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言
2015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制造”的概念。指出: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制造业是我们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在这一宏伟战略下,天津面临着制造业产业改革的重任和历史机遇。“十二五”时期天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7万美元,年均增长12.3%,“三二一”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5年底,天津制定了“十三五”规划,其中指出天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综合实力不够强、经济总量不大、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等等。目前天津正值历史发展的最佳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五大战略叠加,发展潜力巨大,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加快天津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的改革,在新常态下,充分利用外商对津直接投资的良好契机,加快制造业从传统到现代的改革,拉动其产业结构升级,向着新型制造业快速发展。2014年外商及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数目达到了1577个,较1999年增加了43.8%,2014年外商及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销售产值达到了10617.7亿元,较1999年增加了8.65倍,由此可见近年来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确实大大促进了天津制造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从理论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主要通过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主要还是沿用了FDi对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原理,钱纳里(H.B.Chenery,1966)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一定程度解决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技术和资本这两大两缺口。弗农(1996)提出产品周期理论,把产品周期分为创新与市场引入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顺应以上周期变化,在成熟产品向东道国转移的时候引起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赤松要(1932)提出了雁型模型,一国某一产业的发展大致经历进口、本地生产、开始出口、出口增长等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的更替中东道国的产业结构随之升级。小岛清(1978)提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此理论提出对外投资应从投资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及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这些产业对于东道国来说却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能够有利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小泽辉智(ozawal,1992)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他认为引起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间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中外很多学者都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第一是技术溢出效应,Kokko(2001)、marin(2006)、nguyen(2008)、Barrios(2005)、Fiore(2007)等大多数学者通过对英、法等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Bosco(2001)、Barry(2001)等一些学者也使用了不同国家的数据经过实证检验,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的或者不能确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是就业效应,刘诗白(2005)指出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力会从制造业中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流动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随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罗良文(2007)选取1984-2005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产业,大大促进了该产业的结构升级。第三是资本挤入和挤出效应,Lubitz(1966)根据加拿大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引致加拿大3美元资本的形成,从而有利于该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构建了投资方程,也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刺激了该产业的内资投入,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问题,中外学者也给予了关注和研究。BarrioS和strobl(2002)、Glass&saggi(2002)、marin(2006)等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将吸收能力做成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函数,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吸收能力的重要性。Driffield(2001)、narula(2004)、Barrios(2005)等学者认为东道国制造业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会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东道国,东道国的企业竞争效应明显出现,在竞争效应的刺激下,东道国的企业奋起直追,从而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Brios(2004)、Lutz(2004)、Sabirianova(2005)等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开放程度也是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多数研究表明,随着东道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应用到东道国的制造业生产中,变成实际的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东道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确实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大量文献研究发现,基于整体总量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多,但是针对于制造业单独产业的研究很少;基于中国整体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多,但是针对某个单独城市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的数据,针对天津这个传统制造业城市,搜集相关数据,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分析
(一)变量选取
1.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tJStR)关于制造业产业结构水平的评判标准,中外学者都给出了一定的计算方法,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制造业密度为标准进行的分类,使用天津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天津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水平。而关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划分标准,本文采用毛日,魏浩(2007)的方法。具体过程为:计算2003-2007年分行业的研发密集度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将二者相乘,然后将5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取数值较大的十个行业为高技术行业。经过统计计算,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十个行业。这些数据主要根据天津统计年鉴(2001-2015年)数据计算得出。另外,在数据的选取过程中采用了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而小型企业的数据代表性不高,而且制造业中小型企业比较少,部分数据缺失,查找难度较大,所以并没有选用小型企业的数据,但是这并不影响数据的代表性。2.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FDi)外商对天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数据,主要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1980-2015年)中的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投资情况中的对天津制造业直接投资的具体数据,虽然在这里包括了港澳台商企业的投资额,但是他们作为天津主要的投资地区,在天津制造业的发展中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就选用了这个数据作为外商对津制造业投资的数据。3.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KD)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主要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1980-2015年)中的按行业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明细中的制造业投资数额,部分年限缺失的数据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白皮书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4.天津制造业劳动力投入额(mL)数据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2001-2015年)公布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各类从业人员数量。这里选取的是制造业社会从业人员总数,这样使得实证检验数据更加准确。
(二)模型建立
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选取了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模型。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外商对天津的制造业直接投资从2000年开始呈现出稳步增加的趋势,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外商投资力度大幅度增加,直到2014年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832944万美元,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较2000年增长了4.8倍之多。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外商对津的制造业投资不降反升,主要是因为天津制造业基础较好,天津近年来的发展迅速,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在良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环境下,吸引了大批外商来津投资办厂。再来看看内资的投入额,进入到21世纪,天津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天津制造业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6年开始,内资投入力度大幅度增加,直到2014年内资投入额为4028.83亿元,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较2000年增加了28.2倍,可见政府大力扶植天津制造业发展的力度确实很大。最后看看天津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随着内外资投入力度的增加,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人数也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2013年就业人数249.97万人,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较2000年增长了33.3%。从总体来看,随着制造业外商和内资投入额的增加,产值不断攀升,而从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远远小于产值的增长速度,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天津制造业正在经历着从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过程,大大推动了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选取外商对津制造业直接投资总额、天津内资投入总额和天津制造业年从业人员总数3个变量,构造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因果关系,构造的模型为:tJStR=α1+β1FDi+β2KD+β3mL+ε。(1)其中,tJStR为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状况,FDi为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KD为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mL为天津制造业劳动力投入额。为了抑制异方差的出现,在实际回归过程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即:lntJStR=α1+β1lnFDi+β2lnKD+β3lnmL+ε。(2)(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eviews6.0对上述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首先通过lntJStR和lnFDi、lnKD、lnmL三个变量做散点图,发现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外资投入、内资投入以及从业人数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然后对模型(1-2)做单位根检验,这里选用了aDF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2来看,除了天津制造业结构水平以外,剩下的三个变量都是在一阶滞后项的情况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该序列是平稳的。接下来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3来看,变量都经过了5%水平下的检验,说明该序列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虽然根据aDF检验,一阶差分是稳定的,但是通过了协整检验,并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变量回归模型依然可以代表一定的经济含义。