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1
作为从“进口替代战略”过渡到“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如何提升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同样依赖于出口导向路径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十分值得思考。一、韩国的贸易品技术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关于贸易品技术结构，Lall（2000）在三位数的基础上，将SitC0～9类共三百多种产品按照技术含量分为五大类：初级产品（pp）、资源性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和高技术产品（Ht），然后仍按照技术含量将后四类产品进一步分为9个小类。这一方法被研究者广泛认同。本文采用这一方法，统计出韩国各技术层次的主要产品（见表1）及贸易品技术结构的变动趋势（见图1至图4）。①其中，图1和图3分别是较低技术层次产品（含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RB1∕RB2、低技术产品Lt1∕Lt2）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图2和图4分别是较高技术层次产品（含中技术产品mt1∕mt2∕mt3、高技术产品Ht1∕Ht2）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图中每一“柱体”的长度是该图所涉各类产品在韩国总出口或总进口中的占比之和，而每一“柱体”中各种“图案”的长度，则表示各类产品各自的占比。图1表明，韩国较低技术层次的五种产品在出口中的总占比，从期初的46％降至期末的26％，其中，RB2出口比重显著增长，Lt1出口比重显著降低。图2显示，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从期初的51％升至期末的70％，其中，mt1、mt3和出口比重增长尤为显著。可见，韩国出口结构呈现升级趋势。图3和图4中，技术含量较低的五类产品的进口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动，但技术含量较高的Ht2和mt3进口比重呈现较明显的降低趋势。韩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待验证。二、计量检验与结论解析（一）计量检验1．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从前述理论分析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通过改变要素比例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母国贸易结构，由此可以推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存在滞后因素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当年贸易的影响可能是不显著的，因此本文构建模型如下：其中，被解释变量tRD表示韩国的贸易结构，解释变量fd表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考虑到直接投资存量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滞后性，本文采用其一阶滞后序列；解释变量ex表示韩元的实际汇率；β为参数，ε为随机误差。式（1）中，λ分别取ex或im，表示出口或进口；tech分别取pp、RB1、RB2、Lt1、Lt2、mt1、mt2、mt3、Ht1、Ht2，表示贸易结构的10个技术分类（见表1），因此该式实际上包含了20个模型。具体而言，被解释变量trdppex表示韩国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韩国总出口额的比重，被解释变量trdppim表示韩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占韩国总进口额的比重，以此类推。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91～2010年度数据，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韩国进出口银行网站数据库，按照表1技术分类的产品进出口数据来自韩国贸易协会数据库，实际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2．检验结果对于上述模型的计量检验分为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三个步骤。①首先，单位根检验的相关序列包括20个表示贸易结构被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和两个解释变量时间序列，检验结果为：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22个序列的水平值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其次，对20个被解释变量和两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20组协整检验，结果发现，除了trdppim、FD、eX之间以及trdRB2im、FD、eX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外，其它18组变量之间均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这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第三，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结果，对上述具有协整关系的18组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总体来看，在18个模型中，除了以trdppim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解释力不佳外，其余17个模型的统计量都是显著的。同时，这17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小值为0．347，最大值达到0．948，均值为0．683，说明总体上这17个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具体来看，在出口方面，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对于RB1、RB2、Lt1和Lt2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mt1、mt2、mt3、Ht1和Ht2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进口方面，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对于RB1、Lt1、Lt2、mt1、mt2和Ht2类产品的进口比重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实证检验显示，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的提升。对于低技术层次的RB1、Lt1、Lt2类产品，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进口和出口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较高技术层次的mt1、mt2、mt3和Ht1、Ht2类产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它们的出口，并抑制了其中mt1、mt2和Ht2类产品的进口。这与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低技术层次产品制造业的对外转移，从而降低了该类产品的本国出口和与此相关的进口，表现为贸易替代效应；同时，国内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产品制造业，较高技术层次产品的自主制造能力得以加强，增强了该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并减弱了其进口需求，表现为出口创造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二）实证结论解析对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观察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要素寻求特征，从中获得进一步的事实佐证。首先，从韩国对于不同经济体的投资行业模式来看。表4选列了接受韩国直接投资存量居于前16位的经济体，韩国对它们的投资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超过3／4，因此这些投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按照投资行业集中度的特征，16个经济体可分成四组。不难发现，韩国对于具有不同要素禀赋条件地区的投资模式不同，表明了其要素寻求的多重性，既包括对低成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的寻求，也包括对国际销售渠道、技术、标准、品牌、全球企业网络等高级要素的寻求。特别是对于中、印、俄和美、德、荷的“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的投资模式，反映了韩国对成熟市场与潜在不成熟市场的需求并存。其次，从对不同技术层次产品制造业的投资来看。对于处于较低技术层次的石化业（RB2类）、纺织业（Lt1类）和钢铁业（Lt2类），韩国的海外投资集中于中国、印度、越南等劳动力、自然资源成本低且市场需求大的地区。而对于较高技术层次产品制造的行业，汽车业（mt1类）在西欧、北美、东欧、中亚和大洋洲等地广泛建立生产基地，藉此带动国内生产的整车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并实现海外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营销网络；造船业（mt3类）的投资，一类是土地岸线、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中国、菲律宾等国，另一类是国内需求亟待释放的巴西、俄罗斯等海洋油气资源大国。一方面可将较低附加值项目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则可在国内集中力量开发液化天然气船等高附加值船型；电子业（Ht1类）的海外投资布局同样反映了其对低成本和市场要素的寻求：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以组装厂为主、选择发达国家附近工资比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以零件厂为主①。最后，从对外投资主体规模来看。韩国的大型综合商社凭借其较为成熟的国际经营经验和雄厚资本，多在发达地区进行资金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开发，而中小型企业（Smes）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从事技术等级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比如韩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中小企业及个人投资在项目数上占83．0％，在投资金额上占40．6％①。不同规模投资主体的组合，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相对比较优势，从而提高要素寻求的有效性。综上所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寻求方式，使其位于韩国总部的母公司得以整合全球资源，改变了韩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国际分工地位，乃至提升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p#分页标题#e#三、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的要素结构相对失衡，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充裕，而资金、技术和一些自然资源类的要素短缺，那么，中国又是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实现全球范围的要素配置的呢？在数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居全球第五位。但2003～2010年，中国流入国际避税港②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据当年总流量的年平均比重达到76．94％。③这一结果，既可能是因为外汇管制条件下的热钱流动，也可能来自于为了享受外国直接投资种种好处的“迂回投资”———在境外注册再回到国内的国内资本。不妨推断，这些投资源于扭曲性因素。同时，2005～2010年中国流入欧美地区④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据当年总流量的比重年平均为4．58％；而该期间流入东盟地区的流量年平均比重为3．75％。如果说，流入欧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寻求技术、国际销售渠道等高级要素的动机，流入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寻求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低级要素的动机，那么，这种具有明显要素寻求特征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总流量中的占比显然过小。