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行政法，21世纪发展，发展趋势分析
人类社会刚刚跨入21世纪。世纪之初，在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我国行政法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前景进行分析预测，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提出因应对策，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意义。因此，本文采用综合研究与重点分析相结合、系统性与框架性相结合的方式，从环境因素、一般论、主体论、行为论、救济论和部门论等六个方面对中国行政法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试作分析探讨，旨在为人们前瞻性地思考和解决与此有关问题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为着文字表述上的便宜，本文未采用中国行政法（学）的提法，行文中所称中国行政法，如果未作说明或另作表述，则既包括中国行政法制又包括中国行政法学这样多重含义。
一、21世纪中国行政法的环境因素之发展及其影响
行政法生存发展于社会环境之中，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要探讨中国行政法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首先需要认识其环境因素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要素的发展变化趋势及其影响。这里所谓环境因素，从空间范围来看，不仅包括国内因素，也包括国外因素或者说全球因素这样更大系统的因素。
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和调整，这是将长期延续下去的发展变化进程，对法制建设包括行政法制建设将带来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已经出现并继续演进且将长期存在和发生影响的重大发展变化包括：新技术革命的广泛深入发展特别是信息网络化和虚拟世界的形成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模式多样化，建立资源环境保护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不断努力，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和逐步得到改善并逐步发展与接受新的人权理念[1]，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权利（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之平衡协调机制的相应发展，国际冲突频发及其经济因素成分加重趋势和有关协调机制的探索（如确立wto的原则和规则等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全球努力），全球范围民主化潮流的出现和深入发展，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调整和转变，建立突发灾难（自然灾害、全球重大经济危机、核战争等）防御机制的不断努力，建立传统和新类型重大社会问题（贫困、粮食、、癌症、爱滋病、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人口老龄化、教育终身化、现代科技对传统伦理的挑战、婚姻家庭观念的新旧冲突和多样化宽容化等）解决机制的各国各界共同努力，政治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变形及其矛盾冲突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利益矛盾冲突的进程，文化的交流、作用、冲突和协调的范围和力度加强，传统文艺形式的扬弃与新型教化和娱乐形式的出现并存发展等等。这些发展变化对于法制建设包括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
例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从古到今大致经历了以劳力投入为主的经济时代，以资本投入为主的经济时代，以技术投入为主的经济时代，现在正走入以知识、技术和信息综合投入为主的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时代，目前技术创新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0—80％，技术创新已被公认为20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2]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的进程，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越来越多，并出现了许多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带；这些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和区域往往是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增长点、增长带和增长区），且其相互联系和影响非同以往（例如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经营），因此知识产权的形成、归属、收益、转让和保护等方面问题和矛盾相对而言也比较集中和突出。这就特别要求依法加强专门保护，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机制（当然还需要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机制相互配合发挥作用）。
再如，在讨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近年来许多国外学者提出中国已进入第二代改革。他们认为：第一代改革是从20多年前开始的，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鼓励竞争，依靠政策调动人们争取先富起来的积极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二代改革难度更大，其主要内容是健全法制，依法保护产权并强调正当竞争，为此需要重新思考政府和国家在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3]现代市场经济史已充分说明，经济发展完全由政府包办或政府严重缺失都会导致失败，必须重新思考和调整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正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所指出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投入，它还与基本的制度环境（即决定如何使用那些投入的规则和习惯）有关；而有效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制定、确认并维护这些规则和习惯；故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则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4]而所谓有效政府，现在较新的认识和正在进行的实践就是要使政府行为方式进一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5]；同时，应在自由市场的“小政府”与激进主义（集权主义）的“大政府”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妥协，也就是建立规模适中的政府即“中政府”，而这些都需要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现代行政法制加以规范和保障。[6]可见，在转型发展中的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调整和转变，这一因素对于健全现代市场经济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增强政府依法行政和宏观调控的能力，最终实现行政法治目标，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济和法制是对行政法的发展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两个特别重要的环境因素（这里所说的法制是指包括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整个法制系统，它也构成行政法的周围环境，而行政法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中国的经济与法制在21世纪的发展，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10年前后（可简称21世纪前期）。这是新世纪中国经济与法制发展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2010年远景目标将得到实现；同时立法工作将取得全面突破性成就，较完整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然，如果受到一些现在尚难预料到的重大因素影响，这个阶段也有可能延续至2020年前后，即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之际。
第二阶段：2011（或2021）—2050年前后（可简称21世纪中期）。到新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2049年）的时候，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从人均水平来衡量也许还不能算是第一流经济强国）；同时，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在内的法律的实施将大大改善，公务员队伍及整个干部队伍的法律素质显著提高，在法文化革新的基础上开始推出一些重大的
法制变革举措（如违宪司法审查制度的探索），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行收到一系列重大实效。[7]
第三阶段：21世纪后半（可简称21世纪后期）。在这一阶段，注重加大质量效益型发展力度并获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高科技支持下的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人均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形成在高水平上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完成一系列重大的法制变革，在深入进行法文化革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善和富有成效的法制监督体系，大致形成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新型法文化，初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基本建成现代法治国家。
二、21世纪中国行政法的一般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有学者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与社会结构变化、法治模式转换、思维方式从理性到实证、法哲学从机械到现实、议会从神圣到世俗等过程同步，行政法文化在20世纪发生了并将在21世纪继续发生深刻变革，即从理念原则到制度规范进行全面持久的改革和发展，包括行政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制监督的一系列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以适应其环境因素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要素的发展变化所提出的客观要求。这是多元民主、行为科学、公共选择、专家行政、政治分层、利益集团等理论的某种自然延伸。[8]
还有学者对世纪之交的行政法发展走向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指出，受20世纪后期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等世界潮流的影响，各国行政法发生了并将在21世纪继续深入发生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曰行政疆域的变迁，即从全能政府（所谓行政国家）变为有限政府；二曰行政权行使主体变迁，即从责任政府发展到参与民主；三曰行政法原则的变迁，即从形式法治演进到实质法治；四曰行政目标和手段的变迁，即从管理、指挥、强制发展到服务、指导、合作；五曰行政控权机制的变迁，即从偏重司法审查变为司法审查与行政程序并重。[9]
笔者认为，从世界主要的法治国家的情况看，21世纪行政法发展的总趋势是：因政府将承担更多的职能，故依法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职权、职责特别是行政指导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因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深刻持续的影响，而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主动参与行政过程的选择机会；同时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特别是多渠道监督和程序约束）增强对行政的监督效果和追究责任效果以及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效果和信赖保护效果，逐步建立起民主法治政府，具体表现为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包括相应的行政法治理念和制度），即体现出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的现代行政法治系统，从而实现广义的行政法文化革新。
关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新中国5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行政法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二是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精神和核心。[10]
还有学者撰文指出：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并展望21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设，法治理念的确立，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化，简言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现代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呈现出发展趋势：一曰行政法制观念进一步更新；二曰行政价值取向更加合理；三曰行政法权利（力）结构趋向平衡；四曰行政管理方式趋向多样化；五曰对行政程序价值日趋重视；六曰行政法机制日趋完善；七曰权利救济方式趋于多样与实效性；八曰行政法制方法更加丰富。只有把握好上述发展趋势，才能更加自觉地推动我国行政法在21世纪健康发展。[11]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法而言，行政法文化革新的主要内涵就是上述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实现，这三种精神追求的具体表现，也就是21世纪中国行政法发展中的如下三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进程：
1.行政法的科学化进程。例如，在行政法制实践中更加注重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和行政管理理念与方法创新，特别是电子政务的全面推行和电子政府的稳步建立，更加注重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规范与效果、成本与效益的协调和平衡，行政法制模式更符合我国实际。
2.行政法的民主化进程。例如，行政主体和行政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发展，行政相对人更广泛和主动地参与行政过程，在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更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其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将受到更多关注，更加注重依法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公开、非强制性行政方式的采用等各项行政民主制度的逐步扩大与有效实施。
3.行政法的法治化进程。例如，行政机关的行为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具有更强的预期性，具有“双刃剑”特性的行政权力将更严格地纳入行政法的原则和规则的约束下运作，人权保障更加受到关注和依法推进，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更加充分，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也将更有效地受到行政法原则和规则的约束。
因此，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界应当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知识经济和新技术革命（网络化）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变化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参与行政、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权力社会化等行政民主化进程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管理虚拟世界（网络社会）与建设电子政府等公共行政理念和方法技术创新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中国行政法才有美好的前景。
在21世纪前期，我国如下重要行政法律和相关法律将陆续制定或修订出台：行政编制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信息）公开法，政府采购法，行政计划法，行政合同法，行政指导法，统一行政程序法，监督法，人大监督委员会法，等等。
