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法释义篇1
论文摘要:提出了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的审美结构及其在不同的设计阶段所具有的诠释特质。审美结构根据诠释认知的审美深度及层面不同可分为城市形态化、城市文本化和城市表现化的三级结构。这三级审美结构的实践途径分别为城市设计理念层面的意义诠释、城市设计表意过程的文本诠释和城市设计创作实践的主体诠释等。
1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的提出
城市设计诠释理论（或称之为解释论）是基于诠释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等学科研究背景，以“诠释”的思维贯穿于城市设计的全过程，并将诠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及相关理论的知识点应用于城市设计的意义理解、文本表达及主体创作过程的城市设计思维与方法的建构。
以诠释学的视角，城市设计是基于意义理解、文化认同、文本诠释和诠释性思维构建的一门“城市空间诠释美学”或称之为“城市空间的诗学”。城市设计诠释理论是基于城市设计在美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图景，是城市设计思维与方法理论与诠释学交叉研究的初步尝试。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城市空间是复杂的、多元的；城市的意义是可认知的、可诠释的；城市的形态是可审美的，是可以用语言塑造的认知客体。
2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的理论基础
美学与人文科学领域是本文的研究背景。其中，现象学、诠释学与接受理论三大理论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主体。
2.1 诠释美学
在美学领域，谈论艺术作品的理解问题是诠释学争论的焦点。伽达默尔有意将系统的审美问题转变成艺术经验问题。伽达默尔认为，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这样，精神科学就与那些处于科学之外的种种经验方式接近了，即与哲学的经验、艺术的经验和历史本身的经验接近了，所有这些都是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论手段加以证实的真理借以显示自身的经验方式。因此，艺术经验的真理问题的探讨就自然成为我们深入理解精神科学的认识和真理的出发点。
意义是诠释学一个核心的概念。理解是对意义的理解，诠释文本就是诠释文本的意义。意义表征着一种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多元关系。这种多元关系主要表现在要辩证地处理科学诠释的规范性与历史性、表达功能与指称功能，在文本意义的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建构科学诠释的意义结构（图1）。
2.2 现象学美学
现象学（从字面上说，关于现象的理论）是一个试图如其所显现的那样来描述事件和行动的一个哲学流派。它批评那种只把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东西视为真实的倾向。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概念是：“意识的意向性”[1]。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方法是凭借直觉直接从现象中发现本质。现象是指呈现在人们意识中的一切东西，其中既有感觉经验，又有一般概念。现象的背后还是现象，并不存在着自在的实体，因为实体在现象学中也是意识活动的产物。所以，现象是实体和构造实体意识组成的整体。本质也是现象，只不过是更为一般和纯粹的现象。从现象中发现本质需要凭借直觉，而不能以任何预先的假定为前提。从现象中发现本质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意识活动的过程。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包括3个步骤，这就是：①感性直观，即以出现在意识中的现象为对象，对它进行自然的描述；②本质直观，即舍弃杂多的外观因素，抓住事物不变的结构，洞察事物的本质；③先验直观，是专注于意识活动的主体本身，即把事物的存在的信息输入进去，从而达到纯粹的先验的自我表现并进而得到先验的自我。
2.3 接受美学
接受理论是以德国的姚斯（HansRobertJauss）、伊瑟尔（wolfgangiser）、瑙曼为代表的，诞生并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文学美学思潮。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南部康斯坦茨大学的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岗伊瑟尔等几位学者为代表提出了“接受美学”（Rezeption-aesthetics）和“接受理论”（Rezeptionstheorie）的主张。而且，他们的主张还很快构成了一门文艺美学新学科的雏形，并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正如美国学者RC霍拉勃所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2]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或接受研究。是以现象学和诠释学为其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文学接受为旨归，研究读者对作品接受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和规律的理论体系。它把读者与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与接受，以及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并研究对作品产生不同理解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的原因。
3城市设计诠释的审美结构
3.1城市形态化的表层审美结构
城市的形态化是人们认知城市最表层的审美结构。因为，城市的物质形态被认为是城市物质、文化、社会因素的外显形态。物质因素是相对表层、外在的，是城市最基本的空间元素的组合。此外，城市设计是一种延续性的设计，它必须考虑城市现有的结构、文化、背景等。从城市文脉的角度来分析，也就是合情合理地理解、理顺整个城市整体的上下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城市的审美体验往往是城市设计创作的初始阶段，审美体验也成为城市形态化的表层审美结构基本的审美方式。
城市形态化的表层审美结构提出了人们认知城市基本的认识论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对城市审美的态度问题。审美——也是诠释者对“意谓的客体”的实践形式。在城市设计的方法体系中，如何从美学的高度，以审美的方式研究城市形态的生成、延续、嬗变，寻求城市本质、本原、本体的回归，以及对城市意义的理解、解读、诠释等这一系列问题是城市空间诠释美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3.2城市文本化的中层审美结构
城市文本化是城市设计诠释的审美结构的第2个层面。城市文本化反映的是精神层面城市所体现的东西，它反映在城市文本之中。城市文本包括城市客体的拟文本和城市（规划）设计文本两个概念，它们在城市设计的不同指称、不同阶段对城市客体产生作用，是城市的诠释主体与城市客体的中介形式。在城市文本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意义在不断的深化中被拓展，人们理解城市的途径往往是从城市文本中获取知识，城市（规划）设计文本以理解和诠释等方式形成其基本的审美形态。城市（规划）设计文本的作用在于塑造城市意义的深层形象，开拓主体对城市体验的心理空间，以实现主体通过想象和联想在头脑中唤起的一系列具体可感的城市形象所构成的艺术形式。因此，中层的审美结构主要是通过文本所呈现的感觉、联想、移情、认同、控制等形式作用于城市，是在人心理上构成一种貌似真实而实则虚幻的城市形象，所以，我们称之为城市文本化的中层审美结构。
3.3城市表现化的深层审美结构
城市的表现化属于城市设计的深层审美结构。在美学关系上的城市设计原则只是在城市精神层面的设计体现，属于中层的审美结构。然而，城市之美决不是仅仅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城市文化和设计理念，城市更是社会生活的容器，是表现城市真实存在的“诗意的栖居”。因此，反映城市真实状态的审美形式必然是具有深层审美的表现化结构。所谓表现化是指城市设计的意蕴层面，即蕴含在形象的指向性和包容性中的历史态度和社会倾向。也就是说，在城市设计的操作阶段，城市设计的诠释主体很难以一种超然审美的态度去面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研究更为深层的、反映空间复杂性与真实性的思维与方法。这一问题的出现也使得城市设计在相关交叉学科和政策实施层面的研究方向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例如，1995年，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把规划系从建筑学院分出来，和公共事务管理系组建成新的城市规划和公共事务学院。注重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类城市问题，如城市中心区衰败的重建对策、新的城市中心区建设等。
城市的表现化反映城市设计主体在创作阶段对城市存在的真实把握。城市不仅仅是物质的、精神的，更是社会的。社会性的城市总是充满欲望、功利和实用的追求，如果完全没有这些，那么城市也就无需存在了。对城市设计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设计使得城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将城市这种狂野的甚至是疯狂的欲望、功利跟实用需求相结合，使浮躁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沉静下来。
4 城市设计诠释审美结构的类型指称
根据城市设计的诠释特性和城市设计学科特点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城市设计的类型可划分为：概念型城市设计、导控型城市设计和实施型城市设计3种，分别指涉城市设计注重形态概念、注重表意过程、注重创作实践在城市设计各个阶段不同的思维特性。概念型城市设计可称之为理念层面的城市设计，导控型城市设计（管束性城市设计）和实施型城市设计（开发性城市设计）可称之为操作层面的城市设计。在城市设计的诠释过程中，它们分别表现为城市设计在类型和阶段层面划分上的不同诠释途径，如在理念层面的意义诠释、在表意过程的文本诠释和在创作实践的主体诠释等（图2）。
“意义”是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理念层面城市设计的研究过程其实就是城市意义的诠释过程；在城市设计的表意过程中，城市设计师通过文本性成果指导、控制城市设计的实施，并通过文本控制体现城市文本化的中层审美结构；在城市设计的具体设计阶段（即操作层面的开发型城市设计阶段），城市设计师的创作实践活动（具体城市物质空间的设计）突出体现了主体创作活动的审美经验及主体诠释的自我表现等内在性问题。创作实践活动的城市设计诠释是在理念层面对城市意义的研究的指导下及表意过程的文本控制的框架内，充分发挥主体创作特性的诠释形式，其诠释结果是创作出了具象化的城市设计作品，其诠释内涵反映了创作主体对城市存在的真实把握。
5城市设计诠释的实践途径
5.1 城市设计理念层面的意义诠释
“表意”是指创造意义的过程[3]。文化表意层面的城市设计主要表现在理念层面的城市设计对意义传达方面的追求，也可称之为对城市文本的研究。因为，诸如城市空间、城市环境、城市景观的意义都是被诠释和生产出来的，这些非语言的意义同样产生于社会和文化传统，但对其意义的诠释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城市建成环境的意义随着社会的价值观的发展而变化，以适应社会的经济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因此，意义伴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也可以说，城市空间的价值就在于人们如何认知、评价城市以及如何从中抽取意义和赋予其意义。
在意义的研究中，我们对城市系统（城市文本）的整体概念进行诠释理论视角的解构，从其深层结构、显性形态、描述物、表现物等多侧面进行城市文本研究，这些概念分别对应城市结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的实体与内空等几方面展开城市设计文化表意层面的意义诠释（城市文本分析）。可以说，这是从城市最基本的概念理解入手，深入探求城市文本意义生成的美学途径问题。
5.2 城市设计表意过程的文本诠释
“文本”也称之为“本文”。城市设计研究的“文本”概念包括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城市自身的书写形式，称之城市文本，我们要通过“阅读”来认知城市，城市不同时期的形态被看成是一部文学著作的不同版本；其二是相对于城市客体研究所形成的规划设计文本，或称之为城市设计文本。如果突破纯技术层面的视角，城市设计文本则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上的城市设计文本包括：其一，是对于不同层次的形态环境的设计编制，包括总体城市设计和局部城市设计，这些都是以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设计表达；其二，是以城市设计的编制成果为纲要，侧重研究公共政策，制定城市建设管理和社会干预能力的内容，即转化为实施工具为城市设计的实施运作提供依据。[4]广义的城市设计文本可用“替代物”的形式研究城市客体。所谓“替代物”是源于人们认知客体的两类途径，一是以“实在空间”为认知客体的“直接认知”，二是以其“替代物”为认知客体的“间接认知”。“替代物”包括“描述物”和“表现物”两种文本形式[5]。
我们可以归纳出如图3所示的文本诠释框架模型。这是一个统括性的概念模型，从文本描述物到文本表现物的空间表现要素在这个模型框架中清晰可见。从描述物到表现物的文本“替代物”指涉了从表象到抽象的所有介质类型。其中，描述物的文本介质包括具体空间、图像介质、文字介质等，即从空间形态到空间实践的诠释过程；表现物的文本介质包括雕塑、影像……文学等，即从空间化到社会化的文本认知过程。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文本介质的表现的内在机制，就会发现我们在参与、解读、实践空间的过程中是“有意无意”的通过对这些“文本介质”的“中介的”诠释而激发创作情感的（图3）。
5.3 城市设计创作实践的主体诠释
城市设计的诠释主体从诠释的初始立场走向了城市表现化的深层审美结构。如果说作者创造了城市的文本，那么读者则参与了重构文本中的城市。在作者与读者的共同视域中，城市设计师用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城市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创作活动。如同文本一样，城市也能拥有多角度的诠释。因为城市本身就像一个开放的文本（opentext）。在文本的想象空间里，不同的读者因为自身的经验不同而得出因人而异的城市景观和经验。“当一个文本的演绎者越来越多时，人们的视野将得到不断的扩展和补充，在反省、诠释城市生活的同时也能界定自己的位置，进一步塑造城市的现状和个性。”因此，在对城市文本和城市设计文本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更有必要深入研究城市文本创造者的创作活动。
城市设计的主体诠释主要是指城市设计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在其理解结构、心理结构和批评结构等影响下所具有的特殊的“诠释”思维特质。城市设计的诠释方法是在诠释理论特定的规则系统中，应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城市设计的城市客体（城市文本）进行有效分析和合理说明。这些分析方法将直接影响城市设计的实践过程中的思维表达与设计手法。本文涉及到的城市设计诠释方法包括：语境分析、修辞分析、隐喻分析、意向分析和复杂性分析方法等。此外，城市设计主体诠释的创作表现也是在主体诠释的方法体系内研究的重要内容。
结语
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的建构是一种创新的尝试，是在城市设计诠释美学的审美特质与城市设计的学科特性双重影响下的城市设计基础理论研究。城市设计诠释理论注重对文本理论的研究，包括对城市文本的阅读和城市设计文本的创作过程及其创作实践主体性的探讨。文章提出的城市设计理念层面的意义诠释、表意过程的文本诠释和创作实践的主体诠释等三个实践途径，为科学研究诠释理论在城市设计的应用建立了总体的框架。
