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1
摘要：美术创作总有其挥之不去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基调。现代主义电影美学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几乎每位电影艺术大师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他们的影片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都深刻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思潮的巨大影响。可见地域文化对于美术创作深刻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某个历史环境下的艺术发展和艺术形态表现手法。
关键词：美术创作；现代主义电影美学；多元；西方现代哲学；地域特征
一、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现代主义美学思潮
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美学思潮，开始于19世纪末，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流派繁多，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就当是的社会环境来看，在不到30年间，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空前的动荡和浩劫。人们沉浸在极端空虚、困惑和烦恼的精神世界。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正是在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的这种巨大裂痕中产生出来的。
就其思想根源来说，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流派，尤其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酒神”精神和超人哲学等，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这股非理性主义思潮广泛渗透在西方生活。文学艺术和一切思想文化领域之中。从总体上讲，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基本倾向，暴露了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阴暗面，是对这个社会丧失自我的不满和抗议，是对西方世界中人们的孤寂和苦闷的心情的宣泄。
现代主义第一次进入电影，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先锋派电影运动，这场运动持续十年左右，在无声电影时期通过向绘画、音乐和文学等传统艺术门类学习，寻找电影的表现形式，以追求“绘画电影”、“纯电影”和“主观电影”。努力为电影在艺术领域中争取一席之地。从2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实验电影，则是以美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商业电影，这类电影没有传统的故事情节，主要表现风格集中是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从艺术实质上来讲，堪称有声电影时代的先锋派电影。
无论什么时代，人总是生存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和地域，不可能漂浮在空中。这个地域的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都对人们的意识有着直接的作用。历史文化的积淀更是塑造着这一地域人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西方艺术美学思潮的来袭下，法国电影的“新浪潮”与“左岸派”便应运而生了。
二、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的美学倾向
“新浪潮”电影主要是指以法国年轻导演戈达尔、特吕弗、雷维特、夏布鲁尔等人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拍摄的影片，这批影片敢于打破传统，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由于在影片题材和表现技法方面的类似性而被认为构成了一个电影流派。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左岸派”，因为成员都住在巴黎塞纳河的左岸而得名。这批成员中，一类是长期从事电影创作的导演如雷乃和瓦尔达等人，另一类则是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编剧如格里叶和杜拉等人。“左岸派”电影也同样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敢于向传统挑战，与“新浪潮”有相似之处。
第一，法国“新浪潮”电影与“左岸派”电影均以反传统为标记。他们反对法国电影界的讲话状态，要求废除从戏剧借鉴来的编剧理论，摒弃以导演资历为基础的制片制度，抛弃得到公认的商业化成功模式，代之以一种具有鲜明个人化风格的创作方式。这一创新潮流在电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把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影片带入商业化，使现代主义思潮从此真正在世界影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二，“新浪潮”与“左岸派”都十分强调突出个人风格。这批年轻的导演大胆提出了将电影变为个人化艺术的主张，他们认为影片应成为个人作品，导演应该在影片中体现出个人的风格，表现出自己对世界、人生、社会、政治、宗教、道德等诸多方面的见解与感受。世界美术同世界文学一样，是一种人类超越自身、超越个性、超越时空的努力。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的艺术形式。
第三，“新浪潮”和“左岸派”电影大胆革新电影语言，对电影艺术形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浪潮”和“左岸派”在电影形式和电影语言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展开。
三、现代主义电影创作题材中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提供给人们的各种事物现象，艺术家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予以表现。电影的创作也有着其自身的文化积淀以及地域性。现代主义电影流派的艺术创作在题材的选择上，也不可能摆脱自己生存的那片孕育他的地域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
欧洲现代派电影强调表现作者“自我”来源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的唯我主义色彩。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被认识的，只有人的自我感觉、情绪状态才是真实的。帕格森的“直觉主义”主张艺术家凭“直觉”去表现心灵状态，萨特认为文艺正是表现自我作为本体存在的最适当方式，弗洛伊德情调艺术应当表现潜意识中未得到满足的本能和欲望。以上的这些非理性主义的美学观，使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的“自我表现”说得到了新的理论武装，强调以深奥的隐喻、离奇的想象、飘忽不定的联系、扭曲变形的象征来表现“自我”他们追求的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逼真模仿，而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现。
例如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于1962年摄制的影片《八部半》，就是一部充满作者“自我”主观一时的影片。他个人认为，他是通过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回顾，来叙述一个处于混乱中的灵魂，并且通过影片中人物经历的精神危机，来表现处于危机中的普通人。萨杜认为：“《八部半》是一部吐露内心隐秘的作品，很似虚构的自传，情节繁多，表面上看来似乎混乱，却安排的颇具匠心。”
无论什么时代，这个地域的特定历史文化都对人的性格、心理起着直接的作用。现代电影反映了西方社会动荡变化中的重重危机和矛盾，深刻地揭示出这个社会被扭曲和异化的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技术文明与精神危机的两极分化下，形成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与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的揭示了其社会认知的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文思想。
可见，地域文化是深深影响着艺术创作的根源，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意识，给予人们在美术创作中深刻的地域性特征。也给予某个特定时代与众不同的标签。（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指导老师：李群
参考文献：
[1][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3][美]罗伯特·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
[4]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2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年10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在“编者的话”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因为在此前后，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50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年前以“牛河梁遗址”代表的“古国文明”和4000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具有稳定的、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挹娄等民族，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其五，具有跨区域的特征鲜明的独立地域文化形态。以本文所举的“草原文化”为例。在这一东北西部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区，几千年来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从匈奴、东胡、鲜卑，到契丹、室韦、蒙古，尽管草原民族谱系的演变时有更替，但“草原文化传统”，却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东北亚地区连接中亚独立的地域文化区。
总括上述所举的五个主要文化要素，即构成本文所说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条件和稳定的文化要素。当然在这种大地域文化下分别存在的“子文化系统”，无疑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近来临江市依托鸭绿江上游的地缘优势，成立了“鸭绿江文化研究会”，我认为就是“长白山文化”大区域文化范围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机构。这些小区域文化的研究，不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丰富资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纳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补充。
#p#分页标题#e#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是东北史研究的一个老课题。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开始，以“汉———肃慎、挹娄———夫余、高句丽———东胡、鲜卑”四系的东北古代民族谱系一延续至今。④当前需要加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对宏观的东北民族史分布体系，是否应有新的认识和调整。二是对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民族谱系的审慎研究；三是对研究薄弱的民族应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笔者2004年在《东北史地》第5期发表的《先秦时期东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遗存新论》，提出传统的西部“东胡—鲜卑”系民族之前，从当代考古学和先秦文献，“肃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记载看，在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应有一支更早于“东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学上的覆盖面广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样东北民族分布辽西地区的早期民族谱系，似应调整为“燕亳———东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续了一千年以上，是上辽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国文明”。当然类似的问题，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种提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后者，对一些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统的东北“秽貊民族史”、“槖离、夫余民族史”和“鲜卑(三燕)民族史”等。这显然与已有一个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极不相称。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以往如孙进己先生曾提出的，多数注重地方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比证问题。此次文章中，孙先生在第十节“关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从东北史与考古学的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仅如此。诸如东北史研究中的区域文化与考古学类型的对应或演化关系，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东北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区系变迁的关系。还有如何看待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与宏观的区域考古学分区的关系，如何审视处于东北亚腹心地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应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东北区域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标志意义等。对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一文中，⑤曾经探讨性提出，在东北地区目前可认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应各有纵横二条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标意义。其一为纵向的南北分列的医巫闾山和张广才岭，其二为横向的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两者在东北考古学文化研究分区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者医巫闾山为辽西古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古文化(高台山文化和辽东大石盖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汉辽西郡和辽东郡“汉郡文化”的明显分界线。后者张广才岭则是“长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东，包括“莺歌岭文化”和三江平原的“凤林文化”，与岭西松花江流域的“槖离沟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线。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与李健才先生，为考察东北古代交通，曾对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迹进行调查，即后来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第一辑中确认的“夫余(西团山文化)东与挹娄结界之地，当在今张广才岭”⑥。即张广才岭，在“长白山北系”的“北秽”域“肃慎”系考古文化分区中，具有分区标志意义。对上述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虽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凤林古城”代表的汉魏文化，多以“挹娄”文化属之，笔者倾向为《魏书》等记载“豆莫娄”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仅举上述“二纵二横”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区标识，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断得以俾证。
