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篇1
关键词：公用事业改革市场化民营化
公用事业改革问题在近两年多来讨论的很多，有研究者认为民营化是公用事业变革的世界潮流，中国也应当走这条路。笔者不能苟同。
公用事业改革的市场化依据
传统理论认为类似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领域是需要政府控制而不能通过市场经营的。这些领域通常具有收益的非排斥性和边际消费成本为零的特点。非排斥性是指面对同一消费品，一个人的享受不会影响也无法排斥另一个人享受；边际消费成本为零是指在一定界限内，增加一定数量的消费者享受公共产品的益处无需增加任何成本。非排斥性使得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等价交换机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联系；边际消费成本为零则使得，如果对公共品采取市场方式进行供应，就会限制产品效益的最大发挥，背离经济原则。
然而，上述情形中市场之所以无法发挥作用，只是因为产权无法界定或界定成本过高，凡是无法明确界定产权的领域都是无法或不宜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机制的根本要求是等价交换，交换的内容是产权，交换价格是人们对权力的评价，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权力的最佳利用。因此，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没有产权界定就无法进行交换。自然垄断性产品之所以无法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是因为产权不明或产权不能确定使得价格机制失去了对交易产品进行合理定价的作用，无法实现对等的权利交换。事实上这些行业并非完全无法界定产权，有的是可以界定产权的，问题是产权界定的成本可能太高，结果无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来看都不经济。一般说的市场失灵，与其说是市场缺陷还不如说是市场运行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只要能创作出界定产权的经济办法，从理论上讲所有事项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完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组织机构的变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然垄断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竞争领域，如路网的建造维护和运输服务的提供、电网建设和电力的生产、通信网的建设运营与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等均可以分开进行，使这些以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了竞争的性质和特点，为多元化的企业进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原来的一些公共物品越来越多地成为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其消费的可分割性，排除不付费者的“搭便车”现象。例如通讯技术的进步，使电视收视付费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公用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责任者与生产者的分离，即政府有责任组织相关设施的生产，但不一定亲自建设和运营，可以交由市场完成。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也使公共物品的产权实施成本降低。所以，许多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具有了某种程度市场竞争的条件，且现有营运及管理模式日渐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
市场化与民营化的区别
“化”是指一种发展趋势，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营化应当可以理解为在某个领域民营资本逐步进入并最终成为主体或占据支配地位。民营化的支持者认为，民营化可以更好地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用事业领域经营效率。笔者认为，放开大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公用事业领域从事经营和民营化是有根本区别的，公用事业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而非民营化。造成误区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市场化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有些确实是懂市场化，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有意对市场化进行曲解。曲解跟误解是不一样的。
毫无疑问，民营资本参与公用事业建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则大量民营资本的进入将会解决资金不足、产品或服务短缺问题。二则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或竞争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然而，民营资本进入虽有助于市场化形成，但决不是唯一的路径。
首先，市场化就是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不排除任何国有的成分，也不排除任何民营或外资的成分，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原则：一定要界定政府、投资人或者是运营者，或者是消费者的责权和义务的关系，只要把权力和义务划分清楚就是市场化。市场化一定要转变原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些人比成父子关系，就是没有一个清楚的责任和权力，只要把父子关系改变成合同关系，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一些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公用事业的模式，在我国实行公用事业民营化。但他们忽略了西方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私有化或民营化是在国有资本占有相当比重的前提下进行的。事实上，时至今日那些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国有资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而相反现在我们的开放程度超过了美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再次，目前公用事业经营效率低的原因是因袭了旧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的模式，政企不分，没有进行真正意义的企业化经营，而不是国有资本太多，也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大量的事实表明，国有企业一旦完成制度更新、机制转变，也将成为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改革提升其竞争力，在公用事业领域应当也能做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或民营化程度有多高，而在于有多少企业真正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权力制衡制度。
民营化的消极影响
民营化期望通过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并非十分可靠。因为公用事业本身的自然垄断性，民营化往往只能改动“经营”而无法改变“垄断”这种经营方式——民营化的结果只是将垄断权由政府交给私人组织。如果缺乏健全的监管体制，民营经济控制公共事业就极有可能造成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这种危害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争夺政府授予特许权和签订承包合同阶段的腐败问题；二是合同签订之后公共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数量短缺、质量低劣和价格不公平问题；三是不履行普遍服务义务，或者提供歧视。由于诸如自来水、电力等公用事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经营者完全可能通过任意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一旦政府介入实行价格监管，有可能造成企业因不能满足其利润目标而选择放弃或提供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不能过分相信政府对私人企业进行监管、引导的能力和有效性，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本身的缺陷，二是私人企业对政府调控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以及反应能力。一个典型案例是，2005年5月，香港东区海底隧道(东隧)不顾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强烈反对，坚持自五月份开始对公路隧道收费大幅加价超过六成，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香港过海隧道车流量将会更加分布不均的担忧，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模式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胀，许多城市近年来相继有大量公用事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所谓“民营化”模式进行运营。如采用Bot方式建设的深圳梧桐山隧道，专营商对隧道的高额收费早已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深圳市政府急于收回隧道经营权，但是专营商却抛出高价令政府难以接受，在多年谈判未果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只得于2005年兴建梧桐山新隧道解决交通瓶颈，但却很可能面临新旧隧道车流量不均、资源浪费的新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在公用事业改革过程中，市场效率也确实得到了提高。但从本质上分析，真正促进效率提高的是市场竞争。英国经济学家马丁与帕克在对英国各类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率提高显著，而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平均效率的提高并不明显，相反，像伦敦铁路，还出现了服务水平下降。从总体上分析，英国公用事业改革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强化竞争机制的过程。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促进竞争与改进管制效率的政策措施。但从我国已有的“民营化”进程来看，能够达到改善市场竞争机制的领域并不多。如在县一级的供水行业，一般来说如果引入两个供给主体显然不符合这一行业的规模经济要求，由于市场结构未发生改变，很难指望市场主体行为与市场绩效会发生大的改变。因此，公用事业市场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于引入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否则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如果认为公用事业从公营变成民营就必然会提高市场效率，我们就很可能把我国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变成一场所有制改革而忽视市场结构的变革，这将使这一场改革步入误区。
当然，在公用事业发展过程中，不能因噎废食，退回到完全依赖国家投资、政府经营的时代。但是，如何合理利用社会资本建设公用事业，避免陷入民营化困境，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必须慎重审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坤，王泽森.公用事业民营化宜慎行[n].证券时报，2005-05-11
市场化改革篇2
有部分学者和一些社会公众由于对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和实现的社会功能的美好回忆，对比国有企业进行市场改革前后的国有经济比重、社会公平、国有资产流失等等暂时的、局部的状况，对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表示反对，或者存在疑问。他们提出：所有制、产权、公司治理等方面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原有的体制中和机制下，也可以搞好国有企业，没有必要进行市场化改革。
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选择问题是关系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根本问题。从国有企业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同时从各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趋势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必须坚持，而且需要不断深化。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因为，作为微观基础企业必须同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国有企业改革的改革目标是就总体而言，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主体。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也是使企业充满活力，提高效益的根本手段。
