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协议书篇1
《新闻周刊》2004年5月24日
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帕斯卡尔•拉米称，俄罗斯最快将于200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速度取决于其国内改革以及与其他wto成员的谈判结果。
5月21日，俄罗斯和欧盟签订了一项关于加入wto的协议，但还没有和其它成员达成一致，比如美国。
在加入wto的问题上，“俄罗斯才走了2/3的路程。只有在wto内部达成共识――俄罗斯已达到自由市场经济标准，这一路程才能结束。第二部分是双边协议。”帕斯卡尔•拉米说。
当问及俄罗斯加入wto的具体时间，拉米说，“这取决于和其他成员的谈判结果，以及俄罗斯自身的改革。我想最快在2006年。”
欧盟5月吸收了10个新的成员国，其中有8个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也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去了其贸易的55％。
当日，普京总统还声明将加快批准国际环保协议《京都议定书》，拉米对此声明表示欢迎。“普京说，没有关于加入wto的协议，杜马很难批准《京都议定书》，有了协议，就相对容易了。他说会加快这一进程。”
《京都议定书》需要得到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国家的批准才能生效。目前已经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的排放量达到了44％，由于占36％排放份额的世界最大污染者美国拒绝签署，因此，俄罗斯17％的排放份额对议定书的最终生效至关重要。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卫报》2004年5月22日
5月21日，普京总统改变了此前对《京都议定书》的激烈反对态度，同意加快俄罗斯对这一决议的批准。
转变来自一项决定，即欧盟在双方峰会上同意俄罗斯加入wto。
“事实是，欧盟关于俄罗斯加入wto的协议必然影响到莫斯科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态度。我们将会加速批准的速度。”普京在峰会上说。
他非常清楚地表示，“我们支持《京都议定书》。”
由于在杜马中，普京掌握了2/3席位，所以这一协定将有望通过。
自美国撤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但普京一直认为，这会阻碍俄罗斯在10年内GDp翻番的目标。
普京曾说，除非对俄罗斯有利，他不会签订《京都议定书》。4月，他的顾问也说，议定书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来说，就像“奥斯维辛”。近日，有一位科学家对克里姆林宫说，这一协议对于俄罗斯环境和经济来说只有表面上的好处。
分析家认为，这些一再的说法只是克里姆林宫虚晃一枪，以保证和欧盟的会谈。
莫斯科和布鲁塞尔的友好气氛使他们得出结论：克里姆林宫希望和欧盟建立更良好的关系，后者自5月1日东扩以来，就变成了俄罗斯的新邻居。
莫斯科和华盛顿因伊拉克问题的分歧而日益紧张，决定签署京都议定书，意味着普京在欧盟和美国之间选择了前者。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说：“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像伏特加和鱼子酱。我不知道谁是伏特加，谁是鱼子酱，但是我们确实走对了路。”
混乱的信号
《经济学人》2004年5月27日
经过多年的僵持，俄罗斯加入wto的主要障碍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出奇轻松。5月21日，欧盟与俄罗斯签订了一项合约。另外，俄罗斯承诺，到2010年，将把国内油价相应提高。
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个巨大的胜利。欧盟最初的目标――俄罗斯将国内油价提高到和国外一致――还遥不可及。在其他行业，包括电信和航空，俄罗斯也推迟了放开的时间表，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欧盟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慷慨之举中得到了什么回报？现在还看不清楚。普京总统许诺要加速批准《京都议定书》，这样，欧盟就获得了对美国的优势，后者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
但欧盟官员说，俄罗斯从未将《京都议定书》作为谈判筹码。普京留下了余地，他说批准还要看具体情形。他的经济顾问还在反对《京都议定书》，说这会阻止俄罗斯经济的增长。“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他说，“而且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俄罗斯仍然必须和wto其他成员继续谈判，包括美国。但欧盟一直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获得足够多的支持，那么在明年，或者2006年，俄罗斯必须做一些结构性改变，以符合成员国的要求。
京都协议书篇2
当4月11日深夜的会谈结束时，聚首德国波恩的180多个国家的气候谈判代表们确认，到今年底的墨西哥坎昆峰会之前，联合国还需要再举行两轮各超过一周的会谈以推进“后京都协议”的谈判。然而，日程之外，一些更实质性的问题，如气候谈判的方向和关键性议题等，更是各国代表明争暗斗的焦点。
面对美国国内气候立法进程迟滞所造成的谈判困局，各方应在双轨制的格局下，尽快完成《京都议定书》轨道的谈判，保证议定书的顺利延续，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长期行动工作组这一轨下，作开放性努力，以保障在2011年南非峰会之前完成“后京都协议”框架性淡判。
“双轨”不是退回过去
波恩会谈前后，各方争锋的首要焦点是谈判的“双轨制”问题，即未来的谈判是继续“双轨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行动工作组和《京都议定书》工作组两轨)还是并为一轨。对此，发展中国家一直坚持，“双轨制”的谈判模式在《巴厘路线图》中就已经明确下来了，是未来谈判的基础。如果放弃“双轨制”，就意味着放弃《京都议定书》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此，接下来的谈判应该围绕更具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展开。然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则不停地抛出双轨合并的提议。在2月份提交给联合国的谈判立场文件中，美国就表明，希望以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为谈判的新起点，疾步过渡到“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承担有法律约束力之减排目标的“单轨”模式。
美方的提议看似“进步”，其实只会令谈判再多空转一年时间。和2009年初国际社会的热切期盼相反，现在少有代表对今年底能在坎昆峰会上达成协议抱持很大的信心，大多数人直接把目光投到2011年的南非峰会。代表们的悲观情绪可以从今年2月初各国提交联合国的立场文件中找到根源。从文件看，主要国家的立场差异并没有明显缩小的趋势。用位于华盛顿的“忧思科学家联盟”成员奥尔登・梅尔的话说，“没有人相信2010年能达成一个全面的气候协议；各方的鸿沟实在太大了”。UnFCCC执行秘书长伊沃・德波尔也直言，在今年底的坎昆峰会上不可能达成一个最终的气候协议。
德波尔建议，近期内，各国应把重点放在帮助穷国适应气候变化和保护森林等切实的行动上，而不应仅仅盯着能否达成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果各方能够在谈判的双轨制上达成一致，那么接下来，那些已经有明确共识的领域可能在今年的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领域包括启动《哥本哈根协议》中提出的气候适应基金，推进森林碳汇ReDD项目，为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议和技术援助等。这样，坎昆峰会可以达成一个操作性框架，指引各国的减排工作。
美气候立法雄心受挫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存量”排放国，美国如能重返发达国家强制减排行列，将是达成“后京都协议”的最有力保障。而各国把200g年哥本哈根峰会达成“后京都协议”的目标推迟到2010年的坎昆峰会，一定程度上也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气候立法的进展，期望它能够在2010年完成立法，以便于美国在国际上承诺强制减排目标。
然而，从美国国内气候立法的动态和其国内政治体制来看，短期内让美国重返强制减排行列的可能性比较小。
2009年3月，气候法案进入美国众议院的议程。到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气候法案还在美国参议院“徘徊不前”。而从2009年6月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到现在参议院版的法案。其核心内容如美国近期的减排目标、碳交易(cap-and-trade)市场的规模、受减排约束的行业等都大幅缩水。
在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中，美国85％的行业和领域被涵盖，基本上包括所有的电力企业，以及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超过2.5万吨的主要工业企业。同时，一个全面的碳交易市场将在2012年正式启动。法案还划出20亿吨的碳补偿贸易空间用于补贴美国国内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在该法案通过之初，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大受鼓舞，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汤姆・海勒甚至将之评价为“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基调上的根本性转变”。
然而，气候法案去年7月进入参议院议程之后，不仅面临着在日程上被医保法案挤压而步步退缩的窘境，而且在法案的实质性内容上也一再缩水。到了今年的3月底，根据法案撰写人之一、参议员林赛・格雷汉姆透露的消息，在4月底即将公布的参议院最新版气候法案中，只有电力行业还将保留市场化的“碳交易”模式，从2012年开始进行配额交易；石油化工行业将通过对终端产品如汽油和柴油“征收碳税”的方式促进减排；其它行业，如钢铁、水泥、造纸等，在2016年之前都不会受到碳排放的限制，在2016年之后才可能加入到碳交易框架中来。如此一来，美国在短期内的减排目标会大大降低，碳市场规模也可能大大缩小。在3月底的纽约绿色交易峰会上，有专家估计缩水后只剩下电力行业的美国碳市场每年仅需要购买8000万到1.5亿吨的碳减排指标，只及众议院气候法案中划出的每年20亿吨碳指标购买空间的1／10。至于对石油化工行业征收的碳税，根据华盛顿一些能源分析机构的估计，这将会使每加仑汽油提价10到20美分；考虑到美国现在2到3美元一加仑的油价，征收碳税预计对美国家庭的影响甚微。
从美国现在的国内政治气候来看，奥巴马总统和主导的参议院对气候法案做出这样的大幅调整也是形势所迫。自从美国房地产市场发生次贷危机以来，公众对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产品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因此，“气候法案将创造出一个新的万亿金融市场”的说法在美国一直是众矢之的。而去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黯然落幕也使得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美国公众的视野中逐渐暗淡下来。因此，在近期的立法游说中，奥巴马总统及参议院的领袖们都刻意强调气候法案在应对能源安全和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优势，而淡化“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提法。这些担心也最终促进了在气候立法上的策略性转变，如降低近期的减排要求，缩小碳市场的规模，支持美国本土的石油开发以及发展核电等。即便如此，气候法案要想年内在参议院得以顺利通过，胜算也不大。
以先行减排倒逼英国?
