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经济学篇1
关键词:渔业经济;学科建设;理论前沿
中国渔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渔业体制建立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渔业经济学科从理论探索和改革开放实践总结中，探寻了适合于中国渔业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突出在于发展中国家渔业发展经济学和转型体制国家的渔业制度经济学的世界性贡献。
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中国水产学会在青岛召开的渔业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水产专业7+2学科设置中，渔业经济作为2级学科，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渔业经济学科框架[1]。中国渔业市场经济的规范研究得以迅速发展，至今有8年。经过新一代渔业经济学者的孜孜不倦努力，已在渔业行业经济[2-4]、渔业微观经济[5]、渔业制度经济、渔业福利经济、渔业资源经济[7]、渔业技术经济、渔业经营体制、渔业生态经济、渔业环境经济、水产养殖经济、渔业国际贸易、渔业市场建设、渔业资源配置改革等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两种范式方面取得了与世界渔业大国地位相称的成就，并为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渔业强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受福建省水产学会委托，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渔业经济学科前沿与现实急迫的渔业经济问题提出探讨。
1产量增长拐点的经济学问题
我国渔业产量持续增长了60多年，期间历经三次质的飞跃。第一次是改革开放的恢复性增长，是体制经济学在渔业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发挥生产力本能的飞跃。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确立以养为主的产业方针调整的结果。现在正面临第三次质的飞跃，其中渔业总产量增长拐点。从经济学考察:一是劳动力及成本推手。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省的渔业总产量增长的经验，当人均GDp从4000—8000美元阶段，由于渔业生产劳动特殊性，尤其是捕捞生产，入渔劳动力减少，且劳动力成本推高。
二是渔业消费品全球资源配置。欧美、日本等发达工业化国家都把渔业消费自给缺口由渔业国际贸易平衡。我国从渔业出口大国转为既是渔业重要出口国又是渔业资源重要进口国阶段。
三是健康水资源贫乏。今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水利建设，包括水资源安全，对水产用水提出警示。适宜于水产养殖的内陆水域越来越小，且让位于人饮用水和生活用水。
四是技术创新增长不能满足水产捕捞业资源衰退的增长缺口，以及水产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负外部性。
因此，增产量是调结构、保消费，渔业增产、渔民增效的物质基础，保持稳定且有一定增长量的我国水产养殖在经济学视野中挑战与机会伴生。由此引发的产量增长极限与技术创新替代是今后渔业经济研究重点之一。
2渔业市场经济下“渔民、渔业、渔村”关系新变化在实证调查中，“渔民、渔业、渔村”是一种市场经济关系逻辑[33]，有别于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之初的二元渔业体制。研究结论是，渔民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由此带来的行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以及渔业资源配置研究对象的变化[39][21]。比如，渔用燃油补贴经济分析的争议，是补贴给渔民，还是渔船权益人，还是渔船上劳动者。像晋江、石狮市的主要捕捞渔村，外来工下海捕捞和外雇渔业劳力是否享有渔民生产者所有的权利。
“渔民、渔业、渔村”的逻辑已解构，用市场经济办法[14]，正提出现代捕捞业“渔船准入、渔具准入、渔民准入”的制度设计[34]。
3近海水产资源捕捞管理的经济问题《渔业法》中规定，水产资源捕捞实行限额捕捞，并在投入控制上“双控”。近年来，由于近海渔业资源加剧衰退，禁渔期、禁渔区、禁渔线的效果不彰显，渔民转产转业缓慢等现实，渔业资源经济学上有3种观点争论;一是继续现实主义的限额双控，削减捕捞强度。恢复或提高CpUe。二是推行个人可转让配额或生产单位配额制[43]，如学习新西兰atQ制度。三是增殖恢复资源，平衡增殖与捕捞的经济、生态效益。从经济制度上设计增殖、养护、限捕、休渔等近海水产资源捕捞管理，由于近海水鱼类的洄游性和跨国界，水产资源的国际间谈判及渔业贸易摩擦带来经济学难点问题将持续争议。
4失海失水渔民补偿问题
虽然《物权法》规定了渔业养殖捕捞的用益物权，但还不能解决失海失水渔民补偿问题。
从制度经济学分析，渔业退出的损失，除了渔业在产损失、失海失水损失、设施损失等3部分之外，还应包括渔业劳动技能的刚性损失，海域滩涂财富增值的损失。
其次，从政治经济学分析，农民有集体土地，《渔业法》实施时也规定了滩涂、水域由渔业集体所有，但《海域法》颁布，旧法从新法原则，没有了集体所有海域。现实中有的沿海村和自然村，在解放初期，剥夺了渔霸、渔业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渔农民分得了海域或桁地，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海域或桁地归集于集体大队或人民公社。
失海失水渔民补偿是近年来理论探讨的热点，大多从弱质渔业和弱势渔民方面分析，[10][12][31-32]今后将围绕这一热点问题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
5低碳渔业与碳汇渔业的经济学问题低碳渔业与碳汇渔业作为2010年全国渔业专家论坛主题，碳汇渔业在水产科技界和国家渔业主管部门已形成共识，但是实现碳汇渔业从经济学角度要解决碳汇价值的评价和计量，还要建立渔业碳交易平台和市场化运作规范。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离此则“空中楼阁”。而低碳渔业的经济学问题主要讨论渔业生产节能减排，渔业生态养殖节水、节能、节人力、低排放，可循环，可追溯。
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经济学分析，应深入研究，捕捞生产以柴油“石化碳”换取的“生物碳”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国际渔业贸易中“碳汇流转”本质涉及“碳贸易”，尤其是我国土地、水资源紧缺下，初级农渔产品出口的碳代价，而相反发展远洋渔业、公海渔业捕捞的产品是国内无碳经济产品。
6公共渔业资源体制问题
“公共鱼池”的渔业资源经济学已被认为哈丁悲剧，西方市场经济的主流观点是推崇华盛顿共识，在美国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托罗姆博士认为“社区管理”模式是第3条路径。
“社区管理”在近2年渔业经济专家论坛上呼声很高[7-9]。从我国渔业观察，像泰宁金湖渔业公司具有现代渔业特征的“社区管理”模式。由于“社区管理”带有互助集体性质，因此，实践中比较忌讳。但在日本、台湾渔业权制度中有这种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探索。
7渔业基层经营体制
渔业基层经营是渔业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石，现在中国渔业生产经营主体呈现多样化，基层经营单位有上市的股份公司如辽渔、獐子岛，有股份有限公司，渔村更多的有渔业股份合作制、合伙经营、合作经营、私营和三资企业，还有个体和家庭承包户。从微观数量而言，水产养殖中更多的是个体和家庭承包户，这些渔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3种形式组织起来:一是农业合作社，二是渔业协会，三是公司加农户或企业带农户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在当前渔业分散经营现实中，应尊重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继续探索各种有利于渔业发展的渔业基层经营体制，并及时总结，分析提高推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8水产科技创新及转化生产力的经济学问题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会议上讲话提出“自主创新，支撑发展”的科技发展方针，提出了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我国渔业行政部门历来重视水产科技创新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3年，国家渔业部门设立的行业科技专项经费中，都把渔业经济核算、评价作为项目内容，表明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水产科技创新的经济学要求，前瞻性研究必须与未来水产市场需求相结合，国家公益水产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发为主体必须与“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价值创新相一致，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相结合，不但从技术经济学层面上推动水产科技创新，而且在市场经济中找准位置，发挥支撑作用。
此外，近2年对渔业保险、渔船安全、渔港经济研究开始成为热点课题。
9福建渔业经济学科展望
改革开放初期，福建渔业经济工作者，包括厦门水产学院渔业经济教师、福建省水产厅、省渔业经管站及基层渔业经管站等一批人员热诚致力于转型期渔业体制研究，探索了诸如以船核算、单船承包、鱼价放开、池塘承包、荒滩荒水开发等全国有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一些渔业经济理论创新被国家采纳、推行与借鉴。
21世纪以来，我国已形成了上海海洋大学渔业战略研究、国际贸易研究、水产养殖及鱼塘生态经济研究等专题的渔业经济管理学科;中国海洋大学致力于渔业资源管理经济、渔民权益制度经济研究;大连海洋大学的东亚渔业关系经济、渔业贸易经济研究;浙江海洋学院的渔民组织及经营研究;广东海洋大学的南海渔业经济研究以及东海区渔政局、中国水产科学院的渔业制度经济、渔业管理经济以及水产技术经济、渔业科技创新经济学等渔业经济研究团队，学科建设，同时取得了累累硕果。我国渔业经济学科相对于水产自然学科，表征上存在着研究人员少、课题少、应用成果少，本质是知识体系不健全。
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理论从1768年亚当斯密《国富论》为标志，已有200多年历史，我国渔业参与国际贸易业发端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及其延伸的理论，我国渔业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时间较短，还未形成渔业市场经济的语境氛围。其次，渔业规范经济学研究需要补上市场经济学的理论，实证经济学也需要高阶数学基础，博弈论、突变论、混沌理论等新应用，使大多数文科毕业、不擅长数学的学者显得束手无策。而对于理工科转行的学者缺乏扎实的规范经济学分析。再者，我国渔业统计数据可信度较低，且长序列数据不易寻找，给实证经济研究带来困难。因此，渔业经济研究已成为稀缺资源的学科。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非常重视当前渔业经济研究急迫的问题和现实问题，已经把渔业经济研究列入重要的政府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发挥政府、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国内外知名渔业经济专家协力作用，为渔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福建省渔业经济学科建设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2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海洋捕捞渔业权渔民协会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l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研究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老制度经济学代表有康芒斯、米且尔等，新制度经济学由科斯(RonaldCoasel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论文所开创，它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人对于这门新兴学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近30年，新制度经济学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人的行为科学规律对制度进行创设，它可以使人们产生对自己行为的预期。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有效地规范秩序，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提高人的生活满意度。
一、海洋捕捞业面临的几个问题
(一)资源的衰退
浙江舟山是我国海洋捕捞最集中的地区，其海洋捕捞产量占水产总量的95％。占全国总产量的10％，全省的50％。然而伴随着巨大成绩的背后，是渔业资源的衰退，一些传统的经济鱼类，如大黄鱼、墨鱼等基本上处于衰竭状态，几乎难以恢复；小黄鱼、带鱼、鲳鱼等则出现种种退化现象严重，渔获物普遍小型化、早熟化、幼龄化，一些海洋生物发展生存空间移位，汛期混乱等现象。近几年，渔场越跑越远，渔船越造越大，渔网越拉越长，而鱼越捕越少。如：1979年，单位捕捞渔获量达每千瓦达1.5吨，1987年降到1.1吨，1990年为0.90吨，现在则为0.75吨。呈下滑的趋势。
(二)“双控”管理的失败
我国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即“双控”管理)，并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双控”的目的旨在有效控制海洋捕捞强度。但是，自1979年恢复渔政管理以来，“双控”的基数一直在不断膨胀。以舟山市为例，从1980年到2000年21年间，全市捕捞渔船从7007艘增加到9396艘，总功率从31.33万千瓦增加到146.79万千瓦，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8％和9.03％。2001年以后由于政府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出台渔船报废政策，渔船数及马力数逐步得到缩减，到2005年上半年，全市共缩减渔船1538艘，上交马力指标16.9万千瓦。“双转”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反弹之势仍不容忽视。