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市场化改革并非适用所以领域，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经济领域都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更不能不加区别对待地进行所谓“国退民进”的改革，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有着一定的范围。对于市场化改革，以下三条原则恐怕是要坚持的：一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二是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要保证法制化和竞争公开；三是在公共领域和“市场失灵”的领域切忌盲目套用“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学中，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全然不同的两个领域，适用的原则也截然不同，市场领域要用市场规则来调节，讲的是经济效益；公共领域，则必须按公共规则来运行，讲的是社会效益。在公共领域以及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即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及“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例如医疗、教育等，应当用非市场规则来调节，而不能不加区别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在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混淆了这两个领域不同的改革原则。我们要突出抓经济体体制改革，同时也要抓公共体制的改革，不能抓一个而忽视另一个。
根据中央的战略安排，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进程而言，目前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继续深化和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与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两个方面。
关于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断创新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明确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方针任务。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坚持国家统一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2003年5月，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指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设计要遵循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要求，可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的三层结构，坚持出资人权利，突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一核心；明确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中央与地方权责，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国有企业权责，在动态中建立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2003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负责监管189家中央企业和2.59万亿国有净资产（2006年中央企业数量减少到159家，2007年到154家，2008年5月到151家）。地方国资委也已陆续成立。《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七月国有资产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分别于2003年5月、12月和2004年2月出台。可以看出，对工商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已经逐步展开。当然，有许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解决。例如要研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进一步落实国有资本经营责任；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要逐步真正做到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国资委只当老板，不当“婆婆”，即在80年代着力进行政企分开改革，90年代着力进行政资分开改革基础上，我认为现在则是着力进行“资企分开”――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改革。对国资委来说，既保证资企分开，不干预企业经营，又要克服强大的企业内部人控制，这就需要探索新的体制。因而，国资委从外部派入、又占多数的外部董事，就成为制度的最优选择。除此之外，对于金融企业的国有资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自然资源和无形的国有资产如何监管，尚待研究。
在新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国有控股公司是一个重要环节。国有控股公司是控股公司的一种，是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资委或局）批准设立的、持有另一公司多数或全部表决权的股份，以股权控制方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特殊企业法人，即国有控股公司同时是国有资产经营机构。
关于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特别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国资委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例如，2004年6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中，确定了宝钢、中国诚通集团等7家中央企业进行试点。国资委要求试点中央企业新董事会成员不少于9人，其中外部董事不少于2人。2005年10月17日，宝钢集团成为第一家建立规范董事会的中央企业。当时成立的宝钢董事会由9人组成，其中包括董事长谢企华，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刘国胜，董事、总经理徐乐江，职工董事、工会主席汪金德；5位外部董事:冯国经(香港利丰集团主席)，李庆言(新加坡新加坡航空公司主席)和吴耀文（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杨贤足（原联通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大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董事会下设4个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内部审计委员会。目前，宝钢集团的董事会组成为：董事长徐乐江、副董事长刘国胜、董事艾宝俊、职工董事汪金德，外部董事冯国经、李庆言、吴耀文、杨贤足、夏大慰。
市场化改革篇3
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最关键有两步。第一步是2004年，人民银行放开存款利率的下限管理；放开除城乡信用社以外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允许贷款利率下浮至基准利率的0.9倍。这一步改革最大的亮点是允许贷款利率下浮。
第二步即是2012年的两次利率调整。2012年6月8日和7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两次调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及其浮动区间。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降0.5个百分点，上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1.1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降0.56个百分点，下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这两次利率调整是中国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步骤，其意义甚至超过2004年的利率改革。
经过这两次调整，中国贷款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更重要的是，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完成了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三级跳”中的“第一跳”（马克思曾经把商品的售卖形容成整个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惊险的跳跃”）。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可能导致银行过度竞争，引发风险，改革难度较大，各国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均以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为标志。此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是改革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突破性尝试，是本次利率调整的最大亮点，是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步骤，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初步监测和分析了两次利率调整后金融机构的反应，得出以下启示。
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渐进式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利率调整后，商业银行对不同期限、不同额度的存款定价差别较大。从期限来看，短期存款对利率上浮区间的放开比较敏感，长期存款定价较为稳定。除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六家大型银行外，其他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上浮到顶（基准利率的1.1倍）；所有银行1年期（含）以内定期存款利率均上浮，其中中小型银行上浮到顶。相反，对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市场份额占比75%以上的大、中型银行均未上浮，有的外资银行挂牌利率甚至低至年利率1%左右。从额度来看，对于一些大额的单位存款，商业银行往往通过协议存款形式与客户协商确定利率，以保持客户和存款的稳定。
国际上大多数利率市场化成功的国家均是逐步、渐进式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如德国1965年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先是解除2.5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管制，再解除3个月以上、100万马克以上的大额定期存款利率管制，两年后存款利率才全部放开。而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拉美国家均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所有利率管制，市场化方式过于激进，最终导致改革失败。中国存款利率的放开宜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思路渐进式推进。下一步可进一步扩大甚至放开中长期定期存款的上浮区间；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扩大短期和小额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直至最终放开上浮限制。
选择合适的改革时机，在宏观经济环境相对稳定时推进利率市场化
两次调息后，商业银行竞争虽有所加强，但存贷款市场运行有序，整体情况好于预期。目前，存款利率未上浮到顶的六家大型银行存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的比重与第一次调息前相比变化较小，表明没有出现恶性竞争而导致大规模存贷款“搬家”的现象。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当前相对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商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务软约束问题，资产质量处于全球银行业较高水平，盈利能力显著增强。2011年境内银行业全年实现利润总额1.6万亿元，同比增长37.9%。宏观经济平稳有助于维持银行和企业间的稳定关系，降低利率波动幅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有利条件。这次利率调整比较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选择了经济金融相对稳定的时期。
需要关注的是，2012年银行利润增速开始下降，预计会低于20%，2013年很可能低于10%，接近甚至可能低于GDp增长率。银行利润增速下降是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它对进一步改革的时机、力度和方式都会产生影响。
英国和德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时，都避免选择经济过热时期，改革得以顺利实施。而拉美国家多在宏观经济很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巨大、经济负增长的条件下放开利率管制，于是这些国家利率自由化后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重视发挥大型银行的引领作用，避免资金价格过度波动
成功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大型银行在资产规模、经营管理水平、机构网点设置、盈利能力等方面与中小金融机构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对于本次调息，大型银行均能理性应对。两次调息后第一个工作日，六家中资大型银行均迅速公布了一致的存款利率，且保持稳定，利率上浮幅度也低于中小银行。
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改革要重视发挥大型银行对市场利率的引领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对大型银行的窗口指导引导市场利率，最大限度地避免资金价格过度波动，也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