参考文献
1［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德］克劳斯黑尔德编．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7.
2汉斯罗伯特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82.
3［英］matthewCarmona，timHeath，taneroc，Steventiesdell．城市设计的维度．冯江等，译.南京：百通集团，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88.
审计法释义篇2
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有货币和实物、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41号）将出资方式明确为货币、实物、无形资产（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其他专有技术等）、股权、特定债权（依法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符合规定的债转股）；实践中，符合“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还包括探矿权、采矿权等。法释（三）第七条至第十一条，从司法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六种出资方式的认定、出资义务、出资争议及处理等，其中又明确了出资人未履行或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五种情形。本文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审计实践，对相关问题做一简要研析。
一、法释（三）明确的六种出资方式及相关问题
（1）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引起出资效力争议的，按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予以认定。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核心包括财产所有权和财产处分权。当受让人符合“善意受让财产、财产转让价格合理、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受让人”这三种情形时，受让人即为善意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出资有效，可对抗原所有权人；原所有权人可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的，股东或者发起人应当对其拥有所有权；”审计人员在审计公司设立出资事项时，应以物权法第106条规定进行识别，出资人是否取得出资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出资人以其拥有所有权的财产出资正确无疑，但审计人员还应关注“出资财产在出资前拥有的权利，是否未设定担保及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等（《指南》）。否则，出资存在瑕疵，将会出现出资效力争议，影响股东权益，由此也会带来一定审计风险。
（2）出资人“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法释（三）对此种行为规定了一是要对其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和处罚，二是对其违法取得的股权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置，这个规定主要是明确对出资人的违法行为及结果需采取的司法措施。而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行为是司法判决的结果，不属审计职责。审计实践中，由于违法犯罪所得（货币）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审计人员对出资人取得股权的货币出资是否涉嫌属于违法犯罪所得，是难以认定的（除非有证据证明）。但这种出资方式也提醒审计人员，应关注出资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3）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应在法定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属于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土地使用权”是指国有土地或者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明确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权利；“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通过各种方式依法无偿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国务院令第55号《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或者是“土地使用者通过除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各种方式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家土地管理局令［1992］第1号《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划拨土地使用权”（即国有土地使用权）符合条件并经批准，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作价出资等。
“权利负担”是一个民法概念，指权利人给自己设定给付义务，同时给债权人设定债权，也即形成权利人原有权利的一种负担。典型表现是债权契约，即以契约方式设立债的关系和变更债的内容。“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即是指用作出资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有权利负担，如已用做抵押（或部分抵押）等，致使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明晰或部分不明晰，由此将引起出资争议或其他民事纠纷。因此，法释（三）对“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的行为，做出了上述司法认定。
审计人员对“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重点关注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评估及价额等事项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4）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一是要依法评估作价；二是“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属于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出资人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是股东的一项重要法定义务。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出资人不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包括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其评估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应认缴的出资额，将影响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影响各股东出资在公司全部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利于各股东股权（权益）、风险和责任的明确。
（5）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法释（三）对此明确了两点：一是出资财产已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的，属于未履行法定出资义务；二是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公司使用的，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可以看出，出资财产状况不同，法律认定及后果不同，核心是出资财产的所有权权属问题。出资财产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不符合公司法关于“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的规定，即出资财产尚未成为公司资产，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所有权的定义，出资人实际未出资，也即未履行法定出资义务。因而，审计人员对此应按照有关规定，重点审核出资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对于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公司使用的，法释（三）明确了要对出资人的股东权利作出合理限制。股东权利包括表决权、选择管理者权、资产收益权、利润分配请求权、查阅资料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这是因为，出资人虽已办理出资财产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公司使用，影响公司对该部分财产的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给公司正常运营造成一定影响和困难等，对此作出限制是必要的。
（6）出资人“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符合“（一）出资的股权由出资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二）出资的股权无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三）出资人已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四）出资的股权已依法进行了评估”四个条件的，认定为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不符合第（一）、（二）、（三）项，又未按人民法院要求补正的，属于“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符合第（四）项的，按“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规定处理，应依法评估作价，但“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属于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现实中，对“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的认定及其审验，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第14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此均无明确规定。2009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第39号令）也只规定了对股权出资审验应包括的内容。但股权出资，核心是股权价格的确定，其价格确定又涉及一些方法、依据和程序等，而现行法规对此并无相关规定。这无疑给审计监督带来一定困惑。笔者认为，既然《企业财务通则》已增加规定了投资者可以股权、特定债权出资，法释（三）又明确了“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的认定条件和相关措施，有关部门应根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等财经法规，结合法释（三）相关规定等，制定出以股权、特定债权等方式出资的认定标准和审验方法，规范“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行为，防范、规避或减少审计风险。若如此，既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也是对法制经济的贡献。
二、未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及相关问题
出资人未履行或者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将承担相应法律和经济责任，公司法已有相关规定，法释（三）又对此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责任（第十三条）。法释（三）还第一次明确了抽逃出资的五种形式（第十二条），以及抽逃或者协助抽逃出资应承担的责任等（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这给审计定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标准。
审计人员应认真学习、准确理解和牢固掌握这些规定，对涉及上述事项的事实、证据、环节和情节等，都要认真对待，正确识别，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依据（或结合）法释（三）有关规定取证和定性，不要因疏忽而遗漏重大违法违纪事项，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责，严厉打击各种违纪和违法犯罪行为，不断优化审计成果，积极为审计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审计法释义篇3
「关键词宪法解释，程序，违宪审查
一、引言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最高行为规范，必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以保障国家社会生活的安定。同时，由于宪法作为“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亦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调整其内容，具有相当的适应性，以达到与时俱进的人权保障功能。现代宪政主义必然是宪法与社会间双向的落实与调整，使宪法成为一方面规范社会，一方面回应社会的“活宪法”。为了使宪法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变化，固然可以借助于宪法的修改，但这无疑将严重破坏宪法的稳定性，影响宪法精神的生长。宪法的修改只能作为解决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的“非常的”、“最后的”手段，“修宪权是一种只能在极端情况下运作的权力”[1].而宪法解释由于是在宪法条文的文义范围内进行的合理扩张或限缩，并不触动宪法的文字，无疑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的最佳手段。美国宪法制定于1787年，其条文初不过简单的七条，其之所以能适应两百多年以来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27条修正案固然功不可没，但是司法审查权的作用，对于美国宪法生命的成长，可以说具有更大的贡献。而宪法解释程序的合理设计，则构成了宪法解释真正运行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宪法解释的关键问题是解释程序问题。我国至今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解释，与没有切实可以操作的宪法解释程序有很大的关系。
