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恩的诗歌篇1
关于感恩老师的诗歌范文1《坚守讲台》
人们对教师的赞美枚不胜举，
然而，
我要说这一切赞美教师都难以涵盖你奉献的心灵。
大家都是有血有肉知疼懂爱的人，
渴望幸福的现代文明。
只是为教育的振兴，
你才舍弃私利，
坚守三尺讲台，
默默无声地哺花育树，
追求自己矢志不渝的憧憬。
关于感恩老师的诗歌范文2《精神传递者》
老师有海纳百川的胸膛，
老师有取之不尽的宝藏，
从儒家思想到素质引航，
从粉尘飞扬到到浏览上网，
从“臭老九”到“教书匠”，
老师走过的路艰难坎坷、泥泞漫长，
却愈战愈勇、愈挫愈强，
一代一代源源流长，
因为他们传递的是接力巨棒，
留下的是精神食粮，
注入的是拼搏刚强，
才使炎黄子孙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
关于感恩老师的诗歌范文3《最美的神话》
老师，
您用您的一生教我们懂得为何要有追求，
为何要有理想，
为何要超越自己。
老师，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2
[关键词]玄学派；科学革命；经院哲学；新哲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076－05
沈杨(1970－)，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诗歌和比较文学。(浙江杭州 3200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135)的阶段性成果。
17世纪的英国诗坛在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开创的抒情诗传统中汲取养分，延续了诗歌文学在英国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因而这一时期也因诗才辈出而备受研究者关注。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科学史上现代科学兴起与形成的重要阶段，多恩等对所处时代的科学革新有着浓厚兴趣的大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往往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科学特质。当然，多恩是17世纪英国诗坛和弥尔顿并称的旗帜性诗人，但更多时候，他还作为“玄学派诗人”的“鼻祖”而被写进文学史，而“玄学派”这一命名本身就折射出人们对多恩为首的该派诗人所具有的科学特质的关照和洞见。关于何谓“玄学派”，虽然说法不一，但下面三种对多恩而言则颇具代表性。《牛津文学术语词典》的编者巴尔迪克在“玄学派诗人”词条下列出了其主要特征：“别具心裁地使用知识概念和神学概念，具体表现为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喻、奇怪的悖论以及牵强比附的意象。”这里所说的玄学派诗人对“知识概念别具心裁的地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在17世纪上半叶，科学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新的科学知识被巧妙地融入玄学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之中这一特征的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格瑞厄森在编辑标准版《多恩诗集》的时候，曾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的17世纪诗人像多恩那样对旅行家、天文学家、生理学家以及医生的新发现所带来的影响如此敏感。”格瑞厄森在作为玄学派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多恩身上看到的是对新科学的敏感和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玄学诗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的理解，这样的认识基于从文学和科学的关系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玄学诗所具的科学特质。
王佐良在《英国诗史》中说：“所谓玄学派诗，无非多奇想，而所谓奇想，就是不像一般的吟风弄月，而是爱好科学等一般不入诗的比喻、形象、构思。”中国学者对玄学诗派的这一理解，更明确地道明了科学因素之于玄学派诗歌的重要意义，当然，在玄学派代表性诗人多恩的作品中读者会感受得尤为明显和强烈。
可以看出，多恩诗歌所具有的科学特质在讨论玄学派诗歌定义时备受关注，因此，与多恩诗歌科学特质来源及时代特征的分析对于理解以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歌的诗学风格和诗歌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即从对多恩诗歌科学特质进行文化阐释的角度探讨玄学派诗人多恩创作中文学与科学关系的文化来源和时代特征。
一、多恩诗歌科学特质来源的追问
多恩诗歌中经常使用各种知识界的名词和理论等作为自己抒情表达的修辞工具，即使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和作家相比，这一特色显得独树一帜，卓尔不群。辛普森曾说：“他(指多恩)对科学的兴趣在同时代的诗人当中独领。”她甚至进一步明确地将多恩和与其同时代的著名作家进行比较，“莎士比亚、本·琼生、博蒙特和佛莱切、韦伯斯特——都是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伟大剧作家——似乎都对科学的成就无动于衷。多恩几乎是诗人中唯一认识到那些使用望远镜和计算方法的天文学家正在革命性地改变人类之哲学的”。这样的评论虽然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即使保守地说，完全可以将多恩列为在科学兴起之时的英国文学，乃至整个欧洲文学中，对科学的兴趣最浓厚并最多地将其融入自己的诗文创作中的作家之一。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3
关键词：
约翰·(JohnDonne,1572-1631)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创始人,玄学派诗歌以晦涩难懂的比喻见长。邓恩的诗歌特点在于意象奇特,他运用口语化的语言,多变的韵律和节奏来表达他新颖,深刻的思想感情。运用大量的"奇喻"使他的诗歌别具一格,充满了哲学辩论与说理。约翰·邓恩的意象新颖别致,从不使用陈旧过时的意象来构思他的诗句。《别离辞:节哀》中,他用"圆规"的意象来表达恋人之间坚贞的爱情,从而使该意象成为他最著名的"奇喻"。
一、《别离辞·节哀》的隐喻
对隐喻有三重理解，它的实质是替代,以同义域里的一个词语替代另一个词语;隐喻的实质是比较,对来自两个义域的词语经过比较建立联系;隐喻的实质是互动,两个分属不同义域的词语在语义上互相作用,最后产生新的语义。在这首诗中,邓恩用圆规的两只脚比为夫妻关系。妻子是定脚,永远在中心,当丈夫离别时候,妻子也随之旋转,比喻夫妻虽然分离,却彼此相连、互相支撑。只有妻子坐在中心,坚定不动时"我的圆圈才会准",暗示爱人的忠贞不渝使他能将此生画一个圆。隐喻常被界定为"隐含的比较"，实际上,语言的本质就是隐喻性的。邓恩在《别离辞·节哀》中采用圆规的两只脚来隐喻一对情侣的灵魂,表现了他们不可分割的完美的精神之爱。隐喻的力量来自两个被比较的事物之间的对照,两者越不相似越好,这就意味喻体和喻指之间的距离越大越好。或者说,隐喻是"语境之间的交易",隐喻的力量就在于把极为不同的语境联在一起。邓恩的圆规隐喻似乎不合逻辑,然而由于这个隐喻中的喻体(圆规的两只脚)和喻指(两个灵魂)之间的距离很远,或由于两种极为不同的语境(几何学与爱情)被联在一起,它反而显得更奇特,内涵更丰富。玄学派惯用的"中性的"比喻,或不带感情色彩、甚至没有任何"诗意或美的联想"的比喻,但玄学派隐喻正是依靠喻指和喻体之间或两种语境之间的远距取胜。象征与隐喻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体现'或'代表'复杂情感和思想的语象"。
