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1
一、对监管者缺乏监管的证券监管博弈分析
证券监管博弈模型的博弈双方是证券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从证券监管的实践来看，证券监管者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交易商协会，还可以是证券交易所或者别的什么机构。不过几乎各国的证券监管都是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共同完成。我国采取的也是这种模式: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代表政府进行强制性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进行自主监管。至于被监管者，笼统的说就是整个证券市场，即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以及他们在证券市场上的活动和行为。不过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证券监管的直接对象定位于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具体包括发行各种证券的筹资者(政府、企业)、投资各种证券的投资者(政府、企业、个人)、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投资提供各种服务的中介机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托管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以及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投资提供各种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和个人。
实施证券监管对于监管者是有成本的，即监管者的行政成本。为了实施监管，监管者需要设立监管部门来专门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关条例和细则(如证券发行审核、证券稽查等)，这一过程中自然需要耗费人力、物力以及监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并且监管越严格行政成本越高，为了分析方便，假设监管者只有两种纯策略选择，分别为低成本(lowcost)的普通监管(监管成本为cl)和高成本(highcost)的严格监管(监管成本为ch.chcl)。
实施证券监管对于被监管者也是有成本的，即被监管者的奉行成本。被监管者为了遵守或者符合有关监管规定不得不承担额外成本，如为按照规定保留记录而雇佣专人的费用、提供办公设施和材料的费用、聘请专门中介机构的费用等，只不过这种奉行成本以抵减收益的形式存在。在利益的驱使下，被监管者有可能为了增加收益(包括一非法收人)、降低成本(包括奉行成本)而进行违规操作。所以假设被监管者的纯策略选择是遵纪守法或违规操作。若遵纪守法则可稳定获得收益凡(已扣除了证券监管的奉行成本);若违规操作且未被查处，则可获得超额收益(违法所得或降低的奉行成本)r(reward)，但若被查处则不但要没收非法所得，而且还会被处以罚款，此时的罚没总成本为p(punishment)。进一步假定，在被监管者出现违规行为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普通监管是查不出来的，而一旦监管部门采用高成本的严格监管，就一定能予以查处并处以罚款。
基于前述假设，考虑到证券市场上博弈双方得益信息的可获得性，建立证券市场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并用矩阵形式示如表1。
利用划线法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该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监管者实施普通监管，被监管者进行违规操作。最终结果是:监管者虽然付出了一定的监管成本却毫无作用;一部分被监管者违规操作获得了超额收益但却使其它的证券参与者遭受损失。显然，这是一个低效率的组合，只会加重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违背了实施证券监管的初衷。
二、对监管者实施监管的证券监管博弈
若我们对证券监管部门实施监管，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里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监管者通过严格监管查处了被监管者的违规行为，就会得到一定的鼓励b(bonus)，这种鼓励既可以表现为物质奖励(比如来自违规者的罚款，用以增加办公经费)，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其褒扬带来的精神鼓励，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如果监管者为了节省成本(或偷懒)只进行了普通监管而导致被监管者的违规操作得以成功，则要对其施以一定的惩罚f(fine)，这种惩罚可以是行政上的、法律上的或是经济上的。如此一来，上述博弈模型就发生了较大变化，新的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阵如表2。
仍然利用划线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对监管者的监管力度较大、使得对其的鼓励与惩罚的量化绝对值之和大于监管者实施普通监管和严格监管的成本差时(即f+b>c-c})，该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从而避免了(普通监管，违规操作)这种低效率策略组合的出现。这种情形下，博弈双方都将在博弈中采取混合策略，即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各自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严格监管或是违规操作。让我们定义: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遨纤二几登三寻多笼罐熟:弓多雀诺态咬乏导铸泉录名室圣聆多石杀涟返络题透汉蛋定召砖罗亨恶璧三兮概率为r，进行普通监管的概率为(1-r);被监管者选择违规操作的概率为e，遵纪守法的概率为(1-e)。
给定e，监管者选择普通监管r=0和严格监管二1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小于(c‑-c,)/(f+b)，监管者会选择普通监管;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大于(c‑-c洲(f+b)，则监管者选择严格监管;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等于(c‑-c,)/(f+b)，监管者就随机地选择普通监管或者是严格监管。
给定r被监管者选择遵纪守法e=o和违规操作e=i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小于r/(r+p)，被监管者的最优选择为违规;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大于r/(r+p)，被监管者的最优选择为遵纪守法;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等于r/(r十p)，被监管者则可能违规也可能遵纪守法。
因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r=r/(r+p).e=(c,}c,)/(f+b)即，监管者以r/(r+p)的概率进行严格监管，被监管者以(c‑c,)/(f+b)的概率选择违规也可以解释为，市场上大量的被监管者中(c,}-c}/(f十b)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违规，(f+b-c‑+c,)/(f+b)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遵纪守法;监管者随机地对r/(r+p)比例的被监管者进行高成本的严格监管，而对剩余的被监管者则仅采取普通监管。
三、结论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2
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要使经济生活正常化，就要有一定的经济秩序。计划经济的经济秩序是和行政秩序是同一的。可以说，计划经济实质上是行政 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宅的经济秩序是通过法制形式和维持的，或者说，是一种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一个有序化，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市场只有具备合理而完备的法律前提，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新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或者说，法制是市场经济的法律特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
（一）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
1、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是经营的企业，它有两个广大，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问题，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权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2、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靠法律来构筑维系。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次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金融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3、市场竞争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没有这种法律保障，市场经济同样不可能有效运转。
4、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得来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它不仅表现在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
5、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6、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
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新订立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最本质的区别，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市场经济就寸步难行。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对契约原则、方式和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为前提。
7、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有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资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
8、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9、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二）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发展形态的反映。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法律反映不同市场经济形态的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的市场经济和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两种发展形态，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即在“剑与火”的文明中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推行了“圈地运动”，把广大农民从耕地上赶走，土地改作“牧场”。为此，英国国会于1700—1760年颁布了208个圈地法规，1761—1801年又通过了2000个土地法令。这些法律反映了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为了转化和积累资本，开展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氏法》和《商法》，以保证让“看不完的手”调节市场的运行。
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金融机构与工商业相结合，以金融为主的垄断资本形成以后，美国国会于1899年制定了《谢尔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委员会贸易法》，统称为反托拉斯法。它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对托拉斯进行了若干限制，以调节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一般垄断阶段转变为国家垄断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进一步社会化，促使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为了减弱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实现调控。因此，经济法得到全面的发展，深入经济生活的主要手段。
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扩大和提高，自由市场经济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无法有效地完成资源配置任务。因此，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论资本主义市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无不通过法律来反映不同发展形态的要求，体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调控形式。国家运用法律手段逐步加强对市场经济实现调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过程。法律制度同市场经济发展安密不可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在质的方面，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有着根本的区别。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在法律上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主要不在于它有更多的法律，而在于这些法律体现了不同的原则，精神和程序。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要求经济主体合法经营，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意味着它对行政权力的绝对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的任务就在于用强制力将经济主体限制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计划经济的法律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命令法体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首先在于经济主体具有法定的、任何行政权力都不得侵犯的独立权利。法律为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留下了广阔的、可以选择的自由空间。因此，市场经济的法律是以经济发主体的权力为核心的选择法体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这就更要求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方式进行限制。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处的经济力量—市场主体，它可以对抗行政权力的不合理、不正当行使，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权力不受约束的状况。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援引法律来实施控制和干预，但政府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定。市场经济对行政权力的经济限制构成了对权力法律约束的基本条件。总之，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制度和特征都是在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法律再多、再完备，也不可能实行法制。市场经济需要以权力为核心，具有极大权威和独立运行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正是法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动因。可是，并不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法制才能成为市场经济提供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法律形式。
从法制史来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所以不存在法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无法提供法制生长的土壤。法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产生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定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结果导致法律长期以来不仅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反而屡屡遭到削弱和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从此，我国社会开始朝着法制化方向发展，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提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动因，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经济法制则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为了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运用经济立法手段调整经济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主要参战国出现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国家干预经济已成为垄断阶段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了克服战时经济中出现的物资供应困难，有关国家采取经济立法手段，进一步实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为什么经济法首先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呢？有以下原因：
