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调研篇1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发展；协调度；四川省中图分类号：F291.1
1．引言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一[1]。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标志之一[1]。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部分地区逐渐突显，并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区域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2](Henderson，2003)。钱纳里(1988)利用1950-1970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数据，证明在不同的人均Gnp水平上，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化水平与之对应[3]。对于不同的地区，由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相同的人均GDp条件下，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也表现出差异性，关键是两者时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关于两者的时间协调度，近几年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吕宾(2002)研究了新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问题，其评价方法简便直观，但指标较为单一[4]。冯俊(2002)研究了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吻合度或偏离度，分析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方面做了一些理论探讨[5]。刘耀彬（2004）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24年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6]。宁越敏（2005）对比分析了欧洲、亚洲、拉美等发达和发展中地区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缺乏定量研究[7]。陈志
（2006）建立了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协调度测度模型，运用多指标综合测度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评价，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8]。本文以四川省为例，讨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问题。
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方法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关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中指出，协调度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多种关联关系和谐一致的程度[9]。协调既可以是对系统状态的
一种特定描述，也可以表示对系统施加的一种作用。作为一种状态，协调指系统各要素之间
或由两个以上系统通过要素间的关系耦合形成的复合系统、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长期必要的磨合而形成的一种互补、协同、融洽、和谐的关系，从而表现出最佳的整体效应或功能。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就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经济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互和谐关系，从协同论的观点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就是用来定量描述区域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程度和和谐程度[8]。因此，需要建立指标体系对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行评价。
2.1指标体系
城市化过程不仅是一个区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化过程。为了真实地反映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必须建立一个全面、真实地反映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本文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方面来衡量城市化总体水平。经济发展是城市化过程的基础和直接推动力，因此，为了反映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还需要建立经济指标体系，本文参考常规的经济发展指标，如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等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分别给予不同的权重
（表1）。
表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tab.1theindexsystemandweight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
2.2评价步骤
2.2.1指标标准化
本文采用原始数据标准差的标准化方法，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为：
x′=(x-x平均)/δ，y′=(y-y平均)/γ.
式中，x′、y′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标准值，x、y是指标原始值，x平均、y
平均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原始指标平均值，δ、γ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标准差。
2.2.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计算
根据以上建立的指标体系和各指标层指标的标准值，分别计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和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Xi=a1x1′+a2x2′+…+amxm′，X=∑wiXi
Yj=b1y1′+b2y2′+…+bnyn′，Y=∑viYj
式中，X、Y分别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和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Xi、Yj分别为经济发展
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层的得分，wi、vj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层的权重，x1′…xm′、y1′…y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标准值，a1…am、b1…b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权重值，i、j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
层的指标数，m、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指标数。
2.3评价标准范围的确定
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城市化的发展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促进其增长。二者彼此作用，相互促进，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才能共同促进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因此，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存在着合理的区间。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只要二者协调度维持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没有对系统整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恢复为正向发展，也是可以接受的。理想的状态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整体保持最优。根据以上思路，参考有关协调度的定量研究[6]，定义协调度。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C=(X+Y)/(X2+Y2)1/2.
式中，C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X代表经济综合水平指数，Y代表城市化综合水平
指数。C的取值范围是-1.414≤C≤1.414，其值由变量X、Y决定：当X、Y均为正值且相等时，C的值最大，为1.414；当X、Y均为负值且相等时，则C的值最小，为-1.414；其他任何情形C值介于二者之间。根据X、Y值的变化，协调度可以分为6种类型，其描述列入表2。
表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类型
tab.2:type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
3．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交互耦合的关系和较强的互动效应，但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阶段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能达到共振耦合，其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性。[4，10]
3.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特征
依据1993—2005年数据，采用第1节的评价方法，按照公式（1）计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按照公式（2），计算协调度，得到四川省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图1）。
四川省1993-2005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变化趋势
经济发展水平X城市化水平Y协调度C
图11993-2005年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Fig.1:theassessmentresult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ofSichuanprovincein1993-2005
由图1可以看出，近13年来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始终处于上升趋势，城
市化与经济发展从不协调转变为协调，协调度界于Ⅰ类—Ⅵ类之间，协调度的标准差达
1.388，说明两者之间协调度存在着波动性。以2000年为拐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为不协调时期，协调度为负值，2000年后进入协调时
期，协调度为正值。产生上述拐点的原因，主要是在1999～2000年期间，城市化综合水平
指数与经济综合水平指数均由负值转为正值，两者的协调关系开始发生了转化，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使得协调度从1999年的Ⅵ类失调型转变为Ⅰ类协调型，这样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双双长期增长的积累和增长速度提高的推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和城市化综合水平变化曲线也在1999年左右出现拐点，2000年以后两者的增长速度均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对单指标的分析显示，各指标变化也大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GDp增长曲线在2000年出现了突变，增长率开始增大，即GDp的增长速度加快。人均GDp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此外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在1999年以后同样出现快速增长。其
它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这些变化
均与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我国西部的人口大省和资源大省，四川省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区域，资金、规划布局、以及相关政策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促进了该地区在这一时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两者的综合指数由负值转为正值，协调关系加强，从而实现了协调度“质的跨越”。
图2部分单指标变化趋势图
Fig.2:Changesintendsofsomesingleindicators
3.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以2005年数据为依据，评价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图
3）。
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图3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Fig.3:theassessmentresults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ofcitiesinSichuanprovincein2005
2005年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各市
（州）缺少Ⅳ类欠协调型，分别属于Ⅰ、Ⅱ、Ⅲ、Ⅴ、Ⅵ五种协调类型。其中大部分地区协
调度较差，以协调度Ⅵ类失调型为主，约占60%。（2）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各地区协调度标准差达1.140，中部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少数地区和攀枝花市协调度
较高，攀枝花市、成都市、德阳市、自贡市属于Ⅰ类协调型，这几个城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属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两者之间相互促进，达到整体优化，协调度高。这些区域应把握好
城市化发展规律，促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更好地实现城市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3）川西
北经济区的阿坝州属于Ⅱ类基本协调型，由于该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以小城镇为主，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消除城市化进程中的限制性因素，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快城市化进程。（4）北部的绵阳市属于Ⅲ类，即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为负，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和协调度均为正，城市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但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城市化带动经济的发展，两者处于相对优化的趋势，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5）从各市（州）的协调度空间差异来看，对四川省影响贡献率比较大的城市依次是成都市、攀枝花市、德阳市、自贡市等，这几个城市的协调度类型与整个四川省的类型相一致，具有带动和辐射的重要作用。其中成都市的贡献最为突出。
4.结论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总体表现为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和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两个方面。本文建立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三级共22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对应的评价标准。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该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等特点。
（2）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推动，正是经济的发展，使大量产业和人口在城市聚集，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两者之间的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性特征。本文的实例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2005年四川省人均GDp为8545.50元/人，城市化率为23.30%，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良好。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在地区上存在显著的差异，2005年，全省各市州分属五种协调类型，中部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少数地区和攀枝花市协调度较高，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协调度较差。
（3）通过四川省的研究，揭示了影响两者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是人均GDp、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同时与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等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研究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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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coordinationofUrbanizationandeconomy
DevelopmentinSichuanprovince
HeFen
Schoolofnatur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pRC(100872)
abstract
Usingthenotionofcoordinationdegreeandthetheoryofcoordinationdevelopmentbetween
城市经济调研篇2
关键词：环首都经济圈；城市；外语人才；需求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始终处于增加的态势。但由于前几年外语类专业招生过热，外语类毕业生就业总体上已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党的十明确提出人才优先战略，本文从廊坊实际情况着手，在全市机关、企事业等需要外语人才单位中开展调研，对单位需求量、外语专业开办学校展开调查，从而对环首都经济圈城市外语人才状况进行分析，总结环首都经济圈城市对外语人才的需求现状，为环首都经济圈城市建设服务。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据我们对外语院校毕业生流向的调查分析，外语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是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也有一定的需求量。笔者检索到2011年李月棉等撰写《基于市场需求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与就业研究》、2011年李文浩发表《巾国经济增长与英语人才需求》等对英语教育专业人才需求的报道。对于环首都经济圈城市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国内外未见有成果报道。
