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1
**县“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启动**县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年，**县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省、地的正确领导下，开始着手制定《**县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当时第二个五年计划（**—**年）是在**年5月党的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赶紧、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左”的错误的指引下制定的，不符合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从而使“二五”计划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了全县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二五”计划严重地脱离了客观实际，并在执行过程中，各项经济指标均未达到预期目的。尤其在**——**年三年中，全县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财政拮据、人民群众吃、穿、用全面紧张，并且由饥饿引起的浮肿病、干瘦病等发病率愈来愈高、死亡、外流现象日趋严重。严重地影响了全县农业生产建设，造成了全县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县委、县政府认真遵照中央、省、地的指示精神，，紧密结合本地实际，于**—**年采取有力措施，大刀阔斧地、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过两年大规模认真扎实细致的调整工作，至**年，全县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恢复，虽然有些经济指标仍低于**年水平，但整个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趋于正常，各项经济收入比**年有所增加，财政收入基本达到平衡，文化教育和科技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
**年，在全国坚持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形势下和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的情况下，**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也着手制定了《**县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偏离了客观规律，超越了现实。如：一是种植面积指标盲目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在**年17余万亩的基础上，到**年增加到1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增长三倍多，棉花面积增长50倍，而实际农作物种植面积61年才达到20万余亩。二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盲目提高。粮食总产量**年要比**年增长142.3％，粮食亩产有57年的250多斤提高到62年的627斤；棉花总产量**年是57年的25.4倍，亩产由57年的32市斤增加到62年的114斤；油料总产量**年是57年的6.6倍，亩产由57年的99斤提高到62年的305斤。而实际上粮食、棉花、油料总产量、亩产比57年都有所减少。三是林业、畜牧业、商业、信贷、基建投资等各行业的指标一年也比一年大。如：畜牧业各类牲畜“二五”时期在“一五”基础上的净增率为：牛在57年基础上净增7.12％、马9％、驴5％、骡子15％、骆驼4％、绵羊19％、山羊20％、猪51％（数据摘自计划说明），实际上在**—**年三年中，全县各类牲畜下降6.7％，其他行业的指标也是如此，订的高，实际上无法完成。所以，由于当时制定的各项计划指标严重地脱离了客观实际，终于欲速则不达，最终导致了“二五”计划的失败。
**年下半年，**县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和全国各地一样，也掀起了农业、工业运动，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二次会议通过的普遍翻一番，要求工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从而把和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并且，根据主席“好”的号召，9月25日以前全县撤消了乡政府建置，建立了五爱、祁连、桥湾3个，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全县实现了化以后，高指标、大任务更加虚无缥缈，各乡村兴起了虚报高产、竟放高产“卫星”的高潮，当时还流行许多脱离客观实际的口号，如：“海阔天空地想，大胆拼命地干”等等。后经落实，**年粮食总产量达1715.54万公斤，比计划的3082万公斤减少1366.5余万公斤，亩产完成241多斤，比计划的328.5斤减少87.5斤；棉花总产量达57.31万公斤，比计划的77.5万公斤减少20.19余万公斤，亩产完成46斤，比计划的62斤减少16斤。还突出表现在大办地方工业和大炼钢铁上，据历史资料记载，**年，全县共建厂矿1340个，经整顿保留的1283个，共投入劳力4751人（大部分是农民），其中：职工人数2148人，是**年的21.5倍，工业总产值比**年同期增长两倍多。在高指标、硬任务的前提下，大炼钢铁是全县各项任务的首位，为了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及贯彻执行张掖地委的指示，**县于**年8月中旬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行各业都为“钢铁元帅升帐”搞后勤服务，全县人民经过3个月艰苦努力的奋斗，于12月份完成生铁1200吨（烧结铁）、钢206吨的战果告捷，最终是得不偿失、捞命伤财。**年由于大办地方工业和大炼钢铁，过多地从农村抽调了劳动力，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使工业、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各项经济计划不能按预计落实。
**年，党中央发现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及时纠正错误，在制定**年生产计划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但**年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许多在和运动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在党中央“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继续加剧，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和全国各地一样，**县也面临如此现状，并且，由于连年虚报浮夸、高征购、严重浪费粮食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年下半年，人民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出现了人员浮肿、干瘦等疾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及人口外流等问题，至**年，**县国民经济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3.11万元，比57年减少13.5％；粮食总产量1092.43万公斤，又倒退到解放初的水平，因为粮食供应短缺，由饥饿引起的浮肿病等疾病发病率愈来愈高，人口死亡、外流现象日趋严重，仅60年有各种病人达4000多人，死亡人口达4449人，农村劳动力也比57年下降了35.5％。由此，从**年起发动的三年运动，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事与愿违，农作物产量、各行各业的经济指标不但没翻上去，反而使社会生产力遇到很大破坏，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群众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对国民经济的大力调整已势在必行。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2
关键词：民族经济政策；特点；具体化；鼓励性；稳定性
民族经济政策是政府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实际性干预手段，是指导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分析总结这些民族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族经济政策逐渐走向具体化，便于政策的执行和评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在国家宏观民族经济政策和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框架内，逐渐趋于细化。党和国家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推出“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根据少数民族发展实际，明确政策实施的目标区域及作用主体，更加凸显民族经济政策的因地制宜性。特别是2005年通过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专门针对我国22个人口少于10万人的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制定。为保障这一规划有效实施，党中央确定了“国家扶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整村推进”的方针，编制了一系列针对10个省区人口较少民族的专项设计规划，其中552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还制订了村级发展规划。规划实施以来，共投入各项资金37.51亿元，实施项目11168个，基本实现了“四通五有三达到”的规划目标。2011年7月，国家又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新规划所称的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具体细化到2119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71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乡、16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县、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州。
民族经济政策趋于具体化还表现在针对具体民族区域的经济政策不断出台。1980年3月，第一次工作座谈会召开，此后陆续召开了五次工作座谈会和两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根据、新疆不断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不同时期的、助疆经济政策。2008年，国家又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出台了促进青海、广西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件。2011年，提出“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2012年提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民族经济政策的具体区域化，对于民族经济政策的执行、实现民族经济政策目标，均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民族经济政策总体以鼓励性政策为主
民族经济政策可以分为鼓励性经济政策与限制性经济政策。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贸易与民族用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对口支援和扶贫政策等均属于鼓励性经济政策。例如：《商业部、财政部关于1980年起提高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比例的通知》规定从1980年起，对经批准实行“三项照顾”地区民族贸易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由20%提高到50%，并对民族贸易三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贷款，将优惠贷款利率由80年代初的3.3‰（一般商业企业为6.6‰）上调为80年代末的4.2‰（一般商业企业为6.6‰）、后又调为9.45‰（一般商业为11.85‰），并将贷款利率差返还民族贸易企业；1980年至今，还设立了专门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卫生事业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90年代至今，国家每年都坚持安排专项贷款用于扶持基层民族贸易网点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技术改造……“十一五”期间，政府出台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就多达有14个，共投入1670多亿元人民币支持民族地区的公路和水路建设。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针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政策均具有财政优惠、税收优惠、支持投资、产业倾斜的鼓励性。这是由民族地区整体落后的实际情况和民族团结、地区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