因此，从区位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寻求特征并不明晰。然而，从投资主体构成及其投资行业来看，在中国对外投资中，寻求自然资源输入的投资行为占很大比重。特别是居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地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近年来频频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海外资源，且不乏“不计成本”的并购竞价案例。可以说，中国国有经济巨头的海外投资不单纯是商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性。同时，中国当前的出口结构仍然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Lt1类产品方面，虽然高技术产品Ht1类产品的出口比重明显上升，但更多从事的是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环节，而最能反映技术深度的mt类产品、具有较高技术层次的自动化产品mt1类，以及要求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研发投入的高技术Ht2类产品，在中国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低（齐俊妍，2008）。由此表明，中国以对外直接投资提升贸易结构恐怕尚不具备条件。基于现状，韩国经验的借鉴首先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寻找对外直接投资中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均衡点。政府与企业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主体，政府应考虑如何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宏观战略目标下不断调整双方利益均衡点，政府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介入和支持，应尽可能采取政策引导和法律支持服务等形式，同时应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更市场化。第二，趋于市场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考虑，当得自于政府的异质性资源不可持续时，如何通过合理的投资区位选择，去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产业的“梯度转移”；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地区，建立研发机构和技术密集型合资企业，以达到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乃至贸易结构升级的效果；鼓励拥有小规模适应性技术的中小企业，通过海外生产和销售，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国产技术、设备、材料和半成品的出口。第三，消除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扭曲因素。如前所述，占年均流量3／4的资金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明，不仅容易引起人们对数据的误判，更反映出中国资金运用低效的现状。对此，应考虑改善国内相关制度设计，比如消除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完善资本市场等，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效率，为贸易结构的提升创造条件。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2
2005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603.3亿美元，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数达到1245万人，约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4.55%，外商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逐渐加大。笔者对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作了区分，并把外商投资的存量引入计量模型度量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
一、文献回顾
Raveendran.Bartera(1986)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表明，在一个资本缺乏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外商投资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在投资时又不带有技术转让，那么会导致东道国总体就业水平的下降。edwardF.Buffie(1993)把外商投资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的结论表明，只有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足够高的税，外商投资才能起到带动国内投资和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否则对东道国的就业就有负效应。
《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把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就是直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雇用的员工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影响直接就业效应的因素有：外商投资进入的方式、进入的行业以及外商投资的经营战略等。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是指通过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消费、人员流动等相联系的方式，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就业产生的影响。间接就业效应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影响：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前后连锁联系、竞争关系以及对东道国产业经济的促进作用等，因此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是外商投资影响就业的长期方式。该报告强调，以上影响外商投资就业效应的因素都有可能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可能较小，而且可能为负。
实证方面的文献集中在对外商投资直接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上。江绮萍(2002)、曹小艳(2002)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数量与每年的外商投资量作了计量分析，她们认为，1990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高于1990年以后的就业吸纳能力。方小军(2002)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投资对广东省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量每增加1%，将带来0.123%的就业人数的增加。
以上的分析表明，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同等重要，而且必须认真分析影响外商投资就业效应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但是，目前的实证研究只考虑了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没有把间接就业效应考虑在内。笔者把外商投资的存量引入计量模型，以求全面地反应外商投资的就业效应。
二、分析外商投资就业效应的模型
(一)外商投资对东道国总体就业影响的定量模型
笔者采用于津平(2004)的基本模型假设，东道国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用资本和劳动生产同类产品，采用规模收益不变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d和Qf分别表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ad和af分别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技术。Ld和Lf分别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投入。设总的劳动力需求为L，则L=Ld+Lf。Kd和Kf分别表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存量。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外国资本市场，利率为r*，国内企业的资金来源于东道国国内资本市场，利率为r。假设东道国的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水平都为w。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求出总的劳动力需求的表达式：
(二)外商投资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效应的度量
根据外商投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的特点，引进与之相对应的外商投资流量和外商投资存量两种度量外商投资数量的方式。
外商投资流量对就业的影响方式为新增加的外商投资直接增加了多少单位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其就业效应主要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影响外商投资流量就业效应的因素主要是外商投资进入的方式、进入的行业和经营战略等短期因素，因此笔者把外商投资流量对就业的影响定义为外商投资流量的直接就业效应。
在第三部分，笔者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为因变量，以外商投资流量及其滞后变量为自变量，回归出外商投资流量的系数，定义为外商投资流量的直接就业效应。在第四部分，以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因变量，外商投资流量作为其中的一个自变量，也回归出一个外商投资流量的系数，它度量的是外商投资流量对城镇总体就业的直接影响，把它定义为外商投资流量(对总体就业)的直接就业效应：
外商投资存量山历年的外商投资流量按一定的比率折旧后加总起来，反映了东道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生产规模与技术水平。影响外商投资存量就业效应的因素有：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前后连锁联系；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竞争关系；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道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这些因素都与东道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实力密切相关，因此，笔者把外商投资存量对就业的影响定义为外商投资存量的间接就业效应。
三、外商投资流量直接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为因变量，考虑到外商投资在较长时期内都可能吸纳就业人员，把外商投资流量及其滞后变量都引入下面的模型：
为了便于比较，将国内投资分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等四类，分别回归出它们的直接就业效应，模型与(4)相类似。
(二)数据说明
样本的取值为1984-2005年，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集体企业是指城镇集体企业，不含乡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包括城镇私营企业和城镇个体企业。
(三)计量方法与结果
用almon提出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以1993年为分界点，分段回归结果见表1。
(四)结论解释
