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论文篇1
关键词：pptSt-ep旅游扶贫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
ppt强调的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发展”便不仅代表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更意味着质的方面的变化，包括最基层贫困人口的脱贫、观念贫困的根除、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增加等核心问题。只有人口的质提高了，才能增强贫困地区的能力建设，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返贫的机会。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的提升
2002年8月，世界旅游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峰会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支持下，会上首次提出了把“可持续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这一概念，即“St-ep”（Sustainabletourismasaneffectivetoolforeliminatingpoverty），并马上展开这一概念的启动计划。事实上，这一计划的启动，将联合国消除贫困的指导思想和世界旅游组织长期追求的可持续旅游的目标联系起来，成为这次南非峰会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计划，到2015年将世界的极端贫困减半，而Se-ep对这一目标积极响应。
St-ep这一词汇一经产生，在国际上便迅速取代并淘汰了ppt这一几近同义的用法。因为ppt有太强的负面含义：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没有人会被愿意称为“穷人”或“贫困人口”（thepoor），这个缩写带有极具歧视性的色彩。因此，St-ep是一个更能为所有人接受，不带贬意的中性缩写词。它更能体现不论贫富、人人平等的公平价值观。
St-ep对于旅游业的方向性意义
ppt和St-ep都不是一种旅游业的新形式，也不是一种新型的旅游产品。它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路径。有了这个思维观，旅游这块蛋糕就可以留给更多的贫困人口来分享。这一概念的确立，为发展赞助机构和国际基金组织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是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应该以怎样的政策来发展旅游并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所以，世界旅游组织开展这一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探寻St-ep的最好实践模式的相关研究，并确认其最佳模式。
因为旅游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旅游业往往被作为狭义的服务业部门，如住宿业、餐饮业等，而任何将旅游大产业纳入到其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活动中去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总是容易被忽略。但只有旅游业被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运作时，旅游产业才有可能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因为没有政府积极的支持和介入，贫困和弱势人口的进步是很难实现的。最贫困人口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必须有立法的支持。因为如果没有法律框架的支撑，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会阻挠有利于弱势群体发展的积极行动，这样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旅游作为推动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驱动力。旅游发展是一条康庄大道：它可以让第三世界国家分享更多全球贸易机会，也是防止他们在全球经济中日益边缘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经济的边缘化是大多数最欠发达国家的通病。旅游业通过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是引导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走向较高层次繁荣的少数经济部门之一。对有些国家来说，旅游业甚至可以让他们摆脱贫困国家的地位。位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就是按照St-ep思路发展的典型案例。
世界上许多发展赞助机构和捐助政府在过去十年当中，更多地关注消除贫困，并把这一问题作为他们资助活动的核心。他们中许多人密切关注旅游业，并把旅游业作为实现消除贫困的潜在途径。他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许多情况下，贫困人口掌握着资源的所有权（比如文化节庆），而这些都可以用来发展旅游。由此才有可能实现ppt和St-ep。
虽然到今天为止St-ep的发展也并不成熟，但是旅游业所具有的事实说服力却使得越来越多的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并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去尝试利用旅游消减贫困的行动。这些机构中最知名的包括有世界旅游组织、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局、荷兰SnV发展组织、联合国的一些技术性机构如联合国贸发会，及其他一些国际旅游组织如亚太旅游协会等非官方机构。在需要消除贫困的背景下，把旅游业的发展完全留给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去处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私人部门资金短缺，制度和能力都不健全。在这种情形下，就特别需要加强私人部门和国家旅游权威部门之间的合作。这个国家旅游部门必须代表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利益，并负责该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和运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St-ep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具体实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有来自国外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到这些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中来。
我国目前就有许多地区旅游开发的资金来自于国际组织的类似项目资助，了解并深刻理解St-ep这一理念的背景，将有助于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相应地，只有得到机构的充足资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贫困地区才能实施St-ep项目。
参考文献：
旅游扶贫论文篇2
>>“9＋2”教育扶贫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贫困村扶贫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研究扶贫30年，定西的实践与探索“整县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甘肃30年扶贫开发的探索与实践“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探索民营企业助力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探索旅游演艺的实践与探索乡村旅游助力精准扶贫，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探索与思考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融合发展探索鄱阳县旅游扶贫开发的实践与思考第三部门促进扶贫机制创新的实践与探索金融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实践与探索亚贫困群体长效扶贫机制的实践与探索互联网+农村”助力国家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与思考高职旅游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探索浅议街头镇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与探索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探索与创新生态旅游绿色营销理念的实践与探索旅游管理专业探究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2010-12-24.
⑥本资料来源：雷山县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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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论文篇3
[关键词]自我发展能力；四川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
[作者简介]孙根紧（1981―），男，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发展；丁志帆（1986―），男，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经济。（四川都江堰611830）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课题：自我发展能力培育视角下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研究（SLQ2015C-03）；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四川地区红色旅游口述档案信息共享空间保护与实现机制研究（LYC13-45）；四川农业大学社科联课题：文化传承视角下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方式创新；河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课题：经济全球化、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旅游扶贫不仅是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推动贫困地区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重要途径，对转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拓展扶贫功能，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促进扶贫开发提质增效、推进新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及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党的十八以来，等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多次强调扶贫的重点必须由救济性扶贫转变为开发性扶贫，旅游扶贫由此成为“四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革命老区覆盖面积达2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51.8%；总人口4168.6万人，占全省人口的近50%，是四川贫困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四川革命老区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但由于受自然环境、历史等多种因素影响，四川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依然相对落后。与此同时，四川省革命老区旅游资源富集，尤其是红色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因此，如何通过旅游扶贫以实现新十年《扶贫开发纲要》提出的总体目标成了四川省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加快四川革命老区的旅游扶贫发展，对提高革命老区人民生活水平，推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四川实现“两个跨越”式发展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旅游业独特的产业特性和生产方式，使之能够与消除贫困紧密联系起来。[1]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提出益贫旅游（pro-poortourism）概念后，旨在推动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成了国内外旅游业界和学术界重要的研究内容。国外学术界在围绕如何通过旅游发展，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机会和净收益的研究中，呈现出一些成果。第一，旅游扶贫方式不存在普适性蓝图或标准模式，它取决于所依赖的资源类型和文化背景。国外旅游扶贫方式主要有自然旅游、遗产旅游、农业旅游、社区旅游等。第二，旅游扶贫绩效评价内容广泛，且具有两面性。旅游扶贫不仅可以为旅游目的地贫困人口带来经济利益，也有助于其获得更好的卫生、医疗、交通改善[2]，但由于发展旅游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加剧环境资源恶化而使旅游扶贫备受质疑。第三，旅游扶贫开发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国际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与旅游企业在旅游扶贫过程均具有重要作用，但扮演不同角色。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逻辑起点。然而，虽然国外也存在“红色旅游”类似活动，但相关研究并没有将其与扶贫开发相融合，这就决定了本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与国外旅游扶贫的差异，也对我国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经验借鉴构成一定约束。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将旅游扶贫作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发展，国内学术界也对旅游扶贫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政策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就革命老区的旅游扶贫研究而言，文献主要集中在革命老区旅游扶贫模式、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绩效。也有大量学者对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进行了研究，四川革命老区旅游资源富集与扶贫任务艰巨特征明显，革命老区的旅游扶贫应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实施政府主导的大旅游发展区域合作战略，构建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系统集成开发模式，鼓励居民参与旅游开发。[4-7]另外，一些学者分别从文化传播[8]、移动互联技术[9]、农村体育[10]等视角四川革命老区的旅游扶贫进行了研究。
毋庸置疑，国内学术界对四川省革命老区旅游扶贫开发研究已经有了良好起步，但由于研究目的与视角所限，也存在以下亟待改进之处。就研究内容而言，一是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经验总结和战略构想层面上，对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理论，尤其是对四川革命老区旅游资源开发和降低贫困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较少，而且大多数研究关注如何通过旅游发展实现“减贫”，但很少涉及如何通过旅游发展培育四川革命老区各层次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从研究层面上看，大多数文献从较为宏观的区域整体进行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研究，缺乏微观主体层面和中观产业层面的“精准”旅游扶贫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在探究旅游资源开发、降低贫困和自我发展能力培育之间的互动机制基础上，从家庭、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探讨旅游扶贫开发的路径选择。
二、自我发展能力较低制约了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开发
随着旅游扶贫开发实践工作的不断推进，四川革命老区的贫困治理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旅游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其根本原因在于四川革命老区家庭、产i和区域三个层面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较低，亟需通过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其自我发展能力培育与提升，达到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脱贫致富与内生性发展。
（一）家庭层面