(三)渔民“失海”情况严重
渔民失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失海”：另一类是“隐性失海”。所谓“显性失海”是指可供渔民生产的渔场数量的绝对减少。这里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中韩、中日渔业协定的实施，使渔民失去相当大的传统生产渔场，其面积大约有10万平方公里，受限制渔场达26万平方公里，影响舟山市近5000艘渔船，涉及渔民2万人。二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临港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些产业用海的需求较大，与传统渔业用海发生冲突，各级政府从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将大量的渔业用海调整为其它用海，使传统渔业用海大量缩减。所谓“隐性失海”是指可供渔民生产的渔场可利用价值的相对减少。这也有两个因素，一是大量农民和工商资本进入渔业领域，与传统渔民争夺渔业资源，加剧了渔业资源的衰退。据估计，目前舟山市从事捕捞业的内陆渔民有7000多人，占全市捕捞劳动力的10％左右。二是海洋污染日益严重。据2004年《舟山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舟山海域严重污染面积8556平方公里，重度污染1086平方公里，轻度污染1870平方公里，三项合计占舟山海域总面积的50％，严重地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导致资源急剧衰退，甚至灭绝。
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渔业相关问题与现象的分析
制度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一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在渔业资源公有的情况下，多捕才会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虽然在捕捞上实行了许可制度，但是每艘船捕什么鱼，捕多少是政府管不了的，在资源公有的情况下，虽然渔民知道不断增加捕捞力量会导致渔业资源的衰退，但是对于自身来说却是绝对有利的。所以，捕捞船只和马力一长再长，渔业资源也随之不断衰退。
一般来说，政府是社会公益的维护者，但是也有自利的动力，在追求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也有冲动去调整用海的区划；而在GDp考核的压力之下，政府倾向于上马那些立刻带来GDp增长的项目，特别是在任期开始或结束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明显。很多临海产业对用海的需求很大，政府为了出政绩，往往是调整渔业用海为工业用海，导致可捕区域不断减少。
政府的管理是通过公务人员来实现的，公务人员手中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管理的权力。政府是渔业的管理者却不是渔业的利用者，这有可能会导致个别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产生寻租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官员对违规船只的放行损害的只会是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没有不仅损害反而因寻租带来收益。
长期以来，渔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比较利益冲动促使他们下海。这也是吸引农民不断进入渔业领域的主要原因。
国家渔业法规定，渔业资源及海域属于国家所有，海洋渔业的捕捞权属于一切公民、组织或其它经济实体。面对工商资本的进入，传统渔民也是无可奈何。其隐性失海更加严重。
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创新一：设立渔业权
众所周知，公用地悲剧是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对资源掠夺性开发。所以首先要实现渔业资源的产权化，即创设渔业权。渔业权创设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的传统渔民的权益。传统渔民历来以海为生，捕鱼是其基本的生存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捕捞的权利是生存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相对于后来进入渔业的大陆农民而言，其本身有自己的生存资料――土地。在此基础上将有限的渔业捕捞权利进行分配，对传统渔民来说就有失公平。
其次，进行渔业权划分。将渔业权分为公共渔业权和地域渔业权，两者大致以禁渔区为分界线，分界线以东实行许可渔业，任由工商资本和其它实体自由出入；分界线以西实行渔业权渔业。地域渔业实际就是行政区划为界线，实行属地管理，其捕捞权只能由传统渔民所有。许可渔业属于商业渔业，资本可以自由出入，只要符合国家对渔船安全、渔具渔法的相关规定即可，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渔业权渔业属于传统渔民的生计渔业。非传统渔民是被排斥在这个市场之外的，马力配额在市场上的流转则另当别论。因
此，对渔民身份的判断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许可渔业还是渔业权渔业，其权益的实现都是以马力配额作为载体，渔船只有在拥有马力配额的情况下才能出海捕鱼。传统渔民出海捕鱼，大约是1／3盈利，1／3持平，1／3亏损。而亏损的传统渔民可以选择将配额转让给他人，这样，在不出海的情况下靠出租和出售配额也可以获得收入。另外，实行马力配额还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马力配额是以人为对象进行分配的，其获得依据是基于渔民的身份。国家现今对渔业的补贴是以渔船为单位的，而渔船只是少数富有渔民所有，多数渔民已经沦为雇工。按渔船进行补贴，则将广大贫困渔民排除在补贴之外。按马力配额进行补贴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公平。
渔业权渔业，是把传统渔民的生存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既是对传统渔民人权的一种承认与保障。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借海域资源国有的规定来随意改变海域的用途，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需要给渔民一定的补偿，某些地方“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可以作为渔民补偿的一种借鉴。
四、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创新二：建立渔民协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渔业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村社管理已经解体，新产生的渔业合作组织大多名存实亡。渔民作为分散的生产单位，缺乏一个整体的组织平台与政府进行沟通，这使得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制度不能有效地传递到渔民手中，另一方面渔民的利益表达也缺乏一个有效渠道。这种情形之下，渔民协会的产生就非常有必要。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政府行使的管理职能越来越少，很多政府的管理职能分解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愈进步，社会中介组织愈发达。渔民协会作为渔业发展的中介组织，可以有效地将政府的政策法规传递给渔民。同时，作为传统渔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团，它可以帮助政府有效地管理渔业。政府把多余精力集中到宏观调控和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中，可有效地避免管理者与利用者脱节的矛盾。渔民协会既是资源的所有者，也是资源的利用者，在过度捕捞会损害渔业永续发展的情况下，渔民协会会自觉地调整捕捞的强度，保持与资源更新的平衡点上。如果渔民不顾协会的约束违规操作，损害大家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大家监督而得不偿失，因此，能有效规范渔民的自觉行为。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3
关键词：渔业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
科技力量是国内各行业发展的强大助力，是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渔业经济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要素之一，其发展情况将会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水域辽阔，是世界上渔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丰富的渔业资源为我国渔业经济的有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渔业经济在内销层面和国际贸易层面均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渔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令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1]。
1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现状
1.1渔业经济总产值
渔业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情况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渔业经济总产值是渔业经济发展情况的体现，从渔业经济总产值出发，对渔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判断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结合2015—2017年的实际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渔业产值为11328.7亿元，而渔业经济总产值包括渔业产值、渔业工业产值、渔业建筑业产值和渔业流通以及服务业产值，2015年的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2019.94亿元。2016年国内渔业产值为12002.91亿元，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3662.29亿元。2017年国内渔业产值为12313.85亿元，而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4761.33亿元。虽然渔业经济总产值为多项产值的集合，但仅对2015—2017年的渔业经济总产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渔业经济总产值不断增长。
1.2水产品产量
水产品作为对渔业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农产品，针对水产品的产量进行分析有利于规划渔业经济发展。为与渔业经济总产值的相关数据产生一定联系，针对水产品的数据分析将围绕2015—2017年的数据进行。结合《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达到6699万t，比2014年增长了3.69％。2016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较2015年增长了3.01％，实际总产量达到了6901万t。2017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比2016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总产量为6445万t，实际产量降低了6.61％。虽然我国水产品产量在2015—2016年增加，但受相关因素的影响，2017年的水产品产量有所降低。为了稳定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情况，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水产品产量进行管理[2]。
1.3生态资源环境
根据相关数据可知，我国2017年的水产品产量较2016年略微减少。就国内渔业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虽然渔业经济仍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但是国内渔业基于自然资源、廉价人力资源得以发展，出现过度捕捞的情况后，后续水产品产量将难以维系国内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并未得到缓解，主要是因为相关工作人员在利用渔业资源获取经济利益时，没有意识到渔业资源的有限性，相关捕捞工作的开展没有受到严格管理。其次，随着社会发展，城镇化建设与工业化发展进程逐步加快，导致国内各地区水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水域污染给国内水产品的养殖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部分区域因水污染程度较深，导致当地的水产品养殖业出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3-4]。
2我国渔业经济面临的问题
2.1渔业养殖结构单一
依靠科技力量，当前国内相关捕捞工作的开展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但过度捕捞情况时有发生。过度捕捞会导致渔业资源减少，水域内的生态结构遭到破坏。渔业资源是渔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渔业资源减少会对渔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从国内渔业养殖存在的问题来看，受国内市场、海外市场需求的影响，渔业养殖以贝藻类为主。仅在20世纪末，我国贝藻类养殖规模就比之前扩大了5倍，但鱼虾的养殖规模一直维持在同一水平。这表明国内渔业养殖结构单一，给我国渔业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
2.2深加工发展滞后