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原因导致产业基础薄弱，资本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不力等等落后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加快发展愿望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的最重要途径。民族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3.7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9%，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前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地区资源、市场的有效开发和全国各个区域的协调性发展。因此鼓励性民族经济政策是政府顺应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和进步的各种实际性干预的具体体现。
通过实施一系列鼓励性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民族地区已初步改变了传统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结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明显增强，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一五”期间，中国民族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民族8省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3070多万人下降到1450万人。2013年，民族8省区GDp国内生产总值总计64533亿元，增速为10.7%（全国的增速为7.7%）。尽管民族地区发展形势喜人，但民族地区仍然落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特别是发达地区仍然有很大差距，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8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8%。面对这样的实际状况，鼓励性的政策仍是我国民族经济政策的主体内容。
三、民族经济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特点
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民族经济政策体系。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是指现行民族经济政策在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始终保持明确的目标，在一定阶段和政策范围内保持合理的经济政策结构，保持与外部环境大体相适应，完成整体运转正常的调控状态，而不是政策一成不变或者僵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经济政策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客观实际进行政策微调，几代核心领导人均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始终认为民族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正是这一认知稳定，才有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深化改革开放政策、扶贫开发政策、财政照顾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其次，民族经济政策的方针、原则、立足点始终保持不变，是民族经济政策具有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对口支援”是改革开放后民族经济政策一直坚持的重要方针。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提出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即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1982年，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召开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座谈会纪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发达省、市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大跨度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1987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进一步强调发达地区应做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是一项历史使命。2010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计划从2010年开始的未来10年内，全国19个省市将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至今，在对口支援这一方针指导下，各种援民族经济政策还在不断出台。
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在制定民族经济政策时一直遵循的重要原则。党和国家制定民族经济政策时，都会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民族特性、区域文化、复杂地理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特殊情况。坚持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必须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提出“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后继的领导集体继承了这一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民族经济政策既要认真吸收国内、国际好经验和好做法，又要防止简单照搬、盲目套用，民族经济政策必须重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是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党和国家在推动少数民族经发展上一贯遵循自力更生的方针，提出自力更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都坚持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国家在财政、投资、人力及相关政策方面的倾斜，增强民族地区内在活力，依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最终形成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民族地区经济体系。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根据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具体实际，党和国家完善和创新了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丰富了民族政策内涵，使我国民族经济政策具有鲜明的具体化、鼓励性、稳定性特点，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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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炳镐.新中国民族政策60年[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5]人民网.国家民委主任杨晶：民族事业得到更全面发展.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土地改革完成后，转变成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
3，西藏和平解放，表明全国大陆实现了解放和统一。全国解放后，国家把官僚资本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4，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建国初，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的三反运动，在城市私人工商业者中进行五反运动。
5，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
6，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二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
7，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一目标是通过合作化的途径实现的。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按照"自愿互利，曲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自愿地联合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8，我国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途径，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9，简答：如何对工商业的改造？
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民族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既有剥削工人、追求利润，又有拥护工产党领导，愿意接受改造的两面性决定的。其二，我国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三，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
10，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有代价地、逐步地实现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经验？
答：第一，严格区别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的界限，根据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和平赎买的形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第二，创造了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第三，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
12，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我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3，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宪法形式肯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结束了由全国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
第七章
1，中国共产党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主要有哪些因素？
答：第一，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第二，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第三，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2，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基本方针。
3，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决议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国内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4，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明确提出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规律问题。
5，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6，简述毛泽东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内容？
答：第一，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第二，以工业为指导，农业为基础。第三，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进行。
7，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分成存在的问题做了思考，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并将其称为"新经济政策".
