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1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对象;教育现象;教育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1－0082－07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自现代教育学建立以来，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受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而使得教育学建构的根本问题也一直不能清晰起来。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核心问题有待思考: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如何理解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本文尝试阐述和分析这两个问题，以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一个视角。
一“教育问题”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的一门科学。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认识的。例如，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主编的《教育学》就认为，“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1］。其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教育学》也明确指出，教育学“研究学校教育这一特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2］。只是，这个时期的教育学者还没有对“教育现象”的本质规定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这种未言明的“教育现象”以隐含的科学意涵为基础，从而间接地赋予“教育现象”一种含义。但“教育学研究教育现象”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教育现象，而应该是“教育问题”。这种质疑似乎与学界翻译的、由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关。1984年，日本教育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在中国出版发行。该书在探讨有关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时，首先讨论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教育学是作为“教育问题的科学”。大河内一男反对把教育行为或教育事实和教育实际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同样反对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理由是，“现象”一词意义含混不清，既包含着“教育事实”，也包含“教育问题”，没有能够充分地说明“教育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重合的关系，并且以为“现象本不是原来就存在的，它的的确确是显现出来的”。大河内一男认为，即便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也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端于“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只有在把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3］或多或少与这种主张有关，我国教育学教科书以及元教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发行量非常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由王道俊和王汉澜两位先生主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开始改变之前所持有的立场，认为“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4］。这种提法后来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进入新世纪，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教育学》则干脆直接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把各种教育问题和各种教育材料作为客观的问题加以研究，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体系时，才能超越前科学认识进入科学时期”［5］。由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由“教育现象”而变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或“教育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转化，并没有获得基本的理论辩护，并且存在独断论的倾向，其理据不外乎引证大河内一男的观点，以此说明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教育问题”才是教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从论证的逻辑来看，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性的辩护而言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辩护者以为，教育现象并不能引发研究，只有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研究才能开始。大河内一男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否定“教育现象”而极力主张“教育问题”，后来者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思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检视这个主张，就会发现，这种主张实际上混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的关系，误将起点当作对象。研究要从问题开始，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是研究对象。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现象仍然是研究对象。人们对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感到好奇，对教育实践本身感到困惑，由此而提出相应的问题，并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教育学研究。没有所观察到的教育现象，何来教育问题?因此，布雷钦卡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问题对象，即认识对象，便没有问题。”［6］4至于大河内一男所谓“现象”一词意义含糊不清，并由此断定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更有模糊语词与世界、概念与对象、名与实之嫌疑。其次，教育问题是人们主观建构的结果，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任何一个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般而言，作为客观存在，并无所谓“问题”。只有当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期待不相符合时，只有当已有的知识不能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时候才会因理智的困惑而产生问题。同样的教育现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会是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而观察者的主观期待则是教育问题产生的前提。这样一来，教育问题便充满了主观性。一个由个体主观建构的东西何以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无疑应具有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性，是一种存在，而非一个主体建构。再次，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问题，这只是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是否适合或恰当，这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任务和对象之间画上等号。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则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发现或揭示制约或影响教育实践的诸多因素。没有这样一种以认识为目的的教育学研究，则教育实践问题便难以有效地解决。任何教育学研究都是要解决教育问题的。这些教育问题，可能是单纯理智的问题，也可能是教育实际问题;可能是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也可能是有关教育的价值问题或事实问题。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只是教育学通过研究要完成的任务，却并非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之关联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理论建构之选择的结果，因而是一个与教育学学科性质有关的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实质是一个有关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所描述或规范的教育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这种关系的理论抽象，则构成教育学对其自身逻辑性质的认识。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认识，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进而规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教育学学科的性质，教育学者通常多在理论性或实践性之间选择相应的立场。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的实践性或应用性学科。它不全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全然是实践性的。即便教育是一种单纯实践的领域，即便这样一种单纯的实践领域需要教育者的实践智慧，有意义的教育实践仍然需要理论性的教育知识，需要实践者的理论性的思维。从教育实践的逻辑看，任何一项教育行动，即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而实施的教育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三种意识活动，即认识(对实践情境及实践对象的理解)、评价(对实践对象的表现所作出的评判)以及实践决策(解决问题的方案的选择)。而实践行动则是上述三种意识活动的外在表现。教育实践的逻辑特征决定着实践对理论本身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正是教育学理论所要满足的。教育学要能够满足这种教育实践的目的需要，则教育学理论就必须既能够提供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同时又能够提供实践论意义上的规范。因此，教育学既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如英国的奥康纳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纯粹实践性学科，如英国的赫斯特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可以划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那样的可以分立的学科，如德国的布雷津卡所主张的那样，而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互融合的学科，教育学既是描述和解释性的理论，同时也应该是实践规范性的理论;既应该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教育现象，同时也应该能够为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所需要的指导。教育学的理论性质内在地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教育现象。即使对教育学理论性质持不同的看法，也无碍“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教育学无疑应该向教育实践者提供有关教育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理论。只是，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并没有为学界所认同。奥康纳就认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奥康纳所谓的“最严格意义”的“理论”，是指一种严格的自然科学的立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认为，把教育学称为“科学理论”，只是对它的“一个尊称”［7］467，言下之意，教育学还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或者说当教育学自称自身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它不过是教育学的自我加冕，它实在算不上是一门科学理论。从理论或科学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奥康纳对教育学理论的一种期待。一门科学，就理论本身的定位而言，它无疑需要能够对所关注的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倘若一种教育理论不能对所研究的教育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的理论还能否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显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对于如何提升教育学的理论性或科学性，奥康纳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教育学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选择忽略了教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对象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及人与人的教育交往活动所内含的意识性和精神性特质，但是在这种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思考中，所隐含的则是奥康纳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所关涉的教育现象，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提供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知识。［7］484只是目前教育学还未达到这个水平罢了。实际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并建构科学的教育学理论，在实验教育学那里已经做过非常出色的探索。实验教育学否定旧教育学用知觉、内省观察和观察别人进行研究，相反，实验教育学试图采用“全面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方法，来补充和完善旧的研究方法。实验教育学的选择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由于忽略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人们的感受和体验，由于过分强调儿童发展中的外在因果关系，从而使得实验教育学并没有能够实现其初衷:提高教育学和整个教学专业的地位。［8］144拉伊持有和众多教育学者一样的理想追求:教育学是一门科学，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所用方法则是自然科学的观察、统计的方法。与此相反，由于各种努力并没有使教育学进入真正科学的行列，另外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因此而提出，这就是英国的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即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9］441赫斯特关于教育学理论范式的立场，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理论范式的取向。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范式的理论建构，赫斯特提出了他的“操作性教育理论”命题。他采取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的态度，通过对当前教育实践的考察，通过对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性对话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的分析，揭示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教育原则、信念和知识，然后再借助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教育实践原则、信念和知识进行说明，以便“为制定和用实践来检验实践原则，提供一个在理性上更站得住脚的信念和价值观背景。”［9］457教育理论的性质和任务，使得赫斯特认为，构成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应该是教育实践话语，而研究的方法则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教育理论的性质与对教育本体(研究对象)的设定，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述有关教育学理论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把教育学看作是理论性的学科，另外一种则把教育学看作是实践性的学科。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也带来了教育学学科任务的差异。前者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的解释力，后者则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虽然教育学理论建构的取向不同，但就教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两者却并没有不同之处。对于赫斯特来说，教育学作为实践性理论，其研究的对象是表现和反映教育实践的实践性对话;对于实验教育学来说，虽然教育学“只追求解决教学和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不表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实际问题，而是把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当作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相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如果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必须把每一种教育现象看作是各种原因的结果。”［8］11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不同认识，并没有在教育学研究对象上造成根本的分歧。分歧只在于，他们关注教育现象的不同方面，并试图通过聚焦于相关的教育现象，来获得有关教育的知识。
三不同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之理解