进一步来看，即便美国参议院今年最终能够完成气候法案的立法工作，国际气候谈判也能够如期在今年或明年底达成协议，但这份协议能否改写《京都议定书》的命运、在美国国会得到顺利批准，又是巨大的未知
数。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定，美国政府签署的国际条约只有在国会投票通过后才能对美国生效，其中参议院的要求是2／3多数通过，即需要67票，这比美国国内的立法如气候法案的通过所需要的60票还多出7票。现在，当气候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已步履艰难的情况下，一份需要让美国的减排接受国际核查和监督的气候协议即便能够在参议院得以通过，也可能耗时良久。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任何过于倚重美国之强制承诺的国际协议都会面临其命运的极大不确定性。
而国际气候谈判却无法继续承受这种不确定性。从气候谈判的程序来看，在气候协议达成之后还需要通过谈判来制定一系列的执行机制，并且还需要各成员国国内的批准。而从现在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只剩下3年的时间，那么，很有可能到2012年结束时我们还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机制来延续《京都议定书》――当初，从《京都议定书》1997年达成协议到2003年左右完成执行机制的设计，到2005年生效，中间用了8年。因此，在未来的3年中，任何进一步的拖延，对现有的国际气候机制能否顺利延续都生死攸关。
京都协议书篇3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吸引世界各国焦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许多国家表现积极，这在数次气候谈判中均有所体现。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国际社会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它们调整着世界各国在此领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各种气候协议中，有两个公约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1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英文缩写UnFCCC，全称是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公约是1992年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并与该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通过。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公约，也是全球各国在应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
公约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的时间进行的范围内实现。该公约是一个框架性公约，相当于此领域的一个指导原则。也就是说其并没有实施机制，因而也缺少法律约束力。比如对于关键性的义务，公约并未规定具体的时间和数量，如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也是公约框架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作为迄今为止气候变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公约，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公约为全球的气候谈判提供了指导方向。即在此框架和原则下，各国就具体的细节进行磋商，达成共识。此外，公约的原则一直引导着各国的节能减排事业，是我们在解决此问题时首先应考虑和遵循的“黄金条款”。
2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
由于UnFCCC的各缔约国在产业调整，经济发展，资金技术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的诸多不顺。为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自1995年起每年会如期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大会。
1997年12月，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迄今为止，有189个国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在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被明确化，在1998到2012年间（公约第一期承诺），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7%，日本6%）。
京都议定书还确定了四种碳排放量的计算方式，对各国的节能减排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
（1）净排放量。本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扣除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
（2）集团方式。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抵消平衡，总体完成减排任务。
（3）排放权交易。在两个发达国家之间，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购买排放额。
（4）绿色开发机制。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绿色的技术，来抵消一部分排放额。
京都议定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实施的灵活性。公约同时确立了3个减排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密切，其目的是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同时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清洁发展机制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转让资金，通过项目提高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利用率，而减少排放，或通过造林增加二氧化碳吸收，排放减少和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量。
对于京都议定书，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美国虽于1998年签署，但迟迟不予执行，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认为议定书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现今，京都议定书的二期承诺及后续问题成为气候峰会的焦点。
二、欧盟和日本相关节能减排的实践
在国际条约的指引下，许多国家已然将公约中的一些条款落实到实践中，投身到节能减排的行列中。一些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经验，这为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欧盟
欧盟作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推动者，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不但积极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促进了首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具体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而且主动承担了许多义务。
欧盟是实践领域的带头人和表率者。根据京都议定书，欧盟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内部抵消平衡，但在总体上应完成减排目标。欧盟各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采取了相关的重要举措。包括：内部减排责任的分配、欧盟立法、碳交易系统、生物性燃料的政策及承诺、节能开发政策等方面。
随着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即将结束，关于二期承诺的谈判正在激烈进行中。欧盟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游说并与各国沟通，将其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构想上升为各国所能接受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欧盟希望通过构建完善的节能减排国际合作机制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这对依赖外国能源极强的欧盟来说至关重要。
2日本
京都协议书篇4
关键词：碳减排博弈碳关税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围绕碳排放进行着紧锣密鼓的政治经济协商和讨价还价，《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即将到期，而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签署的《哥本哈根临时协议》又未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如今，碳减排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环保领域，而成为一场激烈的政治经济博弈，无论结果如何，“碳政治”与“碳经济”将会成为未来几十年世界各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主题。
碳关税最早由法国提出，希望欧盟国家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以避免在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的产品遭受不公平竞争，当时由于美国恰是未签署《议定书》的国家之一，坚决反对法国的此提议。而就在2009年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对来自未采取减排措施的国家的钢铁、水泥、玻璃和纸张等产品实施“边境调节”措施，即征收“碳关税”，以避免美国制造业陷入不公平竞争。
从《京都议定书》生效之路的波折到碳关税的提出，在环保之余，无不渗透着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其中蕴含了复杂的国家间的博弈，预示着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议将更为激烈，气候谈判甚至可能引发未来较为严重的国际贸易争端。其中主要的博弈利益集团可以归结为以欧盟为首的联盟(欧盟、日本等)、以美国为首的联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
一、《京都议定书》形成前初始排放权分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
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属于非排他性使用的公共资源，对此，单个国家的理性选择将导致过度排放，带来巨大的负外部性，导致“公地悲剧”。因此，在不存在超越国家的领导者的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就是“囚徒困境”，设计机制来引导人类走出囚徒困境是当务之急。而在这一过程中，确定最优的总体减排规模并在不同国家中分配初始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关键。
现实中，1美元的消费品给发达国家居民带来的效用小于给发展中国家居民带来的效用，而1单位的排放量给发达国家居民带来的负效用要高于给发展中国家居民带来的负效用，所以在环境与发展的权衡中，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倾向于经济发展。于是，在一个无限期轮流出价的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框架里，纳什均衡的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讨价还价双方的效用取决于彼此的贴现因子。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减排博弈中，这种贴现因子可以视为各国对达成减排协议的耐心程度。尽管无限期的讨价还价对谁都不利，但谁更有耐心，谁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目标函数不同，发展中国家显然比发达国家更有耐心，这可以从历史责任之外的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最终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达成承诺率先减排的《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初始排放权博弈中赢得应有的权益。
二、《京都议定书》生效过程：发达国家间的博弈
(一)美俄博弈
美、俄之间是典型的“猎鹿博弈”，“鹿”就是排放权交易。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碳排放权，美国若加入《京都议定书》，为实现减排承诺，相比其它碳排放配额供需平衡的附件1国家，美国需要大量购买排放权，所以美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客户。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就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所以也就迟迟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作为一个温室气体减排合作框架，规定在不少于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包括其合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占附件1所列缔约方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5％的附件1所列缔约方已经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之日后生效。所以，每个国家的排放额构成了国家票数wi。199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附件1国家排放总量的34.12％，俄罗斯占17.45％，可视为50.57％的总计投票权。如果美、俄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则其无法生效。这时，美国如果推出自己的减排方案，通过市场排放权交易，俄罗斯也能获得收益。但这会得罪欧盟等签署国家，同时俄罗斯也不能获得《京都议定书》所带来的碳排放权交易利益。
在这种分析思路下，美、俄存在3种可能结果：美俄均签署《议定书》、美俄均不签署《议定书》、俄签署而美未签署。前两种的利益权衡上文已分析，而第三种情况则涉及下面提到的俄欧博弈。
(二)俄欧博弈
事实上，如果美国退出，俄罗斯在签署《议定书》后获益并不大，但它在联盟中关键加入者的地位使其希望采用“盟主博弈”策略，先口头拒绝，制造紧张气氛，要挟欧盟等签署国以获得先期利益，然后在关键时刻同意签署，再等待美国改变立场。
(三)美欧博弈
美欧之间可以算是一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过桥博弈”。欧盟是减排计划的提出方和《京都议定书》的积极支持者，并率先批准了《议定书》，但美国的退出确实是国际减排计划的重大损失；美国由于考虑到签署协议后自己减排成本很大，可能影响到国内一些产业的发展，所以希望通过推出自己的减排计划将其它国家拉拢入内，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盟主博弈”局势。但由于没有几个国家响应，一意孤行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出现双方新的博弈与妥协。
三、《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围绕碳关税的美弈
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的确生效了，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的表现让气候谈判的成果大打折扣。美国行为政策考量可以用“对决博弈”模型予以简化。
有4个要进行最后的对决，相互射击，他们命中率是：甲80％、乙70％、丙60％、丁50％。按照博弈原理，都是理性人的话，枪法最差的丁幸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所有都会选择首先把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对手干掉，丁对其它人的威胁最小，成为射击目标的可能性最小，而枪法最好的人甲被首先干掉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把4个主要的碳排放利益集团比作4个，美国无疑是头号射击目标，其次是中国，俄罗斯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最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在中国把美国作为首选目标的同时，美国也把中国作为首选目标。
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在2007年12月初巴厘岛贸易部长会议上曾经指出，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单边贸易措施将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但耐人寻味的是，施瓦布的发言话音未落，美国国会却已在尝试把欧盟碳关税的政策提议在本国立法中付诸实践。美国的政策转变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实上，从《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UnFCCC第15次缔约方会议，发达国家出于对减排经济冲击和全球政治格局调整的担忧，一直试图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模糊化，并要求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跟发达国家一样“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约束性减排目标。
通过对美国相关政策演变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美国推出自己的减排措施实际上是试图在不损害国内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提升其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控制力：一是用承担一个形式上的约束性目标打破跟以欧盟为首的附件1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僵局，重新从欧盟手中夺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领导地位；二是以推行碳关税之类的威胁性政策迫使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尽早承担减排责任，继而利用其在新能源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减排压力，找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战略家卡根将美国与欧洲在碳排放问题上的表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这种区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欧洲国家目前在新能源上处于领先地位，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且“碳金融”在欧洲以欧元形式流通，可能催生欧元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规则符合欧洲利益。而美国基于国内工业依赖石油、碳排放量高等原因，故意推脱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至此，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行为是符合其本国利益的。
事实上，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两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一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二是减排政策导致的竞争力损失。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合作是一个长期博弈过程，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在环境领域的再现。尽管《京都议定书》生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地悲剧”，但要真正走出“囚徒困境”，还需要更有效的机制设计，以激励各国真正地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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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协议书篇5
2006年冬，时年32岁的上海某证券公司高级经理周毅猛，决定辞职到美国攻读mBa学位。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的时候，遭到一致反对。原因是他的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样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家。
周毅猛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民家庭，从上海某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后，应聘到上海某证券公司担任客户经理。经过几年努力，周毅猛从普通客户经理升级为年薪几十万的高级经理。
为了打消家人顾虑，周毅猛决定一边申请到美国读mBa，一边为自己寻觅知心爱人。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希望的目光投向网络。
北大才女曾京雨闯入了周毅猛的视线。网上一番热聊，周毅猛得知曾京雨出生于1982年，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计算机软件应用专业硕士毕业，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两人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学术追求不谋而合，瞬间拉近了距离。
2006年圣诞节，周毅猛专程到北京与曾京雨见面。2007年1月，两人明确恋爱关系。春节期间，他们拜见了双方父母，得到了双方家庭的认可，并将婚期定在5月。
曾京雨将婚讯告诉了亲朋好友，一位闺蜜在对她送上祝福之余，不由得替她担心“你们闪婚加裸婚，他出国留学还要背债。如今陪他清贫度日，来日他学成归来，若有变故，你的幸福怎么保证呢?”