8，在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所有制改革思想。这一思想为中共八大决议采纳，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
9，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在正治思想方面，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经济工业方面，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选择题）
10，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1，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4
可这才大年初五暖，都在家呆着呢。我在江苏泰州，我最得力的设计师老黄和电脑制作人员在浙江杭州，老总和客户却在北京。
晚上，北京、泰州、杭州召开紧急电话会议。
先由老总详细介绍客户的背景：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英文全称：CHinainStitUteoFCeRtiFieDpUBLiCaCCoUntantS。缩写：CiCpa。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联合而成，个人会员达113243名，团体会员达6437家，是亚太地区会员人数第一、世界第二的会计师专业团体。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服务领域包括：注册会计师考试、培训、注册管理、年度检验、行业监管、对外开放会计市场等方面。1996年业务收入逾30亿。
“迈向21世纪——中国经济改革与会计市场开放国际研讨会”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联合召开。
会议时间：1997年4月25日至28日。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
会议概况：
为扩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国际会计职业界的影响，宣传中国经济改革，加深中国会计职业界与国际会计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地区)会计职业界的相互了解，增进彼此间的友谊，促进相互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会计市场的开放，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与香港会计师公会联合召开此会。
参加会议的人数计划约为460人，会中特邀嘉宾、国内各部门代表、国内外与会代表等约424人，工作人员约40人。
最紧急的项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标志
2、“迈向21世纪中国经济改革与会计市场开放国际研讨会”会标
要求：体现中国性、民族特色，又别具现代感。
妈呀，这次可要了叶茂中的命了。从来创作型的思维一碰着数字就糊，根本搞不清东南西北的。现在要主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Ci导入，真正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幸好有个会计师出身的老总撑着，他也乐得向我们灌输一通会计、审计之类的知识。表演拿手好戏，还不驾轻就熟?乘机又将他老早以前的辉煌历史香喷喷爆炒一番。瞧，什么经历到了Ci领域都是一种财富。
蛋炒饭也好，夹生饭也好，反正吃下去后还真有了一点底气。我知道了会计审计的最根本特征就在于三个方面：独立性、公正性、客观性。
自然地，中注协的标志设计也就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就是要体现出会计审计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
再加上中国性、民族特色、现代感这几项要求，中注协标志设计在构图上的表现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比如对称感、平衡感、稳定感等等。
在标志内涵上的挖掘尚待深人，而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能够体现会计审计的独立性、公正性、客观性、历史性、民族性及现代感。
第一个在动脑会上跳出来的载体是指南针。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指南针本身就象征着独立、客观、不以任何个人意志而转移。
同时我们又向老总寻求支援：“能不能找一些其他国家会计审计协会的标志资料?”阅读同行业设计资料不失为一种快速进入状态的有效办法。
“没问题，我们连夜去找，明天就传真给你。”
第二天，老总果然FaX了许多资料过来，整整用掉我一卷半传真纸。
仔细研究了各国会计审计标志之后，我发现天平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构成要素。不管是漂亮华丽的天平，还是简单勾勒的天平，反正总有个天平平衡其间。
围绕着天平、指南针、经济与文明，江、浙、京三地联手，展开了新一轮中注协标志设计工作。
草案黑白稿很快出台。标志以指南针为轴心支撑点，两端发展成天平图案，上部变体为先秦古币。向上的半圈光芒，表示繁荣与昌盛。环绕一周的英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字母，体现中注协与国际接轨的意识。
会议标志的设计也同期出台。整个会标以前进的车轮和长城为主形象构成。2000年号构成了前进的历史车轮，长城既显示民族性，又点明会议地点：中国北京。城砖一块一块，好像一颗颗算盘珠，将长城墙体演变成一把算盘。算盘左右的边框去掉，表示会计市场的开放性。
草案先得到老总的欣赏，这表明我们已经摸到了方向。但老总这是第一关，最终还是中注协通过。那可是上上下下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的审稿工程。
过不了一个囫囵的春节了。一周后，我们移师北上，开始了闯荡京城的生涯。
几经修改的中注协标志方案、年会标志，及一份详细的标志说明文件，一并摆在了中注协核心层的前面。中注协有几个人面对我们的方案主要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标志的解释文案，如何知道标志的意思?
叶茂中的回答是：如果没有任何说明，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颗星代表什么意思?
又一周后，中注协通过了我们的设计方案。标志的扩散应用系统的设计随即全面展开。中注协的Ci设计也正式全面展开。
接下来的中注协标志设计构思与释义说明，将令诸位看官全面了解当初中注协标志设计是如何构思的，又是如何慢慢成形及至成熟的。
对于任何设计来说，都应该是策略在先，设计在后。这是一个无形到有形的过程。正如头脑支配人的行动一样，Ci中的Vi(视觉识别)也是由mi(理念识别)而来。不信请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标志设计构思与释义
一、专业思想背景
二、国际同行标志设计分析
l、本公司收集了几大国际性会计公司的标志，如亚瑟·杨由三个菱形构成的a，安达信的“大门”标志，认为它们不适合用来参考设计CiCpa的标志。
2、本公司亦收集了英格兰·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标志、巴基斯坦同行，以及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FaC)和国际会计师的标志，认为可以“批判地继承”。
(1)英国iCaew的标志主要由天平和一位女神组成，其中上方的天平象征独立、客观与公正，亦象征相等、平衡、借贷，下方的女神象征特许、王权。
(2)美国aiCpa的标志呈圆形，在英文的协会名称环抱中，突出两个主形象：一是上方的天平，象征独立、客观与公正，二是下方的美国人情有独钟的一个展翅欲飞的山鹰，意指鹰击长空、风雨无阻。
(3)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是取名称各字节的第一个字母，在长方形框内变形设计而成标志。
(4)国际会计师标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中央是由三个图形构成的图案：①太阳——意味着会计照亮了经济活动，离开了会计工作，经济管理只能在黑暗中摸索；②天平——代表公正和平衡，在希腊文、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很多语言中，平衡与资产负债表是同一个词。③还有一条外伸的螺线，螺线的起点在太阳的核心，它表示会计一旦产生，将是永存的、是永远发展的。第二部分：在太阳、天平、螺线构成的图案周围是三句箴言，即科学、信赖、独立。
(5)其他国家的会计师协会的标志大部分都包括两个主形象：一是天平；二是能代表本国特征的图形。
三、CiCpa标志设计思想
CiCpa标志设计应突出三性：即(l)专业性；(2)中国性；(3)国际性。
1、专业性
(l)重点强调注册会计师(Cpa)职业的特点与作用，所以，英美标志中象征独立、客观与公正的天平可以有批判地加以借鉴。此时，我们选用两个独特的、非常中国的图形(如古钱币与指南针)，来分别表现中国Cpa在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2)大部分国家的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标志或者是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设计的，或者是会计师亲自设计的，故表现手法陈旧、繁杂。我们认为，除行业的专业性外，在设计上也要有专业性的体现，使CiCpa标志符合两个专业的标准，给人以非常丰富的内容享受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中国性
中国的CiCpa不同于美国的aiCpa，也不同于英国的iCaew，它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意见是：选用先秦时期的钱币和闻名于世的指南针来代表Cpa在社会经济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主形象均是中国的。
3、国际性
我们认为标志中最能体现国际性的有二：一是Cpa三个字母；二是天平。
四、CiCpa标志释义
CiCpa标志：一个具有鲜明国际特征的天平(象征民间审计职业)托起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昌盛，再以圆形CiCpa围绕而成的。具体地说，该标志由四个主形象构成：用国际上通用的天平代表Cpa，同时用先秦货币表示经济的繁荣，用指南针表明文明的昌盛，而半个太阳则意味着民间审计的光芒照亮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文明。
该标志的主要特点有：
1、英美Cpa标志中天平在上，中国Cpa标志中天平在下，这一变化使中国的天平更有力度，更加凝重，因为中国的天平用自己的双手托起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经济与文明世界。在内容表现上更为丰富、深刻。
2、该标志以天平为中心，中间是中华文明结晶指南针的艺术化身。指南针的上部变体为一个中国先秦时期的钱币，该钱币又像是两个刀币的合成，充分体现了会计与经济、文明的相互关系。
(l)国际通用的天平意味着对称、平衡、借贷，意味着独立、客观与公正，也意味着中国的民间审计决意走向世界、与国际惯例接轨；
(2)先秦时期的货币代表经济的繁荣；
(3)指南针代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选它代表文明还因为：民间审计享有“企业医生”和“经济警察”之誉，具有指导企业加强管理、稳定市场秩序的功能，这种指导作用类似于指南针；
(4)半个太阳意味着民间审计的光芒照亮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和人类的文明精神；同时说明，民间审计属于万众仰目的“朝阳产业”，潜力充足，前程无量；
(5)下部指南针支撑着天平，表明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的民间审计，民间审计反过来又托起中华民族的经济和文明。
3、该标志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结构处理巧妙，既表现了极好的稳定性，又体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l)圆形图案可以表现民间审计行业人才济济、高手云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天平由三个三角形构成，充分表现了结构美，同时暗寓民间审计行业稳如泰山，已牢牢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
(3)图形阴阳相间，充分表现了节奏美。无论是对称的天平，还是指南针，或者是变体为中国古货币的上部指南针，阴阳分明，节奏明快。
(4)上部变体为古代钱币的指南针，呈三角形，酷似古罗马的房屋造型，给人以安详、和平、稳定，进而是繁荣和昌盛的感觉，暗寓人类经济发展、文明常青。
(5)从整个构图来看，在圆形图案内，活跃着五个三角形，代表稳重求实、一丝不苟，又代表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5
高中历史知识点涵盖内容广，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高中历史重要阶段及其时代特征：中外历史阶段特征，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中外历史体系总结归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春秋战国(前5～3世纪)：社会大变革政治：诸侯争霸战争，政局动荡。
经济：生产力发展，铁器牛耕的使用，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及小农经济兴起，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思想文化繁荣：百家争鸣。
中外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正值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繁荣时代。古典文化倡导的“人文思想”，为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武器
二、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政治：从分封制、宗法制逐渐发展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经济：小农经济。
文化：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
三、隋唐(公元581年～公元907年)、宋元(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政治：隋唐三省六部制、科举制，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宋元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完善。
经济：农耕经济全面繁荣，商业经济发展，海上和陆路的对外交往空前繁荣。
文化：隋唐文艺的繁荣;宋代知识分子地位提高、市民阶层队伍扩大都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四、明清(1368～1840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封建制度的渐趋衰落。政治：明朝废丞相、设内阁，清朝增设军机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空前加强。
经济：农耕经济继续发展，经济总量仍然处于世界前列;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并缓慢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对外：闭关锁国。
