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1
一、时间：2014年3月5日上午9时
二、地点：金江绿地广场或金江影剧院前广场
三、参加人员：康乐美会员、青少年、市民、游客
四、活动宗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学习雷锋精神、继承光荣传统。
五、指导单位：县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老龄委、团县委、县妇联、教科局、文体局、卫生局、民政局、旅游委
六、主办：康乐美养老协会、青少年活动中心
七、协办：县医院、中医院、文化馆、文化发展公司、图书馆、文联、音协、作协
八、支持赞助单位：方圆公司、百货电器城、百佳汇超市、博爱医院、信昌园酒店、蓝色老人休闲行宫
九、媒体支持：澄迈电视台、新闻办、国际旅游岛商报、南岛晚报、海南日报、海南电视台、人民网、腾讯网、海南网
十、活动内容、议程：
1、主办方讲话（康乐美张大明会长5分、青少中心吴君秀主任5分）
2、指导单位代表、团县委书记讲话5分
3、赞助方代表百货电器城张总讲话5分
4、公益活动开始90分
活动一：义诊，5个方阵：康乐美方阵组织10名医疗专家；县医院、中医院、博爱医院、中山医院各出1个方阵：救护车1台，医生5人，护士5人；免费诊疗、体检、验血压。计50人的专家组作大型义诊；
活动二：送药：各医药店摆摊向老年人送药、发广告
活动三：演讲《异地养老创举--康乐美》；配合发传单、会刊；
活动四：义演：康乐美养老协会艺术团《康乐美之歌》；百人大合唱、器乐合奏、小合唱等5个节目30分钟
活动五：义演：《学习雷锋好榜样》，青少年活动中心30分钟节目；
活动六：商家送礼（促销活动）百货电器城、百佳汇、电信、联通、移动、国美、松力、天狮、完美、金芦荟、影楼、预检1号、天保得乐；
活动七：银行、保险便民、优惠办卡；
活动八：旅游优惠（旅游委、各旅行社、景区自办）；
活动九：土特产展销（桥头大米、福山咖啡、瑞溪粽子等特产摆摊）；
活动十：宾馆、酒店优惠到现场宣传；
活动十一：美容美发在现场操作，免费或优惠；
活动十二：楼盘促销（各楼盘开发商）；
活动十三：建材、装潢公司促销；
活动十四：街舞、广场舞、太极拳、扇、剑表演；
活动十五：抖空竹表演。
十一、主办方职责分工：
（一）、青少年活动中心：
1、落实场地（搭建主席台、安排坐椅、音响、背景、条幅、标语）
2、邀请宣传部、文体局、教科局、卫生局、团县委、妇联、电视台、新闻办、图书馆、文联
3、学习雷锋好榜样的30分钟学生演出
4、与团县委联合组织50名青年志愿者负责场内安保，维护会场秩序、扶老助老
5、与团县委、教科局联合召集2千名青少年、儿童到场接受雷锋精神教育
（二）、康乐美养老协会：
1、60分钟演出，百名老人大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的祖国》《康乐美之歌》，女声小合唱《迎春花开候鸟来》，器乐合奏《喜洋洋》《绿色澄迈》，八把二胡齐奏《赛马》，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八老太葫芦丝齐奏《婚誓》，八老太舞蹈《爱河》《好日子》独舞《山海情深》八个气功手表演
2、邀请民政局、老龄办、老干局、老年大学、长寿研究会、文化发展公司、文化馆（会长出马）
3、拉赞助，8个公关小组齐动（会长找百货电器城）
4、15个活动内容的操作，落实到每个具体负责人
5、组织200名老人到场，统一服装，现场发放慰问品
6、活动现场总指挥、总调度
康乐美养老协会的学雷锋公益活动筹备小组
组长张大明常务副组长：董凤瑞，副组长程庆学、吕秀芳、祁玉祥
成员：演讲吕秀芳，百人合唱团朱国凡，女声小合唱队李尚燕，气功队张福田、舞蹈队杨丽华、易永珍，乐队刘虹呈、王坤玉，主持王彤，舞台监督岳建平、林宏，音响孙超然、梁建人，布景和剧务姜新华、王彦军、马俊宝、姜学安；安保陈杰、张德，刘天林、皮振录、张克志、刘明晓；后勤及现场祁玉祥（场地划分、搭台、运输）、张栓玉、张成文、王国有、张甲森、杨树海、臧敬存；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2
[关键词]石油企业纳税筹划方案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研究纳税筹划问题，纳税筹划逐渐在企业中实施和应用。随着税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逐渐重视纳税筹划。我国石油企业对纳税筹划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缺乏纳税筹划意识。我国石油企业没有真正的理解纳税筹划的意义，把纳税筹划等同于偷税、漏税行为，整体纳税筹划工作没有真正开展。第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纳税筹划发挥作用较小。我国石油企业财务管理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粗放管理，到以预算为导向的财务结算监督，到现在以效益为导向的资金集中管理完善过程中，石油企业对纳税筹划的作用认识不足，企业投融资方式、区域选择、分与子公司设立方式等方面都缺乏纳税筹划的考虑，影响了企业资金的节约。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石油企业加强对纳税筹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纳税筹划的涵义
纳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纳税筹划又称税务筹划、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遵守现行税法及其它法规的前提下，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政策，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事项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从而取得节约税收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活动。纳税筹划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具有以下特征:(1)纳税筹划的合法性，即纳税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这是纳税筹划和偷税漏税的根本区别。(2)纳税筹划是一种理财行为，为企业财务管理赋予了新的内容，可使企业避开某些特定条款，利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最大地争取税收利益。(3)纳税筹划是一种前期策划行为，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或投资活动之前，可以根据税收政策的导向性进行合理的经营决策。
二、石油企业纳税筹划的可行性
纳税筹划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石油企业作为典型的大型国有企业，其纳税筹划工作开展得不成熟也不够完善。在思想观念上还存在误区，没有真正理解纳税筹划的意义，把纳税筹划等同于偷税与漏税行为，认为进行纳税筹划就是为了少缴税而忽视国家利益，对纳税筹划不够重视。在我国石油企业财务管理系统完善过程中，石油企业并没有注意到纳税筹划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在未上市企业和上市企业之间的往来项目，集团公司下属各石油公司之间的往来项目，石油公司与炼化企业之间的往来项目，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往来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这样无端地会导致资金的浪费，不利于石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间接地影响了国家的税收。石油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可行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1.石油企业纳税筹划是企业集团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企业间竞争已经上升到多单位经济联合体的竞争，以母子公司为基础的企业集团竞争是其集中体现。在企业集团间竞争的过程中，作为财务管理重要环节的纳税筹划会得到企业的逐渐重视。企业集团实施纳税筹划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整个集团税收负担的减轻、税后利润的最大化，即实现“经济纳税”，使集团的利润最大化。我国石油企业大都是以企业集团形式存在的，集团组成比较复杂，下设各分、子公司较多，资本运作数额较大，存在着较多的关联方交易，业务往来比较频繁。因此，在石油企业经营过程中，注意实施纳税筹划，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规避风险，正确进行纳税调整，编制财务报告，进行纳税申报，有利于提高石油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2.国际化经营战略使石油企业财税管理全球化
随着海外战略的实施，石油企业财税工作不再局限于国内范围而向国际领域转变，需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的税收制度，以及各国对油气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同规定，以便合理安排纳税方案，尽量减少石油企业跨国的税负。
3.具备实施税收筹划的前提
首先，会计人员具备税收筹划的业务和法律知识。我国石油企业历来重视财务工作，有健全的审计制度，有专门的会计实务工具。同时，石油企业重视会计人员的岗位培训，会计人员可以正确运用当前税收法规政策并及时把握其变化动态。如2006年10月15日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举办中国石油系统新会计准则培训班，来自石油系统的近百名中高级财务人员参加培训；各地石油企业经常举办会计知识培训、会计知识大赛，以及委派会计人员参加纳税筹划技能培训等。其次，税收筹划空间广阔。石油企业经营范围广，投资项目多，收支结构比较复杂，生产过程中存在勘探开采、建筑安装、运输销售等业务，涉及税种数量较多，税款数额较大，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大的税种，小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矿区使用费、耕地占用税等，为石油企业税收筹划搭建了宽阔的平台。
4.符合纳税筹划的条件
（1)石油企业规模较大。例如，石油企业集团下面有很多子公司、分公司，通过各分公司、子公司之间以及分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交易，更有利于开展纳税筹划。(2)石油企业资产流动性强。在运营中，石油企业要对各种投资和经营等活动进行事先安排，资产的流动性越强，企业对适应纳税筹划方案的要求就越灵活。(3)与石油企业长远发展目标一致。
三、我国石油企业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
石油企业属于资源开发型企业，涉及的税种较多，税收负担很重，税收支出占企业成本和税前利润的比重很大。因此，设计合理的纳税筹划方案，对于维护石油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加石油企业的效益是非常必要的。
1.集团政策型纳税筹划方案
政策型纳税筹划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作为企业集团的石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重视集团政策性纳税筹划，即在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应该深入研究税收理论、税收制度以及会计政策的变动。如以《油气田企业增值税暂行管理办法》为代表的油气田企业税收优惠政策；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其第四号准则――固定资产中第三章第13条规定“确定固定资产成本时，应当考虑弃置费用因素。”有关弃置费的规定恰恰适用于石油企业。因此，在石油企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及时针对当前经济政策等变动做好政策性纳税筹划。
2.优惠型纳税筹划方案
优惠型纳税筹划方案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筹划方案。石油企业投资范围广，涉及区域优惠和产业优惠政策较多，如西部大开发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石油企业的高科技投入推动新型产业发展，以及节能环保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石油企业海外投资、跨国经营、技术输出等应该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例如，石油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石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该充分运用好这些优惠政策，做好纳税筹划工作，以提高其资金运作的效率。
3.节税型纳税筹划方案
(1)投资过程中的纳税筹划。投资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是企业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石油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应选择适宜的方案，对投资行业、投资伙伴、投资方式、投资期限等进行合理选择，达到优化投资、合理避税的目的。石油企业投资方案的选择有其特殊性，但更应该抓住国家产业政策，选择有利的行业进行投资，还应注意不能为了避税而避税，要充分估计筹划获利的机会成本，将税法支持项目和税法抵制项目对照选择。(2)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纳税筹划。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纳税筹划是针对财务政策，按照国家规定的会计归集、核算与处理方法、程序，选择合理的费用分摊等方法进行科学核算，达到降低税负目的。第一，在租赁业务中进行合理筹划。石油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资产租赁使用项目，有必要深入研究税法的规定，在合法的情况下筹划选择融资租赁还是经营性租赁。在融资租赁中还要考虑是采用直接购买租赁、转租赁、回租、还是杠杆租赁，要考虑其对石油企业整体效益产生的影响以及税负产生的影响，综合考虑选择不同的租赁方案。第二，签订合同时的合理筹划。无论哪一家企业都会涉及签订合同的问题，石油企业更是涉及较多的合同，甚至是涉外合同，其中产生的税收、税种问题需要石油企业在合同签订之前进行合理的筹划，以减轻税负。第三，广告宣传时的避税筹划。石油企业在其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会涉及广告方式，以及广告机构的选择问题，进行适当的纳税筹划可以达到预期宣传效果而又节约税收成本。第四，重组、联合、并购过程中的纳税筹划。石油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会发生重组、联合、并购等活动，其中的纳税筹划作用不容忽视。由于税法对不同企业规定的扣除项目、折旧政策和税率水平等存在较大的差异，为石油企业合理避税提供了运作空间。此外，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成本核算方法的选择、材料采购方式的选择，以及企业的关联方交易过程，都应该考虑到石油企业的税负问题，要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以更好地促进石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随着世界石油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国内石油需求量日益增加，我国石油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和阻力不断增大，实施有效的纳税筹划策略有助于增强石油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
我国石油企业在具体实施纳税筹划时要作好以下工作:（1）把具体纳税筹划思想真正贯穿于企业全过程，领导要重视纳税筹划，企业要积极培养合格的纳税筹划人员。(2)石油企业税收筹划人员要保持与当地税收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可根据国家对相关税收政策的调整信息及时调整纳税筹划方案，减少或避免无谓的税收损失。(3)运用集团政策型纳税筹划方案、优惠型纳税筹划方案、节税型纳税筹划方案。纳税筹划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在实践中没有固定的模式，需要石油企业不断地提高税收政策的运用水平，用好、用足国家的各项税收政策，以企业的整体利益为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最合适的纳税筹划方案，增强石油企业发展的后劲，确保我国石油企业能够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敏:论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和企业价值[J].时代经贸，2007（S4）：129～131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3
