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哲学艺术篇1
【关键词】否定的辩证法文化工业现代主义艺术人文关怀
西奥多·阿多诺毕生致力于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与批判。他认为，启蒙以来的工具理性导致现代社会极权主义泛滥，人类社会“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突出表现为现代文化工业全面控制社会，异化了现代人，也异化了现代艺术。为此，阿多诺提出否定性的辩证法，对文化工业进行彻底的批判，并进而探寻现代艺术的出路与人性救赎的可能。本文梳理阿多诺从反思启蒙运动，到社会批判，再到艺术救赎的思路，揭示其美学思想的构建过程，以彰显其思辨特征和批判锋芒，以及内在的人文主义关怀。
一、启蒙的野蛮
阿多诺的哲学开始于他对危机重重的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反思。他推本溯源，追问历史，反思作为现代开端的启蒙运动究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什么。阿多诺指出，这场运动实际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标志着人类告别神话迷信，摆脱封建神权的桎梏，走向了现代科学社会；另一方面，启蒙理性和现代科技结合，产生了工具理性，并使人受制于它。www.133229.Com而且，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对现代社会影响的加深，工具理性逐渐变成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法则，“成为统治理性本身”（horkheimer&adorno：1037），把现代社会置于其完全的控制之下。人变成工具理性的俘虏，其主体性日渐消失，内在的精神性、丰富性也惨遭破坏，逐渐裂化成为“必须把肉体束缚在机械劳动中，而精神被分配在纯粹的娱乐消遣之中的东西”（胡经之：484)。这代表了现代人异化的开始和文化工业的起源。阿多诺反思的结论就是：人类社会自启蒙以来，逐步走进了工具理性的阴霾，并最终“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霍克海默,阿多诺：1）。
与此同时，二战中犹太人的惨痛经历又促使阿多诺反思传统哲学的弊端。他认为西方传统理论是一种追求原本、追求高度“同一性”的哲学，它在现代社会里促进了“总体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了法西斯极权主义对个人生命的漠视和残害。此外，“同一性”的传统理论追求“某种秩序和不变性”（赵勇：79），对既存现实行使着一种肯定性的功能，无力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实际上，工具理性作为一种科学工作方法，其原则是必须把一切研究对象分解到最小的单位以便测量与控制，这在本质上也是轻个体而重总体，追求本原和同一性的。因此，作为工具理性之具体体现的现代文化工业也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它以统一的意识形态整合大众，控制社会，对既存的“野蛮状态”起着肯定和维护的作用。
为此，阿多诺决定建构一种新的哲学、新的辩证法，用批判的理性抗衡工具理性。他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否定性的思想，批判了其哲学思想带有追求“总体性”、“同一性”、肯定性的一面，提出要以“非同一性”为原则打造一种彻底否定的辩证法。“哲学是不可能的，只有永恒的否定才是可能的”（胡经之：485)，只有通过对当代社会连续不断的否定，通过对文化工业彻底的批判，以否定的艺术去否定异化的现实，人类才有可能走出启蒙的野蛮，获得解放。这就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二、文化的蜕变
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独辟一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论述当代文化工业现象。在他看来，文化工业正是工具理性统治现代社会这一事实的集中体现，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阿多诺分析了文化工业如何全面控制社会，以及它给现代人和现代艺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工具理性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工业标准化的生产原则上，即通过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制造出毫无差别，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文化商品供大众消费。阿多诺指出，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执行总裁们达成一致——至少是有同样的决心——决不生产或者批准生产任何有悖于他们制定的行规或者他们的消费者分析报告的产品”（horkheimer&adorno：1038）。因此，尽管表面上看，文化工业产品种类繁多，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情景喜剧、爱情影片、爵士音乐、流行小说、或者美术画展，但实际上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掉进了文化工业“执行总裁们”事先设置好的标准化圈套。正如阿多诺所说，“标准化生产和批量生产正是技术和工具理性在文化工业里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horkheimer&adorno：1037）。然而，工具理性的“成就”远远不止是标准化大生产。实际上，这种文化生产直接导致了大众文化产品本身以及既是其生产者又是其消费者的现代人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或者说“异化”。
首先，文化工业物化了文化产品，特别是艺术产品。在这里，任何文化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或者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出来的，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交换价值。艺术品丧失了它作为一种精神性产品的价值，彻底堕入了商品的世界。在阿多诺看来，故事的情节、音乐的调子、绘画的色彩、表达的主题等等，这些艺术的细节本来应该均是作为“一种自由的表达”，“一种对组织设置的反抗”而存在，但是“强调总体性的文化工业扼杀了这种艺术”（horkheimer&adorno：1039）。文化工业控制下的艺术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利，也就无法再承载人类的精神和理想，失去了作为艺术而存在的合法性。
其次，文化工业在扼杀艺术的同时，还物化了人，这包括艺术创造者和消费者。一方面，在文化工业控制下，“个体受到其务必适应的市场的支配”（阿多诺：353），商品交换原则使得艺术家再也无法自由创作真正的艺术。这体现在独特艺术“风格”的消失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美风格”，即标准的“类型”。阿多诺指出，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从来就不是那些具备所谓“完美风格”的人；“面对生活的混乱和喧嚣”，他们用一种不尽完美但却独特的艺术风格来“坚定自己，并以此表达一种否定的真理”。艺术风格的核心在于其独创性和非相似性，但如今“风格”已经让位于“类型”的创造，它代表着一种相似性、同一性的标准化生产，还有就是“对既存的社会体系的屈从”（horkheimer&adorno：1040-1041）。“风格”的丧失，对阿多诺来说意味着艺术家想象力的枯竭以及批判力的缺失。另一方面，标准化、商业化的艺术使得消费者的审美行为越来越机械，审美趣味也越来越肤浅。更严重的是，文化工业的整合使得人们习惯于顺从大众文化所传达出来的社会意志，逐渐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因此，人们欣然接受大众文化所呈现的幻象，他们陶醉其中从而忘却了历史的痛苦和灾难，现实的荒谬与不幸，还有就是对未来自由与解放的渴望。总而言之，这种艺术“消除了现实中的所有矛盾”，让人“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胡经之：493），这就是文化工业最大的罪行。
艺术丧失精神性，作家独创性和想象力日渐衰竭，艺术欣赏机械化，艺术品味庸俗化——这些对一生钟爱艺术的阿多诺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正因如此，阿多诺毕其一生批判文化工业，控诉它异化现代人、物化现代艺术。正如某论者指出，包括阿多诺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显然存在着一个美学的维度”（赵勇：86）。对阿多诺来说，艺术和文化工业就是两个对举、对立的概念。实际上，阿多诺也就是在艺术与文化工业的二元对立中阐发了他否定性的人文主义美学。
三、艺术的救赎
既然阿多诺的艺术是作为文化工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事物，那么它跟文化工业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在文化工业垄断、控制现代社会的现状之下，艺术又该如何与夹缝中求生存？换言之，何谓真正的艺术？艺术在现代社会里应该以什么形态存在？这是阿多诺美学思想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
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应该体现双重本质：一是自律性，一是社会性。“一方面是，艺术的自为存在，另一方面，是艺术与社会的联系”（阿多诺：388）。这一双重性可以用他在《艺术是否是轻松的？》中关于艺术的轻松性和严肃性二者辩证统一的论述来解释。他指出：一方面，艺术是轻松的，它的快乐轻松来自它的“无目的性”，即艺术自律性，来自“对既存意识形态的变革”，它表达一种“在不自由中追求自由”渴望。同时阿多诺还强调，艺术对“严肃现实”的批判“不是靠内容而是靠（艺术）形式”来实现的（adorno:184）。另一方面，艺术的素材和形式均来自社会现实，必然“和社会现实不可调和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它向我们展现现实与对自由的渴望之间存在的冲突，这体现了艺术的严肃性和真正的社会性。任何真正的艺术必须同时体现这两种本质，因为“艺术总是动态地存在于严肃和轻松之间”（adorno:185）。因此，轻松性和严肃性，或自律性和社会性，这两个本质辨证统一于真正的艺术作品中。基于这一辩证法，阿多诺从捍卫艺术的角度批判文化工业是伪艺术：文化工业的控制强化了艺术的“肯定性”功能，使其无法揭示现实与自由之间的冲突，不具备严肃性和社会性，远离了“真理内容”。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有的只是“嬉笑玩乐”的纯粹娱乐，没有真正的艺术（adorno:186）。此外，阿多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也不是真正的艺术，认为艺术不应该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倘若艺术真有什么社会影响的话，那它并不是通过声嘶力竭的宣讲，而是以微妙曲折的方式改变意识来实现的”（阿多诺：415）。他强调艺术批判现实必须靠变革艺术形式而不是通过直接模仿现实来实现，现实主义艺术的缺陷就在于它未能体现艺术自律的本质。
在阿多诺看来，当代社会只有现代主义艺术体现了自律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因而是真正的艺术。面对荒谬的社会现实，现代艺术以一种“反艺术”，即否定的艺术形式出现。它否定现实，也否定了艺术本身，用变态、异化的艺术来控诉外在社会的变态和异化（阿多诺：64）。现代主义艺术里经常出现畸形的、丑陋的、变态的形象，这是因为今天的“艺术务必利用丑的东西，借以痛斥这个世界”（阿多诺：87）。在这些畸形艺术形象中和支离破碎的艺术世界里，艺术“微妙曲折”地揭示客观世界相应的畸形和支离破碎。阿多诺举例说，卡夫卡“在自己的作品里从不直接谈论垄断资本主义。然而，卡夫卡把矛头指向这个行政管理或受人支配的世界上所存在的糟粕，从而充分揭露出压抑性社会整体的非人性”（阿多诺：394）；毕加索不是通过直接控诉，而是通过不和谐的构图，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疯狂的破碎的世界。在阿多诺看来，卡夫卡和毕加索都用独特的艺术形式来揭示和颠覆既存现实的荒谬，他们的艺术也因此获得了真正的社会性，同时也保留了自而为之的自律空间。
除了盛赞现代主义艺术为当代唯一的真正的艺术，阿多诺还赋予它一项相当神圣的使命——救赎人性！批判与否定社会现实，这是艺术内在具有的功能，它唤醒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对解放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内在地带有革命性。可是当代的问题是，文化工业形形色色的媚俗艺术麻醉了大众的革命意识，整合了作为未来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革命和解放的希望因此越来越渺茫。面对越来越黯淡的革命前景，后期的阿多诺如是说：“在绝望面前，唯一可以尽责履行的哲学是，通过救赎的立场，按照所有事物自我呈现的那个样子去沉思它们。只有通过救赎知识才有照亮世界的光芒，其他任何东西都是重构的东西和纯粹的技能”（引自赵勇：88）。本应“革命的艺术”此时成了“救赎的艺术”。从“革命”到“救赎”，这或许说明阿多诺后期日渐悲观、日趋保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面对绝望阿多诺始终没放弃对同一性社会的批判、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现代艺术出路的关注，还有就是对救赎的渴望。如果说阿多诺的美学由于强调艺术救赎而带上了一种乌托邦或者神学色彩，那么他的美学也因为这种乌托邦或神学色彩而更具人文关怀。
至此，阿多诺完成了其美学思想的构建。我们看到，否定的辩证法的全面展开，使得他的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否定性和思辨的张力；同时，阿多诺探讨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功能时始终保持其批判社会学的视角，关注现代人生存状态和人类社会未来的解放，这又体现了他介入社会的努力以及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在多学科的融合中，阿多诺的美学思想呈现出了多维度的丰富性，刚健硬朗之余又不失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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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文学哲学艺术篇2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来比较，我们不妨说，西方哲学偏于“纯粹理性”，偏重于追求知识；中国哲学偏于“实践理性”，偏重于追求道德。前者多描述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多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和西方哲学相对而言，它并不重视对于客观对象的分析、区分、解释、推理，并不重视对于对象实体及其过程的精确叙述，而是把最高的真理，理解成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始终不曾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不曾脱离伦常情感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感受。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要讲统一、讲秩序、讲仁爱、讲礼让、讲义务、讲亲和、讲道德。而不是象西方哲学那样，更重视讲知识、讲方法、讲逻辑因果规律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哲学较早达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淡薄。东方思想宗教观念的淡薄是哲学史家们常说的问题，其实这种淡薄，不过是用对君主、族长和关系结构(礼)的崇拜和服从，来代替对神的崇拜和服从而已。这种双重结构是一种异化现实，自觉的人必然在其中找不到出路，而体验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许多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上，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谓“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相对立，以薄加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这种欢乐意识是西方哲学觉醒的契机。以此为起点，西方哲学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竞争性道德。我们不妨说它的．基础是“欢乐意识”。产生于欢乐意识的痛苦必然伴随着消沉和颓废，产生于欢乐意识的悲剧必然伴随着恐怖和绝望。这些，正是西方表现痛苦的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总的特点。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文献上追索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易》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惜诵以致愍今，发奋以抒情”的艺术和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所以对于人间的吉凶祸福深思熟虑，而寻找和发现了吉凶祸福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使命感。通过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周人的以“德”(“敬德”、“明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对于外在神祗的恐怖、敬畏与服从，即那种人在原始宗教面前由于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而放弃责任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了：通过对忧思的思考，在图腾文化中出现的“天道”和“天命”观念，都展现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人们所常说的先秦理性精神，不就是这样一种自觉的产物吗？
周人亡殷以后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而是表现出那样一种冷静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人们走向自觉的契机，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前导。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先秦学术能够呈现出如此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概括了诸子兴起的原因。东周列国互相兼并，战争绵延不绝，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富者剧富，贫者赤贫，百姓生死存亡如同草芥蝼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为了寻找这一切忧患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各家各派参照《易经》的启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说是各家互相对立，没有一家不从对方得到好处，虽说是法家“严而少恩”，墨家“俭而难遵”，名家“苛察缴绕”，阴阳家“拘而多畏”，不如道家和儒家那样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说与之竞争，儒家和道家也不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儒家和道家，附带其他诸家和外来的佛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挟泥沙而俱下，成为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而渗透到和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存在着两家共同的影响。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尚礼乐，道家说自然，从同一种忧患意识出发，都无不带着浓厚的伦理感彩，都无不是通过成就某种人格的内省功夫，去寻求克服忧患的道路。两家道路不同，而所归则一。《孟子·告子下》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因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这是儒家的道路。老子《道德经》则主张“贵大患若身”，“处众人之所恶”，这不是退避和忍让，而是顺应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来和忧患作斗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道家的道路。二者殊路而同归。那种单纯强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积极进取、道家消极退避的流行观点，恐怕失之片面，有必要加以补充才是。
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这是儒道两家都有的态度。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起子所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都无非是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而已。“寂今寥今，独立而不改!”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一种自尊自爱的、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都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与忧患作斗争，与命运作斗争，这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思想感情的力量不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外在的、异己的宗教、国家、法律等等，而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内在的人格，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
总之，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建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然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晋人的深入探索和韬厉发扬，它已经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尽管千百年来兴亡相继的、统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熔铸和改造它，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封建体制的压迫，才使它得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吧？
三
古代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上面。在西方，这个彼岸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在中国，这个彼岸是以伦理方式提出来的“先王世界”。前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是知识和信仰。后者由于它的伦理性质又获得了此岸的实践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主要是内省的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救世主之类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庄子的泛神论和孔子的怀疑论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以“敬”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并没有把人导向外在的宗教世界。而这，也就是最高的智慧。从这种智慧产生了人的自尊、自信、自助的责任感，和苟卿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以及它的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之中，也表现在艺术和美学之中。
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又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外在的动力，例如神灵的启示(灵感)，或者外在现象的吸引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映”。
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情是生生不息，万化千变的事实，它呈现出无限的差异和多样性。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道理，它贯穿在一切之中，所谓“道一以贯之”，它呈现出整体的统一。“以理节情”，也就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作为“和谐”的法则，不但是西方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中国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但西方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的和谐，它表示自然界的秩序。中国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伦理的和谐，它表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中西审美意识的这种差别，反映出西方物质文明的务实精神同东方精神文明的务虚精神各有不同的侧重。
