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1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受援助对象
“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分配法律服务的资源，来确保特殊群体不因其经济能力、生理障碍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的保护。”最早诞生于15世纪的英国，经过数百年的大体分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过程，已经相当健全与完善。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也即法律援助初期，仅是对穷人的法律援助，故常被称为“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主要原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天赋人权成为各国宪法确立的原则，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援助进一步扩大，纯粹的慈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法律援助成为国家的责任。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恢复，欧洲各国经济增长迅猛，一些国家的福利政策优厚，进而促进社会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司法制度上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是综合体现欧洲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的态势。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法治国家，却是一项新事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篇章。此后全国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并迅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顺应了法律援助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在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和发展存在的不足。法律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法律援助经费短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援助范围的倾向等问题。提出问题，应当解决问题，本文将试图通过中外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比较，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不甚完备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进而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法律援助实践相对落后，导致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立法体系。立法有广义和狭义得了立法之分。广义的立法，是指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仅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地位却没有予以明确，同时，法律条文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狭义立法，是指针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立法，而最高层次仅以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为主，各地方颁布相应地方条例，非常分散，不统一，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法律援助的经费匮乏，法院工作负担渐增
考证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经费无一例外地由政府拨款，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我国政府，理论上各级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法律援助的经费，以保证受援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国内目前也没有形成一套相对接的民间捐助体系，民间社会捐助的途径也不畅通。所以各法律援助机构，尤以民间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都陷入经费不足的泥潭无法自拔。
3、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或缩小司法救助范围倾向
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条文不明确，加上司法工作人员司法观念没有更新，司法实践中两种不良倾向横行：一是司法救助被滥用，对一些司法救助条件不满足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二是司法救助的限缩，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该得到法律救助却没有给予法律援助，造成制度的虚置，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实施目的。
4、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不清，积极性有待提高
援助制度本身的宣传不到位，部分公民的法律素养也不高，然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恰恰是一些生活比较贫困的与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的重点应该放置在社会的基层。不尽如人意的是，一些地方机构将法律援助的宣传针对基层的很少，反而害怕宣传力度加大会增加自身的工作负担。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其本身法律素养不够，法律业务水平也不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应有的专注与热情，对来访者态度不甚冷淡，甚至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有的地方迫于人情世故，或者领导的倾向性，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严重挫伤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的建议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对象，拓宽主体范围
1、法人、其他组织和外国人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必要性
（1）法律援助应该服务的受援对象，是作为有权申请和实际享受法律援助的主体而存在的，在一系列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对于哪一类人可以成为受援的对象，欧洲国家几乎都将援助的受援主体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而将法人和社会组织排除在法律援助受援主体之外，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可以成为法律援助受援的对象。笔者赞同将法人或者社会组织作为受援的对象待之，原因如下：第一，从诉讼民主机制的运行，司法公正原则的落实、以及化解纠纷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涉及这些问题的主体；第二，现实社会中，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而其数量和困难难度并不见得就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受援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阶段针对特殊案件，做出过相关司法救助的批示。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发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即能体现我国司法实践中针对特殊情形是给予提供援助的。
（2）同样的，笔者赞同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只要在我国居住，遇到法律问题，又需要法律帮助，并且符合法律援助的受援条件，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其境内并接受管辖的所有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原国籍或这回出身、经济或其他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速有效的程序和机制。”
2、法人、外国人和其他组织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体现
（1）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范围，明确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相关责任
对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欧洲国家有两种做法：其一是保证从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专门性，也就是说只有专职律师和专门的机构可以胜任。如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其二是非营利性组织和兼职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我国法律的实践则各有千秋，广州成立由市政府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则要求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所承担；郑州则将此任务落实到律所头上。这些援助主体都能积极发挥各自的有点，并且展示出极具特色的法律援助的特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的费用，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前景的。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法律援助主体以及责任形式可以相应概括为：第一：针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国家财政拨付其工资，让其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第二：合作、合伙开业的职业律师，要明确其每年必须承办结案的法律援助案件的下限，由法律援助中心按相应的比例贴补其所需的费用；第三：针对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和志愿者的构成，要经过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才能设立，其工作人员也要保证是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人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遴选出来的；第四：加快高效法律援助组织建设，并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接受其监管指导。
（2）拓宽渠道，着力解决供需矛盾和缩小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基础，也是法律援助得以健康运行的前提。充足的资金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这需要政府保障，能提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实际需求的全部资金，建立起能够满足群众法律援助需要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不能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部门的拨款，而更加需要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社会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也可以自行设立公益资金，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法律援助的款项。
积极推进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且对其公益行为予以政策的鼓励。政府可以扩大宣传力度，对于积极响应的公益律师，要提高其在社会的知名度。既可以达到法制宣传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律师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拓展其自身的业务，可谓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3）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监督和管理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及效率
要强化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监管力度，完善案件指派制度，成立专门性指派案件监管小组，负责监督和管理外派案件事宜；建立结案评估制度和法律援助人员工作表现考试制度，完善惩戒处罚机制，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以及效率，有效维护受援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因为其本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法律服务一样的风险和责任的特征，所以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能确保法律援助的信用，又能减轻办案人员的心理负担。真正的把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完善到理想的状态，真正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借鉴了别国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结构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自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取得相当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以及我国更加深入的与世界接轨，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既要立足我国的实际，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法律需求，也要加快步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贡献力量。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扶持的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建设。相信，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美好的未来。（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2]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3]据肖扬同志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大会上的讲话.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田绍军，左平凡.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发展[J].理论界，2005（3）.