（一）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原有氏法虽然还是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已远远不能适应调节更方形态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于是经济法便逐步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体系，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垄断资本组织、企业集团的巨大发展及其权力体系的扩张，对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间进行广泛的经济活动，使市场经济向全球化发展，因而必然要求通过国家立法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和分割利润。
（三）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通过经济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缓和爆发经济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是从市场经济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资本主义法制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实践舞台。那么，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怎么样呢？概括起来讲，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四个方面：
（一）引导作用。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引导作用，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决定的。客观地认识这些规律，真实地反映这些规律，并通过对市场的引导使之符合这些规律的要求，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务。市场经济经历着复杂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为了使密集的、复杂的、且随机性很在的社会互动井然有序，必须运用法律对人的活动进行引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既要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 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必须借助法律的引导。必须明确的是：现代市场经济覆盖面越来越大，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市场体系规模，都是复杂而庞大的。再也不能按近代市场经济那样单纯依靠“私人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与发展，必须实行高层次宏观调控，并使这种调控的形式多样化、精密化，并以引导为主要形式。
（二）促进作用。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直接促进作用。那些直接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如氏法、经济法以及经济行政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等，不仅促使市场经济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而且为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任何一项直接调整市场关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反映市场规律的，就定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2、间接促进作用。这主要指那些以调整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家庭关系为主的那些法律。如刑法、诉讼法、家庭婚姻法等等。虽然它们不直接或多数不直接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行为，但由于通过对各种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调整，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从而调动人们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种保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利益保障。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行为，大都为了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并体现为一定权利。法律通过及时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来保障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2、秩序保障。市场行为只有在良好的、稳定的、有序的秩序中进行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效果。没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更不可能进行商品交换，也就谈不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市场秩序实质上就是法律秩序。
（四）制约作用。法律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和同时，还发挥制约限制市场经济发展中某些消极因素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虽然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市场竞争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已开始出现，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这些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萎缩，市场机制逐渐进入了社会经济生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严重影响和干扰了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经济立法、司法、执法，特别是缺乏保障和规范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体系。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总结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经济关系层出不穷，日益错踪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证。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及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的市场化必然伴随着社会法制化，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同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育方式的差异，社会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从一开始就带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市场化过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起点是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所有权的彻底私有化完成的。作为资本主义法制基本内容的财产法、契约法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而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过国家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产权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其法律调控的方式，程序显然不同于私有制。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3
关键词：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市场一政府博弈方式；市场一政府二元双向纠错机制
中图分类号：F0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7―0039―05
迄今为止，政府与市场究竟应在经济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不仅如此，在市场理性假设和政府理性假设两大对立的主流经济思维误导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经济生活也越来越难以把握和驾驭。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始终主宰着经济思维的理性假设，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致命病毒，它的危害性随着人类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而与日俱增。搭建在这个虚拟基石之上的经济学大厦和人类经济舞台矛盾重重、危机四伏。
理性假设：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
经济学理论中包含了一系列前提性假设，理性假设便是其中之一，它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基本属性的假定。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学研究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即资源的稀缺性和人们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取向。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理性假说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经济人的趋利性，其二是强调经济人行为的一致性。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阐释了这种假设的意义：“经济学依赖于一个更一般的心理假设，即人类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但这一理性不包含价值评估。”“在讨论均衡条件时把合乎理性视为一致性是有意义的。”“完全合乎理性的假设，只是许多经济学假设的一部分，还有比如假设人们完全预知未来。作这些假设，不是为了使现实世界与这些假设所构造的世界相一致，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孤立地研究各种倾向。然后通过对比，利用由此获得的知识解释较为复杂的情况。”
理性假设自其诞生起便一直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将一个具体的人分成‘经济人’、‘伦理人’、‘理性人’、‘宗教人’、‘政治人’，并不是说现实中的人就是以此分成若干种类别的，也不是说一个人是由这几部分构成的。现实的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如果孤立地去研究所谓的‘经济人’，所谓的‘理性人’以及所谓的‘政治人’，这种研究就很难是科学的。因为脱离了其他社会关系去观察人身上存在的某种特定的关系，这种特定关系就无法说清楚。”
不少经济学家将人们对经济理性的批判视为一种哭笑不得的外行见解。罗宾斯认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进行相对估价的要求。他指出，认为经济学家所想象的世界完全由利己主义者或“快乐机器”所构成是极其荒谬的。对经济学家而言，经济主体可能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可能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可能是纯粹的禁欲主义者，可能是纯粹的主义者，更有可能是这一切的混合体。相对估价仅仅是一种便利的方式。这一解释确实反映了经济学家使用理性假设的原初动机。但是，在经济研究中，人们却常常忘记这一原初动机，而不经意中将假设当成了不证自明的立论前提。基于理性假设的经济学，被大多数人当成了基于现实的经济学。我们不难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发现他们对市场理性的笃信，也不难从政府干预主义者的政策主张中看到他们对政府理性决策能力的信心。
科学假设很容易被人们误用和滥用。在复杂而漫长的科学探索中，先辈们的假设一旦被埋入理论大厦的深层地基，就会被处于大厦顶端的后来者们当作勿庸置疑的真理。理性假设正是这样一个隐藏于主流经济学根基内的思维陷阱。
经济学的陷阱：基于理性假设的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
市场和政府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两大主体，我们称之为二元。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包含了两组悖论：一是市场理性假设悖论，二是政府理性假设悖论。其内涵由两大命题和四种结果构成。
命题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市场理性假设)市场是理性的，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必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结果一：(历史证明)市场自由竞争必然导向垄断，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
命题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计划经济理论的政府理性假设)政府是理性的，通过政府的干预可以有效地克服市场的非理性，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一命题的极端版是计划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并最终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
结果二：(历史证明)政府干预也会引发市场无序和经济危机。命题二极端版的后果也是极端的，它导致了生产力的严重衰退。
市场理性假设和政府理性假设是经济学和经济管理中两种相互对立的思维，两者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轮番影响着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派生出另外两种结果。
结果三：市场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总是导致政府干预的抬头。当市场自由放任导致经济危机时，政府不得不通过干预来收拾烂摊子。
结果四：政府干预的结果总是导致市场自由放任主义的复活。政府干预常常出错，使得市场时而失去活力时而失去控制。随着政府干预的失败，经济内部必然产生放松管制的强烈要求，
市场理性假设及相应的经济政策总是以市场失灵而告终，于是，政府理性假设及相应的经济政策便有了可乘之机；但是，政府干预也常常以政府失灵而告终，于是，市场理性假设及其相应的政策又获得了发言权。基于理性假设的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或者说由此演绎的放开市场与管制市场的二元变奏，是贯穿近代以来人类经济史的一条基本线索，一直左右着人类的经济思维和政策选择。
基于制度层面的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
实际上，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包含了两种不同层面的悖论。其一是理论层面的悖论，即由经济学理性假设引发的逻辑矛盾；其二是现实层面的悖论，即由市场和政府自身的制度缺陷引发的现实矛盾。其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
市场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环境．但是，市场又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源；政府干预是经济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政府干预又是人为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市场自由化的结果总是导致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的结果又总是回归市场自由化。
现实层面的悖论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制度属性，甚至可以溯源到人性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是一个更为复杂和很难轻易化解的悖论。本文主要探讨理论层面的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现实层面的悖论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市场理性假设及其破产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市场是理性的，认为“看不见的手”能够推动市场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根据萨伊法则，任何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提供了同量的对于产品的需求。就整个社会看，既然供给同时形成需求，而人们的需求又是无限的，生产会自动趋于均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现象。
市场理性假设及与之配套的自由市场政策，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彻底破产的。事实上，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暴露出了周期性危机的特征。早在1889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就揭示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他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危机每9―10年发生一次。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耶夫分析了1789年至1920年前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波动，他发现了三个升降周期：1789―1849年，上升25年，下降35年；1849―1896年，上升24年，下降23年；1896―1920年，上升24年，1920年后开始下降。
市场理性假设放大了市场行为的理性成份，被这一假设强化了的市场迷信，导致了人们对市场的放任。而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史表明，市场运行并不是遵循理性法则的，自由市场必然导向垄断和周期性危机。
政府理性假设及其破产
市场理性假设的破产，毁灭了人们对市场的迷信和崇拜，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寻求其他力量来驾驭非理性的经济怪兽。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离经叛道的国家干预理论。于是，一个与市场理性假设相对立的新假设诞生了。
