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审计意见篇1
【关键词】财务重述，财务风险，审计意见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表重述的数量日趋上升。而对于财务重述的具体解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财务报表重述即财务报表的重新表述，它是指企业在发现并纠正前期财务报表差错时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财务报表（佘晓燕，2011）。财务重述是采用激进会计处理、对事实的滥用、对会计规则的疏忽和误解以及舞弊而造成的结果（美国审计总署Gao，2003）。而重大财务重述通常表示“蓄意干预外部财务报告过程，企图得到私人利益”。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意味着前期公布的报表中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差错，并可能影响投资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Levitt，2000）。已有研究表明，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是导致财务重述的重要原因。张为国和王霞，（2004），在财务重述发生前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很可能被盈余管理，因此财务重述可以反映其发生前期公司财务报告是否存在错弊。从职责上讲，审计师应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抑制，具体方式就是出具“非标”意见（Chen，ChenandSu，2001；章永奎和刘峰，2002）。因此检验财务重述发生概率与“非标”意见出具概率之间的关系，为整体上评价我国审计师的治理效率提供了一个评判角度。
随着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现象的不断增加，我国学者也陆续展开了对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现象的研究。通过查阅与财务重述相关的文献，我们发现最初与财务重述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与财务重述方面，随之也开始有学者研究财务重述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财务重述与外部审计及对财务报告发表的审计意见之间相关性的研究结果较少，且这部分研究结论主要是基于1999年至2005年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时间的限制导致此类研究尚未对近几年的市场进行考察，尤其是缺乏对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市场环境的研究。通过此项研究，笔者旨在探究在实践中，作为证券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治理机制，外部审计能否识别财务重述所蕴含的风险，对不同程度的财务重述做出不同的反应，并通过其发表的审计意见减少信息不对称呢？这一问题无疑关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并最终对整个证券市场能否有效运行构成重大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结论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存在会计舞弊、财务造假等事项的可能性较大，所以，财务重述实质上向市场传递了一种负面消极的信号信息。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可能会造成公司资本成本的上升、公司风险的增加等不利于公司的经济后果。Levit（2000）经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意味着前期公布的报表中存在着重大的会计差错，影响投资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准确恰当的判断，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HribarandJenkins（2004）以1997年到2002年的292家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财务重述的发生降低了盈余预期，同时增加了权益资本成本，财务重述宣告后会引起上市公司资本成本上升7%到19%不等，之后资本成本又会有所降低，但仍然介于6%到15%，若基于审计引发的重述或债务较高的公司，资本成本上涨幅度会更大。
abbottetal.（2004）发现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可显著降低财务重述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董事会的独立性与财务重述之间存在相关性。对于股权面，于鹏（2007）认为控股程度与控股股东性质与财务重述存在一定相关性，没有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高；在绝对控股条件下，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比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低。刘立国、杜莹（2003）研究认为，流通股比例越高越好，流通股比例越高公司发生财务报告造假的可能性就越小；法人股比例越高，财务报告造假的发生可能性越高。当然，财务重述还受其他方面的影响，ahmed和Goodwin（2007）对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了研究，指出进行重述的公司往往有较高的成长机会，在相同的行业中比未进行重述的公司规模更小。
国外学者统一认为非标审计意见说明公司财务报表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Bartov，Gul和tusi（2001）发现非正常应计与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有正相关关系。Chen等（2001）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管理层为实现监管的盈利目标，可能会进行盈余理，而且随后出现的会计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同上市公司被出具修订的审计意见概率正相关。
在中国，上市公司喜欢“清洁”的审计意见（李东平等，2001），这是因为非标审计意见会引起证监会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关注，并进行严厉惩罚。此外，非标审计意见还可能威胁到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并增加政治成本，比如证监会在未来对其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督、对管理层职业的影响。李东平等（2001），耿建新和杨鹤（2001）认为是否出具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可以看作是事务所与客户在会计选择意见方面是否一致的一个基准。李维安等（2005）发现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不及时。沈红波和王布衣（2008），张文杰等（2006）发现非标审计意见是促使事务所变更的重要原因。
由以上综述，本文得出了两个结论：结论1：本期发生财务报告重述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结论2：在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中，进行负向财务重述的公司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参考文献：
[1]佘晓燕.财务报表重述公司审计质量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9）.
[2]王霞，张为国.财务重述与独立审计质量[J].审计研究，2005，（3）：57-61.
财务审计意见篇2
关键词：财务重述；控制权性质；审计风险；审计意见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表重述的数量日趋上市。财务报表重述即财务报表的重新表述，它是指企业在发现并纠正前期财务报表差错时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财务报表（佘晓燕，2011）。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意味着前期公布的报表中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差错，并可能影响投资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Levitt，2000）。
作为证券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治理机制，外部审计能否识别财务重述所蕴含的风险，对不同程度的财务重述做出不同的反应，并通过其发表的审计意见减少信息不对称呢？这一问题无疑关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并最终对整个证券市场能否有效运行构成重大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财务重述的发生损害了财务报告的可信性（胡南薇，曹强，2011）。大量研究（palmroseetal.，2004；Srinivasan，2005；Grahametal.，2008；Kravetetal.，2010）验证了股东、债权人以及经理人市场能识别财务重述所蕴含的风险，并对其做出风险反应。如果外部审计监督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注册会计师就应能够识别和评估财务重述所包含的风险，并可能体现在错误发生年度或财务重述年度的审计意见上。本文将研究视角锁定为财务重述对重述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的影响，这一议题看似有些费解：上市公司对历史差错的更正应属正当行为，怎么会影响重述期的审计意见呢？根据信号理论，上市公司更正前期差错至少向外传递一种消极信号，即公司存在管理或内部控制问题，这样，当期报表同样存在错报的可能性，相对于未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来讲，其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较高。为规避风险，Cpa会在提高对其执业谨慎性的同时提高对其报告谨慎性，从而减少对其重述当期报表无条件赞同的可能性，即加大对其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迄今，我国已有两篇文献对此做过实证检验。王霞、张为国（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对财务重述公司之前年度蓄意错报的行为，注册会计师有所察觉并反映在审计意见中。佘晓燕（2011）研究发现，在初始差错年和报表重述年，注册会计师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并在审计意见中有所反映。故本文提出类似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本期发生财务报告重述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
发生财务重述等于承认以前报表是低质量的，从而会加大当期报表的审计风险。财务重述的程度不同，其蕴含的当期审计风险存在差异，继而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可以合理预期，财务重述程度越大，蕴含的当期审计风险越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态度越趋于谨慎和严厉，从而越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故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本期发生财务报告重述程度越大，越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