二、宪法解释程序的内涵和价值
程序，即事物发展进程的先后次序。程序具有行为规则性，过程连续性和结果可预测性等特点。程序的合理设计，是实体价值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的途径。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同样有赖于合理的宪法解释程序的支持。所谓宪法解释程序，是指宪法解释主体进行宪法解释的方式、方法、步骤和顺序的总称。一般包括宪法解释的对象、方法，宪法解释的提起、受理和审查以及解释的效力等。
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作为实现宪法解释的手段或途径的有效性，即使宪法解释具有了实践的品性。宪法解释作为解决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矛盾的最优手段，必须能够切实发挥其独到的作用，否则，必然导致要么频繁的修改宪法，要么宪法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而这都是与现代立宪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必将严重影响宪法精神的成长。而宪法解释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相应解释程序与之相配合。离开了程序性保障，宪法解释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合理有效的解释程序，使宪法解释通过特定机关的操作，真正成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矛盾的调节器，这对于树立人民的宪法信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主要国家宪法解释程序比较分析
宪法解释程序与宪法解释主体有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必然导致宪法解释程序的差异。同时，宪法解释尽管与违宪审查有区别，但是，毫无疑问，违宪审查通常是与宪法解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国家的宪法解释程序通常也是与违宪审查程序结合在一起，违宪审查机关通常就是宪法解释机关，因为宪法解释权的行使会极大的影响违宪审查的进行。因此，本文主要以宪法解释主体和违宪审查为主线，对宪法解释程序予以比较和分析。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宪法解释程序，主要有立法机关解释程序，普通法院解释程序和专门机关解释程序。
（一）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程序
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程序，即由该国立法机关解释宪法所适用的程序。在许多国家，立法机关就是制宪机构，宪法为了保障其权威性，便赋予立法机关解释宪法。而在另外一些国家，由兼具立法职能的国家权力机关或其常设实施宪法解释的功能。由立法机关解释源于罗马法的传统观念，即认为法官的职责只是适用法律，禁止法官解释宪法，发生疑义，也只能由法院申请议会解释。拿破仑和普鲁士法典都曾对此做出明文的规定。前苏联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典型。前苏联1917年宪法第32条规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的指导工农政府及全国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活动，统一协调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苏维埃宪法、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各项决定的实施情况。”1924年苏联宪法第一条则规定由最高权利机关“废除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宪法相抵触的各项决定。”1936年苏联宪法第14条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监督对苏联宪法的遵守，并保证个加盟共和国宪法符合于苏联宪法。”第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本着人民主权原则，大都在宪法中规定了兼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权力机关或其常设机构行使宪法解释的权力。如越南1980年宪法第100条规定，国务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朝鲜宪法规定，作为国家主权最高指导机关的中央人民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有权废止与宪法相抵触的国家机关指令、指示。1991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40条规定，国民议会有权追踪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诠释宪法和各项法律。1946年厄瓜多尔宪法第189条亦规定：“宪法为本共和国的最高法律。所有与宪法相抵触或违背其条文的任何法律、命令、规则、法令、条款、公约或条约均无效。唯国会有权对宪法作有普遍拘束力的解释，并对宪法规定发生疑义的任何令状的意义有解释之权。”我国宪法也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
由权力机关解释宪法的优点是解释具有权威性，如果真能行之有效，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法。但实践表明，其宪法解释往往流于形式，因为由最高权力机关对自己的立法进行违宪审查，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自拔的矛盾。根据法治原则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而由于立法机关既是法律制定机关，又是宪法的解释机关，这实际上就使通过解释宪法宣布低位阶的法律无效的机制没有运作的可能性，也没有运行的必要。其结果就是使大量违反宪法基本精神的法律的不到及时的纠正，损害了宪法的权威性。同时，解释宪法是一项政治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专门的程序和方法，而在由立法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国家，宪法解释在事实上都不发达，也没有形成独特的、有效的宪法解释程序，主要适用立法机关的活动程序。然而，由于宪法解释在性质上极大区别于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决策行为，缺乏相应的程序必然制约宪法解释的开展。
审计法释义篇4
「关键词宪法解释违宪审查程序
一、引言
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为一切法令之效力渊源，宪法规定之含义如何，关系着国家秩序之稳定，人民权利之保障。因此，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精神的落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含义，排除违宪的法律、法规，以维护宪法的最高性，使立法机关不得以违宪的法律，行政机关以违宪的法规、命令歪曲宪法的精神，变异宪法的性质，损害人民的权利。我国修宪伊始，宪法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人权、公共利益等，要明确其内涵，落实修宪精神，更需要借助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则有待于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与之配合。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即体现在其作为实现宪法解释的手段或途径的有效性，使宪法解释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可以说，宪法解释程序直接制约着宪法解释活动的进行，没有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活动就无从发起，一旦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将宪法束之高阁，任由宪法与现实脱节，或者轻易的发动修宪程序，而此两者，都不利于宪法的成长和宪法精神的落实。我国自1982年宪法以来，已经进行了5次大的宪法修改，而作为“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最主要、最经常手段”[1]的宪法解释，却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宪法解释程序的欠缺可以说是其主要原因。
二、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的选择
当今世界各国家，根据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宪法解释程序，计有立法机构解释宪法的程序、普通法院解释宪法的程序和特别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2].那么，我国应当采取何种宪法解释程序呢？笔者认为，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设计，与宪法解释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必导然致宪法解释程序的差异。因此，阐述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选择，必须明确我国宪法解释的主体。我国宪法第67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尽管对于这种立法机关解释体制存在着诸多批评，例如，由于籍宪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所以，将违宪审查制度化之职责完全交由立法机关，等于是要立法者自己设计一套限制自身权力之制度。这是违背常理的安排。[3]的确，由立法机关执掌宪法解释职权，存在着“自己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困惑，但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也最具权威性，若果真能行之有效，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法。[4]应当看到，由代议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的监督，解释宪法具有长久的传统，在我国更是一以贯之，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的条件使之胜任和履行其职责。我国宪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法机关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讲，也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固然，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工作还不理想，还不尽如人意，但是这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本身。目前我国制约宪法解释工作进行的首要问题不是立法机关解释宪法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内部缺乏必要的运行机制，以致制约了宪法解释工作的进行。因此，我们在我国探讨宪法解释程序，只能以立法机关解释模式为出发点。
三、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架构
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架构应当建立在宪法解释类型化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讲，宪法解释包括两类，即宪法含义之解释与法令有无抵触宪法之解释。具体述之：
（一）宪法含义之解释
宪法含义之解释，并非出于存在违宪的疑虑，而是宪法解释机关为了使人民明确宪法的内涵，以助于遵守，从而对宪法条文的含义所作的阐述。此类宪法解释可以由宪法解释机关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基于职权主动发起，亦可由宪法适用机关就适用宪法发生疑虑之事项，声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宪法含义的说明。该宪法解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宪法条文的含义多过于抽象和简洁，于适用时难免发生疑义；况且我国尚处于的初期，人民的宪法知识、宪法意识并未深入，因此，更有宪法解释之必要。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司职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方面可以不以特定主体的声请解释为程序要件，得基于宪法解释之职权，主动对于宪法含义加以解释和说明，以扮演宪法“指导者”之角色；另一方面，当宪法适用机关在适用宪法发生疑义之际，应当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时基于其声请而得为宪法的解释，以扮演宪法“咨询者”之角色。应当注意，这里的宪法适用机关关于适用宪法发生疑义之事项，并非意指对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违宪的疑虑，而仅仅是指对于应当如何理解宪法含义，如何具体适用宪法发生疑义。而适用宪法之机关，则是指直接基于宪法的授权行使权力的机关，主要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其他直接根据宪法行使职权的主体。上述宪法适用主体于适用宪法之际，对于宪法文本的含义为何难免会产生疑问，为了避免误用，应当允许其事先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的解释。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也是宪法的直接适用主体，但鉴于声请主体与解释主体的同一性，因此，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于适用宪法发生疑义时，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职权主动进行宪法解释。
相关宪法适用机关声请解释宪法的具体程序，我国法律没有专门的规定，但是《立法法》第43—46条却明确规定了法律解释的相应程序。《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程序为：1、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法律的要求；2、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拘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3、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4、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由于在我国解释宪法语法律的主体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在没有专门规定宪法解释程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类推适用法律解释的程序规定，不过为了体现宪法解释的程序严格性，在通过的程序限制上应该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2/3通过。
（二）法令有无抵触宪法之解释