从家庭层面看，四川革命老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较低体现在贫困人口在参与旅游开发过程中面临资本匮乏与能力低下双重制约。首先，四川革命老区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和条件不适宜改造成为旅游接待设施，不能有效利用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如院舍、房屋来从事旅游经营服务。其次，四川革命老区贫困家庭无任何积蓄，无贷款能力，无法享受惠农配套政策，导致无法获得参与旅游开发来获取自身发展的机会。再次，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冲击下，四川革命老区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空壳化”，导致旅游开发劳动力缺乏。第四，四川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没有旅游服务技能而且获取相关技能也很困难，导致这部分人旅游发展参与难度大。另外，部分贫困家庭仍然存在等待心理，不愿意积极参与旅游开发实现脱贫。
（二）产业层面
从旅游业发展层面看，四川革命老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较低体现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旅游服务条件差、旅游配套设施不健全以及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等方面。四川革命老区地处偏远山区，可进入性相对较差。加之基建成本较高，区域内部路网密度低，且等级不高，路况较差，无法满足现代旅游所需的舒适、安全道路要求，扩大了游旅目的地与游客之间的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从经营管理上看，贫困地区的旅游企业经营者大部分并无任何的旅游经营管理经验和能力，凭借以往的一些技能和知识开设简单的民居住宿、餐饮等。从景区道路看，景区的公路均达不到二级路标准；村的道路多为4.5米宽的水泥路，且村内配套停车场等不足，不能适应旅游发展的需求。从食、宿、游服务看，吃饭主要以低端农家乐游为主，食品安全性差，缺少特殊风味；住的客栈从家具到床上用品都照搬城市宾馆酒店模式，对当地民俗与文化内涵开发不充分，没有形成特色，更无法与杭州、台湾等地的民俗相比，缺乏吸引力；游以观光型为主，住、购、娱其他要素基本缺失，因此无法吸引远程游客。从旅游配套设施看，贫困地区旅游扶贫试点旅游配套设施不健全，尚未建设观景台、接待亭、游乐设施等旅游基础设施，专线车、导游、交通标志标牌、宾馆客栈、旅游公厕等旅游服务设施不健全，旅游接待服务功能不具备。
（三）区域层面
从区域层面看，四川革命老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较低体现在区域旅游品牌缺乏，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程度低。一方面，四川革命老区旅游发展都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旅游总体发展规划，部分地方的旅游扶贫项目分布广、规模小，尚未形成旅游品牌，难以在主流媒体或重要窗口进行捆绑宣传，外界对革命老区旅游的优势和特色知之甚少。其次，受限于自然地形地貌与旅游开发理念，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项目的开发没有考虑规模效应，导致大多数基于扶贫开发的旅游目的地在空间分布上呈散点状，没有形成片区，甚至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旅游线路。另一方面，四川革命老区各地方政府在扶贫旅游开发过程中，各自为政，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区域旅游资源整合与开发，区域旅游品牌打造等方面合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产业发展，进而影响了旅游开发的扶贫效果。
三、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关键在于培育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各层次区域行为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基于自身条件，依靠区域内部系统发展机制，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11]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分解为家庭、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的自我发展能力，具体讲贫困户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获取自我发展能力是通过旅游发展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而旅游产业通过形成企业自生能力，参与市场竞争获取自我发展能力；区域总体自我发展能力体现在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合作发展，区域旅游品牌化塑造。
四川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承担两个角色，一个是脱贫对象，一个是扶贫攻坚战的主要行为主体。作为脱贫对象，他们要通过革命老区的旅游开发获得自身发展能力，具体表现为提升参与旅游业经营管理的能力，并获得参与旅游业经营管理机会，实现自身福利水平提高。作为扶贫攻坚战的主要行为主体，他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国家旅游扶贫开发为契机，努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积极参与旅游经济活动，在获取经济收入实现脱贫的同时为旅游业发展提供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源。
在旅游资源富集的四川革命老区选择发展旅游产业，不仅是出于资源要素禀赋优势考虑，通过培育旅游经济增长极，发挥其扩散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赋予贫困人口更多经济发展获得感和发展机会，更多是看重旅游业无污染、绿色环保发展特性，希望区别于一般区域伴随着重污染、环境恶化的工业化推进现代经济发展路径，通过旅游产业发展使贫困人口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保留了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旅游产业是四川革命老区扶贫开发的优势产业，培育有自我发展能力的旅游企业可以使贫困人口增收脱贫，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也使区域经济发展具备“造血”功能，促进四川革命老区自然、经济、社会等全面发展，并最终促使人的发展，从而使贫困问题迎刃而解。
不管是四川革命老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还是区域旅游产业自生能力的获取，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区域发展宏观环境。因而依据区域发展的大推进理论，通过短时期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形成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大推进过程中，强化区域旅游规划一体化，加强区域旅游资源整合与旅游产业发展合作，以四川革命老区为整体塑造共同区域旅游品牌，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宏观环境的塑造。而大量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居民与具备自生能力旅游企业的出现，又为区域宏观环境形成提供了微观基础和经济动力，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日渐增强，相互促进。
四、以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推动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开发
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通过旅游开发培育和提升家庭、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的自我发展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旅游扶贫的战略目标。其中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参与能力的提升和参与机会的赋予是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微观基础，基于扶贫而诞生的旅游业自生能力的培育与加强是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核心任务，区域旅游资源整合与旅游产业合作发展，共筑区域旅游品牌，实现区域旅游产业发展规模效益是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宏观要求。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应从家庭、a业和区域三个层面培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将着力点由加大投资和外援的“输血式”减贫，转向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造血式”脱贫，走内生型旅游扶贫之路。
（一）家庭层面
“人”是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系统的微观基础和核心要素，要想真正通过旅游发展做到“扶贫”，应通过加强旅游专业技能培训，增加旅游服务就业岗位，强化脱贫致富自强不息的思想动员工作，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的参与旅游业经营和旅游地管理能力和个人发展机会。首先，对贫困人口进行旅游业经营管理能力培训与专业服务技能培训，宣传国家的旅游扶贫政策，鼓励有经营管理能力的贫困人口开设家庭宾馆、农家乐、休闲农业等旅游服务业，帮助那些没有独立经营管理能力的贫困人口在环卫、展示、保卫、向导等工作岗位实现就业，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其次，在规划旅游扶贫项目时，在尊重盈利性的同时，尽可能设置较低技能工作岗位，并将服务性低技能岗位向贫困人口倾斜。鼓励贫困人口以马匹、土地、房屋、院落、林盘等多种生产要素入股参与旅游项目开发，强化旅游业发展的共享经济效应。对于距离旅游目的地较远地方的贫困农户可以通过特色优质农产品种植、传统工艺品加工，然后将陈品提供给旅游目的地进行销售，实现间接参加旅游服务和旅游商品供给，以获取经济收入，最终达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目的。最后，要从思想上动员革命老区贫困人口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摒弃等、要、靠等思想，重树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信念，主动参与旅游扶贫开发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脱贫致富。
（二）产业层面
旅游产业发展是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系统工程的核心任务，应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服务条件配套设施、开发特色旅游产品，赋予旅游业自生能力，将扶贫旅游业从“输血”性质转变为“造血”机器。首先，加强四川革命老区公路、铁路以及景区内部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交通可达性和舒适性，缩短游旅目的地与游客之间的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其次，加强接待中心、卫生间、停车场、休憩处、观景台、乡村客栈或特色民宿等旅游设施建设。最后，根据四川革命老区自然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农旅结合、工旅结合、红旅组合，促进旅游产业和其他产业融合，延长产业链。通过设计旅游产品和旅游路线，打造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应当考虑区域旅游资源的特色和生态环境条件，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体现“地域特色”。
（三）区域层面
塑造良好的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是推动四川革命老区旅游扶贫开发项目落地、增加旅游企业自生能力和提升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参与能力的重要保证。首先，四川革命老区市级地方政府应在省级规划指导下，对辖区内的旅游扶贫项目进行整体规划，尽可能打造旅游扶贫片区或旅游扶贫线路，在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效的同时，形成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其次，四川革命老区应积极构建一体化的智慧旅游信息化平台。不仅要在省内81个县级革命老区之间建立智慧旅游信息化平台，也应建立四川革命老区与陕西、重庆甘肃及其他省份的革命老区之间建立智慧旅游信息化平台。再次，对四川革命老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制定统一的开发政策，合作开发旅游产品，通过区域旅游融合、合作、共生，形成协同发展，创造新的产业功能，或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达到旅游产业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最后，以四川革命老区旅游业为整体开展旅游宣传促销，塑造共同区域旅游品牌，提高革命老区特色旅游尤其是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知名度，扩大客源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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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论文篇4
【关键词】旅游；贫困地区；四川秦巴山区
“贫困与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贫困是中国和谐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其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日渐显著，旅游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秦巴山区基础设施滞后，经济发展缓慢，公共服务薄弱，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不完善，文化体育设施缺乏，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弱，连片贫困突出。但自然景观和人文习俗受人类经济活动影响小，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旅游资源，旅游扶贫开发具有无可比拟的实施优势。《四川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关于秦巴山区扶贫的政策，将旅游发展与扶贫工作紧密结合，并制定《秦巴山区（四川部分）旅游产业扶贫规划》。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业作为扶贫的一种方式，开始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旅游扶贫”不等同一般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开发”（周歆红，2002）[1]。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郭清霞，2003）[2]。旅游扶贫是一种“造血”式扶贫，其效果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依赖于贫困地区的自我寻求发展（韦力等，2005）[3]。ppt（pro-poortourism）将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直接联系起来（ashley，C.，Boyd，C.，&Goodwin，H.2000）[4]。毛焱，梁滨（2009）对ppt与旅游扶贫进行了对比研究[5]。St-ep（Sofield，Bauer，DeLacy，Lipman，&Daugherty，2004；wto，2002）[6-7]和ppt都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途径。王铁（2008）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8]。
陈琴等（2011）将旅游扶贫模式分为Bot模式[9-10]、RHB模式（李永文等，2004）[11]、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温彦平，2000；郭清霞等，2005）[12-13]等类型。高舜礼（1997）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扶贫的经验，指出了旅游扶贫急需解决的问题[14]。李佳等（2009）探析了青海三江源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15]。张遵东等（2011）认为政府行为、旅游企业经营水平、社区参与、利益分配机制是其发展扶贫旅游的途径[16]。范俊等（2011）从目标系统、动力系统、决策系统、保障系统、执行系统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构建了一个比较科学、全面系统的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分析框架[17]。
马征杰（2010）以陕南汉中为例，分析了秦巴山区贫困人口现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18]。陈丽群（2008）对利用陕南秦巴山区林业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进行探讨[19]。总体而言，关于扶贫旅游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广度，但对于四川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缺乏系统的研究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机制的建立和模式的设计等，整个旅游扶贫目标不够明确，对贫困人口的关注仍然不足。
