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篇1
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Daniel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Chauncey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K．D．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JohnGregory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Gisborne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Fletcher和paul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Rensselaer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Hellegers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Rensselaer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Gillon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wikler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ofmedical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ofmedical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
生命伦理学篇2
生命伦理学诞生和确立的过程，伴随着诸多问题的激烈争论，可以说该学科是在激烈的争论中产生、发展的。美国国家伦理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生命伦理学兼职教授阿尔特■琼森指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运用，“重要的医患融洽关系开始受到损害，什么是'益处’和什么是'危害’不再那么清晰。在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身上进行试验，创造有利于治好其他病人疾病的较好方式，即使不‘利于’个别病人，这种情况是一种'伤害’吗?医学实践、医学研究与政府、商业和新技术之间的日益増进的亲密关系，该如何处理?如果一些病人付不起医疗费用，谁为他们支付?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去?医疗保健的有限资源应该如何公正地分配?应该怎样公正地分配研究成果的益处，研究的负担由谁承担?个人、医生、医药研究者和政府在从事生产科学知识、提供国民生命安全方面能够走多远?当然，还有谁应该决定对这些困难问题的答案”〔1]。这些争论最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的尊严问题。于是，“人的尊严”是否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就成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含混不清，完全可以被其他概念取代，甚至主张废除这一概念。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教授麦克林(Ruthmacldin)认为：尊严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含义不清;它的主旨包含于尊重人的自主性这一医学原则中。因此，尊严是一个无用的概念，消除这一概念，不会带来任何损失w。德国学者赫斯特(Hoer-sternorber)主张将“尊严”这个概念从伦理学中除掉，用“人权”代替。德国另一位专家鲁墨林(Juliannida—RUmelin堪至认为:具有自我意识和自尊能力的人才拥有人的尊严，所以，应该用个人尊严(persondignity)取代人的尊严(humandignity))〕(这使人想起纳粹的优生学)。国内学者也存在诸多疑问，例如:在2008年第二届全国生命伦理学大会上，就有学者质问“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到底有什么作用。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是不能被其他概念取代的，探讨这一概念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而且在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的研究和治疗过程中，有利于提高相关人员的道德素养，避免践踏人的尊严和人权等错误行为，同时也有利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2“人的尊严”的规定及基本特征
什么是人的尊严?2000多年来，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对人的尊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仅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及其特点进行探讨。人的尊严是西方人文传统的一个重要观念，其经典表述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即人不能仅作为手段，而必须作为目的来对待，人的尊严才能因此确立和体现出来。人体器官移植、生殖性克隆、产前诊断等生命伦理问题，受到责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人当做手段，侵犯了人的尊严。马克思认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于众人之上的东西”。马克思从人的高层次需要来界定“人的尊严”，这样的尊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我国学者甘绍平认为：人的尊严来自于一种对人际间基本的相互尊重的普遍需求。……尊严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受侮辱的权利”〔5]。
本文认为:人的尊严就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人的基本利益和权利不受侵犯，并得到应有的尊重。要想对人的尊严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解，还要对其特点进行必要的阐述。人的尊严有什么特点?第一，“人的尊严”是先天和后天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先天就是与生俱来的，这意味着只要是人，他就是人这个类的一员，就享有高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不论这个人是什么种族，什么年龄，是否正常，这种天生的尊严，就像空气一样是人所必须的，享有天生的尊严，就像我们利用空气一样，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人享有最低限度的尊严(比如：生命不能被无故剥夺)甚至不必用“权利”来界定，这种尊严从生命形成到生命终结一直与人相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备特质。人的尊严也是后天形成的，主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社会权利(自主、知情同意、不受伤害和侮辱等等)这些权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人的社会尊严甚至延续到生命结束以后，比如:人的尸体同样享有一定的尊严，一般情况下，不能被随意肢解等。第二，人的尊严是分层次的。生命权、生存权是人享有尊严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会实现人的社会权利。自我实现的心理认同权利是实现人的尊严的高层次，马克思对人的尊严的界定就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人的尊严的主体可分为人类尊严、国家尊严、民族尊严、集体尊严和个人尊严等。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日军南京大屠杀以及他们所进行的臭名昭著的人体试验都严重侵犯了上述所有主体的尊严。第四，人的尊严具有历史性。原始社会许多部落不会给俘虏起码的生命尊严，俘虏像猎物一样被人吃掉，吃人的部落也不可能感到丝毫不妥。总之，“人格尊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等级制社会中，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有贵族，有平民，有贱民。贵族具有尊严，平民亦有一定的人格，贱民则受奴役。平民坚持人格尊严，表现了反对奴役的斗争”〔6]。第五，人的尊严还有一个特点，生命虽然是人的尊严的基础，但在一定条件下，维护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7]。得到食和羹就能活下去，失去则可能会死掉但如果吆喝着送人，过路的饿汉也不会要，用脚踢着送人，乞丐也不屑于接受。就是说为了保持人的尊严，宁愿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就是肯定人的尊严高于生命，这种尊严更多地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孔子曾经说到孝敬，一些人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狗、养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假如对父母没有孝敬之心，那么养父母与养狗养马就没有差别了。孔子所谓"犬马之养"说明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穿、住、行等物质性的东西，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顺的态度，也就是说人的尊严还具有精神性的特点，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精神性的需要对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人的尊严与生命伦理学的五个层面
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是有用的概念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生命伦理学所研究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哲学系生命伦理学研究小组对什么是生命伦理学的阐述在西方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主要涉及我们对生命理解的道德问题。科学和医学新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生、死观念，生命伦理学领域的研究己经越来越重要。生命伦理学讨论的问题常常涉及人的价值和医疗技术之间的关系。包括生命何时开始，何时终结，用何种手段确保生命延续。我们对身体的功能了解越多，我们越能够干预器官的机能。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希望利用哪一种技术。这些选择不仅与个体的医疗卫生选择相关，而且与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医疗卫生计划相关。像人类基因组计划，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等高技术项目，己经对如下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该如何审视我们自身，该如何看待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由科学和医学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机会，己经改变或将继续改变这些问题的传统观念从上述可知，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理论问题、临床问题、政策法律等问题。我国学者邱仁宗先生对国内外的观点进行了总结: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其主要内容包含五个层面，即：理论层面、临床层面、研究层面、政策层面和文化层面〔9]。下面分析这五个层面和人的尊严究竟是什么关系。
(1)理论层面后果论与道义论是普通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当我们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时经常使用这两种伦理学理论。
后果论又称为目的论或效果论，它是以道德行为的后果来确定道德规范最终依据的重要的伦理学理论。它认为确定道德规范的目的是调整人们的利益，通过规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使道德行为取得好的行为结果。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后果论的典型代表，其思想可概括为“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它既支配着人类的一般行为，也同样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最终动因，所以追求快乐和幸福、避免痛苦和不幸，是所有人道德行为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的，根本的价值评判标准不是别的，只能是该行为最终产生的功利。所谓功利，即是有益于増加道德行为主体幸福和快乐的实际效应。故上述论断又可以表述为:是否产生实质性的快乐或幸福效应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道德的最终评价标准，其所带来的快乐或幸福愈多，则其道德善性愈强、道德价值愈高尊严总是和幸福、快乐相联系;羞辱总是和痛苦、不幸相联系。或者说拥有尊严是获得幸福和快乐的前提否则有可能“生不如死”。概而言之，拥有尊严，既是道德主体获得幸福和快乐的基础，也是道德主体追求幸福快乐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人的尊严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也是伦理学的一个前提，无疑也应该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道义论认为，道德的基本价值表现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而不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道义原则包括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行为规范等，它们必须被社会大多数人认同，并愿意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原则，这样，道义论才能在道德实践中践行。当然，这些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可能是基本限度的道义要求。重视人的尊严在全球己经获得了普遍的道德共识，并被广泛接受。《世界生命伦理和人权宣言》把“充分尊重人类尊严，人权，基本自由权”作为指导伦理实践的一项基本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宣言》都把尊重人的尊严作为基本原则。这说明“人的尊严”己经成为并取得广泛共识的基本伦理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伦理学分支的生命伦理学也必然离不开“人的尊严”这一最基本道德原则。
