病门诊的保障可以有效降低小病向大病转变的概率，使医疗保障基金的运行更有效率，更能满足一般群众的实际需要。
（四）在立法上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依法行政是当代行政的基本理念，也是行政机关的准则。强化政府责任，是立法要通过分配权力、权利、义务、责任来予以确认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改进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开展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政府承担着制度设计、立法规范、财政支持、资源配置、监督管理等责任，是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处于主导地位；也是主要利益相关主体之一，负有法定义务，承担法定责任。强化政府责任是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
（五）立法确立基层卫生室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
村级卫生室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末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担负着治疗日常小病、进行基本预防保健、宣传卫生知识等工作，对方便农村居民就医，提高基础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说乡镇卫生院有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来保障其运行的话，那么村卫生室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位于水湾镇牛辛店村的辛店卫生室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成立于2006年，有专门的房屋，配备有4名医生，设有6张床位，覆盖周边5个村子近3000人的日常就医。卫生室每天都有医生值班，大大方便了村民就医，应该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在作者对卫生室的医生进行访谈时，他们却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达了很大的不满。总结原因是，卫生室的运行成本增加了，医生的工作强度加大了，利润却比较之前相对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只要求卫生室尽义务却没有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对此，国家和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村级卫生室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末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发挥着分流病人，进行初级预防保健，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的重要作用。国家必须用法律来明确村级医疗机构的主体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保障卫生室以及医生的合法利益。
（六）立法构建农民的主动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