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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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2
关键词：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 货币政策效应 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货币政策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改革的整个进程不能脱离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本文力图从货币政策效应中，分析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特点，为我国货币政策改革所处阶段及特点提供数量上的依据。
二、计量检验
我们首先从Granger因果检验做起，由于我国常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是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所以我们做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我们做财政支出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防止伪回归，我们对各时间系列的单位根做检验。
(一)Granger因果及单位根检验
经检验，利率、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都显著地Granger引起GDp。
经检验，ingdp、inml、infinance、inratio(gdp的对数,ml的对数，财政支出的对数以及利率的对数)都是i(1)过程，且存在着协整关系。
(二)建立包括ingdp,inml,infinance的，滞后三期的VaR系统
LnGDp=0.2104892954*Lnml(-1)＋0.3015000959*Lnmi(-2)＋
(3.26) (0.27)
0.2330595224*Lnml(-3)-0.4970655566*LnGDp(-1)＋
(0.37) (-2.06)
0.08326675986*LnGDp(-2)-0.3935002847*LnGDp(-3)＋
(-0.35) (-0.09)
0.1607142731*LnFinanCe(-1)＋(12514499022*LnFinanCe(-2)-
(2.186) (1.671)
0.3063730264*LnFinanCe(-3)＋9.336098552
(0.711) (2.96)
从检验结果的各项指标来看，r2较高，F统计量较为显著，离差平方和也不大，并且残差的相关系数也不高，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从各项系数来看，滞后一期的lnml对lngdp有正的影响，并且影响是显著的，滞后两期后效果不明显。说明货币政策从政策执行到效果产生有一期的时滞，货币增长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理论相符合)但这种效果持续时间不长。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显著的，并且政策效果有着较长的持久性，但是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贡献的大小我们无法衡量，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做脉冲和反差分解来分析。
(三)脉冲反应：反应程度的衡量
从脉冲反应函数中可以看到：
1．从脉冲反应来看，货币政策开始有一个时滞，而后开始起作用，货币供应量增长1个百分点使得gdp增长在到第四期达到最大值，增长约0.04个百分点，然后慢慢的影响就接近0。以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成波动状态，并且幅度越来越小，趋向于0。
2．财政支出的影响是逐步增大的，财政支出增长1个百分点在第二期使得gdp增长0.15个百分点，第三期达到最大为0.23个百分点，后降为0。
3．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波动更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可能以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有关。财政支出的扩大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的投入部分比例较大。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时滞比财政政策还要长。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从一定程度衡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的短期效应，但是二者贡献率的大小，二者的地位无法衡量，这需要通过方差差分解来进行。
(四)方差分解：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贡献率大小
方差分解是通过衡量系统中被解释变量的方差的变动中由各因素方差影响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动贡献的比重。所以通过建立包括tngdp、lnml、lnfinance的系统，并通过对lngdp的方差分解来衡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贡献率大小。
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1．货币政策的效应与财政政策相比不够显著。这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情况相吻合，我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比有效性不够显著，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gdp增长的7％左右，而财政政策对gap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15％左右。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较长的时滞，并且货币政策的时滞长于财政政策的时滞。这与前边脉冲相应函数的分析相一致。是由于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而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和财政政策有较大的相关性，并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有更长的时滞。
3．gdp的增长有很强的自生性。在gdp增长中近70％的部分没有被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解释，说明gdp增长的自生性较强或者一些对gdp增长产生影响的变量没纳入模型。
(五)用同样的方法建立利率、货币供应量和GDp的VaR系统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构建由货币供应量，GDp利率组成的VaR系统，分析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和货币供应量政策之间的关系(三个时间系列都是一阶平稳过程，并且利率、货币供应量都与GDp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同样我们做GDp关于利率、GDp关于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通过脉冲反应函数可以看出：
1．利率的上升使得GDp下降，这与理论相吻合，利率上升提高了企业成本，企业减少产出。
2．同时可以看到利率政策有一期的时滞，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期GDp增长率下降了约0.18个百分点，第四期后利率政策的效果几乎就为零。
3．利率政策相比货币供应量政策撤果不显著，且持续时间较短。
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
1．利率发挥作用几乎没有时滞，第一期就影响到GDp的波动，但是对GDp的影响十分有限，仅占GDp波动的5％左右。
2．而货币政策的作用与前边的结论相类似，有三期左右的时滞，并且在第一期对GDp波动没有影响。
3．在我国货币供应量对GDp波动的作用明显强于利率对GDp波动的作用，利率对GDp波动的作用仅为货币供应量的30％左右，与美国的情况相反。
三、计量分析结论
(一)货币政策有效但效果有限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得到货币供应量是GDp增长的原因，而GDp增长不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原因。而且从宏观调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而引起人们对货币政策效应争议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利率政策作用不显著，其次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较强的相关性，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赖性，作用效果远远低于财政政策，方差分解中仅有财政政策的50％。因此，在转轨经济中我们不能忽略货币政策的作用，另方面，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加强货币政策作用。
(二)转轨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是其发挥致用的重要内容
我们建立由GDp、财政支出、货币供应量的VaR模型，从方差分解中我们看到财政支出对GDp变动的贡献率为15％左右，而货币供应量变动对GDp变动的贡献仅为7％，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GDp贡献仅为财政政策的50％，再从脉冲反应函数来看货币政策的时滞，比财政政策的更长，而引起gdp变化幅度小于财政政策。这与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奉行的财政包干制度有关，特别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资金由财政供给，并以贷款的形式下拨溃币供应量增加，货币政策成为财政政策的附属。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而1998年后货币政策的扩张贷款量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扩大，国债发行量的增长相配套，也使得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性大。因此，在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效果才明显。
