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1
关键词：劳动教育；聪慧园本文化；实施路径
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见，劳动教育已经被摆在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成为新时代教育不可缺失的一环。
一、幼儿园劳动教育的意义
劳动教育是幼儿园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秀品格养成的奠基工程。成都市金牛区机关三幼教育集团开展劳动教育以“聪慧”的园所文化为土壤，将劳动教育自然融入基于儿童核心素养的“聪慧课程”体系中，使劳动教育很好地回应儿童核心素养的培养宗旨。本园将幼儿核心素养培育定位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三个层面，具体为“自信、自主、勇敢、尚美、合作、善良和创新”七大项目。劳动教育有助于培养幼儿“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能够帮助幼儿在服务他人和社会的过程中养成“善良”的品格；能够增强幼儿的自尊感、胜任感，帮助幼儿建构“自信”；有利于在共同劳动中培养“合作”意识和能力……我园的劳动教育指向儿童多种核心素养的培养，包括但不限于自主、善良、自信、合作等素养。
二、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目标
根据幼儿身心特点和发展需求，结合本园的聪慧育人理念，我们设定了如下劳动教育总体目标：培养幼儿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珍惜劳动成果；引导幼儿学习并掌握初步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和服务自我、服务他人的意识；争取家长的支持与参与，家园配合共同开展幼儿劳动教育；拓宽劳动教育的路径，不断丰富劳动教育的渠道和形式。
三、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
《意见》强调实施途径多样化，家庭要发挥基础作用，注重日常养成；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注重系统培育；社会各方面要发挥协同作用，支持学生走出教室，动起来、干起来。结合我园劳动教育的目标，我们通过多途径和多形式开展劳动教育。
（一）生活中的劳动教育一是服务自我，在一日生活环节中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劳动项目。幼儿园劳动教育应立足幼儿的一日生活，我园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发展需求预设相匹配的劳动教育内容，将劳动教育渗透到幼儿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层次、有梯度地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二是服务集体，在班级日常管理中为幼儿创造劳动历练的契机。自理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服务他人、服务集体的意识也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良好体现。我园在劳动教育中秉承儿童本位的核心理念，鼓励幼儿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强化班级小主人翁的责任感，更好地实现班级自治。例如每周一次的集体劳动（擦小椅子、玩具柜等），以及值日生轮岗整理图书、拖鞋、书包、餐前准备、为植物浇水等，让孩子产生光荣感，不断强化其值日活动的责任心，在增强幼儿劳动技能的基础上不断树立为集体服务的意识。三是服务社会，挖掘多元渠道拓宽幼儿劳动形式和服务对象。幼儿服务意识的培养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呈现出由小及大的格局，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不断丰富幼儿劳动的渠道、形式和内容，拓宽幼儿的服务群体，在更广的维度上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与能力。随着大班幼儿自主性的不断增强，我们鼓励幼儿用劳动服务更多人。例如，以班级轮值方式开展“小小送报员”活动，让幼儿为全园各班级分发育儿周刊；再如借助“白色环保袋”进校园活动，引导孩子对可利用的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呵护地球母亲。
（二）课程中的劳动教育课程是幼儿园教育教学的核心部分，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关键渠道，各类课程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实施途径和载体。一是主题课程中的劳动教育。大型主题月课程是园本课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幼儿园可以将劳动教育目标自然融入其中，施加劳动教育的影响。例如每年十二月的“爱心义卖”活动，孩子们自制玩具、清理闲置物品、设计布置“跳蚤卖场”、进行商品买卖，提升劳动技能，感受了劳动的意义；新年活动之“小嘴巴去旅行”中，孩子们动手装扮各国美食餐厅，制作、品尝各国美食，感受到劳动的快乐。二是走班课程中的劳动教育。走班课程是我园的一种打破教室界限的创新课程模式，可以让幼儿在愉悦的自主学习过程中实现劳动教育价值。例如木艺乐园、美食工坊、扎染工坊等，让幼儿在自制玩具、物品、美食和扎染布匹等实践操作中，感受劳动的无限乐趣。三是研究性课程中的劳动教育。课题研究聚焦儿童本位，主张课程活动凸显操作性、体验性、生活性，因此幼儿园可以把劳动教育与研究性课程活动有机融合，将劳动教育贯穿于幼儿探究的全过程。例如，结合十二五科研课题“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园户外活动研究”，开展摘石榴、榨石榴汁等有趣的户外劳动课程；结合省级重点科研课题“基于Stem理念的幼儿园项目活动实践研究”开展主题活动“园宠诞生记”，孩子们搭建鸡舍、呵护园宠，学会照顾和关爱小动物，获得了动物饲养的知识和技能，了解了鸡和鸭的习性。
（三）游戏中的劳动教育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游戏能够使劳动教育过程更加有趣、生动、愉悦，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劳动的成就感与胜任感。因此，游戏也是劳动教育的有效途径。例如，我园一月一次的“大带小角色游戏”，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孵化现实社会生活的雏形，大班孩子轮流担任餐厅服务生、公交车司机、理发店理发师等工作人员，为弟弟妹妹们提供服务。通过角色游戏体验不同职业的劳动过程，树立为他人服务的劳动意识。
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2
针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近年来，民权县劳动局紧紧围绕“三大”实践活动，按照培训、安置、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思路，以贯彻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为主线，以“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活动为载体，搭建创业平台，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成果，扎实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程的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今年该县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数5067人，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041人。县劳动局先后被国家劳动保障部评为全国“优质服务窗口”，被国家、省、市授予“劳务输出基地县”、“河南省优秀就业培训中心”、“劳务输出先进单位”等多项殊荣。
务实创新 提升服务水平
民权县劳动局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健全制度，加强网络建设，严格规范管理，率先在全市实现了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由劳动保障局垂直管理，全县18个乡镇和街道按标准全部建立了劳动保障事务所和工作站，在条件较好的村设立村级就业服务工作站，配备专门的就业服务信息员，专门从事劳动力资源调查、人员录入、信息、培训组织、就业援助等工作，形成了一个覆盖到位、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群众欢迎的基层劳动保障和就业服务网络，使城乡劳动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快捷有效的劳动保障和就业服务。
通过简化办事程序，创新服务方式，在全市建成首家县级小额贷款担保中心，为有创业意向和能力的下岗失业人员办理小额担保贷款553笔，共发放贷款金额772万元，419名下岗失业人员通过小额担保贷款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并带动了1200余人成功就业。
此外，他们还开展了“春风援助”行动。分别在火车站、汽车站及各乡镇劳动保障所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服务窗口，免费提供信息咨询、预定车票、包车服务。
多措并举 扩大就业规模
针对新形势下劳动保障工作的新特点、新任务、新要求，劳动局通过优化环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实施项目建设、发展民营经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优先安置失业人员。目前，民权县共新办民营企业120家，创办个体工商户4356家，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和新增劳动力8660人。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通过税费减免，鼓励企业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大力鼓励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去年，累计为企业和失业人员减免各种税费31万元。大力实施“回归工程”，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安置失业人员，出现了少数典型带动大批劳动力的新局面，全县返乡人员共创办企业670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和城乡劳动力5880名。
搭建平台 发挥各项职能
为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统筹就业，该局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就业，通过召开大型城乡统筹就业现场招聘会和开展“就业直通车”进社区、下农村等活动，为城乡劳动力实现就业再就业搭建平台。
他们还充分发挥政策宣传职能，在每个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开辟户外宣传橱窗，制作展版，抽出专人逐村、逐户上门发放宣传资料，设立流动咨询点，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建立健全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管理台帐、下岗失业人员和劳务输出台帐等，并全部实行微机化、动态化管理。
为了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各基层站(所)深入村组、城市居民家庭，组织动员农村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按时参加就业再就业技能培训。2008年以来，全县累计培训城乡劳动力6425人。
另外，劳动局还充分发挥其组织输出职能。根据劳动力供需情况，帮助农村劳动力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务工地，努力提高组织化程度。登记造册，录入微机，实行动态化管理。规范和净化劳动力市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取缔黑中介，打击黑劳务，维护了劳动保障部门劳务输出主渠道的地位。
夯实基础 推动统筹就业
为确保城乡劳动力规模有序流动，促进农民增收，民权县劳动局以“充分就业社区”创建活动和农村低保户“一户一岗”活动为载体，扎实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程。开展分户调查，要求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和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进行入户调查，全面掌握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低保户零就业家庭的基本情况，为促进“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奠定了基础。
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3
摘要：关于家务劳动概念的范畴、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以及是否应为其付酬，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家务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分配不公平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家务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2－0073－06