思想文化：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思想产生。
中外联系：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处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西对比，中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
五、鸦片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1840～1894年)是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时期，中国在屈辱中逐渐向近代化迈进。政治：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主权遭到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军民不断反抗外国侵略(太平天国运动)。
经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近代企业兴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中国开始向近代化迈进。
思想：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主流思想。
六、从甲午中日战争到五四运动(1894～1919年)资产阶级发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上都异常活跃。经济：实业救国;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黄金时期)。
政治：提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救国方案，开始探索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道路。
思想：维新思想、三民主义、民主科学。
七、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年)政治：中共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务。国共两党的关系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在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有较快发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遭到摧残。
思想：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八、过渡时期(1949--1956)政治：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经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土地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确立。
思想文化：“双百”方针的提出。
外交：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九、社会主义曲折建设时期(1956--1976)(“八大”、八字方针、三面红旗、--)政治：①1956年中共“八大”的正确探索②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③“左”的错误不断发展，发动了“----”，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经济：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体制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②三年经济困难、“八字方针”的提出
③“--”对国民经济严重干扰和破坏。
思想文化：“双百”方针遭到破坏;盛行“阶级斗争”文艺，高等教育遭到破坏。
外交：①中苏关系恶化，②外交的新突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缓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十、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底～今)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基层民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经济：(78)农村、(84)城市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人们生产积极性。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21世初)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思想文化：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外交：全方位的多边外交，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社会生活：衣食住行等的变化翻天覆地
十一、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从新航路开辟到工业革命前(15～18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阶段，资产阶级开始按照自己的要求改造世界。政治：在英、美、法等建立资产阶级起代议制民主政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经济：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思想：近代科技出现，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高举人文主义大旗，批判封建思想)
十二、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00～1918年)是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上：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继续在欧洲大陆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兴起，都大大推动了人类的民主化进程。
经济上：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将人类历史推进到“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
文化艺术领域：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文学艺术出现了新的成就。
十三、20世纪社会现代化模式的探索——社会主义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调整20世纪上半期(1917～1945年)是世界现代史的第一个阶段，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是这一时期典型的特点。
政治上：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为人类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标志着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经济上：苏俄(联)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误;面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模式进行了调整，开始实行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政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产生。
文化上：现代主义艺术兴起，突出表现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背景下人类的精神空虚和迷茫，着力描述人类非理性的一面。
科学上：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科技诞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十四、二战后世界的发展演变——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存与竞争二战后至今(1945年～至今)是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与相互竞争的时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革。
政治上：从两极格局向多极化过渡，美苏两极为争夺世界霸权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给世界和平与安宁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经济上：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6
【关键词】中共；纠正；左倾错误；努力
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在经济建设中多次出现了“左”倾错误，党为了纠正这些错误相继作出了五次努力。
第一次纠正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从1955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就出现了抬高指标的冒进倾向，各地区大幅度地增加投资，建设项目大大增加。例如当时中央提出1956年的基本投资为112亿元，但是各地投资总额达到了200亿元以上，出现了投资过热，资金紧张的现象。
纠正错误：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总理，提出要纠正急噪、冒进的现象，他说：“现在有点急噪的苗头，这需要注意，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在1957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适当调整了发展的速度，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避免了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二次纠正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认为国内出现了很好形势，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从1957年9月以后，在一系列会议上严厉批评1956年反冒进政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了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从而改变了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转而强调速度强调快。提出：“要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在1958年党的二次会议上，错误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党错误地发动了“”和化运动，个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纠正错误：
“”和化运动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党着手纠正已经发现的“左”倾错误，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降低指标，但是这些纠正没有从根源上纠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作为指导的前提下作出的，没有从根本上彻底纠正“左”倾错误。
第三次纠正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在1959年7月到8月庐山会议召开，其目的是为了总结1958不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是在指导思想方面，认为：“总路线，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同样也没有从根源上纠正错误。但是到了庐山会议的后期，转变为对所谓“右倾”的批判，从而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和化运动中许多已经被发现并开始纠正的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
第四次纠正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在庐山会议后，“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开始了全民大炼钢铁，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困难，到1960年全国非正常死亡达到了1000万人。“左”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事实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纠正错误：从1960年开始，中央又开始来纠正左倾错误，肃清“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五风，并且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内容的八字方针，以调整为重点，主要是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对于纠正“”以来的“左”倾错误，恢复调整国民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在1962党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到了196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总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党主要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同时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容易出现急于求成、冒进的思想倾向；同时由于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组织生活上出现问题。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往往纠正不够彻底，前四次都没有从根源上纠正“左”倾错误，导致了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挫折。这些事实再次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2] 《与当代中国》李君如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7