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教育现象。然而，如何理解“教育现象”，却有不同的取向，因而也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教育学流派。根据卡尔的分析，可以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取向，即科学取向、常识取向、批判取向和实践取向［10］。不同取向的教育学理论，对其研究对象持一种共同的立场———教育现象，却对教育现象做出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正因为对“教育现象”有不同理解，才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取向。这种关于教育理论取向的分析路径，实质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教育学所从属的学科类型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学理论取向。由此，教育学在学科性质上便有了自然科学(或简称“科学”)取向教育学、社会科学取向教育学、分析哲学取向教育学以及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现象的意涵在下节讨论。科学的教育学取向，从经验－实证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及其构成都有其本质的特征。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通过现象而显现出来的。人类的理智可以把握其本质特征，而要把握其本质特征，则需要通过经验来验证。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是依靠直观推测得到，也不全是通过思辨方法悟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方法归纳出来的”［11］。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研究，当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对象时，更多是把教育学看作是教育科学，并且因此而试图描述和解释所观察的现象。布雷钦卡指出，教育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获得因果性知识”，教育科学不是一种单纯对事实进行描述的科学，而是一种以目的、原因－分析为方向的科学。教育研究从问题开始，力图获得一种分析性的认识。［12］由此，布雷钦卡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教育现象，只是在布雷钦卡那里，教育现象被划分为教育现实、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手段关系。“从教育对象的界定中可以产生三种互补性的研究任务:描述－规则任务、技术任务和批判任务。”［6］10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关注教育的因果关系，因而特别重视对教育现象解释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实践指向上，它试图通过把研究所发现的因果关系转化为实践原则，从而以客观、科学的法则来代替传统的实践原则，以教育知识来代替实践者的教育经验。然而，问题在于，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过分关注教育现象的外在联系，而无法解决实践主体在情境中所产生的体验问题，无法解决教育无法避免的价值导向问题，从而暴露了它的内在的不足。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取向，从语言分析出发，试图通过对教育实践中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好的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规则和原则，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导。以赫斯特为代表，常识取向的教育学认为，教育实践体现了它自己的观点、原则和信念，在实践范围内能够阐明教育理论的观念，因而教育学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整理和检验表现了教育实践观念和信念的“实践原则”。在这里，日常实践对话成为教育现象，因而也成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在理论的性质上，强调教育学是实践性理论，而在研究的方法上，则突出语言分析的方法。尽管教育实践者所拥有的常识具有一定的经验合理性，但是，由于常识本身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是否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所揭示出来的实践原则，其合理性，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从事一定的教育实践，就要依照一定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来思维和行动”［10］，但社会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的否定，因而教育实践所依据的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便会面临现实的挑战和质疑。由此，把教育实践者的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局限性。如果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旨在揭示教育实践所隐含的东西，科学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揭示教育世界外部的因果关系，那么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把教育学当作社会科学，试图揭示实践者所拥有的教育信念、对教育实践的常识性理解以及对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并且倾向于认为，实践者的教育信念和教育观念，乃是外部客观世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教育现象的本质是教育实践者的主观理解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并不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可批判和可质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合理的，是对教育实践的误解。批判教育学把人的主观世界与身处其间的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教育实践者错误观念的揭示并非是教育学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将错误的观念与环境意识形态的关联，而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解放教育实践者。与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不同的是，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自我理解，以及教育实践主体与实践情境的辩证关系。实践情境的变动不居性，个体存在的独一无二性，使得将普遍性的规则或法则应用于教育实践时面临恰当性和合理性困境。情境与普遍性知识，两者总会产生某种不确定性。解决这个不确定性问题，有赖于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对教育现象的不同理解，则形成不同的教育学建构方法论。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可观察的、并且不同事物之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主张采用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在教育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现象(实践对话)，因而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批判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主要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因而主张采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理论上的辩护，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新的阐述和发展。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则把教育学看作是一种意义现象。教育实践是教育实践主体对客观对象意义理解的结果。教育学研究就是要揭示实践者的意义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教育实践的指向与意涵。在所有的这些努力中，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或者指向作为现象存在的教育实践主体，或者指向教育实践主体的主观世界和教育实践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将教育实践主体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或批判，或者指向教育实践者对实践的意义理解。教育现象的不同指向，预示着人们对教育研究对象本体的不同认识。
四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现象，不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现象，也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现象。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是指教育实践者(包括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体验、经验、意义理解、情感、认识、意识、理性思维及判断等。这样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13］23，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或通过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换言之，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教育学所研究的教育对象，指向教育实践者及与此相关的受教育者的意识和主观世界，是教育实践者在实践中所经验的对象。这种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并不是指单纯客观意义上的“事实”，既不是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是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在人文科学意义上个体所经验到的客观世界，是进入到人的主观世界中的现象，或者说是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对教育现象的这种理解，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密切相关。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摆脱一切迄今为止通行的思想习惯，认识和摧毁那类通行思想习惯借以限制我们思想视野的理智束缚，然后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地把握住应当予以全面更新的真正哲学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向一切方面敞开的视野。”［14］这意味着，对胡塞尔来说，单纯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主观意识到的存在，因而个体所经验到的事物，总是既含有客观的成分，同时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结果，并且受到某些前反思态度的影响。现象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主体所经验到的事实称之为“现象”。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在舒茨的社会学和范梅南的教育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和进一步的阐释。在舒茨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研究对象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之中。舒茨写道，“有些学者认为，探讨社会现象可模拟于探讨自然界的现象，社会现象可以被看成受因果法则所决定的外在的世界变化。有些学者则主张这两种观念迥然不同，社会现象乃是客观精神世界的对象，虽然可以被理解，却不能采用法则的形式。”［15］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两种立场，舒茨并不赞同。相反，舒茨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被我们以有意义设定与意义阐释的方式体验到的世界”，因此，“所有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科学，无不回头指涉社会世界生活的有意义行动，回到日常生活里指向其他人的经验，回到我们对既有意义的理解，也回到我们对新的、有意义行为的设定。”［15］11－12由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便是由体验、行动与意义构成所组成，通过对社会的及个体的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的阐释，由此揭示“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或“周遭世界的独特结构”。舒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设定，最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社会学流派，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提供了参照点。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在范梅南看来，“教育学要求我们对生活体验(孩子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敏感性。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的教育意义。”［13］2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范梅南特别强调，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应该以“呈现在人们意识当中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因而现象学教育学特别关注“人类的意义世界”，“是对我们生活经验的意义的描述”。当现象学教育学把人类的意义世界，特别是把人类教育的意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时，则这种研究对象的设定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实践观。与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相近，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它们都强调实践的第一位性，理论则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不同的是，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强调理论是分析实践对话的结果，而现象学教育学认为，理论是反思实践的结果。其结果是，教育学就必须要对情境中的典型的意识节点进行分析、阐释和说明，并且是直接引证人们的普通经验，对那些不证自明的东西进行结构化的分析，以描述教育实践中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仍然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然而，在这里，“教育现象”的内涵及其本质构成，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它不再是传统的经验教育学或常识教育学或批判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现象”。教育现象已经不是全然客观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也不再是纯粹主观意义上教育实践者所持有的系统的或零散的教育观念和信念，也不是个体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某种因果关系。相反，它指向实践者的生活体验以及在具体的情境中行动所要实现的意图———教育学对行为意图的理解或把握，也就是对实践者行为意义的理解;它不仅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更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恰恰是实践者所身处的生活世界，赋予了个体意义的世界。此外，教育学还关注个体间相互交织的意义世界的关系，由此既揭示教育实践者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又在具体和独特性中发现某种普遍性。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是日常生活中教育实践者的有意义的行动、他人的经验等，核心是与教育相关联的社会行为方式和个体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教育学通过对教育行为方式(社会的和个体的)主观意义的理解，揭示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从而为教育实践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意义提供理论的参照，为教育者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意义的向导。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活动世界。人的多重及其复杂性意味着教育现象是一个包含多重规定性的客观存在。它既蕴含着因果联系，同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也无处不显现着意义蕴涵。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或许需要多学科视角的努力。提倡一种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并不意味着彻底地否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努力。一个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能够解决其他学科视角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教育学研究对象定位于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时，这种定位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对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有把握，要求教育学要应用理解或意义阐释的人文科学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
［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学科意识
新调整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28个博士点增加到21个一级博士授予权单位，200多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这个变化，立即引发了人们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注。一种声音日渐强大，怎么样才能保证本学科的质量?如此忧患是情理之中的。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不可回避对其学科意识的强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也是对其产生的基础学科在以往建设历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反省。
所谓学科意识，就是人们遵循学科内在发展的规律在学科建设中形成的自觉态度。这种态度具体表现为如何认识一个学科的特殊性，怎样建设该学科等问题。其中，如何认识一定学科的特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建设该学科的质量。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的基础。因此，这两个学科在已有的学科意识方面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方面对新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也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未来走向。
第一，用相关学科替代本学科而产生的替代倾向。早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就已经存在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学科归属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该归属于政治学，主要的理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学科，阶级性和党性是学科的核心特征。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属于教育学，主要的理由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应该遵循教育的规律，而不是政治的规律。毋庸置疑，这个争论对于深化学科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争论本身也暴露出其学科归属并不明确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后，关于学科归属的争论虽然减少了，然而事实上的关于学科属性问题并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在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教育层面，整合了这两支教师队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建设不可能离开学科建设主体的自身状况，其专业背景、学术研究基础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到学科的定位。几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人，多来源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专业领域，因而不可避免地从这些学科的视角、依托这些学科的话语体系来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直接和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相联系，对教育观念的更新、人的道德发展和心理健康等比较微观的问题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因此也不断地从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汲取营养。借鉴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该学科保持进步的不竭动力，本来是值得提倡的，然而一些人并不具有通过借鉴、比较来发展该学科的学科建设意识，相反却普遍存在着“借鸡下蛋”、“借船过河”等现象。结果，用相关学科来替代本学科研究的倾向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替代的范围。替代倾向本质上是学科价值认同的问题，而学科价值认同的背后则是对一定学科产生基础的学术认同。如果结合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就不难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中立论的存在了；如果联系学术的市场化和功利性选择，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这个平台向其他的学科，比如管理学、经济学等应用性学科靠拢，也是情理之中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之后，替代现象并不会自然消失。
第二，用教学意识替代学科意识的简单化倾向。事实上，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一定程度上是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需要。在几年的建设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币普遍参与了该学科建设。由此，出现了把课程建设等同于学科建设，用教学意识替代学科意识的倾向。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都是依赖于学术。学科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研究学说的稳定的形式。课程是适应一定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是学术的传播过程。两者在目标、归宿和遵循的规律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学科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求真是其核心特质；课程遵循的是教育规律，育人是主要目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用课程建设替代学科建设的后果主要表现在：第一，把教学目标等同于学术发展目标，学科建设的主要矛盾不突出。教学是由教育者通过课堂这个空间对学生进行知识传递、思想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制于两个基本的因素，一是学生的思想变化的规律，二是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要。两个要求的共同之处是易变性。由于受到易变性的影响，教学强调其针对性、实效性、说服力和感染力。教育者为了达到这些要求，自然需要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不断调整教育内容，改革和完善教育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就是人们所探讨的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过程。如果把学科建设目标等同于教学目标，学科建设所追求的学术目标何在?学术的稳定性又怎样实现?