目前，国内水产品深加工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掌握程度不足，且多数水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加工设备老化比较严重，这表明国内水产品深加工行业的发展滞后。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现阶段仍有不少社会民众认为渔业养殖工作主要是积累渔业资源后进行捕捞，进而加工为食物进行售卖。这样传统的认知极大地限制了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也使渔业资源的利用率长期处在较低水平且停滞不前。结合实际统计数据对此进行验证后可知，捕捞、养殖作为渔业的第一产业，目前其产值在渔业总产值中占54％；渔业深加工是第二产业，其产值在渔业总产值中占32％，这一比例较低，说明国内渔业深加工发展滞后[5]。
2.3竞争力不强
国内水产品深加工发展处在滞后状态，导致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绝大多数为粗加工品和半成品，而其他国家出口的水产品绝大多数为深加工产品。仅从水产品加工水平存在的差异来看，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存在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不仅如此，分析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种类可知，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种类单一。这主要是因为国内渔业养殖技术亦处在滞后阶段，导致我国渔业养殖工作缺乏先进技术的支持，在实际养殖过程中极易出现疾病，给渔业养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影响了我国水产品的产量，造成我国水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3渔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3.1优化产业结构
为了将产业结构调整落实在渔业生产中，首先，应针对渔业市场的特点建立市场预警机制，进而基于市场预警机制为相关企业、渔民提供必要的市场参考信息，引导相关企业、渔民结合市场的需求开展养殖工作，进而推动渔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其次，针对现阶段国内渔业养殖结构单一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应结合先进的技术对渔业养殖结构进行相关调整，进而扩大国内渔业养殖规模。在扩大渔业养殖范围的同时为渔民传授先进养殖技术，是确保养殖范围扩大的重要前提。在市场预警机制、渔业养殖范围不断扩大、渔民掌握先进养殖技术的前提下，有利于实现渔业产业结构优化[6]。
3.2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
水产品深加工的有效落实能够有效助力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水产品深加工能够有效提高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水产品深加工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持，因此促进国内渔业与科研机构紧密联系是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的前提。渔业与科研机构的联合能够促进渔业转型为高科技渔业，对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进而使水产品因深加工工作的开展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7-8]。
3.3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
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就是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为了让相关保护措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统合相关政策十分必要。相关审批政策是现阶段必须实施的一项管理措施，将其应用于实践中能够有效减少过度捕捞等不良现象[9-10]。为了确保海洋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实施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非常有必要。在海域使用审批政策与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海洋资源能够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
4结束语
虽然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整体发展，但是为了实现更加长远的发展目标，在促进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时，应当重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渔业资源、海洋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统合必要的政策，引导渔业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能够让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得到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1］石胜男.渔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广东蚕业，2020，54（5）：121-122.
［2］石胜男.浅析我国渔业发展战略研究现状［J］.广东蚕业，2019，53（12）：11-12.
［3］张甜甜.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7）：68-69.
［4］冯浩.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上海海洋大学，2018.
［5］徐时政.渔业经济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市场，2017（3）：55，66.
［6］王春华.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J］.渔业致富指南，2016（8）：13-15.
［7］李屹.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科技视界，2015（36）：323.
［8］张译丹，祖岫杰，刘艳辉，等.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建议［J］.现代农业科技，2015（18）：314，316.
［9］宗金强.论山东日照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商，2015（24）：240.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4
关键词：巢湖流域；渔民失水；问题；探究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6）14-0016-03
随着中韩、中日海域的重新划定，海域管理制度的变化，海洋环境的恶化，渔民失海现象增多，殷文伟[1]王春蕊[2]董晓清[3]等着力分析了失海渔民概念、就业、社会保障、转产转业等问题，这些成果饱含对渔民失水问题探究的理论成果。与渔民失海现象对应的内陆渔民失水现象研究主要体现在实地调查数据中，研究对象集中于淡水湖、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渔民群体，其失水与可持续生计问题已引起学者关注，这为巢湖流域渔民生活状况研究提供借鉴。关于巢湖流域渔民生活的研究有：易述远[4]从经济学角度探究渔民经济收入问题；陈文江[5]从生态学领域研究水域生态建设对鱼资源、渔民生产资料和生活的影响；殷滋言[6]基于环巢湖旅游开发，提出挖掘渔民生活中的旅游效应；在社会学领域，钱东方[7]、李魏[8]将巢湖的专业渔民作为调查对象中的一部分，对其收入、子女教育、健康、社会保障进行调查。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渔民失水原因进行考察，呈管窥之见。
失水渔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是因为环境、社会、资源、发展等原因可拥有创造生活来源的人均占有水资源数量较少，这也是目前在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中对渔民的一种较为宽泛的界定。在巢湖流域因为失水路径不一，分成如下几种：
1资源型失水
历史上，巢湖渔业盛况在典籍记载中有所反映。明朝诗人曹祖庆的《登牛山望巢湖》：“山椒列酒荫松萝，遥听渔舟矣乃歌，帆樯几道凌空渡，烟火千门向晚多”；清朝诗人周大泉的《湖口晚望》：“渔市家家火，欧村树树烟，晚风吹正紧，好泊渡湖船”；清朝诗人潘尔侯的《月夜泛湖》：“长湖一望水如天，沽酒乘舟破晓烟。渔火依依明远屿，雁声历历度前川”等，有对渔民生活、渔村晚唱、渔民收获的描写，也有对“米贵圩淹破，只靠湖中鱼作}”生活的记忆。但是，近人诗中有“点点渔舟出”，“夹岸农渔笑语喧”，却对壮观的打渔场景记载少，如今沿湖家家户户打渔的场景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而成为历史的记载和辈辈相传的回忆。鱼儿变少让人不禁想起20世纪的一句家乡话：“50年代淘米浇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
随着巢湖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大量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染使得巢湖水环境承受巨大压力，加上围湖造田后农业种植的过量施肥，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巢湖一度成为“三河三湖”重点治理工程之一。接踵而来的是水土流失，水位上升，目前巢湖现代淤积速大大超过地质史上的古代淤积，以南淝河、派河、杭埠河、兆河、裕溪河河口三角洲地带为最，甚至有专家担忧巢湖在1000a后将在枯水期沦为沼泽。
水质变坏，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生物系统功能退化，鱼类饵料场和产卵场生态条件恶化。再加上1962-1968年巢湖的建闸使得洄游鱼类的洄游通道完全阻塞，纳苗期失去长江水倒灌机会而不能“灌江纳苗”，鱼类种群缺少补充，造成鱼群结构简单化、鱼类个体小型化与食性单一化。渔获量变少，从巢湖的定居性凶猛肉食性翘嘴红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有900t，而到了80年代就已经下降到了200t，原来巢湖三珍的螃蟹基本绝迹。
由于水域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减少，鱼产品单一化等原因形成的资源枯竭型失水渔民，渔民生活难以为继，其过程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以缓慢的速度进行。
2建设型失水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围湖造田与大力建设巢湖沿岸，产业结构转型导致对原生态第一产业区域的强势入侵而孕育了建设性失水渔民。
随着国家大江大河建设项目的推动，围湖造田，发展农业经济，沿湖以渔业为辅的渔民逐渐转为农民甚至市民，以渔业为主的渔民逐渐转为以渔业为辅的渔民，这一趋势最远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曹操在巢湖西岸滩涂地筑堰为田，进行屯田；孙权在巢湖一带利用险关水域，构筑东兴堤以遏湖水，阻水为田，历经宋朝和明清的广为开垦。解放后。人口增加，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沿湖人民自发有组织对湖泊进行围垦，随之而来的湖区面积缩小，圩田增多，土地收益逐渐超越了渔业的收获，渔民逐步退出了渔业领域变成农民。其身份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长久的历史进程，在沿湖的大王、董村、鲍圩等北岸村庄表现较为明显，如今基本上家家都有开垦地，采取的是“又渔又耕”的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沿湖地区以逐步从农业村庄向现代城镇社会过渡，推动了环巢湖新一轮建设进程。以1988―2008年为例，耕地面积减少333.36km2，建设用地增加了365.40km2。虽然耕地的变化面积最大，但是从变化率和动态度所反映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速度上看，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最快，变化率和动态度分别达到36.2%和2.01，远高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且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地的减少，耕地、林地、草地、水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水域面积从1288.23km2减至2008年1265.21km2，近30a的年增长率为-1.28%[9]。
随着滨湖大道建设、沿岸绿道和层级公路建设占用了原有的沿湖的草滩和湿地，代之而起的人工湿地，破坏了原有沿湖村民自家鱼塘，形成了因经济社会发展而被逐渐淘汰的失水渔民群体。同时，历届政府对渔民进行了规范化管理，禁止酷渔滥捕，规范渔业执照和渔民燃油补贴，界定渔民，一方面增加专业渔民的收入，也将环湖小镇非正规化、季节性的渔民排除出水域。
3政策型失水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性，我国自1995年起在黄海、东海2大海区，自1999年起在南海施行2～3个月的禁渔期，这3大海区连续实行伏季休渔制度至今，为缓解过多渔船和过大捕捞强度对渔业资源造成的巨大压力，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势头，增加主要经济鱼类的资源量，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中国开始对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期制度。在《渔业法》和农业部令等相关文件精神指导下，为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巢湖渔业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巢湖流域和地方政府对巢湖休渔期、禁渔期、禁渔区等明确规定；今年的最长时间禁渔达到6个月，主要包括巢湖主体水域、滩涂及各通湖河流河口水域，重点保护巢湖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孤山、马尾河口、南淝河口、杭埠河口、东口门等水生生物集中分布区和鱼类重要繁殖区。受禁渔政策影响，渔民无法进行春禁捕鱼活动，其收入被切断，专业渔民的生活在春禁捕鱼期就成了问题，其也成为因政策而导致的临时性失水渔民。这部分渔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引起关注。