二邓恩的圆规意象
它是抽象与具体，遥远与临近，崇高与平凡的合体"。本诗第七节中运用了一个玄学诗中最妙的意象：邓恩将他们的爱比作一付圆规。从画圆的过程说明了两人的和谐统一。一只脚在外面画圆的时候，圆心脚就会随之倾斜。虽然圆心脚站在中心，但无论另一只脚去哪儿，圆心脚就倾斜向哪儿，而且另一只脚去的越远，圆心脚倾斜的越厉害。以圆规的两脚来比喻分离的夫妻，走到哪儿就把思念带到哪儿，走得越远就越是牵挂，这紧密结合的两颗灵魂，由于他们已渗透了彼此的心灵，因此他们的灵魂永远不会分开。当诗人不得不离开他的妻子时，他确信妻子的灵魂是紧紧伴随着他的。诗人非常体恤妻子，知道妻子对自己的牵挂，有妻子这样默默的支持他才能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业。没有圆心脚，也就没了圆心，怎能画圆呢？诗人意在表明完美圆满的爱情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经营的。
从画圆之后的回归说明两人的和谐统一。画完圆后另一只脚会回归圆心脚，与之重逢。所以诗人以此来劝慰妻子分离是暂时的，圆在这里不仅暗示精神之爱的圆满,而且由此象征灵魂的完美和生命的永恒,它所蕴含着的冷静理智和抽象深奥的涵义已被弥漫全诗。诗人用新颖别致的本与浪漫无任何关联的圆规意象完整的表达了一种和谐的爱情观。邓恩的诗歌感情真挚热烈，丰富的奇思妙喻新颖别致又蕴含哲理，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他在运用巧智和文思哲理方面的具有长远的吸引力。邓恩的《别离辞：节哀》用奇特的意象一反"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循循善诱细致入微地说明真正的爱情只是暂时的别离却是永久的情感的深化、升华。表达了诗人所崇尚的一种更加神圣的，豁达的，和谐的爱情观。
三、邓恩的奇喻
17世纪初英国出现一批诗人,喜欢使用"奇喻"(conceit),被称之为玄学派诗人。所谓奇想妙喻,指的是一种悖逆性的隐喻,通过喻体与喻指之间的非相似性给读者的心灵带来震撼。作为玄学派大师,邓恩更是都采用崭新的方式来表达。他彻底抛弃了彼特拉克式抒情诗直接的陈述和一目了然的比喻,另辟蹊径,走了一条以形象比喻传达思想,通过思想表达感情的新路。他的爱情诗充满激情,但不是把感情直接说出,而是把感情哲理化;他的爱情诗中不乏思想,但也不是把感情直接说出,而是把思想意象化,使诗歌在智力与激情、思想与知觉上达成了某种平衡,从而根本改变了爱情诗单纯抒情的传统。邓恩还一反文艺复兴爱情十四行诗从自然景物中取喻的传统,而大量从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数学等当时的新领域中寻找意象,并根据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经验将表面千差万别的东西"生拉硬扯"地到一块(如把恋爱的情人比作跳蚤),这种意象或比喻显得晦涩难懂,但却引人入胜。给读者带来惊艳的真理。思索过后却使人震慑于其惊人的准确性和深度。奇喻是邓恩的哲学思辨以及对宗教的虔诚表达。而这种独特的方式,又使读者对原本熟悉的事物产生了陌生感,产生了新奇的陌生化效果,增强了诗歌的张力。
在英国诗歌史上,邓恩并不是第一位使用"奇思妙喻"的诗人,然而,在他之前,除了莎士比亚的几首诗外,这种技巧还仅局限于戏剧诗和讽刺诗创作。邓恩将其推而广之,大量地运用于爱情诗甚至宗教诗,从而生成严肃与讽刺、激情与戏谑兼有的综合效果。读邓恩的《别离辞·节哀》,体会邓恩的奇喻,是欣赏邓恩诗歌的最好方法。17世纪英国诗人的作品深受邓恩的影响。他们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新发现、新哲学、新观念极感兴趣，并频繁出国旅行，这些共同的因素激发他们的想象，这些诗歌的特征在于对复杂的理性观念的运用，它的风格不仅仅局限于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物体来证明两种不同物体在感性上的相似性。大部分的诗歌都包含鲜明的意象，这些意象能引发我们思考，这"不同于那些吸引我们的感官或通过记忆来激发情感反应的意象"。
参考文献：
卞芝琳.《英国诗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王佐良、李赋宁等.《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4
关键词：玄学派诗歌，约翰·邓恩，奇思妙想
玄学派诗人是指17世纪初在英国出现的一批诗人，他们的创作时间大约从1610年到1680年。这派诗人以约翰·邓恩(JohnDonne)为领袖，还包括安德鲁·马维尔(andrewmarvel)、乔治·赫伯特(GeorgeHerbert)、亨利·沃恩(HenryVaughan)、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Cowley)。这些诗人在世时并未被称为“玄学诗人”，这一称谓是后来兴起的。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在1779年《考利传》中对玄学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第一次明确提出“玄学诗人”这一术语。他说“玄学派诗人是一群有学问的人，他们的全部努力即是要表现他们的学问，他们习惯作哲理性的争辩诗，并且喜欢用大量牵强附会的意象。”②于是这一派诗人正式得名“玄学派”。本文试着简要介绍玄学派诗歌的特点，并且以邓恩的《告别辞：莫悲伤》、《跳蚤》两首诗为例分析玄学派诗歌中“奇思妙想”（conceit）的独特性，最后简单阐述玄学派诗歌对20世纪现代诗歌的影响。
一、玄学派诗歌的特点
玄学派诗人运用相同的创作手法，并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段，表现出对伊丽莎白时期爱情诗中浪漫主义的甜腻空泛诗风的反叛。论文参考。这一派诗歌说理辩论多于抒情，倾向于对爱情和宗教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玄学派诗人的比喻新颖奇特、意象深刻，摆脱了伊丽莎白时代玫瑰般的脸颊、樱桃般的嘴唇、珍珠般的牙齿之类的俗套的比喻。看上去是平常的叙事或者描述，却常常出人意料地穿插天文地理的知识，以纵横时空的想象力启人情思。这些相异乃至对立的因素并存于一诗之中，成为有机的整体。”③确如所言，玄学派诗人正是在诗中采用独特的艺术手段与表现形式而特立独行。诗中多抒发诗人对人生的错综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感受，还有对死亡、肉体情爱和献身宗教的沉思，富于理性、善于分析。玄学派诗人在表现手法上也大胆求新，与伊丽莎白时期和新古典主义时期诗歌不同的是，其诗歌用词简约，以口头谈话的方式，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并且十分注重诗的形式，或沿用传统的十四行诗体，而在韵律上加以变化，或采用句式多变，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独创诗体。
此外，玄学诗歌中融入了大量的戏剧成分，使得它们读起来更为引人入胜。如邓恩的《跳蚤》一诗，就像是一部活的戏剧，剧中出场的人物不仅有男主角，还有他试图引诱与他及时行乐的女主角。虽然诗中只有男主角的独白，但是我们还可以从诗中读到潜藏的对话。每一节诗的中间都有故事，并且从“看”、“停”、“残忍”、“突然”等词中，读者似乎可以看见当时人物的一举一动，甚至可以想象出场人物的不同表情和动作。同时，生动逼真的描写又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可以尽情地领略其中冲突的戏剧性发展。
二、邓恩诗歌中的“奇思妙想”
