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散文诗篇1
关键词：散文；诗意；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中国的现代散文发展过程中，抒情散文与“诗意”紧密相连，具体表现在现代文人积极追求散文的诗意与诗化的创作普遍现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诗意”通常应该是解读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的关键之一，亦应该是新时期文人追求的艺术精神的相应表现。
一、抒情散文的历史流变
回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阶段，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观念尚处于从一般散文体向文学散文体裁进行过渡的阶段。1917年，刘半农先生最先提出了“文学散文”的概念。随后在1921年，周作人先生通过介绍外国的“论文”，并率先把文学散文第一次称做“美文”，成功引导了当时散文创作的抒情风潮。通观“五四”时期的文人对散文“抒情”的认识往往不及“记叙”与“议论”那样深刻。但因为“五四”是思想观念解放的标志与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人个性与情感解放的发端，因此得以最早给散文划出一块“抒情”的园地。他们通过撰文或是通过翻译来强调散文的个性方面与感情表达，进而强调散文的抒情特性，因此散文的“抒情”功能才逐渐得到认识，并进一步发现了散文与诗在抒情方面存在相通之处，众多作家开始在散文创作中进行“抒情”与“诗”的境界追求[1]。
新时期的抒情散文实际上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发展至今，在本质上是文学个性化生长历程，尽管对散文抒情境界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诗意却是他们共同追求的散文艺术目标。不同的作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诗意追求与抒情风格，有的表现为生命哲学的诗化，有的突出审美意象与精神层面的追求上。在语体上，抒情散文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诗意体验，作者用诗人的眼光与诗人抒情，从而决定了类似于诗人散文表现出最集中的诗意。新时期的抒情散文因文体的唯美精致、流畅优美和及人化诗意的言说表达方式，抒情散文已经迎来了发展的大好契机。
二、新时期抒情散文的日常生活化诗意
抒情散文的日常生活化诗意源于儒家“诗教”理论。在传统文化的儒家“诗教”理论尤其强调的是文学艺术在伦理道德教化方面发挥的作用，而且其出发点实际上是“诗言志”。儒家强调的“诗言志”不是一般性的抒发个人感情，一般是带有社会目的性，进一步发挥诗的美谕作用，即通常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突出其核心目的与作用。新时期抒情散文要实现这种教化作用，仍然必须遵守“温柔敦厚”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相应的美学规范。新时期抒情散文在艺术上鲜明地将抽象的理念诉诸于感性形象并且加以暗示，很好地在生活化方面形成了以含蓄委婉为上的独特审美传统。具体表现在散文的实际操作上，尤其讲究托物比兴与借景抒情，在生活化层面即事明理，从而具备讲暗示与重寄托的审美特质。
抒情散文的日常生活化诗意展现日常生活中的情趣。抒情散文作为最贴近实际生活的常见文体，当然日常生活本来应该是它的主要题材与内容。相关的作者并非沉沦于日常生活的真实，而是把散文力求变成具有诗意的生活文体。一般在新时期的抒情散文创作与初衷和做诗并没有根本性区别，主要目的主要是为了抒情与言志。一般是把诗的理解自然地融入到对日常生活行为的密切关注中。新时期抒情散文通过挖掘日常生活所蕴含的诗意，从而使得散文表现这种诗意成为真实的可能。但是，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情趣，自然应该建立在较优厚的物质生活基础与相应的“闲适”与“优游”的生活态度之上，这种“优游”的精神，实际是受到庄子“逍遥游”的传统精神的进一步滋养，进而以生命诗化的方式来自如地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2]。新时期抒情散文以诗人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并且用诗人的情慷去体验生活，进而在散文中用作诗的方法去表现生活。
三、新时期抒情散文的浪漫与象征化诗意
新时期抒情散文的浪漫与理想化诗意。新时期抒情散文追求理想与浪漫化实际上是作者群体的一个共同心理倾向，他们从个人理想之境作为起点出发，对散文创作的题材中的自然与人生进行尽可能的美化与浪漫化的文学处理，从而使这些创作题材更多地服从作者情感真实的原则，并非还原生活现实以本来的面目。抒情散文追求的只有美和不美，至于情真事不真等情况并不妨事。新时期抒情散文的浪漫与理想化的诗意多数表现在下列抒情意象之中，如大海、星空、湖色与霞光等，通常与所要表现的理想的生命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希望对自然之美描写，通过对美的意境的传达，力求促使读者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自然之美、母爱之美与童心之美[3]。一般对大自然的描写总是虚怀甚至带着崇拜心理，特别留心捕捉各种景观特有的风姿神韵去进行浪漫化和理想化处理，深刻地感悟人与自然间充满灵性的默契与交流，在散文的诗意中把自然万物进行生命化与性灵化。新时期抒情散文对理想与信念追求的单纯与浪漫，自在表现人生的洒脱，自如抒写浪漫的生活，并力求追求人生的完美与健康。抒情散文表现的理想属于人生信念，而浪漫则是人类情感释放的独特特性，散文蕴含的浪漫个性与追求自由理想的得以完美结合。