在德国，由金融同业组织相互协商确定合理的资金价格竞争区间，并向其成员机构建议，这种机制被称为“标准利率制”。在美国，以10家银行报价为基础确定“最优贷款利率”，商业银行实际进行贷款定价时，在该利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期限、额度、借款人资信状况、抵押品等因素。货币当局利用这种形式，使金融机构对市场利率水平形成共识，以防止无序竞争。
高度关注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两次调息后，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定价普遍高于大型银行，且缺少稳定性。第一次调息之初，12家中资中型银行（不含政策性银行）存款定价策略有所分化，有的按基准利率执行，有的与大型银行保持相同浮动水平，有的直接上浮10%，有的则根据客户贡献度实施差别化定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后各家银行基本趋于一致。而小型城商行、农信社、农商行等为了争取存款，大部分将所有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到顶。
中小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弱。利率管制放开后，这些机构往往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同时为了维持盈利水平，可能扩大发放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即使在利率市场化取得成功的美国，中小金融机构失去利率管制的保护后，也存在较大风险隐患。1987年美国倒闭了184家中小型银行，是1978年利率市场化开始时的26倍。
因此，中国要关注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城商行、农信社、农商行的风险。一是要进一步强化财务硬约束；二是放开利率管制要坚持渐进原则，使中小金融机构有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从国际实践来看，很多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过程都伴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日本1971年通过《存款保险法》，引入存款保险制度。1986年予以修改，扩大了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和资金的使用范围，以应对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金融机构面临的倒闭风险。而英国在实施利率自由化之前，未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次级银行危机发生后，花费了很高的成本来挽救。目前，除南非、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外，绝大多数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员国（地区）都建立了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
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市场竞争中，个别金融机构可能会出现存款下降、业务萎缩或经营亏损等情况。为了有效应对存款利率进一步放开后可能出现的市场动荡，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保护存款人利益，中国应结合国情，尽快推出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行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协调推进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
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核心内容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是市场经济完善和市场化调控的内在要求。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对利率市场化提出了要求。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使得本国经济融入全球价格体系，汇率、利率和国内商品价格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利率管制不利于汇率的稳定，增加外汇风险，也不利于国内价格的稳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而且，利率管制要求央行同时满足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管制利率两个“锚”约束，由此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利率市场化也有利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和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市场化利率能有效分散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改革也都是在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进行的，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最终利率市场化改革成功，本国货币也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历史和国际经验均表明，利率市场化与汇率改革、资本账户开放是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下一步应继续协调推进这三项金融改革。
利率市场化与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相结合
两次调息后，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整体上浮幅度低于预期，其中，六家大型银行活期存款均执行基准利率，而这些活期存款占金融机构全部存款余额的比重超过1/4。贷款实际执行利率由银行与客户协商确定。对此，可说是喜忧参半。上述情况既表明银行已有较强的自主定价能力，又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信贷基本处于卖方市场，银行掌握资金定价主导权，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议价能力较弱。这与银行业市场准入条件较高、民间资本难以进入有关。
利率是资金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而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是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机制只有与合适的商品生产条件相结合才能有效调节商品生产的资源配置。可见，要实现利率政策向实体经济的有效传导，仅仅进行价格改革、放开利率管制是不够的，还应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推进市场准入改革，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增加金融供给。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充分、良性的市场竞争，改善信贷供需关系，使利率政策的调整充分、顺畅地传导到实体经济。
完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提高间接调控水平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和手段已有很大改进，开始以多种金融工具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但在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货币政策有效性仍遇到了挑战：一是市场化定价的存款替代产品迅速发展，突破了货币供应量的范围，宏观调控可能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二是随着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基准利率的作用将进一步弱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将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由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调整为联邦基金利率，英格兰银行也不规定最低存贷款利率。中国应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形成市场化的央行目标利率，使公开市场操作有的放矢。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上SHiBoR、CHiBoR、短期国债利率等都在利率产品定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SHiBoR，在浮（固）息债券、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同业存款、贴现和转贴现等各类产品定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与SHiBoR挂钩的中长期产品交易量较少，难以形成完整的利率价格曲线，而真正影响总需求的恰是长期利率；二是金融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同业拆借、同业借款等性质相同的产品在不同市场并存，削弱了SHiBoR的形成机制；三是短期SHiBoR仍然受到新股发行、存款冲时点等非货币政策因素的干扰。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需要选择、培养一种能够被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有效调控，又具有广泛市场影响力的利率作为央行目标利率。
贷款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但贷款基准利率仍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2004年、2012年的两次利率调整，中国除城乡信用社外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已不设上限管理，在基准利率以下具有30%的自主定价空间。实际执行中，银行根据资金成本、风险状况及盈利目标等与客户议价决定贷款利率。抽样调查显示，调息后当月，主要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中执行基准利率和上浮利率的约占91%，利率下浮20%以内的贷款约占9%，利率下浮20%-30%的贷款占比不到0.03%。可见，现阶段允许贷款利率下浮30%已基本满足银行自主定价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国贷款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银行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基本反映了市场资金供求状况。
下一步可考虑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但贷款基准利率在货币政策调控和经济社会运行中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继续由央行公布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
市场化改革篇4
日本电力在1951年5月以后，放开实行民营化，就形成了区域垄断的9家电力公司，这9家电力公司在区域都是实行发、输、配垂直一体化的管理体制。
由于日本的一次能源基本都是依赖进口，9大电力公司之间电源结构趋同，因此在国内不存在北电南送、西电东送问题和电源结构调整的问题。9大电网之间是弱联系，交换的电力和电量很少。
日本政府由通产省负责对电力实施管制。管制的主要内容是：电价、环境保护和规划。电价管制的原则：一是成本主义原则——按完全成本作为核定电价的基础；二是共同报酬的原则——合理的利润，最早的总资本报酬率为8％；三是公平负担的原则——采用成本加利润的办法。对环境保护的管制主要是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对核电建设的环境评价；对规划的管制主要是对长期供求规划和核电建设规划要与电力公司共同讨论。
1999年出台的新电力法是为了促进竞争，实现电力自由化。它的主要内容：一是放开占市场份额30％的特别高压用户（2万伏，用电2000千瓦以上），允许这些用户自主选择电力公司，直接参与电力零售；二是新建电源项目实行招标。新电力法的施行，虽然放开了30％的电力市场，但到目前只有2％至3％的用户更换了供电商。
从2000年3月电力市场放开，实行自由化。政府计划到2004年对现行开放作一个回顾：首先要检查的是自由化以来的实际情况；第二，了解海外自由化发展状况；第三是要检查电力作为公用性事业，在保持其公用性方面做得如何，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自由化的范围是否要继续扩大，是不是要全面自由化。
美国：两种方案两个结果
美国电力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电价。1978年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出台，允许企业建立电厂并出售电力给地方公用事业公司。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出台，同意开放电力输送领域，并要求在电力批发市场引入竞争。1996年，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要求开放电力批发市场。厂网分开只明确必需进行功能性分离，分开核算。
美国在放松电力管制过程中，出现了加州大停电和电价飞涨、电力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样的重大问题，令政府惊惶失措，令世人震惊。美国的电力改革是从加州开始的，由于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大部分照搬英国改革模式，改革方案中存在固有的缺陷：
一是强迫电力公司出售50％的发电容量，而同时没有要求电力公司和发电商之间签订长期稳定的供购电合同。二是要求电力公司必须100％从现货市场购电，没有期货市场，市场无法提供反映长期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三是缺乏科学合理的价格传导机制，对最终用户的零售价格冻结，而批发市场价格可以大幅波动和上涨，使得处于中间环节的电力公司无所适从，价格倒挂，最终申请破产保护。四是保证电网用电增长需要的供电责任不落实，将这一重大责任寄托于市场的自我调节。另外，环保主义者对环境保护的不切实际的苛求，也是造成加州十年没有建发电机组，投产新的输电线路的原因之一。
美国出现了加州这样的问题，但美国最大的东部pJm&127;电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纵向整合电力改革模式，获得了成功。具体做法是：