(三)利率政策效果不明显，以利率作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时机还不成熟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3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4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会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分别通过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调节，实现对经济总量的均衡控制，面对我国经济高位运行的状态及经济运行中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实现“双稳健”的搭配政策，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好不好，关键一点是看它们是否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出发，进行合理的搭配，确立一致的目标，形成趋同的政策效应。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二者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政府的支出，来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调控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使用，会引起赤字和贸易逆差及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特点，调控也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可经常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的复杂和滞后，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减，而货币政策使用效果渐大；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增，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减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须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运行状态相适应，根据经济形势的要求，分别选用，配合运行。
二是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出现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出现顺差和经济的高位运行状态。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为此，要想抑制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适时退出，及时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合理把握紧缩、中性和扩张的政策力度，达到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上的优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增值税转型步伐，推进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的公平竞争搭建一个合理的税务平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要把资金向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上倾斜，着力解决好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环保和民生方面的问题。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促进地区结构的转换。要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适当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国债数量，降低偿债风险。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是间接调控机制，实现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首先要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汇率机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应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抑制个别地方和行业领域投资的过快增长。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快金融企业改革，尤其是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支持资本市场改革，扩大融资渠道，改变融资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稳定；iS-Lm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033-02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目前政府最常采用的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手段。二者从通过对利息率、国民收人和投资来影响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作为一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的两项工具，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使用对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物价平稳、充分就业和收入公平等目标，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如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等，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①。
（一）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两种政策的结合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调控任务一般由货币政策来完成，因为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汨；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市场的缺乏更多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拾遗补阙。如在经济过热时期，要通过紧缩型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才能拉动经济的增长。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②。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必须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二）同经济条件下而两种政策的选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能产生影响，在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经济时期，政府一般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中的"泡沫"，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和压缩固定资产支出等手段来调节投资和消费③；而货币政策则主要是通过收紧银根、提高利率等政策工具来回笼货币，减少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该政策作用平缓，不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所以，这一时期效果优于财政政策，因而在政策手段的运用上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④。在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往往需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的增长。通常财政政策主要侧重于投资需求，通过扩大目债发行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来影响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而刺激投资需求迅速增长。而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信贷规模和种类以及降低利率等手段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并可以通过汇价、利率手段影响出口需求。这一时期由于财政政策作用的直接性、政策性，其效果明显优于货币政策，因而通常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进行调节⑤。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广义货币供给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所谓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作为各个国家均采用的宏观调控的工具，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作用尤为突出。在我国，货币政策自1984年开始实施，经过多年的不断的改善，以及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俗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
二、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情况
存款准备金率，被称为货币政策的“核武器”，因此该工具的效果之大昭然若揭。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存款准备金制度亦是我国目前使用最为频繁，最为信赖的调控手段。故特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执行，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点，来观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