【关键词】税务筹划出资方式资产投入方案最佳经济效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在经济环境中的要素地位越来越高，日渐成为企业投资、融资等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等量的资本投入，投资成本越低，投资收益就越高，投资成本越高，投资收益就越低。一个企业如何合理合法地安排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才能缴纳尽可能少的税收，称之为税务筹划。现代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财务目标，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企业应当从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等方面进行税务筹划，以实现企业财富的最大化。在进行具体税务筹划时，可以综合使用各种筹划方法。本文仅小议企业投资方面的一些税务筹划方法。
投资的税收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牵涉企业自身情况的分析、各地区优惠政策的分析、投资形式注册地点、财务核算形式的确定、税收负担的测算、纳税方案的拟定和最佳方案的选择等。
一、利用税收政策导向进行税收筹划
例如，国家为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国产设备，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采购国产设备，如该类进口设备属免税目录范围，可全额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并按有关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这样，既实现了税收筹划，又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值得鼓励的行为。
2009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原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规定不允许将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从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中抵扣，在经济生活中重复征税现象普遍，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行业，重复征税问题较为严重，如今，增值税向消费型转型，规定全国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可以计算抵扣，降低了纳税人税负，消除了重复征税因素。
二、通过在投资总额中压缩注册资本比例，实现税收筹划
根据税法规定，借款利息能够列入企业的财务费用，进而减少所得税开支，并且可以减少投资风险，享受财务杠杆利益。例如，某企业注册资本600万元，投资总额为1000万元，不足资金400万元，于是向银行贷款解决。假定其借款年息40万元，当年税前利润100万元。由于在投资总额中注册资本比例压缩为60％，这意味着企业有如下税收利益；一是将借入资本利息40万元作为税前扣除金额，缩小了所得税税基，假定所得税税率25％，即可节税10万元；二是分配利润时，由于按股权分配，既能减少投资风险，又能享受财务杠杆利益。
三、通过出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
旧公司法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而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也就是说，投资者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出资额最高可占注册资本的70%。这意味着，采用实物、知识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等投资入股设立公司的方式将比过去大大增加，投资形式和投资手段将更加多元化，同时，也增加了投资税收筹划的空间。在投资方式中，仅从节税的角度考虑，投资者应充分利用新公司法放宽非货币性资产出资限额的鼓励性政策，尽量选择或多采用设备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设备投资其折旧费可以作为税前扣除项目，缩小所得税税基；无形资产摊销费也可以作为管理费用税前扣除，减小所得税税基。折旧这种减少税负的作用被称为“折旧税抵”或“税收挡板”。
四、通过选择资产投入方案进行税收筹划
例如，某市甲公司拥有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尚未开发土地，拟对其子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乙公司进行增资，方案一，以现金出资，用投入的现金购买土地使用权；方案二，直接以土地使用权出资。两种方案的税收负担不同。方案一，以现金方式出资，手续简单，与土地使用权出资方式相比可以节约一笔土地评估费用，甲公司出资后，乙公司用现金购买甲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时，甲公司应按照税法的相关规定缴纳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土地增值税。方案二，按照税法规定，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对股权转让也不征收营业税。根据财税[1995]4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对于以房地产进行投资或联营，如果投资、联营一方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者作为联营条件的，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但是投资联营企业将上述房地产再转让的属于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范围。”相比方案一节税。
又例如，某企业准备以自己使用过的机器设备和房屋建筑物进行对外投资，投入方式有两种：方案一，以机器设备作为注册资本投入，房屋、建筑物作为其他投入；方案二，以房屋、建筑物作为注册资本投入，机器设备作为其他投入。两种方案的税收负担不同。方案一，按照税法规定，企业以设备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参与合资企业利润分配，同时承担投资风险，不征收增值税和相关税金及附加。但把房屋、建筑物直接作价给另一企业，作为新企业的负债，不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应视同房产转让，需要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费、契税（由受让方缴纳）。方案二，房屋、建筑物作为注册资本投资入股，参与利润分配，承担投资风险，按国家税收政策规定，不征收营业税及附加税费，但需要缴纳契税（由受让方缴纳）。同时，税法又规定，企业出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其售价不超过原值的，不征收增值税。企业把自己使用过的机器设备直接作价给另一企业，视同转让固定资产，且其售价一般达不到设备原价，因此，按政策规定可以不征收增值税。最终的税收负担只有契税，相比方案一节税。
企业投资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的制定不仅与当前现行的税收制度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企业对国家未来的税收政策的预测。这就是说，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越早把投资与纳税结合起来规划，越能达到创造最佳经济效益的目的，通过合理合法地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使得本企业的投资既能尽可能多地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获得最大的投资净收益，又能符合国家税收政策，接受国家的税收调控，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盖地.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第一版）[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01）.
[2]王峰娟.税务会计[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04）.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4
关键词：投票式分区管制票决制度公众参与土地规划
中图分类号：DF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2-00-0
土地规划决策如何通过公众参与来安置与开发行为相关的民意诉求，已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理论热点。土地规划领域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已经行之有年，如城乡规划草案应当“通过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还要“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但是，每逢重大的开发行为仍屡屡爆发严重的抗争冲突，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从启东事件、什邡事件等源于环境风险的来看，公众参与程序的缺陷与低效是引发决策失误和民众抗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居民怎样参与才算妥当，在诸多参与方式中如何选择最令各方满意、最有效果的一种，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探讨空间。
鉴于土地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所遇到的难点，探讨在个案中如何选择最佳方式来落实公众参与理念，就成为务实的解决思路。在这方面，美国土地规划领域的票决制度无疑走得最远。在这种制度中，具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居民以票决方式参与涉及到人居环境、生态资源、土地使用和公共设施项目的土地分区管制，与政府分享规划的主导权。①在我国强调公众有效参与土地规划的语境下，探究美国如何通过扩张公众参与机制来增强土地规划决策的“民意敏感度”，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均衡，可以为我国提供方法论上的宝贵经验。
一、土地规划中的票决制度及其法律结构
（一）票决制度适用于土地规划的必要性
票决制度一直被视为是最强程度的公众参与。1969年美国学者艾恩斯坦在“公众参与阶梯”理论中依据公民影响决策的程度差异，将公民参与由强到弱分为实质参与、象征性参与和无参与三种。其中，票决制度属于实质参与，是公众参与程度最高，对决策最有影响力的参与类型。②在这种方式中，行政机关做出的决策最贴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也最能获得其接受和信任。将票决制度引入土地规划领域大约开始于1960年代，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政府主导的规划出现过分偏重经济发展利益的偏差。土地规划的重心是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关系，避免过度的开发行为损害到居于弱势地位的环境价值。这里的环境泛指人的自然生活基础，不仅包括生态资源与自然景观，而且包括文化古迹、社会经济、邻里结构、街区文化等人文生态环境。③由于经济开发带来的利益立即可见，而环境保护带来的利益是无形或隐形的，因此不少地方政府的规划决策出现过分追求商业开发和牺牲环境价值的偏差。这些开发方案在带来商业利益、促进地方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公共交通堰塞、地方财政赤字、地方文化破坏、生活成本和房价飞涨等问题。同时，随着官员失职、投机土地交易的丑闻不断曝光，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规划决策愈发失望和不信任。
第二，政府的规划难以反映真实的民意，无法满足公众维护良好环境的公益需求。由于体制的僵化和规划权的过分集中，地方居民的利益诉求无法为规划者所及时知晓，导致城市开发的布局难以反映真实的民意需求，如有秩序的城市发展、保存原有的邻里结构和街道文化、平价住宅的短缺。④当政府决策与民意相左时，居民的自治意识就开始高涨，希望亲自参与规划的决策。例如变电站、机场等邻避设施虽对城市整体环境具有正面效应，却对特殊地段产生地价贬值、生活品质等负面影响。⑤由于有些邻避设施的成本、收益分配有利于政府、开发商、金融机构等少数群体，而很多邻近居民则没有获得公正的待遇。在此情况下，居民就会发起抗争要求参与规划。
第三，民众与居住环境之间形成“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比政府更能了解规划中的关键问题，并具有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垃圾焚烧场的选址、旧区改造的设计等规划事项与民众的生活品质、身体健康紧密相关，因此更容易获得民众的重视与理解。而且，居民往往比政府具有更充分、真实的切身体会与一手信息，对规划决策的判断也更为合理全面。
第四，专业机构在政策争论的过程中无法得到充分信息，难以做出理性的风险决策。环境决策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不确定的知识基础。也就是说，受限于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对于污染、辐射设施对健康或环境造成的冲击，环境危害的机率和损害规模，应采取的预防和处置措施，即便是专家也无法提供准确的答案。这就使得环境问题的决策充满“利益衡量”的意味：⑥要么冒着未来可能受损害的风险享受当下的科技;要么选择放弃所有未来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科技。不同的利益团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对于有些开发商和地方官员而言，其宁愿以开发造成的危害来换取就业机会和当地经济发展，但是普通民众也许宁可牺牲某些物质享受，也不肯接受环境破坏的恶果。在对环境问题做出利益衡量时，公众的投票有助于专业机构预先评估民众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风险接受程度，判断如何在民众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理性的风险决策。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地方纷纷在加强公众参与的口号下，让居民通过投票亲身参与涉及环境问题的规划决策。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州率先于1960年代末率先进行所谓“投票式分区管制”的尝试。⑦据统计，仅在2010年全美就有38个州实施了553项投票式分区管制，投票人数高达一亿人次以上。而且，民众提出的议案获得表决通过的成功率也在大幅攀升，从1988年的46%上升到2007年的70%以上。
在实际操作中，投票式分区管制主要包括如下两种：其一，邻避设施对抗型。当地方居民由于变电站、机场、高铁等有害健康、生态的邻避设施而可能遭受损害时，便会诉诸投票来抵制邻避设施进入该地区，制止对地方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其二，公共建设选择型。分区管制如果增加土地的开发密度，或者将其从农田转为商业区域，就会导致局部地区与周边社区的不相容，引发交通拥挤、生活品质降低、土地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等。不满的邻近居民便会诉诸投票来限制和延缓城市的盲目扩张，维护城市开发的公平性。如对住宅开发设限、扩充公共基础设施、否决对地块的过度开发（容积率、建筑率过高）、指定某块区域为自然景观或防洪保护区、为中低收入户提供住房补贴、要求某项土地使用须经居民的同意、要求房地产业的发展不得破坏其他工商实业的均衡发展等。
司法机关也相继承认了投票式分区管制的合法性。在1976年“东湖城诉森林企业协会”一案中，⑧最高法院第一次允许居民投票对土地分区管制进行和修正。首法官伯格在判决中指出：公民利用投票来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决策乃是属于宪法赋予的“传统权利”，投票式分区管制是“跨越民意代表，通过直接立法来满足公共利益”。
（二）票决制度体现的公众参与特征
第一，决策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沟通而非单向传递。如果将整个公众参与的形态视为一道光谱，那么光谱的一端是传统的被动式参与，即当事人享有被行政机关倾听的消极权利，可向决策者提出自己知悉的证据和争议点，包括听证、陈述事实和表达意见。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以票决制度为代表的主动式参与，即当事人享有参加决策过程的积极权利，通过主动投票以及参加投票前的审议程序来影响审议过程和决策结果。⑨票决制度不再是决策者向参与者的单纯信息收集，而是双向式沟通与开放式协商。规划决策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而是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程序，达成共识并作出最符合民意和公益的结果。
第二，决策结果对民众参与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换言之，公众参与对决策的正当性起到了补强作用，成为在法律效果上拘束决策的有效装置。依据立法通说和实务见解，行政机关应对投票结果负有如下两种程度的尊重义务：
一是复决式票决对行政机关产生法律拘束力。如威斯康辛州规定，一旦有55%以上的人在复决中投票反对，分区管制法案就不能生效，而且政府在一年内不得出台相同内容的法案。⑩这里的复决（popularReferendum），即民众不能主动提出立法议案，只是针对政府已经提出的分区管制法案进行投票决定。社会公众往往是通过复决来抵制地方政府的新开发项目。地方议会一旦收到社会公众联名提交的复决请愿书，就会考虑撤回、修订原先的规划法案，尽量避免投票的发生。另外，复决议案即便未获通过，也会促使地方社会和政府反思和完善规划。