(2)临床层面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会
面对临床工作提出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与生死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临终关怀等问题，这里仅就安乐死和商业代孕为例进行分析。
安乐死问题的争论离不开对人的尊严的讨论。支持安乐死的一方认为，安乐死对病入霄肓并且难以治愈的极端痛苦的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相反是能帮助他们摆脱痛苦的煎熬，维护其生命尊严。身患绝症的病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病痛，这种病痛让他们失去了往日健康时的快乐和尊严，让他们痛苦地活着，不仅是对病患本人的精神、肉体摧残，也是对病患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损害了人性尊严，不具有人道性。反对安乐死的一方则认为，维护人的生命是人的最高尊严，任何人(包括愿意安乐死者本人)都无权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向往和追求“死”，相反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对身患重病绝症的病人放弃治疗，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实施安乐死就是扼杀生命、催促死亡，是反人道行为，对一个人实施安乐死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和践踏。
商业代孕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论。支持商业代孕的学者认为，需要孩子者和代孕母亲是否达成代孕合同，他们有自由选择权，只要双方愿意，代孕行为就是合理的。“法律规定的自由允许人们通过交易实现其生殖目的，交易行动依赖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和其他决定将要出生的儿女之命运的因素。这种交易确实会让人们感到荒谬:体外胚胎原本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但是在市场的驱动下，生殖和服务成为人们买卖的对象”。尽管如此，“交易的自由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决定和满足自己的福利，从而强于政府的指令。在自由社会里，生殖选择由看不见的手操纵，尽管有人担心这会贬低人类价值，然而，我们必须允许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挥舞”〔11]。支持者虽然承认商业代孕确实带来诸多问题，但是为了自由(这更能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必须容忍这些代价。
反对代孕的学者认为:在代孕活动中代孕母亲被异化、工具化女性价值被贬低，她们的尊严受到侵犯。“代孕就像缺乏互利的奴隶制，事实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动物化的工具’，纯粹充当了他人目的之手段”〔12〕。不仅如此，代孕还构成对婴儿的伤害。“代孕关系强行剥离了孕妇与胎儿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母子亲情，把婴儿当做可移交的产品，这时婴儿己丧失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他们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侵犯，沦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像面包一样可以被买卖”〔13]。上述反对代孕的理由可归结为:代孕母亲、婴儿被当做别人的手段，当做了物，根据康德的观点，人只要被当做手段，人就丧失了尊严，因此，商业代孕应当被禁止。
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可谓针锋相对，支持者注重权利和自由(其实这也是人的尊严的表现形式)反对者则直接强调人作为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其实，两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临床层面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只是这一原则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3)研究层面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药理试验、基因普查和分析、干预试验以及其他人体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面临如何尊重和保护受试者及其亲属和相关群体的问题。生命伦理学界在处理一些具有较大伦理风险特别是伦理后果难以预料的基因技术时，往往是通过设置伦理条例、制定法规、完善制度等措施来保证人类利益不受伤害，比如颁布禁止克隆人法律，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伦理规范等。《赫尔辛基宣言〉就庄严规定:科研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任何科学行为，都要以尊重人的自由与尊严为前提，当科学研究与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人的利益为先。
因此，重视人的尊严，关注人的利益，不仅构成了生命伦理学的内核，同时也成为对转基因、克隆等高新技术研究活动进行人文关怀和伦理引导的主要内容。基因决定论之所以受到广泛批判，除了其科学性受到质疑外，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藐视人的尊严。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与人的基因有着内在的联系，人性的不足、生理的缺陷或者优势可以在基因链条中找到发生的过程或机制，只要修改人的基因，就能改变人的缺陷，使人、人性逐步优化。该理论一旦毫无限制地付诸实践，必将对人的神圣性、人的尊严形成严峻挑战，后果甚至更为严重。“人类一切文明的成就，都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利用基因技术变革人性，将会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14]。由此可见，维护人的尊严是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坚守的伦理底线，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维护，也是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研究活动具有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尊严问题也自然成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4)政策层面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也会发生在组织结构层面。医疗卫生改革、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和管理等现实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政策、管理、法律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都绕不开对人的尊严问题的探讨。
我们仍以安乐死为例。生命晚期的患者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必须有法律政策的依据。主张安乐死的学者认为，生命权是指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包括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这种处分权包括生命安全的处分，自愿承受生命危险，如人体器官的捐献与转让;生命本身的处分一放弃生命，如安乐死、舍己救人等。尤其是患者也拥有自己决定是否及如何接受治疗的权利。在安乐死权利诉求者看来，只有当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时，其死亡才是有尊严的。花费巨大而且没有治愈可能的人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死亡，他可以选择一种无痛苦的、尊严的死法，让生命在结束时也是喜悦的、体面的;剥夺死亡权，就是对生命尊严的侵犯。尊重人的尊严己经成为一些国家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量刑的指导原则。“面对这痛不欲生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安乐地死去，尊严地死去呢?德国最高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庭长、刑法专家克劳斯。
库策1996年在对一起医生实施的安乐死案件进行判决时曾指出：应尽量地使患者体面地、不受病痛折磨地死去，不应只为了让病人多活那么一会儿而让他们忍受那么大的痛苦”〔15]。1994年11月，美国俄勒冈州举行全民公决，以51%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尊严死亡法》，法案规定为了人的尊严临终患者有权请求人道死亡，只要经过两名医生诊断存活时间不会超过6个月即可提出申请。1997年《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明确反对用克隆技术繁殖人。《宣言》指出：应当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必须以维护和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为目的，违背人的尊严的作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作法，是不能允许的。总之，尊重人的尊严己经成为国际社会制定与生命伦理学相关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原则和基本依据。
由此可见，生命伦理学五个层面的内容都涉及人的尊严问题。离开“人的尊严”，生命伦理学五个层面所讨论的问题就难以进行下去。人的尊严问题是生命伦理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人的尊严”理应成为生命伦理学中的基本概念。
4结语
“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在生命伦理学的概念体系中，它处于较高层次，统摄其他概念。人的生命权、知情同意权、不受伤害和歧视、隐私权与保密、人身自由权等无一不体现着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违反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人的尊严概念就像“人权”概念一样包含许多具体的人的权利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尊严”却不能被其他概念所代替，因为，任何一个伦理原则和具体伦理要求，都只能表现“人的尊严”的部分内涵，比如，“知情同意”原则在医疗保健领域的运用，就需要医师在治疗病人之前，必须先将治疗计划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告知病人，并需由病人以自愿的方式做出同意治疗的决定，知情同意的理论基础就是维护人的尊严这一基本伦理原则。
公正原则要求各种利益和负担必须以公平方式分配，在治疗过程中，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每一位病人，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种族、宗教都不能成为歧视一些人，或者优待另一些人的原因。不受歧视，享有公平对待的权利，也是人享有尊严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公正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或者其它伦理原则都不能完全取代“人的尊严”这一总原则，只能部分地体现这一原则。如果“人的尊严”概念因为部分内容和其他伦理概念相重合，就认为可以被其他概念所取代，生命伦理学的其他基本原则是否也可以彼此取代呢?比如，违反“隐私权与保密”的原则，也就违反了“利益和伤害”原则，是否可用前者代替后者，或者相反。显然，这些伦理原则不能彼此完全取代。
生命伦理学篇3
生命伦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随后在欧洲产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最有生命力的交叉学科。生命伦理学的生命主要指人类生命，但有时也涉及到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以至生态，而伦理学是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性研究，因此，可以将生命伦理学界定为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方面，包括决定、行动、政策、法律，进行的系统研究。