上表为我国至2008年9月，历次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的情况。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做以下分析：
首先，国家利用这一工具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给予相应的调整。通常在紧缩时期，央行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给。例如1999年11月21日的调整，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经历比较长时期的通货紧缩，物价下跌，股市低迷，央行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促进经济尽快复苏。一次性调低2个百分点，尺度颇大，之后确有效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一般为1年半，于是在08年9月25日，央行再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然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大时，央行会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收紧银根。从简表中我们发现，国家在较多的年份总是提高准备金率，虽然调整频繁，但每次上调的幅度较小。由于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时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而且效果也不易把握，因此央行在准备金率的调整上慎之又慎。
其次，我国经常利用这一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并且，随着经济形势复杂程度的加深，调整频率愈加频繁。07年与08年都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市场的导向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国家不断减少流动性，尽量降低人们持有货币或者过渡投资的风险。
最后，国家实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会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例如，发生汶川地震后，国家对于灾区所在地实行的准备金率就比其他地区要低，这是国家对灾区灾后重建的一个有力扶持，也能减少其经济建设的压力。事实上，国家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设定的准备金率以及调整幅度也是略有区别的。通常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要高点，这是由于其控制风险的能力更弱。
三、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取1993至2008年间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货币与准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对比，让广义货币m2代表货币政策的实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检验其效果。
（一）GDp与m2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
通过做散点图，发现其有着同方向的变动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GDp与m2之间的线性关系
为探究货币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关系，将二者数值设为XY轴，置于同一座标系上观察，以探究GDp值受货币供给量大小的影响程度，发现二者成粗略的线性关系。
通过一元回归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可形成y=0.5674x+2e+06的函数关系，故每增加一百万的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大约50万。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是假定所有其他条件不变，忽略各种潜在的变动，单一观察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
（三）GDp与m2的增幅变动关系
为进一步比较货币供给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关系，从而分析其产生时间效果，制作了下图。由下图可看出，GDp相较于m2的变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相应变化。如图中所示1999年至2001年，货币供给的增幅从10%升至大约21%，然而GDp的涨幅却未能随之灵敏的反应，相反的是在经历一个增长放缓的阶段，直至2001年过后才开始加速增长。又如2002年至2003年间，m2的供给量的上升幅度明显降低，与之对应的GDp却在经历一个较为高速的增长。这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时滞性。
（四）结合我国相应年份的经济大事件进行分析
2005年4月国家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这直接推动了2006年股市的雄起。伴之而来的是投资投机热，通胀水平也日渐上升，因此，从2006年开始，央行方面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的9%到2008年三季度的15.5%（对主要商业银行）；同时这期间大量售出国债，频繁进行回购交易。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经济的不良发展。也正因为这些措施，虽然房地产泡沫出现，但并没有出现1993年日本危机那样的局面。
因此，货币政策的良好运用带来了稳定经济的效果。再来看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后对国家经济的作用。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货币政策后于财政政策开始有所动作。美国次贷危机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期间，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回购国债，增加货币供给等等措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但是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繁荣的效果痕迹不很明显，这是由其本身特点所导致的。
在史上两个经济过热阶段，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偏差较大，政策有效性较弱，而在经济复苏阶段，政策有效性似乎比较令人满意。总体来说，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欠佳，呈现出阶段性差别。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独立性
尽管近几年我国的政府干预已经明显减少，央行独立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二者的博弈依然没有使得货币政策本身占上风。
首先，利率改革的步伐太小，市场化程度不高，虽说已形成以SHiBoR为中心的利率体系，但政府对利率的管制还是比较严格。在我国，利率尚未成为投资者与消费者心目中的风向标。以证券市场为例，投资者很少根据利率的变化来决定是否投资，他们更多的是研究政府新颁布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政策市场。而在这样的导向下，并无法完全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变化。由此可见，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及指示作用是相当迫切的。
其次，汇率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程度上比较被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不仅导致较大的通胀压力，也使得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里，在这样的压力下，汇率政策能否大展拳脚就难以得出。如，在国内通胀攀升的时候，迫于外汇方面的原因，使用正常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反通胀的目标，这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难保证。我国资本管制正在逐步放松，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造成一定的冲击。根据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基础上提出的impossibletriangle（不可能三角），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我国既不能全面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又不能放弃独直实行货币政策的的权利。必须在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的同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求我国经济长足发展。[3]
（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时，无法达到财政政策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要短期内产生完全的效果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货币政策众工具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即有这连锁的关系。所以，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十分重要。
假设第一年我国的Cip是8%，略为偏高，想控制在5%以内，于是，采取提高利率，卖出国债的措施；第二年，目标即将到达但还没有时，遇到了经济危机，为了抑制萧条，又立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危机到来时，人们还并没有感受到危机，所以物价也还没有下降，但是宽松的政策却使得物价水平回升。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背道而驰的效果，当消费者感受到了危机，失去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而物价又无法降低，那么水深火热的生活便在所难免了。其实05年到08年货币政策之所以比较有效就是因为政策的连续性较好，并且更替政策的时间切入点算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前后斟酌，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的财政政策，政府基本上是发行国债，扩大三农支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每年有些新变化，但是大致的方向基本上是不变的；而货币政策似乎动作比较大，三年间由“紧”至“松”。