其二，横向的辽吉两省考古文化分区，我认为则以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哈达岭)为代表。前者千山山脉横亘在辽河入海口和鸭绿江入海口之间，是辽东半岛沿海文化与辽东半岛腹地辽东“两江”(鸭绿江、浑江)和“两河”(太子河、苏子河)的以“石盖墓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分界线，亦即辽东高句丽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区。后者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属长白余脉的松辽分水岭。其明显地划分了辽东青铜文化与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的南北两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同属东北“秽貊系统”的“南貊”与“北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线。即辽东的“貊系”文化，与松花江流域的“北秽”文化，应以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为分界。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趋同：以医巫闾山和龙岗山脉等代表的山系，在东北地区，其南北考古学文化上显现的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别，越来越得到考古新发现的佐证。
东北史研究与各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中国东北史与各专门史的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是作为整个中国史组成部分的东北区域史与东北地区各社会专门史的纵横关系。即中国东北史的体系，总的必需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为基础。而各个专门史都应在这个基本框架内，横向展示各个门类、系统的专门发展史。诸如：东北生态发展变迁史，东北地域文化史，东北各民族专史，东北建置、疆域、交通发展史，东北人文领域的文化艺术史等。其中还没有包括已从历史学科独立出去的新的一级学科东北区域考古学。这其中从整个东北史体系来考虑，过去除了东北民族史相对发展比较活跃外，许多专史至今研究单薄或尚属缺环。如至今尚无系统的东北生态文明史、地域文化史、部族方国史和完整的民族、疆域、交通史等。至于总结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编著一部系统的东北区域考古学，也在人们的期待中。这里尚不包括具细的东北区系各民族史(如秽貊、槖离、夫余、鲜卑)和各东北断代史等。对整个中国东北史和各专门史研究存在的瓶颈问题，首先是在确认东北史研究宏观分期、文化体系、基本民族分布体系和主要考古学类型分区的基础上，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分类文化学上，总结梳理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此基础上，协调组织具有研究基础的团队，进行不图眼前功利、不带“时限指标”的系统深入研究，其中团队的专家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如此，方能以期获得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成果，否则只能停止在议论中。#p#分页标题#e#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3
关键词：浙江；区域文化；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G0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04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07-03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民营经济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取得成就举世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学者从自然资源决定论、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而随着文化概念的提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研究也开始为学者所青睐。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
工业化时代，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区位条件、生产要素、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大环境等等，但这些因素均只能从短期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且往往类似区位或者类似经济大环境下的不同区域存在经济发展差异现象，故很多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国外学者对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成果
最早将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他在《国富论》中认为“经济人”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并认为经济活动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雷蒙·威廉姆斯（1979）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文化研究不应只关注部分文化，还应当关注整个文化的生产过程，这是将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20世纪70年代的蒙博托“真实性”学说是围绕着文化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蒙博托看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文化构成了发展的前提条件。他甚至将文化的作用提高到了绝对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惟一道路”；“文化既是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美国学者英格尔斯（1985）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课程内容等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肯尼亚文化人类学家奥萨加·奥达克（osagaodak）（1985）认为，为了使人类健全发展，换言之，“欲使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在内，全部纳入其中。”2o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其政治学研究中提出了“软实力”概念，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同时也包括由文化传统、政治价值观、国民素养的吸引力、影响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以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形象、民族特征和精神风貌，对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世界经济和政治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从而肯定了文化对于推动发展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者对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现状
李宗植（2003）的研究表明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和经济共生互动。人类社会在其生长过程中。文化和经济同步。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属一种同构关系。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来源于昨天文化的弘扬。邱建明、谭希培（2004）认为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力的竞争。区域文化作为一种潜在价值判断标准系统和行为标准系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落后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区域文化极大地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高文香（2007）指出文化与经济相五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韩正安（2007）表示区域文化在以下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影响，主导人们的经济思想、价值观念；促进企业文化和产品品牌建设；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丰富、提升区域形泉，有利吸纳人才和招商引资。蔡静、杜建国（2009）研究得出区域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等，对区域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制约作用。推动作用：传统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文化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促进。相反，文化的交互性导致一些重复建设和资源争夺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区域经济整体的一体化发展；落后、消极的文化往往导致落后的经济。翁晓峰、许俊菊（2009）指出不合时宜的区域文化与先进的制度规则不相匹配，会造成内生的文化与外植的制度之间发生冲突，最终使得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成为空谈，进而导致区域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优秀的区域文化特质越多，就越能产生内生力量，激发人们创业，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邱会菊（2011）认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任何区域经济现象，经济模式的形成的背后总有某些文化因素作为重要支撑。
二、浙江文化的形成与定性研究
浙江历史上称为越国，浙江文化也称越文化。从文化历史源流来看，浙江文化属于我国江南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本区各史前文化为根基，经过夏商时代的整合，形成了两周时代的越文化，越文化通过后来的与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与西洋文化的交流，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江区域文化。
（一）对于浙江文化形成的研究
顾琅川（2004）在全面考察古越性格产生的文化背景后指出，越族是一个僻居中国东南沿海一隅的古老部族，由于险恶的自然环境，迫使越人将谋求种族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古越文化精神最初的一些品格特征“强悍、峻烈而轻死的蛮风”便在此种特殊严峻的环境局势中磨砺、胎孕而出。张兵（2005）把越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尚武爱国，创新进取，奉献自强”，他认为形成越文化这些特征的原因与越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越人素来遵奉人类“适者生存”的原则，在长期艰苦的劳作中培养出思想敏锐，顺应外界变化的生存和处事能力，他们既善于吸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因地制宜而富于创新。柳和勇（2005）研究发现浙江有着独特的海洋自然条件、优厚的海洋资源和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它影响着浙江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其特点精神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呈现。浙江海洋文化具有灵动进取性特点，并具体表现在精致创造的物质性海洋文化，协作团队性的海洋行为文化，较强的海洋商贸精神，以及粗犷与柔和相济的海洋审美文化等方面。罗昌智（2007）指出历史悠久、沾濡百代的浙江文化属于典型的“水文化”。水的柔性赋予浙江文化柔慧智巧、开放兼容的文化魅力；水的动性给予浙江文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文化力量；水的灵性，养成浙江文化敢于冒险、重利事功的文化个性。王晓华（2010）认为浙商精神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勇敢反思，对于西方创新意识的敏感把握和学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浙商精神的精髓。林吕建、唐玉（2011）表明人类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是凝聚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背景之下，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二）对于浙江文化定性的研究
曹屯裕、怡江（2000）研究表明浙东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地域文化。浙东文化的每一次整合融流，非但没有因此而解体，反而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和调适能力，而且其结果几乎都导致了文化的增殖。浙东文化就是这样地从弱势到优势，从自立到成熟，在不断的集长补短、博纳兼容中，释放出创造发挥新文化形态的潜力，并驱使自己走向辉煌的顶点。蒋中崎（2002）指出，近现代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使浙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潘起造（2005）认为经世务实是浙东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当代浙江精神的核心内容。从浙东学派对于儒学传统经世观念的革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经世务实的文化传统具有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特征。杨建新（2007）表示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雄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没中，“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的优秀特质。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浙江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认同，造就了浙江文化新的时代亮点。尹铁（2007）称浙江文化的核心是经世致用，从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到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以一贯制。以陈亮等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等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以叶适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明清时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阳明心学派和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具有“讲求实效”、注重事功的鲜明文化品格。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实事实功，学术的目的在经世致用。大胆地提出了具有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