政府理性假设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含义是：政府是理性的，通过政府的干预可以有效地修正市场的非理和非理性后果。这一假设虽然没有像市场理性假设那样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却可以轻易地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演绎出来。政府理性假设导致了人们对政府的迷信，滋长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热情，政府干预手段被滥用，政府干预的作用被夸大。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全面接管了市场对经济生活的管辖权。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学说开始不灵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美国从70年代起出现“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四面楚歌，反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流派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新制度学派等迅速在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并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作为政府理性假设极端版本的中央计划经济，在经历了早期的“”之后，很快暴露出了深刻的内在矛盾，并最终走向了全面崩溃。在政府理性假设引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了不同的政府干预政策，结果前者有成有败，后者则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政府理性假设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二元变奏下的经济动荡
20世纪80年代之后，绝对形态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已相当罕见，两者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极端化倾向有所减弱。然而，人们思维上根深蒂固的传统误区远未消除，市场理性假设和政府理性假设仍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立论的出发点，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主流思维仍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两极之间摆动。
自由主义虽然已不完全反对政府的有限干预，但在具体政策上却常常毫不含糊地主张彻底放开管制。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者推动了西方国家银行业的自由化，过度放开管制导致了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和市场的混乱无序，由此引发了金融危机。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决定放开对民航业的管制，结果导致了大量竞争者蜂拥而入。在1978―1993年间，29家新的航空公司进入了该行业，民航运载能力严重过剩，价格跌到了几乎无利可图的水平，1982年全行业损失了7亿元，而在1990―1992年间，损失更高达71亿元，超过了该行业过去50年收益的总和。美国民航业至今未能摆脱这一困境。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作了限定。但是，即使在公认的合理干预范围内，政府政策也常常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失败的干预明显受到政府理性假设的误导，过度相信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强化了政策制定者的自负。合理划定政府的干预范围并不等于政府能够有效地实施干预。政府智商从来就不能确保政府行为实现其理性预期，人们看到的常常是弄巧成拙、事与愿违的结果。
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对政策层面经久不衰的左右，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动荡。政府理性假设总是推动政府走向过度干预，而过度干预的结果必然引发市场自由化的呼声，于是，政府不得不放松管制，放开市场；市场理性假设则推动自由主义者走向大规模削弱政府干预，导致市场过度自由化，引发恶性竞争，于是，政府又不得不起而干预。在这种两极间的钟摆运动中，国民经济处于频繁的景气波动之中。
从理性假设到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的化解
基于理性假设的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是一个经济学陷阱，是人类经济治理中人为危机的思维根源。突破这一作茧自缚的思维悖论，是当代经济学的紧迫课题之一。
有学者将科学悖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那些前提中包含直接错误的悖论，有人认为这类悖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悖论；第二类是前提中不包含直接错误的悖论，这类悖论通常基于人类理性本身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对于第一种悖论，我们可以通过修正其前提性错误来加以化解；对于第二种悖论，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调节手段，降低其负面影响和危害程度。
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包含了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两种不同的悖论，前者属于第一类悖论，后者属于第二类悖论。近代以来的经济史表明，理论层面的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加剧了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通过修正其前提性假设，我们不仅可以化解这一悖论，而且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实层面的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
不同的前提性假设导向不同的理论体系，并且具有不同的正负效应。因此，尽管前提性假设的正确性无需验证，但其合理性却值得我们作充分的论证。经济学需要选择一个比理性假设更有益的前提性假设，用有限理性假设取性假设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我们可以对理论层面的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的命题作如下修正：
旧命题1：市场是理性的，市场可以自动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新命题1：市场是有限理性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旧命题2：政府是理性的，通过政府干预可以有效地修正市场的非理性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新命题2：政府是有限理性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政府既不能完全驾驭市场的非理性机制，也
不可能完全消除自身的非理，政府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但却又带有自身的缺陷。
结论：市场和政府都不可能完全遵循理性原则，如何用一方的理性去制约和弥补另一方的非理性，是缓解现实层面市场一政府二元悖论，减少经济波动频率、降低经济波动幅度的关键点。
理性的有限性否定了市场理性假设和政府理性假设中暗示的一致性，动摇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既然市场和政府都不完全是理性的，那么单纯依靠市场和政府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国民经济都会出现失控和衰退。有限理性既是市场和政府获得成功的条件，也是其遭到失败的根源。
有限理性假设包括个体有限理性假设、市场有限理性假设和政府有限理性假设三个不同层面，是对经济人假设、市场理性假设和政府理性假设的修正。其基本内涵是：个体、市场和政府三者的行为均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其有限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非理的广泛存在，个体、市场和政府三者的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二是即使理也是十分有限的。个体的理既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也与其他个体的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孤立的、差异化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使得市场和政府的集体理缺乏坚实的基础。诞生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一词，反映了近代经典物理学鼓舞下人类形成的强烈自信，这个带着启蒙时代印记的概念，夸大了人类理智的力量，它对近代以来的人类行为既有巨大的推动，也有严重的误导。用有限理性取性，可以扭转人们对理性力量的过分信任。
在理论层面，有限理性假设要求对基于理性假设的主流经济学作全面的反思，从而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建构新的经济理论；在实践层面，有限理性假设提醒人们放弃“1加1等于2”的线性思维和理性决策模式，在全面分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方式及其后果之后作出切合实际的决策，并适时地进行动态修正。有限理性假设是一种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它不可能帮助我们彻底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却有可能减少危机发生的频次，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
凯恩斯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干预的利弊互见和成败参半，证明了有限理性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有限理性的存在，他们总是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正是这种被哈耶克称之为“致命的自负”的“理性崇拜”，使得政府不断越过有限理性的边界，过于自信地冒险推行过度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非理性后果。以有限理性假设取性假设，可以有效地削弱政府决策行为中的极端化倾向，基于有限理性的渐进主义路线是降低经济波动幅度的有效途径。有限理性假设要求我们，将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和政府的有限理性当作一种基本的认识前提，而不是像理性假设那样，从简化的、一致的、确定的假设出发。这一转变，有助于我们从量子力学而不是牛顿力学中演绎新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经济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和政府理性假设所导致的过度行为，从而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和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引入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市场一政府二元双向纠错机制。在全球经济时代，这一机制还需要逐步演变为三元纠错机制，即市场、政府和国际经济治理机构三元协同纠错机制。有限理性条件下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方式
市场一政府二元双向纠错机制基于政府、市场主体和经济人的共同努力。其基本原理是市场和政府应尽可能以自己的理回应和纠正对方的非理。政府纠正市场非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市场如何能够纠正政府的非理，这要取决于企业的理性水平和社会责任与自然人的理性精神和公德意识。我们只要将中国企业和自然人与发达国家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市场的理性力量是因地因时而异的。
研究有限理性条件下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方式，是有效驾驭市场一政府二元双向纠错机制的认识论前提。如下图所示，市场与政府均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面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市场与政府之间八组基本的博弈方式：
方式一：理性市场行为应对理性政府行为，即当政府做出理时，市场以理性方式加以回应；
方式二：理性市场行为应对非理性政府行为，即当政府做出非理时，市场以理加以回应；
方式三：非理性市场行为应对理性政府行为，即当政府做出理时，市场以非理加以回应；
方式四：非理性市场行为应对非理性政府行为，即当政府做出非理时，市场以非理加以回应；
方式五：理性政府行为应对理性市场行为，即当市场做出理时，政府以理加以回应；
方式六：理性政府行为应对非理性市场行为，即当市场做出非理时，政府以理加以回应；
方式七：非理性政府行为应对理性市场行为，即当市场做出理时，政府以非理加以回应；
方式八：非理性政府行为应对非理性市场行为，即当市场做出非理时，政府以非理加以回应。
市场与政府之间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采取不同的博弈方式，由此构成了一国经济生活的复杂博弈结构。如果再将国民经济的内部博弈置于全球经济的博弈场，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将进一步加深。正是这种市场与政府的复杂博弈，加剧了经济在二元变奏中的动荡。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4
论文摘要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改革，向全世界宣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去规范，才能发挥它巨大的潜能，为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已被列入我党经济立法的重中之重。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因此，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决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探索。本文试从市场与法制的关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探究我国应当如何逐步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秩序；法制建设引言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即它乃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接轨，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一）市场经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市场主体是经营企业，它有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问题，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二）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法律来构筑维系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种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金融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三）市场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四）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性质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五）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订立新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形，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六）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在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窃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今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八）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已被列入我党经济立法的重中之重。加强经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微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查适应的法律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总结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的经济关系层也不穷，日益错综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以上要素都要由法制保证。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尽快逐步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路（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这一旧法制基础，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基本制度。1、市场主体资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过程发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市场参加者。这些在市场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市场参加者，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市场法律主体须符合以下要件：（1）是相互独立的人；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行为；（4）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符合这些条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没有行政依据，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身体差别，均可以真正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排斥市场，否定市场主体，禁止竞争是大相径庭的。2、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市场不仅要有参加者，而且须有财产才能发生。这是所说的财产不是指社会公共财产，而是指市场参加者自己的财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只讲所有制，而对法人、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注意不够大不一样。3、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市场活动参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最有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应承担维护市场公正与秩序的职能，单凭市场自发的机制不可能保障市场秩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合同自由和各种违法行为。这同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经济相差甚远。