宪法解释主体所作的关于法律、法令有无直接抵触宪法之解释，即法律、法令的违宪审查，是当今宪法解释的主要类型。因为宪法不仅是一种法规范，而且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之法规范，其他一切下位法规范由不得与之抵触，因此，相关主体于适用法律、法规之际，如果对其合宪性产生怀疑，就应当声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法令的违宪性审查，排除违宪疑虑，从而保障一国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维护宪法的最严与权威。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乃唯一之宪法解释机关，有关主体在具体应用法律、法规之际，如果对其合宪性产生合理怀疑，不应当勉强适用，而应主动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释宪法，进行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而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则居于被动的地位，对宪法解释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只有当相关主体声请时才解释之。只有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才能维护我国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确保客观之宪法秩序，保证全国的法律体系在宪法的统率下和谐、统一；相关的宪法适用主体虽然不能直接解释宪法，但由于其担任了宪法解释程序发动者的角色，通过发现法律、法规的违宪之处，能够增强其宪法意识，培养其宪法感觉，使宪法精神真正落实到实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实行宪法的立法解释模式，宪法解释机关同为国家的立法机关，这就使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存在制度上的困难。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行使解释宪法权从而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自身制定的法律？尽管从理想状态来讲，人大常委会可能基于自己的良心和宪法信仰从而宣布法律违宪，但这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释宪机关违宪审查的对象，最主要的就是议会制定的法律，通过对议会法律的监督，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维护客观之宪法秩序，而这正是我国的缺失。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宪法解释权对法律进行违宪性审查存在制度上的困难，那么，法律以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能否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而有宪法解释运作的余地呢？首先，在现代法治国家，根据法律保留原则[5]，在法律所保留的空间内行政机关订立行政法规原则上皆需得到法律的授权，德国基本法更是不仅于第80条规定行政命令之订立在形式上要有法律的授权，更在实质上要求法律的授权规定本身必须明确规定授权的内容、目的与范围，若授权法律本身过于笼统，未能符合此项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则不仅该授权法律本身违宪无效，根据该授权法律所制定的行政命令亦因为失去授权依据而归于无效。[6]因此，在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内，法规命令的订立理论上应当得到法律的授权，不容有例外，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立法的不周延性[7]，致使行政机关在本应法律保留的领域内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大量的行政法规。对于这种直接源于宪法的“事实上”独立的行政法规，就有对其直接适用宪法加以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必要，以弥补法律“缺席”之遗憾。其次，在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例外情形下，则允许独立的直接受之于宪法的行政法规存在，即我们所说的职权性立法，这种行政法规并非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是与立法一样，直接从宪法获得正当性权力来源，如宪法第89条中的有关规定。对于这种职权性行政法规同样可以直接根据宪法进行违宪审查。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得基于宪法规定的固有职权就法律保留之外的事项确定一定行为规则（《立法法》第64条第（二）项，第66条）。我国《立法法》也是明确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列入违宪审查的范畴的。《立法法》第88条第（二）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此，在我国存在着对法律一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宪法解释的可能性和现实法律依据。
关于此类宪法解释的具体程序，《立法法》第90条作了如此规定，即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其余程序同样可以借鉴《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的相关规定，并作出较为严格的程序设计。
四、结论
通过上述关于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依法梳理，我们发现，宪法解释在我国有其具体运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只要我们从宪治、法治的予以高度重视，完善相应的程序，就能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履行其宪法解释的职能，维护我国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2]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3]林子仪《权力分立与发展》，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1页。
[4]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5]关于法律保留适用范围的有关论述，可参见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月旦出版公司出版，第143-195页。
审计法释义篇5
[论文关键词]保释制度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借鉴完善
一、取保候审的概念及特点
取保候审是指：“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具有它的法律特点：
1.有限性。既然我国的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方法，那么取保候审制度作为其中的一种，它必然会具备限制的这种特点。另外，在取保候审过程中，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住所，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住处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批准。像这样类似的规定显然体现了限制性。
2.保障诉讼的进行。取保候审的适用目的是为了预防和阻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妨碍刑事诉讼活动，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任何的一种强制措施，在我国的法律看来，它必然都是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不仅是取保候审，其他的都是一种临时的并且具有保障性的一种特点。
3.短暂性或临时性。通过法律条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取保候审就是一种临时的、短期的一种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取保候审就是一种短时间自由的剥夺，如果时间变长就是变成不当的羁押。
二、国外的保释制度
（一）英国的保释制度
保释制度起源于英国，经过近8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己经形成了一项较为完备的保护被逮捕或羁押人权利的制度。保释的英文“bail”原意是指保释金，作为法律概念是指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指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为了获得释放而提供一定的金钱或财物作为担保条件，以保证其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出庭。“英国的保释制度基于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二是无罪的人都享有自由权利。英国的保释必须坚持三项原则，即保护公众；保护证据；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保护公众，就是防止犯罪嫌疑人重新犯罪；保护证据，是防止犯罪嫌疑人恐吓、干扰证人，妨碍司法程序；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是为了保证开庭时其能按要求出庭受审。”
1.保释的种类
（1）根据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可分为权利保释与裁量保释。英国的权利保释就是只要不是特别规定的例外情形，一经申请就可以直接受理。“英国实行权利保释，只要申请人不具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拒绝保释的例外情形，都有权利获得保释。裁量保释是指针对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的保释申请，负责官员有权裁量决定是否准予保释。它可以因保释请求权人请求而予以裁量，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决定予以裁量。裁量保释的决定权完全在于法庭对被追诉人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自由判断，而非法律的预先设定。”
（2）根据法官决定保释是否可以附带其他条件，可以把保释分为不附加条件保释和附加条件保释。所谓不附条件保释，就是被承诺人在以后的时间内，任何一次传唤都可以随时到庭。附条件保释又称有条件保释，是被释放人除了承诺在法院今后因本案的任何一次听审时，依照法院指定的期日、时刻和地点自动到场以外，同时还要附带上一些限制的条件。
2.保释的使用范围
在英国，保释的使用非常广泛，所以一般任何人随时都可以申请保释。所以范围也是相当的广。“英国法中，保释适用对象不仅包括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还包括被采取逮捕措施而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由于英国法实行‘逮捕前置主义’，因此大多数被逮捕人是先被羁押而后才取得保释的，但并不排除在逮捕同时可以保释，而且在此情形下实行无条件保释。”
3.保释的保证方法
（1）具结释放。就是指被释放的人在法庭签署一个承诺书或者保证书。通过签署保证书，这个人就保证自己不实施一些行为，或者交纳一定的金钱作为履行该保证书或承诺书的担保。
（2）保证人担保。保证人也可以向法官或者治安法官签署具结保证书，承诺如果不符合规定的具体条件，他将向法庭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就是说，如果被保证人没有做到自己保证的事情，那么保证人就要承担责任，比如交纳金钱等。
（3）财产保。财产保是指被保释人只要交纳一定的金钱就是作为一种保释。
4.违反保释的法律后果
（1）撤销具结保释，并令其重新具结保释。
（2）逮捕归案。“如果在刑事诉讼保释中，被具结释放且负有义务向监管法院自动归案的人，未在指定期日自动归案，法院可以签发逮捕令。如果被具结释放人在向法院自动归案后，在法院准备开始或重新开始听证程序之前，有任何一次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签发逮捕令。”
（3）没收担保物。被保释的人最后没有到庭而且有提供了担保物，除了法院认定有正当的理由，法院就可以没收担保物。如果担保物是货币，法院罚金以相同的方式计算和支付。
（4）构成潜逃罪或藐视法庭罪。如果被保释人没有按时到案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将构成犯罪。其犯罪可能构成潜逃罪或者按藐视法庭罪处罚。
（二）法国的保释制度
法国1970年7月17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典，修改了有关控制羁押决定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减少采用审前羁押，此法律条文主要呈现出三大特色：第一，确立了一个有利于预审释放的推定。第二，列举了一些例外情况和形式上的要求。第三，首次引入了“司法管制制度”（又称司法监督），给予预审羁押控制的广泛限制和规定审前保释的条件。“《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7条明确规定，只有因预审之必要，或者以保安处分之名义，才能命令实行司法管制。因此一般的规则是，在预审过程中，当事人应仍然处于完全自由状态。”建立司法管制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嫌疑人获得“与查明事实真相以及维护公共秩序之要求相适应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因为，接受司法管制的人并没有受到羁押，而“仅仅是在行动与社会生活方面受到某些限制，并且法院要审查其是否真正遵守了强制规定其履行的义务。”因而可以说，法国的司法管制事实上也是对审前羁押的替代性措施，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保释。
实施司法管制的条件及决定。在法国，只有具备的某些条件，才能使用司法管制。第一，被审查之人可能被判处监禁刑以上的刑罚。第二，实行司法监督措施应当是因预审所必要，或者是作为保安处分措施加以规定。
保证金的设立。法国的司法管制的保证金有其自己的特点。首先是为了保证被审查人可以按时并且遵守规定到庭。这一目的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保证到场。其次为了在需要判处罚金或者赔偿民事当事人损失或给付赡养费的案件中用来执行财产刑或者支付赔偿金或赡养费，如果同时判处罚金和赔偿金或赡养费的，应当优先偿付赔偿金或给付赡养费，这一目的可以称为保证支付。
违反司法管制的后果。对于违反司法管制义务的人，不论其罪行可能判处何种刑罚刑期如何，主管法官可签发逮捕证或羁押票，对其实行临时羁押司法管制没有确定的期限，原则上持续整个侦查期间，但是视不同的情形，可以于侦查终结前结束，也可以持续到侦查终结后。
三、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一）理念的转换
理念是制度的先导，只有确立了先进的理念，才可能建立起先进科学的制度，只有真正普遍接受了构建制度的先进理念，才有可能自觉的遵守这些制度，这些制度才可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要改造我们的取保候审制度，必须大力宣扬科学先进的司法理念，并最后确立这些理念。在取保候审制度的性质定位上，由“权力”向“权利”转变。李建明教授指出，如果取保候审制度在观念上不进行转变，依旧将其视为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而不是公民的权利，即使引进国外现行的保释制度也不能使羁押率有明显的下降，因此也无法到达改革和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所以，在性质定位上，取保候审应是向着保障人权的方向进行下去，只有这样其他的执行理念和执法理念才能贯彻下去。
（二）借鉴国外经验，完善取保候审的使用条件