在21世纪中期或后期，由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立法技术发展的推动，以及出于对统一法典的功用与价值追求及其他主客观条件渐趋成熟，不仅世界上将会有个别国家尝试制定实体性或实体为主或兼顾实体与程序的统一行政法典，而且我国也将会有个别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尝试制定统一法典式地方行政法规或规章总编，也不排除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尝试制定我国统一行政法典的可能。
一国多法域（内地、港、澳、台）所带来的行政法制运作中的矛盾冲突及其协调的问题，从21世纪前期开始将日渐显露出来，及早研究和妥善解决好这方面问题，与解决好一国多法域带来的课题相配合，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研究在21世纪前、中期将继续受到关注，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形成更多的共识。但总的来看，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各种学说观点（例如平衡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等等）将长期并存发展，共同推动行政法的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交流对话口径不一是许多人文社
会科学门类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常见病”，应予重视解决。中国行政法长期存在的用语不够规范统一（如“规范性文件”、“非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等等）和使用者对某些重要概念（如“双方行政行为”、“行政司法行为”等等）缺乏共识甚至缺乏认同的问题在21世纪前期会形成更多共识，到21世纪中期将基本得到解决，这将大大有利于行政法领域的法律规范适用和学术交流对话。
从法律部门和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看，除本文后面将要提出来进行分别讨论的以外，21世纪中国行政法将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行政法制实践中的方法手段日趋多样化的同时，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在21世纪将有越来越多的重要改进，此系中国行政法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定量分析、案例分析、比较研究、交叉研究、边缘研究、社会调查、试点方法、网络技术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将受到更多关注和配合采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程度将显著提高。例如，行政法政治分析、行政法经济分析、行政法社会学、行政法文化学、行政法心理学等边缘交叉研究将有较大发展。
同时，与判例在行政法实务中的作用逐渐加大相适应，典型案例将更多地进入教科书基本内容中去，案例研讨成为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之一，而不仅仅是一种点缀和“佐餐”。同时，在行政法教学领域中，更加实用化的诊所法律教育（或称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方式也将结合国情地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总体而言，从基本理念、指导原则、基本内容、方法技术、教学研究方式等各方面来分析，我国行政法学在21世纪将进一步从机械法学向能动法学、从静态法学向动态法学、从单一工具法学向综合功能法学演进，这一变迁过程将对整个法制建设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重大和深刻的影响。
三、21世纪中国行政法的主体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在行政法的一般论、行为论和救济论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主体论在行政法学体系框架中的分量和地位并不会“日趋缩减和边缘化次要化”，行政法的主体问题研究在21世纪将受到更多重视，主体理论将重新获得较快较大的发展。其中，行政组织法和人员法在21世纪前期和中期将有很大发展，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划分等方面将获得较大的进步，并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限争议（冲突）解决机制，以及对行政组织和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特别是行政编制法将受到高度重视并获得长足发展，其权威性将在逐渐严格的编制执法过程和公务员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得到增强，以利于克服行政机关职能混乱、职责不清的现实弊端。行政法的主体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完善，与行政法的行为法律制度和监督救济法律制度的发展相协调，这是增强我国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重要努力之一。
20世纪后期出现的行政主体多元化现象，在21世纪将会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机关的类型将进一步增多，在越来越多的高技术、高成本和复杂巨系统的新公共管理领域（如科技发展新领域管理、灾害危机管理、虚拟世界监管等等）会增设或强化行政管理机关；[12]二是被授权组织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授权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如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依法独立行使某一方面的行政管理权；三是被委托组织的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为了行政的效率化、便宜化和民主化，会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将某些单项行政事务委托给其他组织承担。[13]行政主体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行政权力的社会化，即行政权力由过去单一地为行政机关专有行使，逐步扩展为有更多的社会组织选择性参与行使；其根本原因在于二战后以及20世纪后期一再持续出现的世界民主化潮流引起的行政民主化进程对行政权力的分配与行使所带来的持续深刻影响，它使得人们对于行政法治的价值和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更大更多的认同程度、选择余地和参与机会。[14]随着行政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行政权力社会化这一趋势在21世纪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地方制度为：一般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特别行政区；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陆续出现许多在政策条件乃至立法权限等方面有别于传统体制的各类特殊区域，尤其是城市的变化发展更为显著和深刻，如经济特区、出口保税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较大的市”、市地合并后的市等等；而且我国地方制度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加多样和深刻的发展[15].伴随地方制度的多样化和地方自治成分的增加，关于分类型、分层次的有限地方自治制度的探讨和实践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并有较大发展，因此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立法问题也将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故将促进地方行政组织法的有关部分从21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令人嘱目的发展。[16]
关于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行政主体（如公法人、公务法人等被授权组织）的研究将有较大发展，那种混合组成、“官民”结合、地位独立的行政委员会一类的机构（类似美国的独立管制委员会）在21世纪将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未来行政组织体系中占不可忽视的地位，与此相关的立法和行政立法以及理论研究也将有新的发展。
在21世纪前、中期，公务员制度在规范化运作方面将有较大进步，公务员队伍的总体法律素质在健全的行政组织法推动下将有更显著的提高，基本形成科学化高效化法治化的我国公务员制度。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权利，特别是监督行政、行政参与、权力救济等问题，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和解决，关于行政相对人的理论研究和立法保护在21世纪将会有较大发展，这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四、21世纪中国行政法的行为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首先是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依法行政的制约因素、与依法行政的关系、依法行政与行政救济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将进一步受到重视，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在21世纪前期能够获得更快更大的发展。[17]
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乃是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和走向合理的福利国家（所谓合理的界限是福利政策不至于压抑发展的活力），所以给付行政、保育行政和服务行政等方面的行为在21世纪将大量增加，相应的行政作用立法也将有更大发展。
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纠错机制，切实规范抽象行政行为，特别是重新定位和严格约束行政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这对于21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过坚持采取完善立法、强化监督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在行政处罚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行政收费法、公益捐助法等等），过去长期和普遍存在、人民群众反映极为强烈的“三乱”（即乱处罚、乱收费、乱摊派）这一严重社会问题，可望在21世纪前期基本纳入法治轨道，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根据加入wto的承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将通过一系列行为法律制度创新，为更好地与wto接轨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更适用配套的行政法律制度。
现代行政法在强调依法行政的同时也注重行政的民主性、效率性、灵活性和积极能动性，所以行政机关的非正式行为、非权力行为、非
强制行为等等（如指导性行政计划、行政契约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信息行为）在21世纪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和稳健发展，并基本走上法治轨道，表现为比较适度、规范和可救济。
行政专门裁决、行政复议等行政司法行为在21世纪将呈多样化发展，并通过专门立法加以规范化，其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调整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出来。
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相辅相成，具有规制行政主体行为的积极作用。在行政民主化和行政法治化的双重进程的强有力推动下，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在21世纪前、中期将有较大发展，其中与行政公开制度有关部分的发展将尤为迅速和突出，例如重要行政立法草案公布出来听取民众意见的草案公告制度将更加规范化便民化（公众评论期间必须尽可能延长），行政立法审议会制度将会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行政执行过程中的听证程序制度的完善化。[18]而且，涵盖面广、包容性强、适应性好的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典可望在21世纪前期制定出来，单行法中的行政程序立法也会不断加强和完善以与之配套；但行政程序制度的有效运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更长时期的行政程序法的执法实践来整合。
如何完善行政程序制度，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21世纪我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21世纪将会受到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制实务界进一步的关注，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久前有学者提出，在进行现代行政程序制度设计时，应将情报公开、告知、听闻、职能分离、不单方接触、回避、记录和决定、说明理由、时效、救济等十项行政程序制度列为优先考虑的范围，此意见值得重视。[19]
还应指出，由于行政程序制度一方面具有规制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难免存在一定的刻板性、高成本性等缺点，且在发展成熟并超过一定限度后会进一步凸显出这方面的缺点，所以辩证地长远地看，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目标应定位于适度发展，而不是程序设置得越多越好；因为一般说来行政程序虽与行政的规范和公正有关，但也存在成本和效率方面的问题，对此应有辩证认识和理性的行政程序立法政策取向。
五、21世纪中国行政法的救济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行政法的监督与救济环节中许多曾长期争论的内容，以及新的监督与救济制度，在21世纪将陆续形成共识和得到确立。例如，关于怨情申诉的法律制度将建立健全，新闻舆论对行政的监督将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和规范，将有更多的行政机关的外部行为（包括行政契约行为、行政指导行为、非正式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等等）纳入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范围，涉及和影响到公民权益的行政内部行为也将逐步纳入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范围，新的复议、诉讼类型将得以确立（如公益性行政诉讼、集团行政诉讼等等）。[20]简言之，监督行政法律制度中的司法化因素将逐步增大（但也不是无限度地增大），直至达到对行政的必要监督力度后与其他监督行政方式的处于动态平衡和协调状态。同时，公开的典型行政判例在司法审查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将进一步加大。
应当指出，我国行政法的监督与救济环节中，人大监督的牵头作用在21世纪将会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特别是人大对政府的“人事监督”和“钱包监督”这两大权力将会更强有力地行使（例如审计监督也有可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或指导）。而且，我国的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可望在21世纪的前、中期正式建立起来。
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的理由在于：监督专员制度（ombudsman）是当今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监督体制中一个重要和有实际效果的组成部分，其运作经验值得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我国借鉴；在探索新监督体制的过程中，作为完善现行监督体制的特别措施之一，应以大胆改革、积极探索的精神，尽快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拓展监督方式和救济渠道。在具体操作上，可先搞若干试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选择地向部分行政区域和特殊地区派出监督专员（不是按行政区划逐一派出，而是跨区域派出），由其对相应区域的行政权力（也可包括其他的国家权力）行使过程实行一种比较及时、直接和有超越性、权威性的特别监督制约。因人大监督专员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的独立性强、级别高的特别监督机关，拥有强有力的调查公布权以及关于人事处分、权利救济等多方面的建议权及临时处置权，故设立人大监督专员有助于避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和“说情风”对监督工作的干扰，能较好地满足某些特殊条件下加强执法监督的客观需要。这种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的建立，是对常规监督体制的一种必要补充，应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并逐步扩大适用范围。
在各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获得发展的同时，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也将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受案范围将大大扩展和证据制度将更加完善。[21]不久前有学者提出，预测我国行政诉讼法学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其研究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如何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二是对行政管理活动中一些新的现象予以诉讼解决的研究；三是对诉讼法学本身的研究；四是对行政救济的研究。[22]此意见对思考21世纪我国行政法的监督与救济制度建设的有关问题不无参考意义。