刘继红（2009）发现，所有权性质导致审计意见在识别盈余管理中的作用存在差异。那么，所有权性质会不会导致审计意见在识别财务重述性质时也存在差异呢？也就是说，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是否受到其所有权性质的影响？我国目前还未有文献对此进行探讨。我们知道，一方面，国有控股公司往往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成本，其盈余管理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高燕，2008），重述的恶意成分较低；另一方面，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通常与政府之间存在较强的政治关联，寻租能力较强（郭梦岚、李明辉，2009），从而，财务重述最终所带来的审计风险较非国有公司要低，从而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也就较低。故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时，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6年～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解释变量财务报告重述的数据是从迪博公司的财务重述数据库下载，并删除格式变动或因会计准则模糊性所致的重述，得到672个财务重述样本。而其他变量的数据则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后，得到有效样本15605个。对所有连续变量的离群值进行了缩尾处理（winsorize），双边各缩尾1%。
2.回归模型及其变量定义：为了验证假设1，构建以下probit模型：
pr（op=1）=？琢+？茁1ReState+？茁2LaGop+？茁3SwitCH+？茁4BiG+？茁5pB+？茁6owneR+？茁7Lnta+？姿inD+？孜（1）
为验证假设2，构建以下模型：
pr（op=1）=？琢+？茁1SeRioUS+？茁2SLiGHt+？茁3LaGop+？茁4SwitCH+？茁5BiG+？茁6pB+？茁7owneR+？茁8Lnta+？姿inD+？孜（2）
（1）因变量。op为虚拟变量。本年审计报告为非标准审计报告时，赋值为1；为标准报告时，赋值为0。非标准审计报告包括带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
（2）解释变量。ReState为虚拟变量，如果上市公司在本年度对财务报表进行过重新表述，则取值为1，否则为0。若假设1成立，则期望其符号为正。
SeRioUS和SLiGHt是衡量财务重述程度的特征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如果本年发生的财务重述程度严重，则SeRioUS取值为1，否则为0；相反地，如果重述程度轻微，则SLiGHt取值为1，否则为0。迪博财务重述数据库将财务重述类型分为五类：会计问题重述；技术问题重述；敏感问题重述；应法律法规或交易所要求重述；重大会计差错、会计舞弊或丑闻；其他或未知。我们将重大会计差错、会计舞弊或丑闻归为重述程度严重一类。另外，借鉴palmroseetal.（2004）“将核心重述定义为涉及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及营业费用的重述”的思想，将影响收益的财务重述也归为严重重述。其他重述则为程度轻微的。我们认为，如果公司对严重的错报进行重述，注册会计师应给予更多的关注，故在预测SeRioUS和SLiGHt符号显著为正的同时，还期望SeRioUS的系数显著高于SLiGHt。
（3）控制变量
①事务所特征变量。BiG为虚拟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聘请了国际“四大”或国内“”所时，赋值为1，否则为0。大型事务所独立性较强、质量控制较规范，故预期BiG的系数符号为正；SwitCH为虚拟变量，当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取值为1，否则为0。当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购买审计意见而选择了关系更好的继任事务所；但另一方面，继任事务所也可能因面临更多的监管关注和审计风险而更加谨慎执业，故对SwitCH的系数符号不作预期；
②公司特征变量。Lnta为公司规模，是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大公司管理较规范、内控较完善，盈余管理程度较低；并且，对事务所而言，大公司更重要，谈判地位更高，出具非标审计报告的可能性更小，预期Lnta的系数符号为负；owneR是区分国有或非国有的虚拟变量，国有企业有更多的行政资源和政治关联，也更容易通过政府干预来获取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故预期owneR的系数符号为负；
③财务特征变量。pB为市账率，是衡量公司成长性的指标。一般而言，高成长性伴随着较高的经营风险和较大的经营失败的概率，其存在平滑利润动机，从而更容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报告，预期pB的系数符号为正。
④其他控制变量。LaGop为虚拟变量，上年被出具非标审计报告，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上年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报告，说明公司内控较薄弱，存在较为严重的财务报告问题，故其审计风险较大，本期也较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因而预期LaGop系数符号为正。inD为行业虚拟变量，用于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按审计意见类型分组的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获非标准审计报告公司财务重述的比例显著较高，这表明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会一定程度地考虑客户的财务重述问题。另外，平均而言，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公司成长性更高、规模更小、更可能为非国有性质、更可能由小型事务所审计，更可能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且上年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
对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个变量间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且财务重述（程度无论轻重）、上年度审计意见、市账率和变更事务所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事务所规模、控股权性质和公司规模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2.回归分析。表1列示了模型1和2的回归结果。表1显示，ReState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2006-2013年，相对于没有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而言，本期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LiGHt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SeRioUS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0.611远大于LiGHt的系数0.069，这验证了假设2：财务重述程度越严重的公司越可能被出具非标意见。同时也说明，注册会计师能识别财务重述轻重程度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在财务重述程度较轻时，蕴含审计风险较低，可能并不足以影响审计意见类型。
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小规模公司、成长性公司、上年获非标准审计报告更可能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这些结果与预期基本相符，与以往文献的发现也基本一致。
为验证假设3，我们按照公司性质是否为国有将样本分成两组，分别按照模型1和2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2。
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两组样本中，ReState和SeRioUS两个变量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差异，而其他变量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在两个模型中基本一致。结果显示，在国有控制上市公司样本中，“是否发生财务重述”及“所发生的财务重述是否严重”都不再和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了，而在非国有控制上市公司样本中，发生财务重述及财务重述的严重程度均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保持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其系数均明显大于表1中相应系数，这也就意味着，假设3得到了支持。
五、结论、创新及局限性
本文首先从整体上探索了财务重述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因素以后，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较未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报告。其次，从重述类型及是否影响净收益两个维度来对财务重述程度进行细分，发现上市公司重述程度越大，越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且程度轻微的财务重述并不足以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这表明，注册会计师能够鉴别上司公司的财务重述性质和程度，并对重述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发表非标意见，也就是说，审计师能够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起到监督作用，并通过发表非标意见来减轻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最后，文章还探讨了上市公司控制权性质是否对财务重述与审计意见相关性构成影响，研究发现，财务重述与非标意见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对国有控股公司而言，财务重述与非标准意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本文的创新在于：（1）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均与以前文献有所差别。鉴于重述数据不易获得，我国目前研究财务重述的文献较少，其中研究财务重述与审计意见相关性的文章仅两篇，研究方法及结论基本类似，均使用错报金额来衡量重述程度，得出“错报金额越大，越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本文则从重述类型及是否影响净收益两个角度来衡量财务重述的程度，得出类似结论，并且还发现，程度较轻的财务重述可能并不会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2）拓展了研究内容，在财务重述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加入了对控制权性质的考虑，而从目前我国文献来看，暂未有研究讨论这一问题。故本文从以上两方面丰富了财务重述领域的研究。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1）迪博财务重述数据仅提供了重述类型、是否影响财务报表等信息，未提供具体重述金额，也未提供影响净利润的具体金额，而重述金额大小及其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大小对实证结果都可能构成影响。（2）仅考虑了财务重述与当期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未分析其与错误发生年度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3）未区分财务重述原因类型，分别检验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这些均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佘晓燕.财务报表重述公司审计质量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9）.
2.胡南薇，曹强.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与审计服务定价――兼评新审计准则的颁布效果.经济经纬，2011，（1）.
3.郭梦岚，李明辉.公司治理、控制权性质与审计定价.管理科学，2009，（12）.
4.高燕.所有权结构、终极控制人与盈余管理.审计研究，2008，（6）.
5.GRaHamJR，LiS，QiUJp.Corporatemisr-eportingandbankloancontracting.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8，89（1）：44-61.
6.刘继红.国有股权、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审计研究，2009，（2）.
7.王霞，张为国.财务重述与独立审计质量.审计研究，2005，（3）.