二是咨询型投票对行政机关产生事实拘束力。这里的“咨询型投票（advisoryReferendum）”，是指投票结果只是一种决策参考依据，对行政机关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咨询型投票的结果虽不能直接拘束决策者，但其事实上的拘束力却不容忽视。政府不敢忽视和违背投票所反映出的民意主张，如果最终的规划决策违反咨询型投票的结果，那么官员就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是被追责、罢免的风险。因此，地方政府一旦收到民众提交的复决请愿书，就会立即提出替代原法令的修正案，并举行咨询型投票来试探社会反响。
由此可见，对于依据严谨程序，并耗费时间与人力完成的投票结果，行政机关无法忽视其蕴含的多数居民意向。除非基于特殊理由，政府在进行规划决策时必须尊重乃至遵守居民的投票结果。投票式分区管制课予行政机关的尊重义务，是作为被动式参与方式的民意调查所欠缺的。民意调查不能对行政机关产生拘束力，公众的赞成或者反对能否得到重视完全操控在官员个人手中。对于行政机关与官员而言，由于规划一旦违反投票结果就会导致严重的违法风险与政治影响，行政机关和官员不敢忽视民意诉求和遗漏任何利害关系人。同时对于民众而言，正是凭借着投票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居民、弱势群体原本遭受忽视的利益诉求才得以伸张。因此，居民在投票式分区管制中是抱着“实质参与行政过程”的认真态度来参加投票，这也是民意调查所不具备的。
二、对票决制度的反对意见及其制度回应
有人对土地规划中的票决制度提出很多疑虑，甚至反对其施行。如何释解这些反对意见，对于理解票决实施的必要性而言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笔者对此试作初步归纳。
（一）居民投票是不是“愚众政治”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普通民众缺乏专业的土地利用规划知识，在规划决策时容易出于一时的情绪冲动，或者受到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利用和煽动。因此，居民投票纯属“愚笨群众”做出的非理性判断。这种愚众政治的误解导致土地规划领域的票决制度一度受到阻碍。其实，居民尽管没有专业知识背景，却具有通过投票参与土地规划的正当性理由：其一，居民之所以要参加决策，无非是为了更适宜人居、更安全的环境。对于这种单纯、实际的心态，法律应当予以尊重，而不能一概斥之为“愚众政治”;其二，在教育普及、网络发达的当代社会中，居民对信息的取得、吸纳能力今非昔比，因此对环境问题的判断、决定也大多是采取审慎、理性的态度。
若因公众意见存在消极面而一概抵触，就等于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并弃置。其实，居民投票是否会带来非理性决定的危险，其关键并不在于居民本身的素质和能力，而在于有没有向居民提供正确的信息。如果居民缺乏真实和充分的素材，就往往做出片面评价和误解，甚至容易被少数人煽动和利用。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的“深思熟虑理论”，民众作为分散孤立的个体，彼此之间如果对土地使用政策缺乏充分信息和深入交流，只能依靠主观直觉产生的“自然意思、表面选择”来做出投票，那么投票结果就会缺乏“深思熟虑”，并容易受到感情、偏见、他人煽动等因素的影响。
为了保证居民投票不至于有滑向“愚众政治”的危险，各州均强调将投票式分区管制与信息公开程序进行联结，强化居民做出决策的信息基础，让居民对某项公共议题具备相当程度的了解和专业知识，避免其由于信息不足而难以理性判断。这些程序措施大致如下：
1在提出票决议案之前的规划初期，政府应通过听证会、审议会等调查程序及时听取公众的反对和异议，并且使其反映在规划方案上。
2在提案审议与投票阶段，政府的信息公开责任包括：一是散发公报，将投票提案的内容、投票日期和投票方法制成文书发给公众;二是遵守第十四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设置事前告知和听证会等程序，主动将有关的行政规划信息提供给居民阅览;三是举办讨论会、座谈会，为赞成派和反对派提供辩论和交流机会，并为居民提供答疑解惑。
3行政机关应当遵守价值中立原则。详言之，行政机关在履行信息公开职责时，必须基于公正、中立的立场，不偏不倚地提供信息。这是因为：第一，完整、准确的信息是保障居民做出理性抉择的前提，而基于错误、偏颇的信息所做的判断则毫无理性可言;第二，由于城市规划应当尊重投票结果中的多数民意，因此在投票之前行政机关不得做出任何“选边站”的举措，否则将会影响规划决策的公正性;第三，投票结果虽然不是行政机关的最终决定，但是却代表着政府将分区管制委托给居民做决定，行政机关希望影响投票结果的任何事前举措都有失公允。
在官民双方对开发的意见相左，居民通过投票反对政府规划法案的场合，如何贯彻价值中立原则就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实务中的普遍做法是尽量避免由行政机关单方承担信息公开的工作。例如俄勒冈州将信息公开的主体由行政机关更换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具体做法是由投票的申请代表二人、州长指定的二人，以及这四位代表共同推举的一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发表投票公报、举办讨论会和座谈会等事宜。
（二）居民投票与专业机构判断是否对立
尽管教育程度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民众更易获得决策信息，但是如何保证居民在取得信息之后合理地加以权衡与选择，仍然是一个困难问题。居民投票在规划政策的选择上往往带有对抗“专家判断”的民主色彩，由于对一些复杂的土地使用议题缺乏专业经验，容易做出与专业机构判断相悖的决策。与此相对，专业机构通过细致的资料收集、规划方案的评估、管制法案与整体土地使用政策之间的考察，从而做出客观的判断。民众通常无法承担如此精密复杂的工作，往往跳过这些专业分析而依据朴素情感做出判断，如此就可能导致决策的不理性。
而且，居民投票有时还会带来主张地方利己主义的复杂问题。由于小范围管制的决策主体缺乏价值中立性，导致少数群体主张不同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少数人利益，影响整体规划的实施。典型例子如“利己效应”，即当规划所欲实现的公益与居民自身的私益相矛盾时，当地居民未必是以社会整体的发展作为优先考量，造成对公共利益的破坏。例如规划修建有害健康、环境的邻避设施时，邻近地区的居民大多采取反对的态度，造成公共设施的区位无法选择。因此，将规划问题委由居民投票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完全排除专业机构的介入。居民投票并不能取代专家判断，法律必须对居民的票决议题与规范内容进行控制，避免其囿于一己私利做出抉择，或者盲目地受到煽动。这些限制措施大致包括如下：
1票决议题限于一部分立法事项，不得付诸票决的议题包括如下两种：
（1）行政机关的专属事项。投票式分区管制只能用于立法事项，不容许居民通过投票来影响行政执法活动，削弱或者破坏既有立法政策与目的的执行。加州上诉法院通过“第41号林肯财产基金会诉法律委员会”一案指明，综合发展计划、分区管制法令的制定或修正属于立法事项，可适用投票式分区管制。而土地细分、特别许可与条件使用等则属于非立法事项，不适用投票式分区管制。加州最高法院随后在“七千人协会诉艾文市”一案中，具体分析了立法事项与非立法事项之间的两项区分标准：一是形式标准，即法规的语言表述使用的是“地方立法机关”还是“执行机关”。二是实质标准，如该事项是政策创造还是政策执行;在影响范围上是否限于少量的街道社区;是否属于纯粹的市政管理事项。
（2）可能削弱地方政府根本职能的部分立法事项，如大部分土地财政、公共税收事项。这些立法事项关系到地方政府的根本职能行使，法律不允许居民取得票决权。如在“纽森诉管委会”一案中，加州地方法院判决建造和经营收费道路的授权许可是专属于地方议会的特权，居民的投票创制将完全破坏政府对市政建设的根本职能。不过，法院强调涉及到地方政府根本职能的事项，仅限于“是否批准建造”以及“将道路交由谁来经营”。当政府做出决定后，居民仍可就缴费标准、收费年限、设施维护等后续事项进行投票。又如在“七千人协会诉艾文市”一案中，奥伦县居民为了改善道路拥堵状况，提出了一项要求将本县的发展税全部用于兴修高速公路的创制。加州最高法院判决州法已经授予市议会对发展税使用的专属决策权，该县居民不得干涉。法院认为，运输系统的建设影响到奥伦县以外的其他地区，需要由上级政府统筹考虑公共设施的整体情况、交通路线的布局作出决定。
2规范内容不得与上位法律相抵触。居民的票决结果必须符合州法（statestatutory）才能生效。例如在“邻居行动组织诉卡拉沃斯市”一案中，加州上诉法院认为投票式分区管制需要在土地使用、公共交通、住宅、环境保护、开放空间保留、噪音和安全等七个方面遵循州法的要求。该法院还通过“德波利诉诺克市”一案判决指明：居民没有权力设立与州的规划法令相抵触的分区管制条例。该条例若与州法之间存在着“明确、直接的不一致”，就违法无效或者被撤销。
（三）居民投票是否会“压迫少数人的意见”
由于居民投票是自愿作出，在某些场合难免会使特定区域的偏狭地方利益成为主导，出现压迫少数人意见、剥夺少数人权益的情形。为了避免形成地方利益团体对规划决策的不当垄断，美国法院更加关注平等原则在投票式分区管制中的贯彻。法律强调享有规划决策权的主体是整体居民而非特定社区，因此在投票程序中，所有受到规划影响的居民权益应当一视同仁。宪法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不容许投票结果偏袒某些集团的利益，或者强迫小范围的土地权益者或者特定团体忍受侵害。
1对个别土地权益者进行平等保护。如在“弗瑞诉黑沃市”一案中，当地居民创制了“一号措施”法令，要求开放空间未经市民一致同意不得改作其他用途。因此，高尔夫球场所有者弗瑞希望将球场改为住宅用地的申请遭到驳回。加州最高法院判决“一号措施”违背平等保护的原则而违法无效。法院认为，不同类型的开放空间保留措施在公益性质、权利干预程度方面具有很多差异，“一号措施”不应等同视之。就高尔夫球场的保留而言，一方面，该管制所欲实现的公益层次较低，仅仅是为了增加周围住宅、商圈人士的福利。另一方面，该管制却未予补偿就剥夺了土地的经济用途，给土地所有者带来过重的负担和限制。因此，“一号措施”没有对利益冲突做出妥善的协调，构成“准征收”。
2对特殊群体进行平等保护。如在“阿诺公司诉考马萨市”一案中，当地居民创制法令要求政府取消单身公寓的开发计划。加州上诉法院判决认为，根据州住宅法的规定，提供充足住宅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的住房需求，是一项全州性的公益。公民的创制法令漠视单身人群的住房短缺问题，产生对特殊群体的差别待遇，并违反了州住宅法。加州上诉法院随后通过“诺斯沃德公司诉莫瑞格市”案进一步阐明，如果创制的目的仅在于阻止有争议的房产开发，与公益并无实质性关联，那么就不具有合法性。只有基于保护环境、健康安全等公益目的的投票式分区管制，才具有阻止针对单身人群的住宅开发计划的正当性。法院的思路暗含这样的判断，即投票式分区管制应当将自然环境、社会公众和特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纳入考量，对城市开发的决策一方面需要兼顾对特殊群体的平等保护，另一方面又应当限制在环境、个人健康、社会安全等承载的极限范围内。
3对受到规划影响的所有民众进行平等保护。如在“豪恩诉凡塔拉市”一案中当地居民创制分区管制法令，要求政府在决定能否将废弃的空军基地转为民用机场时，须经机场邻近社区的居民投票一致同意。加州上诉法院认为该创制没有向本市其他居民授予投票权，未能平等地保护所有受到该公共设施影响的全体公众。法院指出，投票表决的主体只有最大范围地涵盖可能受到规划影响的社区，才能符合宪法的平等保护要求。
三、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启示
当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偏低”现象可以说反映出我国土地规划制度遇到的实践困境。简言之，“有效性偏低”现象就是由于土地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不合理，公众参与程度不高且流于形式，导致公众不信任规划，宁愿诉诸激情抗争而非理性参与来表达意见与不满。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和适当引入票决制度，也许能够扩张公众参与的制度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机制的不足。近年来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入，票决制度也开始在各地的规划实践中显出轮廓。实践中涌现的票决形态大致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类似于复决的票决，居民投票的结果对规划结果发挥决定性作用。例如将胡同、城中村或者社区的改造方案、旧区拆迁或者土地补偿分配方案交由居民投票表决;或者根据居民票决结果，决定是否在社区增设电梯、水电设施等公共设施。
第二种是类似于咨询性投票的票决，居民投票的结果虽不能直接决定决策，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规划结果。最常见的就是行政部门将前期草拟的公共设施方案、地标建设方案、旧区更新改造或者动拆迁编制方案，交由当地居民乃至全体网民投票表决，并参考票决结果作出政策的选择。
这些改革的共同点就是认为居民投票可以集合众人的想法，有利于做出整体的最佳判断。之所以出现在这样的改革潮流，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提出了完善规划决策机制的要求，民众对分享规划决策权、保证决策理性产生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由此看来，可以预期以居民投票为代表的公众参与机制将会在土地规划领域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当前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在涉及到健康、生命安全的公共项目选址决策中引入票决制度，使之接受高强度的程度管控。一方面，公共项目的选址具有较大的环境风险，对相当区域和数量的社会公众产生严重的健康或者生活威胁，对地方公众的影响程度较高;但是另一方面，目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风险沟通效果不尽人意。从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2009年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2010年上海磁悬浮事件等来看，民众对规划的参与程度有限且时间滞后，公众意见不受规划者的重视，难以实质影响规划的决策。而且，有些地方政府怀着“博傻”心态片面掌控信息，故意向民众隐瞒环境风险以及可能给居民带来的潜在影响。
由于政府的规划决策忽略了作为规划对象的社会公众本身，引发了社会公众、社区居民的情绪性反弹。当规划的错误无法通过正式的程序机制加以避免或纠正时，就出现了不得不靠公众意见的强烈表达来纠正的事态。行政机关只有遭遇到民众的激烈抗争之后，才对规划的公平性问题予以回应。由于公众参与机制疏漏而导致的规划不合理、不公正是社会公众不满的重要原因。政府需要正视这种冲突产生的必然性，通过票决等双向沟通程序吸纳不同的公众意见，回应日益高涨的民意参与意识。与其让民众通过事后的暴力方式参与规划，不如通过事前的票决制度吸纳各种博弈力量的意见和态度，化解可能出现的社会暴力事件。
不过，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站在规划的专业角度来看，票决制度既然是追求规划的程序正当与结果合理，应当也只能在公民的决定正确、理性的限度内才能发挥其功能。在此尝试围绕着如下两个条件进行考察：
首先是作为公众参与基础的信息公开机制。环境信息的公开是保证票决制度发挥公众参与、风险沟通功能的基础，但是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为中心的规划公开机制却难以达到对环境信息的完整、准确性要求。
其一，在信息公开与行政调查时作为环境信息主要提供者的开发单位所应当承担的信息公开义务欠缺。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资讯主要都来自开发单位，但是《城乡规划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规定的论证会、听证会似乎仅仅是收集民众对开发行为的意见，却没有对与开发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开发单位课予主动公开信息的义务。这就导致开发单位要么通过选择性地释放环境信息，要么故意不主动公开环境信息，以此主导公众参与程序和诱导民众形成错误的意见。
其二，公众参与过程中累积的信息资料不属于法定公开的范围。在公众参与规划过程中积累的资料包括听证记录、现场勘察报告、政府的过程性调查报告等：这些资料包含了不同意见的讨论与沟通，可以帮助民众迅速掌握规划决策所应考量的重点。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没有将其纳入法定的公开范围，导致许多地方政府拒绝向公民提供这些资料。
其三，规划公示的信息过于专业和简略，难以帮助民众做出准确的判断。由于立法对规划公示的格式和内容要求不合理，因此在实践中公示的内容大多简略，没有重点提示和阐明存在争议和风险的内容。而且，听证会、讨论会上的说明文件动辄就是上百页且具有高度专业性，难以为一般人所理解。
其次是对居民的投票决策不违反公益要求的程序管控。从美国的实践来看，完备的司法审查程序是制约民众滥用票决程序，甄别民众决策是否符合公益的有效机制。在土地规划领域，司法介入票决产生的争议大致包括三种类型：投票议题是否属于法律不允许票决的事项？票决产生的规范内容是否违反平等保护原则或者上位法律，侵害到少数人的权益？居民票决的程序是否合法正当？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属于空白。这是因为，我国才刚刚在一些小型动拆迁、土地补偿分配的规划编制阶段引入票决制度，居民票决结果不符合公益要求的案例似乎还没有出现，研究还停留在“票决制度是否充分地反映了公众参与理念”的抽象层次上。但是从充实和发展公众参与原则的角度来看，认真思考票决的司法审查程序对于加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会有很大的贡献。
①SRStaley，Ballot-BoxZoning，transactionCosts，andUrbanGrowth，Journaloftheamericanplanningassociation，67（2001）：25C37.
