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效果篇1
中图分类号：FS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064-09
一、引 言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经济运行机制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政策效应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将有所不同。各级政府在平衡预算时，如何判断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及其力度，即如何判断其财政态势(fiscalstance)；各级政府要改善预算平衡时，如何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或两者共同使用。本文将对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及财政政策效果给出实证分析。
财政赤字的大小对于判断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是至关重要的。国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经调整的政府财政赤字不是度量财政态势的可靠指标。这是因为其对于经济来说是内生的，即大部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所以，很多度量财政态势的指标试图去除其内生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经过周期性调整的赤字(结构性赤字)是常被使用的一种方法。而经合组织(oeCD)通常使用的财政态势测量指标是经过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财政赤字。即使经过通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指标也因其缺乏综合性而受到批评。Boskin在其关于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文章中提到有些没有包含在文章中的经济指标也可能对宏观经济有重要意义，这些指标没有被可靠的测量。Buiter认为对财政赤字的恰当度量能解释公共部门净资产的所有变化。Blanchard提出一种方法来测量财政态势，他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然后计算财政赤字，利用该值判断政府财政态势。alesina和Rerotti基于布兰查德的方法对oeCD国家的财政态势进行了判断。
muller和price分析了结构预算赤字与财政态势的度量。Yoo和park利用oeCD方法计算了韩国的结构赤字，并分析了其财政态势。polito和wickens提出了一种适合于短期政策制定的财政态势指数。从政府预算约束所形成的VaR模型中得到负债／GDp的预测值，然后与特定条件下的负债／GDp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得到该指数。该方法和那些关于财政稳定性的文献中的方法不同。作者强调的是对财政态势有前瞻性影响的措施，而不是一系列和现在财政状况无关的关于过去财政稳定性的测试。
目前，我国学者对财政态势的研究还不多。蔡江南曾就我国1950--1988年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进行过研究，但他得到的结论是，由于我国财政支出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要强于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财政支出增加的幅度要大于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财政赤字反而会增加；反之，当经济处于衰退时，财政赤字反而会减少。因此，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情况进行的研究所得到的“周期性赤字”与通常所说的周期性赤字完全不同，但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我国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赵昕东则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我国1984--1999年的结构性赤字，但在估算潜在产出时使用的是波峰相连法，而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选取波峰时存在很大随意性，且要求选取的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跨度要足够长，比如几十年。石柱鲜和王立勇对我国潜在产出、结构预算与财政态势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郭庆旺和贾俊雪认为结构性赤字有助于测度财政态势，他们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估算了我国1978--2002年的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和财政态势做了深入分析，但没有具体说明使用什么标准对财政态势进行判断。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使用结构性赤字判断我国的财政态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但很少给出政策工具的具体贡献。本文将结构性赤字和国际通用的CaB方法相结合，通过计算财政脉冲，给出了判断财政态势的方法，并给出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具体贡献，然后在不同财政态势下分析了财政支出效应和税收效应。
二、可供选择的财政脉冲定义方法
(一)国际通用的方法
表1列出了四种国际上通用的财政脉冲计算方法，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最简单的财政脉冲的定义是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和前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之差。这个方法把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该方法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性。它的缺点是忽略了财政赤字中的周期性因素。
Blanehard度量方法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但是他认为政府支出和GDp负相关，因为存在失业救助金等内在稳定器。他认为，由于税收的累进性，财政收入和GDp正相关。这在经济衰退时可增加财政赤字。为了克服这种偏差，也不用估计潜在的产出，Blanehard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
oeCD度量方法是经合组织经常使用的方法，定义财政冲击为当年财政赤字和按潜在GDp增长的政府支出减去按真实GDp增长的政府收入的值。这种方法从下面的周期调整的预算平衡表达式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是t期潜在GDp和真实GDp。oeCD的方法能通过对CaB值进行差分并除以前期GDp得到。因此oeCD方法也将前1年作为基准年。
imF度量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采用的方法，与前面的方法都不同，因为该方法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而是将潜在产出近似等于真实产出的年份作为基准年。除了基准年的选择不同外，该方法类似于oeCD方法。imF方法的一个缺点是选择基准年的任意性。
(二)本文使用的方法
本文主要关注政策制定者做出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而不关注那些由于经济周期对支出和税收产生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财政脉冲是指政府预算状况的改变。大致来说，财政脉冲(fiscalimpulse)是政府实际采取的财政政策变量和在一定的标准下将周期部分剔除后的财政政策变量的差值。
目前，还没有通用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来定义预算的哪些部分反映政府外生的作用，哪些部分是经济周期的作用。通常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用什么作为标准条件来调整真实的财政措施?预算的哪部分应该调整至该基准，怎样调整?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概念和数据问题，也即是怎么估计潜在产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存在更现实的困难。通常情况下，人们需要一套弹性指标，包括各种税收、财政支出对收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
笔者认为，一个有用的财政态势策略措施必须是简单的，即使可能遗漏了一些指标。所以，第一，笔者只关注预算的实际改变。因此，对任1年来说，仅把前1年作为标准年度就可以，这样避免了选择实
际产出等于潜在水平的年份为基准年度的繁琐。第二，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经过通胀调整的变量，因此我们将利息支出排除在实际预算政策之外。第三，我们关注于财政状况中显著的改变，而不是纯粹因周期因素而导致财政的改变。
从财政赤字与经济运行状况相关的角度看，财政赤字分为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周期性赤字(cyclicaldeficit)是指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structuraldeficit)是指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财政赤字，即经济活动保持在某种潜在水平时预算赤字依然存在的情况。它们对于财政政策分析以及政府预算规划和控制都有重要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CaB方法是t期财政赤字与t1期结构性赤字之差。所以，国际上大多使用CaB方法计算财政脉冲。本文所定义的财政脉冲如下：
财政脉冲Fi=t期结构性赤字/t期GDp-(t-1)期实际赤字/(t-1)：期GDp
(2)
计算结构性赤字的方法：
1.消除趋势法(Dt)
消除趋势法(detrendingmethod，Dt)的基本思想是在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将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现实财政赤字的影响剔除掉。具体做法是利用平滑化工具将现实财政赤字分解为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其中的趋势成分就是结构性赤字，周期成分就是周期性赤字。
对于非平稳宏观经济变量序列的趋势成分，目前主要有两种描述方法：第一种是确定性时间趋势。顾名思义，这种描述方法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一种十分确定的趋势。第二种是单位根过程，也称i(i)过程，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对于具有确定性时间趋势的经济变量，通常采用分离时间趋势法将其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但nelson和plosser认为，很多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并不具有一个确定性时间趋势，它们的趋势成分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单位根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消除趋势法，目前较为流行的有Hp滤波和Bp滤波。
由此可见，在具体使用消除趋势法时，首先需要对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检验以判断它的时间趋势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然后确定使用具体方法。关于单位根过程检验方法很多，常用的有aDF检验。
2.潜在产出法(po)
潜在产出法(potentialoutputmetod，po)的基本思想是估算出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从而估算出结构性赤字。具体估算时，常常假设潜在财政支出等于现实财政支出。对于潜在财政收入的估算，首先是利用现实数据估算出现实财政收入与现实产出的函数关系，同时假设潜在财政收入与潜在产出遵循这一关系，并将潜在产出代入函数中得到潜在财政收入。可见，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关键是要估算潜在产出。
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充分体现了结构性赤字是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赤字。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在潜在产出估算结果的基础之上，而无论用何种方法估算潜在产出，都存在着估算误差，据此估算的结构性赤字偏差必然会大。二是在具体估算时，我们假设潜在财政支出与现实财政支出相等。事实上，财政支出的某些项目如失业救济金是随着就业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的，即它的潜在水平与现实水平有所不同，这也会导致结构性赤字估算偏差。
本文从简单性出发，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结构性赤字，并借鉴CaB方法，按照式(2)计算出财政脉冲，根据财政脉冲判断财政态势。
三、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的判断
(一)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1.全国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为了便于结合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对辽宁省财政态势进行分析，按照式(2)对我国1978--2007年财政脉冲进行了计算，判断了我国财政态势。数据来源于1981--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由此计算出国家财政赤字。
用aDF对我国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国家财政赤字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aDF检验采用包含截距不包含趋势的方程形式。然后对数据进行Hp滤波，在Hp滤波时λ=25。按照与上面相同的步骤计算财政脉冲Fi，由Fi判断财政态势。
2.辽宁省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数据主要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计算得到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变化情况如图l所示。
