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1
我国的法律援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在法律保障、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履行职能、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是存在于全国各地法律援助工作的普遍现象，也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保证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和重点。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信访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起诉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2
关键词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政府部门服务计划
作者简介:马燕,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法制建设起步较早,是当今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从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现状来分析,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完善之处,因此,需要专业的对口律师,着眼于更多大众的利益,为最有需求帮助的困难人们,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以确立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最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
在英国,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也为现代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44年5月,应司法部长要求,英国拉什克利夫委员,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扩大广大公民向法庭寻求平等的司法救济,为社会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法律权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促进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司法公正方面,法律援助又发挥着其他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拉什克立夫委员会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资助私人执业律师为广大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要在所有法院均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并建议由法律专业界而非由政府部门或地方当局开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实施工作。
二、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
首先,人力资源的支配使用。目前,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总部以及分部,其人数其计约为1700人,这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队伍保障,保证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尤其是现代化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法律援助工作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也大大地得到了提升,促进了法律服务委员会职能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的提高了法律援助管理效率,提升了服务管理能力。所以,为了保证在今后效率的更加提升,政府决定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专职人员减少一部分,根据相关资料表明,预计将减少到1000名左右。如英国政府从2001年以来,要求法律服务委员会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办公平公开公正的调查活动,一是民事调查;二是社会司法调查,在调查活动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群众以法律援助的形式,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并且在工作中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从而为以后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指明正确的方向。因此,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做好内外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而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重要的决策。
其次,法律援助经费的配置使用。对于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配置,一定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通常情况下,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和英国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是分开拨付的。司法部长要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中的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将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予法律服务委员会,为其履行相关的职能和责任以及民事法律服务提供重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司法部长还要将相关的日常行政办公费用及时拨付于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在保证其各项专业职能顺利完成的同时,满足其各项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展开。因此,司法部门每年的预算要包括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的经费,并且日常费用也要纳入其中,进而保证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正常有序展开。
从世界范围内分析,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直接表明:
在1996—1997年间,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15亿英镑/年;在2007—2009年间,20亿英镑/年,38英镑/人;在2009—2011年间,为1.135亿英镑。
而且,目前这种局势正处于不断上升状态,据统计,当前正在以每年5.7%的增长率上升。
三、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
首先,法律援助服务计划。一般情况下,社区法律服务计划主要为困难群体提供以下法律援助服务:一般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以及如何取得法律服务等;就具体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当事人如何预防和避免法律问题的发生;通过和解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帮助当事人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程序上的帮助;提供其他法律援助服务。大部分的法律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纠纷案件、人身伤害案件、物权转移案件等等,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其中,其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帮助、法庭帮助、律和服务以及调解服务等方式进行,但是一定要加强个案申请评估,针对不同的结果,进而为当事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而对法律援助资格也是一项重要的计划内容。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而言,既要通过案情审查,也要通过经济审查,方可获得民事法律援助。一是申请人的案情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评估以及经济耗费评估。二是申请人经济状况审查,包括申请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支配以及政府补助等等。只有在以上两项内容通过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申请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格。
另外,还有刑事辩护服务计划,其主要的认定程序同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计划大致相同,其中不同的就是在资格审查时,为了保证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人员的规范性,要引入服务合同制度,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以及完善的审查制度,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其次,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近年来,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为了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以及法律援助技巧和能力的提高,对法律服务机构加强了评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加大了投入,致力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不同阶层的评估方法和管理制度,提升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服务合同制度的建立。政府部门为了要保证法律服务机构的规范性和确保相关人员的资质,引入了服务合同制度。由于服务合同的引入,英国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必须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不能像原先拿着账单要求委员会付款,而需要先与委员会签订合同,以合同的内容和规定为标准,在保证服务完成后,才可以获得应有的资助,这样,一方面,强化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规范了服务机构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加强了对法律援助服务经费的管理,另一方面,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最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得到经费帮助,保证了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最大限制地提升了服务效果。
第二,相关内外部质量标志标志和评估方法的建立。众所周知,监督管理制度包括档案审查制度、质量变化统计报表制度、专业质量标准、同行审查制度等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和评估方法等。在这些监管制度以及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要想顺利地从事法律援助服务工作,英国的各个法律服务机构,都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审查方可进行,如对于某个质量标志的申请,尤其需要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提供经费时,就更加需要加强对其质量标准的检验,要求法律援助服务机构的资质一定要符合相关的质量规定。
第三,其他质量标准制度的建立。对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而言,不仅要统一的质量标准,而且也要具备相关的其他类别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如某一案例中的个案帮助,或者是一般帮助等,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就需要其他个性标准来作为支撑和补充。但是,对于个别化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在享有了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却不可以得到相应的经费支持。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英国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评估方法体系,其又可以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完备,也是最为复杂的法律援助控制体系,目前,世界各国都以英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为标准,加强对自己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修正,而且,其也要受到了世界众多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如荷兰着名的律师学者Guido,针对英国法律援助服务控制体系,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经过严格的项目审查后,提出:“同行审查是最有效的、最能发挥自我激励作用的质量控制工具。”因为,在整个审查过程中,不仅组织专家进行办案,加强对办法过程的控制,而且,针对具体的案件,提供了合理的经费,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有效地评估审议。与此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还发挥了很大的激励作用,通过审查结果,同行法律援助律师可以加强经验分析总结,并且从中找出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而为以后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一)明确目标
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来分析,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法律援助服务效率的提高以及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原则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确保人们在享有法律权利和获得司法公正机会的同时,也要不断地社会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群体得到法律帮助的实现;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重新关注,保证更多困难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帮助。另外,在追求法律援助工作效率的同时,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最大限度地实现。
(二)改善管理方法,拓宽领域范围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3
摘要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本文主要针对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简单探讨。
关键词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政府部门服务计划
