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建议外资技术
面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国内竞争的加剧，我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便是尽快完成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我国国际经济竞争实力的飞跃。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发展因素的重要作用需要真正发挥出来。
一、转变外商直接投资导向模式，促进产业升级
中国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是在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条件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以市场换技术”，即允许外商进入高度保护的国内市场，以换取其先进技术。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优化等作用，是过去我们引资的重要战略。然而，发达国家跨国投资的真正目的在于利润、东道国市场以及加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而决不希望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到对自己形成威胁的程度。然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外商获得了市场，但却以其国内淘汰的技术或二手设备进行投资。与此同时，市场份额的过快丧失，给国内企业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成为一些企业甚至全行业举步维艰的重要因素。为此，中国要改变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及外贸发展的模式选择应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从“以市场换技术”转变成“以竞争诱导技术”，也就是将比较优势与新技术优势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等途径实现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先进技术型外商直接投资注重外国投资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对改善要素禀赋的作用。显然，要素禀赋中新技术要素比例的提高，将为形成和发展可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出口产业创造条件，促使低技术、低效率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转变为具有较多现代技术、较高效率的现代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促使低效率、无竞争力的替代进口产业发展成为与发达国家在同一市场竞争的出口产业，并培育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生和发展。
竞争优势发展模式中引入新技术导向，有其现实的可能性。首先，落后国家执行新技术导向战略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沉淀成本；其次，落后国家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现代信息网络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工业经济梯度发展的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上制约经济发展的时空距离，因此，如果将本国发展的新兴产业定位于世界上的新兴产业，就可以实现产业升级的跨越式发展，迅速提高产业水平。
二、加快外资政策向国民待遇转变
中国外资政策中对外资贯彻优惠待遇主要表现在减税让利等方面，这在引资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对优惠政策进行调整，调整的总方向是逐步减少优惠，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入wto后，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将从税收激励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以公平竞争为主的规则政策，即由基于激励型的外资政策转向基于规则型的外资政策。在从减少优惠待遇走向国民待遇的同时，中国也将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限制（特定行业除外）和非国民待遇，改善综合投资环境，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从另一个角度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依照国际惯例创造一种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条件。对于明显不符合wto规则的和中国对外承诺要求的税收政策要主动修改，并取消不符合反倾销与反补贴原则的税收政策。
三、加快内外资立法由“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
中国现有外商投资法律3部，外商投资方面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近200个，尽管中国外资政策已经迈出了自由化的步伐，对3项主干法律进行修改，但中国的外资立法与wto规则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对于上述法律法规应在分类清理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通过调整，使外资立法符合wto的规则和中国对外所做出的承诺；逐步改变外资立法政出多门和交叉重复等问题，使三资企业各部法律之间、三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之间实现一致；简化外资审批制度，凡属于鼓励类行业的项目和金额较小的项目不再进行审批，而实行直接登记制；加强与外资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力度，切实改善投资软环境；中国外资立法的长远目标是最终达到国内经济立法和外商投资立法的完全统一，应借鉴外国外资法的经验，实现由现行内、外资立法的“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过渡。调整外资法规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和完善统一公正的市场竞争法律环境，保护投资各方的利益，保护合理竞争，为国内外企业创造一个可以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投资、经营并获利的良好环境。
四、利用外资技术转移提高我国的技术消化和创新能力
我国以技术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开发为核心的技术水平，是决定利用外商投资的收益水平，制约我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对本国技术进步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要进一步引导外资投向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以及化工、建材等基础产业。而从现实出发，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引进国外的中技术产业，如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关键技术，因为这些中技术产业是我国中短期内所要发展的支柱产业。鼓励外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开展新产品的研制与推广工作，扩大相关领域的研发投资，同时为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提供必要的硬件和软件环境。硬件方面，可以以相对合适的价格提供土地、建筑、电讯、运输、电力等基础设施；软件方面，可以增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力度，并运用减免税、提供特别融资措施鼓励中小企业的开发活动和联合攻关技术。鼓励大学研究机构与跨国公司开展联合研究项目，为中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高水平人力资源。在国家对重点科研项目和重点实验室的研究给与大力支持的同时，政府更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对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给与必要的支持和倾斜。
五、规范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
跨国公司的在华并购行为，是其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投资手段。它同时可以直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总量，推动企业和市场资源的整合，促进我国企业管理和产业结构更趋合理。政府应在认真总结我国已完成的跨国并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外资政策，按市场规则设立企业并购、重组等行为的法规和体制框架，允许外资以国际流行的方式整合国内企业资源，包括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促使中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质量再上一个台阶。同时，规范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并购行为不可忽视，尽快建立、健全竞争法律体系。对外国投资者并购我国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内资企业，应设立制度保障；影响特定市场份额和销售水平的企业，其并购必须遵守《反垄断法》；并购具有控制市场能力的企业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等。
最后，扶持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的发展。我国要加速改革金融、保险、通信、旅游、商业运输领域的企业制度和管理机制，提高行业经营管理效率，抓住加入wto带来的扩大开放的机遇，积极鼓励国内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同时，积极有步骤地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该领域，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创出国际知名品牌。
参考文献：
［1］杨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wto的政策导向.管理世界，2001，（6）.
