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态度篇1
地圆学是西方天文学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形成了这一学说。世界上最早提出大地是球形并且给出科学证明的是希腊人。地圆说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第一次提出大地是球体这一概念。亚里士多德总结出三个科学方法来证明大地是球形：
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且可以看到一些在北方看不到的新的星星。
远航的船只，先露出桅杆顶，慢慢露出船身，最后才看得到整艘船。
在月食的时候，地球投到月球上的形状为圆形。
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地圆说的时间，一般认为很早。依据之一是隋唐墓葬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就铸有地球的图案。然而隋唐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上的地球图案并无说明，对于“平面大地”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实在难以据此了解西方的“地圆说”。
明代利玛窦来华，在其编绘《山海舆地图》时首次明确阐释了西方地圆学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的卷首就有地圆说，万历年间传教士熊三拔所著《简平仪说》，更是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地圆说的内容。作为西方天文学的基本内容，清代来华的大批传教士将其以各种方式向中国输入。所以中国人首次接触西方地圆说的时间当起自明代传教士的来华，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看到了西方地圆说明确、系统、完整的阐释。然而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反而极其缓慢且艰难。
西方地圆学说不仅包括“大地为球形”这一观点，还与整个西方球面天文学紧密相连。除了球形大地之外，还包括宇宙与大地的大小尺度、地球与太阳等其他天体的大小比例、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等问题。明末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天文学的大批理论成果，诸如《崇祯历书》、《乾坤体议》、《表度说》、《浑盖通宪图说》、《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这些著作在地圆学说方面，都做过比较详尽的引证与论述。此外，传教士进入中国还带来了世界地图，这对中国人的天文地理观念也应当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利玛窦为例，他带来的地图就有许多刻版。
明末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地圆说的反应，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种：
一是认为地圆说中国前所未有，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徐光启于1605年曾著文介绍论述地圆说，从古人所熟知的北极出地高度在各地不同的事实来证明地圆说的可信。他又指出，如果承认北极出地高度各地不同，天圆而地平，一种可能的推论是，天与地必相交于阳城以北二万余里处，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从中国传统认知的层面切入，又作正反两面的论证，似更能切中中国人的心思。李之藻在其所著《浑盖通宪图说》和《圆容较义》中也分别论及了地圆说。
二是认为地圆说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如熊明遇，方以智等人。熊明遇在他的著作《格致草》中介绍了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为，并对中西天文学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其中，熊明遇也充分肯定了地圆说的可信与可靠。他在《格致草?自叙》中提出：西周末年“重黎子孙窜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专门。”熊明遇对此说未作具体的论证，但它却已昭示了在其后盛行一时的西学中源说的最主要的一种理念。可见熊明遇是承认当时西方天文学的优势，但却认为这种优势发端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影响。这反映了当时一些中国学者并不情愿接受中国传统天文学处于劣势的事实，而试图寻求某种安慰的心态。方以智在其著作《物理小识》中也力主西方传入的地圆说，并用十分形象的文字描述：“地形如核桃肉，凸山凹海。”但他也指出地圆说的某些论点在中国古代名著《周髀算经》中已经论及。由此他认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说是可信的。这是对熊明遇说法的重申和具体的论证。
前4世纪的中国法家思想家慎倒就提到“天形如弹丸，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其势斜倚”，慎到认为天体是圆球形的，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地转动。战国时期的另一位政治家施惠提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地一体也”，认为既然天体是球形的，那大地也应如此，支持地圆说。对于天圆地方之说，略早前生活在前5世纪的曾子就有过困惑，当单居离问曾子关于是否有“天圆地方”之说时，曾子反问道：如果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不是有四个角露出来遮掩不住吗？曾子认为一个半球形的天穹要如何覆盖在一个方形的大地，可惜曾子没有进一步深思这个问题，却用答非所问的方式转移问题，他引用孔子的话：“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上述两派学者都是接受西方地圆说的，可以说是同一派人，而且持此两种观点的人是最为开放和先进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观点认为地圆说十分荒谬，持排斥的态度，如宋应星，王夫之，杨光先等人。
七十年代重新发现的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佚著四种，其中有一种名《谈天》，里面谈到地圆说时有如下说法：西人以地形为圆球，虚悬于中，凡物四面蚁附；且以玛八作之人与中华之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宋应星所引西人之说来自利玛窦。然而宋应星所持的天文学理论极为原始简陋。例如他甚至认为太阳并非实体，而日出日落被说成只是“阳气”的聚散而已。
文化交流的态度篇2
关键词：蒙古族学生语言使用态度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语言面对新的语言环境，语言使用和态度会发生整体变化。作为蒙古族文化传承的接班人，蒙古族学生是发展蒙古族文化和语言的先锋军，在语言和文化传承中肩负承上启下的衔接使命。在复杂的语言使用环境中，蒙古族学生如何选择使用和对待本民族语言文化值得深入考察研究
一、蒙古族学生语言使用现状
1.蒙古族学生在家庭中的语言使用
蒙古族学生中蒙授生在家庭中的语言使用具有代际差异，针对不同的谈话对象，语言的使用也有所不同。蒙古语的使用比例以谈话对象的年龄次序从年长到年幼依次递减。调查表明，87.2%的被调查学生在与祖父母谈话时会使用蒙古语，与同龄人交谈时使用蒙古语的比例则降低为64.3%，在家庭中只用普通话交谈的人仅为3%。这源于蒙授生的成长环境，在以家庭为第一课堂的成长环境中自然习得的蒙古语作为家庭沟通的主要工具，水平自然较高。
蒙古族学生种汉授生在家庭中则以普通话和双语交流。与祖父母交流时多用蒙古语，与父母交流时多用双语。汉授生大多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由于成长环境原因，在年幼时接触到汉语和蒙古语，进而形成双语环境，但由于成长环境和普通话的普及，第三代家庭成员则基本以汉语为主，汉授生相对汉语水平较高。
2.蒙古族学生在学校中的语言使用
在校内，与教师、同学交往过程中，蒙授生的语言使用排列依次为：双语、蒙古语、汉语。以前两种为主，使用普通话沟通交流的蒙授生极少。而汉授生在90%的情况下选择普通话进行交流，只有不足10%的学生使用双语交流。在购物、办事、图书借阅和就医等情况下，则多数使用普通话，少数选择双语交谈。在校内的正式场合，普通话的使用率和蒙古语的使用率成反比趋势变化，此消彼长。校内比较私下的场合蒙古语的使用相对较为频繁，公众场合下，多使用普通话交流。蒙古族学生对语言的选择与在校内交流对象的关系程度、交流目的和环境气氛有关。对陌生人，不了解对方语言环境的情况下使用普通话，对熟悉的人针对具体的情景选择相适应的语言。蒙古族学生在校内人际交往过程中，会首先考虑对方的语言环境和接纳程度，根据适当的关系和对方知识水平做出适当的选择。
3.蒙古族学生在社会上的语言使用
普通话是蒙古族学生在社会上语言的第一选择。在社会上，蒙古族学生使用语言大多数是在购物、问路等情况下，与陌生人之间的语言情景。蒙古族学生大多会考虑接收者的语言环境，这时蒙授生和汉授生的选择都是普通话，只有在具有浓烈民族风情的小店、餐厅活动时，才会有选择性的使用蒙古语。由此可见，交际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蒙古语、汉语、双语的选择和使用。交际范围越大，蒙语、双语的使用几率越低，反之，交际范围越小，使用几率越高。
二、蒙古族学生语言使用态度
对蒙古语的发展前景，绝大多数人相对乐观，其中50%左右的人对蒙古语的发展持有坚定的信心，另50%则认为在民族内部，蒙古语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表明蒙古族学生对蒙古语的使用态度既充满感情与期待，同时也蕴含着对地域性和局限性的隐忧。而对汉语的发展前景，蒙古族学生对汉语具有高度认同感。这种现象源于我国国际地位节节攀升，汉语作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工具，被不断的推广和普及，从国际到国内的“汉语热”，既是对汉语认同感的有力佐证，也是对汉语发展前景的乐观期许。在情感上，蒙古族学生更倾向于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对本民族的节日文化有着深深的自豪感，对本民族的文字和艺术具有较高的忠贞度，这也充分体现了蒙古族学生对本民族的热爱。
三、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不用的语言态度会直接影响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自身语言变化的倾向。这不仅影响着使用者对语言的选择，而且直接关系到对语言的接纳和传承，对语言的重视度、忠实度和了解程度等，都对语言的选择有决定性作用。语言的使用能力和使用频率取决于语言的掌握程度和认同感，这些对语言态度有深刻的影响和作用，语言态度不仅体现了使用者的自身素质，还影响着接收者对使用者的看法和影响，它不仅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体现，更是家庭素养和社会内涵的完美诠释。当下社会语言环境复杂，对语言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人际交往能力、社会地位和自身发展状况。语言态度不仅是语言选择的潜在指导，也是对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与深刻表达。只有细致了解蒙古族学生对语言的态度，才能正确把握教学、交往过程中的语言方向，才能为大环境下民族语言互通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才能真正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发展互通，才能从语言这一工具性学科中体现文化的特殊魅力和内涵。
四、结束语
语言的地域局限性、使用人数和社会功能，直接左右着使用者对语言的评价和认识。在普通话大力普及的今天，蒙古语作为少数民族语言不仅不能被取代，更应在现在的社会发展中寻求与汉语的平衡发展之术，在保证了与世界互通的基础上更完整的保存民族文化，树立正确的语言使用态度，注重保存语言和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参考文献：
[1]王桂荣.通辽地区蒙古族学生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D].内蒙古大学，2013.