关于取保候审的条件，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法定主义为主，酌定主义为辅的立法例。如美国规定，对轻罪被告人，所有的司法区都适用保释，对死罪被告人不适用保释。在英国，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有权被保释，保释是原则。除叛国罪罪犯、逃犯、有所控罪行相同的前科、曾被保释但违反保释规定而未按时到庭受审者不许保释外，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可保释。保释的适用对象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被逮捕人；另一种是被羁押人。其中，被羁押人包括尚未宣判有罪的人和己经宣判有罪的人。我国可以借鉴这一世界通例，在立法上首先明确对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然后对不准予取保候审的情况有着特殊的规定，比如对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不能适用取保候审，对具有以下情形又没有特殊情况的刑事被追诉人，像有疾病的、怀孕的女性、未成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明确规定适用取保候审，以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
审计法释义篇6
论文关键词审理羁押期限审理期限界定
刑事诉讼审判实务中对被告人久押不决的情况屡见不鲜，已成为持续积淀且尚未有明显改善态势的顽疾。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大趋势逆向而行，在违背尊重与保障人权司法理念的同时，还极大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缺乏对审理羁押期限的明确界定，致使其缺乏合理规制，给审理机关留下了不当利己解释空间。2012年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做出重大修改，虽然相关规定有所调整与补充，但仍不足以改变审理羁押期限制度缺失的尴尬局面。结合实践恰当解读条文之外的立法原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难点
（一）审理羁押期限立法存在缺陷
无论是1997年刑事诉讼法还是新刑事诉讼法，均未直接提及审理羁押期限的概念，亦未对审理羁押期限畴域内的相关内容做出直接规定。相关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含糊不清，达不到解释效果。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0年联合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正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在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如侦查、、审理活动尚未完成，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项强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统一。”对于审理阶段，此处所谓“法定羁押期限”应当作何理解，该规定并未做出进一步说明，从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中也无迹可查。
此外，在未对审理羁押期限做直接界定的同时，各种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之间还存在明显冲突。譬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于1998年联合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规定，“办理被告人在押的案件，需要向上级机关请示的，请示、答复时间应当计入办案期限”，由于该《通知》专门针对规范羁押期限，该规定等同于间接认定了羁押期限同步于办案期限，并且认为应当将请示、答复时间计入办案期限（羁押期限）。但是在该“通知”出台后，各地人民法院却又出台了一些与之截然相反的规定，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出台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规定》，其明确规定“案件报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等同于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期间不计入羁押期限。虽然两院一部“通知”的效力应高于高级人民法院“规定”，但这种忽视上位规定的不当解释，恰恰突出反映了审理羁押期限领域的制度混乱。
（二）对审理羁押期限的不同界定根源于站位差异
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直接涉及被告人重大人身权利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由于利益导向、职能定位的差异，在立法欠缺的状况下，各方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导致分歧重大。
由于司法资源有限等原因，法院往往不能在基础审理期限内审理完毕，采取各种方式实际延长审理期限，是刑事审理实践中的常态。而由于司法理念及内部考核导向等原因，法院倾向于拒绝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变更羁押强制措施。因此各级法院通常认为审理羁押期限应无条件地与审理期限同步。检察机关的职能包括对羁押期限的法律监督，若按照法院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理解，检察机关便会丧失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监督空间，其监督权能将形同虚设，因此其在实践中往往与法院意见相左。被告人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对久押不决持绝对反对态度，对以延长审理期限、延期审理、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中止审理等事由实际延长羁押期限极度排斥，在实践中因此提出申诉的情况层出不穷。
但是由于在审理阶段法院居于优势地位，起主导作用，法院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理解能够最终体现于审理实践之中，因此无论是非，其观点呈现出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势。
二、审理阶段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辩证关系
（一）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除维护社会安全外，羁押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审理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构成环节，在其间羁押即是保障审理顺利进行的辅助措施。从这一点足以判断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衔接。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从字面意义理解，第九十六条规定了三个不同畴域的内容，即分别规定了侦查羁押期限、审查期限、审理期限到期后的处置方式，但由于第九十六条位于第一编的“强制措施”一章中，其内容属于强制措施范畴，结合前后条文，第九十六条所规定的应当是刑事诉讼各环节的羁押期限问题。在此语境中，与侦查羁押期限并列的应当是审查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全文仅提及了侦查羁押期限，未作涉及审查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的表述，更谈不上对审查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直接界定。因此上述条文以审查期限、审理期限替代审查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与侦查羁押期限并列，除了规定了刑事诉讼各环节羁押期限到期后的处置方式外，还隐含着对审查羁押期限、审理阶段羁押期限的间接、初步界定，即审理期限是判断审理羁押期限的参照系，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截止日期相同。
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审理阶段的羁押期限应当自换押之日或法院所作羁押决定执行之日起算，自诉案件的羁押期限应当自案件受理后执行羁押决定之日起算，而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截止日期相同，因此审理羁押期限可以短于或等于审理期限，但不会长于审理期限。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在对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界定的语境中，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应当被作限制性解读，下文将对此做出具体论述。
（二）审理羁押期限具有区别于审理期限的独立性
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分属不同畴域，其价值属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审理羁押期限是羁押期限的种概念，其价值在于通过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行为的规制，来达到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安全与保障基本人权之间的合理平衡。审理期限是指完成审理程序的期限，是对完成刑事审理过程的时间要求，追求在合理期限内确定刑事实体权利义务，实现诉讼的效率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3年联合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在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如侦查、、审理活动尚未完成，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项强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统一”，充分表明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并非同一个法律概念，在应用中也应当明确区分。
三、审理羁押期限的应然界定原则
笔者认为，对羁押期限的界定，应当基于对立法原意的考量，从达成惩罚犯罪与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合理平衡出发，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
（一）羁押期限的界定应达成惩罚犯罪与维护被告人人权的合理平衡
未经法院判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原则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在一些不正常诉讼现象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有罪推定的逻辑，久押不决即是其中的典型。久押不决使得刑事强制措施蜕变为刑罚的“预执行”，可谓“不决而决”，只有将被告人视为“准罪犯”或者“类罪犯”，才能为久押不决提供逻辑支持。这种隐含的有罪推定，包裹在“惩罚犯罪”的装甲之下，频频出现于刑事诉讼活动之中。
审理期限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需要实际延长的，将被羁押的被告人先行释放，客观上存在被告人逃逸、干扰证供、毁灭证据等妨碍惩罚犯罪的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最根本的途径自然是继续羁押被告人。如此而言，无论羁押时长，在审理阶段始终维持被告人的羁押状态都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这种风险是否必须避免？要讨论一项行为是否必须，就要充分考量其价值层次与定位，并与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可见惩罚犯罪和尊重与保障人权均属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完整内涵既包括尊重与保障被害人个体及人民群众总体的人权，也包括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因此，惩罚犯罪相较于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权，并不具备优先性，不存在为绝对保障前者而必须牺牲后者的必要性。惩罚犯罪与维护被告人人权，必须从追求刑事诉讼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最大化出发，达成合理平衡。
（二）应当对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作限制性界定
刑事审理本身对被告人的直接影响极为有限，延长实际审理期限并不会导致诉讼权利义务配置的重大变化。但是刑事审理过程中附随的羁押措施，直接构成对被告人人身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实质性限制，对审理羁押期限予以严格限制，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基本要求。
新旧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延长审理期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限、延期审理等制度，其实质都是对审理期限的延长。即使忽略上述规定中的漏洞，在将上述规定最大化运用的极端情形下，实际审理期限仍将无法计算。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不可能出现极端情形，但如前文所述，法院采取各种方式实际延长审理期限，是刑事审理实践中的常态，并且由于诸多法律漏洞，法院对审理期限的实际延长在相当程度上同样处于不可预测状态。
在对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界定的语境中，如果将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解释为包括延长审理期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延期审理等情形，羁押期限制度就会丧失其限制不当长期羁押、维护基本人权的存在意义。实践中，法院正是以刑事诉讼法律规范未对审理羁押期限做出明确规定，即是默认审理羁押期限应当随审理期限同步变动为由，在延长实际审理期限的同时继续羁押被告人。因此，对作为界定羁押期限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做出限制性界定，是达成惩罚犯罪和维护被告人人权合理平衡的必需。
（三）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宜限于排除任何实际延长的基础期限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该条文中的“一审、二审期限”究竟应当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将其界定为排除任何实际延长的基础期限（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分别为三个月与二个月），能够契合于立法本意，并符合审理羁押期限制度的逻辑自洽要求。
正如上文所述，若作为界定审理羁押期限参照系的“一审、二审期限”包含延长审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延期审理等所有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审理羁押期限制度便会丧失主要意义。那么如果将“一审、二审期限”界定为包括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部分情形而非所有情形，譬如仅包含延期审理的情形，是否可行？对此笔者同样持否定态度。