“奇思妙想”（conceit）是指在两种不相干的事物或概念中进行巧妙、复杂的类比的一种比喻。特点在于它能综合、吸纳各种互不关联的事物与意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邓恩的诗歌语言既充满了别具匠心的奇思妙想，并且意象奇绝，具有典型的玄学诗风，因此成为玄学派诗人的领袖。他的诗歌比喻深奥难懂，总是出人意料，深深体会又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例如，圆规意象被公认为是玄学派诗人最负盛名的奇思妙想。1611年冬，邓恩随罗伯特·特鲁里（RobertDrury）爵士出使巴黎，临行前为他的妻子所作的《告别辞：莫悲伤》这首诗中便使用这一意象，可以说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全诗共九节，最后三节采用“圆规”的意象来表现一对情侣圆满的精神之爱，说明他们的两个灵魂融为一体，不可分离。邓恩采用圆规意象的三节诗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灵魂即便是两个,
那也与圆规的两只脚相同,
你的灵魂是圆心脚,没有任何
动的迹象,另只脚移了,它才动。
这只脚虽然在中心坐定,
如果另只脚渐渐远离,
它便倾斜着身子侧耳细听,
待到另只脚归返,它就直立。
对于我,你就是这样,我像另只脚,
必须倾斜着身子转圈,
你坚定,我的圆才能画得好,
我才能终止在出发的地点。（胡家峦译）④
这首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大胆而奇特的比喻。诗人把一对相爱人的灵魂比作一副圆规的两脚，无论离合都紧紧相连。历代文人都好用蝴蝶、连理枝等有生命的、具有典型的爱情象征物的意象来赞颂爱情，而用无生命的仪器圆规作为爱情的象征物，在一般读者眼里是陌生和奇特的。因为圆规作为一种画图仪器，在特征上是精密、机械、规则，读者很难在圆规和爱情之间找到共同之处。但是如果深入思考后就会发现作者这一比喻所表达的涵义精巧而深入，令人惊讶的同时又倍感亲切。圆规的顶部连接着圆心角和圆周角，就像诗人与妻子之间的爱情紧紧连接着双方的灵魂。圆规的两脚是互相牵制的，两脚有分有合，但是只有圆心角能坚定不移，圆周角才能画出完整的圆。同样，也只有圆周角矢志不渝地遵循圆的轨迹，圆心角才能站稳脚跟，不会偏移。在这里，妻子是圆心角，“在中心坐定”，诗人是圆周角，倾斜着身子围着中心“转圈”。“你坚定，我的圆才能画得好”表明了完美的爱情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现实生活所迫，相爱的两个人要分离，但他们的灵魂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就像圆规的两脚一样。这三节诗还与开头一节有内在的联系：
有德之人逝世,十分安详,
对自己的灵魂轻轻说,走,
有些悲伤的亲友则高声讲,
他的气息已断,有些说,还没有。（胡家峦译）
这个开头似乎很唐突,但细想一下,有内在的含义。诗人把一对精神情侣的离别比喻为死亡。但对死亡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德之人”关注的是“灵魂”，因此“十分安详”地面对死亡；而“悲伤的亲友”关注的只是“气息”，因此十分不安,以致“高声”争辩。“诗人以此来劝慰对方‘莫伤悲’：他们对待离别应像‘有德之人’对待灵魂归天那样,镇定安详,默无声息,不应像‘悲伤的亲友’那样惶惶不安,高声叹息、哭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离别喻为死亡,而死亡又意味着另一种‘离别’,即离别今生,进入来世。这就形成了一种‘离别-死亡-离别’的模式,仿佛绕了一圈,画了一个圆。这个隐含的圆和最后一节中圆规所画的圆前后呼应,形成对照。在这个意义上,全诗以圆开始,以圆结束,正是‘终止在出发的地点’,完成了自身的圆。当然,这还远非事情的全部,因为它具有更为深层的多重含义:圆在这里不仅暗示精神之爱的圆满,而且由此也象征灵魂的完美和生命的永恒。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寓义都源自‘圆规’这个意象。”⑤
跳蚤也是邓恩诗歌中最让人感觉出乎意料的比喻。全诗是以爱情为主题，却选择跳蚤这一令人厌恶的形象来表现，表面看来两者之间毫无关联，但仔细读过之后，我们会感觉这个比喻是无比贴切的。这只小小的跳蚤因咬了诗中的男女主人公而成了两人的媒人，它的体内流淌着从“我”和“你”身体中吸来的血。论文参考。“它先咬了我，此刻又咬了你,／我俩的血已在它里边融为一体；”⑥并且，他们的这种结合的结果还使跳蚤怀孕了，即“合我俩的血为一体，涨大它的腹肌”⑦。就这样，一只惹人生厌的昆虫完成了两人现实生活中没有做到的事情，跳蚤成了这一对男女结婚的床，还是他们结婚的神圣殿堂。这一个反常态的意象，看似与爱情无关，不能入诗。论文参考。但多恩抓住了这个人蚤共有的特点，反陈规用之，出奇制胜。⑨
由上边所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上至太阳、星体,下至花草、跳蚤乃至于圆规这些在常人看来与爱情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邓恩的爱情诗。这些使得诗中充满了独树一帜的奇想和难以捉摸的意象，但却制造了一种新颖的和谐。正是由于这种融诗人的巧智、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于一体的特点，才“使奇思妙想”成为玄学诗的重要标志。
三、玄学派诗歌对20世纪现代诗歌的影响
玄学派诗歌在18和19世纪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20世纪初，玄学派诗人的声望迅速提高。因为这时人们开始对19世纪英国诗歌过分伤感的诗风感到厌烦，他们的诗歌欣赏品味发生了变化。多恩爱情诗中的奇想打破了描写爱情这一主题的常规模式和套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呈现出一个又一个的矛盾综合体，将人们置于这种张力之下，并带来强烈的震撼，使英国诗歌的内涵更丰富、更充实，并对英国诗歌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李正栓著《邓恩诗中圆形意象母题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2期
②衡孝军著《试论玄学派诗歌在英国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③于宏伟著《英国诗人邓恩的玄学派诗歌意象及其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④吴丽，丛日珍《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东晋玄言诗之比较——兼谈诗歌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山东外语教学》2004年第2期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5
[关键词]“客观对应物”；约翰.邓恩；地理空间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6-叭82-02
一、“客观对应物”与约翰.邓恩