从表1中可以看到，除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之外，在1984—1993年期间各种类型投资的就业系数分别大于各自在1993-2005年期间的就业系数，这表明1993年以前各种类型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分别大于各自在1993年以后的直接就业效应。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大，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已经不能显著地推动就业的增长。在1993～2005年这段时期之内，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系数为负数-0.91212，这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减员增效，大量工人下岗导致。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系数都是负数，其原因在于：(1)集体企业不断地私有化和变卖导致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减员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1984-1993年这段时期之内，外商投资流量的就业系数为2.83377；而1993～2005年这段时期内，外商投资流量的就业系数下降为1.08050，下降了1倍多。1993年以后外商投资流量的就业效应下降的主要原因：(1)外资投资进入方式的转变。1993年以前，中国的投资多数是“绿地投资”；1993年以后，以并购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越来越多，直接就业效应减弱。(2)外商投资类型的转变。1993年以前，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以中小型的港澳台投资为主，约占中国外商投资总额的75%，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比较大，直接就业效应显著。1993年以后，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因此直接就业效应减弱。(3)外商投资进入行业的转变。1993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电子元件、箱包、塑料、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行业，直接就业效应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外商投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并不大，因此直接就业效应有所减弱。
四、外商投资对中国总体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第t年的外商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用表示，其中表示从1979年起到t-1年的外商投资流量折旧后求和。把国内资本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存量，分别用表示。
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减少摩擦性失业。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表现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从业人员的城镇化，笔者用城镇化水平代表劳动力的流动性引入计量模型。由于模型中有的变量具有时间趋势，存在谬误回归的可能性，但是对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模型中不必剔除时间趋势，可以直接回归分析。计量模型如下：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3
关键词:文化;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
要探讨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然后将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论证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文化又影响三大优势,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文化通过影响三大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一、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
(一)文化的内涵
现在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这种概括,将那种仅仅同劳动生产相连的狭义文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创造物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广义文化。按照对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解,可以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也是本文所指的狭义文化,它包括语言和符号、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族主义以及涵盖以上因素的企业文化等。
语言和符号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都起着沟通的作用,还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反映、传授和创造文化。形体语言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手势或其他动作可能有不同含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伦理道德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另外,民族主义往往会使一个民族自信自强,也形成了本国产品的一种最为坚实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外交流。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人们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习惯,包括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的经济作用
探讨文化的经济作用,将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经济学家们传统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等。1990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从此文化资本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一定习得了一系列的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
袁晓婷,陈春花(2006)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
1、间接影响
文化资本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与合理配置,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观念的创新,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和决策,还有它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推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减。
2、直接影响
文化资本能够影响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中的互利交易。
二、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
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源于英国学者邓宁(JohnH.Dunning)于1981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oiL模式。目前也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述评。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述
邓宁认为,企业的国际经营决策是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的。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之间的选择。如果同时具备三类优势,企业就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组织国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三大优势含义如下。
(1)企业优势
企业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但外国企业无法获得或拥有的有利经营条件、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又称为所有权优势、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企业优势分为四类:第一,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专用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研究与开发能力等。第二,规模优势。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第三,人才优势。第四,金融和货币优势。
(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与经营活动,将其所有的资产内部化而拥有最大收益的优势。企业内部化的动机是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把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水平,防止技术外溢。
(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为外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设厂提供的更有利的条件。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区位优势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二)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过去出现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精华,能够解释企业进行三种主要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备的跨国经营理论。但它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同时具备三大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很多投资为技术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产业结构转移型等。所以,有必要修正它。
1、三大优势可以相互替代
中国学者林叶1991年在《中国跨国公司论》一书中对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由三种优势相互替代产生的。当内部化优势(i)分别大于所有权优势(o)与区位优势(L)时,内部化优势就弥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劣势,就可能发生寻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同理,可以发生寻求区位优势或寻求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2、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
笔者以为,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不仅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也可相对于母国同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寻求技术、资本与资源等,甚至是被迫跟进国外市场。它们并非都具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优势,但是一般都具有相对于本国同类企业的优势;否则,它们很难率先或跟进跨出国门。后来出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结构转移论等都与企业的相对优势有关。
因此,修正后的国际折衷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见,三大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三大优势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呢?