二研究区域概况
四川秦巴山区主要包括川东北地区的5市、28县（市、区）及1174个乡（镇），面积约64067.78km2。地理坐标：东经105°27～108°31，北纬30°01～33°51，它是四川五大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图1）。
四川秦巴山区五市经济发展相对缓慢。2011年，四川秦巴山区5市共实现GDp3448.15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16.40%，同比增长15.32%，人均GDp仅分别相当于全省、全国的62.87%和46.86%；国土面积占全省的13.21%和全国的0.67%，而财政收入却仅分别为全省、全国的7.03%与0.14%；农民年均纯收入分别为90.92%与79.86%。该区域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数量都明显偏低。2011年，旅游总收入341.91亿元，相当于当地GDp的10.42%。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13.96%；旅游人数达5773.77万人次，占全省旅游总人数的16.42%。
三对旅游扶贫的分析
（一）优势分析
1.资源组合优势。旅游资源类型较多、分布广泛，主题众多，特色突出，融自然生态、农业观光、民族民俗文化、人文历史景观等为一体。各类旅游资源空间组合优势明显，具有整体打造及连片开发的潜力。
2.旅游区位优势。地处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武汉五大都市辐射的交汇中心，系川陕渝旅游金三角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旅游东环线所在区域，四川省新五大旅游板块之一，旅游区位优势明显。
3.交通便捷优势。区内国道318、212、210线和GZ40线纵横，成南、广绵、南广、达渝、南渝高速公路以及襄渝、包成、成达及兰渝铁路交错。随着嘉陵江渠化工程的相继竣工，将形成公路、铁路、航空、航运四位一体的动态交通体系。
4.产业基础优势。四川秦巴山区系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川陕甘渝结合部的贸易中心和物资集散地。位于川陕渝结合部经济发展的金三角，以及成都、重庆2小时经济圈。
（二）劣势分析
1.资源整合不足，旅游精品缺乏。四川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资源丰富，但挖掘整合不足，缺乏强吸引力的旅游精品，难以形成合力。目前以观光旅游开发为主，休闲旅游尚处浅层次，产品类型单一。
2.文化挖掘不足，旅游宣传不力。三国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有着深厚的积淀，但缺少内涵丰富、生动鲜活的展示形式，缺乏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旅游宣传促销形式单一，形象不鲜明。
3.品牌效应不强，产业链条疲软。区内旅游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经济总量不足，产业规模小，对经济的贡献率不高，至今未能在全国形成旅游品牌，产业链打造力量不强。
4.旅游设施滞后，旅游人才匮乏。旅游设施规划、建设滞后，缺乏星级酒店，游览接待设施发展滞后。创新服务型及管理旅游人才非常欠缺，复合性旅游人才的匮乏在一定程度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
5.旅游意识较弱，体制有待完善。对旅游业的认识程度仍参差不齐，尤其是对旅游业的经济先导作用认识不足。旅游大产业观念尚未真正确立，旅游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存在不同部门规划脱节、重复规划、重复建设等现象。
（三）机会分析
1.旅游政策支持机遇。国务院提出把“秦巴山-六盘山区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全国西部大开发规划和未来十年扶贫开发纲要的重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四川省秦巴山区（四川部分）旅游产业扶贫规划》等政策性文件均为四川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川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川东北五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文化相通。随着川东北商交会等活动的举办，各市打破区域界限，共同整合区域资源要素，优势互补，川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旅游产业开发带来重大的战略新机遇。
3.旅游市场潜力机遇。四川秦巴山区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及旅游区位优势，依靠成都、西安、重庆等巨大的都市客源市场及四川过境旅游市场。打造特色品牌、大力拓展市场，将完成四川秦巴山区旅游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
（四）挑战分析
1.区内趋同性旅游产品竞争。区内旅游资源分布密集，新开发的景点和旅游项目较多，市场分割厉害、竞争激烈。传统行政区划的分割，导致各市县旅游发展联动程度不足，难以形成大市场需要的多元化、多层次跨区域旅游产品体系。
2.旅游客源市场需求不足。区内本地客源旅游消费整体表现为空间分布不均匀，内需拉动不足；区外及国际客源由于线路空间行程较长，对四川秦巴山区产品形象认知程度浅，以及受假期时间限制，限制了客源市场数量、结构的优化。
3.环境治理与保护的压力大。农业产业等核心资源所依托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因此保护要求较高。随着旅游者的进入，带来的环境问题，包括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文化遗迹的破坏可能会加剧。
4.民族文化同质性矛盾显现。外来文化以及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对当地民族文化容易造成冲击影响，使传统习俗的传承出现断裂，容易丧失本土民族文化自身原始独特的本色，增大了本土文化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难度。
四、旅游扶贫战略选择
（一）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四川秦巴山区五市依照战略、产业、体制、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发展差异的特点，就旅游等产业具体内容进行相互合作；发挥市场导向作用，依靠市场力量，把握整体布局，统筹谋划，创造旅游经济与其他产业经济平等协调发展的体制基础和制度框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内经济进步。
（二）多极化发展战略
加快把旅游产业嵌入四川秦巴山区，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产业，依托剑门蜀道、华蓥山等核心景区的建设，推动旅游业向农林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文化产业、建筑业等相关要素产业综合发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效延长产业链及其生命周期，产生经济增长中心，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三）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把非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两者有机统一于四川秦巴山区旅游扶贫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根据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和有利于区域整体经济实力提高的要求，实行非均衡推进，以广元、南充、广安、巴中、达州等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为中心，依托各市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把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荐紧密结合，促进区域、城乡、产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跨越式发展战略
四川秦巴山区旅游发展起步较晚，在资本、技术、市场等竞争优势不明显的条件下，依托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凭借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利用区域区际市场需求，大力培育旅游业等新型产业，实施旅游产业倍增计划，发挥旅游的产业牵引作用，利用后发优势，缩短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梯度推移战略
四川秦巴山区发展不平衡，形成经济技术梯度，并产生技术经济推移的动力，形成生产力的空间推移。四川秦巴山区旅游产业应在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优先发展，然后逐步依次向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产业结构升级应逐步有次序地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五、结论及讨论
旅游扶贫战略是在一些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种有益探索。综合四川秦巴山区自然社会经济现状，发展旅游产业成为四川秦巴山区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采取经济协调发展、多极化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跨越式发展和梯度推移等五大战略思想，创新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和旅游产业扶贫机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旅游产业扶贫与人文、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在战略实施以及在具体路径培育方面，如将贫困人口纳入四川秦巴山区扶贫旅游发展实现机制当中、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及发展机会、消除或减少贫困人口参与的障碍成为后续研究中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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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论文篇5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法；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红色旅游；遵义
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3）04-0016-02
1引言
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在内的旅游扶贫绩效是度量旅游扶贫活动效果的大小和衡量旅游扶贫成败的尺度，表现出旅游开发和发展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是指运用较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对旅游扶贫过程及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进行的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旨在衡量旅游扶贫绩效大小、检验旅游扶贫目标实现的程度和旅游扶贫战略的优劣性，推动旅游扶贫继续深入开展。本文中我们尝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旅游扶贫绩效展开评价工作。
国外旅游扶贫研究侧重于操作层面上探讨旅游扶贫问题：HaroldGoodwin[1]认为旅游可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Carolineashley[2]研究并解决旅游扶贫实际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国内大多定性地研究旅游扶贫的含义、理论基础和模式研究（杨新军[3]；刘向明[4]）、特定地区旅游扶贫可行性分析、发展战略和基本思路研究（郭清霞[5]；李永文[6]）、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经验、问题和对策等专题研究（朱京曼[7]；李刚[8]）。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中，向延平[9]分别对旅游扶贫绩效生态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略显薄弱。
主成分分析法在绩效评价和旅游中的应用为我们对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借鉴。基于此，本文选取遵义市为实证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pSS18.0统计软件分析其旅游扶贫绩效。
2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主成分分析法主要利用降维思想，在研究指标的内在关系时，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相互独立且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的综合指标的统计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基于数据分析得到的指标间的内在结构，减少信息交叉，使得分析评价结果更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主成分分析设法将原来众多且相关的指标（比如p个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性指标来替代原来的指标，数学上是将原来的p个指标作为线性组合，作为新的综合指标。最经典的做法就是用U1（第一个线性组合指标）的方差，即var（U1）越大，表示U1包含的信息越多。因此在所有的线性组合中选取U1应该是方差最大的，故称U1为第1主成分。若第1主成分不足以代表原来p个指标的信息，再考虑选取U2，即选取第二个线性组合。为了有效地反映原来信息，U1已有的信息无需再出现在U2，若cov（U1，U2）=0，则称U2为第2主成分，依此类推可构造出第3、第4……，第m个主成分[10]。
在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方面，我们以遵义市红色旅游为例，由于旅游扶贫中的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难以定量，故本文仅选取主要与旅游扶贫有关的GDp、旅游收入等9个经济指标数据来评价遵义市旅游扶贫经济绩效，包括地方经济增长GDp（X1）、第一产业产值（X2）、第二产业产值（X3）、第三产业产值（X4）、旅游收入（X5）、旅游人数（X6）、旅游就业（X7）、旅游外汇收入（X8）、境外旅游人数（X9）等，指标数据来源于遵义市2003-2012年统计公报。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指标数据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反映遵义市反映旅游扶贫经济绩效的9个指标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样本值、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
3.2数据标准化处理和相关性检验
由于遵义市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单位不统一，故对所选取的指标通过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见表2。然后，对标准化了的指标变量进行Bartlett’s球形检验和Kmo检验，通过原指标变量之间相关性来判断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检验及球形检验结果可知，Kmo（Kaisermeyer-olkin）给出了抽样充足度的检验，本研究的Kmo值为0.698，Bartlett球形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05，说明因子分析是可以接受的，它综合了整个指标体系的36%的信息。
3.3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分析
接下来我们对遵义市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3。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主要包括：第一个是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的前m个主成分；第二个是前m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大于85%。对于第一个原则，特征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示主成分影响力度大小的指标，如果特征值小于1，说明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一个原变量的平均解释力度大，因此一般可以用特征值大于1作为纳入标准。对于第二个原则，累计贡献率表示前m个主成分反映了原来总体样本85%以上的信息，这就基本反映了原来指标数据的总体情况。
从表3可知，第1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7.966，大于1，方差贡献率为88.508%，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8.508%，同时满足两个选择主成分的原则，由此我们选择第1个主成分。该主成分可以基本反映全部指标的信息，所以可用一个新变量来代替原来的9个指标。
3.4主成分因子载荷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因子载荷矩阵系数都比较大，说明第1成分基本反映了遵义市旅游扶贫绩效评价9个指标。
3.5主成分分值
用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系数表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10.639的开平方根便可以得到第一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得到特征向量b1：