第二，把教学实践等同于学科建设实践，窄化了学科研究的范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早期，所研究的范围还包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等，研究的教育客体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党政干部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一些研究者把研究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学校，在学校这个空间内又仅仅局限在大学，在大学的教育中又仅仅局限在高校德育，在高校德育中又被进一步窄化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原本丰富的研究内容逐步被狭隘化了，学科的发展空间也受到了极大地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是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契机的，但是是否仅仅归结为服务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党政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也同样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换言之，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如何协调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何统一，科技进步和道德建设如何协调等，并不是在大学生中才有反应，才值得关注，相反这些问题是具有全局性、普遍性的。因此，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揭示其理论发展的规律，理论内化为思想观念的规律，不是针对某一对象，不是单纯通过教学途径能够完成的。
第三，学术研究问题意识不强的表面化倾向。学科建设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进行学术研究离不开一定的问题意识。以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学科的建设中，研究者更多地是关注体系的构建、范畴的概括、规律的提炼，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中属于学科内部研究的问题域关注不足。问题意识不强至少导致了如下结果：首先，把研究局限在注解和阐释已有的理论上。其中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阐释。其次，产生的教科书式的成果越来越多。由此，人们不得不问：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贡献在哪里?在本学科内部，研究者似乎不敢回应这个问题，但是当在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中，这个问题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意识不强的最大后果就是属于本学科的“专家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在党和政府提倡科学决策、社会生活呼唤专家信任的现时代，没有专家系统，又如何对上提供咨询，对下引导热点、难点?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建设初始就要强化学科意识，否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遇到的问题。本文认为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意识，离不开学科研究的整体意识、学科发展的实践意识、学科面对的开放意识。
第一，学科研究的整体意识。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是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主要目的，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几乎没有分歧。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整体性的理解，有学者这样概括：“综合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空间维度，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综合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状况；二是时间维度，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这个理解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定位。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从整体上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性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理论的过程中虽然充分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精华，并把它们作为科学理论提出过程中的批判对象，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目的不是建构相应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人类寻找如何摆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从自在的人向自由人转化的规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某一个传统学科可以解决得了的。当然，后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学科研究也是必要的。这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划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实践结合的深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不断提出，原有分学科的研究已经不能从整体上反映科学理论的精髓，所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意识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意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整体性。这是本学科与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也是适应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需要。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是反映该学科的第一特质。离开了这一点，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就将受到质疑。二是从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教育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活动，不仅仅是由教学活动独立承担的，其宣传和教育效果也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社会变迁、大众传媒、家庭背景和外来文化等构成了综合影响的系统，因此从整体上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成为必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初期，完全确立整体意识并不是一件易事。这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研究的思维惯势不会马上改变，另一方面在整体性研究的过程中如何保证研究的深度，也是一个有待思考的课题。如果没有研究的深度，其整体性必然导致肤浅的整体，这样的结果与现代学术取向是背离的。
第二，学科发展的实践意识。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还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践性当作了自己理论的内在品质，在实践中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在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中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为了实现群众的根本目的——提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满足群众促进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特征，正是这种内在联系的体现。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创立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理论的同时，也创造了把自己的理论转化为群众的思想、行为的理论和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有过关于对其科学性的质疑。理由之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理性不强。学理性是学科建设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人们从自发到自觉的实践活动，其根本还是体现在现实活动中，其生命力在于探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何实现自觉的规律性。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要以我国和人类的现实为基础，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需要为目的。否则，就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目的之一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进程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反映了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追求科学的精神。但是，在科学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向微观发展的过程中，心理咨询应运而生。但是我国的心理咨询多照搬国外的量表和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认识不足，结果无法适应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类似的现象会不会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出现为理论而理论，为学科而学科，理论建设和实际需要脱节的现象，不能不引起关注。
第三，学科面对的开放意识。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特别是现时代，开放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性的理论，因为它是建立在经典作家对人类文明普遍关注并充分吸收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开放的理论，因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在与人类文明对话中产生的，并指导着我国人民改变现实世界。开放意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基础。该学科不仅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而且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置于人类发展的广阔时空之中，已经体现了学科的开放性。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经验来看，学科的开放意识还有待于增强。这其中至少有几个维度是不能忽视的：
一是增强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的对话意识。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文明时代，吸收了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揭示了工业社会引发的基本矛盾。这些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区域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的。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西方社会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并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不可能回避这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者也需要从中国的理论发展中汲取营养。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对话意识，从根本上讲是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就无法立足于时代前沿，达到国际水准。
二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对话意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学科内，否则就不能产生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现代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等问题已经能够成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学科有界限，但是学科研究的问题本身是没有界限的。作为一个新设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更需要借鉴相关学科的成果，并逐渐用自己的研究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营养。否则，学科的发展就可能被封闭起来。
三是要增强与现实对话的意识。实践是常青之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需要严谨而深厚的理论研究，更需要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国社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提出许多问题有待于进行理论解释和理论指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敢于正视问题，回答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就只能停留在经验领域。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3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当前思想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及其含义和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涵盖范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及建设思路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综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当前思想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现将近年来有关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及其含义和特点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于2005年2月7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文件提出：“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王顺生指出，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采取的又一重要措施。[1]
陈占安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从而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有着特定含义的。它是指在已经建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几个二级学科，而又不准备把这几个二级学科纳入新的一级学科的情况下，着重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二级学科。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思想把握上的整体性。它要求从整体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其中包括要从整体上弄清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科学内涵，弄清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走向和主要内容。二是问题研究上的综合性。它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把握，特别是在关注重大的社会实践问题时，不是从某些局部的和具体的方面去研究，而是从综合的角度同时也是运用综合的手段去研究和把握。它要求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之间的界限。三是理论教育上的公共性。各种专业性的理论学科无疑也有教育的功能，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育性则突出其公共性或者叫大众性。它需要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是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是对所有大学生的一般要求。上述三个特点正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需要的，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特点相一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公共性思想政治教育，它所关注的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和大学生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它的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提高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相关知识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建设着，它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为其展示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并推动其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2]
郑永廷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及指导价值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内容与体系、地位与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3]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涵盖范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涵盖范围，有两种典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包括七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党史党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包括四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石先钰认为应当包括五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因为，党史党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政治学一级学科涵盖，同时，这五个二级学科可以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包容进来。[4]