(见表2)根据回归结果可见,可决系数R2为89%,说明有89%的变量可以解释,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同时F值为34.57,Dw值为1.98,均通过了检验。下面对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第一,与原假设相同,外商直接投资与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正相关关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20.61%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天津制造业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2001年日本丰田汽车开始在天津投资本厂,带动大量跨国公司大力投资天津制造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力度的不断增加,为天津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支持,随着一些先进设备的引进,天津从传统制造业开始向先进制造业转变。在十二五期间,天津成功引进丰田汽车、空客a320等一系列世界500强企业,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50%,装备制造成为万亿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石化、冶金、轻纺等传统产业实现了改造升级。这些都与外商直接投资息息相关。第二,制造业内资的投入是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变量。从实证结果来看,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42.75%的贡献,其贡献率要远远的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率。天津制造业是天津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的投入一般较大,需要政府增加投资力度,并且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天津政府不断加大了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并且着重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开始重视制造业的生产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制造厂商,天津政府鼓励建立科研中心,依托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高校,加大投资,促进校企联合,力争快速转化生产力。内资的不断投入必然带动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也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变量。从市政结果来看,制造业从业人数每增加1个单位,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10.21%的贡献,其贡献率虽然不如外商直接投资高,但是也会大大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天津制造业中的大多数企业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人员的技术水平、素质等等都会影响制造业的产出水平。近年来,天津的整体就业情况有所好转,随着制造业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和一些专业技能院校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越来越多,天津制造业整体工人素质大大提高,具备专业技能的员工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一)调整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结构
天津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生产技术、管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津的制造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和内资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建设资金方面的缺口越来越小,利用外资的迫切度较改革开放初期大大降低,但是这并不代表天津制造业不需要外资。现在正值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看到天津制造业的基础很好,但是高新制造业的水平相对落后,所以在引进外资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高技术制造业的引进,利用国外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弥补天津制造业水平不高的劣势。引进国外的高技术制造业不仅可以快速提高天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最重要的是有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可以辐射到天津制造业内部,带动全部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辐射到其他产业,在产业关联效应的作用下,带动天津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适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出,为了理顺产业发展链条,推动产业有序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北京主要发挥科技创新中心作用,天津优先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河北积极承接首都产业功能转移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在新时期,天津制造业引进外资的过程要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更多的关注外商的生产领域和技术水平,根据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要求,充分整合天津制造业的现有资源,为能够顺利引进先进制造业搭建更高的平台。在引进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一方面会给天津制造业注入新的血液,提高天津制造业的生产水平,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天津制造业的竞争力度,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护传统制造业而将先进的技术拒之门外,应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利用好外资,加快传统制造业的改革,提高天津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三)不断提高天津制造业的学习吸收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天津制造业溢出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本地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今后,天津会不断地选取高技术水平的投资厂商,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能否做好对接,更多的学习借鉴,在新常态下,结合天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学习吸收外商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学习、吸收、创造是未来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经之路。现在我们正处于学习吸收阶段,所以要求从领导到员工,放下姿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素养,在生产实践中勤于思考,结合天津的生产实际,不断研发新的产品,从而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同时推动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四)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双项工作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2
根据国际上的前期研究，FDi行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是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区别于人们在早期的看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转让作用是FDi溢出效应最为重要的来源”，人们发现，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与东道国本地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认为，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给东道国本地企业造成的竞争压力也是促使FDi溢出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而东道国本地企业在FDi的竞争压力下所激发的竞争能力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改善过程就是FDi产生溢出效应的过程。
然而，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竞争也并不都会导致本地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前期研究中内外资企业的竞争最终导致东道国本地企业竞争能力被削弱的例子也同时存在（Haddad和Harrison，1993）。因此，“东道国的本地企业如何在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得以提高”、“什么因素促使了溢出效应的产生”是我们在案例研究中所关注的焦点。
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1987-1994年间我国的移动电话行业刚刚起步。在此期间移动电话市场发展缓慢，基础设施也不完善，而且使用费用很高，因而7年间手机用户只发展了150万用户。1994-1998年间我国移动电话市场步入了稳步成长阶段。在此期间由于邮电分离、电信改革以及电信资费大幅下调和手机价格的一再下调等原因，到1998年底移动电话用户增长到了2500万，4年间增长了17倍。1999年后，我国移动电话市场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至2002年底我国手机用户规模已超过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一位。
伴随我国移动电话市场的启动和发展,我国移动电话制造业的局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我国的移动电话制造业原本是一个空白，因此，从1987年该行业兴起开始，外资企业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垄断。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模拟手机市场几乎由摩托罗拉一家公司垄断；1994年中国数字移动通讯网建成后，诺基亚、爱立信也开始迅速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从而形成了三大巨头逐鹿中原的局面。
1999年以后我国移动电话制造业企业才开始艰难地起步，经过了几年的快速追赶，到了2002年，我国移动电话制造业企业也发展到12家，市场份额已从零发展到了接近40%。2002年以来，行业内内外资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使整个行业的品牌集中度逐渐下降，表明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已经从垄断步入竞争状态。
透视我国移动电话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全球移动电话行业自身的发展、中国市场需求的特殊变化以及中国政府适时的政策引导都起到了助推和催化的作用，而来自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和内资企业基于争取生存而激发出的能力和智慧成为了最终获取FDi溢出效应的原动力。根据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发展轨迹，我们将下面的分析分成两个阶段。
一、行业竞争分析与FDi溢出效应：1999年以前
1999年以前，国外的移动电话制造企业垄断了整条产业链，外资企业的运营模式也是从芯片开发到产品生产一直到最终销售，全部过程都是由外资企业完成，因而行业一体化程度非常高，使行业具有很高的进入障碍。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Donald.Lessard教授关于“行业国际化潜力”的分析模型，我们可以看到，移动电话行业由于同时具有“全球范围内需求的高度一致性”、“规模经济要求高”以及“少数公司独享显著的竞争优势”的特征，因而它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行业。在这种具有国际化特征的行业中，那些因跨国经营而享有规模经济的国际企业相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土企业都拥有难以逾越的优势。这正是1999年以前摩托罗拉等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真实写照。
根据移动电话行业自身的特点，外资企业的产品最早可以为中国市场所接受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和价格。其中，技术是移动电话这一新型产品被中国市场接受的基本功能要素，而价格则决定了市场上有效需求的规模。外资企业由于独享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采购和全球销售又使其有能力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因而进入中国市场后就自然地形成了垄断的局面。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本地企业而言，也正是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一体化产业链造成的高额壁垒、加之庞大市场形成的规模经济，任何一个我国的本土企业都难于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零的突破。这也是为什么在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十年之久的时间里外国品牌仍然独霸市场的原因所在。由此，可以认为，在1999年之前，即使外资进入了中国，由于巨大的能力差距，外资企业在这一行业中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二、行业的竞争分析与FDi溢出效应：1999年以后
1.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厂商经营模式的变化。
1999年之后，我国移动电话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引起巨大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扶持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业政策的出台、国内移动电话市场新需求的出现以及国际移动电话行业快速发展为我国国产移动电话企业创造的契机。
首先是政策的出台。1998年底，国家为了扶持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业，以国务院文件的方式明确了扶持国内移动通信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涉及市场准入、技术转让、市场控制、资金扶持、自主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在市场准入政策方面，信息产业部决定采用许可认证制度扶持重点企业。1999年底，九家本地企业被确定为发展移动电话的重点企业(定点生产企业)；与此同时，国内于1998年底不再审批外商独资及合资的移动通讯产品生产企业。在市场控制政策方面，对进口移动电话采取了限额，同时限制了外商在大陆生产移动电话的产量，并且对输入零部件的总量也进行了控制。在技术方面，国家明确了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强力支持并且还提出了强化独资及合资企业的技术转让制度等有利于国产企业发展的措施。除此以外，国家还在资金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扶持政策。