b1=（0.34330.33160.34540.34050.35010.34830.34050.29870.2966）
将得到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指数相乘，就可以得出主成分得分值：
U1=（0.3433ZX1+0.3316ZX2+0.3454ZX3+0.3405ZX4+0.3501ZX5+0.3483ZX6+0.3405ZX7+0.2987ZX8+0.2966ZX9）
其中ZX1到ZX9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值。
3.6遵义市旅游扶贫绩效主成分评价分析
表5显示了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遵义市各年度旅游扶贫绩效的综合得分，其中负分值并不表示旅游扶贫绩效差，评价分值只是反映了旅游扶贫绩效的相对强弱。从表中还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U1的得分从2003年到2012年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说明遵义市旅游扶贫绩效总体趋势是持续上升的。
4结论与建议
利用遵义市2003-2012年反映旅游扶贫绩效的9个指标数据，结合主成分分析法评价遵义市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结果表明：（1）遵义市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主要存在第1主成分分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8.508%，第1主成分能够基本反映遵义市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中选定的9个指标。（2）在家界市旅游扶贫绩效动态分析中，从2003年到2012年，评分值分别为-3.7447、-3.0307、-2.9884、-1.6352、-0.0869、1.5932、2.1368、2.1458、4.9766、5.5932，反映出遵义市历年旅游扶贫绩效总体来说呈现上升趋势。
我们建议遵义市今后应该充分利用如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等本地红色旅游资源，同时结合生态、酒文化、茶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继续大力发展旅游业，扩大旅游市场和开拓国际旅游市场，增加国内旅游人数和境外旅游人数，从而提高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同时要促进旅游就业，开展旅游扶贫活动，进而带动遵义市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内的相关产业发展，促进遵义市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提高旅游扶贫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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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论文篇6
关键词：旅游扶贫；实现路径；大别山区域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6-4330-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6.065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扶持老区发展、让老区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一项思源回报工程和重要的政治任务。如何促进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找到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根本路径，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经过60多年的探索，开发式扶贫取代救济式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新方针。旅游开发由于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被认为是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方式，因此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和业界的普遍重视[1]。据国家旅游局统计，近20多年来，通过发展旅游直接受益的贫困人口占全部贫困人口总数的1/3[2]。本研究将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探讨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具体路径，为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1大别山区域旅游扶贫的战略意义
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大别山，是集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在全国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多年来，受历史和自然条件制约，大别山仍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地区之一。目前，大别山地区部级、省级贫困县占本地区总数的3/4，贫困人口达230万，是中国第二大集中连片贫困区，在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山区中人口仅次于秦岭大巴山地区，历来都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3]。因此，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与速度，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自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拉开中部崛起战略的序幕以来，中部六省（鄂、豫、皖、晋、湘、赣）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与中部各省整体处于快速发展的态势相比，大别山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依然较为滞后。
黄冈、信阳、安庆、六安四市是大别山区域的核心。从表1知，大别山区主要四市（黄冈、信阳、六安、安庆）人民生活水平均低于各省平均水平；从人均GDp看，最高的安庆市也仅占安徽省人均GDp的84.27%，最低的黄冈市仅占湖北省人均GDp的50.09%；从城乡居民收入看，最高的安庆市也仅占安徽省平均水平的98.13%和95.67%，最低的黄冈市则仅占湖北省人均水平的80.47%和78.56%。可见，大别山区已经逐渐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洼地”，与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要求相差甚远，必须通过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的后发优势，推进大别山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李佳等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也是旅游资源富集区[4]，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自然景观与人文习俗受外界干扰和影响较少，造成了我国贫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区在地理分布上的叠加[5]。旅游开发与扶贫自然成为这类地区脱贫的一个战略选择[6]。对于大别山区而言，丰富且多样的旅游资源成为该地区迅速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
表2所选取旅游资源为对游客吸引力较大的高级别旅游景区景点，其中旅游资源多重身份现象是旅游资源品位高和多宜性的客观反映。大别山区域高品味旅游资源数量多，其中：自然类的部级自然保护区7个，部级森林公园15个，部级地质公园5个；人文类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3家，部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6个；综合类有部级风景名胜区8个，部级水利风景区16个；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55个；红色旅游资源有部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5个。大别山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不仅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更具有深厚的人文旅游资源。这些资源为大别山区发展现代旅游业、促进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2大别山区域旅游扶贫的现实基础
2.1不断完善的政策环境是旅游扶贫的有力保证
为推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发展，鄂豫皖三省都出台了促进老区发展的相关政策。2007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加快老区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促进老区加快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并提出了具体的扶持政策。2011年2月，湖北省委、省政府举行了湖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启动仪式，并下发了《关于湖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出台了十项扶持政策。与湖北省建立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相呼应，安徽省委、省政府也于2011年11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支持大别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十项政策措施。三省在推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共同需要以及出台的扶持政策，为大别山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地区的旅游扶贫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2.2日趋优越的区位条件是旅游扶贫的重要依托
大别山区域处在武汉、合肥、西安、郑州等省会城市间，南依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区和长江经济带，北靠中原经济区和皖江城市带，东接沿海发达地区，西邻中西部内陆省份，是连接皖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国家促进中部崛起规划中的京广、京九、宁西三大经济带腹地。区域内紧邻五座机场（郑州新郑机场、武汉天河机场、合肥骆岗机场、南阳机场、安徽阜阳机场），贯通六条铁路（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合九铁路、沪汉蓉快速铁路、宁西铁路、京广高铁），纵横六条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沪陕高速、大广高速、焦桐高速、沪蓉高速、汉十高速），区域内大部分县区已通高速，交通便捷，具有“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得天独厚、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目前，大别山地区与周边半径500km之内的9个省会的交通十分便利，四周又有铁路、水道和国家重要公路干线为纽带，因而使其具有成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经济联系的优越区位条件，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也为地区依托旅游产业进行扶贫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2.3逐步夯实的产业基础是旅游扶贫的前提条件
经多年发展，信阳、安庆两市已经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黄冈也处于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进程中，大别山四市4a级以上景区已经达55个，四市旅游业近年来总体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接待国内游客人数、旅游业总收入以及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均逐年提升。以安庆市为例，其旅游总收入占地区GDp的比重甚至超20%。从表3可知，尽管其他三市旅游总收入占地区GDp比重要远低于安庆市，但近两年接待国内游客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同样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总之，大别山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优越，地区旅游业整体上保持旺盛发展势头，这也为加快大别山区旅游扶贫的步伐创造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3大别山区域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
3.1以政府为主导，搭建大别山旅游产业发展的平台
旅游扶贫不仅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更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为地区旅游业发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的旅游资源，做好市场调查和可行性论证，充分听取旅游区群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对于景区开发的意见，把旅游业发展与大别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迫切需求始终联系在一起，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避免旅游扶贫开发的盲目性和不可持续性。
2）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别山优越的区位优势因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滞后而未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制约大别山区旅游业发展的一大因素。因此，对于这类旅游公共产品的建设，政府必须从资金上给予支持，通过加强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的可进入性和通达性；通过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内外信息的沟通与交流。
3）通过政策倾斜，扶持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各级政府应通过制定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解决大别山区发展旅游业所需要的资金问题，引导和鼓励工商业资本进入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产业。
4）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打造大别山旅游品牌。大别山区旅游资源丰富，但因行政分割导致区域旅游形象并不鲜明，知名度不高。在区域旅游合作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大别山区各级政府要加强跨区域的合作，明确大别山旅游业的核心特质，完善大别山旅游业的宣传促销联动机制，共同塑造区域旅游形象，打造大别山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整体形象的影响力。
3.2以社区参与为主线，构建旅游扶贫的利益共享机制
如何通过发展旅游使贫困人口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最终目标[7]。不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常常是引发旅游开发矛盾与冲突的直接原因[8]。从国内外旅游扶贫开发实践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无疑是一种可持续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其本质就是在旅游规划、开发、运营、管理、监督等旅游决策与执行过程中，让社区居民作为开发和参与主体，使他们的意见、需要和诉求能够通过正式参与渠道得以表达，在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社区全面发展[9]。因此，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不仅体现在社区居民能够通过旅游业的发展获得稳定收益的权利，而且体现在社区居民广泛地、最大程度地参与到本地旅游业的管理决策中，实现对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控制和管理。
而经济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招商引资。在旅游企业、当地政府和社区居民三个利益主体中，社区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市场机制推动的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被排除在利益主体之外，达不到旅游扶贫的目的。因此，社区参与旅游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满足本社区居民发展地区经济的需求和期望。首先，从制度上设计保证贫困人口参与旅游的赋权机制，要求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保证社区居民优先被雇佣的权利；其次，让社区居民共享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成果。对于具有典型集体经济特征的农村社区而言，可以把农田、农村风土人情、旅游景点、民族文化禀赋等共有资源量化为股本入股参与旅游开发；对于城镇社区而言，则可以通过建立旅游业发展的公共基金，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对当地居民给予合理的补偿。