一、江泽民军事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军事思想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
早在1993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就着重指出：“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根本指导。”①江泽民军事思想集中体现了对毛泽东、邓小平军事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军事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毫不动摇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江泽民不仅反复强调军队建设一定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狠抓落实，而且反复强调一定要从我军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江泽民坚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军事战略思想，又不拘泥于毛泽东、邓小平的军事战略思想，因为时代在发展，他们的军事战略思想并没有也无法穷尽一切问题。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江泽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军队和国防建设中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例如：从我军面临世界军事发展和国内市场经济对军队影响“两个挑战”的新情况，提出解决好“打得赢”和“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新任务；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进一步作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决策，这是对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突破性发展；在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上，提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武装全军，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知识武装全军的“两个武装”的根本途径；政治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动摇，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变质，等等。
江泽民对军队建设新经验的理论概括，正确反映了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时期我军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正确反映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军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反映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背景下我军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体现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辩证精神。
二、坚持以“打得赢”、“不变色”的辩证结合作为军队建设总的指导原则
江泽民以两点论为指导，正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我军建设的实际，提出了“打得赢”、“不变质”的总方针，深刻揭示了我军建设带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历史性课题。“打得赢”是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和新军事革命对我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履行根本职能的最高体现。“不变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对我军建设提出的新课题，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党和人民对我军的最高要求。
江泽民十分关注来自“战场”与“市场”两个方面的挑战，站在实现“打得赢”、“不变质”的战略高度，提出新思想、作出新决策、实施新举措，运筹和指导我军的全面建设。江泽民一再告诫全军，世界形势虽总体趋向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我军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扎扎实实地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针对世界军事变革带来的挑战，他及时在军队高层组织学习和研究，并向全军发出了实现“两个武装”的号召。为解决“打得赢”这个根本问题，在江泽民的领导下，我军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部队各项工作；采取“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把军队的质量建设与军事斗争衔接起来；开创了科技强军之路，在部队掀起科技大练兵热潮；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革命发展的挑战，努力发展军事理论，千方百计把武器装备搞上去，积极完善军队的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等等。为发扬我军政治优势，解决“不变质”这个根本问题，江泽民反复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两个提供”的历史使命，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官兵头脑，努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
三、国防建设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力争有所作为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一对矛盾。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对于指导我国国防军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江泽民指出，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只有在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才能使自身有所作为，有所发展，从全局与局部相统一的辩证观出发，深刻揭示了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
首先，江泽民站在指导我国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明确地阐述了经济建设的优先重要性。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抵御外来的威胁和压力。因此，“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除了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条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②。在指导军队建设的实践中，江泽民紧紧把握住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相适应，必须从国民经济的实际出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设的全局中以及目前国家所能提供的财力范围内规划和实施军队建设。二是强调军队要积极支持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在保证正常训练与自身建设的前提下，投入相应的力量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其次，江泽民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阐明了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基本保证”，“在相对和平时期，同样要重视和加强军队建设。有了一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的强大的军队，无论出现什么突发事件，都能从容应付，立于不败之地。军队的强大，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尊严、荣誉、安全和利益。”③在对国家建设的总体筹划中，江泽民十分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国家经济实力有所增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了军费投入，为军队建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物质保证；强调军队要努力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作为，不断推进军队建设向前发展；针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发展变化，重新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并以此统揽军队建设的全局；着眼于解决我军存在的主要矛盾，制定了科技强军的指导方针；从不断提高我军战斗力出发，进一步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的质量建军之路。
四、在推进军队全面建设的同时，特别强调军队的质量建设
在注重推进军队全面建设的同时，江泽民还特别强调军队的质量建设，从而实现了整体和重点的有机辩证统一。1991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一定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战斗力很强的人民军队。”④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又进一步重申了“五句话”总要求。这个总的要求，总揽了军队建设全局，高度概括了我军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战斗力生成的基本要素，揭示了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围绕着“五句话”总要求，江泽民号召全军要着力研究探索“三大特点和规律”，即“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和规律，国防建设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了我军全面建设目标以新的时代内容。
在努力推进我军整体建设的同时，着眼于新形势的迫切要求，江泽民突出强调了我军的质量建设，在对军队质量建设的一般与特殊规律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对我军的质量建设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与谋划。在理论上，他指出必须坚定地走精兵之路。1997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实现我军现代化的正确选择。”⑤为此，军队建设一定要实现“由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在实践中，在裁员一百万的基础上继续裁员五十万，使我军的规模进一步适应质量建军的要求。同时，根据高技术战争的特点，为我军重新制定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使我军新型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加。作为质量建军的一项重要内容，江泽民对我军军事理论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五、科技强军，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种种原因，我军建设的起点是较低的，发展也受到不少客观条件的制约。更为关键的是，新时期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是在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运用，世界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深入进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挑战十分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下进行的。从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着眼，我军面临着从打赢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变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从武器装备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转变为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如何在机械化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加快赶超世界先进的步伐，这是摆在全军面前的一个极为棘手的课题。
为此，江泽民紧跟世界军事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分析信息化和机械化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信息化、机械化并举，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努力实现我军跨越式发展的方针。他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科技强军战略。”⑥他指出，现代战争正发展为高技术战争，技术落后就意味着被动挨打；军队要实现现代化，走精兵之路，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军队的科学技术水平；必须把国防科技发展和部队装备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集中力量把武器装备搞上去，努力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宁愿人才等装备，决不能让装备等人才；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重点是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要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展潮流，乘国家加快信息化建设之势，努力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要尽早建立起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齐全、反应迅速、能够充分发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效能和国家战争潜力的现代作战体系；要在全军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科技练兵活动等。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8