其次是中国市场新需求的出现。随着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我国移动电话的市场需求出现了价格敏感和需求多元化的双趋势。
移动电话作为高科技新产品初次上市时具有高价格的特点，消费者更多地是注重这种新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对价格的敏感性不高。然而随着移动电话核心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移动电话市场的迅速扩大，移动电话用户对移动电话价格的敏感性也迅速上升。一项市场调查显示，价格在2500元以下的中、低档移动电话是最受大多数消费者欢迎的。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根据CCiD的一项调查结果发现，2001年国内移动电话的消费需求趋向于追求展现个性与时尚，其中移动电话的外观和新功能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与此同时，调查还显示移动电话的用户呈现了年轻化趋势。
第三是移动电话企业经营模式的变化。由于国际移动电话市场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来曾经一体化程度很高的移动电话行业随着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技术外溢，逐渐形成了一批在各个产业链上各有所专的厂商，例如韩国的三星、LG、法国的wavecom和sagem等，使得1999年以后移动电话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请参见图2）。价值链的变化，影响了移动电话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移动电话产业一体化的趋势被打破，即使是移动电话三大巨头也不得不在竞争的压力下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的改变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芯片的制造上大部分寻找外部代工完成；手机的生产在自身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也倾向于利用外部的代工服务。国外厂商有逐渐放弃制造，重点转向移动电话设计和市场营销的倾向。例如爱立信就曾经在此过程中把所有的手机制造业务全部外包。
2.内外资企业的竞争与FDi溢出效应的产生。
国家支持国产移动电话产业发展的政策公布后，对行业的影响非常巨大。我国本土的移动电话生产企业也由此起步，开始了奋发追赶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就是我们所强调的FDi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
首先，国产移动电话企业跨入门槛。在国家“市场准入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本土企业获得了进入这一行业的入场券。然而初入门槛的中国企业自身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得益于国际移动电话行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移动电话的核心技术已经不是仅仅把握在少数几家巨头手中，而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但又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厂商又急于分享这一高速发展的市场可能提供的丰厚的利润，于是中外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合作就成为了现实的的解决途径。通过和国外厂商的合作，采购国外厂商的芯片模块，甚至是由国外厂商完成整个移动电话的设计和生产，国产移动电话厂商在短期内迅速具备了和国外厂商竞争的技术实力。与此同时，同样得益于世界移动电话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出现，使我国国产厂商在进入时期有机会绕开这一巨大的规模障碍，而通过向韩国、台湾的厂商购买代工服务，同时向韩国、法国厂商直接购买模块、外观设计等方面的服务来完成制造过程。除此以外，国家的“市场控制政策”同样为从零开始的国产手机生产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市场空间；国家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大力介入以及从资金方面的慷慨援手也为新生的国产移动电话企业得以在这种技术发展迅速的行业中生存下去提供了保障。
其次，成本压力下的技术进步与市场开拓。获得了生产牌照和核心技术的国产企业并不等于可以有把握地立足于市场，外资企业强大的成本优势迫使国内企业必须快速地实现生产环节的技术进步和国内市场的开拓。
在移动电话行业的技术层面，可以将技术划分为核心技术和应用层面的技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移动电话的主体核心技术相对成熟，厂商之间核心技术的同质化程度较高；但在应用层面的技术开发上确有明显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直接影响着生产企业的成本水平。总体来看，移动电话的开发设计大概有三个层次：引进部件组装（SKD）、购买GSm或CDma模快进行开发和装配以及基于参考设计进行移动电话的开发和生产。前两种方法相对比较容易掌握，但采购成本很高；而后一种方式虽然可以使采购成本大大下降，但技术的要求比较高。最初，国内移动电话厂商多是基于引进部件组装（SKD）方式，但迫于成本的巨大压力，一段时间后都在努力向后两种开发方式转化，这对于国产企业而言显然是一个技术进步过程。以波导为例，2002年基于参考设计进行开发与生产的移动电话就成功地打入了欧洲市场，成为了中国手机技术研发从SKD模式发展到CKD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国产厂商也采取了和国外厂商完全不同的市场战略。国外厂商由于进入中国早，其销售网络自然从收入水平高的中心城市开始，同时由于外资企业最初所采用制度自身对销售终端的控制力度不足，因而在二三线城市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的控制力都不是很高。当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企业进入市场时，中心城市基本已经被国外厂商牢牢地控制，因此国产企业把市场转向二三线城市。同时由于大部分国产移动电话企业都是由家电企业转变过来，对国内市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表现在渠道的建设上。因此，我国国产企业就依据这些本地知识和市场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赢得了大片的二三线城市市场的份额，从而赢得了使成本水平有可能因市场的扩大而下降的机会。
第三，本地知识助国产品牌立足“高端”市场。
国产移动电话生产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市场定位于中低档产品。和其他行业的本地企业一样，国产移动电话企业曾期望通过利用本地的低劳动成本以及零部件当地供应等当地优势来建立企业自身的优势。然而，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对于移动电话这种非常国际化的行业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原因在于，国际上移动电话行业起步比我国早，进入我国的国际企业不仅在技术上占主导地位，而且一方面由于其拥有广大的国际市场而在综合成本上也占据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后广泛的本地化过程已经将中国本土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化为企业的自身优势，这方面已经与本地企业没有区别。因此，综合以上两方面，特别是加上国际企业在国际品牌方面先天的优势，国际企业在提供基本功能的手机方面，也就是在所谓的低端市场产品方面，几乎占尽了优势，国产企业完全无法通过价格战来与之抗衡。
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多元化的新需求的出现为艰苦跋涉中的国产企业提供了新的生机，这种追求时尚、张扬个性的需求潮流被当时的市场认知为“高端市场需求”。与提供基本功能的低端市场不同，这种高端市场需求更注重于靓丽、精致的外观及新功能的实现，从而把对价格的苛求看成了第二位的要素。与其他一些高技术产业的高端市场的概念有所不同，支持我国移动电话市场这种多元化需求的技术并不是属于核心技术的层面，基本上是基于应用层面。例如：可拍照手机只是在传统手机的基础上增加摄像功能、图像处理功能等，并不涉及核心技术的改变。而在我国市场上出现的对手机产品的这种高端需求具有明显的本地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需求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以我国为主要发源地的，不是从国际市场传入的国际流行趋势。这样一来，对于本地需求更加敏感的本地企业立即把握了这种商机。于是，高端市场战略成为了国产移动电话企业突出重围、另辟蹊径的制胜法宝。这里，移动电话行业底层核心技术和mmi等应用技术的分离再次为国产厂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技术环境。国产厂商在了解市场需求后，在自身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可以从外部及时获取针对此项需求的技术服务，迅速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又进一步大大增强了国产企业的竞争力，使国产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潮流及时推出自己的产品。
第四，国产移动电话企业竞争渠道优势突出。
虽然在塞迪2001年移动电话消费行为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购买移动电话产品的渠道由单一化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但消费者仍将移动电话专卖店和通讯商店作为购买移动电话的首选渠道，因此对销售终端的控制权对于移动电话企业来说特别重要。
以摩托罗拉、诺基亚为代表的国外品牌最初大多是实行机型包销形式的制进行销售。这种制层级较多，每层利润微薄，在信息流、物流以及市场终端控制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弱。而且商往往热衷于产品销售，而对产品售后服务、信息反馈则表现不尽人意。我国移动电话厂商进入这一行业较晚，有机会认识摩托罗拉、诺基亚在销售渠道方面的弱点，因此在渠道建设上没有盲目地模仿国际企业的做法。在国内移动电话企业看来，移动电话最好的销售体制是区域制，这种制相对来讲使市场结构更加扁平化，也使生产商对零售终端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有利于控制价格和利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入移动电话市场的国内品牌，尤其是tCL、海尔、厦新、海信、康佳等家电品牌，都具有经营多年的营销网络和营销经验，特别是在二三级城市市场，明显比国外品牌占有优势。这些品牌对中国消费者的熟悉程度高，市场信息反馈及时，渠道管理效率高，物流成本低，可以在利用自己的渠道在推广产品的同时兼顾对客户的售后服务。此外，根据国内消费者在购买移动电话这类功能比较复杂的产品时常常需要销售人员进行推荐和介绍这一习惯，部分国产移动电话企业给予销售人员很高的佣金，这种对待最末端的销售人员策略上的灵活性也保证了国产企业的竞争力。
第五，国际企业在国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下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
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企业的急起直追，使外资企业原有的竞争地位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国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为了维持其市场地位，外资企业在技术、成本以及渠道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进一步努力增加其竞争实力。首先在技术方面，为了应对国内企业的本地化知识创造的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必须考虑中国本地市场的实际情况，从而纷纷在中国设立研究中心，一方面加快设计本地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国外新近技术对中国的转让。例如诺基亚推出的首个能手写输入汉字的6108型号的手机，就是由诺基亚北京研究中心专门针对国内市场而设计制作的。在成本方面，随着国产厂商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厂商同样也在积极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他们的目标不仅是针对中国一个国家市场，还将中国作为了其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在渠道方面，国外厂商也积极寻求对策。根据在中国的经验，外资企业减少了在全国的总，向国内企业学习也实行区域制。例如，诺基亚在2002年下半年就在国内对自己的销售渠道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变革。除此以外，外资企业在保持中心城市优势的同时，也积极地面向二三线城市开拓市场；并且设法加强售后服务网络的建设，提供新形式、高质量的服务。例如摩托罗拉就把授权全质量服务中心的数量由20余家扩展到现在的40余家，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级维修服务网点数量也突破了500家。
第六，国产移动电话企业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企业为维持其原有市场地位而采取的各项措施都对刚刚起飞的国内移动电话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具有丰富国际管理经验的国际企业在近几年的酣战中也积累了大量的本地知识，在这方面与本地企业能力的差距正在缩小；另一方面，依靠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全球营销的能力，国际企业基于其国际化经营的竞争优势有可能会在今后进一步加强。然而，综观目前我国移动电话市场的竞争态势，无论从基于现有二代技术的新产品的推出还是从对三代技术的把握方面，我们发现，从快速追赶中走过来的我国国产移动电话企业都已经基本具备了与外资企业进行对垒的能力。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外资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实际上拓宽了国产企业获取溢出效应的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刺激了国产企业的不断学习与追赶的过程。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内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我国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三、案例研究小结与启示
从以上对我国移动电话行业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我国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FDi的进入，FDi在这一行业中的溢出效应是我国本地移动电话企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源泉。
第二，在我国移动电话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内外资厂商的能力差距巨大，内资企业显然无法依据自身的能力跨越能力的障碍，从而无法跻身于这一新兴产业，因而也无从获得所谓的FDi溢出效应。
第三，我国政府对本地企业的相关扶持政策对于我国本地移动电话企业的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这些政策的作用集中体现为帮助本地企业缩小了与外资企业的关键性的能力差距，从而使本地企业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与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