[2]王远新.都市蒙古族社区的语言生活――新疆蒙古师范学校家属社区居民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3，（05）：83-91.
文化交流的态度篇3
摘要：随着交通流模拟的需要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出现了基于元胞自动机理论的交通流模型。交通流模型是交通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交通流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出现和发展为交通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文章主要介绍了单车道交通流元胞自动机模型，并对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发展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元胞自动机；单车道；交通流模型
中图分类号：tp301；U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1302（2013）05-0023-03
0引言
现代社会普遍面临严重的交通问题，对交通流理论的研究可以建立能描述实际交通一般特性的交通流模型，以揭示控制交通流动的基本规律，从而有效地进行交通规划、交通管理与控制以及交通能源节约等方面的研究。
传统的交通流模型主要有车辆跟驰模型、流体动力学模型、车辆排队模型等。元胞自动机（Ca）模型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时间和空间都离散的动力学系统模型。散布在栅格（latticegrid）中的每一个元胞都有有限个状态，它们遵循同样的规则作同步更新，大量元胞通过简单的相互作用而构成动态系统的演化。
交通流元胞自动机模型简单，易于在计算机上实现，并且能够再现各种复杂的交通现象，以反映交通流特性，如平均速度、密度、流量等参数。
1交通流元胞自动机的历史起源
元胞自动机的创始人是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Vonneumann。他在1948年模拟生命的自我复制功能时，构造了一个由二维方形网格组成，由数千个基本元胞构成的自繁殖结构，每个元胞有29个可能的状态[1]，演化规则依赖于每个元胞的状态及其四个最近邻元胞（即东南西北四个邻居元胞）的状态的自动机。但限于当时的计算机水平，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后，到20世纪60年代，以Langton为首的一批科学家，以元胞自动机为工具展开了对人工生命的深入研究，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更加充分地认识真实生命和生命形式的特性。1970年，数学家Conway提出了著名的生命游戏机（GameofLife）的概念，使元胞自动机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wolfram对初等元胞自动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元胞自动机领域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2元胞自动机的构成
所谓元胞自动机是一个无穷维的离散的动力学系统，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分别是元胞、元胞空间、邻居和演化规则[2]。其数学表达形式为：
Ld表示元胞空间，元胞是元胞自动机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元胞所分布在空间上的网格点的集合就是我们所说的元胞空间。
d表示元胞空间的维数，目前的研究工作多集中在一维和二维元胞自动机上，本文讨论的是一维元胞自动机。
Σ表示元胞的有限状态集，某一时刻，每一个元胞都有自己的状态，元胞的状态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而不同，可以是（0，1）二进制形式，也可以是（0，1，2，…）整数形式的离散集。
n表示所有元胞的邻居的状态集合，为包含n个不同元胞的空间矢量，表示为，n是邻居元胞个数，。
δ表示元胞自动机的演化规则，是根据元胞当前状态及其邻居状态确定下一时刻该元胞状态的一个状态转换函数。
由以上可知，元胞自动机是由一个元胞空间和定义于该空间的状态转换函数所组成的。
3交通流元胞自动机的产生
交通问题中的研究对象，都是不连续的，车辆运动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元胞自动机在模拟各种具有离散性和随机性的自然现象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由此启发人们用它来模拟交通问题[3]。
将元胞自动机应用于交通流仿真最早是受到了wolfram184号初等元胞自动机的启发。随后元胞自动机模型在车辆交通中的应用演化出了两个分支：以nS模型为代表的研究高速公路交通流的模型和以BmL为代表的研究城市交通网络的模型。这两个代表模型分别由nagel和Schreckenberg在同一年提出，并且都是以wolfram命名的184号模型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4一维单车道元胞自动机模型
根据所研究交通特性的不同或研究角度的不同，可以提出不同的假设条件，采用不同的元胞状态更新原则，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交通元胞自动机。本文主要介绍一维单车道元胞自动机模型。
一维单车道模型研究车辆在一条车道上运动形成的交通流。其基本结构是：将一条车道划分为等尺寸的格点，每个格点看作一个元胞，其最多仅能有一辆车占据，每个元胞有两种状态——空、被车占据；对时间进行离散化，并且等步长推进；取车辆位置、速度作为状态变量，为有限、离散变量。在每个时刻，根据定义的规则进行状态更新。各模型的区别主要在于状态更新规则，按是否包含随机因素可分为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性模型[4]。整个系统采用周期边界条件，以保持车辆数守恒。
4.1确定性元胞自动机交通模型
这类系统不含随机项，其初始状态给定后，系统的演化是完全确定的，即呈现一定的规律性。由wolfram命名的184号模型就是一个确定性模型。
4.1.1184号模型
该模型是最简单的元胞自动机模型，也被称为初等元胞自动机，其是状态集只有两个元素，邻居半径为1的一维元胞自动机。此模型将道路分为L个元胞，每个元胞长度为1，其只有两个状态（0和1）：0表示无车，1表示被一辆最大车速为1的车辆占据。某一元胞下一时刻的状态是由其本身加上前后两个元胞共三个元胞的状态所决定的（在每一时步上，若车辆前方元胞为空，则车辆向前移动一个元胞，否则静止）。
根据以上规则，给出184号元胞自动机交通流模型的速度和位置更新规则：
速度更新规则：
位置更新规则：
其中，vi（t）表示第i辆车从t-1时刻到t时刻车辆运行的速度，表示第i辆车和其前方车的距离，xi（t）表示t时刻第i辆车的位置。速度更新规则说明车辆速度取其前方车辆距离与1之间的最小值。位置更新规则说明从t-1时刻到t时刻，车辆的位置从xi（t-1）变化到xi（t-1）+vi（t）。
从184号元胞自动机的时空仿真图可以看出，图像具有十分严格的规律性，时空斑图呈现不断重复的形状，这是因为184号规则过于简单[5]，整个系统不受随机因素的影响。但在实际交通流中，车辆的行驶总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这在184号元胞自动机中没有体现。
4.1.2DFi元胞自动机模型
Fi模型出现了高速车（即最大车速不再是1），如果车辆与前面车的距离大于最大速度vmax，车辆将以最大速度vmax行驶；如果小于最大速度vmax，则车的行驶速度为。
文化交流的态度篇4
关键词：变流器；短路电流；计算方法；继电保护
中图分类号：tm7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0253-987X（2015）04-0024-08
通过对电力元件的控制，实现电能生产环节的自动化、智能化是电网运行者不变的追求。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电力元件进行调节和控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为实现电力元件的可控性，电力电子器件在发电、输电、配电以及用电环节广泛使用。电力电子器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能源与分布式发电。随着化石能源的枯竭，新能源发电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当前大规模并网运行的主要是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这两者均无法直接并网，需要经过变流器变换后方可馈入交流电网。
（2）直流以及交直流混合输电。无论高压直流输电、柔性直流输电还是交直流混合输电，都是通过变流器实现电能的交直与直交变换。研究变流器的动态特性，有助于提高输电线路保护的可靠性。
（3）柔流输电。输电网的柔流输电与配电网的柔流输电都大量采用电力电子器件，研究电力电子器件的调节特性，可以更好地实现对电力系统的调节与控制。
新能源发电以及直流输电、交直流混合输电是目前电力系统发展的重要方向，风机、光伏电源、换流器等作为一类含变流器的电力元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变流器是该类电力元件中应用最广泛的电力电子设备。变流器是一类由电力电子器件及其控制驱动电路组成的电力设备，可以实现对电能的变换、调节和控制，在智能电网中具有重要应用。智能电网要更好地发展，必须对含变流器电力元件的特性进行研究分析。
继电保护是电网安全运行的第一道防线，对快速切除故障、迅速恢复供电、提高供电连续性、减少设备损坏等具有重要作用。故障特征分析是继电保护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其关键问题在于研究电源输出短路电流的暂态变化特性。传统电力系统是由同步机和输电线路构成的线性网络，电源的响应特性较明确，短路电流易于计算分析。随着新能源发电以及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电力电子器件大量应用于电力系统，电网不再只含单一类型的电源。含变流器电力元件作为一种新的电源形式被引人系统，受变流器特性影响，其输出特性明显不同于同步机，使得系统表现出许多异于传统电网的故障特征。为了更好地分析含变流器系统的故障特征，给今后新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整定计算提供依据，有必要研究含变流器电力元件故障过程中输出短路电流的理论分析与计算方法。
由于频带宽度的限制，互感器对一次系统中的高次谐波具有一定的滤波作用，电网的二次侧一般只能获取系统电流的低频分量。虽然目前已经提出许多基于暂态量的保护新原理，但当前现场广泛应用的继电保护原理仍旧主要关注系统故障过程中工频电气量的变化规律。因此，从理论上分析含变流器电力元件输出的工频响应特性，得到其短路电流中工频分量在故障暂态的变化规律，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分析及整定计算意义重大。
文化交流的态度篇5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文化交流的态度篇6
(一)文化资本内涵
家庭文化资本主要指儿童父母拥有的具体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看，具体表现为家庭的文化氛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长的教养方式以及亲子之间的对话交流情况等。客观形态的家庭文化资本包括家庭的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制度形态的家庭文化资本包括父母的学历、职业资格等。布迪厄十分重视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学术成就的影响。他解释说:“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性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
(二)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的现实样态
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普遍不足，其对流动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于学校、家庭、社会等多个教育场域(Field)，并在家庭教育中表现最为突出。本次研究选择了合肥、安市、大庆和绥化四个城市的小学和初中各一所，对这八所学校符合流动儿童标准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学生卷399份，家长卷226份，统计结果如下。
1．具体形态家庭文化资本状况。主要体现在家庭的文化氛围、教育观念、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庭的教养方式以及亲子之间的对话交流情况等。流动儿童家长对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普遍较高，82．7%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学以上程度的教育。在被调查的儿童中，18．3%反映家长经常辅导自己功课，16．8%的儿童反映家长不辅导，23．8%的儿童反映家长辅导不了。42．6%被调查儿童表示家长最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对身体健康和品德修养方面的关注分别占29．3%和23．3%，而心理健康和特长发展几乎不在流动儿童家长关注的范围内。选择家长经常主动与自己交流、主动给自己买辅导书、节假日带自己去图书馆的儿童分别占39．8%、26．8%和10．5%，而反映父母从不主动与自己交流、主动给自己买辅导书、节假日带自己去图书馆的儿童分别占3．1%、11．3%和29．8%。
2．客观形态的家庭文化资本。包括家庭中的书籍、学习用具、电脑等物质性文化财富。
3．制度形态的家庭文化资本。包括父母的学历证书、职业资格等。
二、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解构———文化资本的制约
尽管流动儿童家长普遍有着强烈的改善家庭教育现状的诉求，但其家庭文化资本的短缺仍使其家庭教育无法避免地显现出先天的不足:
(一)文化资本制约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儿童家长因其自身文化能力有限，对子女教育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与子女交流不够，家庭文化氛围不浓，教育观念存在明显偏差。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的这一特质直接影响了流动儿童的文化资本积累。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是间接再生产，而这一过程的媒介就是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更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子女获得上辈人的“惯习”(Habitus)。如果这种教育与社会的需要一致，那么便具有积极价值，反之，便成为一种消极因素，即“是进行具有否定性价值的早期实施教育(浪费时间，并且是双重地浪费时间，因为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改正早期实施教育所产生的效果。)”然而，深受农村场域文化浸润的流动儿童家庭即使全力以赴也大多难以消除与城市儿童家庭的文化差异，学校所代表的文化是典型的城市文化。基于这种天然的文化劣势，流动儿童家长往往更多地在家庭教育中表现出混乱与无助的一面。美国学者查尔曼认为，低阶层亲子间较少有口头交往，特别缺少互动的、正式的灵活交往类型。他们与子女之间很少有正式的谈话机会，缺乏相互交流，也缺乏正式交流的语境。由于流动儿童家长对提高自身文化能力和家庭文化产品建设重视程度不够，难以打破惯习的束缚，尤其缺少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充电”，使得体现家庭教育特点的“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使家庭内代际文化资本传递内容十分有限，且偏离主流文化，并蔓延到学校教育等场域，从而使流动儿童无法超越“身份”的限制，被动实现着社会地位的消极复制。
(二)文化资本欠缺制约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家庭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缺乏，文化商品少，电子设备和图书、报刊杂志拥有量甚至低于农村儿童。受自身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的限制，流动儿童家长很少带孩子去游乐园、图书馆，这客观上抑制了流动儿童的文化消费。在当前信息技术大量进入教育领域，“慕课”(mooC)悄然兴起的背景下，合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尤为重要，而流动儿童家庭一方面因经济资本不足限制了电脑、图书等文化产品的购置，另一方面因文化资本(尤其是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欠缺导致对书籍、网络等教育资源的认识和管理能力不足，家长要么不允许孩子使用，要么就放任使用。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多数流动儿童父母在城市中难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觉的卑微意识使他们不再愿意沿袭农村传统的家教方式，但又缺乏习得新的教育方式的能力和途径。流动儿童家庭多以租房为主，居住环境往往不佳。即便生活在环境较好的社区，流动儿童家庭也往往较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缺乏对丰富的社区文化资源的利用，加之交往对象主要以地缘和亲缘为主，社会关系网络比较单一和封闭，缺乏与城市儿童及其家庭的有效联系，极大地限制了流动儿童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同时，多数流动儿童家长对“流动人口”这一身份带给自己和子女的不公平待遇采取隐忍和逃避的态度，如在与教师交流时往往缺乏信心，甚至逃避一些与教师面对的机会，形成了“自我淘汰”的现象，使其子女在文化资本的获得机会上处于劣势。
三、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改进路径———文化资本的提升
“文化资本具有持续性的影响，一经形成就具有了比其他资本更为强大的再生产能力。”荷兰的相关研究证明，家庭文化资本对那些来自家庭背景较低的孩子更为重要。提升家庭文化资本是促进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科学化，使流动儿童更有效融入城市与学校生活，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公平的必由之路。流动儿童及其家庭“除了通过自身努力来增加文化资本外，还需要获得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共同支持。”
(一)创造公平的人文和制度环境，促进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积累与传递
文化资本的增长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只有提高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才可能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家庭教育。同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也有利于增加其自身的文化资本，”从而有效转化成子女的身体化文化资本。政府部门应创造公平的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转变观念，消除歧视，赋予流动人口“城市新居民”的身份，给予他们平等的话语权，营造公正平等的社会氛围。健全制度，创新体制，形成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出台相关的就业法律，规范社会劳动关系，打破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消除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差异，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廉租房等优惠政策惠及到流动人口家庭，改善流动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扶持，持续开展就业和技能培训;多在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开展文化活动，引导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状态，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促进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递，使其家庭教育走向科学化。
(二)创建多元化教育服务体系，促进流动儿童家长文化能力的提升
文化交流的态度篇7
关键词：服装；设计；风格；趋同
中图分类号：tS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现代世界多种文化混和的现象更是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能看到。在中国，我们能看到西装、牛仔裤的普及，超短裙露背装的认可，还有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波普风格的服饰；在美国，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旗袍、印度的莎丽、非洲的短裙、蒂罗尔的帽子、中东的长袖袍等各式各样的服饰。
郭沫若说过：“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中国与西方国家从古至今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存在这很多的差异。这和各自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20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显著加强。这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更为紧密的交流，必定能引起双方的交融。交融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各方面，也会很深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一、思想意识上的趋同
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进入80年代后，在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人们在思想意识上也表现出趋同，这主要是中方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在服装上的表现主要是：第一是，表面的平等化趋向。社会阶层观念在表面上表现的平等。既使是高喊无阶层的今天，金领、白领、蓝领等所谓阶层依然存在，但在表面上依然是平等的；第二是，标识的“反象征”趋向。社会上层对下层的摹仿怀旧装、乞丐服、职业休闲装、休闲装等服装受到大众的普遍接受；第三种，审美观上的变化。当今世界提倡简约化、抽象化、人性化、价值化，人们的审美正不不断的变化；第四种，服装性意识的开放。
中西方文化意识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而最大的差异就是性意识的差异。中国讲求含蓄温柔的东方美，而西方追求性感美。21世纪的中国大众，性意识的开放成为很明显的一种进步。服装性意识的开放也很大的影响着服装设计风格的变化。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切根源于经济，中西方服装设计风格的趋同亦是如此。经济的发展带动着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多元化，科技的高速发展，将全球连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交流网络系统。特别是进口与出口业的发展，使中西服装的交融有了更为直接的方式。现代交流与融合区域的广泛性和便利性，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兴起的某一服装形态、
服装款式很快的流传至世界各个区域，因而各国的时尚呈现出相当的共同性特征。历史、军事战争、政治、经济的发展等客观因素，使中西方服装发展的趋同方向成为必然！同时，中西服装设计风格还受到文化交流的影响古今中外，关于“文化”概念的含义真的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无可厚非的，那就是文化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侠义的讲文化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各国文化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中求得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在绘画方面，西洋画与中国画同时为世界的绘画者们去学习。由于大多数服装设计师都是绘画出身，绘画的艺术修养对以后服装设计的进行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影响；音乐的流行方面，摇滚乐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以及明星穿着都对大众的着装有着很大的影响；另外，影视是服装文化演变的一面镜子，单从奥斯卡的明星着装就足以见出世界最前线的流行趋势；再者，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也将服装文化的发展做到世界范围的最快最广的交流。有人说当今世界是信息竞争的时代，传播业的发展，是人们不仅能最快的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时尚潮流，也使设计师们能以最快的方式传达他们的最新意识。
中西服装设计格格的趋同还受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现代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出国旅游、移民成为一种时尚和流行，各国人民对异域、异民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认可。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进入80年代后，在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服装环境正向趋同方向发展，同时也大量表现出这种趋同心态的服装和着装方式的不断涌现！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服装业比较发达，服装品牌也较内地成熟。由于其长期处于殖民地，受方国家的影响较大。文化意识、生活方式等都已经是西化的，在服装的在设计上也不例外。这对中国本土品牌的发展有很好的带动作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服装文化起步晚，但却有着很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前途。北京、上海、深圳、温州等地的服装品牌较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国内较著名的品牌在设计上也是紧随世界潮流，对中西方的服饰文化的交融都有着很好的运用。但从总体来看，西方的服饰文化仍然在世界上起着主导地位。中国的服装的设计仍是追随和学习着中西方，趋同状态更加的明显！设计师在设计风格形成中起主导作用。
无论是流行创造了服装设计师们还是服装设计师创造了流行，服装设计师对服装文化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服装设计师的设计素材与灵感可以来自非本国、非本民族的广大国家和地区，他们擅长于从异域、异民族的传统中吸收设计成分，使自己的创作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共通的魅力、感召力。中西方国家的设计师们密切交流、相互学习，西方高度发展
三、综述
中西方现代服装，从设计的角度分析，虽然西方的服装仍然在世界上起着主导地位，中国的服装的设计仍是追随和学习着中西方，但双方都有互相学习和运用，趋同状态更加的明显！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服装业无形的控制了中国的市场状况，使中国的服装市场紧随着西方的国际大品牌。但是，西方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被中国市场所渗入，双方都是在相互影响其市场状态，在趋同中寻求更多的发展。