3.3以当地居民为主体，提高社区居民从事旅游产业的专业化水平
要通过旅游扶贫实现地区居民脱贫致富，归根到底需要当地居民能够主动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中，并具备从事旅游产业的相关知识、技能与意识。旅游业是我国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游客对于旅游产品及服务都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也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加大对社区居民旅游服务技能的培训和技术帮扶，提高他们的旅游从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使社区居民能够胜任旅游业的就业者和经营者的工作，是旅游扶贫开发的核心环节。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应建立完善的旅游咨询服务、培训机制，保障社区居民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有效参与，将社区居民参与和旅游开发、规划和实施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社区居民真正成为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主力军与受益者。
3.4以大旅游为主业，提升旅游扶贫的整体效益
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已极大突破了传统旅游业的范围，广泛涉及并交叉渗透到许多相关行业和产业，特别是伴随着众多新旅游形态的出现，旅游业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因此，在旅游扶贫开发中，要充分发挥旅游业强大的关联带动效应，提升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性就显得异常重要。对于大别山区而言，除了要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带动餐饮、旅馆酒店、交通运输、商贸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以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足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推动教育、文化等产业发展；二是依托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带动传统手工艺品、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当然，通过旅游业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所产生的扶贫效益，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因旅游业推动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贫困地区人们观念的更新、文明程度的提升也是重要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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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论文篇7
论文要： 云南的旅游扶贫经过多年努力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为解决 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旅游扶贫中引入社区参与的机制，实现贫困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文章 探讨了云南贫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必要性，并结合实践情况，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云 南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模式。
云南省127个县 (区)、市中，有73个部级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12%，其中有5 1个是少数民族贫困县；660多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0%，并且绝大部分是少数民 族。云南贫困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高聚居区，他们的脱贫直接关系到各民族的团结和睦以及 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云南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扶贫，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 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近年来，云南的旅游扶贫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些贫困地区利用当 地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较好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摆脱了贫困 落后的面貌。①
应该指出的是，云南旅游扶贫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如社区参与模式单一化，参与层次较 低，仍是一种被动参与；②由于贫困人口素质低下，资本稀缺，市场竞争力弱，他们在 参 与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实际上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很难公平地享受到旅游开发的利益，因 而发展旅游业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旅游扶贫中引入 社区参与的机制，实现贫困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本文探讨了云南贫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 贫的必要性和实践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云南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模式。
一、云南旅游扶贫社区参与的必要性
旅游扶贫中的社区参与是指把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利益 分配等涉及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利益的决策、执行过程，既包括旅游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 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 也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 它各类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是居民对社区旅游业发展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旅游 业发展成果的分享。社区参与也是云南旅游扶贫实践的重要内容。
1．社区参与有利于云南贫困地区旅游扶贫。旅游扶贫具有较强的产业联动能力，特别 是乘数效应，旅游业是关联度较强的产业,尤其在收入和就业方面，而如果有大量外地人进 入参与到云南旅游开发当中,他们占据了一定的就业比例,就会使当地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 或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出社区,出现漏损现象，削弱旅游乘数效应。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可 减少外地人进入的机会,从而相应减少旅游效益漏损量，提高旅游乘数效应,发展云南的经济 。
2．社区参与有利于云南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居民作为利益主体之一,承担了旅游开发 过程中的各项隐性成本,如资源、环境、社会成本等。若不考虑社区居民的要求,使他们非但 不能从中受益还要忍受由于旅游开发而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便可能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对抗 行为。在旅游开发中,必须考虑让居民参与,把居民自身利益和旅游开发挂钩,让其意识到自 身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收益的多少。这样,他们就会自觉地维护社区形象,提高服务质量， 保持环境卫生，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重视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 时，会对环境质量、游客容量等问题给予关注，并监督和指导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环保政策 和环保行为,有利于旅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从而有利于云南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
3．社区参与有利于提高云南旅游产品的质量。只有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旅游者才会获得 满意的旅游经历。对旅游者而言,游客旅游体验的真实性是旅游产品质量高低的关键所在。 社区居民是与当地自然历史和社会文化关系最密切的人,他们知道社区旅游资源的独特性所 在以及哪些旅游资源值得开发,社区参与能使旅游开发规划符合当地社区的意愿和能力,从而 获得居民的支持。并且,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服务中,能体现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向游客展 示的生产、生活、表演、服务等活动都能出于真情的自然流露,使游客能体验到纯正的民俗 文化,获得高质量的旅游经历。③
二、云南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实践情况
从云南旅游扶贫的实践来看，目前社区参与在云南旅游扶贫中仍然不普遍，典型的例子 如曲靖罗平的多依河景区和丽江泸沽湖下落水村。
多依河景区处于云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1999年以来，曲靖罗平县以油 菜花旅游节为突破口，对多依河进行了旅游开发并让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业中，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多依河景区周边分布着的几个布依族村寨，信息闭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 参与内容上，政府按村寨进行划分使其以不同形式参与到旅游业中：(1)对直接被占用到土 地的农户，除了给予一定的土地补偿费外，由政府配给每户一辆三轮车在景区游线上承载游 客游览观光以直接获取经济收入(景区内不允许任何机动车出入)。(2)对多依河景区沿河分 布 的几个布依族村寨，其中一村寨主要靠划竹筏获取收入；另一村寨负责牵马和抬轿，政府在 景区内山体开辟两条专门的骑马游线，村民通过为游客牵马游玩而获得报酬；再另一村寨则 主要制作展示布依族生产生活特征的竹编竹制小手工艺品，如水车、织布机、竹桶、水枪等 在景区附近向游客出售。④
丽江泸沽湖下落水村共50户人，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村委会为保证社区居民的共同利 益，将划船、骑马、歌舞表演三项规定为集体经营，向游客收取统一价格，所获则平均分配 给参加经营活动的居民，其他服务项目则由居民自主经营。政府在扶贫资金支持下建设景区 公路等基础设施，通过设立公路收费站、门票等获取回报，同时，政府也将部分门票返还给 各村寨，以促进社区成员对维护、建设社区基础设施的支持。这种相互扶持的制度使得社区 旅游业的发展呈良好的态势，社区居民、集体、政府三者关系较融洽。
从云南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实践情况来看，此方式拓宽了社区居民的经济来源，增加了 经济收入，不失为目前带动云南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相对可行的手段。但也存在若 干 问题，如社区居民的参与没有固定的和制度化的组织形式，居民在具备经济利益项目的参与 上积极性比较高，但是缺乏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的经济组织，因此，在旅游业发展中居民的参 与比较分散，不能很好的分享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另外，就是居民对于眼前的经济利益看 得比较重，而对于长期的旅游扶贫和旅游业发展规划不关心，而实际上，后者对社区贫困人 口的脱贫效果影响更大。产生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实践中缺乏相应的制度和组织保证；另 一方面，贫困居民素质的低下，对旅游业及其规划相关知识的缺乏也是一个原因。
三、云南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模式的构建
云南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模式的构建，其核心目的是建立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 展系统，确保通过旅游扶贫，使社区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发挥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实 现旅游的经济带动作用，同时使社区在自身素质和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得到相应的提高和发展 ，生态环境得到保护，最终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为此，云南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模式构建 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经济方面，要在政策上和财政上扶持当地居民。政府部门要在政策上和财政上扶持 当地居民，包括制定保护居民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法规条例，从法律上承认其经营的合法性 ，规范其经营服务质量，这样既利于其健康发展，也会增加政府的税收。财政上的扶持包括 帮助居民筹措开展旅游经营活动所需资金，协调金融机构提供小额贷款等。在旅游扶贫过程 中，要注意将分散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进行有效的组合和合作，提高贫困人口的市场参与 能力，从旅游市场体系中获得发展的利益，旅游社区的企业自创建之日就应遵循“谁收益谁 付费”的原则，给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并向社区居民开 放。在实践中，政府和企业尽可能雇用本地居民，为本地居民优先提供盈利机会，包括尽量 提供给本地居民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社区形式的经济组织可以考虑社区基金、社区居民参 股的合作股份公司等，这样能增强与外来资本对话的力量。
2．政治方面，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参与旅游业的发展。在旅游企业、政府和社区居民三 个旅游利益主体中，社区居民处于弱势地位 , 他们在旅游资本、技术和市场竞争方面缺乏 竞争力。如果旅游开发完全依靠经济机制运作，扶贫所强调的对贫困人口的扶助和发展机会 的创造很难实现，社区居民往往被排除在利益主体之外，达不到旅游扶贫的目的。在云南旅 游扶贫开发过程中，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社区参与的保障机制，为当地群众参与旅 游开发和旅游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同时，社区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具有共同需要和共同目标的生存空间，社区既是生活共同 体，又是利益共同体。随着社区旅游业的发展，要求居民参与管理社区事务是必然的。居民 参与社区管理的方式最主要是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直接向社区管理机构反映，往意见箱里 投信，向新闻媒体反映。在许多旅游社区，社区建设还不完整、居民参与旅游社区管理的机 制还没有建立、群众自治组织还不完善，其功能还不能实现。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参与旅游业 的发展，将社区参与与旅游开发、规划和实施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3．社会文化方面，加强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建设。如果社区居民光有参与旅游的热情 而缺乏参与旅游的能力，同样不能实现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加强社区居民 的参与能力建设，这需要加强社区居民的旅游意识，对其进行旅游专业的知识技能培训，教 育培训的内容包括：普及旅游基础知识，树立为旅游者服务的意识，加强旅游法制教育 ，推广普通话和英语，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居民文明行为、热情服务的教育。另外社区还可 通过加大公益宣传力度，评选文明工作者、文明家庭等方式实现对居民的好客教育，加强对 旅游行业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努力提高服务水平、改善服务形象。对社区成员进行旅游专 业知识技能培训的内容包括旅馆服务、旅游交通、旅游市场开拓、旅游产品生产等。这能使 每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掌握一门专业技术，能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出自身的 价值。