二、近年来国内外语人才就业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外语类人才的需求也与年俱增，应该说前景是乐观的。在出口贸易快速发展的时期，既懂外贸又懂外语的人才炙手可热；服务业占出口比例逐步增长时，旅游英语、商务英语人才及其他语种的需求量稳定上升；随着商务会议和谈判等频繁地在中国举行，口译人员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加……外语人才需求的数量和种类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呈总体增加趋势。但由于前几年外语类专业招生过热，这几年总体就业形势又不太理想。
当今社会对中低端外语人才的需求渐趋饱和，而人才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倾向于专业化或高端化。一些高校连年扩招且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分析不够重视，导致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错位。为此，据我们对外语院校毕业生流向的调查分析，外语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是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单位，或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位居首都、实力最强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近几年每年进入外企业工作的毕业生约占应届毕业生总数的10%左右，而其他一些名气较小的外语院校要远低于这一比例。
三、廊坊地区的需求分析
廊坊作为环首都经济圈城市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学生就业机会的良好前景。为了更好地为环首都城市经济服务，我们对全市机关、企事业需要外语人才单位中开展调研，对单位需求量、外语专业开办学校展开调查，从而对环首都经济圈外语人才的就业和用人单位需求状况等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环首都经济圈城市外语人才的需求状况，为环首都经济圈城市建设服务。
课题组从本地区实际情况着手，在2013年全市企事业需要外语人才的89家单位中抽取32家单位开展调研，结果见下表
从调查结果看，254名报考的外语人才，多数为大学本科，也有部分硕士研究生，最终录取71名人才，没有录满的原因是：专业方向不对口；未达企业需求水平。
四、提高环首都经济圈的城市外语人才需求的对策与建议
（一）拓宽外语人才的就业渠道
环首都经济圈的城市人才需求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对外语类毕业生需求只占全部人才需求的很小一部分，因而外语类人才应及时改变就业思路，创新就业渠道。
（二）高校要以需求分析为基准调整专业设置
对于外语课程、专业设计和外语人才的培养，都要进行立体的、动态的需求分析。要采用跨学科视角，即教育、语言、职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综合化视角，而不能只注重语言方面的单一需求：要以涉外工作任务而不能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要以上岗能力而不能以纸笔测验为研究内容，应注重读写思及口语交际能力而不是致力于应试能力的培养。尤其要研究未来人才市场需求、职业需求、岗位需求以及具体的语境需求。专业设置要以需求分析为基准，适时调整，不断推陈出新。例如，近年来外语人才市场的需求趋势表明，小语种如韩语、日语等专业的毕业生、尤其高层次人才供不应求。
（三）全面提升外语人才培养水平，外语人才必须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化
加强教师教育和业务培训，是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的重中之重。教师教育和业务培训应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加以强化：一是新形势下教师的教学技能与修养；二是外语教学的理念、方法、手段；三是外语学科的发展、科研动态。同时，教师应自觉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语言技能，全力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所培养的学生既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又要有宽广的知识面，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较好的品德修养，培养其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习惯，增强其自主创业的意识和能力。
（四）教育行政部门要规范外语教学，切实改进教学质量
教育部门应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教学规范和评估体系，笔者认为，首先要制订英语专业的教学规范，将其作为其它语种的参考。教学规范的制订必将有益于解决外语人才培养中的若干问题。建议高校以需求分析为基准调整专业设置，外语人才的需求分析应当是动态的、立体性的，时间上要有共时与历时的需求分析，空间上要有面向不问地区、不同性质、不同学历层次的外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分析，使外语人才适用于不同用人单位，并且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认可。
参考文献：
[1]十文件.
[2]李月棉.基于市场需求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与就业研究[J].科学教育前沿，2010（12）.
[3]金英.试论学习型社会视阈下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8）.
城市经济调研篇3
【关键词】房地产城市经济互动效应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以金融为经济核心的现代社会，房地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1998年国务院实施住房改革政策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广西房地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但广西房地产业发展仍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全国和其他省市比较，城市化进程中的广西房地产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研究广西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经济意义。关于广西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经济的互动机制研究、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经济是否协调发展的判定、对广西房地产业与城市经济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促进广西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等等问题，本文现就着重研究房地产业与城市经济互动效应及其协调机制，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二、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经济的互动机制
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二者的发展协调时，可以形成良性的循环，互相带动彼此的发展；否则，房地产发展滞后于城市经济将会制约城市经济的发展，而房地产发展过度超前于城市经济发展则有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以致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1.城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的传导机制
具体而言，区域经济对房地产业的这种带动或制约作用是通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率、投资水平、消费水平、信贷规模和利率等经济变量起作用的
（1）国民收入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国民收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我国学者也对国民收入与房地产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刘洪玉通过对全国1986一2001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GDp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存在着显著可信的单向因果关系，郑思齐等通过对住房投资与GD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发现GDp与住房投资之间存在很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综合上述，国民收入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存在重大影响。
（2）投资水平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社会投资水平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各投资主体的投资数量的总和。房地产业与社会投资水平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社会投资水平和房地产业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实际投资水平，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直接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反之，投资水平的降低，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被抑制时，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3）消费水平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从总量上看，社会总消费水平就是个人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储蓄以后的余额部分。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其消费水平越高，对房地产等高总价的消费品的需求也就越大；反之，如果消费水平降低，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缩减。此外，在既定的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的条件下，消费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对房地产产品的需求，进而对房地产业的发展产生拉动或抑制的效应。
（4）信贷规模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信贷规模是指经过借贷行为，协调社会盈余资金和不足资金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一般情况下，当对房地产业的信贷条件放宽，房地产业获得信贷规模就会增大，从而能够支持房地产业较快发展，而当投向房地产业的信贷受到各种条件严格限制时，房地产业的发展就受到制约。
（5）利率水平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一般而言，低利率对投资及信贷规模扩张有刺激作用，而高利率则会制约投资及信贷规模的扩大。低利率一方面有利于投资，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房地产开发者及投资者的利息支出，在房地产单位售价不变的情况下，会使房地产开发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刺激了房地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可拉动房地产消费。利率杠杆对房地产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具有调节功能，因而通常被各国政府所采用作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工具。
2.房地产业及其市场对城市经济作用的效应分析
房地产是城市经济的载体，房地产业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兴起而发展成的独立产业，同时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成为了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城市经济的作用效应总体来讲表现为房地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或“带动效应”。
第一，房地产投资可以带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1998年以来，面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国家采取了刺激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投资启动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在这一轮投资增长中，房地产投资则起到先导和主力作用，带动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使得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为强劲的力量
第二，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增长有很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武汉市房地产业发展迅速，速度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
第三，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作用。房地产业由于具有产业链长、带动作用明显等特点，它的变动通常会对众多相关产业产生较大的冲击波，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四，当房地产超前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时，会导致城市经济发展的失衡。虽然房地产可以很大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当房地产的发展过度超前于经济的发展时，会产生大量的负面效应。房地产过度发展时，会挤占很多本应用于其他行业发展的资源，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出现一种不均衡发展的状态。
三、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与否的判定标准
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房地产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之协调关系，主要从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房地产增加值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角度进行分析。第二，房地产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协调关系。包括房地产投资总量、增长速度、规模和投资结构等是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第三，房地产价格与区域经济发展之协调关系，包括房地产价格是否虚高，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是否与区域经济增长一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能否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平衡、协调等。第四，房地产内部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协调关系。包括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总量之间的协调，区域市场内房地产业是否与当地经济发展协调及房地产业内部不同档次物业的供求关系是否协调等。
四、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评判方法
评判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关系的方法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定量的分析又分为回归分析和比较归纳两种。其中回归分析法是拟合数据间经济关系的一种方法，运用回归分析，从一组样本数据出发，确定这些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式。对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关系的判定，可利用回归分析找出影响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并通过进行各种统计检验，判断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影响因变量的。而比较归纳法归纳出衡量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将这些指标的理想值与所要研究的主体实际值进行比较,确定最终结果。本课题研究将着重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广西房地产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五、展望
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二者的发展协调时，可以形成良性的循环，互相带动彼此的发展；否则，房地产发展滞后于城市经济将会制约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广西房地产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下一步将以梳理系统形成的理论为基础，运用数据对广西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龙奋杰等.住宅市场与城市经济互动机理研究综述与展望.[J]城市问题.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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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双.我国城市经济现实问题研究进展述评.[J]兰州商业院学报，2014（8）
基金项目：2013年广西哲学社会规划课题“广西房地产市场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CJY003
城市经济调研篇4
[关键词]民族关系；影响因素；预警调控；经济转型期
[作者]张劲松，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47－008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既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关键期；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制约和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也随之增多。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对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民族地区带来了较大的社会重组压力，特别是城市民族关系中民族成员间的矛盾、纠纷呈现出新变化。城市民族关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其影响力非常广泛。近年来，从我国民族关系方面发生的纠纷或事件来看，多数发生在城市，显示出城市民族关系对我国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民族关系问题，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城市民族关系，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的数量不断增大，城市中的民族交往不断增多，城市民族关系显现出复杂性、敏感性、波及性大等特点。因此，研究当前我国的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并以此进行预警调控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城市民族关系的特点和构成
1、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