在生态强省战略指导下，合肥着力建设“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巢湖流域成为“十二五”期间合肥构筑“1331”市域空间新格局的重要一环。渔民是生活于该流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区域生态利益和环境与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客观上推动了渔民的失水进程。201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关于实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的指导意见（建村[2013]99号）》在解决以船为家渔民最基本的安全住房前提下，要求各级政府加强水域生态保护，合理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及后续管理。安徽省政府印发《关于解决捕捞渔民生产生活困难的意见》（皖政办〔2013〕12号），确定“1+6”政策体系，即以解决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定居问题为重点，统筹推进渔民户籍、就业、教育、医保、低保、养老及生活困难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落实。2014年底，安徽安置17861户渔民上岸告别“水上漂”，巢湖流域又有137户渔民上岸安居。这也是继湖光新村和滨湖景城安置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渔民的生活安置，渔民从“亲水”――与水为家过渡到“离水”――与水远离的生活状态变迁。对大多数渔民来说能够明白这样做从长远来说，是“利水”的，但告别几十年的生活环境，多有内心的感伤与惋惜。
4能动型失水
正如历史的悖论一样，机遇总与挑战并存，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小市小镇聚集效应逐渐明显。合肥的快速发展推动的人口密集化效应在逐步影响巢湖及沿湖地区。在城镇化的拉力作用下，产生了主观能动性失水渔民。在城市更好的收入、职业、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和受教育机会、气候条件等拉力吸引下，再加上农村的思想保守、生活水平低、就业机会少、教育落后等推力的推动下，开启了市民化进程。
经济人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其实在做经济分析时对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意思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实现生产经营者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假定单个的渔民是理性的，目标是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在利益诱导下完成的，也就是渔民失水转业、继续从渔、待业等补等抉择都是收益权衡的结果。当成本大于收益，渔民转业工作就难以进行，甚至出现停滞或倒退。当转业就业收益大于成本，转业工作就会顺利进行，进而带动失水渔民群体逐渐扩大化。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村民外出打工，当地渔民也利用地缘和亲缘关系外出打工，和农民一样，不拘泥于土地和水域，开启市民化进程。随着产业结构比重的变化，第三产业在就业中比重明显增加，渔业作为第一产业的部分比重逐步下降，许多渔民利用环巢湖全域旅游发展的形势，加入旅游服务业等，进行就地创业。在调查中发现，勤恳的公交车司机、渔家乐饭馆的老板等主动放弃渔民工作，积极响应融入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美好新生活。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失水渔民是一个模糊性概念，它的历史演进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从现实看，他又是一个具体概念，特别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妥善处理失水渔民群体，尤其是政策性失水和建设性失水渔民群体尤为重要。基于环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背景下，加快传统的捕捞渔民向新型职业渔民、水休闲产业渔民、旅游服务型渔民转变，推动失水渔民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型，构建与“产业高地、旅游胜地、生态之城”建设融合发展的“产业渔民、休闲渔村、生态渔业”格局，重塑渔民水生态价值观，树立失水即是益水的观念，呼吁对巢湖“水渔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关注，守护失水渔民的滨水家园梦想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生态利益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殷文伟.失海渔民概念探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9（3）.
[2]王春蕊.沿海开发进程中失海渔民补偿安置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河北省的调查分析[J].经济论坛，2013（3）.
[3]董晓清.沿海开发背景下失海渔民可持续生计的困境与构建路径――以江苏省沿海开发为例[J].江西农业科学，2013（3）.
[4]易述远.关于环巢湖生态渔业发展的几点思考[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12（3）.
[5]陈文江.巢湖生态调水对鱼类资源的影响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2（12）.
[6]殷滋言.环巢湖地区滨水游憩带规划与开发探讨[D].苏州：苏州科技学院，2011（6）.
[7]钱东方.安徽省“连家船”专业渔民生产生活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渔业经济，2009（6）.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5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随之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发展和坏境保护这两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实行了一系列的关于海洋渔业的规制。本文回顾了海洋渔业规制的相关文献，对我国主要的规制手段进行分析，最后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渔业是一项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我国的渔业部门中，海洋捕捞渔业产出占渔业总产出的42%至48.7%，占海洋渔业总产出的71.3%到79.8%。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捕捞业的不断上升，近海岸的渔业资源迅速耗竭，一些重要的目标鱼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如何解决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为此制定并实施了许多政策来支持和保护海洋渔业，由此形成了中国海洋渔业政策规制，也形成了与渔业相关的规制经济学。
1规制经济学
规制经济学是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干预管理的产业经济学分支，经济性规制主要研究政府在约束企业定价、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作用，如渔业中的许可证制度就是经济性规制。
规制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五个阶段（周慧许长新，2006）。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范合君等（2007）总结出西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特征，其中规制内容从经济性规制到社会性规制演进，规制手段从传统规制手段到激励性规制手段演进与渔业规制相关，特别是规制手段的变迁。传统的渔业规制没有改变过度捕捞的激励，而基于产权的渔业规制如可转让的个体配额（individualtransferableQuotas,itQs）就是一个激励性的渔业规制。
2渔业规制目标
渔业政策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渔民获得应有的利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在现实社会中，渔业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可耗竭性的特点，随着捕捞者的增加，拥挤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渔业的这种开放获取的性质主要带来了以下问题：①经济上和生物经济上的无效率。与私有产权相比，开发获取导致付出较多的捕捞努力但是获得较少的收益。并且，高水平的捕捞努力使得生物经济学的均衡鱼存量低于最大持续产量。②过度捕捞。由于渔业几乎没有进入的技术障碍，因此人人都可以进入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总是试图捕捞更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这就产生了“捕捞竞赛，导致渔业资源的迅速减少甚至耗竭。
尽管有学者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避免过度捕捞并且满足不断增加的对海产品需求的好方法，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发展水产养殖可能会毁坏海岸的地貌，破坏某些生物的栖息地。例如，在我国，许多红树因为水产养殖而遭到砍伐，而由此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也遭到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这些损失难以弥补。另外，过多的水产养殖会降低水质，而修复水质，清洁沉积物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渔业资源开放性获取所带来的无效率和过度捕捞，在经济与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仅仅靠用水产养殖业来代替渔业。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纠正开发获取带来的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渔业规制目标。
3主要渔业规制手段
根据渔业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渔业规制可以分为：产出控制（限额捕捞、个体配额）、投入控制（许可证制度、个体投入控制）和技术措施（休渔制）。
3.1渔业许可证制度和限额制度政府主要通过对控制渔船和捕鱼工具，发放许可证和捕捞限额来管理海洋渔业。从1989起，政府就开始对渔船的数量和它们的总功率进行控制，以此来限制捕捞力。限额由农业部分配到沿海各省。
当地的渔业管理部门负责根据配额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在我国，在已经实行限额制度的海域捕鱼或是捕捞已经对其捕捞数量进行限制的鱼种，捕捞者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
为了更好的实施“双控”制，渔业许可证制度也开始实施了。
2002年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将渔船分为三类：海洋大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441千瓦；海洋小型渔船，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且船长不到12米；海洋中型渔船。各类渔船由不同的部门进行许可证的审批以及发放。大型拖网、围网，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的共同渔区、南沙、黄岩岛海域作业以及到特定渔业资源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作业的这三类渔船的许可证需由农业部进行审批，委托农业部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局发放。远洋渔船的许可证由农业部审批发放，其它渔船的由地方部门进行审批发放。《规定》还指出使用期一年一上的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期为两年。同时规定，我国的渔业捕捞许可禁止进行交易和转让。
1999年，政府宣布每年的总捕捞量应该实行“零增长”。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新修订的《渔业法》出台，宣布实行对捕捞量的配额管制。这种对产出的控制将某海域内的目标鱼种的最大捕捞量限定在与前一年大致相当的数量上。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实施了“零增长”之后的2000年起，到2005年，总捕捞量基本保持在145万吨，增长率在0%处波动。
3.2休渔制休渔制既包括休渔期，也包括休渔海域。休渔制是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个特定的海域禁止捕捞特定鱼种或是禁止使用特定的方式作业。休渔期一般是在夏季，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在该时期进行休渔，可以保护主要经济鱼种的亲体和幼鱼资源，使渔业资源得到修养生息。在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实行休渔制度对特定的鱼种进行保护。①1981年，从4月1日到7月31日，北纬32°到34°，海岸线以东至东经122°30’海域禁止使用拖网作业。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大黄鱼和黄花鱼。②自1988年起，渤海海域全面禁止拖网作业。③自1989年起，为了保护带鱼，从5月1日到6月30日禁止在带鱼产卵区（北纬28°30’到30°30’，海岸线到东经124°30’）作业。
