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货币政策篇1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经济货币政策篇2
一、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分析
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所以大多数学者偏向于选取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但m0、m1和m2对股市价格到底是有无影响、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有很大的随机性，而且各位学者所用的分析模型都不尽相同，所以也导致结论分歧较大。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利率越来越成为一个我国货币政策中一个重要因素，在研究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中也要把利率考虑在内。
二、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与前文所述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相同，国内外对于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的研究结果也有很大出入。国外大部分研究成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是亦步亦趋的，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较为完善，所以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但是国内学者基于我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双方关系不显著甚至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政策传导渠道的缺失。但也有学者研究结果显示，2005年股改之后，我国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滞后n期或者单项因果关系，说明了在总的宏观走势中二者还是存在联系的。
三、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对于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有以下几点经典理论：
（一）托宾的q理论
托宾的q理论描述了股票价格和投资支出的关系。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公众发现其持有的货币比其需要的多，在利率下降的情况下，公众会增加对股票的购买，从而抬高股票价格。而股票价格越高，则q越高，投资支出越高。
（二）财富效应渠道
决定消费者消费支出的是其当前收入流和拥有的财富量，而其拥有的财富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股票，当股票价格上涨时，消费者的财富增加会增加，其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三）流动性效益渠道
消费者的支出不仅受其财富量的影响，还受其资产流动的影响。在消费者的资产安排中，住房和汽车等耐用品的变现能力差，而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的变现能力强。如果预期未来收入减少或出现通货膨胀，消费者就会增加这部分资产的持有量，从而使得消费者资产流动性增强，进而增加其消费支出，促进产出增加。
四、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实证分析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m1（狭义货币供给量）地增加，a股的流通市值呈增加态势。当银行间七天同业拆借利率上升时，a股流通市值下降。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央银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时，会加大对市场上的货币量的投入，进而使人们手中的现金增多，除了消费和储蓄以外，还有一部分会流入到股票市场中去，使得自己的财产结构更为合理。
2.银行间七天同业拆借利率是我国目前市场化度较高的利率，它能较为合理的反映市场上资金的松紧程度。当七天同业拆借利率升高时，说明市场上资金紧缺，进而存款利率也应该同时上升，这样人们持有资金的机会成本也会上升，使得资金更多地存入银行，股票市场的流通资金就会相应减少。
五、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不断扩大股票市场规模，加快金融创新速度。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时间还很短，开放程度还不够高，各项政策制度还不够完善，所以要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自身实际，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我国的银行和证券业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尤其是商业银行要改变以存贷利息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局面，在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方面，要尽快填补我国市场中存在的空白，不断丰富金融市场产品和工具，大力发展企业债券，促进债券的发行市场与流通市场协调发展。
经济货币政策篇3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 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 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经济货币政策篇4
与1990年代之前物质短缺时期由需求推动引发的通胀不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物价上涨更多表现出成本推动特征。2006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就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出现的。与此同时，国内工资也出现大幅上涨且部分地区开始劳动力短缺。与需求型通胀不同，在成本冲击下，紧缩性政策可能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加剧经济收缩压力，成本推动型通胀治理难度更大。虽然应主要采取促进产出效率的供给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毫无作用的空间。
伍戈博士和李斌博士的新作《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出版）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出色成果。作者并没有仅仅针对成本冲击来分析通胀，而是通过对日韩台湾等典型经济体和历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考察，发现如果同时考虑货币供给因素，成本冲击对通货膨胀的边际解释力几乎为零，这实际上强有力地支持了货币主义观点。
虽然劳动力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都属于成本冲击，但对总供给曲线和宏观经济影响不同。前者对总供给曲线斜率产生影响并在短期产生不可逆的中长期冲击，而后者仅体现在斜率的变化。面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应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预期并更多地改善效率提高供给，这对于正处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已经历长达三十年约10%高速增长并将逐步回归中低速度常态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短暂且可逆的，因而决策者一般不需要考虑修正其既定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及通胀目标，但可以适当提高短期通胀容忍度。这种做法其实与19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采用的事实上的弹性通胀目标制策略是一致的。虽然不同国家策略不同，但Svensson（2002）认为只要是遵循跨期通胀和产出缺口模式，都是弹性通胀目标制，几乎所有独立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都可归为此类（mishkin，2011），这对中国货币政策转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还对日益全面融入全球经济情况下的成本冲击和中国通胀新形势，以及如何以成本冲击的观点看待货币数量论的现实背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虽然研究的题目是成本冲击，但该书具有非常强烈的货币主义色彩，这可能与作者身份有关。考虑到中央银行家对通胀都持有高度警惕的职业心态，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件大幸事。更难得的是，该书无论在理论模型、计量检验，还是在国际经验比较等方面，都遵循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并且结合大量专栏案例深入浅出进行说明，逻辑严密结论可靠。通过该书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也可从中观察未来货币政策当局的决策方向。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注：
Friedman，m.，1963，inflation：CausesandConsequences，newYork：asiapublishingHouse.
mishkin，F.，2011，“monetarypolicyStrategy：LessonsfromtheCrisis”，nBeRworkingpapers，no.16755.