［2］殷华方，鲁明泓.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管理世界，2004，（1）.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购并
1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3个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为Gnp=C+i+(X-m)。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我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他通过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格局
2.1跨国购并成为主导形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国际购并异常活跃、高潮迭起。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世界购并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购并规模上也创造新高。但是大规模的企业购并活动，将近90%都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如200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规模达到近2万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形式。
2.2服务领域投资比重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回避贸易壁垒进入当地市场。但是，近几年内，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占投资总额比重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为: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流通等服务业的跨国购并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传统制造业的购并主要借助于股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③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导致与信息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流通的革命，服务业的跨国资产重组与技术交易趋于活跃。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倾向，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明显。
2.3国际引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在结构调整和适应资本流动政策与制度调整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进一步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
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创新引资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的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
3.3配合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产业机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从而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为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又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从而将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②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③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④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⑤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西进”，因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造成地区经济差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国际经济合作，2004(9)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3
关键词：河南省；FDi；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河南步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粗放、发展水平低、质量效益差，尤其是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低和过于依赖能源原材料行业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河南产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第二产业比重依然过高，第一产、第三产业比重不升反降，并且发展缓慢、滞后。因此，河南依然面临产业结构效益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突出问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二、河南产业结构现状
近年来河南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经济实力得到较大提升。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26931.03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5位、中西部地区首位；比上年增长11.9%。三大产业结构比重为13.0：57.3：29.7，二三产业比重达到87%，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由（表1）可以看出，河南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三大产业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总体形成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情况。
但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粗放、集中度不高、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质量效益差等问题，尤其是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低和过于依赖能源原材料的状况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河南产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河南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结构不合理。2009年，河南三次产业结构为14.3：56.6：29.1，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其中，第一产业高出全国3.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于全国1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在全国居各省市区最后一位。
二、工业主导产业发展水平较低、资源指向明显。河南采掘工业、资源加工和农产品初级加工业所占比重过大。河南在全国产量排名靠前的工业产品主要是煤、铝、纱、水泥等初级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电子设备等高端工业品产量排名均比较靠后。
三、工业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不高。近几年河南增加值排名前十位的行业中只有煤炭和黑色金属冶炼的集中度较高，此外，缺少大企业的现象比较严重，在2011年评出的中国500强企业中，河南只有15家进入，仅占总数的3%。
四、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增长代价大。2010年，河南经济总量23092.36亿元，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工业企业个数达1071个，综合能源消费量达21438万吨标准煤。除了高耗能，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三、河南省招商引资现状
河南省政府确定的“优化环境、外引内联、四面辐射、梯次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敞开了河南大门。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河南省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到豫投资发展的优惠政策，不断改善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企业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生态环境。
（一）河南省的FDi已具备一定规模
据统计，2012年7月公布的数据表明，上半年河南省合同利用外资50.62亿美元，同比增长53.0%；实际利用外资65.82亿美元，同比增长56.3%。全省共设立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80个，投资总额56.7亿美元。由此可见，FDi作为利用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河南省已经具有一定规模。
1.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区域不断扩大。河南实际吸收FDi的国家和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10个，到目前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香港、美国、新加坡、台湾、韩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最多。
2.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外资投资领域仅限于第二产业，经过30年的发展，FDi已经覆盖了农业、石油勘探开发、交通邮电业、进出口贸易、餐饮娱乐、金融保险等多个国民经济领域。
虽然河南省近年推出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外资的数量和质量跟沿海发达地区还相差甚远。比如2009年，山东利用外资80.10亿美元，江苏为253.20亿美元，广东为195.35亿美元，而河南仅为47.99亿美元，由此可见，大量吸收FDi，对于河南来说仍是未来工作的重心之一。
（二）河南省的FDi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外资引用区域性极强。由表1可知，郑州、洛阳、焦作、新乡、许昌五个城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共占了全省的52.54%，外资追求最大化回报的特性直接导致了资金流向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偏好性，从而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表12009-2010河南省各市利用外资情况
其次，由于地区限制以及历史性原因，河南省目前经济增长的着重点仍是传统产业，外资集中投向也大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低技术产业。第二产业是河南省吸引外资最重要的部门，截至2007年底，河南省第二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的76.94%，与全国的68.93%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方面体现了外资在第二产业的活跃性，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现阶段河南省吸引外资的主要途径还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再次，外资在河南地区的产业偏好型，大规模传统产业的兴建，集中导致了能源的急剧消耗和环境问题的爆发。2005年，河南省废水排放量为26.2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12.35亿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为72.08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为15498亿标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62.45万吨，这些指标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
四、外资对河南省产业结构的影响
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外资是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正确认识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对于河南省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FDi是推动河南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在外资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下河南省对外贸易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至2012年底，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17.50亿美元，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在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FDi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2005年以来，FDi对河南省内的三大产业投资中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比重往往占据绝对地位，通常占据总投资额的60%到80%之间，2012年更甚达到将近90%的水平，资金额达近10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建筑业，采矿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传统工业领域，有力的促进了河南的工业化进程。
（三）FDi成为河南不可缺少的税收来源。