三、文化全面影响三大优势
以下将逐一分析文化全面影响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
(一)文化影响企业优势
文化对企业的人才、技术、产品、管理等优势都有影响。
1、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人才的吸引、获得与培养
企业提倡“诚信、团队、合作、创新”的价值观,吸引人才效果显著。当一种企业文化使职工得到职业化训练,并形成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时,企业内就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反之,有损企业的人才优势。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唯上、唯君、唯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才的涌现与培养,从而削弱了对外投资的优势。
2、文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护与传导
僵化的企业文化不利于传导与创新技术。此外,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自己的无形资产借助法律加以保护的意识,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尚未采用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措施加以全方位保护,导致无形资产泄露、被外方人员盗走,造成一些很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流失。
3、文化影响企业的产品优势
以变化、新奇、差异、个性等为特征的企业,定位于“领先使用者”细分市场,产品优势是“时尚”。相反,以稳定、有序、规范、无差错等官僚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企业,其产品性质为“长寿型”,其产品优势是“质量――成本”,对应的细分市场是“从众者”和“保守者”。
4、文化对企业优势的其他影响
互利合作的文化使管理等都更有保障。一种凝聚力强大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谈判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文化中成长的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时刻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二)文化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了内部化优势。
1、机制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国际市场的替代,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和交易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节约或取得更大的效益。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内部化的收益一定时,其优势大小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内部化的成本主要是企业扩张增加的管理成本,而国际企业的文化差异与摩擦是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胡浩(2004)认为对文化差异的测量一般是通过Kogut&Singh设计的文化差异指数来度量的。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大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绩效水平会较差,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或显著的不适、经常的文化冲突等等。
2、表现
刘宗明、石文慧(2006)总结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主要由权力化程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女性主义和长/短期取向等维度构成的。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也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根据Hofstede的研究结果,赵曙明等人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中国等六个国家在上述五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赵曙明,张捷,2005),结论是中外企业文化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类型、沟通方式、认同程度、等的差异都会影响内部化优势。彭新万(2003)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主要有:管理理念、价值判断、风俗习惯三者不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某一文化中适合的组织战略、结构和技术在另一文化中却可能导致失败。
(三)文化影响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涉及到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软硬要素。东道国文化的异同与优劣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一般而言,越接近本国文化、人文环境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作为投资的东道国,因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易费用较低。
1、东道国文化的异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越接近本国文化的东道国越有利。
孙焱林与胡松(2004)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D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说明了中国之所以吸引的许多FDi,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拥有较大的文化和地理优势。中国和亚洲主要的FDi来源国(包括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国(地区))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关系,而且和这些来源国的地理距离很近。我们强调文化和地理对FDi的影响并不意味着FDi政策、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对吸引FDi没有关系,事实上,后面列出的一些因素帮助东道国达到或是提高其吸引FDi的潜在值。”
2、东道国文化的优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东道国优良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外来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儒家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儒家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相反,东道国的文化环境恶劣甚至敌对可能会导致严重错误。如伊朗革命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憎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新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把大批外国石油公司所有权收归国有。
3、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保守型与进取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与权力差距小等,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区位分布。比如保守型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国家,对外交流的欲望不会太强烈,所以不利于贸易投资的发展,而进取型相反。东道国文化的类型还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开发地点。周凌霄(2006)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把研发部门布置在文化环境有利于实现更高研发效率的国家。权力差距越小、不确定性规避越低、鼓励个人主义与男性主义的国家为最佳地点。”
三、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全面影响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从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文化是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图所示)。该结论的启示是一国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菱形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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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4
中图分类号：F273；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66-04
theStudyofChinese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
modeundertheBackground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theLogitmodelofmultipleChoice
SonGYongchao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0002）
abstract：inconsiderationofvalueaddedabilityandembeddingposition，thispaperdescribestheGVCstatusofChinasoutwarddirectinvestmententerprises，pointsoutthevariousconstraintsintheprocessofinvestment，anddesignstheinvestmentmodefortheseconstraints.thesemodesareasfollows：themarketpenetrationmode，theverticalintegrationmode，themultipledevelopmentmodeandthecommonvaluemode.itmakesanempiricalstudybasedonthe179ChineseoFDiactivitiesduring2005to2014，concludestheinfluencefactorsofdifferentinvestmentmode.Finally，basedontheperspectiveofglobalvaluechain，thesuggestionsfortheChineseoutwarddirectinvestmententerpriseshasbeendrew.
Keywords：theBeltandRoad；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globalvaluechain；multiplelogitmodel
1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也反映了中国正逐步迈入引领全球经贸格局的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环境有其特殊性，涵盖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1]。“一带一路”战略有别于中国既有的开放战略和投资布局，国内企业应当找准利益契合点，积极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2]。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怎样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优化投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投资绩效与影响因素方面。Dikova和witteloostuijn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模式[3]，在此基础上，Brouthers和Hennart研究了不同投资模式的绩效，并认为绿地投资的长期投资绩效最高，并购次之，合资模式的投资绩效最低[4]。汝毅和吕萍认为，跨国并购初期绩效较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绿地投资绩效提升更为明显[5]。myachin等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环境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6]。Kyrkilis和Koboti以投资失败率作为变量，研究了并购、新建独资和合资三种模式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建独资的失败率最低，并购最高[7]。余官胜和都斌认为跨国并购更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8]。
现有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分析框架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意义有待商榷；第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证研究很多，但缺乏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具体路径；第三，主要从进入方式和股权结构的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较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刻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针对其制约因素，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2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理论分析
全球价值链理论从组织分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价值链活动。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使跨国公司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一国的价值链地位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本文借鉴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衡量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9]。两个维度将对外投资企业分为四类：①上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上游，且增值能力较强（如设计、研发企业），我国此类企业存在着研发水平较低的困境。②下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下游且附加值较高（如营销、售后服务类企业），此类企业竞争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③下游低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最终需求且增值能力弱（如加工装配企业），此类企业附加值过低，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关系复杂，投资风险高，投资效益有限。④上游低附加值。此类企业嵌入位置位于上游但附加值较低，原材料及中间品制造商多属于此种情况，虽然位于上游，但盈利能力不强，此类企业产能过剩，对沿线地区的投资领域单一、产业链条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