“客观对应物”是艾略特“非个人化”诗歌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艾略特把文学作品看做客观、有机、自足的象征物，认为诗歌不是诗人用来主观抒情、张扬个性的工具，而是客观事物的象征。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要表现非个人的情感和途径是借用“客观对应物”：“以艺术的方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客观对应物，换言之，客观对应物就是表达特定情感的客体、情形或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也可以说成是这样一种思想：“在宇宙这个井然有序的统一体里，一切事物或物质，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有对应在其中”。艾略特认为优秀的诗就是诗人把自己个人情感转化为人类的普遍情感，既创新，又遵循传统，描绘出的客观对应物有机体。而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就是艾略特所推崇的能运用“客观对应物”创作出“非个人化”优秀诗歌的典范，其诗歌中利用一系列隐喻、对比、象征、典故等手段，通过寻求“客观对应物”，间接而非直接的表达情感，追寻探索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及深藏在表象世界之后的“绝对经验”和“真理”。
邓恩诗歌实现着“客观对应物”理念的“玄学奇喻”，是把两个表面上看似并无关联的形象做出人意料的对比、叠加、交揉，这是智性和激情相融合所表现出的感受力的统一，诗中的奇想巧智、惊人的跳跃、严肃与反讽的拼接、把抽象转为具体以及以客观对应主观的能力大有功用，藉此可以表现当时人们复杂的感受和不和谐的心态。
笔者在以“客观对应物”的视角切人研凑邓恩诗歌时，发现很多邓恩的神学诗歌中都有围绕“地理空间”展开的“玄学奇喻”。因此，本文试以《在这圆形大地假想的四角落》、《我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丧钟为谁而鸣》中“地理空间”的运用为例，浅析“客观对应物”在约翰・邓恩神学诗中的体现。
二、邓恩诗歌中的“客观对应物”――“地理空间”意象的运用
（一）《在这圆形大地假想的四角落》――末日悔改的大地意象
在《在这圆形大地假想的四角落》中，诗人忧虑末日审判，献上了及时悔改的祈求。联系邓恩坎坷的人生经历，宗教道德与世俗道德的矛盾始终让他彷徨恐惧，他在诗中常常提及最后审判，这首诗也不例外。
“大地”的意象充满了《圣经.启示录》中的氛围，“在这圆形大地假想的四角落，吹起你们的号角，天使”，是诗人结合《启示录》对末日审判的象征性看见――地之四角，天使的号角吹响，上帝的审判即将开始。“大地”在基督信仰层面的释义是――象征无虚假，因为其按照井然有序的法则运行，不会改变；象征坚固与永远；地对所有人都是敞开的，在创造天地的上帝面前，没有秘密可言。诗中的“大地”，同样相对于上帝而言是“低下”的，就如同认识到自身之软弱、罪性而自卑、悔过的诗人一样，渴望在天使在圆形大地假想的四角落吹起号角、上帝即将审判世界之前，能够及时地得到上帝的恩典，能够凭着上帝的力量救拔自己脱离难以自拔的永刑局面，得以赦免一切不义，不再战兢恐惧。虽然整首诗都表现了诗人对得救与否的胆怯、彷徨心理，但从最后一句诗“因为这恰如您已用您的鲜血，印可对我的宽恕”中，可以读到诗人至终凭信心而有的得救确据，回顾前诗，也能感受到诗人热切悔改中的喜乐。
（二）《我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自身世界的重新建构
诗中，诗人迫切渴望经过有上帝护理的苦练，涤荡让自己充满悔恨的罪恶污浊，重建一个圣洁得胜的自己，以便能在最后审判时站立得住，如同上帝保守了诺亚一样。邓恩通过使用“水”、“火”这两种当时学界沿袭下来的构成物质世界的“四大元素”中的一组对立意象，经过意象的叠加和突兀对比，把他们共同作用于自身“小小的世界”的倒塌与重建过程中。我的小世界“由四大元素和一个天使般的精灵巧妙组合而成”，意为作为造物的人有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灵魂，然而因为“黑色罪孽”的“出卖”，所以“两部分必死去”，意味着由亚当来的原罪以及人“老我”罪的本性。由于“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若没有救赎，人的结局就是与敌基督一样的永刑。于是，诗人迫切呼求帮助者来到，他求助于宇宙志学者，给他“注入新的海水”，以让诗人可以用“真诚的哭泣来淹没我的世界”（真诚地悔改），或者“冲洗它，如果它注定不再被淹没”（因为上帝向诺亚保证不再用洪水淹没世界，意味着上帝对罪人的怜悯），所以，这两句意味着诗人悔改的心志，和藉着从上帝而来的“活水泉源”的浇灌，经由“水之洗礼”而恢复清洁的渴求。
之后“火”的意象“突兀”地出现，诗人话锋一转，写道自身“小小的世界”“注定将要被焚毁”，因为“欲望和嫉妒之火此前已经将它焚烧过”，“使它更龌龊”，即点明了捆绑自己的两种罪恶让自己陷入幽暗，此处的“火”是邪恶的象征，而最后诗人终于直接喊出“主啊，让这些火焰退却，用您和您屋宅中一片如火热诚焚烧我吧，那火焰会一边吞噬，一边治疗。”这时“火”的意象不再邪恶，而是大能的“灵火”，可以一边除灭人的一切罪恶，一边医治人生命的破口，所以就像被陶匠陶造的陶器要经过高温熬炼一样，诗人甘愿忍受“水”的洗礼与“火”的磨炼后达到净化与再生，使“老我”那“小世界”不复存在，而建造起与至高者同在的“新世界”。
（三）《丧钟为谁而呜》――不孤立的“岛屿”，相关联的人类
《丧钟为谁而鸣》的主旨不难理解――整个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彼此关联，互相影响。而这里邓恩为表达人类在深层次互相依存的状态而找到的“客观对应物”就是“岛屿”意象。17世纪的英国动荡不安，资产阶级、封建君主、贵族之间斗争激烈，政权更迭，社会到处弥漫着怀疑、幻灭的感觉。自文艺复兴起，科技不断进步，人们对理性的颂扬之声不绝于耳，人越来越重视个体价值、人的自由和解放，然而理性包含着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两个层面，为追求社会的进步、实际利益的最大化，张扬主体人性、抑制神性的人类过度看重目的理性甚至其中最极端的工具理性的作用，这带来的一大影响就是人情日益疏离冷漠。作为教士的邓恩，从信仰背景出发，指出“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人们并无等差，作为造物同享这一世界。即使那些看似相隔甚远的人，也是互相影响和联结，就像“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那显而易见的地理事实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每一个有形的“岛屿”之间都互相感应着彼此的心跳，构筑起包容彼此的世界。至此，邓恩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过分区分“你的”、“我的”是造成这个世界悲剧的重要原因，在世界的大地理版图上，没有一个“岛屿”小到不值得去拼接。邓恩以敏锐的宗教道德和观察力将具体的“岛屿”和其构成的整个世界与当时社会日益缺乏对人情关爱的抽象事实联系起来，表达了对于人应“彼此相爱”的理想的期盼。
三、结语
可以说，象征和隐喻是邓恩自觉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上帝的效仿，他曾赞美上帝“是象征的上帝、隐喻的上帝”，上帝的话语“充满了形象和比喻”、“充满张力，意蕴广大”，这是对上帝之辞――《圣经》的由衷赞美，作为象征和隐喻宝库的《圣经》正是多恩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邓恩“玄学奇喻”的原初范本。
“玄学奇喻”并非产生于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诗人将自己的智性、激情与文笔融汇，反复锤炼的产物。他们都来自于日常生活，被诗人生活时代的科学技术等领域影响。邓恩用抽象思维去思考、探索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表达他对爱情、人生、宗教和世界的理解。就像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将其高度评价为“感受性的统一”、“把观感所及变成思想状态”一样，在邓恩的诗歌中，能像闻到一朵玫瑰的芳香似地感受到他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张庆.论t.S.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观[D].湘潭：湘潭大学，2012.