审计法释义篇7
【关键词】行政法规范解释;司法审查;尊重
一、引言:问题与分析视角
“解释是任何规则适用的一个不可或缺少的步骤”。[1]先哲加达默尔曾言:“法律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地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地有效。”[2]在行政国家时代,“法官是法律解释职能的权威承担者,法院在法律解释中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这一西方法律传统被颠覆,行政机关愈来愈多地承担了法律、特别是规制法律(regulatorystatutes)解释的多数关键工作。[3]不可否认,在司法审查中法院应如何对待行政机关作出的极具政策导向性的法律解释已成为必须厘清的时代课题。
事实上,关于法律解释的权威问题的核心触及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法院是否应当接受任一行政机关的任何结论?如此一来,司法审查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法院完全不遵从行政机关的结论,转而重新处理每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否又失去了组建行政机关的意义呢?”[4]面对这一两难问题,相较于其他分权制国家,美国表现出异常激烈的反应。这尤其体现为美国实务界和学界对1984年的“谢弗林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一案”(Chevronv.nRDC)[5]的追捧。“谢弗林案”代表了最高法院在划分行政机关和法院的法律解释权限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案中宣扬的“谢弗林两步法”犹如一场风暴席卷美国司法界。在相对短暂的生命期间(1984-2004年),谢弗林案已被7000多个案件引用,远超其他处理同类问题的案件,并一跃成为美国行政法引用频率最高的案件。[6]与此相伴而生的则是一个异常的司法遵从规则,即法官是解释法律的专家却要遵从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而具有优越的专业技术和责任感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政策却要接受法官的严格审查。学者指出,该异常规则根源于美国宪法中的分权设计,传统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无法容纳行政国涌现的“第四行政部门”。[7]由此不难看出,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涉部门权力分配与调整的宪政结构问题。其实,“它还是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现实课题。对法院与行政机关关系的厘定不仅有助于测定行政国家实施行政管理任务的效率,还有助于保护公民个人权益以免受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破坏公平之害”。[8]
在现代行政国语境下,充斥于行政活动诸环节的法律解释同样困扰着我国司法机关。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的问题”而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即是明证。《纪要》虽然认识到了“行政审判实践中,经常涉及有关部门为指导法律执行或者实施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一现实,但不无遗憾的是,其仍然沿袭了《行政诉讼法》、《立法法》等相关法律的一贯作法,仅在“审判依据”层面进行整饬。与行政审判依据“三分法”(即“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参照”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效力)规定相映成趣的是,国内行政法学界普遍着力于法源效力研究并形成了一种罕受挑战的“法源”分类学,即“行政立法”与“其他规范性文件”。学者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审判依据体系表现出的“拦腰截断”方式虽有其历史理性,但在此种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法源”通说及约束力理论本身却无法回应行政规则效力外部化这一现实问题。[9]而时下“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发挥着审判基准的事实也引发了学者对“依法行政被架空……法治国家陷入形骸化乃至空心化的境地”的担忧。[10]有鉴于此,本文拟扬弃传统的“行为形式论”研究思路而取“行政过程论”视角重新审视我国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即在依循法律解释基本原理检视我国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同时,立足于分权制衡、权利保障等宪政理念探寻我国法院对待行政法规范解释的理想态度,以期藉此合理建构我国行政与司法的关系,进而加快行政法治的进程。
二、行政法规范解释的理论界定
由于“传统的法律解释学建立在民法学的知识体系之上,其学术想象力主要来自市民社会的私人伦理”,[11]加之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呈现出诸多与法律解释基本原理背反之处,所以有必要厘清以下三个问题展开本文的讨论。
(一)对行政法规范解释的界定
客观而言,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的必经过程。“假若没有一些机构在具体问题上解释法律并应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法律仅仅是一种意图而已。”[12]法律解释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技术为司法与行政机关共享。据此,行政法规范解释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法规范进行的说明与阐释。借用有的学者对行政法规范解释的描述,它包括“行政主体对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含义、界限所作的说明;对法律概念、法律原则、规则、立法意图所作的说明;对事实所作的说明等”。[13]
行政法规范解释具体的表现形式可归为两类:一是抽象解释。面对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行政机关愈来愈倚赖具抽象解释形式的行政规则来开展行政活动。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社会事项的复杂化与行政活动的高度专业化,行政机关藉由将法律具体化的行政基准去筹划、规范相关行政事项或进一步规范法律欠缺或规范不够完备的行政领域,毋宁已经成为常态。”[14]其实,这是缘于对行政活动应保持高度一贯的和定式行为的要求。由于“制定法和其他政策决定从来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文职官员将精确遵循的刻板计划”,所以行政机构只有产生出一些规则和前例来保证这种一贯性。然而,当进入司法审查程序后,这些对普通公民而言代表着“具体的法律”(thelaw)的规则却“常常是法院拒绝审理的问题,并且其中绝大多数也从来不会进入法庭审判”。[15]显然,这种时兴的行动活动方式给传统行政法治带来了挑战,法院应如何应对以在保障公民权益的同时周全行政活动的需要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律目前将立法主体依立法程序对法律所作的抽象规定纳入法律解释范畴做法是否恰当,值得商榷。[16]二是具体解释。行政实践中隐藏着大量生动而丰富的具体解释,却往往被学者所忽略。例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的理由说明,行政诉讼活动中行政机关作出的答辩意见或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相关“答复”等等。
(二)对法律解释权的辨明
就历史逻辑而言,把解释法律作为一种归诸于少数法定主体的权力,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法律解释活动的垄断或控制观念。由于对法律的自由解释容易导致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进而削弱法律的权威,所以统治者往往对法律解释活动采取戒备或控制的态度。[17]而就法律解释的本质而言,“法律解释乃是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要得到妥当的法适用,必须有妥当的法律解释”。[18]
学者指出,对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进行观察的角度涉及到对其定性的问题,而定性问题又决定了对法律解释的认识是否正确,认识的正确与否有可能影响到法律解释的正确行使或操作。[19]把法律适用中对法律的解释确定为一种权力是形成我国多元解释体制和一级司法解释体制的深层次原因。根据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我国法律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权限划分规定进行分享。由此观之,“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上,法律解释一般说来既非附属于司法裁判权的一种活动,也非附属于立法权或法律实施权的一种活动;它在法律上被单列为一种权力,一种通过解释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而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对这种权力的分配”。[20]也就是说,我国行政法规范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对象处于互不交叠的不同领域。这种法律解释方面的“分权制”其实存在一个悖论,即我国现行立法将法律解释作为一种权力资源进行分配的规定使得除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院无法享有在诉讼中解释法律规范的权力,进而导致其无法审查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合法性。此外,还导致无法彻底消除行政法规范解释向后的违法性。[21]至此,如何协调各方权力关系、配置解释权限以保证司法权已经成为我国走向法治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三)对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定位
依循法理学的基本理论,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似乎表明行政法规范解释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至少对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具体解释而言的确如此。暂且不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如何,仅就《行政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而言,行政法规范解释显然已经隐没于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当中。进一步言之,结合《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来看,行政法规范解释被作为一种证据对待,仅对其进行合法性判断。显然,这样的做法“导致法院对行政行为法律因素的审查大打折扣”。[22]在现代,“行政行为应当不仅在形式上要具合法性,实质上亦应合法……仅以外在的、形式上的合法与否,来区分一个行政行为之违法与不当,已经落伍”。[23]并且,时下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有限司法变更权”只代表了一种初步的、浅层次的审查行为,反映的只是对司法与行政关系的朴素看法和简单观点。[24]笔者认为,与其对作为支撑行政行为合法性证据的行政法规范解释进行合法与否的形式判断或作为一种法源依据进行位阶高低的效力判断,倒不如在司法审查中直接以行政法规范解释作为审查对象,并以此为结点来协调我国行政诉讼内蕴含着的行政权与司法权这两种国家权力间的紧张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纪要》已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但稍显遗憾的是,《纪要》始终没有摆脱“法源效力判断”的窠臼,而且“有效、合理、适当”这样笼统的标准能否有效指导法院的审判活动也不无疑问。
审计法释义篇8
[关键词]一般解释；具体解释；目的解释
一、我国刑法解释体制的特点
我国的刑法解释依据解释主体和解释效力的不同，分为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其中有权解释又分为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分属最高司法机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值得注意的是，检察院在我国也被规定为司法机关，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样享有司法解释权。有权解释的特点在于其并不针对具体案件进行解释，而是对法条进行解释，然后像立法一样适用于所有案件，具有准立法的性质，本文称其为一般刑法解释。
无权解释是指法官在具体审判案件时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与国外的法官享有解释权不同，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赋予审判机关在具体审判过程中享有解释权，但其事实上其也享有一定的解释权。众所周知，在刑事审判中，除简易审判程序实行单独审外，其它案件都要实行合议审。合议庭的判决，一般情况下由合议庭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在遇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交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内部也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结论。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在对刑法案件进行讨论的过程，无疑就是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这种解释的特点是针对具体案件，其解释不具有普适性，本文称其为具体的刑法解释。
我国事实上存有上述两种解释形式，且两者各有其特点，相差很大。这种解释体制是否会对刑法目的解释的价值取向选择发生影响？这将是下文关注的重点。
二、具体刑法解释中的取向选择