经济货币政策篇5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一）社会财力结构和社会积累职能日趋复杂化。具体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业资金为主体的预算外资金的急剧增长；（二）在社会财力的运用上，出现了控资来源的多渠化，投资决策的多极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三）社会财力的日趋流动化和社会资金融通关系的广泛化、市场化。这些新变化，客观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要求。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财政和银行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的运行。但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两种经济杠杆不能单打一，要综合运用，扬长避短，以发挥交叉效应。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
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的大体平衡。
2、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选择应是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紧中略有松的财政政策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组合。
（一）实行紧缩财政政策的依据是财政面临困难。当前财政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体现：（1）财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财政几乎年年出现赤字2540亿元。据估计，这种收不抵支的财政状况今后仍将持续一段时间。（2）财力分散。由于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上处理不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约11．8％，是历史上的最低点。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实行了分税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仍未理顺，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这一比例仅为33％，而同期市场工业化国家这一比重多在70％—90％之间，相对而言，我国属于“弱中央”的国家行列。（3）财政补贴过大。1993年财政的价格补贴、亏损补贴分别为300亿元和400亿元，如此巨额的财政补贴已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4）债务规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发行债务达1350亿元，债务依存度为53％，1996年，中央已发行1950亿国债，沉重的债务负担有可能导致中央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危机之中。（5）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现在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国有企业亏损，这说明，财政收入的来源基础受到动摇。上述五个方面均表明财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实行较紧的财政政策，巨额赤字和巨额债务将使人民丧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导致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总需求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给方面，而供给方面则是由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紧中有松的财政政策可以对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灵活调节，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查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是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两大工具实现的。对于国家要优先发展的部门、行业或地区，一方面，国家可以采取低税率、税收减免等措施来提高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效益，引导人力、物力和财力流向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从而增加相应产品的供给；反之，对于国家想要限制的部门、行业或不优先发展的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不优先发展的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效益，从而减少相应产品的供给，最终实现总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本身就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财政资金在各部门、行政或地区的倾斜投资或优化支出结构本身就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可见，财政支出在确保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上都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
（二）实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需要。我国经济仍存在着资金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即要靠社会内部积累，也要积极吸收利用外资。据调查，当前企业资金短缺，产品积压情况严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适当放松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利率、增加再贷款等措施来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尽管财政政策也是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财政政策调节的力度太大且直接，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力不从心。货币政策的应用则可以发挥较好作用，避免经济出现急剧波动的运行情况。
经济货币政策篇6
一、货币政策背景“新经济”
(一)新经济的特点
我们认为，“新经济”就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通过创新技术，借助高效率的资本市场，结合有力的宏观调控，在知识经济的转型中实现的一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经济运行形态。纵观其全过程，我们认为美国“新经济”有以下特点。
首先，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9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0.4、2.7%、2.3%、3.5%、2.0%、2.8%、3.8%、4.5%、5.7%。此时美国不仅走出了经济低迷，而且经济增长率上还超过了德国、日本。其次，美国此时的失业率也随着经济增长而稳步下降，从1993年开始，美国就业状况开始改善，失业率稳步下降，1998年12月降到了4.3%，这是美国3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更为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此时美国的物价水平增长幅度保持在低水平，而没有因为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9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5.4%、6.9%、6.5%、2.7%、2.7%、2.5%、2.3%、1.7%、2.1%、2.5%。
其次，美国政府财政状况大为改善。由于美国政府此时施行了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与削弱非生产性支出同时并举为特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特别是削减国防经费，而另一方面则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鼓励技术型的投资，推动经济的转型。此外，在税收政策上，美国政府有的放矢，对富人增收附加税，全面提高能源税，另一方面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减税，并在税收上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末期，美国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每年还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盈余，使得美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游刃有余。
再次，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经济中新的活力，从而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增长。“新经济”是重视技术、重视知识、重视创新的经济。高新技术产业把知识转化为产品，同时有效利用风险投资，最终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
(二)对“新经济”的简要评价
无疑，美国“新经济”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亮点，一个是实现了稳定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另一个是高新技术、知识经济的发展。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一组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在“新经济”中，这对指标之间的矛盾关系似乎被打破了。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下，经济周期是不可以被完全消除的，“新经济”的成功并不代表这个矛盾不存在，也并不代表经济波动被完全抚平。我们始终认为，“新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全球化的机遇，有赖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也有赖于美国政府、美联储推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控措施。因此，对于“新经济”的成功，重要的不是去怀疑当前的经济理论，毕竟它仅在美国的一个国度里实现了，但也不能忽视这种造就特殊情况的原因，因为，这讲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借鉴。
二、“新经济”背景下美国的货币政策
(一)“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首先，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所谓中性货币政策，就是指利率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让经济自身潜在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续地增长。美联储预测美国自身潜在的增长率为2.5%，于是通过调整利率，使增长率保持在2.5%的水平上。
其次，以实际利率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相机选择调整时机，在一定的时间内同方向连续微调短期利率。依据“泰勒规则”的理论基础，鉴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由于金融创新导致的货币供应量越来越难控制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原来的货币供应量转为实际利率，其政策最终目标是保证稳定增长，同时毫不手软地预防通货膨胀和抑制经济过热。在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美联储调整利率始终把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保持谨慎，采用小幅度的调整，一般是每次调整0.25个百分点;第二是保证灵活性，在目标极为明确的前提下，鉴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使货币政策能发挥其短期内迅速作用经济的特点;第三是保证货币政策的透明性，美联储通过公开政策信息，让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保证了市场的稳定。