全面的休渔期制度始于1995年，首先是对东海和黄海两大海域，1999年开始在我国其它海域实行。由于每年的环境、气候等情况不同，各年具体的休渔日期不尽相同，2003年农业部对休渔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强调所有海域定置作业休渔每年不得少于两个月，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定，并报农业部和所在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所有休渔渔船必须在休渔时间开始前进港集中，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点，不得从事加水、加冰、加油等活动。
4对我国主要渔业规制的评价
我国的渔业规制主要包括许可证制度、限额制度和休渔制度。但是，这三种制度都仅仅是在限制或是禁止，没有实施激励性的规制手段。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捕捞限额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的情况下，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休渔制度会导致“捕捞竞赛”，一方面“激励渔民在渔汛期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而激励竞争”，另一方面，“激励渔民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或扩大其捕捞生产能力”。休渔结束以后，强大的捕捞压力和“捕捞竞赛”使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陈卫忠的研究中，也提到休渔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海洋鱼类的数量恢复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如此，作者仍旧对我国的渔业规制持乐观的态度。王海峰等（2006）用带有虚拟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考查了“零增长”、休渔制度、“双控”制和加入wto对海洋捕捞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增长”、“双控”制和休渔制度影响显著，但是仍需要改进。其中，“双控”制度在投入控制方面的成果还不稳定。一方面因为它“没有控制机动渔船的吨位”；另一方面，“机动渔船的千瓦数也在临界值,随时可能超过合适的渔船千瓦数”。
总的说来，我国的渔业规制尚存在激励不足，效果不明显，不能有效地改变资源耗竭的状况。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渔业的规制起步较晚，仍有很大的空间进行改进，相信通过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国的渔业规制可以得到改进，渔业可以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5参考文献
[1]宁方勇.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综述[J].北方经济，2007，(1)：8-9
[2]张红凤.规制经济学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5，(8)：72-77
[3]周慧，许长新.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2)：152-158
[4]吴海川，陈艳.渔业政策的目标取向及关键问题剖析[J].中国渔业经济，2005，(1)：14-15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6
关键词：海洋环境；渔业资源；捕捞措施
中图分类号：S937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50501165
海洋渔业资源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海洋环境更是整个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其出现问题将会威胁到整个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面对我国陆地资源紧张以及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不合理的现状，需要从资源持续利用的角度进行分析，对相关规章制度进行综合研究，确定出最为合理的捕捞措施。通过法制法规来进行合理的控制，强化监督管理责任，保证捕捞措施的合理性。
1可持续捕捞模型分析
在没有进行捕捞情况下，海洋渔业资源数量满足公式：，
其中x表示海洋渔业资源生物量，xm表示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所能容纳最大渔业资源生物量，r表示渔业资源不受资源限制与环境限制固有增长率，t表示时间。通过对某一海洋渔业资源数据资料的综合分析，可以确定出r与xm为常数，并且[1-x/xm]可以提供下一代育苗生存剩余环境容量，这样既可以得到生态环境与资源对渔业资源生物量的阻滞影响。
上述模型可以看作是在自然环境下海洋渔业资源生物量增长效果，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将人为捕捞行为考虑进去。这样可以假设人为捕捞为Q，表示为一定的捕捞方法，即每天所需要达到的捕捞数量，是衡量出海渔船数量与吨位数的主要因素[1]。而j则表示为单位强度下的捕捞率，则最终可以确定在单位时间内的捕捞率为v=jQ。如果在单位时间内捕捞量h（x）与渔业资源生物量x（t）呈非线性2次关系，则可以用公式表示：h（x）=vx2（t）=jQx2（t）=Qx2（t）。
将所有影响因素都考虑进去，则可以得到在人为捕捞行为下，海洋渔业资源满足的动力方程模型，即：
2提高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发展措施分析
2.1建立合理渔业资源捕捞配额制度
捕捞配额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国务院渔业行政部负责组织渔业资源的调查和评估，为其提供科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其他管辖海域的捕捞限额总量有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国家重要的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或者协商确定，逐级分解下达。其制度充分的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分配办法和分配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的法律基础上从而建立起来。国务院在有关专业人员在对渔业资源科学评估和环境监测的基础上，以确保资源的可再生和生态平衡为目标，对一定区域的渔业资源进行捕捞控制，从而采取一些措施保证顺利的执行渔业制度[2]。我国的捕捞总量是根据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来确定的，并依此施行的，一个地区的捕捞配额制度的制定，要根据这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我国根据往年的平均捕捞量、具体的渔船数量与总功率等情况，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具体的执行过程主要有以下2种分配方式：平均分配。对各个地区进行渔业资料捕捞量进行平均分配，严格的遵守绝对公平原则；区域分配根据捕捞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强弱来分区域分配，充分的利用好效率最大化和经济最大的原则。这2种分配方式充分的体现制度公正和效率高效的制度优势。
2.2加强渔政队伍建设
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好坏是国家的渔业政策法规能否更好执行的关键，其执法的能力、责任心直接会影响到渔业执法的效果。现如今，我国渔业行政执法人员经常专属经济区内与外籍渔船交涉执法，这就需要执法人员拥有更好的素质要求以及执法能力，除此还需充分的熟悉掌握我国的渔业政策和国际法律法规。故而需要对执法人员进行法律、专业知识的培训和教育，使其充分适应如今复杂环境的执法需求。
3结束语
为提高海洋渔业资源的持续性发展，需要结合海洋渔业生物量生长模式进行分析，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海洋环境以及人为捕捞等因素，确定最为合理的捕捞策略，争取获得最大的捕捞量，并保证海洋渔业资源可以出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丁燕飞.山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4.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7
关键词 捕捞能力过剩；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2-0166-04
2002年年末，国际海洋开发理事会(iCeS)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北海的真鳕、黑线鳕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并建议从2003年起采取为期12年的禁捕措施。根据这一提议，欧盟从2003年起对北海北部和东部鳕鱼渔场实施了每年持续10周的禁渔期制度。就目前的情况看，北海真鳕和黑线鳕种群依然表现出急剧衰退的迹象。事实上，在全球渔业中，类似于北海鳕鱼资源当前境况的实例并非个案，其它一些鱼类资源此前早就发生过类似问题。例如，我国“四大家产”中的大、小黄花鱼和墨鱼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衰退，至今仍未得到恢复。可以想象的是，任何鱼类种群的“突然”崩溃都绝非偶然，而是各种因素(包括渔业内部的因素和渔业外部的因素)长期作用的一种综合性结果，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渔业行业内部管理的角度看，“无的放矢”、“药不对症”和(或)“执行不力”是导致鱼类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而捕捞能力过剩只是促成资源过度利用的直接“导火索”，是“压垮渔业资源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捕捞能力过剩主要表现为渔业中的捕捞能力超过了渔业资源的承载力或其自我更新能力，而捕捞能力过剩，则是导致渔业资源衰退、水产品生产潜力下降、巨大经济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探讨捕捞能力过剩的根本原因，研究捕捞能力管理措施及效果，以期均衡捕捞的投入与产出，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1 影响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
1.1资源丰度与环境容量
渔业资源丰度与海洋环境容量是影响渔业资源利用方式及利用程度的首要因素。其中，渔业资源丰度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内渔业资源的丰富程度；海洋环境容量是衡量海水自净能力大小的标志，它是指在不危害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的前提下，某一海洋环境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区域渔业资源丰度与环境容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该区域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中最低安全标准的设立，并进一步决定了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程度的难易。通常意义上讲，一个渔业资源和环境条件较优的地区要比较差的地区更易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2人口和经济
人口(包括人口总量、迁移变动、劳动力供求、城市化等)和经济(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等)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多少和经济发展程度对渔业资源的压力上。一般而言，渔业人口越多，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渔业资源的需求越大，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压力就越大，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低安全标准就越易突破，往往越易导致渔业资源被过度利用；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问题也同渔业资源利用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人口素质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容易在意识上和行动上接受并实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经济的发展又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财力支持，客观上又有利于促进渔业资源的适当利用。
1.3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
科学技术在改变人类命运的过程中具有伟大而神奇的力量，如在海洋捕捞业中，先进技术在渔船、渔具、机械、仪器、通信设备等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捕捞能力和强度，扩大了人类捕鱼的地理作业范围和目标鱼种范围，而在今天人类面临人口增长、渔业资源衰退、环境退化与经济发展两难境地中，要确保和寻求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亦成为人类所依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采用对渔业资源和环境无害甚至有益的技术取代对渔业资源和环境具有潜在和现实危害的技术，即应采用环境友好型渔具和渔法，以降低渔业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和生态风险。
1.4文化和制度
海洋制度文化是指在特定的海洋观念的影响下，在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协调人与海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种制度，海洋制度文化反映了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需求以及支持或禁止海洋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由于人们在渔业资源利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非持续利用行为无法通过其它形式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有意识地构建一个有利于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制度体系，如渔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产权制度、价格制度、捕捞能力管理制度等就构成了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证。