基金项目：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南京大学会计学博士生国际化项目（iapHD）；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2013SJB6300059）。
财务审计意见篇3
关键词：审计意见财务危机预警信息含量logistic回归模型
审计意见作为企业经营状况的指示灯，能够从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关于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研究，国外开始的比较早，相关文献表明，审计意见在财务危机预警中的作用尚无定论。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我国学者对审计意见在财务危机预警中是否具有信息含量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
研究设计
审计意见的分类。本文在研究时，审计意见的划分为标准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除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之外的其他审计意见）两类。
财务危机的界定。本文在研究时，采用两种较为常见的财务危机标志事件选择方法并比较这两种选择方法在财务危机预警中作用的异同。取值规则（fda，financialdistressaffair）如下：
研究假设。国内一些学者关注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基本着重于考察审计意见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场反应，而没有对审计意见能否预测财务危机给予正面回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财务危机公司获得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h2：加入审计意见的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高于未加入审计意见模型的预测能力。
h3：离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间越短，预测精度就越高。
h4：对财务危机的不同界定方法（fad1和fad2）对模型的预测正确率有显著影响。
本文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选取1998～2006年度的所有亏损上市公司和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st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统计分析的研究样本。
实证研究
（一）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描述性统计
按照以上审计意见分类标准和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本文对1998-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披露的审计意见作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如表1。
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类型公司在不同年度的审计意见，按照本文的划分方法（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得到1999-2006年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如图1、图2所示。
从表1、图1、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亏损公司和st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均显著大于所有上市公司，也可以说，所有上市公司获得的标准审计意见显著大于亏损公司和st公司，所以h1成立。
第二，从时间序列上来看，st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亏损公司，或者可以说，亏损公司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st公司。
（二）预测审计意见类型的logistic回归
1.样本选取与设计。选择2006年度被st的上市公司50家，同时选择与st公司处于同一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上市时间相近的50家公司作为配对公司（记作sample1），然后选取st公司前一年和前两年的数据分别建立模型。
选择2006年度亏损上市公司50家，同时选择与亏损公司处于同一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上市时间相近的50家公司作为配对公司（记作sample2），然后选取亏损公司前一年和前两年的数据分别建立模型。
2.模型设计。本文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为了比较两种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fda1和fda2）对回归模型的影响，本文将以这两种划分标志分别建立模型，并且比较它们的预测效果；此外，由于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研究，所以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复杂的财务预警模型上，最终本文从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增长能力和资产利用能力等方面考虑，最终确定以下变量：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比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分别用x1，x2，x3，x4表示，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理性的管理者往往希望通过以前年度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结合其他重要会计信息来合理预测本年度公司的情况，所以，我们把在2006年被st（或亏损）公司记为i年，因此i-1（2005），i-2（2004年）分别表示陷入财务困境前一年、前两年。
未加入审计意见模型，
其中，
其中，i=1，2，分别表示i-1和i-2年；p表示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对于st（或亏损）公司，yi取1，否则取0，根据所得到的logistic方程，以0.5为最佳判定点对原始数据进行判定，若p>0.5，则判定该样本为财务危机的公司，否则为正常公司。
加入审计意见x5建立新模型。在原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审计意见这一指标，用x5表示。
建立的新模型如下：
3.预测模型及结果分析。为考察以上模型的预测效果，我们把样本sample1中的3/5作为估计样本，共60家，其中st公司和匹配公司各30家；其余的2/5作为预测样本，共40家，其中st公司和匹配公司各20家；此外，我们把样本sample2中的3/5作为估计样本，共60家，其中亏损公司和匹配公司各30家；其余的2/5作为预测样本，共40家，其中亏损公司和匹配公司各20家，通过估计样本数据，分别建立预测模型。
由表2可得：无论采取哪种界定财务危机的方法，加入审计意见后，模型的预测正确率都会大大提高，也就证明了审计意见具有增量信息含量，从而证明h2成立。离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间越短，预测精度就越高。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综合模型的预测正确率要大于2005所对应的综合模型。从而证明h3成立。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对模型的影响不大，所以h4不成立。
结论
本文通过对1998～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披露的审计意见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财务危机公司（亏损公司和st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均显著大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从时间序列上来看，st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亏损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审计意见在财务预警中具有信息含量，即加入审计意见后，提高了预测正确率。
参考文献：
1.陈梅花.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证据[d].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1
财务审计意见篇4
关键词：财务能力会计信息风险审计意见
一、引言
独立审计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鉴证。审计意见不仅影响上市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活动，反映管理层受托经济责任的完成情况，还向报表使用者传递信息，为利益相关者做出决策提供依据。因此，用审计意见类型来衡量审计质量，是已有审计治理效应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eugeneFama在有效市场理论中提出，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司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强势有效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信息风险，投资者的理性决策和价值判断会受到影响。会计信息风险的存在，客观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并产生了严重的成本问题。可信的财务报表有利于缓解两权分离所产生的成本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公司所有者需要考察经营者的经营效率和效果，审计作为一种自愿的需求，是监督管理层的有效机制，是降低成本的手段，审计提高了财务报表的可靠性。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会影响审计意见类型（朱小平，2003；原红旗、李海建，2003；王怀栋，2009），而且财务状况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是众多影响因素中最显著的（Kjda，1980）。发生财务危机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明显大于没有出现财务危机的公司（李淑华，1997），亏损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较高，且亏损越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拒绝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等性质严重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也集中于亏损上市公司（段培阳，2002）。不同学者探讨了影响审计意见的不同财务因素：朱小平、余谦（2003）选取了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资产规模、存货占资产的比率、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量比率等因素；王小红、晁军宁（2010）选取了总资产周转率、权益净利率、销售成本利润率、现金流动负债比、总资产增长率等因素；Kjda（1980）选取了总资产周转率、权益和总负债的比率、速动比率等因素；Bao和chen（1998）选取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盈利或亏损等因素。
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财务能力是主要因素之一。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资金周转越快，现金流量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偿付能力越强，那么公司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1：财务能力与非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
Francis等（2005）将信息风险定义为与投资者定价决策相关的公司特定信息低质量的可能性。以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残差的标准差作为衡量信息风险的指标，发现公司的信息风险越高，资本成本也越高。Lobo等（2006）采用同样的指标，研究发现信息风险影响分析师预测的误差和分散度，这表明财务中介也关注公司的信息风险。于李胜、王艳艳（2007）以应计质量作为信息风险的变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应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提高应计质量有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大量研究文献表明，具有专业分析能力的审计师在发表审计意见时，会关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各种风险（Lam和mensah，2006；Krishnan等，2007；于鹏，2007）。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会计信息风险对市场定价有着重要影响，而且这种风险是不可分散的系统风险。如果公司的会计信息风险很高，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从而使公司的资本成本提高，相对于投资者，审计师对公司报表的解读能力更强，为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性，审计师更容易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2：信息风险与非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即会计信息风险越高越容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自变量
（1）核心财务能力
本文将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以及成长能力作为研究公司财务能力的四方面子能力。盈利能力选取每股收益（X1）和净资产收益率（X2）两个子指标；营运能力选取应收账款周转率（X3）和存货周转率（X4）两个子指标；偿债能力选取流动比率（X5）和产权比率（X6）两个子指标；成长能力选取每股收益增长率（X7）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X8）两个子指标。
在研究过程中，为了避免各指标的量纲不同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使用Z－Score标准化方法，对数据处理后，进行主成分分析，最终得出核心财务能力：
F＝0.233*X1＋0.223*X2＋0.082*X3＋0.033*X4＋0.057*X5－0.066*X6＋0.195*X7＋0.238*X8
（2）信息风险
Francis（2005）等认为，仅以公司当期的应计利润回归残差来衡量公司应计利润质量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应该考虑公司应计利润的波动性，即公司的信息风险。会计信息风险的存在，影响着投资者的价值判断和理性决策。本文参照Francis等（2005）、Doyle等（2007）的方法，利用修正的截面DD模型来估计会计风险。
2、因变量
本文研究核心财务能力、会计信息风险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因而将审计意见作为因变量。将审计意见（opin）定义为一个标准的0—1变量，当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类型时，opin＝0；当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类型时，opin＝1。
3、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本文引入下列控制变量：（1）公司规模（SiZe），用总资产对数表示；（2）股权集中度（DR1），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3）股权制衡度（DR5），用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表示；（4）行业（inD）作为行业虚拟变量，按CSRC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定2007—2009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回归中所使用变量缺失的公司，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样本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处理：（1）剔除年末市值为负的公司，（2）剔除了当年的ipo公司，（3）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最终本文选定的样本公司为3332家，其中2007年有1097家，2008年有1044家，2009年有1191家。
（三）描述性统计
样本公司中，2007年的1097家上市公司，其中1043家获得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2008年的1044家上市公司，其中998家获得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2009年的1191家上市公司，其中1136家获得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3332个样本上市公司中有3177家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155家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利率为4.65%。