生命伦理学产生后不仅获得迅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受到医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宗教界人士、新闻界人士、立法者、决策者和公众的关注，而且很快地体制化。一些国家建立了总统或政府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很多医院或研究中心建立了专门审查人体研究方案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或伦理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我国医药管理局规定，为新药批准所进行的临床药理研究，必须建立机构审查委员会（名称为伦理委员会）审查研究方案。2000年8月我国卫生部成立了“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就重要医学伦理问题向卫生部提出咨询建议作为决策基础。
生命伦理学之所以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及以后出现的三大事件密切相关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制造原子弹本来是许多科学家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人。他们的本意是想早日结束世界大战，以免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原子弹的爆炸会造成那么大的杀伤力，而且引起的基因突变会世世代代遗传下去。数十万人的死亡，许多受害人的家庭携带着突变基因挣扎着活下去，使许多当年建议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改变了态度，投入了反战和平运动。第二件事是1945年在德国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接受审判的战犯中有一部分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利用集中营的受害者，在根本没有取得受害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例如在冬天将受害者剥光衣服在露天冷冻，观察人体内因冷冻引起的变化。更令人气愤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731部队所进行的实验，却由于美国政府急需细菌战人体实验资料而包庇下来，军国主义罪犯并没有被送上国际法庭。第三件事是人们突然发现，在寂静的春天，人们看不到飞鸟在苍天游弋，鱼儿在江川腾越。1965年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向科学家和人类敲响了环境恶化的警钟，世界范围的环境污染威胁人类在地球生存以及地球本身的存在。当时揭露的主要是有机氯农药大量使用引起的严重后果，人们只考虑到有机氯农药急性毒性较低的优点，但忽略了它们的长期蓄积效应，结果使一些物种濒于灭绝，食物链发生中断，生态发生破坏，人类也受到疾病的威胁。这三大事件迫使人们认识到，对于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以及科学研究行动本身需要有所规范，这推动了科学技术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除了上述三大事件的大背景外，推动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还有以下方面：
（1）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不但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有可能操纵基因、精子或卵子、受精卵、胚胎、以至人脑和人的行为。这种增大了的力量可以被正确使用，也可以被滥用，对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且这种力量的影响可能涉及这一代（例如对生殖细胞的基因干预），也可能涉及下一代和未来世代。当这一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目前人们最担心的可能是对基因的操纵和对脑的操纵。这两方面的操纵可能都会导致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侵犯。例如是否允许人们通过改变基因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甚至为后代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是否允许人们通过在脑内插入芯片来增强记忆和加速处理信息的能力？（2）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干预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安排，甚至有可能用人工安排代替自然安排，这将引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后果，导致价值的冲突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心。比如，现代的生殖技术，一方面可用于避孕，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不育问题，那么，已经离异（单亲家庭）、不想结婚（同居者）、同性恋者以及过了生育期的男女是否可以利用辅助生殖技术？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成员都是用辅助生殖技术产生，那会怎样？（3）全世界蔓延的艾滋病向一些传统观念和现存的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艾滋病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民族灾难，许多原来发病率较低的国家也很快进入快速增长期。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现在已经达4000万人，而妇女、儿童在艾滋病面前更为脆弱。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层面以及有关防治艾滋病政策层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国家是否有义务向艾滋病提供治疗？个人是否有义务改变自己的不安全行为？非感染者和社会是否有义务援助而不歧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对于许多妨碍艾滋病防治的行动和做法是否应该用立法方式加以制止？（4）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导致卫生制度的改革。由于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市场化消极面的影响，促使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大幅攀升，严重冲击许多国家的公费医疗制度。各国都在改革卫生医疗制度，寻找让公民既负担得起又相对有效的医疗制度。但是这些改革提出了许多伦理问题，例如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卫生政策如何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如何不致影响传统的互相信任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与公司怎样协调关系才不致引起严重的利益冲突？发生的医疗纠纷如何能做到不致两败俱伤？（5）丑闻的揭露和民权运动的高涨。在各国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中，违反伦理的事件总是存在的。对这些事件的揭露和思考，也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生命伦理学的性质和内容
生命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是对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的研究。人类行为规范具有社会性。伦理规范不是由个人制订的，它们体现在种种规定、准则、法典、公约、习俗之中，在我们学习它们以前就已经存在。人们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我们通过学习社会规则知道了伦理规则。当然，社会规则并不等于伦理规则，比如审慎行事规则就不是伦理规范。仅当涉及到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而这种做人做事会影响到他人利益时，我们才进入伦理领域。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伦理规则，因为在他看来这可以避免伤害他人。也可以说，伦理是要我们考虑他人利益的社会期望。伦理是社会的必需，因为人人只考虑自己利益的社会是没有凝聚力的，从而也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普通规范伦理学试图提出一些原则或德性来支配人们做事或做人，并提供理由来证明为什么我们应该采取这些原则或培养这些德性。对理由的关心，说明伦理学是理性的活动，它是实践理性。应用规范伦理学（简称应用伦理学）是应用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则解决特定领域的伦理问题。应用于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保健就是生命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工程师面临的伦理问题就是工程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律师、法官面临的伦理问题就是法律伦理学，应用于新闻界就是新闻伦理学，应用于企业就是企业伦理学。由于以上这些都是专业（professions）领域，不是一般的职业（occupations），所以又统称“专业伦理学”（professional ethics）。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则可以跨专业应用。比如，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分配、种族和性别歧视、奖励惩罚等问题必须援引公正原则；诚实或说真话原则可用于企业伦理中的虚假广告、新闻伦理中的真实报道、医学伦理中的向病人告知病情等。
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有五个层面：
（1）理论层面：例如后果论与道义论这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在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时的相对优缺点如何，德性论、判例法和关怀论（尤其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地位如何，伦理原则与伦理经验各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2）临床层面：各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会面对临床工作提出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与生死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临终关怀等问题。
（3）研究层面：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药理试验、基因普查和分析、干预试验以及其他人体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面临如何尊重和保护受试者及其亲属和相关群体的问题，同时也有如何适当保护试验动物的问题。
（4）政策层面：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个人层次，也会发生在结构层次。医疗卫生改革、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如何应用和管理都涉及政策、管理、法律问题，但其基础是对有关伦理问题的探讨。
（5）文化层面：任何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文化也影响哲学和伦理学，当然也会影响生命伦理学。如在某一文化环境中提出的伦理原则或规则是否适用于其他文化，是否存在普遍伦理学或全球生命伦理学，伦理学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以及伦理学相对主义是否能成立等等。
生命伦理学的专业特点
作为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不谋求建立体系，而以问题为取向，其目的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生命科学或医疗保健中提出的伦理问题。解决伦理问题需要伦理学理论，但实际的伦理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很难用一种理论解决所有的伦理问题，正如不可能用一只猫或一类猫去抓世界上所有的耗子一样。在解决伦理问题的过程中，伦理学理论本身也受到检验，有的理论没能经得住检验，有的理论即使通过了检验，也不可能在解决所有伦理问题时都能拿到高分。因此在解决问题时应该保持理论选择的开放性，而不去拘泥于一定的理论。