三、浙江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关系文献综述
张仁寿（2000）认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浙江形成了比较浓郁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究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这种文化熏陶下的浙江人向来不轻视实业、安贫乐道，而是很务实地去追求世俗生活和物质财富。这种世俗化倾向和致富冲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学源泉。陈立旭（2005）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文化精神对于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王华锋（2007）研究表明所谓创业精神是指开创事业的意识、思想、志向、情绪和意志等心理状态，是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超前意识、艰苦奋斗精神、相互协作精神及事业心等的统一体。越文化非常契合这些精神，受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绍兴商人具有钱江大潮勇往直前的无畏气概，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精神，具有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具有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张兆曙（2008）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通过“流动走商”、“办厂坐商”和“资本扩张”依次实现生存空间的拓展、发展空间的内敛和向资本空间的迈进，进而完成空间的再造。在这个过程中，因自然空间“倒逼”形成的“草根文化”（表现为浙江的流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奚建华（2009）研究表明，浙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赋予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殊的优势和背景，这些优势的集成，将赋予我省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动力要素，有助于实现新的跨越。
四、述评
从上面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现有研究的几个特征：
第一，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竞争力中软分力的一部分，优秀的区域文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区域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同时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区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推进器区域文化环境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精神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整个区域文化的支撑。文化环境经由影响感知机会能力来影响创业行为，通过塑造个人特质来对创业产生作用机制，从而强化对创业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二，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创新和改革。其形成与浙江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关。浙江文化主要表现为冒险、开放、讲究实效、重利事功等特点。
第三，浙江经济发展飞速与浙江文化特点有着很重要的关联。浙江文化很大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其草根文化、海洋文化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浙江的软实力，促使浙江经济飞速发展。
但是，从目前的成果看，对文化与发展、浙江文化和浙江文化与浙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文化的准确测度仍存在困难。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在定量研究中，文化的测量没有统一的方法，这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出入，影响了文献成果之间的比较验证。
第二，缺乏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分析。过去的研究中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通过文化的载体，包括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形成文化经济，并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二是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们的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是影响新型人力资本或企业家阶层形成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并未全面给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和完整框架。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更受政治家精神、经济学家精神等其他文化形式的影响，因而关于影响的路径分析有待创新。
第三，过去研究集中于单个个体的研究，对象多为浙江省或者单个城市，缺少对区域文化认识。同时，很少有对浙江各个城市进行文化层面的对比，从而在浙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上缺乏文化层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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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文香.浅论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职业圈，2007，（14）：16-17.
[4]韩正安.充分发挥区域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铜陵学院学报，2007，（05）：23-24.
[5]蔡静、杜建国.浅议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J].商场现代化，2009，（07）：209-210.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4
摘要：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催生了高等教育区域化，最近二十余年相关研究进程与政策实践趋势相对一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是系统科学、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属性、发展与评价、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战略规划等多个主题。但学科化程度较低，研究内容相对分散，研究范式较为简化。未来应深化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运用跨学科观点拓宽研究视野和路径，加强区域比较研究，突出内外部系统的联动性。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区域化；地方化；均衡发展；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1-08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可谓联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相对纯粹的高等教育理论而言，它更为务实、富于针对性。区域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责关系、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国际国内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区域化实践背景下，当前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此，本文将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取得高等教育管理支配地位后的结果，是由过去以中央政府、行业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式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向中央与地方两级分工管理体系转变的过程，直接表征为系统服务面向的地方化。［1］
形式上，院系调整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区域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行为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要，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仍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式管理模式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开启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大门，其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政策诉求。［2］此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主要政策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不断得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进程直接受制于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影响，历经二十余年积淀，凝聚了一批研究者，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研究特色日渐显现，研究主题趋于集中。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
笔者以“区域高等教育”为主题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5-2012年，在CnKi5?0中搜索得到相关论著679篇，其中期刊论文50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有16篇、109篇，近20余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映射出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演化轨迹（见图1）。
基于图1，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并综合相关代表性区域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可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提出阶段（1985-1993年）。研究数量少，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体制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战略规划管理等展开，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设想，立足国家行政区域关照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问题，较少考虑各个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1994-2002年）。实践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构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此间，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影响，研究朝向高等教育社会需求，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观、战略管理和深层次区域分布与均衡化发展领域的结构问题。
第三，区域高等教育的拓展阶段（2003-2008年）。2004年出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省级政府对于“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应有的统筹职能。［3］随着研究的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开始细化，重心得到下移，更多研究则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化为背景，关注特定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结合某类区域高校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仍以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为主线，突出均衡发展、区域系统竞争力评价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研究。
雷家彬：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述评：1985-2012年