作者简介：马燕，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法制建设起步较早，是当今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从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现状来分析，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完善之处，因此，需要专业的对口律师，着眼于更多大众的利益，为最有需求帮助的困难人们，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以确立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最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
在英国，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也为现代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44年5月，应司法部长要求，英国拉什克利夫委员，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扩大广大公民向法庭寻求平等的司法救济，为社会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法律权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促进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司法公正方面，法律援助又发挥着其他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拉什克立夫委员会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资助私人执业律师为广大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要在所有法院均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并建议由法律专业界而非由政府部门或地方当局开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实施工作。
二、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
首先，人力资源的支配使用。目前，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总部以及分部，其人数其计约为1700人，这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队伍保障，保证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尤其是现代化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法律援助工作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也大大地得到了提升，促进了法律服务委员会职能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的提高了法律援助管理效率，提升了服务管理能力。所以，为了保证在今后效率的更加提升，政府决定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专职人员减少一部分，根据相关资料表明，预计将减少到1000名左右。如英国政府从2001年以来，要求法律服务委员会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办公平公开公正的调查活动，一是民事调查；二是社会司法调查，在调查活动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群众以法律援助的形式，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并且在工作中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从而为以后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指明正确的方向。因此，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做好内外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而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重要的决策。
其次，法律援助经费的配置使用。对于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配置，一定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通常情况下，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和英国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是分开拨付的。司法部长要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中的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将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予法律服务委员会，为其履行相关的职能和责任以及民事法律服务提供重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司法部长还要将相关的日常行政办公费用及时拨付于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在保证其各项专业职能顺利完成的同时，满足其各项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展开。因此，司法部门每年的预算要包括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的经费，并且日常费用也要纳入其中，进而保证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正常有序展开。
从世界范围内分析，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直接表明：
在1996—1997年间，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15亿英镑/年；在2007—2009年间，20亿英镑/年，38英镑/人；在2009—2011年间，为1.135亿英镑。
而且，目前这种局势正处于不断上升状态，据统计，当前正在以每年5.7%的增长率上升。
三、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
首先，法律援助服务计划。一般情况下，社区法律服务计划主要为困难群体提供以下法律援助服务：一般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以及如何取得法律服务等；就具体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当事人如何预防和避免法律问题的发生；通过和解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帮助当事人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程序上的帮助；提供其他法律援助服务。大部分的法律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纠纷案件、人身伤害案件、物权转移案件等等，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其中，其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帮助、法庭帮助、律和服务以及调解服务等方式进行，但是一定要加强个案申请评估，针对不同的结果，进而为当事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而对法律援助资格也是一项重要的计划内容。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而言，既要通过案情审查，也要通过经济审查，方可获得民事法律援助。一是申请人的案情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评估以及经济耗费评估。二是申请人经济状况审查，包括申请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支配以及政府补助等等。只有在以上两项内容通过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申请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格。
另外，还有刑事辩护服务计划，其主要的认定程序同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计划大致相同，其中不同的就是在资格审查时，为了保证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人员的规范性，要引入服务合同制度，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以及完善的审查制度，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其次，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近年来，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为了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以及法律援助技巧和能力的提高，对法律服务机构加强了评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加大了投入，致力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不同阶层的评估方法和管理制度，提升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论文网]
第一，服务合同制度的建立。政府部门为了要保证法律服务机构的规范性和确保相关人员的资质，引入了服务合同制度。由于服务合同的引入，英国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必须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不能像原先拿着账单要求委员会付款，而需要先与委员会签订合同，以合同的内容和规定为标准，在保证服务完成后，才可以获得应有的资助，这样，一方面，强化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规范了服务机构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加强了对法律援助服务经费的管理，另一方面，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最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得到经费帮助，保证了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最大限制地提升了服务效果。
第二，相关内外部质量标志标志和评估方法的建立。众所周知，监督管理制度包括档案审查制度、质量变化统计报表制
度、专业质量标准、同行审查制度等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和评估方法等。在这些监管制度以及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要想顺利地从事法律援助服务工作，英国的各个法律服务机构，都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审查方可进行，如对于某个质量标志的申请，尤其需要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提供经费时，就更加需要加强对其质量标准的检验，要求法律援助服务机构的资质一定要符合相关的质量规定。
第三，其他质量标准制度的建立。对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而言，不仅要统一的质量标准，而且也要具备相关的其他类别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如某一案例中的个案帮助，或者是一般帮助等，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就需要其他个性标准来作为支撑和补充。但是，对于个别化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在享有了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却不可以得到相应的经费支持。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英国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评估方法体系，其又可以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完备，也是最为复杂的法律援助控制体系，目前，世界各国都以英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为标准，加强对自己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修正，而且，其也要受到了世界众多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如荷兰著名的律师学者guido，针对英国法律援助服务控制体系，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经过严格的项目审查后，提出：“同行审查是最有效的、最能发挥自我激励作用的质量控制工具。”因为，在整个审查过程中，不仅组织专家进行办案，加强对办法过程的控制，而且，针对具体的案件，提供了合理的经费，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有效地评估审议。与此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还发挥了很大的激励作用，通过审查结果，同行法律援助律师可以加强经验分析总结，并且从中找出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而为以后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一）明确目标
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来分析，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法律援助服务效率的提高以及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原则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确保人们在享有法律权利和获得司法公正机会的同时，也要不断地社会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群体得到法律帮助的实现；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重新关注，保证更多困难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帮助。另外，在追求法律援助工作效率的同时，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最大限度地实现。
（二）改善管理方法，拓宽领域范围
首先，要加强对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领域改革。虽然，英国政府在2007年引入了合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如包括非营利机构和事务律师在内的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但是由于法律的本身的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不仅涉及到法律服务机构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广大社会公民的切身利益，后来只是签订了相关的意向书，并没有升成法律条文，接着在2008年，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对获得法律援助方式和程序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进行针对性的探讨，引入了纠纷调解机制。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还需加强进一步的改革，这就需要司法部门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强化对年轻一代律师事的培训，实现法律援助服务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
其次，要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领域改革。在2008年，为了保证法律援助的顺利改革和实施，政府组织专家，在改革办公室展开了法院试点计划，而这项计划更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以视频会议的形式，来快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加快服务的审查过程，提高服务效率。经过多方的努力研究，在2010年在部分警察局展开了进行，而该试点活动会在2013全面推广实行。另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法律援助改革的需要，还要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自身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找到工作的重点，深化改革，针对具体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加强实时监督，与此同时，要以当前的市场机制为基准，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约束力，不断地激励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突出其优势作用，为更多的社会困难群体解决问题，进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断完善和持续发展。