(1)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使他们不仅十分关注城市民族群体的利益，而且也十分关注民族整体利益。
(2)城市民族关系的敏感性强而且辐射范围广。城市民族关系所反映的不仅仅限于当地民族之间关系，它还会直接而迅速地反映到有关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波及性。
(3)城市民族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因素逐渐突出。民族地区以及少数民族群体普遍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有的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较低，当他们进入城市后，因经济利益冲突，不同民族间必然产生摩擦和矛盾。
2、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构成
城市少数民族与本民族地区具有密切联系。在民族交往中，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我国城市民族关系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城市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人口数量上的悬殊使少数民族有意或无意地存在对汉族的戒备心理，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和正当权利容易被忽视。
(2)城市少数民族与本民族成员的联系问题。城市少数民族不仅与同一城市的同民族成员和本民族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其它城市的本民族成员也有广泛的联系。
(3)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给城市经济文化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使城市民族关系趋于复杂。流动少数民族与当地管理部门和居民的摩擦和利益冲突也相对突出。
3、城市民族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城市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原因。计划经济时期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由政府调节，相对比较简单和单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竞争成为民族关系的基本态势。落后少数民族的生存压力和发展意识是其融入开放经济中的根本的经济动力。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我国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差距还有日益拉大的趋势。不同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拉大，容易在民族之间形成隔阂，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引起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的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竞争机会事实上并不平等，而这往往导致民族之间的更大差距，并造成民族地区日益弱势的发展地位。
三、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体系
1、影响民族交往的主要因素
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构成方式。民族交往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总体来看，民族交往的影响因素可大致包括民族结构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①民族结构：包括民族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方面内容，民族经济结构对民族交往的方向和内容影响较大，对民族经济交往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②民族交往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民族社会的阶级阶层构成及其关系、国家政权的性质、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及其建设、政策环境以及等方面的状况。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直接约束民族交往；另外不健康的社会意识、民族偏见、自我中心主义也是影响民族交往的因素。
民族关系无不受到内部、外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民族关系的变化过程会受到内部与外部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并不是由其中某一个因素单独起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当中，有的是直接作用的、可以很容易就观察到的，而有的则是间接的、隐藏在其他因素的背后，很容易被忽视。当民族关系发生急剧变化时，往往有一个使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导致其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存在着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
2、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及调控思路
在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方面，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并考虑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特点，将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分为静态影响因素和动态影响因素两大方面。其中静态因素主要指的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宏观影响因素，动态因素主要指的是比较容易调控的若干微观因素，如图1所示。
在静态因素方面，民族宗教在许多社会里已经成为建立或阻碍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成为影响族群和睦或造成族群冲突的重要因素。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是对于其他民族的认识和对于民族距离的观念，这种观念有的就可能包括了对待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偏见，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地理环境因素可以理解为自然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民族文化主要指各族群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包括在族群之间是否存在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价值观念不同、行为规范不同等等现象；历史因素指的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这必然会影响到现今的民族关系。政治
结构因素主要指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
在动态因素方面，经济结构因素主要指各民族的社会分工以及在资源和利益分配方面所处的地位。民族迁移主要指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特别对于城市民族关系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民族政策或者法律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其涉及到各民族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公民权利。外部势力的影响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由于城市民族关系的覆盖面很广，因此突发事件有时会强烈刺激民族感情，激化民族矛盾，影响民族关系。看起来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其实或多或少也有某种必然性，是当时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民族关系的诸多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关联影响，并不能将他们割裂开来，这种关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之间存在关联；二是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内部的诸影响要素存在关联。一般来说，静态影响因素的调控机制多为宏观预警调控机制，动态影响因素的调控多为微观层面的预警调控。不同的影响因素其调控类型和调控方案各不相同。
四、城市民族关系的静态因素分析
1、民族宗教因素
民族关系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各宗教系统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不同，宗教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宗教既可以促进民族关系向和平统一方向发展，也可以促进民族分裂或分化。我国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有各自传统的，例如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几乎渗透到教徒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信教者来说，其宗教心理与民族心理、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无不相互交错，相互渗透。各民族由宗教带来的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价值取向的差异若处理不当，可能引起民族间的误解、摩擦与不和，影响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
2、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因素
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都属于民族自身的相关因素，就是组成民族共同体的要素成分，是决定民族共同体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民族意识主要指民族的认同意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民族认同意识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消极作用则会阻碍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民族心理是发生在族际交往过程中的民族交往主、客体的内在心理体验与交往行为。民族心理是建立在交往关系上的民族意识的一部分。民族意识结构是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结果，也是与其他民族交往的结果。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它既是有利于民族关系和谐的媒介，又是民族冲突、紧张的导火线或根据。民族意识的增强是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的一种心理因素的反映，对民族的发展繁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的合理解决；但是民族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有也可能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抬头，狭隘民族观的出现。民族认同意识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当中，必须将民族认同意识过分强烈的民族成员与民族认同意识一般的民族成员分别开来。
3、地理环境因素
影响民族关系的地理环境因素是指能够影响民族间交往，从而对民族关系起影响作用的自然环境或自然环境某一要素，包括地理环境、居住格局、气候等。民族间交往是以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基础的，自然条件的变化会引起民族的交往的方式和程度的变化。自然环境对民族的体质、繁衍、思维和民族意识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居住格局是指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成员在空间上的排列与组合情况，它决定着民族成员之间是否有相互接触、交往的机会，而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大量迁入以及政府的融洽“媒介”作用，经过私房改造、旧城改造、新建住房制度的改革等变化，使不同民族居民居住于同一个居民委员会内、一个院落内或一幢楼房内成为可能。
4、民族文化及历史因素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则是民族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特点的文化。文化的交流对一个民族的观念意识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合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各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同时，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因而具有较强的本民族文化认同。民族风俗习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在接触和接受汉文化方面有一定的有利条件，而汉族在深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比较欠缺。因此要消除民族间因民族文化差异引发的交往问题，需要加强民族之间交流的深度和加大交流的强度。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也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不是转瞬即逝，而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上它们与汉族打交道时间的长短、交往密切的程度、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融合的过程密切相关。各个民族之间的历史情况都会对民族关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5、政治结构因素
政治结构因素一般指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不尽相同。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民族间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保证少数民族群众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民族自治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利过程中，城市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地位。民族的特点和正当权益容易被忽视，极容易产生民族不平等感和自卑感，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况，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数量和素质，对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五、城市民族关系的动态因素分析
1、经济结构因素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由此经济利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利益问题是关乎少数民族成员生存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经济结构是民族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意识结构的物质基础，不仅直接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而且它还通过对民族其结构的作用，多渠道地影响民族关系。在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中，因经济利益而引发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经常发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经济转型期各民族间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影响民族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少数民族市场意识的增强，使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方面的矛盾问题日益增多，导致民族关系渐渐趋于不和谐的境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竞争机会并不平等，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往往导致竞争结局的更大的差距，从而造成民族地区日益弱势的发展地位。不同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拉大，容易在民族之间形成隔阂，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引起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的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2、外部影响因素
影响民族关系的外部因素是指来自于境外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内民族关系的言行、活动等国际性因素。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更多的国际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其附庸者已成为世界不安宁的根本性因素，也是一些国家民族纷争的关键性因素。跨界民族因素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其虽然能对所在国家间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跨界民族也可能成为影响我国民族关系和领土完整的矛盾因素。当前对我国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领土完整能够产生重大挑战的国际因素，是来自国际和国内民族分裂分子的内应外合。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是分裂所在国家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建立分立政权的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现实行为。例如近几年我国新疆发生的多起爆炸案，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等震惊全国的案件，使得外部势力对我国民族关系及民族稳定问题的影响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关注的热点。
3、民族迁移因素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影响民族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了城市，他们在给城市经济文化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使城市民族关系趋于复杂，也给城市民族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一方面，在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区域化的背景下，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可以促进广泛的民族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存在，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更深的层面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一些问题，使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特别是流动少数民族中出现的一些违法、犯罪问题，例如有的城市的流动少数民族犯罪团伙强迫本民族儿童偷抢行人财物，严重败坏了少数民族的整体形象，使部分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的整体认识产生偏差，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排斥现象。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所以会对城市民族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会带来程度不轻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民族习惯、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等与城市迥然不同，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自身遇到的不适应状况以及带给城市社会的某些问题。