再次，保证美联储在制定及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在“新经济”之下，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变化，高效率地做出决策而不受政府干预。
最后，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和投资调整了产业结构，拉动了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为美国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而货币政策则更着眼与经济增长的“稳定”二字，通过及时的利率微调和公开市场业务，预防了经济过热，抑制了通货膨胀。
(二)对“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的简要评价
首先应该看到，美联储该时期的货币政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上。一方面货币政策目标明确，另一方面调控手段得当，的确值得世界各国的货币当局借鉴。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该时期的经济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影响形成，而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体现出来局限性。比如，美联储持续调低短期利率时，并没有使长期利率有很大幅度的下降，这将不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再比如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连续的降息，美元的价值反而上升，从而无法实现刺激出口的作用。(三)“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首先，从长期发展来看，中性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我国货币政策发展的趋势。中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而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由于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较高，货币政策还是被用作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次，应继续推动利率向完全市场化的改革，从而充分发挥利率调控工具的作用。目前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企业和个人对利率的敏感性都相对较低，因此目前我国主要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间目标。
再次，应该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同时加强政策的透明度。由于我国权力体制的特殊，央行的独立性相对较弱，同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不够透明，常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之一，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以及投资者的预期。
最后，应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应该看到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上的优势，而货币政策有短期有效的优势，在相机选择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
参考文献
[1]李国疆《从美国“新经济”看货币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1年10月
[2]唐世超《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的特点》消费导刊2008年7月
经济货币政策篇7
一、金融环境概述
金融环境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金融体制和制度下，影响经济主体活动的各种要素的集合。金融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人们能够很好的进行生产和生活，一旦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被影响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只要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之间有经济联系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从全世界范围讲，金融危机都是非常不利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步，我国于世界的联系也开始越来越紧密，尤其是与美国之间，因此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那一年，我国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此可见，预防金融危机的出现，或在金融危机出现时，中央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对其进行解决，对于保持金融环境的稳定性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也非常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平稳有序的发展，有利于这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货币政策概述
货币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制定的维护本国金融环境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有四种，一是使本国人民能够充分就业。这里的充分就业指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就业，而是尽可能的降低国家人民的失业率，使其能够保持在一个社会所能成熟的水平；二是使物价能够保持在平稳的水平，物价水平能够从整体上反应这个国家的金融环境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过高，那么无疑，这个国家一定是处在通货膨胀之中；三是使经济水平得到增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大大的巩固其经济基础，同时也就能够使其上层建筑得到保证；四是使国际收支达到平衡。这里说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不是指收入与支出两者绝对的平衡，而是指收入大于支出，或支出大于收入，但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由此可见，总结起来说，中央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国家的金融环境能够保持在平稳的状态。
三、金融环境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金融环境与货币政策两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文章本部分将针对金融环境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希望通过讨论，能够体现出两者的重要性，同时使读者认识到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综合进行考虑的重要性。
1.金融环境影响着货币政策的调整
这里以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为例，自2008年开始，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开始由美国出发向世界各地蔓延，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利用了多种手段对这次危机进行了调节，其中，调整货币政策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通过对货币政策的调节，中国不仅仅成为了受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打击最小的国家，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本国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金融环境一旦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了使本国经济不受影响，政府就一定要提出相应的货币策略，这样才能保证本国经济稳定的运行。
2.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对金融环境产生影响
这里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种金融危机为例。
在发生通货膨胀时，通常会发生例如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等很多现象，使人们手中的现金大大缩水，这将会带来社会经济虚假的繁荣，也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带来的危害便会逐渐显现，这时，国家需要采取的货币政策是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等，这样对解决通货膨胀是非常有利的。
在发生通货紧缩时，通常会发生例如纸币升值，物价下调等现象，这会导致很多生产者无法获得相应的利润，从而放弃急需生产，这样持续下去，对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这时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对这种状况加以解决，例如降低银行存款的利率，以促进货币的流通，从而使通货紧缩的状况得到改善。
经济货币政策篇8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6-0040-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从国家利益出发，协调中美货币政策，需要超越货币政策，全面审视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全过程；需要超越对GDp的崇拜，从国家财富增长目标出发，促进出口适度增长和出口结构调整[1]。100年前美国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经济，2010年美国多方利益集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以巨大压力。2015年美元强势回归，大批资金撤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政策？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一个大问题。
美国货币政策不仅曾经影响了中国经济，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0年前后。“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中国上海股市崩盘。而由于中国股市中特有的官商勾结、官场争斗、制度糜烂等诸多要素，这场单纯的市场危机不但危害程度被无限放大，而且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违规入市且损失惨重的川汉铁路陷入资金困境，并且就损失款的补偿问题与中央持续发生矛盾，引爆了‘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2]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人为地抬高银价，使世界银价大大高于中国国内银价。如果从中国装运白银到伦敦或纽约市场出售，所获的利润非常可观。国内白银纷纷外流，冲击了当时中国货币制度――银本位制，而且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3]，并直接导致中国银本位制的崩溃。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吴丽丽认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ppi持续走高，最终造成中国财富流失。