4．环保方面，推行实施10个r行动。对游客而言,旅游地是暂时的居留地。而对旅游地 居民来说,旅游地是生活和工作的场所, 因此, 旅游地资源和环境保护对社区居民具有更为 重要的意义。更进一步, 保护自己经济收入这一切身利益成为社区居民保护旅游资源的动力 。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即为了实现可持续旅游的目标，推行实施10个r行动，即：认知(reco gnize)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拒绝(refuse)参与任何对环境有损的旅游活动；减 少(reduce)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寻找较少环境影响的替代(replace)产品来达到对环 境呵护的目的；为了节约资源提倡重复使用(re-use)和循环使用(recycle)生活消费品；重 新改造(reengineer)耗费水和能源的机器设备；对从业人员进行再培训(retrain)使其在行 为方面影响旅游者的环保意识；对参与环境保护的人给予某种形式的回报奖赏(reward)；为 了改变人们对环境的习惯行为，重新树立良好的环境观和行为准则，需要对人们再教育(re- educate)。运用10个r行动的教育使社区成员更新思想观念、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
注释：
①胡锡茹. 云南旅游扶贫的三种模式［j］. 经济问题探索，2003（5）
②黎洁，赵西萍.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 旅游学刊，2004（4 ）
③何玲姬，李庆雷，明庆忠. 旅游扶贫与社区协同发展模式研究［j］. 热带地理，2007 （4）
旅游扶贫论文篇8
一是受环境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导致社会发育十分缓慢。西海固地区降水稀少、气候干旱、山峦重叠、梁峁星罗棋布，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资源匮乏，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由于地处相对封闭的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等因素，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和生态环境恶化不仅给土地带来了巨大压力，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大部分贫困户受自身文化限制，加之受制于被沟壑纵横地形地貌相互分割的小块田地，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脱贫与返贫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近年来，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解决温饱的标准很低，仅能满足最低生存需求。
二是潜在的致贫因素多。由于受地理区位的制约和资源等方面的影响，贫困地区与全区教育水平差距长期累积，导致教育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山大沟深的乡村学校由于教学条件差，许多教师纷纷外流，师资队伍的薄弱和不稳定成为山区基础教育的一大困扰因素。因教育质量低而导致了大面积的文化贫困。山区卫生条件差，大部分家庭因缺少经济积累，健康状况低下导致发病率较高，一些温饱户因病致贫的问题突出。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日益凸显，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同时，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三是深入调研不够，扶贫摸底不足。由于扶贫摸底不足，扶贫项目仅限于偏僻农村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忽略了许多“非贫困村”的真正贫困。目前，一些贫困地区“非贫困村”被边缘化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基础项目严重缺失，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异常缓慢。地方政府应该问需于民，要做好深入调查研究，要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把扶贫资金投放在最急需的地方去。四是面子工程、浮夸作风严重存在，决策不科学，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农村，浮夸作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或为了迎合领导的口味，或为了自己的升迁，不顾群众的疾苦搞一些面子工程。许多农村，没有打碾粮食的场地，农民经常把粮食拉到公路上晾晒和打碾，埋下了严重的交通隐患;一些草垛常年暴露在村庄周围，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科学决策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缺少调查研究，造成了许多“长远规划”变成了“短视行为”，决策不科学，使有限的资源变成了“奢摆品”。
二、多元化扶贫开发与扶贫文化构建
1．在政府主导扶贫框架下开展的有针对性扶贫工作为扶贫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宁夏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的地区，在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同时，建立了专门从事扶贫开发的组织机构，各县(区)成立相应机构，形成了各级领导组织体系。根据扶贫工作形势发展需要，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规划和措施。如《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规划》《尽快解决西海固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宁夏“双百”扶贫攻坚计划》《宁夏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千村扶贫开发工程实施意见》等等。这些扶贫政策、规划及措施针对当时贫困状况对症下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发展，成为各个时期实现减贫的重要保证，也成为各个时期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原则，丰富了扶贫理论，为后来的扶贫研究奠定了基础。
2．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针对不同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扶贫开发31年来，宁夏扶贫工作者加强扶贫文化研究，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和做法，深入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开展了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凝聚了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的精神力量，成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精神、组织实施扶贫开发规划以及提升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智力支撑。许多理论研究者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在研究中不断挖掘、推陈出新，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破解问题的对策建议，由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
31年来，宁夏社科界、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及扶贫工作者，通过论文、调研报告的形式撰写了大量反映扶贫开发方面的研究性文章。这期间出版了许多研究贫困的专著，如秦均平主编的《走出贫困———西海固反贫困农业建设研究》，李宁的《再造家园》，吴海鹰、李文录、杜正彬主编的《挑战贫困———宁夏农村扶贫开发20年回顾与展望》，董玲主编的《西海固扶贫攻坚战———“三西”建设30周年纪念》等等。归纳起来:一是比较全面地研究和反映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状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二是针对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和探讨;三是以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四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印证理论，理论联系实践，既从理论高度研究和探讨问题，同时从实践角度关注和解决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五是用发展的扶贫理念，关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从而探讨了若干重要问题，比如如何选择适合区域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路径，如何发挥各区域的不同优势，实现最优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三、加强扶贫文化建设，在理论界开展扶贫文化研究
1．理论工作者要做好扶贫开发的“先行官”。进入21世纪，宁夏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全面调查研究宁夏扶贫开发现状后，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和措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1000多个贫困行政村进行综合开发，对人均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重点扶持，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目前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深水区，扶贫难度不断增大。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扶贫工作的主体、条件、环境、标准、对象、内容、范围、规模、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理论工作者作为指导实践的“先行官”，必须深入扶贫第一线研究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扶贫开发的新思路新对策，以攻破深水区的贫困堡垒。
2．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党的十报告提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根据多年的扶贫经验，只有把扶贫和开发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造血功能，这就成了摆在扶贫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为指导实践服务。因此，进一步加强全区扶贫文化包括扶贫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把31年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建设发展中创造、沉淀、积累的扶贫文化加以全面科学地总结和归纳提炼，从而提升为能够进一步指导未来扶贫开发的科学理论和振奋广大群众精神状态的文明成果。
3．从多元化扶贫中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使扶贫效益最大化。近年来，宁夏的扶贫在形式上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开发扶贫、劳务输出、互助资金、对口扶贫、项目扶贫、招商引资、少生快富、交通扶贫、教育医疗扶贫、引水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文化扶贫、对口扶贫等等。在组织上还出现了国家机关、派、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基金会、慈善机构、民间组织团体和协会等多元化主体出钱、出力、出政策、出思想、出技术等格局。这些不同形式的扶贫都为农民脱贫致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扶贫资源，使扶贫效益最大化，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4．研究新问题破解新难题，使扶贫研究落地有声。在扶贫开发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影响因素，理论工作者要在调查研究中对症下药并破解这些难题。一是理论工作者不但要总结扶贫经验，把它升华成扶贫理论，而且还要寻找扶贫工作中的阻力所在。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扶贫中掺杂了许多虚假成分，如村官腐败、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扶贫资金的流失、扶贫缩水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激化了干群矛盾。因此，加强扶贫监管已迫在眉睫，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到扶贫前线进行调查研究，探求腐败的根源，寻找提高各级领导素质和觉悟的办法，寻找防止腐败的路径，寻找化解矛盾的办法，从而更好地推动扶贫工作健康有效。二是扶贫与扶志相结合。首先是扶贫，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其生存环境的制约，生产生活成本高，对未来没有预期，心理上畏惧，行动上裹足不前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因此，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的所需所求所盼通过媒体介质和调研报告的形式进行呼吁，开展各种形式的扶贫济困活动，最终迈向富裕。另外是扶志，要研究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盲区，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技术和技能培训。要鼓励困难群体增强自信心，勇敢的面对生活，开展生产自救，寻求发展途径，要有意识地引导贫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变“懒散慢等靠要”的观念，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5．立足区情、民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关注和研究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死角”问题，要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提出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理论工作者，既要发现新问题也要研究新情况，更重要的是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总结，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为政府分忧解难。扶贫开发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参与，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了理论工作者的积极介入，就能把各种社会力量吸引到扶贫行列中来，就能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的意愿相结合，从而达到被扶者与扶贫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进行调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充分发挥理论工作者在扶贫开发中的舆论引导作用，作一个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践行者。宁夏是欠发达地区，立足区情民情，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充分了解和认识广大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是理论工作者肩负的神圣职责。
6．文化扶贫与扶贫文化相结合，是新时期宁夏扶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途径。文化扶贫和扶贫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扶贫是所有扶贫开发活动的总称，文化扶贫是扶贫开发中偏重思想意识的一种扶贫方式。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自我维护和修复的文化，即贫困阶层以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所产生的思考问题方式和行为习惯以及价值观等。贫困文化表现为:信息闭塞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思想;麻木不仁消极处世听天由命人生观;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懒惰思想及行为;等等。这种文化具有示范性和代际传递性，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就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对穷人来说，不但具有顽固性和沿袭性，对维护贫穷发挥了作用，而且还有很强的自我修复作用。