在对财政赤字进行Hp滤波前，首先需要判断现实财政赤字的趋势是何种形式。对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财政赤字原序列为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原序列为i(1)序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采用Hp滤波来估算结构性赤字。在使用Hp滤波时，因使用的是年度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我们采用了oeCD的建议，取λ=25。按照(2)式计算得到Fi，如图2所示。
借鉴alesina和RerottiL方法，按照财政脉冲的均值、标准差来判断不同年份的财政态势。设μ和σ是财政脉冲的均值和标准差。宁省政府恢复扩张性财政政策。
2.1984年的经济繁荣阶段，1988年的经济“过热”
(1)1984--1987年中央财政实行的财政政策为宽松或中性。与之相对应，辽宁省政府在1984―1986年也为中性或松的财政态势。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和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从1984年后期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逐步显现。
(2)1988年我国财政为从紧的财政态势，随后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进入中性的财政态势。在前几年的扩张政策下经济持续发展，至1988年经济过热迹象出现，辽宁省政府从1987--1990年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
3.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
1992--1996年我国为从紧的财政态势。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辽宁省在1993--1997年实施反周期的从紧财政政策。其中1994年的我国经济繁荣阶段，辽宁省实施了中性的财政政策。
1992年，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我国经济又一次出现过热现象。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3年，即采取一系列使经济降温的调控措施。明确要求积极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力求“软着陆”。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
辽宁经济经历1992年和1993年两年的高速增长，1994年以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工业生产稳中有升；投资运行进入平稳增长的轨道；金融形势稳定，地方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加。
4.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7--2002年我国中央财政为松的财政态势。1997年7月份，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长期重
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内需不振，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辽宁省政府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等新问题，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在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5.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全面恢复增长，物价总体保持稳定，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就业压力趋缓，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该阶段我国政府在2005年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
面对新的经济情况，新变化，辽宁省政府在2005年和2006年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
2007年3--12月，我国的物价走势逐步走高，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2006年和2007年为从紧的财政态势。辽宁省政府也在2007年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态势经历了1978年和1979年的扩张性阶段，1980年和1981年的紧缩阶段，然后从1982--1987年的弱扩张阶段，1988--1996年的收缩及中性阶段，1997--2002年以来的扩张阶段，2003年以来紧缩及2005年的中性阶段。
由于本文所考虑的数据时间跨度较长，其中的1988--1996年的财政态势判断与郭庆旺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与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采取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的实事相符。所以，本文认为1988--1996年我国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弱扩张的财政政策。
四、辽宁省不同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统计数据说明
表4列出了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财政脉冲、总财政支出和总税收的相关数据。其中总支出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财政支出占真实GDp的比值，总税收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税收占真实GDp的比值。
由表4可以看出：松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税收的减少。横向比较可以看到：采取松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0.1147大于税收占GDp的比值0.1087；采取紧的财政政策时，税收占GDp的均值0.1140大于财政支出占GDp的均值0.1129。纵向比较发现：财政支出均值在松的财政态势下(0.1147)大于紧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129)；而税收均值在紧的财政态势时(0.1140)大于松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087)。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面得出的结论，用GDp对地方总财政支出(eXpR)和地方税收(LtaX)做回归。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各指标都是经过以上一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后的数据。同时，为了消除序列中的异方差，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对数变换。
首先对财政支出、税收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这三个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过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然后用eG两步法检验财政支出和GDp之间，税收和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GDp对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的回归结果说明，长期内辽宁省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与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表8中LooSe行我们可以看出：在松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的系数都为正，但税收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松的财政态势下，政府财政支出比中性态势下显著增加，约5个百分点；而松的财政态势下，税收和中性态势下没有显著差别。
在表8中tiGHt行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0023，但该系数在10％下不显著；税收的系数为0.1413，与预期相同。在紧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和中性的财政态势比较，财政支出的减少值并不显著；税收的正系数显著，说明在紧的财政态势下税收比中性下显著增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辽宁省来说，松的财政政策更多地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则更多的依赖于税收的增加。因此，如果政府想要执行松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增加财政支出，优化财政结构。而政府执行紧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注意税收的调节。
五、结束语
本文使用Hp滤波的方法估算出全国及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辽宁省财政政策的财政态势做了简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财政政策效果篇2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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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效果篇3
[关键词]财政学；课堂教学；教学效果
一、财政学的学科地位
经济是一国之命脉，财政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在培养经管类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乃至每个个体都与财政、财政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学习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我国的财政政策和各类财政现象，并为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基础。目前，财政学是高等院校面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重要课程，在地位上来说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学习财政学课程有助于大学生系统的理解和掌握我国的财政制度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这一课程的学习对提升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重要影响。
二、财政学课堂教学面临的困境
（一）地方高校财政学课堂教学的学情分析
具体来说，目前财政学的学情具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1.对于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由于其属于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因此学生本能的对“财政学”这一课程高度重视，在课堂上或课下学习的积极性相对较高，因此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较好。2.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尽管财政学也属于专业必修课，但是这一课程只是诸多必修课中的一种，在当前的学习阶段，学生并不能完全体会这一课程的重要性，而只会将其作为一门普通的课程来对待，学习兴趣较低；同时，许多非财政学专业的期末考核大多采用开卷或者交论文的方式，这种松散的考核方式导致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天然地对该课程的重视程度较低，使得当前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待提升，对于教师来说，只能在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上下足功夫。
（二）地方高校财政学课堂教学困境分析
随着多元化学习方式和知识来源渠道的不断发展，为了培养出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财政学课程的教学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持续带动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高校财政学课堂教育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需要创新合适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更容易得到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财政学”的很多课程内容需要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细致的讲解。在目前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教学仍是以教师的传输为主，通过多媒体幻灯片将教学内容展现给学生。幻灯片能够减少教师板书的工作量，并帮助教师更好地运用教材内容。但多媒体教学在帮助教师提升教学速度的同时，减少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课堂教学过程中信息量大，在不进行课前预习的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出现学习困难，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会受到打击，影响学生学习。2.教学内容和环节需要更新和加强作为一门主要研究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的课程。财政学的教学内容必须能够反映当前财政现象和政策的变化。而目前的财政学课堂教学中，一方面，大部分教师注重理论的分析，较少涉及实际财政问题，相应的忽视了财政学知识时效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另一方面，财政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但实践教学同样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许多学校尽管设置了实践教学环节，但内容偏少，难以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在当前社会急需应用型人才的背景下，有必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并在教学环节中加入实践教学内容。