1将各电力公司发电、输电、配电、供电进行功能性分离，财务分开核算。将输电分离交给系统独立运行者管理，不要求强制出售发电厂，引入竞争机制，逐步放开供电，用户有权选择供电商。
2pJm负责输电系统经营，进行职能管理，&127;提出输电计划对发电厂进行调度，不拥有输电资产，公平为市场参与者提供输电服务和电力交易市场。
3电力公司及供电商分别对用户供电负责，供电负荷要有发电容量保证并有必要的备用容量，不足将受处罚。
4发电容量来源由三部分组成：（1）本公司电厂；（2）双边交易合同；（3）现货市场和一天期货市场。电力市场交易容量约占15％左右。
5为反映电网内部能力限制和拥堵，电力市场实行分区边际定价机制。
在美国本土的48个州中，现在已有24个州正在制定和实施电力改革计划，其中弗吉尼亚和西部的一些州，已经根据加州出现的情况，决定放慢改革的步骤，内华达州已经决定将电力改革延期4年。
2000年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提出要建立区域输电机构，在跨州的一定区域范围内，创造一个中间没有隔离层、没有独断层的完整的输电经营系统。区域输电机构的重要作用，一个是集中精力把输电基础设施建设好，一个是监督系统的运行潮流。
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
英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始于撒切尔时代。1979年保守党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坚信“市场万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廉价出售政府拥有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国有行业私有化改革。并于1988年2月发表《电力市场民营化》白皮书，拉开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实行私有化和在电力市场引入竞争。1990年3月31日，按《电力法》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国有电力企业被分解为12个地区配电公司、3家发电公司和一家高压输电公司。供电商包括地方供电公司和二级供电商。英格兰和威尔士电力库开始交易，允许大于01万千瓦用户选择供电商。
1990～1996年上述各公司股票陆续上市，完成私有化。1998～1999年，允许所有用户选择供电商；新电力交易规则方案（neta）出台；2001年3月27日，新电力交易规则施行，以多个市场和双边合同取代强制性电力库。
自行业改革以来，由于引入竞争，加强管理，减人增效，及成本低的天然气发电比重由1％提高到22％等因素，零售电价有较大幅度下降，居民用户价格下降28％；中型工业用户电价下降约31％。此外，政府为减少持续降低电价的压力，在改革之初将电价提高了约25％，为改革和电价降低提供了较宽松的条件和环境。
当不少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率先推行的电力库模式的时候，英国却又率先抛弃了这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1.从2001年3月27日起取消强制性电力库，实行新的电力交易规则。新电力交易规则neta是一个由双边合同形式主导的市场，合约双方包括发电、供电及交易商和用户；供电商和发电商可就将来任何时候买卖电力订立合同；允许电力合同的时间跨度从当天到几年以后，合同需要实物交割；国家电网公司作为系统运营商，接受电力的买卖出价，以平衡1．5小时以内合同交割中出现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并解决输电网的堵塞问题；系统运营商调度电力直到满足需求，市场价格为系统平衡时最后一个发电单位电价；对合约电量和实际电量不符的市场参与方，将按系统平衡时接受的电力买卖的价格支付费用，并且支付系统运营商使系统平衡的成本。
2.纵向整合。供电公司购买发电商，实现发电和售电的自我平衡，目前英国五个最大的供电公司，发电和售电是基本平衡的。
3.横向整合。供电公司之间将出现相互兼并，平均每个供电公司的用户规模将由300万户提高到500万户，实现规模效益。
法国：反对破碎化以实现规模经济
法国电力公司在电力行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法电占全国总发电量和装机容量的94％，拥有100％的输电业务，自1958年起拥有75年输电网的独家经营权，拥有全国96％的配售业务，拥有100％的电力进出口业务，2000年全国发电量的16％输出国外，主要对瑞士和英国出口。在欧盟指令的推动下，法国制定并实施了《关于电力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和革新的法律》，即新电力法。新电力法明确公共服务使命及其资金来源，设立公共服务基金，加入电力价格中，由用户负担；确立供电市场开放时间表和有选择权用户；建立生产许可证制度；设立一个电力监管委员会，经费由财政负担；成立在管理上独立于发电的输电网管理机构；法国电力公司实行发、输、配账目分开；法国电力公司业务经营领域将扩大，允许对有选择权用户提供供热、供气等服务。
新电力法的实施，迈出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在2000年用电量1600万千瓦时以上的拥有选择权的1200个用户中，有20户更换了供电商。
法电对电力改革主张纵向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反对破碎化；并要考虑长期发展战略。法电提出到2005年的四大战略目标：一是用户非常满意率达到50％以上；二是集团50％的营业额来自法国境外业务收入和境内非电业务收入；三是集团的经济效益跻身于同类能源服务的国际性集团的前三名；四是法电集团的全体成员与企业的观点和目标保持一致，处处体现企业价值。
尽管有来自欧盟的压力，但法国政府对法电的政策仍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是仍与法电签订三年的经济合同；二是没有将法电分解为若干公司的意愿，只是按电力法的规定将其发、输、配业务实现功能分离和财务分开；三是没有将法电私有化的意愿；四是没有要求法电裁减员工；五是没有给法电设定降低电价的目标。
欧盟：倡导建设统一电力市场
欧盟于1996年12月19日一致通过关于放宽电力市场的指令，内容包括：
一、有选择权用户可自由选择供电商，参与的欧盟及欧洲经济区13个国家必须依据时间表开放供电市场。
二、供电市场可采用不同的业务模式。
第三方接入：有选择权的客户和供电商可接入供电网络；允许采用纵向整合化系统，但必须将发电、输电和配电行业的会计账目分开；可采用管制价格或协商价格。
单一买家：有选择权的客户可与独立供电商签订合同，但所有电力均由单一买家供应，而单一买家则按约定价格向合约供电商购买电力。
三、对于发电市场，欧洲国家可选择采用招标机制或许可证制度来监管新的发电容量。
欧盟指令后，整体而言，市场改革步伐比“欧洲竞争指引”的指令所预期的要快得多，在2000年，欧洲市场已开放了80％，远远超过规定的30％。
市场化改革篇5
油气体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严重制约了行业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民营企业进入油气行业存在较大困难，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存在一些机制方面的问题，造成行业整体投资不足，国内产量下降，油气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
例如，在上游勘探开发领域，油气探矿权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4家公司，民营企业想进进不来；矿权没有退出机制，国有巨头边际成本高，一部分资源经济性不强，导致一定程度的投资不足、效率低下。在中游管道储运领域，主干管道网络主要掌握在三桶油尤其是中石油手中，各省管道网络情况各异，绝大部分由地方国企掌握，民营企业想介入存在一定障碍。在下游炼化销售领域，油气定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而在几家国有石油公司内部，则存在着企业制度不完善、历史包袱沉重、企业承担大量社会服务职能、经营机制不灵活、效率不高、活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对石油天然气体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意见》明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和市场化方向，完成深化油气勘查开采、进出口管理、管网运营、生产加工、产品定价体制改革和国有油气企业改革等六大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同时，释放竞争性环节市场活力和骨干油气企业活力，实现提升资源接续保障能力、国际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和市场风险防范能力、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优质油气产品生产供应能力、油气战略安全保障供应能力、全产业链安全清洁运营能力的改革目标。
“管放结合”是此次油气体制改革的主线，“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是此次改革的思路，放宽准入、市场机制、加强监督则是此次改革的关键词。即在保证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前提下，在勘查开采、油气进出口、炼化、批发零售等竞争性业务中实现有序放开。
随着配套细化改革方案的出台，矿权开放、管网独立和专业化重组将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三个政策热点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上游勘探开发矿权放开将逐步吸引民营企业投资，提高国内总产量。目前，在油气勘探开发专营权和对外合作专营权制度下，掌握探矿权的国有石油公司体量庞大，边际成本高，使得一些地质条件不太理想的油气资源被归为“难动用储量”，规模大概在100多亿吨。如果民营企业或其他国有企业进入后能够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就有可能将难动用储量转化为实际产量，目前国有石油公司和民营企业进行的一些合作开发项目已经反映了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
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高风险、长周期行业，新进入企业即使尝试开发一个小项目，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较长的时间等待。估计第一批竞争探矿权进入上游领域的将是此前已经参与合作开发或者在国外积累了油气区块勘探开发经验的企业。
而油气管网独立有望以天然气管道为重点，逐步推行。近年来，我国油气管道建设以“三桶油”和地方国企为主导，稳步进行，管网日趋完善，西油东送、北油南运、西气东输、海气登陆、就近供应、覆盖全国的油气管网格局基本形成。
截至2015年，中国油气管道总里程约11.7万千米，其中约59%为天然气管道，而天然气管道中约59%由中石油投资建设。由于管道对天然气终端价格的重要性，国家应该通过加强对管网运输的监管、向第三方开放、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来保障供应安全，降低运输成本，惠及广大消费者。中石油已经开始整合旗下管道公司，引入中国人寿等其他国有资本，迈出管网独立的第一步。
同时，国有企业内部专业化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有助于提高行业整体效率。“三桶油”都是囊括上、中、下游各个专业领域的纵向一体化巨无霸，在公司内部按照业务板块和地域划分为数量众多的子公司、孙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子公司、孙公司的经营自较小，发展受到制约。
市场化改革篇6
盛洪：这个问题，最终需要明确和强化国有产权制度的原则。
要以宪法为基础。宪法规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含义是说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要有现代的产权制度，还要维护和执行合同秩序。宪法还规定，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其含义是说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是一种特定的产权制度。国有产权也是产权，要遵循企业、公司和产权制度的一般原则，包括产权收益归产权所有者所有，企业上缴利润是一种绝对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要严格区分租、税、利。现在在国有企业利润中包括了自然环境的租，如地租和矿产资源的租。同时利税不分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应该严格区分。租是要素的报酬，尤其是自然资源要素的报酬，税是公共物品对应的费用，利是产权的利益。
要明确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合法程序。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修法：修改《公司法》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部分，明确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合法程序。关键要避免相关部门的失职和企业管理层的操纵，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该有一种必究的法律程序；第二个方案是释法：由最高法院对《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部分进行解释。对国资委代表的是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国家出资人，还是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作出明确的解释。
朱敏：您曾提到，反垄断问题最终要让民营经济担重任。更为建设性地解答这个问题，您认为如何让民营企业在反垄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盛洪：第一，改善“进入管制”。首先要分清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人们以前所说的“自然垄断行业”其实有些领域是具有竞争性质的。比如说有一些行业本来就是竞争性行业，只不过有别的原因不能放开，比如金融业。
第二，在反垄断这个问题上，法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改进反垄断法。
第三，要自上而下强制性地取消不合理的审批制度。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些地方政府已经自愿减少审批，这样做有正的马太效应，政府让老百姓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老百姓发财赚钱，政府征税。
第四，反垄断的同时要改进管制。提商管制水平很重要。比如价格管制，什么地方该管制，什么地方不该管制都该弄清楚。
朱敏：如今看来，市场化改革已经在“中原”胜利，正在向“边疆”挺进。市场制度已经从竞争性领域走向垄断领域，和民营企业已经进入的产业相比，公用事业显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产业。那么，中国实现公用事业民营化有可行性路径吗?
