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的知识篇1
然而，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力量和因素相互融合入、相互作用，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覆盖全球的自由通信、无国界的自由贸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全球变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由此产生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化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空间”的缩小与衰亡。比如城市的扩张与建设，过去的“庙”被拆除了，那么传统节庆的活动场所“庙会”也就不复存在了。又如人们出于外出打工或者追求都市生活的目的，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居过程中，许多人久居都市，丢掉了家乡的方言，苗语不会讲了，苗族古歌这中文学艺术也就不得流传了。
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全球化:就像我们众所周知的“麦当劳世界文化”、“达沃斯文化”等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利用知识产权为手段，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着利益纷争。比如，美国好莱坞利用中国的传统故事“木兰从军”拍摄了一部电影，而次娱乐大片票房收入超过了20亿美元，作为发源地的中国却分文未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面临着被贬损、淡化、甚至取代的尴尬境地。
在此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结合自身实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积极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并于2003年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同年11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在2004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200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随后在同年12月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尚在制定当中。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深刻反映了世界知识产权制度格局的变化，而且也深刻反映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激烈的利益纷争。把我国优势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不仅是一个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发展、保护的重大课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的重大课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探讨，目前学术界的争议颇多。首先看“知识产权”这个词语，由于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而知识产权本身的属性研究---是公权，还是私权，至今也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话题。这无疑增加了理论讨论的难度。其次，既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就必然涉及到权力主体等具体内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自身的独特性质，导致权力主体难以确认。比如，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集体、甚至是民族共同创造的，这就是权力主体的不确定性和群体性，是国家，还是集体，还是个人作为权力主体，以及随后涉及的利益和财产权的行使等问题都颇受争议。最后，笔者认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为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搭建桥梁，从而形成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这无疑对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现实层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有利于我国广大民众加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知识产权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增进国民对传统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这也正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言:古代人探讨着达到真正幸福或者至善的最合理途径，他们探索着合乎德行的行为、作为美德之品格的诸方面――勇敢和节制、智慧和正义。在一个不认可知识产权的国家，不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就意味着也不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受他人侵犯。另一方面，本研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制度构建和完善，以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完善的制度，同时也有利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解决效率的提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活财富”，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其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化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人权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陆续制定了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世界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主要负责文化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也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最早是1972年巴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它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个里程碑。虽然此次公约首次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当时公约中的文化遗产，仅指物质类文化遗产，例如:遗址，文物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还没有正式提出。接着在1989年巴黎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而此文件也没有明确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仅以民间创作来指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在1997年通过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决议。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在2001年5月，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这也是暨1997年决议通过后的首次实施。随后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年全球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最后于2003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至今为止联合国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文件。该公约详细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以及所包含的范围。至此，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由全球性的立法可以看出:首先，立法的时间过晚，同时也相应的反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急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就我国来讲，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作品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诗经》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周朝的乐师整理的民间歌谣。而1972年巴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才诞生。其次，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建立起一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导的保护模式，这也导致了对世界各国保护工作的影响。我国现在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框架。这也反应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权利主体难以确定的问题上。例如我国“起源地不明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为持有人。”这也是不尽合理的。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目前学术界也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体现在如何利用，或者是否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上。具体的看，主要是权力主体，权利客体以及财产形式方式上存在争议。G..p.纳布罕认为:知识产权法对于将知识本身转化为可以获利的商品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知识要被切分，这样知识产权法才可以鉴别和有效保护。与此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具有整体性、民族性、综合性、地域性。二者本质相反。美国大学教授peterK.Yu分析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主体的不确定性和群体性，保护客体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保护时间上是无期限性，因此不能简单套用知识产权的法律模型。
由此笔者认为，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权利属性，兼具公权与私权的属性，而学术界也对此存在争议，进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提出了挑战。私权的排他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有着尖锐的矛盾。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璀璨辉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更是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从立法的角度看，主要是近些年的一些法律政策的出台。2003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颁发。随后于2004年我国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颁发。同年12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我国政府首次公布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2006年首次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又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法律政策的出台也是相对较晚，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急迫性。另一方面，这也是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现实要求。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日益密切，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学术界目前也存在着颇多争议。朱雪忠教授认为:现有的版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帮助。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有一定的兼容性。甘明分别从法哲学、财产权、法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必然性。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可行性。辛儒提出了产业化和产业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之一。但是其中的权利及利益分享机制尚待解决。安雪梅深入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客体的差异不构成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的冲击。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可以互动与兼容。臧小丽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具有群体性的属性，其次决定了权利主体应为特定区域内的群体，而国家和个人不适宜作为权利主体。
保护文物的知识篇2
【关键词】西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
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兴起，西北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据统计，近10年来国内涉及西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论文多达160多篇。加上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收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90项，如何保护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构建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从以下做起。
一、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客观规律，注重利益合理分配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族本族群群体智慧的结晶，本组组员应当是享有真正权利的主体。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本民族群众的意见。不宜采取圈隔固守、异地转迁、搜集保存等直接的行政手段干预，而应该在充分尊重其非物质文化发展规律和实际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化和现代化方向进行开发利用，从静态维护转移到内在生命力的维护上来。尤其要重视利益的合理分配，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从而激励少数民族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二、积极立法，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地区特色法律制度
健全法制对西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制定法传统的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建设更显成效。尽管我国于201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西北民族地区各地文化差异较大，民族地区缺乏地方立法保护。西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发展始终与本地区的特色相伴，外来因素影响较小。如果只注重从全国范围内制定法律法规来保护，势必会在实际中损害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在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基础上，加快完善本地区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做到一个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保护，必定会发挥法律制度的积极功效。当注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这既是民族文化自治权利的体现，又能更好的反映出非物质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三、加快知识产权理论创新的步伐，使其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融合
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中，可以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产权体系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性。但从根本上讲，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具有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尽管关于其独创性、权利主体和权利性质的不容易被认定，但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群体权利和财产利益的必然丧失。因此，要进一步加快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的步伐，使其能够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紧密契合。
四、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化
1、著作权保护制度。为了能够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中的无形文化表达，应当借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示范条款，采用独特的保护非物质文化表达的机制。此外，还应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及表演和录制品条约，建立强有力的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表达的版权和相关权利机制。
2、商标权保护制度。含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商品或服务可受《商标法》的保护，并且可以寻求注册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方式来达到保护目的。此外，当商标的注册和使用可能侵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权利时，或商标由于虚假表示而形成与其相联系的事项构成，或商标对其造成侮辱或有损名誉时，国家应拒绝注册该商标或在任何时候撤消该商标。
3、专利权保护制度。对于少数民族医药、手工技艺、铸锻技巧、织染和蜡染技术等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可以按照《专利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保护。并且应在“申遗”的基础上建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制度，当专利申请所涉及的发明对非物质文化有特定的文化和精神意义，或这种申请有可能被认定侵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权利时，应拒绝该申请。
五、建立和完善实现西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性利益的分配制度
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制度联系的同时，需要建立和完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性利益的分配机制，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各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通过财产性利益实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物质基础。
转化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旅游资源，积极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渠道。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应当把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推向市场，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其保护自谋资金，实现双赢。
六、加强责任认定制度
权利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义务履行的过程，而侵犯权利或不履行义务就需要承担责任。
如果没有完善的责任制度，法律所追求的制度目的就不能很好实现。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责任制度不完善、司法资源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
因此，在明确归责原则、责任承担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侵权认定等方面的制度内容同时，还需要大力培育司法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安雪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兼容与互动[J].河北法学，2007，（25），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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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物的知识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和经济资源，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是人类必然的选择。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以及法律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一区域或者民族世代传承形成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及习俗，包括传统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能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存在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有如下几个特征：
1、无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其存在形态具有无形性，不占据空间。并且人类对它的“占有”也不是实际控制，而是无形的控制。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通过物质形式变现出来，从而才能够让人类对它得以认识。
2、传承性、久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蹴而就、短期劳动的产物，而是人类特定群体一代传承一代共同创造、发展的结果，是一种传统习俗和阶段性社会意识的体现以及文化的沉淀，它的传承性与久远性是相伴而生的。
3、主体的不确定性、群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某个特定人创造的，而是某一地域或者某个民族长期生活实践形成的传统文化习俗，是集体劳动成果，任何个人不能对其主张创造的权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公众开放的，具有群体性。
二、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
我国于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并正在积极设立专门的法律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但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于知识产权客体具有鲜明迥异的特点，以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对其予以有效保护会有一些障碍。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主张创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群体性和传承性，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机制。但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商标、外形设计等智力劳动成果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从这个角度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
1、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形成、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不具有足够的广泛性，仅存在并传承于某些特定民族的生活区域或者群体活动中，带有鲜明的传统色彩。其内容与现代知识产权客体不相符，因此用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会有一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公有领域，无法确定其权利主体的具体范围；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私有财产范围；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创性难以确认，而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类智力成果。
2、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
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绝对的对立，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与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间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创新的制度体系，随着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认识不断加深，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囊括为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范围之内；第二，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具有无形性，这是两者之间的共性；第三，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之间的差异不会对知识产权制度构成根本性冲击，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群体性，但并不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对群体性、公有性的排斥。
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之间既有差异性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也存在两者之间的兼容。在法律体系中唯有知识产权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关联性，为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理想的做法是实现在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与对接，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宏观框架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辅以单行立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囊括在不断发展的知识产权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安雪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兼容与互动[J]，河北法学，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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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物的知识篇4
ZhengLipeng；Huangwenzheng
（①StateKeyLaboratoryofSubtropicalBuildingScience，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510641，China；
②instituteofarchitecturalCultureandHistory，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510641，China；
③FoshanCityengineeringContractingCo.，Foshan528000，China）
摘要：通过分析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人才培养的紧迫性，阐述了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人才培养的特点，不仅要学习档案管理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应学习文物保护工程的政策法规和文物保护工程的专业技术知识等。提出建筑专业大中专院校教育是培养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
abstract:Byanalyzingtheurgencyoftalentstrainingofconservationproject'sfilemanagement,thepaperdescribesthecharacteristicoftalentstrainingofconservationproject'sfilemanagement.notonlythefilemanagementrelatedprofessionalknowledgeandskillsareneededtolearn,butalsoboththepoliciesandregulationsandprofessionaltechnicalknowledgeofconservationprojectshouldbelearnt.italsoproposestheeducationincollegeofconstructionisanimportantwaytotrainthetalentsofconservationproject'sfilemanagement.