从经济学角度对家务劳动的概念、价值、性别分工不均原因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出现了相关的学术文献。1974年annoakley发表的theSociologyofHousework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认可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家务劳动作出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中国学术界关于家务劳动的专题研究较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化的论证以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研究之上。
一、家务劳动的概念
理论界关于家务劳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关于照看孩子是否属于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应该是有酬还是无酬劳动也存在着分歧。
(一)家务劳动的定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中存在着自然劳动分工，其基础等同于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分工。Yanagisako和Collier认为，家务劳动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家庭的还是公共的、生产还是再生产，是家务劳动清晰定义的基础。众多学者认同家务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基于女性生产、早期哺育的“自然的”、“家庭的”、有性别分工的活动。经验主义者则从实践角度对家务劳动作出了定义：家务劳动是一系列的任务，按每天的、每周的、偶尔的来划分，包括：每天的――准备三餐以及餐后的清洗；每周的――整理和清洁房子、洗衣服；偶尔的――日常用具的保养和修理、装饰和车辆保养。并将家务劳动分为“男性气质的”(如传统的整理院子、修理房屋以及车辆的保养)和“女性气质的”(如做饭、清洁、洗衣服以及购物)。但经验主义者的定义并没有包含情感工作和性工作。
到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把照看小孩、情感投入纳入到家务劳动的范畴内。这一时期，家务劳动被广义地定义为：所有包含在家庭内部(有时在外部，而为了家庭)无报酬的劳动，如做饭、清洁、洗衣服、照看小孩、购物、开车等。家务劳动会随着人的生活轨迹变动而变动，第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出生会使家务劳动发生很大的改变，其不仅由夫妻完成，邻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但脑力劳动部分是不容易被观察的。
中国学者关于家务劳动定义的研究比较少，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性质作深层次的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完成生育职能、履行赡养职能的服务性活动的总和。朱梅、应若平对农村妇女“家务劳动”作出了广义界定：农妇“家务劳动”是指农妇从事的为家庭无偿付出的非货币化劳动，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家务杂事，还包括经营承包地的劳动中用于家庭自用的那部分劳动成果所对应的劳务。
(二)价值确认和计量
关于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是否为有偿劳动的争论，在早期以日本为代表。19世纪60年代，矶野富士子在“妇女解放的混迷”中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承认妻子独立人格的角度出发，指出“尽可能使主妇劳动不仅有用，而且亦生价值”。中川淳则认为“家事劳动之无偿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其不产生任何的价值”。相反，有地亨则主张从经济学以外的观点来评价家务劳动：“家务劳动为无价值的，乃是经济原论上的问题，不可因妻之家事劳动不生价值，即断言妻之家事劳动为无偿劳动，不能获得金钱的评价”。Beck－er则充分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认为“把家务劳动同样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象商品和服务那样的组成部分，现在是时候了。花在家务劳动上的大量时间表明，家庭生产在国家的生产总值中都占有可观的百分比。”
中国台湾学者林秀雄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为商品交换社会之外之私的劳动，不具有商品交换社会之经济价值”，但从法学角度否定了家务劳动的无偿性，认为“应为家事劳动寻求一给予适当评价之途径。”其他学者如沙吉才、夏吟兰、刘茂松等充分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沙吉才认为家务劳动“凝结了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结晶，因而它也是有价值的。”同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过程中的追加劳动构成社会总劳动的必要部分，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样是社会总价值的一部分。”刘茂松教授则从经济学家角度更加深入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家务劳动具有边际价值、替代价值和家庭内部交换价值。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量，由于其范畴的不确定性、量的模糊性，缺乏质的比较，在计量方面存在许多操作性的困难。在英美，20世纪后期就如何衡量家务劳动的生产价值提出过几种解决措施，包括将之与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资相等；列出一位家庭主妇的所有活动，然后在货币经济中找到与每一种活动最接近的专门的职业，进行二者的工资级别的比对；或者使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从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挣的工资相等。但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真实准确地计量家务劳动。
二、家务劳动分配
Cowan指出，在1800年前，男人和女人都要做大量的家务劳动。她写道“如果你是个生活在1800年前的家庭主妇，你要做饭，烘烤足够的食物，你的丈夫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劈柴、谷子脱壳、将谷物弄碎；同时，你的孩子还需要照顾”。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家庭内外的劳动没有区别，但工业革命使得许多重体力劳动转移出家庭，男人所做的家务劳动减少，在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下，男人主要从事家庭外面的工作，而妇女的活动空间是家庭。
在20世纪后半叶，妇女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关于男性是否正在做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包括实际的任务和所花费的时间)，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否越来越公平，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学者肯定了男性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在60年代，妇女做的家务劳动是男性的6到7倍多，现在做的家务劳动只是男性的2倍多，男性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尤其是在照看孩子方面。然而，Coverman和Shelley以及Cowan则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和妇女比较而言的男性的相对贡献。妇女比过去做的家务劳动少是因为现代化的家用设备(如洗衣机)和低出生率。男性并没有做到和妇女等同的家务劳动量，家务劳动只是在夫妻间进行了极小量的重新分配，大部分家务
劳动，照看小孩仍然主要由妇女来完成。oakley指出，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77小时，几乎是男士每周工作40小时的2倍，只有少数丈夫会帮妻子做点家务，但这种帮忙常会被视作对妻子的疼爱，而非丈夫的责任。因此，妇女不得不在家庭和市场中做两份工作。
三、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原因
家务劳动的分配公平就是家务劳动的分配没有性别差异。Gregson和Lowe认为家务劳动的充分分享(除性别中立的劳动外，3／5的有性别隔离的劳动被分享)预示着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技术发明使得妇女无需主要从事照看家庭的劳动，但妇女要想推掉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责任”，还要克服许多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现象普遍存在，就其原因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相对资源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一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是根据夫妻双方相对经济资源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资源相对较多的一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Blood和wolfe用两种方法来解释已婚夫妇家务劳动的分配：资源依赖和资源议价。两种方式都表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是源于男性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资源依赖”假说认为妻子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式少之又少，虽然妻子提供的家务劳动也是有价值的，然而，能够提供更多可变现资源的一方才拥有家务劳动分配的决定权，而丈夫往往在经济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他们在决定家务劳动分配中也就具有强有力的权力。“资源议价”假说则认为、丈夫和妻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贡献是平衡的，目的是家庭利益最佳和家庭产出的高效率，而非控制或权力。但这仍然会在家庭内产生潜在的控制力和不同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是枯燥的，提供很少的满意感。那么，不做家务劳动的一方将会在议价时处于优势。
基于这一理论，拥有越多市场资源――教育程度、潜在收入、职业地位等在资源议价时就处于有利地位。经验主义者支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务劳动分配越公平，妻子有高收入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职业地位也是可交换的资源之一，但学者们的发现却不统一：mcallister通过对澳大利亚家庭的研究，发现具有相对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较少；在美国，Deutsch发现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作的家务劳动的比例更高；而另一些学者却发现职业地位对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没有影响。关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间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正的影响。而关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却没有统一结论。部分学者也对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的关系作出了研究，Gronau认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正相关关系，但Graham和Green却得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对家务劳动越不满意，进而家务劳动的效率也不高。
(二)时间的可用性
家务劳动是在做完所有重要任务才去做的事情，并且其分配要根据夫妻双方的空闲时间而定，由工作的“时间约束”，常用职业地位、每一方每周工作小时数、工作进程的灵活性，双方是否有不同的工作时间进度来衡量。关于妻子已就业的男性是否比妻子没有就业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务，Goldscheider与waite发现，对妻子就业本身而言，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没有联系，必须与他们相对工作时间的总量结合。妇女总的工作时间对男性家务劳动参与有正的影响，而男性的工作时间对其所作的“女性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有负的影响。若妻子和丈夫在不同的时间工作，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晚上工作的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但对于女性来讲，却没有这样的特征。
(三)性别意识形态
此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性别信仰的特定象征符号，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分工决定会有一定作用：自由主义的性别角色态度会导致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有较少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家务杂事”。虽然大多数相关文献认为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和信仰对理解家务劳动的分工尤为重要，家务劳动分配不均也体现了性别不平等，但也有学者发现男性对家务劳动是否应在双职工家庭平分的态度与所做的家务劳动量没有联系，有时妇女的态度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