盛洪：电信业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原来认为是垄断的产业中引进市场制度，会带来何等的奇迹!然而越是接近“边疆”，市场制度适用的条件就越少，它所遇到的障碍就越多，直到市场完全失灵。市场在电信业的成功在于，由于技术革命，电信业不再是自然垄断行业，它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竞争性质。当再向前走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公用事业领域。有两类公用事业：一类是真正的自然垄断行业，一类干脆就是公共物品。
谈到“边疆”，包含着“未开发”的意思，同时也包含着“机会”。与民营企业已经进入的产业相比，公用事业显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产业。每年的投资应在数千上万亿，存量就更大了，服务收入也是一笔巨大的数字。
据说近年来以公用事业为主导产业的香港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约为15.3％。虽然在这一领域中，目前还是以效率较低的国有事业单位为主，国内外的一些民间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城市供水、燃气供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路和桥梁等领域的投资和经营。
市场化改革篇7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我国；改革措施
1前言
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越来越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并且，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由于我国特有的体制和金融环境决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利率市场化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也正是这些特点阻碍了利率市场化的顺利改革，因此，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依然存在不少困难，还需要人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去努力。本文就如何深化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2利率市场化的含义
利率市场化是指中央银行不再直接通过行政手段来制定，而是把它交给市场，由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让金融市场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金融市场情况来进行调控。利率市场化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它可以促进银行市场化，加快改革，也可以造成因银行管理不善而造成的系统问题。总之利率市场化是有双面性的。
3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现阶段的条件已经具备利率市场化的基本条件，在这些基本条件都具备的条件下，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势在必行，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体制深化的标志，也是金融体制不断深化的前提条件，以下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
（1）从中小企业来说，比如一些乡镇企业、国有中小企业等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中小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对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加快产业升级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也对这些中小企业提供了很多在融资方面的便利条件，但是，由于目前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所以，必然要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推进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2）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国内金融市场面临着新的经济形势。首先，在五年后取消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服务限制，银行的一切业务都被放开，这就给我国的银行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之面临外资银行的严重挑战。一些在华的企业和外资银行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促使本币和外币的融通，使得利率的管理制度变的非常困难。而且，随着大量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货币市场和新的经营方式，这也同样加大了我国金融监管的难度。我们可能会被动的接受利率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由化的事实，这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3）另外，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地壮大，为了达到与世界接轨的要求，国际的金融机构融入到我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达到与世界接轨的要求我们必然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4）进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利于我国的金融创新，完善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和促进国有银行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变。
（5）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使资金配置效率提高，是发挥市场配置资金功能的基础，同时也是金融市场开放的基础。
4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1）1996年，人民银行开放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2）1997年，放开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
（3）1998年，1999年，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
（4）1998年，人民银行改革了贴现利率生成机制。
（5）2004年，人民银行再次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
（6）2005年，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信贷政策。
（7）2007年至今，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开始正式投入运行。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一直在稳步前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提高。
5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应关注的问题
（1）“三农”的发展对利率市场化的影响很大，一定要关注“三农”的发展。虽然在中央一号文件曾提出过要支持“三农”的发展，要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但是，大多数的农村都还是原有的生产方式经营，这样得到的效益很低，且开发成本高，而且，不断提高的贷款利率加重农民的负担，不利于“三农”的发展。
（2）人民银行为了解决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而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但是，由于现在银行过分强调风险责任，造成了在贷款发放的过程中，更注重规避风险而难以对中小企业增加贷款。
（3）我国长期实行的利率体制是以管制为主的，虽然这种体制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端也随着发展不断的暴露出来，利率体制改革还有许多问题。
此外，除了以上的一些问题，在利率体制改革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比如：利率的制定模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实际的利率水平不能反映真实的利率水平；利率水平浮动情况不如人意；政府职能的“非市场化”等，这些问题都阻碍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
6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措施
（1）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定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设计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近20年，在这期间政府一直坚持着“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逐渐的展开利率市场化的路径。央行两次放宽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也表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决心，虽然，现在坚持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是必然的了，但是依然需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长期稳步发展下去，不断的完善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脚步。
（2）要关注小型银行企业在利率市场化冲击下遇到的风险，因为小型银行的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容易受到市场的冲击，所以，利率市场化可能会给中小型企业带来风险，要切实关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3）改进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注意与宏观经济形式相结合，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关系密切，相互制约且相互促进发展，所以要不断地改进宏观经济环境，以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需求。
（4）要建立健全有序的金融市场，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稳定，开放的经济格局，就很容意导致短期内利率的大起大落，带来严重危害，所以应该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市场。
（5）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制度，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素养的职业技能，提高监管水平，不断地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有序的发展进步。
（6）金融机构要转换企业银行经营机制，建立健全完善的资金定价体制，合理的制定贷款利率水平，防范道德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此外，还要建立合理的分级授权机制，加强对利率的科学管理，用科学的方法对利率进行预测分析，加大人才培养，提高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提高竞争水平。同时，在金融机构方面还要加强与银行之间的合作交流，防止恶性竞争，加强自律。
（7）在政府方面，各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监测力度，打造诚信的经营环境，政府间要强化有限政府意识，不能总是全面直接的去参加经济活动，现在是市场经济，早已过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不能直接控制国家的经济活动，要继续完善发展农村的金融服务，像收购棉油等，还鼓励支持“三农”的发展。
（8）在企业方面，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真正地走向市场，这样就可以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进程，根据利率的变化进行合理的经济活动，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主动负责、实现最大的利润。
7结语
总之，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非常重要，本文通过简单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对于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措施，比如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形势，适当调节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适时放松管制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深化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的实现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参考文献
[1]李琼，管步军.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探讨[J].湖湘论坛.2013（1）：75-76
[2]陈建，张毅，董静.关于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几点思考[J].生产力研究.2013（1）：37-38
市场化改革篇8
中国的改革事业和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其可持续性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召开的研讨会，旨在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进行比较全面的检讨，以期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提供参考。
会议对以下重要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中国经济的成就、存在的弊病、面临的挑战同市场化改革有何关系?是否应当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兴利除弊、迎接挑战?应当推进何种市场化?如何推进这种市场化?