新时期抒情散文的超现实与象征化诗意。散文具有超现实与象征化，主要是因为散文的非写实性的特征。一般传统的抒情散文是通过寓情于事、触景生情与情景交融的方式进行传情达意，散文作者的叙述主要对真实发生过的情与事进行再现，而且力求反映是真实世界。新时期的散文在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感受与情感的真实表达不再通过上述真实方式来表现，而是更多地采用了集象征与隐喻等方式，巧妙地把内心世界的情感通过一个现实世界中没有的而是虚构出来的意象与情境来进行展现。新时期的这类散文尤如现代主义诗歌与象征诗剧一样，其自身展现的情境实际上是心灵世界投射出来的象征意义的幻像，具有超现实性，从而在总体上的表层意象与深层所指的关系是象征与被象征的特殊关系，因此抒情散文的表意显得更加复杂、沉潜与含蓄。
总之，新时期抒情散文的诗意是其重要特点，同时也是解读中国现代抒情散文的关键之处。新时期抒情散文的诗意真实反映现代文人普遍追求散文诗意与诗化的创作追求，折射中国现代文人的主流艺术精神。
参考文献：
[1]朱自清.说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11.
抒情散文诗篇2
诗歌这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共性何在呢？这是指导学生按体裁阅读首要解决问题。诗歌的首要特点就是抒情性，当然这不是否认其他文学作品的抒情性特质，只不过诗歌的抒情比较特别也比较典型。诗歌善于借助于“意象”通过各种“意象”来达到间接地抒情的目的。静寂之夜，皓月当空，常常引起游子的思乡之情，唤起诗人的怀远之念。李白的绝句《静夜思》便是游子月夜思乡的名篇之一。诗的前两句“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写月光洁白如霜；后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写诗人望月思乡，于平谈处见深情。杜甫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对故乡与其弟的深切思念之情。教会学生抓住诗词作品中的意象就犹如为学生学习诗词打开了一扇门。
小说的教学
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它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通过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生感悟。给人以各种启示或是给人以某种生活的智慧。因此，小说尤其重视形象的塑造。作者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试图让读者感受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形象。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作者会通过由内而外的立体对人物进行描写，常用的描写方法有，外貌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作者是如何抓住人物的个性或特点进行传神的描写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另外，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我们也应该加以关注，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和其他体裁作品中的景物描写有什么异同。还需要我们在课堂中引导学生进行多种视角的比较。
散文的教学
抒情散文诗篇3
[关键词]高中语文；散文词歌；阅读鉴赏
[中图分类号]G63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18-0039-02[Zw（n]
[作者简介]朱科，男，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中学教师。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散文和古诗是“老大难”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散文是拉长的诗，诗则是浓缩的散文，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都讲究语言的清新凝练，都追求美妙的意境，常运用想象、对比等描法，多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往往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因此，我们可以让散文走进诗歌，也让诗歌走进散文，相互渗透，让散文和鉴赏相得益彰。
一、让散文走进诗歌，从诗歌的角度体味散文的妙处
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重视课程资源开发，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适时引导学生对散文和诗歌进行朗读、改写和仿写，以加深学生对散文和诗歌的理解。对此，我们应转变教学理念，对散文进行“二度开发”，将其浓缩改写成诗，从诗歌的角度去体味散文的妙处。这样既能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还能加深其对散文的理解。