2002年波普（pop）风有西方各国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服装市场的泛滥，以及在其他国家的风行，足以证明服装的设计风格也在国际一体化。从消费者的角度，虽然中方在体性特征、审美观、消费观等方面与西方差异，在一定的时期内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为主，但西方来华留学生、定居者的增多，都可见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人民总体素质的提高、中西交流的加强，中西方的差距也在逐步拉近！
综上所述，中西服装设计风格，自古代在文化上的交流就已经为现代的趋同奠定了基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交流，形成了一个：由西方学习中国!西风东渐!西方吸收东方―相互学习―融合―逐步趋同状态的发展过程，纵观当今服装世界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同状态必将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文化交流的态度篇8
【关键词】文化适应；多维模型；族群关系
【作者】张劲梅，心理学博士，昆明理工大学讲师。昆明，650093；张庆林，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北碚，400715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4-0082-006
multidimensionalacculturationmodelandethnicCroups’RelationshipResearchesabroad
ZhangJinmei，ZhangQinglin
abstract：multidimensionalacculturationmodelincludesdimensionsofhostandnon-dominantgroupmembers’acculturationorientations.theimplicationofthemultidimensionalmodelnotonlyconsistsinamorecompleteunderstandingofacculturativeprocess，butalsointheunderstandingandpredictionofethnicgroups’relationshipthroughastudyontheacculturationorientationsofhostgroupmembersandnon-dominantgroupmembers
Keywords：acculturation；multidimensionalmodel；ethnicgroups’relationship
在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各族群的相互交往、族群成员间相互接触、各种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是必然现象。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接触所导致的群体及其成员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变化被称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文化适应表现出两个要点：一是文化适应产生的条件是各文化间持续和直接的接触或相互交流；二是文化适应的结果是接触的人产生了文化或心理现象的某些改变。文化适应包括两个层面，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和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群体层面的文化适应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而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包括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能力的改变，即个体所经历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新环境的最终适应①。心理学领域的文化适应主要以个体层面为主，研究者们提出了文化适应的模型理论并且进行了实证调查。文化适应多维模型是在一维和二维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的实证研究少于另外两个模型，但是其理论和实际价值不容忽视。
一、多维文化适应模型
一维模型最初是由帕克和米勒(miller)在1921年提出，而后得到戈登(Gordon，1964)等人的进一步发展②。戈登的一维模型把文化适应中的个体看作是处于一个连续体中，一端是保持原文化，一端是原文化的丧失而接受主流文化，在这一连续体的中点上就是双文化现象，即个体既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又接受了基本的主流文化。但是戈登认为双文化状态是暂时的，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原有的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被主流文化中的这些方面替代，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受到原文化的影响就越小，而个体文化适应最终的结果必定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③。
二维模型把移民本族群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为作为独立的维度进行描述。作为二维模型的开创者，贝瑞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面临两个基本问题：1.是否趋向于保持本族群文化传统和身份。2.是否趋向于和主流群体接触并参与到主流群体中。通过个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acculturationstrategy)分为四类，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④。所谓文化适应策略就是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与新文化直接接触过程中面对新文化冲击和文化变迁所采用的态度或应付方式。当非主流群体中的个体不想保持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但寻求与其他文化的日常交往时，就会采取同化策略；当个体注重保持自己原文化而同时避免和其他文化交流时，采取的是隔离策略；如果个体既保持自己的原文化又保持和其他群体的日常交往时，个体采用的是整合的策略；而个体如果既没有保持自己文化的兴趣又不想和他群体有联系，个体采用的策略就是边缘化。贝瑞认为个体最为理想的文化适应策略是整合，而最为消极的策略是边缘化。一些对贝瑞四类文化适应策略的研究也证明个体最为偏向的是整合策略⑤⑥，采用整合策略的个体所经历的压力也比采用边缘化策略的个体要少。⑦
但是，对非主流群体来说，文化适应策略采取的前提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但事实上主流群体可能施加某种文化适应模式的影响从而限制了个体的选择。因此，这引起了多维文化适应模型的提出。
贝瑞也在原来的两维模型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成员文化适应的影响。主流群体珂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取向会表现出四种态度：多元文化主义，熔炉主义，隔离和排斥⑧。当主流群体要求非主流群体采取同化策略时，称为“熔炉主义(melting
pot)”；当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强加分离策略时，称为“隔离(segregation)”；强加边缘化策略时称为“排斥(exclusion)”；而整合策略的取向称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⑨。
布瑞斯(Bourhis)等人也认为二维模型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国家或主流群体采取的一些整合政策对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具有重要影响⑩。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布瑞斯(1997)提出了一个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并命名为“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theinteractiveacculturationmodel)。该模型试图整合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主流群体的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所持的态度，以及文化群体中人际和群际的关系。
首先，布瑞斯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贝瑞的二维模型的第一个维度是测量移民文化认同，测的是态度，第二个维度是行为倾向，虽然和前者有所差别，但是还是态度的不同类型。实际上，前者和本群体文化认同的价值有关，而后者和与他群体的跨文化接触的价值有关，因此，布瑞斯修改了第二个问题，把“是否值得保持和主流群体的关系?”改为“接受主流文化是否有价值?”。而且，他认为原来贝瑞划分的边缘化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文化适应取向，即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因为有些移民把自己从原文化和主流文化分离，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被两个群体所排斥，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个体而不是归属于移民群体或主流群体的成员。他们拒绝归属于某个群体，而且也倾向于把他人看作是个体而不是群体的成员。同时，他认为这种移民可能更会出现在崇尚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取向的文化中。
此外，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包含了主流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倾向维度。主流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他们对有关移民文化适应的两个问题的态度：1、是否可以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2、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体的文化?根据主流群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主流群体可能表现出5种文化适应取向：
当主流群体成员既接受和尊重移民保持原有的传统文化，又赞成移民接受重要的主流文化特征时，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种整合的取向。
如果主流群体成员把自己和他人定义为个体而不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如移民群体成员或主流群体成员，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体的个性和成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身份，或保持原文化和接受主流文化，那么采取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策略。
如果主流群体成员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而期望移民为了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那么就是一种同化的策略。
如果主流群体成员赞成只要移民保持和主流群体成员的距离就可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因为他们不希望移民采用、“污染”或改变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种隔离的策略。而且本质上，该策略仍然是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
当主流群体不能容忍移民保持原文化，也不允许移民采用或改变主流文化，就是一种排斥的策略。其本质仍然是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如下图所示：
布瑞斯模型的意义在于对贝瑞的模型进行了补充，把主流群体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纳入到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关注了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群体的影响。虽然多维模型变量多过导致研究复杂，目前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显著少于二维模型，但是多维模型的理论和研究意义不容忽视，尤其是对族群关系研究的启示。
二、文化适应多维模型与族群关系的理论假设
族群关系的变化实际上会受到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裹有的是直接发生作用、很容易观察到，有的则是间接的、隐藏在其他因素的背后，很容易被忽视。而且经常是各种内因、外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B11。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反映了其中的心理因素和主流群体对待其他族群的宽容度，涉及了两个族群相互融入和相互接纳的态度和方式。
文化适应多维模型提出非主流群体和主流群体间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的冲突和一致直接影响了两群体间的关系。当主流群体成员和非主流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较为一致时，两者的关系趋于和谐，而当处于不一致的情况时，两者关系趋于产生矛盾和冲突。