总体而言，与会者肯定了市场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认为应当深化市场化改革、更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此帮助解决中国经济的弊病，向“好的市场经济”迈进。但会议内容远比这个简单的概括丰富。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成就与弊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应对此次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有力措施也支持了中国经济快速企稳回升，对此与会者有目共睹。中国于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似已指日可待。
成就固然令人鼓舞，但与会者普遍认识到，中国经济也存在严重弊病，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收入及消费占比偏低，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因此，在外需深受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打击、中国可能面对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的后危机时代，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面临着严峻挑战。
吴敬琏在很大程度上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市场化。他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引入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市场经济的引入激发了蕴藏于民间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政府主导”的某些失当也助成了中国经济今日的弊病。
在他看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形成了“双轨制”，就是一方面市场经济已蓬勃发展，但另一方面原有的国有经济和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体制并未完全退出。这种做法导致了权力买卖，即“寻租”活动的蔓延，也使寻租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市场化改革、不利于消除垄断。寻租带来的腐败问题，以及腐败、垄断等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危及社会稳定。
其他一些与会者也认为，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是非市场化因素。
例如，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认为，城乡收入差别扩大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民转为城市居民设置了制度上的障碍，进城打工的农民及其家属不能同等地享受政府向城市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二是农民不能合理分享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产生的收益。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详细列举了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各种非市场因素。除了腐败和寻租行为，这些因素包括：(1)巨额土地出让金收入未纳入财政管理；(2)房地产产业暴利，对房地产投机缺乏有效制约；(3)缺乏针对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合理税制；垄断行业实际人均收入数倍于其他行业；(4)个人所得税、尤其是针对非劳动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监管漏洞巨大；(5)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仍然不健全，未能有效的遏制劳动收入对非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6)公共资金管理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存在漏洞，导致资金流失和使用不当。
吴敬琏还认为“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也是中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最终导致对外需依赖程度过大、外汇储备过高的重要原因。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是原先计划经济时代的外延扩大型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驱动)得以延续、难于改变的重要原因。这种增长模式导致投资率不断提高、最终需求不足，促成中国学习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弥补内需的不足。虽然这种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的实施相当成功，但长期实行也带来了弊病。
与此分析一致，秦晓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首先归咎于这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是否继续市场化?需要什么样的市场化?
既然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经济的弊病不是市场化的痼疾，而是市场化并未充分发挥作用、经济中非市场化因素过多所致，与会者普遍认为，应当深化市场化改革，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角色。
对于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吴敬琏认为，应当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此，最重要的是推进四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第二，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
第四，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建立民主体制。
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核心。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自由市场。市场化改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本身就是政府重新界定自身权力范围及实施方式。界定良好，政府可以支持市场发展，反之则妨碍市场顺利运行。
正如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王一江所言，要有一个好的市场。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做对了很多事情，否则市场的作用和潜力不能得到很好发挥。
尽管研讨会并未明确提出“市场可能失灵，需要政府干预”，但与会者已经注意到，有些事情是市场不能独立完成的。例如，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埃里克・马斯金的分析表明，仅靠市场力量不能解决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某些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政府提供劳动培训以提升劳动力技能有助于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发达国家应对此次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行动中，已经有充分体现。
那么，好的市场化下政府主要应当做什么?与会者普遍认为，政府应重点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经济提供支持。
目前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承担了相当多的资源配置职能。秦晓认为，中国应该从“发展型政府”和“公司型政府”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认为，政府工作应当成为促进和谐、公正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正数，而不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也认为，中国政府是生产性政府，如同一个公司，体现不出公共财政的特点，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非常不利，应把生产性政府变成公共职能政府。
姚洋提出具体的实现途径包括：一是从公共财政公开化方面寻找短期突破口；二是促进党政分开，使党真正监督政府；三是增加民众政治参与。
与会者提及，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司
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扶贫，等等。
与会者认为，在中国，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才能保证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才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与会者认同，1994年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行了分享税收的体制，这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分税制也导致地区之间更多的竞争，推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地方的行政效率，这在县级政府层面尤为突出。
但是，与会者也认识到，经济分权中的某些设计缺陷，也使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党政官员政绩考核主要基于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导致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增长当作终极目的，忽略了提供公共服务，甚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的财力也不足以支撑其有效提供公共服务。
例如，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黄佩华认为，中央政府拿到了大多数的税收，但是地方政府却承担绝大部分责任。教育、卫生、社保方面的投入不足和区域、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就是其不良后果。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罗杰・戈登教授也注意到，在中国地方政府对于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激励不强。
与会者提出的解决方案，集中在“中央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具有跨地区效应的全国性公共服务。
楼继伟指出，中国现有的地方分权模式亟需改革，财政和地方分权要有一个重新集权的过程。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诸如司法公正、资源的交换、环境的保护，这些全国性公共产品必须由中央政府提供。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已经完成的省级统筹应较快地向全国统筹过渡。
黄佩华也认为，全国性的市场经济与中央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才能为市场经济创造有效和谐运转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中国经济体制变化，已经改变了全国性公共物品内容的范围。
例如，她注意到，计划经济的时代，人口的流动比较少，很多公共物品其实是地方物品，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人口的流量比较加速，养老已经有更大的外部性强。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应该修改。
为更好地界定地方政府职能、激励其更好地履行职责，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分析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重新设计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例如设计绿色GDp指标。二是减弱地方政府所要负责任的范围，所有跟市场有关的活动，都应该由企业去做，并且做到政企分开；会产生大量跨地区外部效应的非市场活动，应由中央政府负责。三是推进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上访制度有大量的信息问题、激励机制问题等无法解决，对策至少是提高地方的司法独立性。
与会者并未全面讨论公共服务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但有与会者提及的产权制度与权利、自由问题，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公共服务。
意大利博可尼大学经济学教授圭多・塔贝里尼指出，为产权提供较好保护的制度能够较快地推动经济发展：广义的道德，对于良性互动大有裨益。
哈佛大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则在书面发言中，提及三类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权利和自由。一是政治权利和人权；二是创业自由、市场准入自由和私人资产的保护：三是选择的产品和服务的自由。
增加改革动力、凝聚改革共识
既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深化改革，建设“好的市场经济”，那么目前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和共识推进此类改革?从讨论情况看，不少与会者认为，市场化改革动力与共识堪忧。
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良好表现，尤其是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强力措施推动中国经济快速企稳回升，使一些与会者担心削弱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在市场化道路上原地踏步、甚至退步。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担心，政府在应付金融危机之中采取的一些短期非常必要、也是有效的措施可能扰乱人们的思想，让人们会将政府的一些短期举措理解为长期趋势，干扰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秦晓则更明确地担心国企体制的改革从“国退民进”回到“国进民退”。
姚洋担心，许多人认为，“保八”成功，说明政府投资很管用，这可能导致盲目乐观。或许，这只是危机开始的时候。
在上述经济背景下，楼继伟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短期的权衡代替长期的机制建设，这一矛盾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城市化路径、资本账户如何开放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这些领域的短期权衡的重点是着眼于短期内刺激消费和内需，以便抵消外需不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而非主要着眼于长期机制建设。
另一方面，不平等加剧是一些与会者担心市场化改革缺乏动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蔡洪滨认为，不平等可能会削弱对进一步的改革的支持，最近几年对市场改革的公众支持已有下降迹象。蔡洪滨注意到，政府已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有两种方法得到了支持。一个就是人们所说的“朝左转”，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需要左翼的政策拯救改革，另一个方法就是吴敬琏提出的“以进一步改革拯救改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也指出，改革的社会基础实际七是非常脆弱的，这个方面主要是住房、医疗、还有教育。
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凝聚共识、推进市场化改革?