针对上述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遇到的困境，本文有针对性地设计如下四种投资模式：①多元发展投资模式。以设计、研发为代表的第Ⅰ类（上游高附加值）企业，存在研发水平落后的现象，企业很难依靠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提出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同时在多个行业进行经营，通过进入与现有产品有一定关联的领域，以实现企业规模扩张。②市场渗透投资模式。以营销、服务为代表的第Ⅱ类（下游高附加值）企业，其竞争力普遍较弱，在投资过程中??采用逐步扩张的投资模式。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拓展销售渠道等组合策略，在利用现有产品不断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向现有市场提供新的产品，以实现市场的逐步扩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③纵向整合投资模式。以加工装配为代表的第Ⅲ类（下游低附加值）企业，增值能力弱，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投资效益有限，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上下游产业链的作用，整合优势资源，同时加强和相关企业的相互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④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以原材料及中间品生产商为代表的第Ⅳ类（上游低附加值）企业，产能过剩，产业链条短，容易同东道国发生摩擦，宜采取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不仅关注本国企业的利益，同时应当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3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3.1基本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为因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自变量，通过多元Logit模型，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企业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第j种投资模式的概率为：
其中，yi代表第i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选择的投资类型；xi代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生产效率、东道国市场规模等；βj是待估计参数。
本文选择第四种投资模式（即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为对照组，将其他模式与其进行比对，从而建立n-1个（n为投资模式种类）Logit模型。假设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市场渗透投资模式、纵向整合投资模式和共同价值投资模式的概率分别为p1、p2、p3和p4，对于m个自变量拟合三个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多元Logit模型，并使用迭代法得到参数的估计量，进而考察价值链位置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3.2变量及说明
3.2.1核心变量
GVC：价值链地位。本文研究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该变量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核心变量。参照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9]，构建体现嵌入位置和附加值的价值链地位评价指数。假设存在m个国家，n个产业，将第i个国家第k产业的GVC指数定义为：
GVCi，k=dvai，k+∑mi，j=1∑nk，l=1dik，jlYj，lYi，kGVCj，l（3）
其中，GVCi，k表示i国k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GVCj，l表示j国l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dvai，k表示i国k产业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Yi，k表示i国k产业总产出，Yj，l表示j国l产业总产出，dik，jl表示j国l产业对i国k产业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所限，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处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来代替企业价值链地位。
3.2.2控制变量
Sma：东道国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具备市场潜力的地区进行生产，通过规模经济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本文使用东道国实际GDp衡量市场规模。
eFF：企业生产效率。只有当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跨国公司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企业人均产值（即总产值/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人均产值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数量，因此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企业效率，但在将资本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二者具有严格的正向关系[10]，因此本文使用人均总产值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替代变量。
Cap：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保护，所以企业更愿意到与中国签订有保护协定的国家进行投资。本文将同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赋值为1，否则为0。
eXp：企业国际经验。国际经验是形成所有权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时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学习效应，降低海外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本文使用样本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记录衡量海外投资经验，如果样本企业在之前有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则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为0。
own：所有制形式。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融资能力更强。而民营企业受到准入限制与融资约束的制约，因此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将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哑变量表示企业所有制类型，国有企业赋值为1，民营企业赋值为0。
Cap：资本密集度。antràs认为跨国公司容易同东道国的上游企业在实物投资上开展合作，但在雇佣员工协作上却难以实现，因此资本密集度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11]。借鉴周茂等的方法[21]，本文使用人均资本（即样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员工人数）核算企业资本密集度。
3.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到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主要来自Zephyr并购数据库，然后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比对，最后筛选出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79次直接投资活动。企业特征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避免该数据库存在的指标缺失、样本异常等问题，本文剔除了总产值、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明显过小的不合理样本。企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调整为2005年不变价格。其中，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分别按照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价值链地位所使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和直接增加值系数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东道国GDp数据来自epS数据库，然后使用2005年不变价进行平减。双边投资协定数据来源于UnCtaD的双边投资协定数据库，并同商务部中我国签订Bit一览表进行了比对。
4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之前，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为检验多元Logit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都为0，本文对实证模型进行了似然比检验，最终模型和不含自变量只含常数项的模型相比，χ2值为224.589，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为0，该模型有意义。伪决定系数检验显示，mcFadden系数为0.869，模型拟合良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设定符合iia假定，即不同投资模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进一步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
（1）价值链地位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该指标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价值链地位在三个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139、-0.384和0.745，说明价值链地位指数越高，企业越容易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才是共同价值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的产品升级，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位，而且价值链地位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前两个模型中该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第三个回归模型中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316、0.179和0.429，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越愿意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是市场渗透模式。这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部分优势产业在国内市场出现过剩，这些产业具有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3）双边投资协定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上述两个模型中该指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小于0。这说明在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投资过程中，企业首选的模式是共同价值模式，其次才是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收益，更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4）生产效率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因素，但不是影响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因素。从回归系数分别为0.249、-0.005和0.001可以看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多元发展模式，通过进入异质市场或增加产品种类，开展多元化经营来规避投资风险和实现资源共享；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而言，更容易采用价格竞争策略进行市场渗透。
（5）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因素，且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多元发展和纵向整合由于具有盈利点多、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受到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青睐。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之后，跨国公司将逐渐从单一产业向多元化发展转型，拓宽了公司发展方向，分散了行业市场风险，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6）企业所有制形式和资本密集度在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多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并非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当前虽然中国民营企业仍存在着缺乏资金、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是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民营企业更加灵活的应变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开始占据优势，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资本密集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小。