张晶晶[4]从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汇率、利率和流动性等角度分析，认为美国货币政策使中国贸易顺差增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投机趋利性资金流入、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上升、通胀压力增大。该文理论分析比较全面，实证分析略显不足。张晶晶和刘凌[5]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汇率及名义利率均没有显著影响，却对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和中外利差影响显著。张曙光[6]测度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引起出口贸易数量减少，但在几个季度以后，升值的影响近于消失，认为长期内人民币升值不会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状况。这两篇文献表明汇率并非连接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进出口的媒介。不过，这些结论与张晶晶结论不一致，与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理论之汇率途径不符。李增来和梁东黎[7]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进口、出口、净出口和总产出的动态影响。其贡献在于利用方差分解，将政策冲击分解为长短期两个方面，不过未考虑影响机制，也未考虑汇率、利率在其中的影响作用。王朝晖[8]从资产证券化、居民融资渠道的变化、金融合并等因素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可见，因为金融创新，与m1、m2比较，m3能更好地反映美国货币供应量。宾建成等[9]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中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该文选择美国货币供应量m1、中国与美国利差等变量，讨论其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入额的影响。不过m1作为美国货币政策的代表指标失之偏颇。刘锐[10]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中国贸易顺差和GDp，使中国通胀压力增大，对中国外汇储备固定收益资产有重大影响。不过，该文局限于理论论述，缺少实证分析。张作云[11]认为，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此外，在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政策问题上，余云辉[12]指出，在中美货币政策较量中，应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握发展经济的主动权和制定政策的主导权。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之一，把汇率政策作为保卫中国经济成果、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该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不应该让汇率政策约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迫使美国调整自身货币政策，形成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余力[13]认为，“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问题，美国主流学界也心知肚明，中国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些判断立意新颖，却未被实证检验。总之，研究人员多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对某一方面的影响，很少讨论影响机制，即使偶有讨论也缺少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m3作为美国货币政策指标，在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物价和进出口基础上，讨论其作用机制，包括汇率、利率在该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并检验了开放转型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要素管制传导媒介假设，即在改革开放和国内要素价格管制条件下，美国扩张货币政策导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扩张，最终促使国内利率、物价上涨及进出口增长。
如何减小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本身蕴含着政府希望实现怎样的调控目标。目标有两种：一是GDp增长；二是财富增长。对转型国家来说，在全球化历史条件下，要素价格管制加大了GDp与国民财富增长之间的非一致型[1]。在开放环境下，过低的要素价格和过快的出口甚至造成国民财富流失。谭雅玲[14]认为，贸易顺差不等于外贸利润。余云辉[12]认为，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调整可以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
调控目标的选择将直接决定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以GDp为根本目标，中国的政策非常成功。美元贬值引起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价格过快上涨、ppi和Cpi长期偏离、出口高速增长及GDp增长。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国资源被最大化利用，高耗能和资源型产业持续扩张，中国经济结构不断恶化，中美经济失衡继续扩大，在美国等国家反倾销过程中，中国在国际利润中分配的份额越来越少，甚至是财富流失。只要美国继续实施美元贬值战略，这个循环将持续下去，中国继续以占全世界较少的资源满足更多的外部需求，直到资源枯竭；如果以国家财富增长为目标，而非单纯地追求GDp增长，则出口贸易应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博弈。将财富增长作为经济调控根本目标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出口产业，更应如此。面对强劲的外部需求，中国需要主动采取措施抑制部分行业出口过快增长。
二、理论及假设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包括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货币政策国际传导机制理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理论。
1.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包括货币传统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货币传统渠道一方面强调利率对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认为货币供应增加使人们调整金融资产结构，引起金融资产价格变化，传导到实际经济领域，引起商品和劳务价格变化，最终影响产出。信用传导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和资产负债平衡表两个方面。前者认为，货币供给增加，银行存款增加，银行贷款增加，投资增加，产出增加。后者认为，货币供应增加导致企业资产价格上涨、企业财务状况改善，资产净值上升，并且名义利率下降使企业利息支出下降，债务降低，现金流量增加。企业道德风险降低，银行愿意给企业放款，企业有更多资金进行投资，总需求增加，产出增加。并且对居民而言，在扩张性货币政策条件下，其调整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与流动性较弱的耐用消费品与房地产比例，增加耐用消费品和房地产支出，刺激产出增长。
2.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理论
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理论包括汇率传导途径、国际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和利率机制下金融市场传导理论。汇率传导途径理论认为，汇率传导借助对进出口和资产负债平衡表两个方面影响另一国经济。当一国货币供给增加时，货币政策首先通过实际利率影响汇率。名义利率下降，汇率贬值，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带动本国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生产和收入增加，按永久收入假说，当期消费增加小于生产增加，所以多余部分将用于出口，出口收入增加意味着对未来贸易伙伴国的商品需求增加，由此使两国财富分配发生永久性变化；资产负债平衡表渠道的影响主要针对外债较多国家而言，即货币供给增加，名义汇率下降，持有大量外债的企业、银行资产净值减少，银行对外贷款减少，投资减少，产出减少。国际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表明，当某个国家货币投入市场，如果原来限制生产的原因不是货币供应，其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物价上涨，最后引起其他国家物价水平上涨。利率机制下的金融市场传导理论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前提下，当其他国家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外国利率下降，其资本流向收益率高的国家。外资流入将改善本国国际收支与金融账户，在固定汇率条件下，本币有升值压力，外国资本流入更多。由于中央银行需要买入外币，投放本币以稳定汇率，采用公开市场业务等工具冲销过多的流动性，本币供应增加，本国利率下降，刺激本国投资需求，拉动产出，提升物价。
3.转型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要素管制传导媒介假设
前两种理论描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未考虑能源资源要素价格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问题。中国目前处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在此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本文提出要素管制媒介假设，即转型条件下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管制是美国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的重要媒介，即对转型国家而言，在开放和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管制条件下，美元扩张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引起世界能源资源价格上涨，拉开了转型国家国内能源资源价格与国际市场的差距，引起其能源资源产业、以能源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出口产业快速扩张，能源资源型产品出口增长，导致除了管制要素价格外的其他相关要素价格上涨，如利率，最终表现为出口商品价格、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各类商品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普遍上涨，最终导致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失衡。
三、指标选择和数据特征
1.指标选择
测度美国货币政策的指标有多种，从时间价值角度考虑，包括联邦基金利率等指标；从发行货币存量角度考虑，包括m1、m3等；从与其他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考虑，包括美元兑欧元汇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等。本文将从美国货币供应量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两个方面探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测度中外经济联系的指标有出口、进口、出口价格、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资本项目往来等指标，在这些指标中，出口无疑是重要的中外经济联系指标。为了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本文还选择了用电量、利率、工业品出厂价格、燃料和动力价格、居民消费价格等指标，旨在探讨如何把握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各变量之间关系，以便从中找寻影响两者关系的政策着力点，拓展中方政策空间，把握对外经济关系调控主动权。
2.变量和数据特征
考虑到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本文选择月度数据，期间为2005年8月至2014年9月。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各变量及其稳定性情况如下：
mm：美元期末汇率（当月数；单位：人民币/美元），1阶单整序列。