[6]参见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7]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2
(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不足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法律援助人员已经有过万人，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所以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人员都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在比较偏远落后的农村却很少有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但事实上恰恰是落后的农村农民更需要法律援助，他们有着更大的法律需求，所以就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另外，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资源没有合理利用，很多在校大学生完全也可以投身于这项工作中，但现实是他们并没有被充分任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开展。
(二)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不足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不足，并且资金的来源渠道也比较局限，造成了经费不足的现象。现阶段，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相关政府部门自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工作开展。此外，由于这些农村比较落后，来自社会上的援助资金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很难正常开展工作，可能导致缺乏必要的办案资源，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工作人员的办案质量和进度。所以，相关的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促进社会公正。
二、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只有农民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证明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成功的。所以，相关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和讲座，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通过宣传可以让农民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提升自身的法律意识，有基本的维权观念，进而还要让广大农民意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法律援助就是在他们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帮助他们维权的工具，让他们在最快的时间能获得最大的帮助。只有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一)建立专业的农村法律援助队伍
提高农村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专业的法律援助队伍，高效解决广大农民遇到的法律问题。首先，这应该是一支汇集专业知识过硬、职业道德高尚的法律人才的队伍，同时他们还要能够适应农村的法律环境;其次，对于农村中现有的一些“赤脚律师”可以进行免费的培训，在群众中培养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的法律援助人才;最后，国家和学校还要鼓励在校大学生积极投身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建设中，这样不仅能缓解目前农村法律援助人才匮乏的问题，还能够帮助在校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工作中，一举两得。
(二)开拓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
由于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的，但是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而言，他们的政府资金又很有限，这就需要开拓农村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渠道。首先，政府的专项资金还是法律援助工作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开设专项的法律基金、动员社会力量等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保证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结语
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3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实践；发展前景
1、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分析
1.1法律平等性原则的体现。我国刑事法律的不断完善，使得人权平等思想与法规条例得以有效结合，发展至今，刑事法律援助法规是否确立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完善与否和人权保障机制的重要指标。随着人权平等思想普及范围的逐渐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在被更多国家采用。从国家人文角度分析，刑事法律援助机制的建立是社会人文环境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范畴中，刑事法律援助充分体现了人权平等的思想，也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刑事法律援助机制建立至今，已成为保障我国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制度，在实际应用中也更为有力的体现了法律的平等性原则。
1.2控辩平衡诉讼理论的要求。社会文明的进步促使法律法规在设立过程中更多考虑到人格尊严和人权理念，这使得被告人在接受审判的同时被赋予了诉讼的权利，能够与控诉方进行交涉与抗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评审过程和结局，以维护被告人自身权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方和辩护方是对审判结果影响最为有力的两个因素，因此要保证审判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刑事法律援助评审过程中应着重强调控辩双方的平衡关系，通过协调刑事法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保障裁判的公平性。
2、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探讨
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及生理发育尚未成熟，不具备明确的自我保护意识，缺乏相应的社会经验，这就使得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劣势，无法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辩驳与维护。这就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更为依赖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以此律师在进行刑事诉讼之前，应首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其犯罪背景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调查，为之后的刑事诉讼做好充分准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成年人在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指导下行使诉讼权利，加之律师的辩诉和刑事法律援助机制的维护，都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有效的司法援助。由于未成年人在社会群体中地位的特殊性，其犯罪具有主体贫困化和犯罪动机的简单化的特点，这就使得刑事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必须注重案件对未成年的教育作用，并以此促使未成年心理的成熟，使其能够尽快从错误中反省过来，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刑事法律援助机制的建立，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体制的人性化，也有效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法律保障体制的完善中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3、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实践分析
3.1刑事法律援助范围问题分析。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机制尚未得到有效完善，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范围，使得未成年人的部分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主要包括法院指定辩护案件和未成年人自己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就2006年～2009年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分析可知，指定辩护案件占案件审理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案件中，仍有部分未成年人没有得到刑事法律援助。面临当下部分未成年人无法得到有效的刑事法律援助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制度，通过将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列入到立法中，以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援助机制，在还原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
3.2刑事法律援助介入时间分析。结合现阶段我国相关刑事法律的内容可知，在未成年人行驶指定辩护权利时，法院作为行驶主体，应参照刑事法律援助机制的规定，开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援助。而由于司法实践过程中审理过程所需时间较长，造成案件审理拖沓，进而无法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开展。有切实的解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的时间问题，可以通过提前向未成年人发放告知函，使其提前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避免时间因素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在对未成年人采取刑事法律援助过程中，充分考虑时间因素能够进一步提升案件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也为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援助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进而有力促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成功。