例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学生朗读文章后，在思考和讨论中体会到了第4―6段的语言特色及艺术效果，认识了“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等通感手法，理解了“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中“画”“泻”等字的表现力，品味了“田田”“亭亭”“层层”等叠词在音韵美和描写上的妙处。此时，我们将整篇文章浓缩成律诗《观月荷有感》：“月夜不平观荷塘，明珠羞涩浴美人。弥望舞裙叶田田，歌传微风香缕缕。光泻流水花笼梦，淡云小睡画柳影。蝉蛙欢闹无福受，西洲不觉猛到家。”这样的“旧瓶装新酒”能够让散文走进诗歌，让学生从诗歌的角度体味散文中比喻、拟人、通感、叠词、反衬等手法的运用，使阅读和鉴赏相得益彰。
二、让诗歌走进散文，用散文的语言去表达诗歌的神韵
古诗难在它语言的多义性和隐喻性上，正如梅尧臣在《谈诗论》中所说的那样：“作者得之于心，观者会之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让学生将其扩展成小散文，则有助于学生对诗的理解。
比如人教版必修3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这首诗，对后两联的理解是比较难的，如果让学生把诗写成散文，就容易理解多了。笔者就用散文写出来给学生示范：“秋天来了，晚上的白霜让枫树凋零、败落，远处的巫山和巫峡也笼罩在一片萧瑟阴森中。那巫峡波涛汹涌，天地一片阴沉，那巫山乌云密布，似乎要压到了地上。此时，一看到眼前再次开放的，不禁泪流满面，两年来一直漂泊他乡，都不能回到我朝思暮想的家乡啊！而陪伴我的只有那条系在岸边的孤独小船和那颗怀念故园的心。天渐渐转冷了，家中的亲人又在忙着赶制过冬的衣服了吧？夜幕降临，我仿佛听到了从白帝城高处传来的那一阵接着一阵急促的捣衣声。”学生读后都很喜欢，觉得语言美、感情浓，从“一看到眼前再次开放的，不禁泪流满面”这句话体会到了诗人用的是“触景伤情”的抒情手法，再从“那一阵接着一阵急促的捣衣声”中体会到了诗人不能归家与思念亲人的心情。由此可见，用散文还原古诗的意境和神韵是让学生理解诗、进入诗境的好方式，而学生对诗歌读得越准越深，散文就写得越好，这
是相互作用的。
三、掌握整体把握文章主旨的方法，共享通用的艺术手法
整体阅读是散文和诗歌鉴赏最重要的方法。许多学生读散文或诗歌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却不知它主要说什么、抒的是什么情。这与学生不善于从大处着眼，陷入某一局部问题而不能自拔有关。因此，我们要让学生掌握从题目、关键词、抒情或议论句及时代背景等角度，从整体上把握文章主旨的方法。只要抓住了主旨，就能找对方向。
例如对于新教材的《囚绿记》，怎么理解“囚”字的精妙呢？通过整体阅读，学生可以认识到其主旨是表现不屈的民族精神。文章以“囚”为核心，囚绿表明作者喜爱绿色；“囚”字“人”在“囗”中，象征中华民族处在黑暗的重围中；联系作者在“囚”绿过程中感到这绿色“永远向着阳光”，这囚人“不屈服于黑暗”，就可以知道“囚”表达了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追求解放和自由的精神。
学生掌握整体把握文章主旨的方法后，还让学生明确散文和诗歌的“三类”手法。首先是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其次是想象、对比、反衬、渲染等描写方法，最后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寓情于景等抒情手法。在具体运用时，要先看有无运用修辞手法，再看是否运用描写方法，最后看抒情手法，这样就不会混淆。
四、优化解题模式，共用“三步式”答题模式
不少资料越来越细化散文和诗歌的答题模式，如诗歌鉴赏分“意境型”“技巧型”“炼字型”等五种模式，散文也分“词句含意类”“结构作用类”“艺术手法类”等五种。这些模式都很具体、针对性强，但模式过多、过细，学生不容易记，也容易搞乱。我们可优化散文和诗歌的答题模式，将其整合成可共用的“三步式”：是什么？怎么写？为何写？首先，要看清楚问的是什么，题目有何限制和提示。第二步是回答“怎么写”，这要对前后文或上下诗句进行有针对性的简要分析，如：它是怎么写的？先写的什么？再写的什么？哪些地方用了什么手法？……第三步是回答“为何写”，也就是思考有什么作用或表达效果。这要结合主旨来考虑，思考“它与主旨或前后内容有何联系”，这样问题就变得明朗了。这样将模式简化后，学生只要认真审题，按“是什么”“怎么写”“为何写”这三点去答，就能答好简要分析类题目。
参考文献：
抒情散文诗篇4
写景记游的抒情散文是最常见的一种散文,它的语言力求如诗如画,力求收到情景交融的表达效果。写这类散文时,既要写景,又要言情,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说的那样,要做到“一切景语皆情语”。在这里,景物是客观的,而写景之人则是有情的。
古今中外,自然之景,千姿万态,人类对它们的描摹不知已有多少,但流传至今的名句却少有雷同,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笔下的“景”传达出的是作者个人的“情”。自然景物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我们笔下的景乃是眼中之景,没有寄托感情的景物只不过是苍白美丽的“躯壳”,难以感人;其实,观察、描摹景物的过程本身也是作者主观感受的过程。因此,在写景的过程中,要渗透感情,寓情于景,做到情景交融,物我一体。在描绘客观景物的同时,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思想感情融入到作品中去,与读者产生共鸣,进而给读者带来愉悦之情,使其受到美的熏陶,获得美的享受。