3.非财政学专业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待提高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财政学是财政学专业和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因此，除了财政学专业学生之外，每年还有数量巨大的非财政学专业学生需要学习这一课程。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本身不是这个专业，因此在心理上不可避免地会对财政学课程产生轻视或忽视的心理，导致学习积极性较低。学生较高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能够得到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传统的财政学课堂教学中，由于实际条件和财政学课程特点的限制，教师在课堂中居于主体和支配地位，学生的学习自主选择权较少。同时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学校教学管理的安排，使得学生在学习时间上也缺少相应的自主支配权。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出于对本专业天然的重视，学习积极性相应较高，而对于非财政学专业学生来说，天然较低的学习兴趣再加上自身较低的学习自，使学生无法在课堂中依据自己的兴趣探究学习课题并独立解决；另一方面，囿于学校教育管理的要求和教学的安排，学生无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展开学习，久而久之，学生会对课程产生厌烦情绪。4.教学中缺乏过程管理，考核和评价不够全面当前财政学的考核依然以传统的期终考核方式为主，这样的考核评价方式简单直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传统考核方式下，部分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往往可通过考前几周的突击学习来取得较好的成绩，导致学生不重视平时知识的积累和教师的课堂教学，因此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财政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教师也无法真正实现对平时教学的过程管理。当前许多经管类高校都在改革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但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比重较低，同时教师在评定平时成绩时，往往简单地以学生的平时考勤和作业作为对平时学习效果的检验标准，这种平时成绩评定标准和课程考核方式总体缺乏科学性、全面性和公平性。5.教材存在更新慢，知识体系老化的现象当前的高校财政学教材中，流行的多是几所知名财经类大学或知名学者的几本教材，这些教材的经典性毋庸置疑。但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传统经典教材知识体系难免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财政学的教材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通篇都是文字，涉及的表格也多以统计分析为主，较少涉及大数据时代的各种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也缺失目前流行的数理工具的使用和分析。传统教材的这些缺点使财政学学科的科学性未能凸显，直接导致学生从心理上轻视财政学这门课程，加之教材更新较慢，使得财政领域的新问题不能反映在教材中，也使得学生对这一门课程兴趣不高。
三、财政学课堂教学效果优化策略
（一）结合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课堂教学积极性
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模拟真实的事件或情境，使学生进入相关的情境中，通过真实的事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理解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同时通过案例使学生深化理解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加强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相对枯燥的课堂教学更具生动性和应用性。案例教学法应用于财政学教学的好处，一方面财政学尽管理论性较强，但在现实中课程的案例十分丰富，通过案例学习法，能够实现财政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另一方面，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案例教学法更为有效，能够较好地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在案例的分析中强化学生对概念和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能够极大地提升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用分组的方式，鼓励学生通过小组协作共同解决问题，有助于加强学生之间的合作和小组协作，活跃课堂氛围，加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沟通和协作。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更高效地吸收知识，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二）结合问题驱动，改革教学环节
问题驱动教学方式是指设立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主动探究问题的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问题驱动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突破和革新，问题导向驱动教学方式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高校中那些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一教学方式更为合适。在问题驱动教学法下，通过教师的引导，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动力和兴趣，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财政学理论知识，达到优化教学环节、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包括：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借助当前发生的社会财政、经济热点话题引出问题，提高学生的课堂关注度，进而激发学生对于财政学理论的学习兴趣。
（三）结合信息技术，更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
当前，线下教学仍然是我国大学教学的主流方式，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学生获取资源的渠道日趋多元，其学习注意力也日益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对于“财政学”课程来说，尽管其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较为依赖教师的课堂知识传授，但在信息时代，高校之间的资源壁垒渐渐被打破，中国大学慕课、B站等都有大量的各个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因此，有必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一方面，采用线上、线下教学结合、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使传统的教学手段转变为探究式学习和混合式学习，将更多的学习自主选择权和时间的支配权交给学生，赋予学生学习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丰富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在课堂上，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实现随堂测验、资料分享等活动，在课堂下利用网络信息平台，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加强课后沟通交流，提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效率。
（四）借助线上教学工具，优化学生考核体系和方式，实现过程管理
考核结果无疑是学生最为关注的内容。因此，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其学习积极性，课程的考核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传统的财政学教学中，大部分课程以期末考核为主，但期末考核无法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真实的学习效果。因此财政学的考核有必要体现对学习的过程管理，注重平时的考核，如在学期中增加课堂分组的讨论或课堂展示等，并增加平时考核成绩的比重。这一点，传统的课堂可能实现起来较为困难，但超星学习通等线上教学工具可以有效辅助实现，这些线上教学工具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课下空闲时间，实现学生之间的分组、讨论以及平时的考核和打卡，到学期末教师根据学习通上平时的学生作业、小组讨论的具体情况，对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价。
（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优化教学效果
财政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的课程，许多同学片面地认为财政学只具有理论性的特点，使得许多人对该课程望而却步。实际上，理论始终来源于实际，是对现实世界的探索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因此，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抽象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结合。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应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促进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校来说，应建立实验实训平台，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并适当进行仿真模拟教学，帮助学生接触实际业务，使其具备业务操作技能，使学生能够在实训的过程中灵活运用理论知识，提高知识转化能力，提高综合素养，培养出更多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四、教学反思
当前的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中，教学相长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之余，教师应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在实际教学中接触教学问题，在教学反思中不断提升对课堂教学的认识，提高自身的课堂教学技能。第一，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自身应充分认识到财政学学习的重要性。在课堂上向学生强调课程的重要性之前，首先教师自身必须坚信这一点。针对财政学这一课程，教师首先需要向学生尤其是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阐明课程没有高低贵贱、有用无用之分。强调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学科的学习对坚实学生的财经素养基础、发展学生的专业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财政学课程的重要性，提升其学习积极性。第二，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学生接收信息的渠道众多，这也导致学生的注意力分散。作为高校教授选修课的教师，只能尽力地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吸引学生的课堂学习注意力。第三，随着越来越多新的课堂教学工具出现，教师需要在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同时，积极学习和掌握各种各样的教学工具、教学手段，利用新的教学技术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教学方法，真正实现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第四，教师应注重对外的交流和学习，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技能和素质。同时教师也应注重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在与实务部门的交流和合作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实现自身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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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效果篇4
新规主要涉及三大方面:其一是严格限定了融资类银信合作业务的余额比例,给予不超过30%这一上限规定,在监管上更是首次提出超过比例的信托公司将停止业务拓展;其二要求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不得设计为开放式,并停止此类产品的新申购;最后,也是最核心的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在2011年底前将表外资产转入表内,并按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甚至在资本充足率上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大型银行按照11.5%计提资本,中小银行按照10%计提。
此文一经下发,各方对此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按此政策本意,其出发点是为了控制信贷规模并有效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但具体操作环节却又存在不少难点。众方纷纷揣测监管部门的政策意图,并对该政策的操作依据和执行效果产生了诸多疑问。
银信理财产品的发展