Cj：出口商品价格总指数（上年同月=100），平稳序列。
Jj：进口商品价格总指数（上年同月=100），平稳序列。
Dz：发电量产量增速，当月（%），1阶单整序列。
Gj：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当月，平稳序列。
Jm：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当月，1阶单整序列。
Gm：美元广义货币指数（m3）（2010年=100），Sa（%），1阶单整序列。
Xm：美元狭义货币指数（m1）（2010年=100），Sa（%），1阶单整序列。
Rd：燃料动力类购进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当月，平稳序列。
Sls：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当月，1阶单整序列。
Ckzs：出口额当月同比增速（%），1阶单整序列。
Jkzs：进口额当月同比增速（%），1阶单整序列。
Llgy：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隔夜，当月（%），平稳序列。
本文主要使用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VaR、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这些方法要求变量是平稳序列，所以首先对数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Jj、Gj、Rd、Llgy为平稳序列，其他变量均为1阶单整序列。对1阶单整序列，取其1阶差分进行分析。本文研究选择的变量较多，在众多变量关系中审视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出口关系是本文的研究特点。
四、美元供给量影响国内物价水平
出口和工业品价格是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媒介。
第一，美元供给量影响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影响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D（Sls）、D（Gm）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认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D（Sls）的原因假设；不过，在5%的显著性条件下，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影响不显著；对D（Jm）和D（Gm）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D（Jm）的格兰杰原因假设。
第二，美元供给量影响中国工业品价格水平。金融危机前后，美元供给与中国工业品价格关系变化。危机之前，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和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相互影响。对Gj和D（Gm）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Gj变动的原因假设，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对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显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Gj不是D（Gm）变动原因假设，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美元广义货币指数；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广义货币指数继续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不过，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影响不再显著。对D（Gm）与Gj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D（Gm）不是Gj变动原因的假设。
五、美元供给量影响中国出口
第一，美元广义货币指数与美元狭义货币指数对中国出口额增长速度影响不同。美元狭义货币指数对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影响不显著。对D（Ckzs）和D（X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D（Xm）不是D（Ckzs）原因的假设，以及不能拒绝D（Ckzs）不是D（Xm）原因的假设。
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美元广义货币指数与中国出口额增速关系发生变化。危机之前，两者之间存在直接、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对2005年8月至2009年9月D（Ckzs）和D（G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D（Ckzs）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拒绝D（Ckzs）不是D（Gm）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危机之后，对2009年10月至2014年8月D（Ckzs）和D（G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Ckzs）不是D（Gm）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D（Gm）不是D（Ckzs）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即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供应量对中国出口影响不再显著。
第二，金融危机前，发电量是联系出口与美元货币供给的媒介。首先，出口与发电量相互影响。对D（Ckzs）和D（Dz）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Ckzs）不是D（Dz）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Dz）不是D（Ckzs）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如果D（Dz）增加，中国电力生产能力还有增长空间，在较低的电力管制价格条件下，因为国内高耗能产业在国际上仍然有竞争力，国内高耗能产业及资源型产业将继续扩张，美国无需D（Gm）增长，仍可从中国获得更多价格低廉产品。如果D（Dz）不变，或者受到一个负向冲击，一般情形是中国电力满负荷生产，如果D（Gm）增长，则外部需求增长将推动国内高耗能产业及电力投资扩张。因此，在国内对高耗能产业较低价格管制条件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发电量的反应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其次，金融危机之前，发电量影响美元供给；危机之后该影响不再显著。分别对金融危机前后D（Dz）和D（G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危机之前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Dz）不是D（Gm）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即中国发电量影响美国货币政策；危机之后，D（Dz）对D（Gm）的影响不再显著，即发电量不再影响美元供给。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金融危机后国内能源价格体系市场化改革、国内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行业调控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关。
第三，金融危机前，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是联系出口与美元货币供给关系的媒介。首先，金融危机之前，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与美元货币供给相互影响。在金融危机前，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和中国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之间相互影响。对D（Gm）和RD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在1%的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RD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10%的著性水平下，拒绝RD不是D（Gm）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假设。不过，金融危机过后，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与美元货币供给关系不再显著。其次，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与出口相互影响。对D（Ckzd）和Rd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Ckzs）不是Rd变化的原因假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Rd不是D（Ckzs）变化原因的假设。进一步研究发现，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通过发电量影响出口增长。
第四，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联系出口和美元供给的重要媒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出口增长速度。对Gj和D（Ckzd）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Gj不是D（Ckzd）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D（Ckzd）对Gj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第五，出口价格是联系出口与美元供给关系的媒介。首先，美元供给和出口价格相互影响。对D（Gm）、Cj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Cj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Cj不是D（Gm）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其次，出口价格与出口增速相互影响。对Cj和D（Ckzd）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Ckzd）不是Cj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Cj不是D（Ckzd）的格兰杰原因假设。
六、汇率和利率渠道的影响
第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并非连接美元供给和出口关系的媒介。首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美元供给关系不显著。对D（Gm）和D（mm）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D（Gm）不是D（mm）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也不能拒绝D（mm）不是D（Gm）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该结论与张晶晶不同[4]，与张晶晶和刘凌[5]研究一致。虽然从理论上看，随着对外贸易顺差的积累、美元贬值、公众提前结汇和推迟购汇、资产本币化和负债外币化行为相叠加，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但是，中国汇率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对人民币价格仍实施管控，人民币汇率的管理特征比浮动特征更明显。因此，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有限。其次，金融危机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影响发电量，但是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对D（mm）与D（Dz）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D（mm）不是D（Dz）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可见，汇率虽然不是连接美元供给与出口的媒介，但是汇率可以通过发电量影响出口。不过，在金融危机后，汇率对发电量影响不再显著；人民币汇率与出口之间的影响关系均不显著。对D（mm）与D（Ckzd）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D（Ckzd）不是D（mm）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也不能拒绝D（mm）不是D（Ckzd）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