4、民族政策因素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相衔接的中介，是调节和理顺各民族利益关系的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国家关于少数民族的一些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受到冲击，民族政策的调整相对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使少数民族在心理上形成了一定的失落感，对民族关系不利。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受历史的、自然地理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内地汉族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有的经济政策存在严重滞后。经济转型期一些城市中关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有的政策名存实亡，有的不易操作。另外，民族优惠政策虽然对于发展各民族的和谐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需要进行反思，例如把各民族成员区别开来可能会唤醒以及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不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有可能增强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竞争。总之，民族政策是调控民族关系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必须慎重考虑各方面因素的衔接问题，否则会对民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5、突发事件因素
当民族关系或民族问题的发展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一些带有偶然性的个别事件有时会强烈刺激民族感情，激化民族矛盾，影响民族关系。一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性事件，其实或多或少也有某种必然性，是当时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上发生的某一个偶然事件可能在相关的民族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成为民族关系发展中具有象征性的历史事件，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民族关系造成影响。在分析这些偶发事件对族群关系带来的影响时，应该分析这些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从偶发事件中探寻社会变化的规律，并注意其对民族意识产生的影响。
六、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预警调控对策
1、民族关系预警调控机制
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是一个达到民族关系调控目的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是社会背景环境中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动态系统，有效的民族关系调控必须依托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进行。根据调控对象的层次不同，调控机制可分为宏观调控机制和微观调控机制。调控民族关系的综合工作网络是民族关系调控的组织基础，包括党委、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委委员单位及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民族联谊会、宗教团体等机构和团体。
如前对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所做的分析，静态影响因素通常是民族关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宏观调控机制具有稳定性、长效性和规范性的特点，其调控的范围大、反馈过程长；而且机制运行的惯性长。这些特点与民族关系静态影响因素的基本特征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动态影响因素一般可作为民族关系微观调控的依据。微观调控要么是针对基层的、局部的或者是具体的民族关系进行调控，要么其调控手段所针对的民族关系影响因素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微观调控机制的反馈过程较短、见效快。当然，影响因素和调控机制的这种对应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针对动态影响因素的微观调控过程也可能会推而广之，转变为针对更大范围的宏观调控。
2、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调控对策
(1)建立民族意识的调控机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转型使得社会矛盾进入了多发期，许多城市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一面，民族意识的消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因此必须对民族意识进行调控，以不断抑制其消极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民族意识的调控机制，就是影响民族意识过程的各因素、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民族关系静态影响因素的内容较多，其中大都属于民族意识形态的范畴，包括民族宗教因素、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因素、民族文化及历史因素，至于政治结构因素也与前面若干因素相关。因此民族意识的调控更多的是一种宏观调控机制。构建民族意识调控机制的必要性，还来自于民族意识对民族关系的深刻影响。
(2)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民族关系，除了要协调之外，还要积极主动地进行管理和控制。针对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较多的客观现实，有必要调整城市民族工作思路，提出一套包括事前防范、事中排解、事后弥补组成的综合管理和调控思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有效管理，使民族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综合调控的主体是城市民族工作网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健全这个网络，为加强城市民族关系调控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
(3)以民族法制建设为基础完善调控手段：目前城市中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法制建设还较薄弱，应尽快制定有关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权益保障法规，使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工作有法可依。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可以使得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促进民族工作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使得法律成为调控民族关系的根本手段。依法实施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依法解
决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各类问题和矛盾。
(4)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中，经济利益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民族关系中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的因素增多。经济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实际社会权利的失衡，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虽然我国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社会公平，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功能，但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些优惠政策的效果已大打折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建立在城市不同民族之间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
3、建立城市民族关系的监测预警机制
如前所述，城市民族关系调控是采取一定手段对民族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和解决，但是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城市民族关系的监测预警机制，以对可能的风险进行预测。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应该在监测预警方面多投入些精力，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掌控；同时健全民族纠纷预警与应对机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民族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种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不和谐因素，切实掌握好稳定工作的主动权。由于城市民族关系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使得人们对民族问题的预警与控制变得非常困难，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城市民族关系进行监测预警的可行性也在逐渐提高。
(1)建立民族关系预警综合信息系统：目前很多领域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预警系统，但在民族关系领域还鲜见相应的预警信息系统。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指出，“我国将建立民族关系监测系统，制定处置涉及民族因素突发性事件的应急预案。”由于还没有民族关系综合信息系统，缺乏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信息交流平台，民族关系预警的灵敏度和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城市经济调研篇5
[关键词]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Doi]10.13939/ki.zgsc.2016.51.214
开展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应用旅游业促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只有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才能促使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并且获得持久的经济发展力[1]。
1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的重要性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开放，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只有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环境之一。随着城市综合实力基础的不断提升，各项城市设施的配置也逐步地于完善。开展城市旅游业促使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的同时，城市文化也可以被广泛地传播。但如果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被忽视，则城市的环境遭受破坏的同时，也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关注。生态保护研究专家，也将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2]。生态保护研究学者认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内容，就是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的、稳定的统一。因此，建立生态环境友好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是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2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
2.1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
（1）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概念。“协调”和“发展”的概念和含义是不相同的。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的主要内容是指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能够保持一种较为良好的关系，能够在同一个系统下，相互调节得当，保障相互的共存性，达到互不干扰甚至是良性循环的状态，是一个城市在发展旅游业时保持健康状态的基本要素[3]。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则是指系统不断地扩张，由小到大、由局部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由部分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与“发展”概念相对立的是“负发展”又可以称为零发展过程。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则是“零发展”。“零发展”意味着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环境维持现状，既没有互相阻碍，也没有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因此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旅游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和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互相促进发展的两个概念集合的交集。指的是城市在开展旅游业发展经济时，能够将经济发展理念与环境保护理念相互协调一致，有效地保障城市发展的经济类型为环境友好经济。由上述分析也可知，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性的经济发展理论。因此旅游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发展过程中两个因素“旅游经济”和“环境保护”都能够得到良好的保障。协调是“环境保护”概念对于“旅游经济”概念的条件约束，发展则是“环境保护”概念对于“旅游经济”概念的条件促进。
（2）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根据上述对于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概念可知。“协调”和“发展”都指的是同一系统内的两种元素，可以互相影响并且彼此关联的现象。而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的主要内容技术描述“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互相影响以及彼此关联的程度[4]。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度的概念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探究以及掌控“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的关系区间，做到“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之间的关系的动态平衡的保持。通过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可以有效地将“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保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内，促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综合两种元素的共同特性。在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较为良好的关系，能够在同一个系统下，相互调节得当，保障相互的共存性的同时，也能够保障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两种元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探究一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可以作为判定该城市环境友好型旅游业发展程度的判定标准。一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越高，则表明该城市的旅游业的发展规模越合理，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便越强。
2.2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判定方式研究
根据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可知判定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是判定该城市环境友好型旅游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5]。因此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也应当从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角度出发。建立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模型以及模型计算方式则是判定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之一。
通过建立综合旅游经济效益评价函数来判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可以促使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保持更加协调、友好、稳定的状态。
3结论
探究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首先应当明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的重要性。进而开展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概念和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以及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判定方式研究。通过探究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可以促使城市建立环境友好型经济，引导城市旅游业获得更加生态化、可持续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程晓丽，张乐勤，程海峰.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5）：102-106.