②SherryRarnstein，aLadderofCitizenparticipation，Journaloftheapa，Vol35，no4，July1969，pp216―224.
③LyntonKCaldwell，Understandingimpactanalysis：technicalprocess，administrationReform，policy？principle，in：policythroughimpactassessment，1989，p7.
④Vittes，mepollock，pHandLilie，Sa（1993）FactorsContributingtonimBYattitudeswastemanagement，13（2），pp125.
⑤Slovic，p，perceptionofRiskinSloviceds，theperceptionofRisk，pp230，London：earthscan（2000）.
⑥penning-Rowsell，eandHardmer，J，thechangingcontextofriskcommunication，inJHandmerandepenning-Rowselleds，HazardsandCommunicationofRisk，aldershot：Brookfield（1990）.
⑦Lefcoe，thepublicHousingReferendumCase，Zoning，andtheSupremeCourt，59CaLiFLReV1384（1971）.
⑧CityofeastlakevForestCityenterprises，inc，426US668（1976）.
⑨Cwilliams，CitizenparticipationinUrbanRenewal，66ColumbiaLRev486―487（1964）.
⑩wisconsinStateLegislature§6223（7）（d）.
DavidLCallies，BalletBoxZoning：initiative，ReferendumandtheLaw，39waSHUJURB&ContempL54（1991）.
DavidLCallies，BalletBoxZoning：initiative，ReferendumandtheLaw，39waSHUJURB&ContempL58（1991）.
LousyLawmaking，QuestioningtheDesirabilityandConstitutionalityofLegislatingbyinitiative，61SCaLLRev733（1988）.
RobertaDahl，DemocracyanditsCritic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9，pp97―105.
DavidLCallies，BalletBoxZoning：initiative，ReferendumandtheLaw，39waSHUJURB&ContempL53（1991）.
waFischel，ZoningandLandUseRegulation，inBoudewijnB，deGeestG，edsencyclopediaofLawandeconomics，？Volumeii（Cheltenham，UK：edwardelgar，2000），p147.
参见mountainDefenseLeaguevBoardofSupervisors，65Calapp3d723（1977）;topangaassnforaScenicCommunityvCountyofLosangeles，11Cal3d506（1974）.
Bell，theReferendum：DemocracysBarriertoRacialequality，54waSHLRev1，25（1978）.
LincolnpropertyCono41vLaw，45Calapp3d230（1975）.
CommitteeofSeventhousand[CoSt]vSuperiorCourt（Cityofirvine），45Cal3d491（1988）.
newsomvBoardofSupervisors205Cal262（1928）.
neighborhoodactionGroupvCountyofCalaveras，156Calapp3d1176，1183（1984）.
deBottarivnorcoCityCouncil，171Calapp3d1204，217CalRptr790（1985）.
FryvCityofHayward，701FSupp179，181（nDCal1988）.
arnelDevelopmentCovCityofCostamesa178CalRptr723（Ctapp1981）.
northwoodHomes，incvtownofmoraga265CalRptr363（Ctapp1989）.
HawnvCountyofVentura，73CourtofappealsofCalifornia3d1010（1977）.
参见鄢永华：《乌当区新庄村村民民主票决土地补偿分配方案》，载《贵州日报》2011年4月27日版;温子荣：《扶贫工程走民主程序》，载《中国扶贫》2010年6月1日版;马蓝花：《北京胡同改造需居民投票拍板》，载《法制晚报》2013年2月22日版;晏秋秋：《沪旧区改造新政：两轮征询、就近安置》，载《新民晚报》2009年3月19日版。
参见陈奕：《杭州市规划局邀您为新宋式风格建筑投票》，载《都市快报》2011年6月13日版;刘莹：《武汉地铁2号线站名今起公示，邀市民投票提意见》，载《长江商报》2012年7月20日版;陈方耀：《成都市民投票定方案，双流伏龙桥将建成汉唐风格》，载《成都日报》2011年8月22日版;汪晓霞：《南京保障房涉及广纳民智，户型方案市民投票决出》，载《新华日报》2011年7月6日版。
朱谦：《抗争中的环境信息应该及时公开》，载《法学》2008年第1期，第22页。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5
论文摘要：税收筹划是企业用足用好税务政策的新课题，企业只要税收筹划得当，用足用好国家各种税收政策，是可以合理合法地节税，从中得益的。本文依据现行税法，探讨了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税收筹划的问题。
0引言
税收筹划是国外税务业和税务咨询业的重要内容。近几年来，税收筹划在我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由于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促使企业不断寻找降低成本、费用的方法和途径。税收支出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通过税收筹划，在国家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经营利润，不失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本人认为，在实际应用中，企业只要税收筹划得当，用足用好国家各种税收政策，是可以合理合法地节税，从中得益的。
1税收筹划的涵义和特点
税收筹划（taxplanning），是指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投资、经营等事项的事先精心安排和筹划，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政策及可选择性条款，从而获得最大节税利益的理财行为。它是企业独立自利的体现，也是企业对社会赋予其权利的具体运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税收筹划具有以下特点：
1.1行为的合法性。企业税收筹划本质是一种法律行为，由税收政策指导筹划活动。即税收筹划是在国家法律许可范围内，以税法为依据，深刻理解税法精神，在有多种应税方案可供选择时，做出承担税负最低、合理又合法的抉择，是有别于避税、偷税、骗税、逃税的行为。
1.2时间的超前性。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相对于企业纳税行为而言。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税收筹划是在纳税义务确立之前所作的经营、投资、理财的事先筹划与安排。如果经济活动已经发生，应纳税款已确定，就必须严格依法纳税，再进行税收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
1.3现实的目的性。企业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取得节税利益。企业的节税利益可从两方面获取：一是选择低税负或总体收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二是滞延纳税时间。但税收筹划不能为节税而节税，必须与企业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保持一致，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服务，为实现企业发展目标服务。
1.4择优性。企业在经营、投资、理财活动中面临几种方案时，税收筹划就是在两种或更多的方案中，选择税负最轻或最佳的一种方案，以实现企业的最终经营目的。对纳税方案的择优标准不是税负的最小化而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1.5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人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1.6时效性。国家税收政策是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纳税人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随时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适时地做出相应的变化，注重税收政策的时效性。
2企业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策略
投资通常是指投入财力，以期望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获得收益的行为。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其次要考虑所获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收是投资收益的减项，应缴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最终收益。因此，有必要进行企业投资中的税收筹划。
2.1投资决策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2.1.1投资地点的选择。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应充分利用不同地区间的税制差别或区域性税收倾斜政策，对整体相对较低的地点进行投资，以获取最大的税收利益。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税法对投资者在不同的地区进行投资时，也给予了不同的税收优惠，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西部地区等的税收政策比较优惠。这对于投资规模较大，投资期限较长，应纳所得税额较大的企业影响较大。因此，投资者要根据需要，向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可以减轻税收负担。
2.1.2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国家为了鼓励个人投资、公平税负和完善所得税制，规定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只对其投资经营采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停征企业所得税。公司制企业要双重纳税，公司的营业利润一般课征25%的所得税，作为股息分配给投资者的税后利润，投资者还按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此外，当企业规模扩大后，是设立分公司还是通过控股形式组建子公司在纳税规定上就有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讲，如果组建的公司一开始就可盈利，设立子公司较为有利。在子公司盈利的情况下，可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税收政策。如组建公司在经营初期发生亏损，则组建分公司更为有利，可用亏损冲减总公司的盈利，减轻总公司的税收负担。因此，在组建企业时，采用何种形式必须认真筹划。
2.1.3投资行业的选择。在我国，税法对不同的行业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如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出口企业、举办知识密集型项目及基础设施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所以，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要予以充分的考虑，结合实际情况，精心筹划投资行业。
2.2固定资产投资的纳税筹划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耗资多、时间长、风险大等特点，其税收筹划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投资于固定资产可以享受折旧抵税的优惠待遇，减轻所得税税负。由于折旧要计入产品成本或期间费用，直接关系到企业当期成本、费用的大小，利润的高低和应纳所得税的多少，因此，折旧方法的选择、折旧的计算就显得尤为重要。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等，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如选择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法，可使得在资产使用前期提取的折旧较多，使得企业少纳所得税，起到推迟纳税时间和隐性减税的作用。延缓纳税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在计算折旧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净残值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由于新的会计制度及税法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这样企业便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对企业有利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来计提折旧，以此达到节税及企业的其他理财目的。对于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来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往往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成本的回收，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②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不仅要考虑现行税制的影响，还要考虑到税制改革趋势对投资的影响。按照对购入固定资产的不同处置方法，可把各国的增值税分为三大类型，即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以及消费型增值税。其中生产型增值税是对购入固定资产不允许抵扣，其折旧额仍作为增值额的一部分课税。因为这种增值额的法定计算办法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口径为基础的，故而称之为生产型增值税。我国现行增值税便属于此种类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加大调控力度而采用这种类型的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是对购入固定资产允许按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分期扣除，即从生产型法定增值额中减去当期折旧额。因为这种增值额是以国民收入的口径为标准计算出来的，所以称之为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是对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允许从当期增值额中一次扣除。这相当于只对消费品部分进行课税，故而又称之为消费型增值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依据其法定增值额（即增值税税基）的大小区分依次为：消费型最小，收入型较消费型大，生产型最大。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再加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消费型增值税，所以以后税制改革的趋势便是建立消费型增值税。在进行固定投资筹划时，如能准确预测到税制改革的时间和方向，采取主动的态度适应税制改革的动态趋势，那么会使固定资产的法定增值额最小化，其直接效果便是：即使增值税率不变，增值税额却会因为税基的变窄而减少。③在固定资产投资时，充分筹划再投资项目。这种再投资优惠办法主要是针对外国投资者而设的，对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类结合筹划方式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2.3通过缩小所得税税基，实现纳税筹划。其主要方法有：①在投资中尽可能延长投资期限，选择分期投资方式,未到位的资金通过向银行或其他机构贷款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税前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这样就可以缩小所得税税基，达到节税的目的；同时，在企业盈利的情况下，还可实现少投入资本、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效应的目的。②在投资总额中压缩注册资本,提高债务资本的比例。增加贷款所支付的借款利息，可以列入被投资企业的期间费用，而节省所得税支出，同时可以减少投资风险，享受财务杠杆利益。③在投资方式中，应选择设备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而不应选择货币资金投资方式。设备投资其折旧费可以作为税前扣除项目，缩小所得税税基；无形资产摊销费也可以作为管理费用税前扣除，减小所得税税基。用设备投资，在投资资产计价中，可以通过资产评估提高设备价值。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于产权变动时，必须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的方法主要有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清算价格法等。由于计价方法不同，资产评估的价值也将随之不同。在对外投资中，通过选择评估方法，高估资产价值，不仅可以节省投资资本，还可以通过多列折旧费和无形资产摊销费，缩小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税基，达到节税的目的。