第二，金融危机前，美元供给影响国内利率。利用2005年8月至2009年9月数据，对Llgy和D（Xm）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美元指数不是利率变动原因假设。不过金融危机后，美元货币供给对国内利率影响不再显著。金融危机前后美元货币供给量对中国利率影响显著性不同。该结论与张晶晶和刘凌[5]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本文对此的解释是，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降低了高耗能高污染及资源型行业所占比重，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导向转变。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货币供应量影响中国利率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的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利率的金融市场传导理论”，而是在改革开放和国内低价电力能源价格管制条件下，实体经济投资资金流向资源能源行业以及以出口为导向的高耗能、高污染及资源型行业，这些行业投资热，导致利率上涨。可见，中国国内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程度。
第三，汇率通过人民币利率影响美元供给。首先，汇率影响利率。对Llgy和D（m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显示，在10%显著性条件下，拒绝D（mm）不是Llgy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以D（mm）和Llgy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选择滞后期为1，冲击响应函数显示，如果给D（mm）一个单位正向冲击，将对Llgy有长期负向影响。反之，如果人民币升值，对Llgy有长期正向影响，银行间隔夜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上涨。其次，利率影响美元供给。对D（Gm）和Llgy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lgy不是D（Gm）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从Llgy对D（Gm）的冲击响应函数看，如果给Llgy一个正向冲击，在未来1期对D（Gm）有负向影响，随后对D（Gm）有长期正向影响。可见，如果中国增加利率，则美元供应增加，外需增加。
结合前述实证结论“汇率影响利率”、“如果人民币升值，银行间隔夜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上涨”，可见，如果人民币升值，则利率上涨；如果利率上涨，则美元供给更多。若此循环再继续下去，中国经济将面临高通货膨胀、利率上涨及其他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中国经济将难以承受。
第四，汇率通过人民币利率影响出口。金融危机之前，利率和出口相互影响；危机之后，该影响不再显著。对D（Ckzs）与Llgy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lgy不是D（Ckzs）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Ckzs）不是Llgy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以D（Ckzs）和Llgy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滞后期选择1，脉冲响应函数显示，若给Llgy一个正向冲击，D（Ckzs）在未来受到负向影响，即提高利率，则出口增长速度放缓。
第五，汇率不仅影响国内价格水平，而且通过国内价格影响利率。首先，人民币汇率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D（mm）和Gj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mm）不是Gj变化的原因假设。可见，虽然汇率对出口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是汇率可以通过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间接影响出口。其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利率影响显著。对D（Jm）与Llgy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Jm）不是Llgy变动原因的假设；金融危机前，工业品出厂价格对利率有显著影响。对Gj与Llgy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Gj不是Llgy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假设。最后，汇率和出口价格相互影响。对D（mm）和Cj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mm）不是Cj变动原因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Cj不是D（mm）变动原因假设。
第六，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进口相互影响。对D（mm）和Jj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mm）不是Jj变动原因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拒绝Jj不是D（mm）变动原因假设。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1.要素管制媒介假设成立
转轨中的中国经济由于对生产要素的高度管制，导致要素市场扭曲；与国际市场比较，较低的生产成本与高额的投资超预期回报导致全球资本涌入中国。国内要素价格管制是美元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结点。因此，在转型条件下，能源资源要素价格管制是美国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的重要媒介，具体结论是：美国货币供应量对中国物价水平、利率、进出口影响显著，媒介主要是发电量产量、出口价格等。金融危机之后，发电量的媒介作用不再显著；汇率对进口、利率、国内物价水平影响显著，对中国出口额、美元供给无显著影响，人民币升值对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能力有限；美国货币供应量和汇率之间相互影响都不显著，汇率却通过利率影响经济和货币供给。如果人民币升值，则利率上涨，美元供给更多，出口增长，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更大压力。若此循环再继续下去，中国经济将面临通货膨胀、利率上涨、投机资本继续涌入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危害中国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中国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稳定，影响外汇储备。
2.非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货币供应量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其对发电量影响不再显著。这主要得益于危机后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对能源资源型行业恰当的宏观调控、关税资源税改革等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今后，在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减少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中国货币政策作用有限，而非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具体措施包括：通过电价优惠清理措施和结构性信贷政策提高国家限制类和淘汰类出口企业成本；继续采用灵活的关税等对外调控措施，调控出口价格；增强企业出口产品定价能力；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利用市场主动调控汇率。汇率是货币价格，利率是资本要素价格，两者服从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一方不能被另一方过多牵制。最终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相互作用，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通过实施自主货币政策，争取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
经济货币政策篇9
尽管凯恩斯爵士本人并不主张大政府，也不鼓励通货膨胀，但其信徒忘记了财政政策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向经济注入额外流动性从而抵御通货紧缩。罗斯福总统的财政刺激，尤其是二战军费开支将经济拉出大萧条，辅以战时的价格管制，让凯恩斯主义走向巅峰。之后肯尼迪总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认为政府应该推行“充分就业”的预算政策，打开了赤字之门。
对于里根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弗里德曼解释为货币现象，即货币总量太大易导致通胀，但是他解释不了经济增长的棘手问题。罗伯特・蒙代尔弥补这一缺憾，他主张在紧缩银根的同时减税，减税可以刺激生产，并且同时减少失业和通胀。但是在减税之前，必须制服通货膨胀，重树国际社会和民众对财政的信心。这个重担落在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肩上。威廉・西尔伯在《力挽狂澜――保罗・沃尔克和他改变的金融世界》里讲述了这些。
沃尔克力控通胀
沃尔克年轻时期就研读哈耶克，在脑海里打下了这样的烙印――通胀就是欺诈！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是通胀最大的坏处。
1965年3月，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取消银行储备与黄金挂钩的法案，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是之前十年的两倍，整个70年代，美国的基础货币年均增长7.12%，m2年均增速10.2%，赤字的货币化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美联储使用自己凭空创造的货币买入国债，在某种程度上很奏效，但最终，过多的货币将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旦物价上涨成为普遍现象，市场利率会自动上升，因为货币持有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以覆盖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此时，美联储只能用大幅降低货币供给量来降低通货膨胀预期。然而，70年代出现了货币投放速度赶不上名义GDp增长的需要的现象，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继而利率升高。1971年至1982年美国的货币乘数从7.7提高到11，表明流通速度不断加快，国债收益率也随之上升。
沃尔克将供给学派和预期学派等理论融合，灵活运用，准确拿捏。他相信，控制住货币总量有助于抑制长期通胀和对央行信誉产生积极影响。在1979至1982年间设定了三年的货币数量目标，严控货币发行量，基础货币年均增速降到5.24%，m2增速降到8.5%。在紧缩银根和高通胀并存的同时出现了高于寻常的利率水平。1981年，联邦基准利率上升到20%，银行优惠贷款利率上升到21.5%。推高真实利率必然损害实体经济，其间的私人投资波动非常大，这是抗击通胀的代价。以货币政策为武器也迫使财政政策走到负责任的轨道上来，随后沃尔克相机抉择，在适当的时机放松一下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崩溃。
沃尔克革命性的创新重建美国的财政责任，随着美国婴儿潮一代进入年富力强的阶段，美国开始的史上最繁荣的大稳定和财富创造时期。然而，信用货币的大潮不可阻挡的到来之后，最高当权者很难再容忍一个坚持对银行行为严加监管，维护财政和货币信用的正直而倔强的老头。美联储理事会的7位理事均由总统任命。各位理事的任期是相互错开的，一旦出现空缺，总统一次最多只需新任命2位理事即可。在里根的第二任期，沃尔克实际被架空，于1987年卸任。此后，美国更多用外来投资和外债来刺激美国经济，美元撒向全球。
中国货币政策重演