第四，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化阶段（2009年-至今）。《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4］的出台将高等教育地方化推向深入。以此为引线，相关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主题更为多元，更多则以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目标，突出省域高等教育实力提升的需要，强调泛区域合作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尝试按作者、机构、基金、期刊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对679篇论著进行排序。由表1可见，10位发文最多的作者发文均少于8篇，可见相关研究仍比较分散；从研究机构来看，厦门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除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优势机构外，重点理工科大学和一些地方性高校、研究院所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也为地方院校所重视；这种局面由基金论文的情况可见一斑，除教育部和部级教育类“主流课题”外，不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课题也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纳入资助范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最为集中，说明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键词反映出研究关注点，区域经济、协调或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等关键词的集中选择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适应性及内部结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总体上，区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比较分散，但日益受到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关注，研究质量高、影响广泛、内容充实。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后来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个体高校战略规划研制者的规划文本之中。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区域高等教育注重自身理论问题研究和其它学科观点的运用，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并以区域为单元对系统作出横向与纵向分析。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其实，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区域”。一般而言，“区域”源于地理学，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5］然而，“区域”毕竟是一个弹性概念，有类型和大小之分，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6］等等。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7］；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自治区）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地方高等教育”（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8］，持后种观点的研究众多，包括早期对于“高等教育地方化”［9］、“高等教育区域化”［10］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学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11］；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有研究提出三关系（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和四模式（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理论框架［12］、教育生态学［13］、“中国中心观”［14］等，其中以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典型，它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元研究”
“区域观”的差异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性质判定的多面性。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5］、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16］、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17］等为典型，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深入理论化的尝试，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18］，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19］，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20］；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21］，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22］，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有三：第一，这类研究出于特有的中观视角审视教育问题，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的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界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二，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注重考察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关系，由系统论关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第三，此类研究特别关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等议题。［23］
（三）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空间分布）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结构层次）均衡、教育体系（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24］事实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25］但是，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26］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人口、经济等背景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历时和现时分析［27］，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对此研究视野开阔，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28］均衡发展的相应对策研究，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必须在分工与合作、特色化与共生共荣这两种发展趋势中寻找平衡点。”［29］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每所院校看作系统的一个元素，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30］；二是跨系统的合作，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其中“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31］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事实上，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合作，仍比较零散，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研究是目前理论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32］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33］也有“复杂论”的声音，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34］、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并非都是协调发展关系［35］。
经典文献曾将大学描述为社会的灯塔、镜子、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在区域高等教育应该适应还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由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存在，更多研究认为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是正向的［36］，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37］，因此多坚持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种折衷判断。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这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38］
现有文献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反之亦然。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协调，但是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的、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39］
（五）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一般来看，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综合竞争力是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能力进行评价，多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为主［40］，评价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覆涵“绝对数量、绝对质量、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等四个指标”［41］。从测量结果来看，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及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研究方法一般为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42］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43］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一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始终存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基本沿袭传统高校区域布局的生产［44］；二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优势明显，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发展稳定、实力较强，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实力较弱。［45］
（六）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不同于高校战略，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这类研究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计划”向“战略规划”转向的同时，首先在发达省区出现的。［46］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47］，区域研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为多见。
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建议方面，制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高校和谐自主的发展政策尤其重要［48］，相关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49］。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50］，应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51］。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增长极发展模式与点轴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开放式发展模式等。［52］要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利弊并存，应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激励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53］同时，为保证战略实施通畅实施，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及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便不可或缺。［54］
此外，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多以系统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比较多，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借鉴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并与现实的教育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充分体现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新兴领域，它的理论架构仍不明晰，远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借用跨学科方法，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一）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已令现实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壮大，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土壤，近来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区域高等教育的内容已超脱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范畴，更为关注与系统内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的交互关系，研究主题和方法不断丰富、多元，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依据。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尽成熟，现简述如下。