第四，当本地企业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具备了与外资企业竞争的基本能力时，市场竞争对溢出效应的产生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我国移动电话行业内外资企业复杂的竞争状况中可以看出，竞争是在多个方面、多个市场上展开的，无论是在低端市场还是高端市场，无论是技术、成本还是品牌和渠道，两类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都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FDi溢出效应的产生，促进了双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3
中国从1978年出口的206亿美元,世界排名第32位,上升到2007年的1.2183万亿美元,排名第2位,占到全球商品出口贸易的8.8%。
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方式的影响。跨国公司广泛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使贸易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随着跨国公司出现后,贸易中间商、商的地位相对下降。国际化生产方式及利用各国比较优势的需要使加工贸易盛行起来,许多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加工基地。除了加工贸易,补偿贸易、国际分包合同等其他新型贸易方式也有所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对定价机制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主要通过“转移价格”(划拨价格)来进行。“转移价格”是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目标,在母公司和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交换商品和劳务时采用的交易价格,目的在于逃避税收,回避经营风险,加强公司的竞争优势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有可能和实际成本没有直接联系,因而具有很强的人为性。“转移价格”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市场的价格行情更加变幻莫测,同时模糊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关系,使贸易利益的归属难以计算。
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着重体现在东道国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上。一般说来,过去发展中东道国引进的外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开发领域。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转向东道国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东道国的出口就相应变为以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这说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促进。在进口方面,机械设备、原料辅料等资本品往往在东道国进口构成中占较大比重。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产品在东道国的进口构成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日益融合及共同发展的趋势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同步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的大幅度提升,国际资本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之与国际贸易规模的差距正在不断地缩小,二者之间的发展同步性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总量增长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两大重要标志和表现。这表明国际资本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带动国际贸易高速增长的原因,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又促使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相一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材料、初级产品在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制成品比例不断上升。在制成品贸易内部,高科技产品贸易成长速度比低技术产品成长快。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表现出的特点是投资方式开始从以产业结构转换导向型和资源开发导向型投资转为向技术创新导向型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型投资,表现为研究开发和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投资比例上升。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政策的相互结合。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融合的趋势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中已表现得越来越清楚。早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乌拉圭回合”就已经将投资问题列入谈判议程并达成了协议。在此轮谈判中修改和补充的《关贸总协定1994》规则涵盖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问题,旨在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扩展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
中国制造业贸易和投资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企业综合能力的提高,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业务逐的增加,单笔项目的收购金额也越来越大。同年我国境内企业共买下278家德国企业。可以看出,跨国并购正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仍处于探索尝试的阶段。
以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从传统制造业逐渐转变为先进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广泛,13个大类基本都有涉及。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以及国内制造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分布上呈现出从传统制造业逐渐向先进制造业转变这样一种趋势。所谓传统制造业,一般是指其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近几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的分布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己逐渐成为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但是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7年底,纺织业、钢铁业、造纸、木材加工等传统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上占绝大部分。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监管；引导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5-0000-0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稳定而高速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下降了16.9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从47.9%上升为48.6%，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从23.9%上升到40.1%，产业结构改变的总体方向符合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由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均衡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更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项目势必会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产生影响。
一、外国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有很多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普遍的结论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给一国产业带来技术上的进步、管理上的提高，从而提高产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当大量的跨国公司选择对某一产业投资时，该产业的技术水平、经济规模、劳动力价格乃至需求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该产业得到发展，而产业结构也随之相应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作用主要有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
据中国学者王夏阳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投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受到产业增加的投资、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国产化程度的影响，并指出当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逐年增加，但投资项目产业分布不合理，产业关联度和国产化率都不高，因此产业关联效应并不大。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主要受制于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合理，过度集中的产业投资反而会给产业升级造成一种阻力。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是指外资企业会通过技术外溢提高东道国的要素生产率，从而优化东道国的产业结构。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以更直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跟踪世界动态，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推动技术升级，为相应产业的升级提供基础。中国学者陈滔滔(2003)研究结果表明，充分竞争是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即在内外资企业竞争能力差距较小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本文赞同陈滔滔的观点，因为中国实际情况正是较有实力的企业一方面能够经得起外资企业进入市场带来的竞争冲击，另一方面实力较强的企业有优秀的学习创新能力，对于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能够较好地承接。对于竞争力薄弱的企业暂时还不适于完全暴露在与先进外资企业竞争的环境之中。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受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政策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效应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东道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环境、体制、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效应的大小。另外中国学者傅梦孜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东道国资源、技术、私有化及政策在一定时期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外资流入产业或部门，东道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也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此外东道国产业政策的变化也对产业结构演变有重要影响，产业政策是国家经济意志的载体，国家对某项产业进行扶植或者限制都能够直接影响该产业的发展。比如在中国政府逐渐放宽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管制时，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分行支行数量迅速增长，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这就是我国产业政策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方向具有很强影响力的一种表现。
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投资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但同时其带动作用又受到东道国自身经济政策条件的制约，有效地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趋于合理化。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产业结构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增长迅速，从“七五”时期的142.6亿美元增长到“十五”时期的2740.43亿美元，增加18倍，“十一五”时期的前三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以每年增加10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长，巨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在经历“八五”时期的60.80%超高速增长以后有减缓的趋势，到“十五”时期投资额又有所回升，至今一直保持了增长势头。在这一时期，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也经历了由契约式合资企业向产权式合资企业的转变。契约式合资企业、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等形式的投资风险较小，金额也较少，说明当时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优势。产权式投资方式的转变说明外商看到了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对中国市场前景看好，投资目的转为抢占中国市场等长远的战略目标。这样的变化无疑会加强外资和中国产业结构的联系，因为投资的长期性、战略性更容易与当地企业建立联系，产生关联效应，战略性投资也更倾向于在投资地区建立起适应本地市场的研发团队，通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促进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对该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也产生更明显的作用效果。