既然以问题为取向，那么首先要鉴定伦理问题。伦理问题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出现了新的伦理问题。例如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可使人们预报一些带有疾病基因的人可能迟发疾病，再如一位未婚少女如果带有braca1基因就有85％的可能在未来患乳腺癌或卵巢癌，但也有15％的可能不得这些癌症，那么我们应该告诉她吗？应该建议她现在就切除双侧乳腺和双侧卵巢吗？另一种情况是，本来应该做什么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新技术的应用，重新提出了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例如医生抢救病人是义务，在脑死情况下由于脑死导致全身死亡，解除了医生的抢救义务，这本来不成问题。但由于有了生命维持技术，脑死病人的生命可以靠呼吸器和人工喂饲暂时维持下去，那么应该这样做吗？因为这种维持并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而占有的有限资源却使其他有可能治愈的病人失去希望，那么应该放弃对脑死病人的治疗吗？鉴定伦理问题时需要注意区分医学或技术问题与伦理问题。医学问题或科学技术问题是“能做什么”的问题，而伦理问题是“该做什么”的问题。例如疾病的诊断以及可能的治疗选项都是医学和科学技术问题，而应该做出何种选择以及应该由谁做出选择就是伦理问题。研究的设计如何能够获得可靠的结果是科学技术问题，但是否应该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则是伦理问题。
生命伦理学篇4
全校选修课生命伦理学教学改革生命伦理学是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方面，包括决定、行动、政策、法律，进行系统研究。我国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曾讲过，传播生命伦理的理念和知识应该是科学普及的重要内容。但在目前，不仅广大公众，即使专业的生命科学工作者和医务人员，包括医学院校和生物系的在读学生，多数也欠缺生命伦理的理念和知识。所以，对本科生开设生命伦理学公共课是高校教育责任，也是生命学科教师首当其冲应负起的时代和工作职责，关系到人才培养的问题，关系到生命科学正常研究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问题。
上海海洋大学是一个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一所地方高校，水产科学是我校鲜明的特点。而对于人文和理工及生命和农学的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都是一次跨多个学科的交流和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思想和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本人的科研工作中运用多种生命科学技术，自2011年开始讲授生命伦理学，是面向上海海洋大学全部专业的本科生的公共选修课。在过去的5个学期96个学时的授课后，根据教学效果以及对同学的问卷调查，提出对该课程教学上的一些改革。依据生命伦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课程性质，其教学方式应区别于一般社会科学，又区别于一般的自然科学，它既不能过于机械、实证，也不能够过于抽象、理论化。同时，作为一门选修课，教学方法尤为重要。在教学方法上应灵活多样，既能教给学生必要的生命伦理学知识，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本人从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课程安排
主要参考教材是翟晓梅、邱仁宗主编的《生命伦理学导论》。授课对象为我校本科各专业学生，学生人数100人以下。课时16学时，以多媒体授课为主。
二、课程内容
伴随科技发展，不断更新上课内容，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技术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之前的上课内容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安乐死、临终关怀、脑死亡、转基因及食品安全等。结合近几年的科技发展，其中已经引发广泛讨论的最新技术，如2012年获得医学诺贝尔奖的“体细胞重编程技术”、神经科学、纳米技术等不断添加进教学内容中。并且考虑到我校的科研教学工作中，会用到大量陆生、水生生物作为实验材料，所以动物伦理在上课过程中也会有所介绍。
针对生命伦理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专业特点，热点问题较多，但本课程的课时有限。因此，计划每学期第一次课绪论（2个学时）介绍结束后，列出目前生命伦理学上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课堂调查学生兴趣的内容，以此安排后面的14个课时的课程内容，加强教学针对性。
三、教学方法
作为全校的公共选修课，选修学生的专业很多，有会计、金融、食品科学、包装、电器、海洋生物、生物技术等，学生掌握生命科学知识的水平参差不齐。而生命伦理学是生命科学与人文的交叉学科，讲解清楚每种生物技术的特点是学生理解该技术引发伦理问题的基础。所以，在教学中，要深入浅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复杂、高深的生命科学技术。并且通过案例法、提问等方式，调动起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生命科学的求知兴趣。比如在讲解人类基因组计划时，首先通过提问的方式，问同学们有多少人了解基因。然后告诉他们其实基因离我们很近，比如，热播的美容产品广告词“基因决定肌底”，我们食用的大豆油、玉米油很多都是转基因农作物加工而成，这样的介绍总是能吸引学生的兴趣。接下来，再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讲解什么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的基因组就是全部的遗传信息，是一条很长的基因链，一个个片段就是一个个基因，在体内发挥着生物学作用。在之前，大家对基因的研究就像是小猫钓鱼，钓上来那个基因就研究哪一个，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把人类所有的基因片段通过撒网，全部捕上来然后再逐个研究他们的功能。如此的讲解，几乎所有的学生就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就更易于理解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论。
我校网络教学平台（eoL平台）是教学的重要工具，为教师提供了强大的在线备课工具和网络施教环境，并提供了充分的师生互动功能。在生命伦理学的授课过程中，借助该平台进行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调查问卷、作业布置的上传，极大拓宽了课程教学空间。比如，在每个学期中，利用该平台设计调查问卷针对选课学生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对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此也可加强教学的针对性。
四、考核方式
以论文作业的方式进行考核时选修课常规采用的方式，也将是生命伦理学选修课采取的主要方式。但作为选修课，应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由于课堂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并播放了相关的视频，学生可以任意选取感兴趣的视频或领域发表自己观点，也可以写课后布置的命题论文。在论文评分上主要从其选题、构思以及内容上进行评分，并根据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成绩。通过这种考核方式，考查学生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这也符合高等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针对生命伦理学的课程性质，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上进行了改革。教学内容上适应科学发展，反映时代特色，尊重学生的兴趣，突出教学重点。教学方法上通过案例、提问等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增进各专业学生对生命科学和相应的伦理问题的理解，并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拓宽教学空间。灵活的考核方式可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生命伦理学篇5
生命伦理学由美国等国家引入，在存在明显误读、误译、误识的同时，把翻译、译介的目光只对应在对具体问题或案例的分析及论题本身，很少关涉理论的本源，甚至几乎没有顾及生命伦理学的先驱人物鲍尔•拉姆塞、约瑟夫•弗雷彻、理查德•迈克考米克等的思想与理论，使汉语文化圈生命伦理学学人以为美国式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要理论与精神。我们甚至把部分美国卫生官员的行政和制度伦理话语作为我们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奠基石，在模仿方法与内容的同时，肤浅地整理或结合了一点传统医学道德文化遗产，构建的是一个断裂与破碎又无坚实理论作为支撑的中国生命伦理学体系。
生命伦理学诞生以后，伦理学思想与理论走向变得十分复杂，康德主义、海德格尔主义、尼采主义都不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主义’；功利论、实用主义、境遇论等也都不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根基理论。历史性的译语行动演变为生命伦理学思想的汉语的历史解释学，汉语人文医学在没有清整和规范语言之前就焦急地承担了生命伦理学学科的构建工作，因此使得这门学科不仅在语介表意上显得混乱不堪，而且本当统一的概念也认知各异，使其会议、教学、著述语境谱调千差万别声东而言西、值此而言他。加之这门学科的研究者修道与素养的局限，使得汉语生命伦理学真的显得“幼稚”。在我们连“无聊”都没有资格的评价面前，我们大多数是采取一贯的麻木或鸵鸟的处世哲学，虽然不必为“羊头狗肉之说”[1]失去君子的风度，但还是应该认真思忖：我们的20年成败在哪里？
生命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伦理生命学”，它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不在于对某一种或几种道德理论的应用，而是研究和创制适应于生命本体或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哲学理论；它不仅限于解释与论证生命行为和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合道德性，而且必须帮助人们努力认识生命的所有问题或难题。生命现象、生命技术、医药卫生等的伦理问题仅仅是它十分表浅的研究内容之一，对灵性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哲学化注释，是其重要的使命。应用伦理学原则与规则去解释具体生命科学实践问题或医学问题，必须建立在对所有道德哲学学派和学说的研究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假如应用伦理学存在的话。生命伦理学是一个为复合生存目的和人的或其他生命存在的思辨体系与实证策略系统，它是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和后哲学时期人类对生命悟省的标志，它尤其注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它有独特的学术品格与研究方法，它在特殊的语境下运用特殊的语言符号、赖于特殊的逻辑秩序构建人文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内在关系。由于它对灵性生命的先验自觉以及与宗教神学的血缘联系，它离不开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神学的营养与喂育。
我们在难以确定的场景中，最易于发生差错。“我们在行为中的差错与在基于德性的东西中的差错相同。在追求德性的问题上，我们的差错出在自然的途径方面。因为差错既在不及中，又在过度中，而且，我们是由于快乐和痛苦而被移往其中的每一方面的。因为由于快乐，我们犯下恶行，由于痛苦，我们又放弃了善行。”[2]我们为使某种伦理学或伦理学理论成为我们对某一问题的解释系统，就不遗余力地对这种理论加以粉饰，并拼命营造与其他理论隔离的屏障，凭借自己的偏爱只给具体当事人以单一的原则与规范，不顾及与其他理论的分歧与对立，使指导成为明显的误导；我们的批评意见也依据我们信仰的理论而不是客观的影响现实。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圆满解释任一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根由，是我们这些研究者自己制造了生命伦理学特有的两难；给与克隆人技术、同性恋问题、安乐死以无休止的争论。