同时，“行政三偿”制度（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追偿）也将在21世纪前、中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将更加便利、充分和可靠，同时对有严重过错的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追究也将更有力、更规范。
六、21世纪中国行政法的部门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部门行政法也称分论行政法，或称行政法分论，一般认为其包括维护政治秩序、实施经济政策、保障生活条件等三大类部门。尽管以往行政法学界（包括一些国外行政法学者）对于部门行政法没有太大的研究兴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部门行政法应当取消或预言其将会消失，但多数学者认为部门行政法有其特殊的作用，不能否定其存在价值，而且部门行政法的实际发展和在实践中的作用也与上述判断不相符合。从历史经验来看，随着现代行政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行政方式的不断变化，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今后应摆脱单一的总论研究模式，谋求研究对象的多样化，尽可能研究行政领域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运用实证方式揭示和解决各部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行政问题，如改善金融行政监管方式和手段等金融行政法领域的问题，以及公安、工商、土地、税务行政等领域的行政法制改革等等。[23]总的来说，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国家职能和政府角色的变化走向，21世纪我国的部门行政法将通过努力获得与总论行政法（常称为行政法总论）大致相应的发展，其中主要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给付性、服务性和保护性领域发展较快。具体而言，预料如下五个方面的部门行政法制和专题研究在21世纪将受到更多重视，获得较快发展：
1.关于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秩序维护（包括金融秩序监管）、资（能）源利用与保护、环境（生态）改造与保护等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行政法；
2.关于教育、科技（含知识产权和新科技领域）、文化、卫生保健、体育
运动方面的行政法；
3.关于人权、安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方面的行政法；
4.关于网络领域管理和服务（包括电子商务、电子社会事务管理和服务）以及电子政务建设和运行方面的行政法；
5.关于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涉外因素（国际间、区际间事务）方面的行政法。
21世纪中国行政法将出现的上述发展变化不会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交叉复合进程，它们与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以及其他法治领域都将有强烈深刻持久的交互影响；故须从观念上、体制上、规范上和具体制度及方法技术上进行深入思考，把握发展趋势，作出正确选择，积极推进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努力推动中国行政法的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在21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从而促进依法治国方略和行政法治原则的完整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对促进人权问题给予较多关注，发展较快。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已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此乃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表明了我国在促进人权方面的真诚意愿和新的进步，惜公众知晓度还不高。故仅仅从人权理论和实践方面来看，也“要求我国的法治必须适应时代精神与世界潮流，否则也难以立足于当今及未来的法治世界。”此引语出自郭道晖：《人权理论的困惑与质疑》，载《岳麓法学评论》第二卷。
[2]参见刘茂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30—33页。
[3]参见陈蓬：《斯蒂格利茨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光明日报》1998年8月14日，第6版。
[4]参见世界银行编写组编著：《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8月版，前言部分第3页。
[5]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在政府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程度的发展方面即政企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方面尚有较大空间，换言之，政府行为方式对市场机制的适应程度还不高。参见周冰、文广：《中国政府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程度测度》，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40页。
[6]参见［美］托尼·于特：《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载《参考消息》1998年10月12日，第3版；拙文：《中政府：我国城市政府组织法制的理性选择》，载《现代法学》1995年第2期。
[7]参见：《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5页。
[8]参见周汉华：《行政立法与当代行政法-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33页。
[9]参见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2001年年会交流论文。
[10]参见胡锦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转型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载《法学家》2001年第4期。
[11]参见罗豪才：《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2]有的学者认为，从权力来源看，现在的行政机关已包括两类，即法定行政机关和《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增加规定的“被决定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这就是受到人们较多关注和争议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它针对我国行政处罚实践中的突出矛盾，通过立法调整和扩展了行政处罚执法主体的范围，在行政法的主体理论与制度创新方面具有特殊意义。此处所谓“一个行政机关”，可称之为“国务院决定或其授权省级政府决定的执法主体”，或简称“被决定行政机关”，它在权力来源等方面与“法定行政机关”似乎有所不同。因此，从行政处罚制度的角度看，现在直接面对行政相对人的具体执法主体实际上有4类，即法定行政机关、被决定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被委托组织（其执法后果归属于委托行政机关）。
[13]尽管被委托组织是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使某一方面的行政管理权，其公务行为后果归属于委托机关，但直接面对千百万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该公务行为的管理和服务对象）的毕竟是该被委托组织。
[14]参见（美）艾伦·S.科恩（eilenS.Cohn）、苏珊·o.怀特（Susano.white）：《法制社会化对民主化的效应》，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2期。
[15]例如未来的三峡库区，也有可能成立类似美国的独立管制委员会那样在特殊地域或领域发挥作用的三峡库区发展管理局，以适应其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上的特殊需要。又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今后有可能发展成为地方自治成分较之港澳地区更大的我国“特别行政省”或“特别自治省”或“特别自治区”。
[16]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学界历来有不同见解。一般认为，现实生活中已很难找到一种完全不带有自治成分的地方制度，我国的地方制度实质上也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但在习惯上不这样提，而统称之为民主集中制。今后我国有限地方自治制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地方自治成分在现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增大。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44—245页。
[17]参见杨寅、冯慧：《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1年年会综述》，载《法学》2001年第12期。
[18]有学者将此类现象称为参与主义的行政立法、行政执行。参见关保英：《行政法模式转换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57-211页。
[19]参见姜明安：《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2期，第12—19页。
[20]这里提及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类型已在许多国家实行。例如在美国，非正式行政行为、某些行政内部行为等都根据“造成损害且引起可由司法裁决的争议”这一理由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参见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488—491页提及的案例。
[21]笔者认为，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和法制资源的增多，作为一种目标模式，今后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宜按“两要素说”加以确定，即：只要具有“损害事实”和“联系因素”，就可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这样，关于行政指导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等等的可诉性争议，就不成为问题了。
[22]参见林莉红：《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3期，18—19页。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2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3
[关键词]民办高校科学研究引导改进
[作者简介]贾东荣（1968-），男，山东齐河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山东济南25010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基于实践的新建本科院校核心竞争力培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513，项目负责人：贾东荣）
[中图分类号]G64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8-0040-03
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之一，科学研究和学术水平的高低，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评价高校公共性的重要指标。受其投入和运营体制的影响，民办高校在发展初期把精力集中在招生和教育教学上，以争取更多的生源维持生存和发展，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随着部分民办高校进入稳定发展期，科学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个别院校在科研和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绝大多数民办高校还处于科学研究的起步阶段甚至还未起步。民办本科院校一般被认为是民办高校中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和产出也较其他民办高校为多。本文拟以民办本科院校为例，分析民办高校科研工作的现状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民办高校科学研究的现状
全面地评价或衡量一所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通常从投入、产出和效益三个方面着手。但由于绝大多数民办高校的科学研究处于起步甚至还未起步阶段，无论是投入、产出或效益，都缺乏准确的可以相互比较的数据，无法像设立多年的公办高校那样进行准确的评价或衡量。因此，本文选择以产出为主，结合部分投入指标来衡量，分析民办高校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科学研究产出低
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较多，人们通常认可并用来衡量一个人或组织的科研水平的成果主要有学术性成果和应用性成果两种。学术性成果包括著作、学术论文等，应用性成果有专利技术、应用性研究报告等。就著作而言，从各民办本科院校网站搜索的结果看，各校出版的著作均不多，有的学校没有，且多数民办高校教职工出版的著作是教材，学术性较差，仅有的少数学术性较高的著作集中在民办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基本没有。西安外事学院组织出版了一批有关民办教育的著作，但由其教职工撰写的不多。就学术论文来说，民办本科院校基本上是在晋升本科后或晋升过程中的，部分院校在高职教育阶段就有。总体来看，民办本科院校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偏少。根据中国知网学术资源总库检索的结果，2008年及此前批准设立的40所民办本科院校（不含由独立学院转设的）中，2007～2010年分别有37所、31所、26所、29所院校的年度发文低于200篇，其中分别有27所、23所、16所、13所院校的年度发文低于100篇，个别院校（19校、11校、6校、4校）低于50篇。这样的产出与各校在公开资料如网站、报刊等宣称的500～1000人甚至更多的教职工形成明显的对比，数量明显偏低，也与民办本科院校上万名甚至三四万名的在校生规模相形见绌。但如果与同期升本或稍前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相比，民办高校论文产出低的特点并不特别突出，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建院校的一般特点。
至于应用性研究，虽然民办本科院校多由高职学院发展而来，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和技能人才为主，但其应用性研究成果并不突出。除自身运营需要的民办教育研究外，民办本科院校的应用性研究产出不多。以发明专利为例，姑且不论其效益如何，单就获得的专利数来说，据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索频道检索所得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5月底，40所民办本科院校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可查询到的专利仅304项，其中发明专利135项，实用新型专利71项、外观设计专利98项。这其中的1/3集中在浙江树人大学，发明专利的1/2集中在上海杉达学院，仅15所民办本科院校拥有专利，且其中9校不到10项。
（二）已有成果影响低或无影响
体现一所学校或个人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人们通常用发表刊物的级别和论文的引用情况来评价学术论文的质量和影响，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衡量发明专利的价值。总体来看，民办本科院校的科研成果影响不大。以学术论文为例，截至2009年底，40所民办本科院校发表在SCi来源期刊上的论文仅24篇，ei期刊仅69篇，合计93篇，不到这些学校发文总量的4‰；用中文核心期刊来衡量，40所民办本科院校发表在各种核心期刊的论文约3600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4%，这其中包括了个别不看论文的学术价值、单纯营利的核心期刊。
民办本科院校发表的论文主要分布在三类期刊中：一是高职、专科学校学报和行业通讯类刊物。这是民办高校的主流，约占到发文总量的一半。二是民办高校自己或其他单位举办的内部期刊。这些内部期刊的正式名称为内部连续性出版物，由省级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印刷。在无法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正式刊号的情况下，多数民办高校办有这种内部刊物。据不完全统计，40所民办本科院校在内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大约在5000篇，约占这些学校发文总量的1/5。三是营利性期刊。这类期刊的特点是审稿周期短、出版快（一个月左右就出版）、退稿率低、版面费适中、发稿篇幅短、一号多刊等特点，发表在这些营利性期刊上的论文占到民办高校发文总量的1/5～1/4。一般认为，发表在营利性期刊的论文纯粹是为了发文而发文，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内容多是临时拼凑或抄袭而来，本身学术价值就低；发表在高职、专科学校学报和内部期刊的论文，有点学术价值，但学术价值不高，达不到高级别刊物的刊发标准和要求。没有学术价值或学术价值低的论文，其影响自然就低。