河南省内涉外税收中90%以上来自FDi。外商投资工商税增长对全部工商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为河南工商税务带来的财税收入逐年增加，FDi已经成为河南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税收来源，为河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公共服务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四）FDi为河南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随着FDi规模的不断扩大，FDi创办企业和工厂，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河南省就业问题缓解了不少压力，仅以郑州富士康为例，郑州富士康近三年来累计为河南解决了近五十万的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南的就业压力。
（五）FDi推动了河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012年，河南省FDi总额为121.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2%。在FDi合同金额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2.6%、87.9%和9.5%，其中第一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大幅增加并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小幅增长，这一投资结构为河南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FDi对河南省产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明显。
2005年以来，外资企业带来的高新技术和设备对河南本土传统技术的进步与改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河南利用FDi中来自欧美跨国公司投资、设立独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等特点说明了进入河南地区的外资技术含量正在不断提高，对推动河南地区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
五、提升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和政策建议
一、合理分配资源，优化产业地区分布，积极引导外资合理布局，逐步缩小地区差异。中原城市群区工业门类齐全、公路与铁路交通便利、专业技术人才密集、区位优势显著，要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在优势产业的基础上，重点引进并发展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黄淮地区，农业发展条件优越，要借助外部资源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积极建设绿色农业产业化道路。豫西及豫西南及豫北地区，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煤炭、油气、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应着重利用外资和技术发展能源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
二、深化产业结构改革，促进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转变河南省经济粗犷型增长方式，逐步摒弃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提高资源利用率，转变发展理念，不拿资源换发展，不拿未来换现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金融、软件、通讯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
三、加大执法力度，净化市场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加外资吸引度。完善服务体系、持续引进外资。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依法加强管理，保持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四、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虽然河南省近年来一直引进外资，但相对于沿海地区，河南省的外资引进力度还是不够，规模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开放战略上，河南省要从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市场开放，从注重实物贸易转变成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结合。
综上，河南省在外资引用上，要加强自身硬件建设，创造外资进入的良好市场，积极改善软实力，增加对外资吸引力，扩宽外资引入领域，改革产业结构，深化发展，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者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会计系）
参考文献
[1]禹晋卿，河南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策略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2月
[2]王红萍，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对策分析，现代企业教育，2006年7月
[3]宋大勇，国际直接投资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改革，2008年3月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优惠政策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突出的表现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中国(2002年)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但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看，却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边又沿海的广西与中国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条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纯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与广东非常相似。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走在全国前列。广西却仍然是经济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广东。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本文试图从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以广东作为参考，选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
在经济地理因素方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的地理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沿海地区凭借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外商最先投资的区域，到今天，大约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二)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国际直接投资资本在进行投资地域选择决策时，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资于具有各种产业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较大且增长潜力明显的地区。(三)区域人力资源状况。劳动力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不同。
另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政策。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根据政府的意图和设计，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在回头看确实效果显著。本文最主要考虑两个政策因素。一是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一个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基本和其开放程度呈正比，这一指标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口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二是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状况和政府软件建设状况。这一指标的衡量主要考察当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条例以及政府的办事效率等状况。
二、实证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之所以将广东与广西进行对比分析，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在纯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几十年里，广东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遥遥领先，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广东少得多，两者的差异是自然条件解释不了的。下文从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后的原因。
(一)广西与广东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数据的统计从表1可看出：一是无论从各主要年份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还是分阶段计算的两地累计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都表现出极大不均衡性。广东地区的份额远远高于广西。二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省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几乎占全国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广东所占份额下降，但还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从动态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限。
(二)影响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1.地理交通条件位置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地理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水运条件使沿海地区及内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地，自然资源禀赋出众可以节省相关产业成本。
在交通条件方面，广东比广西优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线长，大港集聚，海、陆、空、水路条件都优于广西；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广西略胜一筹，广西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探明储量远远高于广东，广西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2.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产业集聚方面，广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6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在有代表性的27个制造业行业里，广东份额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项，广西和广东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的各个指标方面差距甚大。
3.区域人力资源状况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劳动力的流入，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驻的优势。如：90年代广东吸引了几乎全国一半的跨省农村劳动力，而广西吸引的外省农村劳动力就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反倒是一个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中，96.87%是去了广东。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也流入广东，估计比例最低的都占该省跨省农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广东明显比广西领先，加上广东近几十年来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如大学毕业生，这为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高层次人才保证。
4.经济优惠政策状况和地区开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等以促进对外贸易。1979——1995年期间，经济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表6为对该期间的相关政策进行整理，表7是两省开放状况的对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类型，这些经济特区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广东有明显优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广东先天自然条件优势(邻近香港和澳门)，其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全国都处于前列。在开放程度方面，广西与广东相距甚远。
三、结论和建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广西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方面与广东并无太大差别，但交通状况、人力资源结构、教育投入、产业集聚、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却相差悬殊，结果是，在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悬殊。因此，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步西进，加大对广西的投资比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转贴于