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旧的、迂腐的文化价值形态，是文化扶贫的本质所在，因此，文化扶贫首先要革除贫困者因贫守旧的贫困文化，通过人为因素将文化扶贫融入到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之中，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文化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具有影响人、塑造人的功能，人们的心理、行为习惯无一不和一定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文化不仅决定一个人的生存，更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贫困，不如说是文化贫困。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之所在，实施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工程，增添文化扶贫新引擎，就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社会思潮，筑牢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基础。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西海固地区的大面积贫困，除了自然条件以外，农民作为贫困的主体，成为了“文化的饥渴者”，因此，从文化扶贫入手，向贫困者输入新文化、现代信息知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等新鲜血液，分层次、分阶段、分工种(如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现代农业、饲养业以及劳务输出的不同工种等等)传授农业生产适用技能，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从而达到文化富民的效果。
针对贫困地区相对闭塞的环境，手机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扶贫过程中，政府除了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文化大院等投入外，对贫困地区应该更多地提供手机扶贫扶持，如提供使用上便利，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手机微信、手机微博、手机上网等社交方式，让农民群众弥补电脑网络的不足。同时，通过手机这种通信工具，还可减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家人不必要的见面联系，从而能有效降低农民异地传统的社交成本，增加城乡交往的频率和机会，增强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城乡沟通的效率，给贫困地区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信息、发展动力和发展机会。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前景最广的现代服务业。当前全国各地都把旅游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要重新认识自身的旅游资源价值，谋划将旅游业真正发展成为贫困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把旅游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精心组织实施，全力推进，全面部署以推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把宁夏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和文化休闲避暑度假基地”。
旅游扶贫论文篇9
[关键词]四川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模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6-0085-05
2012年，国家民委印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是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民族文化、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有效载体。2014年9月23日，国家民委《关于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全国共有340个村寨被作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予以命名挂牌，其中四川省有乐山市哈曲乡解放村、阿坝茂县牟托村、阿坝松潘县上磨村、甘孜色达县姑咱二村、凉山州日嘎村这5个村寨被予以挂牌。事实上，民族村寨旅游在得到扶贫政策支持后迅速发展，但也随之产生了相应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反映出旅游扶贫过程出现的阶段性变化，这也要求旅游扶贫的模式需随之相应转变。
一、当前四川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现状及问题
旅游发展对区域消减贫困产生显著效果。我国民族村寨旅游自20世纪80年展至今，通过旅游业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四川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是促进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消减贫困人口的重要举措，2011年至2014年四年期间，国家民委安排了全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578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村寨建设，四川省共开展实施项目73个，受益人口近十万人，涉及世居民族7个，覆盖了11个州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旅游品牌的打造和推广效果而言，桃坪羌寨、甘堡藏寨已经建设成为较成熟的旅游品牌，其中，桃坪羌寨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是“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景观村落”之一，是“四川十大最美村落”，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名录”。
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有着共同的特点：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且经济结构单一，文化封闭且人口素质较低，其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都十分脆弱，旅游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的发展模式，随之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经济效益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文化保护问题等等。
（一）经济效益问题
四川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落脚点在于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帮扶当地居民走出贫困。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景区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门票收入，除此以外，游客在村寨中的其他消费较低，致使村寨的整体经济效益仍较低。当前民族村寨旅游的产品同质化严重，结构单一，开发层次浅、恶性竞争严重，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如何把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业这个蛋糕做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单纯依靠低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和粗放型的旅游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旅游扶贫的终极目标，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依靠更优质、更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同时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二）利益分配问题
旅游扶贫的根本落脚点在于扶贫，政府投入大量扶贫资金的最终目标是使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摆脱贫困，然而实践中旅游扶贫的目标被置换的现象普遍存在，大多数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并未如村民希冀的那样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他们既无法控制旅游开发的过程，也不是开发成果的主要受益人。一方面从控制权的角度而言，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都是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引入旅游开发公司共同进行规划、开发和管理。事实上，村寨居民由于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落后，主动参与旅游开发决策的机会很少，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和开发公司的相关决策。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一般而言资金实力有限、信息获取渠道不畅、管理经验匮乏，使得外地的旅游开发公司往往成为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实际控制人，这些公司利用其资金优势、信息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为自身攫取收益，致使村民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从收益权的角度而言，利益的分配不公是旅游扶贫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一是政府、旅游公司与村民三方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四川理h桃坪羌寨为例，景区门票收入由旅游公司收取，并承诺向村民分红，但实际操作中，公司的门票收入情况不透明，实际分配的门票收入与公司承诺的金额相去甚远：二是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由于旅游资源分布的不合理，如四川甘堡藏寨从事旅游业的农户不到20%，村寨边缘仍存在大量没有条件经营旅游的农户，未能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的村民生活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但他们却同时需要承担物价上涨、环境污染、文化破坏等负面后果，村寨内部贫富分化加剧，致使部分贫困村民被边缘化，可能带来村寨内部矛盾甚至群体冲突。
（三）文化保护问题
四川省民委印发的《四川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实施意见（2011年-2015年）》中提出，扶持范围重点考虑全省民族自治地方，适当考虑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有特色、亟需保护的村寨。重点扶持对象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低于30%、总户数不低于50户、特色民居不低于50%的村寨。同时，重点扶持村寨须具有较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较高的文化保护价值，较好的区位条件和一定的工作基础，且地方政府和村民的积极性较高。由此可见，一般作为旅游扶贫对象的民族村寨在开发前都具备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然而旅游业的发展会使其文化受到外部冲击而产生内部变化。
从外部文化的冲击来看，由于游客一般来自相对较为发达地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较为前卫，时髦的穿着、个性的打扮、丰富的电子化产品……通俗文化如洪水般涌入村寨，传统文化在面对这种强势的外来文化时不堪一击，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思想观念的严重冲击使得许多传统文化习俗和技艺后继无人，这些文化遗产很可能就此消失。更有甚者，许多旅游者将民族村寨旅游作为寻异猎奇的对象，旅游公司为吸引游客，想方设法设置各类“特色项目”，如旅游公司将四川泸沽湖的走婚风俗歪曲和丑化，故意制造噱头吸引游客，严重破坏了传统民族文化。从村寨的内部变化来看，由于游客的到来，原本和谐的邻里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邻里之间的商业竞争关系导致人情淡薄，争相招揽游客：少数村民为吸引游客破坏当地民族习俗，民族礼仪的庄严感全失；靠旅游带动发展的村寨与相邻村寨关系紧张等等。
二、四川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模式探索
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各式的问题，很多问题呈现出阶段化特征，这就对旅游扶贫模式提出了新要求。笔者从发展目标、政府角色、盈利模式、人才机制这几个角度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四川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模式进行探索（如图1）。
（一）发展目标转变
正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在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外一部分人共同富裕，因此，这一段时期内会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到了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时期，国家力求走出一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谐共进的可持续化道路。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发展目标也随之与时俱进。
在旅游扶贫的初期阶段，政府和当地居民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旅游的发展使当地居民摆脱贫困。在这一阶段中，为使得当地旅游业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必须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宣传力度，使民族村寨旅游的品牌打出去，使得该地区具备相应的知名度。当然，在此阶段中，不可能使村寨片区的所有居民共同富裕起来，只能是优先享受旅游资源的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它居民共同发展。
在旅游扶贫的成熟阶段，村寨旅游已经有一定知名度，年游客量较为稳定，此时的发展目标由脱贫变为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会改变一部分人的生活条件，但不可能普遍改善当地所有群众的生活状况，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会同时带来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负效应，仅仅依靠旅游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是不能获取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因此在旅游发展的成熟阶段，应当转变发展目标，寻求旅游业与当地特色的养殖业、手工业、饮食业等产业结合起来联动发展，才能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政府角色转变
由于四川省旅游扶贫的对象都地处边远的民族地区，受到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信息获取、文化制度、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十分依赖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发挥。然而，民族村寨旅游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在于当地居民不能有效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去，致使扶贫效果不佳。因此，政府在旅游扶贫过程中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当转变角色定位和发展思路。
在旅游扶贫的初期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营销和宣传策划，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没有政府资金、人员的大力支持，民族村寨的旅游业势必无法萌芽。因此，在这一阶段中，政府需在旅游开发的初期应起到主导作用，同时开发过程中务必尊重村民的意志和当地民族文化，与村民共同协商，促进村民全面参与到开发的过程。
在旅游扶贫的成熟阶段，旅游业的发展初具规模，当地居民在经过前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已经获取了丰富的经验，从思维方式和管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此时政府的主导作用应逐步弱化，使村寨的居民自主进行村寨建设。村寨是民族文化延续的载体，村民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旅游扶贫和开发不能本末倒置，只重视旅游开发，将民族村寨变成政府和旅游公司的“摇钱树”，忽视了扶贫这一最终落脚点。要使民族村寨的贫困问题永久性解决，必须强化和提高当地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广大村民基于自身的需求和愿景，参与到旅游发展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政府此时必须“让利于民”，否则长期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不能保证村寨发展的活力和持续性。