（四）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1是为了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可以发现，各自变量之间、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不大，相关系数均较低，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现象，从整体上看，各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在表中，财务能力与非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信息风险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本文假设相一致，进一步的论证需要通过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五）模型设计
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检验上述假设：
prob（opin）＝β0＋β1*F＋β2*aiR
＋β3*SiZe＋β4*DR1＋β5*DR5＋β6*inD＋ε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β6表示logistic回归系数，ε表示残差。
（六）结果与分析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中核心财务能力的回归系数为-1.187，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核心财务能力与非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本文选取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二级指标代表公司整体财务能力，综合财务能力越高，证明企业整理的运营情况良好，存在财务风险越低，越容易收到标准的审计意见。信息风险的回归系数为0.068，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信息风险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呈正相关关系，会计信息风险越高，越容易受到非标准审计意见。实证检验表明，公司信息风险越大，资本成本越高，因此，审计师出于谨慎考虑有必要对会计报表进一步深入解读，更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作为控制变量的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707，公司规模与非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通常认为规模大的公司内部控制设置较为完善，公司各方面管理较为完善，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比小公司小。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在编制报表时会更加谨慎，注册会计师更容易出具标准审计意见。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为2.33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股权越分散，经营者侵犯投资者利益的可能性越大（Fama和Jensen，1983），股权集中在某些大股东手中，他们会有较大动力去监督管理者，大股东的存在成为缓和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冲突的有效形式（Shleifer和Vishny，1997）。La.poRta早在1999年就研究发现，股权越集中，财务报表受到大股东操纵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越容易收到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股权制衡度的回归系数为-7.063，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非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股权制衡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通过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行业对审计意见的获得基本没有影响。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以2007—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的核心财务能力与会计信息风险对公司能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较大，会计信息风险越高，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会计信息风险更能反映出公司盈利质量，并且投资者定价时会考虑公司的信息风险，为了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性，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应更为关注财务能力较差和信息风险高的公司。本文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会计信息的风险性，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第二，财务能力较差的公司，更有可能伪造财务报表，其会计信息风险也越高，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需要更加谨慎。
参考文献：
①原红旗，李海建．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规模与审计意见质量[J]．审计研究，2003(1)：30—35
②陈丽蓉，潘芹．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综述与启示[J].会计之友，2010（9）：68—70
③向锐，章成蓉．公司财务特征与会计信息风险.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7）：108—113
④朱小平，余谦．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与审计意见类型相关性的实证检验[J]．中国会计评论，2003（2）：12—15
⑤Fama,eugene,1965,theBehaviorofStockmarketprices,theJournalofBusiness38（January）
财务审计意见篇5
[关键词]审计报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独立审计具体准则变化
一、准则名称解读
准则名称由原来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改为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审计报告》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非标准审计报告》，由原来的一个准则分成了两个新准则。名称上增加了主体“中国注册会计师”，强调了其责任，同时把审计报告分成了标准审计报告和非标准审计报告两部分。
二、审计意见的形成解读
新准则与原准则相比，在“第一章：总则”与“第二章：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之间，新增加了一章“审计意见的形成”，对如何进行财务报表评价，形成审计意见做了明文规定。该章包括以下内容：
1.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根据审计证据得出的结论，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2.在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评价是否已对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3.在评价财务报表是否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列内容:(1)选择和运用的会计政策是否符合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并适合于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2)管理层作出的会计估计是否合理;(3)财务报表反映的信息是否具有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和可理解性;(4)财务报表是否作出充分披露，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理解重大交易和事项对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4.在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做出公允反映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列内容:(1)经管理层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是否与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一致;(2)财务报表的列报、结构和内容是否合理;(3)财务报表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交易和事项的经济实质。
三、审计报告基本内容解读
新准则规定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与原准则相比，取消了范围段，而在引言段和审计意见段之间另加了“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段”两段。原来在引言段中提及的“会计报表的编制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程序的基础上对会计报表发表意见”，现被分别在上述两新增段落中进行具体表述，加以强调。其中:
1.“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应当说明，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3)做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2.“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段”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段应当说明下列内容：
(1)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2)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注册会计师相信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其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此外，新准则中的引言段内容除了取消“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外，还有的变化就是不仅要指明“财务报表的日期和涵盖的期间”，还要说明以下内容“指出构成整套财务报表的每张财务报表的名称和提及财务报表附注”。
四、审计报告类型解读
新准则根据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分为“标准审计报告”和“非标准审计报告”两类，并分别以两个准则加以表述。当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不附加说明段、强调事项段或任何修饰性用语时，该报告称为标准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报告，是指标准审计报告以外的其他审计报告，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包括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和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段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意见段之后增加的对重大事项予以强调的段落。新准则中明确规定除两种特殊情况（持续经营问题和其他重大不确定事项）外，注册会计师不能在审计报告的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断或任何解释性段落，以免财务报表使用者产生误解。加上新准则进一步明确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有效遏制以强调事项段代替发表保留意见甚至否定意见的行为，避免了注册会计师借此操纵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它对规范审计报告，提高审计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五、审计报告日期解读
审计报告应当注明报告日期。新准则规定审计报告的日期不应早于注册会计师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包括管理层认可对财务报表的责任且已批准财务报表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的日期。这样可以在明确管理层的会计责任后，再表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理顺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
新准则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审计报告编制的格式和内容，明确了注册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的责任和依据。新准则与国际审计准则趋同，可以减少我国审计报告理论和实务与国际惯例的差异，这对我国审计发展的国际化、审计质量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增强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
[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501]号—审计报告
财务审计意见篇6
关键词：非标审计意见；事务所规模；经营业绩与财务风险
一、国内文献回顾
1.事务所规模
贺颖、轩春雷（2009）以我国2001-2007年所有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影响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因素。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关系。
刘笑霞、刘明辉（2011）以我国2007-2008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的关系，运用多种指标来衡量事务所规模，研究表明，不管选用那种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朱敏贤（2012）以我国2005-2000年的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从事务所规模、公司财务状况和事务所变更三个角度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表明事务所规模审计意见成正方向变动关系、与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成负相关，“十大”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低于“非十大”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即事务所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出具标准审计意见，而不易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丁红燕、张士强（2013）通过对2005-2009年沪深两市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根据中注协公布的事务所排名，对事务所规模与非标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非标准审计意见与事务所规模呈正方向变动关系。
顾、郭志勇（2013）以我国2011年上市公司的财报为研究对象，选择影响非标审计意见的关键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当年出现亏损的上市公司更易于被出具非标意见。
2.公司治理结构
王怀明、项敏（2009）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我国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和重视程度越高，越易于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相反，则易于被出具非标意见。
吕敏蓉（2011）以我国2007-2008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标审计意见产生密切的相关性，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比例低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原因在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内部监督的到有效实施，操纵、粉饰报表的可能性降低，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降低。