在过去的数年中,银信理财业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蓬勃发展的过程。银信理财合作业务始于2007年,只是最近两年才呈现井喷之势。据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9月末银信理财的规模还不足6000亿元,不过截至2010年4月末已飙升至1.88万亿元,而融资类银信理财产品的余额预计在1.5万亿元左右(见图1)。
银信理财产品之所以广泛受到各家商业银行的青睐,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满足客户的需求。由于在信贷规模限制的情况下有些客户无法达到贷款要求,采取银信合作发行产品就可以突破信贷规模管制,有效满足这些特殊客户的贷款需求。其次,可以突破资本金的约束。通过把贷款转移到表外,银行就能在不占用资本金情况下,有效规避监管层的资本约束。最后,显然是在商言商,银信理财产品一般都有较高的收益,利益驱动促使银行乐衷于推行此类产品。目前银行对信贷类银信产品收取的手续费大约为1%〜2%,加上资金托管费等费用,商业银行获取的相关综合利润甚至能超过其利差收益。
在本次新规中,监管部门为有效降低融资类银信合作产品所占的比重,严格制定了30%的“红线”来限制信托公司的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目前信托产品的结构。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披露的业务数据,截至2010年第二季度,信托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2.9万亿元,按功能可划分为事务管理、投资和融资三大类。其中投资类信托产品主要指证券投资信托,具体投资于一级、二级股票市场和基金,往往采取私募基金产品发行的方式,但这并不是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主要投向,在信托资产中的规模占比也仅为17.32%(见图2)。
在银信理财产品中,融资类产品占据主导地位,仅其余额就达到了1.5万亿元以上,其在信托资产中的份额更是超过六成的比例。由于在总量上,融资类银信理财产品已经远超30%的比例限制,我们有必要认为监管新规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融资类银信理财产品的发行审批,对于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此类业务发展上关上了大门。
政策出台的背景
与其说本次新规的出台是为了规范银信理财业务,还不如说监管部门在为日益增长的表内资产表外化行为重新制定游戏规则。早在2009年,由于各大商业银行大举放贷,直接造成2010年一季度不少银行的存贷比达到80%左右,高于监管指标75%。各大商业银行为了降低处于高位的存贷比,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绕开监管限制,除了通过变相高息揽存扩大分母外,另外一招就是把分子贷款转移到表外。由于2010年上半年信贷规模趋紧,信贷资产转让遂被各大商业银行普遍采用,其主要形式即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通过银信理财产品把银行的新增或存量贷款转移到表外。由此可见,银信融资类理财产品已经成为各大商业银行规避监管最重要的路径,这也是近两年此类产品突飞猛进发展的根源。
监管部门对此现象早有察觉,并于2010年年初下发《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该文明确禁止银行为规避信贷规模调控或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而蓄意转让自身信贷资产,并且要求银行在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中向客户充分披露信贷资产的风险收益特性及五级分类状况。监管部门对于银信合作产品的主要忧虑在于这类产品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规避资本监管、计提拨备、信贷额度管理的漏洞。另外,虽然理论上这些银信合作产品的风险已经全部转移给购买者,但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而且出于声誉风险可能仍然会承担最终的违约风险。监管部门更为重要的考量在于目前银信合作产品的主要投向是城投和房地产,这必将减弱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效果,加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
随后,各种监管措施如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如监管部门下发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该指引着重关注了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要求银行计提监管资本,并特别强调银行贷存比必须在2010年6月底完全达标。实际上,早在年中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中,有关新规的精神就初现端倪,文中明确指出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规避资本监管、计提拨备等要求,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等转出表外。这说明监管部门已经充分意识到此类业务存在的风险,并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那么紧接着叫停银信理财产品,直至正式出台新规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新规的影响
新规对于信贷市场和市场参与者心理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从数据上看,监管部门将2010年的新增信贷额度定为7.5万亿元。而上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为4.63万亿元,但上半年银信理财产品发行量规模就达到了2.5万亿元左右,不仅远超2009年全年1.78万亿元的总量,而且占到2010年新增信贷额度的1/3左右。鉴于新规的严厉程度,从具体影响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对宏观调控、信贷额度、上市银行业绩和部分行业的影响,我们认为:
银信合作产品的增长并没有严重影响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力度。显然,新规的出台和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有一定关联,但这是否值得担忧?如果将统计口径稍加扩展,除了人民币贷款和事实上应该算成贷款的银信合作产品之外,如果把近两年大量发放的不受信贷规模控制的外币贷款也考虑进去的话,2009年银行信贷的增速实际上是同比增加32.97%。如果再加上信托产品,银行信贷的增速达到33.6%,略高于31.7%的人民币贷款增速。考虑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的增速目标,以及对银信合作的控制,相关人士估计2010年整体信贷增速在20.9%,而人民币贷款增速大约会是18.8%(见图3)。显然,银信理财产品数量的增长速度既没有高到令人警惕的程度,对于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也没有起到预想中的负面作用。
新规将部分挤占银行信贷额度。数据显示,6月底单一资金信托规模约为2.4万亿元,而融资类信托占比约为64%,但银信产品只是单一资金信托的一种,因此融资类银信合作规模应当在1.5万亿元以内。中金公司认为在存量融资类理财产品中,约有三成(5000亿元左右)属于期限不匹配的情况,在理财到期日需转入表内,将挤占今、明两年银行信贷额度。即使按照今年下半年的信贷额度来计算,大约占用下半年额度的1/6。
新规对于银行的盈利并不会造成太大冲击。据中信证券统计,融资类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存量规模大约1.5万亿元左右,占目前银信合作产品的总规模达到80%。目前信托公司均已超过监管指标,预示着融资类银信合作不能再展开。而市场资金供给减少将提升银行下半年资产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净息差的提升。对于中间业务收入,银信合作理财产品银行端主要收取通道费(前端费0.3%〜1.5%)、托管费(0.1%)和资产转让利差收费,考虑到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小和来源多元化,规范理财业务对银行业经营十分有限。根据测算,若仅仅考虑综合收益,在不挤占信贷额度的前提下理财产品转回表内,或许能略微增加银行收益(见表1),但基于信贷规模的降低,新规对于上市银行仍存在负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大致不会超过1%。如果挤占了信贷额度,那么负面效应会显著些,银行的业绩将受到2%左右的冲击。
部分行业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由于新规的出台,未来银信合作的减缓趋势已不可避免,特别是银信合作产品主要资金投向的两个行业房地产和城投(见图4)都存在前期开发周期较长、资金投入较大、回收期相对较长的特点,这两个行业也是2010年以来宏观调控和贷款控制的主要行业,融资渠道本已被缩紧,银信合作减缓将进一步收紧城投和房地产的融资渠道,而大量短期理财产品的到期,也会增加这两个行业下半年的再融资风险。鉴于未来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规模已不可能大幅增加,则必将迫使房地产和城投企业更依赖于债券的融资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所以会增加高收益债未来的潜在供给,从而缓和目前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
新规是否存在可操作性
对于新规可操作性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拨备计提方面。《巴塞尔新资本协定》明确指出,银行拨备主要用于防范预期损失。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规定,作为权益资产的一般拨备的计提范围为所有风险资产,不仅包括贷款,还将包括同业拆借、各类应收款项、符合条件的债权股权投资等。一般拨备按风险资产期末余额不低于1%的比例计提。根据规定,银行自行认定专项拨备计提是否充分。在五级分类贷款中,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类贷款参照2%、25%、50%、100%的比例计提,正常类贷款是否计提及计提比例由银行自主决定。其中,次级和可疑类贷款的损失准备,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特种准备由银行根据不同类别(如国别、行业)贷款的特种风险情况、风险损失概率及历史经验,自行确定按季计提比例。
我们认为拨备计提以覆盖率作为要求不具有操作性。对于转入表内的理财产品,如果未发生违约,银行应当按照正常类贷款1%〜1.5%的计提比率来提取准备金;如果已发生违约,按照100%的比例来计提拨备已经能够完全覆盖风险。那么新规要求银信合作转入表内的资产按照15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计提拨备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况且,根据资金信托的运用方式来看,62.64%的信托资金投向了贷款,而这部分资产一般为银行的优良资产。
限制表内资产表外化内是否是控制银行信贷风险的必要手段
银行的表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的经营活动,在范围上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表外业务是指那些虽未列入资产负债表,但同表内的资产业务或负债业务关系密切的业务。广义的表外业务除包括上述狭义的表外业务外,还包括结算、、咨询等业务。商业银行的收益大多通过表内资产获得的,但由于表外资产也会对银行损益构成影响,一些风险比较大的表外资产更是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本,《巴塞尔协议》规定,将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例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程度的指标,并据此确定了银行资本的标准。例如:
风险资产总额=表内风险资产总额+表外风险资产总额=∑(表内资产×风险权重)+∑(表外项目×信用转换系数×相应表内资产的风险权重)
这样需要把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分成五类,并相应设定五个风险权数。这五个风险权数分别为0、10%、20%、50%和100%。表外资产信用转换系数分为100%、50%、20%、0%这四类。实际上表外资产通过转换也需要占用一定的银行资本,只要银行严格按照这一规定并计算资本充足率,把表外资产移至表内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早在2009年,招行等银行就已经采取审慎的会计处理将其反映在“应收款项类投资”这一科目下。不过,银行对此并不计提拨备,但会计算其风险加权资产,产生相应的资本占用。
表内资产表外化是银行降低自身风险的必要手段。各大银行通过采取各种合作方式,将自身的风险资产转移出去,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如果还是采取过去在银行同业间的转让,不仅存在交易价格、信息不透明的弊端,而且信贷资产中潜在的风险也仅能在银行间转移。实际上,监管部门制定的新规,只是将监管的边界向外做了进一步的延伸,这样严厉的监管措施或许只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
财政政策效果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总效果；主动效果；自动效果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09)01-0071-06
theempiricalanalysisoftheeffectsofFinancialexpenditureandRevenueoneconomicGrowthZHanGLong,Jiaming-de
(Schoolofeconomicsandmangement,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statisticallyanalyzedthegrosseffects,initiativeeffects,andautomaticeffectsofthefinancialexpenditureandrevenuepoliciesofChinafrom1980sbyusingtherevisedHansenmodel.asaresult,thegrosseffectsoffinancialpoliciescontributed12.23%tothegrowthrateofGDp.intheeffects,theinitiativepolicymadethemajorcontributiontotheeconomicgrowth,andintheinitiativeeffects,theeffectsofgovernmentalpurchaseexpenditureoutweighedtheeffectsoftaxation.thisdemonstratedthatfinancialexpenditureofgovernmentisasignificantfactortopromotetheeconomicgrowthofChina.intheautomaticeffects,theeffectsoftaxationoutweighedtheeffectsofgovernmentalpurchaseexpenditure.thisdemonstratedthatthestabilizationeffectoftaxationoneconomyissignificant.