布瑞斯图解说明了主流群体成员和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会导致怎样的族群关系B12：
从图表可以看出，当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采取的文化适应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当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成员都偏向于整合策略时，那么就可能产生和谐的状态。当两个群体的文化适应取向不一致时，例如移民群体想要整合，而主流群体却采取隔离的态度，就会产生不和谐和状态。
一致和不一致的文化适应取向导致了移民个体和主流群体成员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这种关系结果涉及了族群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族群态度和刻板印象、文化适应压力、以及在诸如就业、教育、政策和司法公正等方面的歧视。
正如上图所示，移民和主流群体文化的关系是处于一个连续数轴上，和谐的关系为轴的一端，问题的关系位于中点上，冲突的关系在轴的另一端。
当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成员都采用整合、同化或个人主义的文化适应态度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在大部分领域中两个群体间会存在积极的族群关系。例如，就社会心理层面来说，这种积极的族群关系包括了积极有效的言语或非言语跨文化交际、较少族际紧张形势、相互间积极的族际态度和刻板印象、低文化适应压力、且主流和移民群体成员间几乎不存在歧视现象。
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取向如果不一致，就会产生另外两类关系结果：问题关系或冲突关系。
当两个群体对文化适应取向存在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时，两者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其中两种常见的问题关系结果是因为移民群体成员偏向同化取向，而主流群体成员却宁愿移民采取整合的策略，或者恰恰相反，移民期望整合，但是主流成员坚持同化策略。这两类问题关系结果会引发两个群体的交流失败，引起消极的群际刻板印象，导致歧视行为，产生尤其是移民成员的中等程度的文化适应压力。当处于整合或同化取向的主流社会中的移民群体成员采用边缘化或个人主义策略时，问题关系结果也会出现。同样，偏向于个人主义策略的主流群体成员和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群体身份的移民(不管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是整合、同化、分离或边缘化)之间也会存在问题关系结果。
采取分离策略的移民与多数主流群体成员之间会产生冲突关系，尤其是那些采取隔离或排斥态度的主流群体成员。采取隔离和排斥策略的主流群体成员与移民之间易于产生冲突关系，而且排斥者比隔离者与移民的关系更可能更消极。除了与移民之间的交流障碍，排斥者和隔离者更容易对移民产生更消极的刻板印象，而且更容易在诸如就业、住房等领域更加歧视移民。此外，排斥者最可能发动对移民的种族歧视袭击，组织政治活动诋毁、驱逐移民。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可能经历更多的文化适应压力。而采取分离态度的移民最可能抵制，甚至报复主流群体的迫害。因此，排斥性的主流群体成员和分离性的移民最可能出现最多的族群冲突。
但是，布瑞斯等提出通过国家多元文化的整合政策可以削弱族群关系的冲突程度，相反，种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可能加剧族群关系的冲突。而同时，布瑞斯的模型表明，即使国家政策反映了多元文化意识或公民意识，主流群体中仍有一部分人可能保持隔离或排斥的态度。同时主流族群也可能影响国家采取的整合政策，主流族群的文化适应取向与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相对应，例如具有整合文化适应取向的主流成员可能支持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因此，正是国家整合政策、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三者的结合导致了族群关系的结果。对此，李凯德(Liebkind，2001)评论认为该模型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考虑了具有不同移民和整合政策的国家中移民和主流群体的交往问题，从而强调了文化适应过程中族际关系的性质B13。
简而言之，多维模型反映了主流族群与非主流族群各自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对两者族群关系的影响。当主流族群倾向于采取一种基于对非主流族群文化认可而允许其融入主流群体的策略、或强调移民的个体性而不重视其族群属性的策略，而同时又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一致时，就可能产生和谐的族群关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与移民的取向不一致，而同时主流族群又不认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许其融入，那么就可能导致两族群的关系出现问题或发生冲突。
三、多维文化适应模型与族群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前来说，虽然多维文化适应模型更全面的剖析了文化适应的现象，但是由于纳入的变量过多，所以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之二维模型的相关研究较少。
运用布瑞斯的交互文化适应模型进行的有关研究证实了这个模型对族群关系的预测。巴雷特(Barrette)等使用布瑞斯等所编制的主流文化适应量表(hostcommunityacculturationscale)和移民文化适应量表(immigrantacculturationscale)对巴黎郊区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来自于法国主流群体的大学生最趋向的文化适应策略是整合和个性化，最不趋向的是隔离、同化和排斥策略：而北非裔移民大学生更偏向整合、个性化和分离策略，同化和边缘化是采取最少的文化适应策略。分析结果显示，采取整合和个性化策略的主流族群和北非裔大学生认为自己和其他族群关系融洽，而采取隔离和排斥策略的主流族群大学生和采取分离策略的北非裔大学生趋向于认为自己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和冲突B14。
而且该研究还发现主流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移民被尊重的地位，亚裔移民比北非裔移民更被尊重，因而法国主流大学生对前者更倾向于整合和个人主义的态度，而对后者更倾向于同化、隔离和排斥的态度，这似乎证明了梅的设想：当主流群体平等地看待移民时，采取的是更为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而如果主流群体认为移民文化次等或劣等，那么采取的就是消极的取向。
多维文化适应模型也被用来研究原住少数族群与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以及关系。有研究发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大学生主要采取整合和个性化策略，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以色列的原住少数族群)比俄罗斯裔和埃塞俄比亚裔的犹太移民表现出更多的隔离和排斥取向。犹太移民和以色列阿拉伯人都很少采取同化取向。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采取整合和个性化策略的大学生包容族群差异，具有安全感，没有社会强势意识。整合和个性化策略持有者不仅不会感到受到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威胁，而且会被认为是以色列的永久公民和工党的支持者，而不被认为是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相反，采取同化、隔离和排斥策略的个体会感到不安全，较少包容族群差异，更易于具有社会权势意识。而且除了感到被以色列阿拉伯人所威胁外，他们回避与俄罗斯裔和埃塞俄比亚裔移民的亲密关系B15。
对德国主流成员和移民(学生)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某一族群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移民与主流成员策略偏向的相对一致，两者对族群关系都具有预测能力。而总体上，整合策略与两个族群间较为积极的关系有关，而两个族群间文化适应策略偏好不一致产生了消极关系结果B16。
此外，也有研究显示两个族群都采取整合策略对移民和主流族群成员的族际态度具有积极影响B17，而采用同化策略的主流族群成员和采取整合策略的移民之间的关系更可能出现问题B18。
四、多维文化适应模型对族群关系研究的意义
目前多维文化适应模型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且不可否认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很多，因此并不可能把主流族群和非主流族群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的一致与冲突看作是唯一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可以认为的是，不同族群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族群关系表现出不同结果。因此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可以部分反映族群关系状况。但是究竟主流群体和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族群关系的变异，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索。而且目前的相关研究多数仍然是以学生为研究对象，那么运用到普通人群中，研究不同阶层、文化程度、年龄等等的人群，多维模型究竟又具有怎样的预测效度，这也需要采集不同样本进行研究。
总之，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不仅是测量主流群体和非主流群体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可以被用以预测族群间的关系结果。而该模型更大的意义应该在于通过研究影响族群关系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在进行族群关系预测的基础上，可以建构干预措施，改变族群间的不良关系，从把出现问题和冲突的关系改善为和谐一致的状况，从而真正实现当今多民族和多文化国家所倡导的多元文化和谐社会。
注释：
①Berry，J.w.etal.Cross-culturalpsychology：researcnandapplication［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217-218，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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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态度篇9
一、《六朝音乐文化研究》的文化价值
《六朝音乐文化研究》系统性解读了在六朝特定时期的社会背景下，在复杂的人文生态中，音乐文化建设开展的成果。该书展示给读者的是六朝音乐文化与人文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是文化在别具一格立意创新方面的延伸哲学。《六朝音乐文化研究》再现了六朝繁盛的文化建设，通过对六朝音乐文化的详尽解读，对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其艺术精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六朝音乐文化研究》记录的思想文化财富和艺术成就，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通过感悟六朝音乐文化的繁盛景象，研究个性解放，以及当时提倡的人文生态理念，再现知识交流的盛况。
二、六朝特定的人文生态环境
研究人文生态，就是要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力求交叉性探讨人类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突破等方面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以及探讨这些成果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特定效应。通过《六朝音乐文化研究》一书，我们了解到整个人文生态可以称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明确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而建立。通过不断探索研究和认知记录，人们形成了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最佳模式，以及一系列伦理哲学认知，包括可协调的生态环境伦理、生产价值伦理与和谐生活伦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六朝时期，属于权力分庭抗礼、纷争频繁的时期。重返六朝的具体历史，我们能看到东吴、东晋、魏朝、汉朝、南朝、北朝、五胡十六国诸多势力的对峙与混战。这样的局面也未曾更改文化体系中对晋朝人文传统的延续，单在衣冠礼乐方面就体现出政治文化的延续性。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北方地区的持续冲突混乱难消，南朝借助有利环境同北朝抗衡对峙，这时的江南就成了汉末文化得以保存发展的重要地区。从六朝时期的音乐文化上讲，清商乐首先代表了汉魏西晋等历朝音乐人才在音乐创造上的遗留财富，它享受“九代之遗声”的美誉，同时融合了来自南方地区的《西曲》《吴歌》等优秀代表音乐，这样的融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音乐发展。隋唐时期称清商乐为“华夏正声”。当时音乐文化之所以繁荣，正因以清商乐作为重要基础和主干成分。尽管六朝音乐文化因其朝代和地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但严格讲，六朝音乐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地方性的音乐文化，更是六朝音乐文化与人文生态有机契合的表征。