分析十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见表1)，可以看出外商对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热情一直不高，十年来占新增投资的比重一直较小；第二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外商投资的重点，2000—2007年八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70%左右都集中在第二产业，其中制造业占比重最大，2008年、2009年两年，第二产业的外资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2009年两年增速明显，且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一直是外商投资比重最大的一部分。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1.外商投资的结构性倾斜造成了三次产业结构偏差
在中国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愈加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部门。从数据的时间反应可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因素之一，并且对国家政策的调整反应相对滞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偏差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是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等东道国自身条件影响的，国家的控制和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屡次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修订，强调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国家发改委鼓励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严格控制“两高一低”外资项目进入，这些都表明了国家领导层进一步加强对外商投资方向的引导和控制的意图，避免因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偏差加剧的危险。
2.外国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上的变化新趋势
当前全球面临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必定会对外国投资者的决策有较大的影响，例如部分外国投资者在经济低迷以后可能就不在偏好高收益高风险的房地产业，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动荡也使能源项目遭遇融资困难，投资者资产的大幅缩水抵抗投资风险的能力也下降，对母公司危机的支援，这些都会使投资者对于再投资抱有谨慎观望的态度，由此解释2008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面对风险较小的农业基础投资开始受到重视，也是外国投资者应对经济危机寻求稳妥发展的一种表现。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评述了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设立企业数下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上涨，表明单笔投资规模提高。这正说明外商投资可能更集中于资金需求大、科技含量高的大企业，而减少了对科技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投入，这也符合我国宏观调控的预期。”总的来说，2011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资本市场动荡等挑战，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仍呈现出总量增长、结构优化等特点。
王鑫: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影响分析三、结论与建议
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对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也在加深，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合理利用投资，加大监管力度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不断增长，表明外商投资依然看好中国市场，而且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这是产业升级的一股积极力量。同时在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的背后，加强监管，防范热钱冲击造成大起大落，冲击实体经济已成为当下企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如何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挥最大效应，回避和减小其带来的负面作用，使外资真正为我所用是政府宏观调控应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一直都在发挥主导作用，它的两个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外资的监管和有效的吸引外资参与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来。在监管方面，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比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决定自2008年7月14日起对出口收结汇实行联网核查管理，对热钱的进入和抽离，进行严密监视；另外国家相继对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和对外债权实行登记管理，旨在对资本的流动实施更加严密的监测，加大对投机性资本的打击力度，防止资金集中外逃，避免对我国经济造成过大冲击，这些都显示了国家对外资的有力监管。
(二)抓住外商投资产业方向转变的契机，将优惠政策引导变为产业政策引导
政府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主要目标是促进外商降低对工业的并购力度，加大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减少对一般初级加工工业的投资，增大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的投入。从吸引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看，政府应着力构建好外商投资与产业结构的法律支持体系、资金支持体系和人才支持体系，从而引导外资投向高科技产业，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不断促进产业技术水平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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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5
关键词：入世；wto；外商投资；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2
入世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外资企业已经全面融入中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显著增强，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变迁的重要力量。
一、入世十年外商投资变迁
我国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加，连续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吸收外资逐步进入成熟阶段，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实际使用外商投资规模看，2001―201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累计346756个，合同金额达到11662.2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由2001年的468.78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1057.35亿美元，增长了125.54%，十年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7000.25亿美元。
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看，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对华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亚洲、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地区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2001―2010年来自亚洲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金额共4700.38亿美元，占我国十年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67%。十年来，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开曼群岛、德国和英国。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0%以上。香港一直占据着中国利用外资来源地第一的位置。
从实际使用外资的行业看，在入世以前，外商在服务业上的投资壁垒较高，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入世后，服务业市场准入放宽，服务业成为吸收外资的新的增长点，特别是金融业、电信业、物流业以及会计、法律、计算机等服务业成为外资流入的重要部门。近十年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额达4173.12亿美元，占所有行业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的59.61%，而截至2010年的累计数据表明，第二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62.85%）远大于第三产业（35.17%），这反映了近几年来第三产业越来越受到境外投资者重视的现实。
从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看，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呈现出以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的趋势，而外商独资企业无论在项目数还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方面，均大大超出中外合资企业。入世十年来，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中，外资企业为4976.8亿美元，占71%，中外合资企业为1641.86亿美元，占23.45%，而通过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形式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仅为4.1%和1.1%。近年来新增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独资化趋向。
最后，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正在改变。外商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占份额很少。2001―2009年，全国各省区的外商投资总额中，居前三位的省市依然为：广东、江苏和上海，占全国外商投资总额的48%，而西北五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仅占全国不到2%的份额。在金融危机后，外资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趋势显现，中西部吸收外商投资规模扩大，比重上升。
二、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中，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外资在促进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工商税收、扩大就业、推动进出口贸易、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突出贡献。外资在促进我国资本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尽管外资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除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外的重要来源。2001-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超过138000亿元的资金，在规模和比重上与国家预算内资金不相上下。
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家利税的贡献增加。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2001年为18.9%，此后除2008年外，始终高于18%，2003年曾达到22.21%。以外商投资税收为主的涉外税收（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占涉外税收的98%以上）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16%上升到超过20%。
第三，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外资企业带来的劳动就业数量也不断增加。2010年，外商投资单位和港澳台投资单位提供了1053万和770万个就业岗位，较2001年分别增长204%和136%。入世十年来，外商投资单位和港澳台投资单位累计提供城镇就业岗位高达7114.5万和5589.09万个。如果考虑外资企业生产过程中带动的上下游产业劳动力的增长，外资对中国就业的贡献更大。
第四，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保持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始终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入世十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实现56726.46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74%。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突破50%，2004-2007年达到57%～58%，2008年以来比重略有回落，2010年该比重达到54.65%。从进口情况看，十年来，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总额超过41500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进口总额的55.8%左右。2004-2008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比重接近60%，之后有所下降，2010年的比重与2000年水平相当。当前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比重与出口比重都在微幅下降，与近几年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产生的影响有关。
第五，外资投资在我国技术进步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随着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加大，外资技术扩散与溢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愈益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不仅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而且带来了有助于产业升级的技术。2010年我国制造业中实际吸收外资最多的三个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时也是技术引进金额最大的行业，共引进技术1061项，合同金额58.4亿美元，同比增长25.01%，占全国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的22.8%；同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技术引进金额38.4亿美元、同比增长0.36%，金额占比为14.97%，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技术引进金额22.7亿美元，金额占比为8.87%。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各类研发中心超过1400家。外商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不断扩大，有效带动了我国技术进步。