生命伦理学这一原创性的学科，不仅理论架构粗糙，尚没有共同的学科语汇与学科语言，很多概念不被学界认同，究竟什么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尚未得到统一的认识，学科内甚至也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而且，少数几个人掌握着话语权力或译名权，与官僚伦理媾和，控制着政策和学术表达机会的分配。汉语生命伦理学亟需要整顿学风。很多人这些年十分热衷于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会议，喜欢用西方人的经费编排和导演假戏，没有针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主题，行动计划和研究要由别人指手画脚，我们却俯首称臣；学问也基本是信息文献的编译、简单的案例分析和不具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没有精神和民族骨气的生命伦理学已经成为一种西方片面文化的传播或转播。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没有针对国情和现实的内容，屈从于西方的霸权，严重脱离中国生命伦理的本真，不顾“医疗公正”这个压倒一切的伦理，而纠缠在“基因组计划”、“胚胎干细胞”、“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等无休止的、近乎无聊的讨论中，并误导大哲学、大文化界乃至政界也一起置我们数亿人的基本医疗保健而不顾，陷入价值有限或起码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并不紧迫和重要的甚至不会有结果的课题的争论中。枯竭或干涩的营养，培育和勉强维持了一个幼小的生命，没有哲学之水的浇灌和文化的沃土，生命伦理学将萎缩。我们或是拾捡前人的理论或判断方法，或是等待大伦理学理论的突破，或吸噬“应用伦理学”的残羹，结果我们的论述和分析一片混乱。我们没有有力的证言批评医学中的心理利己主义，也没有勇气确立不伤害并有利于人类的仁爱情操，我们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常常分离，只顾事实陈述而不承担道德陈述，我们的很多结论只是一些伪结论或假命题的毫无意义的注释。我们的“是”与“应当”一贯存在“承担裂隙”[3]，这个事实的陈述与评价性陈述之间永远是一个巨大的逻辑上的裂隙。尽管我们花费巨大去替代社会学家的调查使命，考量世俗社会对生命伦理事件的评价，我们非但没能演绎出“应当”的陈述，反而连“是”的陈述都开始被质疑。脱离了文化研究，放弃了哲学家的身份，那些“安乐死”、“知情同意”、“病人权利”和庸俗的“人造美女”的调查以及艾滋病的案例讨论怎么会使人信服？我们做了许多哲学家不应该做的工作，哲学上的逻辑是：“应当”陈述不能由“是”陈述演绎而来，调查之后没有独立的充分的理论论证这不是道德哲学的方法。“在伦理学证明中，任何人试图从纯事实前提（所谓‘是’陈述）推演出纯评价性结论（所谓‘应当’陈述），他都应该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个推演是如何能够实现的。”[4]我们恰好往往缺少这种“解释”。我们没有自由争鸣的风气，很少有认真的深入的批评，没有形成学派的良好土壤，寄生于西方语言霸主的思维习惯永远是用西风压倒东风，在重大主题的讨论和条规的制订中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我们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学科发展、学术行动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加之学科门类的顽固偏见，使得汉语生命伦理学始终处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或政策边缘，始终处于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化的边缘。生命伦理学至今没有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科学的方法学训练机制，并由少数人操控学术体制使之成为学术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建立虚假的权威。生命伦理学不是制度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航标，是民主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学者必须把全部的自我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它之所以又称之为伦理生命学就是因为它需要研究者做出生命的奉献，而不是以此为谋一己之利的手段。由于缺乏潜心钻研的学者，我们又没有建立起跨科际的规训制度，我们没有生产出完整的学科知识，没有严密的体系；学科语汇、研究对象、方法、理论、认识论上的预设和生命伦理精神与意识形态都无法实现统一。由于学风浮躁和匆忙，没有在生命科学与道德哲学的领域边缘开放真实的创造空间，我们的研究没有基本的密度。破碎的、杂乱无章的孤立的选题式研究带来了许多恶果，使生命伦理学始终是一种应时的、即兴的、跟风的、俗化的、表浅的学问，我们给不出使人信任的、虔诚的、有力度的结论，使这门为人的学科最没有人性，以致研究者和学习者遗失最宝贵的精神与灵魂。
注释：
[1]参阅范瑞平《中美生命伦理学——幼稚与无聊》，原载《中外医学哲学》第四卷第一期，2002年5月，第1—8页。范文称：“当今的中国生命伦理学还谈不上因老到而无聊，准确的描述大概只能是幼稚。”云云。我认为这份杂志从创刊以来，也加入了“这种幼稚与无聊”，采用发表过的论文，引用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的“安乐死调查的文章”，机会主义的无观点的对话，文不对题的对中华经典文献的释解，对汉语生命伦理学的贡献终于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唯有这篇导言还令人振奋。
[2]见《亚里斯多德选集》（伦理学卷），苗力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生命伦理学篇6
1.1美国生命伦理学多原则说
美国是生命伦理学发源地m。在美国，生命伦理学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60年代。1971年，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波特(V.R.potter)，首次提出和界定了生命伦理学这一概念，出版了《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这—标志性著作，宣告生命伦理学正式问世。至今，在美国已涌现出许多具有国际影响的生命伦理学家。凭借和伴随着他们的学术声音的传播，生命伦理学庶几成为当今独霸世界医学伦理学领域的唯一话语。在目前的中国，虽然对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庐山真面目”尚待进一步了解和审视，但自20世纪80年代它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体现其基本精神的生命伦理原则在其后的9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地被写进我国的医学伦理学教科书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学术论坛上，甚至成为我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伦理学科目中的重点考核内容。就笔者所知，目前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美国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有“二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
生命伦理学“二原则说”，由恩格尔哈特(H.t.engelhardt)在《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文主义》等著作中提出和阐述。他认为，允许(允诺)原则和行善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由比彻姆(t.L.Beauchamp)和查尔瑞斯(J.Childress)在其合著的名作《生物医学伦理学原理》中提出和阐释。他们认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是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五原则说”，由蒂洛(J.p.Dealow)所著的在西方被称为社会伦理决策指南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和论述。他认为，生命价值原则、善良原则、公正原则、说实话(或称为诚实)原则、个人自由原则是伦理学基本原则。虽然此学说并未直接以生命伦理学名义出现,但因其在西方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它经常被有效地应用于解决生命伦理学实际问题的决策过程之中。
1.2中国医学伦理学单一原则说
1981年，在上海举行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医德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经过研讨，提出了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其表述为：“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鉴于原表述基本精神必须坚持但时代性、职业性不很突出这一情况，国内医学伦理学界遂将其修改为: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这一基本原则表述语言虽然较多，但却是单一原则，即可以概括为一个专用提法——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提出和确立，不仅成为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的一个突破口，而且为社会主义医德规范体系建设准备了一方奠基石。美国生命伦理学多原则说，尤其是“四原则说”引人后,一方面拓展了我们完善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的视野和思路，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和困惑。例如，在建设中国医学(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时,有的仍坚持原有单一原则说，有的完全照搬美国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有的则是对两种做法的杂陈、拼盘等。莫衷一是的做法已在提示我们，在经过了对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引进介绍、学习借鉴阶段后，现在该是反思创新的时候了。
2美国“四原则说"的解构
2J“四原则说”简介
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出自于1989年出版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此书为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和查尔瑞斯合著。这部著作对波特的《生命伦理学》这一奠基之作，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给以充实和完善，尤其是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后来在全世界造成极大影响的“四大原则”，即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此书与肯尼迪研究所的《医学实践的哲学基础》、维奇(R.Veatch)的《医学伦理学》、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等经典著作一起，推动美国生命伦理学走向了全球。
美国生命伦理学被介绍到中国后，现今我国医学伦理学界耳熟能详的，除了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学术思想之外，就要数这“四大原则”了。在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四大原则”频繁亮相于中国大陆及其港、澳、台的教材和专著中，而且似乎成为表述和阐释医学(生命)伦理原则的最佳模式、领衔主角。前面提及的已被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伦理学科目重点考核内容的，便是这“四大原则”，只不过在具体提法上做了一些修改,表述为“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而已。
2.2“四原则说”解读
第一个原则为自主原则。自主是指病人的自主性，换句话说是病人享有自主权(生命权、健康权、平等医护权、身体所有权、疾病认知权、知情同意权、保护隐私权、因病免除社会责任权、诉讼权、索赔权)。自主原则就是保证病人在医护事务中自己做主，要求医护人员尊重和维护病人的自主性、自主权，即尊重和维护病人的自主决策、自主选择。当病人无自主能力时，医护人员应征得其人的知情同意、知情选择。而当病人无法自主且无法由人做主时，或者病人及其人的自主决定、自主选择明显会对病人造成本可免除的重大伤害时，医务人员应该也可以行使医疗自主权，甚至医疗干涉权。深人分析,尤其是医学实践表明:病人自主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它也内含着双重效应，甚至是危险的陷阱。
第二个原则为不伤害原则。不伤害是指不使病人受到身体、心灵或精神上的伤害，包括不可杀害在内。不伤害原则要求医务人员不做伤害病人之事，具体地说，就是要杜绝过失性责任伤害,力求避免可预知且可以防范的伤害，尽量将可预知但不可避免的伤害控制在最低限度。因此，医务人员在实践中应该运用科学的辩证的损伤观把握和践行不伤害原则，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到不伤害原则并不是一个绝对原则，实行时必须以危险与利益分析、损伤与利益分析来“权衡利害”(做到利大于害;诸利相比求最大，诸害相比求最小)，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复式影响(某一正当医疗行为所间接产生的可预知而不是出于主观故意或恶意,但于病人有害的附带影响)及其得到容许的严格条件(行为本身必须是善的;行为主体必须出于善动机，即仅希望行为出现好影响，坏影响不能作为实现好影响的手段，好坏影响只能在同一行为中同时出现,好坏影响比例适当，起码应该是好影响大于、多于坏影响)。但即使如此，它仍面临诸多伦理困境p]。
第三个原则为行善原则。行善的一般意义是对人仁慈，或者说甘做善事。行善原则要求医务人员做有利于病人和社会健康权益的事。比彻姆和查尔瑞斯认为，行善原则包括预防伤害、去除伤害、应做(或促进)善事三项具体内容。但其他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理解。例如，佛兰克纳(w.Frankena)认为,行善原则除具有上述三项内容之外，还应包括不应施加伤害”的要求。而戴维斯(a.J.Davis)则强调，只有‘‘应做或促进善事”，才真正属于行善原则，其它两项或三项不应纳人其中[3]。
2.3“四原则说”质疑
从以上对“四原则说”的简要解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四大原则”中的任何一个原则，都是针对具体医德情境设计的，都达不到君临天下、一览无余的髙度,都存在着概括性、普适性不够强的缺陷，例如自主、公正诉诸人本理由，体现人本要求，而不伤害、行善诉诸功利理由，体现功利要求，都不能完满地反映人本与功利两种价值追求的综合与统一,这就是导致“四原则”之间乃至每一原则内部出现歧义和陷阱的根本原因;“四原则”相互间会形成严重冲突，例如自主在一定条件下与不伤害、有利、公正就会形成严重对立，若不借助于更权威者，则无法靠它们自己协调，所以只好以医疗干涉原则加以调整和补救，这使得所有原则的权威性和普适性都受到自身限制;多原则之间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不明，如果说四项原则是平起平坐的话，但其中不伤害原则与行善原则还有重迭、包含关系，这无疑是使医学关系中相关主体在面对比较复杂的矛盾时常常走入困惑、窘境的根;行善原则凭借一个“善”概念，似乎显得普适性最强，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和使用，普适性当然是天下第一，但将其与道德、伦理同义而后列人生命伦理原则，肯定于学理不合，要知道，连各门各派的一般伦理学，都极少以善或行善作为基本原则的!