一方面，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认识到只有通过好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断言，刺激经济快速反弹的猛药是有代价的。从短期看，它增加了“后危机”管理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最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造成的通缩压力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并存；从中长期看，长期失衡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恶化。
另一方面，提出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应当更加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也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受人民普遍欢迎的市场经济。
秦晓比较明确地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秦晓看来，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底色”，社会主义是“特色”，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和和谐的市场经济。尽管公平、正义的内涵仍需进一步细化，但这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方向。
李稻葵则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必须进行深刻的住房改革。李稻葵认为，第一次房改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增长的空间，带来了增长，但是如果不进行第二次改革。不完善第一次改革的话，不能为我们广大还没有进城的，即将进城的，或已经进城的买不起房子的居民，提供或者是廉租的房，或者是平租房，或者是比较这个平的价格买的房子。如果住房问题不解决，其他的改革、其他的政策都很难遵循，所以要夯实改革的社会基础，要夯实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国情下的最佳实践
在肯定应当推进“好的市场经济”的同时，一些与会者表示，其细节和最佳实现途径，应当考虑中国国情。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热若尔・罗兰指出，一个适合于所有人的制度，并不是有效的，不要来破坏到目前为止促进了发展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绩效考核。罗兰认为，和其他国家进行的比较表明，中国政
府的绩效考核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例如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但如果没有其他补充性的改革，打破绩效考核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可能会破坏经济增长的动力。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指出，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原则上是对的，但什么是最佳实践，需要小心。以司法独立为例，如果法官愿意被收买，不可能给他们太多的独立，而法官容易被收买目前是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存在的问题。
新闻自由也是如此。很多新闻报纸，比如说在香港的一些报纸，认为扭曲新闻是有利可图的，并且可以不按照事实报道新闻，以此煽动人们的情绪。以这种方式办报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寻租。
刘遵义认为，要防止这些弊端发生，中国必须重建根本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应避免拜金主义。刘遵义指出，最近美国的最高法官已经作出裁决，公司以及工会，还有其他组织，可以花无限额资金来支持他的候选人，这是非常糟糕的决定，因为在这方面会对美国的民主和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意味着资金可能支持思想占上风，即使这个思想并不正确。中国应该避免朝这个路径发展。
楼继伟在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快速私有化是个灾难”时表示，在前苏联制度下，人们连所有人的权益概念都没有，私有化的结果当然是股权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即使科尔奈在介绍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也不忘提醒，中国人应该铭记中国历史的传统，还有中国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
国际经济学会主席青木昌彦的分析为中国推进“好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思路：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工业化不断发展，政府逐渐不再直接控制商业发展了，而是对于农业和其他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有效解决的领域，可以进行一些补偿，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政府渐渐地扮演了一个仲裁者的角色。
青木昌彦认为，仅仅引入一个竞争性的选举体制，并不一定保证有一个理想的民主国家的产生。青木昌彦援引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引入自由即使是逐渐的自由，也可以逐渐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应该是肩并肩进行，这与邓小平理论一致。
如何进行城市化
在后危机时代，城市化已经逐渐被视为解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程度过高的重要手段。研讨会对城市化问题的讨论，可以视为“好的市场经济”的具体运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研讨会上指出，2010年“最为可喜的是，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上各方面终于获得共识”，城市化将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今后中国的投资，应当由以工业化为主导全面转向以城市化为主导，此举会同时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居民收入增长偏慢等问题。
事实上，多数与会专家都认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有利于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农村人口成为市民，也会带来对耐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
未来城市化的重要问题是，市场与政府在其中分别扮演何种角色?其中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与会者主要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因为提出的措施都需要政府来完成。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指出，把农民工转化成市民，实现稳定的、完全的城市化，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以均等的公共服务人手，实现社会保障覆盖、子女义务教育和升学等；二是降低农民工的落户门槛，降低购房面积要求，减少社保缴费年限等。
刘鹤认为，短期看有数项政策可以加快推进城市化。首先就是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廉租房制度改革，让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
其次，要尽早规划和启动“城市网”公共工程建设，实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第三，要建立地方政府发债制度，适时推出不动产税，为城市化提供资金。第四，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基础教育，并完善劳动者培训制度。
专家称，也要谨防城市化的误区。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约束下，地方政府很容易把城市化理解为“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因此要警惕地方政府借机圈地，强化“土地财政”的弊端，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光则强调城市化中的产权问题。
认为“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是顺利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条件”。以建设在农村土地上、向城镇人口出售的小产权房问题为切入点，光强调，产权的实施能力取决于产权制度是否公正合理，是否适应传统地权规则。这是产权制度有效性和实施能力的基础。只有公正、符合传统习俗的地权制度和产权实施行为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而不公正的地权制度和地权实施行为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反抗，甚至寸步难行。即使政府凭借权力能够强制推行，不仅代价巨大，而且最后还不得不回到公正合理的轨道上来。
又一个里程碑
此次会议对市场化在中国的实践与前景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是仍有不少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例如：
――在“市场配置资源、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条件下，决策者的一些政策意图应通过什么方式实现?例如，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应当优化投资结构，而不是活生生的减少投资；楼继伟提醒，再过十年，我们人口老化非常快，因此目前投资的比例仍然应该高，积累财富以防老；国民经济研究会樊纲认为，降低企业储蓄率是改革的根本。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或需进一步仔细界定。例如，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是否属于公共服务?
――既然市场经济及其支撑制度深受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那么钱颖一提出的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1)价值观是否普世。例如，有没有普世的公平观?(2)经济和社会规律是否普世?(3)中国特殊性在哪里?
市场化改革篇9
当务之急是加强法规建设
发令枪响过，游戏开始了，可是相应的游戏规则在哪里？在电力体制新的形势和新的格局之下，《电力法》的立法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必然要做相应的修改和补充，电力市场化运作毫无疑问需要有新的游戏规则。对此，邵秉仁认为，电监会成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强法规建设，因为修改电力法受立法程序的限制，需要较长时间，短期内不可能出台。目前正在抓紧制定一个电力监管条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可望年内出台。针对舆论批评的分拆之初业内一轰而起的电源建设“跑马圈地”行为，邵秉仁说：要一分为二地分析，我们在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市场供求平衡，现在市场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出对市场的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因而也就更加凸显出强化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否则必然导致无序竞争。市场监管强调的是要依法监管，用法律的手段弱化行政手段，目前的问题是监管如何跟上，我们的法规建设急需提速。这对电力企业也是新的课题，电力企业的改革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要从习惯于行政管理到适应法制监管，从垄断行为转变到市场运作，否则即使是机构变了，行为方式还是老一套，是无法形成和参与正常竞争的。
建立区域市场目的在于优化配置打破壁垒
电力体制改革酝酿之时，我国电力供应平衡偏松，但是分拆之后即遇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缺水导致电力供应出现局部与季节性紧缺，这无疑增加了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如果单纯从市场的角度理解，人们普遍认为竞价应该是在商品富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在短缺的时候，理论上就无从竞价也不会存在壁垒了。针对这种疑问，邵秉仁说：我们要正视这种现实，但是应该明确，建立区域市场不单纯是解决竞价上网的问题，首先是为了打破省间壁垒，促进统一电力市场的形成，以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之所以搞试点，一是从电力生产的特殊性出发，其经济性和可靠性是第一位的，不可一下子在全国铺开，必须先在局部地区取得试点经验；二是引入必要的竞争，努力探索中国电力市场化的有效经验。从体制上考察，我们看到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力改革可以照搬，目前我国电力工业的状况不可能像有些人想象的，完全由用户选择供电商，那是不切实际的盲目理想化。因为一是供求关系决定；二是各类发电厂建设成本差异极大；三是现在输配电还没有分开，电价还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投资建厂的积极性，因此，目前我们选取了两个不同特点的样本进行试点。东北的特点是电价比较均衡，供求相对宽松，网络联结比较健全；华东则一直电力供应偏紧，前些年已经先期开始竞价上网试点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和准备，市场化意识相对较强，目前也仅仅是拿出区域电量的20%来进行试验。邵秉仁认为，市场建设与缺电并不矛盾，不能因为缺电就不进行市场建设，相反，更应该借此加强开放，促进资源优化。
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针对电力体制改革中一些不顾国情，急于求成的现象，邵秉仁指出：当前电监会的工作重点是从电力监管的角度促进区域市场的发育和生成。区域市场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从过去的省为实体转变为区域市场，前提是电量要在省际之间做到统一交换，而当前交易量80%都在省内，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省为实体作为电力经济阶段性产物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必须要尊重历史事实，认识问题不应该非此即彼，这是一项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积极参与的系统工程。多年来，我们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一直在不断变化，电力体制要想完成从省级电力市场向区域电力市场逐步过渡，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否则就无法推进。他强调说，市场化改革切忌理想化，如果与实际相差太远，欲速则不达。但也不能因为承认这是一个过程就不行动。他说：我们的中心思想是逐步推进，现有省级电力市场不能固化，改革的目标是让其市场化，逐步去掉行政壁垒，强化经济调节与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
安全生产是电力运营的第一要务
市场化改革篇10
关键词:水资源;中小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569X(2010)06-0109-03