回到家后曾京雨开始认真思考好友的话，为了让婚姻有更多的保障，她想到了起草一份彼此约束的《忠诚协议》，为将来做保。
这份夫妻协议内容包括：婚后相互忠实于对方，不发生婚外恋或婚外：不、不吸毒；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不对另一方实施身体虐待和精神虐待。若一方违反以上一至三条任意一条的规定，则视为有过错。而有过错的一方要对另外一方进行赔偿。2007年4月28日，周毅猛在协议上签了字。4月29日，两人领取了结婚证，并于五一期间成婚。
2007年5月12日，两人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是鉴于曾京雨为了与周毅猛在美国团聚，主动放弃未完成的博士学位，自身事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出于对曾京雨的牺牲作补偿，周毅猛同意将协议第八条修改为 如果双方离婚且双方均未违反以上条款，则女方自动免除分担留学贷款相关一切费用和婚后负债，共同财产归双方所有。男方从离婚之日起每年支付年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等其他所有收入)的30％给女方，支付期为15年。
落笔无悔，看到周毅猛毫不犹豫地签名，曾京雨满意地点点头：“说到做到，我们要对彼此负责任，这样才能过得幸福。”
异国陪读口水不断，两位精英水火难容
2007年7月，周毅猛来到美国排名全美11位的名校攻读mBa，这所大学学费相当昂贵。周毅猛一到美国就不得不贷款7万美元支付学费，昂贵的生活费，也让他的生活捉襟见肘。
这年圣诞节，曾京雨办理好了陪读手续，来到美国。适应能力很强的她，很快就扮演起了贤内助的角色，每周定时去采购食物，定期到干洗店清洗衣物，搜集超市的打折信息，尽可能地用最低的生活成本过最高质量的生活。
周毅猛笑称：“我的妻子非常能干，能用精确到位的管理方式，提高生活水平。”对这种称赞，曾京雨非常高兴。
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周毅猛时常利用休闲时间，跟同学和朋友参加一些活动。曾京雨来了之后，他第一次晚归，便被妻子询问： “今天你去了哪里?跟什么人在一起?”周毅猛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自己的行踪和见闻。
曾京雨听完，便告诫他：“要谨慎交友，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拿到学位。要向老美学习，社交方面，能免则免。”
周毅猛不解道：“中国人在美国是讲圈子的，我这样做是为了积累人脉。”
曾京雨固执地说：“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签《忠诚协议》吗?就是为了规范你的言行，社会交际就免不了接触各色人等，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出问题。尤其是面对一些开放的异国女性，男人根本无力抵抗。”
看到妻子认真的表情，周毅猛拉着她的手说：“只要你对我温柔体贴，我绝对不会多看别人一眼。”
随后，两人没好气地吵了起来。曾京雨径直走进卧室，一晚上都将房门反锁，周毅猛也赌气在客厅的沙发上将就了一晚。
几次争吵过后，两个人开始了长时间冷战，在周毅猛眼里，曾京雨渐渐失去了以前的妩媚，更像是一个在学术上跟自己有分歧的女学者。课余时间他宁愿在图书馆里看书，直到闭馆，他甚至跟同学戏言：“我家其实就是个下了班的图书馆，有个负责任的管理员。”
半年之后，伤怀不已的曾京雨再次飞赴美国，几个月的分离，并没有因为距离加深两人的思念之情，而是各自轻松的日子，又因为重新生活在一起而变得紧张。周毅猛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生活圈子，曾京雨想要尽快融入，却欲速则不达。
2009年1月，曾京雨第三次飞到周毅猛身边，此时离周毅猛毕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太长时间的分离，让她敏感地发觉，两个人已经产生了不小的隔阂，再没有了共同的话题。尤其是她见到周毅猛身上沾有女人长发的时候，凭借女人的直觉她嗅到了异样的味道。
曾京雨没有说什么，递上了那份《忠诚协议》的复印件。周毅猛铁青着脸大吼着：“你把那个协议当是救命稻草吗?你以为一张随便签下的协议，就能捆住我，捆住这段婚姻吗?”
第二天，曾京雨趁周毅猛外出之际，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周毅猛的电子邮箱上设计了自动转发功能，以方便她能随时了解周毅猛的个人动向。
2009年3月，曾京雨黯然回国，应聘到一家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她几乎断绝了与周毅猛的联系，偶尔通个电话，也是平静开场，争吵动怒，“离婚”结束。
怒将出轨丈夫告上法庭，忠诚协议岂能儿戏
2009年5月，周毅猛学成回国，考入北京某大学攻读在职博士。回国后，周毅猛没有跟曾京雨联系，更没有跟妻子住在一起。而曾京雨也憋着一口气，等着周毅猛主动来找她认错。
直到6月的一天，她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转发自周毅猛信箱的邮件，标题是《宝贝想老公》，是一个名叫安妮的女孩子写给周毅猛的。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根据邮件的内容，曾京雨很容易就在某婚恋交友网站上，搜索到关于周毅猛的信息。周毅猛征婚资料中的婚姻状况为：未婚。看到这些内容以及那封情意绵绵、火辣的邮件，曾京雨的大脑一片空白。
回过神来，她决定主动找周毅猛谈谈，希望能通过自己主动放低的姿态，让丈夫回心转意。
曾京雨给周毅猛电话说：“你回来都一个月了，却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联系，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听到曾京雨的声音，周毅猛黯然答道：“我正在考虑离婚的事情，我们之间已经没有
爱情了。”
“是吧?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海归的mBa，大公司争相聘请，还有贴心的红颜知己……”曾京雨变得激动。
“感情没有了，说再多也没有用，非要强扭着在一起又何必呢?”周毅猛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
曾京雨气愤地说：“我们婚前可是有协议的，你在美国出轨在先，回来又上婚恋网以未婚身份找爱人，你置我这个妻子于何地?”
周毅猛大惊之下愤怒地说：“你哪里知道的?你在调查我吗7你太可怕了。我们必须离婚!”
随后几天，曾京雨又收到转发自周毅猛信箱里的一封邮件《认识100天，老公爱你》。曾京雨坐在电脑前，忍不住泪流满面。
尽管如此曾京雨还是不想放弃这段婚姻。思前想后，她抛出了最后一根维系婚姻的稻草，准备到法院离婚，并利用婚前签订的《婚后权利义务协议书》来约束震慑周毅猛，让他权衡利弊，这或许是她赢回婚姻的最后希望。
6月底，曾京雨开始为离婚搜集相关证据，她开始有意识对周毅猛信箱转发的邮件，进行重点关注和分析。随后，曾京雨在邮件里有了新发现，周毅猛应聘到香港某银行。在具体签约条件里，提到周毅猛入职后，银行需立即支付给他40万元的签约费。但这些邮件中并没有周毅猛入职后的具体年薪，按照曾京雨的估计，年薪肯定超过百万。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曾京雨再次拨通了周毅猛的电话，她问道：“你的工作确定了?去银行做高管?”