(一)提高广西的产业集聚发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区域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风险，由此会带来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会投资于那些市场潜力大且稳定、具有各种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地区。广西的工业水平还比较低，工业的发展阶段还处在初期阶段，所以政府在产业集聚方面加强规划、引导非常有必要，尽量避免走弯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产业集聚，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营造很好的投资环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广西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聚集在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地区。通过地区人才的吸收、技术与知识的溢出，地区的人力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积累。广西现阶段人力资源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但是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较差，开发难度大。虽然国家给予广西省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广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教育投入的绝对量来看，广西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状况是广西的人才流失严重。所以，加快广西人力资源积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是广西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加快广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加快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改善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建设不能停步。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广西地区现阶段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目前还处于双重体制的磨合和转轨时期，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现在需要努力培育广西市场，迅速提高广西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大力培养以要素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包括产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劳动人才市场和信息技术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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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剑勇.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管理世界，2002，(7).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5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领域 投资环境 投资贡献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兴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起，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截止2004年底，宁波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9153个，总投资371．60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l1．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9．6亿美元。外商投资成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投资规模：外商实际投资稳步增长，尤其是2000年开始，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一轮大发展的态势。大项目投资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7项。(2)投资方式：已由中外合资经营为主转向以外商独资经营为主。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合资项目520个，合作项目14个，外商独资项目达到674个。(3)资金投向：外商投资行业集中度仍然较高，但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第二产业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实际外资。200年宁波外商投资项目共1209个，其中第一、第二产业为1154个，第三产业为45个。与此同时，外商投资可持续发展理念日趋显现。(4)资金来源：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近两年，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增幅明显。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德国、英国，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增长较快。(5)地区分布：南北差距比较明显。鄞州、余姚、慈溪、北仑、镇海等县(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要大于南区的奉化、宁海、象山。(6)引资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闲置厂房和土地资源正成为宁波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宁波民营经济发展快、竞争力强，借助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可以提升产业层次，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而民企的不断壮大，产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稳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业与民企合资合作，这是“双赢”。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苏州的比较
(一)总量比较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总量上与苏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3年宁波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3亿美元，虽然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排名第五，但与排名第一的苏州的68．05亿美元相比，差距达近51亿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苏州累计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616．9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232．22亿美元，而宁波这两项指标则分别只有96．5亿美元和53．55亿美元，不及苏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可以看出与苏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宁波总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资构成、投向比较
无论是苏州还是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欧美国家为辅。以2003年为例，在两地投资处于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七个国家或地区相同，说明两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外商直接投资来源过度集中。同时宁波和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也较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幅射影响、带动力比较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缓解两地建设资金短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经济的参与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宁波与苏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市经济的贡献度还不高，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大。一在涉外税收占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两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无论是在绝对值上还是在比重上，苏州都高于宁波。二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上，宁波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苏州这几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说明宁波投资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不如苏州。三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莺上，宁波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偏低，长期徘徊在30％左右，而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就达到60％以上，2003年更是达到86．3％。这说明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外贸的拉动作用也明显不如苏州。四在三资企业从业人数上，从三资企业从业人员在城镇从业人数中的比重来看，宁波和苏州两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几年都在40％左右，这说明两地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
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落后，这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够高
对利用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长期以来，宁波对利用外资的作用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解决建设资金不足这一点上，而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出口创汇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认识不足。不仅领导重视程度明显偏弱，而且支持、鼓励利用外资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少，与周边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个节拍。
(二)配套条件不够强
宁波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生产要素积聚程度较低。外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进入，一般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当地有没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灵通，企业配套资金能否保证，相关行业是否发达，市场潜力和辐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问题。而宁波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工业布局呈现“低、小、散”的状况，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地区布局分散。1988年财政体制改革后，浙江实行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虽可调动各县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低层次竞争，不利十生产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进程慢，小城镇数量过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如2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广东有31个，山东有27个，江苏有22个，浙江仅有8个。这样，必然造成浙江工业企业布局重复雷同、生产配套半径过大、生产成本过高，不利于质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资项目难以落户。
(三)工作体制不够顺
宁波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经济圈范围内，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做好接轨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工作机构不够稳定，专业招商队伍力量不足；管理体制不够统一，项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较分散；招商水平还不高，招商引资的成本较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招商网络不够健全，招商方法不够灵活，大项目批准难，公关手段少，变通方法少。
(四)投资环境不够优