1引言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2200m3,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目前在我国669个城市中,约有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100多个。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在我国水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污水处理率却很低,80%左右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便直接排放,使现有的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如果能对污水加以处理,并重新利用,那么既可以有效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又能够使“废水”复活,增加水供给,缓解水短缺,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污水处理的意义重大,加快我国污水处理业的发展势在必行。
我国的城市污水等污染物的治理,特别是在许多中小城市中,长期以来都由政府立项、投资和组织实施,对环保设施的运营施行的也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这种体制导致了环保投入不足、投资效益不高、环境设施运营效率低下、污染治理滞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出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加快城市污水治理市场化进程,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用市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改善环境质量,以期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污水量日益增多,而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加大污水处理力度,满足人民对舒适性环境的需求。但由于我国还处在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其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2.1投资渠道单一,投入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作为市政管理范围的污水处理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该由政府承担,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单一的政府投资体制,社会资金很难参与进来。由于各级政府财力有限,使得对污水处理的投资严重不足,造成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滞后于城市的发展。
2.2亏损经营,微观效益低下
经测算,污水处理厂要达到保本微利,费用为1元/t左右,而目前全国已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城市收费标准普遍偏低,远不足以弥补污水处理的成本,致使城市污水处理厂长期处于亏损经营,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
2.3对环保运营公司缺少相应优惠政策
由于缺少税收、银行信贷、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环保运营公司无法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进行污染物的综合利用,不利于污水处理企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运作。
2.4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
以特许经营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及其法律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政府对环保投资往往只注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注重经济效益,这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机制不利于激发民资参与环保的热情。
由此可见,现行的单一政府投资和运营管理模式已严重制约了污水处理的投资及运营良性机制的形成。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尽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污水处理市场化模式,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政府管理规范化、经营管理企业化、产品价格市场化的新机制。
3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改革分析
3.1必要性
发展循环经济是当前国际社会所积极倡导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要求以保护环境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实现污水处理产业化与市场化运作应是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推行城市污水处理治理市场化,既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利于环境管理体制的创新。
(1)污水治理市场化符合环保法律制度的要求。《环保法》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2)污水处理市场化有利于实现三种效益的统一,也有利于探索新型环境管理体制。实现污水处理市场化,使环保成为竞争性、盈利性的产业,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同时,通过环境管理方式的改革,有利于政事分开,使政府从具体的污染治理活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做好环保的监督管理工作。
(3)污水处理市场化有利于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被称为“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4)污水处理市场化有利于增强公众参与环保的意识。污水治理市场化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
3.2可行性
(1)市场前景广阔。未来一段时期,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据“十一•五规划”和《关于加强城市供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的目标,仅污水处理一项就有约3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份额。
(2)政策导向。国家有关政策是污水治理市场化的保障。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为外资、民资等进入污水处理行业消除了政策障碍。
(3)国外污水处理市场化的经验借鉴。发达国家在治理城市污水方面采取的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投资主体多元化、按治污成本或污染符合收费以及政府委托管理运营模式等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4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模式探讨
4.1城市污水处理一般模式
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模式是一种在政府有关部门监督下,有专业公司提供社会化有偿服务的管理模式。对于城市污水处理的建设和运营目前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模式[2]。
(1)托管模式。这种模式是由政府投资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委托给专业化的运营公司运营,实行社会化的有偿服务。该模式的优点是:对政府来说,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收回投资,但能引入竞争机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对运营公司来说,前期投资非常少,从政府取得的污水处理服务费相对稳定,风险较小。
(2)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模式。这种模式是由政府、企业或政府与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组建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投资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由公司经营,实行社会化有偿服务,所得利润按投资比例或股份进行分配。
(3)Bot模式。即建设(Build)-运营(operate)-移交(transfer),这是一种建设权与经营权相结合的方式。政府通过出让建设项目一定期限的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项目的融资与建设,而项目的投资者在规定的经营期限结束后,将该项目的产权和经营权无偿地移交给政府。Bot模式的优点在于:其一,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政府只付出“特许经营权”,就能建起污水处理厂;其二,有利于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民间资本来投资,推动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7]。
大连傅家庄污水处理厂由大连东达环境工程集团以Bot特许经营模式,通过竞标来投资并运营,开创了私营企业与国家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分配项目资源、风险和利益的融资方式。可见,在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朝着投资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背景下,Bot模式可能是我国城市污水处理项目融资的一个发展方向,私营机构参与基础设施的开发和运营,不但能解决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能利用其经验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向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4]。
(4)tot模式。即移交――运营――移交。在这种模式下,投资者需一次性支付一定金额资金给政府,以获得已建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收益权,政府则可将获得的资金用于建设新的污水处理厂。这种模式对投资者来说,由于受让的是已建成且正常运营的项目,不需承担建设期的巨大风险,因此愿意采用它。
4.2中小城市污水处理模式
然而,以上几种普遍方式在很多中小城市、城镇并不适用。由于中小城市、城镇自身的发展特点,特别是在较偏僻的、不发达的地区,更应该因地制宜,加快污水处理市场化的建设。根据中小城市、城镇自身的发展特点,在这样的地区可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捆绑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将城市污水处理项目与自来水项目捆绑在一起建设。对投资者来说,由于自来水项目具有投资回报高、风险小的特点,比污水处理项目有更高的投资价值,将污水处理项目与自来水项目捆绑在一起,可以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回报率。特别是目前我国自来水的处理成本远低于污水的处理成本,而自来水的水价远高于污水处理收费,这样的项目有利于吸收民间投资者的资金,提高当地就业率、增加税收,很适合在中小城市实施。
(2)排污权转让模式。排污权转让模式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同时也是实施总量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996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总量控制计划”,这代表了以后环境管理的发展趋势。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形成“规模效益”,节省用地、投资和运行费用,提高处理效率。因此,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排污权转让政策必将有很大的发展。采用这种模式,要求该地区在环境容量允许的前提下,运营较好的企业由于采用先进技术,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很低,这样企业就可以把剩余的排污权限有偿出让给运营较差的企业,使运营较差、排污率较低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并通过资本积累发展成为运营较好的企业。通过这种良性循环,带动该地区污水处理市场化的整体发展。
5中小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改革的建议与措施
在一些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城市基础设施较好的发达中小城市,关于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的建设和运营,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1)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环保投资主体多元化。具体包括[5]:①政策引资。“谁投资、谁收益”,制定污水处理和污水资源化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民资投入污水治理。②改革筹资。通过推进排污费制度改革,环境资源补偿费税制度的建立,筹措环保资金。③企业投资。“谁污染谁付费”,加大污染治理主体企业的投资。④政府增资。环保投入纳入各级政府预算,增加政府投资。⑤产业融资。促进环保治理企业化、产业化,以环保产业运营环保资金,实现上市融资、保值增值等。⑥基金会集资。建立环保基金会,通过募捐、发行等方式汇集社会各方资金用于环保。
(2)建立科学、合理的排污收费标准。由于目前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具有极强的福利性及公益性,一方面违背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另一方面也使污水处理厂陷入“亏损――补贴――再亏损”的恶性循环中。因此应尽快实行污水处理收费政策,全面推动污水处理产业的市场化。如改革单一浓度超标收费,推行浓度和总量控制相结合的收费政策;将现有单因子收费,改为多因子叠加收费等。
(3)完善水价政策。自来水价格太低,一方面造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污水的资源化。因此应该实行按质论价,提高自来水的价格,使对水质要求较低的用户自觉地将使用自来水改为使用中水。
(4)完善行政、经济和法律方面的法规与政策。特别是以特许经营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及其法律保障体系[6],以确保城市污水治理投资者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实现优惠的税收和信贷政策。
(5)进一步转变政府角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城市水污染处理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政府的职责包括行业水质、价格监管和招、投标制度等标准规范的制定和监督,保证不采取歧视性政策,做到公私平等。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的作用就越重要。
(6)推进环保设施运营的专业化与标准化,发展环保服务市场。运用先进技术,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提高污水处理率,提高环保设施运营企业的经济效益。
6结语
面对我国许多中小城市水资源日益短缺和水污染严重的状况,实行污水的处理市场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传统的“由政府投资、建设、运营管理,负担运营费用”的模式已严重阻碍了我国中小城市的污水处理业发展,今后只有走市场化模式的道路,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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