（三）建立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电话咨询服务网络
英国的cdsdirect可以方便公众及时获得法律帮助，同时又以较低的经费，在初期化解大部分的法律纷争，节省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cdsdirect系由承担法律援助的私人律师或公设辩护人进行服务，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足以保证电话咨询服务的质量。随着法律咨询作为一项独立的业务而职业化运作，法律咨询在法律服务中的地位在上升，这也对英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网络服务体系仍旧不完善，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因素的分析，从中找出不足，保证全天候的服务，并且要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有效地分开，建立相关的咨询岗位，由专业的法律援助中心人员负责，进而为人们提供更好好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4
一、扎实抓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有效实施
1、做好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针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实际，尽力降低法律援助门槛，要在去年将当事人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列为法律援助对象的基础上，今年把当事人突发性因素导致经济困难（如疾病、各种事故等导致）纳入法律援助对象。加大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等提供辩护和，维护他们的诉讼权利，促进司法公正。
2、努力多办案办好案。既注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数量，保持一定的案件数量基数，让困难群众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注重提高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多办有影响力的“精品案件”，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
3、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中的作用。加强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衔接，积极开展“援调结合”，即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相关调解组织、部门协商不成的案件，实行无缝对接快速受理，提供法律援助。着眼于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做好预警预案，认真做好舆情分析工作，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和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法律援助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1、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顺利开展。今年是全市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达标任务的启动年，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力争用三年时间完成达标。各工作站要严格按照《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达标细则》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县法律援助中心将组织人员检查，对符合规范化建设达标条件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报市局验收，经验收合格，市局颁发规范化建设达标单位牌匾和证书。
2、启动法律援助示范服务窗口建设。各乡（镇）要及时启动法律援助示范服务窗口建设。从今年开始，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要结合基层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达标活动，打造1至2个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的法律援助机构建立示范服务窗口，做到有看点、有亮点、有特点，树品牌、展形象、见实效。
三、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和服务水平
1、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明确标准、责任到人、全程管理、奖惩结合，抓好对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过程的督办。畅通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办案机构之间的情况反馈渠道。规范运行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查、决定程序。加强法律援助业务立卷归档工作；加强法律援助评价制度、案件质量评估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强化工作检查督导，加强信息沟通，真正做到管理工作与案件办理两不误、双提升。
2、创新服务方式。围绕便民利民惠民，继续推行援务公开、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畅通申请渠道。各级法援要积极发放“便民服务卡”、推广“点援制”，完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简化受理审查程序，确保困难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优化网点布局，完善异地协作机制，打造“利民服务圈”，方便困难群众咨询、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建立健全部门之间的联系会议制度，整合社会资源，开展专项行动，及时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四、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管理水平
使用好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将所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其他事项和相关信息登录管理系统，畅通法律援助机构之间信息互通渠道，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增强工作的指导性、时效性和针对性，提高决策的执行力、操作力。
五、加强法律援助人员队伍素质
1、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开展争创群众满意单位、群众满意岗位和优秀服务标兵等活动引导广大法律援助人员履职尽责争先进，立足岗位创优秀，不断增长服务困难群众的业务才干，提高法律援助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2、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活动。通过活动，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三个意识”：即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努力打造一支作风过硬，工作扎实的法律援助专业化人才队伍。
3、继续开发社会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加强对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的规范管理，积极发挥志愿者的作用，着力解决不断上升的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与法律援助人力不足的矛盾。
六、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增强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5
（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国际准则标准与有效辩护
联合国文件《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关于有效辩护的规定：“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付费用，可不交费。”这是国际准则对获得律师帮助的要求。“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了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四十八小时。”国际准则要求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上，要保障有辩护人的协助，对于辩护人有效履行职能的能力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对于援助律师的主体资格要根据案件的性质确定，对律师的经验和能力的具备明确提出了要求。这是国际准则中对于有效辩护的基本规定，体现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就是法律援助中的辩护有效性的控制标准。根据我国学者的观点，有效辩护应当包含以下的几层含义：第一，作为诉讼一方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拥有一切应有的诉讼权利，被指控人有权选择为自己辩护的方式，可以自行辩护也可委托他人，在委托的时间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决定。第二，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对被指控人的权利予以有效保障，允许他委托辩护人或是为他指定辩护人，并且对指定的律师要求专业知识合格、态度端正并且能够胜任有效履行辩护义务[1]。这是对指定律师在专业以及经验等方面素质的要求，也就是必须有相应的辩护能力的律师才能担任，律师自身的条件必须适格。在辩护权的实现上，国家有义务保障辩护权在必要时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并且要求指定的律师有一定的法律专业技能和品德素养，保障辩护权的有效实现。这是从国家和援助律师的双重角度提出了要求。从有关国际准则和有效辩护的主流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得出，对于指定辩护质量的控制可以从援助律师的个人专业知识、办案经验以及其他有效履行辩护职能的能力等几个方面考虑，也就是指定辩护律师的基本资格和职业能力的要求。法律本身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辩护律师的职业能力及经验丰富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案件的结果，因此，辩护律师的经验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刑事法律援助中辩护质量的控制方式研究
1.美国的“双向标准检验法”
在美国，律师帮助权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通过第六宪法修正案而创设的。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如果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遭受到侵害，可直接导致对宪法权利根本性的损害，可以得到相应的救济，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动议。美国通过1984年的史特里克兰诉华盛顿一案，①首次涉及了律师帮助权的效力的评价问题，法院通过一种消极的反例的形式加以确立，也就是“双向标准检验法”。“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辩护律师有以下行为，那么，其为被告人提供的帮助是无效的：（1）律师有瑕疵行为，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2）律师所犯的严重错误对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影响，且导致被告人无法获得公正审判。②对于相关情况，被告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被告必须合理证明如下事项：如果不是律师犯错，审判结果将会不同。也就是在律师正确适格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案件的结果会迥然不同。由于案件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官拥有独立的自由裁量权，想对此进行证明，对被告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一般情况下被告人列举出的律师错误，均不符合这个标准”[2]。虽然这个双向标准的检验为律师帮助权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一种反例的标准，但是对于被指控者来说，这一检验标准在证明上十分困难。对于律师的“严重错误”不仅对于错误的程度进行了限定,而且要求要达到律师不称职的程度,也就是在律师称职的情况下，即使构成了“严重错误”也不符合第一个条件。如果说第一个条件还有可以证明的空间，那么关于第二个条件的证明就更加困难了，被告人要进行合理的证明在律师不犯错的情况下，结果迥然不同，这种情况的证明更是“微乎其微”了。因为该标准设置的实现难度较大，在可操作性上的差距，没有能真正发挥很好的控制功能。这种通过反例的形式作为特殊的指定标准，进而对律师帮助的质量进行控制，只有在严重“不称职”的情况下才得以发挥效用。由于标准设计极具模糊性，在实践中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并没有对援助辩护的质量起到根本性的控制。同时这种以特例的形式加以规定，也就是设定最低标准的要求，想要依靠这种方式实现对律师帮助的效力的控制是很难达到的。但是这种通过被告人的自身体会和意见的表达，产生的对援助律师辩护质量的评价机制是非常值得加以借鉴的。由于辩护下的审判结果直接关涉被告人的切身权利，加之整个庭审过程被告人的亲身经历，对于辩护过程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种根据被告人意愿和辩护满意程度的方面进行评价的标准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法国的法律援助监督委员会
在法国，按照1991年《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法国设立全国法律援助委员会来监督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由省府所在地的大审法院院长主持，它的主要职责是：对当地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果进行具体评估；对当地法律援助情况进行深入调研，进一步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相关法律援助政策等[3]。法国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来负责对法律援助的质量进行评估和调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成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国是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进行实效控制，一方面可以在整个国家的诉讼体系中进行实证分析，总结经验和成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实践运行状况的分析，为诉讼机制的改进提供可行的路径和丰富的资料。加之这种由上而下的组织形式，使整个机制的构建和运行实效性上都能得到相应的保障。这是通过类似的行政化的国家机构的司法行政化控制，实现对法律援助质量的控制，是一种国家角度的制度化控制机制。
3.我国指定辩护的质量控制
我国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指定辩护质量的监督，也没有设立相应指定辩护质量的具体标准。对于担任援助律师的资格仅仅限定在律师，也就是只要具有律师资格就能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不会受到执业时间以及相关执业经验的限制。对于提供辩护的效果没有设定相应否定的反例标准，不会因为辩护不利而受到法律规定的惩戒。对于律师的约束，往往来自于行业自治组织和行政司法机关的纪律惩戒，而这些惩戒更多的仅仅涉及关乎律师个人品行方面的评价，很少会涉及辩护帮助的效果方面。总的来说，我国指定辩护的质量控制，处在仅仅对于援助主体资格的限制，对于实践中辩护的效果缺乏动态的控制机制和客观的标准。
二、我国的指定辩护运行现状