“我刚刚才签合同，你怎么知道的?”周毅猛大吃一惊。“别问了，我有自己的渠道了解你的信息。你现在年薪多少?”曾京雨依然不愠不火。
“哪里是年薪啊?就是签约的时候给签约费40万元，月工资8万港币，此外还有点奖金而已。”周毅猛如实说。
曾京雨接着问：“我为你舍弃了学业，这些收入应该有我一半吧?”
周毅猛焦躁地回答：“我上学还欠了十几万美元的债务，而且我还没去上班，这些收入都没拿到手，你现在就催着要钱，难道你眼里只有钱吗?”
“关于债务，在我们的协议里说得涛清楚楚，你出轨在先，我已经被免除债务了。”听到曾京雨说起具体协议内容，周毅猛愤怒地说 “婚前订立的协议你也当真?再说，我现在也没去工作，根本没能力履行协议!”
“协议当不当真你说了不算，法院说了算!”曾京雨挂断了电话。
2009年8月11日，曾京雨向北京市求是公证处申请，对周毅猛与安妮的情感邮件往来，以及周毅猛和香港某银行的工作邮件往来进行了证据保全。随后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曾京雨向法庭提交了结婚证、《婚后权利义务协议书》、补充协议、证据保全的公证书、电子邮件、谈话录音等证据材料佐证。
2009年8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周毅猛明确表示同意离婚，坚决不要求法院做调解和好的工作。
听到这里，曾京雨一怒之下提出，周毅猛需对她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标准是周毅猛每年收入150万元的30％，按照20年计算，共计900万元。这次庭审，双方唇枪舌剑、僵持不下。她依然寄希望于巨大的赔偿数额，能让周毅猛多做考虑，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2009年9月10日，周毅猛向海淀区法院邮寄了变更申请称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与曾京雨还有和好可能，不同意离婚。
但经过法庭上的交锋，两人互相伤害的话已说尽，感情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境地。法院的判案重点开始围绕离婚赔偿展开，根据往来邮件内容，法院认定周毅猛与曾京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确有与其他异往，并建立恋爱关系的行为。对于《婚后权利义务协议书》中关于过错方应承担相应补偿责任的约定，法院认定这份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为有效。
但对于曾京雨提供的周毅猛年薪150万元的请求，曾京雨提供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录音未经公证，也没有反映出周毅猛的实际薪资标准，况且周毅猛对此坚决否认。加上“连续20年支付30％收入”的方式，会令双方长期陷于纠纷中。在征得曾京雨同意后，法院根据周毅猛的学历水平、所学专业未来的工作前景、社会平均的收入、消费水平等因素，判决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
2010年6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准许曾京雨与周毅猛离婚的同时，判令周毅猛一次性支付给曾京雨离婚经济补偿8095-元。周毅猛在美国留学期间所有债务由周毅猛个人自行偿还。
在拿到这份判决之后，周毅猛以曾京雨利用专业技能编辑邮件内容、敲诈勒索为由，向北京市第-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为了打官司，他不得不辞去了香港银行的职务，应聘到北京一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职。2010年10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了周毅猛的诉讼请求。随即，曾京雨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2011年4月15日，海淀区法院在执行时，周毅猛与曾京雨达成分期支付的和解协议。
2011年5月24日，锲而不舍的周毅猛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这个申诉已经被受理。到2011年9月，这个申诉案依然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两人继续陷入纠缠之中。
这起离婚案的判决历经2年之久，最终拿到胜诉判决书与和解协议的曾京雨并没有感到胜利的快乐。自己苦心“经营”的婚姻，却在“经营”之下崩盘瓦解。从相识到离婚，占据了曾京雨将近5年的时间，人生最好的5年都消磨在了这段惨淡收场的婚姻，自己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
京都协议书篇6
大会上，中广协广告公司分会主任鄢钢做了精彩的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经济危机下本土广告该如何更好地发展；2009年的工作建议。鄢钢主任指出，过去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广告公司分会在中广协的正确领导下，在树立行业形象，引领行业发展，促进行业与政府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告公司分会2009年将继续在中广协的领导下，为广大会员单位做好服务。
中国广告协会广告公司分会第六届常委会
主任（1人）
鄢钢北京国安广告总公司
副主任（14人）
吴子华中国国际广告公司
吴晓波广东平成广告有限公司
张丽南京银都广告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李栋上海广告公司
沈赞臣上海灵狮广告有限公司
周佩莲盛世长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孟兴中四川巴蜀新形象广告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胡纪平北京广告公司
赵和平北京电通广告公司
高峻上海梅高创意咨询有限公司
萧景勋四川西南国际广告公司
童年北京太阳圣火广告有限公司
程小玲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
潘阳哈尔滨国际广告传媒集团
秘书长（1人）
刘文哲中国广告协会会员管理部
常委（13人）
王欣扬罗必凯广告公司
王德荣天津盛华国际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王濂洪上海美术设计公司
邓超明北京互通联合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吴斌贵州天马广告公司
陈树林天津双木广告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徐建北京闪特捷先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徐建国安徽金娟国际广告公司
谈兵上广国际广告
创意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贾丽军江苏卓越形象媒体传播有限公司
蒋明南京市广告有限公司
京都协议书篇7
本次会议由中国木窗产业联合会成员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雅德居节能环保门窗有限公司、北京美驰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瑞明节能门窗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德博南门窗有限公司、北京爱乐屋建筑节能制品有限公司、哈尔滨华兴木业有限公司、威盾工程建材（天津）有限公司、青岛安日达门窗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出席此次会议的有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姚兵、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张雪舟、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副理事长王树平、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秘书长刘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处长李大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副处长毕既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康居认证中心主任左占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夏祖宏，出席会议的相关协会的领导有：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人造板部主任吴盛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装委员会秘书长张仁、中国房地产总工之家秘书长施云飞、北京建筑五金门窗幕墙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邓贵智、北京市装饰协会常务副会长郭仁智等。出席会议的各大媒体负责人有：中国建设报党委副书记赵国强、中华建筑报总编赵刚、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杂志社总编王小莹、中国建材杂志社社长秦春雨，以及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木门窗委员会主任潘冠军和各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多家建筑设计研究院所领导、设计师和房地产开发商参加了此次盛会。我国最主要的10家木窗企业、木窗行业最著名的11家五金配套件、水性漆、设备制造企业及经销商等也参与了此次活动。
会上，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张雪舟、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副理事长王树平代表主办方首先致辞。张雪舟副会长说：“木窗的导热系数对我们的建筑是最有利的，通过今天的论坛，希望我们可以重新探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建筑节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中，把有限的资源使在刀刃上，使建筑材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王树平副会长在会上讲了三点：一是充分发挥木门窗优势，为用户做好服务；二是尊重设计师；三是加强工程安全管理。
随后，会议进行了主题演讲。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夏祖宏就《北京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12进行了深入解析。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副会长、中国木窗产业联合会主席、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俊清进行了题为“新节能标准下的中国木窗产业现状发展方向”的演讲。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吴盛富主任则对节能木窗与国家森产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解析。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边书平就“建筑节能与木窗环保”进行了阐述。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海琼发表了题为“抢抓机遇、开拓行业健康发展的新局面”的演讲。青岛天泰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安雨田演讲的题目是“木窗工程应用实例――分析木窗价值”。
最后，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姚兵发表了讲话，就我国木窗行业的发展、建筑门窗行业的发展做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2013年1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以〔2013〕1号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制订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该方案提出的重点任务是：切实抓好新建建筑节能工作，大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开展城镇供热系统改造，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加快绿色建筑相关技术研发推广，大力发展绿色建材，推动建筑工业化，严格建筑拆除管理程序，推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这对有着良好节能性木门窗的行业发展有很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我国门窗产品整体上的节能指标与国际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我国木窗产业的差距不大，可以说我国的木窗产品是与国际同步的，木窗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高性能的节能门窗。木门窗企业要学习宣传北京市建筑节能新标准，带动全国的发展；要做好门窗节能的重点工作；要大力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最后，姚会长还向到场的30余家新闻媒体致以了衷心的感谢，他说：“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媒体朋友的大力宣传与推广，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媒体朋友能够继续关心、支持、帮助门窗行业的发展。”
会议由中国木窗产业联合会副主席、浙江雅得局节能环保门窗有限公司总经理茅新波主持。
此次活动中，木窗制造及相关企业也展示了他们的产品，与到会人员进行了亲切交流，并进行了产品与技术方面的答疑。同时，他们还向与会者宣传木窗的发展理念，并介绍了木窗产品实现北京市建筑节能75%及更高目标的解决方案。
京都协议书篇8
会上，周立军作2011年北京市基层科协工作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北京市基层科协2011年各项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并按照北京市科协的统一安排，部署了2012年基层科协重点任务。