[2]石惠春，刘鹿，汪宝龙，等.兰州市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108-114，120.
[3]王东红，.伊宁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53-56.
城市经济调研篇6
一、研究背景
织里镇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演进，已从一个小乡镇演变成了中国童装名镇，湖州市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的第二个试点镇，城镇规模、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织里镇存在因童装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城市空间矛盾，制约着该镇城市功能与作用的发挥，需要对该镇进行进一步规划。而对于这些城市空间矛盾，大多只是停留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探究该镇由于童装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空间效果。
因此，本文需要对其空间结构进行进一步研究和优化，协调经济发展、城市人口与就业、环境、资源保护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实现该镇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示范。
在未来城市的发展中，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以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解决城市人口与就业、环境、资源保护协调发展的问题，是城市空间规划所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无线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研究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获取更高精度和更大尺度的时空数据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并且，运用GiS空间数据模型研究城市产业结构变化比较稀少。本文对织里镇的童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情况、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进行相关调研。运用软件绘制该镇童装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现状图，分析童装产业结构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建立GiS的空间结构数据模型。该镇的区位和现状范围如图1所示。针对最终调查结果，提出优化织里镇空间结构的建议，从实践研究中建立基于GiS的织里镇空间结构模型，从而形成规范有效又成熟的技术。同时对解决现存的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城市空间上的矛盾在提出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意见和建议，促进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工合理化和综合化，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基础。（见图1）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一）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城市空间的变动，其主要力量来源于经济条件的变化。因此，在以城市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时的学科及其理论流派中，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结果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虽然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并且做出了许多曾经带动经济学一般发展的令人瞩目的贡献，然而公正地说，与时间不同，空间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能够被成功地结合进经济理论的主体之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经济学派、行为主义学派、空间分析学派对城市产业变化与空间变动的研究侧重于现象的描述与总结，停留在居民和企业的个置选择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激进的政治经济学派则认为决定城市空间分布的真正主要因素是隐藏在空间分布背后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权力结构。其中，在产业结构与空间关系的研究上颇有建树的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该学派强调经济自由竞争对城市空间的作用，注重城市功能的变化。其早期的理论，例如伯吉斯同心圆理论、霍伊特扇形理论、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至今仍是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的基本分析工具。另外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已经不是地方性的，他们从全球化出发，侧重于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系统解释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丝奇雅・沙森认为，“世界经济塑造了城市的生活”，那些正在走向全球化的城市空间会大大扩张，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的强劲发展，在空间上促进了城市中心的发展。“我们正看到城市经济活动在空间与时间方面的重组。”
西方国家学者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全球城市现状的描述，对于城市产业的空间分布动态演化过程研究较少。例如丝奇雅・沙森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的论述是从全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和跨国公司出发的。而这三个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不充分的。
（二）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1、城市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综述
在城市经济学界的学者中郭鸿懋认为，市场原则决定的竞价租金模型推动着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形成。因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高利润率生产者服务业占据城市中心位置。江曼琦认为城市经济活动最终要落实到空间上。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结果是大分散、小集中的结局。洪银兴认为，我国在提升城市功能上必须注意产业支持。这样，城市功能提升伴随着产业的升级与空间布局的调整。
此外，左学金对产业发展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进行探讨，认为紧凑型与高密度的城市社区有利于城市进一步发展，对上海城市空间要素的均衡配置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空间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方面，梁琦、詹奕军、陈建军等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产业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与作用。
2、城市规划学者的研究综述
在城市规划学界的学者中，陶松龄认为城市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空间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知识经济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结构不同于过去的城市空间结构。传统城市的功能分区思想在城市新的产业结构条件下可能已经不再适用。武进系统得总结了我国城市形态基本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对我国当前城市产业活动的基本特征及其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我国现代城市空间结构模型。
城市规划学者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理论出发，依据城市规划的最新理论对产业发展导致的城市空间变化进行研究，侧重于城市空间布局研究，使城市空间内部结构达到协调。
城市经济调研篇7
[关键词]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熵权法；协调度；山东沿海城市带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1-0009-07
一、引言
在我国人口众多和快速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控制城市蔓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1-3]。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4-6]，已成为衡量土地利用可持续的重要标度[7]。以往的土地利用效益研究，在评价视角方面，多数学者基于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土地利用效益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研究[8-17]，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构建指标体系。表1梳理了文献中基于不同侧重点构建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在研究对象方面，多数学者只对个别城市或地区进行土地利用效益评价[9-11，14-15，17-21]，史进等[22]对中国发育程度较高的16个城市群进行了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研究。在研究的纵向延伸方面，多数研究只对研究区域某个年份的土地利用效益进行评价[15-16，24-25]，对研究区域做有一定时间跨度研究的较少。因此，本文选取中观角度，以山东沿海城市带9大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13年的数据，对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进行评价及研究。
二、研究区概况
山东沿海城市带是山东省沿海城市的集合，以青岛、济南为核心，覆盖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滨州等9市，其中，济南、淄博虽未直接临海，但考虑到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城市是山东省核心城市，淄博作为山东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和工业城市，在省内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故将二者归入研究区范围，以使研究区域范围更为全面，更具有研究价值。山东沿海城市带融合了山东半u城市群、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等国家战略区域，涵盖了山东省内的沿海开放城市（烟台、青岛）、副省级城市（济南、青岛）和较大城市（青岛、淄博）等政策区域。同时也是山东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34]。
三、评价指标的选取
选取指标的方法有专家咨询法、文献分析归纳法等。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利用文献分析归纳法，统计了60篇核心期刊中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100余项指标出现的频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考虑山东沿海城市带发展阶段、交通基础、国家经济战略、研究区资源禀赋等客观事实与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和统计口径的统一性，根据指标内涵制定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及指标极性如表2所示。
四、研究方法
（一）土地利用效益得分计算
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然后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土地利用效益得分。
1.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其中熵权法作为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客观方法，消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赋权结果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研究各领域[31，35]。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值wj。熵权的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确定功效函数。由于原始数据在量纲上不一致，本文采用max-min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11，21，23，34，36]。根据协同论可知：（1）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状态方程为线性方程，（2）势函数的极值点是系统稳定区域的临界点，（3）慢驰豫变量在系统稳定状态时也有量的变化，这种量的变化对系统有序度有两种功效：一种是正功效，即随着慢驰豫变量的增大，系统有序趋势增加；另一种是负功效，即随着慢驰豫变量增大，系统有序趋势减少[26]。因而，土地利用效益影响因素综合评价指标变量对系统有序的功效可用式（1）、式（2）表示。
式（1）、式（2）中，xij’指第i个评价区域j指标的标准化数值，xij是第i个评价区域j指标的原始数值。mi和mi分别表示该指标在所有评价区域和评价时期内原始数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式（1）xij为正向指标，式（2）xij为负向指标。
第二，计算标准化处理后的各项指标占该项指标各区域总和的比重Zij：
式（3）中，xij’为第i个评价区域j指标的标准化数值，1≤i≤m，1≤j≤n，m、n分别表示城市个数和指标个数。
第三，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pj和信息效用值Qj：
第四，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2.土地利用效益得分
基于熵权法确定的指标权重，再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土地利用效益得分。
式（7）、式（8）中，Si为第i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得分（1≤i≤m，1≤j≤n，m、n分别表示城市个数和指标个数），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S’是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得分。表4是2003―2013年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得分表。