涂娟、娄乾坤（2013）通过对我国沪市2005-2012年上市公司的年报为研究对象，对非标审计的成因进行分析，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反映出公司的独立性状况，反映出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的类型。因此，上市公司应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降低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从而降低其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3.公司经营业绩与财务风险
吕先锫、王伟（2007）以我国2005年以50多个不同的行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非标审计意见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公司提供的担保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产生影响，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时，表明公司长期偿债能力较差，偿债压力较大，公司会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较高。
郭婷等（2008）以我国2006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2004-2005年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的业绩与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三年来非标审计意见的比例呈平稳下降趋势，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的公司业绩处于稳定增长时期，更易于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而非标审计意见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
白宪生（2009）以我国2007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比率等财务比率为自变量，以审计意见为因变量，研究其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公司偿债能力的指标越差，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不确定性越大，这些公司更易于被出具非标意见。
伍利娜、朱春艳（2010）以我国2000-2008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为研究样本，选取是否属于亏损公司以及资产负债率等因素作为自变量，研究其对因变量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表明亏损公司资产和负债率高的公司其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较差，往往面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更高。
周杨（2011）以我国2008年沪深a股所有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Logit回归模型对影想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审计意见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与审计意见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财务指标可以反映公司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较高的公司非标审计意见的比例越高。
程腊梅（2011）通过对2009年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上市公司年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各类非标审计意见的具体影响因素中，持续经营能力是最主要的因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的公司财务业绩不佳，大多面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意见。
二、国外文献回顾
1.事务所规模
CraswellandStokes（2002）认为事务性规模是影响审计意见的关键变量，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将事务所规模等作为关键的自变量考虑并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结论：事务所规模与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呈同方向变动关系，事务所规模越大，其审计独立性越高，审计质量越高。
BahramSoltani（2002）认为审计意见是审计质量的一个反应，通过以法国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来分析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
ChuntaoLiFrankm.Song&Soniam.L.wong（2009）认为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因素很多，事务所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规模越大的事务所，能够保持更高的独立性，独立于被审计单位，越不容易与被审计单位合谋，当被审计单位有财务舞弊和财务违规行为时，越容易被出具非标意见。
2.公司治理结构
Carcello和neal（2000）通过对设有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内部结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中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越高的审计客户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原因在于审计委员中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越高，表明公司治理结构越健全，会注册会计师更易于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而不易于发表非标意见。
Carcello，neal（2000）将内部设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作为自变量之一，将非标意见作为因变量，研究表明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即设立内部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中内部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越不容易被出具非标意见。
DeZoort（2001）认为公司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研究发现，如果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由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专业胜任能力的人员组成，公司财报质量就越高，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越低。Feto（2003）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中财务专家比例越高，公司出具的财务报告质量就越有保证。
Brianandmayhew（2001）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域审计意见的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使得上市公司董事会更加真实和及时的披露其持续经营能力及其财务状况，这也会使公司被出具的审计意见更加真实，更加被外界所信赖。
Chtourou（2001）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政策与非标审计意见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2001年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分组对所选取的样本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设立了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样本中，外部董事人数所占的比例较大时，公司越有可能收到非标意见。
3.公司业绩与财务风险
CliveLennox（2002）认为财务指标是影响公司审计意见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研究财务杠杆与非标审计意见的关系，发现财务杠杆较高的公司，往往面临着潜在的财务危机，其财务风险较高，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较高。
mohammadHudaib（2005）以英国上市公司财报为研究样本，研究影响非标审计意见的因素，将是否陷入财务困境、控股股东是否发生变更等作为自变量，研究表明，控股股东易发生变更和陷入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更大。
ShiminChen（2010）将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率等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了这些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审计意见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率与非标审计意见呈正相关关系，总资产周转率对审计意见的类型也存在显著影响。
maggina，anastasia&tsaklanganos，angelosa.（2011）以雅典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影响审计意见的财务因素。主要通过对公司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这三个方面的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指标与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的类型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Craswella.DonaldJ.Stokes，J.Laughton.auditorindependenceandFeeDependence.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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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敏贤.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比较研究[J].财会通讯，2012（3）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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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杨.我国上市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11（2）62-64
[6]程腊梅.非标准审计意见特征分析[J].会计之友，2011（9）
[7]丁红燕，张士强.我国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3）162-166
财务审计意见篇7
关键词：审计意见显著性相关性
一、构建模型与变量定义
（一）因变量与自变量的选取
1、因变量的选取
我国现阶段审计意见分为四种固定的意见类型，即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本文研究中，将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则值取0，否则，取1（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并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自变量的选取
（1）公司盈利能力指标的选取：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
（2）司风险水平指标的选取：财务杠杆系数，经营杠杆系数
（二）模型定义
式中，审计意见（Y）是被解释变量。总资产净利率（χ1）、销售净利率（χ2）、财务杠杆系数（χ3）和经营杠杆系数（χ4）是解释变量，具体详见下表：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2年沪深两市的2700多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缺失以及金融业上市公司，最终研究样本为1676家公司。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1676个样本中，审计意见的均值只0.05，说明大部分公司被出具了标准审计意见。在盈利能力方面：本文选取了两个代表性指标，即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净利率。从销售净利率上看，极小值为-43.33184，而极大值则为978.29848，极大值与极小值之间的差距很大，说明在这1676家上市公司中各企业盈利能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部分上市公司出现了亏损，而有些公司则实现了巨额的盈利。通过财务杠杆系数可看出，有些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大的财务风险，而有的上市公司则存在着可利用的正的财务杠杆作用。
（二）相关性分析
上表是为了检验各个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两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0.3之间，那么他们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如果超过了0.8的话，那么他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从上表可以看出，审计意见类型与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净利率在1%的置信水平上非常显著，财务杠杆系数不存在显著性，经营杠杆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不但说明了本文前面提出的四个假设有可能被证实，而且也为后面的回归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虽然相关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但有因果关系一定相关，相关是有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销售净利率的系数为0.11，总资产净利率的系数为-0.074，财务杠杆系数为-0.015，经营杠杆系数为-0.048。其中，销售净利率与审计意见呈现正相关，而总资产净利率、财务杠杆系数与经营杠杆系数与审计意见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三）多元回归和检验结果分析
为了能进一步检验财务状况的4个变量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分别对财务状况变量进行回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财务状况变量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本研究回归模型如下：
a.预测变量：（常量），经营杠杆系数，销售净利率，财务杠杆系数，总资产净利率。
b.因变量：审计意见类型
从上面总体参数表中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平方为2.7%，这就说明模型的4个自变量对审计意见的解释程度只有2.7%，可是从上表可以看出来，模型的拟合度也不是很好（F值为12.446，p为0.000）。这可能是因为还存在其他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本文仅选取了财务状况与风险变量，而其他变量没有考虑到模型中来，事实上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可能还有很多，如事务所规模方面、公司治理结构、审计收费等等很多因素对审计意见有影响。
系数a
a因变量：审计意见类型
总体来说，本研究所构建的回归方程，能够较好的反映财务状况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下面对回归结果做一个归纳总结，具体的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1、销售净利率
从上表可看出，销售净利率与审计意见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非常显著，这与本文假设基本一致。销售净利率是指企业实现净利润与销售收入的对比关系，用以衡量企业在一定时期的销售收入获取的能力。它与净利润成正比关系，与销售收入成反比关系，企业在增加销售收入额的同时，必须相应地获得更多的净利润，才能使销售净利率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
2、总资产净利率
从上表可看出，总资产净利率与审计意见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非常显著，这与本文的假设基本一致。该指标越高，表明公司投入产出水平越高，资产运营越有效，成本费用的控制水平越高。该指标体现出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
3、财务杠杆系数