（一）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的运行机制
根据原《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相关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可以分为酌定援助和法定援助两个方面。酌定援助是指对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法定援助则是指对于以下三类案件，①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被告人指定法律援助律师。”[4]法院为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相应的费用由国家财政予以拨付，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当地政府制定的实际标准给予律师一定的经济补贴。这种补贴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给予法律援助律师的某种经济补偿，根据实践中资料的显示，比如，“北京的刑事辩护律师办一个刑事案件不过是500元的补偿，仅去看守所会见一次当事人往返车费就达到了270元左右。”[5]163而律师还要进行必要的辩护准备，会见、阅卷以及相关的调查取证都需要极大的精力和物力的实际投入。而律师是一种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工作职业，律师群体则是一种社会的自治组织，以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为生活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这样的情况下，援助律师只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缩减辩护的必要准备付出，这样缺乏充分准备的辩护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根据2004年司法部的《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出了“硬性指标”，即“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应当接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完成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确定的办案数量。”也就是每位从业律师必须每年完成相应数量的法律援助的案件，才符合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否则会受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处罚。这种司法管理部门的硬性指标，就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直接转嫁到了律师的身上。法律援助尤其是指定辩护的案件，当事人往往是性质比较严重的，在进行辩护的准备阶段所花费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会比较多，政府的补贴只能说是杯水车薪，在这种状况下，要保证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水平着实令人担忧。
（二）我国指定辩护质量控制面临的困境
1.在庭审中，指定辩护有着形式化的倾向
根据学者对我国刑事案件中辩护的研究发现，由于庭审方式的影响，证人出庭率普遍偏低，加之法官对于书面材料的过于重视，这种以查明事实为主导的审理方式，使得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功能作用的发挥严重受损，这种状况在法律援助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学者关于辩护律师的意见被法律采纳的实证研究和调查法发现，“在我国，根据实证调查，1997年至2002年上半年，北京市律师一共办理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234件，其中法庭通知或建议不需要出庭只需提供书面意见的案件就有150件，占到总数的7％。另外，北京市律师接受法律援助的案件中，对是否出现审判程序简化、粗糙的情形做出评价，其中有17％的律师经常遇见法院轻视法律援助的情形。”[5]165法官对于援助律师的态度是比较排斥和不尊重的，并且援助辩护律师的意见往往只是以书面的形式提供，这本身就无法和出庭辩护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对法官心证形成的影响上，效果极其有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法律援助中的辩护直接所呈现出的是形式化特征，没有从实质上发挥指定辩护维护特殊群体切身权益的功能。
2.我国指定辩护制度面临律师数量不足与资金缺乏的双重挑战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之中的社会转型时期，刑事案件的数量也在呈几何式地增长。在刑事诉讼领域，我国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出提高诉讼效率的程序。随着人权和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愈来愈多。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把应当提供指定辩护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应当指定辩护的范围的扩大，从客观上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数量也起到了刺激的作用。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仅有律师21.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16‰。而在2001年的数据统计中，律师的比例在美国达到了30‰，英国也有15‰，巴西为20‰，阿根廷为12‰[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律师数量的严重不足。我国律师群体确实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但却远远赶不上现实中广大民众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随着法学教育的不断深入和国家的统一司法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实行，客观上使广大律师的整体素质有了一个准入的有效控制机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于律师准入门槛的限制，在一定层面上来讲减缓了律师群体的增速。这种律师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加之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律师的较为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律师则相对稀缺，必然加剧案件数量大和援助律师的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来自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七十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1/4。”[5]163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据介绍，目前国家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不足6分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7]除了国家的财政拨款，其他途径的援助经费也是杯水车薪，据2000年统计，全国各省、区、市社会捐款有57.8万元，律师行业捐助184.73万元，分别占本年度经费的3%和8.7%[8]。即使在当前，法律援助数量不足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块短板。
3.律师面临较大的职业风险
在我国的传统思想上，将律师定义为“诉棍”，往往认为律师是在为坏人开脱罪责，替坏人说话。随着法治的进步，这种观念虽然有所转变，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上仍然有着这方面思想的残余，受到了歧视待遇。“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几年里,有百余名律师因从事刑事业务而锒铛入狱、蒙冤受屈,罪名大多与证据有关,事后又证明大部分人是被冤枉的。”[9]这主要是依据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做证罪来进行定罪。这一法律条文在有相关的规定的情况下，将律师单独列出，设置特定的罪名。“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走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走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这是律师心中反复吟诵的诗[5]201。于是来自于这种刑事责任的威慑，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的积极性大大受挫，很多刑事律师往往只就从司法机关获得的案卷材料中的具体内容进行辩护准备，而不会再就其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进行调查取证。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律师的辩护质量严重下滑，律师的辩护热情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打压。
4.指定辩护制度缺乏质量控制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更多地关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律师帮助，而对于帮助的效果缺乏相应的关注和评价机制，更没有相应的指定辩护质量的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外在的监督制约机制极度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的是自律，也就是律师个人法律素养和觉悟，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形成更深层次的困境。对于指定辩护的效果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和惩戒机制，作为受辩护质量直接影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缺乏相应的救济手段，而且客观标准的缺失，很难将此作为申请再审或者进行申诉的充分理由，这就在实际上造成了法律面前无法平等的尴尬局面，这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刑事法学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5.指定辩护缺少配套的律师制度
2012年修改之前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我国的指定辩护只能适用于审判阶段，也就是在案件侦查终结、审查之后，援助律师才能够得以介入到刑事诉讼中去，介入的时间往往会错过了调查取证的最佳时机。辩护材料的缺乏使再好的律师也得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援助律师很难就辩护意见做好充分的准备。于是指定的援助律师走过场似的无力辩护，严重地损害了被告人的相关诉讼权利。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将援助律师指派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这个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相对的缓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当前缺乏配套的律师制度，司法机关和律师的援助缺乏及时有效的直接衔接环节，没有设立类似的值班律师制度，也就是由律师在相关的司法机关轮流值班，待有援助的需要，直接接受委派参与到其中，也就是有需要的案件能够及时有效地实现援助律师的介入和帮助。从相关的国际准则中可以看出，担任法律援助的律师在专业知识、执业经验和有效履行辩护职能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要求。也就是对于开展援助的律师设定了更高的职业素质标准以达到对可能缺乏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目的。我国的律师制度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以完善。现在除通过全国的统一司法考试加以控制这一硬性要求外，在援助律师的标准上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规定。律师群体的管理主要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自治组织进行，主要是以行业惩戒的形式进行职业纪律方面的控制，显然这远远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刚性需求，配套的律师制度亟待完善。
三、建立我国指定辩护质量的控制机制
（一）建立指定辩护的统一客观的标准，在法律框架内统一适用
建立我国指定辩护质量的控制机制，从根上来说就是要为辩护提供一个统一客观的衡量标准。美国以反例形式建立的“双重评价标准”，在实践中的效果欠佳，更多的是为体现国家对援助质量控制的关注，“‘在伊利诺伊州，在从1987到2000年的13年中，竟有14名死刑犯发现是被错误定罪并判处死刑的’一项跟踪调查显示，当年为这些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大多为政府指定的免费律师。在这些律师当中，竟然有人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地方律师协会的纪律处分或被剥夺律师资格。”[10]371这种反例的控制机制在法律援助质量的控制中作用的发挥十分有限。要根据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和实际的庭审方式来构建客观明确的质量控制标准，依据案件的具体性质来确定担任指定辩护的律师资格。可以从执业的主要方向、执业的年限、年均执业数量等方面设立具体的标准化细则；在关涉辩护质量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上，设立具体的案件标准；在辩护意见上，设立相关说理性的标准；在辩护的内容上，要求就实体辩护和程序性辩护共同进行。这样不仅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质地获得有效的辩护，也可以提高律师自身职业素质。辩护质量的控制需要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合才能实现，因此，需要参考国际准则中关于有效辩护的标准要求，内化为符合我国实践的具体规则。建立指定辩护的统一客观标准，是解决法律援助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二）设立值班律师制度
值班律师，是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援助的律师，轮流在司法机关值班，免费为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值班律师的费用由国家承担，国家统一建立值班律师队伍。在我国的诉讼体制和律师制度框架内，没有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之分，具备律师执业资格即可从事包括庭审在内的相关业务。值班律师制度一方面可以对有需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也可以对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可能进入之后司法程序的嫌疑人、被告人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情况，进行相关的活动，为辩护做好准备。这是为法律帮助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有效衔接的一项法律制度，在保障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上，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加强对援助律师的资格控制和责任心的教育
根据有效辩护的要求，援助律师不仅应当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从业经验以及有效履行辩护职责的其他能力。能够适当提高担任援助律师的标准，比如在从业年限、从事案件的数量和办案的性质方面进行考虑。外在的行业自治组织即律师协会可以加强相关方面的规定，通过纪律惩戒机制对援助律师的行为进行规制。指定辩护中接受指派的律师的责任心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援助案件的收入和律师自己职业获得的收益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来源于外部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就比较小，很难激发起他们的辩护热情。因此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对律师群体职业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心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从主观思想上进行激励，提供接受指派时辩护的责任心，如果条件允许适当提高法律援助案件律师补助的标准，从而提高指定辩护的质量。