[2]陈明明.“玄学派诗歌”创作技巧关照下的t.S.艾略特早期诗作解读[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3][英]但恩.约翰.但恩诗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6
关键词：约翰・邓恩爱情诗告别辞・请勿悲伤奇喻
作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约翰・邓恩（JohnDonne，1572-1631）以其博学、机智、创新而闻名于诗坛。他的诗歌不同于当时诗坛中的各个流派，独树一帜，给当时诗坛带来了不同凡响的新鲜气息。爱情与宗教是邓恩诗歌的两大主题，其中最具特色也占比重较大的是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他的爱情诗里既有真挚丰富的情感，又有深刻细致的哲学思考，看似难以捉摸，但细品之下却回味无穷。《告别辞：请勿悲伤》是邓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以其匠心独具的奇喻而成为爱情诗歌中一首经典之作。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对这首诗十分赞赏，认为它是“除了邓恩之外，别无他人能够写出的美妙的诗。”
1611年，邓恩在随同罗伯特・特鲁里爵士出使法国之前，为深爱的妻子写下《告别辞：请勿悲伤》。虽然初读此诗会使人感到有点难以理解，然而诚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所说：“做诗和读诗都必用思考，都必引起联想，甚至思考愈周密，诗的境界愈深刻，联想愈丰富，诗的境界愈美备。……读一首诗和作一首诗常须经过艰苦思索，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地突然出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这精确地描述了读邓恩的诗作给人们带来的体验。要想深刻地领悟邓恩诗句中美妙深远的镜界，必须要进行周密地思考、联想与推理。在这首诗中，尽管面临离别，邓恩劝妻子不必悲伤，因为他们之间的灵魂之恋不会因离别而受到影响。下面本文将对这首诗的意象和奇喻做一粗浅分析。
全诗共分九节，由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的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1-2节）以生动的意象说明圣者和凡人对待离别的不同的态度，这个开头似乎十分突兀，但细想一下，其含义也很清楚。面对死亡，思想境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灵魂”是“德高人”所关注的，因此，他们可以镇定“安然”地面对死亡；而“悲痛的朋友们”却惶惶不安，因为他们关注的只是肉体，所以“聚在旁边”争论不休。邓恩把自己与妻子的告别时刻比作“德高人”的弥留之际：“一声也不作”，宁静而祥和，没有一点俗人的感伤和哀婉。邓恩用这个别出心裁的比喻把告别辞的氛围界定在平静之中。
第二部分（3―6节）以一系列的对比意象，继续描绘自己和凡人的两种不同的离别场景。在第三节，邓恩以两个暗喻来描述两种不同的离别情形。根据托勒密天文学理论，宇宙呈圆形，中心是地球，地球的有九重天，最远的第九重天的运动牵引着里面各重天，从而产生天体的震动，但这种振动是自然和谐的，觉察不到的，对人类毫无伤害。邓恩以地震来描述世俗男女的离别，那种地动山摇的感情并非真正深厚的感情，会引起灾害和惊恐。而邓恩自己的离别则应像天体的震动，是神秘和谐的，因此应保持内心的平静与从容。在第四节与第五节中，邓恩将自己夫妻之间纯净的灵魂之爱与世俗的肉体之爱区分开来。世俗男女之间的爱要靠感官的欢乐得以维持，因此容不得分离；而邓恩夫妻之间的爱是一种渗透到精神上的灵魂之恋，因此，不怕分离。只要两心相印，“再不愁碰不到眼睛、嘴和手”。两个人之间灵魂的撞击，远远超越肉体之爱，这不正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所描述的爱情境界吗？在第六节中，他把夫妻二人的暂时别离比作把“金子打到薄薄的一层”，想象奇特、生动、鲜明。自己与妻子的爱好像是黄金，别离是爱的延展，如同“金子打到薄薄的一层”。别离对于他们来说，心灵感受到的不是背弃，而是爱情的绵延扩展。
接着，在第三部分（7―9节）中，邓恩又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隐喻，一个新奇的意象――圆规。这个圆规意象历来被公认是玄学派最负盛名的奇喻（conceit）。圆规对现代人来讲只不过是数学课中最普通不过的用具，邓恩却将一对情人比作圆规的两只脚，乍看生硬无味，细思却雅致入理。圆规的两只脚是连接在一起的，像是恩爱的夫妻相依相爱在一起。在画圆时，圆规的两只脚要暂时分开，一只脚固定在圆心，另一只则在圆周上移动，方能画出一个园。正如一对忠实相爱的夫妻，虽然有时不得不暂时别离，天各一方，却仍彼此相连、心心相念。妻子就是圆心脚，丈夫是圆周脚，不管距离远近，圆周脚总是倾斜着身子围着圆心脚“转圈”。不管去哪里，丈夫的心总是惦念着妻子，而妻子也会天天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守在家中坚贞的妻子是丈夫事业成功的保证。“你坚定，我的圆圈才会准，我才会终结在开始的地点。”这也同样表明只有夫妻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有完美圆满的爱情。无论圆周脚离圆心脚有多远，画完圆后，圆周脚都要最终与圆心脚重合并在一起。正如丈夫无论走多远，最终总要返回妻子的爱巢。圆规意象的使用不仅非常巧妙地比喻了夫妻间的离别情形，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无论是在东方和西方，圆都是圆满的家庭和完美的爱情的象征。因为没有起点与终点，圆也是永恒的象征。邓恩诗中圆规的意象不仅比喻了夫妻间别离后的情形，还刻画出了他心目中的完美爱情。
出身于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邓恩从小就受到宗教的影响，相信灵魂会超越肉体而永存。与邓恩而言，空间的阻隔，肉体的分离对于交相融合的灵魂而言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才对别离报有一种从容超脱的姿态。邓恩的这首诗使人感到新颖别致，不落俗套，究其原因，奇喻是这首诗最出彩的地方。在这首诗中，邓恩与妻子之间的灵魂之恋通过德高人逝世、天体的震动、打金子和圆规等看似牵强实则意义深刻的意象刻画出来，符合了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手法。当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为人们所熟悉时，也就失去了其对人们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艺术的任务就在于恢复人们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感受，让人们带着一种新眼光去看待熟悉的事物，从而产生一种新奇感，这就是陌生化技巧所产生的效果。邓恩的诗之所以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他善于运用别出心裁的意象与全新大胆的比喻创造出意境隽永、耐人寻味的诗句，从而带给读者一种意料之外的阅读体验。
参考文献：
[1]邓恩.英诗全集[m].帕特利兹编.佛蒙特：人人丛书公司，1999.
[2]朱光潜.诗论[m].三联书店，1984.