本文认为，在目前阶段，法院在进行具体刑法解释时，不宜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而仅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这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我国目前的诉讼结构，决定具体刑法解释不宜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有学者将我国的诉讼结构称为流水线式的诉讼结构，[1]本文完全同意此种看法。正常的诉讼结构应为等腰三角形式的结构，法官居于其中，又居于其上，在庭审阶段，法官一方面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和审察机关的审察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借此对其权力加以制约。而且鉴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国家追诉机关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保证控辨双方能够做到平等对抗，现代刑事程序在设计中，往往倾向于有利于被告人一方，对追诉机关在审判中的权力加以严格限制。我国的诉讼结构则不同，宪法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规定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虽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但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则出现了配合大于制约的现象，导致在审判阶断法官并非居中审判，往往是接过追诉机关的接力棒，发挥继续追诉犯罪的功能。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我国在刑事程序设计中并未设立专门的庭前审查程序，也未设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这就导致法官无法也不愿对公安侦查机关和检察公诉机关在审前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相反由于我国证人出庭率低，法官当庭断案能力较差等原因，导致法官不仅不能根据当庭听审所得出的自由心证断案，反而要根据检察院庭审后移送的案卷进行断案，更加重了法官对检察机关的依赖性。在这种流水线式的诉讼结构下，法官往往将打击犯罪视为自己的职责，若允许其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无疑会导致许多不正义的判决产生。
判例制的缺失，决定具体刑法解释不宜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在判例制下，一方面，由于判例之间具有等级制，可以通过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进行有效制约；另一方面，判例制对判决书中的判案理由一项要求极为严格，法官的逻辑推理过程必须通过判案理由表现出来，这也会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制约。而我国并不存在判例制，下级法院不受上级法院判例的制约，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一项往往也流于形式，这就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若允许其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很容易对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侵害。
判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缺失，决定法院不宜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
解释。刑法对被告人的处罚以事先告知为前提，这种告知义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院在判决中对刑法的解释来完成的，而目的解释无疑是对刑法条文通常含义的改变，若将这种不利的结论直接适用于案件当事人，将有违法的事先告知义务。而我国并未确立判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为避免以上现象的产生，不宜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
应当承认，在刑法具体解释中，若只允许法官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尤其是对被害人一方而言。但相对于如果不这样做而言，可能会造成的更大损害，所以，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的选择。况且，这只是阶断性的作法，随着我国刑事司法环境的改观，这样的限制也会逐渐被取消。对于当前阶断可能对被害人一方造成的不公，只能通过其它的方式加以减轻。
三、一般刑法解释中的取向选择
我国刑法的一般解释，允许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这是因为：(1)一般刑法解释作出者的素质高。最高两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和最高立法机构，其成员的素质相对较高，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人员，一般既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就使刑法一般解释的作出机关有能力作出高质量的目的解释。（2）一般刑法解释的作出机构具备司法独立的条件。一方面，由于一般解释的作出者在权力体系中处于较高端的地位，其完全
具备抗拒各种干扰的能力；另一方面，一般解释并不针对某个具体案件作出，其解释具有准立法性，也就是说其并不涉及直接的利害当事人，这种情形下，目的解释就更容易从公平正义的角度作出。（3）刑法一般解释具有不溯及既往的特点。关于刑法的一般解释是否应具有溯及力，在理论探讨中虽然还有争议，但我国相关法律文件已明文规定其效力不溯及既往。我国《立法法》第47条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由于立法的溯及力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立法解释与立法具有同样的效力，其当然也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关于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也确立了刑事司法解释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这样就避免了解释者在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目的解释时违反法的事先告知义务。
可见，刑法的一般解释完全具备了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的条件，因此既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也可以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
另外，许多学者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的作法提出异议，指出其作为刑事诉讼中控方的最高代表，若允许其作出不利于刑事被告人的目的解释，可能会导致对被告人一方的不利。本文认为，从实际效果来看，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刑法解释并不像某些学者论述的那样糟糕。这是因为，一方面，司法解释并非针对正在进行的具体案件作出，一般是对案件的事后总结，这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身份并非某一方的利益代表，其更多的是在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因此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对刑法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多与其审查业务相关，很少涉及实质的定罪量刑标准，因为那些属于与审判相关的事务，应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即使其作出了这方面的解释，也未必能得到法院的遵守，毕竟法院才是定罪量刑的最终决定机关。但从形式正义的角度来讲，本文不赞同最高人民检察院享有解释权，毕竟其具有检控方代表的身份，这就导致即使其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仍然可能会被指责偏袒检察院，从而容易对刑法的公平正义性造成损害，有损刑法的权威。
[参考文献]
审计法释义篇9
一、我国刑法解释体制的特点
我国的刑法解释依据http://解释主体和解释效力的不同，分为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其中有权解释又分为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分属最高司法机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值得注意的是，检察院在我国也被规定为司法机关，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样享有司法解释权。有权解释的特点在于其并不针对具体案件进行解释，而是对法条进行解释，然后像立法一样适用于所有案件，具有准立法的性质，本文称其为一般刑法解释。
无权解释是指法官在具体审判案件时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与国外的法官享有解释权不同，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赋予审判机关在具体审判过程中享有解释权，但其事实上其也享有一定的解释权。众所周知，在刑事审判中，除简易审判程序实行单独审外，其它案件都要实行合议审。合议庭的判决，一般情况下由合议庭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在遇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交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内部也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结论。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在对刑法案件进行讨论的过程，无疑就是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这种解释的特点是针对具体案件，其解释不具有普适性，本文称其为具体的刑法解释。
我国事实上存有上述两种解释形式，且两者各有其特点，相差很大。这种解释体制是否会对刑法目的解释的价值取向选择发生影响？这将是下文关注的重点。
二、具体刑法解释中的取向选择
本文认为，在目前阶段，法院在进行具体刑法解释时，不宜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而仅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这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我国目前的诉讼结构，决定具体刑法解释不宜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有学者将我国的诉讼结构称为流水线式的诉讼结构，[1]本文完全同意此种看法。正常的诉讼结构应为等腰三角形式的结构，法官居于其中，又居于其上，在庭审阶段，法官一方面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和审察起诉机关的审察起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借此对其权力加以制约。而且鉴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国家追诉机关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保证控辨双方能够做到平等对抗，现代刑事程序在设计中，往往倾向于有利于被告人一方，对追诉机关在审判中的权力加以严格限制。我国的诉讼结构则不同，宪法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规定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虽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但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则出现了配合大于制约的现象，导致在审判阶断法官并非居中审判，往往是接过追诉机关的接力棒，发挥继续追诉犯罪的功能。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我国在刑事程序设计中并未设立专门的庭前审查程序，也未设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这就导致法官无法也不愿对公安侦查机关和检察公诉机关在审前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相反由于我国证人出庭率低，法官当庭断案能力较差等原因，导致法官不仅不能根据当庭听审所得出的自由心证断案，反而要根据检察院庭审后移送的案卷进行断案，更加重了法官对检察机关的依赖性。在这种流水线式的诉讼结构下，法官往往将打击犯罪视为自己的职责，若允许其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无疑会导致许多不正义的判决产生。
判例制的缺失，决定具体刑法解释不宜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在判例制下，一方面，由于判例之间具有等级制，可以通过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进行有效制约；另一方面，判例制对判决书中的判案理由一项要求极为严格，法官的逻辑推理过程必须通过判案理由表现出来，这也会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制约。而我国并不存在判例制，下级法院不受上级法院判例的制约，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一项往往也流于形式，这就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若允许其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很容易对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侵害。
判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缺失，决定法院不宜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刑法对被告人的处罚以事先告知为前提，这种告知义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院在判决中对刑法的解释来完成的，而目的解释无疑是对刑法条文通常含义的改变，若将这种不利的结论直接适用于案件当事人，将有违法的事先告知义务。而我国并未确立判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为避免以上现象的产生，不宜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
应当承认，在刑法具体解释中，若只允许法官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尤其是对被害人一方而言。但相对于如果不这样做而言，可能会造成的更大损害，所以，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的选择。况且，这只是阶断性的作法，随着我国刑事司法环境的改观，这样的限制也会逐渐被取消。对于当前阶断可能对被害人一方造成的不公，只能通过其它的方式加以减轻。
三、一般刑法解释中的取向选择
我国刑法的一般解释，允许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这是因为：(1)一般刑法解释作出者的素质高。最高两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和最高立法机构，其成员的素质相对较高，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人员，一般既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就使刑法一般解释的作出机关有能力作出高质量的目的解释。（2）一般刑法解释的作出机构具备司法独立的条件。一方面，由于一般解释的作出者在权力体系中处于较高端的地位，其完全