（二）协调度分析
1.协调度计算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核心不仅在于土地利用效益各具体评价指标值及综合评价值的高低，还在于土地利用效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评价[17]，故还需对研究区域土地利用效益进行协调度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式（9）、式（10）、式（11）中，C为耦合度，t为综合指数，D为协调度。
2.确定协调度参考值
当协调度D介于0～1之间，值越大，表明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之间协调度越高[15，37]。当D=0时，协调度极小，系统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处于无序状态；当D=1时，协调度极大，子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达到良性共生。参照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协调度分为4个等级，表征土地利用效益的4个协调阶段：当D∈（0，0.3]、（0.3，0.5]、（0.5，0.8]、（0.8，1]时，土地利用效益分别处于滞后失调、轻度失调、初级协调和发展协调阶段[16，38]。
五、结果分析
（一）土地利用效益得分结果分析
2003年，山东沿海城市带不同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差异显著（见图1）。青岛土地利用效益最高，其后为济南、烟台，日照和滨州土地利用效益最低。具体来看，威海、日照、滨州的生态效益得分高，其余6市的经济效益得分高。青岛的经济效益、空间效益得分最高，济南的社会效益得分最高，威海的生态效益得分最高。青岛、济南、淄博、烟台、威海的土地利用效益得分高于山东沿海城市带平均水平，其余4市土地利用效益得分低于山东沿海城市带平均水平。
2008年，山东沿海城市带不同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差异依旧显著（见图2）。相较于2003年，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城市未变。具体来看，威海、日照、滨州的生态效益得分高，其余6市的经济效益得分高，日照的经济效益所占比重大幅增长。青岛的经济效益得分最高，济南的社会效益、空间效益得分最高，威海的生态效益得分最高。青岛、济南、烟台、威海的土地利用效益得分高于山东沿海城市带的平均水平，其余5市土地利用效益得分低于山东沿海城市带平均水平。
2013年，山东沿海城市带不同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差异仍旧显著（见图3）。相较于2003年和2008年，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城市未变。具体来看，日照、滨州、淄博的生态效益得分高，其余6市的经济效益得分高。相较于2003年，日照的经济效益所占比重大幅增长。生态效益得分最高的城市由威海变为淄博，这与淄博当年产业结构转型，社会各界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密不可分。横向来看，青岛、济南、淄博以及烟台的土地利用效益得分高于山东沿海城市带平均水平，其余4市的土地利用效益得分低于山东沿海城市带平均水平。
2003年山东沿海城市带各地区土地利用分效益差异明显（见图4）。总体来看，各市都注重土地经济效益的发展，除日照、滨州外，其余7市的经济效益远高于其他三项土地利用分效益。具体来看，东营经济效益是其社会效益的3.56倍；青岛经济效益是其生态效益的3.11倍；淄博经济效益是其生态效益的2.97倍。横向间比较，青岛的经济效益最高，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空间效益较高的分别是南、威海、青岛。威海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青岛由于人口密度较大，经济较为发达，其空间效益最大。日照、滨州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空间效益低于山东平均水平。
2013年山东沿海城市带各地区土地利用分效益依旧有很大差异（见图5）。青岛经济效益最为凸显，远高于其他市。青岛、淄博继威海之后生态效益最高。各市的社会效益和空间效益相差不大。
以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得分平均水平为参考标准，可将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高效、中等、低效三个档次。青岛、济南达到高效土地利用档次，烟台、威海、淄博、东营接近于中等土地利用档次，滨州、日照属于低效土地利用档次。根据图6折线图，可以将研究区域分为三种土地利用模式：
（1）“m”型，即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曲线呈现出两个波峰，一个波谷（见图7）。2003―2013年，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较高的青岛、济南、烟台，还有威海、滨州、东营的土地利用模式呈现出“m”型。
（2）平滑型，即土地利用效益得分曲线呈现出平滑态势（见图8）。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处于较低水平的日照、潍坊，以及9市土地利用效益平均得分的曲线较为平缓。
（3）上扬型，即土地利用效益得分曲线逐渐上扬（见图9）。2003―2013年，淄博土地利用总效益曲线总体上呈现出上扬趋势。
10年间，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变化率在不同城市呈现出不同特征。图10是2003―2008年，2008―2013年，2003―2013年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变化率空间分布。
2008―2003年，济南、淄博、潍坊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降低，滨州、威海、日照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提高。2013年相较于2008年，济南、日照、威海、烟台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降低，滨州、淄博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提高；2013年相较于2003年，滨州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提高；济南、东营、潍坊、日照、威海、烟台土地利用总效益得分降低。济南、青岛的土地利用效益增速放缓，需要新的增长点来带动土地利用效益的持续增长；滨州、威海以及淄博的土地利用效益增幅明显，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二）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结果分析
2003―2013年，山东沿海城市带不同城市间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呈现出不同特点。总体来看，济南、青岛、烟台土地利用效益高于研究区平均水平；威海、淄博、潍坊与研究区平均水平相近；滨州、东营、日照土地利用效益低于研究区平均水平。2003―2013年，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变化趋势相似，都于2005年、2009年到达谷底，2010年后，达到各自协调度较高的水平。滨州、日照的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变化趋势不同于其他7市，呈现出先上涨后下降又逐步上涨的趋势。山东沿海城市带不再只重视经济效益的单方面突破，逐渐转向愈加重视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发展，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度逐步上升（见图11）。
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同特征（见图12）：青岛一直处于发展协调阶段，淄博、潍坊、东营一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日照一直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3年滨州土地利用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发展到初级协调阶段，烟台土地利用协调度由发展协调阶段下降到初级协调阶段；2008―2013年，威海土地利用协调度由初级协调上升到发展协调阶段后又下降到初级协调阶段；2013年济南的土地利用协调度由发展协调阶段下降到初级协调阶段。山东沿海城市带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土地利用效益协调程度也较高，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其土地利用效益协调程度也较低，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六、结论
本文以山东沿海城市带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13年的数据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空间效益4个准则层26个指标探究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并进行协调度分析。结论如下：
1.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可分为三个档次和三种发展模式。青岛、济南作为山东沿海城市带的中心城市，属于高效土地利用档次；烟台、威海、淄博、东营属于中等土地利用档次；日照、滨州属于低效土地利用档次。青岛、济南、烟台、威海、滨州、东营的土地利用模式呈现出“m”型发展模式；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总效益平均水平、日照、潍坊是平滑型发展模式；淄博是上扬型发展模式。
2.山东沿海城市带土地利用效益变化率不尽相同。山东沿海城市带中心及副中心城市济南、青岛的土地利用效益增速放缓，需要新的增长点来带动土地利用效益的新的持续稳定增长；滨州、威海、淄博等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益增幅明显，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3.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山东沿海城市带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土地利用效益协调程度也较高，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其土地利用效益协调程度也较低，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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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调研篇8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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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调研篇9
高尚全黎子流乌杰柯茂盛孟立正辛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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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出席开幕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顾秀莲为中国城市
经济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题词
周道炯会长致开幕词韩正市长致欢迎词
王茂林第一副会长作主旨报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
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刊讯记者李翔报道：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与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主办的“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暨中国城市持续、协调、科学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9月8日上午在上海隆重召开。韩正、周道炯、王茂林、龙永枢、罗海藩、万良适、高尚全、黎子流、乌杰、柯茂盛、孟立正、辛树森、苏文川、熊建平、江绵康、李京文、王振中、钱达仁在主席台就座。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各省市城市经济学会代表、学会理事、企业领导、专家学者及来宾共二百三十余人参加会议。杨重光、林凌、梅俊林、宁黎明、吴建行、张巨功、朱铁臻等领导同志和专家也参加了开幕式活动。庆典开幕式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龙永枢主持。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周道炯致开幕词。周道炯会长说，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成立二十周年这一历史的重要时刻，共同探讨研究城市持续、协调、科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和谐，是非常适时的，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城市的发展战略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推进城市的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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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韩正市长在欢迎词中首先对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对学会二十年来在探索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新理论，积极推进城市的经济发展，促进中国城市合作，提高中国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做出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表示了肯定。韩正市长说，这二十年是上海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上海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特大型城市发展之路。展望未来，上海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自主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把社会和谐发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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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二十周年庆典之际，学会收到国家领导人、各地政府、各界领导和友好单位为大会发来的题词与贺信，大会主持人龙永枢副会长宣读了部分题词与贺词，他们分别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李铁映的题词：“走中国城市化道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名誉顾问顾秀莲的题词：“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推进城市经济发展”。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储波的贺信：“祝贺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成立20周年！城市是人类发展的载体，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越办越好，为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做出新的贡献。”