Keywords:grosseffectsoffinancialpolicy;initiativeeffects;automaticeffects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周期变动，在这种周期循环过程中，我国政府运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多项政策措施，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以缓和经济的周期波动，稳定价格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财政政策中的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作用，很多专家学者如刘溶仓［1］和陈共［2］等曾采用定性分析或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从财政政策作用效果的定量分析来看，学者们如马栓友［3］和夏兴圆［4］等主要采用乘数分析的方法来测定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而利用宏观经济模型来综合研究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效果和相机抉择效果（本文把它们分别简称为自动效果和主动效果），学者们探讨的并不多见；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musgrave［5］和Hansen［6］以及snyderandtanaka［7］都对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作过测算,在国内，史永东［8］、王雪标和王志强［9］以及郭庆旺和赵志耘［10］曾对我国1981～1996年间以及1998～2003年间的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效果和相机抉择效果进行过定量分析，但这些分析都不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本文则采用修正后的汉森模型［6］对财政政策中的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效应进行更系统更详细的实证分析，研究财政支出和税收变化对经济的作用效果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理论与模型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既有其自动稳定的因素起作用，又有政府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有意识的调控起作用。财政政策变量随着经济的波动自发稳定经济作用的效果，称为财政政策的自动效果。自动稳定因素主要有税收的自动稳定效果；政府转移支付的自动效果，以及政府购买支出的自动效果。税收的自动稳定效果表现在累进税收制度是有力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高涨时期，收入增加，税收也增加，而税收的增加则抑制了经济的高涨；在经济萧条时期，收入减少，使得税收降低，税收降低，有助于经济的复苏。政府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作用体现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少，转移支付减少，这对经济产生一种抑制作用；在经济萧条时，失业人数多，转移支付增加，会对经济产生减振作用。政府购买支出自动稳定作用表现在，政府购买支出大部分是法定的或规定的，因此相对比较稳定，这就有助于经济的稳定。
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政府通常对经济波动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这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对国民产出的作用称为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政府主动使用政府购买支出、政府转移支出以及税收政策，都可以对经济产生主动效果。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可增加购买支出和政府转移支出，降低税率，以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相反，在经济过热时，政府提高税率，限制提高购买支出和政府转移支付，抑制过热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汉森［6］建立了相对简单但较实用的计量经济模型―汉森模型，这个模型的特点是能反映出政府购买支出和税收两个方面对国民产出的影响作用，同时，在计算出政府购买支出效果和税收效果的基础上，能够很容易地、定量地区分出财政支出和税收的主动效应和自动效应。因此，我们将从稳定经济的观点出发，使用修改后的汉森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变化对经济活动水平的作用效果，以期得出通过调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大小。下面先介绍修改后的Hansen模型。
设开放经济条件下有如下模型
Y=C+i+G+X-m（1）
pyY=pcC+pii+pgG+pxX-pmm（2）
C=αpyY-ti-tdpc+β（3）
pc=p(1+ti)（4）
ti=pCti（5）
td=(pyY-ti)td+γ（6）
m=m0+mY（7）
其中各变量的意义如下：Y为实际GDp，C为实际消费，i为实际投资，G为实际政府购买支出，X为实际出口，m为实际进口；py为GDp的缩减指数，pc为消费品价格指数，pi为投资货物价格指数，pg为政府购买价格指数，px为出口价格指数，pm为进口价格指数，p为去掉间接税的消费品价格指数；ti为间接税减去补贴，td为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ti为间接税率，td为边际直接税率，α为边际消费倾向，m为边际进口倾向，β、γ、m0是常数项。
Hansen模型中各个方程式的意义如下：第（1）式和第（2）式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平衡方程式的实际表示和名义表示。第（3）式是实际消费函数，是将实际消费表示为实际税后收入的线性函数，第（4）式是定义式，表示去掉间接税的消费品价格与间接税完税价格之间的关系。第（5）式和第（6）式分别是确定间接税以及直接税的方程式。第（7）式是实际进口函数，将实际进口额表示为实际GDp的线性函数。
如果仅从考虑财政政策出发，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只关心实际政府购买支出G，间接税减去补贴ti，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td，间接税率ti和边际直接税率td的变化对实际GDp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实际政府购买支出G，间接税率ti和边际直接税率td变动时，经推导，可以得到下面计算财政政策主动效果的公式
ed=dY=1J［(1+ti)dG-α(pyY-ti)dtd-（C-βC）Cdti］（8）
其中J=(1+m)(1+ti)-α(1-td)。
（8）式表示的是，政府在主动使用财政政策时，实际购买支出，间接税率和边际直接税率会有一些较小的变动，将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其结果就是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用ed表示。而为了进一步说明主动效果中政府购买支出和政府收入（税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将上式分解成两部分，分别为政府支出效果（edg）和政府收入（税收）效果（eds），算式如下
edg=dY=1J［(1+ti)dG］（9）
eds=dY=1J［-α(pyY-ti)dtd-(C-βC)Cdti］（10）
如果要考虑财政政策的总效应，则既要考虑具有经济的内在伸缩性的税收变化对GDp的影响，而不是税率变化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因政府购买支出价格指数变化而引起的政府购买支出变化对GDp的影响，而不只是实际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化对GDp的影响。为此，就要在上述方程组中，将表示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方程式（5）和（6）去掉，将表示消费品价格的第（4）式换为下式
pc=p+tiC（11）
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实际政府购买支出G，政府购买价格指数pg，间接税减去补贴ti，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td变动时，可由（1）、（2）、（3）、（7）、（9）式组成方程组推导得出财政政策总效果的计算公式
et=dY=1K［(1+tiC•βC)dG+αGdpg-αdtd-C-βCdti］（12）
其中K=(1+m)(1+tiC•βC)-α。
ed为财政政策变化的总效果，财政政策的总效果也可分解为政府支出效果和政府收入（税收）效果，分别用etg和ets表示，算式如下
etg=dY=1K［(1+tiC•βC)dG+αGdpg］（13）
ets=dY=1K［-αdtd-C-βCdti］
（14）
从财政政策的总效果中扣除主动效果，即得财政政策的自动效果，自动效果同样可分为政府支出效果和政府收入（税收）效果，分别表示为
ea=et-ed（15）
eag=etg-edg（16）
eas=ets-eds（17）
在研究财政政策的效果时，通常不用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数效果，而用其相对数效果，即计算其与上一期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增减多少的百分比。因此，这里定义如下三种相对数效果
ed=edYt(-1)（18）
et=etYt(-1)（19）
ea=eaYt(-1)（20）
其中et、ed、ea分别表示财政政策的总效果、主动效果和自动效果与上一期实际GDp的相比变化率。换句话说，它们分别表示财政政策的总效应、主动效果和自动效果对实际GDp的贡献率，其他效果也可相应求出。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所说的财政政策的总效果、主动效果和自动效果等效果即是采用这种形式表示的相对效果。
3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参数估计
3.1数据收集整理
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有关税收方面的资料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利用修改后的Hansen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效果进行分析，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数据处理问题，在计算模型中所用的经济变量ti和td时，本文采用了下面的计算式（等号右边的变量都是统计数据）：
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
间接税=各项税收入合计-直接税
补贴=国家财政价格补贴+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
转移支付=企业亏损补贴+出口退税
ti是将间接税减去补贴得到；
td是将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得到；
ti是将间接税减去补贴的值（ti）除以GDp的值得出；
td是将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的值（td）除以GDp的值得出。
由于能区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大部分变量数据来自于1986至2007年的年鉴，因此，应用Hansen模型进行测算时，其测算区间只能限制在1986年至2006年。
3.2参数的估计
除数据处理问题外，模型中的系数估计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以下是计算财政政策效应时所用模型参数估计方法及结果：
α: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实际消费函数，取其线性回归方法的回归系数估计值。
C=1981.582+0.457316Z其中Z=pyY-ti-tdpc
t:(2.3770)(18.343)
R2=0.9995Dw=2.276F=11018.59
m: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实际进口函数，取其线性回归方法的回归系数估计值。
m=-11304.59+0.446037Y
t:(-2.872)(4.581)
R2=0.9858Dw=1.865F=439.46
以上两模型均通过了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检验）且消除了其中的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
4财政政策效应测算及评价
利用上述统计数据及参数估计方法，根据Hansen模型推导出的主动效果计算公式（8）式，自动效果计算公式（10）式，以及（18）、（19）、（20）式等公式，利用eviews软件可以计算出1986年至2006年间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数据如表1。
表11986年至2006年间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
年度总效果(1)支出效果（2）税收效果（3）主动效果自动效果
总计（4）支出效果（5）税收效果（6）总计⑺支出效果（8）税收效果（9）
19863.1323.0320.1004.0453.2050.840-0.913-0.173-0.740
19871.8251.5830.2422.5011.4911.010-0.6770.092-0.768
19880.1110.910-0.7990.7060.0840.622-0.5950.826-1.421
19891.0411.696-0.6552.0301.7250.305-0.989-0.029-0.960
19902.3142.595-0.2813.8193.6520.167-1.506-1.057-0.449
19912.9093.552-0.6433.6543.4570.197-0.7450.095-0.840
19921.7973.256-1.4592.9352.9320.003-1.1380.324-1.462
19931.0484.095-3.0472.9893.310-0.322-1.9400.785-2.725
19942.5314.372-1.8413.8893.5260.363-1.3580.846-2.203
19950.8962.201-1.3062.7882.6410.147-1.893-0.440-1.453
19961.9292.771-0.8423.5293.3300.199-1.600-0.559-1.041
19970.4912.128-1.6371.9782.460-0.481-1.487-0.331-1.156
19981.2892.343-1.0542.2732.540-0.267-0.984-0.197-0.787
19991.1182.470-1.3522.0502.429-0.379-0.9330.041-0.974
20001.2402.314-1.0741.9062.069-0.163-0.6660.245-0.911
20010.3412.457-2.1171.7242.324-0.600-1.3830.134-1.517
20020.1592.019-1.8601.7492.059-0.310-1.591-0.041-1.550
2003-0.5610.653-1.2140.5770.4570.120-1.1380.196-1.334
2004-0.1372.019-2.1551.4881.704-0.216-1.6250.315-1.940
20051.2342.852-1.6192.8752.890-0.015-1.641-0.037-1.604
20060.2022.290-2.0882.0022.201-0.199-1.8000.089-1.889
平均1.1862.458-1.2722.4532.4040.0486-1.2670.0534-1.320
表中第（1）栏是财政政策的总效果，这一效果是将基于财政收入（税收）和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除以上年度GDp所得的比率来表示的，从而这个值表示财政收支两方面的变化能使GDp提高多少百分比。第（2）栏和第（3）栏分别是财政政策的政府购买支出的总效果和财政政策的税收的总效果；第（4）栏和第（7）栏分别是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和财政政策的自动效果；而第（5）栏和第（6）栏分别是主动效果中的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和税收的效果，第（8）栏和第（9）栏分别是自动效果中政策购买支出的效果和税收的效果。最后一行是各种效果的平均值。
根据表中显示的数据，对我国的财政政策效果评价如下：