3.3法律援助经费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可知，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每年以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其中比如2012年的14亿元人民币，就比2010年的10.12亿多了将近四亿。从援助经费的较大幅度的增长来看，我国政府及社会对于法律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如果我们深究这里边的问题不难发现，这些法律援助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拨款，虽然法律援助经费从总体上来说比较乐观，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受援人数数量比较大，因此这些钱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也就所剩无几了。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比较单一，这是导致法律援助经费大部分都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的主要原因，虽然已经由民间自发的基金会或者是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的援助活动等，但是这些活动获得的法律援助是有限的，并且仅仅靠政府财政拨款是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法律受援需求的，因此目前我国法律援助资金存在来源渠道单一的难题，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律援助中心给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的援助案件的补贴是非常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严重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要继续扩大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渠道，从物质方面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
3.4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专业的律师队伍，高素质高质量的律师队伍是我国刑事法律的强力推动力，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特点不同于成年人，因此办案律师要更加注意和未成年人的沟通问题，对于未成年受教育后重返社会问题要特别注意。目前律师行业的现状是刑事法律的援助报酬不高，许多专家律师通常不会在这种案件上浪费太多时间，因此这些案子都是一些经验不足或者是水平不高的年轻律师来处理，这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高素质律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效果和质量。
结语
刑事案件是我国法律案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造成这方面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充分了解影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展的阻碍因素，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纠正和弥补，不断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的相关规定，促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m].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出版社，1999.
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4
关键词：法律援助社会矛盾公平正义
一、概况
柞水县地处秦岭南麓，位于陕西省南部，商洛地区西部。乾佑镇是其城关镇。柞水县总面积2332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13%，占商洛地区面积的12%。所辖十三个镇，120个行政村，2个社区；总人口为16万人；有法律援助服务中心1个，法律援助服务站13个，有在编法律援助工作者6名，2012年上半年通过法律援助化解非诉讼矛盾纠纷20起。
二、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法律援助工作属于法律服务范畴，有着受援对象广、援助资源多、社会融入深、专业服务强的职能优势，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律援助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机遇期、改革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逐步上升。法律援助工作者可以在诉讼、仲裁和调解等矛盾纠纷解决方式中提供便捷、灵活、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法律成为调解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最规范、最透明的手段。法律援助工作者可以在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服务活动中，积极引导当事人把矛盾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处理，运用法律手段和途径化解矛盾纠纷。
（三）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调解优先原则、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对于当前大量的社会矛盾、经济纠纷，如果采取对抗性、期限较长的诉讼途径，会给当事人带来经济上、精力上乃至心理上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法律援助工作者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职业优势，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能够帮助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和诉讼压力，依法、方便、快捷地解决利益纷争，这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三、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方式和途径
法律援助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司法、行政等机关联系较多，这就为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良好基础，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拓展多种方式和途径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一）与大调解机构建立对接机制，帮助化解矛盾纠纷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在了解具体案情后，如认为能够通过调解手段处理的，将其转至大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必要时，法律援助工作者参与帮助调解，做到能调不诉，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办理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以及拖欠民工工资等事由引发的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应从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出发,避免和防止这类纠纷的恶化，减少和降低纠纷所形成的负面影响。
（二）与人民法院建立协作机制，配合化解矛盾纠纷
采取在人民法院调解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办公室、安排专人接待，或设立专线电话等方式，参与诉讼调解，同时为寻求法律援助的群众开通一条便捷高效的“绿色通道”。在法院对婚姻、赡养、民间借贷、欠薪、工伤赔偿、交通事故等案件诉前调解时，及时审核、受理困难群众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人民法院在诉前调解过程中，坚持调援结合的原则，与法院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与人民检察院建立联系机制，协商化解矛盾纠纷
与人民检察院就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处理建立联系，做好衔接，拓展法律援助受案渠道，丰富法律援助工作内涵，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诉经立案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如发现当事人需要法律援助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引导当事人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法律援助中心。
四、做强法律援助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新形势下，做强法律援助事业，是不断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新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新期待。
（一）加强法律宣传，不断提升法律援助知名度
法律援助中心和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要采取设立咨询台、动用宣传车、印发资料等形式，广泛宣传法律援助相关知识，正确引导广大群众学法、懂法、用法，解答群众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难题，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断增强广大干群法律维权意识，让更多的人们知晓了法律援助的受理条件，真正实现零距离法律服务，为法治社会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二）找准切入点，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的位置
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经常向党委、政府领导汇报法律援助工作,已实现“三个纳入”的，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还未实现“三个纳入”的，要加大工作力度，逐个逐项狠抓落实，以引起党委、政府领导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高度重视，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工程之一。
（三）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建设的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按照有关法规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关要求，从硬件和软件二个方面，大力加强法律援助窗口规范化建设。硬件上，要争取多方投资，购置或租赁达到标准的办公用房，配置必要的办公设备。软件上，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内部运行机制，监管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行为。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视野和工作积极性，为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正常开展提供坚实保障和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5
这究竟是条社会新闻，还是公益宣传，或许根本就是商业搭载公益的软广告。甭管人们怎么议论纷纷，明眼人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很用心、很用功的大策划：在大一统的文化进行事业和产业不断分流而治的今天，纯商业的群星演唱会与公益之舱，又实施了一次展望双赢的对接！“因为有爱2004群星演唱会”，不仅题目起得好，而且以法律援助的名义进行演出，难免不让人心动。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法律援助，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有理无钱请进来。
从演唱会主办方提供的官方网站获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于1994年，这项为贫弱者特别制定的司法保障制度，为不断进取的法制社会，为社会贫弱群体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道维权的屏障。从此，制宪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以从文字宣传到现实意义的落实。
10月5日19:30，“星光灿烂在上海/法律援助在中国――因为有爱2004群星演唱会”在上海虹口足球场正式上演。在此前的半小时，舞台两旁的超大屏幕不断滚动播映着的“法律援助在中国”宣传片，令记者深受感染：2003年9月1日，是中国法律援助事业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生效实施。这部以法律形式确立的法律制度，结束了中国长达十余年在法律援助领域探索、完善和各自为政的局面，明确了人民政府作为法律援助主体的责任。换言之，立党为公、执法为民被赋予了更具体的内涵。对于这项制度的建立，司法部部长张福森通俗地说：法律援助，就是让中国老百姓有理无钱请进来。
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去年，摊到我国13亿人头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为一毛多钱！