（四）建立指定辩护质量监督评估机构，适当考虑被告人的意见
设立全国的指定辩护质量的评估机构，机构负责对指定辩护质量的监督、评估，同时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进行实践经验的总结，制定指定辩护质量的控制规则。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在各省分别设立相应的机构，由各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标准的评定，加强对具体法律援助情况的评估和监督。为了便于管理和实施，机构可以在我国的现有条件下，由司法行政机关设立。再以原有的司法机关和行业协会的惩戒机制作为辅助手段，增强约束效力。指定辩护的质量是跟被告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被告人对援助律师的评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辩护的质量好坏。将被告人的评价作为质量的一项评价机制，也可以作为一项监督机制，对援助律师的辩护进行外在的制约。
（五）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解决指定辩护律师的后顾之忧
法律援助的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财政拨付的有限性使得接受指定的律师在相关的诉讼活动中入不敷出。虽然有着行业捐助和社会捐助的渠道，但是数额有限，使得援助律师的收入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善。这一问题在美国表现尤为突出，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定了较大范围的法律援助对象，也是只要可能判处监禁刑就可申请获得援助。政府支付的律师费一般为每小时40美元至80美元。不仅如此，政府还设定了所能支付律师费的最高限额。律师如花费时间太多,超过了最高付费标准,政府即不再向他支付律师费[10]267。于是世界各国在法律援助的费用问题上进行探索，值得借鉴比如所谓转移支付制度，是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一个措施，意思是中央与地方在原有资金的分配比例上，地方多交一部分，这部分不归中央，但由中央将它投入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以下的地区[11]。日本在转移支付方面仅1995年一年转移支付的费用就达6.15964959亿日元，约占法律援助费用总额的29.89%。我国可以也应该借鉴这种方式，发挥我国的司法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的特有优势，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布局和调配，解决资金有限的困境。
（六）援助辩护文书材料的归档，专门的审核机制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6
一、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现状
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即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方式，国外法律援助实施模式主要有私人律师模式、公职律师模式和混合模式(私人律师和公职律师混合提供法律援助)。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是在形式上借鉴国外法律援助的混合模式，选择既能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又最经济有效的专职法律援助律师与社会律师相结合的特殊混合模式。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关于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规定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条例》第21条规定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二是《刑事诉讼法》第34条确立的指定辩护人制度，即由法院为特定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三是《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的: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律师法》第42条也明确规定了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义务。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律援助服务模式的多元化特征已十分明显。
笔者以宁波市为例，在调研中发现，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申请、审查、案件承办过程的监督以及结案后的归档等工作，几乎不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法院需要为特定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的，需要向法律援助中心发函，再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社会律师来承办案件。社会组织比如妇联、残联等多是对非诉案件进行调解，其内设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只是代为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仍需要转交给法律援助中心审查以指派社会律师承办案件。结合其他省市法律援助模式的现有资料和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实践中则主要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社会律师或本机构工作人员承办案件的模式。
(二)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不足
实践表明，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初期，政府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法律援助实施模式中的指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当时国情。然而，随着国际法律援助理念的革新和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法律援助现行模式已不再是制度的最优选择。
1.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能完全保证。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经费只是部分办案补贴。尽管大多数律师基于职业道德和法律义务对法律援助案件勤勉尽责，但其作为市场主体，行政指派无疑会导致律师及机构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不调查取证、不会见被告人等现象。同时，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化思维导致有些地方的质量监控措施形同虚设，对于政府而言，它热衷于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却并不是积极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更热衷于法律援助服务有与无，而不是需要多少，提供的办案质量多高。
2.法律援助服务资源不能有效利用。法律援助服务经费在我国本身并不充裕，地方财政划拨方面也存在一系列官僚作风问题。在实践中，多数社会公众不信任法律援助，许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者比较清闲，法律援助服务资源并没得到有效利用。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的制度。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在法律服务资源的再分配中相对来说是缺乏效率的，资源的浪费比制度的虚置更为可怕。
3.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忽视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法律援助服务的供需失衡，除了我国法律援助资金紧张、偏远贫困地区法律援助人员缺乏等原因之外，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设计和运作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就是对市场力量认识得不够充分。基于政府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性质和管理权限，一是其行政管理制度与市场难以接洽，二是社会组织既没有决定和指派的权力，又没有法律援助服务资源，不得不将责任再推给了政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工程，应当需要更多的市场和社会力量投入才能满足贫弱者权益保护的需求和实现法律援助的社会化发展。
二、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基础分析
(一)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西方国家的法律援助发展经历了由个人慈善行为到国家责任阶段，进而成为福利国家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其起源于15世纪的英格兰，最初是个人道义和慈善行为。资产阶级革命后，受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理论影响，国家责任随之产生。二战以后，随着社会本位思想的发展，法律援助不仅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且被视为国家福利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说明了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享受法律援助也是符合条件的社会贫弱者的法定权利。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国家的完善，我国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
(二)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的主体关系
在我国，法律援助实施的过程中牵涉到三方主体，分别是政府、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即法律援助工作者、律师或者社会组织)。其实质与如今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相契合。三者关系可以看做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一是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阶段。法律援助服务在此是一个公共资源。所谓公共资源是指在使用上没有排他性，但在消费中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了公共资源就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在这个阶段，法律援助服务本身没有排他性，即是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大众中符合条件者都可以免费来使用。二是政府出资获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阶段。政府提供法律援助是责任，但其本身并不擅于技术性较强的法律服务提供，实践操作中是通过出资获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再由该第三方主体提供给受援人。假设有一个案件需要援助，那么也就只需要一个法律援助者或者律师来承办，此时法律服务作为提供者的私有物品就具有了竞争性，也具备了形成市场的基本条件。
(三)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的提出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代法律援助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支持是政府的义务，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是私人主体。既然法律援助服务本质上具备商品的属性，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可以形成一个买方市场，即政府出资购买法律援助服务。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法律援助的提供者之间自然会产生竞争，竞争带来的是兼具较低价格与优质服务的胜出者，再由政府与胜出者签订法律援助服务协议，最后将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给受援者，如此即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
三、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法律服务商品属性的利益动机
有学者指出，按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来构建法律援助制度必然缺乏法律援助内在的激励机制。我国现行的由政府指派和定价的法律援助实施模式限制了法律服务作为商品的利益动机。即使法律援助是以司法行政部门新设法律援助机构来管理和执行，依然不能改变其行政化属性。法律服务既然是商品，就应当由市场来定价和配置。政府的购买和市场的定价，无疑会激起提供者的利益动机。从法律援助未来发展趋势来讲，最大限度社会化是其必然出路，其中制度设计的市场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将法律援助实施进行市场化运作，既可以优化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又可以克服法律援助行政化的影响;既可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又可以缓和法律援助与经费不足的矛盾。
(二)国外法律援助实施的实践经验
英国的法律援助近几年在危机中不断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法律援助运作方式。例如，英国在2007年引入了民事统一合同制度，规定提供民事法律援助服务需要通过招投标活动与法律服务委员会订立合同。时隔一年，又在刑事法律援助服务领域引入了刑事统一合同制度。与此同时，法律服务委员会将进一步构建法律援助服务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法律援助服务工作中的自我约束、激励和淘汰作用。美国的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包括专职律师模式、合同律师模式和私人律师模式。合同辩护律师项目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固定价格合同，另一种是个案定价合同。从国外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引入合同制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由律师事务所通过竞标的形式和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协议，并通过规定签约律师条件和法律援助中心监督其办案质量，提高了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率。
(三)我国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通过法律援助保障社会贫弱者尽可能通过公正法律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具有深远意义，其不仅是保障弱势群诉权的实现，更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制度体现。其次，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和发展，已逐渐凸显出其市场效益优势。2015年1月4日由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对外公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如此，将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纳入法律规范领域，对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我国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确立较晚，先天不足需要后天补足，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在鼓励和促进法律援助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不断探索在现有资源下的机制创新。最后，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将法律援助列入规范和发展商业服务业条目之中，其意图明显地是欲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