若问这个贯通一切的道理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来自此岸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忧患意识的情感是深沉的和迂回的，所以当它表现于艺术时，艺术就显出含蓄、敦厚、温和、“意在言外”，所谓“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这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特色。“以理节情”的美学法则，不过是铸造这种特色的模子而已。它不但是美学的法则，也是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行为法则，所谓“乐通伦理”、乐通“治道”，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中国的悲剧都没有绝望的结局，即使是死了，也还要化作冤魂报仇雪恨，或者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达到亲人团圆的目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正因为如此，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沉的忧郁。这是个人的忧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其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正道直引，竭忠尽智以事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说法，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考证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屈原本人就说道，他之所以写作，是“惜诵以致愍今，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屈原的态度，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的创作态度。我们看古代所有的诗文，有多少不是充满着浩大而又沉重的忧郁与哀伤呢？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例如游子归来的时分，或者爱人相见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捞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或者：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这种调子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普遍的忧患，孕育着无数的诗人。所谓诗人，是那种对忧患意识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紧接着“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后，便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紧接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之后，便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读中国诗、文，听中国词、曲，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体验愁绪。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愁”字。出了门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里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个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以致人们觉得，写诗写词，无非就是写愁。即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继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诗、词的这种调子，以致于它在诗、词中的出现，好象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似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即使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于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不仅音乐、诗歌如此，其它艺术亦如此，甚至最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例外。孙过庭论书，就强调“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这种奔放不羁、仪态万方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杜甫欣赏张旭的书法，就感到“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这不是偶然的。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它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内容上逐渐以画神怪人物为主转向以画山水竹石为主；技法上逐渐由以传移模写为主，转向以抒情写意为主；形式上逐渐由以金碧金彩为主，转向以水墨渲淡为主。这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也不过是“取会之意，”把忧患意识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涛，表现为简淡的墨痕罢了。“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还。”在那种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横卧着我们民族的亘古的苦难。
五
“发愤以抒情”的观点，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论”。
“表现论”是相对于“再现论”而言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再现作为客体的现实对象?还是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感情?主张前者的是再现论，主张后者的是表现论。二者并不互相对立，但各有不同的要求。西方美学侧重前者，它强调模仿和反映现实，中国美学侧重后者，它强调抒情写意。这种不同的侧重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相联系的。
西方美学思想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着眼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理论。这种和谐是一种数学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艺术创作的成功要依靠模仿数学关系”，“艺术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后来的苏格拉底考虑到美与善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除了模仿美的形式以外，还摹仿美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即在模仿论即再现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诗学》。在《诗学》中他提出了三种模仿：按事物已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应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为人们传说的样子模仿它。后来的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还有艺术史家泰纳，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先后都宣称艺术是客观现实的镜子。左拉和巴尔札克则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历史的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他宣称“艺术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范围之内，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而已。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摹仿事物的现实现象的区分而已。为了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体系中产生了“典型论”。“典型论”是更深刻的模仿论，但它并非近人所创，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这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和基调。
与之相比，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诗学》同时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著作《乐记》，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确立了一种与《诗学》完全不同的理论。除了把艺术看作是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外，它还把艺术同道德、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中本是一种固有的联系，《乐记》把它应用于创作，指出“乐者，德之华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样的概括，标志着一条与西方的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乐记》以后的中国美学，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质言之，西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中国美学则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们都以情感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不同。
把艺术看作认识外间世界的手段，自然要求模仿的精确性，反映的可信性，再现的真实性。自然要求对它所再现和反映的事物进行具体的验证。例如西洋画很重视质量感、体积感、空气感、色感和光感等等，那怕是画虚构的事物，想象出来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天使，鲁本斯的魔鬼和精灵)都力求逼真，力求使人感到若有其物。这就需要求助于对透视、色彩、人体结构和比例等等的了解，这些都可借实用科学来验证。透视可以用投彩几何来验证，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和折射反映来验证，人体的结构和比例可以用解剖来验证。验证就是认识必然。画如此，文学、雕刻、电影等等亦如此。
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体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所以它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具体的客观事物相验证，而是强调“以意为主”，即所谓“取会之意。”即使“传移模写”，目的也是为了“达意”。所以也可以“不求形似”。越往后，这一特点越明显。魏晋人“以形写神”的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对象实体不过是情与意的媒介，所以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可以“不求形似”。欧阳修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卿咏物元隐情。”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迥然各异。
在中国美学的词汇中，所谓“创作”，也就是“意匠”的同义词，杜甫诗“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话说尽了创作的甘苦。意匠功夫来自人格的修养，所以做诗、作曲、写字、画画、必须以在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人格修养、一定的精神境界作基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的功夫同样也就是画外的功夫。中国画家论创作，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就因为“意诚不在画也”。既如此，实物的验证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画的价值不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精确逼真地再现了对象，而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
音乐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形式并非来自模仿客观事物，例如模仿小鸟的凋瞅或者溪流的丁咚，而是来自主体精神的表现，来自一种德性化了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它首先不是要求音乐反映的真实、具体、精确、可信，而是要求“德音不理”，“正声感人”，要求“情见而意立，乐终而德尊。”孟子《公孙丑上》云：“闻其乐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篇》云：“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愚、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音乐，不可隐匿。”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这些观点，比西方美学更深刻地触及了艺术的本质。
六
如所周知，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明、清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小说、戏剧作品，但是，这几种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总的来说不曾受到中国艺术的重视。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他没有说错。《汉书·艺文志》早就宣称这类作品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把它黜之于“可观者”诸家之外。唐人以小说戏曲为“法殊鲁礼，亵比各优。”(《通典》)，来人以小说戏曲为：“丧志”、“德政之累”(《漳州府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擅长于模仿、叙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美学的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不是说，古籍中没有关于戏剧和小说的专著。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少室山房笔丛》……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本算得上是美学著作。都无非野史、笔记，资料性、技术性的东西。《焚香记总评》和几本小说集的序言，虽然也发过一点议论，都无非随感、杂说，没有什么系统性、理论性。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小说戏剧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一环。这最弱的一环恰恰是西方美学中最强的一环。因为从模仿论的观点看来，这种叙事的形式正是再现现实的最好形式。
在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事诗，即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它着重描绘事件发展过程，人物状貌动作，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西方的戏剧、小说就是从史诗发展而来。所以西方戏剧小说理论强调的是情节，认为戏剧小说的要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的个性或者思想感情。亚利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规定，史诗必须遵循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一规律，达到“动作
与情节的整一，”他指出这种“动作与情节的整一”是史诗与历史的区别。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在“动作与情节的整一”之上加了诸如“时间与空间的整一”等等，被称为“三一律”，“三一律”一度是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创作公认的原则。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是抒情诗，如《诗经》，它直接表现、或通过自然环境或人物动作的描述间接表现主体的人的心理感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饥寒劳苦(忧患)，以及起于饥寒劳苦的喜、怒、哀、乐、思虑(忧患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它有时也着重叙述人物、环境和事件，如《七月》、《伐檀》等，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环境和事物也仍然不过是表现的媒介而已，它的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节。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即使是《孔雀东南飞》，它的形式、结构也无不从属于情感的旋律。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到“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在徘徊而又徘徊之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苦恼意识，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这个内容不仅决定了它的一唱三叹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它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其他如《木兰诗》等，无不如此。
不论小说戏剧是否确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中国的戏剧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同中国诗的性质相近。《红楼梦》中有一段叙事，脂砚斋评道：“此即‘隔花人远天波近’，知乎?”其实整部《红楼梦》，又何尝不是“隔花人远天涯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典型的剧本故事，但是，你看它一开头：
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金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种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这是诗的手法，而不是戏剧的手法。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袭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连《桃花扇》那样的历史剧也不例外，“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就象是一首长诗。
与表现论相联系的是写意原则。这一点，即使对于小说戏曲来说也不例外。“优孟学孙叔敖抿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东坡续集》卷十二)。苏轼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写意原则在小说、戏剧中的应用。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象诗词中的典故一样，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例如在京戏中，骑马的时候不必有马，马鞭子摇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法验证，也无需验证的。所谓“得鱼而忘签，”“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些中国哲学一再强调的道理，在这里既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西方的戏剧电影，务求使人感到逼真，演戏的骑马就得处处模仿真实的骑马，草原和道路伴随着得得的蹄声在银幕上飞掠过去，这种手法比之于京戏的手法，其差别就象是中医同西医的差别。前者讲虚实、讲阴阳，后者讲血压体温，细菌病毒。后者可以验证，前者不可以验证。不可以验证不等于不科学，有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这就叫：“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七
“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手法的理论。二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发展线索，同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符合。
“不求形似”的“形”，犹言形质、形象、器用。也就是各个具体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或者说之所以被我们感知、认识和利用的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形质、形象、器用都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重要。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以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以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立场。
西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学”的语言，它首先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能尽意而力求名实相应，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摹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以验证性；与之相异，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主要地是人仍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启示性，象征性的，所以常常“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常常强调指出这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这，也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谓“不求形似”的理论来源。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相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反映的精确和描述的具体，是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下学精神相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物物之理而迫索那个总稽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同辩证法相对立，有点虚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恰好是要求从联系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息息相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途径。《易经》讲相反相成，老子亦讲相反相成，我们常说《易》和《老》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又把它们的“形而上”立场同辩证法的立场对立起来，这岂不是很值得商榷的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两个概念，美学上的“不求形似”说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宋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绘画之所以到宋代特别明显地趋向于写意，不是偶然的。“运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言之，故“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所以中国美学不承认有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中国美学从来不讲“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不过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用”，“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造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而且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