(四)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
Fuwa和Cohen利用Chang对于妇女就业的社会政策的定义，通过在33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社会政策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发现旨在缓减性别不平等和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政策对夫妻家务劳动平等分配有积极的影响。在不考虑妇女个体特征的情况下，消除性别差别的政策和双亲社会抚养政策，会使家务劳动的分配更公平。传统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相关政策对家务劳动决定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研究
(一)家务劳动和工资的关系
关于家务劳动和妇女低工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Becker的精力分配理论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精力又和工作产出进而和工资联系在一起，在家务劳动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会少，进而工资也会低，甚至造成职业上的性别隔离。Bielby对Becker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在Qualityofemploy-mentSurveys(QeS)中发现，妇女自己报告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要多于类似家庭状况的男性。他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原理：妇女个体期望在家务劳动上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每周工作日想获得时间安排灵活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时间的灵活安置对雇主来讲就是一种成本，低工资就是对这种成本的补偿。
HerschandStratton通过研究说明家务劳动对妇女的工作效率有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妇女的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丈夫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关系。但部分学者认为，妇女做更多的家务并不是妇女低工资的原因，反而，妇女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因为家庭约束和低市场工资。
(二)家务劳动和公平感、婚姻满意度
Robinson和Godbey指出，最不受欢迎的家务劳动是洗熨，接着是每天必做的洗碗、买菜。做饭、洗碗、洗熨、清洁，这些工作是重复的、无聊的、不需要计划的，90％是由妇女完成的，男人更喜欢做一些户外的家务，汽车维修、账户管理。家务劳动的性别隔离使得丈夫认为大多数家务劳动是“妇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妻子对家务分工是否公平较丈夫更敏感，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特别是承担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女性的劳动”越多，夫妻双方的家务贡献越平衡，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公平感就越强。
事实上，夫妻间的家务劳动分配并不用50％作为“公平点”，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公平感与事实上的
不均关系很小，而是源于现实中做的家务比预期多。尽管妻子和丈夫对于“公平”的看法有所不同，家务劳动分工主要通过公平感来影响婚姻满意度，男性是否参与日常家务劳动已成为婚姻满意的主要预警器。但Coltrane却认为，不公平感多数来自婚姻的其它冲突，家务劳动分工只是催化剂。
性别意识在很多方面也会影响着劳动分工公平感和婚姻满意度。当丈夫的平等意识更强时，婚姻的不满意较少，但是当妻子比丈夫更具平等主义时，婚姻冲突通常更多。妻子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满意度在没有生育前和子女离家后的阶段最高，在养育孩子阶段最低。而丈夫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公平感与满意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并无多少变化。
(三)家务劳动社会化
恩格斯主张“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夫妻通常接受有偿劳动的帮助或从他人(往往是父母)那里得到的无偿帮助。Cohen在Con-sumerexpenditureSurvey中发现美国6％的家务劳动是花钱的有偿服务，而德国不来梅的相关调查显示有1／8的家庭会使用有偿家务劳动；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何兰有12％的家庭支付有偿的家务劳动。
中国也有部分学者提倡家政业的发展，认为应积极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柴效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清晰地分析对比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用大工业生产和大社会服务的方式，使家务劳动逐渐脱离开家庭，成为社会性劳动；家务劳动现代化则是用现代化处理方式实现家务劳动的机械电器化操作。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引用前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威廉・阿扎尔《家庭和空闲时间》中的数据，说明前者是“大而专”后者是“小而全”，认为前者要大大优越于后者，提倡在家务劳动现代化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李秋芳则认为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须努力发展三个市场：家庭事务劳动力市场、家务劳动设备市场、家务劳动加工市场。
五、简短评述
Beeker认为，家庭实际上是个小型工厂，即使在能够提供各种重要服务的、生产许多昂贵商品的最发达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抚养儿童、烧茶煮饭、收拾住所，还得照顾病员、护理老人并承担各项辅助任务。因此，日常琐事(洗衣、做饭、清洁等)、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属于家务劳动都得到的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情感投入是否属于家务劳动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情感投入并不可以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内，在一个家庭中，有情感投入的不仅是妻子，丈夫、孩子、老人甚至投入更多，并且这种投入是人类特有的也是人类的本能，情感的投入不会因相对资源多寡、国家政策、社会观念等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是内在的、不外露的、不易观察的，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洗衣做饭，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
从技术角度讲，家务劳动的计量存在很大的困难，家务劳动并没有统一的范畴、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和质量标准，并且因个体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为妻子家务劳动付酬只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辩中，而要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为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仅因为计量的困难，更是因为观念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家政业的繁荣，使得家务劳动部分的实现了现代化和社会化，夫妻的家务劳动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同时也为家务劳动的计量带来统计上的便利。但理论界有关家务劳动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研究太少，大多数文献在关注家政业的发展和从事家政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很少有人关注雇主(家庭)的状态，家庭使用有偿家务劳动的状况并不明朗，有偿家务劳动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清晰。因此，家务劳动现代化和社会化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况的影响状况成为以后相关研究的一个方向。
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4
[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5
关键词：服务外包；外包；加工贸易；生产要素；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9-0010-06
“服务外包”是伴随着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产业结构非实物化、生产工序片段化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国际服务贸易形式。近几年来，
“国际服务外包”呈现飞速发展的势头，中国在这新一轮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已经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确立为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结构的主要切入点。但是，研究“服务外包”我们不能仅仅从表面现象上去直接观察，而必须在严谨的概念辨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的本质分析。
一、“服务外包”的概念厘定
早在1989年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已经预言：“任何企业中仅做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应该外包出去，任何不提供高级发展机会的活动与业务也应当采取外包形式”(林航，2009)。但首次明确提出“外包(outsourcing)”这个概念并从企业核心能力角度加以解释的是GaryHamel和C.K.prahalad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将英文“outsideSourceUsing”合并为“outsourcing”，用来指“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其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分包给其他企业承担，而自己则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一种资源整合的管理模式，即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林航，2009)。与特定产业所有生产活动的“一揽子转移”不同，外包的特征是“特定企业在保持最终产出或产出组合不变的前提下把某些投入性生产活动转移出去”，即“企业在保留特定产品生产供应基本定位的前提下，对生产活动涉及的某些环节区段的活动或工作，通过合同方式转移给外部厂商来承担”(卢锋，2007a)。
“服务外包”是“外包”的一种类型。依据交易对象的经济属性方面的差异来区分，“外包”可以分为“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服务外包”不能脱离“外包”概念的大框架，即它不是服务生产活动的“一揽子转移”，而必须在保持服务生产活动的“最终产出或产出组合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但是，关于“服务外包”的概念目前仍比较混乱，学术界和产业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类“服务外包”概念试图从性质的角度来界定它，如：
管理学权威工具书《商务大辞典》的解释是：服务外包指“通常依据双方订的标准、成本和条件的合约把原先由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承担”(卢锋，2007b)。
美国毕博管理咨询公司(Bearingpoint)对服务外包的定义做了如下描述：“服务外包是指企业为了将优先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以信息技术为依据，利用外部专业服务商的知识劳动力，来完成原来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迅速反应能力并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服务模式”(江小涓等，2008)。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07)联合编纂的《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这样定义：“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工厂业务和基于it的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外包给企业外部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服务外包中涉及的服务性工作(包括业务和业务流程)可以通过计算机操作完成，并通过现代通信手段进行交付”。