王顺生指出，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首先遇到的就是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在学位办召开的咨询和论证会上，专家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多种方案。这些方案都很有价值。王顺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初创阶段，可以先设置以下几个二级学科：(1)马克思主义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个二级学科的目标、任务，就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科体系。这个二级学科的建设，可以为2005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2)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依据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研究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是怎样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这方面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这个二级学科可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提供更为深刻的历史借鉴和宽广的学科基础。(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个二级学科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研究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研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新进展、新成果。这个二级学科的建设，可以为2005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中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4)国外马克思主义。它的目标和任务是：着重研究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命运，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不仅要研究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流派，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遭遇，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的影响。这个二级学科可以以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重点，但是又不能仅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不能仅仅是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而且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立足点，深入分析和公正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这个二级学科同样可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提供宽广、厚实的学科基础。(5)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同现行学科目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应该有明确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之下设置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它的目标和任务是：研究我们党和国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研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研究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为不断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学科支撑。
王顺生认为，尽管对以上五个二级学科的目标、任务作了初步的界定，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内容上相互交叉的问题。实际上，从现行学科目录的设置看，不少一级学科之下设置的二级学科，多多少少都存在着相关学科之间交叉重复的问题。这可能是学科分类和设置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
关于现行目录中相关二级学科的整合，王顺生认为，在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最初两三年间，先把力量集中在上述新设置的几个二级学科的建设上，现行的相关二级学科先维持现状，通过实践根据不同学科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具体而言，有这样几种情况：
其一，现行目录中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政治经济学、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可以继续保留在原有的一级学科目录之中，不作调整。这方面，专家们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理由是，将这几个二级学科从各自所属的一级学科中抽出来，会减弱马克思主义在这些一级学科中的指导作用和学科之间的交流。其二，现行目录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二级学科的归属问题，专家们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可以将这两个二级学科从政治学一级学科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以充实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将这两个二级学科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抽出去，可能也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指导作用，因此，主张这两个二级学科继续留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其三，现行目录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应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之下。[1]
以上是学者们讨论中的一些观点。此后，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正式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暂设置于“法学”门类内，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调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分别归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
三、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有利条件及学科建设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来阐述这个问题。梅荣政指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有充分的客观根据。(1)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我党一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近年来，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意义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2)马克思主义学科、专业建设有了重大进展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增多且日趋完善。二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层次已达到齐备的程度。(3)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4)国内外学术交流空前增强，规模日益扩大。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的国内交流已经达到经常化且有形成制度化的趋向。马克思主义学科专家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也大大加强，开展学术交流的国家也日益广泛。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不少国家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众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向许多国家的人民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上述情况表明，当前在我国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发展到今天的必然。[5]
也有学者从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需要来阐述这个问题。郑永廷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一个新的一级学科建立起来，既是我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为基础，以面向世界的广阔视野，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艰巨任务。[3]刘景泉则认为：(1)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是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工程。(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是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力量的需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就是要在整合现有学科力量，突出学科合力和综合优势上下功夫，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更为有力地揭示其科学性。(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队伍建设的需要。通过学科体系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培养一批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的学术带头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青年学生，使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6]
四、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石先钰认为，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这是我国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使我国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内涵；第三，可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此外，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还可以凝聚学科人才，建设学科梯队，为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通过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这个平台，培养一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善于联系实际，老中青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骨干队伍，使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4]
王顺生指出，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直接动因和目的，是为了推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当前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不仅很及时、很必要，而且其意义已经超出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范围。第一，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完整、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可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综合研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推进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第二，有利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可以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诸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使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健康的航向繁荣与发展，更好地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第三，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而且可以直接为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1]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张雷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以后的学科制度建设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它涉及如何设立硕士点和博士点、要不要通过招收本科生来培养这个学科的专门人才、高校中要不要设立重点研究基地和重点学科来加强研究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一些关系这个学科水平能否提升的重大问题，例如，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研究，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如何使学科的研究方向和教学的课程内容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如何建立符合学科内在要求的学术团体或学术组织，如何组建创新团队以推动团结协作和集体攻关，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后劲，如何制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同层次学生的学科培养计划，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起来以后需要面对和认真加以解决的。[7]
2006年3月18—19日，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学术委员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一个政治性、理论性、综合性、应用性都很强的新学科。虽然我们已经积累了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丰富经验，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资源，但要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建立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学科意识、知识背景都面临挑战，研究的任务十分艰巨而繁重。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切实规划，担当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历史重任。
学术委员们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增设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具有发展速度快、新增数量大、覆盖院校广、学科队伍建设参差不齐等特点。并且，其中大部分博士点和硕士点是2005年申报获批的新点，学科建设的经验不足，水平有待提高。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面临的建设任务十分紧迫。
学术委员们认为，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到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已经在我国学术界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所属二级学科体系建构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的关系。(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要明确学科边界与特色，在方向设计上，既要区别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要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规范进行方向设计。(3)注重学科的层次结构与课程结构建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不仅覆盖面广泛，而且学科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人才培养可分为本（专）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学科理论可分为学科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专门知识与专业理论、前沿知识与前沿理论三个层次。学术委员们建议，学科建设要有重点按三个层次进行，即本（专）科层次重点抓学科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教育；硕士层次重点进行专门知识与专业理论的研究与教育；博士层次重点开展前沿知识与前沿理论研究。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数量多，本科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议在有条件的高校增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科专业，一是满足社会对本科层次人才的需要，二是为硕士、博士学位点提供生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三个水平层次，主要是通过课程与教材来体现的，因而要重点抓好课程体系的建构与教材建设，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4)组建、培训学科队伍。根据调查，发现各院校在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博士、硕士点中，大都采取了集中全校教学、科研力量的方式，跨专业、跨学科申报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一方面有利于动员、组织力量加强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组建、培训学科队伍的任务。从总的情况来看，全国高校学科建设的基础是好的，队伍的积极性和整体素质较高。但从实际要求来看，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无论在人员数量和教学、研究质量上仍需要进一步提高。因此，要十分注意学科繁荣局面背后隐藏着的问题，切不可以发展意识取代建设意识，要主动预防并积极解决问题，凝聚队伍，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有造诣、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8]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思路
郑永廷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该遵循的原则时，指出：(1)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根据，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围绕我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3)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要有开放的国际视野。[3]