第六，外商投资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外资在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制造业作为我国外商投资第一大行业相对应，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商投资企业。我国以制成品进出口为主的贸易格局的形成，与外商投资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密切相关。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目前承担了我国大部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外商投资企业。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方式变化直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积极影响，近十年来，外商投资在我国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在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等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外商投资方式变化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市场结构重构效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效应以及人才培养效应，拉动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外商投资推动体制变革
入世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巨大的制度效应，在推动产权制度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宏观调控方式转型、法制建设，以及促进经济运行市场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以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制度变迁的独特道路。
第一，外资与内资企业相结合，促进了市场环境改善。随着中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外资流入重要大国，国内各界始终存在着对于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发展带来冲击，甚至威胁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担心和忧虑。这些担忧不无道理，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一些国家的开放实践，都表明外资企业，特别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可能会对东道国企业、产业，甚至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产生多方面冲击。事实上，外资企业确实曾对部分企业甚至产业格局带来了重要影响，有些还产生了较大冲击。但是，由于我国消费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并且受到收入水平、区域差异和不同消费文化的影响，同时存在多个需求市场，绝大部分产业可以容纳多家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存在，即使一两家跨国公司在某一时期暂时占据优势地位，也很难形成长期垄断的局面。加之在开放区域、产业和市场以及渠道方面采取渐进式政策，同时对民营企业开放，为本土企业发展赢得了空间和时间，较好地利用了跨国公司的外溢效应和促进作用，从上述行业的最新发展情况看，这些行业正在或已经形成了内外资企业同台竞争的局面，基本保持了竞争性市场结构。同时，我国为防止外商投资企业垄断市场，强化法制建设，形成了反垄断的法律体系，市场环境更加完善。
第二，外商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外商直接投资本身既是我国制度选择的结果，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受制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同时又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根源在于本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及我国为了利用外资进行的区位优势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过程，在宏观制度层面发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作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密切相关，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包括了宏观调控目标和宏观调控方式的变迁、教育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和市场体系的发育等。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也通过影响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影响着我国的制度变迁。
在信息不对称从而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速了我国国有产权和民营企业产权的改革，降低了国有产权的比重，提高了产权效率。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解决了国企改革面临的资本难题，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速了国有产权和民营企业产权的改革。
第三，利用外资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入世后，为了使外资立法更好地符合国际规范，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法规进行了修改，取消了与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相违背的法规政策，同时，对外资逐渐实行国民待遇，外资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已经终结。我国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已经与世界接轨。十年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颁布《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修改《专利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市场秩序得到有效维护，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逐渐向纵深推进。
四、提升外商投资水平
入世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外资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增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一些地区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急于追求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对外资的一些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一些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执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这给外商向我国转移高污染企业以可乘之机，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扩大，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也转移到我国。为此，入世以来，我国不断修订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禁止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鼓励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外商投资。未来在控制外商投资转移污染过程中，关键在于落实产业政策，严格执法。
伴随着外商投资规模扩大，我国制造业产能迅速扩张，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同时，也加剧了产能过剩，一批高耗能企业落户我国，消耗了大量本来就严重短缺的资源。在此背景下，我国必须坚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限制高耗能产业投资，包括高耗能产业的外商投资，积极引导外商对发展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投资。
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有些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经营战略中，利用其全球网络，通过制造亏损进行避税或者侵占中方资产，或者通过定价制度转出利润；在劳工权益方面，有些外资企业降低劳工保护标准，忽视劳工权益；一些跨国企业违反商业道德在华向政府官员或者合作伙伴行贿，以牟取商业利润；部分外商投资企业降低产品质量、产品安全、食品安全标准，损害消费者利益。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梅新育.“入世”十年：中国与贸易伙伴走向双赢[J].中国经济报告，2011，（3）.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2)提高对FDi的要求。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可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项目。对于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我们应该鼓励外资进入，而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对我国经济没有促进作用的项目，我们应该加以限制。一是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电话等家电和一般电信设备行业；二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应鼓励外资进入。对这些行业可以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同时，政府可给予相应的科研补助，放宽外资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于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四是对于目前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对于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如造纸和一些重化工产品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加大税收征管，限制外资流入。
(3)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将是现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任务。一是加快对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
参考文献
[1]BarroLee：《经济增长》，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杜江：《FDi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2年第8期。
[3]国际经济学（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4]江小涓：《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管理世界》，1999年第2期。
[5]赖明勇、包群：《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6]王元龙：《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空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薛荣久：《国际贸易》[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7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口;出口
一、现状分析
(一)FDi规模逐年增长,独资经营企业迅速增长
从2000年起,江苏省利用FDi快速增长。2000-2008年,9年累计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达1294.77亿美元,2006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174.31亿美元,2007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218.92亿美元,2008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251.2亿美元。随着一系列吸引外资优惠政策的出台,外商在投资中更加注重控股权,以独资方式进入的外商逐渐增多,且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各个领域。1985～2008年,独资经营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占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66.94%,29.55%,3.19%;2008年,独资经营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所占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分别为:81.54%,17.32%,0.81%。外资投资股份制企业为0.33%。
(二)FDi行业分布不均衡
2000年以来,江苏省的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以2008年的数据分析,2008年流向制造业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为70.18%。从制造业行业分布看,FDi主要投资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三)FDi主要投资于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苏中地区包括:南通,扬州,泰州;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由于三大区域的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地理位置等差异,导致FDi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在苏南,苏中,苏北投资额分别为:168.02亿美元,54.01亿美元,29.17亿美元。
(四)FDi来源向多国家或地区发展
FDi来源由以香港为主向多国家和地区发展。2007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第一位是香港,为67.40亿美元;第二位是韩国,为15.08亿美元;第三位是新加坡,为14.87亿美元;第四位是日本,为11.20亿美元,2008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第一位是香港,99.51亿美元;第二位是新加坡,达16.41亿美元;第三位是日本,实际外资额13.55亿美元;第四位是中国台湾,实际投资8.99亿美元,此外,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占有很大比重。