2 捕捞能力过剩的根本原因
捕捞能力过剩的根源在于渔业资源的自有准入制度，即渔业资源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竞争性。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渔业管理部门往往采取有限准入制度，但是在这一制度下，仅仅限制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的渔船总数，而没有解决如何将渔业资源在这些渔船间分配的问题。必须确保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限制捕捞能力的进一步增长。
捕捞能力过剩的出现是渔民理性投资的结果，因为在自有准入条件下，渔民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只有不断地增加捕捞成本，提高捕捞能力。也就是说，捕捞成本的逐渐增加是受“谁捕到归谁所有”的规则所驱动的。因此，如果不限制渔业准入，渔民就会为获得更大的租金份额而剧烈竞争。这种竞争将提高捕捞成本，直到所有租金都被过高的作业成本和许多在正常条件下并不必要的要素投入成本所抵消。由于总渔获量已被资源养护和管理要求(例如，确定总可捕量时所依据的标准)限定在一定范围内，首先采用新技术的个别渔民的收益增加只能以其它渔民的收益损失为代价。从短期看，这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游戏(“zerosum”game)。但是，从长期看，这是一种没有“赢家”的游戏，因为当其它渔民意识到自己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地位时，他们也会想方设法采用新的技术，所以最终结果充其量只能是总渔获量没有增加，捕捞成本却大幅提高了，进而导致捕捞能力过剩。
此外，如下几个因素也会导致捕捞能力过剩：①捕捞技术迅速发展，即使渔船大小不变，其捕捞能力也会大幅增长；②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水产品的需求
也日趋旺盛，因此，水产品市场也迅速发展，市场价格也不断攀高，从而存在一定的比较价格优势，所以渔民会积极追加投资，提高自身的捕捞能力水平；③由于技术进步和旺盛的市场需求，捕捞业的利润也就相对较高，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渔民加入到捕捞业中从事捕捞活动，从而导致渔业资源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并最终导致捕捞能力超过渔业资源的承受力，捕捞能力出现过剩现象；④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如渔业补贴或其它经济激励手段，鼓励渔民积极发展包括远洋渔业在内的捕捞业，从而造成捕捞能力的不断增长。
3 压缩过剩捕捞能力的主要措施及其效果
3.1税收和资源租金
税收可以为捕捞能力调控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但是由于其可行性较低，制定最优税收制度所需的众多经济数据缺乏以及其计算工作复杂，所以仅能将其视为其它捕捞能力管理措施的一种辅助手段，通常与捕捞许可证制度同时使用。
由于下述两个原因，征收税收的方法是正当的。首先，税收可用来矫正市场失灵。税收可以迫使渔民考虑所开发的鱼类种群的价值，与此同时也会考虑开发这一资源所需投入的成本，如渔船燃料、网具、劳动力等。如果所开发的渔业资源是免费的，那么渔民就会对其过度利用，但若要缴纳一定的税收――依据渔获量或捕捞能力的大小对其收税――才可使用这一渔业资源，渔民的实际利益率就被人为降低，从而也就会降低捕捞能力。
其次，所征收的税收是国家财富，也就是说，渔业资源属于国家财产，国家代表全民对其行使所有权，因此，国家对其征收资源租金，这有益于全民，即每个公民都可从这一渔业资源中获取一定的收益，而不必成为渔民才可享有这一收益。
若国家决定对其实施税收制度，就需考虑如下三个问题：①依据渔获量还是捕捞能力征收税收?理论上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实践中对渔获量征税更易执行；②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与所有成本一样，渔民会尽可能地降低所支付的税额，因此，所确立的制度结构必须确保在合理的成本水平让渔民自觉遵守；③如何避免实施税收制度时的寻租行为?对于某一特定的有价值的渔业资源，可预期税收制度将产生大量的收益，若制度安排不当，这一收益将激励渔民从事各种非法捕鱼活动，因此，需要将税收设置在适当的水平，才可避免渔民寻租行为，从而避免捕捞能力的过度增长。
3.2捕捞许可证制度
捕捞许可证制度是捕捞能力管理所采用的最为广泛的一种制度。捕捞许可证制度难以有效解决捕捞能力过剩问题，主要因为其并没有消除导致捕捞能力过剩的激励机制，此外，还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捕捞许可证是依据渔船、渔船／网具特征，还是捕捞努力量来发放?若依据渔船，那么就可限制渔船数量，但结果通常是渔船平均尺寸不断增长，即使再限制渔船尺寸增长，渔民还会投资其它要素，提高其实际捕捞能力；同样道理，依靠渔船／网具特征和捕捞努力量来发放捕捞许可证，也不能有效解决捕捞能力过剩问题。因此，为了获取更大的捕捞份额，渔民会积极采取“投入替代”策略，即用不受控制的投入替代受控制的投入，不断提高其捕捞能力，从而导致捕捞能力的最终过剩。
其次，捕捞许可证是否可以转让?如果可以转让――经济学家通常建议捕捞许可证可以转让，为了允许不同类别的捕捞许可证间的相互转让，渔业管理部门应确定渔船的相对效率。倘若渔业已经发出捕捞能力过剩的信号，那么就应要求在新渔船进入该渔业之时，退出的捕捞能力应比该艘渔船的还要多，也就是说，新进的捕捞能力应比退出的捕捞能力低。为了确保新渔船的加入不增加该渔业的总捕捞能力，不同类型渔船间的捕捞能力替代之比和不同类型网具之间的捕捞能力替代之比都应保持在现有水平。
在采用捕捞许可证制度的同时，还应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①所限制的投入类型；②捕捞许可证的时效；③捕捞许可证初始分配及再分配时的条件。
3.3渔船回购制度
渔船回购制度也往往被用来压缩过剩的捕捞能力。由于所发放的捕捞许可证往往实在太多，于是渔业管理部门就可能决定回购部分捕捞许可证，与此同时，也就回购与之相对应的渔船。由于下述几个原因，在花费巨资回购渔船之后，往往极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捕捞能力过剩问题。首先，由于潜在捕捞能力的存在，至少在实施渔船回购计划早期，所回购的仅是潜在的捕捞能力，或者是激励其成为显性捕捞能力；其次，由于渔民往往采用投入“替代策略”，所以即使回购了大量渔船，剩余的渔船仍可通过“投入替代”策略，造成捕捞能力的“潜升”；再次，若渔业管理部门在要求某些渔船退出某一渔业的同时，又准许其进入另一渔业，因而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而言，总捕捞能力并没有降低，资源所面临的压力也未下降，假设为了使其彻底离开渔业而对所回购的渔船实行报废、拆解工作，那么回购的成本无疑将更高；最后，若渔民形成“只要捕捞能力明显过剩，政府就会实施渔船回购政策”这一预期，即使预期到难以获得正常利润也不会影响其投资“积极性”，因为反正有政府替其“买单”。显然，若渔船回购制度成为一项永久性措施，捕捞能力必将呈现出“周期性的投机增长”，除非此类政策与基于产权的渔业管理措施配套使用。
尽管渔船回购制度存在上述一些不足之处，但其仍有不少优点。例如：①从安全生产角度出发，若能及时报废危险系数较大的渔船，显然，将极大地推进渔业安全生产，并有助于建立新的、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②实施渔船回购计划，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减轻近海渔业资源的压力。例如，可以利用渔船回购所获得的资金帮助捕捞渔民转产转业；③利用回购的渔船建造人工鱼礁，不仅起到养护、增殖渔业资源及培育一项新的产业的目的，还解决了报废渔船的出路问题。
总之，捕捞许可证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捕捞能力过剩问题，仅能将其作为渔业管理的一种临时性的辅助措施，例如，作为基于产权的共同管理制度的一种辅助措施。
4 结论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8
关键词：海洋渔业；资源管理；预警原则；应用
中图分类号：F326.4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70632222
1预警原则在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中应用的必要性
海洋Y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组成，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的保护和科学开发，是当前海洋事业发展中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管理面临着很大压力，由于过度捕捞使得很多鱼种濒临灭绝。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全球海洋渔业资源管理进入了370.4km专属经济区，中国渔业作业范围大大缩小，加大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压力。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国与日本，韩国分别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渔业协定》，来解决海洋的共同渔业问题。2000年又签订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规定双方按照规定进行作业，并接受双方互相监督和检查。并要求在过渡性安排水域进行作业的渔船每年要减少1/4，4a以后全部退出对方水域。随着3国协议的生效，中国渔民逐渐从传统作业渔场退出，进行中国近海作业，大大减少了渔民作业场地，迫使部分渔民寻找新的出路。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将预警原则纳入到相关法规中，将有效防止海洋渔业资源的继续恶化。
2预警原则在我国专属经济区适用构想
2.1加强监测力度
当前，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已经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法》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对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而在我国未来制定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可以将预警原则作为一般性的规定纳入到法律规定中，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出台之前，可以先将我国现行的《渔业法》进行修订，明确规定预警的具体措施，如休渔制度，渔船报废制度，预警参考点和捕捞许可制度等。
健全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是保证海洋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保障。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在现有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完善，提高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的整体水平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加大对海洋监测体系的研究，获得更加详细、准确、科学的监测资料，对海洋生物的种类、数量也要更加详尽地掌握。还需要拓宽检测工作的领域，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相关生物与赤潮以及海域功能区的监测，将我国专属经济区海洋渔业环境的监测更加细化，将海洋真实地描绘出来。要加大对专属经济区域海洋生物的监测频率，增加监测站点的数量和密度，使获得的信息更加准确。
2.2建立完善的海洋渔业预警体系
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管理包括多个部门，如海洋局、交通部、环保部等。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预警监测和管理，可以在下属部门设立专门的海洋环境预警体系，明确其职能，以便更好地进行工作。在建立独立预警监测部门后，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保障海洋检测预警体系工作的政策运转。为了扩大预警原则的推广范围，可以在近海海洋渔业资源问题严重的地方进行试点使用。如在胶州湾或者福建沿海等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结合当地海域渔业资源的实际情况，对预警措施使用的成本、收益和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预警措施。可以设立预警参考点和海洋自然保护区，实施禁渔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加入预警原则，根据试点的实验效果逐渐向中国各个海域扩展。
2.3加大海洋环境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预警原则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海洋生物管理中，必须对海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和预测，对专属经济区中的生产开发等活动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价，对这些开采活动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防止这些开采活动对海洋渔业产生危害。对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和具体人类活动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对海洋渔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防止海洋生物因为自然或者人为因素而受到威胁。
3结束语
在当前全球海洋资源管理中，资源养护已经成为海洋生物资源管理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对于我国海洋资源不断恶化的局面，大大增加了近海渔业资源开发的压力。所以，我国有必要针对现在发展状况将预警原则纳入到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中，并针对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对策，改变当前我国严峻的海洋状况，促进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9