法律援助在中国，是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据司法部最新统计：全国各地目前已经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有12万多执业律师和十几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以及法律院校的法律自愿者积极参与了提供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全国各地十年来共解答法律咨询600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1万件，有130万人获得了法律援助诉讼服务。特别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和广大律师还积极主动参加了民工讨薪特别行动。
然而，记者也注意到，这项由政府主导的制度，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保障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今年8月29日司法部纪念“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十周年暨《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一周年座谈会”上，张福森部长坦言：法律援助经费不足，2003年全国各级政府拨款为1.52亿元，摊到我国13亿人头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为一毛多钱。人均一毛多钱！小小数字背后的大大缺口，令社会震动、关注和焦虑，也令记者渐悟：选择爱，以法律的名义，这就是最光彩的理由；公益搭台，商业演唱，这就是最通俗的需求。法律援助，没有理由拒握歌星之手。
筹办大型活动不是件容易的事，审批很难。你见过盖有6个中央级部、委、办、台大红印的文件吗？
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6
论文关键词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法律观念
在人类社会产生的各个阶段中都存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成为古今中外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近几年来，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而当今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在逐渐加剧，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通过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探讨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
任何社会均存在弱势群体。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未统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只是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粗略界定。如有从经济学角度来界定的，也有从社会学角度界定。总的来说，社会弱势群体是处在社会边缘底层受到不同条件制约的人。一般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缺乏话语权、经济贫瘠、政治影响力底下等特点。因此，为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就必须加快法律援助制度的制定进度，让这些群体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关怀。制定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体现了我国一视同仁的治国方针，有助于促进我国整体实力的进一步壮大。
有学者提出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群体便是社会弱势群体。还有学者在界定社会弱势群体时将分配到的社会资源的多少作为主要依据，认为具有低层次生活质量、低经济利益以及低承受力特点的社会群体便是弱势群体。实际上，在界定社会弱势群体时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地位、竞争能力以及经济收入等具有时代背景的因素，判断是否需要国家的帮助支持。由国家给予帮助支持的群体便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在界定时不可随意将弱势群体范围进行扩大或缩小，避免在制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弱势群体因其成因的不同，可划分社会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后者是处于个体自身的生理因素，如老弱病残等。而前者主要是受到社会改革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主要有三类社会弱势群体，分别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以及失业人员。这些群体大部分缺乏必备的生存技能，生活缺乏基本经济来源，且文化程度较低，面对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今社会，如果不采取法律措施来援助，必将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通过制定关于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来保证这些群体能够享受国家和社会的援助，提高生活质量水平，为实现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实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时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弱势群体自身条件恶劣
目前，我国社会弱势群体在数量上呈现增长的趋势，而他们自身恶劣的条件将影响到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常实施。总的来说，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生活贫困、低收入水平等特点。而以下几种恶劣特征最为显著：第一，低社会地位。社会在保障弱势群体的救助能力极为有限，导致很多处于低社会地位的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如某些小企业不仅工作环境恶劣，而且在发放报酬时出现劳动时间、强度与报酬不一致现象，更有甚至拖欠扣发社会弱势群体的劳动报酬等。第二，自身文化素质低下，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能力。我国许多弱势群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因缺乏建设相关的制度而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权利的维护。第三，身体素质孱弱，年龄偏大。大多数下岗离职的弱势群体存在“两高”现象，即年龄偏高和女工比例高，加大了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难度。
（二）弱势群体法律观念淡薄，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力度不够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社会弱势群体只有全面了解和掌握该制度后，才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弱势群体缺乏相关法律观念，导致法律援助制度不能真正的帮助到他们。此外，相关法律宣传人员在宣传法律援助制度上的力度不够，也是影响制度不能正常实施的一大问题。社会弱势群体法律观念的淡薄导致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利用正确手段向法律援助部门申请纠纷解决的措施。虽然有一些群体会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司法能将一般问题个别化、价值问题技术化，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纷争，更无法平息由纷争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做好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对制度的贯彻落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要加强各法律部门间的协调合作，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将制度真正带入实际问题的解决层面，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三）缺乏足够的法律援助资金
社会弱势群体相关法律援助条例规定，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等均可成为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政府负责对社会弱势群体制定法律援助制度，而人民政府负责为援助提供财政，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且不高，财力资源有限，国家担负不起庞大的法律援助资金，导致大多数县级地区在实行法律援助制度时出现财政问题。此外，在社会捐赠方面，因缺乏系统规范的社会捐赠机制，导致用这种方法来获取法律援助资金受阻。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援助资金的募集方式和渠道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造成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得到顺利实施。尽管大规模公益活动能够募得部分资金，但对支撑起整个法律援助体系还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实施必须建立在经费物质基础上。由此可见，在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时，资金的匮乏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完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一）做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
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群众性，保证弱势群体在全面掌握法律援助观念的基础上，能够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让人们了解维权手段的前提。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人们权益的工具，只有在群体具备基本法律意识后，才能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因此，通过利用各种渠道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广泛宣传，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有助于促进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将法律援助制度贯彻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后，从实际成效中才能发现制度中的不足之处，并不断完善。例如，可通过开展相关义务法律咨询活动，以传单散发、电话咨询以及现场咨询等方式来做好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工作。此外，还可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借助媒体手段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在用媒体展现制度内容时，可结合案例分析来吸引群众的注意。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自身的维权意识。社会弱势群体可通过宣传来了解如何使用法律援助手段获得法律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助于建设和谐法治社会，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构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扩大资金来源渠道