有关政策的科学性不够，透明度、稳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强，政策编纂不及时，优惠政策承诺随意性过大；法律制度还难以满足外商对投资保障的心理要求，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监督不力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商的税外乱收费现象仍时有发生，涉及外商的经济纠纷发生频繁，外商投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务机构建设上，除宁波开发区、保税区外，其他各县(市)区、各级开发区都没有建立完整的投资服务机构，市里虽然成立了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但服务、协调的制约很大。各地重招商、轻服务，不能为外商提供咨询、注册、建设、经营全过程、全方位专家式服务。服务工作不够深，服务效率不够高。
(五)舆论宣传效果不够明显
与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广东的招商重点为港澳，福建为台湾，上海为欧美大公司，江苏为新加坡，山东为日本、韩国，目标均比较明确。而宁波始终没有在招商的重点国别上有明确的定位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队伍走马观花，打一枪换个地方，钱花了不少，效果却寥寥。在招商项目准备方面，宣传资料十分简单，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项目资料也难以集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部门协调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导向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库，喊了多年始终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部级新闻媒体对宁波的宣传力度与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比相去甚远，宁波主要媒体很少有外语节目或宣传国外先进技术信息的专门栏目
四、宁波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宽领域有重点地利用国际资本。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向传统农业改造、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养殖加工等特色农业领域；重点吸引外商资金投向电子信息、现代医药、石化、纺织、服装等五大标志性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先进装备制造、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造纸业及纸制品、家用电器及设备、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长性产业；抓住我国开放服务业的契机，加大科研服务、管理咨询、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租赁、教育培训、文化传媒等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和房地产、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新兴服务产业领域的引资力度。
(二)做好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目前宁波的企业建设中，港澳台中小企业存量投资已经很大，今后引进国际资本的重点应放在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上，争取更多国家的大公司、大集团来投资设厂，并促进已投资跨国公司积极增资扩股。要制定更为完善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国外高技术企业来投资，以提升宁波的工业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三)加快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能够提供关键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减税和利息补贴支持，加速折旧，优先提供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等，来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转让先进技术。通过实施企业r&d退税补贴，提高财政科技投资支出比重，优先提供土地、建筑、运输、电力等政策措施，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在宁波设立r&d机构或基地。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监管；引导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5-0000-0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稳定而高速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下降了16.9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从47.9%上升为48.6%，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从23.9%上升到40.1%，产业结构改变的总体方向符合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由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均衡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更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项目势必会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产生影响。
一、外国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有很多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普遍的结论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给一国产业带来技术上的进步、管理上的提高，从而提高产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当大量的跨国公司选择对某一产业投资时，该产业的技术水平、经济规模、劳动力价格乃至需求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该产业得到发展，而产业结构也随之相应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作用主要有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
据中国学者王夏阳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投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受到产业增加的投资、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国产化程度的影响，并指出当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逐年增加，但投资项目产业分布不合理，产业关联度和国产化率都不高，因此产业关联效应并不大。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主要受制于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合理，过度集中的产业投资反而会给产业升级造成一种阻力。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是指外资企业会通过技术外溢提高东道国的要素生产率，从而优化东道国的产业结构。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以更直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跟踪世界动态，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推动技术升级，为相应产业的升级提供基础。中国学者陈滔滔(2003)研究结果表明，充分竞争是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即在内外资企业竞争能力差距较小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本文赞同陈滔滔的观点，因为中国实际情况正是较有实力的企业一方面能够经得起外资企业进入市场带来的竞争冲击，另一方面实力较强的企业有优秀的学习创新能力，对于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能够较好地承接。对于竞争力薄弱的企业暂时还不适于完全暴露在与先进外资企业竞争的环境之中。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受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政策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效应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东道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环境、体制、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效应的大小。另外中国学者傅梦孜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东道国资源、技术、私有化及政策在一定时期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外资流入产业或部门，东道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也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此外东道国产业政策的变化也对产业结构演变有重要影响，产业政策是国家经济意志的载体，国家对某项产业进行扶植或者限制都能够直接影响该产业的发展。比如在中国政府逐渐放宽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管制时，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分行支行数量迅速增长，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这就是我国产业政策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方向具有很强影响力的一种表现。
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投资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但同时其带动作用又受到东道国自身经济政策条件的制约，有效地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趋于合理化。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产业结构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增长迅速，从“七五”时期的142.6亿美元增长到“十五”时期的2740.43亿美元，增加18倍，“十一五”时期的前三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以每年增加10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长，巨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在经历“八五”时期的60.80%超高速增长以后有减缓的趋势，到“十五”时期投资额又有所回升，至今一直保持了增长势头。在这一时期，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也经历了由契约式合资企业向产权式合资企业的转变。契约式合资企业、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等形式的投资风险较小，金额也较少，说明当时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优势。产权式投资方式的转变说明外商看到了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对中国市场前景看好，投资目的转为抢占中国市场等长远的战略目标。这样的变化无疑会加强外资和中国产业结构的联系，因为投资的长期性、战略性更容易与当地企业建立联系，产生关联效应，战略性投资也更倾向于在投资地区建立起适应本地市场的研发团队，通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促进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对该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也产生更明显的作用效果。
分析十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见表1)，可以看出外商对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热情一直不高，十年来占新增投资的比重一直较小；第二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外商投资的重点，2000—2007年八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70%左右都集中在第二产业，其中制造业占比重最大，2008年、2009年两年，第二产业的外资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2009年两年增速明显，且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一直是外商投资比重最大的一部分。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1.外商投资的结构性倾斜造成了三次产业结构偏差
在中国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愈加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部门。从数据的时间反应可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因素之一，并且对国家政策的调整反应相对滞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偏差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是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等东道国自身条件影响的，国家的控制和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屡次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修订，强调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国家发改委鼓励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严格控制“两高一低”外资项目进入，这些都表明了国家领导层进一步加强对外商投资方向的引导和控制的意图，避免因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偏差加剧的危险。