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从具体达到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由感性导向理性，把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观点，虽然说得虚玄晦涩，却深刻地触及了审美与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看来，就是要即小见大，以器明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见出一般。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所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表现论。话虽同，含义还是不同的。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人们出于忧患，探索盈虚消息，因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者说出那情而下者，又是以形而下者说出那情而上者，所以既是哲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象形文字的形声和会意，也包含着许多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当然，卦、爻和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正如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过程的缩影，在这个雏形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艺术由之而生成的要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是生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实同而异名”，把道与德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也就是“文以明德”，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德性化的人格，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一宇篇》云：“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主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骨干子。实际上，它也是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骨干子。从往后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强调表现人格、愈来愈强调“以意为主”，愈来愈把表现在艺术中的喜怒哀乐，同一定伦理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哲学的影响。
与中国哲学相一致，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着眼点在德不在形，在意不在象。“乐者，所以象德者也，”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画者，从于心者也，”所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一逻辑，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自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于是乎有德，有德便有象。由于“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在艺术中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倾向于不求形似了。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象，即形象，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片断，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留影。所以“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墁之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唯不可以作画，也“不可以与谈六经”。
这样的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先，艺术家和美学家们还兼顾到形似。在讲表现的同时也讲再现，例如《乐记》在讲表情的同时也讲“象成”。顾恺之在讲传神的同时也讲“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是越往后，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一发展道路，是同艺术通向德性化人格的道路相一致的。
八
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它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要表现德性化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诚实。这个要求，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庄子·渔父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不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个儒、道两家一致的意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践意义。忧患意识是对德与福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浩篇》)，“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引起好的社会效果。说假话的作品尽管一时好听，从长远来说则是有害于社会和国家的。李《潜书》云：“善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英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预言者，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他们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未尝不喋喋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苟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像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文如此，绘画、音乐等等亦如此。“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
贤、愚、不肖……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乐亦如其人，这是中国美学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的着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反映客观现象，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因为说真话，所以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时代，表现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面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说假话，治世之音怨，乱世之音安，那就不真实，不能表现时代思潮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真诚的，所以从你的作品，不仅可以见出时代，也可以见出你自己的人格，如果你说假话，也可以见出你虚伪的、或者阿谀取宠的人格，“不可隐匿”。“予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其文捷。江聪，诡人也，其文虚。“(王通《中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也表示出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又可以纳入道与德的范畴。所以大至国家的道德(政治)，小至个人的道德(人品)，都无不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起到不同的社会效果，而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这个尺度，不仅是美的尺度，也是善的尺度。所以艺术作品，在中国美学看来，是真(真诚)、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人格的统一。艺术不仅表现这统一，也通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导向这统一。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从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可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当然，中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偏离这个传统的倾向，如辞、赋骈文的纤巧，齐、梁宫体的浮艳，“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完全颠倒了文与质的关系。但是这种倾向出现以后，立刻就受到中国美学的批评。当时的刘勰、钟嵘、斐子野、苏绰、李谔……以及后来唐代古文运动诸大家，都曾在批评这种倾向的同时，重申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铅熏所以饰容，而盼情生放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放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诵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思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泳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勿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裂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这一段话，在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的本质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是诗人，“为文而造情”者，辞人而已。按照刘朋的语义，诗人和“辞人”的区别，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区别，也就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后世论画者，多指出金碧重彩画是“功倍愈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持的理由，基本上与刘勰相同。
“为情而造文”的所谓“情”，也不是任何一种“情”，而是在“以礼节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受“礼”所调节的“情”。即符合仁义道德的“情”。这一点在批评齐梁风气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中说·王道篇》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亦大矣哉!”“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盖亦亡国之音乎?”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杨、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只是一技，君子不为也。”韩愈《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答李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己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以书以术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以礼以术其义；本之春秋以术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友；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我们看，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有：“起八代之衰”的力量，还不是由于它的根子是扎在中国哲学的深处的吗?
古文运动给了虚伪浮夸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以有力的冲击，但是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风，直到宋明以后才真正廓清。“真诚”问题作为一个艺术的本质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正如“不求形似”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方法提出来，都是宋、明以后的事。最明确地突出这于点的是李贽。李贽认为：“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理于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形式美的要求，之所以“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假”。他写道：“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焚书》)他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上接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说，下通袁宏道的“率性”说和龚自珍的“童心”观，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九
“临邛道土宏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艺术家不是方土巫师，没有摧眠术，但他确实“能以精试致魂魄。”精诚，是一种能摇撼别人灵魂的力量。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被西方美学普遍理解为“形象感染力”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无非是一种贯注着精诚的意志的形象。意志由于贯注着精诚，所以才能够在形象上表现出坚忍和顽强。
《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上》：“士何事?孟子曰：尚志。”《礼记·学记篇》：“官先事，士先志。”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最重视的就是“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志于道而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中国哲学所祟尚的道与德，其支柱就是志。
所以志是一种动态的精神力量。其强度愈大，则人格愈高。“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吕坤《应务》)。所以有志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上的这个“志”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艺术上的“力”的概念。
那种《易》所借以“观我生进退”的力，在艺术中表现出来时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构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各种力的不同形式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若无“志”的充实，便不会形成一个方向性结构。如果是画的话，线条就会在纸上轻飘飘地、无目的地滑过去，而不会“力透纸背”，或者“如锥划沙”。情意力的基质是画的“骨”。没有力也就是没有骨。荆浩《笔法记》云：“生死刚正谓之骨”。画家们所谓笔法，其实也就是骨法。所以思想感情不同，笔情墨趣也就不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旧乎用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修养，技术修养基于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必须“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然后“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没有这种画外功夫，画是不会有力的。中国书法家画家论字画，常说“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少说“美”或者“不美”，这种用词上的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吕凤子先生说：
“根据我的经验，凡属表示愉情的线条，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其迹是燥、涩、浓、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尖角的。凡属表示不愉情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出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风趋电疾’，如‘兔起鹘落’，纵横挥所，锋芒毕露，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不过，这种抒写激烈情绪的线条，在过去的名迹中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过去的作者虽喜讲气势，但总要保持传统的雍穆作风和宽宏气度。所以状如‘剑拔弩张’的线条且常被一些士大夫画家所深恶痛绝，而外紊内劲的所谓‘纯棉裹铁’或‘绵里针’的圆线条，就从最初模仿刀画起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主要线条了。”(《中图画法研究》)
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艺术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也说明了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
其实，中国美学对中国画的这种传统要求，也是中国美学对诗、文、书法等等的通同要求。书法固然是反对“剑拔弩张”了，诗、词也反对“剑拔弩张”。所谓“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淫”，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也就是诗、文领域中的“纯棉裹铁”和“棉里针”吗?!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作品。所以，虽然象《胡笳十八拍》或《窦娥冤》那样呼天抢地的作品也能感人至深，却很少有人那么写。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刘琨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想我们不妨拈出这后一句，来形容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特点。如果说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精神。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慢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进步含意应该是很清楚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在异化现实中追求自由解放的力量，是起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的力量。所以它是入世的力量而不是出世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而不是退避的力量。但它又以出世和退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棉裹铁”的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志”的力量，“骨”的力量，是在强大的持久的压力下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骨也就是所谓的“傲骨”，这种封建社会的“傲骨”是中国艺术的主干。例如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却是梅、兰、菊、竹，这是因为它们有“傲骨”的缘故。“菊残犹有傲霜枝”，“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些题材，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十
当然，一切艺术都表现力量，西方艺术也表现力量。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拿敦煌采塑和一些西方雕刻比较一下，这一差别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着外间世界的忧患苦难，二者都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前者的反抗通过实践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后者的反抗通过求生本能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肉体的力量。一如西方雕期中的人物各有个性，敦煌采塑中的人物亦各有个性。阿难是朴实直率的；迦叶是饱经风霜的；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双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过去，历尽万苦干辛，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缩，也没有哀伤。既不横眉怒目，咬牙切齿，也不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不，他们没有被苦难征服，而是迎着苦难平静地走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巨大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他以单纯的姿势侧卧着，脸容安静、和平而又慈祥，“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好象是在对弟子们说：“如来正在消逝，去宣扬佛法吧。”这个人没有被死亡所征服，而是平静地迎着死亡走去，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死亡。死亡的主题，被表现为一曲生命的凯歌，它像壮严徐缓的进行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同西方雕塑的力量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你看西方同样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例如《拉奥孔》，米开朗其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其主题莫不是在强壮肉体的剧烈挣扎中展开的：雄厚宽阔的胸脯中骚动着恐怖，郁结着生活的渴望。大块大块隆起而纠结的肌肉中凝聚着生命力，而脸孔上绝望的表情却呈现出一种无声的哀号。在这些里面我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我们的灵魂。它是对死的抗议，是对于外在的忧患的外向的抗议。这种抗议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它同东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迥然异趣。
不管论质、论量，前者都不亚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强，虽然它是通过一些体质文弱、动作安祥、姿势单纯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纯，棉裹铁”。它的这种神秘的表现性很能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你看那些修长而又柔和的衣褶，它们互相跟随，时而遇合，时而分离，徐缓伸展又蓦然缩转，轻悠下降又徒然上升，交织、纠缠而又分开，飞向四面八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象是一首无声的乐曲，它有着管弦乐的音色，但不软弱。有着进行曲的旋律，但不狂放。它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重的肉体解放。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深沉而又冷静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形式之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正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民族特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吗?如果说精神文明的话，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特征，不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最集中的反映吗?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象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一种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价值定向不知不觉构成了该民族、该社会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不同标志，而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为该民族、该社会的进步规定了自己的方式，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不仅在活动形态上，而且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参差不齐。有差异才有竞争，有比较才有选择，然后人类才有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一个民族独特的文明，不但是属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属于全人类，是指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独特性正因为它是民族的，所以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认为，如果比较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同西方艺术、西方美学的异同，并不一定非要分一个什么高低优劣。这其间不存在什么高低优劣。正因为存在着差异，人和艺术才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艺术作为艺术，它的价值也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西方艺术的特点，也正如中国艺术的特点，同时也就是它们各自的优点。如果一种特点得不到发展，它就会消失而不成其为特点。没有特点的艺术是什么艺术呢?!