4、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因为市场本身意味着优胜劣汰，可以说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对于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尤其是劳动者，以及不具有竞争能力的老人、儿童和残疾者，应当由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提倡进入市场公平竞争，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状况根本不同。（二）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法律秩序的条件1、市场的统一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维护全国统一的市场。因为只有全国统一的市场，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要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我国现时的市场状况不符合统一性要求，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市场，经济特区的经济特区的市场，其间有许多我为设置的壁垒和障碍，存在各种保护性措施和优惠措施。这种全国市场被人为肢解分割的状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论何种原因，时至今日，已经不应再容许其继续存在。2、市场的自由性。所谓市场的自由性，其表现是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状况是市场参加者尤其是国有企业受到两方面的束缚和限制。现在讲转换企业机制，改组成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使国有企业获得完全解脱，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即实现从身份（行政隶属关系）到契约的进步。另一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是来自拥有市场经济管理权限的国家机关。这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当然不能取消，但应当保持在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符的程度上。国家的必要管理通过制定市场经济管理法规使其法律化和科学化。3、市场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场主体，无论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均以平等的资格，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这种公正性。4、市场的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其本质应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参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由，并依据法律相互进行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抑制垄断，维持市场的竞争性。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犹如一潭死水，终究要干涸。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制止垄断的法律法规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5、市场的可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依法实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的可控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第五个条件。（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新的基本原则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迥异的新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8种：1、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原则。商品交换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是强调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原则，这种对某种所有制的财产特殊保护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结构及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贯彻对一切合法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的原则。2、自己责任原则。所谓自己责任原则，即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一原则在一般违法行为的情形下，表现为过失责任原则。在某些法定的特殊违法行为情形，则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自己责任原则，与旧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有企业对自己行为全然不负责任完全不同。3、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目标，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公平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竞争者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从同一法律规则，并坚决制裁不公平的竞争行为。4、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和专制，经济民主的对立面是垄断和独占。要实行经济民主，应当坚持反对垄断，并确保职工参与民主管理。5、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市声参加者符合诚实信用的道德标准，不在损害其他竞争者，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即构成违法行为。6、保护弱者的原则。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经济法都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市场活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他们以分散的个体出现，经济实力微弱，在市场活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成为牺牲者。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要求国家从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方面担负起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责任。因此，保护弱者的原则是和现代经济法理论不谋而合的。7、维护社会正义的原则。市场活动本身是一个潜伏各种风险的领域，总是会有损失、失败和破产。参加市场，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在市场活动中，参加者会滋生一种作伪、欺诈、骗取、违约和规避法律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市场道德秩序。不应容许任何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恃强凌弱、寡廉鲜耻、为富不仁等现象。8、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体现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凡一切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均应由法律做出明示禁止规定。法律未明示规定禁止的行为，行为人不应受制裁。法律法规中不得授予执法机关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载量权。因事情发生变更，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种行为欲加禁止时，须由立法机关修改或由有立法权的机关补充性规定，此种修改或补充性规定不得有溯及力。四、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行法制，就必须有健全完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因为只有做到有法可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有序动作、健康发展。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健全而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主要应该包括和涉及五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一）民法和商法民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是一切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最早、最为完备、最基本的法律。我国已于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它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缺乏应有的操作性。当务之急是要完成已列入立法规划的物权法的制定，物权法是调整公民、法人因直接控制和支配财产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它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法律。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物权法律制度不健全，财产关系不明确、不稳定，就很难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维护财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之所以蒸蒸日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物权法律制度，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物权法。从而调动起全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民富国富国家财产不断壮大、增值。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属于私法范畴，我国彩民商合一原则，不制定商法典。而是主要制定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证券法等在内的重要的单行商事法律。其任务在于规范市场主体的组织（公司），规定交易活动的支付、融资手段，确立减少风险的途径，制定海上运输的规则等。公司法的制定是我国企业制度的一个飞跃，逐步按照公司法设立国有公司，逐步按照公司法将现有的部分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活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二）经济法经济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法律。这里所说的经济法不是我们平进所讲的有关经济的法律，也不是多数经济法学者所说的对纵横统一关系都调整的经济法，而是各国都认同的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它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公法，也就是经济行政法。行政垄断不仅保护落后形式的诸侯经济，破坏统一市场之建立，而且还会引发社会腐败，腐蚀我们的政权。为使我国经济逐步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取得较高规模效益，在制定反垄断法时一定要注意“度”的规定。对于合理的集中一定要允许，有关限制竞争的允许条款，限制竞争的排除条款必须精心拟定，使之合乎我国国情，有利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法的另一个部分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比如预算法、审计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计划法、物价法、经济稳定增长法、国民生活安定法等。这类法律我国不是多而是相当缺乏，以致必须采取措施时常常缺乏法律依据。[nextpage]（三）社会法社会法也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法律，主要是保障劳动者、老人、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之权益的法律。主要包含了三类法律：一类是劳动法、劳动就业法、职业法、职业培训法等；二类是社会保险法，即社会强制（义务）保险法如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等；三类是社会救济法。我国劳动法业已颁布，但还有一些有关配套法律要草拟，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改革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势必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四）行政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还需要作为公法的行政法的调整。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需要政府的组织与推动，还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管理水平、改变旧的管理办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对经济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由经营性的具体管理到宏观的管理，从行政隶属管理到依法职能管理的转变，势必对政府的工作从客观上提出更高、更多而且崭新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健全行政法以促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应该尽快制定公务员法以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强化公务员考核与管理。应当制定行政组织法，使我国的国家机关的设立、职权、编制均由法律规定，从根本上推进和巩固机构改革之成果。（五）刑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作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的保障。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和消极作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犯罪，诸如严重侵吞国家资产罪、违反公司管理罪、内部交易罪、违反金融管理罪、违反税收管理罪等，过去闻所未闻的新的犯罪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必须修改或补充刑事法律，对这些犯罪明文规定严惩不贷。否则，让贪污横行、犯罪猖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绝不可能建立起立，也绝不可能健康发展的。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要求有完备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还要求这些法律在生活中真正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再好的市场经济法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实施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关键性意义。（一）进一步强化严格执法的观念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都是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实施机关，必须彻底摒弃和清除执法不严的思想根源，真正做到只服从法律，不受一切个人意志的干扰。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何权力都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的约束。法大于权，而不是相反。在我国，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国家干部、各级党政领导都必须模范地遵守法律。党和国家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合法权利都必须一视同仁地加以保护、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于法律之外，以任何形式干预执法与司法的特权。（二）转换职能、严格执法制度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的经济职能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这对执法的要求日益严格。要逐步推行统一的公务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制度，只有考试合格的人员才能进入国家机关任职，切实保证执法机关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明确规定执行机关的权限和执法的程序，保证执法机关能依法执法。执法机关执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和法律的尊严。地方利益、部门好处、单位实惠绝不应该成为执法的驱动源。要提高执法机关的地位，保证执法机关的经费，提高执法人员的待遇。同时要严禁执法机关公司或设立与执法机关职权有关的有偿服务机构。坚决刹住以罚代刑现象，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增加执法的公开性、透明度，严禁涉及执法的公事在私下进行。要建立严格的拒腐倡廉、勤政为民制度，使我国的执法机关成为高素质、高效率、公正廉明的坚强执法机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服务。（三）改革司法制度，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机关是法律得以实施的最后一道关口，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司法工作仍需作必要的改革。1、整个司法体系中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改革，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又要同国际惯例接轨。我们现行的状况，大多是从前苏联学来的，既不符合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有的地方也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对司法机关的要求。2、要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和威望。目前，我国司法机关的实际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法定地位，这种状态对实施法律极为不利，应当予以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理若干跨省、跨地区的大案、要案，做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判决，以提高法院的威望。