3企业投资的税收筹划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进行税收筹划不能盲目，否则，将事与愿违。要有效地进行投资的税收筹划，达到节税的目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3.1税收筹划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服从财务管理的目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许多税收筹划方案理论上虽然可以达到少缴税金，降低税收成本的目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中方案不符合成本一效益的原则是筹划失败的重要原因。比如说，某企业准备投资一个项目，在税收筹划时，只考虑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选择在某一个所得税税率较低的地区。但该项目所需原材料要从外地购入，使成本加大。该方案的实施可能使税收降低的数额小于其他费用增加的数额。显然，这种方案不是令人满意的筹划方案。
3.2税收筹划活动必须合法及时。我国税制建设还不很完善，税收政策变化较快，纳税人必须通晓税法及会计财务制度，充分利用税务政策与会计财务制度的差别，如何将前后者结合起来，在利用某项政策规定筹划时，应对政策变化可以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防范筹划的风险。原来是税收筹划，政策变化后可能被认定是偷税，所以，目前税收筹划的重点应是用足用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让税收优惠政策尽快到位，这个空间非常大。许多纳税人对有些税收优惠政策还不了解，有些政策还没有被完全利用。我们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必须有紧迫感，否则，有些税收优惠政策过一段时间就取消了。
参考文献：
[1]李大明.税收筹划.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刘蓉.《税收筹划》.中国税务出版社，2008
[3]黄凤羽.税收筹划：策略、方法与案例.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叶丽君.房地产企业集团的税收筹划.浙江金融，2004（4）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6
关键词:公益文化活动招商背景关键环节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整体推进中,东莞市根据实际突出重点,从2004年开始,对公益文化活动进行了实行项目招商的全面改革。五年来,整个招商活动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全市一共推出了487个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成交396个,成交金额共计3.1亿余元,吸引了广大市民和新莞人共计8500万人次参与活动,成功走出了一条文化贴近市场、市场反推文化升级的双赢之路,使全市文化活动呈现出了数量多、规模大、参与广的特点和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一、项目策划背景
(一)公益文化活动的传统运作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经营性的文化活动一直都由社会举办,公益性文化活动则基本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各级文化部门承办。这样带来的问题是,政府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办文化上面,而本身在规划、调控、监管文化方面的职能没有很好得到体现,陷入了了“既越位办文化,有缺位管文化”的窘境。一方面是没钱办。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广大市民对文化活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既要加大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满足广大市民开展文化活动的需要,又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以满足广大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单靠政府投入来开展文化活动,往往是投入不足。而现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文化提出的要求又是前所未有的,单靠政府的力量已是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办不好。文化活动资金的内部分配不合理,直接影响活动的质量。另一个办不好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由文化单位的几个策划人员策划的活动风格单调。社会对文化的要求是多样化的,是喜新厌旧的,这些是文化艺术和文化需求自身的规律。过去政府办文化,让人觉得文化部门搞活动,总是“跳来跳去那几个舞,唱来唱去那几首歌,看来看去那几个人”,这样的局面,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二)进行公益文化活动的模式转换的条件已经具备
一方面,文化部门开展活动,要向政府要钱;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不断搞文化活动,很多企业都在搞大量的演唱会。他们的活动,由于缺乏政府的介入,运作成本高;缺乏专业的策划,水平往往是不伦不类。企业对投资文化、利用文化的平台去锻造自己的形象,推介自己的服务,促进产品的销售,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整合社会力量来开展文化活动既可以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又解决了企业文化活动因缺乏策划而投入大水平不高的问题。东莞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公益文化活动的模式转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二、公益文化活动成功招商的关键环节
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组委会围绕“社会投入、社会策划、社会承办”的要求,遵循市场化运作、个性化策划、规范化组织、整体化推进、多元化着手、品牌化打造的原则,将全市的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整合起来,形成文化活动项目“超市”,通过举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会,让企业通过冠名、承办、策划、投资等形式参与文化活动项目的开发利用,从而成功打造出“企业走进文化,文化融入市场,经济和文化联姻”的平台。笔者分析,东莞成功招商的秘诀,主要在于主办方在具体操作过程工作中,重点把握好了以下六大关键环节:
第一,形成共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政府来包办公众性文化活动的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公益文化活动对塑造企业形象、推介企业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同时,知识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区域化、城市化、融合化、多元化、民主化、法制化已成当今经济社会的时代潮流和特点,顺应和把握这个时代的发展潮流,促进经济和文化“双赢”,已成为东莞社会各界的共识和明智选择。因此,主办方认为,在东莞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公益文化活动模式转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思想认识的统一,激发了大家创新文化活动运作机制的动力,也确保了东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制造卖点。在整个招商活动中,主办方始终立足社会需求,着眼投资企业要求,把企业投资文化活动项目对企业推介产品、对树立企业形象有什么好处,企业通过投资文化活动项目会得到什么回报作为一个重要卖点,并设立了项目准入制,对没有卖点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力图所有活动项目都具有经营价值,吸引企业投资。由于卖点找得准,许多企业意识到公益文化活动项目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对推介的项目精心挑选,并积极参与策划和运作,有的企业还主动找项目、谈合作,出现了几个企业争办一个项目的场面。
第三,精心策划。为了使整个活动顺利开展,主办方对招商活动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整个招商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进行方案招标。先对各地上报的项目进行筛选,对挑选出来的各类公益性文化项目,分别在市内外召开文化中介公司参加策划方案招标会,组织中介公司在广纳企业意见,摸清各单位、各镇(街)举办文化活动项目意向的基础上,对每个项目进行创意方案、卖点方案、运作方案和资金预算方案策划,邀请投资商代表和有关专家评出优秀方案进行奖励。第二步进行活动招商。将征集到的有卖点、有创意的优秀方案,抓住三方座谈这个环节,组织策划公司与投资企业进行供需方直接见面,通过推介、了解和洽谈,确定资金预算方案和投资意向,待资金落实后,才决定由中介公司去具体承办,并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跟踪服务和协调监督。为确保每个项目得以落实,主办方每年举行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签约仪式。签约内容包括双方职责、资金投入方式、企业回报、法律保障等。通过签约,明确双方职责,完善运作规则,特别是在协议中向企业承诺回报,使合作双方“吃上定心丸”。
第四,依托中介。文化中介是活跃文化市场、加速文化要素流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转变政府职能,把舞台、空间、市场让给社会,文化中介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以来,东莞重大的公益文化活动项目都由文化中介和行业协会承办,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邓小平之歌》――东莞市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文艺晚会”、“东莞市纪念建军80周年文艺晚会”、“东莞消费文化节”、“东莞啤酒节”、每年的东莞市春节联欢晚会以及每周六举办的以高雅艺术和知识普及为特色的“文化周末”和每周六举办的时尚现代的“都市彩虹”等品牌性文化活动。在活动策划和承办过程中,东莞市中介公司的力量也不断充实壮大,涌现出了东湖文化传播公司、时代印象文化传播公司等一批有品牌、有实力、有信誉的文化中介。
第五,着力推介。过去举办文化活动,经费主要是找政府要,而现在搞文化活动招商,经费只能找市场,所以,推介非常重要,是整个招商活动的关键。为此,东莞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各镇街都成立了相应的项目洽谈小组,按照坚持服务为本、诚信至上、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进行项目推介,积极寻找合作伙伴,落实合作单位。同时,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在推介中的巨大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力求效益最大化。通过多方推介,公益文化活动项目的招商在全社会引起广泛的反响,企业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第六,严密主导。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是东莞文化活动模式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探索和创新。为确保该项活动的顺利开展,东莞成立了招商组委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组委会主任,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具体负责活动的实施和资金的统筹,办公室下设项目综合组、项目宣传组、项目技术组、财务审计组和项目评审组。同时,制定印发《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方案》,对招商活动的定位、项目范围内容、工作步骤、机构设置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外,制定了《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管理暂行办法》,强化对整个招商工作的规范和监管。文化部门还主动协调交警、市政等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确保了公益文化项目招商活动的有序运作。
三、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的有效性
东莞招商活动的成功举办,得到了文化部、广东省委省政府,东莞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的肯定,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中山市等周边城市派员来学习观摩后,对东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的活动理念和一整套运作方式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工作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可操作性强、效果好,值得学习和推广。其有效性具体体现如下:
(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东莞通过实施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搭建起了文化与经济融合的平台,使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这些项目的开发利用,让企业走进文化,让文化融入市场,让经济和文化联姻,真正做到社会投入、社会策划、社会承办,不仅推进政府职能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提升了政府文化调控能力,也推进了文化与经济相融合,提升了文化对企业服务、产品、形象的推介能力,不仅推进了文化与人民群众需求相贴近,提升了文化活动策划适应受众要求的反映能力,也进一步推进了市内外文化资源在东莞相聚集,提升了东莞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文化活动水平。
(二)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五年实践,东莞公益文化活动招商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招商项目、签约金额和效益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2004年推出83个项目,成交73个,成交金额436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000万;2005年,推出90个项目,成交78个,成交金额62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500万;2006年,推出100个项目,成交89个,成交金额72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800万;2007年,推出104个项目,成交80个,成交金额75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2200万;2008年,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和成本压力急剧扩大影响企业投资的严峻形势下,招商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年推出110个项目,成交76项,总签约资金为683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高达2000万。