若是要保持原有的利率水平，同时又要保持增长的国民收入，那么应该实行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和增加供给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若要降低利率，同时又要保持国民收入增长，那么就要使得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果强于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从05年到08年三季度之前，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应量逐年递增，增长率也是递增的，财政政策方面继续扩大支出，尤其是在三农和教育方面。与此同时，央行方面又急切的调高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说明市场利率的发展轨迹是偏离了原有轨道，那么此时的政策配合实际上是没有很完美的配合起来。此时的状况应该是带扩张性质的财政政策效果强于带扩张性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2008年开始，货币政策方面急转掉头，转变为宽松的，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财政政策方面也还是偏向于扩张。从2008年9月份开始，央行开始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说明市场利率偏低，此时的财政政策效果略弱于货币政策效果，两者的配合也不十分完美。如我前面所述，要保持经济的正常，又要使得利率水平稳定，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四）货币的乘数效应
货币乘数的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市场利率，再贴现率等影响。一方面，由于货币乘数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之前频繁的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得货币乘数变小，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发生较大程度波动，就难以判断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就会下降，影响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可预测性，并且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4]此外，一部分货币乘数创造的效应被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抵消了。关于存款准备金率影响货币乘数效应的部分在此不再赘述，货币流通速度对其产生的抵消作用很值得被关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但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投资和出口带来的。关于消费拉动增长的部分我们国家比较疲软，因为国内消费需求的不够，货币流动的速度因此也较为缓慢。若是国家的政策能找到行之有效提高消费的途径，那么货币政策效果中由货币乘数产生的那一分部分便不会那么容易被抵消了。
参考文献：
[1]徐小淇,任力.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及政策建议[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10)
[2]周娇.我国货币政策效有效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7)
[3]任玉凤.我国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10)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还是以宏观调控为主，带有显著的计划经济烙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改革，政府开始关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根据不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对这两项搭配进行了调整，分别推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度过紧的财政政策。这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但从近几年的就业形势看，我国的失业率明显呈上升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和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不可忽视。如果依靠市场的单一调节，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对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拉动投资需求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国家预算之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体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货币的发行量是货币政策中用于宏观调控的方式。“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表述，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发行量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探究，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本文根据生产函数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函数模型：
其中H为就业量，K为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m2为影响就业的其他因素，a、b表示就业弹性系数。对该公式两边求导得到：
建立回归方程后通过相关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运用t检验和F检验，表明该方程和变量具有较好的显著性。通过对以上模型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0892%，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59601%。货币作为社会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交易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分配和组合方式，因此货币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社会经济中各种潜在产出能力的增长。从量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表明，宏观财政调控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就业。特别是近几年货币政策在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就业效应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方面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同时，由于现阶段银行信贷配给机制的自身抑制，以及银行在风险控制中出现的资金短路等情况，导致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滞留，不能有效拉动市场投资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对两者进行有效协调，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改善我国的就业问题。
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建议
（一）改善短期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策略
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并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增强对国债项目的资金配置管理，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结合在一起。通过利率调节和信贷进行国债融资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达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互促进的目的以促进就业。优化财政支出方式。我国的财政资金应该在投资公益项目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性项目的投资金额，特别是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的投资，同时适当增加间接投资例如财政补贴等。
（二）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促进就业
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来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加大对第三方产业的支持力度，解决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帮助第三方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稳定货币升值预期和推进货币政策双轨机制。维持银行信贷市场中较高的利率，并且抑制投资总额的较快增长；维持货币市场较低的利率，以改善货币升值的压力，即在我国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中实行双轨机制。深化制度以保障在长期内调整货币的资金流动方向和流量，促进就业人数增长。通过税收手段和汇率制度相结合的方式稳定货币值，促进商品的进出口并带动相关贸易的发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加大对各级培训机构职业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鼓励职业教育和培训并且优化教育培训机构，有效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保障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银行的信贷机制也应该进一步向民办学校倾斜，解决这些学校教育经费融资难的问题。