（1）从1986年到2006年间的平均值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总效果是使实际的GDp年平均增长1.18%。由于这个期间实际的GD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9.65%，所以，这个期间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的12.23%是财政政策的贡献。这说明，从总体上看，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功不可没。
（2）如果将总效果中的政府购买支出与税收的效果分开考虑，可以发现，政府购买支出的总效果使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46%，税收总效应使实际GDp年平均减少1.27%，说明政府购买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远大于税收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将财政政策的总效应分解成主动效果与自动效果时，主动效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正的，而自动效果对经济的作用都是负的；主动效果的财政政策使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453%，自动效果使实际GDp年平均减少1.267%；说明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远大于自动效果,由此可见，政府在使用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对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对经济的稳定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
（3）在主动政策促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2.453%的效果中，由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的部分约为2.404%，减税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的部分约为0.0486%。所以，主动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大的效果主要来自政府购买的增加；在这方面税收的变化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在自动效果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减少1.267%的效果中，税收的增加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减少1.320%，而且各年贡献率均为负值，说明我国税收对经济的自动效果非常明显；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使总产出增加0.0534%，各年贡献率有正有负。所以，税收对经济起着明显的自动稳定作用，而政府购买支出的自动稳定作用则不明显。
（4）从各年度总效果数据来看，一方面，在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间，财政政策的总效果分别为1.04%、2.31%、2.91%，说明财政政策对当年经济走出低谷影响较大，而且在1998到2000年的三年间、财政政策的总效果分别为1.29%、1.12%、1.24%，说明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总效果也很大。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2003年和2004年，虽然财政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主动效果分别为0.577%和1.488%，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自动稳定效果分别为-1.138%和-1.625%，使得总效果分别为-0.561%和-0.137%。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虽然这两年国家开始“淡出”财政政策，政府购买支出分别增长2.55%和10.48%，但税收增长更猛，分别为13.5%和20.7%，使得税收的作用突显。这说明，这两年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此外，1986年出现较大的主动效果也值得一提，这一年主动效果是从1986年到2006年21年间的最大值4.045%，其主要原因是：当年按可比价格折算的实际政府购买支出大幅度上升，因而使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明显增大到3.205%，使得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达到最大；说明当年的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购买支出过快增长引起的。
5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稳定和发展的观点看，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财政政策对实际GDp的平均贡献率约为12.23%。基于相机抉择政府的主动效果使总产出增长约2.453%；基于内在伸缩性的自动效果应使总产出减少约1.267%。说明主动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而主动效果中，政府购买支出效果远大于税收的效果。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自动效果中，税收的效果大于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说明我国的税收对经济的稳定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这为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决策依据：一方面，由于主动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应适时适度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时，应注意使用税收的内在稳定作用来调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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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效果篇6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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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效果篇7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著。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
三、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
上述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诸多分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照搬照套。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是转轨经济，也就是国民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计划经济的影响。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理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可以从凯恩斯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肯定性主张与货币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否定性意见中归纳出若干个主要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以使我们在制定财政政策中避免一些盲目性，增加其有效性。
对增加财政支出如何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扩大国债的发行，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肯定，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消费和投资。从投资项目看，主要利用的是国内资源，因此，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大。为什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出现货币主义者所担心的问题呢？
首先，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确实有过剩现象，总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实行浮动的汇率体制，再加上出口情况尚可，总需求的扩大没有使本国的货币贬值域者说本来是应当升值的），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没有因之上升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公共借款需求更高，但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既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供应，没有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也没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比以前降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并没有被抵消掉。
再次，挤出效应很小，甚至没有。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利率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
在我国现行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启、体效应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结构性效应。增加公共投资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资金有效利用的监督，很容易引起浪费。所以，一方面要改进公共投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缩小政府对公共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与私人投资合股，或者增加财政贴息和无息贷款，更多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扩大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对减税如何看？减税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疲软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我国，减税对国民经济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主要理由有两条：（1）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绝对规模或者相对规模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很小，不象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50％左右，减税会对国民消费产生重大影响。（2）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结构来看，应当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大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低收入的人群来得低，换言之，征收个人所得税不会对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实行减税，只会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储蓄，不会明显增加他们的消费。相反，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增加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钱补贴给穷人则会增加国民经济的消费水平。
对企业的减税，照例是能够减少漏出，增加注入的。我国原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上缴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大部分企业已到了无税可缴，即无税可减的地步，但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上缴国家税收的主要任务。减税一方面会对国家预算产生重大的冲击，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些企业开辟了别的筹资渠道，比如，国有企业上市筹资，银行债转股，继续给予贷款支持等。从资金量上看，这些措施要比减税大得多，有效得多。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是否也可以减税呢？当然可以。但是要研究减税的效应。非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基本归私人所有，减税的结果会增加投资者个人钱包中的钱，而不会对投资者的当前消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直接效应是增加储蓄。那么对他们的投资行为是否会产生刺激作用呢？减税必然会提高税后的投资利润率，对投资会起到刺激作用，但决定投资的因素很多，因为投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对将来的经济前景作出预期，而不是看眼前的税收负担。如果经济前景不明，他们不会贸然投资。同样，对企业的减税也不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即对付通货紧缩的一种临时措施。如果企业普遍认为如此，则对企业的投资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对自动稳定器如何看？稳定经济的政策很多是得益于财政的收支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财政收支的逆向调节功能会使乘数效应减少，从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少。但是，主要的武器靠的是每年预算的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自行变化，而不是政府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后及时作出的对策。从我国历年的财政预算安排来看，一般都是对财政收支的具体项目进行安排和平衡，并没有出于对国民经济速率的快慢作主动性的逆向调整。即使近两年政府主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预算安排问题上也没有作出过主动性的逆向调整。事实上，我国的财政预算是被动性的，也就是有多少收入安排多少支出；或者有多少支出必须组织多少收入，如果不够，在尽可能压缩的基础上，政府再发行国债给予弥补。财政赤字的发生照例应与国民经济萧条时期相对应，但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年年发生财政赤字，许多年份是处于通货膨胀时期。近几年国民经济发生疲软，政府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在预算安排上仍然采取审慎的原则，只是在国债上增加了发行额度，而没有在财政赤字上故意扩大规模。特别是在组织财政收入上，政府不仅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减税，而是实行了增收的措施。这说明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既是积极的，又是审慎的。同时又说明财政政策的逆向调节作用也是靠自动稳定器在发挥作用。从我国财政收支的两方面看，财政支出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似乎要比财政收入明显。因为财政支出的许多项目是必不可少的，是不能削减的（比如公务员的工资、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国有企业的基本开支等），在经济疲软时期也是要发生的，所以，对避免经济的过分萧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财政收入看，表面上近几年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是否会对国民经济的复苏产生遏制作用呢？我以为，这种遏制作用很小。根据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国民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收入也会随着国民收人的减少而减少，主动性的减税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我国为什么在经济疲软时期财政收入反而会增加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1）财政收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益普遍不好，其对国家的税利贡献急剧下降，这与宏观经济学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是，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挂着集体企业牌子的私营企业）近几年增长迅速，它们对国家的税收贡献却有明显增长；（2）政府加大了征收的力度，对本来应当征收的税收征了上来，当然征收依据的是税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也来自有非国有企业，可见，近几年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而是自动稳定器在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殊表现。