亚太总裁协会和国际外包中心联合的《2008年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报告》则认为：“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it系统开发和架构、应用管理以及业务流程优化等自身业务需求通过外包由第三方(即服务外包提供商)来完成，以专注企业核心业务，更好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经济活动”。
另一类“服务外包”概念试图从类别范畴的角度来界定它。如：
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的定义：服务外包是it服务市场的一部分，分为ito(信息技术外包)和Bpo(业务流程外包)。it服务市场的另外一部分是离散式服务。ito包括产品支持与专业服务的组合，用于向客户提供it基础设施和企业应用服务，从而确保客户的业务成功。ito细分为数据中心外包、桌面外包、网络与企业应用外包等；Bpo是把一个或多个it密集型业务流程委托给一家外部承接方，让他拥有管理和控制选定的流程……被外包给外部服务承接方的业务流程包括物流、采购、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客户关系管理或其它管理或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功能等(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07)。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公司)从市场角度来定义“服务外包”，其划分方式与Gartner公司基本相似：服务市场包括it服务市场和业务服务市场。其中，it服务市场中外包的部分被定义为it服务外包(ito)，业务服务市场中外包的部分被定义为业务流程外包(Bpo)。itoX分为系统操作服务、系统应用服务、基础技术服务，Bpo又分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企业业务运作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07)。
美国麦肯锡管理和咨询公司(mcKinsey＆Company)进一步将服务外包细分为四类：(1)it应用服务外包，是指把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工作交给专业化公司来做。包括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系统集成和咨询。(2)it基础设
施服务，是指涉及it基础运营的硬件、软件、服务器和大型主机的运营与管理以及桌面与维护支持等服务。(3)业务流程外包，是指企业将一些流程或职能外包给供应商，并由供应商对这些流程进行重组，包括人力资源、财务、采购、客户支持。(4)设计研发服务，是指和产品开发相关的设计与研发离岸外包活动，包括产品的概念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嵌入式软件的设计开发、产品开发、测试与本地化等活动(江小涓等，2008)。
中国“服务外包”的主要政府管理部门商务部基本沿用了美国Gartner公司和iDC公司的划分思路：“服务外包业务系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包括：业务改造外包、业务流程和业务
流程服务外包、应用管理和应用服务等商业应用程序外包、基础技术外包(it、软件开发设计、技术研发、基础技术平台整合和管理整合)等”。
还有一种将上述两类定义方式合并在一起的“服务外包”概念界定方式，如：
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联合会(naSSCom)的2007年印度服务产业年报认为：“服务外包是基于it技术的业务流程外包(it-Bpo)。建立在it技术和网络平台之上的，任何可外包的作业(it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研发外包)经数据化之后，转移出去的业务流程和办公作业，都属于服务外包”(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07)。
总之，通过透析以上林林总总的“服务外包”概念，我们可以确定“服务外包”最核心的要素，即：将服务业中自身业务产品或业务管理过程的一部分外包出去，由第三方来完成。在技术手段上，强调信息传输手段和交易平台的it化，这已经成为各方共识。在概念范畴边界上，上述概念虽有广狭之分，宽严之别，但最根本的判别是企业的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凡非核心业务都可以外包出去，至于具体哪些业务属于核心业务，哪些业务属于非核心业务，不同的企业、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是不一致的，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
需要强调的是，“服务外包”就其空间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在岸外包”和“离岸外包”，这里的两个“外”都是指企业之外。“在岸外包”是企业将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形式分包给境内其他企业承担，“离岸外包”是企业将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形式分包给境外其他企业承担；“在岸外包”是在境内市场上完成的，“离岸外包”是在跨国境(或关境)的国际市场上完成的，又称为“国际服务外包”。服务外包就其企业组织边界来看，可以分为“在岸外包”和“离岸自营”，这里“在岸外包”的“外”也是指企业之外。“在岸外包”是指企业将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形式分包给境内其他企业承担，“离岸自营”是指发包方公司通过开辟国外附属机构来转移服务业务，海外附属机构是发包方公司总体的一部分，因此“离岸自营”实际上具有企业“内包”的特征，但却是在国际市场上跨境进行的，因此也属于“国际服务外包”的一部分。“服务外包”通过空间范围分类和企业组织边界分类的关系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知，“国际服务外包”是以“离岸”提供的形式进行的，分为“离岸外包”和“离岸自营”两部分。当a国企业将服务的某些工序或流程委托给B国企业来完成，即为“离岸外包”；当a国公司在B国设立子公司或下属机构承包来自a国母公司的服务业务的活动，即为“离岸自营”。与“离岸自营”的“离岸”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离岸营业”，即a国在B国投资设立c企业和D企业，c企业将部分服务业务外包给D企业，这一部分属于“离岸营业”，“离岸营业”与“在岸外包”一样，都不属于跨境业务活动，不认为是“国际服务外包”。
本文所称的“服务外包”，是指基于it技术的企业非核心业务片段的服务业转移。当“服务外包”被当作一种国际贸易现象看待时，则特指“国际服务外包”。
二、“服务外包”的本质
“本质(essence)”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是通过现象来表现的，不能用简单的直观去认识，必须透过现象掌握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05)。因为本质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所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服务外包”在形式上看外包出去的是“服务”，实质上是一种以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要素贸易。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对外贸易(包括实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是生产要素贸易，就是说对外贸易表面上交换的是商品和劳务，实质上交换的是彼此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Leamer,e.e.,1980)。“服务外包”与一般实物贸易的不同在于，一般实物贸易反映了对外贸易生产者全部的生产要素禀赋，包括外生的禀赋如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技术水平等，也包括内生的禀赋如技术创新能力、经济组织的适应能力等；而“服务外包”仅仅反映了服务贸易生产者局部的生产要素禀赋，即劳动力禀赋。在这一点上，“服务外包”与实物贸易中的“加工贸易”颇为相似。
“加工贸易特指以保税方式从国外进口原辅材料和中间产品，经过加工为产成品后再出口的贸易方式”。当前，“加工贸易”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实物贸易中与一般贸易旗鼓相当的一种贸易形式。
“加工贸易”和“服务外包”分别是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生产工序片段化的存在形式，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活动在国际市场上实行分工的产物，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价值链在国际间重新分配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外包”又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服务加工贸易”(郑雄伟，2008)。
“加工贸易”与“服务外包”产生的动因是相同的，即“劳动力套利”。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之间形成了极大的价格差异，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某一个非核心的业务片段“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以节省劳动力成本，这就是典型的“劳动力套利”。
“服务外包”的“劳动力套利”如何实现见图2。
在图2中，假设世界上只有a国和B国两个国家，a国的服务业劳动力相对富裕，故而a国的服务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较低且服务业劳动力价格低廉，B国的服务业劳动力相对稀缺，故而B国的服务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较高且服务业劳动力价格高昂。世界上的服务业劳动力潜在资源总量为Q1Q2，其中a国为Q1Q，B国为QQ2。m1n1表示a国递减的服务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曲线，m2n2表示B国递减的服务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曲线。在“服务外包”业务发生之前，a国具有使用Q1Q量的服务业劳动力生产Q1m1tQ量的服务产品的能力(a的这种生产能力因为国内服务业市场的狭小而出现了闲置)，B国具有使用QQ2量的服务业劳动力生产Q2m2UQ量的服务产品的能力，a国的边际生产力ot低于B国的边际生产力Qu，即a国服务业劳动力工资水平为Qt，B国服务业劳动力工资水平为Qu。
现在，B国企业将一部分服务业生产活动“外包”给a国，这实际等同于服务业劳动力从a国流向了B国，理论上这个过程可以一直持续到两国服务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均等为sp为止，这时So量的a国服务业劳动力承接了B国的“服务外包”(相当于sQ量的a国服务业劳动力“移民”到B国)。
“服务外包”以后，a国的服务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曲线m1n1只对a国的非“服务外包”部分的服务业劳动力产生作用，a国从事“服务外包”业务的服务业劳动力与B国服务业劳动力面临着共同的边际生产力曲线m2n2。此时，a国将消费Q1m1ps部分的服务业产品，全世界增加了put部分的服务业产品，服务业的“自由贸易”提高了世界的经济效率。a国服务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Qt上升为sp，B国服务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QU下降为sp。B国企业面临的服务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外包”前下降了wu，B国企业以更低的工资获得了更多的服务业产品，实现了“服务外包”过程中的“劳动力套利”。
但是，“服务外包”的“劳动力套利”与“加工贸易”的“劳动力套利”并不完全相同。“加工贸易”的“劳动力套利”针对的是低端劳动力对象，“服务外包”的“劳动力套利”针对的则是高端劳动力对象。服务业本身是人力资本投入较高的行业，人力资本是服务业需要支付的主要成本。“服务外包”的“外包”对象属于知识产品或精神产品，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而“加工贸易”的“加工”对象属于物质产品，是人类体力活动的产物。因此，更严格地说，“服务外包”本质上是一种以高端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要素贸易。“服务外包”和“加工贸易”所要求的劳动力生产要素的禀赋特性对比如图3。
“服务外包”的实现必须具备坚实的技术基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传递成本，拓展了企业在业务过程中的选择范围，使企业有可能打破地域疆界限制并突破传统的企业管理边界进行业务重组和流程再造。在互联网技术普及之前，“服务外包”作为一种大范围的“国际服务贸易”现象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距离的远近不仅关系到成本的高低，甚至直接影响到服务提供的可能性。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彻底打破了信息传递的距离限制，而且大大改变了服务产品“消费的即时性”、“不可储存性”、“不可贸易性”等特征。正因为如此，在本文前述的各种“服务外包”定义中，都特别或明确或隐含地强调了“以it为基础”这一条件。“服务外包”所依赖的这一技术基础，与“加工贸易”所依赖的交通运输费用的低廉其意义是一致的。
“服务外包”的实现还必须具备坚实的制度基础。服务产品的国际标准化的实施使企业有可能将服务产品的某些中间环节“外包”出去，如果缺乏了服务产品的国际标准化，“服务外包”合同就很难达成，即使双方签署了合同，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合同执行过程中的纠纷也会层出不穷，