关键词：CDm碳汇渔业；风险；设想
theResearchontheCarbonSinkFisheryBasedonthe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
abstract:Basedonthecarbonsinkfisheryastheresearchobject，combiningthewideprospectandfisherypotentialrisksofthe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theCDmandcarbonsinkfisherywereanalyzedinthispaper.then，itwasexpectedtoproposeasystemicthoughtfor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fisherycarbonmarkets，andprovideanewenforceablepathtodeveloplow-carboneconomyforfisherydevelopment.
Keyword: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carbonsinkfisheries;risk;assumption
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不断深入，海洋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将发展海洋经济和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二者的有机结合起来，高起点布局、高水平起步打造“十二五”海洋经济，将会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效益。
一、清洁发展机制与碳汇渔业的内在关联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是一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一种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机制。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资金、技术投入，换取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低于本国减排的成本完成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CDm项目获得一定的资金和较先进的技术开展节能减排，一举两得。碳汇渔业是指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二氧化碳，并通过收获把这些碳移出水体的过程和机制。而能够充分发挥碳汇功能、具有直接或间接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效果的生产活动称为碳汇渔业。如果能够与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结合起来，加强碳汇渔业的资本运作，势必会促进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碳汇渔业的资产属性符合CDm的资本运作要求。《现代经济词典》1的资产定义为:“由企业或个人拥有并具有价值的有形的财产或无形的权利。资产之所以对物主有用，或者是由于它是未来事业的源泉，或者是由于它可以用于取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认为资产是一种在未来可预计的能够带来效益，并且可以估计的财产。而CDm的资本运作要求该项目首先应具有资产的属性。碳汇渔业正具备这种资产属性。一方面它的私有资源性符合财产的属性，另一方面被移除的碳量通过计算可以进行交易，带来可预期的收益。因此，通过对碳汇渔业进行资本运营，可以实现其资源性收益，也可以实现获得额外性的资本性收益。
（二）碳汇渔业和CDm的理论基础具有内在一致性。可持续发展理论既是CDm的理论基础又是碳汇渔业的理论基础。CDm作为当今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建立在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机制。而发展碳汇渔业的目的也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尤其是碳汇渔业实施CDm项目，不但可以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其承诺的温室气体削减或控制目标，而且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中更好的完成节能降耗减排目标。
（三）碳汇渔业的CDm收益潜在价值巨大。实践证明，渔业是二氧化碳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贝类在其生长过程中大量使用海洋碳，大型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将溶解在海水中的无机碳转化为有机碳，浅海贝藻养殖在提供大量优质、健康的蓝色海洋食物同时又降低大量的二氧化碳，是一种双赢的人类生产活动。据有关专家统计，按照现有贝藻产量比例计算，海水养殖每年从水体中移出大约230万吨碳。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将达到2500万吨；到2050年，我国海水养殖总产量预计达到3500万吨，将进一步带动碳汇渔业的增加，海水养殖碳汇总量可达到400多万吨，其中贝类固碳180万吨，藻类固碳235万吨2。按市场年度平均价格10欧元每吨的价格估算，我国碳汇渔业每年减排二氧化碳所产生的减排额度高达2300多万欧元。“十二五”期间将获得1亿欧元的额外经济收益。
（四）CDm项目有利于拓宽渔业利用外资渠道，为渔业积极分子提供资金来源。一方面，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成为考核政府政绩的硬性指标，发展清洁生产的资金投入需求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海洋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快速发展，尤其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已经进入重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特征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而由于渔业经济国有化程度较低，中小渔业企业和渔民对投资依赖性仍然很强，资金缺口较大。同时受融资渠道的限制，规模化经营发展较慢。而CDm项目的实施，既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又可额外获得国外资金投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样化，解决发展的融资瓶颈问题。
（五）CDm项目有利于碳汇渔业引进环境友好技术，为渔业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CDm的开展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节能减排技术，特别是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应的技术，已经成为实现温室气
体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能源资源稀缺，能源效率低下，迫切需要先进的能源技术，而通过CDm项目运作，用排放信用可以换来先进的能源设备和技术。我国渔业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和广大渔民对先进技术和品种的需求非常迫切，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我国渔业经济的科技含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因此，CDm带来的高新技术与新品种的应用将极大的增加碳汇。
二、碳汇渔业领域应用CDm的广阔前景和潜在风险
目前，CDm在我国的工业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北京环境交易所的《2010中国碳信用市场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已经稳居最大CDm项目供应国的地位，截至2010年9月8日，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2363个CDm项目中，中国有938个，占比达39.7%。2009年6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的《CDm市场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报告中指出，CDm与全球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多边基金”(mLF)和“全球环境基金”(GeF)资金机制相比，引进资金效果显著。自1991年以来，中国获得mLF资助赠款8亿美元；自1991年获得GeF批准首个项目至今，共获得其赠款7.3亿美元。而实施仅3年多的CDm项目，通过CeRs(核证减排量)转让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已超过6.5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注册成功的项目如均能顺利实施，预计每年通过CeRs转让为我国带来的直接收益将超过10亿美元。”3广阔的前景将给渔业碳汇发展带来市场。
但是，我国CDm项目类型分布不均、涉及领域较少，对农业、林业的碳指标开发以及对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引进相对滞后，尤
其在拥有巨大减排潜力并对科技进步有突出贡献的节能和提高能效类型上，CDm项目的申请数量较少，减排规模也较小。渔业碳汇作为新生事物的CDm的技术方法、基准线、碳交易机制还不成熟，有些甚至没有建立。因此，科学的实施渔业碳汇，减少运行风险，有效的进行资本运营，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收益的双重目标是必须重视的问题。
（一）实施碳汇渔业CDm的技术与资金风险
开展CDm项目的目的一是节能减排，二是获得额外经济收益。但是，实施渔业碳汇CDm需要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大量的资金投入。很多技术、设备都需要进一步攻关、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升级改造决定了节能减排是否达到国际标准，如果投入技术和资金后，减排效果不明显，没有产生额外性，势必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反而加大了运行成本。所以开展渔业碳汇首先需要一套规范化的技术标准。
2.实施碳汇渔业CDm的交易风险
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满足额外的要求，经历额外的审批程序等，使得CDm项目的开发和实施将产生交易成本。渔业碳汇项目开发者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是否开展CDm，与何种类型的买家合作都会对项目最终获得的净收益有一定影响。
3.实施碳汇渔业CDm的额外性评估风险
额外性决定了该项目能否成功进行CDm运作。目前，渔业碳汇对碳汇量的评估方式、方法及机制还不成熟，这将影响开展碳汇渔业的发展，也将影响其CDm的实施。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渔业碳汇将会逐步走向市场化。
三、加强渔业碳汇市场体系建设的设想
随着我国海洋战略的深入实施，渔业经济发展将迈入快车道，碳汇渔业的市场体系建设对发展渔业经济将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
（一）建立渔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制度。因此，开展碳汇渔业，探索并逐步建立既符合“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国内、国际通行规则，以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碳汇计量监测方法是发展碳汇渔业的首要问题，它有利于培养一支掌握渔业碳汇计量监测技术与渔业碳汇管理的专门人才队伍，更有利于发动企业和渔民自愿进行碳汇渔业发展，增加碳汇，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履行社会和公民的责任。
（二）建立市场体系基本框架。随着碳汇渔业的技术发展，成熟的市场交易，透明清晰的市场制度和规则，标准化的交易商品和简明的交易程序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商品的流动性，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创建水平、市场规模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有力的促进碳汇渔业的发展。渔业碳汇市场的基本架构将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汇信用项目交易市场、渔业资产与碳汇保险市场、渔业碳汇基金、渔业碳汇交易中介服务市场和监管体系等部分组成的立体化的渔业碳汇市场体系。这些内容无疑会促进我国渔业经济高起点、高层次的快速发展。
（三）开展国内省际间碳汇交易试点
建立渔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渔业碳汇交易，敢于创新是关键。考虑目前我国林业的碳汇发展经验，可以创新的在国内省际间实行渔业碳汇项目以及碳汇交易，为国际渔业碳汇的开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和机制基础。
总之，渔业碳汇CDm项目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渔业生态效益价值补偿的一种重要途径，为我国渔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投融资渠道。CDm下的碳汇渔业必将给我国渔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1]《碳汇渔业与海水养殖业--一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唐启升.第四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2]清洁发展机制[m].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清华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版.