2.外国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上的变化新趋势
当前全球面临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必定会对外国投资者的决策有较大的影响，例如部分外国投资者在经济低迷以后可能就不在偏好高收益高风险的房地产业，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动荡也使能源项目遭遇融资困难，投资者资产的大幅缩水抵抗投资风险的能力也下降，对母公司危机的支援，这些都会使投资者对于再投资抱有谨慎观望的态度，由此解释2008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面对风险较小的农业基础投资开始受到重视，也是外国投资者应对经济危机寻求稳妥发展的一种表现。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评述了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设立企业数下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上涨，表明单笔投资规模提高。这正说明外商投资可能更集中于资金需求大、科技含量高的大企业，而减少了对科技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投入，这也符合我国宏观调控的预期。”总的来说，2011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资本市场动荡等挑战，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仍呈现出总量增长、结构优化等特点。
王鑫: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影响分析三、结论与建议
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对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也在加深，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合理利用投资，加大监管力度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不断增长，表明外商投资依然看好中国市场，而且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这是产业升级的一股积极力量。同时在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的背后，加强监管，防范热钱冲击造成大起大落，冲击实体经济已成为当下企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如何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挥最大效应，回避和减小其带来的负面作用，使外资真正为我所用是政府宏观调控应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一直都在发挥主导作用，它的两个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外资的监管和有效的吸引外资参与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来。在监管方面，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比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决定自2008年7月14日起对出口收结汇实行联网核查管理，对热钱的进入和抽离，进行严密监视；另外国家相继对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和对外债权实行登记管理，旨在对资本的流动实施更加严密的监测，加大对投机性资本的打击力度，防止资金集中外逃，避免对我国经济造成过大冲击，这些都显示了国家对外资的有力监管。
(二)抓住外商投资产业方向转变的契机，将优惠政策引导变为产业政策引导
政府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主要目标是促进外商降低对工业的并购力度，加大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减少对一般初级加工工业的投资，增大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的投入。从吸引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看，政府应着力构建好外商投资与产业结构的法律支持体系、资金支持体系和人才支持体系，从而引导外资投向高科技产业，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不断促进产业技术水平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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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7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之一。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全球排名由上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33.3亿美元。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将达到660亿美元；到2020年，当年对外投资量将在200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300亿美元。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领域已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展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投资区域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其中，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1.5%。2006年，广东、上海、黑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前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到存量的81%，私营企业占1%；中央企业占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2%，地方企业占18%。
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双向投资发展很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非常有限，规模尚小，投资目的地集中，领域较窄。以2005年为例，中国对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5.1亿美元，占总额的4.2%，并且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等国家，其存量仅为15.98亿美元，占总额的2.8%。投资领域多为贸易、海运和金融，另外还涉及一些电子家电、机械、轻工、纺织等生产加工产业。
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发达的基础设施，强劲的购买力，健全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成为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市场。2005年，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2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05%，占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总额的25.49%。从数字上看，中国在德国的投资还存在很大的潜力。近年来，德国经济发展急需外资以提高本国就业率，为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提供了诸多机遇，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形成和主要特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所决定的。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
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1991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企业的海外投资应该“侧重于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以补充国内不足”，并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对中国境外投资影响最大的政策法规。实践表明，这一政策体系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与中国综合国力极不匹配。
第二阶段：2000年至今。
这一时期中国逐步与国际接轨，对外投资政策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备。
2000年10月，中国“十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出现重大转变，对企业对外投资由以往的限制转为鼓励。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对外投资的政策，为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制度环境，表现为：
首先，在境外投资项目审核上，大大放松了管制。2004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提出了国家在境外投资方面基本操作模式。商务部同期也出台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替代了原有的《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是对1991年《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的取代，其重大突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取消了政府境外投资的审批权，取而代之的是核准权，审核环节上更为简洁。放弃了实施已久的两道审批程序，企业无需再准备可行性研究报告，政府主要侧重于确定投资主体、投资方向及合规性的审查，不再考虑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
――各级审批权限均大幅度放宽。国家主管部门原审批限额为中方投资额100万美元以上项目，而新设定的国家主管部门核准限额为资源开发类3000万美元以上、大额用汇类1000万美元以上，分别提高了30倍和10倍。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规模也相应大大增加。
――明确了政府在企业境外投资问题上主要发挥引导、服务和支持作用，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无需征求政府意见，具有自。商务部2004年颁布的《规定》指出，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无需满足增加外汇收入等国家需要，而是根据自身发展决定海外投资行为。此外，2004年《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相对于1991年《编制、审批规定》更注重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批复时间由原来的60天缩减为20个工作日，还严格规定了各个环节的回复时间，防止因为某个环节导致批复机构境外投资效率的降低。
其次，中国政府对待境外投资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政府在逐渐放松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管制的同时，还制定了实质性的资金支持策略。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2004年10月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带动国内技术、产品、设备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等四类境外投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于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但企业自身资金实力尚无法完成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的“境外投资专项贷款”（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35号），该《通知》增加境外投资的用汇额度，总额度从33亿美元增加至50亿美元。并扩大试点地区外汇局的审查权限，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权限从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2006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明确表示，外汇局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手续，取消全国境外投资用汇规模限制，满足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需要。
第三，境外投资的后续监管日益规范、健全。原体系政府对境外投资最初的审批非常严格，但是审批过程结束后，政府对境外企业后续经营情况存在着管理不足。新的体系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审核环节松绑的同时，在境外企业日常管理环节上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加大了后期的监管力度。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从规范性和投资业绩两方面制定了考核境外企业的具体细则。上述两个办法目前正在实施，并不断完善。新政策体系中的这些举措，对加强境外投资的宏观监管，掌握境外投资变动情况，促进境外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上述两个文件外，商务部于2004年11月下达了商务部关于印发《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的通知。以上三个文件共同规范了中国政府在境外投资方面的监督与服务工作。
第四，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为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出资形式的企业对外投资、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商务部、外交部和发改委分别于2004年7月、2005年10月和2007年2月联合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商务部还定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统计公报》，并制定了《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为了提高核准效率，保证企业境外投资不至受到延误，政府甚至还在各个环节上均明确了批复的时间限制。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展望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直接投资核准制度、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对外直接投资监督与服务政策三部分组成的政策体系。随着国际化步伐加快，在新的全球经济竞争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将继续调整和完善。呈现以下五大趋势和特点：