(三)解决了东莞文化建设五大突出矛盾
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的成功实施,主要解决了东莞市民文化需求不断增加和政府投入不足的矛盾;政府文化职能部门“管”“办”不分,动机和结果不一致的矛盾;企业有钱办文化又无办文化的平台的矛盾;社会公共文化设施不足和市民公共文化需求增大的矛盾以及文艺团队活动任务重和活动经费不足的矛盾。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7
税务筹划战略是企业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一个重要职能战略。税务筹划可以起到促进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财务核算尤其是成本核算和财务管理的作用。企业只有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税务筹划，积极寻求税务的帮助和借鉴各种成功的税务筹划方案，积极应对税收法律法规和新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的变化并实施动态税务筹划，才能达到涉税零风险的目的和实现财务管理目标，才能使企业稳健、持久的经营。
二、企业投资活动税务筹划
（一）固定资产形成与使用税务筹划固定资产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性资产，在固定资产购置、提取折旧、销售等经济业务发生时进行税务筹划，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1）固定资产购置。投资者在进行固定资产购置的税务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现行税制的影响，还要考虑税制改革趋势对投资的影响。增值税按对外购固定资产处理方式的不同可划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是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其折旧额作为增值额的一部分据以课税。由于这一课税基础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口径大体一致，因而称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是对外购固定资产价款只允许扣除当期计入产品价值的折旧部分，即作为课税基础的增值额扣减了当期折旧。由于这一课税基数相当于国民收入部分，因而称为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是指允许将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价款一次全部扣除，作为扣税基数的增值额相当于纳税人当期的全部销售额扣除外购的全部生产资料价款后的余额。只因课税基数仅限于消费资料价值的部分，因而称为消费型增值税。从课税基础（课税范围）来看，生产型增值税的课税基础最宽，消费型增值税的课税范围最窄，收入型增值税介于两者之间，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在于不符合增值税的立法宗旨。我国目前大部分行业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
（2）资产折旧。从本质上讲，固定资产折旧是一种费用，是成本的组成部分。正确计算和提取折旧，不但有利于计算产品成本，而且保证及时收回资金，保证生产的资金来源。决定固定资产折旧额大小的因素有四项：固定资产原价，使用年限，净残值和？折旧方法。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可选用的折旧方法有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等。新的会计准则规定，对于特定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应按现值计算加入固定资产原值中，计提折旧。比如石油天然气水井及相关设施弃置，核电站核废料的处置等，应按现值计算加入固定资产原值中，计提折旧。弃置费用使固定资产原值增大，提高了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固定资产折旧的税务筹划，重点在于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额，从而减少利润，降低所得税。折旧的这种减少税负的作用被称之为“税收挡板”。折旧对所得税的影响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折旧抵税金额=折旧额×税率折旧抵税金额的现值=折旧额×税率×复利折现系数
（3）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按照相关规定，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暂免征收增值税，但该固定资产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属于企业固定资产名录上所列货物。（2）企业按固定资产管理，并确已使用过。（3）销售价格不超过原值的。不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一律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款。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应征消费税的机动车、摩托车和游艇，售价超过原值的，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售价未超过原值的，免征增值税。单从增值税的角度考虑，免税要比纳税好。但是综合考虑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税负和现金流量后，免税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当企业准备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时，应综合考虑销售过程中需要缴纳的各个税种，从而制定出合理的销售价格。
（二）研究与开发费用税务筹划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在税前扣除，凡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10%以上（含10%），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对盈利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增长达到10%以上的，其实际发生额的50%，如大于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可就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予以？抵扣；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再抵扣；亏损企业发生的研究费用，只能按规定据实列支，不实行增长达到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
某企业为了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拟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费用，拟利用三年的时间投资2400万元。预计每年的应纳税所得额3000万元。现在有两种方案：一是企业每年投资800万元；另一是第一年技术开发费投资700万元，第二年投资800万元，第三年安排900万元。采用这种方案并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生产进度。两种方案所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如表1、表2所示：
第一年技术开发增长率为100%；
第二年技术开发增长率为（800-700）÷700≈14.28%；
第三年技术开发增长率为（900-800）÷800=12.50%；
由此可见：通过对技术开发费用的税务筹划安排，可使企业少交纳所得税264万元（2838万元-2574万元=264万元）。
（三）企业设立税务筹划企业选择投资方案的原则是受“最优化”的行为准则支配，因此在进行企业设立的投资决策时，不仅需要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还需要对投资地点、投资产业、投资项目、投资意向、组织形式、纳税人身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税务筹划，才能得出最优的投资方案。
（1）投资地点确定。投资者选择投资地点，除了分析当地的经济状况、基础设施、商业前景外，也会重点考虑税收环境。在不同的时期，国家会利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利用对不同地区实施税收优惠达到吸引投资、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企业对投资地点进行税务筹划时，需要好好把握不同区域税收差别待遇，税率差异。一是税率差异技术的特点。属于绝对节税：与高税率缴纳税收相比，低税率可以直接减少企业的税收绝对额，属于绝对节税型税务筹划技术。适用范围较大：税率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挑选范围，因此税率差异技术是一种能普遍运用的税务筹划技术。具有相对确定性：税法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且还要保持连续性，因此税率差异技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二是国内投资地点的税务筹划。根据税率差异技术的特点，企业可以选择相对低税率的地区进行投资，实？现减轻企业税负的筹划目的。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相关的税收政策，制定出相应投资方案。目前，我国对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老、少、边、贫”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西部地区、保税区等地区实行免税或执行15%至24%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以选择上述地区投资，进行税务筹划。
（2）投资方向的确定。税收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国家对需要照顾和鼓励的产业，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引导投资方向，优化国家产业结构。企业在选择了投资地点后，可以选择实行优惠政策的产业进行投资。企业可以选择高新技术产业、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福利生产企业、兴办农业及相关行业和兴办第三产业等产业进行税务筹划，减少税额的支付。
（3）资项目确定。投资项目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投资项目所享受的税收待遇各不相同。例如，我国于2006年4月对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和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为引导消费行为和调节生产，继续选择烟、酒等产品征收消费税。为保护环境和限制消费，增加了对燃料油、高档消费品、一次性木制筷子等几类产品征收消费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取消了对护肤护发品征收消费税。一直以来，为限制白酒的消费，税法规定粮食类白酒的广告费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企业在确定投资项目时，了解这些税收规章无疑是有益的。
（4）投资意向选择。企业在自身经营的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大的收益，会进行证券投资。是购买债券还是购买股票，企业有时难以抉择。企业需要考虑自身的投资意图、资金的规模和性质和对风险的承受力，同时也需要考虑税收因素。如果企业想获得稳定的收益，可以购买国债，而且国债的利息是免税的。如果企业想获得高额的收益及达到控制某企业的目的，可以投资于股票，但股息收入是要征税的。
（5）组织形式的合理选择。首先，要考虑的是外部层次的组织形式的筹划，是选择设立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下，内资企业的税率、税收的优惠政策和操作的灵活程度小于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存在大量的投资退税、利润的两免三减半和再退税等，而内资企业并不普遍享有这些优惠政策。其次，要考虑是设立公司制企业还是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这两类企业税收待遇不同，对公司制企业不仅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当企业分给投资者股息时，还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公司制企业的利润存在“经济性重叠征税”的现象，企业要负担双重所得税。新的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要求一人公司必须在营业执照上注明是自然人独资还是法人独资。如果是法人独资，仍然无法避免经济性双重征税负担。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是按照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税负重于非公司，前者的税收收益少于后者，可能会影响经营者的选择，导致公司与非公司经营方式的扭曲。但是公司的确比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更具非税优势，当企业规模较小时，采用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形式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利益，而当企业规模扩大、利润急剧增加、重视在流动市场上取得或出售资产的权利及要求更高的管理水平时，公司制企业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如更易于从资本市场上获得权益资本、筹资便利、承担有限责任、经营风险较低及易于控制管理者的活动等，有了这些非税好处，公司利润的双重征税便不会过于繁重，这些非税好处足以抵消由于双重征税带来的税负较高的影响，否则就会出现具有高昂成本的组织形式的转换。从企业战略、长远的角度看，公司制企业是更好的选择。最后，要考虑内部组织形式的筹划，即是设置分公司还是子公司。企业为了扩大规模，必定不断进行再投资，投资过程中将会成立众多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和分公司是常见的组织形式。子公司对应母公司而言，分公司对应总公司而言。子公司和分公司在纳税方面存在诸多差别：投资设立子公司需要缴纳注册资本税和印花税；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和利息等费用，容易得到税务认可，可以从利润中扣除；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己独立的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由自己独立承担；子公司在营业初期发生亏损时，不能冲减总机构的利润，减轻税收负担；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及其他投资鼓励政策。企业通过比较不同组织形式对企业税收的影响，选择出一种使企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组织结构形式。企业选择组织形式时，首先面临的是选择时机问题。通常情况下，当营业活动处于初期时，企业容易发生亏损，总公司可以设立一个分公司，使开业亏损额在汇总纳税时，减少总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当营业活动开始赢利时，特别是外地营业活动位于低税率区时，可以改变设立为子公司，以享受低利润及较低利润适用照顾性税率带来的税收利益。以下案例就是通过子公司和分公司的税收待遇、税收地位的差异来说明如何在集团内进行组织形式的税务筹划。
深圳某食品加工企业，准备在内地设立一家蘑菇种植加工企业B，据分析，由于各种原因，新设立的企业在头三年会发生较大亏损，但亏损会逐年减少。经过预测，此蘑菇种植加工企业第一年的亏损额为200万元，第二年的亏损额为150万元，第三年的亏损额为50万元。第四年扭转亏损，赢利额为0万元，第五年赢利额为350万元。该食品加工企业总部在深圳，适用的所得税率为15%，该企业还在内地拥有一个a子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为33%。经计算，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未来五年应纳税所得额均为800万元。a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分别为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0万元和-50万元。经分析，蘑菇种植加工企业B有三种组织形式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将蘑菇种植加工企业建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实行独立核算，按其应纳税所得额独立计算缴纳所得税。在此方案中，该食品加工集团有三个独立纳税主体，分别是深圳总公司，a子公司，蘑菇种植加工B子公司。该集团应纳所得税如表3。