李毅认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主要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学科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划分标准与其子学科划分标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关系等。[9]
刘景泉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学科主要课程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教材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和教师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资料库建设等。从研究领域来说，可以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经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方向。[6]
靳辉明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建设，关键是要搞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课。他指出，、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决定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这个决定十分正确，影响深远。它不仅关系到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关系到当代大学生如何正确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大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研究和理解。靳辉明认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建设，还是高等学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关键是要搞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课。因为，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总体上讲解马克思主义，让学生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10]
梅荣政指出，国务院学位办主持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科点介绍》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学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要按照科学性、整体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原则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学科。这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指明了该学科整体性的研究特点，强调它同对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门别类的研究是不同的。这一理论界定从新的一级学科研究的独特视角说明了不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纳入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可以建立起来的。[11]
【参考文献】
[1]王顺生．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7).
[2]陈占安．正确处理教学改革与学科建设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0).
[3]郑永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基础与视野[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0).
[4]石先钰．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意义重大[n].光明日报，2005—04—26.
[5]梅荣政．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有充分的客观根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0).
[6]刘景泉．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研究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1).
[7]张雷声．当前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具有一些重要优势[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0).
[8]郑永廷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形势与对策——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4).
[9]李毅．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1).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4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杨小微.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83-284.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5
1．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和要求
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和要求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要求。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里的“中心”无疑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大局”则有三层涵义：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局；二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全党全国团结大局；三是因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而导致的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国内大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大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培育“大局”型思维，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仅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开展，更要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胸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大局及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国内大局，把握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和中长期趋势，着眼于党和国家正在和即将面临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增强主动性、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进入社会主义形态治理的新时期，我们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和要求，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一是明确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定位，决定了其性质、功能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这个学科所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覆盖我国全部领域、全体人员，发挥着引导方向、思想保证、以理服人、科学育人的功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以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为目标，才能保证其根本性质与根本方向。二是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基于该学科的特殊性质，国家学科建设主管部门应与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一起，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目标、学科布局、发展规模、建设要求等制定发展规划。三是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指导意见。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长效机制？国家学科建设主管部门应在调研的基础上，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思想教育研究指导思想、学科范畴与边界，以及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如何发展，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指导意见。
2．应创新学科的理论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提高凝聚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但要创新学科的立论基础，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理论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元问题和基本理论问题，如人的本质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研究，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心理教育规律的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等等，更重要的是要为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服务。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高效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源头，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面前故步自封，漂浮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之上，就会陷入缺乏生命力、失去凝聚力的境地，从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举步维艰。以党的指导思想的时展看，党已经实现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跨越；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探索看，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飞跃；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的挖掘看，从过去工具性极强的政治价值的一味灌输到今天更加关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筑造共同精神家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人本主义嬗变；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式的塑造看，“中国梦”话语体系不仅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奋斗的一条主线，从而占据了历史的、信仰的、道德的制高点，更是以其“接地气”的生动表述使民族梦、国家梦和个人梦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活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凝聚亿万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一面旗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创新必须为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服务，必须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化阐释和辩护。要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建设性与斗争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原则方针，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辩证法，在确保其核心价值得以充分彰显的基础上，不断赋予意识形态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同时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封闭化，以提高其凝聚力。
3．应创新学科的实践研究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性，提高统治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它具有更强的实践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特点要求该学科建设要时刻关注实践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经济新发展、社会新变化、政治新动向、军事新态势、国际关系新动态、网络新环境等一系列实践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准确理解、深刻把握。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想的关系”“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增强针对性、实效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社会思潮”“网络环境下如何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如何提高国民网络素质，调适社会心理，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等重大现实问题，都是实践研究的难题，有待我们去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及重大理论创新，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及时回应；必须深入研究思想教育过程的方式方法以及教育的效果、过程和手段，增强教育的科学化水平。创新学科的实践研究，不仅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性，提高统治力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善于总结提炼，特别是从实践规律的研究着手，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信，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觉，并结合理论研究，建设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4．应创新学科人才培养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尤为关键的是要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必须加强执政骨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队伍建设。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是多层次的，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我们应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本科生的培养，注重打下本专业的基础。硕士生的培养，是在进一步打基础的同时，开始培养他们研究问题的能力。博士生以研究为主，力争在某一方面的研究上站到学术的前沿。各层次的人才培养要特别重视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还应服务社会，拓展人才培养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培育和培训治理队伍。强调：只有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拓展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等执政骨干队伍、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干部和把关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等舆论宣传队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教育管理队伍、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科研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培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人才能力的现代化。
5．应自觉规范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自觉加强学科队伍的思想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教化的学科，又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客体，接受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具有特殊使命的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既要打破学科壁垒，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开拓国际视野，在有效“整合”中实现创新，又必须在多种意识形态并存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在多样化价值取向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在多样化知识、信息影响下坚持人本主导。既不能泛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或用其他学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又应该增进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规范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直接依靠这个领域中的学者队伍或研究队伍。
二、总结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6
[关键词]戴维・乔纳森；教育技术；教学系统设计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3-0005-05
一、戴维・乔纳森其人
戴维・乔纳森，国际教学系统设计领域著名学者，现为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杰出教授，信息科学与学习技术系问题解决研究中心主任。乔纳森博士曾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北卡罗纳大学等大学任教，还曾先后在新家坡南洋理工大学、挪威卑尔根大学、奥地利格拉茨大学信息处理研究所、荷兰吐温特大学、以及英格兰赫瑞瓦特大学(Heriot-wattUniversity)计算机支持学习研究所等世界上多所大学或国际研究机构任教或访问。他还曾在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学习与教学部、美国培训与开发协会、基于计算机的教学系统开发委员会等多家专业协会和研究机构任职。