关键词：档案管理人才培养文物建筑保护工程
Keywords:filemanagement；talentstraining；heritageconservationproject
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5-0065-02
0引言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后在2002年和2007年两次作出了修订。这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律，提出我国文物事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基本方针，确立了“不改变原状”的文物保护原则和工程管理规定，这也是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基本准则。2003年国务院依据该法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对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定。2003年文化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明确界定了文物保护工程的类型、勘察设计、施工与监理的资质要求，规定了项目立项和申报审批的程序，并对文物保护工程的档案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文物保护工程与一般建设工程的差别很大，其档案管理有一定的专业特殊性，而且档案管理工作的量越来越大。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91万余处，其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7万多个，而且数量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国家和地方对文物工程的保护资金投入也逐年成倍增长，文物保护工程的数量、类型和规模随之迅速扩大，对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由于目前从事文物保护工程的档案管理人员一般均未受过档案管理的专业培训，其培养具有较大的特殊性，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学习培养。
1学习文物保护工程的政策法规
文物保护工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文物行政部门颁布的文物保护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等，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以及各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此外，还应了解与文物保护工程相关的国际性文件，如：《保护和修复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简称《威尼斯》，1964）、《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4）、《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1976）、《保护历史城镇与地区的》（简称《华盛顿》，1987）、《巴拉》（1999）、《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2007）等。
在正确解读和理解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以及相关国际性文件的基础上，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的基本原则，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管理的法定程序、内容和要求，包括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立项、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施工招投标、施工过程和竣工验收等各环节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尤其是文物保护工程全过程中，法定档案材料的组成和具体内容、搜集和整理的程序和要求等。
2学习文物保护工程的专业技术知识
文物保护工程是指对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和其它具有文物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的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工程的目的是修复和预防文物因自然力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各种破坏。文物保护工程的涉及面广、内容复杂、文理知识兼备、技术工种多、使用材料种类繁多、施工过程较长、工程质量要求高。因此文物保护工程的档案管理人员，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
文物保护工程的重点领域是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文物建筑保护工程的施工对象是已经存在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保护工程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与现代建筑工程或一般的房屋维修工程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档案在内容、收集整理和归档管理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要求档案管理人员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由此可见，文物保护工程的档案管理人员，既要具备建筑、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一般知识，又要知晓文物建筑保护工程的材料制备、工艺技术、施工过程等。需要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三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学、文物学、考古学、中外建筑史、建筑学、建筑构造、建筑材料、工程力学、生物学等。
3学习档案管理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
档案及其管理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和一门科学，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要求文物保护工程的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掌握档案学的基本知识，包括档案的定义和种类、档案的价值和作用、档案的构成等；熟悉档案工作的性质、基本原则、组织体系和对档案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
①文物保护工程的档案管理人员应熟练掌握档案管理工作的内容和具体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有：
②档案收集。了解文物保护工程档案收集的意义；明确档案收集的内容和要求；掌握取得文物保护工程档案接收和征集的原则、制度和具体方法。
③档案整理。掌握如何对文物保护工程的档案进行分类、立卷和编制目录。
④档案保管。了解文物保护工程档案保管工作的意义、明确档案管理的任务、要求和必备的存放和保存条件；掌握控制文物保护工程档案实体、安全保管的制度和方法。
4结语
建筑专业大中专院校教育是培养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在相关课程教学中适当加入档案学的基础知识教育，使学生具备从事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的基本条件。教学过程中应既注重基本知识的学习，又注意对档案管理工作实践的了解，为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人才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保护文物的知识篇5
如此说来，要讨论对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事宜，令人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酝酿也产生不了令大家一致接受的原则与规则？在国内，为什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一个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条例）也难以获得通过？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转化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现有法律体系下，要实现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是如此困难？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如何才是保护传统知识较为有效和可行的法律途径。鉴于世界范围内传统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的论述虽然离不开对国际环境和经验的描述、引证和对比，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将基于我国的背景或语境，以期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建议。
除本部分引言外，按前后顺序，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将介绍和分析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第二部分将分析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第三部分将分析传统知识的客体；第四部分将分析传统知识保护的主体；第五部分将介绍如何利用当今知识产权体系为传统知识提供保护；第六部分将分析对传统知识的特别法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第七部分将结合具体的国际和国内立法与司法实践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传统知识和能够持续地发展传统知识；最后第八部分是结论和对我国的立法建议。
一、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
1.传统知识的概念
当今，传统知识（traditionalKnowledge）的概念被广泛地用来指具有悠久传统的知识或知识系统，并且，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这种知识或知识系统与“本土居民”（indigenouspeople）[2]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曾有批评认为应用“传统知识”一词可能使其在与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相比时暗示其可能的内在劣势，[3]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概念在当今国际论坛中越来越流行，并被赋予新的含义。
事实上，传统知识这一概念仅是人们近年来针对“传统的知识”所形成的多种概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另外一个较为常用的概念是“民俗”或“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expressionsoffolklore）。[4]此外还有“本土和地方社区知识”（knowledgeofindigenousandlocalcommunities）、[5]“本土遗产”（indigenousheritage）和“本土文化和知识产权”（indigenousculturalandintellectualproperty）等。[6]尽管被使用的频率和使用者不同，其指向的内容却大致相同。
但是，当不同的国际组织分别使用传统知识等概念时，赋予它的内容却有所偏重，尽管相互间可能也有很多重叠。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在其关于传统知识的主要条款中，使用的概念是“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地方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7]该组织进一步把传统知识解释为“来自实践，经由数世纪而得，适应了本土文化和本土环境，经过口头从一代传向下一代”，[8]认为传统知识以实践为本性，尤其体现在农业、渔业、健康、园艺和林业上，并列举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故事、歌曲、民间传说、谚语、文化价值、信仰、仪式、社区法律、地方语言和农业实践（包括植物品种和动物饲养的发展）。[9]
对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而言，传统知识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要广泛的多，并且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其表达更加规范与整齐。依据wipo，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10]并把“基于传统的”进一步解释为“知识系统、创造、创新和文化表达一般地从一代传向下一代，通常被认为与特别的民族和地域有关，并随着环境变化而经常地演化。”[11]
显然，与CBD相比较，wipo使用的传统知识概念内容更为广泛，表达也更为符合当今知识产权法等法律规范，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一般把传统知识与本土居民或地方社区相联系的囿圄，具有更宽广的视角，因而也更容易与当今法律体系进行交流。基于此，本文采用wipo所述的传统知识概念和相应的内容。
2.传统知识的分类
为保存、保护、应用和发展传统知识，对传统知识进行适当分类是有益的。根据wipo，传统知识可包括传统的农业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包括医药和医疗）、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表现形式可为音乐、舞蹈、歌曲、手工艺品、外观设计、故事和艺术品）、语言的要素（如名称、地理标志和符号）和可移动的文化财产。[12]
可以看到，在这些分类之间存在很多重叠，例如，在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农业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之间，在医药知识、生态知识和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之间等。并且，如此繁琐的分类既不符合科学或法学的逻辑简洁性要求，也非传统知识创造者或持有者所擅长。再次，也应看到，“可移动的文化财产”在较大程度上应属于有形的（文化）财产而非传统知识（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叙述）。因此wipo把传统知识做如此繁琐的分类，并非就是好事。