下载和引用情况是反映论文影响的重要指标。下载反映了论文被人关注和阅读的情况，即有多少人阅读或浏览过这篇文章；引用是论文的观点和材料被他人直接或间接引用于论文或著作中。与下载相比，引用更能反映论文的影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本科院校约一半论文的下载频率在50次以下，约1/3高于100次。当然各个学校的情况差别很大，下载频率的高低也与题目或内容的关注度和发表时间有关。在引用方面，不考虑自引与他引的区别，40所民办本科院校在2009年底前发表的论文有引用记录的约8100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3，其中引用超过5次（含）的仅1200余篇，不到总发文量的5%，即约95%的民办本科院校发表的论文没有引用或引用率不到5次。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应该看到，部分院校的少数论文下载频率和引用频率很高，个别论文的引用频率超过了100次，下载频率超过了1000次，引用超过20次的约百篇。
（三）专业集中度低与个别专业倾斜严重并存
按照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民办本科院校科学研究涉及的学科专业相对分散，民办本科院校涉及专业多数在70个以上，有的超过90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有3所学校涉及专业超过90个，2所学校涉及专业在80～89个，17所学校涉及专业在70～79个，6所学校涉及专业在60～69个，11所学校涉及专业低于50个，平均每校每个专业发文大约在10篇。从各校涉及的专业来看，超过85%的专业发文低于15篇，只有15%的专业发文达到或超过15篇，其中超过100篇（含）的仅28个专业，另有56个专业超过50篇。这说明民办高校的多数研究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入持久的研究。这种状态很难出现有影响的论文，也阻碍了优势学科的形成。但在总体分散的情况下，民办本科院校又在个别专业的发文相对集中。总起来看，高等教育、外国语言文字、计算机技术及计算机应用三个专业分别在34校、34校、31校位列该校发文的前五位，各校合计发文大约2400篇、1800篇、1500篇，另有企业经济专业超过1000篇。其他较为集中的专业有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贸易经济、体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职业教育、金融、数学、旅游、建筑科学与工程、中国语言文字、美术书法与雕塑，工业经济、新闻与传媒、自动化技术、会计、轻工业手工业、有机化工、互联网技术、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学、投资、医学教育与边缘学科、农业经济、音乐舞蹈等。这些专业，除属于教育学门类的专业外，要么是包括公立、民办高校开设最多的专业（如经济管理类专业），要么是公共基础课，或者兼具两者特点，均是聚集学者最多的学科领域，民办高校很难在这种重围中成功突出，形成自己的优势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办高校科研成果的影响，也限制了民办高校学术水平的提高。
（四）缺乏团队建设，教职工各自为战
这是民办高校科学研究的突出现象，这一现象同时也存在于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除浙江树人大学等少数院校或者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等个别专业外，民办本科院校基本上没有形成有力的科研团队，其教职工基本上是单打独斗，为了各自的兴趣或职称评审而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处于散乱、无序状态。四个方面的表征说明了这点。一是前述的学科专业集中度偏低，绝大多数专业的发文低于30篇。二是教职工发文偏少。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39所民办本科院校（黑龙江东方学院没有检索到数据）约11000人发表过论文，其中超过30篇的仅17人，另有303人超过10篇，即发文在10篇以上（含）的教职工不到有发文记录的教职工总数的3%。9000余人即超过80%的有发文记录的教职工发文低于5篇，这其中还包括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论文（部分是作为第二、三、四作者出现的）。三是大多数论文的署名是个人，以课题组名义出现的很少。合计40所民办本科院校以课题组名义发表的论文不到100篇，广东培正学院最多，有30余篇。多数民办本科院校没有以课题组名义发表的论文。在个人署名方面，大部分署名是个人，署名为2人或以上的约40%，主要是与领导、外单位的同学、亲友联合署名的方式出现。与外单位的同学、亲友联合署名发表的论文，多以第二、第三责任人出现，大部分应是单纯的挂名，以增加个人发文的篇数和频次，真正的合作研究不多。四是获得的基金资助不多，据不完全统计，40所民本本科院校所发论文中受到各类基金资助的约600篇，不到发文总量的2%，而且其中大多数是民办高校的教师与其他单位拥有科研基金的人联合而得以挂名该基金，真正由民办高校教职工主持的基金课题极少，部分高校甚至没有纵向的省部级基金课题。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团队建设、教职工各自为战是民办高校科研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民办高校科研改进对策
综合分析，民办本科院校科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与学校缺乏引导有密切关系。现代科学研究是一项需要综合各方面专长力量，发挥多学科知识优势，实行学科和知识交叉，以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为内容，以团结合作为基础，实现科技创新的一项团队性的工作。只有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才能产出有影响的成果，传统的以个人兴趣为主的研究仍然重要，但必须纳入到团队中才能实现大的突破。而团队的建设和形成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学校给予适当的引导。这种引导既有人员和经费的投入，有政策方面的鼓励，也有研究方向的选择和引导。针对目前的现状，民办本科院校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引导：
第一，学术队伍建设。其中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培养是个关键，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能否组建科研团队和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由于自身体制的影响，民办本科院校普遍缺乏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民办本科院校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优惠政策，通过引进和培养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尽快养成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同时鼓励和引导教职工的科研兴趣向拥有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优势学科转移，以促进科研团队的建设。
第二，政策引导。我国高校在科研考核上侧重对每个教职工的个体考核，通常用项目经费、论文数量和作为质量的某些因素作为考核量化的指标，其中对多人合作论文的认定往往只认可成果第一、第二完成人（或第一、第二作者），其他参与人员不被认可或只获得极少的赋分值。职称评定也采用同样的考核办法。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师的合作意愿，导致科研人员不愿与他人合作，不利于科研团队的形成和发展。民办高校本身属于市场办学，在各个环节都引入了市场机制，在科研考核方面不仅全盘采纳了公办高校的现有做法，而且进一步强化了面向教职工的个体考核，考核期更短，考核指标更加明确简单，指向产出和效益，忽视团队工作及个体的具体贡献，对团队合作的限制更大。民办本科院校应从科学研究的规律出发，充分照顾团队运行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激励机制，既要能刺激教职工的个人积极性，也要有利于科研团队的稳定和发展，鼓励教职工知识共享，合作攻关。
第三，加强投入。科学研究需要投入，这种投入既需要人员和时间的投入，更需要经费的投入。特别是在科研团队建设的初期，因力量孱弱而无法获得纵向和横向经费支持的情况下，需要学校的启动资金。民办本科院校应加大科研投入，通过校级课题和其他形式的资助给予有研究能力的个人和团队经费支持，鼓励团队多出成果，出有影响的成果，为争取外部科研基金奠定基础。
第四，加强优势学科建设。民办高校为了生存，多向多学科综合型发展，开设有数十个专业，同时发展壮大这些专业是不可能的。应结合自己的专业结构和特点，选择若干个较有优势的专业或交叉领域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适度倾斜，以促成其快速发展，形成优势学科。
第五，注意与区域社会经济结合。民办高校主要是为周边地域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技术和技能人才，在科研定位上也应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为主，不要单纯向往冲击国家和国际科学难题，要更多地关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小、快、急项目，从基础做起，慢慢培养力量。
[参考文献]
[1]贾东荣.民办本科院校科学研究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1（7）.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4
〔关键词〕牟宗三；坎陷；科学和民主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121-04
①这些文章主要包括：《坎陷概念起于何时》（《华南师大学报》2011.1）、《坎陷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5）、《三分方法视野下的坎陷概念》（《复旦大学学报》2012.2）、《坎陷与民主》（《中国哲学史》2012.3）、《坎陷如何开出科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2）、《内圣外王真成了“已陈刍狗”吗》（《河北学刊》2012.3）、《从坎陷论的视角看李约瑟难题》（清华学报）2012.5）、《坎陷如何开出民主》（待刊）、《关于坎陷开出民主若干评论的评论》（待刊）。
②在此前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本文只是这一系列研究的一个总的结论。具体的论证过程，详参阅上述文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ZX0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3JB2003）
〔作者简介〕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坎陷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围绕这一理论学界的争论不断，质疑者多，认同者少。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坎陷概念的含义，坎陷如何开出科学，坎陷如何开出民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撰写了一组文章。①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坎陷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一理论的意义和缺陷进行进一步的概括，以作为自己这一研究的总结。②
（一）
坎陷论是牟宗三最早提出来且能够代表其儒学思想的一种理论。由于在表述方面有一些缺陷，这一理论自20世纪中叶提出之后便争讼不止，疑惑不断，以至人们很难把握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
从字面上看，坎陷在《周易》中的基本意义为陷为险，取象为水。但牟宗三借用这一说法所要表达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重视道德，重视直觉，是一个仁的系统，一个超知性的系统，西方文化强调认知，重视逻辑，是一个智的系统，一个知性的系统。由于有这些不同，中国文化一直走道德的路线，科学和民主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西方文化走的是认知的路线，科学和民主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因为科学与民主原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当然就不能走那种从传统中寻找所谓科学和民主“种子”，然后使其发扬光大的路子，而只能走曲折的路线，将我们的传统加以改造，使其能够适应科学和民主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牟宗三在将两种不同文化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始终认为中国文化在价值层面上并不低于西方，甚至强调民主科学“卑之无甚高论”，我们历史上没有这些东西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因此，我们发展科学民主并不需要再向上讲，向上发展，而是需要向下讲，向下发展。为了表达这一思想，牟宗三看中《周易》中坎陷这一说法，特别借用其中“陷”的含义，以凸显向下讲，向下发展的意思。
坎陷概念有三个最基本的含义，即“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所谓“让开一步”是说道德要来一个自我否定，暂时退让一下，不再发展自己，而是发展自己之外的内容。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我们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偏重于道德，道德意识特别强烈。这是我们的强项和优势。但这种强项和优势的形成，不自觉之间也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学和民主。在儒学第三期的发展过程中，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当然就不能再刻意发展我们的强项和优势，而必须让这种强项和优势暂时休息一下，让开身来。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让开一步”最根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所谓“下降凝聚”是说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向下发展。在牟宗三看来，中国文化虽然科学民主没有得到好的发展，但并不低于西方，其层面甚至远在西方文化之上。牟宗三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德一定高于认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既然我们的强势在道德，而道德又高于认知，要发展科学民主，当然就必须向下走，而不能再向上走。后来，牟宗三进一步借用康德思想和大乘起信论来阐发这一思想。在他看来，一心可以开二门，一是真如之门，二是现相之门。真如之门与道德相关，讲的是智的直觉，现相之门与认知相连，讲的是逻辑推理。因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所以在“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格局中，真如之门在上，现相之门在下。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必须由真如之门向下走，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所谓“摄智归仁”是说开出科学和民主整个过程不能离开道德的指导。牟宗三特别强调，通过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整个工作必须在道德的指导下展开，必须坚守道德理想主义不放。科学和民主属于“智”的范畴，道德属于“仁”的范畴。科学和民主不能离开道德的引导，必须纳入道德的框架下进行，这就叫做“摄智归仁”。“摄智归仁”是坎陷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必须指出，尽管坎陷概念蕴含着精彩的内容，但其确义却常常被一些不必要的枝节所掩盖，影响了人们的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说明牟宗三的思想，我提出了读解坎陷论的一个新的方法，这就是多重三分方法。这种方法最初是在研究道德结构问题时提出来的。根据这种方法，从横向上分析，道德结构包括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这种情况其实在认知结构和审美结构中同样存在。将道德结构、认知结构、审美结构合并在一起，就组成了人的生命层级构成，并由生命层级构成推广为文化层级构成，从而使生命层级构成和文化层级构成都包含体欲、智识、道德三个层面。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是仁性发达，智性不发达，道德发达，智识不发达，西方文化则刚好相反，是智性发展，仁性不发达，智识发展，道德不发达（这里的“不发达”是相对而言的，准确地说是不如我们发达，或不如我们合理）。西方文化的这个特点决定他们走的道路与我们完全不同，正是这种完全不同的道路使他们近代在科学和民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超过了我们。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开出科学和民主，补上这一课，当然就不能再固守着自己的优势不变，而必须发展我们所不擅长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发展生命层级构成和文化层级构成中智识一层（这里暂时不谈道德结构问题，因为科学和民主虽与道德结构也关联，但力度较弱）。有趣的是，根据多重三分方法，道德层面高于智识层面。因此，发展智识层面，是一种退一步的发展，是从我们擅长的层面中退出身来，发展在它们之下的东西。牟宗三论坎陷特别重视“让开一步”和“下降凝聚”，其主旨说到底不过是强调由生命层级构成和文化层级构成中的道德一层退让出来发展其下的智识而已。更加要紧的是，既然智识层面在道德之下，发展智识当然就不能完全弃道德于不顾，而必须接受道德层面的指导。坎陷概念在逻辑上一定含有“摄智归仁”这一内容，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理，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经过这样的梳理，我相信借助多重三分方法，清楚把握坎陷概念的内涵已不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了。
（二）