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我国在提供援助资金方面是以政府财政补助为主，并充分利用其它集资渠道筹集法律援助所必需的经费。通过构建相关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确保法律援助资金的筹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法律援助资金可从几个方面进行保障：首先，政府必须明确自身的责任。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在构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时，必须将援助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法律援助经费的数量。不仅要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也应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还可通过协调各相关部门，减免司法法院诉讼费和执行费等。将法律你援助资金与公益诉讼基本统筹结合，实现提高大规模效益的目的。再次，通过扩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资金集资渠道，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建立，能够有效鼓励广大人们群众参与社会捐赠活动。社会力量的加入使得法律援助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在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时，应合理使用所集资金，并严格规范援助标准。由各地按情况自行规定援助标准。如依据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线来确定资金支出的比例，并将所评到的群众划分到经济困难群体。实际上，在确定“经济困难”标准时必须考虑到申请人因家庭状况的原因而无法购买法律服务的因素。且当地相关工作人员还应清晰的判断当事人是否是无理取闹而造成法律援助资源的肆意浪费。在制定严格的法律援助标准后，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系列疑惑。最后，通过制定法律援助资金转移制度来减少法律援助资金的负担，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诉讼权益。法律援助经费一律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按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制度，法院有权命令对方当事人预先支付原告的法律援助费用，并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的考核下判断当事人的实际援助情况，避免滥诉累诉的发生。
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7
论文关键词 户外运动 驴友 搜救
浙江省宁海县有近一半面积是山区，“七山二地一分田”，山水美丽，pm2.5值低。这几年县政府将宁海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进行整体规划建设，首创了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户外运动向大众化发展，以此吸引了本地及周边城市的驴友到宁海来休闲旅游。
一、户外运动的安全事故不容忽视
（一）宁海的户外运动发展迅速
户外自助旅游集休闲、旅游、探险与挑战于一体的生活方式。宁海到目前已经建立了500多公里的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根据沿途的自然风景和植被分成具有健身功能的落叶步道、砂石步道、木栈道、砾石道等。步道沿线有报警点、露营区、休息站、接待站以及垃圾处理系统等辅助设施。每个周末都会自发组织一群驴友，费用aa制，集体登山。每年5·19旅游日当地政府均有组织户外运动比赛。在2012年县人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登山旅游的安全议案，要求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预防登山安全事故发生。
（二）户外运动是一项新兴的休闲运动方式
户外运动是一项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新兴运动，参与性和体验性强，形式多样，回归运动的自然性，探险旅游者能得到一种不走寻常路的内心体验。
广义的户外运动几乎涵盖了所有在户外进行的运动，包括各项体育赛事。狭义的户外运动指的是在自然场地进行的体育运动，感受自然的运动，包括一些极限运动，如野营、攀岩、漂流、远足、探险等大众可普及的休闲娱乐方式。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的野外登山休闲运动为主。
（三）户外运动的主体
驴友一般以中青年为主，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俱乐部的会员，他们大都有户外运动的经验，经过相应训练，有专业人士带队；第二类是网上结识见面，在一个领队的号召下，志趣相投就一拍即合出游，领队可能是“老驴”，但没有带队资格证，自行决定出游线路，这类人群最为常见；第三类为由单位组织的自行车、登山、远足等户外运动爱好者团队，群体相对固定。
户外运动一般自由结合、自愿参加，由一个或数个领队负责安排活动路线、出发时间和行程等事宜，领队对于其他参加者没有绝对的管理权力，乘车费用由参与者aa制平均负担；采取的一般不是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线路，遇到也不是常规的气象条件，带有一定的野营探险性质。
（四）户外运动事故频繁发生
2009年8月台风“莫拉克”到来之际，宁波8名“驴友”网上发帖自发组织进山去感受台风，结果在鄞州区龙观乡的铜坑村遇险，一女驴友滑入溪流失踪，遗体在两个月后才被发现。2011年崂山公安分局共接到发生在崂山风景区和沿海一线的遇险求助80余起，有150余人被困风景区求救。
当前驴友都有自己的QQ群，一次户外探险从QQ群或论坛发起，不问姓名、不问职业，相伴而行，花钱少，旅途自由。除了俱乐部和登山协会的比较专业外，其他的在网上召集，素昧平生，团结协作精神自然被打折扣，加之驴友对出游路线不熟悉，缺乏专业应急能力，很容易引发事故。“老驴”胆大不怕，“新驴”无知无惧，一旦遇到意外便会陷入混乱，自救能力差，只能依靠外界救援。
（五）户外运动的风险种类
户外运动带来的风险因素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参与者因素。驴友缺少相关户外专业知识的培训，缺乏户外运动经验，对登山中潜在的危险认识不够周全，在身体不适情况下盲目行动，过于自信，且参与者相互缺乏沟通，或者刻意隐瞒不适宜户外的疾病。
二是设备因素。设备数量有限，选用不当，安装错误，维修保养不当，或设备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机械故障。有些设备不适合某些特殊参与者使用，或系假冒伪劣产品。
三是环境因素。天气的骤然变化，山洪暴发，山体滑坡，野生动植物的袭击，雪崩，政治动乱，战争频发，流行性疾病等。
四是组织管理因素。无户外运动组织资格、资质，无专业领队，缺乏完备的户外运动计划和应急预案，时间、路线和地点选择不当。
二、户外运动安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户外运动社团管理不规范，监管缺位
户外运动社团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方式多元性，且户外运动行业整体发展时间短、速度慢、市场运行不规范。具备相应资格的专业户外技能培训的更加少，领队无证上岗现象较为普遍。
行业管理不规范，监管机构缺位，政府部门在驴友人身安全管理制度上不完善，加之缺乏有效的救援机构。一个及时、有效的户外运动救援系统，能够保障探险旅游活动正常进行，有很多伤亡事故完全可以避免。
（二）领队缺乏资质
领队是安全的重要因素和关键所在，我国早在2005年就开始了户外领队的资格认证工作，但目前真正拿到领队资格证的人却寥寥无几。正规机构组织的户外运动中，很少发生重大风险事故；而风险事故绝大部分发生在非正规机构组织者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活动中，这是由于组织者经验不足或忽视安全问题，从而导致重大事故的频频发生。
（三）驴友未经专业培训，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户外运动的危险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内容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参与者必须面对一定的风险。驴友未经专业培训，缺乏专业知识和应急处理能力，选择成本低自发组织的活动。户外运动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危险性很大的运动项目，如果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训练，缺乏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如何防范风险，如何应对困难，如何在野外保护自己等方面的经验不足，一旦发生意外往往束手无策，无法救援。
三、户外运动出现事故的责任承担
（一）安全责任是法律的空白
目前我国尚没有针对户外运动伤害侵权的相关法律，法院在判决此类案件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如号称中国户外第一案的南宁79事件宣判结果，领队以及队员全部都要承担责任，一次60元的aa制活动赔偿金额高达21万元。2007年北京灵山23岁夏子冻死事件，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决两名网友和发帖网站对夏子的死不承担责任。这两件类似案件对当事人责任判决结果截然不同，让人无所适从。
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 而自愿承担危险并因此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不得请求加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我国一直用“受害人同意原则”作为加害人的免责事由。
（二）高额的搜救费用是争议的焦点
户外事故之所以比一般的安全事故更引人注意更多的是政府救援的代价过于高昂引发争议。每次驴友探险发生事故，都在网上引发救援是否有浪费公共资源之嫌的争论。遇到较大的救援活动，不算人力和时间成本，光花费就至少上万元。崂山警方向民警配发了新购置的包括救援绳、夜间搜救灯、安全帽、破门器、灭火毯在内的救援设备，而这些设备耗资18万元。
救援费用应该由驴友来承担的声音并不在少数，但当前各地还没有制定出有关户外运动的规章制度，处罚也缺乏依据。
（三）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
国外很多人酷爱户外运动，18世纪西方国家就有了最初的户外运动，在法律、管理等各方面都比较完备。凡是具有探险内容的旅游活动，都由专业的旅行社或旅游公司组织，有非常强大的保障能力，以产业化、公司化、法律化模式运作。英国还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救援体系和机制，有海岸救援、山地救援和空中救援，山地救援和空中救援有时又是共同联系的一体。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户外运动法律、法规实施的合理成果，并结合我国户外运动事业发展的实际，推动户外运动法制化进程。
四、降低户外运动风险的对策
（一）完善户外运动相关的法律法规
户外运动管理法制化、常态化才能造就户外运动的产业化。国家需要通过立法层面来引导和规范这种新兴发展的体育产业，以利各方需求。制定关于户外运动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的专门法律，确保各项活动运作和争议时有法可依，能够及时确定责任人并使受害人获得相关赔偿。
首先要明确户外运动到底归谁管，尽快明确责任认定以及快速救助的责任人。其次对户外运动社团设立准入门槛，完善户外运动社团相关法律制度，明确规定俱乐部成立条件、注册登记、法人资格、经营方式等。完善行业服务标准、组织管理办法、从业人员培训制度、监察制度资格认证制度和技术等级制度，把户外运动纳入法制化管理轨迹。再次，对网上自发组织的户外活动作出专门的规范，明确户外运动或自助游活动的发起人、领队以及参与者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发生意外，就明确的责任人来承担法律上和经济上的责任。
（二）严格户外运动社团的资格认证制度
我国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制要求各户外运动的领队资格认证，杜绝无证带队探险，取缔非法领队，保证整个户外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事户外运动社团必须具备相应的硬件条件、培训力量，对从业人员建立严格的选拔、培训、考核、认证等准入制度，经国家审批和体育、工商部门注册，接受当地体育行政部门管理。明确规定户外从业人员的资质、能力、经验、技术、装备质量等，严禁无资质和资质欠缺者组织此类活动。
（三）完善我国户外运动有偿救援体系
户外运动发展较早的欧美等国，经过几十年的完善，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野外有偿救援体系。户外救援以盈利性的救援公司为主，由救援公司最近的救援点实施就地救援，出动直升机或救护车，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如果没有买保险，费用由自己承担。
当前我国地方重大旅游安全事故救援工作基本上都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牵头，户外运动社团中有一定技能的志愿者参与，现已出现公共救援、公益救援和商业救援三种结构性分类。
（四）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引导
户外运动从本质内容上属于体育运动范畴，但却又明显带有旅行社组织旅游团的商业性操作模式。政府要建立相关机构，专门负责自助旅游团队的监管和联系方式，细分市场，同时还要加强人才培养。建立户外运动的备案和登记制度。应加大对户外运动场所进行资金投入，完善我国的户外资源信息共享：一是提高信息的精确度。对景区内可能发生的风险定期加以预报监测并进行通告，如不同月份、不同地区，哪个地段易发生洪水，易出现雷电，易形成泥石流等，特别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山峰、河流、草原等，把天气要注意是事项向社会公布，并设计出不同人群需要的自助游线路，并标出不同的安全系数等级。二是建立责任制，在每一个市、区旅游局建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景区要设立配套设施，负责安全问题。三是制定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可以及时应对；四是加强检查，特别在旅游旺季时，由相关部门联合进行检查。