由于蘑菇种植B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不能和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或是a子公司合并纳税，所以其形成的亏损不能抵消另外两个公司的利润，只能用以后年度实现的税后利润进行弥补。该食品加工集团五年的纳税总合为798万元。
方案二：将蘑菇种植加工企业建成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的分工司。按我国税法规定，分公司利润与其总公司利润合并纳税。此时，该食品集团有两个独立的纳税主体：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和a子公司。该集团应纳所得税计算如表4。
由于蘑菇种植企业作为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的分公司，其亏损额可由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当年利润弥补，降低了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第一年至第三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使得整个集团的应纳所得税额由798万元降到790.5万元。
如果企业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税率高于总机构所在地的税率，则应采用分公司的形式，此时通过汇总纳税，可以降低企业的整体税负。
方案三：将蘑菇种植加工企业建成内地a子公司的分公司。此时该食品集团有两个独立纳税主体：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和a子公司。该食品加工集团应纳所得税计算如表5。
由于蘑菇种植加工企业是作为a子公司的分公司，可以与a子公司合并纳税，其前三年亏损可由a子公司当年利润弥补。降低a子公司第一年至第三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使得整个集团的应纳所得税额再次降低了，由第二方案的790.5万元降到765万元。如果企业存在另一个与要设立的分支机构税率一样高的子公司，企业将分支机构设立为该子公司的分公司，可以在汇总纳税时，最大限度地弥补亏损，降低企业整体税负。
综上所述及对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正是税收政策的差别性为企业利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空间。但在本案例中，企业获得的税收收益并不是很大。考虑到企业今后的发展、组织架构的设计等管理方面的因素，考虑到设立、撤销子公司和分工司的费用和今后的管理费用，考虑到设立、撤销公司的繁杂手续，正如本文在税务筹划内涵中所述，企业应放弃该税收利益，树立企业的形象和声誉，这同样有助于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8
摘要：政策生命周期，是指一项政策从进入政策议程开始，经过规划、决策、执行，评估与政策终结经历的时间跨度和持续的期限。在决策分析阶段，对于政策的规划和预评估，人们往往更多的考量各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方案的执行效益与后果。事实上，在政策规划和决策阶段，对政策运行的生命周期加以前瞻性考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2)03034805
政策生命周期是指一项政策从原初政策问题进入议程开始，经过政策当局的规划、决策、执行、评估、达至该项政策的终结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和期限。一项政策被终结，意味着原有政策生命周期的结束。虽然政策的运行也可能不是在被评估和终结之后就变得销声匿迹，而是通过被调整和变迁之后继续下去，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周期循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一项政策的终结看成是原初政策的生命运行周期的断点，将它被终结之前的运行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生命周期。在以往的决策活动中，政策当局对于政策方案的规划和预评估，往往只关注各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方案的执行效益与后果，忽视了对于政策生命周期的考量。公共政策学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常将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视为一个个独立的阶段，比如政策议题的选择、制定、执行与评估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将政策的各个阶段分离，在很多情况下对政策结果产生了消极影响；学界相关学者对于周期在政策循环中的意义也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基于以上情况，本文从公共政策整体规划的视角，从政策发展的多重维度解读政策周期的前瞻性内涵以及意义。
一、政策生命周期前瞻性考量的涵义
对于20世纪的多数政策研究者来说，理性在政策制定中的考量、政策制定过程的思考以及理性-科学决策模式的分析是核心议题。比如，西蒙与多元主义的倡导者林德布鲁姆都认为政策制定过于复杂，而传统的理性-科学范式并不能给予有效的解释。近来，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者开始尝试修正这种传统的范式，政策周期理论便是这种修正的一种努力。［1］edwards认为，政策制定并不一定是完全理性或者合乎逻辑的，尽管在政策周期过程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与主观性因素，但是政策周期理论关注的是政策过程本身，理性因素也根植于整个过程之中。［2］国内外对于政策生命周期的研究，多注重于政策过程，将政策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政策议程建立、政策方案规划、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与终结等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几个阶段。bridgman和davis认为：“政策周期理论将一种秩序与和谐的因素带进一个复杂、喧闹的政策世界之中，尽管政策周期理论在现实政策环境中作为一种理想的境界难以达到，但是这种理想的状态却是政策学家致力于追求的重要目标。”［3］r.j.英特威尔德（in''tveld）［4］认为“除了将政策工具看作静态的实体以外，它们还必须被理解为动态的政策过程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将政策看成是生命周期有限的、因此需要进行动态调变的政治过程输出。他认为，一项政策的实现不是自动自发的，伴随着政策工具的运用而来的会有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效果，随着政策的实施，那些有意识可预见的效果会逐渐缩小，而那些无意识不可预见的效果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将这种倾向称为“公共政策效果逐渐递减法则”。bridgman和davis在1998年首次提出了政策周期的概念，认为澳大利亚的公共政策可以放在周期过程中进行解释，并提出了政策循环模型（图1）。
在周期过程中，公共政策或多或少呈现出类型性与可预测性的特征。［3］everett认为传统的政策制定理性范式特别强调正式的程序，而忽视了政策过程中的复杂性、价值倾向，甚至没有意识到政治权力能够决定公共政策的方向。从根本上来说，政策周期理论仅仅是对于这种传统理性范式的修正，在多数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不适用性。她认为政策周期反对绝对的理性主义，但是周期理论也摆脱不了理想主义的色彩。［5］政策周期的方法将政府的治理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些独立机构的结合，政策周期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能够协助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理解与实现政策任务。［6］后来，edwards补充与细化了bridgman和davis模型，认为政策周期不仅仅是政策发展的一个模型框架，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政策的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发现议题、政策分析、实施咨询、决策、实施、评估。这个模型与理性的政策制定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政策周期理论能够协助公共部门管理者认识到复杂的政策过程，同时为政策过程注入活力，“用一种系统性与严密性的方式使政策制定者顺利地实现对于政策制定复杂性的管理”。［2］
edwards认为，良性的政策发展过程将会保证良好的政策结果，良性的政策过程对于良好的政策发展至关重要。［2］尽管好的过程并不能一定能保证好的政策结果，但是不良的政策过程导致坏的政策结果的可能性却高得多。［7］西方的学术语境下，政策周期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因素在于其对于提升政策效果的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政策生命周期的前瞻性考量定义为：在一项决策方案出台之前，对该项政策会在多长时间跨度之内保持有效运行的状态给予考量，并将其结果纳入政策方案当中，作为未来执行、评估和终结该项政策的期限与时效性约束。据此，政策生命周期前瞻性考量的基本内涵在于：（1）考量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是政策的生命周期，即政策在未来的有效运行期限。（2）考量的目的是要利用这种期限约束来有效调控政策未来的执行、评估与终结阶段的相关活动。（3）考量的结果应该被纳入政策方案当中，形成政策运行的期限约束。
二、前瞻性考量政策生命周期的必要性
一项政策的有效、合理的生命周期，应该是当其在政策环境发生改变，如果继续执行下去会导致政策成本大于政策收益时，能够被快速有效地终结。政策周期的方法使得政策指定者与执行者认识到政策复杂性，为政策的执行提供行动的指导。［6］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于政策在未来运行的生命周期进行前瞻性的考量，至少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策资源的有限性
everett认为政策议题的设定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正是由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使得政策及其方向都呈现出不同资源拥有者的博弈结果。［1］政策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是政策活动的基本境遇。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的行动，是一个关于政策资源的约束函数；一个政策从原初的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到政策方案的规划、决策与执行，其基础性前提在于，该政策问题的解决具备一定的政策资源能力支撑，否则超出资源承受能力范围，社会公共问题就难被列入政策议程并加以解决。
一项政策运行的生命周期越长，其资源消耗量就越大。如果不对一项政策从政策的规划、决策、执行到终结的运行过程加以期限的考量和约束，那么政策资源的投入将会处在无组织的、粗放的、损耗和浪费的状态。因此，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于政策运行的生命周期做前瞻性的考量，评估与预计一项政策在未来的方案规划与决策、政策的执行、评估与终结等各个阶段的有效运行期限，以便于科学合理地规划政策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提高政策收益。
2.决策考量不够与政策质量偏低
决策的考量与政策的质量，受影响于政策制定者两方面的固有属性——有限理性与经济理性。一方面，政策制定者由于理性有限，对于政策问题、政策目标、政策环境的现况与未来变化等方面信息的把握不全，出台的政策方案可能在未来运行过程中偏离原定目标，甚至原定的政策目标本身不合理，会导致社会负效应，因而推行一项政策的同时也承担着政策风险。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本身难以始终如一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产生自利趋向。尽管一项政策运行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公共性的价值诉求和行动取向，但是在政策运行的实际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利用公共政策服务于集团与私人利益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如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增加对于政策运行生命周期的前瞻性考量，既有利于促使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过程做出更多的评估，深化对于政策环境的认识，拓展政策理性的范围，也能够加强对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约束，使其自利性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维持政策的公共利益诉求与政策制定者私人利益之间平衡。
3.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与终结阻力
一项政策的执行会导致某种利益平衡，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政策格局。政策运行周期越长，这种格局路径依赖的自我固化机制越强。对于政策运行的这种惯性，安德森也认为，“某一政策、计划或机构存在的时间越长，它被终止的可能性就越小，经过一定的时间，会形成能使它们继续存在的条件和支持”。
［8］因此，政策当局在终结一项政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因素的干扰。尤其是一些利益原生型政策可以从政策将要导致的利益的来源角度，将政策分为利益原生型政策和利益调配型政策。其中，利益原生型政策是指，其执行和实施将开发出新的利益空间，从而增加利益总量的政策；利益调配型政策是指在原有利益空间之内调整利益分配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政策，其所导致的利益只是现有利益的再分配，主要不产生新的政策利益、不增加利益总量。，由于该类型的政策出台或者是政策默许，自然地促成政策受益群体的生成；当这一类政策受益群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地获取收益时，政策惯性就因此而产生，政策利益关系就会越来越复杂和固化。一旦此类政策被宣布终止，或者政策所赋予的行动空间被压缩，就会招致强大的阻力，此时当局要想终结该政策，就需要花费巨大的行动成本。面对时下中国社会的较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僵化的利益格局、利益群体所形成的强大的政策阻力，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面临许多不利因素。
对于一项政策运行的生命周期、尤其是有效执行期限的预期评估和规制，有利于避免和减小政策惯性以及政策客体的政策依赖，促使其从政策一出台开始，就自觉地预期政策走向和各自的政策受益期限，预先规划其未来的行动方案，在此政策终结之前调整心态并积极地谋求自我在政策限制下的可持续发展。
4.复杂性社会系统呼唤公共政策的前瞻性考量
网络性的社会中呈现的是一个个互相依赖的社会人构成的复杂性系统，高科技的发展与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加着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对于公共政策研究者来说，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研究逻辑与思考话语，才能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社会系统，减少风险社会给人来带来的危害与灾难。比如，对于中国现在频频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来说，如果将事件的暂时解决作为公共政策解决的主要目标，那么社会冲突所带来的潜在的负面影响必将得到扩大，甚至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对经济发展，社会问题与政治民主化等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看待，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从政策周期的前瞻性视角考量这些因素的相互联系，从而实现社会良性发展。
三、前瞻性考量政策生命周期的意义
威廉·邓恩指出，“预测政策未来的能力对政策分析和改进决策至关重要。通过预测，我们就具备前瞻性或者远见性，从而拓展我们理解、控制和指导社会的能力。”［9］对于政策生命周期的考量，也应该成为预测政策未来的重要方面之一。前瞻性地考量政策生命周期，对于提高政策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小政策终结时的阻碍力量，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水平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1.提高政策资源的利用效率