中国2009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变化堪称是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浓缩。2009-2010两年间中国的基础货币增加4.24万亿元，m2增加22.97万亿元，虽然2011年下半年开始收紧，但到2013年底基础货币和m2分别比2008年末增长1.1倍和1.32倍。这实际是通货再膨胀政策，为了避免通货紧缩给经济体注入超额货币，经济强复苏导致政府和企业都高估了实际需求，盲目扩张造成产能过剩。低利率又引起资产泡沫，甚至从房地产溢出的流动性在农产品、奢侈品、白酒甚至艺术品市场泛起浪花。随着通胀泛起，央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已经开工的项目不能烂尾，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受限，导致“影子银行”兴起。一切货币可视作负债，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而广义货币是商业银行的负债。
中国间接融资占绝大多数份额，而间接融资创造货币，造成m2/GDp高企。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是货币的换手，加上计算方式不同，因此这一比例只有70%。美国在那个历史时期也出现存款搬家和“金融脱媒”，这在中国是存款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出现，部分理财产品又对接了信托、券商自管等通道的信贷产品，期间以同业拆借的形式维持流动性，实际还是放贷行为，过多的贷款资金又以同业存款形式回流银行体系，创造了货币。
随着对“影子银行”、“非标资产”进行了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规范，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减缓，m2增速亦然，可以说抹掉了很多重复计算的水分。然而，整个经济体的信贷规模已经很庞大，新增的融资额约有一半用于偿还利息。可以说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实际上变得更多，然而表外转表内的压力下，信贷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回看美国，保罗・沃尔克在1983年以后也适当放松了货币供给，他赋予真实利率比过去更大的浮动区间，像减震器一样平滑经济波动。当通胀势头起来时，较高的真实利率水平会抑制消费开支；而当衰降临时，较低的真实利率又能刺激消费开支。2013年下半年，中国央行也采取碎步式流动性投放，缓解规范非标过程中的波动。2014年以来，银行放贷额度吃紧。尤其是中小银行，它们在传统信贷业务上缺乏获取低价存款和优质贷款客户的能力，同业业务尤其是对“非标资产”进行第三方增信买入返售成为最佳创利途径。限制“非标资产”在切断资金短借长投操作的路径之余，也切断了中小银行一个稳定的存款来源。加上货币基金分流存款，银行为了应对就要发行更多理财产品，这又不创造存款，造成企业能够使用的货币数量降低，供需矛盾突出，货币流动速度加快，于是出现今年短端利率下跌，长期利率依然居高不下的局面。
中国当下面临的是低通胀和高国债收益率的组合，即实际利率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低下，银行惜贷，投资减速。如果只用货币主义也解释不清，然而从供给学派的角度看，低通胀表明货币存量已经没有那么可怕，货币供给少；高国债收益率则表示是货币供给满足不了实体经济需求，货币流通速度快。2012-2013年中国采取了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遏制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但加权贷款利率居高不下。近期央行打出“微刺激”的组合拳，用以释放银行的信贷额度，满足基建、保障房的融资需求，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由于政府投资和房地产对利率不敏感，尤其是政府投资将挤占更多的银行信用供给，这将导致其他部门贷款额度减少。2014年前五月工业企业主营收入增长减缓至8.1%，而财务费用支出已经增长17%，全年突破1.3万亿元几无悬念。目前，房地产已经从癌症式发展进入到冰冻期，银行处于自身利益控制按揭贷，窗口指导后6月新增贷款明显提升，然而住户中长期贷款却没有改善。正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宏观数据和微观绩效的裂口在加大。归根结底是货币供给偏低，货币当局针对前几年超发货币施行了矫枉过正的货币政策。2013年的基础货币增速已经与名义GDp增速相当，在生产过剩的年代，容易造成物价下跌。尽管宏观经济数据没有出现通缩，但微观层面价格下降的现象比比皆是。长远看，还是要增加货币供给，中国持续两年的紧缩货币政策应该转向。
经济货币政策篇1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为此，我国已实施了十年之久的稳健货币政策从*8年起转为从紧货币政策。从紧货币政策会给我省带来哪些影响？应当怎样抓住政策调整的时机促进我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本文拟作初浅的分析。
一、从紧货币政策出台的经过
（一）背景。多年来，中央实行双稳健的货币、财政政策，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5年保持在10%以上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国民福利的提高均取得了可喜成效。然而，进入*7年以来，投资过热倾向凸显，通胀趋势压力加大，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处在负水平，结构性不平衡日益明显，贸易顺差不断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增大。为防止经济偏快转过热和局部物价上涨转全面通货膨胀，中央实施了十年来首次的从紧货币政策，已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7次上调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当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5%，为近20年来最高水平，后续还有一系列措施即将出台。
(二)意义。实施从紧的货币调控政策，是中央基于对全国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对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改善民生意义重大。一方面，连续的加息将扭转居民储蓄负利率状态，减少流通货币过剩，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同时，能够挤出楼市泡沫、抑制目前楼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另一方面，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投入、高消耗行业的过热势头将得到抑制，高技术、低能耗的行业将得到重点扶持，投资局部过热和经济增长过快的势头将有所放缓。
（三）影响。为防止年初各商业银行突击放贷，收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7年底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基准点，仅此一项就减少约4000亿元的银行信贷资金。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影响最大的将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尤其是企业银行贷款资金的获取困难，对于依靠银行贷款资金推动的产业将有很大影响，主要是银行业、房地产业和中小企业。据专家估计，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的约70%来自银行贷款，自有资金不到30%，资金链的收紧和对房地产贷款的严格控制，势必使房地产业降温，同时也加大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一些资金不足的中小房地产企业将陷入困境。与房地产相关的钢铁、水泥、建筑、装璜等行业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对*经济的影响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对促进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能耗，节约成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具有十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控制信贷投放、提高汇率水平、调整存贷利率等，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这里着重探讨这方面对我省经济的影响。众所周知，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三驾马车”，从近年情况看，投资的拉动作用越来越突出，消费的拉动则持续减弱，出口拉动有所回升。
（一）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8年国家信贷规模增长将控制在13%，这对我省来说，其影响不容忽视。*4至*7年我省GDp增速分别为11.8%、11.6%、14.8%和15.1%，相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5.9%、23.4%、38.0%和38.7%，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相当明显。从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贡献率数据也说明这一点，*4年我省最终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率为56.1%，*7年提高到64.7%，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日渐增强。随着信贷规模控制效应逐步显现，我省投资的增速将可能回落，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将进一步减弱，其影响是明显的。
（二）内部需求的扩大受到一定影响。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业将得到有效抑制。从我省看，*6年房地产业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第一产业的一半，加上房地产产业链较长，相关的建筑、建材、电器等产业也将受到影响，最终影响这些行业的居民就业和收入。另一方面，统计数字表明，我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0年57.8%下降到*7年的约31.3%，这说明我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弱化。同时，当年投资中约有40%转化为消费，如果投资增长势头得到抑制，势必影响投资转化成消费的份额，也将影响到消费的有效扩大。
（三）外向经济风险日渐增大。*6年我省经济外贸依存度超过60%，比1990年提高约20个百分点。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也随之增强，据测算，1981-*1年全省新增出口额相当于同期GDp增加额的29%左右，在GDp年均增长13%中，出口拉动全省GDp增速3.3个百分点，约占四分之一。*7年全省出口总额达到499亿美元，比*0年翻了一番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强劲。然而，国家为抑制外汇的过快增长，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持续调升人民币汇率，多数企业出口以美元结算所承担的成本风险越来越大。同时国家鼓励进口，抑制出口过快增长，这对外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我省，其影响将更加凸现。
三、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
那么，应如何抓住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有利机遇，促进*经济新一轮的持续加快发展？首先应当正确认清当前的经济形势。
（一）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仍保持相对较快增长。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保持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呈快速发展，使得*7年世界经济仍保持近4%的快增速。同时，占世界人口8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得到加强，对世界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0%。世界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普遍预测，*8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仍将增长近4%，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保持在2%左右。