[3]张中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7
关键词：白居易《昭君怨》艺术特色
王昭君不仅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使者对世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自汉以后，昭君出塞的题材，便不断出现在文人的作品中。在中国诗歌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唐朝，更是出现了有关昭君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作为唐代“四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一生之中就曾写过多首咏昭君的诗作，其中包括两首《王昭君》，一首《昭君怨》和《过昭君村》。《昭君怨》写于作者被贬谪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年，即公元八一五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而又经过了宦海沉浮的白居易，人生阅历更加丰富，心智也更加成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则是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性的人生态度。在对王昭君这一经典文学形象的再创作过程中，作者实现了叙事、抒情、说理的完美融合。现将全诗摘录如下并且加以粗浅的分析。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概括起来，白居易的这首《昭君怨》主要有以下三个艺术特色：
一、为时为事，反映现实生活
白居易的诗文主张可以用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所提到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来加以概括。其实，“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目的所在。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白居易作为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与透彻理解，同时还可以发现其身处当时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诗歌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歌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并批判现实。当然，他所说的生活和现实也包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诗歌的基础是事，它是诗人藉以进行再次加工创作的源泉，也是触发诗人内心情感波澜的催化剂；通过作者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传达出一定的思想感情和阐明相应的道理，应该是一首优秀诗作所具备的特点。
白居易适逢中唐，当时的国家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因此诗歌创作成了他“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强大武器，并试图使诗歌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使命。从这一点来看，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的诗人，应该是恰当而公允的。具体到《昭君怨》这首诗，诗中所描述的是一个风流绝代，本该得到重视却被疏远而远嫁大漠的无奈的昭君形象，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个不辨美丑、薄情寡恩而又不愿承认过失的君王形象。两相比较，妍媸自现，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廷内部“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状况，从而达到了比直白陈述更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
二、借史咏怀，抒情真挚自然
唐代初期的诗坛，沿袭了梁陈诗风，这时的题咏昭君之作以《昭君怨》为题者最多，基本上都是据题咏事，代昭君写愁，很少涉及作者的个人感受。[1]中唐时期的诗人白居易，虽然仍采用抒写“昭君之怨”这一传统的诗题，但并未仅仅停留在“替古人垂泪”的阶段，而是借助昭君出塞这一题材，来抒写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怀，我们也不妨将诗题“昭君怨”理解为“香山怨”。储大泓在《历代咏史诗选注》中说：“作者历经宦海沉浮，此时心情与写《王昭君》二首时（注：当时白居易只有十七岁）已大不相同”，“显然是借题发挥，别有寄托。”此诗作于白居易仕途失意之时——“安史之乱”的硝烟未尽，大唐帝国开始由盛转衰，作者也正经历着人生的重大转折。痛定思痛，无论是国家的变故还是个人的遭遇，都深深地触动了敏感而又多情的诗人。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指出的那样：“白居易那些‘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诗歌，都不是从概念出发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从被生活事件激起的情绪的根本上培养出来的。”[2]
艺术源于生活，诗歌是情感的载体。我们结合作者当时的经历，就能够深刻地理解他的诗歌。昭君容貌出众，理应得到“椒房应四星”的礼遇，正如作者才华横溢，本该受到朝廷的重用，从而施展平生的抱负。可现实总是和理想相差太远。昭君与乐天，均被疏远——一个远嫁大漠，一个寄身异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坎坷命运，让作者找到情感的共鸣，精神的皈依。借助于这首诗，白居易向我们传达出了昭君之悲怨，同时间接写出了自己之胸臆——虽为借古咏怀，却是诗人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情理并现——是感伤也是讽喻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是诗之根，义是诗之实，二者指的是诗的情感和义理。在这首《昭君怨》中，白居易正是由情发端，最后归于义理的。从全诗来看，白居易对昭君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借昭君抒发出了压抑于心中的怨恨，但这还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他要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美刺”时政，以实现自己的诗歌创作理想。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了简要的分类，他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谓之‘感伤诗’。”这首《昭君怨》，作者将其归入“感伤诗”一类。笔者认为，本诗写于作者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其人生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内心难免有感时伤事的情绪；同时，除了这种个人的哀怨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对封建君王薄情寡恩、不辨美丑的指斥，归结起来可以说这首《昭君怨》兼有感伤、讽喻双重特色。感伤，是为抒写一己之怀抱；讽喻，是为达到美刺时政的目的，二者并不矛盾。
相较白居易以前诗人的作品，这首诗的一大亮点是：将造成昭君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最高统治者汉元帝身上——“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蒋方教授在《昭君与唐诗》中指出：“白居易公然表示不同意长期以来对画师的谴责，他指出昭君美而被弃的原因应是君主不识贤庸，又缺恩少义，批判尖锐而词锋锐利。”[3]白居易结合切身经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相较于杜甫《咏怀古迹》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的隐晦的批评，白居易不避嫌疑、平白直露的表达是对自己倡导的诗歌“讽喻”功能的大胆实践，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四、结语
白居易利用了昭君出塞这一历史题材，但却不受历史事实本身的局限。他勇于探索，推陈出新，对昭君这一文学形象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发掘，既隐喻了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同时不忘对统治者加以劝谏，而后者也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理想的积极践行，从而使这首诗达到了叙事、抒情与说理的完美融合。宋代伟大的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两首《明妃曲》中分别出现了“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以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诗句，其中多少是受了白诗的影响吧。
注释：
[1][3]蒋方:《昭君与唐诗》,《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第364页。
[2]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08页。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杜甫.杜工部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储大泓.历代咏史诗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8
关键词：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客观具体；主观抽象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90-01