“四原则说”本身所固有的上述重大缺憾，使我们对其是否具备充当生命伦理原则的资格产生很大疑问。生命(医学)伦理原则者，必为生命(医学)伦理领域内最具普适性、权威性之道德行为规范化也。它不仅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对同一领域内其它所有道德行为规范是最具说明、协调、导向、统摄等功能的。仅以此观之，笔者认为“四原则”或其中之一，都难以充当原则;唯一能胜任者，只能是医学人道原则。但这里所说的医学人道原则是需要重构的。
3医学人道原则的重建
3.1医学人道原则胜任的资格
医学人道精神是医学的固有属性，医学人道主义是古今中外医学道德的精髓。无论是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大医精诚论》，还是现代的《日内瓦宣言》、《人类基因组宣言》，如果要求用一个最合适的词语、理念，表述这些经典医德文献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那么，除了医学人道主义，不可能有第二个选择。因为它不仅能够充分体现和诠释出医学(生命)伦理的本质和精髓，而且在时空上具有最强的开放性和普适性。就医学人道原则与上述“四原则”的关系来看，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医学人道原则完全能够有机地将流行的“四原则”吸纳于自身，而且能够化解其内在冲突。
因此，如果生命(医学)伦理原则以单一原则为最佳选择，那么，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所有医德话语中，唯有医学人道原则具备其资格，尽管人们现在对它提出了不少挑战，它本身也确实需要与时俱进，而其它话语无论怎样改造，都不可能拥有象它那样的基础和潜能。
3.2医学人道原则重建的思路
医学人道原则重建的可行思路有两条：
其一是单一原则的与时俱进、改造完善。也就是说，依据和适应医学人道原则重构的必然性、必要性(克服传统医学人道主义的局限，解决一系列医德矛盾的客观态势，成就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建设的基础工程等〉的现实要求，遵循“四个统一”(生命神圣论、质量论、价值论的统一，医学道德美德论、公益论、智慧论的统一，医学人道主义、功利主义的统一，医德实践他律、自律的统一)和“两个求新”(在继承优良传统中求推陈出新，在同国际接轨中求移植创新)的指导思想，彻底改造、完善医学人道主义，使其超越传统、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重建的具体目标应该是：推动医学人道主义进人一个全新境界，在中国则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即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本，强调医学关系中各行为主体健康权益与义务的相互协调，强调救死扶伤及人文关怀，充分实现当代医学所承载的功能和追求的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不幸;照料和治愈有病的人，照料那些不能治愈的人;避免早死，追求安祥死亡)，全面地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
其二是将不同层次的多项原则优化组合成准则体系。也就是说，将多项原则依据其内容、地位、作用等差别，划分为大原则和小原则，准确地说应该是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或称原则和准则，然后再让它们分工合作，组合成为一个多层次，但却缺一不可的完整的准则体系。此种准则体系仍然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则，但它不是孤身一人，而拥有贴身下属-一准则数个。这种与前一思路有同有异的做法，可以视为某些学者所作的贯通古今、合璧中西的一个种尝试。例如，有人将医学人道原则作为医学道德基本原则，而把美国“四原则”作医学道德具体原则。也有人将医学人道原则作为医学道德基本原则，而把美国“四原则”作临床医德准则|5]。
经过对当代中国医德建设现实的多年考察及对中西医德的初步对比研究，笔者认为第二种思路较优，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在复杂多变的医学(生命)伦理关系，所以钟情于这一选择。但是，它不是原有两个(多个)层次的机械相加，而是在对它们加以科学的、审慎的改造和补充后，合理进行再建。
生命伦理学篇7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从2015级高职护理专业中随机抽取4个行政班，将其分为2个实验班和2个对照班，共239人，年龄为16--21岁。
1.2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依据高职护理伦理学的课程特点，从调查高职护生对生命的态度、对死亡与苦难的认知、生活目标、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对护理伦理学中的生命教育的理解等角度自编的《高职护理伦理学中生命教育调查问卷表》。调查共发放251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51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2）研究设计实验班的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融入生命教育的理念，结合生命教育的内容与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进行授课。对照班则采用传统的教学法，依照教材内容进行授课。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后，向4个班的护生发放《高职护理伦理学中生命教育调查问卷表》进行调查。
（3）统计学方法。问卷答题数据按班级为单位进行分组，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2.结果
2.1问卷调查结果表明，63.1%的护生认为可以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进行生命教育，并且97.05%的护生觉得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生命教育的相关内容会引发自己对生命和未来从事"护士"这个职业的思考。绝大多数相关任课教师和护生都认为高职护理伦理学与生命教育有很多的结合点。
2.2调查中，实验班92%的护生认为自己最宝贵的是生命，对照班的护生仅占30.2%。实验班76%的护生对于死亡毫无准备，并感到害怕，对照班的护生为56%。实验班的护生在对生活的热情、生命的意义、未来的期许、生命控制及对死亡与苦难的接纳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班的同学，并且这些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3.思考
3.1积极培养任课教师的生命教育理念。现阶段，我国高职护理伦理学课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授课教师大多数没有针对本课程进行过专门的教育与培训。甚至有51.4%的教师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教师[2]，缺乏专业的医疗护理知识背景，直接导致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出现照本宣科、教学方法简单和不能结合临床实践等问题。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的教学能力直接影响课程的教学效果。我们要在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融入生命教育首先需要从事教学的教师具备较强的护理伦理学专业授课能力，还要富有创造性，拥有生命教育的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生命教育提倡每一位学生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教师需要尊重和关怀每一位护生的生命价值，引导护生独立思考，帮助更好地完成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学习并形成正确的生命观。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组织短期培训和自学等方法来提高教师们将生命教育和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相融合的能力。
3.2努力发掘高职护理伦理学课程中的生命教育内容。生命教育即是让学生形成正确面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与死亡问题的教育。高职护生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她们相比普通高校学生的生命教育拥有与之相同的共通性，又能通过护理对象的生命过程来理解生命的意义、追寻生命的價值。高职护理伦理学主要研究护理过程中面对患者的生老病死时，护士如何遵循护理道德原则及规范来处理护际关系与伦理道德问题，其中正蕴含了许多生命教育的内容，诸如安乐死、死亡的定义与标准、临终关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人类干细胞研究与应用、器官移植、尸体料理等，这些教学内容能够激发护生对生命与死亡的意义与价值的思考，有利于教师在护理伦理学课堂中融入生命教育。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师需要努力发掘课程中的这些生命教育内容，并适时适度地将护理伦理教学与生命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使整个课程教学饱含人文气息和生命意味。
3.3不断丰富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形式。如今高职护理伦理学普遍存在教学形式单一，主要以理论讲授方法为主的问题，这就直接导致教学效果较差。教师们在教学中应当灵活运用案例分析、角色扮演、观看纪录片、主题讨论、头脑风暴及专题讲座等多种教学形式，积极引导护生参与教学，这些丰富的教学形式大大地提高了护生们学习护理伦理知识、思考生命意义的积极性，活跃了高职护理伦理学课堂，加强了生命教育的效果。
笔者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发现，基于生命教育的案例教学法在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能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任课教师需提前精心选择或编写融合了生命教育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需能真实反映出护理实践中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尽量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直观地呈现给护生，使她们能有更强的代入感。随后组织护生查找资料、进行研讨，教师从旁予以指导，寻求最优解决方案。通过分析讨论这些实际生命伦理问题能更好地帮助护生们理解并接受许多枯燥的护理伦理理论，并形成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态度。
面对问卷中"假如你成为了一名护士，需要像非典时期的护士前辈们一样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去完成一项任务时，你会怎么做？"的题目时，62.9%的实验班护生选择了"我会迎难而上"，对照班的护生则为43.2%。可见，通过将生命教育渗透至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中去，能引导护生们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敬畏生命、保护生命，使之能够积极地直面人生的苦难，勇往直前，并在今后走上护理工作岗位后能更好地承担起治病救人、呵护生命健康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生命伦理学篇8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人教版生物学教材；课程呈现形式；教育内容
一、初中生物课本中的生命伦理内容
初中生物学课程比较全面地讲述了生物学各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而其教育的对象初中生是首次接触这门课程以及相关的生物学实验和观点。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变化以及人格塑造形成期，因此在介绍理论知识的同时必须要广泛地渗透生命伦理教育，这样才能使学生感知生物世界神奇的同时感受生命的神圣，进而建立正确的生命观、世界观。现将人教版生物学教材中涉及的生命伦理教育的议题及出现次数统计如下：
1生态伦理
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必须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要从初中生开始加强其环保意识。本教材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较多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圈、爱护植物、节约资源等。旨在给学生贯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我国在工业和环境的双赢打下坚实的基础。
2遗传伦理
人类已经可以利用基因工程根据自己的愿望改造生物的性状，甚至培养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物种；利用细胞工程让恐龙死而复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问题。可人类对基因表达调控的了解还很有限，不能把握重组生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可能影响，随之而来的就是伦理问题。遗传伦理涉及的议题有两大部分：克隆伦理和基因产品安全。
3人口及生育
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全世界都必须要面临的重要难题。人类迫切地需要用生殖技术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于是平衡人口与资源环境粮食的关系，计划生育等生育伦理因生殖技术的发展而产生。
4关爱生命及医学伦理
此议题主要内容包括关爱生命、关爱他人、关注食品安全、关爱残疾人、器官捐献、禁止产前胎儿性别鉴定。
5生物科学技术伦理
教师在生物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生命伦理观教育时，应该把握好以下方面：尊重生命和尊重生命的价值；对学生进行生命法律法规教育；实验室生命伦理要尽量避免活体实验、正确运用生命科学技术，其遵旨是“科学技术应为人类造福”
二、初中生物课本中生命伦理内容汇总
综合以上的统计内容，汇总结果如表1所示人教版初中生物课本中生命伦理教育内容出现次数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是：生态伦理、关爱生命及医学伦理、生物科学技术伦理、遗传伦理、人口及生育。这一方面体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伦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和关爱生命伦理，另一方面也要求生物教师在进行生物知识传授的过程中要贯穿伦理教育，使学生爱护环境，增强环保意识；热爱生命，敬畏生命，关心他人；正确的认识和应用生物技术为人类造福。
三、生命伦理内容的呈现方式
人教版初中生物课本中的生命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多样，其呈现形式更是多种多样，这样有助于教师教学形式的多样性，使学生在接受生命伦理教育时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人教版初中生物课本中的生命伦理教育的呈现形式有：
1.正文叙述通过正文叙述，使学生获取生命科学知识，了解生命的本质，修正错误概念，端正自己的认识。
2.活动探究性的学习和身体力行的参加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并获得亲身的感悟，会使他们对生命伦理的认识逐步趋于规范和理性。如“绿化校园的设计活动”。
3.课外阅读作为正文的补充，课外阅读可以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更新了学生的观念。课外阅读内容涉及的知识广泛有利于学生生命伦理观的建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以提高学生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理解。
4.警示语警示语贯穿教材始终，内容涉及自己的安全、同学的安全、动物的生存、环境的保护等；以特殊的警示语给学生以警示，使学生的印象更加深刻。如“刀片锋利，注意安全！”。
5.练习“练习”能够引发学生对生命伦理的思考，促使学生在将理伦运用于实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对生命伦理道德的认识。”如“人猿同祖，人类应当怎样对待珍稀、濒危的现存猿类呢？”
6.其他呈现方式：插图、讨论、数据、资料分析。这些课程呈现形式很大地丰富了人教版初中生物课本的生命伦理教育的课程呈现形式。“拟定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计划”。
四、对初中生生命伦理教育的几点建议
1.切实地加强素质教育。要加强给学生减负的力度，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玩“。作为教师可以灵活地布置作业，比如，设计环保板报等；学校要给学生足够的娱乐场所和活动器具，让学生有时间全面地发展兴趣爱好.