牟宗三坎陷论的理论意义是巨大的，经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检验，这种理论意义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9世纪至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西方文化借着船竖炮利的优势大举入侵，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每个有识之士都必须认真思考这个严肃的课题。面对这个课题，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文化，在他们眼里，西方的东西都是先进的，中国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不把线装书统统扔到茅厕中去，中国是没得救的。陈序经、胡适、殷海光是这个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但也有一些人持保守主义态度，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尽管有问题，但也不是事事不如人，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万万不可将自家的东西全都抛弃，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梁漱溟是这个阵营的重镇。从一定意义上说，在这个问题上，牟宗三与梁漱溟走的是相同的路线。自20世纪中叶起，牟宗三便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有了较前人更为系统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特点完全不同，中国文化是仁的系统，西方文化是智的系统。中国文化属于“综和的尽理精神”，是“理性之运用的表现”。西方文化属于“分解的尽理精神”，是“理性之架构的表现”，我们的传统尽管难免有其不足，但也有着自己的优长，对此绝不能视而不见。
尽管牟宗三可划入保守主义阵营之中，但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不需要改进和更新，而是积极努力寻找中国文化新生之法。在他看来，中国文化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在了西方后面，关键就在科学和民主之有与无：西方有科学和民主所以强大，中国无科学和民主所以弱小。在新的情况下，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想办法开出科学和民主，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历史课题。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一历史重任，牟宗三没有像当时其他学者那样将主要精力放在寻找科学与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种子”上面，似乎只要把这些种子发掘出来，加以培养，就可以长出科学与民主了。与此相反，他强调，科学和民主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开出科学和民主，不能直通，只必须事先绕一个弯，走曲通的道路。这种曲通的道路就叫“坎陷”。要做到坎陷，首先必须“让开一步”，从自己的长项上退出身来，不再发展自己。其次必须“下降凝聚”，发展自己擅长层面之下的那些东西，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不管牟宗三对于坎陷的说明有多少缺陷和不足，仅就他没有把中国文化完全归并于西方文化的体系之下，没有把主要精神放在寻找中国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种子之上，其贡献就是不可小视的。
更为可贵的是，牟宗三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另一方面又必须保留我们自己的优长，由此提出坎陷必须“摄智归仁”的主张。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坎陷必当向下发展，但这种向下发展不是无限度的，必须有一种向上的道德力量加以提升。换句话说，坎陷必须“下降凝聚”，但这种“下降凝聚”并不能丢掉道德的指导。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科学和民主当然有其价值，没有科学和民主，现代化便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不是最高的最终的东西。较科学和民主更重要的是道德。没有道德的指导，科学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完全可以为人类添害；没有道德的指导，单纯的民主会走向“泛政治主义”，同样会出问题。儒家重德尽管有自身的不足，但也有极强的合理性，层面并不低，不能因为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就把儒家重德的这种思想传统完全弃之不顾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为只有科学和民主是有价值的，值得提倡的，道德都是虚假的，不值得提倡的，一提道德理想主义便摇头，将道德理想主义与落后愚昧联系在一块。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内圣外王老调“可以休矣”，内圣外王成了“已陈刍狗”成了最时髦的话语。牟宗三不是这样，他建构坎陷一方面希望以能够以这种方式开出民主，跟上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儒家政治传统的优势。外王是要开的，但内圣也不能丢。不丢掉内圣就是不丢掉儒家的政治传统，不丢掉道德理想主义。这是“摄智归仁”这一思想最为重要的含义。在20世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牟宗三能够有如此清醒的意识，实在说明他作为一流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清晰头脑和前瞻意识。即使牟宗三坎陷论全都错了，全都可以，仅凭他在西风日烈的背景下顽强高举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不放这一条，其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值得在近代中国哲学史中大大地书上一笔。与牟宗三的所思所想相比，那些轻议坎陷论的说法显然十分苍白而浅薄。也许我们只有从这个视角上才能真正明白牟宗三创立坎陷论的历史意义。
（三）
尽管牟宗三坎陷论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但其理论缺陷同样十分明显，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比如，未能真正说清坎陷的主体究竟是什么。牟宗三在讲坎陷的时候总是喜欢说“良知坎陷”或“良知自我坎陷”。按照这种说法，坎陷的主体就是良知，再无其他。但只要认真分析即会看到，良知属于道德的范围，但道德不都属于良知。“良知坎陷”这种说法到底是讲仅有良知还不够，还必须发展良知以外的内容呢，还是以良知作为道德的代表，强调只有道德还不行，还必须有道德之外的内容，也就是只有实践理性还不够，还必须大力发展理论理性？根据上面的分析，在牟宗三那里这两层意思都有，但与开出科学和民主相关的，最重要的还是后者。换句话说，牟宗三讲坎陷根本的意思是说，儒学传统中道德一层很强，认知一层较弱，实践理性很强，理论理性较弱。由于科学和民主是与认知和理论理性相关的，如果我们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就必须大力发展认知，发展理论理性。但牟宗三在阐释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反复讲“良知坎陷”，这很容易造成误解，使读者认为，牟宗三这里的主体是良知，而不是道德，尽管良知属于道德。
又如，未能真正说清仁的发展如何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大量材料证明，牟宗三在“外王三书”中创立坎陷论是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在20世纪中叶，牟宗三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黑格尔的思想，大受启发，于是将儒家的思想与黑格尔联系在一起，以儒家的仁比作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因为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有自我否定的力量，于是牟宗三也大讲儒家的仁可以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就是“良知坎陷”。我们知道，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概念，它在辩证的发展中可以否定自身，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使自身不断向前发展。将儒家的仁比作绝对精神，问题很多，因为人们实在没有办法明白，儒家的仁为什么就是绝对精神，这种仁是如何自我否定的，其内在的动力何在，其具体过程是如何展现的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后来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和《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不再像先前那样直接将坎陷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彻底放弃或明确否定自己早年的做法。于是读者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各种猜测，纷争不止，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再如，未能真正说清开出科学和民主为什么必须向下讲。牟宗三将坎陷这一古老词汇移为己用，一个重要用意是想说明，要发展科学和民主不能向上讲而只能向下讲。牟宗三为了说明此间的道理，做过很多努力。如强调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卑之无甚高论”，意即科学和民主都属于理论理性，远在道德理性之下。到了后期，在重新建构“一心开二门”理论的过程中，更把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强调，根据《大乘起信论》，一心是可以开出二门的，其一是与道德理性相关的真如门，其二是与理论理性相关的现相门。根据康德道德理性优于理论理性的原则，道德理性在层面上一定高于理论理性。由于我们的传统始终重视道德，不大重视认知，所以道德理性发达，理论理性薄弱。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展科学和民主，当然就必须向下走，“下降凝聚”，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牟宗三的这种做法较之早期以黑格尔讲坎陷明显有了一定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理解的困难。但这种进步还不够彻底，还留有一些问题。人们可能还会追问：借助黑格尔与借助康德说明坎陷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道德理性优于理论理性还有没有更深层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仅仅以道德理性的优位性说明坎陷，只能说明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大力发展理论理性，但这种讲法对于科学是可以的，对于民主就不完全适应了。科学和民主虽然有一致性，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讲开出科学必须向下发展理论理性，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很好理解，但对于民主就不够了。发展民主不仅要有理论理性，更要关注经济利益，注意恶的问题，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增强权利意识，发展法权观念，成为独立的政治存在，为开出民主打下坚实的基础。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5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七月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6
一、民族性跟教育性
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主要就是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教育性。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是民族教育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语言、社区、、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民族教育学的教育性就是指民族教育过程中在教育学上的特点反映。民族教育学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必须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两手准备”。在此，笔者把民族教育学具有的这种特有的特点，称之为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总之，双重性在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多个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总体上讲，我国在民族教育学的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住了双重性。尤其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上方面，双重性坚持得较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民族教育的过程中，怎么样合理把握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民族教育过程中如何坚持双重性，特别是如何有机统一起来开展民族教育学，显得十分重要。
二、民族教育学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了解和把握好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特点，就必须得从民教育学的形成说起。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着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①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着。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着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着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同时也包含了教育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性。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教育学既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教育性，伟大的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不是曾说过：“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于无形处也说明了民族性在教育的领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如何对待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及民族科学双重性
如何对待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不仅仅要体现在民族教育学课程的设计和实践上，还要在相关的政策上作出一定的倾斜。民族性和教育性在民族教育学的地位中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它们既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问题上，要持科学全面的观点。
在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上，我们要坚持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性特点为原则，同时兼顾民族教育学的民族科学性特点，比如说在民族教育过程中要把少数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体育、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政治等各方面的要素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学设计当中去，让我们的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更趋完美。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中国科学史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FeminismandtheStudyofChineseHistoryofScience:SometheoreticalpossibilitiesinHistoriographyDuringitsdifferentperiods，thestudyofhistoryofsciencehasdifferenttopics，andmadethesametopicshaddifferentinterpretationandmeaning.newtheoriesandperspectivebringthestudyofhistoryofsciencewithnewformandnewinterpretationconstantly.Veryoften，someideas，theoriesandmethodologiesthatcamefromotherfields，haveinfluencedhistoryofscience.Forexample，inrecentyears，postcolonialismandfeminismhavebecomemoreandmorepopularintheinternationalacademiccontext，andtheyhaveshowntheirvitalityinmanyfields，includinghistoryofscience.Somescholarshavenoticedalreadythesenewtheories’valueforthestudyofChinesehistoryofscience，however，relatedstudieshavenotbecomemainstreaminthisfield.Basedonthestandpointofhistoriographicalperspectiveandmethodology，thispaperwillanalyzethepossibleinfluenceandvalueofpostcolonialismandfeminisminthestudyofChinesehistoryofscience.