三、六朝人文生态与音乐文化的契合
1．文化生态学与音乐史学的融合《六朝音乐文化研究》遵循大量史料，通过客观严谨的表述，以包容传承的态度，对六朝音乐进行了全方位综合性研究。具体内容涉及六朝各时期皇室音乐、礼仪乐曲、宗教仪式音乐、清商乐、音乐器材、音乐思想、乐律乐理、综合交流等层面的内容。书中处处体现出编者对音乐艺术创作研究客观鉴赏的态度。编者通过自己的感受糅合自我学识，将人文生态学和音乐史学有机整合，力求最大化剖析两者的内在联系，从而帮助读者获取更大的理论认知。人文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融入音乐史学研究可使我们了解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深刻体会当时人文生态环境下产生的音乐文化。很多学者在研究古代音乐历史时，从专业角度出发，往往对人文生态与音乐历史的融合更感兴趣，因为能够从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生态环境因素等方面抽象出它们对音乐文化的影响效果，量化其中的表现形式，从人文生态环境差异的角度去分析判断。
2．民族融合促进音乐文化交流《六朝音乐文化研究》在研究古代六朝音乐历史、探索六朝音乐文化的过程中，流露出对人文生态的思考，强调六朝音乐是中华多民族融合的象征。该书通过对音乐文化的传承、人类精神世界的构建、人类物质需求的建设之间内在联系的认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探寻几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该书将六朝人文生态环境凝练出的社会意识蕴含在儒家、道家、玄学等理论中。“儒道互补”“玄学催化”和“儒表法里”这些新思潮丰富了音乐史学。在六朝，各种文化的汇聚、碰撞、交流能够良性出现并且演变出更有学术价值的文化作品，正是源自各民族的思想在交汇后能实现融合，各取所长，各弃糟粕。《六朝音乐文化研究》基于人文视角审视音乐领域的文化艺术，在不同篇章的连贯穿插中提升了音乐研究的高度，拓宽了音乐研究的广度。
3．从音乐史学的视角重新划分六朝历史时期很多学者将六朝化分为南六朝和北六朝两派加以研究，受其影响，对六朝音乐的研究也是按照对立原则分为南方音乐文化和北方音乐文化两派。从时间或者空间的角度划分研究范围属于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音乐文化的发展虽然受本质特性、稳定性和传承性影响，但是受朝代更替、当权者思想差异的影响，音乐文化出现变革也是情理之中。《六朝音乐文化研究》一书从音乐史的角度，根据音乐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重新划分六朝历史时期。研究六朝思想文化和六朝音乐文化不能局限于南方或北方——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应该积极调动大局观，统筹勾勒六朝音乐文化全貌，才能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划分解决问题。《六朝音乐文化研究》能够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遵循音乐史学的客观规律，打破了学者通过阅读分解六朝时期描述动乱性与悲剧性的典籍来探寻六朝音乐美学观点的旧模式，选择将研究对象定位在社会人文思想上，对六朝音乐思想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六朝音乐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极具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读本，正是由于其植入了人文生态环境的理念来分析六朝音乐的发展状况，引导读者增进思考，扩宽认知度。
文化交流的态度篇10
一、“区域”概念阐释与区域文化研究基础
区域概念过去常常被作为地域、地方、地区概念使用，主要因其与行政区域概念紧密联系有关。但即便是依行政区域划分，历代都有所变化，呈现跨区域行政交叉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现在的广西含当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长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区”，足以说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与现在区域划分也有跨域交叉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见，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为水域空间范畴的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以洞庭湖为纽带与分界，划分湖北与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楚文化区域；以黄河为界划分河北与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区域；广西西江水域由西向东的红水河与由北向东的桂江汇合入珠江，又构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区域；广西兴安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修筑灵渠，沟通北上的湘江水系与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与水域贯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区域，等等。以山脉为纽带与屏障，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在先秦时期就称为岭南地区，此后所谓“两广”、“粤桂”表明其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区域范围；处于岭南的广西与岭北的湖南通过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构成湘桂之间连接的区域，等等。此外，以语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态为纽带构成的跨地区的区域概念使用不胜枚举。
其二，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经历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结盟以及意识形态阵营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世界性区域联盟产生背景与语境看，除相对于国际社会以及超级大国霸权，即区域相对于中心而言，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外，更多地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作，构成或紧或松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与联合体。从国内区域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建构的区域发展视野中，除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区域概念含义外，一般所指省市县乡行政区域；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继构建非行政化的、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基础的、以经济为纽带的、跨地区结合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济合作、协作区，如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经济崛起与跨区域经济合作协作方式兴起极大地推动区域发展步伐，既通过竞争拉开区域间差距，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又通过区域合作协作，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赶超跨越，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构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趋向。总之，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区域文化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发展，区域文化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扩大与开放。文化的交往性、绵延性与包容性特点不仅促使区域概念含义理解不仅仅涵盖地域、地方、地区含义，而且带有跨地域、跨地方、跨地区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义；区域文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空间，而是超越区域空间而扩展为文化空间。其文化区域空间范围立足于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与行政地理空间的地域范围，而且扩大为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其区域界定以及域界划分不仅仅为一个要素决定，而是包括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族群、语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统关系的综合性整体构成。尽管为了更为明确清晰界定区域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所指对象范围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划分区域界限的需要，往往习惯于按照思维定式，简单化地将区域等同于主要依据行政化划分的地域、地方、地区概念，更便于构成条块分割的行政地区空间与从上到下的线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则不能否认和掩盖依据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综合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及其区域文化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区域经济崛起的现实需求，更凸显出非行政化划分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凸显区域文化内涵外延的开放性与跨区域交往交流与融合的特征。区域文化含义不仅是因区域空间形成其内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构成其内涵外延。通常所说的区域文化，往往指称当代社会区域空间及其行政区域的文化形态，诸如作为省域文化称谓的广西文化，作为市域文化称谓的桂林文化，作为县域文化称谓的临桂文化，等等。但历史上所称区域文化概念则丰富多彩，不仅从区域空间而言具有跨区域的开放性，而且从文化形态的内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诸如中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而论，当然属于中原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原所指区域指河南，古称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辞源》释“中州”有三义，狭义为河南，中义为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广义泛指中国。中州即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或发祥地并非仅仅局限于河南，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播源。文化的传播性、开放性与扩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区域扩大为黄河流域范围以及整个中国范围，并影响到海外、域外的周边更大范围区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来指代中华文化，反而淡化其区域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所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虑其产生区域空间含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其文化含义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历时性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扩张性。