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8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援助；高校；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3-0117-03
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即和谐校园文化，它是以社会先进文化为主导，以师生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底蕴，以校园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为载体，以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思想政治、学术科技、文娱体育等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环境育人文化。新时期高校和谐校园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有机整体，不仅独立存在于高校校园环境中，而且还向校园外渗透和辐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积极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发挥正确的引导和示范力量，是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作为适应现阶段社会法治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律援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开展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在新时期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助推作用，为新时期校园精神文化的丰满、制度文化的探索、行为文化的体现以及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深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一、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丰富了校园精神文化的内涵，是新时期高校校园精神文化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充分体现和实践
1.法治文化与法制教育是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
大学承担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而具备良好法律素质的合格公民是建立法治国家的保证，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不仅要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技能，更要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因而，法制教育作为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党的十首次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将法治建设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也展示出新阶段的法治新思维，为共和国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法治新图景。新一届国家领导层不约而同地举起法治大旗，这一方面说明，敬畏法律，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以法治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社会公平正义，帮助人民实现“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中国梦，已经成为一种施政共识；另一方面，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破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要让人们真正信仰、敬畏法律，就必须以法治之力，去约束权力随意出界，去责罚破坏规则的行为。只有让法律条文真正成为一种实际准则，法律威严、政府公信才能有所依托，人们对法治才可能拥有虔诚的信仰。要使法律成为国民信仰与敬畏的规则，除了通过自上而下加强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公民的法制信仰、法制教育同样至关重要。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和深化，如何使高校校园文化顺应“依法治国”这一趋势和潮流，进而有力服务于新形势下人才素质提升及发展需要，是高校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亟须关注并解决的方向性命题。对此，唯有将法治精神、法制教育提升到必要的高度，才能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而丰满、完善、凸显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育人职能，切实增强高校校园文化的软实力与生命力。
2.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是传播法治文化进而助力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必要途径
目前，我国增强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是一项艰难而长远的工作。法制教育是一个国家法律知识普及的根本，而对于高校学生的法制思想教育又是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作为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我们必须普及和重视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近年来，我国高校法制教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是在理论上的研究不断深入，其成果也日渐显现。二是从教学和钻研方式上出现了多样性，且重点突出了法制教育的务实性。三是所研究的内容逐渐走向专业化。四是从教学方法上开始运用比较来更深层地研究法制业务，通过对国外高校的深入研究和适当的引入，采用中外结合的方式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当前，虽然绝大多数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基本上能做到知法、守法，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法律实践能力较为欠缺。随着高校法律课程的开设和普法教育的深入，当今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有所提高。但我们也发现，大学生在法律素质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正确的法治观、法律实践能力欠缺等。不少高校仍存在重视专业素质教育，轻视法律素质教育；偏重课堂教学，忽视实践教育环节，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等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去寻找和拓展法律素质教育的多种模式，使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其中，大学生法律援助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素质教育模式，它以法律实践的形式拓宽了高校法制宣传、法制教育的途径，通过在校内进行普法宣传、模拟法庭、周日法谈、学术论坛等活动，在校外开展法律宣讲、社区法律服务、义务咨询、案件等活动，一方面使在校学生了解法律知识、参与法律实践，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从而有利于推进校园法制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使法治文化和法律知识向社会传播、辐射，实现了校园精神文化成果的社会共享与转化。在此过程中，对于从事法律援助的学生群体而言，有机地贯穿了理论与实践，理顺了“知”与“行”之间的关联。为法治文化的传播以及法制教育的开展拓展了思路和视野。
3.法律援助有助于“人本思想”根植于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理念核心
高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高校环境中的具体体现，其包括四个基本理念：文化育人理念、以人为本理念、整体构建理念和协调发展理念。其中，“以人为本、文化育人”理念为其核心内容，也是新时期校园精神文化的核心理念。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正是这样一个依托高校学科、人力资源优势，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和辐射。1992年武汉大学首创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开创了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形式，并开始探索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安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纷纷成立法律援助机构。全国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目前，部分群众对社会上法律工作者产生不信任感，并且其许多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力的维护，进而转向具有正直纯洁、敢于伸张正气和系统法学教育的学生法律援助，使很多案件也真正得到了良好的解决。
二、大学生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充分体现了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的育人职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
1.大学生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把握了素质教育的“大方向”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作为大学生生力军的“90后”，他们思想超前，容易接受新事物，但他们心理承受力较差，易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他们还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面对事情的处理情绪冲动，不考虑后果的严重性。再加上社会竞争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压力增加等现象的存在加重了大学生的心理失衡，所以这个时期课堂以外的“隐性课程”给学生带来的思想影响至关重要，所以，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优秀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给予学生积极、健康的影响，势必造成教育的缺失和遗憾。哈尔滨商业大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员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爱心去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工作中培养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法律的尊敬。他们在法律服务的同时，能切身体会到司法公正对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从而牢固地建立正义感。从自己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对社会的重要性中，进一步认识自己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今天的在校大学生，是未来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今后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重任将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只有具备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才能在将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管理好。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正是素质教育的“大方向”。