会议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进一步统一全党全社会认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指出，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定不移地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村全面进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了严峻的挑战和重大的考验。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有效应对历史罕见的严重自然灾害，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农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改善民生取得积极成效。总的来看，国际经济不利因素和严重自然灾害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当前，国际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也比较突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增大。我们既要坚定信心，看到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扎实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9
关键词：陈云；经济；统筹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08-03
陈云是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人，是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他一生中提出过许多可贵的思想，其中对于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认识，构成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
一、统筹协调经济建设规模和国力
陈云同志在总结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特别是总结克服1953年和1956年两次小冒进的经验的基础上，在1957年初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并深刻地指出，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是经济稳定的保证，纠正冒进比纠正保守更加困难，冒进会造成重大损失，要着重防止冒进。
(一)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是经济稳定的保证
陈云同志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建设规模，是指基本建设的规模。国力，是指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它包括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内容是：确定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从国家的财力物力出发，以国家可能运用的财力物力制约建设规模。所以，在制定计划和确定建设规模的大小时，在财政分配上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冒进，从而避免经济建设的大上大下，保持经济稳定，取得高速度、高效益。
(二)冒进的危害十分严重，要着重防止冒进
在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久，陈云同志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冒进的严重危险。他及时地总结1953年和1956年两次小冒进的教训，从理论上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观点，在实践上探寻制约冒进的方法。
冒进是建设规模超过国力。保守是建设规模太小，一部分资金和物资不用于建设。冒进和保守都对建设不利，应当努力避免和克服这两种错误。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冒进所造成的损失更大，更难于纠正，因而要着重防止冒进。陈云同志说：“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1]44我国经济建设的几次大折腾都是冒进的结果，所以，要着重防止冒进。当然，也要防止和反对保守。
(三)主张用一系列综合平衡的方法制约冒进，防止发生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
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但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要发展农业。
陈云同志关于制约冒进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后来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充实。
二、统筹协调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
(一)陈云同志认为：“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根据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处理好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投资关系，这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部门之间关系上的表现。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能否处理好对农轻重投资的比例关系，事关全局。陈云同志认为坚持按比例发展是取得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的保证。
1.陈云同志认识到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制约作用，极其重视农业的作用，提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因为，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及市场，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也很难发展。工农业发展不起来，财源就会枯竭。陈云同志在实践上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他把恢复农业作为我国恢复时期的两个重点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他要求计划部门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向农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多次强调我国是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定计划、办事，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这是中国的特点。
2.陈云同志极其关心和重视我国工业的发展，注意提高工业的经济效果。他不仅主持编制和执行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奠定了工业化初步基础，几次指导工业调整，扭转了工业发展脱离农业、脱离人民生活和工业内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而且在发展我国工业生产问题上，及时总结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例如，合理分布工业生产力，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加强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和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等等。这些重要观点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建立、发展和调整。现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门类比较齐全，分布较为合理的工业体系。
3.在社会再生产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陈云同志说，我们的着重点应该放在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或者引进软件，或者填平补齐，或者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生产能力。这是我们除了上若干大项目以外所必须注意的大事，也是重点所在。
(二)陈云同志在纠正我国的几次冒进错误中，提出并坚决执行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卓越成效，而且在理论上形成了指导调整工作的科学观点。
“一五”时期，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大。结果使我国的重工业得到迅猛发展，改变了旧中国的基础工业不足和机器工业缺乏的状况。由于重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轻工业发展，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后来，由于“左”的错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1962年，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全面地贯彻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重工业、基本建设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迅速地扭转了经济混乱的局势，基本协调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农业生产改变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1962年的轻工业生产开始出现了转机。在生产恢复的基础上，加上各项开支的压缩和控制，国家财政扭转了前四年连续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货币发行过多的现象也有所改变，人民生活开始有所好转。
由于造成了比1961年和1962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已趋向协调。1981年大力压缩了基本建设，使当年财政收支由前两年的巨大赤字变为收支基本平衡。1982年同1978年比较，农业总产值增长33.4%，平均每年增长7.5%，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纪录。由于党对轻工业发展采取了“六个优先”的方针，同时由于农业的大发展，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使轻工业在同时期内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1.8%。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明显地缓和了市场供应长期紧张的状况，活跃了城乡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同时，调整了重工业，放慢了发展速度，并对其服务方向作了调整。经过调整，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每一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也已经朝着协调的方向发展。但应该看到，调整的任务还很大，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三、统筹协调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
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是同志的一贯思想。陈云同志进一步发挥了同志的这一思想，在50年代提出了统筹协调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观点。他在深入地总结我国丰富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大方针，它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对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同志说，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国家组织领导全体人民积极参加的宏伟事业。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人民付出艰辛的劳动，都不是为了建设而建设，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生产建设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是辩证的统一。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制约。经济建设发展得越快，人民生活改善得越多，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就能进一步促进生产发展。
由于我国原有的经济基础差，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在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资金和物资都会不足，因而，只能保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紧张平衡，而不能达到两方面宽裕。陈云同志说，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但是，在进行建设时必须照顾人民的需要，防止经济建设挤掉人民生活。为了达到建设和民生关系之间的平衡，陈云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必须坚持“先生产、后基建”的原则。“先生产、后基建”，就是在安排好人民生活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是陈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发挥。