Keywords:postcolonialismfeminismChinesehistoryofscience.
柯林伍德说过，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这里的次级历史指的是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1]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反思科学史研究的过去，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纲领，对于促进科学史学科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一引言
20世纪之前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基本从属于科学家与哲学－历史学家两大阵营，形成了相应的两大编史传统。这两类编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职业的科学史家，他们编写出的专科史和综合史，都是实现各自领域某种目的一种手段，没有形成独特的编史纲领。在编史方法上，直到萨顿为止的这些编史学传统，往往都以编年史研究为主导，[2]在编史观念或多或少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把科学史看成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背景中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影响下的科学编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编年史方法，把科学史看成是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亚历山大柯瓦雷开创的“观念论”科学史研究传统开始在科学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编史传统强调科学的进步体现在科学理论与科学概念的进化上，可以说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史方法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某种体现。与此同时，另一种编史纲领也逐渐形成，这种社会史的编史纲领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影响，强调把科学的发展置于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p.24）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等思潮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也开始明显起来。
可见，西方科学史学史上的历次重大变化都受到了其他领域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影响，积极吸收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学史学科的不断进步。目前我国科学史研究仍然以实证传统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历史文献的考据和分析。尽管实证传统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主要编史纲领之一，但要促进科学史学科的全面发展，我们也必须及时、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近些年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开始引入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展现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对此，我们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4]这一思潮是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葛兰西、法农、福柯、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汉蒂和汤林森等。
后殖民主义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领域，主要关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潮开始影响到科学史研究，有关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与位置。虽然目前国内在文化研究等领域对后殖民主义的已形成了某种热点，但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有分量的相关的研究却依然不多见。
美国科学史家路易斯佩尔森（Lewispyenson）将“殖民地科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从1982年开始，以“文化帝国主义与精密科学”为题，论述了德国、荷兰和法国的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文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佩尔森认为，西方人总是把自然的数学法则看成是文明的显著标志，把由资本家支持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摆在世界面前，以显示其文化人的姿态；而实际上，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牛顿原理等这样一些物理法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对于建造结实耐用的桥梁来说，牛顿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论对于航海那样，都不那么必需。理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学家的工作由于显示出对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们的工作为欧洲的优越性提供了根据，他们通过抽象活动抑制了从属地区的独立情感。通过文本分析，佩尔森还揭示了法国殖民者的科学文化殖民策略：仅仅显示科学优势还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们的自由思想，他们还必须被说服，解放的程度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学带来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5]
佩尔森的工作在科学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医学史家保罗帕拉蒂诺（paolopalladino）和米切尔沃伯斯（michaelworboys）在对他的工作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科学史研究。他们批判了佩尔森关于描述性科学和精密科学的划分，认为精密科学同样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批判了佩尔森把文化殖民主义单独抽离出来考察的做法，认为科学文化殖民与经济、政治殖民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批判佩尔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学文化对于宗主国科学文化的影响，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视角，并在潜意识将科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是帝国科学向殖民地单向的流动等缺陷，强调西方科学与殖民地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6]
此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将其女性主义理论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坚持科学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这样一个基本立场，阐明了欧洲扩张与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深层背景上的趋同。哈丁认为，后殖民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是从欧洲中心文化之外确立其关注和概念框架的，这一研究将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这一定义鼓励我们重新考察它何时是有用的、何时求助于一个更有限制性的定义代价太高。“科学”将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在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下，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这种策略使得其能够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实践的特色，它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7]，p.11）在这里，“本土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一个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对这个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推论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结论。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站在与传统科学史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从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见解。例如，在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往往只关注近现代欧洲的科学，那种“地方性的知识”只在人类学之类的领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立场则在多元文化的意义上，把“科学”的概念进行泛化，将各种“地方性知识”包容进来。后者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来说，有很大的价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和“李约瑟难题”这两个问题曾一直困扰着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们，至今仍无定论。早自20世纪初，任鸿隽、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史家就已讨论过前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些前辈们所指的科学，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组织机构、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义在这个范畴，那么中国古代无疑是没有科学的。很多持“无”观点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持“有”的学者，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族自尊心的立场来考虑，要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哪来的科学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的立场，这一问题已经被消解了。因为在后殖民主义看来，与其他文化的系统知识传统一样，现代科学技术从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属于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它们也产生过系统的无知模式。（[7]，p.74）在这样一种观点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勿庸置疑。既然普适的、唯一的、标准的科学体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学也是地方性的科学体系，我们不需要拿它来作为参照对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样，“李约瑟难题”在此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都是地方性知识，所以就不需去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问题。正所谓“在当我们采取了新的、不将欧洲的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与境及其意义，‘李约瑟问题’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不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科学史家首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了。”[8]
其次，从这一扩展的科学定义出发，后殖民主义的视野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实质上是一个科学观的基本问题。原来被看作是民间信仰或巫术迷信（而在实际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的那些知识，在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针灸学、草药学、古代妇科、女医等都可得到与传统的数学、天文、物理等知识相类似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流科学史也曾研究过燃素说、炼金术等内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这些主流科学之外的内容作为与主流科学相关的背景来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却给予这些非主流的知识以独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样丰富，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这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也可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所借鉴。
三女性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派生出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它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3]，pp88-89）其中，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源于与科学相关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使得学者们开始思考科学史上女性科学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问题，还是科学出了问题？科学在本质上是否与父权制相关？
为回答这些问题，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者一方面开始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这些研究既希望通过补充女性科学家的历史来完善既有的科学史，也试图确证不是女性出了问题，而是科学出了问题。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的学者转向批判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揭示近代科学的“父权制”根源。例如，女性主义学者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Fox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科学从其历史起源开始，便具有性别建构的性质。[9]与此同时，很多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这种被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反过来又进一步说明和强化着社会性别观念本身。他们通过研究自古希腊到20世纪的生物学史和医学史，充分说明了科学对性别差异和性别本质的建构和强化关系。例如，席宾格尔（LondaSchiebinger）、图安娜（nancytuana）、欧德苏瑞（nellyoudshoorn）等就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性别意识形态互相建构、互相强化的本质。[10]可见，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Haraway）所认为的，批判性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不必将自身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11]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分析视角，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越来越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颖而极具潜力的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12]这里就这一新的编史观念之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做初步的理论分析。
第一，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给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域。
如同思想史编史传统的出现为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一样，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关注女性对科学所做的贡献，关注科学背后隐藏着的性别权力关系结构，关注科学事件对女性的影响，关注科学对女性本质的规定，关注与女性相关的“边缘”科学史等这些不能为以往科学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内容。如果把女性主义视角纳入到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去，无疑将会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传统中国科学史研究对女性关注很少，有的学者可能认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本来就对科学贡献少，历史文献记载的也少。事实上，在近期学者对中国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资料进行搜集时，收编了上溯春秋时代，下迄民国末年，甚至少数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空间上限于在中国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数在外国去世者在内的中国古代科技人物；本着凡是能找到的妇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编的原则，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确实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来看，这正说明了女性在科学史上的“集体失忆”，她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科学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历史文本所忽略和边缘化，她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历史记忆。为此，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复被以往科学史忽略的女性科学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既有科学历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压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构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14]，p.166)