二、相关文献综述
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投资者应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将东道国因缺少资本和技术而没有发挥的潜在比较优势发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mundel.R.a.(1957年)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得出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或投资的方式进入别国市场,认为投资对贸易会产生替代效应,并且当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比较接近时,替代效应特别明显;Vernon(1966年)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而进行的,这是对企业出口方式的替代,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
FDi究竟产生贸易替代效应还是贸易创造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模型的理论假设和实践数据验证。近年来,国内较多学者对FDi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学者杨迤(2000年)、张毓茜(2001年)、洗国明(2003年)、江锦凡(2004年)等认为,FDi对中国对外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戴金平和冯蕾(2003年)以1985-2002年的中国各省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布滞后模型,从FDi的来源、资金规模、外资企业的出口数量、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科技人员数量和投入研发比重六个指标分析了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因地区不同产生差异的原因;马凌远(2008年)采用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我国外向与内向FDi存量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通过计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的FDi与进出口贸易存在互补关系,因此FDi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中又以出口创造效应为主,这说明我国的外向FDi的出口效应大于进口效应,即具有“净出口”效应。
三、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及结果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出口数据分析
根据江苏省2009年统计年鉴及江苏省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有关数据,见表1。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进口的效应分析
选取1995～2009年江苏省FDi和import的数据为样本,考虑到滞后问题,对FDi、import数据进行交叉相关分析,得出滞后期应选择两期。根据aLmon多项式法消除序列相关性,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模型。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最终模型为:
从模型(Ⅰ)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FDi变动1%会引起import增长2.301%,即当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使当期进口增长0.91%;上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使当期进口增长0.491%;滞后二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使当期进口增长0.9%。分析表明,江苏省FDi对import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出口的效应分析
选取1995～2009年江苏省FDi和emport的数据为样本,考虑到滞后问题,对FDi、emport数据进行交叉相关分析,得出滞后期应选择两期。根据aLmon多项式法消除序列相关性,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模型。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最终模型为:
从模型(Ⅱ)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FDi变动1%会引起emport增长2.17%,即当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使当期出口增长0.95%;上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使当期出口增长0.3%;滞后二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使当期出口增长0.92%。分析表明,江苏省FDi对emport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FDi对江苏外贸的进口与出口效应十分明显,FDi对江苏进口的效应大于出口效应。江苏外贸发展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这反映了FDi的“来料加工”特征比较明显。
(二)政策建议
江苏应改变利用外资的方式,提升外资质量,提高利用效率。逐步提高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比例,积极创造条件,引导FDi向江苏现代服务业流动,向苏中和苏北地区流动。加大引进欧美及大洋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苏外贸持续均衡和谐发展。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看,江苏省不应将外贸发展建立在FDi的基础上,要引导外商更多地利用江苏本地区的市场资源、人才与技术,以促进江苏省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江苏企业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毓茜.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1(3).
[2]洗国明.我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1983～2000年数据的计量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3(1).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9
一、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一）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分析
自从1992年两国关系实现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以来，俄罗斯开始了对华直接投资进程。如图1所示，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从总体上看，起伏较大，进展缓慢。1992年底中俄实现两国关系的平稳过渡，1993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达到4194万美元，但之后的几年里投资额开始逐年下降，一直在低处徘徊。直到1998年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才开始缓慢增长。2004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将俄罗斯对华投资推向了高潮，投资额达到了12638万美元。但此后直至2009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又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9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3177万美元，仍不及1993-1994年期间的投资额。
可见，近几年俄罗斯对华投资逐年下降的状况，与持续升温的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相比极不协调。可是，虽然投资额在下降，但下降幅度已经有所趋缓。随着2010年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大幅上升，使得依靠能源出口带动的俄罗斯经济逐渐回暖，俄罗斯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也开始将目光瞄准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根据《中国统计月报》统计，2010年，俄罗斯对华实际投资额为3497万美元，同比增长9.2%，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有所回升。
（二）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分析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02）》以及新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如图2所示，投资第一产业的比重过小，仅有4家企业，约占总数的1%，主要投向农业和渔业；投资第二产业的比重过大，有377家企业，约占总数的71%，主要投向制造业和建筑业；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不足，共151家企业，约占总数的28%，主要投向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总体来看，目前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上。并且通过对制造业进行细分，从企业数来看，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截止2009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纺织业，这三个行业的俄罗斯投资企业数分别占企业总数的15.86%、13.98%和12.1%。其次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占5.38%，食品制造业占5.3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5.11%，通用设备制造业占4.84%，金属制品业占4.57%，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占4.03%，这十大行业占据了俄罗斯企业制造业投资的71.25%的份额。可见，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密集型及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很小。
（三）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1992-2000年，中俄两国之间的投资合作处于低潮阶段，这一时期的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产业互补的东北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山东、天津等地。而随着2000年之后中俄两国投资合作的逐步深入，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呈现明显扩大的趋势。截止2009年末，俄罗斯外商投资企业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占全部投资的90%以上。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俄罗斯投资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俄罗斯投资企业达183家，占34.4%，注册资金额达34619.64万美元，占44.8%。而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虽也有俄罗斯投资分布，但是所占份额不足10%。由此可见，截止目前，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浙江和山东是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两个省份。
（四）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方式分析
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建立途径来看，由于中国对某些产业投资领域的限制，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在中国新建企业来开拓市场，而很少采用收购中国本土企业的方式组织经营。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10年参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的外商投资企业资料统计，截止2009年12月31日，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共有532家，注册资金总额为77119.19万美元，投资总额为119632.57万美元。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比例来看，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方式包括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方式。根据统计，从企业数来看，有98.3%的企业采取了合资或独资的方式，其中，采取合资方式经营的企业数最多，占50.2%，而仅有1.7%的企业采取合作方式经营。从投资总额来看，采取合资方式的企业投资总额占绝对优势，达52.4%；而采取合作方式的企业投资总额占比最少，仅为18%。从注册资金总额来看，仍然是采取合资方式的企业注册资金总额最高，占55.6%；而采取合作方式的企业注册资金总额最少，仅为12.7%。可见，当前俄罗斯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方式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独资方式次之，稳定性较差的合作方式则很少采用。
二、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规模过小
近几年，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中俄投资合作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过小。首先，与中俄贸易额相比，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相距甚远。从1992年至2009年的投资规模来看，2004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达12638万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但仅为当年对俄出口额的1/72，进口额的1/96，进出口额的1/168。可见，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严重滞后于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其次，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利用外资额中所占比重来看，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处于绝对低水平。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即使在2004年的历史最好时期，也仅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0.21%，2009年更跌至历史最低水平，仅占0.04%。最后，从俄罗斯在华企业来看，2009年注册资金在5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达54家，占62.8%，而其投资总额为744.54万美元，仅占2.9%，但是注册资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只有4家，而投资总额却占53%，可见，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缺少大型投资项目的带动，因而使得俄罗斯对华投资的规模无法快速增长。