另外向大会发来贺信的还有：丽江市人民政府、衡水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生产力学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海尔集团等。
中国建设银行辛树森副行长在致辞中向本次庆典和论坛的举办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她说，中国建设银行一向以支持国家基本建设为特色，坚持把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现代生活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和服务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今后，建设银行将进一步加强与学会以及社会各界的密切合作，积极探索新的机制、模式与途径来支持学会的发展，共同为快速科学地推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作出新的贡献，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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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开展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优秀论文”征集评奖活动，2006中国“城市发展”摄影大赛和城市经济“优秀学术著作”评选活动。学会副会长王振中向大会宣读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优秀论文”、“城市发展摄影大赛”和“优秀学术著作”奖项及获奖名单。
万良适副会长主持了缅怀汪道涵会长的纪念座谈会。
在播放汪道涵老会长纪念录像结束之后，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绵康说，在诸多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课题中，汪老特别强调城市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城市的持续发展，城市经济是最重要的问题。他在专心研究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发现和培养研究人才，并与一些高层领导和著名专家经常切磋联系，促成了1986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诞生。他利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这个大平台，邀请众多的专家学者共商城市建设的大事、国事，研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前瞻性课题，从此掀开了我国城市经济研究的崭新一页。今天的庆典，正是对学会20年成就的一个全面总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能有今天的发展进步，汪老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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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作了大会主旨报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王茂林副会长非常感慨的说，“20年前，为了适应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在王任重、汪道涵、马洪等一批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呼吁倡导下，在全国一些重要城市领导人的积极参与下，在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支持帮助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1986年5月在上海宣告成立。今天，我们重聚上海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正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美丽城市，隆重纪念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建会20周年，是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事。”
王茂林进一步围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谈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在城市发展方面，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提出一整套科学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体系，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行科学的战略指导；二、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必须适应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和世界城市变化的新趋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三、在城市发展政策方面，必须对城市发展的主要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中国市制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四、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必须着力调整城市产业结构，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创新带动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搞好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五、在城市建设方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为先的指导理念，突出和保持城市的特色，真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六、在城市管理和城市社会建设方面，必须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善治”型的和谐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高城市的和谐幸福程度。
王茂林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将团结全国的研究工作者、城市领导者和城市管理者以及各种研究团体，团结所有关心中国城市发展的志士仁人，努力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理论，就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重点问题进行研究，拿出研究成果，为城市发展和城市领导决策服务，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服务，为实现中国城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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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藩副会长和黎子流副会长分别主持了“中国城市持续、协调、科学发展高层论坛”。
高尚全副会长在《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改革》的演讲中指出，“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起点。与过去相比，改革的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国改革初期采取的是先易后难、自上而下的方式，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目前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改革依然任重道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加快推进改革。他特别强调说，为了确保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必须加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因此，加强改革的科学决策和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是改革开放顺利实施的保证。要防止某些权力主体或垄断利益集团假“改革”之名行“牟利”之实，直接对“困难群体”进行剥夺；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市政等公共服务领域，要防止权力“寻租”的现象。对于在实践中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要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这是对改革成功经验的肯定和巩固，也是少走弯路，降低改革成本的必要措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学会副会长李京文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趋势与城市群的建设及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的专题报告。他在发言中谈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是21世纪中国城市群科学发展的领导力量。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大，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地区，是引领中国经济前进的巨大引擎。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产业，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优越性，其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全国新型工业化的引擎，成为中国其他城市群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先导力量。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城市群，作为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空间依托，这是实现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是贯彻区域统筹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克服和解决未来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主要举措。
站在城市管理实践第一线的城市领导，就中国城市持续、协调、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太原市市长张兵生说，城市绿色转型，不仅仅是指传统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型经济向加工型经济的转型，而是指传统工业经济向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即绿色经济的整体转型，也就是从自然资源依赖型经济向各类要素资源综合开发型经济转变、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新型绿色经济转变、从传统城市化向绿色城市化转变。在题目为“创新发展模式，推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演讲中，张兵生市长结合太原的实际，介绍了一些经验：第一个问题，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亟需整体推进；第二个问题，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要以发展绿色经济为基本途径，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第三个问题，加快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绿色治理的主导作用，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丁健在《城市发展的创新之路》的演讲中，围绕城市有限经营的创新要点，明确突出了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营思想。城市有限经营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它是通过把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和人工生成资本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本逐步推向市场，进行集聚布局、结构重组和价值运营，由市场来调节资源的供需，从而实现城市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现代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其主要职能是实行公共行政，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产品，因此在城市有限经营中，政府必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至少应该将经营性资产和部分准经营性资产推向市场，让市场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而市场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领域正是政府展现其资源配置能力的空间。城市有限经营是追求社会、经济、生态综合利益的最大化。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满足社会需求；并且通过制度来约束私人主体的经营行为，削弱其在经营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与社会的稳定。
城市经济调研篇10
关键词：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化；耦合协调；河谷型城市；中国西部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