3、要进一步提高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独立性。目前，地方保护主义猖镢，各种干预严重。由于法院在很多方面依附于地方，有的法院已不能很好地行使维护法制统一、法律尊严的神圣使命，而实际上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为了保证法院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当逐步解决：（1）法院经费要有保障。法院是代表行使审判权的机关，经费必须充裕，而且直接由国家财政保障。法院的人事管理要有专门办法。只有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合格，才有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资格，没有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官资格的任何人均不能担任法官。法院院长的任免可考虑向上提一级，即不是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而是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免。（3）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的工资待遇要有与其地位职务相称的标准。4、要进一步创造法院公平适用法律的条件。要进一步实行好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和举证责任制度，切实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要进一步严格执行诉讼费、赃款上缴国库制度，严禁以任何方式与法院利益挂钩。要严禁法院办公司或创设与审判有关的诉前有偿调解服务机构。不充许法官到任何机构、企业兼任法律顾问等职。（四）进一步加强人大的执法检查监督，保障法律统一切实的实施要加人大对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保障国家法律统一和切实实施。权力是需要监督的，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容易腐败的，因此应当加快制定监督法，使我国的政党、人大、政府、司法机关，都严格地置于法律监督之下。鉴于我国某些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已有与国家法律抵触的现象发生，鉴于我国历史上每次大的动乱都与违反宪法有关，因此加强宪法监督也是十分必要的。（五）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中介组织，因为它们是政府与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是市场经济动作的润滑剂、自律器。为了维护好法律秩序，正确地执行法律，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大力发展律师事务所、公证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同业公会等中介组织。（六）切实保护合法权利，坚决制裁违法犯罪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真正实施，还必须依法切实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凡是合法取得的一切财产、权利，都应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不能因时、因人、因所有制之不同而变化。同时，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得以实施，还必须坚定不移地制裁违法、打击犯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于大案要案，尤其是内外勾结的大案要案，要一查到底，依法坚决惩处。坚决维护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制止贪污腐败，保障改革开放健康有序地发展。结束语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有其一般性，反映这种一般性的法律本身是人类的文明和共同财富。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也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起来的客观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作为规范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我们应当勇于吸收和借鉴。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以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和法制。人类社会一开始，就离不开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为了维护社会的存在，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能正常运行，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规则。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最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了法律。”现代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行为规范，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历史必然。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体现这种现代的世界性的法制是大势所趋。摘要文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3号、1997年第2号。王家福《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第2页。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395页。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第463页。参考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李昌麒.《经济法学》（第二版）[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史际春.《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北京国方出版社，2001.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出版社，2000.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王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m].法律出版社，1996.周永坤.《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2004.【法】米海尔•戴尔马斯-玛蒂[J].《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进展与阻力》.《中外法学》，2003.江平、张礼洪.《市场经济和意思自治》[m].《法学研究》1993.[11]金彭年、王健芳.《国际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法哲学分析》[m].《法律与社会发展》，2003（1）期.[12]马洪.《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13]李琮.《当代资本主义论》[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4]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5]李京文.《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王晓晔.《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8]陈孟熙、郭建青.《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9]赵红梅、李景霞.《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0]江春泽、陈耀庭、雷达.《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m].武汉出版社，1997.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5
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13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改革，于1992年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是理论上一次大突破，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也是体制上一次根本性变化。它摒弃了那种经过实践证明容易导致社会主义事业萎缩甚至失败的旧模式，找到了一条使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正确的科学的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化、集约化、国际化、大生产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倡效率、竞争，崇公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严格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运作的法治经济，绝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无法无天的经济、为所欲为的经济、坑蒙拐骗的经济、惟利是图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一样，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加以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是同以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紧密相联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也必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密切相关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客观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国际经济接轨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为了堵塞不法之徒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杜绝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现象得以滋生的条件，防止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消极面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落后经济的可能性产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则更具紧迫性和必要性。如果说历史上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就不可能有繁荣、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在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一般规则、具体制度上基本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可是，就其性质而言，二者则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后者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前者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后者体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前者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为基础，后者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前者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后者则归根到底保护少数富人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在否定或修改、废除行之多年的反映计划经济要求的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它们在由人民国家制定，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上无疑是相同的，但是在法律体制上则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因此，建立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这一旧法制基础，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基本制度。
1.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过程发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市场参加者。这些在市场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参加者，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市场法律主体须符合以下要件：(1)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人；(2)他们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他们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行为；(4)他们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符合这些条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没有行政依附，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身份差别，均可以真正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排斥市场，否定市场主体，禁止竞争是大相径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市场不仅要有参加者，而且须有财产才能发生。这里所说的财产不是指社会公共财产，而是指市场参加者自己的财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条件下，只讲所有制，而对法人、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注意不够大不一样。
3.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市场活动参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以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交易条件，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惟有采取合同形式。合同法律制度构成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制基础。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否定合同自由是不相同的。
4.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必须有国家的适度干预。即使是历史上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最有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应承担维护市场公正与秩序的职能，单凭市场自发的机制不可能保障市场秩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合同自由和各种违法行为。这同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经济相差甚远。
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因为市场本身意味着优胜劣汰，可以说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对于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尤其是劳动者，以及不具有竞争能力的老人、儿童和残疾者，应由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提倡进入市场、公平竞争，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保障尚付厥如的状况根本不同。
其二，要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条件。
为了防止市场经济自发和消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必须造就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这就是法学者所说的公正自由的竞争法律秩序。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与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就是法律"，"保障国家计划完成，就是维护计划经济法律秩序"，是根本不同的，它必须符合下述条件。
1.市场的统一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维护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因为只有全国统一的市场，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要维护
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我国现时的市场状况不符合统一性要求。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市场，经济特区有经济特区的市场，其间有许多人为设置的壁垒和障碍，存在各种保护性措施和优惠措施。这种全国市场被人肢解分割的状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论何种原因，时至今日，已经不应再容许其继续存在。
2.市场自由性。所谓市场的自由性，其表现是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状况是，市场参加者尤其是国有企业受到两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一方面是企业主管机关基于隶属关系加于企业的束缚和限制。现在讲转换企业机制，改组成公司，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使国有企业获得完全解脱，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即实现从身份(行政隶属关系)到契约的进步。另一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来自拥有市场经济管理权限的国家机关。这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当然不能取消，但应当保持在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符的程度上。国家的必要管理要通过制定市场经济管理法规使其法律化和科学化。