比如朱自清的散文《春》,作者通过对花、草、风、雨的大量描写,营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文中既有绘画的色彩美,又有诗歌的韵味美。作家把对春天的喜爱之情融于字里行间,因此,几多诗意,几许春色,便从一幅流动的、立体的图画中表现了出来。
再如著名作家孙犁在他的名篇《荷花淀》中写道:“那一望无边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而杨万里笔下的荷花则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孙犁笔下的荷花英姿勃发,杨万里描述的荷花绚烂热烈。为什么会有这种见仁见智的分别呢?这就是因为作者写景时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散文中的景物,是浸透了作者情感的景物;作者的情感,是附着于景物之中而升华的情感。所以,在散文中,“情”与“景”总是交融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情景交融”。
在景与情的关系上,情是第一位的。学生要学会根据情感抒发的需要去选景、写景,而不是根据写景的需要去抒情。面对相同的景物,因为抒发的情感不同,描写出来的景物特征就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运用不同情感色彩的字、词、句去写景,让“景”中含“情”。比如,同样是写雨景,我们可以根据文章的情感基调、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写成饱含喜悦之情的“喜雨”,也可写成满怀忧伤的“泪雨”。
写人叙事的抒情散文往往也少不了景物描写。只是这类文章中的写景,除了上面所述以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了解景物描写的作用:要么是为了烘托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心情;要么是为了交代环境,揭示背景;要么是为了为后文作铺垫,推动情节发展;要么是为了揭示中心,深化主题,升华情感。目的不同,用语不同,写法也不同。
其次,要注意景物描写与全文的联系,不能只是为了写景而写景,使对景物的描写游离于全篇之外,写景必须与全文有机结合在一起。
再次,在景物描写的方法上,必须明确:景物描写往往不是写作的目的,尤其是在写人叙事的抒情散文中,作者描写山、描写水、描写花等,往往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或为叙述事件服务的。所以在写人叙事的抒情散文中的景物描写,应该经过慎重考虑,要有所寓意,要“别有用心”,这就叫“借景抒情”。
第四,写人叙事的抒情散文中的景物描写大多是粗略的,而且大多要有人。因为有了人,景物才会有灵性;而要想让读者被你所描写的景物吸引,你必须要用联想和想象的方法让自己所写之景带有你的个性体悟。所以写人叙事的抒情散文中的景物描写,要讲求“恰到好处”,在其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在其应该停止的地方停止。
第五,写人叙事的抒情散文大多借助细节来抒发真情。要知道,表达激越的情感,不一定非得浓墨重彩,也不一定非得连连惊呼感叹,有时使用细腻的笔触,把整个心力倾注于细节中,同样也能够收到强烈的反响。在这类散文中,借助叙事抒发真情,并不是重于叙事、捎带着抒情,而是把浓郁的情感融于对事件的叙述中。这也需要学生在写作时对细节的处理下一番工夫。
抒情散文诗篇5
中国古典文论主张“诗言志”，“诗缘情”，“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特别看重诗歌抒发诗人主观情志的特点，即使是叙事诗，其抒情性也相当明显。诗人的主观情志自然导源于外在现实，但外在现实必须内化为诗人的心理现实即变成诗人情志的一部分才能发而为诗。在形式上，与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相比，诗歌更富于节奏感和音乐美。无论中国诗歌还是西洋诗歌，通常都是通过语音的有秩序的排列而形成有规律的抑扬顿挫；并且大部分诗歌要押韵，即使中国现代自由诗也注意押韵，只是押韵方式比较自由。此外，相对而言，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更讲究凝练；语言含蓄而富于跳跃性。
诗歌是各种文学样式中出现最早的一种体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不同种类，如抒情诗，叙事诗，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十四行诗，民歌等等。
诗歌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富于想象，语言凝结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
古典诗歌形式采用逐句分行和押韵，现代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已经极大丰富，伸缩性极强。
抒情散文诗篇6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抒情散文诗篇7
关键词：教材整合；题材；作品；话题.