与会领导为北京市高校科普志愿服务优秀活动奖、优秀组织奖，2011年社区科普益民计划、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企业科协先进科技工作者之家等获奖者代表颁发了奖牌。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街道茉藜园社区、通州区科协、中关村海淀园院士专家工作站服务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科协代表分别从社区科普、区域科普资源建设、服务企业自主创新、高校科普工作等方面作了大会典型
发言。
夏强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2011年基层科协工作取得的各项成绩，他指出，前不久召开的北京市科协是一次首都科技工作者的盛会，是在全市上下大力践行“北京精神”，推动实施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战略的新时期，团结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努力奋斗的大会。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市科协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市科协和所属团体的一项重要工作。
夏强在讲话中强调，今年的工作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为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党的十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扎实推进以下重点工作：
一是要认真落实中关村战略合作协议，服务首都创新驱动发展。以推动建立院士专家服务中心和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为重点，组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企业一线，围绕着企业发展中的科技难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咨询、技术创新、科技培训等服务活动，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另外，要把“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和“科技套餐配送工程”两大品牌活动，同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紧密结合，在推动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上作出新贡献。
二是要持之以恒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为科技北京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把科普工作纳入到《科学素质纲要》框架内，切实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工作。鼓励和支持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将科研成果向社会公众传播，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科普资源，不断提高科普工作实效。将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申请的国家重大专项的项目中，挑选出一批加入科普内容，推进科技成果向科普资源转化。
三是切实加强科协组织建设。要按照“哪里有科技工作者，科协工作就做到哪里；哪里科技工作者密集，科协组织就建到哪里；哪里建立起科协组织，建家交友活动就开展到哪里”的总要求，积极推进在新经济组织、科技园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企业孵化器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科协组织，不断扩大科协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真正把科协组织建设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要深入贯彻市科协《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意见》，切实加强科协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科协特点的科协文化，不断增强科协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夏强希望大家根据本次会议的部署，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开拓创新，扎实工作，认真抓好今年各项任务的落实，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党的十胜利召开。
京都协议书篇9
在全球气候谈判陷入僵局长达6年之后，《巴黎协定》被认为是自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京都议定书》以来，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业内人士对它的评价是：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让全球气候治理从理想主义的争论，转入切切实实的行动阶段，并将引领全球进入“低碳时代”。
从京都模式到巴黎模式
《巴黎协定》共有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内，并为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根据协定，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通读《巴黎协定》文本，不难发现，里面的规定主要都是程序性的，也就是在确立了一项综合性长期目标的基础上，围绕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各国该基于什么原则采取哪些行动。”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钱国强认为，与《京都议定书》相比，《巴黎协定》形成的框架体系，对各国已经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目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一个各国行动目标和力度“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rachet）机制。
首先，所有国都被要求制定并公布低碳发展（低排放增长）的长期战略，2020年前向秘书处提交到2050年乃至更长期间的低碳战略。
其次，大家同意2020年前提交（且每隔5年更新）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并定期（每5年）就这些自主贡献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宗旨方面的“整体进度”（不针对具体国家的自主贡献）进行“促进性”全球盘点。第一次全球盘点将从2023年开始，盘点的结果将给各国更新或加强自主贡献时提供“参考”。实际上，结合巴黎会议的决定，2018年就会有一次盘点各国自主贡献整体力度方面的“促进性对话”，算是对巴黎协定中全球盘点机制的一次预演，并邀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此之前提交一份关于全球升温1.5°C的影响及其相关全球排放路径的专题评估报告。全球盘点的时间和提交、更新自主贡献的时间之间，有个很好的衔接。
第三，建立统一记录和汇总国家自主贡献的公共登记薄，并明确缔约方将根据“待制定”的统一报告指南、模板和方法，去准备和提交自主贡献。明确各缔约方将按照“待制定”的统一核算指南来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确保采用缔约方会议通过并经ipCC评估的方法学和统一核算单位，确保方法学之间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并尽量包含所有种类的温室气体。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所包含的信息，应包括可量化的参照点（基准年）、时间跨度、涵盖的范围、规划过程、前提假设及对应的方法学，特别是计算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方法。通过的指南、方法、模板将适用于各国准备的第二次及后续国家自主贡献。
第四、为增进缔约方间的互信并促进巴黎协定的有效实施，建立促进性、非侵入、非惩罚性的强化透明度的框架，加强对各国行动（包括减排、适应、提供或获得支持）的理解和进度跟踪，每个缔约方都将定期提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履行巴黎协定的进度追踪信息，为全球盘点提供参考。缔约方提交的信息，都要经过技术专家的评估，重点关注执行国家自主贡献的进度，提交信息采用模板、指南与方法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并识别改进的空间。
第五、建立巴黎协定促进实施和遵约机制，该机制以专家委员会的方式开展工作，属于促进性机制，按照透明、非对抗、非惩罚的方式开展工作。
“可见，巴黎协定的法律约束力主要体现在，它给缔约方规定了后续要完成的大量程序性‘规定动作’，以及完成这些动作的‘技术规范和要领’，但对行动的实质内容和力度，没有强制性的要求。”钱国强强调，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最大亮点所在，在吸取《京都议定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巴黎协定》尽管没有规定强制减排目标和行动力度，却在“只进不退”这一原则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鼓励各国不断加强行动的规则体系，其处处强调尊重国家、非侵入、非对抗、非惩罚的性质，是深知这样的规则体系，比缺乏弹性的一味强制会更加有效。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下，再强的国际法约束力，也比不上国家采取行动的意愿来的更加有效。
回顾二十多年风云变幻的全球气候谈判历程，更有助于理解《巴黎协定》的里程碑意义。
1990年，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了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拉开了全球气候谈判的序幕。1992年5月9日，150个国家在纽约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3月21日，《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根据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主要是发达国家早先排放的结果这一事实，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应对未来数十年的气候变化设定了减排进程。
自1995年起，联合国每年会举行一次气候大会对落实《公约》进行讨论。1997年底，各缔约国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首次为39个发达国家规定了一期（2008年-2012年）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减排义务。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阵营对减排权利、义务承担的严重分歧，各国最终没能达成一份旨在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只是形成了凝聚重要共识的哥本哈根协议。在哥本哈根后，又经过了3年的艰苦谈判，才勉强达成包括《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内的一揽子协议，确立了2012年至2020年之间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过渡性安排。但由于美、加、日、俄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相继退出《京都议定书》，导致《京都议定书》含金量严重不足，说它名存实亡也不为过。
“《巴黎协定》让全球结束争执，行动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钱国强评价，事实上尽管气候谈判长期陷入僵局，低碳发展却早已成为全球共识，多数国家已把低碳发展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谋求未来发展优势的重要手段，《巴黎协定》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将各国自主的减排行动纳入到了全球进程之中，并致力于建立一套全球规范体系。没有规范体系做支撑而强推减排目标，一是数据容易有水分，二是容易遭到国家抵制。
“不怕有问题，就怕不行动。”钱国强认为，《巴黎协定》目前还只是给出了一个构建全球规范体系的框架，诸如自定贡献（inDC）的计量方法、国际登记的方式等一些基础规则尚未明确。但“先动起来，边做边完善，才是最有效率的体系构建方式。”
“《京都议定书》1997年通过，2005年生效，中间花了8年时间。《巴黎协定》落地应该不用谈这么长时间。”钱国强说。
重振全球碳市场
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推动发达国家率先开展了量化的减排行动。为了协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提出了三种市场机制，即联合履约（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交易机制（et），以提高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的灵活性，形成了首个国际统一碳市场。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为110亿美元，到2009年规模迅速扩大了13倍，达1437亿美元，其中超过90%的交易额来自于欧盟碳市场。
在三种国际合作的市场机制中，CDm获得了最广泛的应用，欧盟作为最主要的需求来源推动了CDm在2005～2010年间快速的发展。作为配额市场的抵消机制，CDm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价格相对较低的碳信用，同时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碳市场的发展。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危机的影响，2011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到达顶点后在2012和2013年出现大幅下降。CDm市场也因为欧盟收紧对CeR（核证减排量）的应用而迅速凋零。