2.明确生命伦理教育的对象的特点。现在的初中学生年龄呈现低龄化，学生的心理不成熟，以及现在社会中形形的诱惑，使他们很难分辨是非和好坏。对他们进行生命伦理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教育的难度也相对较大，在这一点上教师要有心理准备。
3.通过此研究结果可把握住人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中的生命伦理教育的内容的重点是生态伦理和生命医学伦理，应加强这两方面的教育。
4.虽然生命伦理教育的课程呈现形式多样，但却更侧重传统的正文叙述和练习题，应该增加初中生更感兴趣、更乐于接受并且能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动手能力的课程呈现形式，比如：课外实践、调查、设计、计划、讨论。
5.加强教师对课程的再建设，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主要是依据教材，但教材也不能保证时放之四海而皆准，也要根据当地的教育情况、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而有所改进。而这个任务就只能落在了解当地教育情况和学生情况的教师身上，因此加强教师对课程的再建设能力也是非常必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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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桂平.在中学生物学教学中构建生命伦理观[J].生物学教学，2003，4（28）：38-39.
[3]陈灿军，许小主.生命伦理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J].邵阳学院，2007，6（4）：151-153.
生命伦理学篇9
1我国生命伦理学研究和发展的概况
生命伦理学于20世纪50~60年代起源于美国。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Boehis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至今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1988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安乐死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以及在岳阳举行的生殖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学术会议，以及前后两起法律案件(陕西汉中的安乐死案件和上海的人工授精案件)标志着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兴起。随后，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许多学者的推动下，不断的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一，出版了一批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著作，
为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的教学、科研提供了一些较好的教材和研究专著。例如，邱仁宗教授所著的〈性命伦理学》(1987年)等等。
第二，翻译了一些生命伦理学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三，一些学者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所引起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李本富教授对“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争论”进行了分析;毛新志和殷正坤教授对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3];王延光博士从“遗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基因组图谱的信息使用与人的社会权利、基因组信息和医学解释与心理压力及名誉损害、基因资源的专利”等等方面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4];宋可群、李玉珍、王琦对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5]。许多学者对当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引起的伦理难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促进了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第四，召开了为数众多的国内、国际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第五，成立了一些学术或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将积极促进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第六，创办了3种相关的生命伦理学专业杂志一《中国医学伦理学》、《医学与哲学》和《医学与社会》。这些杂志为发表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舞台，为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第七，一些单位组织了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研修班，提高了生命伦理学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生命伦理学素养。
2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2.1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
我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同生命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有关。一方面，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它不谋求建立体系，而是以问题为取向，其目的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生命科学或医疗保健中提出的伦理问题，向决策机构提供伦理和管理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这样，生命伦理学就没有哲学那样玄而又玄，没有哲学那么深奥。另一方面，生命伦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学科，本身涉及到许多学科(包括生物学、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等)这就对生命伦理学研究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生命伦理学研究人员有生物学或医学背景，而且要求他们有良好的哲学/仑理学功底和外语水平以及较强的科研能力。如果从事生命伦理学教学或研究的人员缺乏医学、生物学背景，就很难进入到这个学科领域;如果他们没有良好的哲学仑理学理论，很难将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深入下去;而如果他们的外语水平不好，则很难读懂外文文献，就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这些都会制约研究人员对生命伦理学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研究人员杂乱，有良好素质(具备上述4项要求)的学者太少。
目前，我国业已形成了一股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热潮。什么人都研究生命伦理学，不少人缺乏伦理学背景和正规培养、训练的研究人员都一拥而上，这本身反映了部分研究人员对生命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缺乏了解。当然，更多的人关注生命伦理学，更多的人投入到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什么人都参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这不仅不能促进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反而给大家一种什么人都能研究生命伦理学的错觉，这本身不利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第三，合理运用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对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哲学反思还很欠缺。一方面，由于一些研究人员缺乏基本的生命伦理学理论知识，他们就很难把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分析透彻;有些人员运用生命伦理学理论分析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时，理论和实际问题分析不紧密，伦理学理论、原则和具体的伦理学问题脱节或者是简单的套用伦理学理论、原则分析伦理问题，伦理学理论、原则和具体的伦理学问题是两张皮，而不是浑然一体。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掌握分析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如正反伦理论证的方法和案例分析法。目前，国内能够灵活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不多，所以对生命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分析也显得平淡。
2.2许多学者热衷于研究高新技术等热点伦理问题，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伦理问题
美国青年学者JmesDwye傅士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德医学伦理学教学研修班”的授课中指出：当代生命伦理学家应该反思自己的工作和研究，而且应该做出检讨。当代生命伦理学家都集中研究高新技术中出现的伦理难题等热点问题，而忽视了一些根本的伦理问题。高新技术等热点伦理问题受到许多人的关注，而一些更迫切、更紧急、更基本的问题却被我们忽视。在我国，有许多更重要的伦理问题需要生命伦理学学者进行认真的研究。例如，农民的基本卫生医疗问题、农民基本的医疗保险问题、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艾滋病防治问题、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青少年人流手术的规范问题、公正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等等都显得更加迫切和紧急，而关注的人并不多，这确实需要我们反思。部分《医学伦理学〉嫩材的内容陈旧，质量有待提高。
2.3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还没有本土化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基本上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生命伦理学，这在刚开始引进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我国的生命伦理学从引进到发展近20年了，还没有真正实现本土化，这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其实，我国的道家、儒家传统有丰富的生命伦理学思想，有待我们挖掘。例如，中国道家的“自然主义传统”对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有指导作用，儒家的“仁爱”原则是对西方生命伦理4个基本原则的整合与超越。
2.4生命伦理学的中青年学者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还是主要靠老一辈的学者撑着，而中青年学者严重匮乏，出类拔萃的生命伦理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是凤毛麟角，这制约了我国生命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2.5学术研究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分散，一些研究机构形同虚设，它们没有或很少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或者开展相关的生命伦理学活动。
3发展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对策
为了推动我国生命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使生命伦理学在我国能够茁壮成长，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3.1整合资源，共同合作
由于一个单位的资源和科研力量有限，我们应该整合资源和科研人员，跨单位、跨地区甚至跨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进行一些有份量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工作和开展一些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这就要求打破单位界限、学术界限，摒弃门户之见，求同存异，紧密合作。2001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翟晓梅博士申请到北京市科委软课题一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伦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就是由邱仁宗、翟晓梅负责，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骨干老师杜惠群、张新庆(博士生)周一曼和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3位生命伦理学的博士生合作的结果，该课题于2003年7月份结题，主要研究成果也在邱仁宗，翟晓梅主编的《生命伦理学概论》出版。现在，我们迫切的工作就是将国内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起来，开展一些生命伦理学的活动，做一些实质性的研究工作，改变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形同虚设的局面。
3.2加强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哲学探索，深化生命伦理学的伦理问题的哲学思考
徐宗良教授指出，对具体的问题进行伦理判断，在对有关的准则、规范展开争议之际，着重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功能本身做一番认真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其建设寻求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是十分必要的[6]。正如美国学者古尔德所言:确定“应该是怎样”的前提条件必须依靠逻辑的连贯性，以及对前提条件存在的原因进行哲学的研究[7]。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梳理出生命伦理学内在的逻辑关系，而且生命伦理学还十分必要依赖道德哲学、生命哲学、生物学哲学、生存哲学的研究，以此去确立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各种价值判断的冲突[8]。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原则进行哲学探索并随着科技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是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需要挖掘中国古代哲学像道家、儒家的生命伦理学思想，实现我国生命伦理学的本土化。对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从哲学上进行反思，深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哲学探索，对于促进和发展生命伦理学具重要的意义，是关系到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3.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1批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发展很快的学科，英美的研究和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加强生命伦理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培养我国的生命伦理学教学和研究人才，有巨大促进作用。为此，一是尽量多组织一些高水平的生命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二是开展国际课题的合作;三是遴选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到国外学习与培养。
3.4普及生命伦理学教育
对大学生、医院工作人员、决策机构的管理者、高校教师进行培训，并出版一些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有关生命伦理学的科普读物，普及生命伦理学教育。
3.5规范生命伦理学的研究队伍
鉴于目前我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人员混乱，参差不齐，应该规范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净化生命伦理学的研究环境。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当然，要满足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所有条件，目前在我国不现实。但是，至少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对于有志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人员在某些方面欠缺的，可以一边研究，一边补缺。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有志于从事生命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学者参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壮大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队伍。另一方面，我们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应该采取“宁缺无滥”的政策，整饬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3.6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部门应该给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以应有的重视
第一，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对一些生命伦理问题设立专项课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例如，农民的基本卫生医疗问题、农民基本的医疗保险问题、人口的老龄化问题、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等等)更要优先支持，研究和解决这些生命伦理学问题推动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第二，设立部级生命伦理学研究基地。建议部级生命伦理学研究基地设在北京，整合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生命伦理学学者(可以在上海、武汉、南京建立分基地)进行国家课题、国际课题的研究，推动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虽然当代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与发展业已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只要我国的广大生命伦理学的学者共同努力，不断创新，我们相信我国的生命伦理学会发展得更好，生命伦理学一定能在我国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邱仁宗，翟晓梅生命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
[2]李本富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争论[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114(3):54
[3]毛新志，殷正坤.转基因食品还是结构更重要[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17(2):64—65
[4]王延光人类基因组研究及其伦理问题[J道德与文明，2001(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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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宗良浅论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哲学之源[J.道德与文明，2003(1):28—31.