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是新课改所倡导的一种转变，新教材从选文到编排都有了巨大的改变。篇目多、范围广，面对有限的课时安排，许多教师感到无所适从。笔者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及《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人教版）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供同仁参考。
1.按题材进行整合
为了让学生对不同题材中常见意象、表达技巧和思想感情有系统认识，我挑选部分诗歌篇目并整合为以下五个方面：
（1）咏怀诗：杜甫《蜀相》、陆游《书愤》。这两首诗的整合旨在让学生了解咏怀诗中常见的对偶、用典故两种表达技巧，以及咏怀诗中常见的情感：怀才不遇、仕途不得志、壮志难酬、报国无门。
（2）怀古诗：李白《狱中览古》、姜夔《扬州慢》。这两首诗的整合可以让学生了解怀古诗写作顺序（临古地―思古人―忆其事―抒己志），表达技巧方面可以指导学生关注对比（今昔对比）、用典故、反衬、以乐景写哀情、借古讽今等。怀古诗在情感方面主要抒发对国运衰微的感慨之情，昔盛今衰的感慨之情，个人壮志难酬的忧愁之情，揭露统治者的奢侈和腐朽。
（3）闺怨诗：李清照《一剪梅》、温庭筠《菩萨蛮》。这两首词的整合可以设置以下问题贯穿教学：①两位词人分别选了哪些景物入词？②在抒情方面有何异同？③分析“鸿雁”和“鹧鸪”两个意象。
（4）思乡怀人诗：纳兰性德《长相思》、韦庄《菩萨蛮》。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外出远行多路途艰险，古人漂泊异乡时思乡之情格外浓烈，这两首词的整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借景抒情的表达技巧。
（5）山水田园诗：孟浩然《夜归鹿门歌》、王维《积雨辋川庄作》。山水田园诗多以质朴的语言来描绘和平宁静的田园画面或悠闲自得的隐居生活，运用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表达技巧来抒发诗人对世俗的厌倦，对隐居山林生活的向往，对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热爱。
2.按作家前后作品之间的联系进行整合
通过对同一作家前后作品的对照，我们可以捕捉到作家情感的变化。
例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将进酒》。两首诗的整合可以让学生对李白的诗风从豪放到狂放的转变有所了解。《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在长安饱受权贵的打击和排斥后的作品，诗人倾注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为世人描绘了自由自在的神仙世界，是诗人仕途破灭后寻求精神上自我安慰的表现。现实的残酷使他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呐喊。八年后，诗人创作了《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是诗人对权贵又一次呐喊，是豪放向狂放的转变，是李白仕途彻底破灭的挣扎。
3.按话题进行整合
为了改变单篇教学散乱的状况，我将教材中部分散文篇目整合如下：
亲情话题：《祭十二郎文》《项脊轩志》。前者写了兄弟手足之情，后者写了夫妻之情。两篇文章都是讴歌亲情的典范。
治国之道：《六国论》《伶官传序》。前者讨论了六国破灭的原因，后者探究了后唐庄宗得天下与失去天下的原因，两篇文章都采用借古讽今表现手法，通过对历史故事的分析，意在告诫北宋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
山水游记：《过小孤山大孤山》《游沙湖》。两篇文章都是游记类散文，在记述山水景物、名胜古迹的同时，将抒情、议论和相关的传闻逸事融入其中。
人物传记：《方山子传》《大铁椎传》。前者传主是文士，后者传主是武士。苏轼写方山子放弃功名利禄，自甘淡泊贫贱的行为，实则写自己仕途不得志。魏禧将大铁椎刻画为特定历史条件下身怀绝技的“异人”，实则曲折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广泛结交复明志士，但终无回天之力，难酬复国的志向。
4.按其他方式进行整合
整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和其他材料进行创造性整合。
（1）与课外相整合。《种树郭橐驼传》和《病梅馆记》，两篇文章都提到了树，可以设置以下问题贯穿教学：①两棵树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②在写作手法上两篇文章有何相似之处？③作者通过树想要揭示何种道理？两篇文章都用到托物言志表达技巧，表面上是写树的栽培等问题，其实探讨的是对人的培养问题。
（2）借助音乐素材进行整合。流行歌曲，旋律优美，贴近生活，学生对歌曲中的名言佳句易学易记，许多古典诗词已被谱曲传唱，因此，我整合了李煜的《虞美人》（邓丽君演唱的）和李清照的《一剪梅》（安雯演唱的）。
抒情散文诗篇8
1、广义的散文通常指除诗歌、小说、戏剧、曲艺等以外的其他所有文章。
2、狭义的散文是指同诗歌、小说、戏剧相并列的一种文章体裁。近年来，杂文、报告文学、回忆录等已从散文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文学体裁，散文这一概念的外延逐步缩小。这里所说的散文就是狭义范围内的散文。
3、根据散文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散文一般可以分为三类：记叙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当然也有将记叙、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的。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样式，有以下特征：一是取材广泛。散文的题材包罗万象，大千世界中具有认识意义、思想价值、美学意蕴的人、事、物、景，都能成为散文的题材范围。散文的这一特点使它能够迅速地表达作者的生活感受。
二是形散神聚。形散神聚又叫形散神不散，是大多数散文的基本的特征。形散指取材广泛、形式自由、手法灵活、思路开阔，从内容到形式要散得开。神聚指文章整体结构严谨，材料层次井然，有统一的主题。散文贵“散”，但要散而不乱，思路清晰，首尾一贯，做到撒得开，收得拢。三是形式自由。散文无定体，笔法无定格，凡写人、叙事、议论、抒情，兴之所至，挥洒自如，涉笔成趣。这使得散文形式自由灵活，多种多样，随笔、游记、札记、访问记……都是散文家族的成员。只要能很好地表现内容，在形式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四是富有文采。好的散文总是和优美凝练的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讲究对语言美的追求。一般来说，散文的语言应当简洁、凝练、自然、优美。在遣词造句上，讲究朴实而不贫乏，华丽而不做作，丰富而不堆砌。既追求文采斐然，又蔚为天然，使读者看不出雕琢的痕迹。五是情真意切。散文和诗歌一样，侧重于抒发情感，表达情志。散文之所以能产生一种迷人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作者在散文中所精心描绘的诗情画意和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散文中的情贵真、贵深、贵实，忌假、忌浅、忌浮。要为情造文，不要为文造情。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读者。
（来源：文章屋网）
抒情散文诗篇9