三、结束语
我国现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没有达到有效协调，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政府应该改善短期内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并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此产生长效机制来缓解就业压力。
参考文献：
[1]刘星，刘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基于1978～2008年的经验数据[n].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07）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8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9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额；固定与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2013年-2014年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概况
2014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主要特点如下：
1、由商品进出口贸易四个主要指标观之
2014年商品进出口贸易额分为进出口各自贸易额与进出口总额、差额角度观之，按美元计价，如下图1-1换算为亿元（人民币，）[1]我国进出口总值43，030亿美元即286，282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长3.4%。[2]其中，2014年出口贸易额23，427亿美元即155，861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22，100亿美元增长6%；进口19603亿美元即130，420亿元人民币，上升0.5%；贸易顺差3824亿美元即25，441.3亿元人民币，同比扩大47.27%。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贸易顺差额分别增长3.4%、6%、0.5%和47.27%。[3]由此可见在四项类别中，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赖于出口总额的增长，因而由出口增加6%，进而导致相对进口减少，所以贸易顺差大致超过40%，相较之下进口总额只加了0.5%，说明2014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以出口导向性型为主导。
2、由商品进出口贸易四个时间阶段观之
2014年四个季度观之，2014年第1、2、3季度进出口值分别为9754.1亿美元、10220.2亿美元、10629.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3.5%、4.3%和6%。前三季度累计进出口总值3.0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其中出口1.61万亿美元，增长8%；进口1.45万亿美元，增长7.3%；贸易顺差1694亿美元，扩大14.4%。其中，7、8月份外贸增速分别为7.8%、7.1%，9月份回落至3.3%。前三季度，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下跌0.6%，进口价格总体下跌1.8%。价格条件指数为1.01，表明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对外贸易效益有所提升。[4]
二、固定汇率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层面
本处采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相交于iS―Lm模型考虑国际资本流动因素，如上图aR直线为所代表的r0为世界利率平均水平，aR直线之上，代表本国利率高于r0，资金流入本国；aR直线之下，代表本国利率低于r0，资金流出本国，三线同时相交，表示经济达到均衡状态。而政府发行货币量不变处于Lm1时，单纯采取财政政策，因此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比较有效。如下图2-1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图。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控制利率，进而影响国际资金流动。
而政府发行货币量不变处于Lm1时，单纯采取财政政策，由上图财政政策效果图可得出以下可能情况
1、政府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政府投资增加，使iS1曲线向右移动iS2曲线，在货币政策不变即货币供给不变的前提下，短期内本国利率高于世界平均利率，即资金大量流入国内，外汇流入量增加，即外汇在本国市场供过于求，国家应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因此会出现Lm1曲线向右移动至Lm2曲线，本国货币供给量增加，在国民收入上升的同时，维持初始时的利率e，e'等于e，那么e'为新的经济均衡，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e上升至e''点，利率上升会吸引国际资金流入本国，给本国带来升值压力，政府必须卖出本币，买进外币，进而增加本国的货币供给，进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配合，因此使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进一步增强。
2、政府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政府投资减少，使iS2曲线向左移动至iS1曲线，在货币政策不变即货币供给不变的前提下，短期内本国利率低于世界平均利率，即资金大量流出本国，外汇流出量增加，即外汇在本国市场上供不应求，中国应减少本国货币供给，因此会出现Lm2曲线向左移动至Lm1曲线位置，本国货币供给量减少，在国民收入下降的同时，维持初始时的利率e，即e为新的经济均衡，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e'上升至e''下降至e，利率水平会下降，这会使外国资本流出本国，政府需要减少本国的货币供给，相当于配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使财政政策的紧缩效果有所加强。
因此，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趋于被支配地位，财政政策比较有效，处于主导地位。若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货币政策无法独立发挥作用，必须以财政政策作为支撑，政府无法实际控制本国货币供应量。而政府可以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进而引导国际资金流动，使财政政策效力增强。
财政政策具体体现层面在于：
（1）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层面。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内贬外升造成国民收入水平的下降。
（2）人民币币值与国际进出口层面。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
（3）国际贸易条件层面。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贸易条件恶化并且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
（4）机会成本层面。付出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收入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浮动汇率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层面
1、政府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即顺箭头方向Lm曲线向右移动到Lm'曲线，只考虑货币政策的影响，政府的投资曲线iS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均衡利率从e点下降到e'点，利率降低会刺激投资需求，进而iS'曲线向右推至为iS'曲线，而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为e''，即是政府投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而利率维持先前e点的均衡，达到世界利率的平均水平，利率下降导致本国货币大量外流，致使本国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外币由于数量相对较少，则出现外币相对升值的局面，有利于本国出口增加，进口相对减少，从而增加经济中的净出口需求，进而增强货币政策的扩张性。
2、政府若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货币供给量减少进而导致利率上升，抑制经济中的投资需求，并且利率提升，导致国外资金大量流入国内市场，外币贬值，本币升值，降低经济中净出口需求，加强货币政策的紧缩性。
若一国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则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货币政策利用中介利率工具，对于进出口贸易额产生影响，相较于财政政策相对有效。
【注释】
[1]中美汇率1美元=6.65人民币.
[2]贸易额增长率=2014年贸易额-2013年贸易额/2013年贸易额（单位忽略）.
[3]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同比增2.3%。2015年01月13日10：21来源：中国新闻网.
[4]2014年我国外贸政策成效进一步凸显中研普华财经（http：//）.
【参考文献】
[1]郑晓艳.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贵州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研究[D].贵州大学，2008.
[2]焦艳.中国经济转型特征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方式[J].2013.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协调失灵;政策转型