[7][美]詹姆斯。a。古尔德现代政治思想[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42
〔作者简介〕
生命伦理学篇10
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据专家统计，近几年整形美容业已成为仅次于航空业和汽车业的第三大产业，打造“人造美女”已经成了近些年媒体上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社会上对此或赞扬或批评，如果能够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对该行业加以规范和引导，相信这一行业必定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将会给越来越多的求美者带来愉悦。但更重要的是，应充分发挥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注重对内在美的宣扬，使整个社会日益向一个更注重内在素质和内在价值的理性社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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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造美女；伦理；整形美容
一、人造美女的涵义
“人造”的意思即“人工制造的”，跟“天然”相对。人造美女是指经过整形整容手术的女性，这些女性通过一次或多次的医学手术或改造或替换自身认为不美的地方，以实现自己美丽的梦想。
我国现代美容整形技术的发展历史很短，仅有2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思想观念也更加开放，整容外科才得以发展并一发不可收拾。近年来，数十种有关整形美容的专著和杂志问世，中华医学美学美容外科协会、中华整形外科学会等的相继成立也为我国新时期更多人造美女的出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人造美女的伦理争议
社会上对人造美女或欣赏或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想要成为人造美女或支持人造美女的人认为这无非是追求美的正常行为，作为社会的平等主体，他们有权利追求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别人对他们的行为就无权干涉或指责。虽然法律中有明文规定，在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人人平等，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实际生活中，人经常会因为在外貌、体态上的差异而受到不同的对待，天生丽质、英俊潇洒的人往往比相貌平平、形象欠佳的人在求职、择偶等方面有更多的机会。而整形美容业的兴起给长相一般的人带来了希望，美貌不仅能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又能给别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变身成功能使这部分人更体面、更自信、更有尊严地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人是否有权改变自己的身体？人们应该这样做吗？
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更不在少数，他们认为：
（一）人造美女是一种违背自然的欺骗现象
这些人认为对于大自然赋予的，我们都应怀着感恩之心，就算天生形貌丑陋、身材矮小也是好的，古今中外皆有持这种观点的人。我国的《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也就是说如果任意的损伤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和不敬，是伦理道德所不容许的，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所以在古代中国，人们把剪掉头发作为一种严厉的惩罚。
在西方，根据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的身体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宗教意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他们看来，现在人造美女对人的自然身体的任意破坏是对上帝的极端不尊重。
（二）人应更看重心灵之美
随着人造美女的商业化，再加之网络等媒体对“唯美是从”的极力渲染很容易误导人们的价值取向，淡化人们对内在美的追求和培养，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最终会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异化。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的美和内在的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一个人仅仅外表是美的，内心却自私和狭隘，不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我们也认为这个人是庸俗的。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人之所以美是因为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质、优雅的谈吐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的气质。
（三）人造美女违背了医学精神
整形美容业是一个高利润行业，据资料显示，当前我国整容业的毛利润率高达80%，面对巨额利益，很多美容机构唯利是图、夸大其词，甚至用各种欺骗的手段混淆爱美者的的视听。很多医生也不顾职业道德，以次充好，利用劣质材料制造的人工化学器官对人体进行改造，这很容易给美容者造成伤害，是对他们的极端不负责，这不符合医学上对“美”的评判，不仅违背了“求真”的医学精神，也是对“求善”的医学精神的否定，给医疗领域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四）人造美女的失败率很高
据报道，自从整容手术实施以来，全国已经有二十万张脸被毁容，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说明整容手术的失败率相当高，一旦手术失败，美容就变成了毁容，也正是因为这，整形美容招致了很多的怀疑和非议。据专家介绍，第一次整形手术一旦失败，通过再次手术来弥补缺憾的成功率非常低，所以，美容手术可以说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但在现实生活中，手术失败的例子却时有发生，有些甚至威胁到美容者的生命和健康，这无疑给美容者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和痛苦。当然，整容手术失败的原因很复杂，技术不成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医生丧失责任心，冒然使用一些不合格的整容产品，这也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五）人造美女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从现有报道看，人造美女手术后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心理负担。她们担心最多的是手术留有后遗症，体内的填充物不知什么时候会产生问题，导致病变，也可能导致皮肤坏死等，时间久了这种焦虑的心情会影响正常的生活。有些人则担心公众知道自己是“人造品”而降低对自己的评价，因此竭力掩饰自己是人造美女的事实，长此以往会形成心理负担，出现不自信、怕见人、猜忌等心理疾病。更有甚者陷入追求完美容貌的病态狂热中不能自拔，曾红极一时的整容狂人“红粉宝宝”先后整容一百多次，总是对自己的样子不甚满意，没完没了的手术最终使当事人筋疲力尽、钱财散尽，身体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她最终为这种病态的偏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理性对待人造美女
（一）规范关于“美”的伦理原则
1．不伤害原则
不伤害原则是生命伦理中最基本的原则，它强调不伤害别人是人们的义务，人们应该做有利于人的事。不伤害原则也成为所有医疗活动的伦理底线，由于整形美容的特殊性，它对不伤害原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人们整容的目的是希望自己越来越美，以期获得自己心理上的满足和社会的认可，如果手术失败，越整越丑，那给美容者造成的伤害将是无法弥补的。
2.诚信原则
诚信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是做人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在医学领域中，它维系和调节着医生和患者间互相信任的良性关系，是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纽带，也是每一位医疗工作者的立身之本。而人造美女带来的巨额利益和轰动的社会效应往往使许多医疗机构迷失了发展的方向，许多立场不坚定的医生也摒弃了以诚信为本的医德，突破了道德底线，这些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达的当今是极具危害性的。
3.保密原则
历来的医疗道德规范中都有严格要求医务人员为病人保守秘密的内容，这是在长久的医疗实践中产生的传统，也是每一为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承诺，是充分尊重患者权利的具体表现，更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所以在打造人造美女的过程中，医生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对美容者的个人信息、就医情况、身体隐私以及美容者不愿让他人知道的内容等必须严格保守，不得泄露给任何人。只有在美容者有违法行为时，为协助案件的侦破医生才可向公安等执法部门提供相关信息，否则都是违背保密原则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二）社会应完善伦理导向机制
1.利用新闻媒体的优势进行宣传或披露
首先，对广大民众进行有关人造美女的科学知识的教育，引导公众客观公正地评价整形美容的优劣。由于整形美容业起步比较晚，再加上其本身的复杂性，有许多人还未能对其有全面的认识，并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如果媒体能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让更多的民众和爱美者掌握科学的整容和美容知识，学会辨别真伪材料，引导大众慎重地对待人造美女，对整形美容的伦理争议进行深刻的反思。
其次，充分利用媒体监督整形美容市场的运作，提高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针对当今整容市场管理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欺骗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医患纠纷不断发生的混乱局面，媒体应引导民众擦亮眼睛，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同时对那些昧着良心挣钱的假美容机构进行曝光，推动相关部门对此类事件的处理。
再次，媒体宣传应引导内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的价值取向。现代媒体在社会舆论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美”的标准应该是向着更高层次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发展，就像其貌不扬但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人也应受到尊重。媒体在对此类事例进行宣传时，应努力倡导正确的审美标准，而不是一味的迎合大众的猎奇心，逐渐矫正有些人过分追求外表美的畸形审美心理，媒体在这方面的导向功能在文化多元、价值观混乱的当今显得尤为重要。
2.医护人员自觉加强行业自律
医学整容不仅能改善人的体型容貌、维持健康，更能够通过美化形体容貌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感，这就为整容医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具有比一般的医生更精湛的技术，还要有一定的审美观和更强的责任感。美国整形外科协会会长罗德?勒里希对整容业的现状进行过描述:“美容手术越来越赚钱，但一些医生的行为却很恶劣，违背伦理的情况越来越多。”造成人造美女诸多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还是医护人员没有把职业道德内化为实际的行动，因此要想解决此类问必须从医护人员的思想根源上着手，只有每位医生都能从自身做起，抵制金钱诱惑，拒绝以次充好，真心实意为每一个爱美的人着想，把社会上推崇的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美好品质，自我反思、自我监督，自觉地向善而不为恶，才能真正为更多的人带来福音。
3.个人应理性对待美容
随着医学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各项法律规范的完善，面对“人造美女”这个新事物，我们不能用过去过于保守的眼光来看待，要与时俱进敢于接受新事物，但更重要的是要慎重理性地对待，不能随波逐流，不要被遍布大街小巷的虚假广告所误导，更不能相信成功率达百分之百的浮夸宣传，除此之外自己的经济实力也必须在考虑范围之内，整形美容算得上是高消费，不能只顾面子而使自己陷入生活窘困的境地。最后还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整形美容作为一种手术总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即使手术成功也要面对来自家人、社会的舆论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谁也不能保证没有后遗症的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应充分尊重别人的选择，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既要尊重别人成为人造美女的选择，也要尊重别人维持天生容貌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不管是陌生人或是熟人和家人，一旦他们选择了整形美容，我们都不能只是简单地盲目支持或一味反对，我们应抱以客观态度，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来为他们提供参考。当然，对于那些崇尚自然美而不愿意改造面貌的人，即使他们长相平平，我们也应该对他们的人格表示尊重，理解他们对“美”的定义，而不能冷嘲热讽。总之，个人要理性地对待人造美女，时刻把握一点——对外在美的追求必须与内在美相结合，这样才能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是我们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更应该坚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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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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