具备抗拒各种干扰的能力；另一方面，一般解释并不针对某个具体案件作出，其解释具有准立法性，也就是说其并不涉及直接的利害当事人，这种情形下，目的解释就更容易从公平正义的角度作出。（3）刑法一般解释具有不溯及既往的特点。关于刑法的一般解释是否应具有溯及力，在理论探讨中虽然还有争议，但我国相关法律文件已明文规定其效力不溯及既往。我国《立法法》第47条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由于立法的溯及力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立法解释与立法具有同样的效力，其当然也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关于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也确立了刑事司法解释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这样就避免了解释者在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目的解释时违反法的事先告知义务。
可见，刑法的一般解释完全具备了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的条件，因此既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也可以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解释。
审计法释义篇10
摘要：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探究审计动因，将从根源上认识审计本质、审计假设等审计理论问题，从而有助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审计理论结构体系。因此，分析现代审计动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在评价目前较为流行的几种审计动因论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对现代审计动因作进一步探究，以期对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有所助益。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审计动因；体系构建；产权动因
1引言
审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出现的。审计因何而产生，缘何而发展，是审计理论中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即审计动因问题。动因是引起事物发生的根本性条件，正是这一条件的存在才导致了事物的产生，而这一条件能够持续存在才能保证事物的继续生存。一旦条件不再存在，事物也就随之消亡，如果条件发生变化，事物也随之发生变化。审计动因就是指引发审计的推动力或者驱动审计发展的因素。对审计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审计的本质，揭示审计的发展规律，结合现实状况对未来审计的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预测。针对审计产生的动因，审计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解释，目前较为流行的审计动因的主要理论包括委托-理论、信息论、保险论、冲突论等。
2现有的审计动因理论及其评述
2．1委托-理论
委托-关系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人），根据其他人的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合理效用的的追求者，但他们各自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委托人为了使人朝着自身的方向努力需付出成本。而为了降低成本又能维持这种关系就需要监督，审计就是一种监督方式。因此，委托-理论主要观点是：审计的产生是社会力量选择的结果，是委托人和人的共同需求。审计的本质在于推动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最大化。第一，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许多公司尽管法规并未要求却自愿接受审计这一问题，然而，若审计是财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共同需求，则审计报告在审计前后就不该有太大差别。但对美国1975-1988年度接受审计的1562家公司的调查表明，独立审计人员经常发现公司高报资产和收益。这不禁令人提出质疑，管理人员真的都自愿聘请外部审计人员来审查自己的报告吗？第二，理论是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来解释审计起源的，在现实当中，市场或多或少都受到政府管制，审计并非根据市场的需求而是法律的规定提供鉴证服务的，因此理论的解释与现实并不完全一致。
2．2信息论
信息论认为，之所以存在审计，是由于企业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信息不对称。审计财务信息可以潜在地降低信息不对称，并使市场更具效率。审计的本质在于增进财务信息的价值，提高财务信息对投资者决策的正确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和可能性。信息论也不足以说明审计产生的根本动因和本质。实际上，审计并不会减少会计信息的不对称，会计信息的不对称由企业管理层对会计信息本身的披露来解决，审计不会增加新的会计信息，只是增进了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审计也会增加新的经济信息，但这种信息并不是会计信息，这种信息的价值在于以审计报告意见这种简约的形式提供了会计信息是否可信的凭证信号，引导着社会的资源配置。因此，从降低会计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并不能说明审计产生的真正原因。
2．3保险论
在保险论里，审计费用被视为财务信息的使用人为了防止信息提供者舞弊而支付的分担风险的保险费用，审计费用的发生纯粹是贯彻风险分享的原则。保险论认为审计是降低风险的活动，即审计是一个把财务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风险降低到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之下的过程。审计的本质在于分担风险；审计被看成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所有者愿意支付额外审计费用的原因在于审计人对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造成的损失做出了赔偿的承诺，可减轻投资者的压力。在审计动因保险观下，审计风险被分为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这为政府、审计人、经营者划分各自的权责提供了理论依据。
保险论虽然可以较好地解释目前审计风险越来越高的现象，但它同样存在缺陷：无法解释风险和责任并不完全由注册会计师承担的事实；无法解释潜在投资者对审计后信息的利用并未支付“保险费”，却成为“受益人”这一现象；同样无法解释法定审计的问题；无法解释保险市场存在的“逆向选择”本应使审计不复存在，但审计活动却仍在发展这一事实；保险论无法合理解释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是提高经营的效率和有效性。
2．4冲突论
冲突论认为，第一，会计报表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他们之间存在实际或潜在的利害冲突。因此，会计报表使用者期望外部独立专家对会计报表实施独立、客观、公正的鉴证并发表意见，以合理地保证会计报表不受利害冲突的影响；第二，会计报表的使用者之间也可能存在利害冲突。比如，公司股东可能期望得到丰厚的现金股利，而债权人则更倾向于不发放股息。为使会计报表为每一个预期使用者所信赖，会计报表必须保持中立，即不能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而使他方受益。基于这一考虑，也要求有独立于利害关系各方的审计人员对财务资料予以签证，以维护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利害冲突论认为，审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存在利害冲突这个事实，会计报表存在不实报道的可能性，这是社会需要审计的最基本原因。
因此，冲突论很好地解释了审计独立性的问题，而独立性正是审计最本质的属性。但冲突论同样也不能很充分地解释审计的产生。因为审计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也就是说、审计的产生可以说是因为存在利害冲突，但存在利害冲突却不一定产生审计。
3衡量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体系
衡量一种理论是否能更好地解释审计动因，并指导审计工作、完善审计服务，应当结合审计理论结构，运用系统、全面的观点加以剖析。为此，在对现代审计动因进行考察时有必要建立一定的客观标准。
3.1由动因理论能回答审计源于并满足了何种社会需求以及审计发展的推动力
审计动因理论应该不仅仅能解释某一种类型、某一个特殊群体的需求，还应该能解释任何类型的审计及其满足任何群体对审计需求的发展动因。
3.2由动因理论应能导出审计本质及审计职能的目的
审计动因理论是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通过审计动因理论的确立应能导出审计本质以及审计职能、审计社会作用的发展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行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就要求一种合理的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准确、全面地解释审计职能地发展以及审计的社会作用。
3.3由动因理论能解释对审计动因进行管制的合理性
无论从横向来看当今国际上审计业务，还是纵向来看审计的发展历史，审计一直是一个法定的工作。各国政府都对各种类型的审计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要求和监管。审计导因理论应该能够解释审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为什么行业自身发展要受到外部制约。
3.4由动因理论能够解释审计为什么需要保持独立性
独立性是审计最本质的属性，是审计得以存在的根本。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对审计的独立性这一根本特性作出合理解释，并应该能够解释审计活动中谁需要独立、为什么需要独立、独立于谁和如何独立等相关问题。
4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现代审计动因考察——产权动因论
4．1产权动因论的基本观点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通过研究制度问题来解释经济现象，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是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反映不同主体对某一财产的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其实质是围绕财产而建立和发生的一种排他性的经济关系。完整的产权包括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及派生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不同权利相互形成不同的关系，即产权关系、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便形成不同的关系。作为理性经济人，每个产权主体都在谋求自身最大利益，这难免发生冲突。为了避免冲突，各个产权主体会签订契约来明确各自的产权利益。
纵观世界审计的产生，诱发审计的条件是经济资源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所有者将自己的经济资源交予管理者进行经营管理，管理者承担经济资源保值和增值的责任，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形成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所有者不直接参与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活动，为了了解经营管理的现状和结果，特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第三者（审计者）对管理者进行审计，以便解除管理者的受托责任。两权分离引发了社会经济生活对审计的需求。没有两权分离，就没有审计的产生。受托责任产生于一定的产权结构，审计受托的对象是各产权主体。审计是受产权主体之托而存在的。若非产权主体的托付，就不存在审计鉴证、评价职能意义上的受托责任。同时，审计又要对产权主体进行监督、鉴证和评价，没有对产权主体的监督和审查，就不存在审计的生存基础。因而可见，审计师对信息的审计实际上带有界定和维护投资的产权的性质。
4．2产权动因论的逻辑与价值
独立审计的委托人之所以要聘请审计师证实人提供的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说到底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不受人的侵害。“产权动因论”能很好地解释独立审计产生、发展的动因和作用，能更好地指导独立审计管理制度的设计与改进。产权动因论旨在通过研究审计产生的基础直至最终出现的过程来分析审计产生的动因，而不限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层面。较之其他理论，笔者认为，产权动因论具有如下优越性：
（1）能更全面地解释审计的产生和发展。由于契约关系各方产权利益普遍存在差异性，在委托关系存在的条件下，潜在或既有的利害冲突使得审计产生并普遍存在，并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形式，如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内部审计等。
（2）可以更好地解释审计独立性的本质。不同的产权主体处在不同的地位，审计的作用就在于对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进行界定，对不同的产权主体的相互经济关系进行协调，因而委托受托关系存在于审计人员与多元产权主体之间而非单元产权主体之间，对委托产权主体没有依附关系。也就是说协调契约各方的利害冲突，需要协调者处在与当事人均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立场上，协调方式是独立、公正的。
（3）将产权理论引入审计领域可拓展审计的发展空间，给审计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产权理论既认可物质资本产权，又认可人力资本产权，并将产权博弈引入审计领域，认为审计领域的目的在于实现各相关产权主体的一种均衡状态，即纳什均衡。将审计界定为维护各产权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利益，为日后审计的发展留下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完善，逐渐淡化了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经济责任关系，但并没有淡化相互之间的产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投资者产权的形式由原始产权演变为股权和债权，产权利益的方式由原来的红利方式转化为证券市场上的资本利得方式，而公司财务报表的传递的信息与公司的证券的市场价格成正相关性，仍牵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而尽管委托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受托责任关系淡化，审计履行的仍是维护产权的责任。
5结语
由于契约关系各方产权利益普遍存在差异，在委托-关系存在的条件下，潜在或既有的产权冲突使得审计产生并普遍存在，并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审计产生又是产权动因推动的结果，这要求审计要协调契约各方产权利益的差异性，以提高产权交易的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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