2.法律援助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对探索校园文化的育人职能转化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法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大学生法律援助重在实践，采用的方法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法律教育往往过于依赖法律理论知识和课堂教学，缺乏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大学生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文书、参与诉讼等方式，把法律知识与现实法律现象进行对照、印证，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处理案件的实际工作方法。例如，中心成员通过社区普法、案件等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法学理论去指导实践活动，在校期间就能够得到与职业律师法庭对抗的机会，通过实践来全面、深度认识法律及其环境，进而通过对一个个实践案例的分析，使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更加透彻与多元化，从而提升学生们实际运用法律的能力。在开展法律援助活动之余，中心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各地法律援助的状况，先后在黑龙江省内以及安徽、广东、河南、福建等地进行调研活动，采集到了较为翔实的数据，为黑龙江省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此外，工作部还编辑出版了学术专刊《大学生法律援助》6期、《学生视野中的法律之维》2期，从背景、过程、法理分析等角度系统总结了全部案件，从而总结经验与规律用以指导法律实践。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充分表明，其以知识指引实践，通过实践形成能力与素养进而提升知识水平的模式，对探索校园文化的育人职能转化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3.感染周围师生，传承帮带作用，凸显校园文化的辐射效应及深远影响
哈尔滨商业大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成立以来，先后从这里走出了300多名法律援助志愿者，共同的经历、精神，使大多工作在法律相关行业的毕业生仍始终关注着中心的动态与发展，并为在校成员提供专业知识、工作方法以及各种支持，体现出了法援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强大的帮带作用，从深层次折射出优秀校园文化的深远影响。通过十余年来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扎实开展，法律援助志愿者立足专业知识，秉承公益心与责任感，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激励感染了无数师生，吸引着大批优秀的非法学专业同学加入到援助队伍当中来，同时得到了学校领导、老师以及社会的尊重、支持和帮助。以法援为原点，将法援精神辐射到全校乃至社会。正是优秀校园文化成果巨大影响力、生命力的完美体现与生动诠释。
目前，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面临众多问题，如主体不确定、资金保障欠缺、法律保障欠缺等，这些问题的完善与解决有待相关方加强重视与支持等“技术性”措施；另一方面，如何深刻认识“法律援助机构是适应现阶段社会法治发展需要的必要产物”，从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大局的角度凸显其作用，进而在更深层次肯定其地位特别是加大建设、扶持力度尤为重要。但仅就高等教育而言，开展并普及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对于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不啻于是一种积极的促进和有益的尝试，尤其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向文化成果的转化以及校园文化育人职能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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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9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诊所;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3-0135-02
1992年5月，武汉大学设立我国高校第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可谓中国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之滥觞。在2000年9月北京大学等高校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引进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之后，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有了自己的师资、经费乃至制度支持，开始走进民众的视野。目前开设以“法律诊所”方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了国内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和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措施和内容。其中发展较早也成果较好的有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浙江大学法律诊所、北京大学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人民大学法律诊所、西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中华女子学院法律诊所等。总体来说，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锻炼了学生的法务实践能力，加深其对于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对于学生可谓有利无害。但在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方面，高校法律援助却遭遇了一定的困阻与尴尬，限制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一、当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原因
（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影响力不足，案源稀少
除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等较为知名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许多高校法援机构宣传渠道有限，往往名声不显，仅依赖过去接待当事人的口耳相传或是机构指导老师的推荐。以笔者所在法律诊所为例，学员所接案源多半来自诊所老师转交业务，即作为律师的指导老师有部分不方便接的案子转交给学员处理;另一部分案源来自于诊所学员每星期在海口区美兰区法院接待点的值班，而当事人直接求助于本学院法律诊所而产生的案源反而寥寥无几。即便是有上述非法律诊所渠道的案源，还是会出现部分学员一整个学期接不到案子的情况。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法律援助需求缺口很大，遭遇法律纠纷的贫弱群体面临着无力负担高额律师费的问题，但在需求的另一端，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大部分高校法援机构又面临着门可罗雀的尴尬，既无法实现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价值，亦使锻炼法科学生法务实践能力的初衷落空。
（二）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专业知识、实务经验均有不足
在具体开展法律援助时，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存在学生专业知识、实务经验都有不同程度不足的情况。不同于已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律师，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员多半是所在高校法律院系大二、大三的学生志愿者，连基本法律、法规都尚未学全，更毋庸说各地方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学生志愿者几乎是以“边学边用”的方式在开展法律援助，使得法律援助的效率与当事人的信任度降低。另外，在实务经验方面，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学生志愿者的实务经验几乎为零，在有案源下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积累一定的实务经验，而没有案源的同学的所谓实务经验则完全来自于诊所老师的讲授。学生志愿者实务经验不足，理论与实际脱节，导致真正接受当事人委托往往捉襟见肘。
（三）优质学员定期流失，机构内部缺少学员间的经验传承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通常与法律诊所教育结合开展工作。现行法律诊所教育的是以定期学员制为一般模式，以海南大学“法律诊所”为例，其经过一年或者半年的培养期所培养的学员由于毕业或者读研等原因离开本校，因此每年的开学阶段上门求助的当事人都几乎是新的一期实务经验非常薄弱的学员。普遍的情况是，学员们空有一腔热情想要帮助当事人，但是由于经验的缺乏往往仅仅依据法条与教科书的理论参与法律事务，多有磕巴甚至是帮了倒忙。在这种情形下，与其说学员为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援助，不如说当事人为学员锤炼了法务经验，增强了社会实践能力多一些。当然，国内目前有个别高校通过招纳研究生进入本校法律援助机构，使得学员在学习期完后还在法援机构有一定的留驻周期，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援助资源，但仍然是治标不治本。总的来说，学员制使得高校法援机构的教学价值远远大于其社会价值。
二、现阶段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对外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情况
鉴于高校法援机构存在上述不足，一些高校在开展法律诊所实践教学时做出了一些探索，其中不乏卓有成效者，笔者以母校海南大学所设“法律诊所”近些年所做的探索为例，略谈当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融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情况。
（一）组织参与学员法律相关志愿服务活动，拓宽学员实践渠道
海南大学诊所与法学院法律志愿服务协会合作，开设了多项常态化志愿服务项目：一是万福社区摆点法务咨询，该项目旨在为附近社区提供定期、定点的免费法律服务，拉近了学员与当地居民的距离，同时拓宽了案源。二是琼庄小学法律课堂，该项目旨在通过给小学生讲授基本法律常识实现“从娃娃抓法律启蒙”的理念，同时也使一部分实务经验不足而法学基础扎实的学员得以发挥所长。三是在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提供志愿速录服务。另外，诊所还多次在妇女节、劳动节组织学员开展维权普法宣传活动。上述形式的活动既帮助学员更多地接触群众，提高了其社会实践能力，了解了基层的法治状况，也帮助案源渠道单一的法律诊所拓宽了案源，增强影响力。
（二）积极与有关单位、机关合作，融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高校法援机构应积极探索自身在现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角色定位。就法律援助这一角色定位来讲，海南大学法律诊所与海口市美兰区法院签订了合作协会，在其立案大厅提供咨询、法律文书、接受委托等服务;就志愿服务这一角色定位来讲，海南大学法律诊所与本市万福社区志愿服务站、海口市司法局海南省立法常委会议都建立了良好的志愿服务合作关系，使得诊所能最大程度融入本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
（三）加强诊所的经验传承与总结
通过诊所学员换届时的经验交流，组织学员撰写法律援助纪实等方式，诊所帮助学员最快速度了解法务特殊性、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开展工作的技巧、经验，因此近些年新入班学员反映因缺乏经验而使工作受阻的情况大大减少。
三、未来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增强其公共服务职能之展望
（一）高校法律援助与专业科研结合
法律援助本身能够较多地了解基层法治状况，而高校法律院系又负担着就社会民生热点开展法治调研的工作，而开展法治调研为有关部门建言立法抑是建设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必要环节。因此，笔者建议，高校法援机构应充分将本机构法律援助、其他法律相关志愿服务与所在高校法律院系的专业科研结合，改变其仅仅通过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社会的思路。