文学哲学艺术篇3
【论文关键词】泰纳；艺术哲学；文学思想
在文学批评的领域里。法国批评家希波里特·泰纳(nipplmadolphetable，1828—1893)以其大名鼎鼎的文学演变受制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理论而闻名于世。他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且不说l9世纪后期的许多批评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一理论，就是在当今我国的很多文学读物和教科书里，依然可见泰纳那种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影子。虽然泰纳的这种从外部进行文学研究的理论的弊端早已为西方的学者所批判，但是它毕竟是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先声，因此时至今日仍不乏其追随者。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泰纳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均有造诣，仅就文学批评的领域而言，除了“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泰纳关于文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其中很多不常被人论及。这些论述散见于他的《拉封丹及其寓言》(e．，m／SUar脚deLaFonm／ne1854)、《英国文学史》(H／sto／rede／af妇盘鹏ang／a／se，l一4vol1864一l869)、《艺术哲学》(p^del’art1865—1869)等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里。其中，《艺术哲学》一书虽不是专论文学的理论著作，但是它将文学置于“艺术”的总体范围之下，并从这个角度对文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样的一些讨论，对于说明泰纳的文学思想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仅就《艺术哲学》一书，谈谈较为显著的几个问题。
一、文学艺术耍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
泰纳抓住了艺术要表现事物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对艺术的本质进行了讨论。既然是一部“艺术哲学”，必然要从艺术的总体概念出发，去探讨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进而去说明各个艺术形式。泰纳从对艺术作品的定义这一角度去考察艺术的本质，并对艺术形式做了分类。他认为，一切“艺术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现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经过有计划的改变的。在诗歌、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这五大艺术形式中，泰纳将前三者界定为“模仿的”艺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总体”与实物相符；后两者界定为非模仿的艺术，他们表现的是“各个部分”间的数学关系。泰纳强调“模仿的”艺术，并非照搬现实，而是要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的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模仿。他认为一切上乘的艺术品都不拘囿于现实，因为现实不能充分表现特征，必须由艺术家来补足。相反，艺术家如果缺少这种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特征的天赋，也就与临摹的工匠毫无二致了。因此对现实进行一定的夸张和歪曲，以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在艺术作品，特别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是十分必要的。泰纳这里所谈的“诗歌”即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关于文学究竟是“模仿的艺术”还是“表现的艺术”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能简单而论，但是泰纳提出模仿并非照搬现实，至少肯定了文学作品中那些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因素。当然，泰纳所举的文学方面的例子都紧紧围绕他的“艺术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这一论点，并没有深入到文学的虚构性问题，可是这种讨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说明“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不同奠定了基础。而反对艺术创作单纯地摹仿自然，要求艺术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这也正是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历史角度看待文学问题
在《艺术哲学》中，关于艺术以及文学诸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放在历史的具体角度进行分析和考察的。泰纳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认识论问题另当别论)体现于……泰纳的历史观念，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角度与他的“时代”这一术语相类似，也正是其历史观念的体现。简单地讲，这种历史眼光就是：认为文学作品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也由于经历了历史的积淀才得以确定和趋于合理，因此只有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批评，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对文学问题得出比较科学、公允的结论。正是对泰纳关于艺术作品的产生、评判以及作用等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文学观上所反映的历史意识。
艺术品的产生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这是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着重论述的一个问题。而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自然也是如此。泰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笔力去说明意大利画派和尼德兰画派，古希腊雕塑等艺术形式是如何在他们那独特的“气候”下产生的。这“气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历史环境。
从分析绘画艺术的产生人手，泰纳总结了艺术的产生规律，继而将这一规律推广到各个艺术形式中去。因此对艺术的产生问题的讨论，同时就包括了对文学作品如何产生的认识。泰纳认为，艺术品的产生及其作用都与历史的具体形势密切相关。泰纳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uJ他认为，首先有一个“总体形势”，其次是总体形势产生的特殊倾向于特殊才能；然后这些才能与倾向造就一个中心人物；最后，声音、形式、色彩或语言这些艺术材料，把中心人物变成形象，或对中心人物的倾向与才能进行肯定。
关于“总体形势”，泰纳描述为：在古希腊是好战与畜养奴隶的自由城邦；在中世纪是蛮族的入侵，政治上的压迫，封建主的劫掠，狂热的基督教信仰；在l7世纪是宫廷生活；在l9世纪是工业发达，学术昌明的民主制度……而“特殊倾向”和“特殊才能”则表现为爱好体育或耽予梦想，粗暴或温和，战争的本能，说话的口才，追求享受等错综复杂的倾向，具体来说：在希腊是肉体的完美与机能的平衡，不曾受到太多的脑力活动或太多的体力活动扰乱；在中世纪是幻想过于活跃，漫无节制，感觉像女性一般敏锐；在17世纪是专讲上流人士的礼法和贵族社会的尊严；到近代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满足的苦闷。
所谓的中心人物，就是表现了“特殊才能”或“特殊倾向”的典型人物：这个人物在希腊是血统优良、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青年；在中世纪是出神人定的僧侣和多情的骑士；在l7世纪是修养完美的侍臣；在我们的时代是不知厌足和忧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维特。按照泰纳给艺术的分类，艺术作品或是表现中心人物或是诉之于中心人物。而文学和雕塑艺术一样，被他划分为模仿的艺术，它们表现中心人物。他认为，古代雕像中的《梅莱阿格尔》和《尼奥勃及其子女》和拉辛悲剧中的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一样，都是表现中心人物的。同样，文学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一样，其产生受特定历史条件影响。因为从泰纳对予“总体形势”、“特殊倾向”和“才能”，以及“中心人物”这些术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无非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也不同。而按照他的推论，正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才产生了表现不同的典型形象的文学作品。
从艺术品的产生来看，文学作品的出现受到了历史环境、特定社会风貌的影响，同样，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看，关于文学作品的合理评价也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而文学批评也应回到历史中去，参考特定的历史背景，从而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个合理的理解和评判。泰纳在谈到如何形成对艺术品的公允判断时谈到：先是与艺术家同时的人联合起来予以评价，这个意见就很有分量，因为有多少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参与；每个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别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补足；许多成见在互相冲突之下获得平衡；这种连续而相互的补充逐渐使最后的意见更接近事实。然后，开始另一个时代，带来新的思想感情；之后再来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彻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证实，便是有力的证实。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法庭丽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致。也就是说，在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价值判断是一个趋于真理的结论，正如我们“今日每个人都承认，有些诗人如但丁与莎士比亚，有些作曲家如莫扎尔德与贝多芬，在他们的艺术中占着最高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结论正是在数百年来众多意见和判断的不断修正、不断积累中所产生的。因而也是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那么当代的批评家又如何去考察判断一件艺术品呢，泰纳认为，艺术品产生于历史环境之下，因此批评家对待历史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受他判断的人设身处地，深入到他们的本能与习惯中去，使自己和他们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思想，体会他们的心境，又细致又具体地设想他们的环境；凡是加在他们天生的性格之上，决定他们的行动，指导他们生活的形势与印象，都应当加以考察。这样一件工作使我们和艺术家观点相同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又因为这工作是用许多分析做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学活动一样可以复按，可以进行改进。根据这个方法，我们才能赞成或不赞成某个艺术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责某一部分和称赞另一部分，规定各种价值，指出进步或偏向，认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
虽然这种历史主义的口吻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但是毕竟道出了批评工作的_丌一分真意。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的：“实际上，我们是从自己认识中的一个部分建立一个更高标准出发去批评自己认识的另一部分”。从当代的批评视角出发，回到历史中去体察作品的原生态，继而在一个动态的价值尺度中综合考察和重新认识作品本身，这正是泰纳在19世纪对批评工作所作的概括，也是与韦勒克等人所倡导的“透视主义”(pempcctmsm)相类似的地方。
不仅文学的产生和文学批评受制于历史环境，泰纳认为，文学的作用也体现在对于时代精神与风俗的反映上。而对于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得越充分、越生动、越深刻，作品所占的地位就越高，泰纳将这样的作品称为“历史的摘要”。他认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补足历史研究的文献缺漏，可以提供各个时代的思想感情、重大事件和民族特性。，虽然我们不能同意将文学作品当成历史研究中的文献资料，但是，承认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世纪的掠影，它更具代表性地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认为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历史环境，则是不无道理的见解。既然越是伟大的文学越是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本质特征无疑是历史性地存在的，因此艺术所表现的真理也必然是历史的真理。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泰纳的历史主义眼光的确渗透在文学研究的每个基本层面，无论是文学的产生、评价，还是对于其作用概括和价值的判断，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未免极端，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很多合理成分的，这些观点也的确道出了文学的特点，为我们更好地研究文学本身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三、价值强调对历史相对主义的克服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泰纳的历史主义贯穿于《艺术哲学》，也渗透在他的文学观念之中。然而历史主义很容易导致彻底的相对主义，但是在《艺术哲学》中，泰纳却避免了相对主义的错误。他并没有过分注重作品的历史价值而忽视其艺术价值，相反，他致力于对文学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界定，强调即便是同一时期的相同题材的作品，由于艺术家运用了不同的手法，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使艺术品分出高低等级。他将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规定为，对于“显著特征”的表现，以及对特征的效果集中程度的表达。“显著特征”分为“重要的特征”和“有益的特征”。“重要特征”主要指更接近事物本质的特征，泰纳认为，文学价值的每一等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作品的精彩程度则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而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个民族、种族的主要特征。“有益的特征”则与人的道德等级相关，泰纳认为，文学价值的每一等级都相当于道德价值的等级。因此，作品所表现的道德等级越高则其艺术成就越大。但是泰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将作品中人物的道德等级等同于作品的道德等级，这种逻辑上的谬误不仅在例证上损害了他理论的合理性，更成为其理论的一大硬伤。当然，作品具有显著特征也并不一定就会成为伟大的作品，还要看如何去表现这些特征，这就涉及到效果的集中程度的问题。要达到作品效果的集中，泰纳认为要做到三个方面：在塑造人物性格时要表现他的“精神地层”，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典型与集中；构思情节要与人物的性格相符，要能够表现人物；最后，作品的风格要与人物性格以及情节相配合，做到人物、情节、风格的统一。虽然泰纳的论述并不算深入，所持观点也并不新颖，但是却体现了他对艺术的自身规律及其价值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_izeJi~Y他理论上单一的历史标准，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弊端。
四、文学艺术研究中的“科学”方法
文学哲学艺术篇4
关键词：数码艺术哲学；信息时代；艺术世界
数码艺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之前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不同时代中，其存在的含义也有所不同。追溯起来，外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到前2世纪，这个时候人们已经联系哲学、艺术和数码一起思考，我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老子崇尚两极相通，从这个理念入手对音像编码展开思考，这些均体现了道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无法形成专门的学科。现在的数码艺术哲学诞生于数码艺术理论兴起的时期，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数码艺术哲学和数码艺术理论实质上是相同的。本文具体分析了数码艺术哲学的视角以及建设。
一、数码艺术哲学视角
1、艺术世界通过数码编程得以创造
艺术的具体形态取决于时代所有的工具，最早为人体，这也是为什最早的艺术是跳舞绘画和唱歌等，后来随着工具的增加，艺术的形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更加丰富。数码艺术因为将计算机当作的创造的工具，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这种艺术形态不仅可以将其他形态艺术进行模拟，还可以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概念艺术进行展现。数码艺术可以随意的对现实世界进行模仿，但是又不会完全受到现实世界的束缚，它利用计算机程序来生产艺术，不同于传统创造艺术的流程现代的艺术家可以自己当程序员利用计算机加工自己头脑中的艺术构思，使其称为一个个艺术作品。
2、艺术视界利用非物质的数码文本进行展示
艺术得以表现主要是利用材料具有的特点，就如颜料帮助绘画，声音帮助唱歌，文字帮助文学一样。传统艺术属于物质性艺术，但是数码艺术属于非物质性艺术，它借助的材料主要是计算机的信息和数据，虽然计算机内的数据知识由多个数字组成，但是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将其转变为物质性的东西，比如利用打印机可以将计算机内创造好的艺术作品打印出来。
3、艺术视界通过互联的数码媒体进行扩展
在没有信息网络之前，艺术的传播形式主要有印刷、书面、口语、实物等，这些形式如果想要实现远程化交流，就必须依靠交通系统，局限性较大[1]。数码艺术哲学通过借助计算机，利用网络实现信息的传输和接受，不需要现实的交通工具进行传送，打破了限制。不过，它也有它的限制，如果需要相互传送的两台计算机网络不同，也无法完成传输。互联网是数码艺术的独特媒体工具，通过互联网通信的方便捷特点的发挥，将所有分散的艺术作品连接起来，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一个艺术宝库。
4、艺术世界通过数码文化完成建设
文化是艺术存在的根本，人文主义是传统艺术最有力的指引，不太信任科学主义，虽然传统艺术也存在计算成分，但是并不突出。而当前的数码艺术密切联系着科技，由此对计算机可计算性的文化价值特别重视。大部分数码艺术家认为可计算性就是可以利用计算机来完成艺术的操作，实现艺术作品的特性。实质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两种指导文化建设的死刑，也是数码艺术两大不同派别。数码文化以计算机为存在的依据，称为了艺术视界突出的建设者，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导致信息战争和版权侵夺事件的发生。
二、建设数码艺术哲学
有学者定义了艺术哲学，认为它是用来研究艺术性质的学科，紧密联系着美学。根据该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数码艺术哲学是用来研究数码艺术性质的，也可以说数码艺术哲学是在数码时代应用艺术哲学，针对数码艺术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利用数码艺术来表现哲学的相关理念等等。虽然对数码艺术哲学的定义有多种，但是在建设数码哲学艺术过程中，要以实践为根本原则，针对理论，借助当前各类思潮来推进数码艺术哲学的建设。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数码艺术中新鲜经验的吸收
有学者认为美学是设计和评论的哲学，而数码艺术之所以新颖，主要是由于其充分利用了计算机中的算法作为创作的理念，美学的存在奠定了设计和评论算法评论和阐释对象的基础。当前，国内外已经出版了专门研究数码艺术的著作，比如马立新著作的《数字艺术哲学》、科格本发表的《视频游戏哲学》等。
2、建设不能局限于数码艺术具体实践的眼界