关键词:《老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诸子学兴盛,“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学统得到重新审视。本世纪的《老子》研究大致上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了几次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生平里籍考证、篇章辨伪及校注,二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探究。老子的哲学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深不可测,因而,“五千言”的真谛,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老子其人其书扑朔迷离,纷纭之议两千年,迄今也很难说已真正解决,但是《老子》成书当晚于《论语》,定稿约在战国初期;全书思想理论一贯,文体文风一致,大体出于一人手笔,则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见。较之于哲学思想研究的繁盛,《老子》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艺术研究要寂寞得多。80年代以前除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单列“老庄”一章略加论列外①,大多只是只言片语的涉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老子》文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形式、艺术特色和文章风格等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对未来的《老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文体特性研究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自然”的结果[2](p32)。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3](p64)。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4](p30),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5](p313)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6]。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7](p7)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8]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音乐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着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9]。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10]。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11]。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12]。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13]。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14],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影响,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15](p32)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16]。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17](p89)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18]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19]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二、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研究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哲学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1]《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8]。陆永品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上,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优良传统。老子的散文也继承的这个特点。”[10]朱俊芳认为,形成《老子》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大的大小问题发表深刻见解,抒发愤激之情”,“《老子》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对后世的叛逆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11]蔡靖泉对《老子》文章中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老聃疾伪求真,所着《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如实地批判现实,“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体表现,又是他作品的艺术特色的鲜明体现。”[19]显然,研究者对《老子》现实品格的挖掘,不过是传统“君人南面术”之说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另种说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眼冷心热,于表面的“虚静”中蕴含对现世的执着关怀,仅以“现实主义”一语论之,终显流于皮相,因此,如何认识老子的忧世之言与救世?模行肷钊氲靥宀煊敫形颉?/p>
《老子》所重在天道自然,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发起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无情”看待人间之“有情”,发而为文,又时时于精微中吐“愤辞”,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蔡靖泉认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愤世嫉俗的丰富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而不得不发”,“老子在抒情之时,往往因感情强烈而不由自主地将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从而鲜明地展现出自我形象”,甚至从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懑之极的音容和表情”[19]。朱俊芳认为:“《老子》以叙事、抒情、议论多种方法,刻画了老聃复杂而鲜明的形象”,他坚执理想而遗世高蹈,既是一个“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个充满愤世之情的“忧世疾俗的士者”。[19]李严则对此作了更带学理性的阐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对哲理的阐发中渗透着抒情性”,“哲理为感情所浸透,与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蕴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体验其感情的同时,接受其哲理。”[12]《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将自然与人生囊括其中,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深沉思考与热切关注,研究者论述的范围仅局囿于社会现象这一层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关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三、写作艺术研究
抒情散文诗篇10
关键词海涅中国译介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onHeine'stranslationandResearchinChina
ZHanGwei
（ForeignLanguageDepartment，HefeiUniversity，Hefei，anhui230601）
abstractHeine-Germanpoet，essayistandthinker.early20thcentury，HeinewasfirstintroducedtoChina，andhistranslatingshoweddifferentcharacteristicsineachperiod.worksincludeddeepthinkingscholarsalsobecometheobjectofstudy，throughtheworkoftranslatingandresearch，Heine'simageinChinaincreasinglyplump.