国际统一减排协议的碳市场模式受阻，各国便转向地区性碳市场的建设，作为其国内核心的减排工具。欧盟碳市场在2005年启动后，众多地区或部级的碳市场在各地涌现，如新西兰、澳大利亚、RGGi、美国加州、加拿大魁北克等，形成了松散的、分散化的碳市场网络。中国也于2013年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并承诺于2017年建成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巴黎协定》确定了“保留市场机制，允许缔约方之间自愿进行减排交易”的原则，但由于时间关系未能明确国际合作的市场机制，而是将机制的制定延至基于该协定的第一届缔约方会议。
国泰君安分析师判断，一个可能的趋势是，CDm等国际交易机制将发生变革，国际间形成基于《巴黎协定》的自愿可抵消减排机制，而民间的自愿抵消减排机制亦能并存，国际间碳市场形成新增长动力。
业内专家认为，由于目前市场大部分国家已开始实施碳交易市场机制，并且市场机制可最大程度调动私人资本参与，将来国际间市场机制很可能发展为双边、多边的碳交易市场链接，并可能在2020年以后形成全球统一碳市场。
“《巴黎协定》对目前的碳市场格局影响深远。”钱国强认为，理论上来说，自下而上的、松散的碳市场架构允许各国根据自身经济结构、政治意愿等因素完成碳市场的要素设计，减排目标不受国际条约的约束，分配方法、核算方法等其他要素也可以因地制宜。然而，设计上的不统一意味着各地区的政策力度、环境完整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减排资源优化配置，减排效率受到一定程度损害。后续碳市场之间的连接也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
“理想主义的做法，是自上而下做好体系设计、制定统一标准，再推向各国，但京都模式的衰落，已经证明这条路难以走通。”钱国强说，“还是那句话，先行动起来，在行动中完善才是最有效率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黎协定》让中国、欧盟在内的碳交易机制可能在国家自定贡献目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从而撬动私人资本的参与。国际间的市场机制有赖于协定中可持续性机制的后续设计。中国还可能延伸全国碳市场至一带一路和其他欠发达地区。
《巴黎协定》明确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向市场传递出了显著的信号，将有更多的资本转向清洁领域，也将促使金融市场进一步关注碳减排相关领域的投资机会，促进资金流向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等新气候经济。
从哥本哈根到巴黎：
中国衔枚疾进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各方都在为谁应该为应对全球变暖负主要责任和尽更多义务相互指责，中国作为排放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是被指责的对象之一。
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中国一直积极推动谈判取得成功。在2014年北京apeC峰会期间和2015年9月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连续发表了两个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外媒评价，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困难局面下取得的最有意义的双边成果，具有不折不扣的全球示范意义。另外，中、美两国还与法国等多个国家发表了类似的双边声明，有力推动了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共同为巴黎协定的签署采取具体规划行动。《巴黎协定》达成当天，欧盟首席谈判代表、主管气候行动与能源的委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汉字、拼音和英语向中国致谢，并把中国称为“一个强硬而忠实的伙伴”。
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几个主要排放大国自主贡献的减排承诺如下：
中国承诺，将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届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60～65%；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此前，中国还声明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美国承诺，在2025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减少26～28%。
日本承诺，到2030年，在2005年水平上减排26%。
欧盟承诺，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削减40%。
俄罗斯承诺，减排量将视条件而定，最多可达1990年的3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分析：“中国的目标是我们努力要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四到一万五美元水平时，就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而且峰值的人均排放水平要低于欧盟和美国在历史上的水平。这一目标意味着中国2005年到2030年的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率必须维持在3.6%-4.1%之间。”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说：“二氧化碳排放不增长了，意味着煤炭、石油这种化石能源不再增长了，增长的都是水电、风电、太阳能、核电。就相当于，每年要新建2000万千瓦的风电，2000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1000万千瓦的核电左右，仍然要维持一个这样的发展速度才能满足峰值的条件。这是任何发达国家所没有、所不具备的。这种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为什么中国敢于给自己提这么高的目标？邹骥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或达到极限，“不管有没有《巴黎协定》，中国都不得不进行低碳转型。”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三五”规划建议，推动低碳循环发展都是核心命题。
另一方面，源于近年来中国在低碳转型方面的衔枚疾进，已经为实现上述目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例如，中国在国内6个省和36个城市开展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探索在不同地区尽快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有效路径。中国积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了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加强温室气体统计核算与考核体系建设，开展了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设立全国低碳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宣传教育。近年来中国已经提高了环保标准、加强了环保执法环境，并开展了碳排放交易。
2013年，中国服务业在三大产业结构中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到51.4%，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单位GDp排放的显著降低。
同时，近年来中国节能技术和新能源行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中国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中国碳市场前景可期
在碳减排领域，中国的能力建设已经领先全球。资料显示，2015年中国的碳排放清单编制已经覆盖了全部省市。“一些地级城市也在积极开展碳盘查工作，前几天海南三亚就开展了招投标。”北京环交所碳交易中心主任王阳告诉记者，就在前不久，国家发改委针对全国碳市场的建立召开了一次动员会，重点就是启动能力建设和基础工作。
他继而谈到，从北京碳市场的试点来看，大量的排放源企业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电力等行业很多大型电力集团成立了碳资产公司，一些中等规模的企业也开始设立碳资产管理部门。
事实上，无论巴黎会议的结果如何，2017年中国启动全国性碳市场早已经是板上钉钉。
2011年，中国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以及湖北、广东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以落实“十二五”规划关于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2020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郑重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计划于2017年启动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而此次凝聚全球共识的《巴黎协定》达成，既表明了中国近年来积极推行的绿色低碳发展符合世界潮流，也是全世界对中国选择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一次正向回馈。
渐行渐近的中国全国性碳市场，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让人感觉振奋，但业内人士却对此表现平静，王阳认为，碳市场从试点到全国一步到位难度很大，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7个试点的影响仅局限于局部，除北京市场已将河北部分地市的企业纳入其中，2016年还有望扩大至内蒙古自治区，其他试点在跨区域发展上，更多还停留于研究层面，而试点的宝贵经验和跨区域的合作实践可以为全国性市场的建设提供基础。
“未来的国家碳市场将建立在国家统一顶层设计的基础之上，北京将成为全国碳市场的一部分。国家碳市场的设计运行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大家不要对2017年刚刚启动的全国性碳市场期望过高。”钱国强直言，要用现实的眼光看待碳市场的发展，从7个试点的经验看，试点从刚刚启动时的相对“忙乱”到当前的有序运行历时2年，中央对全国碳市场的试运行也大致预留了2年的时间表，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在钱国强看来，全国碳市场的启动，会倒逼各地政府逐步形成系统的机制和稳定的财政支持等，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和投资环境的变化。
《巴黎协定》表明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和方向，势必对全球碳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发展机遇，而中国已被看作是全球最具潜力的碳市场。
事实上，广阔的市场环境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两年前的华沙气候大会，中国的碳市场还被笑称交易量比不上一个菜市场，如今7个试点的市场累计配额公开交易量超过4600万吨，累计成交额超过13亿元。以7个试点的总量计，中国碳市场规模仅次于欧盟。
而仅仅用时几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建设规模便从一个后起之秀跃升为全球第一，超过了欧美的总和，行业观察者的评论是，中国在用“一天走国外一周”的速度实现碳市场的领先。
如今随着中国2030年的减排新承诺，以及《巴黎协定》达成的2050年全球碳中和目标，对投资者则更具有划时代意义。
京都协议书篇10
一、调解制度运行状况实证分析
在制度创设上，《调解规定》的亮点有五：立案调解、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调解担保、调解协议特殊生效、超范围调解。这些亮点也是学理探讨与立法构想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立案调解
根据《调解规定》第1条，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答辩期满前，案件尚未转入审判庭，在司法实践中，这个阶段的调解被定位为“立案调解”。可以说，立案调解是《调解规定》实施后，在诉讼调解实践中引起较大反响的革新之举。
就调解时段问题，本次调查的当事人被调查者中愿意答辩前调解的占33．2％，占比例最高；29．3％的被调查者愿意在庭审过程中调解，其比例居中；占比例略低的是选择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当事人；占比例最低的是选择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调解的当事人，占13．6％。就调解时段问题，对律师被调查者调查显示的结果与对当事人被调查者的调查结果截然不同。占比例最高的被调查者愿意选择在庭审过程中调解，其比例高达50．7％；其次是选择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被调查者。选择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的被调查者比例仅为14．8％。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律师，坚持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调解的都在同类别调查中居于最低比例。不过，律师中的强硬“斗士”要比当事人中的要少，在比例上有3％的悬殊。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的法官群体与当事人在答辩期满前调解问题上达成共识。法官受调查者中占最高比例者是愿意在答辩期满前主持调解，比例为45．5％；在庭审过程中调解的比例居中，占34．8％；愿意在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占比例最低17．1％。综合上述调查数据，在被调查地区当事人和法官较多愿意在答辩期满前调解，而律师更倾向于庭审过程中的调解。