河谷型城市是城市建成区主体或者核心部分在河谷中形成和发育，并且发育受到河谷地形及周围山地或丘陵较为强烈的直接限制的城市[1]。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人口和产业在河谷地区快速集聚，但由于缺乏对河谷型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认知，盲目沿用平原城市的建设模式，导致河谷型城市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严重短缺等一系列人居环境问题[2]。如20世纪60年代兰州开展的填河造地，20世纪末重庆江北新区大规模的开山填河等，都是迫于土地资源短缺而做出反自然的发展行为。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利用效益影响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二者协调驱动才能实现城市持续快速发展，所以如何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益也成为诸多学者探索的热点。20世纪初期，韦伯[3-4]率先提出城市工业用地的基本理论，认为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必将导致大量人口、产业集聚，城市土地更为稀缺。当前，国内学者针对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多关注中国东中部发展较好的城市或区域，如范辉等[5]采用分值计算法，研究了浙江省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时空演变格局。叶敏婷等[6]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时间动态与空间分异的探究。周丹等[7]使用变异系数法等，对陕西省2001年～2010年的土地资源利用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国内学者尚未对西部城市，尤其是典型河谷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问题足够重视，并且二者发展现状、规律与主要矛盾尚不明确。
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西部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以期探讨中国河谷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规律，为城市发展规划提供一定参考。
1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测度
1.1研究区选取
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条件催生了大量河谷型城市在西部地区集聚[2]。本文根据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发展现状，选取兰州、西宁、天水、延安、攀枝花、自贡和宜宾等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图1）。以上城市均为地级市，享有较高的行政地位，是该市域的经济中心，并且拥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等多种地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2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土地利用效益是包括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的综合效益，城市化水平也是由人口、经济、社会等多要素构成的复合运行系统，因此，进行定量测度与评价时，应结合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多方面因素。本研究通过借鉴相关文献[8-16]，结合河谷型城市现状和发展前景，遵循科学性、系统优化、可比性、动态性、代表性等原则，选取相对指标和单位强度指标，构建了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指标评价体系（表1），力求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土地利用效益及城市化水平。基础数据来源于1996年～2013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对于极个别缺失数据，以线性回归的方式补充。
1.3评价方法
1.3.1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指标量纲各不相同，因此本研究选用离差标准化[16-17]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便于直接进行运算和比较。
1.3.2确定指标权重
由于评价指标的权重对评价结果影响显著，为了避免指标权重的主观性，本研究结合马利邦等人的研究方法[18]，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因充分考虑了因子的均衡性，本文认为准则层各因子对目标层因子有相同贡献，权重值应相同。因此，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中准则层各因子的权重均为0.3333，城市化水平子系统中准则层因子的权重均为0.2000。
2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发展研究
2.1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根据7个城市在1995年～2012年间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指数（图2）可以得出，7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虽有波动，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城市总体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指数年均增幅为0.57，增幅显著。说明近年来多数河谷型城市在保证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对于土地的整体利用水平正在提升。
自贡市和延安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虽有大幅增长，但波动明显：（1）延安市土地利用效益在1997年出现由0.1739至0.4776的大幅增长，在1998年～1999年间，骤减到0.2347。究其原因是生态效益由0.0472增长到0.8770后降至0.4430的快速化引起土地利用效益剧烈波动。（2）自贡市1996年～2004年间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数缓慢增长，但在2005年突然出现下降。这是由于社会效益由0.5557下降到0.0101。2005年自贡市开始实行《自贡市城市中心区市场总体规划（2004―2020）》，对城市建成区的人口、道路、区划做了大量调整，导致该年内土地利用效益下降，但之后该市土地利用效益因社会效益的大幅提升表现出较快上升趋势。这一波动说明社会效益虽然短时期内将限制土地利用效益的发展，但从长远看，提升社会效益对促进土地利用效益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2.2城市化水平评价
对7个河谷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子系统准则层因子进行评价（图3），所得结果表明：1995年～2012年间，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虽有波动，但整体呈明显的增长趋势。除天水市外，其他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均达到0.75以上，处于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虽然天水市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在七个城市中处于较后位置，但也表现出平稳小幅增长趋势。
2.3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评价
根据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协调系数（图4），整体来看，各城市耦合协调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且增幅巨大。2012年，各城市耦合协调系数均在0.8以上，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其中，兰州市、攀枝花市、延安市、宜宾市和自贡市5个城市耦合协调系数更是达到0.9以上，成为优质协调。而在1995年，除兰州外，其他6个城市均处于失调衰退阶段，表明当时西部河谷型城市并未注意到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缺少对土地的合理规划、土地使用效率低等问题。该7个城市虽然起步较低，但到2012年，二者的协调度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可以看出，河谷型城市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整体利用水平，二者协调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土地短缺问题。
另一方面，截至2012年，各城市的耦合协调系数均处于0.89～0.93之间，城市间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系数差异性降低，呈现出逐渐收敛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西部河谷型城市的经济市场环境不断完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所以使得西部河谷型城市目前处于相对均衡发展、较为健康的发展趋势。
饶映雪等[20]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得出该市2005、2008、2011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6011、0.7607、0.8582，刘善开等[21]发现厦门市2003、2007、2010年二者耦合协调系数分别为0.55、0.60、0.73，而西部河谷型城市的耦合协调系数在2005年～2012年间大体处于0.5215～0.8666，由此看出，东中部平原城市与本研究得出的西部河谷型城市耦合协调系数增长速率相差不多。
2.4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的相互作用关系
根据灰色关联模型测得结果（表3），7个河谷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指标层各因子对土地利用效益的灰色关联度在0.6572～0.9106之间，关联性较大，但各因子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关联性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具体来看，非农业人口比率对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影响最大，关联度在0.7560～0.9106之间，该因子反映了人口城市化水平，表明降低用于第一产业的土地和人员所占比例对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有重要作用，因此，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调整产业结构并进行优化，增加经济效益，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增长有着积极作用。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等五项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因子对城市化水平影响较大。这是由于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因子代表了城市社会发展水平，土地的整体规划和利用效益为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由表4可知，土地利用效益指标层各因子对城市化水平灰色关联度在0.6283～0.8822之间，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其中，地均第一产业产值、地均第二产业产值、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等代表城市经济效益等因子影响最为明显，而经济是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土地经济效益仍是首要任务。另外，生态效益中各因子与城市化水平关联度均在0.7以上，影响较为明显。生态环境条件是制约与支撑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河谷型城市由于受自身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进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资源条件极为依赖，但随着近年来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方式的转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城市的生态效益均出现大幅上升，无疑对各河谷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结论与讨论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在1995年～2012年虽有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增幅较大。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协调性上升。在1995年～2012年间，七个城市的协调性呈明显上升趋势，并且由于各城市经济发展、生态水平差异缩小，城市间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系数的差异性也随之减小。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最为明显，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城市经济实力、加大企业资金投入、加强城市生态建设等措施可能会使土地利用效益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中非农业人口比率和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因子对土地利用效益影响最大，所以，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均会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理论上，由于河谷型城市较平原城市土地更为短缺，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土地资源的渴求程度更高，随着用地面积的扩张，耦合协调关系的增长速率应明显快于平原城市。但通过与已有研究相比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河谷型城市与东部平原城市相比，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的评价指数的增长速率并无明显差别，这主要是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作用的结果。西部河谷型城市，受空间区位、自然环境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对土地的渴求程度也随之被弱化，导致西部河谷型城市与平原城市相比，耦合协调关系的增长速率并无较大差别。另外对于西部河谷型城市来说，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仍是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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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on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developmentbetweenurbanlandusebenefitsandurbanizationofvalleycityinwesternChina
BaiShuo1，YanGYong-chun1，2，SHiKun-bo1，YanGXin-ao1，LiUYu1
（1.CollegeofearthandenvironmentalScience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2.KeyLaboratoryofwesternChina’senvironmentalSystems，ministryofeducation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Lanzhou73000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