国内有学者在讨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等传统知识的保护时，常引用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85年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法使用和其他侵害行为之国内法示范条款》中关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分类，以作为其分类标准。[14]此分类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分为四类，分别是言语表达、音乐表达、动作表达和有形表达（有人译成物态表达，却未必更为准确）。[15]应该注意到，此分类标准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却未必准确和全面。例如，有些民间艺术（如民间说唱艺术、巫师的表演、昆曲等戏曲或戏剧等）就可能既有言语表达，又同时有音乐表达和动作表达。若要人为地将其分割开来进行保护，即使可能，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其实，wipo和UneSCo二十年前的这种分类方法及其建议的相应保护方法已被证明很难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该《示范条款》并未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原因当然很多）；并且，即使是wipo也不再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及其分类方法作为传统知识的概念及其基本分类标准，而是采用与当今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更为相容的概念、分类与描述，如作品、表演、发明、标记、未公开信息和创造等。[16]
尽管可作不同的分类，但仍应认识到，任何一个社区或种族的传统知识的每一方面或每一部分，都相互交织成该社区或种族传统知识的一个整体，切不可机械地分割和孤立对待。
应该强调，正如CBD和wipo所阐述，传统知识一直处于新陈代谢的演化进程之中，或者说传统知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点和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西方知识或科学知识相同。因此，当与所谓的主流知识相比时，传统知识并非一定就是陈旧的、陈腐的或低效率的，相反，它可能是新的、健康的和有效的。并且，正如科学知识会主动吸收传统知识用于自我创新一样，传统知识也会主动吸收科学知识，不断创造出新的传统知识来。
此外还应提及，传统知识的创造和运用与生物资源密切相关。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传统知识的创造者和持有者生存在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中，因而很多传统知识的创造、保存和创新都依赖于其生态环境的完整和生物资源的富足。因此人们既可通过运用传统知识达到对生物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也可反过来通过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以维护传统知识的保存、保护和创新。传统知识和生物资源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现实意义尤为鲜明。
二、为什么要保护传统知识？
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依据本文的理解，大而言之，应至少有相互联系和依存的两个方面：
第一，保存、保护或“拯救”传统文化，避免灭绝之虞，保护文化多样性。[17]这一点，如果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尽量多地维持、维护、保存和促进一种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使之不消失或避免灭绝之虞（如避免民间艺人或秘方传人“人亡艺绝、后继无人”的现象发生[18]），以保存人类的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从本土居民的角度来看，本目的则可理解为维持和保护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使之能够享有基本的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利。
第二，开发利用传统知识，以增加本土居民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促进传统知识自身的发展。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不合理的使用如非法占有或盗用，另一方面是增强本土居民的竞争力，加强其竞争优势，保证其参与正常的竞争活动。随着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全球化，法律或法治也正走向全球化，在此过程中，本土居民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进来，因此加强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就可为本土居民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同时也可能促进传统知识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和发展。[19]
应该注意到，这两个目的之间联系密切并相互依存，这可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相互促进，二是相互排斥。例如，通过保存、保护和“拯救”传统知识就可能增加开发利用传统知识的机会，而通过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也可反过来使某些传统知识得到更好的保存；但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即过度的保存行为可能会限制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过度的防止别人开发利用也可能会限制或阻碍对传统知识的保存。
对于不同类别或不同地区的传统知识，其保护目的应有所区别或侧重。例如，对于濒临灭绝的传统知识，“拯救”的意义和紧迫性可能要更大一些；[20]但对于尚有极强生命力的传统知识，如何保护它以利更好地开发、利用和发展则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例如，对于中医药知识的利用和保护。[21]当然，对于得到“拯救”且无灭绝之虞的传统知识，仍然也要面临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保护传统知识使之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应属更为重要。
因此可以认为，保存传统知识和（防止别人未经许可地）开发利用传统知识就成为保护传统知识的两个基本目的，也因而构成为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的两个最根本理由。
接下来，本文将具体探讨如何对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要提供法律保护，就需设定权利；而要设定权利，首先需要廓清的两个重要方面就是权利的客体和主体，即对传统知识究竟要保护什么和为谁保护？如果这两方面得不到清楚和完整的确定，则对传统知识进行法律保护的讨论可能始终如隔靴搔痒、不得其解，并可能因其客体与主体之不确定而影响到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和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23]
三、对传统知识究竟要保护什么：对客体的讨论
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问题是本领域内的一个大难题，对其内容的界定众说纷纭，不仅不同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对其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或侧重，而且即使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一个部落或社区内部对此也有分歧。这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概念多样性相对应。
应该认识到，传统知识内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们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所在：如果没有了内容纷繁芜杂并且互不相同的传统知识，则当今世界所珍惜和追求的文化多样性可能就会荡然无存。
在此我们就遇到传统知识保护中的一个难题：如何既能对传统知识提供基本的权利保护，又能帮助保存其内容多样性？或者说，可行的法律方案能否在为本土居民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的同时又能避免造成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可以说，我们很难保证一种法律制度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就像我们很难保证当今的法律体系已经为当今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提供了完备保护一样。[24]
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待传统知识保护较为明智的、实际的做法也许是，根据保护传统知识的两个基本目的（保存和开发利用），对与传统知识有关的事物进行分析，根据其在传统知识保护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有所取舍、选择和归类，然后再根据其性质选择不同的法律实施保护。相反，如果在客体认定上搞“一刀切”，希望把与传统知识或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事物都纳入囊中，并希望对它们的保护可以“毕其功于一法（律）”，在一个“传统知识保护法”名下对涉及到的所有传统知识进行保护，则可能稍显武断和幼稚，反而欲速则不达，不能起到尽快、尽多地保护传统知识和促进传统知识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效果。
根据上述wipo对世界各地传统知识大规模的事实调查，人们关注的与传统知识有关的事物包括如下众多的种类：[25]
（1）口头或文学作品，包括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
（2）民间音乐作品，包括歌曲和戏曲；
（3）民间戏剧、舞蹈作品及其表演；
（4）民间美术作品，包括版画和绘画；
（5）民间手工艺品，包括手工艺品、编制品设计、纺织品设计、服装、地毯或其他用品的设计和装饰；
（6）（表演意义上的）传统庆典、仪式和礼节；
（7）传统农业技术；
（8）传统畜牧技术；
（9）传统狩猎技术，如跟踪动物和渔猎的方法；
（10）传统服装或织布的制作和印染技术；
（11）传统食品制作技术，如烹制、发酵和加工食物的方法、制作调料和饮料的方法、切肉技术和保存与保藏食物的方法；
（12）传统医药和医疗知识，包括药用动物和植物的知识，还包括精神治疗方法；
（13）传统生育或分娩方法；
保护文物的知识篇6
传统知识(traditionalknowledge,tK)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传统知识对于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wu&petriello,2011),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土著和地方社区(indigenousandlocalcommunities,iLCs)介入到未来发展之中的契机(Cox,2000;Schiermeier,2002),这是“积极利用”的方面;二是因为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浪潮中,出现了对于各种传统知识的排斥和不当占有等情况,造成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的一系列矛盾,以及对于传统知识持有者的相关权利的侵犯,这是“消极保护”的方面。首先正式提出传统知识议题的,是联合国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该次大会发表了《环境与发展宣言》(RioDeclaration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1992),还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1992),提出了将包括传统知识在内的惠益分享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大目标之一。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宣言和公约中包含着一种认识,即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重要作用,但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威胁了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甚至威胁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andsetal.,2010)。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惠益分享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或明或暗的反对。1994年,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出台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ontrade-Relatedaspects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tRips),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传统知识内容,但是显然不承认传统知识应该得到知识产权保护。而后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的《多哈部长宣言》(DohaministerialDeclaration)中,表达出需要考虑传统知识议题的态度。为了协调《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不同立场和观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于2000年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Comm-itteeonintellectualpropertyandGeneticResources,traditionalKnowledgeandFolklore,wipo-iGC),专门就传统知识等问题开展工作(Damodaran,2008)。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土著与地方社区通过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UnCtaD,2000,2004,2008)和其他国际论坛,表达对于传统知识的权利诉求。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他们不仅仅将传统知识视为知识产权,还视为习惯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甚至作为文化认同的集体权利的内容(Juden,2003)。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已在上述政府间组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各组织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各组织未来的政策也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故此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各组织的利益诉求,从而确定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国际立场和履约行动。
2国际政府间组织对于传统知识的态度就对传统知识的积极利用和消极保护,不同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开展了讨论。由于关注点不同,形成了3个主要方向: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环境与生物,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经济与贸易,以《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社会和权利。