四、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设计
(一)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的经济法律关系定位
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隶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其自身制度特点与经济法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实质即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由法律服务者提供给受援人。其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是政府、法律服务提供者和受援人。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与法律服务提供者之间具有基于经济合同的权(力)利义务关系，具体包括政府对法律服务提供者作为管理主体的经济职权和职责。相应地，法律服务提供者对政府具有谈判协商抗辩的权利，并有对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二是受援人具有对法律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的权利。三是受援者有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权和法律服务的反馈救济权。
(二)法律援助机构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性质和职能转变
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实现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的市场化运作，既需要政府参与，也须纠正目前政府行政化过多的倾向。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应脱离政府职能部门，改革其行政机构属性，使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事业单位，参照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属于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机构的设置，依法行使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济职权，负责对法律援助服务市场化运作的各环节进行基本的管理和质量监督。对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者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其法律受援权，负责援助过程中发生的撤销援助、办案过程中的监督以及结案后案件的审查和归档等工作，同时负责办理非诉讼类法律援助案件和日常的法律援助咨询等。
(三)实行竞标方式和定量分配签订经济合同
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市场化的模式，仿效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依据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招投标法》等，使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以竞争性招标的方式与律师事务所或法律社团组织签订经济合同的模式来进行。首先，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地域差别对本地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统计，估算近年来平均每年的案件数量和经费数额，估算社会律师基本可以接受的一年内案件的总价格。其次，以年为单位进行定量分配，将未来一年的不特定案件打包和标价，公开面向当地社会律师以竞争性招标的方式选择律师事务所或法律社团组织。另外，各地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不特定案件划分为刑事、民事和行政类别分别进行打包等灵活的方式招标。最后，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审查竞标胜出者的资格和条件，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质量，再与其签经济合同。经济合同的内容包括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和签约律师的权利义务等。对于资金供应者来说，合同方式最主要的吸引力在于能够通过限定合同总额来准确计划来年的花费。以市场来配置资源，采用竞标程序和固定价格可使签约律师积极追求诉讼费用的最小化，降低法律援助的总费用。
(四)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和质量控制
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命。各个国家在质量控制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英国法律援助服务的契约化模式改革，虽然精简了法律援助的律师，但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证服务质量，而非通过市场竞争来压低价格。与此相较，美国的法律援助在刑事辩护领域进行了契约化改革却造成了服务质量的下降。在欧洲国家，ppi模式(即市场化运作模式)有益于法律援助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市场上公平的竞争环境、合同签订过程的合规性、ppi相关法律问题等。因此，我国实行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仍需要完备的质量监控措施。首先，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的主体、正当程序、法律服务标准、质量监控机制等，使其纳入法律规制。其次，法律援助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审查和评估竞标者的资格，保证合格者才能签订协议并保证合同签订程序公正合法。再次，在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过程中，法律援助机构应采取分派监督员、定期听取报告以及错案纠正等措施来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最后，在协议期满后，对签约律所和律师进行整体评估，以决定是否续约和将个人律师评估纳入律师年度考核等方法来保证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
(五)我国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制度配合
美国法律援助服务公司曾作过一个研究，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最好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澳大利亚的全国法律援助委员会在1989年审查并回顾了法律援助的现状后，致力于鼓励广泛的法律援助方式，包括社区援助、社会福利、政府资助的私人组织、法官、社会组织等。可见，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多元化是大势所趋。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我国法律援助的需求状况、资源状况和经费等方面考察，单一进行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不可行也不符合我国实际国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应当以市场化运作为主，以多元化提供方式为辅，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咨询等非诉讼法律援助、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以自身资源提供法律援助等。法律援助机构应将这些多元化方式共同纳入管理和监督体制以便发挥各自的作用且相互配合。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7
一、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一）加强法治城区建设。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努力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继续落实区2013-2015年三年法治城区建设重点工作，聚焦非法宗教活动、食品安全、违法建设、民办小学（幼儿园）等重点领域，提升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实现区“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一是按照《关于加强自治区法治文化建设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宣传资源和阵地，通过修建、改建或增加法治元素等多种方法，将法制宣传融入文化建设，让广大居民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使法治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显著位置建立或者长期租赁一个电子显示屏，形成固定的法制宣传阵地；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应用，开通普法微信公众平台，及时有效地传播法律知识，丰富沟通交流方式，提高普法实效；在友谊路街心公园（市委党校东门前）建立法制宣传教育基地，营造全民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二是积极组织开展法治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学法用法演讲、法治文艺演出、法治书画展览等法治文化活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融法治教育于民俗文化、“社区文艺展演”、“文化油城欢乐你我”、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之中，不断扩大法治文化的影响力。
（三）强化监督考核。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以此为契机，我们将继续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法制宣传教育条例》，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各单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积极面向社会开展本部门本单位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认真落实“一抓双挂”制度，开展好“法治合格单位”创建工作，不断推进法治城区建设。
二、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基层基础工作，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全面推进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工作。将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作为深入实施《人民调解法》的重要抓手。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进全区调委会规范化建设工作进程，2015年，全区的社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率达到95%。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活动，采取普遍排查、重点排查与专项排查等方式，依法处理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积极有效的处置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提高纠纷排查率、调解成功率、协议履行率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切实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
（二）不断提高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深化“调解也是执法、调解也是办案”的意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严格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依照法定程序和步骤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按照司法部《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培训工作的意见》要求，统一规划、分级实施，对新上任的调解人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岗前培训，使新任调解人员尽快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要求。严格实行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调解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调解资格，不得从事调解活动。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强化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公信力。
三、大力加强特殊人群管理，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教育监管改造质量
（一）规范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加强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联系会议制度，畅通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沟通渠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部门委托的《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全面调查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服刑人员，严格评估其犯罪背景、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性格特征及再犯罪可能性，提升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率，为法院裁判提供专业性参考，增强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二）运用科学方法因人施矫。开展心理矫治是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的基础，是突破社区矫正工作瓶颈的有力举措。实行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全阶段的心理矫治。以司法所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社工为基础，开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以区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为业务指导，对有心理危机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进行干预；以乌苏监狱为依托，提供专业的心理测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加强心理矫治的准确性、科学性，充分发挥心理矫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特殊功能作用，有效地提高社区服刑人员改造质量。
四、大力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8
2.法律援助民生工作特色突出。普遍建立了岗位目标责任制，工作人员做到岗位职责具体、分工明确，自觉履行管理职责。进一步完善了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充分调动各律师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办案积极性。充分发挥信息化的牵引作用，实现法律援助系统内部网上申请、指派、办理、结案、监督、评估和办案补贴申领全流程管理，切实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3.民生工程经费使用管理规范科学。2021年区财政投入了43.3万元已到账。区法援中心采取用事业经费先行垫付的方式在支撑运转，把办案补贴与办案质量挂钩，根据办案质量支付案件补贴。对承办人员认真负责、办案效果好的，及时按标准支付补贴；对敷衍马虎、办案效果差，案卷内材料不齐或制作不符合要求、归档不及时的，限期整改到位，待补齐相关材料后再发放办案补贴，必要时可降低补贴标准。对拒绝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将向市律师协会反映，建议暂缓考核。中心严格按照要求，对待每个领取补贴的案件，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审批制度，领取案件补贴的办案人员，在经过中心从卷宗到网上登记审查合格并归档后，由中心主任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发放补贴经费，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予发放办案补贴经费。