1、对外投资的立法工作将进一步加强。目前，中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仍然缺乏一部纲领性的、权威性的法规，以便能够从整体上协调中国整体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发改委的《办法》和商务部的《规定》均是以国务院部门政策的形式出现，是一种行政管理政策，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其他境外投资相关规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要保证中国“走出去”战略能够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一部能够总体上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从而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以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
2、对境外投资的服务支持体系日益健全。境外投资服务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和积极发展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同时展开的办法。“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管理部门职能，建立更为清晰的境外投资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境外投资服务方面的措施，更好地做好公共服务，加强为市场主体服务的精神，积极鼓励境外投资服务性商业机构（包括国外环境调研分析、海外法律服务、财务服务和税务服务等各种机构）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8
前景：中国继续被看好
由于中国较为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工资和近几年来国内市场的迅速增长，中国在过去十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所获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5%。2004年该数据创记录地达到了606亿美元，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9.9%。但其中包含了国内资金“迂回”投资的情况。据估计，20%-30%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真正的外商直接投资，而是国内投资转道外国重新投回中国的投资。这样做是为了享受外资所能享受的优惠税收或投资政策。
报告显示，中国服务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大多数投资都集中在房地产开发。
中国面临日趋激烈的FDi竞赛。许多国家――无论是亚洲的，还是东欧的，或者是拉美的――都在调整政策，以图吸引更多的外资。
报告认为，在如何最佳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中国还面临许多政策挑战。中国应保持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创造公平的税收体制；对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鼓励竞争；实现技术转让的最大化，引导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高科技产业；在内陆地区改善投资环境和与投资者的关系。
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包括简化复杂的投资审批程序，通过减少政府部门职能重叠、重复登记和繁琐的审批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改革司法体制。
“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国内资金迂回投资的情况会消失，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会降低，但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不会减少。”报告认为，合并两个现行税法是统一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最佳方式。两税合并后可以消除现行体制下的一些税收扭曲，包括对研发投入、工资、营销和折旧的税收扣除限制。
“对非直接投资项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应是中期目标。在目前情况下，进一步大规模的对其它投资项下(非证券、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不应被优先考虑。”报告在中国对外资本开放问题上持较谨慎态度。
报告指出，很多国家对银行存贷款和其它金融交易的自由化都伴随着资本流动波动的提高，特别是当存在对汇率盯住的投机和危机时。中国现行的管制并不完全有效，还不能消灭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当前更重要的是确保宏观经济管理和国内企业，特别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是高度有效的。对资本流出的自由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对外汇储备的积累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吸收流动性问题上，可以考虑如允许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一些高信用等级的机构在国内市场发行债券等其它一些政策。
报告指出，内陆省份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可以有所作为。
判断：未来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三转向
在诸多观察家眼里，政府投资和FDi是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两大动力。在日前世界银行的《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中，描绘出了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现状，指出未来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将转向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转向高科技行业。
据统计，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占全世界所有外商直接投资的6.5%，占发展中国家所获外商直接投资的25%。2002年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2004年中国所获的外商直接投资创记录地达到了606亿美元，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9.9%。而据世行专家预测，2006至2010年期间，在预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2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预期中国将占到30%左右。
报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分布并不平均。其中，沿海省份获得了90%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政策鼓励去西部投资，但外资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在2004年，西部省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到总额的2%。
行业分布不均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一根软肋。外商直接投资也更多地集中在工业，上世纪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60%集中在工业。2004年，75%的外商投资集中在工业，其中71%集中在制造业。而服务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20%，大多数集中在房地产开发。银行和公共设施等在其他国家往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行业，在中国所吸引的投资非常有限。农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一直保持“快步前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总额的比例较小，在过去五年内，外商直接投资平均仅占投资总额的5%，比匈牙利、捷克共和国、越南和新加坡等国要小。按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中国也不能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接收大国。并且，据估计，20%-30%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FDi，而是国内投资绕道外国重新转向中国的投资。而这样做是为了享受外资所能
享受的优惠的税收或投资政策。
有专家发出了中国经济对FDi的依赖性高以及产品附加值不高的担忧。但可喜的是，中国正在尽力摆脱“世界工厂”的烙印，而向创新中心嬗变，在研发环境、设计思路、创投方式、营销战略上，都开始和国际接轨，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按照现在的趋势，中国在新的“十一五”规划期间将会吸引充足的外商直接投资。这将为中国调整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带来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本身在不断变化，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报告主要作者赵敏指出，今后五年，中国将更关注平衡发展。“五个统筹”意味着要更多地关注国内发展，区域均衡发展和降低资源损耗。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这“五个统筹”要求投资更多地转向国内市场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转向高科技行业。
报告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以往许多不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或有所限制的行业在下一个五年中会向外商投资开放。这些障碍的扫除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投资进入银行、保险、电信、物流和交通等服务行业。同时，中国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上的有作为，能吸引更多的高附加值产业。其次，中国过去几年中对于高等教育的大力投入会在今后得到回报。因为外国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地的教育水平。
2004年，75%的外商投资集中在工业，其中71%集中在制造业。而服务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20%，大多数集中在房地产开发。
建议：加快外资“西进”步伐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FDi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加多元化的形式涌入国内。然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分布极不平衡。据统计，沿海省份获得了90%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政策鼓励去西部投资，但外资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进入西部的FDi份额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从九十年代的5.22%下降到2003年的3.25%和2004年的2.88%。
机会与挑战并存。日前世界银行的《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东部省份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给中西部省份带来了契机，同时，低成本并不能保证产业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内陆省份和中央政府在吸引外资西进运动中都可以有所作为。
“外国投资者也可能选择亚洲的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生产产品销往国际市场或销往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同样，投资者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和成本-产出效率来应对东部地区企业成本不断上升，而不是简单地搬迁。”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报告主要作者赵敏指出，而东部的产业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远远超过了成本增长，使得企业不愿搬迁。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9
关键词：外商投资；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对策探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有效弥补了我国资本要素不足的经济发展短板，是促进我国经济有序、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苏州作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城市，其对外商投资的运用规模与效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苏州经验很值得我国许多工业城市借鉴。2015年，苏州市全年实际使用外资70.2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6.7亿美元，占实际使用外资的38.1%；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项目实际使用外资33.8亿美元，占实际使用外资的48.2%。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深化的双重背景下，为实现经济增速平稳换档、产业结构顺利转型、经济驱动高效转变，苏州市应该进一步的扩大外商投资的规模，优化外商投资的质量，提升外商投资的利用效率。因此，本文首先对苏州的外商投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继而构建时间序列计量模型，分析苏州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这对研究发达地区城市实现外商投资规模与质量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主要变量说明与计量模型构建