（二）从国内看，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将得到延续。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推动下，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日趋均衡，加之资源瓶颈制约的改善和充裕资本的有力支撑，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力仍然较强。但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的影响，*8年国民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的同时，与*7年相比将呈现略有回落的趋势。Cpi上涨面临较大压力，但形成全面通胀的可能性不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将保持相对高位运行。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继续增大，国民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三）当前我省的经济形势。从*7年各项经济指标运行情况看，经济质量与效益同步提高，工业增长出现多年少有的良好势头，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合理增长区间，没有过多的经济过热迹象。虽然从发展速度上看，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我省基础较差，基数较小，仍属必要的恢复增长。从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看，仍然有利我省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一轮世界产业分工调整重组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境外资本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为我省招商引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我省要认清当前形势，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沿着既定的方针加快发展，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四、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
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客观上看，对*经济的影响是明显的，因此要处理好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处理不好，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出现回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拐点可能出现（详见图2）。为缓解或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辩证看待从紧货币政策。此次的中央调控与以往的调控不同，不是“一刀切”，而是“有保有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紧密相连，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并用，表明从紧的货币政策不等于全面收缩。中央同时提出要加强农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确保节能减排取得进展、改善民生等一系列工作，必然会增加农村信贷规模，加大个人消费贷款的支持力度，大力扶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投入节能环保产业、改善民生。但会限制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及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因此，要辩证地看待这次出台的调控政策，弄清调整什么、控制什么、支持什么，以及与我省产业的关系。这样，经济发展的目标才会更加明确，采取的措施才更具有针对性。
（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挑战更是机遇。1993和1997年国家曾先后出台两次货币调控政策，每次调控都会出现一批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如果善于从调控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有利因素，化压力为动力，就会变挑战为机遇，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当前，要把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集约型经济，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以调控钢铁、水泥等行业为契机，加大行业技改力度，调整优化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把发展的重点放到既有市场效益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允许类的行业和项目上来，做到符合产业政策和调控政策的投入不减少，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不减慢，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项目不放松。
（三）投资保持相当速度是必要的。就我省的实际情况而言，投资对于我省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作为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的省份，在力争持续向上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等各类问题的解决，都仍然有赖于增加有效投资作为重要的发展动力，投资保持相当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从近几年我省经济增长情况看，GDp增长率保持在13%左右，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体可以承受，也不会引起突出矛盾，与此相联系，投资增长保持在30％左右，对于支持这一经济增长率非常必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升息周期，去年起已连续7次提高利率，表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抑制过热，同时又不至于对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大的冲击，旨在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增长质量。为此要加大有效投资力度，把有效益、有前途、能带动的大项目、好项目落实好，把*薄弱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好，创造一个良好的招商选资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拓展国内有效需求是关键。当前我省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将趋于稳定，因此拓展消费，提高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关键。首先要持续实施项目带动和品牌带动，增加优质投资项目，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扩大消费奠定基础。其次要优化消费环境，改造提升商贸流通业，推广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现代经营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发展名牌旅行社，扩大*旅游的影响度。加大房地产监管力度，调整住宅结构，大力发展中小套型住房，完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制度，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完善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加快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提高农村消费比例。最后要促进消费升级，由吃穿用到住行游，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从低档到高档发展。
（五）出口要保持适度增长。前面分析表明，外部经济对*经济的影响作用较大。要抓住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机遇，加快外经贸方式转变。进一步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引导更多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突出抓好重大项目、出口带动型项目和境外上市企业再投资项目。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扶持出口品牌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抓住全球化、一体化的有利时机，加大对非洲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南亚、俄罗斯等市场的开拓力度，拓展新的海外市场，挖掘新的增长点。
五、从紧货币政策实施后的着力点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不断升级。我省第二产业的比重比较高，要在稳定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努力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与水平。以信息化带工业化，以工业化促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加大科技投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
（二）积极化解资金瓶颈，解决融资难问题。在信贷从紧的情况下，要积极探索拓宽融资渠道、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引导企业盘活存量资金，发展担保产业，帮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缓解贷款难的矛盾。密切注意各类资金的运转情况，防范债务风险尤其是地方财政担保风险。认真落实金融系统支持海西发展的政策举措，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全面推进政银企合作，有效促进资金供求对接，通过扩大直接融资、发展多元化创业投资、有效利用保险资金等，多渠道筹集发展资金。
（三）调整投资结构，加大有效投资力度。保持适当投资规模的同时，做到有保有压，即坚决控制无效投资和高耗能投资，保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投资，保国家鼓励性项目投资，保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鼓励企业增产扩资，加大技改力度，进一步做大做强。落实与中央各部委对海西建设的扶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强造血功能。鼓励符合产业政策导向和宏观调控政策的项目落地，尽快形成生产能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准入门槛，并提供优质投资服务，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四）改善消费环境，扩大消费需求。认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针对住行游的消费升级特点，应加大城区住房供应力度，满足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加大城市道路改扩建力度，鼓励更多居民拥有私家车；加大旅游宣传力度，利用小黄金周增多的机遇，鼓励居民增加在省内游消费。同时，要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更多进城农民务工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比例提升。加大闽货推销力度，提高闽货市场占有率，扩大消费需求，缓解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矛盾。
（五）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转变外经贸发展方式。推进口岸“大通关”平台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加快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对出口产品的贡献率。加强与内部省份联系，上门组织优质出口货源。加大营销力度，拓展海外新兴市场，特别是拉美和非洲市场，提高新兴市场出口占有率，扩大*产品出口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