从上表可看出，财务杠杆系数与审计意见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使得企业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利息率，则获得财务杠杆正效应；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使得企业投资收益率小于负债利息率，则获得财务杠杆负效应，甚至导致企业破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企业运用负债所承担的财务风险。
4、经营杠杆系数
从上表可看出，经营杠杆系数与审计意见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为了反映经营杠杆的作用程度、估计经营杠杆利益的大小、评价经营风险的高低，必须要测算经营杠杆系数。一般而言，经营杠杆系数越大，对经营杠杆利益的影响越强，经营风险也越大。
通过上述四个自变量之间共线性分析可得，四个因素的容差接近于1，而且由共线性诊断征值都比较接近于0，彼此之间不存在着共线性。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三个因素对于审计意见有显著性的相关。我们可以得出对于审计意见影响的因素包括：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与经营杠杆系数。
本文选取的研究变量还是不够充分，在日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增加影响变量。
参考文献：
[1]朱小平，余谦.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与审计意见类型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中国会计
评论，2003，7
[2]田利军.审计意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6
[3]张俊瑞，董南雁.公司治理与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当代财经，2006，11
[4]王跃堂，赵子夜.审计意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审计研究资料，2003
财务审计意见篇8
2、收件人：审计报告的收件人是指审计人员按照业务约定书的要求致送审计报告的对象，一般是指审计业务的委托人。审计报告应当载明收件人的全称。如果在股东年度大会上选聘的审计师，审计报告就必须提交给他们。
3、引言段：一般包括下面内容：指出构成整套财务报表的每张财务报表的名称，比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提及财务报表附注。指明财务报表的日期和涵盖的期间。
4、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应当说明，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报告。
5、注册会计师责任段：应当说明，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相信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其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6、意见段：审计人员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应当以“我们认为”作为意见段的开头，以表明本段的内容为审计人员提出的审计意见，并表示对该意见承担责任。主要说明财务报表是否按照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和现金流量。
7、注册会计师的签名和盖章：审计报告应当有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
8、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地址及盖章：审计报告应当载明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和地址，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的公章。
财务审计意见篇9
关键词：独立审计 审计独立性 审计委托模式
独立审计的本质作用在于注册会计师站在超然独立的立场，凭借其专业能力谨慎审查和验证财务报表及其他经济信息，并发表客观的审计意见。但近年来国内证券市场发生的一系列财务欺诈案中，拥有专业胜任能力的注册会计师并未能对虚假财务报告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反而难以摆脱与上市公司合谋舞弊的嫌疑。会计信息的信用危机不可避免地波及注册会计师审计，进而引发独立审计的质量危机。
造成独立审计失败除审计信息不对称的固有因素及我国当前对独立审计监管力度不够、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有待提高之外，现行审计委托模式规定由所有者作为审计委托人的弊端也不容忽视。
一、现行审计委托模式对独立审计独立性的
审计意见的客观公正是独立审计质量的根本要求，它来自于独立审计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是由审计人在审计关系中所处的独立地位来保证的。独立审计的审计关系，由审计委托人、审计人、被审计人三方关系人组成独立的三角关系。其中审计人独立于被审计人和审计委托人，以“第三方”的中立身份超然存在，从而在形式上保证了审计人的独立性。
一般认为，审计独立性主要受到管理者（被审计人）操纵审计意见的破坏。即管理者作为虚假会计信息的制造者和受益者，往往利用管理控制权及实际支付审计费用之便，胁迫、诱使审计人主动或被动放弃客观的审计意见。从上讲，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由公司的财产所有者即股东（组织形式上是股东大会）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注册会计师应该是全体股东的人；而在实际操作上，具体化为公司的管理者即管理层在委托、雇佣注册会计师，尽管形式上是股东（主要是大股东）投票决定注册会计师的聘请，但注册会计师是由管理层事先推荐，故而决策权实际上被管理层掌握。管理层不仅最终决定着注册会计师的聘请、聘请费用的多少以及审计费用的支付，而且决定着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的审计、咨询等服务费用所占的比例，因此注册会计师与事实上的审计委托人———公司的管理层之间具有相关性而非独立性。面对自己“衣食父母”合法或非法的操纵会计信息行为，注册会计师往往被置于两难的境地，从而影响其审计意见的公正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现行审计委托制度规定由所有者作为审计委托人，目的是为了防范管理者操纵审计意见而导致审计人与被审计人的合谋。这一审计委托模式基于的假设是所有者利益一致，并且不存在从虚假会计信息中获利的可能，从而不存在破坏审计独立性的动机。但我国的股份制，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并非利益一元化的主体，现有股东与潜在股东之间、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趋向并不一致。现有股东为了融资需求可能通过粉饰财务报表误导潜在股东；控股股东为了额外利益可能授意制造虚假会计信息侵害非控股股东的利益，因此现行审计委托模式所基于的假设未必成立。在许多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作为审计委托人的董事会往往就是事实上的管理者。这时，由董事会委托的审计人不得不直接面对审计委托人操纵审计意见的企图，甚至是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共谋操纵审计意见的企图，其“第三方”的中立身份形同虚设。
二、现行审计委托模式难以解决独立审计意见的“正外部性”特征与独立审计市场化运作的矛盾
独立审计以第三方的中立身份对企业财务报告及其他经济信息进行鉴证，其所发表的客观公正的审计意见可以降低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促进经济资源的趋利性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由于受益人（潜在投资者、政府机构、社会公众等）与委托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以及付费人（上市公司）之间的不一致，客观公正的审计意见会对注册会计师带来一定不利影响，例如更高的审计成本、与客户关系的恶化等。独立审计意见具有的上述正外部性特征，使得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维护公共利益时的“社会人”角色与市场格局中趋利的“经济人”角色难以协调。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审计委托模式能够内化注册会计师公正审计意见的利益及不实审计意见的损失，而一味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担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
三、改革现行审计委托模式的建议
现行审计委托模式的缺陷动摇了注册会计师在独立审计关系中应有的独立性，成为影响审计意见客观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建议改革现行审计委托模式，由一个既独立于管理者，也相对独立于现有股东或控股股东的独立“第四方”来行使审计委托权。对“第四方”的选择可以考虑以下三种方案。
1.由审计委员会担任审计委托人，即审计委员会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要求在上市公司内部建立和保持一个由完全独立于管理部门，并不受任何其他关系牵连、能独立进行判断的董事组成的常设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履行选择、聘用和解聘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能，并有权与注册会计师讨论审计计划和审计结果、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等事项，以增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该审计委托模式的优点在于以加强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建设，完善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制度为前提，削弱大股东和管理层对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提名权，一方面提高了审计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为独立董事发挥监督职能提供了空间和舞台，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因此，审计委员会制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开始普及，我国上市公司正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这种审计委托模式也被广泛接受。
较之于现行审计委托模式，审计委员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注册师的独立性，但作为一个内部机构，上的“独立于管理部门，并不受任何其他关系牵连、能独立进行判断”的特征在实际操作中很难避免被打折扣。另一方面，这种审计委托模式仍然难以解决独立审计意见的“正外部性”特征与独立审计市场化运作之间的矛盾。
2.由证券交易所担任审计委托人，即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由国家监管部门制定相应制度，上市公司不再直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而是向证券交易所上缴审计费用，由证券交易所设立上市公司审计管理委员会，按照一定程序，在充分考虑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能力、执业质量和执业记录等因素的基础上，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由哪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财务报表。
与审计委员会制度相比，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将上市公司的审计委托权从上市公司转移到证券交易所，从而实现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真正独立。此外，由于这种审计委托模式借助了行政手段，在我国市场仍未完善的现阶段具有执行上的高效性。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将缓和当前国内审计市场的过度竞争，有利于事务所规模化。同时，信誉好、执业能力强的事务所长期垄断某一交易所的审计业务，公正审计意见的利益和不实审计意见的损失得以内化，解决了独立审计意见的“正外部性”特征与独立审计市场化运作之间的矛盾。
尽管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具有上述优点，可能是我国现阶段改革审计委托模式最适合的方案，但由于独立审计较强的专业性，公众难以对招投标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同时脱离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趋利性与合理性，一旦发生暗箱操作、官（证券交易所）商（会计师事务所）勾结的腐败现象，对我国资本市场秩序、政府公信力甚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都将造成严重打击。具有明显行政色彩的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可以成为现阶段的折衷之选，但从长远看，我们需要更具市场调节特征的审计委托模式。
3.由保险公司担任审计委托人，即实行财务报表保险制度。2002年，纽约大学乔斯华·罗恩（JoshuaRonen）教授提出，现行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中存在的固有缺陷，在公司假账和注册会计师渎职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罗恩教授提出建立财务报表保险制度（FinancialStatementinsurance，简称FSi），从源头上增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消除可能导致审计意见失实的制度基础，从而有效遏制公司的造假行为。具体操作方式为上市公司不再直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而是向保险公司投保财务报表保险，保险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投保的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决定承保金额和保险费率。对因为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和漏报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负责向投资者进行赔偿。
聘用注册会计师的决策权从被审计单位转移到承保人手中，与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一样，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切断了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委托关系，更加确保了审计人的独立性。保险公司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公众的利益趋于一致，由利益相容的保险公司来代表上市公司股东行使对财务报表的监督职责，有利于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公众流通股权分散所带来的监督缺位。审计关系中的各方以及保险关系中的各方均被置于市场机制之内，有做假劣迹或经营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将缴纳更高的保险费，加大了上市公司的造假成本。注册会计师的直接客户是保险公司，具有较强执业能力和较高职业道德的注册会计师受到欢迎，而出具不实审计意见将失信于保险公司，进而失去一大批投保于该保险公司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公正审计意见的利益和不实审计意见的损失充分内化。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将恢复注册会计师真实的独立地位，并借助市场机制的力量赋予公司管理层自觉改善财务报表质量的内在动机，不失为一种针对审计失败和财务舞弊的综合解决方案。但现阶段我国信用状况恶化，保险业界也并非净土，如何保证保险公司不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甚至与上市公司合谋来赢得市场份额尚待；同时，对上市公司的风险评估在我国风险评估市场尚未成型的条件下，很难找到令各方信服的机构和人员；作为一种纯市场行为，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缺乏强制性，可能受到上市公司的抵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我们期待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从而使财务报表保险制度能够在我国有效推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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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均科。审计契约制度的研究：基于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的一种。审计研究，2004（1）
3.连宏彬。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提高审计独立性的新思路。财会月刊，2004（a4）
财务审计意见篇10
关键词：内部控制评价；内部控制审计；实施成本；信息技术的应对；评价与审计范围