1.1主要变量说明
为对苏州市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定量影响进行深入考察，文章利用1997～2014年苏州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等相关数据，构建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2.0，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等。
1.2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分析苏州市1997～2014年以来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苏州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并且苏州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带动经济增长1.75%，这说明外商投资对苏州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苏州市应该进一步挖掘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
2研究结论及对策
综上所述，外商投资对苏州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苏州市应该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外资利用规模、提升外资利用效率，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1）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与外资政策，给外商直接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外商投资方面给予了不少的优惠政策，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处于一个带有地方政府主观色彩的临时性政策，缺乏一个合理、稳健、共赢、可持续的常态化外资政策，这其实不利于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与外资政策，给外商直接投资营造一个稳定、良好、可持续的投资环境。（2）要加快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政策设计，通过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切实提升外资的效率。首先，要对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一次完整的规划，外资的引入要完全符合地区产业结构规划，真正提升外资的使用效率；其次，对于外资引入的优惠政策，不应该对本地民族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不能一味追求外资而忽略本地企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对外资效率的隐性减弱。（3）要注重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进而快速的提升江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毫无疑义，随着我国土地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加之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增多，许多低盈利水平、技术水平的外资很难继续留在我国，且我国对此类外资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在利用外资的形式上，要多注重高科技、低污染、高盈利性质外资的引进，全面促进江苏企业的创新能力水平提高。
3结束语
总而言之，苏州应该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发展机遇，充当改革开放的攻坚者，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开放经济下的竞争力，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张锦汇单位: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
参考文献：
[1]汪发元,常春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2]姚树洁,冯根福等.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
[3]夏杰长,姚战琪.服务业外商投资与经济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3).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篇10
影响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相关法律、政策法规及以双边甚至多变的投资条约。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1.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措施
这一类措施是只对进入东道国建立各类服务性企业和机构加以种种限制、管制,甚至禁止;或者采取自由放任态度。限制和禁止的措施具体包括有:(1)对于国内特定的服务业部门或企业,完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2)由倾向性的限制或鼓励某类投资方式;(3)对服务业投资的地域限制;(4)对服务业投资的企业数量的限制。
2.与国民待遇有关的措施
这一类措施会影响服务业外国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这些措施决定了外国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所得到的待遇是否高于、地域或等于国内企业。内容主要包括对企业的税收、外汇、借贷、进出口、投入产出和进入当地市场的种种规定,很多方面使大多数跨国服务企业考虑是否进行投资时的关键因素。另外,这类措施中很多涉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所禁止或限制采用的内容,主要有关原材料采购和进出口平衡等。
3.其他有关措施
这一类措施虽然在理论上不像上述措施那样会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造成影响,但在实际上可能会发生作用。如,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鼓励措施;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措施,与外资资本安全相关的以及与外企撤出权相关的措施,包括保护措施和担保,有关政府强制没收、国有化、赔偿和争端解决的规定;一般性法令框架,如对垄断的规定,竞争政策,审慎性的规定及对知识产权和消费者的保障等等。所有这些都会间接影响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工具主要是法律、法令、规定、规则、政府文件等,可以通过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进行,以达到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以上各种政策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采用限制措施,这是从整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考虑,实际上却是会给服务业带来损失的,因为这一措施主要保护了国内服务业的低效率、低技术水平、低发展速度和高昂的服务价格。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看,这类措施对东道国服务业的伤害是很大的。但如果从一国整体来看,该类措施对一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的完整性所带来的好处却不是能够简单加以衡量的。当然,随着国家目标的变化,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些措施都在不断地加以调整和放松。这一点在最近金融业的政策方面体现尤为明显。
二、我国吸引外国投资服务业的政策阶段
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利用外资工作进入政策调整和外商直接投资低速稳步发展时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开始从注重数量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方向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了引导外资投向,使之更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1995年6月联合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做出明文规定。1995年国务院决定将金融领域外资试点城市在原来13个的基础上扩大到24个,即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到1996年底,全国已经批准建立各种金融机构148家。保险业利用外资,以1992年中国允许外国保险机构在上海有条件地试办保险分公司和合资保险公司位初始,1995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广州。1997年12月又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修订,使之日趋合理和完善。产业目录调整后,我国重点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和出口创汇产业。
第二,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向结构优化发展,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外商投资领域,尤其是在服务业方面。例如,外商获准对金融业的投资范围不断扩大;中外合资外贸经营和商业零售业企业获准试行;允许设立中外合营合作进出口商检机构;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会计市场;允许设立中外合作航空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国内航空市场等等。在加入wto后的前五年内,每年有四个新的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2003年7月10日中国开始全面实施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制度,截至2004年11月26日,已有23家境外金融机构的QFii资格或中国证监会批准,批准投资额度总计31.75亿美元。这表明中国证券投资吸引外资的步伐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止如此,金融业开放领域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2003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向外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公告。自2003年12月1日起,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可在已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商务部公布自2004年6月1日开始实行《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规范商业零售业对外资开放。此外,我国政府按照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扩大对外资的准入,商务部颁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允许外资在华设立投资性公司。
三、我国吸引服务业外国投资的政策传导
从最初颁发《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相关政策开始,政府通过对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做出明文规定来指导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方向。1997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后,对外资的鼓励重点转向基础设施等领域。而对外商金融业投资获准范围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外商在这一领域的直接投资,中外合资外贸经营和商业零售业企业的运营也获得准许。由于政策调整后,部分优惠政策的取消,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在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1999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仅为113.65亿美元。其占FDi总额的比重也在持续下降,2001年降至20.21%。这一阶段服务业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与上一阶段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外商投资于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的比重相对下降,商业、饮食业和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及仓储业投资比重上升,成为该时期外商投资的热点。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全面与国际接轨,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也在加深,这对我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02年至今,服务业利用FDi合同额一直稳步增长。这与我国这一时期实施的吸引服务业外国投资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在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投资的重点逐步转向服务业,而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的服务领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0年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为20.06亿美元,而2004年则达到了33.59亿美元。而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逐步上升,其占总值的比重却一直较低且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服务业利用FDi流量的比重为29.7,而2004年则下降为21.9,与国际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