第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尽管区域高等教育已成为各级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但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或者过于宏观，使得研究范畴无谓泛化；或者仅仅被当成高等教育另一个实体指涉物，区域被具体化、绝对化，成为冠以“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甚至高等教育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相关研究衰弱为“实践教育学”的绝对领地，理论研究的衰微将严重制约区域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综合性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元，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规划研究为多见，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立足这种“适应”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被忽视，与环境的交互联系无疑被割裂，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统筹发展的关注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分析单元过于简化。出于研究的方便、习惯及认识上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以省为单元展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这与我国当前的地理、经济划分等基本国情相符，又有现实高等教育法规依据，且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但是，省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与传统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概念，如此方便操作却未能反映区域性高等教育的特征，窄化了区域教育的研究内容。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总体上，现有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多滞留于“就教育论教育”，这与区域科学的要旨相距甚远；以单一的思辨研究或个案研究方法为主，重定性描述轻量化分析，实证研究少且测量维度和指标体系较为粗糙；简单套用其它学科方法、概念的作法比较普遍，研究中未考虑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高水平的区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如下或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第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首先，应正确理解区域高等教育范畴的具体性与相对性，区域范围的划定依系统的能级大小、职能分工和活动领域等因素而定，在何种层面探讨区域，这是我们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时必须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应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从区域高等教育实践中寻找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凝炼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特色。此外，由于区域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滞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教育学会尚未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分会”类似的学会机构，因此应加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建设，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二，建立以教育活动为联接点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在看来，教育-经济-社会构成了以发展为重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轴。当然，这种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学的试验场，无论构建何种区域高等教育范式，教育都应是其中的核心支点，后续研究应确立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社会科技、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领域综合考虑，突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联系的紧密性和互动性。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也应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新一轮城市群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再造及现有经济文化区域的进一步整合，这些无疑预示着以省为单元的传统高等教育区划格局被打破，高等教育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深入，这都要求我们以更为多样的分析口径审视各个高等教育系统。比如适应国际社会竞争加剧的形势加强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开展高等教育系统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时，应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来自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挑战，综合性的历时研究、预测研究正当其道，这是科学决策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第四，拓宽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域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政策等层面的多面性，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区，区域发展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于区域高等教育，不能被简单移植照搬。后续研究的视角应当进一步拓宽，从其它学科和领域研究中汲取养分，引用跨学科方法、量化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甚至国际系统中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系统运用将令区域高等教育方法论渐成体系。同时，要采用多元视角，重点突出空间范围内高等教育与其它主题（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等事业发展问题）的联动性。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这样反过来将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将开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当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大有作为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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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地域音乐文化；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多元
1地域音乐文化教学内容的“多元性”
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黄河流域的炎黄文明、长江流域的长江文明、中南部荆楚文明、湖湘文化、梅山文化等等，都充满了浓厚的地域色彩。中国传统音乐从其服务对象来看，可以分为文人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地域音乐文化资源转为高校音乐专业教学资源，首先要处理好教学内容的问题。如何完整地将地域音乐文化的特色展现给学生？如何把握地域音乐文化多元性特征是关键。地域音乐文化转化为教学资源需建构多元的内容结构，体现多元的维度内容。地域音乐文化从音乐艺术形式上讲包括：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民间戏曲、民间器乐、民间曲艺。
1.1民间歌曲部分
民间歌曲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歌曲。以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与民间，是人类社会最早的音乐艺术形式，是其他音乐形式的的基础。我国的民间歌曲数量浩瀚，其中有许多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民间歌曲具有生活娱乐、教育传承、交际恋爱、人生礼仪、表达心声等社会功能。我国许多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歌唱节日，例如壮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西北地区土族、回族、东乡族、汉族的“花儿会”都是唱民歌二设的节日，节日当天，成百上千的劳动人民从家里聚集到节日现场，唱民歌，表达自己对异性的爱恋之情。
1.2民间歌舞部分
民间歌舞是指产生并流传于民间，以即性为主的歌舞形式。民间歌舞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色彩。民间歌舞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晶，它表现为群体性，它的传承载体不同于民间歌曲，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群体；民俗性：民间歌舞的源起与“巫”有着紧密的联系，古老的“云门”“咸池”“大韶”都是关于祭祀天神的，许多民间歌舞与民族的岁时民俗活动分不开，傣族的泼水节、拉枯族的火把节都有劳动人民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
1.3民间戏曲部分
民间戏曲是包括民间音乐、舞蹈、美术、语言、舞台、文学在内的综合艺术形式。它熔唱、念、做、舞与一体，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特征。我国的民间戏曲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六个系统：花灯戏系统、秧歌戏系统、道具戏系统、道情戏系统、采茶戏系统、花鼓戏系统。丰富多彩的民间戏曲活跃在中国的南北城乡，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珍宝。
1.4民间器乐
民间器乐包括民间器乐曲和民间乐器两大部分。我国的民间乐器大致可以分为：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
1.5民间曲艺
民间曲艺又叫民间说唱，是由专业或半专业的人的表演艺术和语言艺术的综合体。民间说唱源于唐代变文，是一种叙述体，以说书人的身份与观众直接对白，是文学、音乐、表演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此外，传统的地域音乐文化教学资源从服务对象来看包括文人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内容结构。文人音乐，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认识创作的音乐，包括琴乐和词调。总之，地域音乐文化转化为音乐教育教学资源要以“多元”的内容结构，在保持地域音乐原生态的同时，体现地域传统音乐的差异性、多样性特征。
2地域音乐文化课程设置的“多样性”
地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音乐专业教学实践，课程设置可以采取“多样的”课程形式，当前。绝大部分高校没有把地域音乐文化作为一门学科课程在教学实践领域展开，关于地域音乐文化融入音乐教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课程开设发面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课程形式，以便课程设计的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条件和当地的音乐文化资源灵活选用。
2.1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结合
必修课程是指全部学生必须完成的课程，是为学生的基本学力而开发的课程，其主导价值在于发展学生的共性。选修课程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兴趣爱好而选择学习的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个性而开设的课程。地域音乐文化课程的课程开设，可以根据地方高校的发展方向、自身的教学条件设置合适的课程类型。
2.2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结合
采取多样的活动课程，是激发学生学习地域音乐文化的重要途径。学科课程是以学科的形式来组织教学内容的一种课程，以人类对知识经验的分类为基础。当前，我国各级各类的学校课程形式主要采取学科课程。活动课程又叫经验课程，是打破学科知识的逻辑界限，以学生的需要、兴趣、活动为基础，在实践活动中探索、体验的课程。地域音乐文化教学可以选取活动课程的方式，融入音乐教学实践领域。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往往是学生接近了解感受地域音乐文化的直接途径，例如，组织学生到民间去采风、鼓励学生去调研地域音乐文化风俗，观摩民族民间重大节日时的音乐文化表演、邀请民间艺人到学校现场指导讲座等等都是活动课程实施的形式。活动课程的实施注重课程的过程，关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感受与体验。
2.3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结合
地域音乐文化教学课采取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结合的课程形式。显性课程是指学校和教育机构要求学生必须通过学习的课程，以达到规定的教育目标。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显性课程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官方课程”或“正式课程”，显性课程的学习是学生获得学历证书的必备条件；隐性课程是学生在学校获取的非正式的、非计划内的、非官方的经验，隐性课程学生无关于学生学历证书获得。隐性课程具有普遍性，在学校、社会、隐性课程无处不在，学校的校刊、教师的环境布置、社区的宣传栏，都是一种隐性课程形式；隐性课程的显效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染和感染，是一种分为的营造。地域音乐文化，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文化，采取合理的隐性课程形式，长期地、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地域隐喻文化的濡染，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课程设置思维。
2.4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的结合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6
【关键词】辽西地域文化因子旅游品牌资源
一辽西地域文化研究现状
关于辽西地域文化研究，国外还没有公开发表的成果，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已积累了一些成果，根据文献检索主要有：魂系“渤海”千古情──医巫闾文化新探（王光等，1997）；举世瞩目的辽西化石文化（曹振印，1997）；论辽西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傅朝等，1998）；辽西区域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王哲，1999）；辽西走廊文化特质探察（邹本涛，2005）；走廊文化与辽西旅游规划开发（曲玉镜，2007）；关于辽西旅游形象定位的思考（邹本涛，2007）；辽宁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品牌建设战略（曹萌，2008）；辽西五市山海历史文化游整合营销研究（谷玉芬，2008）；辽西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刘丹，2008）；辽西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研究（刘丹，2009）；以文化旅游发展动力助推“突破辽西北”——辽西北文化旅游资源考察报告（吕超，2009）；辽西构建“东北亚文化旅游金三角”的资源优势与策略（曹萌，2010）；辽西历史走廊品牌形象塑造（曲玉镜，2011）等等，总计不超过15篇（这里所列举的篇目不包括专业性极强的辽西考古学研究成果）。
二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研究主体力量偏弱，社会影响力较小