乔纳森博士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视觉文化、认知风格、教学设计、基于计算机的学习、超媒体、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以及认知工具等。当前研究主要关注问题解决、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学习中认知工具的开发、认知建模与认知任务分析等领域，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乔纳森博士发表了160多篇论文，32本著作，参与编写著作章节56篇。有影响的专著有：《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1996，2004)、《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2000)、《学会用技术解决问题：一个建构主义者的观点》(2003)、《学会解决问题：教学设计指南》(2004)、《用技术建模》(2006)、《学习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2007)、《通过技术进行有意义学习》(2008)等。
乔纳森博士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设计、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贡献卓著，曾获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特殊贡献奖”(1992，withtomDuffy)、“终身成就奖”(2004)、“杰出服务奖(DistinguishedServiceaward)”(2006)等奖项，以及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教育专业部“杰出著作奖”(2007)等多个奖项。论文和著作曾获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教学开发部“教学开发杰出著作奖”(1997、1998)、教育传播基金会“Jamesw・Brown出版奖”(1994、1997)以及教师教育部“杰出著作奖”(2005)等。
二、戴维・乔纳森学术思想与实践
在20世纪90年代，学习领域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一次科学的革命，引发了教学系统设计领域的重大转型。乔纳森就是这场变革的代表者和引领者之一。他提出的教学系统范式转变观点、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理论和相关的研究实践在国际教学系统设计领域享有盛名，被认为是继加涅(Robertm.Gagne)、梅瑞尔(Davidmerrill)之后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第三代领军人物。
1 教学系统设计的新范型――乔纳森的教育技术思想
乔纳森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教学系统设计，但是我们很难仅将他称之为教育技术专家。纵观乔纳森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不难发现他的研究领域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理论探究，也包括技术开发实践；既涉及微观的基础认知活动研究，也涉及宏观的教育变革研究。他自己也认为教育技术、认知科学、学习科学等均属于他的研究领域，哪个领域都不能排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乔纳森的学术思想体系。
(1)有意义学习和问题解决――乔纳森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学习观
在乔纳森诸多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围绕一个潜在的目标――在我力所能及的任何地方尝试去改变学习文化”。作为一位忠实的建构主义者，乔纳森的工作大都是以“有意义学习”和“问题解决”为核心而展开的。
在历史上，由于认识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描述学习的理论有100多种：学习被看作是大脑的生化活动、是相对持久的行为变化、是信息加工、是记忆与回忆；学习是知识建构、是概念的变化、是境脉的变化、是活动、是社会协商、是混沌……乔纳森从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视角对学习认识进行了分类，在总结梳理、列举分析各种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对学习的理解：学习是需要意志的、有意图的、积极的、自觉的、建构的实践，是意图――行动――反思的活动(如图1)。其中，意图是区分人和动物学习的根本，是一个真正的标准，是所有行为主义者都不能解释的问题!通过对日常学习活动和学校学习进行观察分析，乔纳森认为，只有当学习者制定意义时，有意义学习才能发生。有意义学习具有五种属性：有意图的(反思的/自律的)、主动的(操作的/关注的)、建构的(明晰的/反思的)、合作的(会话的/协作的)、真实的(复杂的/境脉的)。这五种属性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见图2)。
乔纳森认为，教育的未来应该将焦点放在有意义的学习上，教育的重要内容是让学生学会怎样推理、决策和解决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复杂问题。“当人们在场景中解决问题时，他们在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因为参与问题解决的学习者往往会以主动的、建构的、合作的、真实的、有意图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为了更有效的促进有意义学习，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问题解决成为乔纳森近些年来研究的核心内容。
乔纳森认为，在日常生活和专业领域中，人们每天都要解决很多问题。而传统的问题解决理论――用一个模型解决所有的问题――很难支持各种类型问题解决。他根据问题的结构性维度，在良构问题到非良构问题的连续统一之间区分了十一种问题类型，依次为逻辑问题、算法问题、故事问题、规则应用问题、决策问题、故障排除问题、诊断解决问题、技巧/策略问题、案例/系统分析问题、设计问题、两难问题、概括等。他认为“如果教学技术专家能阐释清楚每种问题的性质、问题表征、以及在解决各种问题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认知和情感过程，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明确哪些个体差异因素可能与这些过程相互关联，也就可以为支持各种问题类型解决的学习构建教学设计方法”。因而，在对问题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乔纳森还对每种问题的特点和认知活动进行分析、创建心智模型。此外，他还对问题解决的关键认知技能进行了研究，目前，他认为，在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关键的认知技能：类比推理、因果推理以及讨论。
(2)“用技术学习”――乔纳森的技术观
以“媒体人”起家的乔纳森对媒体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也一直从事着与技术相关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从电视、音视
频技术、计算机、多媒体到互联网技术，在多年的媒体技术应用和教学工作实践中，乔纳森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技术观。
在乔纳森看来，技术不仅仅是硬件，还包括促进学习的任何一种方法，以及促使学习者参与所作的设计与环境。源于其拥有认知科学的知识背景，他特别强调支持认知活动的思维技术的研究，尤其是认知工具的研究。他认为“认知工具是指触发学习者思考并辅助特定认知过程的计算机工具。”常用的认知工具有语义组织工具(数据库、语义网络)、动态建模工具(专家系统、概念图、系统建模工具、微世界)、信息解释工具(视觉化工具)、超媒体以及交流对话工具等”。
关于学习与技术的关系，教育技术界的许多学者都做过论述。乔纳森认为，在传统教学中，技术往往被用作是知识传递的工具。人们通过与技术交互，从技术中接受信息并且尝试去理解这些信息。技术作为信息的载体和学生的导师，学习者是“从技术中学习”。这种技术传递教学信息的观念是错误的。技术不应该被用做被动的学习者运输和传递设计者信息的工具，而应该作为学习者学习的工具，让学生参与有意义的学习，即“用技术学习”。因为当学习者作为被动接受存储技术所传递的那些需要处理的信息的“容器”时，他们并没有进行有意义的学习，而当学生把技术作为开发和分享自己的“食物”的工具时，他们在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在问题解决活动中，技术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作为认知工具，帮助学习者表征、建构自己的世界观和理论；技术作为社会中介支持在对话和交流中学习；技术作为学习的伙伴，与学习者一起分担共同的认知任务，支持在反思中学习。此外，技术可以帮助学习者搜索信息，进行信息查询；可以作为知识表征的工具对学习任务和问题空间进行建模；可以作为建模工具和交流工具支持决策。这些对技术的理解为其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的技术设计提供了观念和方向上的指引。
(3)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乔纳森的教学设计思想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是“知识的建构”，学习是“意义的社会协商”，强调学习的真实性、情境性、复杂性。基于此种学习隐喻，乔纳森认为，要促进学习者有意义的学习，特别是有目的的知识建构，应该给学习者创建适当的学习环境，走向建构主义指导下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的主要工作就是设计学习环境，让学习者在真实境脉中进行有意义学习，实现个体和群体知识的建构。1999年乔纳森提出了活动理论作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框架，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对其进行精细化和体系化研究，尤其在技术支持的知识表征、思维技术、认知工具、概念转变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学习环境设计理论体系。
在乔纳森的教学设计观中，学习活动分析是整个教学设计活动的基点，活动理论作为学习活动分析和学习环境设计的基本框架。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模型包括六个要素：(1)问题/项目空间：即选择一个问题做为学习焦点。(2)相关案例：提供相关的案例或工作范例以启动基于案例的推理、提高弹性认知。(3)信息资源：即提供学习者能够及时获得的可供选择的信息。(4)认知工具，促使学习者参与并辅助特定认知过程的计算机工具，包括问题/任务表征工具、知识建模工具、操作支持工具和信息收集工具。(5)对话和协作工具，即提供对话交流工具，支持对话共同体、学习者共同体和知识建构共同体。(6)社会/境脉支持，即为学习环境提供物理的、组织的、社会文化的或境脉的支持。六个要素相互关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问题是整个学习环境设计的焦点和核心，其他五个要素的设计都要围绕着问题进行。
2 学科建设――戴维・乔纳森的教育技术实践
实践是理论研究的源头活水，戴维・乔纳森在教学设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来源于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双向互动。他所做的实践工作绝大多数是关于教学设计方面的。在1990年，建构主义认识论逐渐得到广泛支持，但却很少在学校和课堂中进行实践，因为很难确定支撑建构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了促进学校教学实践的变革，乔纳森在理论上提倡建构主义引导教学系统的变革的同时，还在实践层面不断进行技术设计开发、开展各种实证性研究。诸如研究和设计了多种认知与建模工具以支持学习者的认知建构过程；开展专家系统、案例库、微世界等在教学中具体应用方式的实证研究；设计开发真实、具体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案例等。这些工作使得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模型逐渐精细化、体系化，其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不断得到增强。这些教育实践的实证性研究同时也证实了建构主义信念的有效性，从而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想在学校教育乃至非正式教育中的传播和推广，促进了教学设计领域的实践转型。
此外，乔纳森在教育技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所工作过的大学中，他负责设计和修正了多所学校的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和人才培养计划等项目。并且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了许多课程，开发了相关的课程材料。其中，由乔纳森主编的《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1996年第1版，2004年第2版)“这是第一本系统总结教育技术前人研究的著作，这个领域渴望和等待了许多年”。可以说这是教育技术学领域的一本巨著，成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生和从业者的必读书目。
三、戴维・乔纳森学术思想评介
1 乔纳森学术思想的重构和解读
作为人物思想研究，对其学术生涯以及其理论体系孕育与发展的领域境脉进行考察，进而对其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解读和重构是非常必要的，从中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其思想的内涵。
乔纳森的学术生涯和生活经历非常丰富，跨越了多个学科和专业。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校园兼职“媒体人”的体验让他对媒体技术产生了兴趣，并且确定这就是他所追求的东西。工作后不久他就重返学校，攻读初等教育“教育媒体”专业硕士学位课程，进行教育媒体与技术方面的学习。1976年，他获得了temple大学教育技术和教育心理学专业教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北卡洛琳娜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专修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哲学。在攻读博士期间，乔纳森几乎修完了所能学到的所有学习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技术在知识表征中的作用，并成为他一生的研究主题之一。这些丰富的学习经历与实践工作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宽广而坚实的基础――乔纳森的研究跨越了教育技术、认知科学和学习科学领域，使得他在教学系统转型期间能够成为教育技术领域的领潮者。
20世纪90年代初，学习理论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学习的建构主义观、情境观、社会文化观的兴起引发了教学系统设计领域的转型。乔纳森率先从认识论视角对教学设计范式转变进行了哲学反思，提出了教学设计哲学范式应该从客观主义走向建构主义。他提出应该研究支持建构主义学习观念的教学设计模式。1999年，他提出了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设计框架，并对其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阅读其文章、著作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超文本”、“建构主义”、“有意义学习”、“问题解决”、“心智模型”、“认知工具”、“建模”、“学习环境设计”是其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高频关键词。在分析其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建构主义为乔纳森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认识论和哲学基础。有意义学习、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乔纳森所有工作的目标。问题解决作为最有效的有意义学习方式，是其理论和实践工作的核心。创设基于问题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是实现其教育理想的有效手段。心智模型、认知工具、建模的研究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和建构主义教学实践提供了技术和方法支持。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学习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体能动作用，借助建模和认知工具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通过深度思考，实现概念转变，达到有意义的学习(关系结构图见图3)。
2 乔纳森的学术贡献与启示
乔纳森的研究横跨教育技术、学习科学等几个不同的学科与领域，且在这些学科与领域中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包括教育技术学在内的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给予我们诸多的思考和启发。
(1)乔纳森引领了教学系统设计研究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建构主义思潮、情境认知与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的兴起，学习理论发生了深刻的科学革命。学习领域的深刻变革也促发了教学系统设计领域的巨大转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成为教学系统领域新的研究方向。
1990年，乔纳森率先指出教学系统设计领域要发生一场革命。1991年，乔纳森在《教育技术研究与开发》(etR&D)杂志上发表文章“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我们需要新的范式吗?”，从认识论视角对教学设计范式转变进行了哲学反思，认为教学系统设计哲学范式应该从客观主义走向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应该由教学系统设计转向学习环境设计。“就在那个时期，我们这个领域走向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方向，这对教学技术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分水岭。”1990年代中期，针对梅瑞尔等人提出的应该将教学设计建立在科学基石之上、坚持教学设计专业化发展路线的观点，乔纳森发表了《教学设计理论中的确定性、决定论和可预测性：来自科学的教训》一文，批评了以实证客观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教学设计模型，并对有关学习情境的特定假设提出质疑。乔纳森等人认为教学设计领域应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建议运用解释学、模糊逻辑和混沌理论作为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并依据这些理论的启迪在教学设计层面上做出一些创新性的努力，进一步明确了教学设计的未来走向。近20年来，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站在教育技术峰顶”的乔纳森就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之一。
(2)乔纳森促进了教学设计与学习科学的融合
乔纳森的主要研究领域在教学设计领域，他认为教育技术领域“一直是一个技术驱动的领域而不是学习驱动的领域。……但是，如果我们以分析技术而不是分析学习为出发点，那么我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教学设计的重心应该放在对学习过程的支持上。所以，他不仅在宏观上从哲学、认识论层次论述和引领了教学系统设计的转型，而且，还在微观层次上从学习科学视角对知识建构和心智模型进行了研究，使得建构主义思想得以在教学实践中实现和推广。
学习科学与教学系统设计是两个非常相关的领域，在应用技术促进人的高级学习方面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乔纳森认为“教学设计与学习科学是设计教学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教学系统技术源自行为主义的传统，关注教学传播。其基本假设是：如果你能够更有效的传递教学，那么学生就会学得更多。学习科学更多地关注交互，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非仅仅是呈现知识的解释者。”乔纳森认为“在建构主义方面，我的主要工作是推动了教学系统技术向学习科学的方向发展。”其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设计模型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微观知识建构过程的关注，以及对认知活动进行技术支持。而且，其对认知过程和认知技能的研究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教学设计的研究范畴，而更加趋向于学习科学的研究领域。
(3)乔纳森为教育技术学青年学子树立了榜样