“服务外包”发包方将承受巨大的违约风险，高昂的交易成本将大大制约“服务外包”的发展空间。
“服务外包”所依赖的这一制度基础，与“加工贸易”所依赖的制造业产品国际标准化要求其意义是一致的。
三、“服务外包”的效应
“服务外包”首先对发包方和承包方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影响。我们借助比图2更加直观的图4观察这种影响。
首先看“服务外包”发包方国家劳动力市场所受的影响。如图4所示，
“服务外包”发包方国家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不变的s，从事服务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D，此时该国的服务业就业量为on1，服务业平均工资率为w1。“服务外包”业务产生以后，意味着国内市场对国内服务业的劳动需求曲线减为D’，此时的就业量为on2，它实质上是该国原先服务业就业量on1减去“服务外包”流失就业量n1n2之后剩余的部分，该国的服务业平均工资率下降为w2。
再看“服务外包”承包方国家劳动力市场所受的影响。亦如图4所示，“服务外包”承包方国家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不变的s，从事服务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D’，此时该国的服务业就业量为on2，服务业平均工资率为w2。“服务外包”业务产生以后，意味着国内国际市场对国内服务业的劳动需求曲线增为D，此时的就业量为on1，它实质上是该国原先服务业就业量on2加上承接“服务外包”就业量n1n2之和，该国的服务业平均工资率上升为w1。
经验数据资料支持上述理论推论。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未来十年内，西方七国集团1％～5％的就业岗位将转向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研究机构ForresterResearchinc.预计，到2015年，美国因“服务外包”将减少本国的330万个工作岗位，
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6
关键词：劳动实践教学管理
加强中小学劳动实践场所建设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使之成为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劳动技能和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开展劳动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只有扎实有效地开展中小学劳动实践课程，才能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中小学劳动实践课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存在认识不足、教材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忽视培养学生操作能力、教学设备条件差等问题。因此，为了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精神，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切实加强中小学劳动实践课的教学与管理。
1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中小学校开展劳动实践课的重要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家对教育投入不断加大，国家要求将教育经费的投入增加到GDp的4%，这必然给我们教育环境带来深刻的变化。在基础教育改革方面，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需要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各种教育资源全方位配合，因此，开辟多种育人场所成为基础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劳动实践的育人功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时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新时期开展劳动实践的重要意义。
第一，开展劳动实践是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内在要求。《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劳动实践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为重点，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有利于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有利于学生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第二，开展劳动实践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阶段新课程标准》，紧扣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德育的时代特征，坚持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课程之中；体现了能力为重的要求，特别提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注重知行结合，鼓励学生走进大自然，进入社会，使学生亲身体验各学科产生的过程。学校现有劳动实践基地（场所）为综合实践课、劳动技术课等课程教学提供了实践场所，为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供了有效载体。实践证明，开展劳动实践，是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第三，开展劳动实践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我国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比较突出。解决农村中小学在校学生生活困难、保证农村学生健康成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劳动实践被实践证明能为教育教学、师生生活提供服务和保障，为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提供资助，为寄宿学生提供蔬菜副食等生活必需品，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保证学生健康成长。劳动实践还能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适用人才，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对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集合各种资源，抓好劳动实践课程的教材开发
实施新课程标准后，学生实践活动已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学生在学校课程中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可以在实践课程中得到综合运用，而且也是学校课程的拓展和延伸。应着力推行新课程改革，具体做到了“三个结合”和“三个到位”。一是坚持“土”“洋”结合，做到课程落实到位。二是坚持“手”“脑”结合，做到实践指导到位。三是坚持“学”“用”结合，做到考核评价到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指导学校做好劳动实践活动教材开发，并加强管理，督促学校实施和运用。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当地实际和本校特色，结合新课程标准和劳动实践活动开展，设计符合素质教育理念和学生成长需求、充满活力、特色鲜明的校本教材内容。在校本教材课程实施过程中要积极听取学校、家长意见，充分整合学校、家长资源，可以邀请家长中的行业能手指导学生开展劳动实践活动。
3以操作训练为中心，改革中小学劳动实践课的教学方法
中小学劳动实践课是一门以培养学生的基本劳动技能为主要任务的课程，其特点主要在于它的实践性、基础性和通用性。它不同于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一般的文化课，主要是通过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来培养动手能力；虽然它也有传授生产技术基本知识的任务，但那是为技能训练服务的。它也不同于以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的一般劳动课，而是使学生通过劳动过程把书本知识和实际劳动结合起来，掌握基本的生产知识和使用简单劳动工具的技巧。它更不同于为从事某种职业所进行的专门技术培训，而是给学生打下从事生产劳动的一般基础；即使在实际教学中把某一职业技术项目作为教学内容，也不能以这个职业的需要为目标，而应该使之成为培养学生通用技术的“载体”。因此，中小学劳动实践课必须以操作训练为中心，采用“手脑并用，操作为主”的教学方法，绝不能把它变成劳动知识课。为了保证中小学劳动实践课的教学质量，还应该建立考核评价制度。考核内容既要包括中小学劳动实践，也要包括劳动态度；既要注重平时考查，也要重视中小学劳动实践竞赛成绩。
4为实践内容服务，加强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的建设
党中央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和素质教育及其场所建设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中发[2004]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中强调：要加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建设、使用和管理，从提高基本素质做起，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学校劳动实践基地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事物，它与早期的学工、学农、学军基地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学校劳动实践基地的建设工作，既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要有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4.1整合资源，合理规划劳动实践基地建设。摸清本地情况，整合有利资源为劳动实践基地建设服务。面向未来，对全区学校劳动实践基地建设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功能定位、建设方式、管理模式和工作措施等方面进行合理规划。
4.2均衡发展，创新城乡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建设。城市因人口集聚而学生集中，缺乏实践机会、缺乏劳动环境和远离大自然是城市学生与生俱来的不足。因此，在城区建设相当规模和数量的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有计划地、定期地、成批安排城市学生到基地参加实践活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城区往往用地紧张，加之财力所限，如果每个基地都从征地拆迁搞起，难度太大，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为此，城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除了有条件的独立新建之外，可分别采用联办和自办扩租两种类型。很多农村学校有初具规模的劳动实践基地，但是大多限于种养方面的劳动实践，只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提质改造就会完善基地的功能，满足学生的多样性实践活动。
4.3加强管理，创新基地的运行机制建设。一是明确分工，协同作战。要使劳动实践基地运作好，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各有关方面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劳动实践管理机构负责基地的建设与运作管理；教育科研机构负责实践教材的研究和编写；教学和学生管理机构与学校负责组织和安排学生进基地。中小学校要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安排，结合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把实践活动排入课程表，切实保证活动时间，并做好具体组织工作。要把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以及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情况，作为对学校和学生进行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二是制度规范，高质运行。劳动实践基地要从各个方面制订和完善规章制度，包括管理人员、教师岗位责任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实践训练工作规程、安全防范管理制度、生活管理制度、食堂卫生管理制度等等。通过这些制度来规范实践活动的开展，不断提高基地的运行水平。要明确责任，落实措施，特别注重安全管理工作。要深化内部改革，增强自身活力，充分发挥基地教育资源的作用。
5以人为本，加强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的教师队伍建设
要加强劳动实践基地工作队伍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队伍结构。精心选拔热爱素质教育事业、思想素质好、懂业务、会管理的人才充实到基地的领导岗位，提高劳动实践基地的管理水平。要把劳动实践基地教师的继续教育纳入教师岗位培训计划，培养双师型教师，不断提高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福利待遇与其他系列教师同等对待，使他们留得住、有奔头、无后顾之忧、能焕发出高昂的工作热情。
参考文献：
[1]李虎.谈在大学生中开设劳动实践课的必要性[J].衡水师专学报，2001（01）.