以医学史为例，要研究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从女性主义编史学的视角出发，首先必须进行古代女医的发现、填补研究。然后还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规定及其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实际运作与性别制度、观念的规范之间的差距、男医与女医的个人身份认同、医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医形象”等问题，分析古代各种医学话语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观性，重新思考古代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假定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别盲点的科学史中被考虑到的内容。医学史的情况如此，其他学科史研究的情况也如此。
第二，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
尽管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样，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4]，p.4)社会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除了会发现传统科学史研究发现不了的新问题之外，还能对传统科学史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问题，从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入手，得出与前者不同的结论和评价。
笔者曾以第八届东亚国家科学史会议论文集中的两篇医学史论文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两篇论文考察的都是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但由于采用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体而言，其中一位学者通过对古代女医的医术技能、医学教育和医学地位等的分析认为：古代一些下层女医在医术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医得到的尊敬一样。这些结论限于文献表面文字的搜集和总结，没有对文献作者及其意图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中国古代记载女医的文献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简单地从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结论也鲜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学者则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医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认为得到尊重的女医只是少数有家学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认为文献材料的男性作者们对女医的医术和道德进行了诋毁，并认为诋毁的背后掩藏着上层社会意识形态与男医共有的对女医的排斥立场和意图。此外，她还注意到了不同女医之间的差异，以及医学文化的多元化等问题。[17]这种不同的立场，特别是因有无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对于医学的社会性别维度的认识的差异所导致的研究风格与结论的差异，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义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包括隐喻分析、解释学方法和深度访谈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别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其中，隐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关键方法。因为隐喻常常表达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方式，通过对科学中涉及到的性别隐喻进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学史中的性别关系结构。
第三，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引起对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反思。
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除了对传统科学史研究的
视角、方法和内容等产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支撑在其背后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超乎社会之外的知识活动，它与
性别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关联，即使科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那也只是科学之外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在科学领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学观基础上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则把科学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的历史，且这一历史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女性主义科学观则认为，所谓价值中立、性别无涉的纯粹科学只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它并不具有建构者所认定和宣称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18]
可见，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看来，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历史是其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相互结合、加强的历史，传统的科学编史学将科学看成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因而无法揭示社会、经济、政治、性别等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不仅与性别、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的形成是负载了利益与价值取向的。随着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传统的引入，这种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将会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科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内史”实证研究，而应该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情景及其与多种社会因素，尤其是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
四余论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西方20世纪以来兴起的重要思潮，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相似性。他（她）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二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和对话。[19]
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它们都为传统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问题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对传统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因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学史，对于身处第三世界，具有性别研究盲点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然而尽管如此，国内科学史界对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视或误解的态度，为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给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狭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强调以边缘人的视角对主导地位的科学建制进行批判、审视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学者不一定就是女性。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同传统科学史研究一样，是男女主体都可从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学中的妇女不一定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直接关涉女性主题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判断的标准在于社会性别视角和批判性分析维度的运用。([14]，pp.166-167)第四，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学，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与抽象性，不是要以弱势边缘的“科学”取代它，而是强调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与相互协调发展。第五，研究殖民地的帝国科学机构和科学活动，不一定就是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后者的关键在于对帝国科学文化的殖民化性质进行揭示与批判。第六，采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方法，并不表示抛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文献考证与分析等仍将是具体研究过程中重要方法。第七，不是在西方可能过时的理论就不能引入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美国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受欢迎，言下之意，我们没必要去关注和研究。首先，对某个思潮或流派的历史研究并不会因为其过时而停止；其次，在没有认真分析过这些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思潮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将其弃置一旁，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再次，我们还可以提问：在当下并不过时的思潮又是什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恐怕也远非易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我们可以照搬来应用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需要做冷静的分析，要时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科学及科学观的特殊性，充分考虑中西方在文化、民族、性别制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种种差异，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和特性，立足于本国具体情境，在避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谨防后殖民主义文化对我们形成的新的文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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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论文篇8
关键词：文艺学；地方文化；传承；创新
文艺学学科的创新与建设，是近十年来文艺学学科持续关注和探索的热点问题。2005年陶东风教授在《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一文中就提出文艺学理论的历史化和地方化问题，文艺学知识的重构，以及如何将地方化引入文学学科等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2006年10月，“文艺学的知识状况”全国学术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召开，与会专家就文艺学的知识状况、学科边界、教材建设以及未来走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2009年11月，“全国文艺学专家高峰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和《文艺研究》杂志社在北京发起，就大学文艺理论课教学等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索。可见，文艺学学科反思已经成为文艺理论界持续关注和探讨的核心问题。尽管如此，文艺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仍存在着严重的“本质主义”思维，一个原理适用于普遍的文艺现象，文艺学知识没有贯穿文学的历史性，学生在学习中没能对文学观念、文学史演变有系统了解，没能从已有的知识中总结创作方法以及规律的形成，没有找到文学知识与地方文化的契合点。[1]如何利用高校平台，发挥大同本土的地域优势，把大同地方文化与文艺学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扩大视野的同时自觉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中的文艺现象，在不断的需求中把文艺学运用到实践中，传承创新地方文化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文艺学学科自身优势与地方文化的互渗
文艺学有着独特的实践性，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与现实的文学现象联系尤为密切，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文艺学科始终关注的文学与人性、文艺学的新方法问题、雅与俗的问题、文学创作中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关怀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化产业问题等等，都是在新时期的文学实践中提出来的，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又反过来推动、指导、影响着当前的文艺理论，因此文艺学地方化的教学改革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而文艺学学科面临的问题归跟结底是由于社会的快速多元发展造成的，因此，文艺学学科发展既是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直接影响到理论对文艺和生活的干预，影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发展关系。当今社会正处于互联网大变革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传播手段由过去的纸质媒介到现在数字化、网络化等多元发展，新兴产业文化和不断提高的大众审美对传统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艺学的自身特点决定了文艺学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推陈出新，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进行新的探索，扩大学科的边界，实现理论创新。社会的变革，理论的创新，促使高校文艺学学科体系改变以往传统的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以文艺思想为指导，结合具体的文艺现象、社会问题，利用高校所处本地文化资源进行教学研究。总之文艺理论教学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关注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动态，把握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前沿，努力探索一条既能够促进文艺学学科建设，又能指导地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有效路径。本文以山西大同大学省级重点扶持学科文艺学学科为例，结合大同非遗传承保护和地方文化产业化来探讨文艺学学科的改革。大同，古称云中、平城，曾是北魏首都，辽、金陪都，是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北魏文化为代表的云冈文化研究涵盖了石窟建筑、石窟绘画艺术以及石窟周边地方文化。除此之外，北魏平城建都以来以大同为中心的整个地域文化的共同点和内涵，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交汇形成的独特地域、思维、习俗等风格也是云冈文化涵盖的重要内容。辽金文化涵盖了辽金文学以及众多寺庙文化，包括华严寺以及大同各县区寺庙的历史文化。明清军事文化涵盖重要战役、堡寨遗迹等。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大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大同戏曲民俗研究、民族文化研究以及地域文学与大同作家群研究等课题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古城保护计划的实施，大同正从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向旅游文化城市过渡，文化先行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中之重。而高校正是承担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既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学科研究与实际结合的有利条件，这就需要我们从文艺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定位、整合，使地方文化得以真正推广和传承。[2]
二、文艺学学科创新与文学创作实践