2.1环境与生物主导这一类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系统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这些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的国际政府间组织普遍将传统知识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工具,因此主张对于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以及惠益分享。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原则22规定:“土著居民及其社区和其他的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而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地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和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原则在被称为“里约三公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toCombatDesertificationinthoseCountriesexperiencingSeriousDroughtand/orDesertification,particularlyinafrica,1994,简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有一定的体现。这也是传统知识首次在国际宣言中得到认可和尊重,而且与之相关的土著与地方社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重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序言和8(j)中,关键是提出了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以及传统知识的惠益分享问题。因此,在公约框架下的传统知识,是围绕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而传统知识的惠益分享,也不应该以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为目的,而是需要以惠益分享作为手段,通过保护和持续利用传统知识,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的目标。这必须成为在公约框架内传统知识相关议题的指导原则。《生物多样性公约》2001年10月22至26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会议”上达成《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BonnGuidelinesonaccesstoGeneticResourcesandFairequitableSharingBenefitsarisingouttheirUtilization,2001),提供了一个透明的框架来促进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并且帮助各缔约方建立保护土著与地方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机制及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andBenefitSharing,aBS)制度。具体来说,《波恩准则》提出了两个关键程序:“事先知情同意”(priorinformedConsent,piC)和“共同商定条件”(mutuallyagreedterms,mat)。自2002年4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6次缔约国大会通过的《波恩准则》之后,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框架下,经过旷日持久的国际谈判过程,力图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实现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公平与公正地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薛达元,2007;张丽荣等,2009)。然而,直至2010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国大会的最后一天,各缔约国仍然无法就惠益分享达成协议,导致谈判破裂,而大会主办方日本的斡旋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薛达元,2011a;Xue,2011b),在规定闭幕日的次日凌晨,终于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thenagoyaprotocolonaccesstoGeneticResourcesandtheFairandequitableSharingofBenefitsarisingfromtheirUtilizationto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2010),简称《名古屋议定书》(nagoyaprotocol)(薛达元,2011a)。传统知识是《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名古屋议定书》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惠益分享,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说明了惠益分享虽然是《名古屋议定书》的目标,但是惠益分享的终极目标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进而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致。从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到2001年的《波恩准则》,最后到2010年的《名古屋议定书》,传统知识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一方面反映出传统知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另外一方面说明发展中国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框架下,为土著和地方社区争取惠益分享权利的努力成果。《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于1994年6月17日在法国巴黎通过。中国于1994年10月14日签署该公约,并于1997年2月18日交存批准书,公约于1997年5月9日对中国生效。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17、18和19条都有大量与传统知识直接相关的条文。由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主要目标是非洲国家,因此,这个公约中的传统知识议题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实际上,在内容上,此公约内的传统知识议题只是重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内容,但是强调了传统知识在防治荒漠化中的作用和潜力,并且要求采取类似惠益分享的方式回报当地社区。为了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在2001年6月25日至30日,世界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在罗马举行的第6次特别会议上,完成了修订《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treatyonplantGeneticResourcesforFoodandagriculture,itpGRFa)。该条约于2004年6月29日生效。中国目前还没有签署这一国际条约。《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要求的《材料转让协议》(mta),部分地约束了遗传资源获取者在通过多边途径获得材料而提出知识产权的要求,并且将其作为强制性的惠益分享起点,故此初步解决了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问题(薛达元,2011a)。
2.2经济与贸易主导
第2类是关注经济与贸易,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theinternationalUnionfortheprotectionofnewVarietiesofplants,UpoV)缔约国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这些组织被发达国家主导,追求自由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故此要么回避传统知识的权利问题,要么试图将其纳入到既有的知识产权体系或者某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制度,反对把传统知识作为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基本权利,担心这些权利成为经济和贸易的壁垒。发达国家利用wto,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多哈部长宣言》这两个与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有关的wto文本。tRips是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中最重要的多边文书。不同于其他知识产权协定的是,tRips具备有力的执行机制,各签署国都受wto争议解决机制的约束。在tRips中,第27条涉及专利的部分被认为与生物相关,但主要是反对给普通的动植物授予专利权,只授予微生物专利权,植物新品种可以通过专利或其他特殊制度进行保护。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反对保护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有关。在2001年11月14日通过的《多哈部长宣言》第19条中提及:“特别审查tRips协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的关系、审查对传统知识和民俗的保护以及成员们根据第71.1款提出的其他相关新进展。在进行这一工作时,tRips理事会应以tRips协定第7条和第8条所列目标和原则为指导,并应充分考虑发展问题”。由此可见,wto不希望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惠益分享影响既有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实际上并不承认传统知识可以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应该受到排他性的保护,并且默许了对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侵占,这对于拥有大量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于1968年8月10日正式生效,主要保护的是现代育种者的权利。以后该公约在总部日内瓦又经过1972年、1978年和1991年3次修改。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正式加入UpoV的1978年文本,是UpoV公约第39个成员国。《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目标在于促进研发植物新品种,因此规定了一种特权,即“育种人豁免”,也就是育种人培育新品种的行为不受限制。实质上,这种特权可能造成对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冒犯,在未经过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基础上,不当地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而效益主要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从事开发者或者投资开发者的利益。因此,这种不要求进行惠益分享的育种者特权违背了公平性和公正性。1998–1999年期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向28个国家派遣了调查团,以了解传统知识持有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需要和期望。召开了两次关于传统知识保护的圆桌会议,而且就“传统知识及其革新和创新”进行了多次调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公布了调查的结果,题为《传统知识持有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需要和期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实况调查团报告(1998–1999)》。2000年9月25日–10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wipo成员国大会第26次会议(第12次特别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政府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关注3个主题:(1)遗传资源的获得和惠益分享;(2)传统知识的保护,无论是否与这些资源相关联;(3)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3个主题的第一个是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致的,也说明wipo承认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的相关议题,包括惠益分享要求。但是在第二个主题上,wipo明显涵盖了更广阔的范畴,超出与遗传资源相关的限制,同时也仅以传统知识的保护为目标,并未提及惠益分享的要求。在第三个主题上,wipo列入了其长期考察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一方面是因为此部分有别于传统知识,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更多地将此主题导向传统的知识产权领域。由于wipo代表的是工业国家的利益,因此,至今没有出台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以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相关权利不受侵犯。而将传统知识完全纳入到旧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知识产权意识,而持有传统知识者,更是难以通过旧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如专利或者版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2.3社会与权利主导