[2]祝美荣.心灵的塑造希望的放飞――一次劳动实践课实践与反思[J].新课程研究（基础教育），2006（02）.
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7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20-02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
（一）转移数量庞大、任务艰巨
目前，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年，东部、中部、西部的较大型城市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速度上要慢于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岗位的需求。加之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对环境、工资、岗位、保险等的渴求度不断上升，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任务艰巨。
（二）非物力资本缺乏、受教育程度低
现今有69.9%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处于初中阶段，并且他非物力资本缺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转移就业中面临很多困难，知识积累不足、劳动技能缺乏、再社会化能力低等因素导致他们主要从事低层次的、技术含量小的工作，如餐饮行业与制造业。
（三）外出务工男女比例失衡、分居式家庭激增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男性人数占68.6%，而女性人数只占31.4%，他们大多数只身一人外出打工，脱离家庭、夫妻分居，分居式家庭的激增也导致了亲情淡化、理念冲突以及农村离婚率大幅上升，留守的孩子则面临教育危机，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四）内向型转移、文化传播滞后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多选在省内进行，仅仅有25.8%的人在省外务工。此外，吉林省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经济相对落后，本省在接纳农村劳动力方面能力有限，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滞后又进一步拉大了外省的就业信息与工作理念的传播，不利于吉林省的快速发展。
（五）转移途径单一化、组织化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主要依靠自行外出和亲戚介绍这两种方式，很少通过政府及相关组织。这种单一化的转移途径由于主要受“熟人社会”影响，组织化程度低、合法权益得不到落实、社会保险得不到保障，加大了劳工矛盾。
（六）体力型从业结构、风险成本增加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以体力型为主，缺少技术型，主要从事低层次工作甚至是有害有毒的工作，建筑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制造业这四大部分成为农村劳动力从业的首选，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风险成本大大增加。
（七）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趋于“边缘化”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益上升，而处于底层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他们遭受着工资低、环境差、风险高、权益少的不公正对待。他们在生存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过程中也会受到排斥与歧视。
（八）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不健全
目前，吉林省的培训机构在项目设置时不能与农村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切实联系。在教学过程中不符合就业需要，加之实习地点远、费用高，使得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获得专业技术。
（九）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由于当前从事低层次岗位的农村劳动力处在弱势地位，加之用人单位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误解，经常出现工资拖欠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损害了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十）就业呈“短期性”趋势、稳定性较弱
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与就业过程中，一方面工作单位缺少相关法规约束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选择相对自由，随意性大，对工作单位缺少认同感，这就出现了阶段性就业、兼业式就业等形式，“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的现象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
二、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对促进工业发展、城市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从家庭中脱离出来转移到城市中去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变得尤为重要。
（一）目前农村劳动力在规模上日益增大，同时竞争压力也日益增强，但是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分析其原因有二
（1）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人均收入的比较上，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要高于农民的人均收入，城市居民还享有福利待遇、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政策，而这些政策在农村劳动力身上则不能体现。这种情况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由于农业价格的波动，土地产出的有限性，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增长也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要快于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通过利益比较，离农意识会越来越强，最终会选择转移到城市中去务工。
（2）唐纳德・博格的“推力一拉力”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流动时主要是由于两种力量的影响，即推力和拉力。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提高收入以补贴家庭或个人发展而进行迁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由于迁入地存在吸引人们的力量，如更优的环境、更稳的工资、更好的教育。而迁出地农村环境差、收入低使得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迁移时找到心理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平衡点。
（二）当前，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有69.9%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处于初中阶段，主要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的原因造成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都对经济快速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只重视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那么劳动力在就业中就会出现低技能、少知识的问题，而且他们的择业辐射半径就会大大缩短，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同时，由于缺少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的创新能力不高，适应能力不强，在工作岗位中的提升空间与潜力都很小，也就不利于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男性人数是女性人数的两倍，打工者与家庭脱离，导致离婚率上升和青少年犯罪增加，原因有三
（1）当前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大大推动了社会流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会在不同时期和阶段采取理性的行动，来达到利益最大化与目标最优化。农村劳动力如何使家庭的经济收益最高成为每位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
（2）由于男性农村劳动力单独外出打工，这就使得他们与家庭脱节。家庭系统论认为：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单位而存在，家庭成员在一定的、稳定的环境中发生互动，在心理认同中发展。而互动与心理认同都有一定的平衡机制，当家庭成员出现变动，稳定性会降低，平衡机制被打破，这时整个家庭就面临解体的风险，如果不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动，角色不能快速调试，家庭就会分崩离析。
（3）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指出：人的发展与人格的形成都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的顺序与任务。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的家庭留有一位家长，还有的家庭夫妻双方都离家务工，孩子的教育与社会化成为问题。由于家长的缺失，孩子没能在不同的阶段完成相应的任务，这时孩子会产生“自我疑虑”“孤独无力”等感觉，不利于孩子的成L，由此青少年的犯罪率也在逐年增加。
（四）吉林省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多在省内，主要通过自行外出与亲朋好友的介绍选择职业，转移的范围有限，转移途径单一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社会成本较高
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由于文化差异、就业制度不完善又缺少熟人介绍等因素，通常面临低保障、高风险的社会成本。有的企业打着招工的幌子，骗取女性农村劳动力从事活动。而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抢劫犯罪又成为另一个社会成本。社会治安出现问题。
（五）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逐渐成为边缘群体，原因主要是他们在生存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过程中也会受到排斥与歧视
文化震惊理论认为：人们生活在一种文化下，当他们初次接触、了解其他文化时思想上会产生混乱、心理上也会出现压力。如果快速适应则会融入到群体当中；如果适应出现问题，则会被边缘化。目前农村劳动力长期生活在伦理情谊的“熟人社会”中，转移到城市以后则要面对“陌生人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情往来淡化、自我意识增强都会对农村劳动力带来文化冲击，这就导致了边缘化问题的产生。
（六）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存在缺陷以及农村劳动力权益无法保障，究其原因有四点
（1）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分析：目前农村劳动力每年都在不断增加，大部分的劳动力都从事体力型工作，由于技术含量低使得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培训机构不愿花费过多的资金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人数过剩合法权益也会降低。
（2）从法律角度分析：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存在缺陷，当用人单位以牺牲农村劳动力的切身利益来提高自身经济效益时，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到位。
（3）从农村劳动力自身角度分析：缺少必要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很少借助集体、相关组织部门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4）从社会保障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也没有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制度。
（七）“短期性”务工形式降低稳定性，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对企业缺少心理认同与归属感
用工企业由于缺少对企业文化、企业道德、企业形象方面的大力宣传与培训，这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归属感降低。另外，由于农村劳动力择业自由、流动性和随意性大，而且农忙时节需要返乡务农，这就出现了间歇性的就业形式与兼业式的就业形式。
（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过程中的制度阻碍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限制，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转移可以平衡劳动力机制，促进劳动力从过剩地区向短缺地区转移，从而实现收入与待遇的均等。当前，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大量的偏见、排斥与歧视的问题，诸如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其次，户籍制度也导致了城乡差别，这种农民身份使农村劳动力在享有待遇方面也受到阻碍。
三、结语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与就业过程中面临诸多的问题。要针对所提出的问题，运用相关理论详细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便于进一步采取措施、政策并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Z].2011-02-26.