(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从社会主义建设最终目的来说，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就像在确定建设规模上要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一样，在建设过程中，每年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民的消费，也必须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陈云同志及时总结了1956年的大量招工和增加工资所引起的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不平衡的教训，他作为国务院的发言人在《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中，系统地阐述了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道理。这个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同一的，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制约，但是由于生产是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实际起点，因而生产决定消费。
因此，在我们通过财政分配增加人民消费时，不能离开生产单凭主观愿望去进行，而要使消费的增长同生产发展相适应。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单靠增加货币收入就能实现的。只有在居民的货币收入增加的同时，有相应的消费品供应市场，才能使人民在市场供求平衡的条件下，达到货币收入和实际消费同步增加。如果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脱离生产的增长，就会形成社会购买力增长快，消费品增长慢。这样，就会引起市场供应紧张和物价波动，人民并不能得到实惠。陈云同志总结1956年的经验时说：“大量就业和增加工资是一种好现象，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大量增产以后仍然供不应求”[1]50。所以，改善人民生活也必须实事求是，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有余力进行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四、充分利用外资，保持头脑清醒
党中央和同志很早就提出，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受到严重的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重新向全党提出，要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同时，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把它作为发展我国经济的一项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陈云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
(一)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1.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建国前夕，同志就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陈云同志则把这个主张具体化了。他在1949年8月召开的财经会议上明确提出，在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条件下，必须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从香港、天津、大连、满洲里等地做一些进出口生意，并且提出，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要从农村收购主要的出口物资，以便维持农村经济，这对农民有很大好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陈云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主持下，我国从苏联贷款14亿多美元，引进了156项成套项目和技术设备，这些骨干企业至今仍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次大规模引进，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学到了一些技术和经验，培养了人才。期间，我国对外经济关系虽然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在等领导同志的坚持下，仍然进行了若干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大项目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历史经验证明，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陈云同志说，对外资和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
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陈云同志早就指出，对外国资本家来说，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当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是可以在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问题上取得较好的效果的。
2.利用国外资金技术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对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如可以调剂余缺，协调比例关系；有利于节约社会劳动；加速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这些都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是要依赖外国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同志强调必须从我国是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这个实际出发，人民生活和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物资，都必须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能够引进的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建厂，都只能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补充。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二)保持头脑清醒，提高经济效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当时利用外资工作中的盲目性，如引进的规模过大、消化不良、重硬(机器设备)轻软(技术)、自我竞争等，陈云同志作了一系列深刻的分析，并提出，引进外资和技术要保持头脑清醒，提高经济效益。(1)头脑清醒地利用外资，把我们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工作做得扎扎实实，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引进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压缩不当的引进规模，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以防止重蹈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盲目引进的覆辙。这是“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一著名论断的延伸和发展，是陈云同志的一大贡献。(3)提高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如加强利用外资的计划工作，把外债用在“最关键的项目”上；作好可行性研究；引进技术要消化吸收。(4)增强出口商品竞争能力。陈云同志一贯重视增加我国出口商品的数量和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以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建国前夕，陈云同志就已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60年代初，他又全面地论述了外贸出口问题。这些对我国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实现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引导我国利用外资工作走上正轨，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同志对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认识，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篇10
一、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与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方针
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又叫供求平衡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经典著作中，把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即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其中生产即供给、消费即需求、流通与分配则是连接供给与需求的中介。他科学地阐明了供给与需求平衡，即供需平衡发展，既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社会经济正常健康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经济正常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自从有了商品和商品生产以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繁衍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即供给与消费，即需求的矛盾一直是推动或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因而，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也适用于认识分析和正确处理一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供需矛盾问题。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供给与需求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均衡发展关系，即平衡比例关系，或协调发展关系，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才能保持正常健康状态，整个社会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增长和发展。
在历史和现实经济生活中，供需关系发展不平衡或者说存在矛盾（差异）已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同样是各国政府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因为如此，谋求供需平衡发展，早已成为中外经济理论界和各国政府长期高度重视研究解决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重大理论、实践和现实问题。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自从有了商品及商品生产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相对贫乏，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也在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在不断提高，但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满足需要的水平和程度相对低下，社会经济发展往往多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或供给不足不能满足消费或需求多呈现为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以前的相当漫长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和国家政策的重心往往多是放在怎样治理“短缺经济”方面。治理“短缺经济”主要是要解决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即如何才能扩大供给，如何才能刺激和推进生产发展，提高社会供给能力和水平问题。
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471。）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自此，人类社会才出现了“过剩经济”，才产生了治理“过剩经济”问题。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多有“过剩经济”状态发生。治理“过剩经济”早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中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难题。
所谓“过剩经济”，是指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过剩经济”，而不是指供给超过人们全部需求的“绝对过剩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的发展永远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在人类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绝对过剩经济”，而只可能产生或存在“相对过剩经济”。在“相对过剩经济”条件下，仍然存在贫困人口，并且全社会仍有许多人的有效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相对过剩经济”只是表明从社会总体上看，在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由于生产的商品供给相对过剩，供给超过需求，需求不足成了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治理“过剩经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发展问题，即如何才能扩大需求，刺激和推进消费扩大，提高社会需求能力和水平问题。