（三）盈利模式的转变
当前四川地区民族村寨旅游的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种单一且特色不足，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且不能惠及普遍的村寨居民。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景区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门票收入，这一部分收入绝大部分都是控制在旅游公司手中，除此以外，游客在村寨内的人均停留时间约为1至2个小时，平均消费在100元以下。由此可见，由于盈利方式单一且分配方式不合理，村寨居民并不是旅游开发的最大受益者，笔者认为，基于不同旅游扶贫阶段的特征，需转变盈利模式以从根本上提升扶贫效果。
在旅游扶贫的初期阶段，扶贫工作的开展主要依托于旅游项目的开发。这一阶段的主要盈利模式是借助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打造优质旅游线路，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是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四川省而言，民族村寨大多坐落于风景优美的川西地区，且藏族、彝族、羌族各式村寨文化多种多样且特色各异，具备天然的优质旅游资源，开发初期将人文风情旅游和自然风光旅游充分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建立特色旅游品牌，例如凉山州日嘎村与邛海组合，桃坪羌寨与毕棚沟组合，打造一体化的黄金旅游线路以快速打开市场。这一阶段的发展中还需尤其警惕民族风情的过度商业化和媚俗化，需提高民族村寨旅游产品的文化品味，挖掘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打造精致的旅游产品。
在旅游扶贫的成熟阶段，旅游业的发展为民族村寨带来了品牌效应，且此时的政府角色也在逐步发生转变，这就要求当地村民努力挖掘适应当地发展的特色产业，“旅游带动一小片，产业拉动一大片”，以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进步。以四川的羌族村寨为例，羌笛、羌碉、羌银、羌绣被称为“羌族四绝”，其中，羌笛和羌碉可在旅游过程中进行开发，奔放热情的羌族歌舞和神奇独特的民族建筑使游客感受到觉和视觉的冲击和洗礼，而羌银和羌绣则可成为当地手工业的重点发展对象，天然纯正的羌族银饰、精致朴素的羌族刺绣都是进行产业化打造的绝佳产品，如举办羌绣节，借助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进行综合宣传，建设精品手工产品（如云云鞋和绣花围腰）。旅游扶贫发展到成熟阶段，单纯依靠旅游业的发展，难以保证发展的持续性，此时，民族村寨的盈利模式应由单纯的旅游业发展扩展为以旅游业为基础带动其他产业的综合联动发展，如此一来，人人皆有致富的机会和渠道，不仅解决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问题，也缓解了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的村民间矛盾。
（四）人才机制的转变
在旅游扶贫的初期阶段，四川少数民族村寨的当地村民长期以来从事传统农业，人们并不适应旅游这一现代产业，当地旅游人才奇缺，绝大部分村寨没有系统的导游词，一般是当地的老人给游客带路，他们历年生活在这个村寨中，但由于思想观念落后、语言不通等瓶颈的限制，他们无法对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进行透彻解说，此时必须以政府的人员支持和旅游公司外来人才作为主导，提供更为先进的观念和方法，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本地旅游人才队伍的建设，使当地旅游发展生生不息。四川民族村寨的人才培育这一过程可以借鉴贵州黔东南的经验，一方面将民族文化嵌入中小学课堂中，将其作为正式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大学也设置民族旅游相关专业，培养熟知民族文化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当地政府为鼓励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民间歌者、舞者、技师提供一定的补贴。
在旅游扶贫的成熟阶段，政府让利于民，将民族村寨的发展的主导权让位给当地居民，当地居民的素质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决定了民族村寨的未来。经历初期的人才培养阶段，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人才输送机制，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带动整个层面的群众参与，培养村民自我组织和提升的能力，此时的人才梯队建设足以支持村寨的自我发展，形成民族村寨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
旅游扶贫论文篇10
关键词：旅游扶贫；村民直选；社区增权；联合治理；“利坑村―云天海”模式
大量研究认为，“旅游扶贫开发”能够有效地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许多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乡村，外来开发商投资已成为帮助村民快速脱贫致富的捷径。然而，外来资本进入既可能加快贫困地区旅游发展，也可能造成开发商与乡村社区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导致“乡村社区边缘化”或“村民非理性群体抗争”等恶性现象，使旅游扶贫效应下降、甚至出现“返贫困”趋势。这种情形已引起学术界与实践界普遍关注。
粤北地区是广东省重点贫困地区，近年来在省政府“旅游扶贫”工程支持下，开始进入旅游业快速发展时期。由于毗邻珠三角地区，当地山地温泉旅游业拥有庞大的客源市场，吸引了大批旅游开发商前来投资，本文案例企业云天海温泉度假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外来资本和现代市场经济文明的介入，会对贫困乡村社区的农业经济文明形成巨大冲击，“开发商”与“乡村社区”的矛盾因此开始凸显。本文案例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贫困社区居民旅游就业能力偏弱，在土地被征用后有较直接的利益补偿诉求，而开发商则更多关注自身投入产出效率，较少顾及村民感受，二者的效用目标函数差异很大，看似难以调和。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tourism）概念，首度阐释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之间的联系。在早期旅游扶贫实践中，主要参与者是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学术团体等非盈利机构与贫困社区。此时的社会关系结构相对简单，由于政府和非盈利机构的扶贫投入不以盈利为目的，贫困社区是直接受益方，与帮扶机构不存在显性利益冲突。
但随着旅游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对资本投入要求越来越高，政府主导型的“输血式”旅游扶贫模式开始向市场化的“开发商投资扶贫模式”转变。此时在资本力量和政策倾斜等多因素作用下，社会关系结构变得复杂，开发商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不断升级，并上升成为制约贫困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般来说，旅游开发商掠夺贫困社区居民的主要表现是“飞地现象”。如跨国公司投资贫困地区时，凭借对资本、客源和政策话语权的控制，掠夺绝大部分旅游发展收益，而本地居民仅能参与低层次服务工作、获得少量工资性报酬，从而造成很高的旅游漏损。此外，国内学者还提出了“孤岛效应”概念来解释贫困社区居民难以获益的原因，如大量迁入外来精英人才，造成了本地居民在就业市场上的边缘化，或由于旅游资源产权界定模糊，政府垄断式开发导致了村民的门票分红被侵占、事务决策权被无视。
为缓解开发商与贫困社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1985年murphy提出了“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理念，认为应将社区居民上升为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主体，由此引发了社区参与问题研究热潮。历经十多年探索，研究者发现只有实现有效的“社区增权”，社区参与目标才有可能被实现。akama（1996）和左冰、保继刚（2008）等国内外学者对社区增权理论在旅游发展场景下的适用性进行了探索。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目前仍偏重于理论和宏观层面，在中国实践背景下还有待研究。
二、研究案例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案例
广东省新丰县梅坑镇利坑村是典型的粤北山区贫困村，以山地丘陵为主，全村人均耕地面积仅0.6亩，村民收入远低于国家规定的脱贫标准。“云天海”酒店集团是由新丰县政府2006年引进的著名旅游投资商。与其他旅游扶贫项目相似，“云天海”落户利坑村后在开发用地、企业用工以及物料采购等方面与当地村民之间存在各种矛盾，发生过不少利益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通过具有权力相互制衡特征的协调机制得以缓解，并逐渐形成“企业引领社区有序转变谋生方式”的旅游扶贫新模式。
（二）研究过程及方法
自2013年11月以来，本文作者参加广东省民政厅旅游扶贫课题调研组，在省扶贫办和新丰县政府支持下，多次前往案例地调研，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和现场观察，访谈对象包括云天海度假村副总经理、主管以上管理人员和本地员工、新丰县政府副县长、县扶贫办主任、民政局正副局长、利坑村前后两届村委会成员以及利坑村村民等。二手资料包括扶贫办文件、扶贫工作会议纪要、村委会统计数据及企业管理内部文件等，共计36份。
三、“云天海―利坑村”分享旅游发展事务决策权的现象特征
（一）村民参与旅游就业和旅游发展收益分配的权力得到了保障
2006年云天海度假村正式立项筹建之初，村民普遍希望能在酒店有一份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每家最好能安排一两个人，家里农活只有这么多，闲着也是闲着”。但度假村最初采取了“婉拒”策略，要求必须按照对用工年龄、学历和语言表达能力等职业素质的基本要求来挑选。
对此，村民们普遍认为这些要求、尤其是关于年龄的要求太苛刻，“我们四五十岁的人健健康康，能动能干活的，为什么不能招”。此后，村民们开始通过三种途径来争取旅游就业权力。其一，村民们集体到村委会反映情况，责成村委会出面找企业协商；其二，部分村民开始到度假村基建工地上主动承揽计时工零活，而且工资要价比外来工低很多；其三，通过亲朋好友找政府官员出面，“递条子、拉关系”。“三管齐下”的措施渐渐收到了效果，酒店迫于政府和村委的压力，也感动于部分已在酒店就业村民的敬业精神，最终出台了“逐步扩大本村用工比例、适当放宽招工年龄限制”的重要决策。
（二）开发商在用地、融资和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配置上的权力得到了保障
与所有旅游扶贫开发商一样，云天海度假村在土地征用、道路建设和融资等问题上也曾遇到较大困难。以土地征用为例，最初县政府承诺给予云天海公司2000多亩林业用地的使用权，但正式规划出台后，企业发现还需征用至少1000亩左右土地，而这些土地大部分是利坑村民的责任田。
接到企业请求后，村委会紧急协商，一方面和企业就土地征用（租赁）的价格和补偿条件谈判，另一方面跟村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最初双方的开价差距实在是大，根本谈不拢，后来就每天两头跑，跟村民们耐着性子磨，跟酒店讨价还价，总算是把他们撮合到一块了”，这个过程持续三年，终于在2009年春节前完成了全部50多户村民的土地租赁谈判。
（三）村委会在旅游发展事务协调和决策参与方面的权力得到了保障
利坑村的村委会每三年选举一次，全体村民都会出席选举，省市有关部门也派人监督选举过程，这使得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干部最大限度地代表了村民意志，也因此拥有在村民和开发商之间协调相关事务时的较大权力。
一方面，村委会有权直接否决开发商损害村民利益的建设和经营决策，也有权勒令开发商限期修正有损村民利益的不合理行为。“最初，云天海的设计方案把我们规划给他们的用地方案全改掉了，有些山头都要挖平”，但是，“我们希望他们就着现在的地形来建设，不能破坏我们的水源和山林”。最终，在村委会的强烈要求下，云天海废除原设计方案，重新花巨资设计了“依山附水”的新方案。
另一方面，村委会还有权协调和约束村民行为。有些村民在酒店征地时“狮子大开口”，或者想通过闹事等手段迫使酒店高价购买他们提供的农副产品。每当遇到村民提出类似要求时，村委会总是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集体商议，待决议形成后村主任亲自带队，按照会议决议对其进行劝服。
（四）县乡两级政府逐步退出具体事务决策，转型为公共行政服务方
本案例中，随着村委会与开发商协调机制逐步成熟，新丰县和梅坑镇政府在完成“牵线搭桥”任务后，逐渐退出具体事务决策，切实承担起公共行政服务新职责。
2006年，云天海度假村筹建刚开始时，几乎每天都需要接待各级政府部门名目繁多的“检查”、“调研”或“现场会”，递条子、拉关系、介绍工程队的干部更是数不胜数。在连续抵制了一些部门的摊派和“业务指导”后，开发商和村委会集体向县委领导反映情况，随后不久县委就专门下发通知和文件，敦促各级各部门转变工作方式，严禁对投资商“卡拿要”和“权力寻租”，并由县委领导直接联系酒店高层，保持信息通畅。
四、“云天海―利坑村”联合治理现象及其机制的形成原因
本文以“云天海―利坑村”旅游扶贫新模式为例，通过对访谈记录资料的编码分析，来诠释其联合治理机制的形成过程。
（一）联合治理机制的基础――三方权力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
从提及最多的高频关键词来看，三方交互式权力结构的起点是村民与村委会之间委托关系的正式化。广东率先实行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监督直选现场的做法，确保了村民选举的公正性，也使村民们普遍意识到自己的权力，知道他们可以通过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决策制等方式约束村委干部，“村干部如果没有让我们日子变好过，那我们就把他选下来”。
依照法律规定，村委会有权管理村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这使得村委会可以对开发商形成有效约束。如果企业不能满足帮助村民就业、尊重村民对旅游规划的意愿，村委会便会对企业施压。此外，由于代表了所有村民的集体意志，因此只要村民代表大会形成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村委会就可以对少数漫天要价的村民进行有效约束。
企业对村委会和村民的制约主要来自其经济影响力。一方面，云天海是利坑村的龙头企业，经济实力在旅游扶贫很多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村委会会对其合理要求尽量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全村近半数家庭有人在云天海工作，企业可以用在职务晋升、工资和招聘等方面的决定影响本地员工，再通过本地员工的“人情攻势”来使需要村民协助的问题得以解决。
（二）联合治理机制的作用路径（行为）――三方合作性博弈与互惠谈判
从对各参与方行为的编码分析结果来看，“互惠”、“谈判”与“融合”是频次最高的关键词，这表明在三方联合治理的权力结构下，旅游发展具体事务的决策和协调主要是通过合作性博弈来实现的。
以企业用工为例，云天海最初期望是按照企业在珠三角地区的标准来用人，而村民们最初期望是“只要能动能干活的，都得招”，双方在用工年龄、学历和工种等方面存在分歧，但在工资和食宿条件等方面并无分歧，对此村委会认为有较大协调成功概率。其后的谈判是，村委会首先从建设工地用工开始，与酒店协商安排部分计时工零活；然后，酒店看到村民们很敬业，逐步将用工范围扩大至保安、后勤和绿化等后台部门，之后又通过针对性培训将部分年轻一点的村民安排到前台服务岗位，并尝试从村民中培养出一些有潜质的管理人员……直至最后村民在酒店用工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60%。
（三）联合治理机制的经济与社会影响（绩效）――开发商与社区“双赢”
在不同组别访谈文本中，重合度最高的是关于“旅游发展收益”和“村容村貌改变”等方面的陈述。这说明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村民，都从旅游发展中获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收益。
对于开发商来说，虽然也曾遇到同行常见的一些困难和阻力，但由于村委会和受益村民对非理的有效约束，使这些困难以很低的成本予以解决，“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怎么开口，那些在酒店上班的村民回家一说，第二天愿意帮忙的人就都主动找来了”。
对于村民来说，由于一开始就获得了平等、甚至是优待的就业机会，每月的工资性收入远超以前的农耕收成，“手头现金多了，自然也就有钱盖新房、送子女到县城读书”，而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打架斗殴的少了，游手好闲的有活干了，那些开口就骂街的中年妇女现在也懂得文明礼貌了”。
综合不同组别的编码分析结果，本文发现目前“云天海―利坑村”联合治理机制已基本形成，并具体表现为联合治理结构（交互式权力结构）、合作治理行为（合作性博弈行为）与共享治理绩效（旅游发展收益）三者之间相互促进、不断往复的增强循环。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广东新丰利坑村为例，对贫困乡村社区与旅游开发商之间基于村民直选改革和社区增权实践的联合治理现象进行探讨。
1.当地方政府减少直接干预时，乡村社区与旅游开发商之间可以通过基于村民直选制改革的社区增权措施，建立双方共享旅游发展收益的联合治理机制。
2.旅游开发商与贫困社区联合治理的基础是“村民、村委会、开发商”交互式权力结构，而“村民直选”和“村务自治”等基层民主政治改革为此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3.旅游开发商与乡村社区之间的利益分歧可以通过对话、协商与谈判等合作性博弈手段解决，有公信力的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可以胜任合作博弈的组织者和仲裁者。
4.旅游开发商选择“融入社区策略”，可以获得比“掠夺社区策略”更显著、更长久的收益。
当然，上述研究结论能否适用于更广阔范围内的中国旅游扶贫实践，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仅就本文研究设计来说，还存在单案例研究、调研方法单一和样本偏小等明显不足，本文拟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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