5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不同投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元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生产效率、企业国际经验和双边投资协定；市场渗透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双边投资协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国际经验、双边投资协定和所有制类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企业，选择差异化的投资模式。从组织分工角度来看，企业竞争优势源自价值链活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不同，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有所差异。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榱嘶袢【赫?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企业所在的价值链位置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因此，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地位，选择适合的投资模式，才能获取预期效益。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5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决一个国家资金不足问题，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招商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策略，大量吸纳国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伴随着国外资金大量涌入可能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会带来负的外部性;挤入效应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后是为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正的投资效应还是负的投资效应值得引起关注与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及俄罗斯产生的投资效应。
二、模型与方法
本文运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论模型构建的一个投资方程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模型建立如下：为评估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建立总投资模型。一国的总投资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投资;一类是国外投资通常将其看作为FDi：
i=id+if(1)
在模型中近似的将国外投资看作FDi忽略国外投资超过FDi的部分。而国外直接投资不仅依赖于当期FDi还依赖于滞后项，所以可以将模型写为：这里我们将国内投资看作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差额的函数：
id，t=(K*d，t-Kd，t)(3)根据索罗模型t期与t-1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t-1期的投资：
Kd，t=(1-d)Kd，t-1+id，t-1(5)
其中d为资本折旧率由(3)和(5)式得其中′0=0+2(1-d)2Kd，t-2
由于本期的经济增长预期依赖于前几期的经济增长，可以得到：将(8)式带入(7)式，两边同除以Gt得其中i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f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FDi占GDp的比重;g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GDp的增长率;下标i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此基础上采用b来测度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①?茁j=1，即长期中，FDi/p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变成ip/GDp的1个百分点的提高，说明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内投资是平行的，不存在挤出效应。
②?茁j>1，即长期中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1个单位的FDi变成了超过1个单位的总投资，存在挤入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6
（一）假设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两区域、两部门、两种生产要素。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的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市场开放度是对称的，但是要素禀赋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况，而相对应地为对称FC模型和非对称FC模型。相关变量上标“*”代表B国的变量，用上标“w”表示世界水平的变量。（2）两种生产要素是资本K和劳动L，并且假定资本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而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设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国和B国的劳动力禀赋占世界总劳动力禀赋的比例，sK和s*K表示两国资本禀赋占比。另外，由于资本的可流动性，用sn和s*n代表两国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份额。（3）两个部门为工业部门m和农业部门a。其中，假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每生产一单位农业产品只投入aa单位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是垄断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使用两种生产要素K和L。企业成本函数写为c=π+amwx，其中x为产出。另外，假设两个地区的企业个数分别为n和n*，则nw=n+n*。在D-S框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只使用一单位资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设工业部门国内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国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即如果从a国运输τ（τ³1）单位工业产品到B国，到达B国并进行销售的产品为1单位，τ-1单位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运输成本。
（二）消费者行为以a国为例，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生产者行为由前面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两国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两国的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两国都会生产农产品，即农业产品的生产是非专业化分工形式。
（四）长期均衡根据假设条件，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那么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将资本流动方程表示为Dsn=(π-π*)sn(1-sn)。当π=π*时，两国资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另外，当sn=0或sn=1时，资本都集聚在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导可知，当满足（14）式或者（20）式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没有资本流动。这两个式子说明企业（资本）的空间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间分布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的。另外，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是对称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时企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形成，并且不会发生变动，没有资本流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使受到外来的冲击，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也会恢复到这种均衡状态。
（五）资本流动和参数变动基于本文讨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笔者将重点讨论非均衡模型，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情形。首先，笔者将考察资本流动和企业空间分布、支出分布之间的关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设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间的关系。从（22）式可以看出，其偏导数符号的正负取决于se的大小，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增加，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本国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企业在本国的集聚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减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业投资收益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场效应的体现；相反，如果市场规模很大，太多的企业集中在本国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的争夺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进而使企业向国外转移，即出现市场拥挤效应。同时，式（23）说明，在企业（资本）分布给定的情形下，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两国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越大。
（六）结论（1）上述理论模型中，当东道国市场规模没有非常大时，前期分布于该国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企业的资本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我国在某东道国的先期投资会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流入。（2）当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当前已经发生资本的集聚，即本国使用的资本比例超过1/2，此时本地劳动力要素禀赋越丰裕、资本要素越丰裕、市场规模越大、贸易自由度越大，则分布于本国的企业（资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业（或资本）集聚于本国市场。
二、实证模型
（一）假说的提出将上面的a国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B国看作是我国，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假说。假说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假说2：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3：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资本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分布在双边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假说5：对于需求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资本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而在需求结构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
（二）基准模型的设定众所周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各个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作出解释。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将新经济地理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并且纳入一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双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关假说，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资本丰裕度、劳动丰裕度、贸易自由度、技术水平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商业环境、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包括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和双边文化距离。计量经济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均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的观点。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会投资于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首先，本文的理论基础起源于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弥补和丰富了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归纳总结和梳理，发现自由资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问题。因此，笔者对FC模型进行推导，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对模型参数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了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在理论模型和相关假说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受到新经济地理因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东道国的出口、较近的地理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表明，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7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8