（二）俄罗斯投资于中国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过低
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但是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先进技术，推动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制造业的技术分类，分析俄罗斯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发现，截止2009年，俄罗斯投资于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为主的高技术企业共23家，占总数的6.18%，注册资金额2818.97万美元，占总数的4.61%；投资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中高技术企业共26家，占6.99%，注册资金额5798万美元，占9.47%；投资于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焦炭、炼油产品及核燃料、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业为主的中低技术企业有80家，占21.53%，注册资金额19375.217万美元，占31.68%；投资于纺织、服装、皮革、家具、木材加工、食品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企业有243家，占65.34%，注册资金额33190.555万美元，占54.25%。
可见，俄罗斯投资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特点，系以低技术和中低技术类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很低，因此，难以促进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我国利用俄罗斯外资的质量低下。同时，由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为出口导向型，俄罗斯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中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层次偏低、效益低下，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战略升级形成了掣肘，因此，中俄投资合作急需进一步优化利用俄罗斯的外资结构。
（三）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方式比较落后
从国际资本的流动规律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主要有“绿地投资”和“跨国收购”两种形式，而跨国收购逐步成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是，从俄罗斯对华投资方式来看，绝大多数属于绿地投资，跨国收购规模很小，且大部分俄罗斯收购案例都以失败告终。如2008年俄罗斯钢铁制造企业耶弗拉兹公司(evraz)宣布与中国河北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达成协议，计划以15亿美元购买德龙控股10%的股权。根据协议，evraz附带增加持股比例至51%的有条件选择，一旦行使该选择权，evraz需买断德龙控股，成为最大的控股股东。但在签订收购协议一年半之后，其收购计划因未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而宣告失败。同样，2008年俄钢铁巨头欧亚集团欲参与收购中国金属（FeRRoCHina）20%股份，以开拓俄罗斯在中国的钢铁市场，但也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落后，势必导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效率与效益的持续下降，因此，必须鼓励俄罗斯企业采用跨境收购方式进行对华直接投资。
三、加快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中俄投资合作机制。目前，负责中俄投资合作的组织机构是中俄经贸合作分委会投资合作常设工作小组，该机构应作为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领导机构，认真研究双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建议，定期就双方投资政策及符合双边投资合作优先方向和标准的具体投资项目进行信息交流与商讨，并有针对性地促进这些项目的执行。同时，要利用中俄投资促进会议开展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工作，不仅要促进中国对俄直接投资，还要更好地吸引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另外，在中俄投资合作常设工作小组的指导下，两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间也要建立定期会晤机制，营造良好的公共关系和广泛的合作渠道，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开展切合实际的双边投资合作。各地政府应组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商业厅等相关部门定期召开会议，建立跨部门的领导协调机制，制定吸引俄罗斯投资的整体战略。最后，要鼓励合法中介机构为俄罗斯企业规避投资风险、捕捉信息、抢占商机提供咨询服务，并培养法律专家、中俄文翻译和商务人才，为吸引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辟建中俄自由贸易区推进中俄投资合作。在当前中俄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显著增强的背景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会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也将涉及一系列投资领域的条款，双方对区域内的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和投资保护等问题会或多或少地做出规定，从而减少相互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加对相互直接投资的保护，加速双方相互直接投资便利化。同时，通过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双方各自的投资法律法规更加协调、透明。双方投资者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所需要的投资信息，减少向对方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另外，通过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断完善中俄双方各自的基础设施，对中俄相互直接投资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最后，通过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削减区域内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促进区域内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促使双方产业分工细化，增加产业内贸易，带动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产生巨大的投资促进效应。
第三，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国家沿边开放战略的催生下，黑龙江省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悠久的历史人文优势和广泛的公共关系优势，大力推进以对俄经贸投资合作为主的沿边开放。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以牡丹江、佳木斯等中心城市为依托，沿边口岸为节点，一线贯穿，多点向外，“半月形”的沿边开放带，为巩固和发展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鉴于黑龙江省具有的优势条件和在中俄投资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考虑到国家沿边开放战略和外交策略的总体要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建议国家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成为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集聚地。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
河北省引进外资中,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较小,其金额与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均未超过4%。如2007年第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138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其利用外资规模与河北省是农业大省的情况很不相称。
从河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看,在第二产业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建筑业所占比重过大,平均占到总额的80%以上。
但在第二产业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外资主要投向制造业,如钢铁、食品、化工、医药、纺织等行业,而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部门所占份额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88582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78%,占第二产业的93.6%。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大得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改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几年成为河北省整个制造业的外商投资热点。
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相比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5个行业领域,教育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等其他8个行业所占比例较低。随着入世承诺的不断实现,我省服务业的门槛不断下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除房地产行业外,其他行业领域投资金额变化剧烈,交通运输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占比例出现大幅上扬,2007年达到2435万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以及随之而带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使其达到优化的目的。
1.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来完成。因为目前,基础产业存在投资额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等特点,己成为制约我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瓶颈产业”,很多境外投资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础产业。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让适当的外资进入适当的地区,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该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使其结构合理化,进而有力的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
2.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
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这些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会通过市场作用加剧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一定量的资金直接流入缓减了省内生产建设资金的不足,利用这些资金可以优先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进口高等级的生产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技术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系统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即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说是高级化。
三、河北省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资的实效,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之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南方城市相比较,河北省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都相对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因此,河北省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目前河北省对外资的利用仍然比较注重对外资数量的扩张,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较少。对外资的利用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以及区域的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引导,使外资可以投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产业或部门,更好的发挥外资在一个地区的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发展需求,有重点的、科学的制定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区外商投资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11所属市中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等地区,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金额比重较小。因此为均衡发展河北省各个地区经济,应在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工业,扩大外资投资领域,加快各地区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充分借助三大港口优势,加快港口腹地经济发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区资源,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与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促进河北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海.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
[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经济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2008
[3]河北省统计局.2003-2007河北省经济年鉴[D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