对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如何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则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会更加明显。
我国市场经济的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本人以为，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是否有定价的自，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及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人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财政政策效果篇8
从200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2003-2007年GDp增长率均高于10%。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我国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经济成功实现“V”型反转。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然而，现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中，一方面通胀压力开始显现，另一方面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严重。经济失衡的复杂性，要求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有效性视角
近年来，学者们对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运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主要围绕财政政策的效应展开论述。
多数学者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值得肯定的。章和杰、陈威吏（2008）对经典的m-F模型的假设前提进行修正，认为在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扩张的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郭庆旺、吕冰洋(2003)根据1978-2001年间中国统计数据，利用时间序列自回归动态模型对我国财政支出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而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增长过快，抑制了财政生产性支出正的增长效应造成的。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率正的贡献更大。而科学研究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最为显著。刘溶沧、马拴友(2001)，张海星(2003)，孙磊(2006)等的研究均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且对财政政策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探究。政策时滞的存在是影响政策传导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政策实施力度与政府自身能力之间存在矛盾，政府的着力点难以把握，扩张的财政政策往往不能发挥效用，单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增长不可行（王玉平，2000）。刘澄、杨成义（2006）还发现，特定的经济环境也是财政政策失效的原因之一，福利支出较高的德、法、荷兰财政政策失效，福利支出较低的西班牙、比利时财政政策有效。李永友(2006)则利用传统的iS-Lm模型对开放经济下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得出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利率上升的收入效应必须小于其替代效应，这是保证iS曲线斜率为负的必要条件；二是货币供给的利率弹性高于私人部门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性，这是保证Lm曲线斜率为正的必要条件；三是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需求的挤出效应要小于财政政策力度，这是保证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净效应大于零的必要条件。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稳定性财政政策总是有效的，其有效程度取决于乘数的规模和政策力度净强度。
三、货币政策有效性视角
诸学者围绕这一视角，重点讨论了货币政策调节对实际产出和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效果。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真实产出有影响，在长期只影响价格而对真实产出没有影响。谢平（2004）利用中国1998-2002的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发现长期内产出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而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和长期对物价水平都有影响。刘斌(2001)利用1987年1月-2000年12月的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冲击进行冲击响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会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在长期不会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影响，但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货币供应量及贷款等会产生永久性影响，而且货币政策冲击短期内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持续作用时间不超过40个月。陆军、舒元（2002）通过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Fisher与Seater的长期导数的检验方法，发现中国在1978-2000年期间，产出是货币供给量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导数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在中国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李凡、殷传陆(2007)通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定量测算我国投资对货币供给的敏感程度。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中间目标变量，与投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得出货币供应量对投资的影响在短期是相对显著的，表现出货币政策在短期的相对有效性。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够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存在严重障碍，直接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体的传导渠道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种，对于不同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王振山、王志强(2000)对我国1981-1998年期间的年度数据和1993-1998年期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得出了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的结论。孙明华(2004)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技术，对我国从1994年第一季度-2003年第一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找出m1、Loan和GDp以及m2、Loan和GDp之间的稳定关系，证明了目前在我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而不是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刘军(2006)以1978-2004的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利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都发挥了一定作用，m2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长期影响。但相对来说，利率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梁晓（2009）认为，在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同时发挥作用，信贷渠道短期内对产出的影响效果显著，但长期具有紧缩作用；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虽然同时对价格有作用，但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作用更为显著。
四、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搭配
米德、丁伯根和蒙代尔创立发展的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理论，对各国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政策制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源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说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iS-Lm模型。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难以将调整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使国际收支恢复均衡，只有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混合搭配才能同时达到内外均衡。内外均衡目标对政策搭配的要求上就可能存在冲突，即所谓的“米德冲突”。他的分析主要针对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情况，同时也没有考虑资金流动对内外均衡问题的影响。此后，不少经济学家就“米德冲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提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则”。他指出，若要实现n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n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但现实中几乎没有政府能根据丁伯根法则来安排政策搭配。一方面因为很难将政策目标量化，另一方面也因为政府很难确切地知道每种政策工具对各种目标的影响程度。蒙代尔（mundell,1960）提出的关于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他认为，每一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一目标有着相对最大的影响力，因而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他主张以财政政策来实现内部均衡，并以货币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具体模型，分析现实中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问题。如斯旺（t.Swan.1960）和索尔特（Salter.1959）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作用，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第二，该模型并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mundell,1963）和弗莱明（Fleming,1962）把封闭式的iS―Lm模型扩展为开放型的分析国际经济对国内经济影响的m-F模型，阐述了在开放经济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的有效性。nordhaus(1994)开创性地将博弈模型引入到政策配合的研究中，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都想充当Stackelberg博弈中的跟随者，在损失函数最小的目标下，政府应当成为领导者。一国内外均衡政策目标会受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冲突的影响。国际间的政策搭配研究主要有Cooper(1969)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williamson(1985)和Krugman(1991)提出的汇率目标区。