数码艺术哲学看待数码艺术强调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几个方面入手。从认识论方面来看，强调数码艺术把握世界要通过仿真来完成；从方法论方面来看，计算机是制成数码艺术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从本体论方面来看，数码艺术是一种艺术形态，主要以计算和编码为存在的基础[2]。在研究和建设数码艺术哲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以上几点。
三、结束语
数码哲学、数码艺术以及传统哲学是数码艺术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数码艺术哲学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建设，必须吸取传统哲学中的积极成分，抛却其中的落后成分，以传统哲学作为基础进行反思，实现数码艺术哲学的升华和发展。艺术与各个学科都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数码艺术哲学必须创造出一种融合文化、科技和艺术的新方法，实现数码艺术哲学的长远发展。
作者:刘明单位:黄淮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文学哲学艺术篇5
当代美国文化艺术哲学理论的转向对中国文化艺术界甚至世界文化艺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浅析当代美国艺术哲学的理论价值对我国的艺术哲学产生的影响，有利于我们理解我国的艺术哲学。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我国的大众审美在总体上有了向后现代主义倾斜的趋势。当今社会的非主流审美盛行，选秀节目的大行其道，整容之风愈演愈烈，人们已经将审美的眼光从高雅艺术的阳春白雪投射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国人常说的雅俗共赏，似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但是在这看似平静的融合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背后，也存在了些许问题。我国本土的艺术哲学理论发展还不够完善，如何在学习当代艺术哲学先进理论的同时，更好地借鉴其中的有利因素为我国的艺术理论建设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美国的社会文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内部孕育出来的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代美国艺术哲学试图打破传统主义所设定的审美秩序与传统，对传统艺术评价标准提出质疑，瓦解了传统艺术审美的思维定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借鉴意义。
首先，构建了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新艺术形式的出现使得艺术哲学理论在每一次的自我否定与历史否定之间寻找一种相对的平衡，新艺术理论的形成在定义艺术已有形式的同时也为艺术形式的发展打开新的思路。其次，拓宽了社会文化研究的视野。哈贝马斯曾经说过：“18世纪以降……科学话语，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依次被体制化了。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和文化的职业相对应，其中专家们所关心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这种专业化地对待文化传统彰显出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每一个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它们分别呈现为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艺术哲学理论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促进了艺术领域中艺术评论家、文化商人等一大批与之相应的专业人士的出现。为整个艺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的同时也拓宽了社会文化研究的视野。第三，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传统艺术的创作具有一整套相对固定的方式，当代艺术尤其是后现代艺术追求的是对传统语言、意义、道德等桎梏自由思想因素的扬弃，表现了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苏珊·朗格以符号论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创新性地发展了自己的艺术符号哲学，阿恩海姆的研究也结合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独辟其境，使当代艺术哲学的发展更加多样化。阿瑟·丹托及乔治·迪基的研究抛开传统审美的限制，回归艺术哲学本身，使美学让位于艺术，为当代艺术哲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都是对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第四，当代艺术哲学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对艺术与生活模糊界限的划分。当代艺术呈现出生活之美，艺术与生活的融合，因而造成了艺术与日常用品的界限模糊。当代主义艺术哲学理论在生活与艺术之间树立了一个尺度。使艺术既不会与生活相对立也不会在融合中迷失自我。第五，促进了对艺术、文化及社会关系的综合性研究。当代美国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艺术哲学理论的变化。无论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研究亦或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理论研究都是立足于社会的时代背景，结合当时的文化及社会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阿瑟·丹托和乔治·迪基，他们都试图通过研究在艺术定义与社会认可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当代艺术哲学中权力话语的消失，使人们的标准概念呈现多样化评价态势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当代美国艺术哲学理论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其理论价值对我国来说无疑是十分巨大的。进入本世纪，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新的发展样式，但是其中不乏一些为了获得利益、知名度等哗众取宠、恶意炒作甚至十分变态的艺术行为。在当代国内艺术哲学理论不甚发达的今天，这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国内部分文艺理论家认为这是当代艺术审美的迷失，并呼吁重建当代中国艺术的审美标准。在这一时期，我们研究当代美国的艺术哲学理论无疑会对我国当代的艺术理论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艺术来源于生活”，与艺术世界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持续性、重复性的，遵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首先会确定一种一般的标准或规范，对试图打破常规者进行思想或行动上的约束或规范。但是艺术创作必须抛开常规，脱离功利的目的才能触及心灵。同时，当代社会对艺术作品的阐释虽然没有了所谓的权力话语，但是就我国实际审美过程中的具体
情况而言，大众审美的相对素质发展不均衡，所谓专业人士的言论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文学哲学艺术篇6
本文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文艺美学”概念理解较为模糊的现状,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及建设“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现实意义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自我之见。笔者认为当前提出和建设“文艺美学”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即有利于美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有利于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开展对话;有利于从平等的语境中,开展国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文艺美学;学科定位;反思
“文艺美学”这个概念,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由胡经之先生等提出之后,已经日益为学界所接受。但是,到底什么是文艺美学?它与哲学美学亦即一般所说的美学、艺术学有什么区别?它的提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不少同志、包括我自己心目中还都比较模糊。现在我把对几个问题所作的一些初步的思考在这里谈一谈,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以我之见,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美学是自18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顿提出“aesthetic”(原意是“感性学”,后王国维根据日人中江兆民的日译而中译为“美学”)之后,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发展起来、分化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思辨哲学,它们研究美学的动机和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满足它们的哲学旨趣,具体地说,是为了建构它们哲学体系的需要,使它们的哲学体系得以完整。如鲍姆加顿,他根据莱布尼兹的知识可分为“明晰的知识”和“朦胧的知识”的观点,认为以往哲学重在研究“明晰的知识”而忽视“朦胧的知识”,这样的哲学是不完整的,他提出“感性学”就是为了建立一门与“朦胧的知识”相对应的哲学的分支学科。又如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分别研究了“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之后,感到两者的鸿沟难以填平,因而撰写《判断力批判》,把审美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中间桥梁。再如黑格尔,他把世界看做是“理念”的发展和回归的过程,“理念”的发展可以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阶段,“绝对精神”的最高形式是哲学、次高形式是宗教,那么最低的形式是什么呢?按他的看法就应该是艺术。这样,“绝对理念”的发展行程也就环环紧扣而没有空隙和脱节的地方了。这些事例都足以表明,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不仅美学的性质是属于哲学学科的,而且它的方法也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即演绎的、思辨的、自上而下的,按照培根的说法,是一种“蜘蛛织网”式的方法。
这种从哲学的角度对于美的问题所做的哲学思考自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规定美和审美活动的性质,为我们研究和探讨实际的美学问题包括艺术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但是,不论这种哲学思考的意义多么重要,它与审美活动的实际,包括艺术创造、艺术欣赏等毕竟是有距离的。而我国学界提出“文艺美学”这个概念的目的和意义,在我看来就是要求我们把对美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活动实际经验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使哲学美学更能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根据文艺美学的对象和内容的这一性质和特点,在研究的方法上我认为也相应的应有所变化,应把原来纯属于演绎的、思辨的、自上而下的、“蜘蛛织网”式的方法转而向归纳的、经验的、自下而上的和“蜜蜂采蜜”式的方法开放。
按照这一认识,我认为文艺美学应该是介于美学与艺术理论之间的一门学科,是哲学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它与美学的具体关系是:一方面,美学研究的结论和成果为文艺美学具体研究、阐释和总结文艺实践的经验提供理论的前提,即思想的依据和评判的标准,并使艺术实践的经验经由这些理论前提的整合而更能向规律性的高度提升;而另一方面,具体的艺术实践经验又可以为美学在对美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提供感性材料,并使得这种哲学思考由于有了艺术实践经验的基础获得更为丰富、具体的内容,而不致偏于抽象的论证。当然,这只是我们在理论上对文艺美学学科所作的一种定位,在实际上有时也确实很难加以严格区分的。
一
正如一切理论的概括总是相对落后于经验的描述一样,“文艺美学”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这样。尽管这个概念的提出还不到20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文艺美学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来贬低乃至否定“文艺美学”这个概念提出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为我们确立了明确的研究对象,标志着这门学科的研究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这就是一切学科都只有当研究对象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
我说“文艺美学”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这至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把美界定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灵的外化。这表明心灵性的内容乃是美的一个本质的,所以按照这一规定,自然美也就被排除在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外了。因而他的美学实际上是艺术哲学,或者说是“美的艺术哲学”。稍后,谢林就索性以“艺术哲学”来为美学命名,并由此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开创了与典型形态的“哲学美学”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不同的美学研究的新派系。这一派系和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上世纪中叶先后被介绍到我国的前苏联美学家的一些论著,如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撰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陆梅林等译、三联书店出版),德米特里耶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概论》(杨成寅译,朝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实际上都不是纯粹的“哲学美学”而是“文艺美学”,是前苏联美学家在探讨哲学美学与艺术实践经验的具体结合所作出的一种努力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具体表现在美学研究的对象上,他们较为一致地界定为:美学的对象是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特别是他的高级形态艺术活动,明确地表明了它的重点应落实在艺术上面。从对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在美学著作中所探讨的大概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艺术的审美特性,艺术形象,艺术发生发展的规律,艺术的阶级性、艺术风格与流派,艺术家等等。对于这些美学著作,我们在承认它们在促进美学与艺术实践结合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同时,也感到似乎不够“美学”,即有点像艺术理论。之所以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充分吸取哲学美学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观察、分析艺术现象的理论前提。所以在致思的方式上似乎完全停留于总结艺术经验而不能同时兼顾到对艺术经验的反思。因为经验的普遍性未必都能说明规律的必然性,只有经过批判性的反思活动,我们才有可能既不脱离经验又实现对经验的超越,才有可能向着更高的认识境界和思想境界提升。
反思是哲学的特性,“文艺美学”之所以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而不是一般的艺术理论。我觉得就在于它在吸取归纳、经验、自下而上、“蜜蜂采蜜”式的方法的时候,并不抛弃美学自哲学的娘胎里所带来的这一反思特性。对于这个问题,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前苏联美学家如卡冈、斯托洛维奇等人的著作中,似乎才开始有所注意。前苏联美学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于我们“文艺美学”的研究和建设是值得借鉴的。所以,要建立我国“文艺美学”研究的思路和模式,我认为当我们的思维在克服传统美学研究中的纯思辨的推演的方法而转向对艺术实践的总结的时候,就不能完全排除和抛弃“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所应该具有的反思的特性,惟其这样,我们才能使“文艺美学”保持美学应必具的哲学韵味,而不至于完全等同于艺术理论。在这方面,黑格尔的《美学》倒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他在谈论艺术美、艺术类型和艺术门类时,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在把反思前提与艺术现象、历史和传统结合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但由于他的思辨的习惯,使得在他那里一切经验的东西都迁就于思辨,无视历史事实存在的客观性,把历史当作逻辑所把玩的东西而完全服从于逻辑的虚构,因而引申出许多有悖于客观事实的主观武断的结论来。因此,要使逻辑的与历史的获得有机的统一,就需要我们把归纳的与演绎的、经验的与思辨的、自下而上的与自上而下的、“蜜峰采蜜”式的与“蜘蛛织网”式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文艺美学”研究的方法才能臻于完善,我们“文艺美学”的研究才能走上真正科学的轨道。二
根据以上对“文艺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我们今天提出和建设“文艺美学”的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谈到的,是有利于美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克服传统的“哲学美学”那种纯思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找到了美学与实际结合的中介环节。而且,对于美学自身来说,也可以扩大它的视野与领域,使它经由“文艺美学”这一中介,从艺术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增强美学自身的生命活力,更有利于美学自身的发展。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这里就不详说了。
文学哲学艺术篇7