在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狂飚突进”运动中一大批青年文学家在德国涌现，文学进入繁荣时期。歌德与席勒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所产生的杰出的领袖，他们将德国民族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共同奠定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他们“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黑格尔评价他们说，“席勒和歌德都不仅是他们时代的歌手，而且是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刻的诗人。”朱光潜也说，“由于两人合作，有意识地走古典主义的道路，不但把各自的文艺创作推进到高度的成熟，而且也替德国建立了一种辉煌的民族文学。”由于受德国现实阶级关系、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哲学观点等方面的影响，歌德与席勒的创作和理论上则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
歌德(1749―1832)深受德国启蒙主义者赫尔德的影响，他积极参加狂飚突进运动，并培养起对民间文学、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强烈兴趣。由于具有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妥协双重矛盾，歌德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脱离了狂飚运动，走向了追求古典文化、宁静和谐的道路。在文艺美学思想上，他接受了狄德罗、莱辛的影响，继承并发展了他们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观点。从总的方面来说，歌德的思想倾向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并表现在他的许多文艺理论主张上。
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上，歌德认为艺术既服从自然，又超越自然。艺术家“应该遵循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但是，“摹仿自然”并不同于完全的再现自然，而应有所超越，对自然进行艺术加工、改造，发挥作家的主动性。所以，他提出艺术家“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可见，歌德在处理文艺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是持辩证的、现实主义的态度。
关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古典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现实主义。对于歌德本人的创作实践来说，很难讲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在创作上，他从浪漫主义到古典主义，追求的是二者的结合，但他的主要思想倾向还是现实主义的。在《歌德谈话录》中，他谈到古典和浪漫的问题，并明确说明“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歌德认为如果过分迷恋浪漫，会使这种文学坚强、壮实、精干的那一面被误解或受到损害。因此，他大力提倡古典主义，反对病态感伤的浪漫主义。
在文艺理想方面，歌德崇尚“显出特征的整体”，在创作方法上主张从特殊到一般。歌德把显出特征作为衡量艺术美的重要尺度。“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犷的野蛮人之手也好，还是出于有修养的敏感的人之手也好，它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恩格斯认识到他“时常发出一些浪漫的怨言”但是，“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经历、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行实际生活。”恩格斯比较了席勒的重理想和歌德的重现实，说明歌德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的。
席勒(1759―1805)青年时期也受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向往自由和平等。他常读莎士比亚、莱辛、狄德罗的作品。对于希腊文艺精神的认识，他全盘接受了温克尔曼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思想，把它看作德国民族文学所应追求的理想。1791年以后，席勒开始研究康德哲学，这使他的作品带有哲理化、抽象化色彩。虽然席勒在后期走向了古典主义，但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他的许多作品仍表现出理想化色彩，显现出他渴望实现美好人性、自由平等的愿望。席勒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审美教育，将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这是一种进步，使美从康德的理性王国、神秘王国中摆脱出来。但是，他又常常深陷于“完美人性”、“善良意志”中不能自拔，沉湎于根本不能实现的浪漫理想中。在作方法上，虽然他对客观性也有所认识，但他仍提倡从主观、抽象的一般出发的路线，这和歌德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
和歌德一样，席勒为建立新的德国民族文化而不断努力着，这使他将古代与近代相互比较，为新的文学寻求道路。席勒根据古代和近代人性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将诗分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从质的规定性上说，所谓“素朴的诗”就是指“古典主义”即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感伤的诗”就是近代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过，不论古代还是近代，都既有素朴的诗，也有感伤的诗，还有交融着素朴与感伤的诗。他说：“现实总是落后于理想，凡是存在的东西总足有界限的，只有思想才是没有界限的。素朴诗人要遭受一切感性东西所必须受到的限制，相反地，观念的自由力量必然要帮助感伤诗人。诚然，素朴诗人可以彻底完成他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是有限的，感伤诗人固然不能彻底完成他的任务，但是他的任务却是无限的。”可见，浪漫主义在席勒那里占了很大的成分。
歌德与席勒创作的具体道路是不同的。基本区别在于歌德偏重于客观性、具体性，而席勒偏重于主观性、抽象性。不过，由于歌德和席勒两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接触密切，思想上也往往受到对方的影响。比如，席勒对希腊古典文化的追求，使歌德也向往这种古典的美；席勒对美学理论的研究，使歌德也认识到理论的重要。同时，歌德对现实的重视，也使席勒逐渐从主观走向客观，注重客观自然的美，并试将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
总之，歌德与席勒都是在德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做出过最大贡献的人，他们堪称德国民族文学的两大旗帜，是他们时代的伟大歌手。他们的文艺美学理论和文艺创作实践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歌德.《希腊神庙的门楼》的发刊词[a].朱光潜.四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歌德.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鲍桑葵.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7]马克思等.恩列斯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9
关键词:史记咏侠诗唐代
二、“侠”的精神
司马迁认为他们具有言必信,行必果;报知遇之恩,为知己者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故在《史记》中列《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篇章为他们鸣不平和歌咏,记述了他们的侠义之举,歌颂了他们的侠义精神,使侠客第一次可以以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出现在正史上,并开启了后世侠文学的先河。唐代诗人则对《史记》中所颂扬的“侠”的精神进行了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一)言必信,行必果。
司马迁曾发出感慨:“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3](p3183)如《史记》中记载:燕国义士田光与燕太子丹在一起密谋对付秦国的办法,太子对他说:“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行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最后为了证明自己守信,竟“因遂自刎而死”。身为侠士,“言必信,行必果”是其重要的做人准则,才有司马迁的“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而唐代咏侠诗中对豪侠守信重言,有诺必践的精神也相当的推崇。如唐朝名相魏征《述怀》诗中云: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此诗是魏征的代表作,他借此二人之行言志,表明自己重信义轻功名之心,来报答唐高祖的知遇之恩,表现了自己“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的胸襟怀抱和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
(二)报知遇之恩,为知己者死
《史记》中所注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报知遇之恩的心态在唐代也得到极大的回应,他们将冀知报恩作为古游侠的品质加以高咏,寄托自己对知己的渴望。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刘生》一诗: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
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
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诗中的侠士刘生,仗剑横行,豪侠重义,为答知遇之恩,百死以报其恩。还有他的《结客少年场行》“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都表现了为知己甘愿赴死的豪情。