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8
关键词：幼儿；自我服务能力；家庭劳动
一、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
1.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在生理需要方面的自我服务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中、大班的孩子在以上几个方面基本能独立完成。如，自己吃饭，中、大班分别有66%、75%的幼儿能独立完成；自己喝水，中、大班分别有65%、79%的幼儿能独立完成；独立上床睡觉方面，中、大班分别有41%、52%的幼儿能独立完成。而幼儿在生活方面处于低级水平，如收拾餐具方面，中、大班分别有37%、38%的幼儿能独立完成，大多数幼儿都不能独立完成。从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在生活方面的自我服务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地提高。
2.培养幼儿自我服务能力途径
（1）父母以身作则，为孩子做出榜样。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带动并教育孩子。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件复杂的事情，家长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与孩子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对孩子的自我服务能力循序渐进地进行培养。家长可以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教育孩子，如自己穿衣、自己吃饭等。
（2）教师要学会增强幼儿自信心。教师要组织幼儿开展多种形式的自我服务竞赛活动，可以让会做的孩子去教不会做的孩子，孩子教孩子效果会更好，这样也会把不会做的孩子带动起来。幼儿在互相学习的过程中，自我服务能力得到了培养，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事情，继而他们的自信心会得到增强。
（3）家长和老师共同努力。家长和老师是幼儿学习的重要影响源，家长和老师的言行举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幼儿的行为举止，家长要促使幼儿巩固和发展在幼儿园获得的学习经验；同时，老师也要使幼儿在家庭获得的经验能够在幼儿园的学习活动中得到及时有效地应用。家长要和老师定期沟通，及时进行教育培养方面的计划调整。
二、幼儿参与家庭劳动
1.幼儿参与家庭劳动的现状
（1）幼儿方面。调查结果表明，29%的幼儿会主动参与家庭劳动。例如，一些幼儿可以自己穿鞋，穿衣服，自己主动做一些简单的家务。60%的幼儿会在家长的协同下参与家庭劳动。例如，一些幼儿跟随爸爸妈妈一起扫地、擦桌子及收拾餐具等。
（2）家长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2%的家长会对幼儿进行家庭劳动教育，会主动教幼儿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语言传授、亲身示范等手段对幼儿进行家庭劳动教育。有73.5%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参与家庭劳动，在他们看来，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不仅会给自己添麻烦，还具有危险性，甚至还有家长认为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会弄脏衣服。
2.培养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习惯的建议
（1）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家庭劳动教育观念。调查结果显示，有的家长很少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甚至从不让孩子参与劳动。动手操作是孩子认识世界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家长应该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兴趣，使孩子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体验愉快与成就感，从而逐步建立自信。
（2）家长要正确地运用教育方式方法。第一，家长要对幼儿的劳动行为进行及时的表扬。幼儿劳动的目的性不强，有时难免会对家务劳动产生厌烦情绪，不愿意参与家庭劳动。在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想尽一切可行且有效的办法来激发孩子参与家庭劳动的积极性。
第二，家长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幼儿经常有意无意地模仿成人的生活，通过模仿成人行为的方式来探索未知的世界。家长应该利用幼儿善于并喜欢模仿的本能，抓住示范的机会，当好幼儿的第一位老师。
家长应该充分重视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和劳动教育，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运用正确的教育方式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幼儿参与其中，并乐在其中。
参考文献：
[1]蒋东云.培养中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的策略[J].广西教育，2014（5）.
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9
关键词：中小饭店；服务人员；生存现状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45-02
一、研究背景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10全国十大城市岗位需求和求职排行的统计显示，上海市餐厅服务人员、厨工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高达7：1，成为岗位空缺大于求职人数缺口最大的职业。了解服务人员的生存现状对促进农民工就业、提高生活水平、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认识和解决第三产业发展中的盲区和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甚至可能成为解决就业的一个创新点。
二、临朐县中小饭店服务人员生存现状及问题
（一）服务人员生存现状的社会表现
1.服务人员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基本劳动权利无法保障。调查显示，96.67%的服务人员每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80%的劳动者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劳动者并不享有基本的节假日，且无一人享受过节假日工资翻倍的劳动福利。基本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服务人员的从业热情。
2.服务人员不具备基本社会保险，生活单一。对服务人员生存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0%的劳动者不具备任何保险，另有60%的劳动者仅有医疗保险，均为所在社区或村庄提供。服务人员中基本不参加任何文娱活动的占96.67%，生活较为单一，休闲娱乐活动少。
3.服务人员寻找工作渠道狭窄，自身限制多。有近一半的服务人员通过家人或朋友介绍寻找工作，原因是更安心可靠，不会发生拖欠工资的情况，他们中没有一人尝试在网上投递简历。问及选择该职业的原因，大多数人表示因自身条件差、限制多，36.67%表示因年龄限制，但将来会转行，50%表示因学历限制，不得不接受较差的待遇和条件。
4.服务人员呈现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目前中小饭店服务人员甚至部分大型酒店服务人员呈现出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过去至少占总数量一半的男人员所从事的传菜、扛酒等体力劳动由现在超过六成的女人员承担。从事服务工作的女性由原来的年轻未婚女性甚至是未成年女性为主变为了当前的已婚妇女、育龄妇女、老年妇女为主。由于老年妇女和已婚妇女的文化水平及工作热情不高，限制了中小饭店的进一步发展，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劳动者，雇主也只能聘用她们。
（二）服务人员生存现状的个体表现
1.服务人员年龄小、家庭条件较差、获政治资源少。有40%的劳动者年龄低于20周岁，16.77%的劳动者年龄低于16周岁。他们中没有一名党员，再加上外出打工，实际上本应拥有的选举权等相关权利成为虚名。他们中有43.33%为家中最小的孩子，获得资源较少，通过访谈也了解到，大多数家庭条件差，家庭大部分务农或从事体力服务劳动，部分家庭属于离异家庭，或家庭不和睦。
2.服务人员收入低、对家庭责任感差且没有合理理财观念。有70%的服务人员月收入低于1500，有6.67%的人员月收入超过2000。大多数未婚者并不会向家庭交纳任何财物，虽然每月的基本生存花费低于所得收入的一半，但仍有46.67%的人员没有积蓄的习惯。值得关注的是，在服务人员日常生活消费中，电子产品达10%，其他支出，如婚恋等也达23%。
3.服务人员素质偏低，且大多数未参加过任何培训。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服务人员占26.67%，大专及以上文化仅占3.33%，2/3的服务人员文化水平为初中。有93.33%的劳动者未参加过任何培训。偏低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劳动力接受各种培训及学习的能力，制约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综合开发劳动力市场。此外，有10%的服务人员患有慢性病，36.67%的服务人员没有《健康证》，为饮食安全带来隐患。
4.服务人员职业代际传承程度高、垂直流动机会不完全。服务人员的祖辈和父母职业中，近50%为农民，且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均有80%低于初中水平，与服务人员本身整体的文化素质水平相持平，职业代际传承程度高。此外，服务人员在垂直流动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流动路径单一、流动不畅，流动过程中的世袭性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未跳脱出父母工作的局限性，仍处于社会中的较低地位。高考，作为社会流动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与服务人员这个低文化水平群体看似并无关系，失去了它本身调节社会流动的作用。
5.服务人员对未来预期不乐观、有较开放的婚恋观，对外出打工热情不高。超过85%的服务人员接受婚前和婚前同居，但仅有23.33%的服务人员愿意外出打工，有56.67%的服务人员虽然同意外出务工但不会实践，他们表示虽然外出务工获得的工资高，但消费也高且风险大。愿意外出打工的服务人员表示更多是为了开阔眼界而非挣钱。对目前生活持满意态度的服务人员只占13.33%，超过80%的服务人员表示生活的最大愿望就是挣更多的钱。
三、临朐县中小饭店服务人员生存现状的原因探究
第一，中小饭店服务人员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发展不够完善。第二，临朐经济总量和质量有待提高，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第三，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缺陷。第四，受获得资源影响，服务人员代际传承可能性更大。第五，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四、改善中小饭店服务人员生存现状的建议措施
（一）宏观措施