结合地方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把学科分为四个特色鲜明的方向。方向一：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主要致力于文学的基本原理、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和运用。从宏观的理论研究推进到微观的文本和具体的文艺现象研究，将学术研究及时向批评实践转化。从文化生存状态出发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状况及其独特个性，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拓宽文艺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在文学文本之外，对中国当代审美与消费文化进行跟踪研究。方向二：民俗文艺学与地方文化产业开发，主要致力于一般文艺美学理论探索和大同地方民俗、民间文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大同处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界地带，独特的地域和人口环境，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民风民俗和文化艺术资源。地方剧种“耍孩儿”被誉为戏剧的活化石，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活跃在城市和乡村的舞台；广灵剪纸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文艺学学科可以从地方文化出发，探讨“非遗”在当地的受众和消费、传播和发展，把学科理论融合在实践中，同时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出贡献。方向三：文艺美学与云冈文化审美研究，着重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探求北魏平城建都以来以大同为中心的整个地域文化的共同点和内涵，对大同众多的文化历史遗存，对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交汇形成的独特地域、思维、习俗等风格进行认知和总结，勾勒出大同鲜明的地域文化标识，为推进大同地方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服务。本方向研究的宗旨是在理念的提升和引导方面做先行者、推动者，利用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才优势，在理论上打造服务地方经济、服务旅游文化的综合文化产业链，为大同的社会和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创造价值。方向四：现当代文艺思潮与地域文学研究，主要关注并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着重对山西作家作品展开具体批评。这是对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是理论对现实发挥指导作用的必须环节。本方向的研究特色在于，在关注全国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山西、特别是大同本土作家的文艺创作。当代山西作家李锐、张平享誉全国，女作家蒋韵、葛水平更是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大同作家曹乃谦、王祥夫、聂还贵在全国文坛具有极高的知名度，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做为课堂上鲜活的文本进行研究，对于大同作家群和女性文学研究方面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文学创作实践侧重从专家讲座示范、论文考核等多个环节入手，将地方文学艺术内容有机穿插融合，寻求建立行之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文艺学教学模式，目前专业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展类似的改革实践。比如在现有的理论课基础上，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了专业选修课《大同作家作品研究》，对山西作家群进行专题研究。把作家置身于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全方位关照，突出地域特点，评论和发现作家，从作家生活、历史根源、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评价文学作品。邀请作家进行课堂评论，阐释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与作家的关系，共同体验文学既是社会的再现，又部分为社会生活所形成的规律。已经实践的活动有：2013年5月，邀请大同作家曹乃谦进行讲座研讨，师生就怎样看待作品中的雁北方言、生活中的作家等问题与作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曹乃谦先生从自身写作经历出发，把理论还原于生活本真，结合大众对于写作的困惑总结了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与作家面对面的交流也打破了小说创作的神秘壁垒，极大地鼓舞了文学爱好者创作和学习的热情。2014年邀请大同市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讲座，使同学们从雕塑、美术、历史等方面对云冈石窟艺术有了深入了解。2014年12月11日，邀请大同作家聂还贵举办讲座，作家与师生感悟文学的情感性与人文性、历史性，探讨文学的颜色，指出文艺创作研究的责任与担当，讲述人物所蕴含的历史积淀与民族命运。讲座式的研讨让学生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使他们接受新鲜的学术观点，了解大同丰富的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讲座也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学生从课堂中走出来，感悟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并把这种学习理念贯穿到其他学科的学习和今后的创作中。在此基础上教研组研究制定了文艺学学科地方化的具体实施方案：如积极开展和组织外出参观和考察的活动，提交关于地方文学和艺术鉴赏的听课感受或研究论文，并进行系统整理。此外毕业论文论题注重对各地民俗、古迹资料的考察和记录，从2013年开始引导学生从地方文化入手选择毕业论文题目，利用假期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家乡民风民俗，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访“非遗”传承人，使理论与地方文化结合起来，变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把知识范围从课堂扩展到社会。这种活动一方面能够加深和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实际鉴赏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系统的调查研究，科学的梳理“非遗”项目，并将田野采访以论文的形式收集整理，也是对地方“非遗”保护工作的极大贡献。[3]
三、文艺学学科与地方文化结合的方法及现实意义
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促使我们进行新的探索，积极利用地域优势，将地方文化与理论有机结合，寻求建立行之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文艺学学科模式。如，地域文学与大同作家研究：将大同作家放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观照，突出地域特点，评论和发现地域文学作家。总结文学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认识一般创作规律及地方作家的地域风格。对山西本土的作家、文化现象等做专题梳理与教学讲授，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作家和作品，并进行深入分析和点评，挖掘作品的内涵。大同戏曲民俗研究：包括大同历史上流传的戏曲样式，当代兴起的柴氏数来宝艺术，大同节日风俗和民间习俗等。从民族戏曲的古老形式和民俗意蕴探索认识文学艺术的起源，以及它们对当地文学艺术产生的影响。石窟艺术研究：包括从石窟建筑造型艺术、宗教绘画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组织参观石窟，探寻北魏文化源流以及佛教文化，从美学的视角关照和挖掘石窟艺术的生命张力。大同地方文化研究：包括广灵剪纸、耍孩儿、二人台、右玉道情等，认识民间艺术美的本质，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实地考察，采访记录，观看影像资料等形式感受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出具体方案。民族文化研究：如晋北民族戏剧交流、胡文化研究等专题研究。大同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胡汉文化的融合，很多当地风俗和戏剧都带有独特的地域风貌，因此地方文艺研究应在民族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文艺学学科与地方文化结合有着积极的实践探索意义，可以有效利用教学资源，促进学科团队建设，最大限度地利用教师资源，充分凝聚团队力量，促进学科良性成长。将地方化与特色化的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统一结合起来，以科研成果推动学科优化，通过地方化的教学活动，促进了科研的深化。同时，使民族文化遗产在高校得到传承发扬。目前在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高校即将面临和承担的新课题。文化的传承除了收集、整理、保护以外，更应注重的是精神的传承，而文艺学课堂教学与地方文化的结合正是在实质上解决了“保护什么”和“为什么要保护”的问题，在文艺学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增添了文学和艺术批评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产生“发现的乐趣”。这种学科体系会进一步促使人们关注并热爱本土文化，更好地继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为宣传和提升地方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美)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2](美)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李强.民族戏剧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9
科学发展观的进步不再是自然界无目的、无明确方向的演化，而是把马克思的革命斗争思想演化成了改革开放，又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演化成了心物二元论的博弈实体文化。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是一项博弈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创新的文化成果。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一个精神的文化世界。《博弈圣经》对精神作了陈述：“我们把主体的瘾魂，用气质自由合成的唯一个性，看成精神。”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文化，在每个人精神上的活动会制造一切文明，并对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有重要影响，它的各种观念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扎根于人民心中。它为生产力的博弈创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面貌。它还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潮流，迎接全球经济与科技方面的挑战。在具体问题上，它把正理作为经济行为的导向，用道德与博弈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并把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文化融入这个社会的文明之中。可以说，科学发展观这个先进文化的方向才是民族的未来。
我们应该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博弈圣经》对内涵曾这样描述：“内涵是主体里的瘾魂、气质、个性、精神被我们用情感的概念，创作出来的一切属性之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把它的精神内涵落实到具体事件中，归为一个博弈实体，然后用科学精神、用心物二元论的平行法则实践区分出实体与性质，以此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
任何矛盾和斗争的文化形式，都是一次向前，矛盾论却有可能使经济停顿。未来的经济不完全是掠夺经济，而是道德与博弈经济，也是博弈实体经济。博弈实体知识论就是区分，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因而，谁掌握了博弈知识论，谁就掌握了个人的先进生产力。这样，他会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集中起来，展开竞争，追求民族个性、民族自信、民族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民用道德与博弈的知识权衡利弊，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性区分出大小、多少、好坏，从而作出正理的选择。不能再用矛盾论这种简单的方式认识事物，而应该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的哲学，更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内涵，识别博弈实体的文化和更复杂的问题，在学习实践中培育高层的知识水平。高层应该不断拓宽科学发展观的帕累托边际效应，更快地利用更多的效应提高各级组织的凝聚力，让每一个人理解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博弈实体，让每一个人懂得和博弈实体的关系，从而更加巩固执政的地位。:
当前，要把科学发展观来自大自然的科学成分更快地形成理论，因为忠诚的民众迫不及待地需要这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在应用时变得迟缓、勉强，就会有人在犹豫中给以讥笑。一个高深的科学理论，如果让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解释就会形成理论，如果让一个原始的部落解释就会形成宗教，如果让一帮虚伪的人解释就会形成口号，如果让忠诚的人民解释，他们就会变成实干家。《货币的威力》一书中曾说：“忠诚的价值是让你兴盛的法则。”我们先不要评价民众对科学发展观的忠诚和信仰，而是先看高端专家在讲坛上能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用情感、用真诚表现出语言的节拍。《博弈圣经》上说：“诗人的情感，画家的情感都是语言节拍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尽管不是无意的，但人们也不会忘记语言节奏，最终会接近节奏的发源地。也许自然界就是一段音乐或一首诗，无声不动的东西也有声乐转化来的效果，刺激着人的情感，影响着人的动作。眼前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只要借助一种媒介就会产生节拍的效果，节拍是人接受外来信息的最基础形式。”那些自我培育而成的各路科学家，应该用深思熟虑的思想，用不同的语言节拍，表现出生动、鲜活、掷地有声的科学发展观概念，表现出成熟甜美的科学发展观文化，表现出治国主题的科学发展观教育。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0
伍国栋先生的这本《民族音乐学概论》架构清楚,论述全面,行文简洁,通俗易懂,诚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讲,“为这门学科深感兴趣的学习者们提供一套相对完备、系统并更多联系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实践的基础读本”。全书共分七章,分别为:1.民族音乐学历史发展及其定义;2.民族音乐学与相关学科;3.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观念;4.实地调查的理论及方法;5.描述与解释;6.民族音乐学著述类型;7.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及其写作,在每一章节下面对标题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如果把他们再概括一下的话,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2章)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与相关学科关系,第二部分(3-5)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及其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第三部分(6-7章)民族音乐学的著述类型与论文写作。
笔者在上大学阶段曾学过民族音乐欣赏课,后来又辅导过学生,工作之余也会经常听听民族音乐,但其实未能真正对“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进行思考,也不能说清楚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国乐以及民乐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通过阅读本书,对照一些音乐词典和相关资料,现在对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有了一定认识,对于这本《民族音乐学概论》有一些感受和想法,总结如下:
1.在学习中国音乐史时,曾经看到有关比较音乐学的介绍,书中讲到王光祈,他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也是第一个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中国民族音乐进行研究和论述的人。而本书介绍,民族音乐学在这一称谓之前叫“比较音乐学”,可见,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音乐界就有学者对民族音乐学进行了探索研究。我们知道,“民族音乐学”作为学科名称到21世纪50年代才正式确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探索在时间上一点也亚于西方。只是王光祈先生未能有专门论著论述这一学科,因此,伍国栋先生的这本《民族音乐学概论》,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最完备论述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力作。
2.《民族音乐学》这本书提到民族音乐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分别界定了乐律学,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定义。那么民族音乐学就是技术性音乐理论学科与民族学相结合的学科,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学科,民族音乐亦是如此。要深入研究民族音乐学就必须了解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否则,学术的研究很难有大的建树,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一个音乐学的研究者应该是一个“杂家”,因此,我们要努力拓宽视野,博览群书,在充分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后,主动去探寻本学科与姊妹相关学科的联系,不断地借鉴和吸收其它诸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3.关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伍国栋先生提出了价值观、主体观、时空观、网络观和质量观的观点。我对于价值观这一观点特别认同,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形成的风格迥异的传统音乐,人们在对自己民族传统音乐评价时,往往带有一种“自己的孩子最好”的偏好,而对于和自己审美观不太相同的其他民族音乐时,经常不能客观的评价,当然,这其中有两种原因,第一是纯粹个人主观偏好,第二是民族主义价值观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音乐价值观使然。这使我想到一个几乎发生在中国大多数传统音乐院校的现象,教西方音乐史或者西方音乐欣赏的老师比教传统音乐的老师更受学生欢迎,因为在很多学生的审美观里,西方的音乐比中国的传统音乐“洋气”,中国传统音乐比较“土”,在很多学生家长眼里,学西洋乐器远比学民族乐器有前途,时下我们见到火热的考级热中,西洋乐器的考生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民族乐器的考生。五四时期,音乐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音乐思想和发展民族音乐的不同主张,主要有:以王露、陈子仲为代表的“中西音乐同源”说,“复兴国乐宜通西乐”说,以肖友梅为代表的“以西代中”说和以刘天华为代表的“平民音乐”说。我国的民族音乐经历了“全盘西化”、“向西方乞灵”向“发现东方”的转变,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五千年文化孕育的民族音乐不仅被中国人引以为自豪,也会被世界上其它民族所承认、欣赏。
4.“田野工作”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音乐人类学也强调这一观点,事实上,“田野工作”这一学术名词是文化人类学领域经常强调和广泛使用的,音乐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继承了这一科学方法论传统。田野工作(fieldwork)文化人类学首创的的工作方法成熟于20世纪初,1898年英国人类学家哈顿(a.C.Haddon)领导的对新几内亚东南岸土著文化的考察,以及1897年美国人类学家鲍厄斯(F.Bos)领导的对亚洲东北部和美国西北部印第安的调查,结束了19世纪人类学家依靠他人的描述资料来进行研究的间接研究方法,从此开拓了人类学家与调查对象直接接触的“田野工作”方法途径。我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更是要重视“田野工作”,因为产生音乐的源泉就是在民间,在地头,在最广袤的草原,在最重叠的大山,要了解、发掘、研究他们就必须“采风”,在都市的喧嚣里,在安逸的的庭院里是挖掘不了民族音乐的精髓的。有不少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的学生一般在学完理论的知识后,每年都要下乡采风,我们见到很多民歌器乐都是他们整理记谱才得以流传的。
总体来说,作为一本为对民族音乐感兴趣的学生提供的基础读本来看《民族音乐学概论》,这本书无疑是一本通俗易懂,全面概括的入门书籍,全书没有过多的学术词语,也没有生涩难懂的术语,所以,任何一个初涉民族音乐学大门的学生都能读懂全书的论点、论据。如果要今天的读者提一点建议或者意见的话,本着对学术著者的敬意,我想提几点希望。一是希望本书的作者能有机会增加一些内容,因为,随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十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其实有了新的进展,而本书的书写时间是在1995年,此之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未能有机会被著者所描述。第二,这本《民族音乐学概论》的优点是论述全面,但也有点点到为止的感觉,很多角度没有能做纵向的剖析,对于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反思也略显单薄。我们期待着伍国栋先生能在再版时能有所考虑,到时我们一定再次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