【关键词】在华直接投资中美贸易失衡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迅速发展。1993年,中国第一次产生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62.76亿美元。自此之后,中美贸易顺差额不断扩大,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诱因。而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因此,分析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寻求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失衡概况
1、美在华直接投资概况
美在华直接投资始于1980年,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改善,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1993年之前投资规模整体偏低,199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5.11亿美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中共十四大确立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利用外资中的政策障碍,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如表1所示,1993年美在华直接投资20.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3.72%。此后,直到200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除1997年外,都呈现上升趋势,200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增加到54.24亿美元。2003―2007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额不断下降。但自2008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额又开始上升,2009年,美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88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76亿美元,在对华投资前10位国家/地区中,排名第五(前4位依次为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
美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投资行业分布宽,重点在机械、冶金、化工等制造业,但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发展迅速。根据投资的动机,美在华直接投资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自然资源导向型。这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在我国建立资源开发型企业,如石油、矿产等,所生产产品可由美国进口,也可以在中国当地市场销售,还可以由中国出口至其他国家。第二,市场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出口规模。即当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某一种商品达到一定程度,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市场已经开辟到一定程度,在中国建立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对美国企业更为有利。第三,生产要素导向型。此类型投资的直接目的在于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大多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受到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种种限制,而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则完全没有流动性。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是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第四,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与营销网络,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加以实施。
2、中美贸易失衡概况
中美自建交以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表2展示了中美贸易顺差的情况。由表2可知,自1993年中美贸易首次出现顺差62.76亿美元以来,中美贸易顺差额除2001年较上年下降16.56亿美元外,其他年份都是增长,顺差年增长率绝大部分超过15%,1997和2002年顺差年增长率分别达到55.72%、52.09%。到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1710.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4%。
二、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1、美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美出口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即美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将产品部分返销而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当美国企业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一般都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有部分返销到美国,从而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由美在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的,即美在华直接投资导致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的持续增加。另外,根据中国商务部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美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比例达到了5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返销美国市场。
间接效应是指美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其他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其一,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通过技术外溢、转移和吸收,中国相关企业可从中获益,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出口,包括对美国的出口。其二,美在华直接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合资形式,合资经营可带动中国相关产业成长,增强其竞争力,扩大出口,尤其是对投资母国(美国)的出口。其三,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往往拥有比较完善的全球销售网络和渠道,而国内相关企业可利用其渠道扩大与国外相关企业的联系,创造贸易的机会,扩大出口,主要是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出口。
综上所述,美在华直接投资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有关学者实证分析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
从理论分析的全面性考虑,不得不提的是美在华直接投资也存在减少中国对美出口的一面,即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一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在美对华直接投资后,就不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交易,而只需在中国国内采购。但事实上,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和零部件的供应大国,例如在原油、钢铁等生产投入品上,反而是全球的主要需求国。因此,美在华直接投资引起的资源采购内部化是微乎其微的,从而美在华直接投资对降低中国向美出口的作用是比较小的。
2、美在华直接投资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美在华直接投资会使一部分原本由美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变为在中国生产,然后在中国销售,即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此外,美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除了制造业占据多数之外,近年来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这种类型的企业来讲,如果他们没有进行对中国的投资,那么他们与中国客户的交易往来将被记入中美两国的国际贸易项下,算作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而当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其业务发生之后,算作中国的国内贸易,即将原本中美之间的贸易转化为中国本国国内的贸易,这样就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从分析的全面性考虑,美在华直接投资也存在增加中国从美进口的一面。如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促进了美国中间产品、技术的对华出口;美在华直接投资会带动其相关或配套的资本品、零部件及服务的对华出口。据有关学者实证分析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会增加约2.5美元。
3、美在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综上所述,美在华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样的一增一减,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这意味着美在华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针对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的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正常发展,而从本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非常有必要从美在华直接投资的角度,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1、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中国现行的贸易差额是基于国境和居民来统计的,若基于所有权来进行统计,则可减少中美贸易顺差额。即将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返销美国的产品收益以所有权形式统计,不再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所得,则可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降低中美贸易失衡的程度。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很大的比重,2002年达到55.3%。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收益为外资企业所有,中国只获得微薄的加工费。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华美资企业返销美国的收益却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
2、完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
美在华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与中国现行的引资模式和外资政策密切相关。中国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亚太地区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是其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表现,而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这些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其对美国的出口就转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国应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的优惠水平,逐渐降低直至取消超国民待遇,尤其是注意控制来自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3、加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活动
积极倡导和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一方面,鼓励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为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来完成原先在我国境内完成的生产加工环节和产品组装,这样可以减小中美贸易中占比巨大的加工贸易部分,有助于间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另一方面,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创造一些有利条件鼓励企业到美国市场投资,从而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部分转移,从而直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
【参考文献】
[1]付强、朱竹颖: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2]陈艳林、方齐云:美国FDi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市场经纬,2007(2).