现有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主体主要来自辽宁省内高校及部分科研机构，人数较少，且专门从事此领域研究者则少之又少。依照与辽西地域文化相关联的方式，研究者大至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相关领域如旅游、文化遗产等领域进入到这一领域中来的研究者。其研究重心往往不在辽西地域文化而在其他，因此难免浅尝辄止，甚至有些研究者只把辽西地域文化研究当成“过场戏”，很少在此方面用力，个别研究者往往会省略此环节，直接引用或“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因此，此类研究往往偏而浅，只能流于形式，缺乏建树。第二类是十分专业的辽西史前文化研究者。他们关于辽西地域文化的研究侧重于田野考古，对象和角度严整、专一、科学。但是他们对辽西地域文化的阐发，所关涉的往往是辽西地域文化的基底部分而不是现实层面。因此，此类研究往往专而狭，与对现实的辽西地域文化研究相关度不高。第三类是专门从事辽西地域文化的研究者。他们原本理应担纲辽西地域文化研究的重任，但遗憾的是，由于年龄、思维、求学经历、学科背景及所从事的职业（专业）等的影响，其研究通常呈现为兴之所至的随感式的阐发，因此，此类研究往往浅而散，缺乏系统性和应有的理论深度。
显然，上述三类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主体在辽西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确很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2．研究观念滞后，缺乏当代指归
研究观念滞后是目前制约辽西地域文化研究的最大问题。上述三类研究主体所面对的不够理想的研究状况，不在能力，而在观念。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界已经把地域研究和文化研究一起归入多学科研究范畴，这表明，传统地域文化研究的看图说话式的研究方法已经不合时宜。辽西地域文化研究无疑应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应用性，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交融的研究特点，应顺应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因此，上述三类研究主体研究的观念滞后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类研究主体轻视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原创性，省略了耕作和收获的系统劳作过程，直接捡拾他人果实。这样做不但不能为辽西地域文化研究注入新材料，而且还有可能因基础不牢而贬损自己的研究成果。第二类、第三类研究主体。原本以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为主战场，但因缺乏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交融，加之系统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缺失（就地域整体研究而言）而缺乏当代指归。
3．研究成果量少质平，受关注度不够
综上所述，辽西地域文化研究成果量少质平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外，通过文献检索也发现，现有辽西地域文化研究成果被引用、转载率极低，社会效益不佳。
三转变辽西地域文化研究现状的对策
要想改变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不尽理想的现状，必须在队伍建设、观念更新和机制创新上下工夫。
首先，加强研究主体队伍建设。现有从事辽西地域文化研究者由于各种原因实难担当系统深入检视辽西地域文化的重任。因此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承担起来。一方面，整合现有研究力量，使之得以取长补短，汇集、凝练现有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应有意识地培养新人，可以大学文史哲类学生和科研院所从事相关专业的新人作为培养目标。通过这两项工作，传承、推助辽西地域文化的研究。
其次，更新研究观念。当今地域文化研究应突破传统的地方民俗民间文化研究的狭小视阈。把它架构到多学科地域研究的整体框架上，研究的宗旨不能仅止于一般性认知地域文化，而是要通过对地域文化的全方位系统检视，寻找到其中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潜在因素，悉心培植，使之融入当代地方社会生活。
最后，创新激励机制，催生高水平研究成果。造成辽西地域文化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主要客观原因还在于缺乏有效积极的激励机制。每年各类科研课题备选题目中，地域文化类选题的数量总要远远低于地方经济类选题，同时资助份额也少。而与之相应，地域文化研究本身难度又偏大，成果发表也难。
建议相关省市主管部门应考虑建立系统的激励机制，在各类科研课题申报、经费资助和成果等方面给予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以政策扶持和引导，包括增加选题覆盖面，加大资助份额及额度，提供更多平台等。
四本课题研究的构思、路径及初步结论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7
关键词:布迪厄场域文学场文学批评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社会,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信息革命日新月异,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文化生产机构与传播机构的种类、性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以来,在文学批评理论中,“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相关理论已不能够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艺术审美活动,在中国,也已不能解释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
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使用最广的文艺学教材,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仍把“审美”(非功利性、情感性等)视作文艺的特殊性质或“内在性质”,而把“意识形态”(功利性、认识性等)视作与“审美”对立的“外在性质”,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一种二元拆分,而没有意识到“审美”(其本质是艺术活动的自主性)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地方性的知识――文化建构。依据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本质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内在与外在、中心与边缘的二元论。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正在遭到当代西方前沿思想家的质疑,布迪厄就是典型的代表。他的场域理论就是向其发起挑战。布迪厄吸收了韦伯、马克思等的社会学理论,创造性地将资本理论应用到文学艺术领域,同时创造了一系列相关的概念,以场域的独特视角来透视文学现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场域批评理论系统,为当今众生喧哗,色彩斑斓的文学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景观。
二、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
1.场域是社会高度分化的独立空间。场域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的高度分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事实上,场的结构,应被理解为不同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由竞争性权力和资本种类的分布来界定的,它们不同于或多或少是持续性的网络。”由于每个场都是力量关系的场所、斗争的场所,边界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场的界线是极难确定的。布迪厄将这种分化的过程视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他指出,在社会发展变化中,各场域有它自己本身的目标或追求,而不应单纯地为总体社会的目标服务。
场域是由一些特定法则所界定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场域不是一般性的空间结构形式,而是充满冲突和争夺的空间。场域中行动者利用各种策略来争夺和维护有利于自己的位置和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场域”不仅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他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2.习性是一种性情倾向系统。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这一系统就是“习性”(habitus)。习性“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是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的主观性;习性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习性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布迪厄说:“习性是社会世界的产物,所以,当习性遭遇社会世界时,它就‘如鱼得水’,它并不感到水的重要,习性与世界对其自身的看法相得益彰。”布迪厄从实践意义的高度提出习性概念,运用习性是为了超越社会科学中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了克服实证主义唯物论和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对立。布迪厄不赞成许多学者非此即彼的理论取向。他说:“习性的提出,可以说是一件不得已而又是甘愿为之的事情”,“习性是使我们的人文主义陷入绝境的如此众多的选择中的一条未经选择的原则。”
习性是场域与资本之间的机制,它推动着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行动者们采取某种特定策略,积极参与场域的搏弈,抑或远离搏弈旁观伺机,这种性情倾向具有能动的实践意义。
3.资本是具有隐喻性的区分形式。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资本”并非完全马克思式的或正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这种劳动(资本)使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布迪厄又明确指出资本有非经济的形式,“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马克思主要强调经济资本(economiccapital),布迪厄则强调非物质形式的资本――文化资本(culture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象征资本(symboliccapital)。它们并不具有经济资本那样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体现了与经济资本的相似性。布迪厄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资本概念的。
在布迪厄论述中,“习性”、“资本”、“场域”这三个概念是互相关联的。场域构造了习性,习性是体现场域的内在必要性的产物。由于在每一社会中,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资本的社会行动者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或集团,每个占有资本的行动者在不同的场域竞争,这些竞争烙着行动者的习性,而竭力维持并扩大自己的资本即是竞争目的所在。布迪厄的基于场域、习性、资本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我们研究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打开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另一扇大门。
4.文学场是场域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化。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文学场显然是布迪厄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正是通过文学场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文学场是场域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化。
跟任何场域一样,文学场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在文学场这一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拥有的资本具有对应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这种资本可以表现为行动者被合法认同的某些信誉指数,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这就是统治地位或者被统治地位;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观。例如：文学家所打出的艺术旗号甚至他们自身的艺术风格,作为根据文学场的自主逻辑所随机发明的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文学家所据文学场位置的客观反映。
三、场域批评方法及其对传统批评方法的超越
在外部批评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被过当使用,尤其是卢卡契和戈尔德曼的分析,直接将文学作品与作者或集团的社会特征联系起来,把其视为社会的简单反映或“象征表现”,完全无视文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形式特性,无视作家作为能动者在文学生产中对于文学意义的塑造,而将作者简化为某个社会集团的无意识人,将文学的发生发展简化为政治经济力量的直接作用。
在内部批评方面,20世纪不断兴起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思潮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等都固守在脱离生活实践内容的形式框架和文本结构中讨论作品的意义及其生产,以拒绝将作品本文附属于本文之外的他者为特征,在作品的形式、美学要素中衡量作品的价值,这种信仰幻象坠入了形式特征而掩盖了由文学传统与历史、社会条件(historyandsocialcondition)的共同生产制造了作品的真相,忽视了作品的历史性。布迪厄认为,在抽离了社会内容的形式里无法获得对作品价值真正的理解。如果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中没有包括文学场与社会空间的同源性结构关系,如果文学批评只涉及排除了社会历史内容、权力关系的文本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那么这种历史的内部批评尽管建立了精致的文本阅读方法,它仍然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布迪厄认为无论内部分析还是外部分析,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都有致命的弱点,都会导致作品分析的片面性。布迪厄还认为,要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内部阅读与外部阅读、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必须重构文学场,作品应该被理解为对整个文学艺术生产场的显示,它表明出场中的力量冲突和竞争。由于文学场、权力场或社会场的同源性,许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而对立作为无法逾越的二分法,把结构和历史割裂开来。因此,他将现象学的分析角度与结构性的分析角度结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布迪厄主张“复活作者和他们的环境,而且他重构的社会‘现实’不能任人简化为感性经验诉诸的直接材料。不以让人看到或感觉到为目的,而是试图建立能够解释材料的心智关系系统。”由此可知,布迪厄进入文学作品进行文化社会学阅读,其目的不是简单地改写,替代传统的文学批评方面阅读方法,而是将社会学带入它曾远离的文学,揭示了这一独特的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实践逻辑,以及这一生产领域的心智系统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性的现代社会,理解与研究文学就意味着将它置于特定的场域结构之中,结合文学行动者的性情系统、社会轨迹以及所携带的文化资本来加以探究。文学艺术实践同样为个人或者群体的利益所驱动,文学艺术的生产、消费、传播、积累、继承等诸环节,与其它事物一样,也可以依照一种实践的符号经济学来加以研究。布迪厄在不否认文学艺术作品的独立价值的同时,坚持只有把它们置于特定的社会空间特别是文学场中,其特征与内涵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例如评价一个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力,必然依据特定的、历史性的文学艺术标准,而标准的设定必然与一定时期文学场中文学艺术流派、体裁之间的竞争有关。这种评价作品和文学艺术家的价值、意义的方法避免了任何本质主义的观点,而是从场域的竞争、行动者的习性和轨迹,以及场域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辨证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作品意义、文学艺术家价值的复杂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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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8