2012年以来，我国告别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及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7年。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双顺差，所以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为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我国首创央行票据，通过央行票据的投放回收基础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以减少流动性压力。同时，由于未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通过制定存贷款管制利率以调节信贷需求和供给。总体看，在这一阶段，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构成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典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特征。［1］第二阶段: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占款逐渐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也在减少，过去对冲基础货币的央行票据规模也逐渐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票据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此期间我国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调控在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更为复杂。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进入升值周期，这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形成较大压力。国内方面，为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去产能”等要求相适应，避免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满足结构性调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而言，由于其规模庞大、影响范围广，往往被视为全面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改造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准、常备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我国取消了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品种也逐渐丰富，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自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确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协调失灵
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取得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协调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冲突
从货币政策目标看，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外，还肩负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但短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要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在内部目标中，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更侧重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且考虑到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内在联系，长期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几乎不存在异质性。因此，长期内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一定冲突。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统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受到较大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在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这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没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如，mLF余额从不足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万亿元，pSL从6000多亿元上升至当前的2.1万亿元，逆回购余额当前也在6000亿元以上。这样，导致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近三年也迅速飙升，且央行提供资金利率要低于市场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35%，而相同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银行间回购利率则更高。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客观上造成金融机构利用其他渠道来增加杠杆及延长信贷链条。［3］
(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不协调
当前，金融去杠杆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金融业高杠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及监管权限不同造成的监管漏洞。具体看，自2012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但金融监管较为滞后，一方面造成对信贷投向施加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在金融监管滞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约束，贷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迫使金融体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动性。如，银行可通过向符合贷款投向规定的“过桥企业”放出一笔贷款，这家“过桥企业”再通过委托和信托贷款的方式把这笔款项转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虽然最终结果等同于银行给该企业放贷，但在计算社会融资总量时会产生两笔记录，即银行向“过桥企业”投放的贷款及“过桥企业”的委托和信托贷款。因此，同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对应更低的实体经济增长。除监管滞后外，金融监管职权真空也会产生监管套利机会。由于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一行三会”分别行使，分业监管使金融业往往通过同业合作等方式规避监管。以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例，在整个信用投放链条过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业银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涉及银行间市场，在对其进行监管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在短期内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形成监管套利机会。此外，央行在执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时也存在角色冲突。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因此，在观察到流动性投放过快、资金空转嫌疑，且有部分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快速提升杠杆率后，央行应针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者还是“最后贷款人”，是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央行应向市场上投放充足的流动性。可见，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存在一定冲突，货币政策总量型工具和金融监管结构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
从理论层面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被赋予主动角色，政府可自由设定预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则属于被动型，要根据财政预算来控制铸币税，从而实现财政平衡。该理论预言，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组合可避免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政策的失灵，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环境看，经过之前多次降息降准，不仅基准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已接近流动性陷阱，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有限。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型而非结构性政策，在此情况下，如若频繁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保持相对稳健，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还体现在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陷入被动。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而国债在期限结构和品种上的缺乏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