比较两次调查的统计数据，法官群体对立案调解的态度从观望转向积极支持。这种转变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最高法院对立案调解的倡导；第二，法官普遍意识到案件激增现实的严峻性；第三，立案调解实践的积极效果逐渐显现。总而言之，在近2年的实践中，在被调查地区逐渐形成促进立案调解的合力。
一般认为立案调解，是指案件立案后到移送审判庭前，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由立案调解法官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主持调解的一系列活动。[2]对此，也有分歧。有法官认为，立案调解如果以时间界定，应当只有立案前调解和立案后调解两种。立案前调解，是指立案庭收到当事人诉状后，在正式立案前所进行的调解。立案后调解，是专指立案庭正式立案后，在7天审查期内所进行的调解。立案调解，主要指立案前调解。原因有三：第一，立案后调解有法律规定的7天限制不能逾越；第二，立案后调解在调解方式和方法上受到限制；第三，立案后调解在结案和执行上有难以解决的问题。[3]笔者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立案调解体现了审前化解纠纷，缓减庭审压力的aDR思路。审前阶段由立案审查阶段、立案之后的送达阶段、案件转交民事审判庭但尚未开庭审理阶段构成。当然，开阔视野，立案庭收到当事人诉状后，正式立案前的阶段也可以划入审前阶段。质言之，立案后调解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严重到必须舍立案后调解而仅开展立案前调解的程度。原因在于：第一，7天审查立案期限届满后，可以在送达阶段继续调解；第二，调解方式和方法上的限制是必要的，不受限制反倒会产生负面效应；第三，立案后调解在结案和执行上最大问题就是立案庭法官是否有权出具调解书。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具备法官资格就可以出具调解书，立案庭法官应该也有这样的权力。再有，审判庭排斥立案调解主要因为有的法院在案件由立案庭转交民事审判庭但尚未开庭审理阶段仍然由立案庭开展调解，这一方面会挤占审判庭可利用的审理期限，另一方面，简单、易调解案件被立案庭法官调解掉，剩下的都是复杂疑难案件，立案庭在工作量上占了便宜。从开展审前司法aDR的思路出发，没有必要把立案前调解与立案后调解对立起来。相比较而言，立案前调解的问题似乎更突出：第一，是否会给当事人造成延宕受理的不公正感受？第二，目的与结果是否能统一起来？立案前调解的目的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成功，怎么做调解书？是否还得先立案再做调解书？第三，如果经过调解当事人放弃诉讼，在法官工作量上如何体现？在开展调解，又没有工作量记载和相应激励的情况下，如何推广？
（二）调解协议及行责任约定
根据《调解规定》第10条，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是对当事人调解反悔权的限制。
就调查结果而言，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的规定并没有充分了解，近一半的受调查者不知道这个制度，比例为48．4％；应该对这一有效武器有偏好的律师的反应也并不乐观。在对律师的调查中，占最多数的律师很少这样约定，比例为352％；约33．8％的律师几乎每个调解案件都这样约定；占19．7的律师约定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的比不约定的多；占11．3％的律师认为约定的和不约定的差不多。根据法官的反馈，目前调解的案件绝大多数是没有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的，占47．6％；反映每个调解案件都这样约定的法官占25．1％；反映约定的比不约定的多的法官占20．3％；小部分法官对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持消极态度，认为约定和不约定差不多，比例为7％。
总体上看，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的实施状况不很理想，它目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制度潜力。笔者在2007年1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进行的访谈中也发现这一问题。接受访谈的是民二庭和民四庭的3名法官，民四庭法官认为这个制度很有效，在调解实践中用得较多；民二庭法官对这个制度用得不多，表示会在今后的调解实践中进一步体会该制度的价值。诉讼调解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调解效力问题，调解效力包括调解行为的效力和调解文书的效力两方面。调解文书又包括调解协议和调解书。调解书的效力在《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调解行为的效力和调解协议的效力却一直处在“软约束’，甚至无约束的状态。《调解规定》力图改变这种状态，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就是这种努力的直接体现。制度能否实现其预期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相关配套制度的衔接程度。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约定不履行协议的民事责任，如果真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如何追究他的责任呢？如果另行提起诉讼，是不是一事再诉呢？如果允许另行起诉，是否违背调解应体现的效率价值呢？如果不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而是通过调解书确认的方式，违约当事人拒签呢？因此，从当事人尤其是律师的角度看，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看起来很美”，一旦对方失信，追究责任却困难重重。对于法官来讲，协议毕竟是暂时状态，没有必要在暂时状态上大伤脑筋，直接出调解书，岂非既保证了调解效力，又省却了中间状态的成本消耗。就海淀法院民二庭而言，调解结束后10分种之内就可以给当事人出调解书，这主要归功于该法院研发的“民事调解书自动生成软件系统”。[4]高科技对诉讼程序的介入，使得过去对程序设计上的一些考虑显得意义不大。如果孤立地看待和适用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该制度很可能缺乏足够的实践价值。
（三）调解担保制度
调解担保制度是与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相配套的制度，目的在于确定调解行为的效力。通过担保确定调解行为的效力，促进调解当事人之间的信任，从而提高调解率。
根据调查统计结果，近一半当事人被调查者不知道，在调解案件中可以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由案外人提供担保，占47．8％。占比例40．2％的当事人不知道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的条件成就时，可以申请执行；占比例46．5％的被调查的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由案外人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比较少，占比例41．5％的被调查的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调解担保情形几乎没有，只有12％的被调查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调解担保情形很多；被调查法官的反馈，总体上与被调查律师的反馈是一致的，反馈调解担保比较少（46．5％）、几乎没有（34．2％）的占绝对优势，法官所见到的调解担保要比律师多一点（18．2％）。
从统计结果看，调解担保制度的实施状况更不理想。根据2006年12月对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访谈，级别高的法院、争议标的额大的案件在调解过程中比级别低的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争议标的额小的案件出现调解担保的几率要高。从成本角度分析，调解担保的适用空间在中级法院、基层法院是有限的。调解担保就是燕得一个暂缓给付的效果。如果当事人有财产足以提供担保，又有履行的诚意，很可能直接履行义务而不是设定担保。案外人提供的调解担保，案外人不免要进行自身的风险与成本核算，调解当事人也要进行自身成本核算。为了获得案外人的调解担保，自然不免要协调人际关系或公司间关系，许以案外人一定好处。无疑这会使问题和过程复杂化，增加额外成本。在“小”案件中调解担保，违背对诉讼行为成本与收益的正常判断。
（四）调解协议的特殊生效与超范围
在《调解规定》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第13条规定的调解协议特殊生效制度。根据统计结果，大多数当事人知道可以约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生效，比例为65．8％，显著高于当事人对于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调解担保制度的知悉程度。占比例54．2％的被调查的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约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生效的很多；另有28．2％的被调查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几乎没有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生效的，14．8％的被调查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生效的，比较少；从被调查法官的反馈看，统计结果也比较积极，反馈当事人自愿约定很多的占38％，经法官提示一般都同意这样约定的占353％，反馈自愿约定比较少、几乎没有的分别占11．8％，13．4％。相比较而言，调解协议特殊生效制度比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调解担保制度更为实用。在能够即时清结的案件中，这种简便易行的约定符合当事人和法官两方面的需求。对于当事人而言，权利已经实现，对于法官而言，免去作调解书的工作。
根据《调解规定》第9条，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设置超范围调解协议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促进纠纷的一揽子解决，最终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就该制度，被调查者为律师和法官。仅85％的律师反馈，调解协议内容超过诉讼请求；各43．7％的律师反馈，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调解协议内容超过诉讼请求的情形。仅3．5％的律师反馈，每次都会出现调解协议内容超过诉讼请求的情形；受调查法官对该制度的反馈令人惊讶，居然有48．7％和7．5％的法官要说服当事人修改超出诉讼请求的调解协议内容，甚至坚决不准许当事人调解协议的内容超过诉讼请求。当事人之间为多起纠纷所纠缠的情形要远远少于仅为单一纠纷而诉诸法院的情形。这决定了超范围调解协议制度不可能成为案案兼用的制度。
二、调解程序利用状况实证分析
（一）“面对面”还是“背对背”
就调解方式问题，在本次调查的当事人被调查者中不希望背对背调解的占47．3％，占比例最高；根据情况灵活调解的调解方式的反对率是最低的；对面对面调解方式的反对率介于二者之间。律师被调查者的态度与被调查当事人的态度基本一致，只是具体比值略有差别。法官被调查者最亲睐的调解方式是根据情况灵活调解，其比例高达73．3％，面对面调解占17．1％，背对背调解仅占9．1％。
一般认为，“背对背”就是单方接触当事人。单方接触当事人就是破坏法官应有的程序中立性，就是背离程序正义。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背对背”的调解是被嗤之以鼻的。为了促进调解，《调解规定》肯定了“背对背”调解的地位和价值。本次调查结果不仅显示，当事人和律师对“背对背”调解的反对率是最高的，同时也显示，法官采用“背对背”调解的比率也是最低的。也应该注意的是，当事人、律师也不是一边倒地支持面对面调解，法官也不是一边倒地采取“背对背”调解。
辩证地讲，究竟支持哪种调解方式、采取哪种调解方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非面对面调解一定优于“背对背”调解，或者“背对背”调解就一定比面对面调解更有效。在我们与北京法官的座谈中，印证了这一点。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不愿意当着对方的面表示让步，面对面调解可能难以消减调解过程的对抗性。“背对背”调解在这些情况下就能产生促和效果。“背对背”调解可能带来的程序不正义，也引起法官的注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的意见是法官不能独自对一方当事人开展调解，至少应该带一名书记员或者法官助理，这一方面排除合理怀疑，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法官的自我保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的意见是只采取庭上“背对背”，不摘庭外“背对背”。从调查结果和北京法院的实践经验看，灵活采取调解方式是应然的选择。
（二）相关参与者
对于法官邀请来协助调解的相关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当事人被调查者中持配合态度的占相对优势，比例高达59．296；律师的持配合态度的占41．5％，持看当事人立场的态度的占45．8％，反对协助调解者介入的为少数，仅占12．7％。法官被调查者曾经邀请过协助调解者的占54．5％，一直没有邀请过，也不打算邀请的法官被调查者合计比例低于38．5％。
可以说当事人是支持纠纷相关者协助调解的。律师以当事人的立场为立场，自然也是支持者阵营的组成部分。法官对纠纷相关者介入调解的立场大体是四六分，已经实践的占多数，持观望、迟疑、抵触态度的占少数。表面上看，调查结果是对《调解规定》这一新程序设置的积极肯定。进一步考虑，问题不小：纠纷相关者不具有法官资格，他们可以协助调解或者被委托调解，那么调解的性质还是一种司法吗？调解权还是司法权吗？当事人和律师对纠纷相关者介入调解的支持，可以理解为对调解非职业化的认同吗？如果调解的非职业化特征得到认同，调解一定得由审理本案法官进行吗？
（三）程序告知与主持者