第3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关注社会与权利,主要是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会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这些政府间组织追求公平和正义,故此不满足于仅仅将传统知识作为知识产权,也不认为传统知识只是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工具,而是将传统知识视为土著与地方社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著与部落民族身份构建要素,因而主张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尽可能在习惯法的范畴内理解传统知识对于土著与地方社区的意义和价值。《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ConventionConcrningindigenousandtribalpeoplesinindependentCountries,1989,iLoConvention169)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iLo)在1989年6月27日通过的,该公约于1991年9月5日生效,是拉丁美洲国家签署。《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的目标是为了土著和部落民族成员平等享有所在国家的其他成员的权利,以及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促进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这个公约为土著人民争取更多的权利,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等相关权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是一个成立于1964年12月的联合国常设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处理有关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机会,并帮助它们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在公平的基础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于1972年加入,目前是贸发会议、贸发理事会以及所属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于1999年9月13日至16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77国集团和中国第九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个《马拉喀什宣言》(marrakeshDeclaration),其中第17条声明中包括:“设法建立机制以均衡地保护生物资源,制定保护传统知识的纪律”。自2000年2月12日至19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届大会开始,传统知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其“行动计划”中第147条提及“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目标和条款,研究保护本地和土著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方法,在研究和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相关的技术方面增强合作”。2004年6月13日至18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一届大会。该次大会达成《圣保罗共识》(ConsensusofSaopaulo),其中第68、88、101和第103条均涉及传统知识议题。2008年4月20日至25日在加纳阿克拉举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二届大会,有一个“77国集团和中国在贸发十二大召开之际发表的部长宣言”。其中第18、60、86和第105条也涉及传统知识议题。与世界贸易组织相比,联合国贸发会议明显倾向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地方社区的权利。但是贸发会议对于传统知识本身的接纳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直至2008年的大会,才明确提出惠益分享的要求。传统知识的议题并未在贸发会议中有实质性的突破。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于2003年11月3日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5年10月20日在第33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国于2004年8月28日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6年12月29日批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些公约对传统知识以消极保护为主。联合国大会在2007年9月13日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中国投票支持该宣言。该宣言共46条,内容涉及土著人民享有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内容全面的保护土著人民权利的人权文书,其对集体人权的强调在国际人权法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该宣言的通过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将致力于保护土著人民的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而这些权利与传统知识具有一定关系。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序言中提及“认识到尊重土著知识、文化和传统习惯,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并有助于妥善管理环境”。具体内容在宣言的第11、24、26、27和第31条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个宣言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宣言类似之处在于关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方案或者惠益分享要求。
3中国的处境、对策与建议
保护文物的知识篇7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法律保护问题探讨浅议完善我国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法律制度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律保护研究我国重要矿产资源法律保护机制研究浅谈我国矿产资源法律保护问题及对策谈我国矿产资源法律保护问题及对策韩国地下水资源法律保护的借鉴浅析遗传资源的专利法律保护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法律保护在产业优势转化中的功能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分析探析我国传统知识法律保护问题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知识产权战略视野下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探究森林资源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与医学研究中国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景德镇陶瓷名人名作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研究论创意经济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出现的问题与完善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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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物的知识篇8
关键词：彝族服饰；知识产权；彝族文化
彝族服饰是指具有彝族特色的民族服饰。彝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彝族的民族服饰作为一种大凉山的文化符号，一直是凉山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凉山彝族服饰较完整地保持了传统服饰的文化特征。男女的上衣是宽边大袖的右衽，下装是百褶裙或者长裤。彝族刺绣种类繁多、丰富多姿、制作精美、异彩纷呈，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是彝族服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彝族服饰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1、彝族服饰发展状况的现实需要
彝族服饰渐渐淡出了彝族人的生活。由于传统彝族服饰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制作难度较高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少有彝族人在穿着彝族服装。这种现象的城乡差别表现更加突出，在城市，受制与经济水平的增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发生改变，除了节假日或者特殊场合他们很少在穿着民族服饰。在农村，大多数还保有原有的民族着装，但是部分彝族人，为了干活的便利开始选择较为简单、轻便的现代服装。
彝族服饰的传统工艺逐渐消失。在现代化的生产工艺下，传统的彝族服饰的织布技术、扎染技术和纹样缝制技术占不到市场有利地位，开始不断地在市场竞争中出于劣势，甚至出现消失的状况。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拖县，笔者寻访当地彝族居民是否还存在传统的自制民族服饰的现象，受访者表示除了一些老人或者感兴趣的妇女很少在有这种现象①。
2、彝族服饰具有知识产权价值
彝族服饰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额的，它经过了彝族群体的不断传承，这也是其民族文化不断传承的结果。这是整个彝族群体的智慧和文化的结晶，具有无法估量的知识文化价值。这与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价值是内在切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是智力成果，而彝族服饰就是彝族人民智力成果的体现。它内在的含有知识产权的本质的价值属性，因此，将彝族服饰的保护纳入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的框架之下是可行的。
3、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彝族文化的传承
彝族服饰是承载了彝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彝族的文化特性，是维护彝族文化身份和文化的重要依据。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不仅是尊重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
彝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在知识产权的框架下进行保护有利于其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知识产权对彝族服饰的保护可以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反不当竞争等方面对彝族服饰进行保护，这样使其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排出了其他民族对本民族服饰的不当利用或者毁坏，更能保证本民族的固有特色，并使其在原有基础上得以创新与传承。
二、彝族服饰保护的立法现状与分析
国家历来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彝族服饰更是包含在其中。针对类似的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来保障。对于彝族服饰的保护也主要在这些法律中作出了规定。
1、彝族服饰保护的立法状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作出了规定，这也就将彝族服饰涵盖其中。该法在第二十八条到三十七条中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憾的保护的方法，其中重点突出了政府的行政责任承担和文化传承人应尽的义务。而我国彝族服饰并不完全属于非物资文化遗产，在四川省政府认定的关于彝族服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考究的只有彝族的刺绣工艺，它并没有涵盖整个彝族服饰的保护与发展。这部法在推动彝族服饰的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提供针对性的保护。
《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中对彝族服饰中的图案纹样的保护作出规定。该法中第九条规定了工艺美术作品的保护方法，明确国家利用行政手段保护传统工艺美术作品。另外其中也有涉猎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但总体来说，内容涉及都相对较少，并不能起到明显的保护作用。
在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中，对彝族服饰的保护涉及的并不多，主要体现在著作权中。《著作权法》中规定了民间文艺作品并把民间传统工艺纳入保护范围，这样就把彝族服饰包含进去，但是一直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专利法》规定专利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彝族服饰并不属于对彝族原有文化的传承并不具有新颖性，因此《专利法》没有将其纳为保护对象。《商标法》更是没有对彝族服饰保护的特殊规定，只是作为一般商品来进行规制。
2、彝族服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彝族服饰的保护要是通过政府行政保护方式来进行。这种保护方式多是公法的保护，强调政府的参与度，加重政府责任，而要真正的保护民族传统手工艺更需要私法的来规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经历了一个从纯粹的公法保护到以公法为主、兼顾私法的过程②。彝族服饰的保护应该通过行政和私法两方面来进行管制，但是当前私法的保护确实很欠缺。
立法缺少针对性。《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为彝族服饰中的图样提供了保护，但是不能对彝族服饰的技艺等方面来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彝族服饰提供了全面保护，但是范围广泛这种保护缺乏专门的针对性。虽然也有些地方法规和规章性文件提供了行政保护，但是这些地方法规和规章的效力较低，并不利于贯彻执行。
三、国外对传统手工艺的立法借鉴
随着一系列关于传统手工艺保护的的国际性公约的颁布，世界各国也开始以国内法形式提出来对传统手工业的保护。常见的保护方式分为了：行政保护方式、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和特殊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1、行政保护方式
采用行政保护的立法模式来保护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国家是日本。日本一直都很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产保护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法律。它将传统手工艺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它指出了政府在传统手工艺保护中的责任，认为政府应该相其提供专项资金
来保护其传承与发展。日本后来又颁行《保护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该法规定只要传统手工艺得以在认定，将获得政府巨额资助。