中图分类号：F239.43文献标识码：B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源自于美国，安然、世通等财务欺诈案件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也加速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进程。2002年，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萨班斯法案），该法案在302节“公司对财务报告的责任”和404节“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中，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的企业，其管理层要对财务呈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对外公开报告；同时要求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层财务呈报内部控制进行鉴证和报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为内部控制的评价与审计制定了相关规则和指引。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借鉴美国的做法，先后加强和完善了对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规制，这其中就包括日本和中国。
2006年6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金融商品交易法》，其中以上市公司为对象，将管理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并由注册会计师对其进行审计作为义务予以规定（内部控制报告制度），并要求在2008年4月1日开始起的会计年度执行［1］。依据《金融商品交易法》，日本企业会计审议会于2007年2月15日，审议了《关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施准则的制定（意见书）》，其公布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施准则》适用于自2008年4月1日以后开始的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与审计。
长期以来，中国多个部门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进行了规范，但并未形成统一体系。美国颁布实施萨班斯法案后，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05年6月，国务院领导在财政部、国资委和证监会联合上报的《关于借鉴〈萨班斯法案〉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同意“由财政部牵头、联合证监会及国资委，积极研究制定一套完整公认的企业内部控制指引”［2］。2006年7月15日，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起成立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国家审计署、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共同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并要求自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同月，还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的征求意见稿。2010年4月15日，上述五部委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具体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组织架构》等18项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择机施行，并鼓励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提前执行。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应当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同时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至此，统一的、融合国际先进经验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
日本和中国的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规范都借鉴了美国的CoSo报告①以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但规范的具体要求和内容还是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以日本企业会计审议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施准则》以及中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依据，首先从规范的框架结构、规范对象与范围、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要素、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以及内部控制审计等方面对其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日本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规范对完善我国内部控制报告制度的启示。
一、中日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的框架结构、规范对象与范围不同
日本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分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施准则》两个层次，准则与实施准则内容相同，均包括“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报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三部分，实施准则只是对准则列示尽可能具体的指南。我国2008年由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其框架结构由一项基本规范、系列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审计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三个层次构成［3］。第一个层次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了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基本要素、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是制定后两个层次规范内容的基本依据，在内部控制标准体系中起统驭作用；第二个层次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分别简称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审计指引），其中应用指引是对企业按照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建立健全本企业内部控制所提供的指引，在配套指引乃至整个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中居主体地位；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针对企业主要业务与事项的应用指引，二是针对特殊企业或行业的应用指引。具体可以划分为内部环境类指引、控制活动类指引、控制手段类指引三类，基本涵盖了企业资金流、实物流、人力流和信息流等各项业务和事项。评价指引是为企业管理层对本企业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提供的指引和要求，包括评价内容和标准、评价程序和方法、评价报告的出具和披露等。审计指引是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执业准则；第三个层次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各企业依据前两个层次的要求，并结合本企业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建立的本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看出，两国的规范都包括了基本要求和实施指南，但比较而言，我国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按照内部控制的建立、评价、审计分别制定指南，尤其是针对企业主要业务与事项和特殊企业或行业制定的应用指南具有更强的指导作用。
日本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施准则》要求自2008年4月1日开始的会计年度在上市公司执行；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适用于境内设立的大中型企业，小企业和其他单位可以参照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自2009年7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施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虽然目前尚未规定针对非上市企业强制实施的时间表，但也鼓励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提前执行。可见，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所规范的对象要广于日本，不仅包括上市公司，也包括非上市企业。
日本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施准则》规范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与审计活动，所谓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指以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为目的的内部控制。我国的评价指引第五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应用指引以及本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围绕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要素，确定内部控制评价的具体内容，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第二十一条规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应当分别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要素进行设计，对内部控制评价过程、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结论等相关内容作出披露。审计指引第三条指出：按照本指引的要求，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第四条进一步指出：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予以披露。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配套指引并不局限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而是规范内部控制目标全过程的评价和鉴证活动。显然，比日本规范的范围要大得多。
二、中日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要素不同
日本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中将内部控制目标确定为四个：即经营的有效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营业活动遵循相关法律以及资产保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了五个目标：即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规合法、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比较而言，战略目标是日本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中没有提及的。
从内部控制要素来看，日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将内部控制基本要素确定为六个方面：控制环境、风险的评估与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信息技术的应对；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确立的内部控制框架包括五个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尽管两国规范对于相关要素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前五个要素的内容大体相近，所不同的是日本的内部控制规范要比我国多一个要素――信息技术的应对。所谓信息技术的应对是指为实现组织的目标事先规定合理的政策及程序，根据这些政策及程序在业务实施中对组织内外的信息技术进行合理的应对，具体包括信息技术环境的应对与信息技术的利用和控制。日本内部控制规范制定机构认为：尽管美国的CoSo报告未提及这一要素，但近些年，信息技术发生了飞跃性进展，组织的业务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技术，组织的信息系统高度采用信息技术等的现状，使很多组织离开信息技术就不能进行业务活动。将信息技术的应对增加为基本要素，表明在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组织的状况下，在执行业务的过程之中，对组织内外的信息技术进行合理的应对，已经成为实现内部控制目标所不可或缺的［1］。
三、中日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不同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中日内部控制规范都认为包括设计（构建）缺陷和运行缺陷，但对其划分的类别却不同。日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施准则》基于对财务报告可靠性产生影响的程度，将内部控制的缺陷划分为“缺陷”和“重要缺陷”两类。我国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根据内部控制缺陷影响整体控制目标实现的严重程度，将内部控制缺陷分为一般缺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三类，比日本的划分更细。
四、中日内部控制审计规范的具体要求不同
从内部控制审计主体来看，日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对内部控制审计主体有强制要求，规定内部控制审计由从事该企业财务报表审计的同一审计人员实施，这里的同一审计人员不仅要求同一会计师事务所，而且也要求是同一执行业务的合伙人。我国的审计指引第五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可以单独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也可以将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整合进行。可见，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并未对内部控制审计主体作出强制性限制。
对于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型，日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以及实施准则规定：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意见可以分为无限定合理意见、附有除外事项的无限定合理意见、附有除外事项的有限定合理意见、内部控制报告内容不适当的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②。我国的审计指引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意见分为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否定审计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两国所不同的是关于保留意见的规定。日本规定表述保留意见的条件是：因未能实施重要的审计手续而不能表明无限定合理意见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在判断其影响未达到对内部控制报告不能表明意见程度而不具有重要性时，必须表明附有除外事项的有限定合理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实施的审计的概要中记载未能实施的审计手续，在对内部控制报告的意见中记载该事项对财务报表审计产生的影响［1］。我国的审计指引第三十一条规定：如果注册会计师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应当解除业务约定或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不允许发表保留意见。如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一项或多项重大缺陷的，除非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应当发表否定意见。上述规定表明，我国不允许注册会计师签发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难以确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程度，因此，只要审计范围受到任何限制，就要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或选择解除业务约定。