还有高适的《东平留赠狄司马》:“古人无宿诺,兹道以为难。万里赴知己,一言诚可叹”;李颀的“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能归”;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叉的“白虹千里气,血颈一剑义。报恩不到头,徒作轻生土”;诗人崔涯的“太行岭上二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这些诗人或借侠客来抒情或直接以身明志,表明了为报知遇之恩,甘心以身谢知己的豪情和冀求知己,得遇明主的人生理想,他们都希望得遇名主赏识,以一腔肝胆报效国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司马迁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他将游侠的行为上升到“仁”、“义”的高度,而唐代诗人更是在咏侠诗中把“义”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
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
侠客是侠义的化身,面对强者欺凌弱者的不平事,侠客心中的正义被激起,所以荆轲为弱小的燕国报不平,挺身而出;朱家有“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全力以赴,急人之难。《史记》中的许多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侠之大者,他们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一心为国,以一己之力为国家效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唐代诗人“把侠义精神结合爱国英雄主义理想而发扬光大,这不仅带来了唐人咏侠诗创作的繁荣和高潮,而且也为咏侠诗提供了广阔的视野,灌注了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诗人将附丽于游侠形象的青春豪迈,自由奔放的气质视为热烈追慕的审美象征,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视作个体人格更为根本和更高层次的需要,形成了以少年游侠为歌咏对象的咏侠诗潮,侠的世界开阔了,精神也提升了”。[4](p57)
三、李白的咏侠诗
唐代侠风盛行,李白也好任侠。《新唐书·文艺列传》中说李白“喜纵横术、击剑,好任侠”;《李翰林集序》也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有诗“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咏侠诗,是唐代创作咏侠诗最多的一位,他在“侠”这一特殊的人物身上找到了寄托,表现了自己放荡不羁,自由自在的个性和渴望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在侠义观上,李白的咏侠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记》倡导的侠精神”“李白在继承前代侠义精神的同时,能够将游侠不属于上层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文人的家国功业理想结合起来,用咏侠诗阐释了自己的侠义观”。[5](p93)
李白的咏侠诗歌中出现了许多《史记》中塑造的侠客形象,如荆轲、鲁仲连、剧孟、专诸、高渐离等。“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而《侠客行》中则歌颂了侯嬴和朱亥的义举,《结袜子》则赞扬了专诸、高渐离的侠行,他渴望自己能够和他们一样凭借自己的侠行建功立业,名垂后世。他最推崇的就是功成身退的鲁仲连,他希望自己可以像鲁仲连一样在建功立业之后,拂衣而去,悄然隐退,这也是他理想的人生模式。
李白《结袜子》“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以《史记·刺客列传》中的报恩酬主、代友雪恨的专诸和高渐离为典故,表明了自己的感恩知遇的心态。
而李白咏侠诗中最为生动的则是《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人的这一首《侠客行》古风以《史记》中记载的朱亥、侯嬴故事为典故,赞扬了侠客的重诺轻生,抒发了他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和功成身退的豪情。李白有“申管宴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大理想,也一直在为这一理想而不懈努力。
结语
从汉代《史记》开始,魏晋六朝,到唐代的咏侠诗,乃至于以后的豪侠小说,文人都为游侠大唱赞歌,颂扬其高尚的节操和美好的德行,这也成了进步的文学传统,文人们借侠客形象来寄寓自己的情感,抒发其人格寄托和人生理想。“司马迁《史记》中所表现的游侠人格精神,六朝文人在咏侠诗中塑造的游侠形象和他们火热的生命追求,就成为唐人咏侠诗的创作源头和精神上可贵的资源”[6](p256)
关于感恩的诗歌篇10
关键词：《海披里安》古希腊罗马神话改写现代人生存窘境
约翰・济慈曾被批评人士称为“浪漫主义诗人中最希腊化的诗人”[1]，本文通过对其在创作成熟期的神话诗代表作《海披里安》（Hyperion）中对几位希腊罗马神诋形象的改写进行分析，结合济慈相关思想对他在浪漫主义语境下的这一改写进行考察和关照，试图揭示这一改写所蕴含的济慈的诗学思想。
一.受难的萨土恩
萨土恩（Saturn）是提坦神族（titans）的首领。古神话中的萨土恩是位敢作敢为、性格中带着些许残暴的奸雄形象：他对虐待子嗣的父亲的大义灭亲；早年因惧怕子嗣将来篡位曾吞食其子；以朱皮特（Jupiter）为首的子嗣将他逐下王位；逃到意大利后辅政成就了该国的“黄金时代”[2]。但是在济慈的长诗中萨土恩却被定格在被逐下王位的那一困顿时刻。
首先，萨土恩对自身身份缺失感到极度焦虑和痛楚。第一章中他的妻子西亚（thea）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对他身份的“悬置状态”进行了如下评述：“因为天已经跟你分开，而大地/认不出这样受苦的你是个神”[3]。萨土恩回应到，他将“真正的自己/留在我的神座和现在我坐的/地方之间”[3]则展示了他对自身悬置状态的清醒认识。萨土恩在上述长篇对答中表明他意识到是身份缺失造成了他的焦虑。他悲苦地询问妻子：“这个衰弱的形体/可是萨土恩的”[3]。同时，他对其妻不断命令式的追问“搜一搜，西亚，找一找”[3]和对答结尾歇斯底里的追问“西亚！西亚！西亚！萨土恩在哪里？”[3]则展示了萨土恩精神焦虑之严重。
其次，第二章中萨土恩对自身“无能”的认识加剧了他的痛楚。他质疑自己的创造力：“难道我不会创造？/我不会建立？”[3]质疑自己的领导能力，对自己如何应对巨变感到惶惑：“冥冥之中的父亲啊！/我能做什么？告诉我，众弟兄，我们/该怎样作战并武装我们的愤怒！”[3]
济慈在《海披里安》中有意规避古神话中萨土恩作为提坦巨神领袖和盛世君主的光辉一面，而选择了关注他神权失落的落寞阶段，将笔墨聚焦于他的痛苦。联系济慈诗歌及书信中对人世困苦的强烈意识不难看出这样的改写实则有感而发，萨土恩呼天吁地实则是在“替济慈代言，询问为何人性如此，质询人为何被置于这样令人困惑又令人生畏的境遇？”[4]
二.焦虑的海披里安
在古神话中，海披里安是唯一一位没有堕入下界的提坦神，他带领提坦神族重夺神权成为了阿波罗的前任：海披里安是代表光辉与力量的太阳神。在济慈的长诗中这样一位本应果敢、勇武的领袖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性格特点。
第一章对海披里安出场时的描述表明他虽身居神位但心似凡夫：虽然海披里安依旧身居天庭，但是“他也颤抖”[3]，遭受着“刺激巨神神经的恐怖”[3]，他自问道“萨土恩倒下了，难道我也要倒下？”[3]――他所忧虑的是自己神位的稳固性。此外，该章259至263行对他身体情状的描述展示了其内心的巨大痛楚。
他盛怒后的歇斯底里进一步透露了内心的焦虑。他“怒火满腔”[3]，发出吼叫，“惊走了飘渺温和的荷莉诸女神，/使她们的鸽翼发抖”[3]，“跺着他的脚”[3]。他已怒不可遏，近乎歇斯底里。
此外，海披里安因不能行使神权而倍感无助。他想发出命令，登上宝座，“命白昼开始”，但是，“神圣的岁月更替不能被打乱”[3]，他深知虽为神诋也不能改变自然的律令，海披里安“伸展/自己的身子，悲痛地发出微光。”[3]
在济慈笔下，海披里安作为唯一掌权的提坦巨神没有被赋予高大而光辉的领袖形象而是如萨土恩一样，也在经受着自己的痛楚。是济慈“外化他自己起伏的情感与思虑”[4]的明证。
三.痛楚、悲情的阿波罗
古神话对阿波罗的塑造主要有三个方面：他在刚成人时便将迫害他生母的巨蟒射杀；阿波罗作为神诋有诸多职能，他是太阳神，还掌管疫病，是音乐和诗歌之神；他是预言家们的导师。阿波罗在济慈其他诗作中是倍受推崇和赞颂的太阳神或诗神，但该史诗却聚焦于他在被封神前及被封过程中心理活动的两个方面：因无知而痛楚及他的悲情（sympathy）。
首先，第三章开篇对德洛斯岛（theislandofDelos）自然环境的描写表明由凡转圣前阿波罗的栖身之地俨然一片远离纷扰与忧虑的世外桃源。置身其中，阿波罗本应快活。但是他哭泣，认为“黑暗，/痛苦、可恶的遗忘”[3]蒙住了他的眼，恳求女神“指明未知的事物”[3]，悲叹自己“陷于无畏然而痛苦的无知中。”[3]阿波罗已被赋予了凡人的情感：如渴望知识的人间圣杰，他渴求知识、对自己的无知倍感羞愧。
更重要的是，阿波罗被济慈改写为他心目中现代诗人的典范形象，是他在信札中曾提及的表现“人心的伟大诗人”[5]。怎样成为“诗歌之父”[3]？济慈聚焦阿波罗由凡转圣的过程，使阿波罗转凡为圣的是女神摩涅莫叙涅（mnemosyne）映照出人世苦痛的面庞。他因知晓了“广博的知识”[3]而成为神诋。而这“知识”关乎提坦神族、亦关乎人类，是现代人类生存窘境的写照，被他在那面庞上读到的“名声”、“功绩”、“可怕的事变”、“反叛，王权，君主的声音”[3]等浓缩概括。只有理解、悲情于人生的种种境遇才能转凡为圣。
此外，阿波罗成圣时的境况也极具象征意义。“这非常类似死亡门前的挣扎；/也许更像是向那苍白而永恒的/死亡道永别，痛苦得灼热，正如/死时痛苦得冰冷，猛烈地抽搐着”。[3]阿波罗转圣的情状如常人死亡的模样，济慈似乎在昭示后人：只有经历人生的磨砺和痛楚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
四.结论
济慈的文字时常透露出对人世悲苦的关切，诗歌以《夜莺颂》中对人世苦难的提及为代表，信札则以1819年4月21日致其弟及弟媳乔治・济慈夫妇的信中提出的“造灵谷”一说为总结。结合济慈思想的这一侧面不难发现他在《海披里安》中对古希腊罗马诸神的改写是基于他对现代人类生存窘境的思考。正是由于痛感人世间遍是“疲劳，病热，烦躁”（《夜莺颂》）他才将古神话中原本伟大辉煌的诸神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特质――痛苦、焦虑与身心分裂。济慈也在改写古神话的过程中完美诠释了《海披里安》中诗歌之神阿波罗所代表的伟大诗人应具备的品格――悲情地关切人生世事。
注释：
[1]周桂君.《古希腊神话语境下的济慈思想与审美倾向研究》[J]《北方论丛》2006年04期，第49-52页。
[2]Barnard,John.“DictionaryofClassicalnames.”[a]inJohnBarnard.(ed.)JohnKeats:theCompletepoems.[m]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77.对古神话中诸神的介绍均参考该诗集附录，下文不再另行加注。
[3]济慈《济慈诗选》[m]，屠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下文引用该诗汉译均加注行数。结论部分《夜莺颂》汉译亦引自该书。
[4]Baker,Jeffrey.JohnKeatsandSymbolism.[m]Sussex;newYork:St.martin’spress,1986.
[5]Keats,John,theLettersofJohnKeats,1814-1821.Vol.ii.[m]HyderedwardRollins.(e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