2、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采用知识产权方式来保护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它通过对知识产权法条的解释，发挥各种民间力量来实现保护目的。美国主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专利制度，商标制度来保障传统手工技艺的权利。在专利制度中设立公开专利信息，根据创新性决定授予专利。在商标制度中规定证明商标制度。为了保证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权利规定在商标注册时不得侵犯其权利。
3、特殊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采用特殊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代表国家是巴拿马。它采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方与美国不同。为了保护传统手艺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来保护传统手工艺。2000年巴拿马制定了《巴拿马特别法》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第一个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规定经过登记注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为永久性保护，禁止任何以外的人适用。若要适用，须取得相关人的同意，并支付一定费用。它与原有的知识产权制度相互独立，共同保障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行政保护方式对传统手工艺保护有积极作用，但过多的政府行政干预，缺少私法（知识产权）并不能解决传统手工业的面临消亡的问题。不可否认，这种特殊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是一种理想的、较为全面的保护方案，但是一种制度需要长时间的考验。要建立系统的特殊保护制度仍有难度。因此，笔者认为在利用知识产权体系的包容性，将传统手工技艺纳入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保护，是一种比较适宜的选择。
四、构建彝族服饰保护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议
针对上文分析，笔者提出对彝族服饰的保护可建立起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通过分析本文与我国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所存在的冲突，笔者在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1、彝族服饰的专利权保护
降低新颖性和创造性标准，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针对彝族服饰相关的民族手工艺，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我们可以降低对其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要求，并简化申请程序。这样可以更好保护与彝族服饰等民族传统手工艺。
延长权利的保护期限。彝族服饰是彝族文化的结晶，其权利主体是彝族群体，而享有的时间应当是长期的。我国现在对专利的保护是20年，适用新型则是10年，考虑到彝族服饰等传统手工艺的特殊性应该延长这一保护期限。
2、彝族服饰的商标权保护
商标权为彝族服饰的保护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方法，但由于我国商标权的取得是通过申请获得，受制于地理或者文化程度的差异，这并不能很好的保护彝族服饰。对此笔者提出建议：
赋予彝族群体以商标权。这不仅仅是对彝族群体的一种权利，应当包括整个传统民族工艺的承受人都应当赋予其这种排他性的权利。这样当彝族服饰的商标权申请主体只能是权利所有人，当他人或其他组织申请时，应当给予自动的排除，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彝族服饰。
完善地理标志制度。由于彝族服饰特点具有地域性，各个地区的服饰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将彝族服饰采用地理标识的方法来进行保护，彝族群体对其文化产物可以有更好的保护，还具有很强的经济价值。
3、彝族服饰的著作权保护
明确彝族服饰的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彝族服饰中的纹样图案都是著作权的客体，而针对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多是个人、组织或者国家享有。笔者认为，针对彝族服饰的保护其著作权主体应该明确归于集体，有集体来管理，承担保护职责，而针对这些个人可以享用著作权。这种方式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当权力受侵犯时有专门性的机构来寻求权利保护。
延长著作权的保护期限。由于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死后50年，而彝族服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承，相比其具有更强的特殊性。随着这种传承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也不断的增长，因此，对于彝族服饰这样的民族传统手艺的保护期限应不设期限的予以长期的保护。
国家愈来愈重视对民族传统工艺的保护与发展，也在不断寻求着保护与传承的路径。本文从彝族服饰的保护出发，在知识产权的框架之内探寻民族传统手工艺的法律保护出路。本文从彝族服饰入手，分析其纳入知识产权框架的可行性，并阐述当前对彝族服饰的法律保护现状，分析其中存在问题最终在借鉴外国对传统手工艺保护的经验，给出彝族服饰保护在知识产权体系内应解决的问题。这一解决思路以期对我国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提供可参考思路。（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项目编号：2014ZYXS26项目名称：知识产权视角下彝族服饰的保护与发展
项目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张西昌.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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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保护文物的知识篇9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传统知识；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5—0072—04
传统知识是传统部族在其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知识、技术、诀窍的总和，对当地社区居民维持健康和完整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现代社会也可以利用传统知识开发新的产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一样具有知识产权利益，可以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拥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的加快，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知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传统知识流失及失传现象严重，这对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2008年我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首次把传统知识作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一项内容，纳入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范畴之一，体现出了国家对传统知识的高度重视。2010年4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作出了战略性的部署。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希望通过对新疆传统知识保护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构建传统知识的保护体系，促进新疆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利益的全方位保护。
一、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现状
（一）新疆传统知识的现状
自古以来，新疆作为多民族地方，具有瑰丽璀璨的多元民族文化，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传统知识。传统民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传统民间医药、新疆名特优农产品地理标志等，都既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又彰显民族特色而且具有极大的价值。笔者重点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等典型的传统知识的现状进行梳理。
1.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现状
（1）新疆维吾尔医药现状。新疆维吾尔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荟萃了维吾尔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和经验，也渗透了中外多种民族传统文化，备受国际医学界重视。新疆维吾尔医药经过积累，形成了较完整且富有特色的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特别是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男科女科疾病、白癜风等方面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治疗方法。维吾尔医药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疆维吾尔医药药材奇特。据中药资源普查资料统计，新疆有各类药用植物、动物、矿物资源计1917种，药物1208味，其中，植物类151科1721种，727味；动物类69科153种，438味；矿物类43种，43味。〔1〕新疆远离海洋、干旱少雨，药材生长温差大，生长期长，雨量少，无污染，所以药材好，有效成分含量高，药材药效奇特。第二，维吾尔医学的体液辨证法诊治疾病疗效突出。笔者调研自治区维吾尔医院副院长玉素甫介绍说：“维吾尔医学的核心是4大物质学说。火、气、水、土4大物质，这4大物质在人体中的相应物是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和黑胆质4种体液。在4种体液相对平衡的状态下，人体健康得以维持，失调则会产生相应的疾病。”维吾尔医药学正是利用这一核心理论来治疗疾病，疗效尤其突出。第三，维吾尔医药在治疗专科专病方面特色突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皮肤科病房看到，一位维吾尔老人患有牛皮癣，累及全身多处皮肤，经采用维医内服、外敷的独特治疗后，病情明显好转。老人操着生硬的汉语说，自己患病一年多了，在不少大医院求治过，但效果都不理想，还花了不少钱。来这里不到3个月，皮肤就已经好了许多。老人说着，黝黑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2〕
（2）哈萨克族的民族传统医药现状。哈萨克族的民族传统医药也是我们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治疗疾病方面也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药物资源丰富且具有广泛的开发利用价值。比如植物药有：贝母、虫草、青兰、银莲花、一枝蒿、雪莲等；动物药：鹿角、鹿茸、獾油等；矿物药资源有：云母、石膏、磁石等。第二，在医学理论上采用阴阳学说理论。哈萨克医学用阴阳学说理论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疾病的发生，并由此来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在治疗中，对药物的来源、属性也分阴阳，进行对症下药。第三，在诊病方法方面采取了包括望、嗅、听和问、触、切等方法。第四，哈萨克医药还采取了药浴、蒸薰洗治疗法来治疗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心血管和部分皮肤病等疾病，并且具有显著的疗效。
2.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现状
新疆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古代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新疆的民间文学艺术非常繁盛，在丰富多彩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中《十二木卡姆》比较具有代表性。《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人民在古老的韵律和俗乐基础上，不断汲取时代生活内容和民间娱乐形式，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大型歌舞套曲。其广泛流传在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和北疆的伊犁地区等维吾尔聚居区。其主要特点是：种类多样，内容形式、音乐表演形态、乐器组合多样，题材风格综合性，内容的完整性以及表演的即心性等。《玛纳斯》、《江格尔》与藏传《格萨尔》并称为“中国三大史诗”，在世界享有盛誉。它是反映柯尔克孜、蒙古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过程中大量英雄事迹的壮丽诗篇。“阿依特斯”这一每逢节日、喜庆、礼仪，牧民们都会举办的用于为吉日助兴的艺术形式，也是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特色。在历史文学作品方面，新疆也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比如《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等。《福乐智慧》用清新、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述难懂、抽象、枯燥的哲学概念和伦理思想。《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关于中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如此，新疆在绘画、雕塑艺术方面也曾经对东西文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内容丰富，表现大型生产、生活场面的岩画，展示出新疆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
（二）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1.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立法现状