中日两国关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形式要求也不同。日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规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目的在于对管理层编制的内部控制报告是否依据一般公认合理的内部控制评价准则，在所有要点上是否适当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将基于审计人员自身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判断的结果作为意见予以表明。同时规定：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原则上与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一并编制。我国的审计指引第二条指出：内部控制审计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特定基准日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审计。第二十七条指出：注册会计师在完成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后，应当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应当包括标题、收件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段、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等要素。尽管中日两国都要求对内部控制审计结果以报告的方式表明，但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报告形式的差异十分明显。日本为了减小审计成本，没有采用审计人员直接对内部控制的构建和运行状况进行验证的形式，而是要求对管理层进行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结论予以审计并发表意见，也就是采用间接发表意见的形式。中国的规范要求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审计，采用的是直接报告的形式，并且要求单独编制审计报告。两种报告形式比较而言，直接报告形式尽管成本负担大，但能够以独立的第三者的身份提供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有效性的结论，从而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的依据。日本的间接报告形式从制度设计来看是希望降低成本，事实上，实际应用状况并不理想。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时，为了验证经营者的评价是否合理，必须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因为只有在证明内部控制制度有效的基础上才能对经营者所做的内部控制评价是否合理做出结论。为此，要深入实际操作层次检查内部控制制度的存在，然后再抽取相关资料样本，从样本中留下的痕迹来验证内部控制运行是否有效［4］。可见，日本的间接报告形式远比制度设计所预想的审计工作要多。
五、日本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对我国的启示
（一）日本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关于实施成本的考虑对我国的启示
一项制度的创新可以促使交易成本降低，一项制度的实施自身也有执行成本，只有当制度的执行成本低于制度创新所节约的交易成本时，这项制度才会被人们自觉遵守。美国的内部控制报告制度就因为高昂的执行成本而饱受各方指责。根据萨班斯法案404条款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的《最后规则》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第2号审计准则，上市公司须提交与财务报告有关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管理当局报告和审计师对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意见。实践表明，执行萨班斯法案404条款不仅直接成本高昂，间接（机会）成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5］。为了进一步落实萨班斯法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采取了多项措施，以设法降低内部控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成本，增进其执行效果，比如，推迟小企业及外国大企业执行404条款的时间，针对小企业开发了《小企业CoSo内部控制框架》，制定第5号审计准则取代第2号审计准则，精简审计程序、使用整合审计的工作成果等［6］。
日本在制定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时，对美国内部控制报告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没有完全照搬其做法，而是充分考虑了其执行成本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在审计范围上，只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和审计，将内部控制缺陷由三类简化为两类，对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实施整合审计并一起编制报告，对内部控制审计主体具有强制要求，允许内部控制审计人员与监事或审计委员会等监督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合作，适当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以及采用对内部控制间接发表审计意见的形式等方面。日本的这些考虑对于我国有效实施内部控制报告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将内部控制评价内容作为一项制度创新，要求不仅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还要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注册会计师不仅要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还要对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予以描述，显然，评价与审计的成本会大于日本，此外，我国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中对审计主体的可选择性和对整合审计的非强制性要求也可能会加大内部控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成本。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的出发点是希望突破单纯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观念的束缚，更为全面地发挥内部控制的作用和效力，增强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自评报告的协调性，但在实施中执行成本是否能被企业所承受，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研究。事实上，从成本效益原则考虑，实施整合审计并合并编制报告，可以使企业更“经济”地委托审计，因为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告审计的目的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合理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提高企业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的质量，我国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告审计都实施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通常情况下，两种审计都要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和控制测试③，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和结论可以相互参照，财务报告审计的实质性程序发现的错报可以为内部控制审计提供线索，是对内部控制审计程序的一种有益补充。同时由相同的注册会计师承担两种审计工作，可以加深对被审单位的了解，不仅有利于节约审计成本，而且能够控制审计风险，提高两种审计的质量。从各国的审计实践来看，目前没有任何实证证据表明由不同事务所分别承办这两种审计业务会更有效地实现二者的审计目标［7］。鉴于此，我国应当在内部控制审计规范中强制规定由相同的审计人员对同一客户的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告审计实施整合审计，并合并编制报告。
（二）日本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中信息技术的应对要素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简称it）的广泛应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给企业的内部控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传统的内部控制方式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有的基于权力制约和岗位分置的内部控制逐步发展成为以信息流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内部控制［8］。运用信息技术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同时加强对信息技术应用风险的控制，已是企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早在1977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就了《系统可审计性与控制》的报告，旨在对信息系统与技术的控制提供一个合理的指导，这一报告被业界认为是第一个与it业有关的内部控制框架。国际组织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在1996年制定了《信息与相关技术的控制目标》，为信息技术安全与控制实践以及信息技术审计提供了应用准则。2003年12月，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联合信息技术治理委员会共同了《服务萨班斯法案的信息技术控制目标》，帮助信息技术职业界理解管理层在内部控制有效性上的法定报告要求，同时指导信息技术业界如何帮助管理层符合这些要求［9］。日本充分考虑了信息技术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日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内部控制框架中将信息技术的应对作为内部控制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实施准则中明确了在信息系统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下，管理层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的具体措施，以及审计师对内部控制进行审计的具体措施。当前，尽管我国企业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信息化建设水平相对较高且发展迅速，而这些单位正是我国内部控制规范的主要对象。目前我国适用的内部控制规范已经关注到了信息技术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七条指出“企业应当运用信息技术加强内部控制，建立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信息系统，促进内部控制流程与信息系统的有机结合，实现对业务和事项的自动控制，减少或消除人为操纵因素。”第二十二、四十一条也有涉及，同时，信息系统应用指引对企业信息系统的开发、运行与维护做出了规定，体现了对于信息技术对内部控制影响的重视，但这些规范只是强调了信息技术的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并未形成融合信息技术的控制体系，也没有信息技术内部控制的评价和审计标准，因此，我国内部控制规范在未来的完善中应当借鉴日本的经验，增加在应用信息技术环境下内部控制的建立、评价与审计的具体标准与应用指南，在理论上也应当先期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
（三）日本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中关于评价与审计范围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将评价与审计范围确定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与美国的规定是相同的，我国也应当将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的范围限定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这不仅是因为评价与审计成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评价与审计的目的所要求的［10］。从萨班斯法案要求符合批报规则的公司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最初动机来看，美国国会旨在通过强制实施内部控制报告制度，以打击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合理保证财务报告质量，也就是说，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制度出台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问题，保证资本市场的秩序。财务报告是一种社会信息，是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据以决策的依据，实践表明，现有的财务报告与审计制度不能完全解决财务信息的可靠性问题，于是，人们从注重财务报告本身可靠性转向注重对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机制的建设，即为了实现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的目的，管理层要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为了增强信息使用者对管理层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信任程度，注册会计师要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因此，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是对财务报表审计的有益补充。投资者除了可获得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外，还能获得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可通过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来辨别管理层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了解其对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影响［11］。也就是说，只对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与审计就可以实现内部控制报告制度的目的，满足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这样既可以降低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的成本，又可以消除人们对于整体内部控制审计时过于扩大注册会计师审计责任范围以及超越注册会计师专业能力范围的担忧。
注释：
①CoSo是treadway委员会的发起组织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的英文简称，1992年，CoSo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报告也称为CoSo报告（1994年进行了局部修改），CoSo报告是内部控制领域最为权威的文献之一，已被美国和国际及一些国家审计准则制定机构、银行监管机构所采用。
②日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规定：因审计范围的约束，未能实施重要的审计手续而不能取得对内部控制报告表明意见的合理的基础时，审计人员不得表明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记载不能表明对内部控制报告的意见的内容及理由，本文将这种情况称为无法表示意见。
③根据我国审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审计中，控制测试并非一定要实施，当注册会计师在评估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时，预期控制的运行是有效的，或仅实施实质性程序并不能提供认定层次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时需要实施控制测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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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章铁生.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内部控制规范：国际实践与启示［J］．会计研究，2007（7）：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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