一、从“场域-惯习”到“艺术场域”
“场域-惯习”（Field-Habitus）理论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通过批评纯粹美学，分析艺术本质，而提出的艺术理论观点，这一理论主要是为解决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分裂，在《实践与反思》一书中，他指出，“场域”是“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有位置就能对其占据者、行为者施加影响，在结构之上起决定作用的是由各种权利（或资本）的分布结构、现在与潜在的客观状况界定的，也是由其他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界定的”。①这个空间隐喻被布迪厄充分运用到美学、文化、宗教等领域。在“艺术场域”，画家、批评家、艺术品购买商、博物馆管理者等都以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统一作用于艺术领域这个社会空间，这些元素在场域中的行动共同创造了艺术品的价值和意义。美是一种艺术，而美学更是关于艺术的哲学，艺术现象及美学特质的考察，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单个的内在特质予以解释，而应置于艺术/美学场域的客观系统内，从它们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全面考虑。由此，我们推论，美学场域下的审美教育是由审美主体———即审美实施者、审美环境———即气候，人文地理环境、审美客体———即能够引起美感的客观事物三位一体构成的客观关系的网络；自然，受美学场域操纵的文学审美教育也可从中窥见一斑。“美学场域”下的我国南北经典文学各因其独树一帜，颇具韵味的审美特质，实现了自身的“怡情育美，寓美于悟”。经典文化作品透过细腻的语言，隽永精练地表达各地民俗风情的美轮美奂，更是透过地缘文学表现出了创作的文质与比德，也正是布迪厄“艺术场域”在文学审美方面的完美体现。比如岭南独特的地缘文化、风土人情与地域特性，就营造着岭南文学形态独特的艺术语境。“在当代岭南文学的艺术语境里，可以考证出岭南丰富的物产、发达活络的经济背景，可以反映出闲适灵活、包容务实的民风，可以指认出情趣盎然的俚风民俗，饮食起居的各具其妙、其韵、其趣，尤其是在这种物候生态里孕育的情性风韵，具有异常鲜明的岭南风貌”。
二“、艺术场域”与地域文学
纵观文学史，古今中外无数文学作品中，何以莎翁的《哈姆雷特》、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经典成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并得以经久流传呢？原因在于它们具备了如下内在或外在的要素：第一，作品内在具有诗学、思想、审美、道德等价值；第二，与当下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主流诗学一致；第三，作品文本有可阐释的空间，符合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最后，得到评论界、教育界、出版机构等“赞助力量”的支持，即法国操纵学派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讲的影响权力之一的因素———“赞助人”的支持。只有这样，作品才可能在大浪淘沙的文学史上赢得一席之地。布迪厄认为，“场域”有自身特定的逻辑和必然性，处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中，但是，它们也因此构成了客观关系的系统而统一于交互性的社会网络中，文学场域也是如此。“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利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③布迪厄在阐释文学场域理论时特别强调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分析文学艺术生产场与权力场两个场域之间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再次，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④在文学生产场域这样一个动态环境中，如上四个要素全面渗透于这三个环节中，特别是经典文本的演绎与流变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出文学生产场与权力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结构以及行动者性情系统三者之间的维度。这正可以用来诠释经典文学的独特场域下的审美及美育特质了。布迪厄“艺术场域”用于美学领域的实质在于它将美学研究置放于一种由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及审美环境构成的有着共同关系的场域空间。这个场域要求审美施为者在社会地理、人文价值、风情习俗的审美环境下生产和创造有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的艺术品，以期在历史流变中因其内在无限的阐释空间，恒久的内涵价值且符合当下的主流思潮而流芳百世。而文化作为社会历史的积淀，势必与风土人情、人文地理、风俗艺术、价值观念等联系在一起，文学艺术则以语言为依托形象生动地反映客观现实。文学以文化表现内容为基础，来源于文化，又高于文化；广义上讲，文化包含文学，文学是文化的高地。旨在探讨文化差异与地理因缘的地缘文化，是一种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托，受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的文化系统，它研究同一空间区域内社会群体在政治、经济、历史、军事、语言、信仰、风俗及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由此，“美学场域”下的文学必然与地缘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相关性。地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人文环境的影响。我国地缘文化的南北异同造就了经典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特征。从地缘考察，北方地域辽阔，高原峻岭，气候严寒，环境恶劣的生态特征决定了北方文学“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粗犷；而古时的中原更是群雄逐鹿，征战杀伐的是非之地，由此，象征北方文学壮美激昂，豪迈刚劲的“铁马秋风塞北”便应运而生。较之北方的地缘，南方大陆的岭南，尤以广东为主要载体，濒临沿海，受内陆影响较之海外要小得多。岭南城市的文明发达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海洋文化（包括东南亚与西方）。追溯历史，汉代的徐闻港和唐朝时已通经番禺的海上丝绸之路，均成为岭南地区对外频繁交流的桥梁。由此，岭南文学婉约优美，舒缓柔和，意趣横生。清代魏源诗云，“濠镜羊城水气氲，华夷估舶自成群。门前潮汐家家海，詹际榕棉寺寺云”，这些诗句用细波微澜的笔调悠悠地道出珠江两岸贸易的繁荣。如果说，《诗经》是北方文学现实主义的化身，那么《离骚》便是南方文学浪漫主义的写照。纵观南北地缘文化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南北方文化在当时政局变动与震荡中逐渐接受外来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催化。从魏晋到明清，岭南文明、黄河文明相继接受了中央集权下的民族交融，也随着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融入了外来元素，促成了我国文化的兼容与多元。
三、“艺术场域”视角下的地域文学审美特质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9
与会代表提交了论文55篇，大会宣讲43篇，历时3天共分14场次。本次研讨会将理论研讨与地方文化考察、民间音乐观摩表演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研讨会区域文化主题得到深度凸显。
一、文化地理：区域音乐新视角
这一板块称为“区域音乐研究与文化地理学”。张晓虹以《区域音乐研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意义》为题，强调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注重分析文化现象空间特征的学科，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居于乡音特点的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因子，是分析文化区域特征和进行文化区划不可或缺的工作。强调打破学科畛域，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音乐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水平的提高。华干林在《扬州地域文化概览》中介绍了扬州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乔建中在《两点思考，一些问题——简议区域音乐研究的优势与不足》中说，区域音乐研究有丰富的音乐资料、研究成果、文献著述和新方法可供资鉴的优势，但也存在研究缺乏“后劲”，较少关注大学科的新成果、新态势的不足。樊祖荫在《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强调，乐种研究是区域音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务，建议以形态研究为中心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蔡际洲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指出，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至戏曲、器乐、曲艺、歌舞、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音乐人才等领域，研究视角从“分布状态研究”到关于传播变迁、历史渊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样化方向发展，学科意识日益增强，研究从自发阶段逐渐向自觉阶段迈进。谢嘉幸作了《音乐学转向中的地方音乐学构建——以北京音乐学的探索为例》的发言，指出哲学范式的变化使学科音乐学向实践音乐学转向，而音乐实践活动的研究趋向于将分门别类的音乐学学科知识整合一体。作为“地方音乐学”构建，以中国音乐学院的“两会一节”及相关课题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北京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二、理论方法：学科凝练话题多
“区域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板块居于区域音乐研究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型，规范话语显得迫切。项阳作了《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的发言，强调区域音乐研究中应关注国家存在，关注国家礼仪用乐制度，从整体意义上认知，立体化地研究区域音乐文化，既要辨析差异性，又要把握整体一致性和相通性。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域分布与区域传承》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形势严峻，民间固有传承、学校传承、旅游传承、馆藏传承、创作传承和媒体传承等方式有不同的得失。管建华在《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中认为，音乐学体系与音乐人类学所具有不同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哲学的张扬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必要前提。杨红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区域音乐研究》从空间级序、文化类聚、音声景观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出对区域音乐研究的整体性理论建构。孟凡玉在《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通过对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乡土性与都市性的探讨揭示区域音乐的地方属性。洛秦在《“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中提出，“音乐上海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该发言与谢嘉幸提出的“北京音乐学”南北呼应，引起强烈反响。刘永福在《“‘同均三宫’只是一种假象和错觉”吗？》中认为，“同均三宫”不是黄翔鹏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理论”；它不是“假象和错觉”，而是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光耀在《“世界历史性存在”视野下的民族音乐》中认为，应从世界整体和历史时空视角去审视、把握民族音乐现象。杨殿斛在《音乐民族志建构：中国家乡人类学的“写文化”》中说，家乡人类学的音乐民族志构建是陌生化与熟悉化的结合，使音乐民族志“写文化”有了更多的“客观”和“深描”的学科价值。
三、江浙音乐：江南文化论得失
第三板块是“江浙音乐与广陵派研究”，也是区域会议的特色，即以会议举办地所在区域的音乐文化为主题。张美林在《扬州音乐文化研究综述》中说，扬州民间音乐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扬州音乐文化简史》研究是代表之作，扬州大学音乐研究所制定了扬州音乐长久的研究规划。邵萍在《扬泰文化中的民歌奇葩——扬州栽秧号子结构分析》中说，扬州栽秧号子是扬州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扬州道情、清曲和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青在《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吴江派与吴江曲人徐大椿》中说，徐大椿在吴江派的“依腔合律”的作曲理论基础上提倡“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的创作理念。杨曦帆在《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中说，江南运河沿线是漕粮转运口岸、商业都会和民间游艺场所，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和流布起到过重要作用。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篇10
【关键词】文化产业人才区域经济京津冀独立学院
文化产业及文化产业人才内涵
根据国家发展政策和行业规范方面的要求，我国首次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是在2000年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任务和要求”。
随后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将我国文化产业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具体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
现阶段，伴随着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提出，以及社会各界对“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重要目标的深入关切，在新时期对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人才的界定，以及三次产业间的必然联系的研究愈加系统、全面和多样化。其中，对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方式、办法、模式、体制层面的研究日益活跃，特别是作为人才培养、管理和交流的最主要的输出主体高等院校而言，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甚至政界研究的主要对象。