作为教学系统设计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乔纳森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教学系统技术的转型。在文献研读以及与乔纳森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是一位充满激情、充满好奇心的学者，也是一位对目标理想执著追求的“攀登者”。虽然他涉足领域非常广泛，但是多年来一直围绕“问题解决”进行研究和实践。从他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生涯中，我们不难看出，乔纳森之所以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其深厚的多学科背景、宽广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和宽阔而包容的多元化研究路线。他的商务管理学士、基础教育研究的教育学硕士、教育媒体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教育学博士学位，以及和后来从事的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哲学的博士后研究，对于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宽广而坚实的基础。此外，强烈的问题意识、满怀激情的探究问题、对教育技术学学习变革与教学矢志不渝的追求以及开放的心态都是其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所不可或缺的。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与认知科学、学习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我国教育技术学青年学子而言，乔纳森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果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学习和研究实践中，我们应当以更加宽广的学术胸怀、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相关学科学术基础，深入到的学习和教学情境与现场之中，开展教育技术学的学习和研究。唯有如此，教育技术学对人类学习和教育教学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教育技术学的学术地位才能够得到认可，教育技术学应有的学术尊严才能得以维护。
四 结语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7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一方面，尽管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学科研究方向方面的意见，但是在学科研究的内容、方法等方向性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从而在学科研究的主攻方向上还很模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科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学科优势的发挥。另一方面，很多研究还停留在就形势追踪形势，就热点炒作热点的表面层次上，尽管有些研究有相对明确的方向性，也有很高的立意，但是要么随意性大，凝聚力弱，方向性的周期很难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要么持续时间短，变化迅速，属于短期行为。学科研究方向是学科定位的关键性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学科因何而存，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是学科研究方向最根本的问题。在宏观建设层面上，作为一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变化对学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世情、国情和党情，来确定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方向。在微观建设层面上，学科研究内容应侧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变化与发展，深入探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的特色及规律；学科研究方法上应充分发挥现代化和信息化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不断创新，拓展思路，发掘适应学科发展和保持学科方向的研究手段。学科基础理论是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支撑，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向不明以及学科归属不清，其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相对不足。一是理论成果缺乏创新，很少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点和规律出发，真正把本学科作为一门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的学问来研究；二是存在“两大块”现象，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上进行研究的很少，大多数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者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学科发展需要学术队伍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有一流的学术队伍，才会有一流的学科，而在我国，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整体情况而言，学术队伍的培养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与同类学科、学科自身性质所决定的“生命线”的战略地位相比，本学科在学术队伍建设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学科带头人严重缺乏，学术影响力太小。从整体情况来看，作为一门独立性的学科，其影响力还很难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提并论。
二、对策建议
第一，坚持学科发展原则———兼收并蓄与综合创新。学科建设应当集众家之所长，为我所用。从时间角度来看，要古为今用，积极汲取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以完善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从空间角度来看，要洋为中用，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中汲取超空间的精华，为本学科的建设所用；从学科界限来看，要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汲取最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深化本学科的理论研究。在有效汲取各方面成果的同时，要注重学科发展的综合创新，不能一味地奉行“拿来主义”，而应紧密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世情，从本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出发，不断拓展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要理解和研究本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理论相关学科的关系。从学科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法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的内容是密切联系的。毋庸置疑，本学科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原理以及现实发展。然而，从本学科的教育功能和方法来说，学科建设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外化的育人功能以及内化的育人方法这两方面的研究，即从人们思想道德的提高以及综合素质的发展方面深化理论研究；在教育方式和方法方面，加强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理论和精神来正确武装和引导人们，同时实现育人功能和方法研究的有效结合。在本学科建设过程中还要理解和研究本学科的外延问题。事实上，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与本学科不断探索的课题、深入研究的内容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每个领域都存在着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通过科学精神来武装人们以及通过科学理论来正确引导人们的问题。不同领域和群体在育人功能以及育人方法上有着不同的规定，从而形成本学科不同方面和内容的研究。
第二，明确学科研究方向，加强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实现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加强本学科基础理论建设需要明确学科研究方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学科所包含的有着内在本质联系的两个方面，它是一个学科而不是两个学科；在本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研究其教育的内容和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规律；其重要结合点是带有很强政治性的“教育”，区别于一般的教育，它是教育的政治性和政治的教育性的有机统一。因此，作为政治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本学科是一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教育性的学科。夯实学科理论基础还需要我们围绕学科研究方向，构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效凸显政治学与教育学交叉学科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不过，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指导思想，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培养专业人才的目标、意识形态性以及强烈的政治性所决定的。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通过揭示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指导教师以后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有利于农村教师进行自觉反思、不断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农村教师在具体应用教育叙事研究时，需要把握叙事的标准，处理好叙事者与研究者、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三组关系。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1.教育叙事研究的概念
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它的研究主体既可以是教育主体，即叙述者（教师）本人（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人类学），也可以是专门的研究者（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行动学）。一个完整的教育叙事研究应包括：叙述事件——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如解决时的所思所想，何以得到最后解决；反思事件——从整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提炼出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升发事件——从先前的反思中建构新的思想或经验，使主题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普遍化或理论化。
2.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它的兴起受到了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的影响。
现象学强调对事物、事件本身的理解、分析和阐释，强调生活、情景和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回到事实本身、交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提出了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满足于传统教育教学研究中追求事物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以及对概念等的抽象和泛化分析，而是回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去，用交际和对话等直观的方式从整体上去探索教育教学事件本身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一些值得他人借鉴的、应引起注意的东西。
教育科学是人文学科，它的研究不同于自然学科。自然学科需要“定量”，需要说明，一个板一个眼。而教育叙事研究则只能“定性”，需要理解，需要合理的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以研究者的“先见”为基础，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先见”，逃离理论教条的束缚，通过对话确立主体间性关系而趋近合理。主张“理解”的教育叙事研究方式正是受到解释学的影响而由此形成。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深入基层，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和文化的理解。这种“田野式”的研究方式也对教育教学研究产生启发：教育研究者通过对话、交流或倾听，切身体会叙事者的所思所悟，与其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对相关事件的一些质性认识。这样，教育叙事研究应运而生。
二、教育叙事研究对农村教师的意义
1.有利于教学反思从“自发”到“自觉”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事件中，教师们有时对于某些现象，头脑中会出现灵光一闪，似有所悟，产生自发式反馈行为，形成某个经验。有心的教师也许会在事后对其作以梳理，略作记录，做出反思。但大部分教师则会无所理会，任其流走，对这笔宝贵的财富视而不见。美国教育专家波斯纳（G.J.posner）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或者是肤浅的知识，如果一个老师仅仅满足于经验而不是经验的反思，那么即使他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那也只是一年工作的二十次重复。”可以说，反思是教师的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以及教育研究的核心因素。
教师不应该满足于经验，需要对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反思还应该从自发的状态上升为自觉的行为。无论研究者是否为教师本人，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都贯穿了自觉反思：面对众多的教育教学问题或事件，需要反思、“筛选”；对于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反思；教育教学问题解决后的效果如何，得到哪些启示、经验和教训，更需要反思。可见，主动的教育叙事研究促成了教师们从以前自发式的、毫无意义的反馈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化，为教师们进行教育教学的自觉反思提供了契机。
2.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
教育和科研是学校里的两大工作。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教学为科研提供土壤，科研又促进教学的改善和提高。在农村学校，由于经济条件差，设施设备简陋、奇缺，师资不足、水平不高，开展“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教育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农村教师无力、也无能问津，当然，更谈不上通过科研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对于“下里巴人”似的新兴的教育叙事研究，操作简单，不需要资金、设备、设施，只需要一颗滚烫而热情的心，农村教师完全可以为之，而且能有力促进教育教学的改善。这样，以前只有依靠少数教育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才能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行为，现在也能在广大的农村教师群体中开展并应用起来，实现教育科学研究的“平民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蓬勃发展，教育教学效益的不断提高。
3.有利于教师的成长
教育叙事研究对于教师的成长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第一，能促进教师科研意识和素养的形成。教育叙事研究使得“平民化”的农村教师们除了教育教学外，更对地关注了一定教育教学事件后的反思及经验总结，这种习惯的养成必然会促进其形成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为以后从事更高效、更复杂的教育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能促进教师有效处理师生关系和师师关系。教育叙事研究体现了教师对自己和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注，其间，教师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学生的真实情感和复杂状态，于细微处研究学生、了解学生；更多地与学生对话、沟通和交流。从而实现师生双方彼此的更加理解。对于一项教育教学事件的叙述，教师们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大家从各自的视域中走出，互动、交流彼此的心声、理解和感悟，必然会促进教师们的共同成长与合作。第三，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哲学。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通过对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日渐麻木的教育教学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对业已模糊的教育教学理论、理念和概念有了一次更加清晰的再认识、再理解和再诠释，从而根据个人的知识来源和形成，选择与建构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与经验。经常的这种教育叙事研究，必然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教育教学哲学。第四，能促进教师成就感、使命感的形成。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的真实教育教学和生活状况得以深描，生命的激情和感性的灵光再次在研究中被他人或自己重视，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全面释放，教育教学生活里充满更多的机智和幽默，教育教学效果得到提高，成就感的获得，也必然会促进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形成。
三、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的标准。首先，要具有“问题性”。教师生活在学校里，每天都会经历许多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但教育叙事决不是对每件事件的叙述或记录，只有那些让教师或感动、或困惑、或后悔、或兴奋的能引起教师内心萌动的、值得注意的、表现为某种问题的事件，才值得叙述和研究。其次，要具有“情景性”。情节和环境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和条件。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故事也只有在丰富、复杂、变动的环境中考察才有意义。正如杜威所说，“环境不仅表示围绕个体的周围事物，还表示周围事物和个体自己的主动趋势的特殊的连续性。”也只有这样，研究后取得的经验才有其参照性的支撑点。故事情节蕴含着个人丰富的内心体验和细腻的情感变化，有血有肉的情节故事才能打动人、感染人、以情服人，引起听者注意，产生共鸣。最后，要具有“释放性”。对教育、教学、生活事件的叙述要求叙事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思所悟真实的呈现。它不仅是指教师面对自己、同事、研究者要完全甩掉心理包袱，摆脱心理困惑、担忧和顾虑；也是指教师面对传统教育科学研究的那种“自上而下”性和权威压制性要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面解放和心理完全宣泄，表现出巨大的无畏性。