4.案件办理情况：办案数量、刑事案件完成情况。截止至2020年6月17日止，
5.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及取得的成效。中心不断加强和规范了法律援助案件在纸质登记审批和内网登记审批制度，各类法律援助案件从登记到结案整个办案过程以及各类工作报表在内网的登记、发送、审查、审批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使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能及时了解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各个阶段的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以及现阶段还存在的困难，借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力，使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甚至能自愿的加入到法律援助工作的行列中来。全面落实法援案件指派审查审批制度、重大疑难案件讨论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制度等，做到从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审批、指派到案件的办理、归档、发放补贴等各个环节都按规办理。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进行案件全过程监控。事前监督要求对案件实施“四统一”，同时在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同时要告知受援人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事中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办案过程的跟踪检查上，即对办案过程进行全程跟踪，对其工作进度、工作质量和承办结果进行同步跟踪，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组织旁听。事后监督主要是审查案卷，看办案人员的办案是否认真，卷宗材料是否齐全规范，回访受援人，向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大大的提高了案件质量，使受援人群得到了优良的法律服务。
其他具有特色的工作以及推进措施
在近期疫情防控、城市拆迁、事务中，法援中心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战斗在第一线，派员参加24个小时疫情值守的同时，保障正常法律援助各项工作任务的开展，及时处理因受疫情影响而引发的矛盾纠纷调处加大调处、引导、安抚力度，有效避免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加强培训力度，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针对律师所和基层司法所人员对法律援助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不熟的情况，区局和中心对办案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中心指定了中心专职人员分包负责各律师所和司法所的和法律援助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登记使用和协助工作，使每个案件登记到结案，均符合流程的要求。中心还切实加强中心律师的政治，业务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全面提高执业律师的综合素质；中心执业律师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中心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
下半年工作计划
1、根据区的实际情况，就新形势下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职能作用进行细致规划；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进一步支持，提高社会各界对法律援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2、以巩固“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成果为基础，推动在更广泛的领域服务困难群众
3、继续推动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按照上级要求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扩大补充事项范围，将更多的困难群众纳入法律援助覆盖范围。
4、总结各地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经验。学习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巩固和扩大好的经验成果，努力提高我区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工作水平。
5、注重从源头上做好维护困难群众权益的工作。加强舆情分析工作，提高舆情分析工作的时效性和成果质量，发挥中心律师、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矛盾化解的实际作用。健全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集体研究讨论制度和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妥善处理等重大紧急事件。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介入案件机制，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与工作的有效衔接，运用法律援助依法参与处理化解涉法涉诉问题。
6、借助司法行政资源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坚持将法律援助宣传工作融入法治宣传、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过程中，注重在开展法制宣传、提供法律服务、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中宣传法律援助，以司法行政系统资源推进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创新，发挥职能优势，形成系统合力，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
7、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积极争取财政部门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力度。继续推动政府将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并随当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的增长保持动态增长。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基金会的资金优势，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资金。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9
自高校扩招以来，设置法学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迅速大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08年底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六百多所，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地方院校。不同层次的院校对教育资源占有程度的差异会导致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不同，因而地方院校的法学教育、重点院校定位于通研究人员为目标，显然不符合地方院校的实际情况。与重点大学法学院和专门政法院校相比，地方高校法学教育起点较低，在学生素质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们认为地方院校法学教育的目标应该定位于职业教育，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为办学根本，素质教育隐含于职业教育的背后就业情势来看，扩招后地方院校毕业的学生主要供职于实务部门或从事非法律类工作。专业法律教育带来的积极主动、独立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以及敢于担当的特质让从事于不同职业的学生受益匪浅。
地方院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下：
一般来讲，法学实践教学形式有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毕业实习、专业辩论、参与职业化训练、开展法律服务等形式，均缺乏鲜明的成效。
在法庭模拟中学生通过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来模拟演练中国的法庭审判程序。在教学中我们发现那些表演的同学投入较多，而旁听的学生几乎无动于衷。同时，缺乏真实的临场对抗和未知的风险担忧，没有强烈的压迫感，丧失体验的积极性和成就感。
案例教学属于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对于加深引导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理解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很难让学生学到律师的其他技巧，如解决问题、事实调查、交流、辩护、谈判、诉讼等。这是案例教学法最大的缺憾，这些实践技能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积累和体验，非课堂上对事实与法律的推理分析论证能完成。
专业实习应该说对法学学生来讲最具有直观感知性。然而随着法学在校学生规模的扩大，实习基地难以接纳更多的学生。采取自主实习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基本处于放任状态，注重于形式，实习结束时学生本文由收集整理随便找个单位盖个章，再写个实习鉴定就算参加实习了。而那些进入实习单位的学生也往往很难得到很好的锻炼，实习单位出于各种问题和现实条件的考虑，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拿出司法职业技能的培养方案，学校也很难有效地监督学生的整个实习过程，因此学生干杂活的较多。另外，学生毕业实习的时间段刚好处于学生找工作或公务员考试等关键时段，在就业压力倍增的今天，可以想象，学生是难以全力投入到实习环节。
地方院校法律援助的设立遭遇的障碍
作为地方院校的法律援助，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不被司法部门所认可，还需微观层面；我个人认为至少需要突破下列困境：
（1）法律援助场所空间保障。相对来讲，办学成本高于课堂讲授。课程整合进法律援助课程中，充分利用好这两门课程占有的资源；将法律教育合并于模拟法庭中，可以解决活动场所相对独立性的问题。课程的整合可以奠定学生职业技能训练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双向意愿的前提下确定参加法律援助的学生，逐渐提高法律援助的覆盖率。（2）在现实中学生取证时的身份认同。我国现行的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赋予了律师特有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在刑事诉讼中取证的主体资格只赋予了律师辩护人，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以“其他辩护人”身份或以法律援助中心团体的名义参加诉讼，非律师资格的身份在此种情形下会受到制约。如何全面培养法学学生的职业技能也需要地方院校法律教育之外的制度支撑。例如司法部应驻马店市司法局申请特许在驻马店市范围内专门增设“法律援助工作者”一职，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拥有律师所有的一切权利。我们希望通过立法来规定法律援助中心的法科学生的“准律师”身份，赋于学生“准律师”身份，赋予其相应的律师身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刑事诉讼业务或需要调查取证时，可以让地方院校教师所兼职的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其他类的可以由该地方院校法律的师生共同完成。总之，专业法律学习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指导教师也要全程参与，特别是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篇10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市的中心工作，立足本职，以普法为主线，以服务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为首任，以民间矛盾纠纷排查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司法干警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量，牢固树立“立警为公，司法为民”的思想观念，为“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科教兴市”战略保驾护航。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全力维护我市的稳定工作。
二、工作目标
今年，我局的总体工作目标是“围绕一个中心、突出四个重点、采取四项措施、围绕四个环节，完善四项管理，抓好四项强化，实现四个突破”。
（一）围绕一个中心，开展各项工作。紧紧围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服务为中心，促进服务意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提高服务质量，为“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科教兴市”战略保驾护航。
（二）突出四个重点，深化“四五”普法教育。一是落实党政机关干部常规学法制度。二是抓好各种对象法律教育培训工作。三是制定各类普法对象的考试考核制度。四是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三）采取四项措施，开创省级依法治市试点工作新局面。一是加强严格依法执法。二是加强行业依法治理，重点抓好学校等事业单位的依法治理。三是加强依法治村居、社区，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四）完善四项管理，提高法律服务整体水平。一是完善“148”法律服务管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中心管理。三是完善律师公证工作管理。四是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
（五）抓好四项强化，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行政队伍。一是强化镇街道司法所的建设。二是强化村居调委会主任素质教育。三是强化机关内部管理。四是强化机关党建工作。
（六）实现四个突破，确保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一是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上要有新突破，以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的带头作用推运全市学法用法，为全市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二是基层依法治理要有新突破，通过开展“民主法制示范村”活动，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年度内要有30％的村实现“示范村”标准；三是刑释教安置帮教工作要有新突破，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做好释解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力争实现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内的工作目标；四是法律服务工作要有新突破，在为市政府配备法律顾问的基础上，要继续向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学校延伸，并在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做到顾问单位和当事人都满意。
三、工作任务