(四)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不协调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向好和对通胀的担忧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程，未来美联储不断削减其持有的庞大资产，必将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4］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表现得更为缓慢和波折，但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逐渐退出宽松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欧主要经济体，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环境更为不确定，这需要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宽松，否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国际货币环境偏紧缩，造成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升值趋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自2015年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11元人民币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币，跌幅达13.7%;201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止跌，但兑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亦不断下跌。汇率的不稳定体现当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内外不协调。一方面，国内保增长目标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和稳定汇率又要求货币政策紧缩。可见，当前阶段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协调，不仅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手段间的协调，更要注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实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注重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协调
首先，不应将保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转变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物价稳定目标的条件。但为了协调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冲突，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下调经济增速目标的重要性，保增长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看，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实现内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但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界限较为模糊。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国际经验看，货币供应量目标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最后，转变货币调控方式，在操作目标方面突出利率机制的作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二)促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我国金融监管宽松助推金融业高增长，同时其背后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的痕迹明显。为促进金融业稳步发展，并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金融业“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宏观调控工具，但还需要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识别和监控;而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拥有微观监管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和监控工具，但在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应进一步联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上，既要有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还要针对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风险，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也要有逆周期效应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
(三)推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首先，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积极稳健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更加谨慎稳健，以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为推进全面改革培育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增速转型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长阶段。为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美国经济在“滞胀”中越陷越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型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问题严峻的局面，宏观调控则应进一步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货币政策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要针对结构性调控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如，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大范围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再次，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具体看，除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方向外，还应增强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财政部应进一步完善国库收付制度，避免财政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不断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都将高位运行。因此，应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财政风险中，应高度重视地方财政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为此，应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债务当年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指标，以及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防止地方政策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
(四)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首先，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欧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为确保宏观调控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总体目标，应充分利用G20、imF等国际治理平台，在宏观调控方向和手段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好充分有效沟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通过宏观调控国际协调沟通渠道，借鉴欧美国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次，增强汇率弹性，稳定汇率预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对货币政策而言，宏观调控措施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他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更表现出脆弱性，货币政策往往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我国更应重视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从“三元悖论”的角度分析，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资本账户限制，在此情况下，为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已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增至2%，这标志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具弹性和市场驱动的汇率制度近一步靠拢，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应促进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进一步调整，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