目前新疆并没有专门保护传统知识的法律，关于传统知识的保护主要是散见于一些针对新疆地方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文件中。比如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若干规定》（1997年12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建筑保护条例》（2002年5月3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2004年11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7年1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1997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8年1月5日）〔3〕以及2010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以上是关于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为新疆传统知识的管理与落实保障措施等方面起到重要保障，同时也使得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事业步入法制化轨道的新局面。但是笔者认为关于新疆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目前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新疆目前的法律法规从内容和数量上看主要是一些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法规，而关于传统知识方面的立法几乎没有。同时从立法的性质来看，新疆关于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主要是一些行政法规，规范和调整的是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职责。目前并没有关于文化遗产或者是传统知识权利人的民事权利方面的规定。
2.新疆传统知识的司法保护现状
笔者在此重点分析目前新疆在维吾尔医药以及民间文学艺术方面的司法保护现状。
首先，维吾尔医药方面：维吾尔医药拥有专利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据统计，《国家民族医药标准》收录9个维药制剂品种中，有专利或行政保护的不到5%；而藏药和苗药被保护程度却高达60%以上，其中仅奇正藏药集团一家企业就拥有10项专利技术。〔4〕显然，我们对维吾尔医药的专利保护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对民族药业的保护。同时在商标保护方面也有待提高。据调查，维药中几乎没有一个商标是被公众所熟知的，也没有相关申请驰名商标保护的记载。就连被公认为全国最大维药企业的新疆奇康哈博维药有限公司，其产品的商标也是鲜为人知的。
其次，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根据笔者调研了解，从2002年至2011年全疆法院共审理知识产权民事一、二审及再审民事案件1891件，其中一审案件1779件，二审案件409件，再审45件。从案件类型看，专利纠纷案件562件、商标纠纷案件479件、著作权纠纷案件796件，技术合同纠纷案件250件，其他纠纷案件146件。但是却几乎没有关于民间文学艺术司法保护方面的相关案例。〔5〕从全国关于民间文学艺术司法保护来看，由于没有统一的立法，各地法院也出现了相应比较一致的判决。比如，继2003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与郭颂、中央电视台、北京北辰购物中心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和中国裁判文书库记录的与乌苏里船歌案相关的案例判决都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可见，在立法无明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的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仍然参照乌苏里船歌案的指导原则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保护。〔6〕
二、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
通过以上对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新疆在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目前的现状是：专门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我们保护传统知识还是只能依照知识产权法进行保护。但是，传统知识不同于一般现代知识，其在用知识产权法进行保护方面存在诸多困境，笔者以新疆民族医药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例进行分析。
（一）新疆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1.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困境
首先，传统民族医药与《专利法》“新颖性”的冲突。因为传统民族医药在一定范围内已被公知公用，按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能够被《专利法》保护的知识产权必须要具备“新颖性”，也就是在申请日之前没有被公开过。但是，传统的民族医药拥有悠久的历史，虽然‘神秘’却不‘秘密’。许多的医药知识、配置方法已在一定范围内被‘公知公用’。因此，它和我们专利法规定的“新颖性”标准存在一定的冲突。
其次，传统民族医药与《专利法》“创造性”的冲突。也就是缺乏“具有显著进步性”。我国《专利法》规定，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而传统维吾尔医药从取材到制药，再到服用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在每个制药的环节我们都尽量保持药品的天然性，缺乏较强的“现代科学技术性”，因而和专利制度所规定的创造性特点存在一定冲突。
2.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困境
目前，由于受观念、资金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维吾尔医药经营的厂家、商家们很少关注对维吾尔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据了解，目前新疆平均40家企业才会有一家企业注册商标。〔7〕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仿制品市场的“兴起”，从而严重影响维吾尔医药的销售量，也为我们的维吾尔医药树立良好的品牌增加了困难。同时新疆的民族医药还存在部分药品的商标与药品名称混同。正是因为厂家、商家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淡薄，对商品商标重要性认识的严重不够，导致他们经常把商标放在非常不起眼的位置，或者是将商标和药品的名称混同，没有自己的品牌意识。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民族医药的发展。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目前新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下讨论对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二是热衷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编撰、整理和遗产申报。但是新疆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命运，却并没有好转，民间文学艺术面临的形势仍然非常的严峻。
法律保护方面的困境主要是，首先，目前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方面的法律多为行政法规或者最多是地方立法，缺乏较高立法位阶的解决民间文学艺术保护问题的基本法律，这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缺乏清晰的概念定义和保护原则。其次，目前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以行政保护为主，民事保护或私权保护观念淡薄。现有的法规多为公法规范，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传承性保护，对权利主体及权利内容的规定含糊，不具有可操作性。再次，目前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还是主要体现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并没有专门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专门规定。
三、知识产权战略视野下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意义及制度设想
（一）知识产权战略视野下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意义
我们知道千百年来新疆欠发达、欠开发积淀下来丰富的传统知识，这正是新疆与发达地区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因此保护好传统知识，并充分运用丰富的传统知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源动力。但是，目前无论是在国内外还是在新疆，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保护等方面所涉及到的各种知识产权问题的具体保护措施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大量的传统知识遭到严重破坏，甚至由于传承人的逝去而濒于消亡。大量珍贵实物与数据遭到毁弃，一些民族古老传统节日、民间手工艺、原汁原味的民间舞蹈和民歌离我们远去。如作为新疆传统文化的象征，维吾尔木卡姆的地位和声誉越来越高，但已确认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传承人现在仅有不到50人，且大都年过六旬，因而迫切需要加强对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承和保护。目前许多传统知识由于无法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解释，导致对其价值缺乏真正的理解。传统知识被现代文明社会所贬损和歪曲。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现代生活方式也正在进一步冲击传统知识。因此保护传统知识已刻不容缓。
传统知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以及不断消亡的文化和生物多样性，引起了我国的重要关注。2005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于2008年6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首次把传统知识纳入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范畴之一，体现出国家对传统知识的高度重视。新疆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上，针对自治区的区情专门研究制定新疆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0年该纲要公布，在该纲要中明确规定保护新疆地方传统知识，这为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因此，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对推动我国传统知识的可持续发展，对新疆传统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为实现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疆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制度设想
1.现行知识产权法的利用与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
首先，利用专利权保护新疆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利益。利用专利制度保护传统知识的具体做法是：首先需要发展和完善有关传统知识的文献化，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我们在普查新疆传统知识现状的基础上，建立新疆传统知识数据库，将新疆的传统知识成为在先技术，从而借助我国专利法制度就可以有效的防止他人利用我们的传统知识去申请专利。
其次，利用著作权及其邻接权加强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利用著作权及其邻接权来保护新疆的传统知识主要是用其来保护新疆的民间文学艺术及其表达有关的传统知识。在著作权框架下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空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著作权法可以保护我们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原生态衍生作品的著作权，也就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原始形态下的记录、整理、汇编而形成的作品。第二，利用著作权法可以确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传承人的传承价值，规定传承人的权利，特别是表明传承人身份和获得报酬的权利。同时《著作权法》也规定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就为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提供了空间。通过对法律保护空间的分析，结合自治区传统知识的现状，我们对新疆的民间文学艺术如《十二木卡姆》、《玛纳斯》、《江格尔》等通过著作权法提供保护，保护其相关权利。第三，在法规层面我国1997年出台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通过用技术秘密和著作权特别手段保护我国流传已久的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手工艺作品和技艺等，以此对新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技术进行法律保护。
再次，利用商标权和地理标志保护新疆传统知识。利用《商标法》既可以保护传统知识的消极知识产权利益，也可以保护传统知识的积极知识产权利益。利用《商标法》中关于商标使用或注册的禁止性规定来防御其他非权利主体对传统知识的不当利用，通过《商标法》可以保护新疆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利益不被他人侵犯。同时依托《商标法》中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保护规定，对传统知识提供知识产权利益保护。由于商标权和地理标志具有目标上的关联性，所以对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可以将那些包含和传统知识有关的特殊标志与标记的商品和服务通过商标制度加以保护。如果某种和传统知识有关的手工艺品、农产品等产品包含特定的地理因素，就可以通过保护该地理标志来保护该手工艺品、农产品等，从而可以间接地保护传统知识。
2.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
要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变革来保护我们的传统知识，笔者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着手。
首先，《专利法》的变革与传统知识的保护。我们需要修改《专利法》来扩大专利保护的范围，以例外的形式放宽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建议在《专利法》的修改过程中，需要适当降低传统知识“新颖性”的认定标准。可以在《专利法》“新颖性”标准的认定基础上增加一个例外条款，专门针对我国的传统知识。比如传统知识持有人以传统知识申请专利的，该传统知识在申请日前未为相关传统社区或传统部族群以外的公众超出传统习惯范围公开使用或以其他方式所公知的，不丧失“新颖性”。