国内政策搭配的研究绝大多数沿用的是米德―丁伯根―蒙代尔的分析方法。主要分以下两类文献：第一类文献注重理论分析，研究两大政策搭配的必要性、问题及策略。如刘锡良(1997)对财政货币政策分层次调控的研究强调两种政策的配合问题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去研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仍然忽略了对外经济部门在两种政策协调配合中的意义。刘义圣(1999)对我国经济反周期调控政策搭配进行了分析，强调经济状况的严峻性和政策搭配的必要性，指出政策搭配需要精细运作和巧妙平衡。此外，他还提出了政策搭配运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是要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实行有弹性的微调政策；二是要注意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区别；三是要宏观经济政策微观化；四是要注重规避挤出效应。但他的结论没有建立在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上。姜波克、傅浩和钱钢(1999)从开放经济下内外经济目标的互相关系出发，研究了解决开放条件下特别是多目标、多工具条件下内外均衡问题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运用多种(五种)政策工具的搭配组合来实现内外平衡目标的一套政策方案。钟丹(2002)对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理论进行了一次综述，她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取材于姜波克、傅浩、钱刚对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搭配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王景武(2005)对近年来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走势进行了简要回顾，并对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进行了综述，提出了宏观调控中的问题和政策建议，对我国最新形势进行了分析。第二类文献注重实证分析，用数据检验政策协调的相对有效性。如晁毓欣(2002)在对iS―Lm―Bp模型公式化的基础上，推导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对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于货币政策乘数。章和杰、何彦清（2010）在修正的m-F模型的基础上，基于汇改后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有效的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
五、总结
当前学者对两大政策的研究非常多，且不乏参考价值。国内学者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协调配合机制及政策工具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对单个政策的有效性分析，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鲜有学者像章和杰、何彦清（2010）以宏观经济四部门国民收入总公式为突破口，重点讨论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搭配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的效果。通过文献梳理得到启示如下：
（一）对政策子工具的深入分析是提高政策搭配效力的基础。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以从政策子工具入手，重点研究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各政策子工具的对内绩效和对外绩效。
财政政策效果篇9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财政政策效果篇10
关键词：节约型；绿色财政税收；策略
一、引言
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快速深入发展背景下，个人以及政府行为并没有与当前经济发展实际以及要求相结合，导致节约型社会建设发展缓慢。尤其是个人在对实际能源进行利用或获取过程中并没有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或者没有遵循节能环保的原则，使得经济、资源等出现较大浪费，与当前现代化、节约型社会发展方向明显不符。并且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同样存在这一现象。但个人与政府的最大利益会对社会效益产生一定影响，因此还需要对财政税收政策科学使用，能够以此引导投资主体和社会效益相统一。而绿色财政的实施以及实现不仅对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作用，同时对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资源节约极为有利。
二、节约型与绿色财政税收相关概念及意义
（一）节约型基本概念与意义
节约型主要指的是节约型社会，即在社会生活以及生活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应用多种手段方式对环境进行保护，并提升节约资源的意识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生态建设，推进低碳节约型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应用的手段方式较多，可以是通过政府财政进行干预，也可通过科学技术进行支撑，或对社会群众如个人、企业、政府等加强思想教育实现。加强节约型社会建设具有较多优势，首先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资源等的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资源储备总量较大，但人均资源的占有率明显较低。而在这一背景下加强节约型社会建设，积极提升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率和可利用效率，推动我国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发展对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加强节约型社会建设是符合低碳环保这一时代主题要求。加强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对促进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重要方式，而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落实这一理念，对提升社会群众对资源的节约意识极为有利。并且当前国际竞争环境中，国家能源资源储备以及人均占有率更是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内涵与作用
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应用和实施主要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是以政府对当前社会需求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以此对资源合理开发并利用，从而保证经济的健康绿色发展。从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作用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有利于对市场中主体的行为进行限制和规范，尤其是针对企业存在的资源浪费现象，对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强化综合效益极为有利。另一方面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对促进科学技术如高新节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有利于鼓励企业逐渐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型，科学朝着绿色经济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的产业结构，不仅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三、节约型视角下开展绿色财政税收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缺乏健全完善的开展绿色财政税收的政策
首先部分地方政府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制定或执行时，没有与当地实际发展状况和需求进行联系，或是仅关注了当地落后状况的改变情况，忽略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下应用粗放型经济，对环境产生了难以恢复的破坏。同时对资源造成了较大的浪费。其次则是在开展并制定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时，与资源的节约利用没有充分融合，因此制定的财政政策与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相对较为落后，并没有强化环保、节能意识，相应地整体环保节能作用较差，难以对浪费行为的约束达到理想效果。最后，社会范围内节约型消费、生产政策较为缺乏，总体上与当前节约型社会存在较大差距。
（二）绿色财政税收激励政策具有一定限制
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起步发展时间较晚，相应地财政税收开展时间较短，对这一政策的宣传和投入较少，一方面社会、市场对这一政策的认识、意识较为缺乏，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执行力度，难以提升执行效果，进而导致绿色财政税收制度难以激励对资源的节约。同时绿色财政税收在开展时的税收政策并没有明确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主要表现在支持力度较为缺乏，并且缺乏合理的财政补贴，因此社会中对资源节约相关技术的应用和研究积极性不足。最后限制绿色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则是当前激励机制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总体上相关政策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独立性，同时降低了绿色财政税收的开展落实效果。
（三）开展绿色财政税收的经验较少
绿色财政税收开展，有利于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尽管在当前应用中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实际其本质为新技术和新政策，在社会市场中进行应用还处于发展阶段，成熟性较为缺乏，实施经验较为缺乏。在这一情况下，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开展效率相对较慢，主要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充分，提出的发展方式并不能满足社会节约化建设的要求和标准，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采用粗放型发展模式。同时在这一模式下，并没有按照绿色财政税收的特点对相关单位进行管理，或者对相关单位进行管理时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并且相关单位缺乏长期合理的规划，导致对资源的浪费仍较为严重。
四、基于节约型视角下绿色财政税收开展的具体策略研究
（一）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不断完善
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是强化其有效开展的重要内容。但在完善过程中还需要以节约型社会发展为基础，在注重环境、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前提上积极投入绿色财政税收开展的资金投入力度。同时还应对绿色财政税收资金规划利用渠道积极完善并成立，做好节约能源的细化支出，从而确保财政资金在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开展时的专款专用。首先加强对建筑领域的严格管理控制。主要是因为建筑行业自身对能源资源的消耗较大，因此节能环保潜力更大，加强对其管理控制，是提升节能效果、建设节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管理时还需要注重对节能项目中对节能相关材料、技术的补贴，以此激励其能够减少资源消耗。其次则是对产能结构科学优化，不仅需要对地方市场中产能落后的机制，还需要对能源资源消耗较高、对环境产生较大污染的企业，促进其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变革，这就要求相关政府部门能够依据节约型要求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对企业给予优惠。三则是合理完善补偿机制，针对实现节约要求的企业以及转变自身产业结构，不断降低能耗和污染的企业做好补偿工作，从而提升绿色财政开展的效果。
（二）加强开展绿色财政税收的激励效果
在开展绿色财政税收时强化其激励效果是政策落实的重要方式，对强化社会环保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就需要将激励手段和绿色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对能源产业以及节能技术等做好鼓励和支持。首先可对绿色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以此为基础结合市场中产业的发展情况对税收优惠形式进行完善。其次则是对增值税制度科学完善，主要是针对环保型企业能够给予合理的增值税优惠等政策，例如将污水净化、废气处理等企业根据其对资源的节能效果以及废弃物利用的效果可实行差异化增值税税率，对于节能效果突出的企业则应给予更多的优惠和鼓励。最后对我国企业的所得税制度进行完善，主要可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对所得税优惠的覆盖企业和范围进行扩大，其次，以此为基础对相关企业如节能减排设备以及资源利用率较高的企业纳入所得税优惠范围内，对其进行一定减免，从而通过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强化激励效果。
（三）积极宣传，提升资源节约的意识和认识
宣传力度较小，资源节约意识较差不仅是当前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限制因素，同时也是影响绿色财政税收政策难以有效开展和落实的重要原因。因此针对这一问题还需要相关政府能够提升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重视度，并对节约型社会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全面地认识。同时将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开展和执行任务和职责不断下发至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在社会各阶层进行宣传和教育，强化政策落实效果。而地方政府还应对当地经济产业以及资源利用的实际情况科学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完善并合理调整，从而保证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能够发挥相应地作用，并做好节能减排具体工作，在实现经济效益提升的基础上获得社会效益。
（四）加强政府的指导干预
在节约型视角下对财政税收政策不断落实，强化开展效果，还需要注重发挥政府在政策落实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做好政府的指导和干预。这就需要政府能够从两方面做起，首先加强资源能源的管理，分析生态问题，并将两者合理综合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并加强投资力度。其次则是对财政税收政策的有效规划，还需要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主导，以此实现政府的有效调控，推动经济的平衡发展。总结：总之，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趋势，而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注重绿色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和实现。但由于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起步时间较晚，且发展较不成熟，导致落实效果较差。因此针对这一情况还需要不断在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中合理应用激励机制，加强推广和宣传，并对税收政策不断完善，从而加快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李龙.基于节约型社会视角下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分析[J].纳税,2018: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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