广西历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区域文化的概念，诸如岭南文化，显然作为区域文化而言的区域是指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亦即广东广西的“两广”地区，但就其文化形态特征而论，既不能仅仅涵盖“两广”，其文化外延可以扩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区域以及沿边沿海跨境区域；又不能仅仅以之涵盖“两广”所有区域文化形态，况且广东与广西各自的区域文化也有差异性，下属各地文化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样固定，而是具有运动性、流动性、活态性的生命表征，岭南文化也是在与其它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区域文化。粤西文化亦如此，历史上所谓粤西地区，指简称为“粤”的广东以西的广西，地域范围虽然涵盖广西，但粤西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特征并非涵盖广西区域所有文化形态，粤西地区概念并非等同于粤西文化概念，粤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广西文化。这足以说明粤西文化具有超越粤西地区概念的跨区域性意义，粤西文化所指对象范围的模糊性正印证其开放性，其性质特征也并非仅仅与“粤”相关的广西文化形态，或者说两广文化的融合，或者说广西文化受到粤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也正说明其相对性，具有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立足于区域而又具有跨区域特点，从而由区域空间范围扩大为文化空间范围，使之不仅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广西区域文化发展及其生成环境条件
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概念理解，区域、区域文化应该成其界定以及内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时也需要从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构成的内在逻辑与时空关系角度深化认知，辨析其与通常所习惯使用的广西文化概念的异同及其在区域研究视野中凸显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就广西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论，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划分与行政管理区域意义上的广西区域界定应该十分明晰；同时相对于广西与周边区域间关系而言，以及广西相对于中国所属关系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定位而言，以确定广西区域概念及其区位特点也并非难事。而对广西区域文化理解则相对于广西区域界定而言就复杂得多了，不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与开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或广西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区域空间大于行政空间，文化空间大于区域空间。尽管不难理解区域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因此也会有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义及其对象范围，习惯上也是以这种称谓能够达到更为明确与简单表述的目的。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化与封闭化，忽略其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区域界定范围及其跨区域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影响。
广西区域文化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广西来理解，其区域所指空间范围当然应该是落实于广西，将其简单理解为广西地域、地方、地区文化无可非议，这对于理解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及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对广西区域文化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和开放，而且广西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有着区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更为宽阔深远的视野与背景。因此，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外延范围理解应该拓展：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及其中华文化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广西与周边区域关系中跨域、跨界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再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传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构成的跨时空、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定区域的广西文化形态，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独立性与关系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流动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融合性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特征凸显，不仅对于广西区域文化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理解更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对其性质特征作进一步理解。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建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构成都应该有其背景与语境，区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构成也是依赖于所依托的区域空间和所属背景与语境。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论，广西区域文化形成与构成应该与历史上所涉及其内容的相关文化概念使用有关，诸如百越、骆越、西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认定为主要从文化地理空间界定的历史性概念，这些历史概念对于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与构成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些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广西区域文化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历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区域性特征，所指区域及其区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是具有跨区域特征，所指区域范围包括几个或多个相关区域范围；三是具有开放性特征，所指区域界限较为模糊，含义较有张力和弹性，外延范围有所扩展和绵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些区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形成，包含特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内容，表明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广西区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历史性依据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广西区域文化概念与这些历史性区域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彼此之间联系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广西区域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区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其三，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当代背景。广西区域发展推动其区域文化生成与发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广西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实施“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区位特征与区域优势凸显。广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沿边沿海的地缘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特色得到国家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广西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广西地方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广西放置在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定位，由此形成当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其区域性与世界性以及国家战略性地位凸显。
一是北部湾大开发，既将广西纳入国家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发展进程中，又将区域经济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沿海经济大开发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广西赶超跨越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同步发展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北部湾大开发在进一步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强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将广西区域文化放置在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审视，区域文化才会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与跨区域视野。二是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中国南疆，毗邻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及其确定广西首府南宁为其一年一度的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使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既成为跨境、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协作、交流的实质，又增强了广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其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区位特色与优势。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使广西不仅在西部地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北部湾及其海港成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北部湾建成国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遗愿，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及其南海开发战略实施。北部湾大开发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经济开发及其港口建设连成一片，并扩展到南宁、崇左、玉林、来宾、百色等更大区域范围，辐射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等广西区域范围，影响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对于西部大开发及其大西南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使区域合作、协作、协同发展成为广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广西作为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建设发展优势，而且创构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的民族生态环境；广西不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条件，而且享有民族团结模范的殊荣；广西世居十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与毗邻广西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际交界少数民族关系紧密，而且与毗邻中国的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广西实施“民族文化强区”战略既推动区域民族文化发展，又跨区域影响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步伐，确立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特色与优势。