（二）积极寻求与有关部门的合作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而法科大学生在其中无疑担当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相比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领域，公民并没有所有“法律援助辩护”的待遇，只能依据生活常识与十分有限甚至是一片空白的法律认知参与诉讼，往往出现不知道、不遵守诉讼程序，甚至是在法庭质疑法律正当性的情况，既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了诉讼效率，也使本人的合法权益无从保障。这种情形下，所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亟待建立。受制于人员、财政等原因，依赖法院、司法局等机关建立上述体系还不现实，反而法科大学生普遍有参与法务实践的需求，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空白。
各机构可以积极与所在县市法制局、法援中心等部门开展合作，联系与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妇联等建立对口合作点，与当地基层法院合作在立案大厅开设法律咨询、与当地消费者协会建立合作关系等，拓宽案源，增强社会影响力，提高社会认可度。
（三）进一步完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体制
针对我国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管理模式较为松散引发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政府和高校共管模式。但双方必须在范围和管理权限上合理地进行分工。法制局、司法厅等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对机构的设立、工作范围、人员资格等方面行使管理和监督职能，而高校所在法律院系应当安排专人专项负责法援机构的日常工作、内部人事制度、具体操作程序。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创新思维、锐意进取，充分发挥本机构公共法律服务职能，科学管理，拓宽案源渠道，拓展服务形式，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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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篇10
论文关键词犯罪被害人私力救济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私力救济，是个人为维护合法权益，以威慑和制约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它的特点是高度分散又兼具私人执法性质，在社会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国家囿于资源的限制无力解决某些纠纷时，应当允许人们在法律范围内和社会秩序允许的限度内自行解决。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一定限度内的私力救济不仅没有挑战国家权威反而有利于国家的治理。
一、我国犯罪被害人私力救济现状
1.“见义勇为式”的私力救济。“见义勇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人广为传颂、传承至今。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义务反扒队伍，它们由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民间反扒组织成员利用业余时间游走于商场、车站、旅游景点各种人流密集场所，与扒窃团伙作斗争。比如，深圳“龙之剑”义务反扒队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义务反扒队伍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志愿反扒是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一种有效形式，是对盗窃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应该合理合法利用并规范民间反扒组织，鼓励和提倡群众参加联防活动，从而更好的保障人民的利益。民间反扒力量在得到民众拥护，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护自身安全、组织合法性、如何发展等问题。
2.私了。私了是指当事人通过和解或调解的方式将各种纠纷解决，使受损的法律关系予以弥补恢复的一种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私了”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双方当事人和解。刑事案件发生后，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刑事案件属于允许“私了”的刑事案件的范围，在没有外人或其他机关党委参与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就某些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就可以解决该刑事案件引发的矛盾、冲突、纠纷。这种形式的私了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之间的互谅互解和真实意愿。以这种形式“私了”的刑事案件，效果较好，对当事人双方是比较理想的。第二种形式是第三方调解。《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在人民调解等第三方参与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当事人辨法析理，讲明利害，由被告人赔偿损失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有利于增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且，如果能够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私了协议，既可以快速地解决纠纷，又能减轻当事人的劳累以节省时间，这也符合司法经济的原则。同时，自愿性和协商性的私了特点使当事人的意愿得到尊重和体现，使当事人更易于接受，也更能自觉履行，这有利于案件的执行和纠纷的解决。在更深层面上，第三方参与的私了可以减少双方的敌对情绪，防止矛盾激化，这不仅使矛盾纠纷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有效缓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矛盾纠纷的调解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第三种形式是在在法律范围内和在法院的主导下，当事人双方同意法院的“私了”解决方案，以解决纠纷。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私了使侵害人逃避了法律的惩处和制裁，容易造成民众对法律权威的蔑视。
3.私刑。私刑是指行为人不按法律规定也不经审判，对自认为有罪的人处以刑罚。在文明和法制社会里是不允许“私刑”存在的。一个人无论犯了何罪需要受何种刑罚处罚，只能由法定的司法机构来定罪量刑和执行刑罚，即通常所说的“公刑”。虽然禁止私刑，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类私刑事件常见于报端，如暴力逼债等。私刑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亵渎了法律尊严，扰乱了社会秩序，它是法治社会严厉禁止的一种非法行为，不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
4.民间悬赏、私人通缉。在现实中，为了和犯罪做斗争，一些被害人或其亲属以广告等方法和以给予报酬为条件，激励第三方协助寻找和发现案件线索，其行为性质可归为悬赏广告。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私人这种悬赏广告。在当前公力救济机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挥被害人及其家属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积极性。总之，私力救济作为公民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一种方式，对公力救济亦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和积极意义。
5.被害人社会援助。我国不存在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援助。被害人社会援助也主要集中在对妇女、儿童、老人及残疾人这几种特殊类型的被害人保护上。在现实生活中，当被害的对象是妇女或者造成了残疾的后果时，妇女联合会或残疾人联合会可以对其予以支援，但这种保护也只是一种“弱者集团的交叉保护”，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还没有上升到整体保护、全面保护的高度；同时在社会本位和同情犯罪人的刑事政策理论的影响下，除上述几类犯罪被害人外，其他被害人的弱者地位被剥夺，在社会中没有专门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也无法实现对犯罪被害人的系统保护。
二、评析
当前，我国的私力救济还存在许多问题：
1.“见义勇为式”的私力救济。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各种矛盾凸显，违法犯罪案件数量上升，加上对见义勇为的保护力度不够，一时间，英雄们“流血又流泪”的事件频见报端，暴露出“见义勇为式”私力救济的不足：
（1）资金短缺，财力不足。根据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全国大多数地方的见义勇为基金会都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基金会发展中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当前见义勇为基金短缺的主要原因：第一，政府财政拨款没有到位。在一些制定了见义勇为保护条例的地方，一般都规定见义勇为基金的重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而没有制定见义勇为保护条例的地区，则缺乏立法保障，易出现资金短缺问题。第二，捐赠渠道不畅。社会公众对于见义勇为的相关政策规定和组织机构管理等缺乏了解。基金会自身的建设上存在不足，比如：基金会机构设置混乱、专业人员配备差、基金管理不透明、缺乏程序化操作等。
（2）各地基金会之间联系少，发展不平衡。虽然，全国已建立了许多基金会，但截止到目前，除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外，再无统一立法规范见义勇为基金会。各地的基金会从建设到运作，基本都是围绕各地方保护条例开展工作的，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交流，导致各基金会相对独立和封闭，各地的资源、信息及经验不能互享，易造成各地基金会的发展不平衡。
2.“私了”、“私刑”及“民间悬赏、私人通缉”，可能侵犯公民的民事权利，如隐私权。例如，在民间收债这一现象中，从事该职业的民间收债人的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因此，在收债的过程中可能会使用一些不文明的手段，如，威胁，轻微的人身伤害，闯入私人住所，破坏财产等手段，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被害人社会援助存在的问题：（1）对被害人社会援助关注不够。当前，我国犯罪被害人社会援助多数是“弱者集团的交叉保护”，不是把犯罪被害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的，仅是对妇女或残疾人等弱者集团的保护。而那些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之外的被害人得不到社会援助。可见，社会整体的被害人社会援助意识薄弱。
（2）缺乏对被害人的经济援助。被害人遭受侵害之后，在经济上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物质损失无法得到及时恢复。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而且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较大，百姓的收入低保障差，以致政府以及社会团体无法建立相关的机构和基金，对被害人进行经济方面的及时援助。
（3）医疗服务不到位。身体受到伤害的被害人，需要医疗；心理受到损伤的，需要抚慰。比如，被害人遭受侵害后，需要的是他人的理解和情感上的支持。多数的被害人都希望得到社会和他人的理解和关爱。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相关机构对刑事被害人进行专业的心理安抚，相反，一些社会媒体对被害人的被害事件进行长篇报道，加重了被害人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
（4）缺乏被害者社会援助机构或组织，制约了被害人社会援助的发展。在我国，犯罪被害人问题仅在学界引起重视，还没有为社会大众所了解，被害人援助机构还没有建立。类似专门机构如心理咨询中心、未成年被害人援助中心、性犯罪被害人服务中心都还没有成立。此外，被害人社会援助组织缺乏相应的管理规定，包括组织管理、财务、税务、收支管理捐助政策等等。这些都导致了我国被害人社会援助的不足。
（5）缺乏专门法律。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专门的法规来规范被害人社会援助。1994年我国正式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更多的是维护被告人利益，不属于社会援助范畴。此外，我国在推动公众参与志愿服务方面，也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等，但这些政策法规均未有刑事被害人社会援助的专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