就法院在调解前履行程序告之义务的情况，根据当事人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表明法院每次都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占40．8％，表明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占45．7％，表明法院“从来不告知”或者“大多数情况下不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都很低，分别为占4．9％和6．5％。
就调解主持者事项，根据当事人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没有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的当事人的比例为54．9％，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但认为这种情形“不多”或者“极少”的分别占15．2％和28．8％。根据律师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在律师参加的诉讼调解中反馈无书记员参加调解的比例为43％。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但认为这种情形“不多”或者“极少”，的比例远远高于当事人，分别占23．9％和33．1％。就书记员主持调解的问题的调查，当事人反馈的偶然性很强，律师的反馈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这是涉及程序合法性与规范性的两个调查事项。上述调查结果显示《调解规定》实施后调解规范化程度有相当大的提升，非规范化倾向有所弱化。另一方面，书记员主持调解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书记员调解是违法调解，为何屡禁不止呢？在一定程度上，这与法院内部审判力量紧张及对调解难度的估量有关。
三、诉讼调解的法理思辨：一个方向与三种趋势
调查结果显示，从当事人、律师到法官对调解的赞成率越来越高，比例依次是77．7％、83．8％、93．6％。从律师、当事人到法官对调解的反对率越来越低，比例依次是7．7％、6．5％、2．7％。当事人与律师在赞成率与反对率上似乎出现不相吻合之处，原因在于，当事人对调解持漠然态度的要比律师多7．3％。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调解规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当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调解结案的1334792件，调解结案率31％，许多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率达70％以上。[5]本次实证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结期限缩短的比例为52．4％，民事案件的上诉率减少的比例为49．7％，民事案件的申诉率和上访率减少的比例为53．5％。可以说，《调解规定》的实施，无论对调解适用率还是调解效能，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调解效能的体现与各界别对调解的积极态度形成对应关系。正如《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所指明的，加强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就是未来几年进行诉讼调解改革的基本方向。
通过对这次诉讼调解实证调查结果的分析，笔者认为有三个趋势值得注意并认真思考。
（一）调解人多样化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6条，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这是对调解人身份的基本限定。《民事诉讼法》87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调解规定》允许与当事人有密切关系者和能促进调解者参与调解，授权法院委托调解。在调解人问题上，《调解规定》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扩展性解释。从调查结果的分析看，对于调解人的多样化，民意方面并没有过激的抵触。就北京市法院诉讼调解的实施状况看，调解人多样化已成趋势。受案量连年剧增的海淀法院、朝阳法院进行的系列改革可以作为这种趋势的代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四庭试行了法官助理庭前引导调解的改革。[6]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进行了被称为“三把钥匙”的系列改革。这“三把钥匙”就是法官助理的庭前调解、特邀调解员参与民事调解、双方律师庭外和解。[7]有的法院在调解人多样化思路指引下，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大，其中，书记员主持调解就是一例。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出台《调解主持人规则》，由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一定审判经验的书记员担任调解主持人主持调解。[8]京铁路运输法院探索由书记员主持调解，法官确认调解协议的调解模式。[9]之所以讲调解人多样化，而非“多元化”，因为“元”具有根本、最重要的内涵，多元意味着几个要素都很重要，难分伯仲。合法是调解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意旨，调解人是一元的，那就是审判员或者合议庭，其他相关者参与调解的目的是协助调解人的调解工作。调解改革要探索的是由谁来协助？采取怎样的协助方式更有效？在这个前提下，调解人的组合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月前改革中出现的法官助理引导调解、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试行制度经过适当的规范（如对特邀调解员的培训、授予资格、支付适当的报酬）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或者调解法制定时上升为法律规范。依据来自两方面，一是受案量增长幅度与法官员额增长幅度不对称；二是这两种试行制度经过实践证明的调解效果。对于书记员主持调解，笔者并不赞同。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书记员实际上只是速录员，书记员单独序列会不断强化书记员的单一职责；书记员主持调解背离了当事人到法院进行诉讼的权力期待。所以，可以允许书记员转换序列进入法官助理行列，但是不应允许书记员主持调解。
（二）调解过程规范化
为了提高调解效能，各地法院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调解有自由、灵活的特点，这也是调解解决纠纷的优势所在。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实践为例，该院在调解实践中总结了22种行之有效的民事诉讼调解技巧，其中有“背靠背法”、“隔离法”、“侧重调解原告法”。[10]很明显，这三种调解方式只有在积极、主动、甩开形式上的中立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运用。宁德中院22种调解技巧中，有“以情感人法”、“亲情融化法”、“巧用说情人法”、“舆论影响法”、“人外力法”、“互换心理位置法”、“亲友外力法”、“理解信任法”。[11]这八种调解方式的运用中，情感、舆论、外力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部分或者全部地调解替代了法律作为裁判依据的地位。通过种种灵活机动的方式，调解在诉讼实践中体现了它的生命力。《调解规定》的出台，基本目的有两个，一是激励调解，二是规范调解。从目前各地法院逐渐上升的调解结案率看，激励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施行更进一步激发了预感败诉的当事人配合调解的动机。本文对向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客观评价了用以激励调解的各类制度与程序设置的实际效果。本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也显示了目前调解过程中的非程序化现象。对当事人调解知情权的保障就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庭外调解与“背对背”调解方式结合也可能会产生影响司法公信力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有反映。当时史料有这样的记载：“……由于发生了这些现象，老百姓误会我们司法人员不解决问题，吃了贿赂，不然，为什么这个门儿进，那个门儿出（指县一科到司法处），伙同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仅早晚时间不同，条件马上就变了呢？“你们不打不骂是好，就是把事情给窝住了。”[12]自由的、非规范性的因素不断积累，就会产生规范的必要。诉讼调解不应陷入“自由则乱，规制则死”的怪圈。诉讼调解的规范应综合考虑各地经济、文化情况以及受案情况、当事人构成情况、案件类型等因素，明确诉讼全程调解中各环节的主体与职责，理顺调解程序与审前程序、庭审程序、执行程序的关系。
（三）调解权力明晰化
在轰轰烈烈的调解改革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处在模糊状态，那就是调解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力？有学者认为，调解是法院职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法院的基本义务，与诉讼指挥权、调查询问权、释明权一样，无须与审判权进行分割。[13]笔者认为，将调解权与审判权混同在一起，存在法理冲突，不利于进一步提高调解效能。
比较调解权与审判权，可以发现二者明显的差异与冲突。第一，调解人来源的开放性与审判权的专属性。提高调解效能要求调解人不局限于法官或合议庭，这显然与审判权的专属性会构成冲突。第二，调解权行使的主动性与审判权的中立性。调解权的行使方式是主动、积极的，必然会与审判权的被动性、中立性构成冲突，损害程序正义，给当事人缺乏程序保障的感受；第三，对调解效益的首要期待与审判权价值取向的公平优先性也构成冲突。目前从和谐的社会秩序出发激励调解，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既快又多地解决民事争议。审判权行使时，如果产生公平与效益之争，是优先考虑公平的。这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提高调解效能过程中的法理冲突，妥当处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进一步推动调解向高水平发展，有必要明确调解权并非审判权，而是审判辅助权。审判权是建构在对抗式审判程序基础上审理和裁判的权力。为了实现审判权，现实地存在着辅助审判权实现的审判辅助权。审判辅助权是辅助审判权行使的权力，包括类审判辅助权和纯审判辅助权。类审判辅助权的典型就是调解权，调解可以解决民事纠纷，调解也产生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文书，调解书。除不能上诉外，调解书的效力等同于判决书。纯审判辅助权，包括调查取证权、司法行政管理权、这类权力不具有纠纷解决功能，纯粹为审判权的行使提供辅助。确立调解权是审判辅助权，可以化解调解人来源开放性、调解权行使主动性、调解效益优先性与审判权构成的一系列矛盾，进一步推动调解改革，提高调解效能。
【注释】
[1]本次调查主要来用调查问券、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调查对象步及到法官、律师、当事人三类主体。前后共发放问卷560份，收回有效问卷513份。当事人问卷184份，律师问卷142份，法官问卷187份。两次调查在下列地区进行：北京市、浙江省、童庆市、四川省、贵州省、海南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江苏省、辽宁省、陕西省、西藏藏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2]杨杨：“试论民事立案调解制度的构建”，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法院立案审判理论与实务研讨会论文集（2006）》，第1页。
[3]陈少华：“立案调解的实践与认识”，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法院立案审判理论与实务研讨会论文集（2006），第43页。
[4]海淀法院：“高度重视诉讼调解工作积极探索诉讼调解新机制”，载《北京市法院民事、商事审判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材料（三）》，2005年10月，第19页。
[5]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5年3月9日在第十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http：//www．court．gov．en。
[6]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四庭：“提高效率注重效果积极探索法官助理开展调解的运作机制”，载《北京市法院民事、商事审判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材料（四）》，2005年10月，第28—29页。
[7]租婕：“北京朝阳法院打出三把钥匙为当事人解心结”，载《北京青年报》2005年7月24日a7版。
[8]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强化调解构筑和谐”，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法院民事、商事审判调解工作经脸交流会会议材料（二）》，2005年10月，第12页。
[9]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努力探索调解工作新举措为创造公正高效的司法环境和德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作用”，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法院民事、商事审判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材料（四）》，2005年10月，第14页。
[10]何鸣主编：《民事诉讼调解技巧与实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63页。
[11]同上注，第6、22、24、35、39、43、47、55、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