第一，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制度。第二，建立完善的就业市场。第三，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大科学投入，优化投资结构；用足用活服务业发展政策；加强环境建设，进一步增强吸引力。第四，调整资源分配方式，健全与完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
（二）微观措施
首先，提高服务人员自身素质。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服务人员自身素质和文化水平，减小服务人员代际间的职业流动程度。针对市场需求坚持以短训为主、长短结合的培训模式，积极做到实际、实用、实效三位一体，尽量做到学有所用、因地制宜。其次，发挥街道办或社区、村落、社工的能动性，通过培训或督导改变服务人员自身观点，使其认识到改变生活的可能性。再次，改善服务人员务工环境。建立服务人员工资保障金制度；提高服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引导社会舆论，真正做到“劳动最光荣”。
参考文献
[1]临朐县统计局.临朐县2007年经济运行情况综述.[eB/oL].2008-2-28/201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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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的活动过程篇10
目前参与七建集团工程建设的进城务工人员约20000人，已成为公司一支主要的“战略伙伴”。公司工会从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维护工人阶级队伍和工会组织团结统一出发。根据全总“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精神，坚持“围墙内是一家”的理念，确立“民工是好兄弟”的观念，在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上，拓展企业民主管理的渠道，建立项目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切实维护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和协调和维护不同单位会员的合法权益。
在对劳务人员的管理上，我们进行了大量探索，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1.公司是管理型的企业，务工人员是劳务公司的人，在性质上不是同一的职工。如何把务工人员融入公司企业之中，在渠道和内容上值得研究的;2.务工人员的入会是参加劳务公司，城建制队伍等单位的管辖，不属于我们，因此，会员证、会费等存在着实际的问题;3.现阶段，在公司层面和农民工代表进行联席会议，将来在针对进入施工项目上，如何通过联席会议切实维护务工人员基本权利和权益，切实解决他们在工地上生活、生产、分配等事宜;4.建筑单位由于施工项目周期不一样，各个工种施工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大，因此，变数变化大，对工作带来切实的难度，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创新、开创一条切实符合实际的对务工人员维权之路;5.在集团组建成立劳务公司时，没有同时建立工会组织，因此给建立项目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且，工会组织不落实，农民工没法参加工会。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断探索，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做法，具体的做法是：以工程项目为单位，由参与该工程项目建设的各个施工单位为一个工会小组的工会负责人组成，项目总承包单位工会负责召集。成立为×××项目工会联席会议，一旦成立，挂牌应予公示，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做到每月一次工作例会，并确定了8项基本任务。
一是维护经济权――督促按规定支付务工人员的劳动报酬和按时缴纳《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等费用，做到按工资发放办法执行，每月定期结清，每月定期发放生活费，年底回家前统一发放，决不拖欠劳务工一分钱。
二是维护生命健康权――监督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做好班组“三上岗一讲评”，每月自查安全生产，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止食物中毒工作，享受定工种发放工作服、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保障劳务工身心健康。
三是维护生活保障权――监督现场生活设施文明卫生达标。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做到“五有”设施，指有食堂、浴室、厕所、茶水棚、宿舍。生活上创造像旅馆式管理靠近，使劳务工有一个舒心的休息环境。
四是维护学习教育权――开办民工夜校，请民警、社区干部、公司领导、项目技术骨干、专业人员等多方面对劳务工进行法制安全职业道德教育和组织实施必要的技能培训，激励劳务工忠于职守、奋发敬业，做个文明职工。
五是维护荣誉名誉权――积极引导和组织劳务工参加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活动和各类先进评比活动，每季评出项目优秀员工2名，每年参加竞赛的各类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比，对于荣获先进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以资鼓励。
六是维护知情权――发挥好务工人员与行政主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双向沟通制度”，每月一次项目座谈会，由项目负责人向劳务工即时通报工程建设情况，听取与征询务工人员的各方面的意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促进工程建设。
七是维护民主保障权――接待处理和协调工地务工人员的来信来访，建立“制度”，做到件件有落实，帮助和关心务工人员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有事在项目内解决，决不上访。
八是维护休息娱乐权――设立民工俱乐部，配备阅览室、健身房、电视室、康乐球室，提供象棋、扑克牌、报刊杂志等娱乐学习用品，举办文体娱乐比赛，举办共创精神文明联谊活动，创建工地之家。
通过8个方面的切实维权，使劳务工都深感自己是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劳务工对企业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使劳务工从单纯的“进城打工挣钱”的想法中解脱出来，真心实意的自己融入企业大集体中，树立对国家、企业、业主的负责态度，立足岗位，团结协作，勤奋工作，安全文明，高质量、高速度地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企业的发展、稳定树品牌、创信誉、提效益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集团层面大力推进建立项目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过程中，基层各单位和项目体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是从先进的理念抓策划，营造温馨和睦的家。项目部以先进的理念为先导抓好策划，在体现“人性化”上下功夫。为民工营造一个“环境布置优美、生活设施齐全、现场排水系统贯通、多媒体宣传快捷”温馨和睦的家。首先，在总体布局中尽量做到超前化，社会化，环保化。在布局中体现一个“新”字，如将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进行三隔离、既分开又互相联系。使管理人员和民工能迅速进入角色，既感受不同的氛围，又使人耳目一新。既体现技术上的先进性，又体现费用上的经济性。在办公区管理人员的责任制和本人照片一起上墙、使民工感受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生活区架设统一的钢管晒衣架（用旧钢管），既解决了以往民工宿舍中晒衣的凌乱现象，又使生活区得到了美观。在民工活动室的配备上添置了体育用具，使民工在工作之余能够锻炼身体。在宿舍、食堂的布局中配备了一定的绿化，做到了现场布置完美。在生活区中设立风采栏，将在每月竞赛中评出两名最优秀民工予以张榜。其次，在文明施工方面，以创建高标准文明工地为目标，通过相关人员的共同策划、研究及现场组织实施，使大临设施的布置达到了预期效果。工地的两个主入口都做了醒目标志，给出入人员带来了方便;墙做了较大幅度的宣传，再配以绿化，并保持整洁的长效性;场内布置了“十牌三图”、宣传标语，时时刻刻敲响现场人员的安全警钟;设立了立功竞赛台、停车区和旗杆，进行了绿化，使现场人员有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工作环境，更加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在生活区布置上，做到生活设施创新、齐全，食堂用餐采用定制圆桌，环境优美，还设置了职工之家，包括阅览室、乒乓房和健身房，使民工有了一个学习、娱乐的固定场所;还设置了厂务公开栏、黑板报宣传等，使职工能迅速了解企业重大问题;在宿舍内人均配一只储物柜，专用脸盆、毛巾架及手机充电插座，室外设洗衣擦板、洗漱台、配置整齐划一的集中晒衣架的，使民工有了一个舒心的休息环境。
二是坚持“四个一样”关爱民工落实员工待遇。首先是政治上一样保证。通过组织和思想工作网络，设置了班组学习室，坚持每月一次政治思想学习，坚持每周一次安全生产学习，创办了班组学习园地，对劳务工进行“职业道德”，七建“员工守则”，“服务手册”教育等，激励劳务工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做个文明职工。积极组织劳务工参加“劳动竞赛”、“安全月”“争先创优”活动，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其次是行政上一样管理。劳务工人进场前由安全科、人事部门给予入厂教育，签订“劳务工守则”责任书，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给予岗位培训及专业技术业务培训。开展规范服务，提倡规范服务用语，统一着装、统一胸卡，以文明举止塑造企业形象。坚持每月一次综合治理检查，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检查，场容场貌标化检查以及文明单位、文明场站达标检查。使劳务工的整体素质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在待遇上一样合理。建立了劳务工委员会，制订工作条例以及“劳务工守则”。对劳务工中出现的劳动纠纷进行协调。对劳务人员的表彰、奖惩、辞退、招工等重大问题有劳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稳定劳务工的思想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制定了劳务工按岗位定计件、定定额、定单价，使劳务工享受一样的得益待遇。制定工资发放办法，每月定期结清，每月定期发放生活费，年底回家前统一发放，决不拖欠劳务工一分钱。劳务工还与自有职工享受定时、定工种发放工作服、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保证劳务工身心健康。第四是生活上一样关心。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宿舍统一装修，铺设了木地板，安装了电风扇，统一购置了更衣箱，统一制作了面盆架、写字台等设施，并且通过劳务工自己出一点，企业补贴一点的办法，做到床单、被褥、蚊帐三统一。逐步向旅馆式管理靠近，让劳务工有一个理想的休息生活环境。丰富劳务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设立了职工俱乐部，配备了阅览室、健身房、电视室、康乐求室，提供象棋、扑克牌、报刊杂志等娱乐、学习物品。每季度举办一次文体娱乐比赛，每年与消防中队举办“军民共建、共创精神文明”联谊活动，各类小型座谈会，更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每当逢年过节，组织专人负责为劳务工购买回家车票，保证劳务工能够按时回家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