根据文化部相关文件，本文认为广义的文化产业人才是指与文化系统相关的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从文化部门和非文化部门来看，文化产业人才与其他产业的人才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交叉性特征。从相对狭义的角度来划分，即在图书馆业、文艺科研、群众文化服务人员、艺术业和文物业等行业从事工作或服务的主体人群，即文化产业人才。
目前，国内研究学者普遍使用的现代管理学中的区分方法，依据社会分工的差别以及职能岗位的差异，本文将文化产业人才划分为两大类：文化产业技术型人才和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型人才，上述两类人才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即相互包含与影响。其中，文化产业技术型人才主要指的是通过对工作内容进行创意、加工、制作或设计的人才，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为基础，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将理论转化为产业生产力的人才，该类人才也是文化产业不断提升和快速发展的核心人才，是支撑文化产业存在的基础，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的人才，即利用文化产业相关资源和个人智力能力创造产值的生产过程的人才；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型人才是通过自身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在文化产业中辅助抽象符号转化为实物和价值的人力资本。例如，其需要对社会环境进行评估和计算，从而制定出文化产业组织发展和文化产品销售的战略，并且选拔文化产业技术型人才，对文化产品的策划、设计、生产、包装、销售等一系列环节进行规划、统筹和运营，并能站在行业的角度审视本组织发展方向，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管理型人才。
京津冀地区独立学院教育资源布局及文化产业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探究
京津冀地区独立学院教育资源空间布局概述。独立学院从出现至今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分别渡过了1999年～2002年依附母校办学阶段、2003年～2011年自主办学独立阶段，目前已经进入自身深化发展时期，其一体化发展模式是最主要的发展形式之一。
在全国四个直辖市的独立学院分布中，北京市和天津市独立学院数量所占比例为53%，集中度较高，并且由于其地理位置与河北省十分接近，形成了区域内教育资源优势突出的特点，京津冀地区占全国独立学院9.83%（见表1），具备较强的生源吸引力和对投资的整合力。河北省独立学院同样具有区域内相对集中的特点，其主要分布在石家庄、保定和廊坊三个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与两大直辖市的独立学院分布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呈现矩形的空间布局模式，从区位优势的角度降低了院校之间协作的成本，同时在文化理念方面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客观来讲为形成独立学院文化产业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奠定了文化基础。京津冀地区进入全国100强的学校有9个（见表2），表明京津冀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集中于北京市、天津市，覆盖石家庄市、保定市和秦皇岛市的网络格局，提升了独立学院之间的互动性，为一体化提供了现实依据和集中的优势特色。
表1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独立学院数量占全国百分比
本资料来源于：《高等教育发展纲要》、《中国教育年鉴（2008）》、《中国教育年鉴（2009）》、《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21世界人才报》以及京津冀地区各独立学院官网主页，经笔者整理。
表2河北省进入全国100强排名（截止2010年）
京津冀地区独立学院文化产业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及其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机理。随着我国“十二五”规划以及大力发展渤海湾经济圈战略的提出，对该区域内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挑战。京津冀地区相对教育比较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带，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存在差距。例如，高校毕业生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效应有限、流动性不高，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明显、与相关单位之间的产学研关系不突出等问题。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特别是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优化方式脱节，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切合度较低。其关键原因在于京津冀地区缺乏从区域发展等社会需求角度培育文化产业人才的理念，缺少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培养人才的一体化机制和战略目标。
作为一个体系，京津冀地区的独立学院是一个需要整合的系统，这一系统与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发展状况与产业结构情况是密不可分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通过独立学院对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进而快速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需要区域内独立学院的联合、均衡和协调发展，其中一体化发展模式是核心与关键。
从本质上讲，一体化就是研究如何协作共同均衡发展。从合作角度看，首先独立学院要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下相互协调、错位发展，消除恶性竞争的隐患；第二，独立学院人才培养一体化模式的关键点在于创新办学机制和办学理念，明确办学方向、加强体系内部成员间合作，明晰各自需求。因此，京津冀地区独立学院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一体化模式即：协调该区域内独立本科三批院校的各个要素合理配置。主要体现在区域高等教育体制一体化：如行政管理体制、财政拨款体制等；学科建设一体化和招生录取一体化：如招生制度、就业制度和高校人事制度等；教师评聘一体化：包括教学体制改革，如课程改革、教材改革等，也包括教师聘任、职称评定等改革；授课机制一体化、考研就业一体化等，让区域内的社会和用人单位对每一所独立学院培养的文化产业人才都采取相同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对于任一院校授课人才的质量水平都能够放在同一平台进行考量，互相任课、相互促进。
具体目标：其一，通过独立学院对人才的一体化培养模式，加速辅助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的扩大。依托北京市和天津市两个城市增长极的辐射能力，将河北省作为教育腹地，增加人力资本的数量，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水平，完善人力资本的培养制度，进一步适应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特别是文化产业的相关行业的发展需要。
其二，打造科学的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平台，将京津冀地区独立学院的区域分布、院校类别布局和学科建设层次实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其三，实现京津冀地区区域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不断满足区域对文化产业人才的需求。
京津冀地区独立学院文化产业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输出的主要端口，从教育相关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考量，亦或从人力资源对区域产业提升的作用角度来分析，作为一个区域整体，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的协同、均衡提升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区域的竞争是人力资本的竞争，人力资本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即是资源的竞争，如何在资源既定的前提下快速实现利益最大化，体现了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核心本质；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资源的整合与再分配实现均衡协调的发展与协作是长期发展的要义，以上两者体现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显示了长期与短期的联系。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新时期的产物：独立学院，在京津冀地区的教育发展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其存在特殊性。文化产业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主导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整体规划；第二，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实现区域发展成本最小化；第三，实现人才培养互补模式实现教育质量最优化；第四，紧贴社会要求实现产业人才需求最大化。
政府主导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整体规划。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者，政府需要充分运用“看得见的手”，即财政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从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均衡提升的角度，对区域内高等教育进行总体规划，并且需要各级政府本着协作互助的理念，宏观管理区域内高等教育。
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去行政化，将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视为基础。从调控手段来看应该突出间接调控，突出独立学院的自主发展权利，支持独立学院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合理并高效运用各类优惠政策，将独立学院拥有的资源最大限度进行整合。设立专门机构对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协调，特别需要实现外部环境与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式的高度统一吻合。逐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在京津冀独立学院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提升一体化模式运作的效率和质量，提高文化产业人才质量；促进社会各界对独立学院教育事业的支持，保障独立学院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健康稳定发展。逐步加大对独立学院发展的激励措施、健全激励机制，加快独立学院创品牌、创特色的步伐，形成具有京津冀地区特色的独立学院人才的培养路径。
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实现区域发展成本最小化。同母体院校之间的联系是独立学院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与其他民办高校相比较的最根本区别。依托母校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并加以充分利用，以及母校在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方面的优势资源，是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区域内独立学院之间需要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进而实现办学资源的有效共享，实现区域发展成本最小化，同时节省人才培养的相关成本。
通过科研纵向的联合以及人才横向的共享，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在科技、高等教育、独立学院管理方式、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产生较强的联动效应。将竞争为主的区域人才培养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合作为基础的一体化培养模式。例如在特色专业和课程方面，独立学院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主体间配合与协调，凸显专业特色，最终实现区域内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建立人才培养互补模式实现教育质量最优化。建立、健全独立学院对人才培养统一的考评机制、原则和标准。将京津冀地区的独立学院与其他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进行比较，，明确自身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人才培养在服务当地经济中的地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立足服务京津冀经济发展，按大类、按行业、按职能、按人才分类等标准突出特色，着力培养技术应用型和经营管理型人才。
其中，京津冀独立学院应根据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实际状态，设计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人才培养互补以提升教育质量和人才水平；制定科学、规范、可操作的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加强独立学院改进自身办学效益的紧迫感，提升相互配合的协调力与能动性。
紧贴社会要求实现产业人才需求最大化。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也是提升人力资源的个人素质与能力来促进就业，实现产业人才需求的最大化。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下独立学院之间应该建立人才流动、学术交流的平台，在共赢的前提下进行专业交叉设置。当前，京津冀地区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率相对一本、二本的学生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就业单位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特别是文化产业人才需求的满意度较低，很多文化产业相关企业和单位宁愿选择南方高校毕业生进行培养，也不愿意选择本地生源，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人才的适应性和综合素质的差距。
从倒推法来考虑，独立学院对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首先需要根据市场导向和京津冀经济圈形成后的就业新趋势主动将专业结构调整的更加合理，例如设置社会急需的空白或短缺专业、社会急需的技能专业、社会急需的热门专业等。将学生就业率、职业适应能力、用人单位满意率、学生对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满意率等指标纳入到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考评中，逐步建议、逐步完善。积极引导独立学院与用人单位实现横纵联系，切实体现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实际联系，拉近独立学院科研人员、教师、学生与用人单位和社会的距离，实现产业人才需求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