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质上将桂林旅游经济与服务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轨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规划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桂林旅游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国内外影响力与竞争力，同时也将桂林旅游发展放置在国家旅游与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既必然融入和汇入各种跨域联结与合作所带来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也必然会以更为宽广与开放的视野理解广西区域概念的含义、内涵与外延、对象范围。同时，也会因区域发展及其跨区域共同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合作、协作机制形成，如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合作、中越经济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桂港、桂台、两广、湘桂、滇桂、黔桂等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等等。当前，广西又面临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及其海洋经济文化开发机遇，以及海洋维护及其南海岛屿争端与边界纠纷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广西处于沿边沿海的南疆第一线，更需要将区域发展视野扩大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广西发展战略上升为区域发展战略，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发展不仅仅具有区域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带动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意义。总之，广西在国家及其区域中的定位，使之区域概念范围既指称广西区域，也指称与广西关联的更为开放性区域，带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特征与意义。因此，广西区域发展应该立足于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三、桂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内容及其跨区域研究视野
桂学可谓广西之学，是对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现象与事象进行分门别类与综合整体研究的地方性学科、学术、学问、学派。从区域研究角度而论，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为广西区域。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论，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与中文化的的狭义理解，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而扩大延伸为广义的大文化，文化构成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同时，依据自然地理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应性与差异性，广西区域文化研究对象不仅仅指称广西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与广西区域文化密切相关的跨区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现象与事象，既生成广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绵延性与融合性特质特征，又构成其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桂学从这一角度而论又可称之为广西区域研究之学，其学术研究视野与研究指向应该落实于广西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也应该为广西区域文化。桂学研究可考虑将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具体可从三个视角考察。
其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视角构成。从学科研究视角而论，桂学既相对于湘学、徽学、楚学、粤学等而言独立自足的地方性学科，又可视为分门别类的区域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科的总体性称谓，更大程度地表现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向，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现象或事象，从多学科、跨学科、学科协同研究角度进行立体综合性研究。历代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与地方民俗糅杂一体的综合性研究特点，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张鸣凤《桂故》《桂胜》、清李调元《粤风》等广西历史文献均带有这一特点。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研究学科及其学科群，针对广西区域文化对象类型与性质内容可分门别类进行各学科研究，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特点，如区域经济学其实就是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特点。因此，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应该成为桂学指向。对于受一定区域范围限定的研究对象来说，学科研究也会在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关系的结合与协调上明确指向，目的在于拓展与深化研究视野以整体综合把握研究对象。
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构成。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必须在厘清其含义及其内涵外延与性质特征基础上认清其文化构成。区域文化形态的生成与构成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本土文化积淀、积累、传承与传播的结果；二是区域间和跨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与碰撞的结果；三是在主流文化影响下，文化变革、转型与发展的结果。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也通过这三条路径形成其构成，又因其沿边沿海与少数民族地区特点更形成其多样性、复杂性、融合性等构成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广西本土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性。广西考古发掘，发现广西在新旧石器时代都有大量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及其文化遗物、遗址存在，如桂林宝积山洞人、柳州人、桂林甑皮岩人等广西先民遗存以及大石铲文化遗存，这是广西文化之根、本、源。先秦时期，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广西并未有行政意义上的统一性，尽管有百越、骆越、西瓯、岭南等称谓，但未能明确与具体指称广西文化形态。广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后，推动广西文化形态生成发展，但毕竟因其地处偏远与边缘，本土文化发展缓慢，各地区文化存在差异性。当然，也形成文化特色与优势、文化形态多样化、文化构成多元化、文化类型鲜明的本土文化特点。李建平等学者概括为，广西拥有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文人文化、民间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区域类型构成看，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文化，以梧州为中心的桂东文化，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文化，以宜州为中心的桂西文化，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文化，以合浦为中心的北部湾文化；从民族文化类型构成看，形成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文化形态，各民族之间既交往交流与文化融合，又存在各民族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呈现出各民族文化鲜明个性与特色；从语言及其方言文化构成看，广西至今都是全国方言富矿区，依托语言构建的文化形态也千差万别，形成彼此不同的方言区域及其方言文化区域；从自然地理风貌构成的文化类型看，江河湖海构成不同的流域文化，如西江文化、红水河文化、漓江文化、北部湾文化等，此外还因山地、湿地、平原、丘陵、森林等自然地理特点构成不同文化形态。二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文化交流与交融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即便是本土文化，本土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必不可少，对于外来文化进入本土，广西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及其交流融合也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地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与包容性特征所在。中原文化对广西文化影响从秦始皇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之后，主要通过行政建制及其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央派遣或贬谪地方官吏、外派守护边疆驻军、人口迁徙、商贸往来、大型水利建筑工程等因素构成。旅桂士人、文人及其人口迁徙的客家人，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传播，并与当地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广西政治文化、土官文化、藩王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工艺文化、文学艺术及其各种社会生活文化形态。明清之后，常被中原地区称之为“南蛮”地区的广西，其文化形态与中原文化并无二致，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至晚清时期，粤西文化发展到高峰“，岭西五大家”步桐城派古文余绪，崛起于文坛；临桂词派入主词坛，名震京师，王鹏运、况周颐被称誉为“清季四大词人”。至近现代以来，广西在鸦片战争、帝制、民国建立与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功不可没，对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三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广西区域文化的构成性。与广西毗邻的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域各具有独特鲜明的区域文化特性特征，也都与广西在跨时空、跨区域交往交流中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特征。处于广西与湖南交界节点的桂林，历史上也是广西省府所在地。通过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修筑的兴安灵渠，沟通湘漓水域以及湘江沟通长江水系，漓江沟通珠江水系，从而贯通长江文化与珠江文化。并开发翻越五岭的湘桂古道，建立湘桂沟通交流的各种渠道。中原文化及其湘楚文化影响广西，尤其是桂北地区，构成具有湘桂文化融合特征的桂北文化形态。此外，先秦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南面边界绵延至广西荔浦，楚文化影响广西不言而喻。处于桂东的广西与广东交界的梧州，古为苍梧地区，粤文化影响范围扩大到广西贺州、玉林等地；桂南沿海的广西合浦，构成现在北海、钦州、防城港三足鼎立的北部湾地区，与广东沿海毗邻，也是粤语区域，粤文化影响至南宁，广西桂东南文化交融特点显而易见。桂西地处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宜州、河池地区，广西与云南交界的百色地区，桂黔滇区域交往及其文化交流形成广西桂西文化特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语言，广西语言构成大体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以桂柳话为中心覆盖桂北、桂中、桂西地区，为西南官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包括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均属于这一语系；二是以南宁、梧州、北海为中心的桂东、桂南粤语地区，与广东粤语同属这一语系；三是以壮侗语系为中心的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四是广西各地方言与土话。显然，广西语言及其方言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通过语言进行文化交往与交流，形成文化交融与融合的文化构成性形态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