3.市场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场主体，无论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均以平等的资格，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竞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这种公正性。要达到这一点，应当做到：(1)法律制度同一。即一切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中应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不容许有同一行为因行为者或行为地不同而服从于不同法律规则的情况存在。(2)经济机会均等。市场对一切市场参加者开放，法律不限制某一类主体进入市场，不对某一类主体实行优惠。它们在登记设立、取得场地使用权、领取证照、购买原材料、获得信贷资金等各方面完全平等。(3)税负公平。即一切市场主体均应依法纳税及缴纳各种课负，且法律关于税负应设立公平合理的标准，不应因企业类别、所有制不同而畸轻畸重。
4.市场的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其本质应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参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主，并依据法律相互进行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抑制垄断，维持市场的竞争性。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犹如一潭死水，终究要干涸。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制止垄断的法律法规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5.市场可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依法实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的可控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第五个条件。以上这五个条件均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秩序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
其三，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新的基本原则。
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迥异的新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10种：
1.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原则。商品交换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上强调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原则。这种对某种所有制的财产特殊保护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结构及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贯彻对一切合法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的原则。
2.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没有合同自由原则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我国在旧体制下不承认合同自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承认当事人享有一定的合同自由，但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过多限制和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非出于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得加以限制和干预。
3.自己责任原则。所谓自己责任原则，即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一原则的一般违法行为情形，表现为过失责任原则。某些法定的特殊违法行为情形，则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自己责任原则，与旧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有企业对自己行为全然不负责任完全不同。
4.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目的，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公平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竞争者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从同一法律规则，并坚决制裁不公平竞争行为。
5.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专制，经济民主的对立面是垄断和独占。要实行经济民主，就应当坚持反对垄断，并确保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6.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即构成违法行为。
7.保护弱者的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市场活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他们以分散的个体出现，经济实力微弱，在市场活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成为牺牲者。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要求国家从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方面担负起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责任。保护弱者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8.维护社会正义的原则。市场活动本身是一个潜伏着各种风险的领域，总是会有损失、失败和破产。参加市场，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在市场活动中，参加者会滋生一种作伪、欺诈骗取、违约和规避法律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市场道德秩序。不应容许任何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恃强凌弱、寡廉鲜耻、为富不仁。
9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体现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凡一切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示禁止规定。法律未明示规定禁止的行为，应当视为合法行为，行为人应不受制裁。法律法规中不得授予执法机关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裁量权。因情事发生变更，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种行为欲加禁止时，须由立法机关修改或由有立法权的机关补充性规定，此种修改或补充性规定不得有溯及力。
10适当合理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不同地区利益的原则。以上这些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过去所没有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并非仅仅是对过去的法律制度的修补，而是法律体制上的一场深刻改革。它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以法制化，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在根据中央批准的立法规划加快进行宏大的立法工作，两年来已制定了一些法律，取得了很大成就。只要我们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任务，就一定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关于真正树立法治观念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想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基本上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纳入法治之轨道，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举国上下特别是在领导层中真正树立法治观念。所谓法治观念，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治理市场经济，而不是凭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下命令。要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真正树立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从观念上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1法律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人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上明确地指出法律制度是根本性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法制理论的重大贡献。因为只有建立起科学的好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稳定、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任何人特别是领导人都必须维护这个根本。
2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因为法律是在党领导下，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是高于所有人的个人意志的。它应当也必须受到每个人无条件地遵从。
3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任何人不管职务高低如何，都平等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任何人从普通的公民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违法都要平等地依法受到追究。在中国这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只有做到这三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成为文明的法治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为文明的法治经济。人治或法治，在我国争论了几千年。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党和国家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接受了实行法治的主张。不过，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由于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行政经济体制，由于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作祟，人治思想仍然在不少同志的脑海中不自觉地发生影响。在报告中讲法治，而在工作中又不自觉地搞人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失信于民，可以毁掉我们党辛辛苦苦领导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二)关于大胆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从中国实际出发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时，非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不可，仅靠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承继，也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所要制定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本质上是现代市场交易的规则，这些规则背后起作用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规律。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共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时，不仅必须而且可能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凡是现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现代化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不必另起炉灶，自搞一套，人为地设置藩篱和障碍。因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我们要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沟通。我们应尽可能地使我国立法能够被外国的法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企业家、商人及普通人所理解。与各国相通，则于国有利；反之则有害。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也非认真从中国实际出发不可。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发展还很初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都还相当低。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此，制定市场经济法律，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挑选，择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最有用、最有效的为我所用。属于一般市场规则的先进法律制度，我们应当坚决移植过来，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极为先进、有效。不能以从中国实际出发为借口把与市场经济相悖的现实固定下来，使改革无法前进。但是，与一国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法律制度，我们就不应该一概照搬。因为这样做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甚至自乱、自毁自己。
(三)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
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现代法以区分公法私法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识。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不同而不同其效果。关于区分公私法的标准，约有三种学说，
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法。
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律权力者与服从者的意思，为公法；规律对等者的意思，为私法。
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说为通说。我国法学理论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将我国一切法律均视为公法，而否认有私法之存在。这一理论正好符合了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的要求，并成为在这种体制下实行政企合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及否认企业、个人的独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据。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当前强调公私法的区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区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规范这两类关系的法律法规性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机关。对于任何法律法规，若不究明其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内容和意义，不可能正确解释和适用。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
(四)区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相反，国家总是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职能。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只承担有限的经济职能，而在战后奉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承担了繁重的经济职能。但无论是奉行自由放任还是干预经济政策，国家作为公权者的身份与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是严格区分的。国家在对市场进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及裁决市场参加者之间的争议时，是以公权者的国家身份出面，所依据的权力属于公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法律上称为"国库"。可以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如进行投资、商业活动等，这种情形的国家与其他市场参加者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须同样遵守法律法规。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公权力者的国家之严格区分，是市场经济本质的要求，是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前提条件。我国旧有法律理论受前苏联法律理论的影响，并不区分国家的两种身份，而是强调两种身份的合一。旧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把全部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权力结合起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于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一切权力密切不可分割的结合。这种理论正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旧体制本质特征的法理依据。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承担了庞大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经济职能，国家以公权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直接管理经济。这种理论显然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要求对原来所谓的国家经济职能加以区分，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严加区分，使国家所承担的经济职能仅限于基于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所有者身份进行的经济活动，不再属于国家经济职能，可以通过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将财产所有权转化为股权，由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去行使。这样，将使国家从繁重的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专注于行使应有的对市场进行管理和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同时也才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实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再者国家是政治组织，不是经济组织，更不是营利性经济组织。因此，恢复国家公权者的身份，使国家不再是一个超级经济组织，可以避免和防止以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