[3]《林业碳汇计量》[m].李怒云.吕佳译.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第1版.
1《现代经济词典》.D·格林沃尔德主编.商务印书馆.1983
渔业资源经济学篇10
关键词: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基本建设
一、引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农业形态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渔业自身特点‘”。正确把握现代渔业建设的内涵，可从技术特征角度认识，也可从产业特性方面理解「2]。
从技术特征上，林学钦认为，“现代渔业是科技先导型渔业。在生产活动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位置，不断提高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含量;采用新技术和现代装备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观念进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长”〔3]。赵明森认为，“现代渔业建设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武装提升传统渔业，用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渔业，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王学光认为，“发达的渔业生产力是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5]。
从产业特性上歹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建认为，“现代渔业是相对于传统渔业而言，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形成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加强现代渔业建设就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渔业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学者、领导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渔业建设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支撑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物质装备一一基本建设力度的强弱。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六五”末的35%左右提升至“十五”末的53%，与此同时，水产品年总产量由705.2万吨增加至4419.9万吨，渔业经济年总产值由12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8%)提升至401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8%)‘6]l7]。大力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就必须要充分认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框架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是以现代化物质装备为基础的，迫切需要基本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渔业科学研究实验对象是生活在水体中的水生经济动植物，实验环境复杂且不易控。对比其他行业，渔业科学研究对实验条件要求更为严格。表现在实验用房方面:一是需较大的业务用房建设规模。按照实验人员情况、工艺技术流程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使用要求，综合考虑科研辅助用房、科研设施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用房配套需求，如学术交流中心、水生实验动物用房等，需加大实验用房建设力度，扩大建设规模;二是确定合理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实验室(如按命名权限不同，划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按实验目的不同，划分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学科群划分为综合实验室、专业实验室以及野外科学观测实验台站等)功能定位以及承担课题情况，充分考虑建设前瞻性、国际化等要素，通过专题研究，确定各类实验用房合理建设标准。
(二)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
科学仪器设备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实验条件，受配置的数量和精密度两项指标影响。数量决定研究工作效率，精密度决定研究工作深度。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仪器设备配置提出了更为苛刻要求，如水产生物科学研究已进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基因组时代，要求所配置的仪器设备须具有高通量、高自动化特征。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快速发展，一要根据需求，提高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二要在加强对现有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推进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加配置数量。
(三)实验基地配套建设
提高渔业生产力，服务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根本目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验基地是渔业科研中试实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平台。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加快渔业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要加强实验基地建设，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水产实验基地设施未达到防寒抗寒标准，很多水产养殖动物被冻伤、冻死，甚至一些珍贵的水产种质资源也因此而丢失，重创了我国南方水产养殖业。实验基地建设中还需权衡建设标准与建设成本关系，设置一定的安全阑值，确保实验设施能够抵御一定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保障实验基地内水产生物的保存安全。
(四)可移动设施购置
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三、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现状与挑战渔业基本建设的加强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社会各方面资金，本文仅就中央投资部分进行讨论。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建设，我国渔业科技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渔业投资规模与建设规模增长快“十五”以来，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61.56亿元，完成了一大批渔业发展急需的实验用房和试验设施的建设，改善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以农业部所属公益性的部级水产科研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十五”以来共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约5.6亿元，完成业务用房建设7.76万扩，试验设施建设3.58万耐，仪器设备购置2901台套。渔业基本建设资金的投人以及渔业科研设施的建设，为快速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渔业基本建设支撑行业发展能力增强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一2010)》中，规划建设的6个部级渔业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质检中心仪器设备配置达到一流水平，检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在大菱坪药残、松花江硝基苯污染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我国水产品国际声誉;在支撑水产良种选育方面，《全国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规划》，规划建设了一批遗传育种中心、原种场、良种场，为水产原种的保存、优良品种选育搭建了平台，提升了我国水产业发展质量;在渔业资源监测与环境研究方面，完成了“南锋号”科学调查船建造以及5个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台站建设，加强了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条件建设，提升了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能力;在水生动物疫病研究方面，建设了1个病原库、3个流域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县级防疫站，支撑了我国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对我国部分重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挑战:(一)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10年来，在国家加大“三农”投人的大背景下，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从2003年的8.54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4.16亿元l9j。虽然2009年开始加大了渔政渔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但到2010年渔业投资也仅9.68亿元，略高于2003年投资规模，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在下降。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渔业基本建设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渔业基本建设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当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基本建设环节、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而对渔业发展与渔业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需求方面，研究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渔业的发展。
(三)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快速推进渔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尽早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是发挥渔业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据统计，2009年底渔业基本建设结余资金约0.79亿元，积累资金占已下达投资16.2%。因此，进一步提升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又一重大挑战。
四、完善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对策建议(一)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渔业基本建设资金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中物质装备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投人的新形势下，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没有获得同步增长，甚至绝对数也呈阶段性下滑趋势。现代渔业建设，要求从水产良种选育、渔用饲料研究、水产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机械研究与加工、水产品市场完善、水产品冷藏与加工研究、水产品物流发展、远洋渔业发展、平安渔业建设等多方面人手，加大资金投人力度，夯实发展基础，用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投人力度。此外，为落实好、利用好国务院提出的，要编制有关领域发展建设规划，并将批准的建设规划作为投资决策重要依据‘’01的有关规定，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尽早制定渔业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投资部门批复，逐步完善渔业基本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
《二)开展渔业基本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是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与基本建设相结合，设立相关科研专题，通过分析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特点以及趋势，明晰新形势下我国渔业科研单位对基本建设的需求，为相关政府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如科学调查船体系应如何布局等;二是加快修订完善渔业工程建设标准。相关标准的缺失或数据的滞后，对现代渔业发展极为不利。如:目前渔业科研用房建设标准主要依据是《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1】708号)。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科研等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前仍参考该标准建设科研用房，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另据查询，在我国渔业工程建设领域中，当前只有渔港工程部分单项制定了专门建设标准，而在其他渔业工程建设领域或无建设标准或仅在行业标准中简单涉及，渔业工程中许多建设标准当前只能借鉴大农业，甚至工业建设标准，不符合渔业发展实际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履行好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实施项目，执行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以及施工安全制”，规范基本建设行为，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通过自查、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稽查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并及时纠偏;重视项目验收，严格审查财务执行、工程质量验收、档案管理等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展项目后评价，及时进行投资成效分析;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健全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衡机制，保证基本建设的廉政;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队伍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为高效规范执行项目做好智力支撑。通过对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的规范管理，确保渔业基本建设资金安全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尽早发挥，保障我国现代渔业建设快速推进。
参考文献
[l]大力推动渔业科技进步全面支撑现代渔业建设一一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2007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水产，2007，(3).
[2]史磊高强.现代渔业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趋势[J].渔业经济研究，2009，(3)=7一10.
[3]林学钦.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化论述[J].厦门科技，2003，(2):18一21.
[4]赵明森.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渔业的几点思考[J].渔业经济研究，2006，(3)=5一9.
[5]王学光.现代渔业建设的一己之见[J].中国水产，20l0，(3)=28一29.
[6]杨宁生.科技创新与渔业发展[J].中国渔业经济，2oo6，(3)=8一1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8]李健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现代渔业建设[J].中国水产.2008，(l2)=6一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