扩大需求包括扩大外需（出口需求）和扩大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以扩大内需为主，是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呈现的发展趋势。1996年西方七个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收入水平最高的美国和日本，其出口依存度分别为8.8％和8.9％，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人口较多的英、法、德、意等国出口依存度在21—23％之间，经济发展也是以内需为主；只有人口较少的加拿大出口依存度达到36％，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注：国际经济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经济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不足是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整个社会经济是一种供给约束型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逐步扩大，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供给不足逐步转化为需求不足，我国经济已逐步由供给约束型的“短缺经济”转化为需求约束型的“过剩经济”。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必须努力治理“过剩经济”。由于我国是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经济的基点应该建立在国内需求上。我们应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国外市场，更要利用好国内资源，坚持立足国内市场，依托扩大内需，才能有效抵御国际经济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我国出口依存度并不高，1996年为18.5％，1997年为20％，1998年为19.4％、1999年为19.7％。2000年为23％，由于出口依存度不高，国内需求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不刺激国内需求，不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就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正是从上述意义讲，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本身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我国也就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治理“过剩经济”，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二、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与我国扩大内需的基本战略取向
马克思在阐述供求平衡理论时指出，在社会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供求平衡首先表现为供求双方在使用价值量和市场价值量上的一致性。在社会供给与需求之间，有一个内在比例关系，这就是，“在需求方面，有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相适应。”（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210。）供求平衡还表现为有支付能力保障的平衡。“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这就必须为这些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有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208－209。）这里实际包含着马克思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平衡的思想。在价值生产上，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同种单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实现上，商品的价值量的实现决定于社会需要该种商品使用价值量应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时，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就达到了平衡。这就是供求平衡的本质要求。按照这个本质要求，一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必须保持平衡比例关系。我国在实行扩大内需长期战略方针时也必须使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
由于社会所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的实物计量单位不同，它们是不能相加而得出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的。因此，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比例关系，应是指社会总产品供给量与需求量的价值量的平衡比例关系。也就是指社会总产品的供给的价值量必须等于社会总产品需求的价值量。但因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与其使用价值的实现具有同一性，只有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商品才能在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同时实现该商品的价值。而要同时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或供给必须是有效供给，即生产或供给的商品必须是社会需要的商品。消费或需求必须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供给不是有效供给，即社会供给的商品不是社会需要的商品就不能卖给消费者，进入消费领域，实现消费以满足社会需求；如果需求不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消费者就不能把社会供给的、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买到自己手中，进入消费领域，实现消费以满足社会需求。所以，我国在实行扩大内需长期战略方针时，要保持社会总产品供需平衡比例关系，必须保持社会总产品的有效供给等于有效需求的平衡比例关系。
从1998年开始我国已连续几年实行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实行扩大内需战略方针伊始，我国在千方百计扩大外贸出口，努力扩大外需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做为重点，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999年起，财政政策在注重不断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开始着眼于开拓国内市场扩大消费需求，连续3年提高了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标准，增加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此同时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继续助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大力推广消费信贷和连续数次降息，削弱了人们的储蓄倾向，刺激了人们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推动经济增长也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实行扩大内需长期战略方针，仍然还需要进一步采用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双轮驱动”的扩大需求的基本战略，当然采取这种战略措施在理论上应以社会总产品的供给都是有效供给为基础或前提条件。而在实际上，长时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总供给中严重地存在着无效供给太多，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无效供给太多，有效供给不足也是造成社会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国需要从供给方面采取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双轮驱动”的改善供给的战略措施，才能保证社会总产品的供需平衡比例关系或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比例关系，才能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我国实行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的基本战略取向，不仅应包括直接扩大国内需求的“双轮驱动”战略取向，而且还应包括直接改善国内供给，间接扩大国内需求的“双轮驱动”战略取向，即应采取既扩大国内需求，又改善国内供给的双向调控战略措施。版权所有
三、我国实行扩大内需长期战略方针的现实选择
近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应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国内需求不足和无效供给太多与有效供给不足矛盾依然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改善国内供给的对策措施。
目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一是投资增长还是主要依赖政府增发国债和国债投资拉动的贷款，且投资增长内在动力不足，民间投资尚未充分启动。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差，而一些资金比较充裕的上市公司由于缺乏新的投资热点又处于观望等待状态。二是消费回升不太稳定，消费品市场严重的供过于求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近几年来，虽然也出现过旅游热、教育热、网络热等局部消费经济热点，但许多主导型的、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大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并且，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变迁和经济结构调整还影响部分消费出现了一些新的收缩效应。三是广大城乡市场需求，特别是农村市场尚未完全启动，启动城乡市场关键是增加城乡人民收入。但目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城乡人民负担较为困难。
目前我国无效供给过多，突出表现在：一是大量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项目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形成无效供给；二是大量质量低劣的低档商品卖不出去形成无效供给；三是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卖不出去形成无效供给；四是大量价格过高的超前消费品卖不出去形成无效供给。
目前我国有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高科技产品买不到形成供给不足。二是城乡居民许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消费品买不到形成供给不足。三是许多第三产业产品，如许多金融、保险、医疗保健、教育、餐饮娱乐、旅游等服务业花色品种和品牌不能满足城乡人民消费需要形成供给不足。四是大量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设施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供给不足。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国投资需求，目前，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经济措施，加强扩大投资需求的力度。一是应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强这两大政策的配合，加强对扩大投资需求的财政与金融的支持力度。加强财政对扩大投资需求支持力度的重点是要再增发国债，以加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加快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和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二是应进一步实行对内开放，大力推进民间投资的充分启动和全面扩大。为此，需要努力转变歧视民间投资的传统观念，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改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环境，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空间，加快发展金融市场。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目前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城乡消费需求增长，开拓城市和农村消费市场。在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方面应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益。（1）应大力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等。（2）应鼓励并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及农民增收。（3）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并且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4）应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减轻农民负担。（5）应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运转的必要开支。（6）应加大金融对农民生产的支持，全面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扩大建立信用村、镇的试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支持农民增加收入。（7）应积极稳步发展小城镇，把小城镇的发展同乡镇企业的发展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