一项政策运行的生命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政策的资源投入。越是涉及错综复杂问题的政策，其生命周期可能就越长，也越是要投入更多时间以及其它资源。如果对于一项政策的政策过程没有预见性的运行周期的评估，就很难做出合理的规划，从而使得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变得比较盲目和被动。对于政策制定而言，由于没有一张对于政策制定和出台的时间表，使得一项政策“千呼万唤难出台”，使得政策的制定过程处于粗放的、零碎的资源消耗状态，所投入的人财物和时间资源都难以集约型地加以利用，使得政策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
就政策执行而言，由于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对于政策执行期限缺少预见，在资源的投入上缺少预期和规划，可能会让资源处于不断的投入之中，而一旦该政策的时效性和局限性显现出来，就会产生大量的政策沉淀成本，使得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产生对终结一项政策的欲罢不能的心理效应，在政策过程中处在被动地位。评估而言，了解政策生命周期有助于合理规划政策评估方案，有针对性地投入评估政策所需的资源，开展科学有效的政策绩效的评估。对于一项缺少政策执行期限和政策终结的前瞻性考量的政策，要制定出对于其绩效进行评估的合理可行的方案，通常更容易削弱资源投入的组织性和有效性。1984年，中央政府决定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开发区，致力于将开发区建设成为产业聚集的载体。随着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开发区试验区的建设，各个地区不同种类的开发区纷纷建立，在不同开发区建设的过程
，各种社会问题滋生，中央政府最初的设想在地方政府建设开发区的过程中得到严重扭曲，最终，多项开发区建设项目停止建设，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以斥资百亿，规划用地6000亩的江苏铁本事件为例，其造成了巨大的政策资源浪费。
2.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水平和政策质量
davis等人认为多数公共政策都是不同资源的价值之间多次协商与竞争的产物，并不存在满足所有成员的最有效的唯一选择，最好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他人如何做以及什么样的交易是可行的。［10］政策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当局对于社会价值物做出权威性分配的主要工具，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一旦一项政策出台并付诸实施，对于政策客体和整个社会环境就会产生重要和广泛影响。
对于政策制定者的有限理性以及他们的自利倾向，可以通过对政策的生命周期前瞻性评估来给予一定程度的克服和限制。对于政策运行周期进行预先的评估，首先可以促使制定者对政策的运行状况进行前瞻性地思维，对政策影响因素预期性的评估可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其次可以限制政策制定者的私利趋向，不致使其无约束地利用政策在未来谋取私利。政策一旦出台，便具有执行上的惯性和不可逆性，如果不对政策执行的期限加以考量和约束，不合时宜的政策带来的影响就可能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由于在政策出台之前没有对其存在和运行的有效期限加以考量，就会缺少一种外部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来推其终结和变迁。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利用政策的惯性以及终结的艰难性从中谋取私利。以中国近来讨论较为热烈的电动车规范为例，广东省的广州等地自从实行“禁电”政策以来，公众对于该项政策的推行存在较大争议，许多公民认为该政策是相关部门谋取私利的一种体现，虽然政府规定了相关政策，但是实际上很多公民与政府玩起了“躲猫猫”游戏，因此，对于政策运行生命周期的前瞻性评估，有助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动态制衡，不致使集团和个人利益无约束地侵入社会公共利益。
3.推动政策循环的顺利实现
政策方案一旦推行，便具有政策惯性，并且形成稳定的利益格局。由此，终结此政策的主张便会遭到政策收益群体的阻挠，不利于政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新的政策问题从而也难以进入政策议程。
在阻碍政策终结的因素中，既有政策制定主体的因素，如从一项政策中得利的官僚机构；也有政策客体的因素，如政策的实施会产生一些受益群体，尤其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主要来源于该项政策时，对政策的依赖程度很高时，会不顾一切地阻碍当局终结政策的行动。但探微至其心理机制，是由于人们对于政策收益期望没有受到政策期限的约束，政策受益群体原本期望无限期地获取收益，一旦利己的政策被宣布终结，他们没有心理准备和其它获益的备选行动，就会本能地维护既有的政策获益机制，对终止政策的行动加以抵制，对政策终结造成障碍。
事实上，仅靠政策相关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讨价还价，难以及时有效地完成一项政策的终结。因为一项政策，尤其是一项影响范围大的政策，在运行过程中会逐渐将与之相关政策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体制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模式，一旦该政策被宣布终结，体制内的各种关系因素会比较难以突破体制本身，因此，往往需要借助于体制外的强制性因素和力量，人为地打破政策形成的既有体制格局。而对政策运行生命周期的前瞻性评估和强制性的期限约束，就是一种规制力强的体制外因素，它有利于破解顽固化的体制格局，减小终结政策的阻力因素，推动政策终结的顺利进行。
4.增强公共政策理论研究的规范性与价值意义
公共政策作为一个规范的学术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公共政策各过程的分析与考量，丰富了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积累。但是仅仅局限于对政策周期各个过程细节的研究，难以提升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价值。政策周期前瞻性的提出与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要求我们从政策周期整体性的角度把握政策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也只有将政策周期的考量贯穿于政策发展的始终，才有可能实现一种良性的政策过程，有效的政策结果才有可能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讲，政策周期的前瞻性考量是实现良性的政策结果的前提与保证。
面对着当今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社会政策的制定者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从理论层面抑或政策发展的过程方面，对于政策周期加以重视与
研究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everetts.thepolicycycle:democraticprocessorrationalparadigmrevisited［j］.australian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2003，62(2)：65-70.
［2］edwardsm.socialpolicy,publicpolicy-fromproblemtopractice［m］.snyder:allen&unwin,2001:4.
［3］bridgmanp.&davisg.theaustralianpolicyhandbook［m］.snyder:allenandunwin,1998:2.
［4］b·盖伊·彼得斯，弗兰斯·k·m·冯尼斯潘.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1-154.
［5］everetts.thepolicycycle:democraticprocessorrationalparadigmrevisited?［j］.australian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2003,60(3):56-65.
［6］bridgmanp.&davisg.whatuseisapolicycycle?plenty,iftheaimisclear［j］.australian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2003,62(3):99-100.
［7］goodinr.e&klingemannhd.anew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63.
［8］唐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211.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9
关键词：超前策划工程效益最大化
中图分类号：tU7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0（a）-0143-01
在本人近五年的工作过程中，作为施工技术负责人，通过对工程管理的总结与分析，一方面从投标前筹划、编标组织及策划等方面浅谈如何提升中标，特别是中好标的概率；另一方面从项目实施的超前策划、组织管理、技术经济无缝连接等方面浅谈如何创造经济效益最大化。本文仅为本人从事施工管理期间一点浅薄的领悟和思路，供建筑行业同仁们参考借鉴。
1投标前的筹划工作
招投标前，公司成立投标研究小组，组织专家、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现场实地考察（大型工程一般为2～3次实地考察），提前预约、邀请发包人主要技术负责人一同查看现场，主要了解掌握工程总体规划、工程规模、施工工期要求、工程重难点等情况。经实地考察后，分组进行标前的技术难题、关键线路、工期等研究，最后形成初步研究成果，供编标时参考，确保技术标投标时中标概率。
2成立编标组织机构
编标前，公司相关领导和市场开发部技术负责人牵头，组织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及拟定中标后项目管理主要人员（项目经理、技术及经营人员）参与编投工作，同时邀请公司专家全过程参与技术标和商务标的可行性研究和风险评审，专题讨论，层层把关，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标书出版，为中标打下基础。
3讲究投标策略和投标原则
投标的质量不是十分理想，为后期项目实施增加了难度，给公司增加了很大的履约风险。投标必须坚持“五不投”和“五有”、“三优先”的原则，即“明显的亏标不投，背景复杂的标不投，业主资金不可靠的标不投，业主信誉不好的标不投，业主条件苛刻的标不投”、“一要有利润空间；二要有履约把握；三要有可资利用并可控的社会资源；四要有风险防范屏障，充分估计履约的各种风险，事前就要有风险防范、风险规避、风险转移的措施；五要有后续市场”、“利润空间大的项目优先，大项目优先，资源好安排的项目优先”。
4施工队伍选择
工程实施阶段如何发挥公司、项目部监管作用，实现有效管控成为合同能否高效诚信履约的重点。在施工队伍选择上要严格落实公司精神，推荐选择公司长期合作的优秀劳务组织，选择公司长期合作由小做大的劳务组织，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公司提供的良好环境，同样公司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劳务组织的支持，合作基础较为牢固，能在工程实施期间高效执行公司、项目部的生产经营意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资源投入可控在控。
目前分包形式多样化，挂靠形形，使得其真伪难辨，选择队伍时，从企业资质、注册资本及财务状况是较难反映分包队伍好坏的，在公司的指导与支持下，需从信誉度、工作业绩及综合实力等几个方面进行考核。分包队伍宜优选与企业有过良好合作关系的对象，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分包队伍。对于新的合作对象，除了从企业资质、注册资本及财务状况进行考查外，重点还应从队伍的人员配置、资金筹措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考察。
5开工前项目策划
工程开工前，项目策划是一种具有建设性、逻辑性的思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总的目的就是把所有可能影响决策的决定总结起来，对未来起到指导和控制作用，最终借以达到方案目标。它是一门新兴的策划学，以具体的项目活动为对象，体现一定的功利性、社会性、创造性、时效性和超前性的大型策划活动。
项目策划阶段的主要活动包括：确定项目目标和范围；定义项目阶段、里程碑；估算项目规模、成本、时间、资源；建立项目组织结构；项目工作结构分解；识别项目风险；制定项目综合计划。项目计划是提供执行及控制项目活动的基础，以顺利履约。项目策划一般是在需求明确后制定的，项目策划是对项目进行全面的策划它的输出就是“项目综合计划”。
在本人经历和管理的项目中，发现一个规律掌握项目计划的项目经理在项目过程中管理会比较到位，而不掌握项目计划或者项目计划不到位的项目中我们的项目往往出现很多事故，项目管理往往是越管越乱。项目计划是帮助我们项目经理去理清项目的过程和各组织活动之间的关系，只有搞清楚这些，我们的项目才能被管理起来，否则我们不能谈项目管理，只能说我们在管着项目，但是还没有理清楚，结果则是什么也没有管到位。
6技术与经济无缝连接
实现技术与经济的无缝连接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的有效途径。工程开工后，项目部组织技术人员与商务人员一起超前策划方案的优化工作，把效益最大作为方案优化主要标准。
工程承包合同由于工程施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具有履行期限长、合同条款多而复杂的特点。施工企业除了通过正常的管理、劳务分包获取效益以外，还要通过“开源节流”扩大效益，也就是除了加强内部管理外，还要做好反复熟悉阅读合同文件与技施图纸，比照现场，寻找因合同边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如：施工时段、施工环境、设计更改等）机会，合理寻找、规避招标阶段存在“先天不足”的合同约定，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变更与索赔，使经济效益向最大化发展。
项目实施过程中，在设计变更图未出来之前，提前了解设计意图，主动引导设计单位优化设计方案，使设计方案既能方便施工，又能加快施工进度和提高经济效益。
7向质量求发展 向安全要效益
施工队伍一般都有比较齐全的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质量安全方面的人才一般都比较缺乏。所以在现场施工时，往往出现工程进度基本能满足要求，质量、安全方面的工作滞后或没有专人管理的现象。因此本人认为不管是自营型项目，还是管理型项目，现场管理过程中，关键是加强现场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管理，振兴质量，人人有责啊！企业以质量求发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企业要发展，就是要抓住机遇，而能够抓住机遇的那一支强有力的手—— 就是质量；安全也同样是企业的生命，是家庭的幸福，是工作的快乐，是单位的效益；是平安、也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珍爱生命的人生态度。因此，应组建一支专业技术强、经验丰富的专职质量安全人员，对质量控制点、重大危险源进行严格检查和监控，对日常工程的非重点部位进行巡查，确保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这也是创造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础。
参考文献
大型公益活动策划案篇10
第一阶段：调研。任何一个大型活动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在进行一个大型的活动策划之前必须就主题进行调研。一次大型的活动，即是这个主题对公众或参与者的重要展示，市场调研可以帮助活动的策划者确定哪个是活动的目标客户市场或第一市场，以及了解到目标客户对大型活动的期待性要求有哪些，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效果。调研的内容可以是国家关于有关大型活动的法律法规，如消防安全等规定，以及适用人群、公众关注点、是否有道德或宗教限制、活动的时间及地点是否适宜等。
第二阶段：分析与创意。在活动的调研完成之后，就需要进行针对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这是激发创意与灵感的阶段，是让活动组织者设计整个大型活动蓝图的阶段。要想让大型活动不落俗套，必须要有创意性的思路及变革的想法。在创意过程中，可以运用头脑风暴法等来集思广益，用纸张记录下大家的奇思妙想，不要一开始就进行评价与归类。然后再根据所记录的想法，运用5w1H的方法进行提问，使一些想法能够与大型活动的主题目标达到一致性。在此过程中，一定要评估可能实施并能运用的资源是否可行，如政治资源、人力资源、财务资源等等。
第三阶段，活动具体方案的策划。策划期通常是大型活动组织管理中用时最长的周期。从各种大型活动策划与实践中，如果调研越准确，前期分析越充分，那么方案策划期相应的越简单，用的时间也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