阿瑟・C・丹托（arthurC.Danto）无疑是当代艺术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彼得・基维将迄今为止的美学区分为刺猬美学和狐狸美学。所谓刺猬美学就是宏大叙事美学，力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凭借这种理论来解释所有的艺术问题。所谓狐狸美学就是微观叙事美学，目的不是建构理论，而是解决问题，尤其强调逐个地、深入地解决问题。尽管对于这两种美学理论，基维没有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是从他宣称丹托是最后一位刺猬美学家来看，新时代的美学已经不再是无所不包却浅尝辄止的刺猬美学，而是专门而深入的狐狸美学。[1]不管基维对于丹托的评价是否公允，但是丹托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美学界公认的。那么，丹托代表的美学时代意味着一种怎样的美学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丹托没有明确的回答，也许原因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文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对丹托美学的特征作一次宏观的把握。当然，对于这种宏观把握可能具有的简单化风险，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让我们从丹托自己的宏观把握入手吧。由于丹托是从哲学领域进入艺术领域，他喜欢通过与哲学的类比来澄清艺术的发展脉络。迄今为止，哲学已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有三种不同的哲学形态。我们可以将康德之前的哲学称之为古代哲学，其中包括中世纪哲学，将康德之后的哲学称之为现代哲学，将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哲学称之为当代哲学。古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宇宙论或本体论，力图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认识论，力图回答人究竟能够认识什么。当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语言哲学，力图通过语言的澄清来回答或者避免哲学问题。由此可见，哲学领域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认识论转向，一次是语言学转向。哲学领域发生哲学转向的原因，都是为了祛除蒙蔽，探求真理。之所以有认识论转向，原因是我们在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人究竟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如果不澄清人的认识能力，就有可能发生僭越，去独断人不可能认识的事物，比如世界的本质。在康德看来，古代哲学中充满了这种独断。康德哲学的目的，就是澄清人的认识能力，对于不同的事物采用不同的对待方式。对于那些超越的事物，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无法认识它们，只能将它们归入信仰的领域。到了20世纪，哲学领域中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们发现，人的认识能力受到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语言的逻辑决定世界的可能，澄清了语言的逻辑，也就认清了全部世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就宣称完成了这个任务，全部哲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哲学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关于哲学发展的这种宏大叙事，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丹托对此并没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是直接采用这种通行的说法。丹托的目的，不是去研究或回顾哲学的发展历程，而是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寻找一种平行关系。仿照哲学发展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将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在古典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再现论或者模仿说，艺术的目的就是再现外部世界。古典艺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类似。到了现代艺术阶段，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占据上风，艺术的目的是探测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内心情感，创造自律的形式或者有意味的形式。现代艺术对内在世界的表现，与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对人的内在能力的认识类似。现代艺术与现代哲学一样，由客观世界转向了主体性。丹托敏锐地发现艺术领域中的格林伯格与哲学领域中的康德之间的类似性，换句话说，艺术领域中的格林伯格就是哲学领域中的康德。尽管将20世纪的格林伯格与18世纪的康德类比，冒着弄错时代的风险，但是格林伯格的确从康德那里获得了辩护现代艺术的思想武器，对此格林伯格本人毫不隐瞒。现在的问题是，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相应的艺术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观念艺术。当代艺术中的观念转向，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类似。[2]就像哲学发展到语言哲学阶段有可能终结哲学一样，艺术发展到观念艺术阶段有可能终结艺术。尽管这两种形式的终结非常不同，但是就像维特根斯坦当年宣称弄清了所有哲学问题而不再研究哲学一样，丹托也宣布艺术终结了，从而有了著名的“艺术终结论”。我这里不想去讨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而是希望沿着丹托发现的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做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在发展丹托的平行关系之前，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丹托所发现的这种平行关系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其中有许多不平行的地方。比如，哲学领域中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对自明的基础的探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尽管哲学领域中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出现了三种形态的哲学，但是哲学的目标始终未变，那就是获得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只是人的认识能力决定了他对世界的认识，而人使用的语言又决定了人的认识能力，哲学领域才有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每次转向，都是为了获得更加自明的基础，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前一种形态的哲学的目标。艺术领域中的转向，就没有这种严格逻辑关系。艺术转向表现或形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再现世界；观念转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体性或者创造有意味的形式。艺术由再现向表现再向观念发展，哲学则由本体向认识再向语言发展，同样是转向，哲学领域中的连续大于断裂，艺术领域中的断裂大于连续。对于哲学发展与艺术发展的平行关系中的众多不平行特征，丹托并没有深究，我在这里也不打算深究。我在这里想要做的，是发展丹托发现的平行关系，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发展到包括美学或者艺术哲学在内。尽管丹托不主张将美学与艺术哲学等同起来，认为将艺术与美区别开来是20世纪艺术哲学的一大贡献，但是我们还是依照惯例或者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忽略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前文引用基维的观点时，美学可能替换为艺术哲学。现在的问题展到艺术哲学之中？换句话说，将艺术哲学与哲学和艺术并列起来讨论是合法的吗？难道艺术哲学不是哲学的一部分吗？难道艺术哲学的发展变化，不是受到哲学在总体上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吗？诚然，艺术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哲流的变化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将美学或艺术哲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更容易看到它的特征和发展脉络，因此我在这里想提一个丹托未曾提出的问题：艺术哲学与艺术和哲学之间存在平行关系吗？如果哲学、艺术、艺术哲学之间存在平行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哲学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根据丹托发现的那种平行关系，古典艺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古代哲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艺术哲学的目的是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认识。作为认识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艺术哲学，与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密不可分。古代中西美学中的大量评点，就属于这种形态的艺术哲学或美学。现代艺术对主体和形式的探索，与现代哲学转向对内在认识能力的研究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艺术哲学开始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成为自律的艺术哲学，我们在黑格尔那里可以看到这种艺术哲学的典范。基维所说的刺猬美学，就是这种包罗万象、自成体系的艺术哲学。在基维看来，这种形态的艺术哲学业已终结，丹托是最后一位刺猬美学家。现在的问题是，与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相应的艺术哲学是，能否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平行关系扩具有怎样的特征？根据丹托，当代艺术哲学是觉解型的，即通过觉解让寻常物获得新意义，从而变容为艺术品。众所周知，丹托全部艺术哲学旨在解决的问题是：两个几乎完全一样的事物，为什么一个是艺术品，另一个则不是？丹托认为，其中的关键是理论解释在其中起了作用。有了理论解释的寻常物，就嬗变成了艺术品。没有理论解释的寻常物，就依然保持为寻常物。为此丹托引用了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说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3]“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之间只有觉解或顿悟上的区别，在丹托看来，觉解引起的区别不仅是当代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当代艺术的特征。由此，丹托仿照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当代艺术终结到了哲学之中。我认为，丹托用觉解引起的变容来概括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都有失偏颇。语言转向之后的当代哲学的特征，与其说是觉解，不如说是分析。当代艺术之所以还保持在艺术领域，就说明它并不仅是觉解，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并不就是哲学。不过，这并不是说我要否认丹托所发现的觉解的重要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说用觉解来概括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的特征都会有失偏颇，那么用它来概括当代艺术哲学就刚好合适。其实，丹托当作当代艺术和当代哲学特征的觉解，只是当代艺术哲学的特征。艺术并没有终结，也没有为哲学所取代，只不过是艺术哲学加入艺术的创作之中，它们一道完成了寻常物的嬗变。[4]到这里为止，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平行关系，即艺术哲学与艺术和哲学的平行关系：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或本体论对应于古典艺术中的再现论，再对应于古代艺术哲学或美学中评点；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对应于现代艺术中的表现论和形式论，再对应于现代艺术哲学中的体系；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分析对应于当代艺术中的观念创造，再对应于当代艺术哲学中的觉解变容。注释：[1]基维的有关论述，见peterKivy，“Foreward，”innolCarroll，Beyondaesthe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p.ix.[2]丹托的有关论述，见arthurDanto，aftertheendofart：Contemporaryartandthepaleof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p.4-6.[3]arthurDanto，“theartworld，”theJournalofphilosophy，Volume61，issue19（1964），p.579.[4]参见丹托：《寻常物的嬗变》，陈岸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文学哲学艺术篇8
关键词：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
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渐凸显，尤其是近几年来，北方的赫哲族作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得到了普遍重视和关注。这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审美艺术和风俗习惯的优良结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保持和承袭了其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
1赫哲族的基本概述
赫哲族位于乌苏里江、松花江和黑龙江三江流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少数民族。很多研究性文章指出，赫哲族这一古老文明最早甚至能够追溯到六七千年之前密山新开流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三江平原与赫哲族的古老文化息息相关，《吉林通志》中有记载，先秦时代，赫哲族被称为“肃慎”，到了汉魏时代，改名为“揖娄”，南北朝时期又改名为“勿吉”，隋唐时代的赫哲族又被称为“靺鞨”。“靺鞨”一共分为七个部落，有两个最大的部落，黑北部在今天黑龙江和松花江合流之处，粟末部指的就是今天的松花江流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凌纯声写的一本描述赫哲族内容的书，里面有所记载，赫哲族最原始的祖先是隋唐时代黑水流域的靺鞨。
2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形成的原因
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总结起来主要是图腾和自然崇拜两个因素，以下对其进行简单分析。
2.1图腾崇拜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因此，面对大自然，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超自然的能力，并寄希望于此。赫哲族人长期受到这种思想观念的统治，对世界的认识用图腾来反映，从而形成了原始的世界观。设计中的审美文化由此逐渐形成，如雕刻、绘画服饰的设计等，都会对图腾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映。对于原始中的美术象征符号，赫哲族民间的美术中对其造型方法有所沿袭。这些符号的来源也是对图腾的崇拜。在赫哲族阿梁村的岩石上有一副非常古老的岩画，这幅岩画中画有太阳火光及蛇形，人们称之为太阳蛇图腾，这幅岩画深刻反映了赫哲族对图腾的崇拜和敬畏。同时，这幅岩画也是赫哲族最具代表性的图案之一。
2.2自然崇拜的影响
所谓“自然崇拜”，是指将自然力和自然物视为伟大能力、意志和具有生命力的对象并加以崇拜和敬畏，同时它也是最为原始的宗教形式。赫哲族的自然崇拜，就是认为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神灵。在古代，赫哲族人结婚时所穿的长袍上是氏族树图案。所谓“氏族树”，是一种创造并繁衍生命的神树，是自然崇拜并且是生命力的象征。结婚长袍上的氏族树有所模拟和简化，而这种装饰图案的简化模拟风格恰好与赫哲人的风格相适应。图案上的树叶以漩涡形向中间聚拢，在树间分布着各种动物图案作装饰。这些动物有椭圆形的身体，方形或者是菱形的头，其腿的末端尖削弯曲。在这棵树下有一头鹿，鹿的蹄子很小，鹿角自然弯曲，鹿腿细长。整幅图的装饰性很强，造型生动活泼。在赫哲族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中都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对赫哲族的民间美术造型艺术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因此，赫哲族的民间美术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产物。对于赫哲人来说，自然是神与人相互交融的世界，他们强调以人为本，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在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的支撑之下，赫哲族的美术造型艺术强调“主观唯我”的观念，从而形成了意象造型的借物寄情、审美体系以及求情真而不求形真的造型准则。
3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发展和创新策略
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它的发展和创新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为了该文化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党和政府、高校等各部门和单位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3.1充分认识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对赫哲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影响
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对赫哲族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这个民族发展历程的重要体现，对民族生息繁衍和文化发展有促进作用。当前，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来说，赫哲族的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化遗产。国务院在2005年颁发过《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里面“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明确提出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16字方针。赫哲族文化中的桦树皮画、鱼皮画是第一批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加以保护的。
3.2突破本族人才培养局限，开拓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创作队伍
赫哲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其中独特的文化遗产需要世代传承才能一辈辈地保留下来。但是少数民族毕竟人数较少，其民族文化很容易在传承的过程中中断。因此，只有打破本族人才培养的局限，开拓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创作队伍才能保证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发展和创新。第一，将对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有所了解和具有艺术天赋的本族人组织起来，并开展进一步的选拔工作，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鼓励本土族人积极参与到这个队伍中，而且还要不断吸纳外族人才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在相互切磋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改进，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支持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的发展，掌握该族的美术风格和文化风俗。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许多汉族的艺术家也参与到赫哲族美术创作中来，并在推动其不断走向世界方面贡献各自的力量。第二，定向学院设立相关课程，报考条件也要有所限制。可以招收对赫哲族民间美术艺术有所了解的学生进入学校进行相关专业的学习。高校是艺术传承的圣地，高校的教学和师资优势能为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传承培养人才。首先，要对那些致力于研究民间艺术的学生加以重视，将报考的条件放宽一些，尽量吸纳艺术人才。鼓励赫哲族民间美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回乡从事创作工作或者任教，将这一艺术继续传承下去。最后，院校的相关专业也要定期邀请民间的艺术人才和创作者到学校来深造和进修，不断提高他们的美术造型艺术水准。第三，不断扩大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影响力。一是将赫哲族的民间美术造型艺术与各种艺术进行交流，促进其不断发展。当前，我国仍然非常缺乏赫哲族民间美术作品展览，应该按时举行画展来展现赫哲族美术的魅力，并设定各种奖项来鼓励画家不断创作，拿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二是少数民族的旅游业发展前途无量，民族文化可以借助这股东风提高影响力，利用印制明信片、宣传标语等方式，逐渐提升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外界更加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创新美术样式，将其变成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本土人民的自觉传承和国家、当地政府的保护，以及民间艺术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等的共同努力下，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得以重新焕发生机。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正逐步走向市场并摆脱传统的农业和渔猎经济。这一文化过去辉煌无比，相信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它的未来将同样灿烂辉煌。
参考文献：
［1］于佳佳.赫哲鱼皮剪纸艺术的民俗文化意味与现代艺术演变［J］.艺术评论，2016（02）.