(五)摒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国有企业财产权的旧理论
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理所当然地要求坚决摒弃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的法律理论。在应当坚决摒弃的旧的法律理论中，首当其冲的是关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传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国家对于国有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企业只享有经营权。这一理论是本世纪40年代由前苏联民法学家维尼吉克托夫提出来的，其物质基础是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其理论依据是斯大林的经济理论。这一法律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政企合一"，使国有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为旧体制下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指挥和管理经济提供了法理根据。从改革开放一开始，这一法律理论就受到冲击和挑战并日益成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只有坚决抛弃国有企业经营权理论，承认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才能真正实现企业体制的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国有企业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但仍规定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的财产享有所有权。虽然有进步但仍不妥。因为这一规定依然否定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实际上承认国家对所有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从法律上讲，我认为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的股份享有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巧的法律形式。
1国家作为股东通过股份所有权保持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者(股东)的权利。
2国库得以同国有企业财产严格分开，使国家(股东)只对国有企业真正负有限责任。
3国有企业真正获得独立人格和自主经营的物质基础，提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国有股份增值、企业及其职工依章程获得利益。
4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财产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使企业的经营者真正感到亏损的压力、破产的威胁。
5企业法人所有权是一种法律形式，它并不决定企业的性质。决定企业性质的只能是股东(投资者)的性质。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6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从本质上看就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认识、实践、创新的过程。
但是，二者仍然没有找到最佳结合点。不论是对市场作用的凸显，还是对政府角色定位的重申，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背景下都隐含着“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的基本共识。
建设法治经济，必须以法律之尺严格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规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依法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予市场，让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
如果说，“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贯穿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那么，建设法治经济，让政府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新体制框架中更好发挥作用，理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①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制度主导法在新时期对从制度层面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应当有所作为。
经济法发展检视
“市场失灵”问题。目前，经济法学界多是以市场失灵假设作为研究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贡献。
他们打破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神话，指出毫无外力干预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可以自发调节社会生产和配置资源，但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市场机制会因为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而导致盲目生产、经济结构失衡、限制竞争、社会资源浪费等严重后果，需要政府主动干预介入经济生活，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保障社会化经济平衡运行。
可以说，这是西方经济法的产生逻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许多学者至今对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未能超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法产生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垄断并限制和恶化竞争环境，国家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对此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②这就决定了市场失灵在我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内涵是不同的。
一方面，从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来看，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是在市场高度发达后的市场失灵情况下，导入国家干预而形成经济法。中国经济法产生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市场，一个强大的政治国家和分散的权利主体，其市场失灵问题的主要表现是市场本身的不发达、不健全、不成熟。
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来看，西方的市场失灵正如哈耶克所认为市场秩序是自生自发的而不是建构式的，国家(政府)作为外部力量介入经济对市场失灵进行修正。
而反观中国走的是一条由政府自上而下启动的建构型市场经济之路，政府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力量而存在的。
总体上讲，中国的市场失灵须放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现实背景下来理解。在体制转轨这个过渡期中，市场失灵表现为市场发育不健全而导致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未能有效实现，以及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市场调节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从市场经济的共性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育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还是尚未成熟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都存在着内嵌的功能缺陷，从而需要国家干预加以弥补。
同时，我国市场尚未成熟，还存在着一些市场自身的功能障碍，如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制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使得其基础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这同样需要政府补位，承担起培育市场机制的职能。
因此，我国虽然还没有形成像西方国家一样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但也同样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同样存在国家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经济法发展现状。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经济转型的进行，中国经济法也开始了自身的产生、发展和变革。
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廓清了目标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法的准确定位和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导引，此后的中国经济法更加科学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重强调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重视政府在确立市场秩序规则和宏观调控方面的功效，强化对政府不当干预市场权力的约束”，③短短几年间又接连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及《价格法》等重要的经济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立法也逐渐趋于现代化和科学化。
在此过程中还以国际化意识不断优化经济法制度，借鉴西方国家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经验，当然对教训也要引以为戒。
短短三十几年中国经济法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我国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制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另一方面，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太多，行政权力过大、审批过细过多，对市场的监管和调控不到位。因此，经济法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揭示和研究这些问题将对我国经济法未来的功能定位有所裨益。
鉴于文章仅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视角，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经济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比如说，在风电、LeD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给予适当扶持是必要的，但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区经济、谋取政绩，在土地、融资等方面对企业进行“保姆式”的扶持，造成产能过剩，不仅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而且还导致基础建设浪费;同时，政府进入市场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管理者又是参与者，政府运用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利去管理市场，权力和市场利益没有完全分割，出现了诸如导致恶性竞争的税收优惠等政府经济角色错位的现象;在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引导和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方面又严重缺位，使得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其二，疏于构建经济法权利体系。由于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先天不足，政府干预权滥用屡屡发生，但市场主体权利的设置却多流于形式。政府干预经济势必会影响甚至侵犯到市场主体的自治权，从而引发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因此法律在赋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的同时也应赋予市场主体经济自治权。经济法功能之理论分析
经济法首先是确认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伴随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展开，权力所固有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经济法同时也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④
经济法首先是确认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谋求最大化利润的逐利经济。在自由竞争的规则下，市场主体作为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人”，为自己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成为他们唯一的目标。
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变成了私人利益的角斗场，市场规制变成了任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社会资源财富在特定条件下总是有限的，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市场主体往往因利益的诱惑而出现不择手段的进行恶性竞争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而市场自身对此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信息有限的经济。每一个市场主体只能把握自己所从事的产业领域的信息，很难把握整个社会产业宏观领域的信息，这对于具体的市场主体自身来说也许是有效的，但对于社会产业宏观领域来讲会导致市场的盲目性。因此，政府有责任提供信息这一公共物品，惟其如此，才能克服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盲目性。日本学者金泽良雄指出经济法“是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制定之法”。⑤
经济法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市场调节具有利益扩张的欲求，国家以公权力的形式介入社会经济，但是权力的自身属性决定了政府干预行为也存在增扩利益的冲动，是极易使它扩张和滥用的。经济法应当为干预权的行使设定界限，一旦政府超越法律界限和法定程序滥用职权损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时，经济法要给予现实回应即不仅对权益受到损害的市场主体给予救济而且对滥用干预权力的行为给予制裁和处罚。
从市场角度来看，维护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秩序，不随意和非法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乃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应然逻辑，在需要国家介入时须通过法律进行必要的授权，以法律形式厘定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和边界，设定权力运行的法律程序，依法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从国家角度来看，授权同时也是控权，政府只能在国家法律授予的权力范围内依法定的程序对经济进行干预，越权则无效。
经济法不仅承担着矫正市场失灵的任务，而且其本身还有应对政府失灵的要求。这其实是经济法本质功能的两个方面，即经济法既是授权之法又是控权之法。
一是经济法的授权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只能经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经济法律来授予，即经济权力法定。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法定具体表现为：干预权主体法定，哪些机构拥有干预经济的权力由法律明确授权，市场调控权主体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检查部门等，宏观调控权主体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等;干预权权力范围和行使的方式及程序法定，超越权限范围或非依法定程序行使干预权无效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是经济法的控权性。授权和控权在经济法的功能领域具有内在统一性。干预权属于公权力的范畴，公权力的天然强势力量和稀缺资源性使其极易被滥用而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为确保政府能够提供无瑕疵的“公共服务产品”，经济法在授予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还应在法律上厘定政府权力范围和边界，确立法定职责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设定政府行政权力运作的严格法律程序，确保政府干预市场权力的透明化、法治化，进而保障市场自由与社会正义。