KeywordsHeine；China；translation
0引言
以“海涅”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会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视角，主题集中在对其诗歌内容、思想或主题的分析。从翻译学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李智勇的《海涅作品在中国》是较早涉及海涅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文章，卫茂平撰写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书详细梳理了海涅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其余从翻译视角出发的文章多涉及两种语言之间文字的转换过程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本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描述海涅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轨迹和研究状况，分析不同时期译介特点，以期对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1海涅在中国的译介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零星的诗歌到诗歌集，再到散文集和理论著作的过程，按时间可分划为早期和近期两个时期。
1.1早期译介（20世纪初-1949年）
1901年，辜鸿铭在其英文著作《尊王篇》中援引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两段诗，这是“中国人较早引用并介绍海涅的一个实例”。①1913年和1914年胡适发表了译作《译亥纳诗一章》和《兵》。20年代海涅诗歌的翻译逐渐成为潮流。郭沫若在《三叶集》（1920年）中收录了《在静静的海边》和《一望无际的海面》。1921年的《文学旬刊》陆续刊登了李之常译《情曲》，共计12首。随后，《创造日》也在1923年刊登了成仿吾译《幻景》和邓均吾翻译的抒情诗《绿泪来歌》、《松》。1924年，《文艺周刊》刊登冯至译《Lyrischesinternesso选译》、《海涅〈归乡集〉选》。②这一时期，各类刊物上的海涅译作达到五十余首。海涅在中国的译介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在中国稳坐德国诗人的第二把交椅”。当时的译介以零星诗歌翻译为主，还未出现整部诗集。其次，除了冯至在1928年翻译的散文集《哈尔茨山游记》，其他译作都为诗歌，所以海涅给人以抒情诗人的印象。正如李之常所说：“他是罗曼派的大诗人，他的词曲，情感浓重，多半是哀怨之音。”③
30年代至40年代，《小说月刊》、《矛盾》等刊登近百首海涅诗歌。朋其译的34首出自《抒情插曲》和《还乡曲》的诗歌。作家李金发译的《归来》、《北海之诗》和《海涅的散文诗》译笔“俊逸和瑰丽，确非普通译者能及”。④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一、二章，林焕平译《我的痛苦和我的悲叹》、《等而熄灭了》、《城镇恐怖时代的回忆》，林林译《《赞歌》、《决死的哨兵》和《织工》都为海涅批判社会现实之作。抗战时期的文学刊物如《诗创作》、《文艺阵地》、也为海涅的政治时事诗提供了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译介呈现“抒情诗歌和时政讽刺诗并存的局面”。“海涅一次比一次更明显地以革命者的身份而非咏情诗人的姿态现身中国。”⑤海涅的形象从“抒情诗人”转变为“革命者”，直接原因是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在这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更偏重于政治、道德、教育启蒙等方面的内涵”。⑥受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要有“社会化倾向”，文学要“暴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面”，海涅那些充满政治意味的诗篇符合当时的审美需求，海涅也被赋予了战斗诗人的形象。
1.2近期译介
1954年，冯至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译本中指出，这部作品是海涅“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一个里程碑”。⑦此后，冯至又相继出版了多部海涅诗集译本，1958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962年《海涅诗选》（收录《抒情插曲》、《归乡集》、《哈尔茨山游记》、《北海集》、《新春集》、《时代的诗》、《故事诗集》等67首诗歌）涉及爱情诗和政治时事诗。1957年，吴伯萧根据英译本译出海涅诗集《波罗的海》，书中收录《波罗的海》、《哈尔茨山旅行记》以及《西里西亚织工》、《路易皇帝的赞歌》、《两个掷弹兵》等短诗。他总结了海涅作品的特点，即“丰富的想象”、“尖锐的讽刺”和“崇高的理想”。并提到：“海涅，若不是更以诗著名，他在法律、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也许会很显著。”⑧20世纪50年代钱春绮也翻译了《诗歌集》、《新诗集》和《罗曼采罗》。70年代以后海涅的政论作品和散文译本增多，1974年海安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玉书译《论浪漫派》。80年代是海涅译介的高峰期，接下来的20年间，有近30本诗歌集译本出版。诗歌以外的作品也得到了充分译介，如薛华和海安合译《论德国》（1980年），温健译《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角》（1981年），《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988年）。大量诗歌的重译足以说明海涅在中国的地位。