文学哲学艺术篇9
关键词：赫哲族；民g美术；造型艺术
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渐凸显，尤其是近几年来，北方的赫哲族作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得到了普遍重视和关注。这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审美艺术和风俗习惯的优良结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保持和承袭了其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
1赫哲族的基本概述
赫哲族位于乌苏里江、松花江和黑龙江三江流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少数民族。很多研究性文章指出，赫哲族这一古老文明最早甚至能够追溯到六七千年之前密山新开流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三江平原与赫哲族的古老文化息息相关，《吉林通志》中有记载，先秦时代，赫哲族被称为“肃慎”，到了汉魏时代，改名为“揖娄”，南北朝时期又改名为“勿吉”，隋唐时代的赫哲族又被称为“H”。“H”一共分为七个部落，有两个最大的部落，黑北部在今天黑龙江和松花江合流之处，粟末部指的就是今天的松花江流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凌纯声写的一本描述赫哲族内容的书，里面有所记载，赫哲族最原始的祖先是隋唐时代黑水流域的H。
2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形成的原因
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总结起来主要是图腾和自然崇拜两个因素，以下对其进行简单分析。
2.1图腾崇拜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因此，面对大自然，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超自然的能力，并寄希望于此。赫哲族人长期受到这种思想观念的统治，对世界的认识用图腾来反映，从而形成了原始的世界观。设计中的审美文化由此逐渐形成，如雕刻、绘画服饰的设计等，都会对图腾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映。对于原始中的美术象征符号，赫哲族民间的美术中对其造型方法有所沿袭。这些符号的来源也是对图腾的崇拜。在赫哲族阿梁村的岩石上有一副非常古老的岩画，这幅岩画中画有太阳火光及蛇形，人们称之为太阳蛇图腾，这幅岩画深刻反映了赫哲族对图腾的崇拜和敬畏。同时，这幅岩画也是赫哲族最具代表性的图案之一。
2.2自然崇拜的影响
所谓“自然崇拜”，是指将自然力和自然物视为伟大能力、意志和具有生命力的对象并加以崇拜和敬畏，同时它也是最为原始的宗教形式。赫哲族的自然崇拜，就是认为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神灵。在古代，赫哲族人结婚时所穿的长袍上是氏族树图案。所谓“氏族树”，是一种创造并繁衍生命的神树，是自然崇拜并且是生命力的象征。结婚长袍上的氏族树有所模拟和简化，而这种装饰图案的简化模拟风格恰好与赫哲人的风格相适应。图案上的树叶以漩涡形向中间聚拢，在树间分布着各种动物图案作装饰。这些动物有椭圆形的身体，方形或者是菱形的头，其腿的末端尖削弯曲。在这棵树下有一头鹿，鹿的蹄子很小，鹿角自然弯曲，鹿腿细长。整幅图的装饰性很强，造型生动活泼。
在赫哲族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中都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对赫哲族的民间美术造型艺术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因此，赫哲族的民间美术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产物。对于赫哲人来说，自然是神与人相互交融的世界，他们强调以人为本，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在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的支撑之下，赫哲族的美术造型艺术强调“主观唯我”的观念，从而形成了意象造型的借物寄情、审美体系以及求情真而不求形真的造型准则。
3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发展和创新策略
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它的发展和创新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为了该文化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党和政府、高校等各部门和单位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3.1充分认识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对赫哲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影响
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对赫哲族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这个民族发展历程的重要体现，对民族生息繁衍和文化发展有促进作用。当前，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来说，赫哲族的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化遗产。国务院在2005年颁发过《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里面“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明确提出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16字方针。赫哲族文化中的桦树皮画、鱼皮画是第一批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加以保护的。
3.2突破本族人才培养局限，开拓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创作队伍
赫哲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其中独特的文化遗产需要世代传承才能一辈辈地保留下来。但是少数民族毕竟人数较少，其民族文化很容易在传承的过程中中断。因此，只有打破本族人才培养的局限，开拓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创作队伍才能保证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第一，将对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有所了解和具有艺术天赋的本族人组织起来，并开展进一步的选拔工作，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鼓励本土族人积极参与到这个队伍中，而且还要不断吸纳外族人才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在相互切磋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改进，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支持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的发展，掌握该族的美术风格和文化风俗。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许多汉族的艺术家也参与到赫哲族美术创作中来，并在推动其不断走向世界方面贡献各自的力量。
第二，定向学院设立相关课程，报考条件也要有所限制。可以招收对赫哲族民间美术艺术有所了解的学生进入学校进行相关专业的学习。高校是艺术传承的圣地，高校的教学和师资优势能为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传承培养人才。首先，要对那些致力于研究民间艺术的学生加以重视，将报考的条件放宽一些，尽量吸纳艺术人才。鼓励赫哲族民间美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回乡从事创作工作或者任教，将这一艺术继续传承下去。最后，院校的相关专业也要定期邀请民间的艺术人才和创作者到学校来深造和进修，不断提高他们的美术造型艺术水准。
第三，不断扩大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影响力。一是将赫哲族的民间美术造型艺术与各种艺术进行交流，促进其不断发展。当前，我国仍然非常缺乏赫哲族民间美术作品展览，应该按时举行画展来展现赫哲族美术的魅力，并设定各种奖项来鼓励画家不断创作，拿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二是少数民族的旅游业发展前途无量，民族文化可以借助这股东风提高影响力，利用印制明信片、宣传标语等方式，逐渐提升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外界更加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创新美术样式，将其变成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在本土人民的自觉传承和国家、当地政府的保护，以及民间艺术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等的共同努力下，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得以重新焕发生机。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赫哲族民间美术造型艺术正逐步走向市场并摆脱传统的农业和渔猎经济。这一文化过去辉煌无比，相信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它的未来将同样灿烂辉煌。
参考文献：
文学哲学艺术篇10
晚近法国最引人关注的学者莫过于阿兰?巴迪欧这位思想激进的哲学家、美学家、政治思想家。而西方学界现在也对巴迪欧开始进行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巴迪欧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不仅激越，但这种激烈主张的背后更是巴迪欧思想的深刻性和视野的广阔性。因此，巴迪欧才能在他大量扎实的学术思考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回柏拉图”回归真理的口号，才能提出非美学这一颠覆性的美学思想。
在本文之前，已有学者毕日生名为《诗与哲学之争的“非美学”构想———阿兰?巴迪欧文艺思想初探》的学术文章发表。该文介绍了巴迪欧的非美学文艺思想。但遗憾的是，该文在某些对巴迪欧美学思想的理解上是有偏颇的。首先，该文在起点上就把诗与哲学理解为斗争的关系:“关于诗与哲学的千年之争，国外有许多研究成果。”［1］也即是说，艺术和哲学是两个独立甚至对立的门类。从柏拉图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到，柏拉图一直尊崇哲学而贬抑艺术。如果将艺术单独进行思考，柏拉图更欣赏体现真理的艺术而排斥和真理无关的艺术。但是在巴迪欧的著作《HanDBooKSoFinaeStHetiC》中，巴迪欧却并非这样论述。巴迪欧认为:“philoso-phymightwellbethewithdrawnbandimpenetrableFa-ther－artisthesufferingSonwhosavesanddeems．”［2］3因而这样一个比喻揭示了美学和哲学的内在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一样，更像是具有和谐补充的父子关系。哲学是将艺术包含于其中。在巴迪欧看来哲学的孤独、沉默、费解使我们普通人无法理解真理，发现真理只是哲学家的工作目标。而如何拯救哲学，让真理为普通人所接受就是艺术的责任，艺术同样也能直观地反映真理，哲学和艺术反映真理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路径而已，目标都是一致的。因此，在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中艺术是内化于哲学的。非美学就是一种艺术哲学。但艺术不是直接指向真理，哲学是直接思考真理。艺术必须以艺术形象这种间接的方式反映真理。由此，我们必须考察巴迪欧是怎样思考艺术和真理的关系。巴迪欧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分为三类，他分别命名为启蒙性关系、浪漫性关系、古典性关系。在启蒙性关系中，真理和艺术的联系是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和出于监督艺术的目的，并把艺术看做是外在于真理，或者可以这样理解艺术是将真理施加给人类，这种施加使真理就像知识一样被教给人类。浪漫性关系是把艺术看做是反对真理的教育功能，艺术是真理的肉身因而具有无限性和可能性。而古典性关系使艺术获得了形式，并有了客观形态，有净化治疗的作用。艺术属于伦理的道德的。可以这样说，巴迪欧把艺术看做是爱好，而哲学就是爱好的法则和标准。巴迪欧从而将艺术定义为其从属于对真理的哲学监督。艺术的标准是教育的。教育的标准是哲学的。在教育层面，艺术被监督的公共效果所控制，效果被外在的真理所规范。艺术是间接从属于真理被真理所规范。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艺术和真理以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产生联系。启蒙性关系是艺术也是真理的教育内容，这是一种尼采式的强力意志的内容。浪漫性关系认为艺术就是真理，两者都是内容。古典性关系则将艺术作为真理的形式。巴迪欧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当论和思想现实作为对应，并力图指导实践。他认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真理和艺术启蒙性关系的表征，精神分析理论是艺术和真理古典性关系的表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及解释学理论是真理和艺术浪漫性关系的表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而艺术有其物质形态，一切艺术都以艺术品的物质形态存在，不存在非物质的艺术，因此艺术是唯物的。而艺术是物质与思想的辩证统一的。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唯物辩证法就是真理，也即是纯粹哲学的基本核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物辩证法就决定艺术的内容。唯物辩证法不仅是哲学，也是一种知识。