其次，《著作权法》的变革与传统知识的保护。对《著作权法》进行适当修改，进一步弱化作品作者身份的认定，强化作品传承者的传承作用和权利主体地位。笔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非要把民间文学艺术和普通的作家文学区别开来，相反我们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对待。在特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流传变异过程中作者不明的情况下，可以推定最近的传承人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如果有记录整理者介入，则可以考虑整理后的作品为整理者的演绎作品或传承人与整理者的合作作品。
再次，进一步修改《商标法》以加强对传统知识的保护。笔者认为在商标法中具体规定了注册商标的禁止性规定，为了保护传统知识我们有必要在其禁止性规定中增加一款，即：不当利用传统知识代表性要素的，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这样可以进一步加强传统知识的防御性保护。
3.新疆地方立法的推进与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
加强新疆地方立法的推进，促进传统知识的保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通过立法确立新疆传统知识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笔者认为，要加强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主管部门。目前，和保护传统知识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很多，比如文化部门、文物部门、宗教部门、民族事务部门等等，虽然各部门都有一定的分工，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传统知识的主管部门，这不利于对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因此，要加强新疆传统知识的保护，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明确传统知识保护的主管部门。笔者认为，在此可以借鉴云南、贵州、福建的地方立法经验，通过地方立法授权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担负起本行政区的传统知识的保护工作，其他有关部分协助文化主管部门的工作。
第二，制定专门法律文件保护新疆传统知识。在与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不冲突的情况下，自治区人大或者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传统知识保护领域的基本法。目前，我国现有的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采用的是行政保护措施，基本上没有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方面立法对传统知识进行保护。因此，我们可以吸收国内国际的相关经验，实行公法和私法保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护。实际上200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已经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是规定保护期限不受限制、公开使用时应表明来源民族群体的原则、规定国家机关和自治机关应当维权并提前诉讼的原则等。因此，借鉴这一立法草案，自治区立法机关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其原则，确立具体的操作办法。同时，目前新疆出台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此基础上应当抓紧时间制定新疆传统知识保护领域方面的单行法规，比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管理条例》、《少数民族医药保护管理条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条例》等单行法规来专门保护新疆的各类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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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物的知识篇10
[关键词]公众意识；文化遗产；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113―02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两个重要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以及为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而设立的《世界遗产名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公众对遗产的关注。文化遗产是一个大概念，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化形态而存在的，是有形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它不受当今人们活动的影响而存在于世（天灾和人为毁灭除外）。如武侯祠、杜甫草堂及各宗教寺庙、道观，先人建造于几百年前，仍立于今世，但其建造工艺流程，包括一些绘画的用料配方，都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再如蜀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物质形态存在，但工艺的绝技、艺术的构思、行规、信仰、禁忌等，还有倾注在作品中的个人情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无形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文化遗产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他们既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也是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关联，保障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只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自觉意识，才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所在。
一、文化遗产保护及其规划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2010中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亟待提高。这是国家文物局继2008年和2009年之后，就不同层级城市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愿与状况”进行的第三次调研。此调研通过对全国城市的多段随机抽样，最终选取了吉林、江西、重庆、辽宁、内蒙古、广东、浙江、陕西、河南和北京10个省（区、市）的10个城市，共完成1634个调查样本。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掌握、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公众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评价和博物馆免费开放的专题研究等。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文化遗产概念的认知不强，大多数人仍然将文化遗产等同于名胜古迹；仅有一成受访者知道我国正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在公众心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地位远远不及环境保护，认同比例为17.1%57.6%。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使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逐渐被遗忘，有些艺术种类面临消亡的危险，一些掌握绝活的艺人年龄老化，年轻人受市场经济和当前就业观念的影响，不愿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后继乏人，特别是一些依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文化遗产的衰微、凋零、消亡速度之快，到了令人心惊的程度，现状十分堪忧。
虽然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但“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轻管理”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仍较薄弱，相当一部分市、县级保护工作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许多地方尚没有专门工作人员，理论研究仍落后于保护工作的实践。
由于我们的主观认识还存有偏差，在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特别是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将其与封建糟粕混为一谈，认识不到其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政府财力有限，投入不足，也是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因素之一。
一个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文化遗产的记录、整理、研究之中，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了许多有益、有价值的工作。然而，专家、学者们的保护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他们热衷于“填补空白”，戴着“艺术之墨镜”对文化遗产中的某些因素加以改造和利用，以“变异”的形式存在于“象牙塔”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由此使不少人心目中有一个误区，谈到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是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无太多关系。造成此问题，除了政府包办得太多，也与民间意识的长时间沉睡、未被激活有关。
二、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具体举措
提高公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其实就是一个全民性“文化自觉”的过程。结合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有四项举措。
首先，保护好文化遗产，必须有公众的参与。政府的政策不但要有利于保护，更要有利于公众保护意识的提高。其关键不是政策的出台有多少前瞻性，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有多重大的意义，而是实际操作中，重视政策、研究成果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协调，告诉人们为什么要保护并热爱这一类型的文化，增进保护紧迫性的认识。资料显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大都与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密不可分。在法国，文化遗产保护虽然由文化部门牵头，但在具体细节的落实上，大都由一些民间组织去完成；韩国更是把民众参与作为文化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遍及全国的民俗博物馆，各种形式的民俗演出队和遍布社区、学校的民族文化学习班，让广大民众充分得到文化遗产参与与分享的机会。借鉴国外好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目前要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通过各种接近生活、趣味性强、易于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影视剧作品、书籍等，更好地让公众加深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理解。文物部门可以借助当前发生的文化遗产热点事件，加强引导，更好地告知公众如何去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也可以制作趣味性强的动漫视频或者公益广告，以情景模拟的方式向公众传达各种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在传播渠道上，要充分利用网络、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等新型媒体和社区宣传平台，让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走到公众中去，拉近文化遗产保护和公众之间的距离。
其次，青少年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度较高，特别是“90后”青少年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更为认可，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群体对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所做的工作也比其他群体多，他们对文化遗产概念、“文化遗产日”的认知度更高。当文物古迹遭到破坏时，他们更愿意挺身而出。因此，教育活动也应成为支持、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发挥学校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桥梁作用。相关教育部门应鼓励和支持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知识纳入中小学的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等，来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再次，重视和提高相应专业人员，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意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艰巨，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从对濒危形态的抢救，到对消亡形态的搜集、整理、研究，再到活态形式的扶持振兴与开发利用，都离不开相应的专业人员参与和必要的理论知识指导。保护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由于传承人的声誉和所处的特殊位置，除了要传授特定的文化外，还需传播延续这类文化的意义。然而，对于部分传承人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化，这种最直接的能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的途径应是要得以重视的。培养专业人才输入基层、培训地方固有的人才以及成立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是有效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