(一)、认真谋划，积极部署，推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普法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四五普法”，加强“三个建设”即：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制度建设；寻求“三个突破”即：在普法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力度上寻求突破；在普法工作的管理方法上寻求突破；在青少年法制教育上寻求突破，形成“大普法”的工作格局。
1、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全面实施《XX市领导干部学法八项制度》，对领导干部、政府公务员进行以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国家基本法律、市场经济法律法规、《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特别是新的宪法修正案和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证》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培训，培养“懂法型”干部，为建设“法制化城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法制基础；把普法合格证制度与干部任免使用制度和年终考核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将我市领导干部、政府公务人员普法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以切实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真正使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执政；政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2、继续深入开展“法律五入”工作（法入社区、法入农村、法入学校、法入企业、法入市场）。组织、搭建社区普法载体，使普法入区入院；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的作用，积极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课师资的培训工作；与工商、税务部门联合，建设、完善各类专业市场普法阵地，利用广播、板报、标语、散发普法小册子等多种手段向商户普法，培养他们的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和诚信经营意识；探索企业普法的新路子，在规模以上企业建立法制室，使企业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运行。
3、深入开展送法下乡活动。积极响应、科技部、司法部、文化部、卫生部等十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在2004年继续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要求，认真组织送法制文艺、送普法资料、送法制电影下乡活动，通过举办“法律大集”和法律工作者进村入户，把“三贴近”，即贴近农村、贴近群众、贴近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法律知识，送到农村，送给农民，引导农民群众学法、懂法、守法、护法、依法办事，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完善普法骨干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市普法讲师团建设，乡镇办事处建立普法小分队，村街建普法小组，使法律进社区工作向纵深发展。部门单位普法员要达到干部职工总数的10%，村街普法人员达到5—10名。农村普法工作强化农村法制学校的普法主阵地作用，同时组织律师、讲师团定期巡回讲演宣传普及法律。法律宣传内容有针对性，坚持同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相结合，同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同村务政务管理相结合，同送法进户相结合，同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相结合，推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5、夯实基层依法治理。在全市农村和城市社区开展“八个一”活动，即建立一个依法治理工作机构、制定一个依法治理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和完善一套依法治理规章制度；建立一支法制宣传队伍；开辟一块法制园地；每季开展一次法制宣传咨询活动；每月开展一次民间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建立一个安置帮教工作站，落实对每一个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在城市社区和农村各总结一个依法治理典型，以点带面，将依法治理工作在全市铺开。
（二）、加强网络建设，健全制度，探讨新时期做好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工作的新途径
司法行政工作今年要充分发挥整体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坚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分析研究解决农村存在的各类矛盾，整合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等多种力量，全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在全社会形成以稳定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的良好态势。
1、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发挥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实现社会秩序良性循环。加强组织建设和阵地建设，按照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通知》要求，搞好市、乡（镇、街道办事处）、村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稳定调解员队伍，完善工作制度，严格调解程序，规范调解行为，强化素质培训，提高调解质量，增强调解能力，全面推行和深化人民调解员资格准入制度和人民调解员等级制度，实现各级调解组织软、硬件的规范达标。认真做好社区矫正试点的准备工作。
2、努力形成安置帮教工作良性运行机制。抓住“三大重点”，解决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难点。一是抓重点对象，每年对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进行一次集中摸查和清理。二是抓重点区域，把安置帮教工作的重点放在乡镇（办事处）、村（居）委会，要求村委会安帮小组对解教人员实施“一帮一”、跟踪回访等制度。三是抓重点先进典型，鼓励所有刑释解教人员以先进代表为榜样，洗心革面，改过自新，走向新生。①、建立健全衔接制度，包括重点对象接回制、回归人员登记核实制、信息反馈制，做好衔接措施的落实。②、多方联动，帮助、引导刑释解教人员解决生活出路问题。③、加强对人户分离的刑释解教人员的管控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建立对脱管、失控刑释解教人员的追查、协查、通报制度。④、加大帮教力度，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内。
3、加强司法所建设。按照上三级政法工作会议关于加强“两所一庭”建设的要求，全面完成司法所的立户列编。加强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实现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两所”合一。构建基层司法行政综合服务平台，做到编制、人员、工作的最终“三落实”。将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制宣传、安置帮教等工作整合在一起，为基层群众服务，积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民增收，为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树立大服务思想，进一步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
继续贯彻“满足需求、服务发展、规范执业”的指导方针，突出抓好四项任务：
1、完善监督管理，扩大服务领域，全面提高律师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在深化“两结合”管理的基础上，加大行政监管力度，确保律师行业有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管理的建章立制工作，提高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开展个人开业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研究制定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范标准，逐步实现律师机构标准化管理。
积极搭建平台，拓展服务领域。要进一步发挥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的优势，搭建为政府部门服务的平台，逐步建立对口服务机制，为政府部门提供课题调研、法律意见。
2、以“诚信服务”为重点，全面提高公证质量。
根据中国公证员协会《关于深入开展公证行业文明创建工作的意见》，以“诚信服务”为主题，深入开展全市公证行业文明创建工作。通过学习、自查、整改和检查验收，大力拓展和规范公证法律服务，全面加强公证行业的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坚持推行要素式公证书，抓好公证质量；要配合《公证法》的出台开展学习宣传活动，提高全市公证员依法服务、规范服务的意识，努力把公证行业建设成诚实信用、高度文明、社会信赖的行业。
3、进一步加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和执业人员的管理，不断适应司法改革的发展要求。
要做好现有鉴定机构的核准登记，增加各类鉴定机构的数量。要拓展资产评估、建筑工程质量评估等新的业务领域，满足社会需求。要认真做好已核准登记的鉴定机构和人员的调查摸底工作，扎实稳妥开展司法鉴定人的资质认证；编制完成我市司法鉴定人名册，向社会公布。要加强调研，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研究制定执业证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规范，保证司法鉴定工作规范有序发展。
4、严格管理，健全监督，全面整顿法律服务市场，优化法律服务环境。
加大对投诉律师案件的查处力度，整肃律师行业纪律；利用诚信信息系统公布律师违法违纪情况；充分发挥属地管理的优势，联合公安、工商部门，对全市律师法律服务市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重点查处假冒律师执业、非法成立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未经许可设立法律服务分支机构等违法行为；开展全市公证处设立分支机构情况大检查，对有违规情况的公证处进行整顿。
5、加强引导，健全机制，为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以“扩大服务、规范管理”为重点，全面提高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加强法律援助工作法制化建设。落实《法律援助条例》的授权，进一步规范全市的法律援助工作，明确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各级政府部门和法律服务机构的职责任务；确定法律援助执法检查等制度，将法律援助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健全法律援助工作质量监督和评估机制。要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要求，健全规范接待、咨询、受理、审查、决定、指派、办理、监督等环节，实现全程规范化管理，并建立质量监督与评估机制，对援助案件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加强社会组织、社团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充分发挥其作用。
认真抓好法律援助队伍建设。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深入学习《法律援助条例》，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坚持把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作为律师培训的重要内容，提高广大律师热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识；狠抓法律援助各项制度的落实，大力宣传、表彰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成绩突出的机构和个人，形成一种以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荣的社会风尚。
继续抓好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要利用新闻媒体和典型案例加大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注重宣传效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市法律援助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网站的作用，扩大宣传覆盖面。
（四）、提高队伍素质，推进行风建设
1、科学管理，加强培训，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按照人力资源规范管理的要求，出台市局机关职位管理办法，量化绩效考核标准，实现职位职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继续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开展人才需求调查，建立人才信息管理平台。按照人职匹配的原则，通过双向选择、竞争上岗等方式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岗位成才”为中心，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要继续抓好干部日常培训和公务员“四五”普法考试工作。通过举办全局干部“写作业绩十佳奖”和公文、新闻写作“十佳能手”大赛等活动，鼓励干警立足本职，钻研业务，增长实际工作才干。
2、严格依法行政，提高管理效率。
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完成行政许可事项的清理。认真组织全体干警学习《行政许可法》，开展行政许可岗位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与考核。建立、完善行政许可实施的程序制度和具体操作规范。
根据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制定市司法局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加强对行政许可活动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的各项规章制度。改革现有工作中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地方，提高行政管理工作的宏观性、科学性，依法、高效履行职责。
3、坚持标本兼治，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行政监察工作。
要进一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加大检查力度，确保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高监察效率与质量，促进机关工作规范化、正规化。严格执行机关岗位工作程序，加强对行政审批、财务制度、人事制度三项改革的行政监察。
要继续加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重点查办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带有行业特点的违法违纪案件以及人、财、物等权力部门的违法违纪案件和影响首都法律服务市场环境的案件；健全案件分析制度和案件通报制度，研究预防治理对策，从源头上预防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要紧密结合队伍建设的实际，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采取多种措施，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要大力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的先进典型，推动全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
4、提高基础设施与信息化建设水平，为加快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按照“满足需要、适当超前、功能完备、便于操作”的原则，构建全局的办公信息化平台。依托市政府政务专线建成纵向联通各乡镇的信息高速公路。加强市局机关网站建设，整合不同业务部门的信息资源，将网站建成对外宣传的窗口。要加大对基层投入的力度，加强以司法所为重点的基础建设，为司法行政各项业务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