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我们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是掌握了更科学更准确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我们必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就将真理直观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样，我们也必须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艺术。因此只要艺术的物质形态决定着艺术思想，艺术思想是体现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艺术就阐明了真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学者周宪曾经谈到海德格尔的美学，认为:“在海德格尔的美学中，艺术是自行置入真理的话语，海德格尔通过分析，解释了像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是如何通过诗的世界的营造来召唤真理的。”［3］286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把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作为真理的表达，艺术和真理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就是存在即真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艺术和真理的统一程度或者是同一性甚至超过巴迪欧。因而巴迪欧反思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艺术和真理的同一性，将其转化为艺术和真理的同一可能性，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艺术所体现的真理是哲学真理的具体化，艺术真理是哲学真理的所属，但这种可能性仍然将真理和艺术视为等同的。精神分析的重要学者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将艺术看做是欲望的客体。艺术是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真理则是欲望的法则。这里的欲望就是爱好，是中性的，真理也就是爱好的法则。艺术是爱好的对象。这样真理就成了艺术的法则和标准。
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他的《西方美学史》谈到柏拉图的理式观:“真正的诗人可以见到最高的真理，而这最高的真理就是也就是美。”［4］3柏拉图的理式观就认为艺术是反映美的。但现在这三种联系，也即启蒙的、浪漫的、古典的联系，在当代艺术处于断裂状态，于是艺术和哲学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的原因被巴迪欧归结为当代先锋艺术终结艺术的欲望。当代先锋艺术不再有对真理的信仰，反而表现出某种人类内心的空虚、绝望和虚无。当代先锋艺术的异化和非权威特征否定了这三种联系的普遍性，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不再关注信仰、真理，理想国永恒地失落了。实际上，先锋艺术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巴迪欧指出先锋艺术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来反对柏拉图的古典主义。不管我们能不能够用先锋艺术这一概念来概括当代的艺术形象，问题却是产生了的:艺术和真理的联系断裂了。无论需不需要证明先锋艺术的名称能否成立，当代艺术和真理已经完全不搭界了。所以，海德格尔关于诗作为真理的论断只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的表现。巴迪欧则不然，他将这种三种联系的否定转化为艺术内在于哲学的新联系。巴迪欧致力于重新确立真理和艺术的联系。让艺术重新回到哲学的怀抱。他认为艺术和哲学的关系是内在的和单一的。要同时证明艺术和真理的内在而单一的关系，就要同时说明艺术是一个真理体现的过程。一个具体的真理，是无限多样真理中的一种，和政治真理、哲学真理、伦理真理等等同属于真理这个总概念集合。但艺术真理又是一个复杂的真理，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探讨有限和无限的过程。首先，巴迪欧指出真理是一个无限的多样性概念。而艺术是有限的。接下来就必须把无限的真理降为有限的真理，艺术也要被证明是有限的真理，但又可以升华为无限的真理。在这里巴迪欧引入了德勒兹的观点，艺术将混沌的无限成形，成为有限的混沌。不仅如此，巴迪欧的哲学还引入数学的集合思想。真理可以看做是一个集合。这个集合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也是混沌的。但集合内部又包含了无限多样具体的真理。集合就达到了无限和有限的统一，真理这样一个集合就达到了无限与有限、多样和具体的统一。这样艺术就成为真理这样一个集合中单一而内在的具体真理了吗?一个真理的集合是一个真理事件的集合。真理是事件的实体显现。艺术也是事件。艺术是事件的实体。也即是真理的实体。实际上艺术也是一个集合。在统称为艺术的集合里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实体。艺术也是将无限和有限，多样和具体统一起来。一个真理是一个开始于事件的艺术性过程。而巴迪欧又把这一艺术性过程看做是主体的参与过程。一个艺术作品是一个艺术性真理过程的主体观点和实体显现。艺术是一种创造的过程。而真理是一种思考获得的过程。两种过程涉及的性质和心理活动是不一样的。当然巴迪欧对艺术和真理的思考是一种稳定性思考。巴迪欧的这种思考并未注意真理和艺术的过程问题。应该说在巴迪欧看来艺术和真理并不涉及过程问题和差异问题。但艺术和真理的过程问题和差异问题是值得质疑的。更进一步说，这些问题并不因为巴迪欧不思考就不存在。而且我认为这是可以对巴迪欧理论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也是更进一步完善巴迪欧理论思想的基础。但是在巴迪欧追求思想的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思考中，这些问题不在怀疑的范围之内。回到刚才的艺术集合，这种集合是可以和真理的集合联系起来，并划上等号。艺术是事件，真理也是事件。艺术事件是可认识的过程，真理事件也是可认识的。这样顺理成章地就将艺术和真理联系起来。可以这样说，艺术和真理都是相同性质的事件，事件这个节点将艺术和真理即哲学合而为一。在这样一个点上，艺术和哲学交汇、对接。巴迪欧还以乔伊斯时代的小说和贝多芬时代的音乐为例说明这一结构指涉的确定的无限。最后，我想重新梳理一遍巴迪欧如此繁复的论证:真理是无限的多样。对真理具体的理解是，真理可以有很多种类。其中有一类是艺术真理。巴迪欧也提到还包含其他的真理，包括政治、科学、伦理、社会等等。而艺术是艺术真理的反映和展示。这样艺术就是真理一个种类。而哲学是对真理的最好的反映。艺术也就是哲学的一个种类。
在《非美学手册》中，巴迪欧分别从诗歌、戏剧、电影几个方面来论述艺术内化于哲学的理论与实践。首先是诗歌。柏拉图把诗歌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要把诗歌永远阻挡在雅典城外。诗歌的特征是形象和经验。而哲学的特征是纯粹理念和推论。柏拉图把诗歌比作诡辩哲学，是一种无思想的思想，而把哲学具体化为数学。数学是哲学的明确过程，才被认为是纯粹的思想。但这样也就产生一个问题。尽管数学是纯粹的思想，但数学是不可交流的，或者说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的。那这样怎能说明真理，并且让普通民众理解?真理的语言问题是真理最需要解决的。但在现代语境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了可能性。在马拉美的现代诗歌那里，诗歌的口号是纯诗，诗变成一个投掷的骰子，它成为一个特别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不能变成其他的数字。马拉美的现代诗歌赋予诗歌思考的责任。这样现代诗歌也就成为一种思想，或者说就是一种哲学。一方面，现代诗歌越来越抽象化，它不关乎情感、意象等等，也即是现代诗歌越来越像哲学那样抽象而拒绝抒情。另一方面，现代数学越来越分化，以致于我们无法对这种分类进行数学的描述。数学似乎又变为诡辩哲学。现代诗歌反对模仿，因而成为一种纯粹理念的表达，反映客观事物和客观性。现代诗歌保持神秘性，成为一个谜。这样诗歌就如同表现一个原初的混沌一样的真理。柏拉图把诗歌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的真正原因是他怀疑诗歌不是思想。现在诗歌就是思想是真理是哲学，它还能被驱逐出去吗?戏剧是一种集合，它改变世界。用两分法来处理它，戏剧可以分为物质的和观念的。用多分法，戏剧包括剧本、舞台、演员、声音、道具、观众、灯光等等。这些所有的戏剧要素都集中于一个事件。表演是单一性的事件性的。而事件是真理的单一性显现。在这里，戏剧对于巴迪欧的真理观有两重含义。第一层是在戏剧本身的内容中反映了真理。第二层是戏剧这种外在的艺术实践形式也指向了真理。在巴迪欧的另一文学批评著作里有论:“truthsappearinfourdomains;inotherwords，therearefourspheresoflifeinwhichsubtractioncantakeplace:thepoliti-cal，theromantic，thescientific，theartistic．”［5］124巴迪欧认为贝克特的戏剧和真理都是一个相同的减掉和去除的过程。从柏拉图开始，真理就和理念分裂。但真理不是客观知识，真理是从知识中分离出来的。僵化的知识不是真理，真理是运动的活的思考着的存在着的知识。哲学使真理成形，这一成形的标准是存在，符合存在的定义的知识就是真理。而不反映存在的知识则不是真理。贝克特的艺术实践也一种去除。把信念和世俗去掉，不暴露在世界里，消除和世界的联系。戏剧将其他的细枝末节完全去掉，布景和台词都减少到最精简的程度，为的就是呈现人的存在状态，因此可以说贝克特的戏剧是思想性的哲学的。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戏剧也走向了存在、哲学和真理。电影是一种运动的艺术。但电影更深入的本质在巴迪欧看来是一种非纯粹的艺术形式:遗忘和怀旧的集合，运动和静止的联系。电影如同戏剧也是一种集合其他形式艺术的艺术。电影是一种运动影像的艺术。影像把真实的世界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影像呈现存在。在这里我认为巴迪欧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电影是最大程度的虚构，而且也是最直接和资本挂钩的艺术。但在巴迪欧看来电影是一种非纯粹实在的真理，它和真理缝合在一起。电影所展现的存在，是人类想象的存在，这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存在也不光有实体方面也有精神和意识的方面。电影还是怀旧，所谓怀旧就是将人类过去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呈现出来。电影就是关于存在的、存在的真理的艺术。
前面我们讨论的是从相对来说较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上，艺术如何联系哲学。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从一个具体的艺术家的例子来实现这种联系。巴迪欧谈到一个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的诗里联系到了真理。巴迪欧认为佩索阿的诗重构了哲学。但怎样重构的呢?我们先要从哲学的现代性说起。现代哲学的标志性人物尼采以及后来的德勒兹都提出一个口号:颠覆柏拉图主义。尼采通过柏格森联系到德勒兹都认为，概念的超验性认同已经阻碍了概念内在的创造性。真理的整体性都是一个痛心的虚构。因此在区别的基础上是每一个存在相互割裂。海德格尔虽然打着柏拉图的旗号，但他的解释学已经背离了柏拉图。他在思考存在时将存在与观念内在的分割，开始遗忘存在，在形而上学中植入虚无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尊重柏拉图。把柏拉图作为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去思考经验和政治社会。尽管整个哲学界都在不同程度地颠覆柏拉图，将柏拉图的理式观即真理观存在观虚无化，以达到将其颠覆的目的。佩索阿却用他的思想性诗歌开辟了一条既非柏拉图又非反柏拉图的道路。和马拉美辩证地使用否定不同，佩索阿不确定地使用否定，使肯定和否定长期陷于模糊。佩索阿对无矛盾原则进行了诗歌的颠覆。佩索阿挑战了排斥中间的原则。他的诗歌道路相当于走的是对角线。他的诗歌展现了在是或不是之外还存在其他的事物，这是非此即彼的思想没办法抓住的。柏拉图认可数学范例以思考存在和真理。佩索阿认为诗歌的任务是抓住存在和反映存在的美学。佩索阿肯定对数学性真理和艺术之美的认识。但问题是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认识。佩索阿在他的诗歌中回到柏拉图，在真理和美之间建立内在确定的本体论，让愚昧无知的思想达到这种本体论。佩索阿力图使他诗歌的语言精确如同代数一般，将诗歌的思想和美进行融合，在诗歌中将美和真理融合。他的政治计划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也相似。他在他的诗歌里也希望给葡萄牙一个单一和普遍的明确政治观念，这和柏拉图希望解决普世的希腊城邦的合法性和理想的组织性是一样的。佩索阿在诗歌植入国家观念以希冀隐藏的国王回归，但这样的机会很渺茫，不过佩索阿一直在表达这样一个声音，就如同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覆灭不可避免，但艺术的教育会让这一精神永远流传下去一样。巴迪欧指出我们读佩索阿的诗会指引我们走上一条设计好的道路，这条道路为我们开启了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关于多数、混沌、无限的哲学。这种哲学让被上帝永远抛弃的正义重回我们世界。巴迪欧分析佩索阿的诗歌是政治的，是重建理想国的，是传扬柏拉图精神，将美、艺术和存在、哲学、真理融为一体的。“philosophyisthemeansofseizingtruths．”［6］4这一句话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这就是巴迪欧给他的哲学和他的思考提出的目标:永远不断地追寻真理。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批评也一直为这个这个目标服务，因此他谈任何的艺术和艺术家，马拉美、佩索阿、策兰等重要的诗人，包括贝克特，他最重视的戏剧家，也是在谈他自己的艺术哲学思想。所有的一切都重回柏拉图的真理，因为真理使世界乃至宇宙的万物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和美好。在他的政治学思想中，也在追寻一个真理，一个马克思就已经提出来的目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安德鲁?吉卜森指出:“Beckettbecametheguardianoftheuto-piantrace．”［7］4体现真理的艺术、存在、哲学都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尽管在今天后现代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乌托邦显得多么不切实际和脆弱，但是，巴迪欧又何尝不是一个还在坚守乌托邦理想的学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