从2000年到2012年有34本海涅作品出版，几乎涉及海涅所有作品，较系统的有张玉书的《海涅文集》（四卷本），《批评卷》包括多篇文论，如《论浪漫派》、《论法国画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等，它们为研究海涅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小说和戏剧杂问卷》收录了《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忆语》、《浮士德博士》、《回忆录》、《自白》、《卢苔齐娅》等小说和政论文章。《游记卷》收录了《哈尔茨山游记》、《思想·勒格朗集》、《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卢卡浴场》、《卢卡城》、《英吉利片段》等。在游记中海涅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在封建统治下的德国的鄙陋状况”。⑨《诗歌卷》中收录了《诗歌集》中的《青春的烦恼》、《抒情的插曲》、《还乡集》、《〈哈尔茨山游记〉组诗》、《北海集》，《新诗集》和《新诗集》中的《新春篇》、《杂咏》、《浪漫曲》和《时代的诗》，以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罗曼采罗》等爱情抒情诗和讽刺社会现实的时政诗。这一时期译作多为诗集或文集，展现了海涅作为诗人、思想家、评论家的才情。
2海涅研究
随着海涅被介绍到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和学术性论著。198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海涅学术议论会上，国内外学者发表了33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海涅的抒情诗，游记和散文方面的成就以及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展开讨论，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海涅研究》中。在《海涅，席勒，茨威格，德语区国家文学论集》中张玉书撰写了《思想家海涅》和《诗人海涅》等文章，介绍了海涅在宗教、哲学、艺术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里的杰出成就。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海涅研究的大事件。学者围绕“作为作家和诗人的海涅”、“海涅及其同时代人和后人”、“语言大师海涅”、“海涅的人格”等主题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⑩2007年，在《谈谈海涅的文艺思想》一文中，张玉书分析海涅在《卢苔齐亚》中体现的文艺思想，即艺术家必须具有“自由的自我意识”，同时“作家必须凌驾于他处理的题材之上”，“必须有使命感，有责任感”。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使中国人对海涅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为读者打开了海涅思想家的一面，使海涅在中国的形象更加丰满。
3结语
一部文学作品在诞生以后会接受各种读者的理解、接受和阐释。这里所提到的读者不仅包括译作的读者，还包括承担桥梁作用的译者。译者“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学传播中的接受者，而且同时还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的读者”。译者由于个人或社会政治因素对海涅作品的选择，使海涅在中国各个时期的译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初期多为零星的诗歌翻译或选译，诗歌大多反映爱慕之情和失恋之苦，海涅成为了浪漫抒情诗人的代表；第二，30年代和40年代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抒情诗和时事讽刺诗并存，海涅被塑造成了革命诗人的形象；第三，建国以后，海涅的诗歌、散文、政论文等多体裁的作品都得到了译介，并且被不同译者多次重译，掀起了海涅热潮；第四，伴随着海涅作品译介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海涅诗歌以外的成就，海涅作品中蕴含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得到重视。
注释
①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
②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120.
③郭沫若.三叶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2：55.
④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3.
⑤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2-123.
⑥王慧.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审美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0：30-31.
⑦海涅.哈尔茨山游记[m].冯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111.
⑧海涅.波罗的海[m].吴伯萧，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119-131.
⑨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游记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
⑩王晓钰.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J].诗刊，1997（12）：78.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