[3]胡丹青: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内生边界；资源类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38-04
自2000年中国正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2003年～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几乎保持了每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68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首超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从对外直接投资所在行业分布来看，中国资源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井喷态势。据统计，2009年中国海外并购中来自资源类行业的交易金额超过了90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部交易金额比重的七成以上。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资源类行业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一、中国3/4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资源类企业完成
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是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解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安特拉斯（antr6s）（2003）将刻画企业边界的契约理论与国际贸易新理论相结合，揭示了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异质性是如何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模式的，即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了对外直接投资，而有些企业则选择外包。根据安特拉斯（antr6s）（2003，2005）的理论模型，当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该企业将会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反之，更倾向于选择外包的组织形式。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业选择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存在密切关系。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对其选择何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将择优选取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组的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样本，重点考察中国39个细分行业中434364个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情况。依据计算出的资本密集度结果，我们大致可以将39个行业划分为三个层次（如表1所示）。第一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在80以上的行业，这类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高，更适于通过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安排组织结构，因而此类行业可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第二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在40～80之间的行业，随着这类行业资本密集度水平的逐渐提高，其生产模式可能从外包向对外直接投资转化；第三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小于40的行业，这类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而更适宜采取外包方式来组织全球生产。
依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而可以理解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应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在表1中，居于第一个层次内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而这些行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与石油、天然气、金属和水等资源的生产相关，因而根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可推断，资源类行业应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这与事实完全相符，近年来中国“走出去”企业的行业分布表现出了显著的集聚态势，大批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现象十分突出。
来自国内外的统计数据证实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类行业。据美国传统基金会（theHeritage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2010年，中国能源和电力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022亿美元，占五年内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47.3%；金属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08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8.2%。可见，约3/4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资源类企业所完成，此类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
来自国内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以资源类行业的代表性产业——采矿业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100亿美元的六大行业中，除资产管理类和金融类投资之外，采矿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看，近十年来采矿业保持了17.2%的平均对外投资比重。2009年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33.4亿美元，接近2003年的10倍，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23.6%。可见，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资源类行业更易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
二、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特点
资源类行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导行业，资源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投资主体、投资方式、投资目标和投资风险四个方面，具体特点如下：
（一）大型国企占据主导地位
资源类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一直以来大型国有企业始终在这类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资源类国有企业因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够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实现海外扩张。根据投中集团（ChinaVenture）（2011）统计显示，在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1亿美元以上的21个案例中，有19个均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国有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比例超过90%。在这些投资海外的国有企业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央企主导了多项海外大型投资项目，是国内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资金实力雄厚且经营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逐步加入到对海外资源的投资中来，但资源类行业的独特属性使国有企业稳居核心地位。
（二）投资方式以跨国并购为主
近年来，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手段，并购案件的数量和涉及金额呈快速上升趋势。2010年，中国企业完成的跨国并购55件，环比增长7.8%，披露金额294.19亿美元，环比上升2.91%，其中资源行业占比较大，披露交易金额居各行业之首。中国资源类企业主要选择跨国并购为主的海外投资方式，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在较短的周期内实现收益，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跨国并购可以使中国资源类企业利用国外企业在资源掌控方面的优势，快速进入海外资源市场，通过打入产业链上游来降低原料供应成本，并保证原料稳定供应。如，2009年中石化以72.4亿美元收购了瑞士的阿达克斯（addax）石油公司，这项收购使中石化获得了阿达克斯（addax）公司在尼日利亚、加蓬和伊拉克部分地区的油气开发权，增加了中石化的油气储备，并顺利完成了企业的资源结构优化。
（三）寻求优质海外资源成为主要目标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需求日益扩大使中国资源类企业迫切需要寻求优质的海外资源，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使国外一部分资源类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于是，中国资源类企业加大了对海外资源市场的投资规模。2010年，中国十大海外并购交易中有7项来自资源行业，资源行业以230.71亿美元的海外并购交易完成金额占据该年度海外并购案例总量的79%。而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和许多西半球国家成为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占中国资源类企业海外并购总数的70%左右。如，中石油联合皇家壳牌以31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煤层全体生产商及液化天然气勘探公司（arrowen-ergy）的全部股权，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公司（oZminerals）的部分资产，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向委内瑞拉投资400亿美元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合作。
（四）高投资风险与高投资收益并存
中国资源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金额往往很高，基于1994～2009年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中近七成企业属于资源类企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为投资者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但是，海外资源类投资在给国内企业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这类高风险主要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企业内部所蕴含的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在技术条件、管理水平、运营能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薄弱而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企业外部因素所引发的投资风险也往往会对企业投资收益产生巨大影响，政治风险是当前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首要风险。一旦东道国政府利用海外投资进行政治博弈或当地发生政局动荡，都将引发投资不畅甚至直接导致投资损失。2009年中国铝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的失败，以及2011年利比亚政局动荡引发的投资损失，都突显了政治风险对资源类企业海外投资的重大影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探讨了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系，认为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容易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上述研究解释了中国“走出去”企业集聚于资源类行业的现实表现，揭示出企业在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异质性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模式的内生决定作用。尽管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都证明了资本密集度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他要素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并非所有行业中的企业均适宜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可以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高收益，而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外包等其他方式的生产模式中获得更高收益。因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企业应视自身在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异质性差异而科学做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篇10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产业；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76-02
一、模型与数据
二、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贸易与oFDi互补的原因
oFDi促进出口贸易扩大的原因可以从企业对外投资的类型及地域分布的特点这两方面来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技术导向型。技术导向型oFDi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母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使生产率得到提高，产量增加，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增强，从而促进出口扩大。2010年中国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oFDi流量占投资总额的83.7%，而这些地区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这就决定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部分是垂直型的。技术差距的存在会导致一定的贸易创造作用，这种类型的oFDi会带动机器设备和技术等的出口，也会带动其他中间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oFDi也会产生贸易关联效应，产品的出口要涉及许多中间环节，中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相应的服务设施，发展仓储、零售、运输、银行保险业和咨询等服务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其他国内相关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企业通过oFDi在国际市场上建立更为先进的营销网络也会对国内产品和服务出口有促进作用。
服务业oFDi对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小于制造业oFDi的出口扩大效应，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oFDi规模相当较小。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纺织机械等产业已经发展比较成熟，规模经济水平较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也相对较高，而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规模较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也相对比较落后。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服务业oFDi对促进出口贸易发展方面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为了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效应，中国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以利用创造性资产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一方面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还可以降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
三、农业和矿业oFDi与其出口贸易呈替代关系的原因
中国农业和矿业oFDi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资源导向型的横向直接投资，而横向直接投资由于对中间品等的需求少，不容易产生贸易创造作用，贸易替代作用比较大。农业和矿业中未经加工或轻加工的初级产品价格低廉，加之出口会产生运输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和费用，通过对自然资源丰富和存在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进行效率型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会产生贸易替代作用，不利于出口贸易的扩大。另一方面，国外分公司或子公司为了使母公司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向母国出口各种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促进了母国进口的增加。对农业和矿业的oFDi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加之近年来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壁垒越来越多，也刺激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第三国市场出口至欧美等市场，这种“迂回出口”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
加强对农业和矿业深加工产品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企业应该注意在转型中促进行业内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注重关联配套，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以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发展，提高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3）.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