第二，处理好三队关系。首先，叙述者与研究者的关系。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人类学中，叙述者与研究者为同一人。这时，教师不仅要正确发出作为叙述者的声音，也要正确发出作为研究者的声音。同时，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行动学中，教师作为单纯的叙述者，在民主、平等的条件下，发出内心的真实倾诉和释放，应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保护。研究者应既站在事件的外面，也“生活”在里面，这样才能获得叙述者的真正所思所悟，自己也才会有客观的经验所得。确定好了二者的关系，才会有双方合作的起点和平台。其次，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微观叙事”，是对个别对象个别事件进行的研究，注意研究材料的细节性、生活性、情景性和研究层面的深入性，因此，少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概括和泛泛而谈的大道理，呈现出一种特殊性。在研究中，对这种特殊性，不能强调过度，否则教育叙事研究毫无意义。其实教育叙事研究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启发性”和一定环境条件下的“参照性”。人们了解了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后，所产生的那种心领神会，唏唏之叹，那种“曲尽意犹在”、“掩卷思不罢”之感，正是这种“普遍性”。随之，后继者也才会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对其参照和仿效。最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面对众多的事件，叙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筛选”，对其所思所悟也无不流露出叙事者以及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和态度，体现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色。这本无可厚非，但叙事者和研究者也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其主观价值倾向四溢，尽量保持某种客观态度，把握一定的度，坚持“筛选”、“判断”、“反思”的批判性和理性，遵守起码的研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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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研究
作者简介：于欣，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聊城大学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学向各个学科领域的辐射力日益显现。其中，越来越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致力于运用人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批判和建构，由此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研究热潮。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增强其实效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就二十多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研究历程与现状做一简要回顾与评价。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研究的发展历程
追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研究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迄今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研究的萌生期（1988—1994年）
本阶段的研究主要基于对期间非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进一步拨乱反正，在实践经验层面上强调对人本身的尊重和重视。最早明确体现出人学研究取向的学术论文是李禹兴发表于1988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人学”》，文章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研究和正确引导人的需求的学科，是激励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的学科，这是该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最本质的特点。”思想政治工作是人学，其内涵包括要尊重人，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要以情动人。刘锋在《人的主体性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出路》一文中较早论及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的主体性问题，认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其症结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漠视，必须弘扬、尊重人的主体性。林亦平在《人的本质与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较早将对人的本质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指出“准确把握人的属性和本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学基础理论研究应首先解决的问题”。虽然在本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刚刚步入学科初创期，人学取向研究较少，且主要限于经验层面的反思与阐发，但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学性质，及人的主体性、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等重要命题和范畴均已明确提出并予以初步探讨，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取向正在萌生中。
第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研究的探索期（1994—2004年）
在这一时期，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取得新的突破，人学取向的研究也日趋明朗化、自觉化，正式提出并探讨了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林伯海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一文中较早提出应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基础，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张增孝、郭政在《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研究初探》一文中明确主张以人学取向研究作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并将其初步界定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指导下，遵循由心理、思想、伦理、法理以至政理的渐次形成规律，人道地进行富有人情人性意味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此外，大部分学者重点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或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分析视角，反思并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基点、目的、价值、矛盾、方法论等问题，关注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培育和弘扬，“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贯彻等问题。可见，本阶段的研究逐渐拓展至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论域，为人学取向研究热潮的形成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研究的繁盛期（2005—）
在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研究热潮已经形成，相关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明显超过前两阶段。其中代表性论著主要有：王东莉的《德育人文关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万光侠等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耀灿、曹清燕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取向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2期），张耀灿的《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第7期），褚凤英等的《现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兼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范式》（《探索》2006年第3期），曹清燕的《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意蕴》（《求实》2011年第4期）等。研究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诸多层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反思与探求。以张耀灿为代表的学者们进一步将其提升至学科建设的高度，提倡建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分支学科，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整个学科群，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史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等主干学科，逐步推进学科理论体系的创新研究。至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建构正式启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研究的主要论域
综观20多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研究的诸多成果，所涉及的主要论域和代表性观点可概括如下：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篇10
“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但却没有明确的定义，他把“范式”看作是介于科学共同体和外部自然之间的，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独立系统的思想。按照陈向明的解读，“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因此，可以把范式理解为某一领域中研究者所遵守的具有凝聚力和组织力的并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成就的科学研究规则、典型或模型。它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遵守它的研究者；二是一套规则、典范；三是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了这三个构件，便可构成一个范式。
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它的研究范式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
教育研究范式的历史演变
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三种研究方式，即哲学研究范式、定量研究范式、定性研究范式，它们分别对应着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取向，实现着不同的理论建构方式。
（一）哲学研究范式
哲学研究范式是最古老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思考，并着重于依据一定的哲学观勾画教育的理想或应然状态。哲学研究范式对教育的把握，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从某种特定的哲学观点出发，演绎出相应的教育思想；二是从个别的教育问题入手，上溯至某种哲学框架，从而建构教育理念的框架。但无论哪种途径，它们思考的一般都是教育的目的、价值、规范等有终极意义的问题，试图从根本上把握教育的总体画面。
尽管在定量研究盛极一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产生了进步主义教育、要素主义教育等哲学研究范式下的教育理论，但是传统的哲学范式仍有两个极大的缺陷。第一，单一化的终极价值取向。第二，容易流于哲学本身所容易犯的虚玄而脱离教育实际。正是因为哲学范式的自身的这些缺陷，所以，随着自然科学的节节胜利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这一研究范式逐渐为一些人所鄙弃。而以“科学”为承诺的定量研究范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
（二）定量研究范式
定量研究范式亦即实证研究范式，是以教育事实为研究对象，借助数学工具，以求发现教育规律的研究范式。与哲学范式相比，它“不是根据一定的理想和规范去考察教育，而是对教育事实做客观的、无价值的记载、解释，探究各种事实相互间的规律关系”。这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认识背景。
实证研究范式的广泛运用，使教育研究从最初哲学思辨的研究范式中矫枉过正，走到了科学主义的极端。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对教育现象量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有价值的信息，无法透视现象背后蕴含的本质；其次，一味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大量移植，使教育研究丧失了自身的特性；第三，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生搬硬套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它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批判，为克服这些弊端，从定量研究范式向定性研究范式的转换势所必然。
（三）定性研究范式
定性研究范式亦称质的研究范式，是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是从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判中，作为对定量研究范式的纠正而成长起来的，因此，理解定性研究范式离不开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判，所以有学者将定性研究范式统称为人本主义研究范式。胡森认为，教育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至少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德国的文化哲学家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认为“理解”构成了不同于自然科学“解释”的人文科学独特的方法论的核心。第二个来源是胡塞尔的“现象哲学”，不仅把理解当作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存在方式。第三个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认为教育研究不应只注重教育事实的描述、解释、预测与检验，而忽略了对教育事实及其社会条件的批判。
总之，定性研究范式是在批判实证研究范式在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局限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在批判实证研究范式缺陷的同时，却也丢弃了实证研究范式的精华部分，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第一，对“当事人”意义解释的过分注重势必导致相对主义；第二，由于研究者本人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因而，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直接受到研究者个人品质的制约。与实证研究范式的注重事实世界相反，它表达的是对价值世界的关注，但两者都是以事实与价值分离为前提的，因此，对每一种范式的片面推崇都是不足取的。
教育研究范式的整合
针对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加强对各种类型范式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还应在教育研究中体现出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整合。整合，有时也称综合或融合，从深层意义上讲，都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辩证性、综合性等优点。
（一）科学和人文相结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构成了现代教育思想的时代精神，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遵循了一般的“合、分、更高级的合”的规律。因此，在研究中应当体现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价值取向。
第一，要分别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追求自己应有的品质。科学以追求精确性、客观性、逻辑的严密性等为基本特征，其具体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调查法等。教育经验的客观性尽管没有自然事实的客观性强，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量化研究，寻找因果关系。教育过程中的事实层面，如客观物质条件，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只能用教育科学研究来加以认识。人文范式研究主要通过思辨、直觉、体验等方式来追问人生的意义，不断提高人的生命境界，它具有个体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因而人文范式研究应针对教育活动中的价值层面，力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教育事实背后的价值底蕴，从而为实践主体指明行进的方向。
第二，要注重教育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之间的互动和对话，防止将两者对立起来。所谓互动和对话，就是指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时始终要自觉地进行价值上的认识，并以哲学研究成果为指导，使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从对象的确立到结果的分析都奠基于明晰的价值标准之上，这样的科学探讨才是富有成效的。同样，人文研究范式也要密切关注教育科学所提供的事实依据，从事实出发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这样才能不失之武断或流于空想，对意义的追求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
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历史与逻辑相脱离的现象：有的缺乏历史意识，有的一味挖掘教育历史材料，忽视教育历史的逻辑必然性等。教育学研究中把握二者的结合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充分发展的教育现实形态出发。对教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都要从发展着的教育现实形态出发。只有占有了这些充分发展了的具体，才能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把握事物的整体过程，这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要求。
第二，既研究教育现实的逻辑联系，又研究教育现实的形成历史。融同时态和历时态为一体，理论思维的逻辑进程既要展现对象的逻辑制约关系，又要展现对象的形态历史。只有逻辑联系或者只有形成历史，都是不能全面深刻理解事物的。
第三，把握教育这一社会事物整体中的支配关系。要把握教育整体中的支配关系，找到教育整体中的逻辑联系。以此为纲，统摄教育整体中的一切因素，研究由这个支配关系所规定的各种具体从属的东西。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育研究范式要从实践出发，并走向教育实践，这是教育研究范式整合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