控权：新时期经济法功能的现实选择
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时空下对经济法功能和地位的要求是不同的，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且适用于任何国情和时空的“经济法理论”。我国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走来，长期以来形成了诸如权大于法、人治代替法治等陋习，因此在施行市场经济之初，经济法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的、直接的、过度的干预和管理。同时，由于市民社会发育的先天不足使得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于国家但又参与和制约国家并受法律保护的自治性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
⑥市场中权力与权利失衡的国情特点决定了授予政府一定的权力及论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不是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重点，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控制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范围、职责和程序才是当下中国经济法应作出的现实回应。
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与其控权功能具有内在契合性。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私法意义上的私人利益，也不是抽象的、政治性的国家利益，经济法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这种利益是普遍性的、终极性的、经济性的和公共性的利益。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干预权滥用会导致政府干预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侵蚀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显然控权与经济法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有着内在契合性。
控权功能的实体表达。新时期经济法控权性的厚重须体现于制度构建层面方能彰显其对经济法制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在市场规制领域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除了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和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导致的市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的问题外，更突出的问题是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分渗透及政府干预过度，并且对市场权利缺乏足够的尊重，最集中的体现是一些政府为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及地方政府的政绩，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甚至搞地区封锁。
我国的《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经济法律法规对政府机构不当干预经济的行为都设置了一定法律责任，但是主要采取的行政责任形式，难以进行有效规制，因此在市场规制法律领域应设置更为严格的责任机制;宏观调控法领域，基本体现授权即控权的基本原理，《预算法》、《价格法》等都规范了有关政府机构在对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
但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相比，政府干预不足更为突出一些，政府在对市场应当给予引导和弥补的地方没有及时“补位”，学界一直在呼吁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以期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宏观调控权的行使。
控权功能的程序要求。程序和实体制度同样重要。程序要求的内容在于从规范干预行为过程着手，以此避免政府干预权的滥用。经济法在授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时，要求政府行为要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也要坚持“法无授权即非法”的法律理念，实践证明，严格的法定程序，能保证干预权行使的规范性，从而进一步保证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
现阶段，我国的干预决策普遍缺乏科学性和程序民主性，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如可以在决策程序中设置咨询程序、论证程序和听证程序等基本制度。
法治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要求法治政府和法治市场同步推进，政府和市场主体都必须依法行事，谁也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权力有着被滥用的现实可能性，厘定政府干预边界的控权理念是正确处理经济法视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清除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分渗透和操纵的现象，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自治权，建立竞争型市场经济，对此，经济法将承担起艰巨的历史重任。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7
一、市场规制必要性的法哲学论证
就法哲学而言，市场规制的必要性源于现代法理念的社会本位化要求。在传统法学中，市场主体的终极意义被认定为最大限度地营利，从而满足以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天性。因此，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获取也完全被视为经济理性的天经地义。至于市场主体获利手段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性质，以及市场行为的社会价值与后果，是不在或主要不在社会评价与考察之列的。上述观念体现于法哲学的范畴中，就是个体的自由自治，及私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理念。于是，私人自由经济行为的法哲学合理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因为一切所谓私人经济行为，无非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权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行使与运用罢了，本来即属私人财产权利范畴的应有之义。市场自由，无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罢了。同时，人的所谓“经济理性”，又从另一方面充分保证了自由市场机制对于个体经济活动社会价值的自动协调。于是，市场规制不仅在经济学上是不需要的，而且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法哲学理念中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然而，竞争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不能不迫使人们对于这种无限制的过度的市场自由进行深刻的反思。一方面，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各种非理性市场行为与活动，构成了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直接破坏与反动；另一方面，自由竞争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乃至贫富两极的进一步分化、劳资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与恶化、垄断企业对于中小企业的压迫、对于普通消费者的价格专制、市场主体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忽视与损害等“负面效应”，不仅构成了市场机制持续、及有效运行的潜在制约，而且直接危害了以平等、民主、博爱、公平、正义等理念为标榜的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基石，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据以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于是，随着经济活动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经济理念的破产，法信念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成为社会现实的迫切之需和当务之急，并逐渐以此修正补充了自由主义法理念的局限与缺憾。
强调社会本位或曰团体本位的现代法理念，虽然并不构成对于传统自由主义法理念的直接否定与替代，但是，与基于对人类理性的充分信奉，并一味强调个人本位、个体自由、私权至上乃至意思自治的传统自由主义法哲学相比，有着极大的超越性突破，现代法哲学不再单纯拘泥于人类的理性神话，相反，从社会本位出发，强调对人类个体行为-无论普通社会行为还是特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引导和控制。与斯密等早期自由主义理论信奉者对人的理想主义定义不同，庞德等社会学法学的倡导者断言，人是具有双重本性的。一方面是相互合作的社会本性，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本性，并且这种“扩张性的或自我主张的本能，使他只顾自己的欲望和要求，不惜牺牲别人来设法满足这些欲望与要求，并克服一切对这些欲望与要求的阻力。[1]因此，为了解决人的要求的无限性，同据以满足人类要求的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社会秩序和效率的最大化。庞德认为，必须对人类的前述内在本性实行社会控制。他指出：”对内在本性的支配，过去是，现在也是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即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目的在于迫使他尽自己的本分，支持文明社会，并制止他从事违反社会的行为。“[2]庞德的论述较斯密等人而言可谓大相径庭，并且我们认为，从人的市场行为而言也是如此。市场经济中的人显然并非斯密所谓纯粹”理性“的人，而只能是庞德所谓”具有双重本性“的人。因而，验诸庞德的逻辑，为了使市场中的”人“-市场主体尽其”经济“理性的本分，支持市场秩序，并制止其从事违反市场秩序的行为，对市场主体的社会控制同样也是必须和必然的，只不过对市场主体的这种社会控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控制，而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特别要求的具有特殊性质和特定意义的市场规制。不能自由地制造污染、不能自由地掠夺稀缺资源、不能自由地制造失业÷不能自由地贩卖精神垃圾、不能自由地操纵价格、不能自由地滥用经济优势排挤竞争对手，强制或限制他人交易。
现代社会的进步性表现在社会利用公共权力为尽可能多的人营造、谋求经济利益和生活幸福。自由市场行为的非理性倾向，一方面妨碍市场机制的良性发挥，另一方面阻碍经济活动社会目标的实现。因而，通过立法，运用国家“有形之手”对市场行为加以规制，从而消除私人市场行为中的非理性现象，普遍被视为西方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国家职能。对市场主体的市场活动加以一定程度的规制，实际上几乎已经成了法学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无政府经济。它既需要由国家为之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政府通过法律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实行以市场为轴心和导向的宏观调控，以便以市场为依托和核心来组织经济生活，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文明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目标。”[3]当然，市场规制必要性更多更直接的要求来自于经济生活自身。经济活动要符合经济运动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规制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法定化，因此，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解决个体的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亦必将依靠对市场的规制。
二、市场规制必要性的经济学论证
就经济学而言，市场规制的必要性源于市场机制自身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市场机制在一定情态下无可避免的失灵性。
作为统制经济或曰计划经济的对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它是以市场主体的自主活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组合与配置，并实现经济活动的社会目标与价值的。市场经济的这种性质，天然地决定了它必然同市场运行的自主性与社会性这一基本矛盾共始终。一方面，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是完全自主的，当然就是私人性的，它只受内在利益驱力的指引；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私人行为又是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有机构成之一，当然就是社会性的，它要求市场主体服从社会的要求。这一矛盾贯穿市场经济的全程，并始终规定着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市场机制的这一基本矛盾，充分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双重功能性目标冲突之中。现代市场经济既要求经济上的自由交易和竞争，又要求秩序和机会均等，并以此为前提和目的；既追求效率和效益，又要求考虑社会公平和公正，并以此为经济活动的合法临界；既强调规模经济，又要求民主公开的市场气氛。一言以蔽之，现代市场经济既追求经济自身的最大化增长，又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进步的促进意义，并以经济活动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因此，就本质而言，市场机制的运行，就是市场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二者关系的协调过程。二者的和谐，构成市场机制的理想状态。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并非总能实现这二者的和谐。于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并保持这二者的协调关系，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课题。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8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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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6.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9
[摘要]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历经萌芽、形成、确定和发展以及新发展等演变阶段，“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可以视为其标志性理论。市场社会主义在大胆否定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以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等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但是，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立论的理论基础及其主张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等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存在着本质区别。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苏东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转贴于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转贴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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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6.
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篇10
一、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
1、基础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市场主体的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和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助性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通过以上，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法体系的核心地位。我国市场发育不全面，竞争不充分，通过反垄断法，可以更好的促进市场的健全，促进市场竞争的优化和升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鼓励竞争的信息。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而应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正如上文所分析，作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基础，必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这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有待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和良好实施。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继续健全宏观调控法体系，真正做到依法调控。此外，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调控目标，需要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且，如果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核心地位，是否会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限制竞争的错误信息？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